较差的地区比较落后，也还保留着轮流休耕的办法，例如邺在引漳水利工程
未兴修前，由于土质较差，就实行着轮流休耕制①。《吕氏春秋。任地篇》说：
“劳者欲息，息者欲劳。”“劳”就是用来耕作：“息”就是轮到休耕，以
便恢复地力，改良土质。中原有水利灌溉和土质较好的地区，农业生产就比
较进步，逐渐推行一年两熟制。
一年两熟制的推广
春秋时期冬小麦在中原地区逐渐推广，这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是个重大进
步。因为种冬小麦的地区，夏收之后，又可播种秋收的其他谷类作物，一年
两熟制就可以推行了。西周春秋之际，劳动人民栽培出了冬小麦品种，到春
①据唐代李淳风所作《隋书。律历志》，周尺是和刘歆铜斛尺相同的。所谓刘歆铜斛即是新嘉量。据刘复《故宫所存新嘉量之较量及推算》，新嘉量一升等于零点二零零六三四九二公升，约当今五分之一升。它所用的尺等于零点二三零八八六四公尺，约当清代营造尺七寸二分。又据唐兰《商鞅量与商鞅量尺》和马承源《商鞅方升和战国量制》，商鞅量的容量和所用尺度完全和新嘉量相同。近年考古发掘出土战国时代的尺较多，其长度基本上也和商鞅量所用尺度相合。战国时六尺为步，百步为亩，一亩共三千六百平方尺，约合清代营造尺一千八百方十六平方尺。唐代以来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一亩共六千平方尺，可知战国一亩约合今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亩，战国百亩约合今三十一点二亩。
①《吕氏春秋。乐成篇》记载引漳灌邺的故事，邺令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
秋初期，成周（今河南洛阳白马寺东）地区开始实行一年两熟制。公元前七二○年四月郑国掠取了周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地的麦，同年秋天又掠取了成周的“禾”，说明这时周的王畿内已实行一年两熟制。到战国时代，一年两熟制就普遍推广。《礼记。月令》就记载孟夏之月“升麦”，孟秋之月“登谷”。《孟子》曾说■麦（大麦）到日至（夏至）时都成熟（《告子上篇》）；又说七、八月（夏正五、六月）间干旱，苗（粟苗）就会枯槁（《梁惠王上篇》）。这样大麦收割后，粟苗又生长着，可知当时齐国已推行一年两熟制。《吕氏春秋。任地篇》还说：“今兹美禾，来兹美麦。”这是说今年丰收了美禾，接着又种麦，来年又丰收了美麦。《荀子。富国篇》又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古量器名），一岁而再获之。”
一年两熟制的推广，就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年产量。
由于农业产量的提高，由于一年两熟制的推行，耕种“百亩之田”的收成，“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篇》）。《吕氏春秋。上农篇》也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这就使得“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的小农生产，可以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这种小农经济可以成为当时各国君主政权作为立国的基础。
五农本理论的产生、管理农业政策的实施和农业科学的兴起
农本理论的产生
随着小农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成为各国君主政权立国的基础，保护和发展小农经济成为首要的政治任务，相应地，政治家和思想家就提出了以农为“本业”的主张。
战国早期的墨家，已经指出农业生产既可以提供人民衣食，又可以充足国家财用，因此“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墨子说：“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墨子。七患篇》）所谓“固本”
的“本”，就是指“以时生财”。这种“固本”主张，可以说是农本理论的萌芽。
战国初期法家李悝在魏国变法，为了富国强兵，实行“尽地力之教”，就是一种体现以农为本业的政策措施。战国中期法家卫鞅在秦国变法，就明确以“耕织”为“本业”而以手工业商业为“末利”，并采取政策措施来奖励“本业”而抑制“末利”。卫鞅一派法家编著的《商君书》，就发挥了农本理论。他们认为人民务农除了提供人民粮食和为国家积累财富以外，还有利于对外取得战争胜利，对内巩固统治。因为农业不但可以为战争提供军需品，而且农民就是战斗的主力。他们说：“事本抟（专），则民喜农而乐战。”
（《商君书。壹言篇》）他们还认为人民务农则“朴”（朴实），“朴则安居而恶出”，“朴则畏令”（《商君书。算地篇》），可以使“好不生”（《商君书。农战篇》）。
战国晚期儒家荀子提出了人力战胜自然的见解，更加积极主张“强本节用”。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还认为“本事不理”，和“政令不明，举错（措）不时”同样是人祸（《荀子。天论篇》）。他强调说：“臣下职（守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荀子。成相篇》）就是说，努力农业生产，节约开支，就能使得国家积累起无穷的财富。
战国末年的农家，和法家同样反对“民舍本而事末”，认为人民务农不仅是为了“地利”，还可以“贵其志”。他们着重指出人民务农对地主政权有三点好处：一是“朴则易用”，就是朴实而易于使用，可以依靠他们守战；二是“重则少私义”，就是稳重而少发表私见，便于使他们守法而努力生产；三是“其产复则重徙”，就是财产累赘而难于迁移，可以使他们死守一处而没有二心（《吕氏春秋。上农篇》）。
十分清楚，所有法家、儒家和农家的农本理论，都是为了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增强国力，谋求富国强兵，从而在兼并战争中得胜。
管理农业生产的政策
战国时代各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已实施一些管理农业、林业、渔业、畜牧、狩猎等生产的政策。阴阳五行家所设计的十二个月行事历——《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同），就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我们以《秦律》的《田律》与《月令》作比较，可以看到《秦律》也有类似《月令》那样保
护生产的禁止或限止的规定，可知《月令》的种种规定不是毫无根据的，就是汇集当时各国这方面的规定而制订的。
《秦律。田律》《礼记。月令》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 壅） 堤孟春之月，禁止伐土，毋覆巢，毋杀孩水，……虫胎夭飞鸟，毋■毋卵。
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波池，无焚山林。
季春之月，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孟夏之月，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
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鷇，仲夏之月，令民毋艾蓝以染，毋烧灰，毋毒鱼、置穽（阱）罔（网），到七月而纵
毋暴（曝）布。
之。惟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
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
不用时。
木，毋有斩伐。
《秦律》和《月令》都规定：在春夏两季禁止进入山林伐木，禁止捕捉
初生鸟兽，不准竭泽而渔，不准用毒药捕捉鱼鳖，不准堵塞水道流通，不准
烧野草灰等等，从而保护林业、渔业、畜牧、狩猎等生产。《月令》还规定
孟春之月要命令田官“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孟夏之
月要命令野虞“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令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
毋休于都“；季夏之月为了防止妨害农事，规定”不可以兴土功“，”不可
以起兵动众，毋举大事“；孟秋之月命令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
以备水潦“；仲秋之月命令官吏”趣民收敛“，”多积聚“；孟冬之月”劳
农以休息之“；季冬之月”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这一系列的
规定，就是当时政府管理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秦律》的《田律》还规定：
由于雨水而农田受害和受益的，由于旱灾、暴风雨、水潦、螽虫以及其他原
因而造成庄稼损害的，都必须把受益和受害面积于八月上报，近县派人步行
上报，远县用邮（传递文书的驿站）上报。这样的规定，是为了及时了解全
国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为年终征收地税和“上计”作好准备。
《秦律》的《仓律》还有对每亩农田施播种子数量的规定：“种稻、麻，
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苔（小豆），亩大半斗；叔（菽，
大豆），亩半斗。“这个每亩下种量的规定，除了豆类以外，远较西汉《汜
胜之书》为高①。
农业科学的兴起
战国时代农业有了显著的进步，开创了我国农业上精耕细作的优良传
①《汜胜之书》说：“稻地美，用种亩四升。”麦，“区种，凡种一亩，用子二升”。种黍，“一亩三升”。
种大豆，“土和无块，亩五升；土不和，则益之”。种小豆，“亩五升”。见万国鼎《汜胜之书辑释》，
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版。
统，使农业生产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从事研究农业技术的科学也就兴起，这就是所谓农家之学。据《汉书。艺文志》农家类，这时己有专门讲究农家之学的专门著作《神农》二十篇和《野老》十篇。据颜师古注，《神农》是战国时诸子“道耕农事，托之神农”。《野老》是战国时齐、楚间人著作。可惜这些书已散失。《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就保存了当时农家之学的一部分。《任地篇》一开头就假借周族祖先后稷名义，提出了十个问题，包括使用土地、整地做畦、灭草保墒、中耕除草等方面，可能这四篇就来源于一部假托后稷的农书。
农家之学很注意到土性的分辨、土壤的改造和保养。《禹贡》和《周礼。草人》曾列举各种不同的土壤，说明战国时代人们已开始对土壤进行研究。他们主张先分辨土性，挑选适宜种植在某种土壤里的农作物来播种，从而适当地改造土壤。他们注意到土壤的质地、结构、含水量等各方面的保养，一共有五个方面：“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吕氏春秋。任地篇》）“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是说土壤结构粘重板结难于垦耕的要使它疏松，太疏松不能持水保肥的要使它结实。“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是说休闲过的田地要耕种，耕种久的田地要休闲，休闲是为了改良土壤、恢复地力。“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是说地力瘦薄的要增施肥料，施肥过多而引起所谓“华而不实”现象的要适当降低肥力。“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是土壤质地粗散、失水太快的要使它细密，细密得很难透水的要使它松散。
“湿者欲燥，燥者欲湿”，是说地势低而过分潮湿的要使它干燥，地势高而过分干燥的要使它潮润。这样从五个方面讲究对土壤的保养，是比较全面的，该是总结当时生产经验的结果。他们还注意到对不同土壤的耕作的先后程序，认为必须先耕垆士，因为垆土性质粘重，水分一经散失，便坚硬无法耕种；然后再耕弱土，因为弱土松散，迟耕也还来得及。
农家之学还注意到耕作及时和产量、质量的关系。《吕氏春秋。审时篇》专门分析了六种主要农作物——禾（稷）、黍、稻、麻、菽（豆）、麦耕作“得时”、“先时”、“后时”三种情况，从其生长、收获、品味三个方面加以比较，用来说明掌握耕作时节的重要性。例如耕作“得时”的小麦，生长发育好，植株粗壮，穗子大，色泽深，麦粒重，虫害少，皮薄而出粉率高，品味香，吃了耐饥有益：“先时”的小麦，苗生太早，容易受病虫害的侵袭；“后时”的小麦，苗生得脆弱，穗结得稀疏，色泽也不好。他们根据实际观察的结果，强调耕作必须及时，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农家之学更十分重视栽培技术。这时已创造了畦种法。就是把低地做成高垄和低沟，利用沟间排水，利用高垄播种作物，这叫做“下田弃亩”。同样地把高地做成高垄和低沟，利用沟间播种，利用高垄挡风保墒，这叫做“上田弃亩”。为了给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创造优良条件，他们对开沟作垄、除草、播种、匀苗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他们认为垄要广而平，沟要小而深；苗必须种得排列成行，不能“既种而无行”；要“衡（横）行必得，纵（直）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苗要种得不密不疏，出苗以后培根要细碎而均匀。
要多耕多锄，除去害草，还要除去妨害大苗生长的小苗。肥地留苗要密些，薄地留苗要稀些，匀苗、定苗的距离必须根据地力肥薄而定。因为“肥而扶疏则多粃，……而专居则多死”（《吕氏春秋。辩土篇》）。肥地种得稀疏，
就会增加无效分蘖；薄地过于密植，常因水分、肥分供应不上而夭折。所有这些栽培技术，都是从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经验得来的，都是符合农业科学的理论的。
值得重视的是，农家之学不是单纯地讲究农业生产技术，而是已经开始把农业科学知识系统化和理论化。他们说：“上田弃亩，下田弃亩。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吕氏春秋。任地篇》）所谓“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就是说深耕一定要到达表土下层水墒部分，才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下文说“大草不生，又无螟蜮”，说明他们已认识到通过深耕可以收到消灭杂草和病虫害的效果。他们又说：“故亩欲广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吕氏春秋。辩土篇》）所谓“下得阴”，是指农作物从地下吸取水分和肥分；所谓“上得阳”，是指农作物从天上吸取阳光；所谓“然后咸生”，就是说只有通过“下得阴，上得阳”的作用，才能使农作物生长发育。在这里他们用阴阳学说作为农业科学的理论依据，具有朴素唯物论的观点。
这时已经重视选择优良品种。鼓吹贸易致富的白圭曾以“长斗石，取上种”，和“欲长钱，取下谷”相提并论（《史记。货殖列传》）。“长斗石”
是说增长粮食的产量，“取上种”是说必须选取上等品种。这说明至少到战国中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优良品种对提高粮食产量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章春秋战国间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春秋战国间，主要手工业如冶金、木工、漆工、陶工、皮革工、煮盐、纺织等，都有长足的进步。
青铜铸造技术的进步
冶金手工业主要的是冶铁手工业和青铜手工业。这时青铜手工业的冶铸技术也在突飞猛进。
由于冶铜积累了许多经验，关于各种青铜器在冶铸时所需铜和锡配合的分量，已有一个简单的比例。战国时代赵国青铜兵器铭文中，常常有“某某执齐”的记载，“执齐”就是掌握铜、锡配合的比例。《考工记》说：“钟鼎之齐”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六比一，也就是铜占百分之八十五点七一，锡占百分之十四点二九：“斧斤之齐”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五比一，也就是铜占百分之八十三点三三，锡占百分之十六点六七：“戈戟之齐”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四比一，也就是铜占百分之八十，锡占百分之二十：“大刃之齐”
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三比一，也就是铜占百分之七十五，锡占百分之二十五；“削、杀矢之齐”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五比二，也就是铜占百分之七十一点四三，锡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七：“鉴隧之齐”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一比一，也就是铜和锡各占百分之五十。《考工记》这样规定各类青铜器的铜锡合金的比例，是很合乎合金的学理的。大凡青铜中锡的成分占百分之十七到二十的最为坚韧，超过这个分量就要逐渐减弱。《考工记》规定“斧斤之齐”含锡百分之十六点六七，“戈戟之齐”含锡百分之二十，因为斧、斤、戈、戟等工具和武器都是需要坚韧的。大凡青铜中锡的成分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硬度最高，超过这个分量就要减低。《考工记》规定“大刃之齐”含锡百分之二十五，“削、杀矢之齐”含锡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七，因为这类武器都是需要硬度较高的。大凡青铜中锡的分量增多，光泽就会从赤铜色转变为赤黄色，再转变为橙黄色，更转变为淡黄色，含锡量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就呈灰白色。《考工记》规定“钟鼎之齐”含锡百分之十四点二九，一方面为了能敲出美妙的声音，一方面为了使它能呈现橙黄色，比较美观。《考工记》规定“鉴燧之齐”含锡百分之五十，因为反光的铜镜不需要坚硬，而需要白色光泽。
战国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铜、锡合金的原理。《吕氏春秋。别类篇》说：“金（铜）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当时人们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加锡到铜中可使硬度增加，而太硬的兵器又容易折断，特别是剑一类较长的兵器必须做到“坚且牣（韧）”。《吕氏春秋。别类篇》又说：“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近年考古发掘得到战国青铜剑，往往脊部的青铜含锡少，有的呈赤色，像嵌合赤铜一条。含锡少则质柔而韧，不易折断。刃部含锡较多，质硬而刚，适合刃部的需要。例如长沙出土的一件楚国青铜剑，其脊部铜、锡比例是七十八比十（即八比一），而刃部则为七十四比十八（即八比二）。
《考工记》谈冶铸青铜合金时，曾说：在铜和锡的“黑浊之气”完后，接着就有“黄白之气”；在“黄白之气”完后，接着就有“青白之气”；在“青白之气”完后，就有“青气”出来，到这时才可以铸器。这也是合乎冶
金的学理的。因为铜、锡混合熔融时，首先便有挥发性的不纯物气化，即所谓“黑浊之气”。等到温度上升，比铜熔点低的锡就有一部分熔融气化，出现“黄白之气”。温度再上升，铜的青焰色也有几分混入，便有所谓“青白之气”；等到铜完全熔融，就只剩“青气”了。等到“青气”出现，青铜合金也就基本上冶铸成功。《荀子》也说过：青铜器的制作，主要在于“刑（型）
范正，金（铜）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强国篇》）。这时对于铸范的制作、合金原料的选择、冶铸的技巧、火候的调节，都已很讲究了。
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群，可以说，代表着
当时青铜铸造技术的高峰，主要表现有下列三点：（一）合范法（复合陶范
合铸法）的熟练使用。如曾侯乙墓所出整套编钟大小不同，形制纹饰极其繁
复，都能用合范法合铸成功，其中层甬钟的铸件，估计是用一百三十六块芯、
范组成的。（二）铸接和焊接的适当使用。如曾侯乙墓所出建鼓座，大小龙
群穿插纠结地蟠绕着座体，构成十分繁复生动的立体形象，估计是用二十二
件铸件及十四件接头，适当地采用铸接和焊接的方法加以联结，并接合在座
体上面。（三）“熔模铸造法”的精巧使用。如曾侯乙墓所出尊和盘（尊在
盘中），尊唇和盘口布满着精细而镂空的立体蟠螭纹和蟠虺纹，内部由多层
铜梗联结而支承，只有用“熔模铸造法”才能铸成。研究者对此有两种不同
估计，或者认为使用“失蜡法”，是用蜡（主要是蜂蜡）作为熔模的①；或者
认为使用“漏铅法”，是用铅作为熔模的②。一九七九年河南浙川下寺的楚墓
中出土的铜禁，所饰镂空的多层云纹，与曾侯乙墓所出尊和盘的蟠螭纹结构
相似，同样是用“熔模铸造法”的，时代要比曾侯乙墓早一百多年，说明这
种铸造法至少在春秋后期已经使用，因而到战国前期已很成熟了。
青铜工艺技术的创造
这时青铜工艺技术不断有着新的创造。首先是“金银错”技术的创造，就是在铜器表面上镶嵌金银丝，构成文字或图案。错金的工艺，早在春秋中期已经发生，在楚、越、宋、蔡等南方诸侯国的兵器上，每多有错金的美术字，笔画作鸟形，即所谓“鸟书”。到战国早期，才在精美的铜礼器上施以大片的金银错图案，到战国中期，这种工艺的精致程度就达到了高峰，不仅施用于兵器、礼器和用器上，还施用于车器、符节、玺印、铜镜、带钩、铁带钩和漆器的铜扣上。同时有镶嵌红铜工艺技术的创造，就是用红铜薄片镶嵌在铜器表面上，构成各种图案。这种工艺在春秋中期已有较高水平，到战国初期比较流行。此外包金、鎏金、嵌玉、镶珠、镶嵌松绿石等工艺也有发展。镶嵌松绿石的工艺，在殷和西周的兵器上出现过，但是施用到大件铜器上，也是战国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
春秋战国之际的铜礼器上，往往铸有大幅的浅凹或浅凸的平雕画像。战国中期以后这种工艺便不大流行。同时有一种细如发丝的刻镂画像工艺发展起来，大都施于较薄的壶、杯、鉴和奁上。这种工艺都是为表现整幅图画，多数是描写水陆攻战、车马狩猎、宴乐、射礼、采桑等活动的。
①华觉民、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七期。
②朱志伟《曾侯乙墓编钟及尊、尊座铸造方法新探——兼论先秦青铜铸造工艺》，收入张正明主编《楚史论丛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这时铜器上金银错和刻镂画像工艺的产生和进步，是和冶铁炼钢技术的
进步分不开的。制造金银错铜器，大多数是在作范时，先在母范上预刻凹槽，
待器铸成后再在凹槽内镶嵌金银。
少数精细的金银错纹饰和铭文，金银丝细如毫发，则是铸成器形后，用
钢刀刻成凹线，再嵌入金银丝的。至于细如发丝的刻镂画像，当然是用钢刀
刻镂成的。
附带要指出，这时出现有槌制的薄胎的红铜器，大都是盛水器，常有用针刺刻的图画，多为宫殿建筑、宴乐歌舞，也有神话色彩的人物或鸟兽。
战国早期的铜礼器形制轻薄灵巧，花纹细致飞舞，多用印模在铸范上反复印成。到战国后期，大部分铜礼器往往只有简单的图案构成花纹带，或者只有局部地方施有简单花纹。同时日常用的服饰制品，特别是铜镜和带钩迅速发展起来。
战国时代铜镜的铸造分两个系统，北方系统的比较厚重，洛阳金村出土铜镜有金银错图像和嵌玉、嵌琉璃的精品。南方系统特别是楚镜比较轻薄，多山字纹和蟠螭纹的，曾流行到西汉初期。这时期腰带上使用的带钩，形制很多，有棒形、竹节形、琴面形、兽形和圆形小带钩等。同时实用的铜器制作也有进步，例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中出土的十五连盏铜灯，就制作很精巧。
建筑技术的进步
这时木工方面，除了斧、凿、锥等铁工具以外，还有画方形用的矩（曲
尺），画圆形用的规（圆规），弹直线用的绳，测量垂直线用的县（悬），
测量水平线用的水（《墨子。法仪篇》、《考工记》）。同时已发明了一种
矫正木料曲直的工具，叫做檃栝或榜檠，可以把木料经过蒸煮，放在檃栝中，
经过一定的时间把曲木压直，或者把直木压曲，使它合乎制作上的需要（《荀
子》的《性恶篇》、《大略篇》，《韩非子》的《显学篇》、《外储说右下
篇》）。他们主要的业务是建筑房屋、制造车舟等交通工具和建筑坟墓。
春秋战国间，房屋的建筑，已有葺屋（草屋）、瓦屋之分（《考工记》）。
这时富贵人家的房屋往往用石基石础、木柱木架，上盖瓦顶。古人在土台上
造屋叫“楼”，到战国时，开始有两层的楼房。据说“平原君家楼临民家”，
美人居楼上，见到“民有■者槃散行汲”而“大笑之”，这种可以住人的楼，
当即如今日之楼。①这时有两层的楼房出现，说明建筑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
战国铜钫（故宫博物院藏）上的建筑图案，屋下有高基，上为木结构，屋分
两间，有立柱三根。每间各有一门，门扉双扇。柱顶有斗拱承枋，枋上更有
斗拱作平坐。上层楼没有柱的表现，只有两门。上层楼的平坐似有栏杆，平
坐两端作向下斜垂线，用来代表屋檐，说明当时平坐直压在腰檐上。战国宴
射椭杯（上海博物馆藏）上的建筑图案，是架空的阁，阁基有三个支柱，两
旁有阶梯五级，阁的两边有立柱，柱顶有斗拱承枋，阁顶有檐伸出很长。根
据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宫殿建筑的遗址来看，建筑时先挖坑，再填土打夯，
然后挖出间次，留出墙壁，挖好柱窝。房屋的结构，是面阔三间，进深两间。
其梁架部分大概用的木材。房顶先铺芦苇，再涂草泥土，在草泥土上又涂厚
①金鹗《求古录礼说》卷三《楼考》，认为“今之楼则始于汉”，引汉武帝时公玉带所上《黄帝明堂图》为证。吕思勉先生《先秦史》据《史记。平原君列传》以为始于战国，今从之。
一厘米的“三合土”，然后盖瓦。②从已经发掘的秦咸阳宫第一号遗址来看，宫殿建筑在较高的大夯土台基上。宫殿四周设有回廊，宫殿之间有复道相连结。有的墙是在夯土台壁上补砌土墼，有的墙全用土墼筑成，并有壁柱用来巩固土墙。据推测，宫室之内设有大柱，用以承托屋盖的大梁。①可见当时建筑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后代建筑技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时大规模的建筑，已有简单的平面设计图。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
金银错铜版《兆域图》，是一幅中山王陵园建筑的平面设计图。图上错有中
山王的诏书：命令相邦司马■制定这幅图，规定了各种建筑的阔狭大小规划，
违法者死罪不赦，不执行者罪及子孙；图一式两份，一份从葬，一份藏于王
府。出土的就是从葬的一份。这幅设计图上，四周有三道长方形的围墙，外
面一道叫“中宫垣”，中间一道叫“内宫垣”，里面围住坟墓封土的一道叫
“丘■”。三道围墙之间都有规定的距离。在“丘■”以内设计建筑五个“堂”，
“堂”就是建筑在封土上的“寝”。中心的是王堂，王堂的两侧是王后堂和
哀后堂（王后指今后，哀后指先死的后），王堂、王后堂、哀后堂都“方二
百尺“。在王后堂的右侧是”囗（字不清）堂“，在哀后堂的左侧是夫人堂。
囗堂和夫人堂都“方百五十尺”。这五座“堂”的中间也都规定有一定距离。
现在发掘的中山一号和二号墓，都有覆斗形封土，封土下部有平台彼此相连，
封土半腰都有一圈方形的回廊建筑，一号墓保存较好，以外檐面积计算约为
五十二米见方，和《兆域图》所记王堂方二百尺面积相近。由此可见当时国
王陵园的建筑规模。
这时富贵人家的棺椁往往选取七围八围的楸、柏、桑来制作（《庄子。人间世篇》），坟墓里往往有棺椁数重，外面一层层地堆积着石块、木炭（《吕氏春秋。节丧篇》）。在安徽寿县和河南汲县战国墓的发掘中，都曾发现木椁外堆积着深厚的石子层和木炭层。战国时棺的制作，底和壁已运用套榫（梯形榫）来镶拢。战国时的车，车辐已多到三十辐到三十四辐。这些都说明当时木工技
术已相当进步。
煮盐业的发达
春秋时代，齐国的海盐煮造业和晋国河东池盐煮造业都已兴盛。当时河
东的盐池称为盬（《说文解字》“盬”字解说），己被视为“国之宝”（《左
传》成公六年）。到战国时代，齐燕两国的海盐煮造业更加发达，所谓“齐
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管子。地数篇》）①。海盐的产量比较多，
流通范围比较广，所以《禹贡》说青州“贡盐”，而《周礼。职方氏》又说
幽州“其利鱼盐”。魏国的河东池盐煮造业也更发达，猗顿便是由经营池盐
而成巨富的（见《史记。货殖列传》）。同时，在秦并蜀以后，李冰做蜀郡
②见河北省文化局面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学报》一九六五年第一期。
①见陶复《咸阳宫第一号遗址复原问题的初步探讨》，《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十一期。
①前人对渠展，有不同的解释，尹知章注认为是“泲水（即济水）所流入海之处”。张佩纶认为“勃”有
“展”义，渠展是勃海的别名（见《管子集校》引）。钱文霈又认为“展”是“养”字之误，渠展即《汉
书。地理志》琅邪郡长广县西的奚养泽（见《钱苏斋述学》所收《管子地数篇释》引）。
守时，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籍田镇一带）的井盐已开始开发。
②
酿酒技术的进步
这时酿酒技术已很进步。《礼记。月令篇》于仲冬之月说：“乃命大酋，
秫稻必齐，麹糵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剂）必得。
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无有差贷。“这六个”必“，就是对当时酿酒技术的
经验总结。酒是用秫稻做的，首先要挑选好秫稻。用麹来造酒，是我国古代
酿酒技术上的重要发明，它能把糖化和酒化两个过程结合起来进行。因为麹
既富有糖化力的丝状菌毛霉，又有促成酒化的酵母。糵是发芽糖化的谷粒，
古时曾用作酿酒原料。酒是用麹糵酿造的，所以要“麹糵必时”。因为毛霉
和酵母菌是很敏感的低级生物，污染就会影响菌类活动，或者滋生杂菌，所
以要“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温度的控制也很重要，酵母活动
最适当的温度是摄氏三十度左右，因此需要“火齐必得”。
制陶技术的进步
这时制陶技术也是有进步的。陶器有红褐色或灰色而有绳纹的，有灰陶
素面的，也有红色彩绘的，更有黑色暗花的，比较精美。这时瓦已广泛使用，
已有筒瓦、板瓦以及脊瓦，瓦当有各种不同的纹饰，同时陶水管和陶井圈也
已成为重要建筑材料。
皮革业的进步
这时皮革手工业也是有进步的。除一般皮革器用牛皮、羊皮以外，甲（武
装）有用犀皮、兕皮以及鲛鱼皮制的。人们制作皮革器，先把皮革椎击坚硬，
刮除皮里面的不洁物，然后裁割并钻小孔加以缝制。缝的线要藏在皮革里，
使不易损坏；皮革稍加洗濯，使成茶白色；并且要搽上油脂，使其柔滑（《考
工记》）。这都说明当时皮革手工业的技术已比较进步。
总的说来，由于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战国时代手工业品的质量都有
显著的提高。我们从战国时代墓葬中所发现的陪葬品看来，比起春秋中期以
前的手工业品，面貌确是不同。
手工业技术知识的积累和《考工记》的成书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官营手工业的发展，就有阐述各种手工业工艺制作的专门著作出现。现在保存在《周礼》一书后面的《考工记》，就是当时记述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从它所使用的度量衡和方言等方面来看，是齐国人的记载。从它的内容来看，并不是出于一人一时的手笔。各部分记载的格局并不一致，有些部分前后重复，该是当时各个工种的制作工艺和操作经验，经人整理后加以编集
②《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李冰“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水经注》卷三三《江水注》也说：“江水东径广都县，……李冰识察水脉，穿县盐井。”
而成。从它的思想倾向以及它所反映的手工业分工比较细密、工艺比较进步来看，编成当在战国初期。
《考工记》说“国有六职”，第一是“王公”，职务是“坐而论道”，指的是地主阶级政权的最高统治集团，也就是《墨子》经常指责的“王公大人”。第二是“士大夫”，职务是“作而行之”，指的是君主政权的各级官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因为当时知识分子都是“学而优则仕”的。第三是“百工”，是指各种手工业者。第四是“商旅”，是指商人。第五是“农夫”，第六是“妇功”，就是指男耕女织的农民。这样把工、商、农夫、农妇和王公、士大夫并列为“国之六职”，说明作者对工人、商人和农夫、农妇的重视，这和战国时代的社会结构是相合的。它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它把天时、地气、材美和工巧，看作制成精工产品的四个条件。它把掌握天时看得这样重要，这是因为天时气候的变化会影响到制成品的质量。它把地气看得这样重要，主要是由于某些地方出产的某种原材料质量比较好，或是有制造某种工艺的优良传统。它说：“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地气然也。”
《考工记》所记述手工业的分工是比较细密的。攻木之工有七种，攻皮之工有五种，设色之工有五种，刮摩之工（玉石工）有五种，搏埴之工（陶工）有二种。它分别记述各种生产工具、兵器、交通工具、饮食用器、乐器以及各种建筑物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这是当时一部有关手工业制造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汇编。手工业工匠在生产实践中发展了数学、力学和声学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把这种知识具体地应用于手工业制造（参看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这部著作不但在我国工程技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内容的丰富，某些部分叙述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找不到第二部的。
可惜其中有些部分如《段氏》、《韦氏》、《裘氏》等已经散失，只留下一个名目了。
①
①清代学者戴震著有《考工记图》，程瑶田著有《考工创物小记》，都曾对《考工记》中的名物制度进行注解或考证，并绘图说明。近人王燮山有《考工记及其中的力学知识》和《考工记中的声学知识》两文（《物理通报》一九五九年第五期），杜正国有《考工记中的力学和声学知识》（《物理通报》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对《考工记》中的技术知识作了新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