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因此从中得出教训是：
“善恃势者，蚤（早）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相传因
为“子夏传公羊高”（徐彦《公羊传疏》载戴弘说），于是有《公羊传》，
又因“子夏传毅梁赤”（应劭《风俗通义》），于是有《穀梁传》，但是公
羊和穀梁都只是口说流传，要到汉代才写定成书。只有《左传》在战国初期
已有成书，而且着重记述史事始末，前后贯通一致，成为一部有系统的历史
著作，与《公羊》、《穀梁》二传着重于解释《春秋》字句的不同。《左传》
也有解释《春秋》经文的话，但很少而是必要的。
刘向《别录》说：《左传》是“左丘明传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
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左传。杜预序》、《孔
颖达疏引》）。司马迁又说：“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
①《国语。楚语上》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周礼。春官》瞽矇“掌诵诗，世奠系，鼓琴瑟”。又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注：“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讽诵之。”
②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历史教学》一九六二年十一期。
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春秋》即是《左氏春秋》，亦即《左传》。可知铎椒因为《左传》篇幅太多，楚威王不能尽观，因而从大事的成败着眼，节抄《左传》原文，编成八卷，共四十章。据此可知楚威王以前《左传》早有成书。铎椒的《左传》既然传自吴起之子期，期又传自吴起，吴起当已有《左传》。姚鼐据此以为”《左氏》书非出一人，累有附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吴起始仕魏，卒仕楚，故《传》言晋、楚事尤详，而为三晋之祖，多讳其恶而溢称其美，又善于论兵谋，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多“（《左传补注序》）。章炳麟又因吴起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以为”《左氏春秋》者固以左氏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春秋左传读》）。所有这些见解，都是推测之说，并无确证。我们认为《左传》一书，大概是战国初期魏国一些儒家学者依据各国瞽史所编著的《春秋》，如《墨子》所引的四国《春秋》，加以整理按年编辑而成，用以作为《鲁春秋》的”传“的。
正因为《左传》是采取各国史书编成，它所叙述的各国史事格局各不相
同，“晋则每出一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各举六卿”①。同时书中历
法主要用“周正”以外，记载晋国史事常用“夏正”②。由于受到搜集到的史
料的限制，这部名为解释《春秋》经的书，有些地方《传》和《经》不相符
合，《经》自《经》而《传》自《传》③。同时由于编辑工作不够细致，有些
地方把一件事误分为两件事，分载在两年中④。我们前面谈过，当时史官所编
的《春秋》有两种体例，一种是编年体的，记事简要；另一种是纪事体的，
记述历史掌故，出于各国瞽史的传诵，就是墨子所见到的《百国春秋》（《隋
书。李德林传》载李德林答魏收书引《墨子》），也就是《墨子。明鬼下篇》
所引的周、燕、宋、齐等国的《春秋》。《左传》作者就是把《百国春秋》
按年编辑起来，用来解释记事简要的编年体《春秋》，这样就使我们得到了
比较丰富的春秋史料，这是《左传》作音对历史学的重大贡献。
我们以《春秋》三传略作比较，就可以看到《左传》一书之可贵。《公羊》、《穀梁》二传大多是解释《春秋》字句的空论，很少有价值的史料，既不能由此了解春秋时代历史的实际，更无从由此取得什么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今天能够了解春秋时代历史主要靠《左传》这部书。
要汇集春秋时代二百四十多年各国纪事体的史料，加以整理考订，按年
编辑而写定，用以解释《春秋》每年的大事记，使前后贯通而系统化，这是
一件很繁重而费时的工作，当战国初期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很不容易。看来这
①旧说《左传》是春秋时人左丘明所著，不可信。唐代啖助说：“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出一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各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引）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②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用夏正。”
③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左传所本》条说：“一年之内，经自经，传自传，若各不相涉者，盖亦因经所书之事，别无简策可考以知其详，故别摭他事以补此一年传文也。”
④见陆淳《春秋集传辩疑》卷一《定公元牢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条，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城成周》、《左氏不必尽信》条，于鬯《香草校书》卷四一校《左传》襄公十一年部分，崔适《春秋复始》卷三八《误析一革为二事》条。
与当时魏文侯推崇儒家、讲究“经艺”有关。魏文侯推崇子夏为师，并极力尊敬儒家学者段干木、田子方等人，并亲自从子夏学习“经艺”。把《春秋》等书称之为“经”，就是从此开始的。子夏所讲“经艺”就是“传”，大多是口说流传，《公羊》、《穀梁》就从此长期口说流传，直到汉代才写定成书。《公羊》、《穀梁》二传既都出于子夏弟子的传授，《左传》一书也该出于子夏弟子所编著。《汉书。艺文志》说：“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春秋》的《传》，除《左氏》外，其他都是口说流传。可知作为《经》的《传》，口说流传是常规，写定成书是特例。
《左传》虽是《春秋经》的传，但是汇编各国纪事体的史书而成，不可能口说流传，惟有写定成书才行。
当战国初期，西河为一时儒家之学的中心，不但子夏在此教授，曾参也
在此教授。子夏晚年丧子又丧明，曾参往吊，曾说：“吾与女（汝）事夫子
（指孔子）于诛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汝）于夫子。“
（《礼记。檀弓上篇》）曾参死时，弟子乐正子春与曾参之子曾元、曾申同
侍。吴起从曾申学《春秋》亦当在西河。《史记。儒林传》称：“田子方、
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
好学。“《春秋繁露。俞序篇》讲到《春秋》之义有曾子。看来曾参父子也
曾在西河讲授《春秋》之义。由于魏文侯的好学，子夏为王者师，《春秋》
之义成为重要的改革政治的理论，不仅从此有《公羊》、《穀梁》二传的口
说流传，而且在这样的气候中，《左传》一书也己编著完成，当吴起从曾申
学习《春秋》时，《左传》已有流传了。
战国时代学者编辑春秋时代的历史书，目的在于分析过去统治者的成败
得失，用来作为当时统治者的借鉴。铎椒因为《左传》篇幅太多，节抄《左
传》原文，编成八卷。后来“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
《虞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八篇是《节义》、《称号》、
《揣摩》、《政谋》等（《史记。虞卿列传》）。所谓“上采《春秋》，下
观近世“，就是要使得《春秋》适应”近世“政治上的需要而把史事分门别
类地加以辑录。司马迁又说：“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
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公孙固是个
儒家，《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公孙固》一篇，共十八章，班固自注说：
“齐闵王失国，问之，固因陈古今成败也。”由此可知，公孙固是由于齐湣
王向他请教，为了“陈古今成败”，采集春秋史事编成十八章书的。其性质
和《铎氏微》、《虞氏春秋》基本上相同①。
《国语》也相传为左丘明所著。《国语》的内容和《左传》不同，《国
语》偏重于记载当时贵族的言论，很明显，这就是楚大夫申叔时所说《语》
一类的历史书。当是战国学者汇编春秋时代各国的《语》而成，如同《左传》
汇编《百国春秋》一样。这书所辑各国的《语》的内容，是各不相同的。清
代姚鼐曾指出这点说：“其略载一国事者，周鲁晋楚而已；若齐郑吴越，首
尾一事，其体又异。辑《国语》者随所得繁简收之。“（《惜抱轩文集》卷
五《辨郑语》）其中《晋语》篇幅最多，其次是《周语》、《鲁语》和《楚
①《荀子。强国篇》引有“公孙子曰”一节，说楚国子发攻克蔡国后，回来向楚王报告完成任务的情况很谦恭，辞谢赏赐又很坚决。“讥之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这节这是荀况从《公孙固》中转引来的。罗焌《诸子学述。周秦诸子书目表》说：“按与马、班所说正合，其为《公孙固》书无疑。”
语》。《齐语》只记齐桓公的霸业，《郑语》只记郑桓公与史伯的对话，反映了西周末年“王室将卑”的情况，《吴语》只记吴王夫差伐越以至吴的灭亡，《越语》只记越王勾践灭吴。《国语》共一百九十六条记载，同于《左传》的有一百零四条，《左传》详于记事，而《国语》详于记言。就这书各国的《语》的文体来看，也各不相同。崔述指出这点说：“《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国语》的编辑对历史学也有贡献，它为我们保存了不少春秋史料。
《穆天子传》的编著
《穆天子传》原称《周王游行记》，共五卷，并附有《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西晋初年汲县魏墓出土一批竹简，由整理者编辑而成。同时出土有《竹书纪年》等书都已失传，今能完整保存者唯有此书，是很值得珍视的。《竹书纪年》记事到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二九九年）为止，此书的著作年代当在魏襄王二十年以前。此书记述周穆王西游，从成周（今河南洛阳，《穆天子传》称为宗周）启程，渡黄河北上，经太行山西行，经漳水和钘山（今河北井陉东南），又经隃之关隥（即今雁门山）而行，到达河宗氏（今内蒙古河套一带），从此由河宗氏首领作引导，长途西行，直到昆仑山（即今甘肃的祁连山），古时传说昆仑山是黄河发源地，再西行到西王母之邦及其北方一带，行程有一万三千多里。与《穆天子传》同时在魏墓出土的《竹书纪年》，记载有周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并记到“北唐之君来见以一骝马，是生绿耳”。“绿耳”是载送周穆王西游的八骏之一。
《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又讲到秦、赵的祖先造父驾驶骥、温骊、骅骝、……耳等四骏，载送周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可知周穆王的长途西行，是由河宗氏和赵氏的首领引导护送的。
河宗氏原是貉族，是黄河上游的一支游牧部族，自称为河伯之神的后裔，到战国初期还存在，直到赵武灵王攻略胡地，才占有其地而被兼并。他们的祖先柏夭有这样引导周穆王长途西游的光荣历史，长期口说流传。当战国初期，魏国不仅是个儒家之学的中心，一时讲学和著作的风气很盛，魏史官既有编年史的编辑修订，就是后来魏墓出土的《竹书纪年》，看来同时还曾采访河宗氏部族所讲祖先柏夭引导周穆王西游的传说，就写成了这部《穆天子传》，并且把此事编入了《竹书纪年》。
黄河与中原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神灵的河源传说由来已久，想有作为的君王当然要关心追寻以及游览的。秦惠文王更元五年（公元前三二○年），就是称王之后五年，“王北游戎地至河上”（《史记。六国年表》），所谓“戎地”，当即包括河宗氏所“游居”之地在内。周穆王的西游黄河之源昆仑一带，也该和秦惠文王一样，是要经历“戎地”的，要经历“戎地”就非有戎翟部族的首领引导和护送不可，原来长期“游居”于黄河上游的河宗氏首领是最合适的。
正因为《穆天子传》出于河宗氏长期口说流传的祖先传说，其中述及的许多人物都是真实的。例如其中讲到天子南还钘山，就命令毛班“先至于周，以待天子之命”。这个毛班不见于其他古书记载，却见于周穆王时的班簋铭文。班簋铭文记载“王命毛伯更（赓）虢城公服”，接着“王令毛公以邦冢
君……伐东国……戎“。毛班原为伯爵，因接替虢城公的职位，官升三级，爵位也由”伯“而升为”公“，《穆天子传》卷五就称毛班为毛公。《穆天子传》这样和班簋铭文相符合，足见其真实性。《史记。周本纪》称周的开国之君叫古公亶父，而且连续地称之为古公，崔述《丰镐考信录》认为这是由于司马迁误解《诗经。大雅》”古公亶父“这句话，”古公亶父“犹如说”昔公亶父“，”公亶父“这称名称犹如”公刘“、”公季“，”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何以大王独有号？“应称大王亶父为是。《穆天子传》讲到”大王直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虞）太伯于东吴（虞）“，正作大王亶父，可据以订正《史记》之误。这也可见《穆天子传》所记大事的真实性。
但是必须指出，《穆天子传》出于战国初期河宗氏的祖先传说，河宗氏自称是河伯之神的后裔的，当然所讲经历作为河源的昆仑山一带，是充满着神话传说的色彩的，而且不免要把战国初期流行的神话传说混入进去。《穆天子传》讲到天子来到河宗氏所在地，先举行“沉壁”和“沉牛马豕羊”的祭礼，接着河宗柏夭就自称奉上帝之命呼号，说要周穆王到昆仑之丘去参观种种宝器，接着就让天子“披图视典”，“图”即“河图”，“典”即“河典”，用作西游的向导的。等到“柏夭既致河典，乃乘黄之乘，为天子先，以极西土”。于是“天子西济于河，□爱有温谷乐都，河宗氏之所游居”。
原来这一带是河宗氏经常“游居”的地方，由河宗氏带路是最合适的。在神话中，昆仑山是上帝的下都，《穆天子传》说有“黄帝之宫”，这已是战国时代演变的传说。神话中昆仑具有天梯性质，顶上有“悬圃”是空中花园，《穆天子传》对此有一段描写，说“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孳木华（花）不畏雪”，“春山之泽，清水出泉，温和无风，飞鸟百兽之所饮食，先王所谓县圃”。天子在那里取得了“孳木华之实”，要带回播种；天子又在那里取得“玉荣”（玉的精华），并为“铭迹于县圃之上”。见西王母也是西行的目的之一，《穆天子传》对此也有描写。
权变和游说故事的编辑
战国时代游说的风气很盛。各派学者为了争取国君的信任和重用，都要通过游说。儒家固然要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也都要游说国君，争取得到国君的有力支持。要争取一国国君的信任和重用，不但要说服国君，而且要驳倒反对派。韩非著有《说难篇》，专门陈述进说国君的困难，并分析了进说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要在外事活动中，进行争取与国和孤立敌国的斗争，更需要通过游说和争论。战国中期以后，在齐、秦两大国东西对峙的斗争形势下，合纵、连横的计谋策略很是重要，因而有讲究合纵、连横的纵横家产生。纵横家着重讲究游说。因为讲究游说，就有人按照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历史上的权变故事和游说故事，以及说客游说君主的书信和游说辞汇编起来，编成各种册子以供学习模仿。到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他从皇室的书库里发现有记录战国权变故事和游说辞的各种不同册子，有六种不同名称：《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有以国别分类编辑的，有按事迹分类编辑的。
所谓《长书》、《修书》，该是《短长书》的简称，“短长”就是指计谋策略的短长。司马迁所谓“谋诈用而从（纵）衡（横）短长之说起”（《史记。六
国年表序》）。
当时也已有专门辑录一个著名纵横家的言行的书。《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就著录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庞煖》二篇，《阙子》一篇和《国筮子》十七篇。张仪和苏秦，是战国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行动和游说辞常被作为学习模仿的榜样。特别是战国末年，由秦国来完成统一的趋势已经形成，东方六国常常图谋合纵抵抗秦国，以挽救自己的灭亡，庞煖所发动的合纵攻秦事件，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因此苏秦就成为东方六国纵横家着重学习模仿的榜样，有关他的游说故事和游说辞风行一时。《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把《苏子》放在首位，篇数最多，不是偶然的。在今本《战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资料，其数量也大大超过其他纵横家。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也是战国末年有关战国权变和游说故事的一种汇编，共二十七章，可分三组，第一组十四章该即出于原始的一种《苏子》。
纵横家讲究“揣摩”，《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得《周书阴符》，
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集解说：”《鬼谷子》有《揣摩篇》“，《索
隐》引王劭说：“《揣情》《摩意》，是《鬼谷子》之二章名，非为一篇也。”
《鬼谷子》一书出于后人伪造，但是揣情摩意确是纵横家十分注意的。所有
这些战国权变和游说故事的汇编，原是游说之士的学习资料，或者是练习游
说用的脚本，对于有关历史事件的具体经过往往交代不清，有的只约略叙述
到游说经过和游说的结果。其中有些编者着重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就
比较能够注意历史的真实性。如果编辑起来只是用作练习游说的脚本的，就
不免夸张失实，甚至假托虚构。正因为苏秦和张仪是纵横家学习模仿的榜样，
他们的游说辞是练习游说用的主要脚本，其中就有许多是后人假托他们名义
编造出来的，不但夸张虚构，而且年代错乱，矛盾百出。今本《战国策》中，
既有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相合的比较原始的苏秦资料，也有后人伪造虚
构的东西，可以说真伪参半。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
人杜撰的长篇游说辞。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
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者把这些资料中
的“苏秦”改成“苏代”或“苏厉”，造成了混乱。《史记。张仪列传》和
今本《战国策》所载张仪长篇游说辞，同样是不可信的。
除了纵横家以外，法家也搜集编辑历史上的权变故事。《韩非子》中有
《说林》上下篇，《内储说》上下篇，《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
四篇以及《十过》等篇，都是韩非搜集的春秋战国时代权变故事的汇编。“说
林“是”广说诸事，其多若林“的意思，”内储说“和”外储说“是分内外
两个方面积储起来说明的意思①。韩非把这些历史故事分类汇编起来，用来证
明他的政治主张的正确。《内储说》、《外储说》和《十过》等篇都是先总
挚大纲，分叙条目，然后列举历史故事来加以论证的。我们将《韩非子》中
这类故事，同今本《战国策》作比较，就可以发现许多故事的内容是相同的，
或者是大同小异的。以《说林上篇》为例，其中战国故事有十六节，与《战
国策》相同的就有九节之多。所有这些战国权变故事，是后世研究战国历史
①《史记。韩非列传。索隐》说：“《内储》言明君执术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内也。《外储》言明君观听臣下之言行，以断其赏罚，赏罚在彼，故曰外也。储畜二事，所谓明君也。《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
的重要资料。
七古文献的整理
《诗经》和《尚书》的编辑和流传
春秋战国时代所说的《诗》，是指自古流传下来的诗歌，大部分可以同音乐和舞蹈配合起来歌唱的。其中有贵族的宗教性颂诗，如《周颂》《鲁颂》之类；也有贵族宴飨时歌唱的诗，如《大雅》《小雅》之类；多数是反映社会生活的诗歌，如《国风》之类。春秋时代贵族常常在宴会中赋《诗》，在交际应对中，引用诗句，往往断章取义，借以表达自己的意思。后来儒家也还把《诗》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宣传教育的重要手段。“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据孔子自己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墨子也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还说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墨子。非儒篇》）。流传到现在的《诗经》，司马迁说是孔子从“《诗》三千余篇”中“去其重”而编成的，不免夸大，但是，这部《诗经》出于儒家的整理和编辑，该是事实。我们查考《墨子》书中引《诗》十则，不见于今本《诗经》的有四则之多，和今本次序不同的有三则，字句不同的有二则，大致相同的只有一则，可知当时墨家所读的《诗》不同于今本《诗经》，今本《诗经》当出于儒家整理编辑。《诗经》是西周时期和春秋前期的诗歌总集，它标志着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
当时所说的《书》，是指自古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流传到现在的《尚书》，出于西汉初年儒家伏生所传授。司马迁说是出于孔子的“编次”，看来不可信。因为其中就收有战国时代的著作《尧典》和《禹贡》等篇。但是它出于战国时代儒家所编辑，该是事实。我们查考《墨子》书中引《书》二十九则，连篇名、文字都不见于今本《尚书》的有十四则之多，篇名、文字和今本《尚书》不同的一则，文字不见今本《尚书》的六则，引《泰誓》而不见今本的二则，与今本有出入者二则。说明墨家所读的《尚书》和儒家大不相同。《墨子》所引的《尚书》，主要是有关禹、启、汤、仲虺、周武王等人的文献；而今本《尚书》二十八篇中，《周书》要占一半，大多是西周初年的文献，其中有十篇记载着周公的长篇大论，主要宣扬的是文、武、周公之道，应该出于儒家编选的结果。
墨家引用《诗》《书》，用作他们的理论依据；儒家编辑《诗经》《尚书》，同样是为了用作他们的理论依据，同时还用作他们聚徒讲学的教材。
礼书的编辑
儒家主张礼治，礼书都出于儒家所编辑，主要有《仪礼》和《周礼》两书。
《仪礼》十七篇，是贵族所用各种主要礼节仪式的汇编，经过儒家的整理编辑，全书有严密的条例（详清代凌廷堪《礼经释例》）。其中主要是士一级贵族应用的礼节，所以又称《士礼》。这书有人认为是周公制作（如梁崔灵恩，唐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等），有人认为是孔子订定的（如清代
邵懿辰、皮锡瑞等），有人认为“作于战国之世”（崔述《读风偶识》卷一）。
成书当在战国初期到中叶。“礼”原是贵族用来巩固贵族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护贵族的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从而巩固统治的。当时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往往贯串在各种礼仪的举行中，依靠礼仪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的。《荀子》的《礼论篇》，就是阐明这个道理的。详见拙作《籍礼新探》、《冠礼新探》、《大蒐礼新探》、《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射礼新探》、《贽见礼新探》等文（收入拙著《古史新探》，一九六五年北京中华书局版）。
《周礼》是儒家编著的一部理想化的政典，分述各级官职及其相关的典章制度。汉代刘歆认为它是“周公致太平之迹”，何休又“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周礼》贾公彦疏）。清代康有为等人认为出于刘歆伪造。实际上是战国时代儒家的著作①。这书是以西周、春秋的制度为基础，经过整齐划一，加以系统化和理想化而编成的，因此内容复杂，但是其中还是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古代史料。我们把这部书中的史料和其他可靠史料结合起来研究，从探索各种典章制度的起源和流变中，分析出哪些是比较古老的制度，哪些是起了变化的制度，哪些是以后搀入的系统化和理想化成分，这样就有助于我们对于古代历史的研究。
①郭沫若著《周官质疑》（收入《金文丛考》），以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官制和《周礼》比较，证明《周礼》不是西周作品，应是战国著作，“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杨向奎著《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制作时代》（《山东大学学报》一九五四年第四期），从《周礼》中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法制度和学术思想分析，认为这是战国时代齐国的作品。顾颉刚著《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六辑），从《周礼》中六乡重视“颁法”、“读法”和六遂重视“诛赏”以及力役赋税负担的加重，又推测这是出于齐国以及别国的法家。个人认为战国时代儒家的著作，是可能采用战国的政法制度和赋役制度的，下一定出于法家之手。
附录一战国郡表
战国时代，除齐国以外，各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并出于攻守的需要，先后在边地设郡。秦在统一六国过程中，又不断在新开拓的地区设郡。
当时各国设郡的情况比较复杂，为便于了解起见，列为简表如下：
（一）魏国设置的郡
郡名所在地设置经过河西郡因在黄河之西得名。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地区魏文侯时设置。吴起曾为西河守（《史记。匈奴列传》、《吴起列传》）。
上郡因方位得名。辖境相当于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延安一带。
魏有西河上郡，“以与戎界边”
（《史记。匈奴列传》）。魏文侯时设置。李悝曾为上地守（《韩非子。内储说上篇》）。
河东郡因在黄河之东得名。辖境相当于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
公元前三二八年后，秦逐步取得魏的上郡。魏为了抗秦，又设河乐郡。
方与郡因地名方舆得名。辖境相当于今山东嘉祥以南金乡等地，还包括今江苏丰县一带。
原为宋地。齐破所占。公元前二八四年前，魏攻取其地设郡。楚人以弋进说楚顷襄王时提到（《史记。楚世家》）。
大宋郡因宋国得名。辖境相当于今河南商丘及江苏砀山等地。
（二）赵国设置的郡
郡名所在地设置经过上党郡因上党地区而得名。在今山西和原为晋地，三家分晋后，赵、韩各占一顺、榆社等县以南，南与韩的上部分，都曾在那里设郡。赵的上党郡有党郡相接。二十四县（《战国策。齐策二》）。
郡名所在地设置经过雁门郡因雁门山而得名。辖境相当于今山西北部神池、五寨、宁武等县以北到内蒙古一部分地区。
原为楼烦地。赵武灵王破楼烦、林胡后设郡（《史记。匈奴列传》）。
云中郡因地名云中得名。辖境相当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黄河南岸及长城以北地区。
原为林胡地。赵灵王破楼烦、林胡后设郡（《史记。匈奴列传》）。
代郡因代国得名。辖境有今山西东北部和河北、内蒙古一部分地。
原为代国地，为赵襄子所攻灭。赵武灵王时设郡（《史记。匈奴列传》）。代郡有三十六县《战国策。秦策一》。
安平郡因城邑安平得名。安平在今河北安平。
因与齐、燕、中山交界而设郡。上海博物馆藏有六年安平守剑（《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四册）。六年为赵武灵王六年（公元前三二○年）。
（三）韩国设置的郡
郡名所在地设置经过上党郡因上党地区得名。在今山西沁河以东一带地区，北与赵的上党郡相接。
原为晋地，在家分晋后赵、韩各占一部分，都在那里设郡。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战国策。秦策一》）。
三川郡因有黄河、洛水、伊水三川而得名。辖境有今黄河以南，河南灵宝以东，中牟以西及北汝河上游地区。
韩宣王时设郡。张登曾图谋推荐费緤为三川守《战国策。韩策三》）。
上蔡郡因地名上蔡得名。在今河南上蔡一带。
韩釐王时设郡。楚人以弋进说楚顷襄王。
谈到韩的上蔡郡（《史记。楚世家》）。
（四）楚国设置的郡
郡名所在地设置经过宛郡因地各宛得名。以今河南南阳为中心，东南到息县。
楚悼王时设置。“吴起为苑（宛）守，行县，适息”
（《说苑。指武篇》）。
汉中郡因汉水得名。辖境有今陕西东南角，南到今湖北西北角。
楚怀王时设置。丹阳之战被秦夺取（《史记。楚世家》）。
郡名所在地设置经过新城郡因地名新城得名。辖有今河南伊川一带。
原为韩地，后为楚所得，楚怀王曾以新城为主郡（《战国策。楚策一》）。
江东郡因地区名江东得名。辖境有今安徽东南部，江苏南部及浙江北部地区。
楚怀王灭越后，设郡。范蜎对楚王说：“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
（《史记。甘茂列传》）。
黔中郡因黔山得名。辖境有今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
楚威王时设郡（《史记。楚世家》、《战国策。楚策一》）。
巫郡因巫山得名，辖境有今湖北清江中、上游和四川东部。
楚怀王时已设郡（《史记。楚世家》、《战国策。楚策一》）。
（五）燕国设置的郡
郡名所在地设置经过上谷郡因在大山谷上边而得名。辖境有今河北张家口、小五台山以东，赤城、延庆以西及北京昌平以北地。
秦开破东胡后设郡（《史记。匈奴列传》），赵奢曾为上谷守（《战国策。赵策四》）。
上谷有三十六县（《战国策。秦策一》）。
渔阳郡因在渔水之阳得名。辖境有今内蒙古赤峰以南，北京通县、怀柔以东及天津以北地区。
秦开破东胡后设郡（《史记。匈奴列传》）。
燕设渔阳、辽东等郡，可能是燕昭王、燕惠王时陆续设置的。
辽东郡因在辽水以东得名。辖境有今辽宁大凌河以东地区。
原为东胡地，秦开破东胡后设郡。
辽西郡因在辽水以西得名。辖境有今辽宁大凌河以西，长城以南，河北迁西以东地区。
设置经过同辽东郡。
右北平郡因在北平右面而得名。辖境有今河北承德、蓟县以东，辽宁大凌河上游以南，六股河以西地区。
设置经过同辽东、辽西郡。
（六）秦国设置的郡
郡名所在地设置经过上郡辖境较魏的上郡为大。有今陕西黄河以西，黄陵宜川以北，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乌审旗以东地区。
公元前三二八年魏被迫献上郡十五县给秦。公元前三一二年魏尽献上郡给秦（《史记。秦本纪》、《魏世家》）。秦于公元前三○四年设置上郡，郡治肤施（《水经。河水注》。肤施在今陕西榆林东南）。
河东郡辖境相当于魏的河东郡。公元前二九○年魏被迫献河东地四百里给秦。秦沿设郡。郡治临汾（今山西曲沃北）。江西遂川出土秦戈铭文有称“临汾守”的。
汉中郡辖境较楚汉中郡为大。有今陕西秦岭以南，湖北郧县、保康以西，大巴山以北地区。
原为巴蜀地，秦巴蜀后，公元前三一二年又加上部分新得楚汉中郡地，建为汉中郡（《史记。秦本纪》）。郡治南郑（《水经。沔水注》。南郑今陕西汉中）。
巴郡因巴国得名。辖境有今四川阆中以东，巫县以西，武隆、江安以北地。
原巴国地。公元前三一六年灭巴后设郡（《华阳国志》卷一《巴志》、《水经。江水注》）。郡治江州（今重庆北）。
蜀郡因蜀国得名。境有今四川阆中以西，松潘、天全以东，宜宾、石棉以北地。
原为蜀国地。秦灭蜀后，初设封国。公元前二八五年废封国，改设为郡（《华阳国志》卷三《蜀志》）。郡治成都（今四川成都）。
陇西郡因陇山得名。辖境有今甘肃临夏、临潭以西，宕昌、礼县以北地。
原为义渠地。公元前二七九年设郡（《水经。河水注》）。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
北地郡因方位得名。辖境有今宁夏青铜峡以东，包括今甘肃东北部马莲河流域。
原为义渠地。公元前二七一年攻破义渠后，设郡。
郡治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
南郡因方位得名。辖境有今湖北武汉以西，襄樊以南，监利以北以及四川巫山以东地区。
原为楚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及其周围地区。
公元前二七八年被秦所攻取，设置为郡（《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郡治郢（《水经。河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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