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讴歌古时劳动人民常常在劳动中歌唱，作为劳动的节奏，后来
其中有些发展成为民间曲艺。荀况的《成相篇》，就是采用一种称为“成相”
的民间曲调来作歌辞的。这种民间曲艺，一般只用一种打击乐器击节。因为
出于民间艺人的创作，带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很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当
时民间已有出名的歌唱家，有的甚至得到国君的赏识和喜爱。例如赵烈侯“好
音“，曾经要赏给郑的歌手枪、石两人各一万亩田，因相国公仲连反对而作
罢（《史记。赵世家》）。而且民间艺人已辗转传授曲艺。例如宋王偃为了
同齐国对抗，建筑讲习武艺的武宫，“讴癸倡（唱），行者止观，筑者不倦”。
②《楚辞。招魂》说：“菎蔽象棋，有六簙些。分曹并行，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分曹并行”是说两人对着而进棋，“相迫”是说行棋相逼迫，“成枭而牟”是说杀枭为胜，“呼五白”是说呼喝掷得“五”、“白”的采。《战国策。秦策三》载应侯对秦昭王说：“恒思有悍少年，请与丛（神丛）博，……
乃左手为丛投，右手自为投，胜丛。“说明两人对博，必须先投骰子掷采。《战国策。楚策三》载唐且见春申君说：”夫枭之所以能为者，以散棋佐之也，夫一枭之不能胜五散亦明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篇》载匡倩对齐宣王说：”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是杀所贵也。“《史记，魏世家》载苏代对魏安釐王说：”王独不见夫博之所以贵枭者，便则食，不便则止矣。“详见拙作《六博考》，《文物周刊》第七十期（上海《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一月）。
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卫大夫宁喜允许帮助出奔齐国的卫献公回国复位。大叔文子就说：“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奔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
①班固《弈旨》说：“夫博悬于投，不在于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虽有雌雄，不足以为平也。至于弈则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级。”
宋王因此奖赏他，讴癸说：“臣师射稽之讴又贤于癸。”宋王又把射稽召来当众讴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当时民间艺人选择艺徒，已有一套经验，先要加以考试，必须大声疾呼声音洪亮，低声慢唱声音清脆宛转的，才合格①。
这时的民间娱乐活动，除了上述六种比较普遍以外，也还有音乐、舞蹈等等。
这时民间的娱乐活动，多数带有比赛性质。司马迁说：“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史记。货殖列传》）这种带有比赛性质的娱乐活动不可避免地被地主阶级引上斜路，逐渐成为赌博性质。这时便开始出现以招揽顾客“博戏”为职业的人。信陵君在窃符救赵之后留在赵国，曾结交“藏于博徒”的处士毛公。所谓“博徒”，该即招揽顾客“博戏”为业的。到汉代甚至有以经营这种“恶业”而发财致富的，所谓“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史记。货殖列传》）。
宫廷的娱乐活动和戏剧的萌芽
春秋时代各国宫廷中有一种供国君娱乐的艺人，叫做“优”。这种艺人
善于唱歌跳舞，尤其善于说笑话、演笑剧。例如晋献公时有优施，利用歌舞
谈笑，帮助骊姬杀死太子申生（《国语。晋语二》）。又如齐、鲁夹谷之会，
齐国派“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史记。孔子世家》）。到战国时代，政权
的性质虽已改变，各国宫廷中依然供养有一批供国君娱乐的“徘优”。韩非
说：“徘优、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韩非子。难三篇》同时贵族
和大官僚家中也供养有这样的艺人。例如孟尝君就有“倡优侏儒处前”（《说
苑。善说篇》）。
这时徘优、侏儒的说笑话、演笑剧，就是后世戏剧的萌芽。这种称为“优”
的笑剧，原是出于社会上一般人民的创作和演出。例如公元前五四五年，齐
国陈氏、鲍氏的“围人”（奴隶）在国都的鱼里地方“为优”，庆氏的武士
在喝酒的同时，“且观优，至于鱼里”（《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这种由
奴隶演出而为武士爱看的“优”，就是一种笑剧。当时宫廷中徘优、侏儒所
表演的“优”，当即取材于民间所创作和演出的“优”。侏儒是身材矮小而
滑稽的人，常常在笑剧中担任小丑的角色。
这种艺人因为接近国君，善于谈笑，常常在谈笑中对国君进行讽谏，如
《史记。滑稽列传》所载秦始皇时的优旃等人。同时，这种艺人也常被利用
来引诱国君于坏事，所以韩非把“优笑侏儒”连同“左右近习”，列为“八
奸“之一（《韩非子。八奸篇》）。秦昭王说：”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
夫铁剑利而士勇，倡优拙而思虑远。“（《史记。范雎列传》）秦昭王也和
韩非的观点差不多，认为国君接近倡优会扰乱自己的思虑，“倡优拙”就可
以“思虑远”，所以他把“倡优拙”作为楚国的优点。
这种供奉贵族娱乐的倡优，社会地位很低。至于女子供奉娱乐的，地位
更低下，成为后世倡伎的起源。司马迁说：“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
倡也，劈于悼襄王。“（《史记。赵世家赞。集解》引徐广曰：《列女传》
①《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说：“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诎之，其声反清徵者，乃教之。”又说：“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徵。疾下中宫，涂不中徵，不可谓（通”为“）教。”
曰：邯郸之倡）。赵王迁的生母原是邯郸歌女。司马迁在评论赵王迁“素无行”时，联系到他的生母是歌女，可见从战国到汉代，歌女一直是受歧视的。
武艺的讲究和体育锻炼
在春秋时代，军队以贵族作为骨干，以贵族下层的“国人”作为主力。
每一个贵族和“国人”都是武士，因而他们很讲究武艺的训练。贵族以弓矢作为主要武器，以车阵作战为主要的战斗方式，这和他们进行集体围猎的方式基本相同。因此他们常常借用田猎作为军事演习的手段，把“射”的比赛和观摩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形成了“大蒐礼”和“射礼”。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中原各诸侯国军队改由郡县征发的农民组成，并从中考选武士作为常备兵，战争方式也改为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因此原来的“大蒐礼”和“射礼”已不能用来作为练习武艺的主要手段。尽管战国时代一些铜器的画像中还有描写这种礼的场面，但已经不是当时练习武艺的主要手段。
《汉书。艺
文志》有兵技巧家，讲究训练人的手足，掌握使用战斗器械的技巧，有射法、
弋法、剑道、手搏、蹴鞠等门类。所有这些门类的武艺，战国时代都已开始
讲究：
（一）射法当时各国政府奖励人们学习射法。例如李悝为魏的上地守，
曾下令道：“人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因而人们就勤于习
射，日夜不休（《韩非子。内储说上篇》）。“射的”的“的”，就是指“侯”
（布制箭靶）的中心点。韩非说：“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有“常仪
的“而能射中的才是”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汉书。艺文
志》兵技巧家有《逢门射法》二篇。逢门就是蠭门，是个和善御的造父齐名
的善射者，沿用了传说中夏代善射者逢蒙的称号①。他由于坚定不移地学习，
从老师甘蝇那里学得了远射的技艺。当时还传说春秋时楚国神射手养由基在
百步之外射柳叶能够百发百中，采用的是“支左屈右”的射法（《战国策。西
周策》，高诱注：“支左屈右，善射法也”）。
（二）弋法弋是用细线系在箭上射，使射中的鸟鲁随着细线而很快被猎取。战国时代有不少人以弋射高空的飞鸟而著名。例如齐宣王曾问“弋”
于唐易子，唐易子说“弋”的关键“在于谨凛”（善于躲藏隐蔽，《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又如“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楚顷襄王曾特地召见他（《史记。楚世家》）。故宫博物院所藏桑猎宴乐画像壶的第二层画像左方，就是描写弋射一群高空的归雁的情景，许多被射中的归雁连着箭上的细线正从高空掉下来。当时楚国著名的弋射者叫蒲苴子。
《列子。汤问篇》讲到“蒲苴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鳻于青云之际。”《淮南子。览冥篇》说：“蒲苴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高注：“蒲苴子，楚人，善戈射者。七尺曰仞”）。“百仞”是说七百尺以上的高空，“连鸟”是说用细线把射中的鸟牵连着。《汉书。艺文志》兵技巧家有《蒲苴子弋法》四篇。
①传说中夏代善射者逢蒙是从羿学得全副射的本领的，《孟子。离娄下篇》说“逢蒙学射于羿”。而蠭门是由于坚定不移地向甘蝇学习而善射的。《吕氏春秋。听言篇》说：“造父始习于大豆，蜂门始习于甘蝇。
御大豆、射甘蝇而不徙，人以为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远追急也。“足见蠭门不同于夏代的逢蒙，是沿用了逢蒙的称号。蠭门的年代不详，当在造父之后，大体上是春秋战国时人。
（三）剑道司马迁的祖先有在赵国传授剑道的。司马迁说：司马氏“去
周适晋“之后分散，”在赵者以传《剑论》显“（《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书。艺文志》兵技巧家有《剑道》三十八篇，没有作者姓名。
（四）角力春秋末年各国已有奉养力士和挑选训练勇士的风气。晋国赵
简子的戎右（坐在主人马车右边的保卫人员）少室周是个大力士，听说牛谈
力气比他大，要求“与之戏”，“戏”就是“角力”。角力的结果，少室周
“不胜”，就把戎右的职位让给牛谈（《国语。晋语九》。韦注：“戏，角
力也“）。战国时各国政府很重视”讲武“，并且把”角力“和”射御“同
样作为“讲武”的重要项目。《礼记。月令》规定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
讲武、习射、御、角力“。班固说：战国时代”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
用相夸视（示），而秦更名角抵“（《汉书。刑法志》）。事实上，战国时
早已有“角力”的名称①。这时角力不仅比赛体力，而且讲究技巧。《庄子。人
间世篇》说：“且以巧斗力者，始于阳，常卒于阴，泰至则多奇巧。”“阳”
是指显见的技巧，“阴”是指隐秘的技巧。这是说：讲究用技巧进行角力的，
开始用显见的技巧，终于用隐秘的技巧，到比赛的决定性阶段就多方面使用
出奇制胜的技巧。《汉书。艺文志》兵技巧家有《手搏》六篇，“手搏”就
是“角力”，也就是现在的相扑或摔交。这在汉代叫做“卞”或“弁”①。
（五）蹴鞠也称蹹踘或蹋鞠。鞠是一种实心的皮球，蹴或蹋是踢的意思②。这种踢球游戏，不仅可以训练武士，还可以从中选拔有武艺的人材。《汉书。艺文志》兵技巧家有《蹴鞠》二十五篇。刘向《别录》说：“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用嬉戏而讲练之。”（《史记。苏秦列传。正义》引）所说“传言黄帝所作”，这是出于假托；所说“起战国之时”，当是事实。
（六）举鼎这是一种举重的游戏和比赛。秦武王就喜好这种游戏，因
此受伤而死。秦武王“有力好戏”，曾用力士任鄙、乌获、孟说为大官（《史
记。秦本纪》）。公元前三○七年八月，秦武王带了孟说到周的洛阳去举鼎③，……
举起龙文赤鼎，两目出血，绝膑（折断胫骨）而死，孟说致被灭族。据说孟
说齐国人，力大“能生拔牛角”④。乌获“能举千钧之重”，千钩即三万斤，
①《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篇》有和《国语。晋语九》相类似的记载，只是把少室周说成赵襄子的力士；和少室周角力的，一说是中牟徐子，又一说是牛子耕。《韩非子》已用“角力”的名称。
①《汉书。哀帝纪赞》说：“时览卞、射、武戏。”颜注引苏林曰：“卞，角力为武戏也。”《汉书。甘延寿传》说“试弁为期门。”“弁”即“卞”。
②《汉书。艺文志》颜注：“鞠，以韦为之，实以物，蹴蹋之以为戏也。蹴鞠，陈力之事，故附于兵法焉。”
③《史记。秦本纪》说：“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史记。赵世家》又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没有说秦武王在何处举鼎。《史记。甘茂列传》说： “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孟子。告子下篇。正义》引《帝王世纪》说：“秦武王于洛阳举周鼎，乌获两目出血”。“乌获”两字当衍。《琱玉集》卷十二引《帝王世纪》说：“秦王与之举鼎，两目出（脱”血“字），绝膑而死。”可知秦武王于洛阳举周鼎而死。
④《孟子。公孙丑上篇。正义》和《琱玉集》卷十二引《帝王世纪》，都没有提到孟说，而说“齐孟贲之徒并归焉”，“齐孟贲及任鄙、焉（通”乌“）获之徒，皆住归焉”；又说“孟贲能生拔牛角”。似乎孟说即盂贲。但是，从其他史料来看，孟说和孟贲当非一人，孟说是力士，而孟贲是勇士。例如《史记。范雎列传》记范雎说：“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集解》引许慎曰：“孟贲卫人。”韩非多处以孟贲和夏育井提，如说：“有乌获之劲，而不得人助，不能自举；有贲、育之强，
活到八十岁（《战国策。燕策一》苏代语）。任鄙不但力气大，还能“自极于权衡（严格遵守法制）”（《韩非子。守道篇》），到秦昭王时还得到重用，由于魏冉的推荐做到汉中郡守（《史记。白起列传》）。
由于统治者的奖励，民间出现了不少大力士。民间的大力士常常用很重的铁椎作武器，他们中间有被利用为刺客的。信陵君窃符救赵时，从隐士侯赢那里得到了屠者朱亥。朱亥是个大力士，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铁椎打死了将军晋鄙，信陵君才夺得了兵权。后来张良又从仓海君那里得到力士，用重一百二十斤的铁椎狙击秦始皇，没有击中。
（七）杂技《列子。说符篇》记载“宋有兰子者以技于宋元君”的故事。
“兰子”是指“妄入宫掖”者，“兰”即“關”的通假。《说文》说：“闗，妄入宫掖也，读若兰”。据说“宋元君召而使见，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踁，并趋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就是使用高跷一面趋驰，一面以双手轮流飞跃七剑，使五剑常在空中飞舞，这是使用高跷表现“弄剑”的杂技。
而无法术，不能长生（当作“胜”）。“（《韩非子。观行篇》）又如说：”故能使用力者自极于权衡，而务至于任鄙，战士出死，而愿为贲、育；……用力者为任鄙，战如贲、育，……则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韩非子。守道篇》）韩非以孟贡、夏育的勇猛，和任鄙、乌获的力气大对比，又把孟贲、夏育作为“战士出死”的表率。很明显孟贲是个战斗的勇士，不是和任鄙、乌获同样的力士。《淮南子。主术篇》也说：“勇服于孟贲。”《群书治要》引许注：“孟贲，卫人。”《汉书。淮南王传》“奋诸、贲之勇”，颜注引应劭也说：“卫孟贲也。”可见孟贲是卫人，与孟说之为齐人不同。据此可知《帝王世纪》所说的“孟贲”当是“孟说”之误。
五改进生活的技艺的进步
烹饪调味技术的进步
这时烹调技术已有蒸煮、爆烤、煎熬等种，主要食品除粥饭外，菜肴有肉类、蔬菜以及菜羹、肉羹等，羹比较普遍。饮食用具主要是著（一作“梜”，即筷子）和匕（即匙）。当时流行窄柄舌形的铜匕和漆匕。《礼记。曲礼》说：“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这是说吃菜羹需用筷夹取汤中的菜来吃，没有菜的羹就不用筷而只用匙。
肉类原来只有富贵人家能吃到。孟尝君食客有三等，下等住“传舍”的“食无鱼”，要中等住“幸舍”的才“食有鱼”。一般人民要七十岁才有可能吃到肉。盂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篇》）“豚”是小猪，“彘”是大猪。当时所吃的肉，狗肉比较普遍，市上常有屠狗为职业的，称为“狗屠”。秦始皇的刺客荆轲的好友高渐离就是“狗屠”，荆轲经常和许多“狗屠”同饮酒于市的。当时富贵人家也还有吃野生的熊的脚掌的，因为熊掌的美味超过了鱼。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孟子。告子上篇》）
当时烹调技术已开始讲究调昧，《吕氏春秋》有《本味篇》，载有伊尹以调味进说于汤的故事，这是小说性质，《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有《伊尹说》二十七篇，《本味篇》即来自《伊尹说》的，所有伊尹所说调味技艺反映了战国时代的情况。伊尹说：“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膻，臭恶犹美，皆有所以。”认为所吃的肉类有三种，水居动物的肉有腥味，食肉动物的肉有臊味，吃草动物的肉有膻味（羊臊气），它们虽然都有恶劣的气味，却能烹调出美味来。伊尹解释调味技艺说：“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真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剂）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哝“当作”噮“，”噮“是太甜），酸而不酷，咸而不减（”减“通”咸“，”咸“是充满），辛而不烈，澹而不薄（”澹“通”淡“），肥而不■（”■“通”腴“，”腴“
是过肥）。“所谓”五味“是指甘、酸、苦、辛（辣）、咸，所谓”三材“
是指上述三种肉类。这是说调味要先加水，用火煮沸，必须加入克制“腥”、“臊”、“膻”的调味品，才能除去这些气味，再先后加入定量的调味剂，使得鼎中烹调的食物起着“精妙微纤”的变化，从而得到美味。既要烧得“熟而不烂”，又要调得五味适中，更要肥淡适当。还特别讲到了七种著名的调味品：“和之美者，阳朴之■，招摇之桂（桂花），越骆之菌（伞菌一类植物如蘑菇、香菇），鳣鲔之醢（鳣、鲔制成的肉酱），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王，长泽之卵。”“卵”可能是鱼卵制成的调味品。“其色如玉”的露也是一种调味品。
《本味篇》还列举许多美味的鱼、肉、蔬菜和水果，其中夹杂有神话，如说“昆仑之……，寿木之华（花）”（高注：“寿木，昆仑山之木也。华，实也。食其实者不死，故曰寿木”）。也有当时著名的土产，如洞庭之■，
云梦之芹，具区（今太湖）之菁（芜菁），江浦之橘，云梦之柚等。
《楚辞。招魂》讲到“食多方些”，五臣注：“营造饮食亦多方略。”
可见这时烹调已成为一种方技了。《招魂》讲到稻、粢（即稷，小米）、穱（早熟的麦）、麦，都可煮饭，只有选用黄粱（精良的黄米）最好（“挐黄粱些”）。太苦、太咸、太酸的食物，只有用甜辣的调味品才行（“辛甘行些”）。肥的牛蹄筋要煮得香嫩（臑若芳些）。羹要调和酸苦两味，就能成为吴地著名的“吴羹”（“和酸若苦，陈吴羹些”）。煮熟的鳖肉和炮制的小羊肉，要用甘蔗的甜汁来调味（“腼鳖炮羔，有柘浆些”，“柘”通“蔗”）。
对于鹄、凫、鸿鸧、鸡和蠵（大龟），需要各种不同烹调技艺，有的要用膏来煎熬，有的要用露来调味，有的要做成肉羹（“鹄酸臇凫，煎鸿鸧些；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可知当时以各种肉类作为主要的大菜。《招魂》又讲到，在这些大菜之后，就送上甜品了。“粔籹蜜饵，有……些。”据《方言》说：“扬谓之……。”“饧”就是古“糖”字，即是麦芽糖。粔籹、蜜饵和……，都是用米麦粉调和蜂蜜或糖制成的甜糕。结尾是“瑶浆蜜勺，实羽觞些。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王逸《注》：“言已食，复有玉浆以蜜沾之，满于羽觞，以漱口也。”“言盛夏则为覆蹙乾酿，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于冰上，然后饮之。酒寒凉又长味，好饮也。”《招魂》这一席招待灵魂的大菜，既讲究调味，又很丰盛，具备各种肉类，结尾又有多种甜品和冷饮，反映了当时烹调技艺已较高明。
开造水井技术的进步
人类为了生活上水源的需要，很早就开造水井。新石器时代晚期水井已有“土井”、“木构井”、“竹圈井”三种类型。商代和西周时代开造水井的技术逐渐有进步，到春秋后期开造技术又有进一步发展，除了上述三种类型以外，又创造了“陶圈井”这种新类型。同时小井很是普及，在人口较密的地区水井分布非常稠密，水井的用途也已推广，除供生活饮用、作坊用水之外，又用于农田灌溉和冷藏食品等。战国时代由于制陶工艺的发展，陶圈井逐渐推广，到西汉时代就更流行了。
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间北京西南地区蓟城遗址曾发现战国到西汉的“陶圈井”二百十六座，其中战国时代的有七十二座。
因为这一带地方在接近地下潜水线，有一层流沙，为了防止流沙崩塌，在井筒下半部放置积叠的陶井圈，此中有一口保存“陶井圈”最多，共有十一节。大体上战国时代的“陶井圈”高而径小，西汉时期的“陶井圈”矮而径大。
一九七五到一九七六年湖北江陵县西北纪南城（即楚都郢）发现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陶圈井”一百七十六座，因为这一带的土质关系，井坑上半部容易塌方，在井筒上半部放置积叠的陶井圈，并在井筒中部设置木架予以承托。当时陶井圈的使用，既为了防止塌方，又可使井水清洁，有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
丝织工艺的进步
这时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农村里，普遍养蚕。从荀况所作《蚕赋》
来看，当时养的是春蚕，是一种三眠蚕，人们已经掌握蚕儿生长发育的规律，认识到气候闷热、湿度高时，蚕儿容易生病。
根据《禹贡》记载丝织物的贡品：兖州是“织文”，是一种染色的丝织物；青州是“檿丝”，是柞蚕的丝；徐州是“玄纤缟”，是一种黑而细的丝织品；扬州是“织贝”，是一种染色丝织品；荆州是“玄纁”，是黑色和黄赤色的丝织品；豫州是“纤纩”，是一种细的丝绵絮。这个记载说明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都生产丝织物。其中以齐鲁等国生产的比较精美。
齐国女红（工）的纺织技术极为著名，生产出来的丝织物行销很广，所谓齐“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
这时丝织技术已较进步，人们懂得用加草木灰的温水来练丝①，这不仅是
为了漂白，也是为了除去蚕丝纤维表面的一层丝胶，使丝变得更光泽更柔软。
当时各诸侯国常用丝织物作赏品，多到“锦绣千纯”（《战国策。秦策一》、
《赵策二》，“千纯”是五千匹）。
由于楚墓所在的地理条件和结构，有利于保存丝织品，近年楚墓中发现
不少精美的丝织品。一九七五年湖南长沙左家塘楚墓出土了衣衾残片，有黄、
棕、褐三色的平纹绢和二或三重经组织结构的锦①。一九八二年湖北江陵马山
楚墓发现了完整的衣物三十五件和许多残片，大体可以分为八类：（一）细
薄平纹的“绢”，（二）比绢厚实的“绨”，（三）方孔而平纹的“纱”，
（四）绞经而有网孔的“罗”，（五）平纹上起斜纹花的“绮”，（六）平
纹而经线提花的“锦”，（七）“绦”是丝织窄带，有两种，一种是纬线提
花的，另一种是针织的。（八）“组”是用经线交叉编织的带状织物。丝织
品的花纹可分为四种：（一）几何纹，多见的是菱形纹；（二）植物纹，多
见的是花卉纹，偶尔也有树木纹；（三）动物纹，多见的是凤纹，其次是龙
纹，偶有虎、马、鹿、犀兕等纹。（四）图案化的人物纹，仅见舞者、猎者、
御者三幅。②……
上述八类丝织品中，以绢的用途最广。用作衣衾夹裹的绢较为稀疏，用作衣衾面和绣地的绢较为紧密。绢的经线密度为每厘米四十四至一百六十四根不等。纬线密度为每厘米二十至七十二根不等，厚度在零点零四至零点二五毫米之间。
染色工艺的进步
西周、春秋以来，人们已用各种染草制作染料，这时染草中应用最广的
是蓝（礼记。月令篇》、《吕氏春秋。仲夏纪》），蓝用来染青色，所谓“青，
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劝学篇》）。人们也已知道用矿物质作染料，
例如用“涅”（青矾溶液）作黑色染料（见《论语。阳货》）。染色的方法
也很讲究，为了染成各种颜色，有一染、再染甚至六染、七染的。据说三次
①《考工记》说：“■氏湅丝，以涚水沤其丝。”郑注：“故书说作湄，郑司农云：湄水，温水也。玄谓涚水，以灰所湅水也。”《考工记》又说：“湅帛，以栏为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淫之以蜃。”栏，即楝。这是说用楝木的灰和蜃蛤的粉与水相和，用来练帛。
①见熊传新《长沙新发现的战国丝织物》，《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②详张绪球《江陵马砖一号墓出土战国丝织品》，《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十期。张正明《楚文化史》第四章第二节，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入染可成纁（浅绛色），五次入染可成……（赤黑色），七次入染可成缁（黑色，见《考工记》）。人们往往把丝麻染成各种颜色后，织成有文采的布帛。
刺绣工艺的进步
商代和西周都已有刺绣，陕西宝鸡曾发现西周刺绣品的印痕，针法是用“辫子股绣”；先用单线勾勒轮廓，再在个别地方加上双线。颜色有朱红、石黄两种，大约是绣后涂上的。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了刺绣品二十一件，都是用作衣裳的面和边缘的，绣地二十件是绢，只有一件是罗。针法全用“锁绣”，绣线一般用双股合成，颜色有不同程度的棕、红、黄、绿、蓝等色，可以区分为十二种：棕、红棕、深棕、深红、朱红、桔红、浅黄、金黄、土黄、黄绿、绿黄、钴蓝。花纹的大小，大体上适应衣衾的需要，缘上较小，衣袍上的较大，衾面上的更大。由于不出于一人所绣，用针风格有不同，所绣的图案主题相同，格局也有不同。花纹的主体部分，大多用多行“锁绣”
把绣地完全覆盖，也有些部位只用单行或多行“锁绣”排成稀疏线条。这比西周所用“辫子股绣”，显然有很大的进步。从上述绣线染有十二种不同的颜色来看，也可见当时染色工艺有着很大发展。
所绣图案主要是凤和龙，在所见十八幅刺绣图案中，九幅是凤与龙，七幅是凤，一幅是龙。另有一幅是四个单元组成，每一单元是一凤斗二龙、一虎的形象，表示着凤得胜的姿态。
竹木器和漆器工艺的大发展
竹木器和漆器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时有很大发展。
由于南方多竹林，楚国使用竹器是较多的。这时竹器有斫削而成的，又有加工雕刻的，更有劈成蔑丝而编织成的，而且常常经过髹漆而成为漆器。近年战国楚墓中出土的竹器，可以见到当时竹器工艺的高超。春秋、战国之际楚墓曾出土一双竹筷（现藏湖北宜昌博物馆），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竹筷，长短粗细以及上方下圆的式样，和我们今天所用的都相同，可知我们这种用筷作食具的习俗，确实历史悠久，这种式样的竹筷至少已有二千五百年的历史了。
楚墓出上的竹枕，有素面的，也有方形镂孔和鸟形刻纹，黑漆作底而饰有红黄两色云雷纹的。楚墓还发现有竹席、竹笥、竹箱、竹盒、竹筐、竹
篮、竹扇等，都是用蔑丝编织而成。蔑丝编成的花纹有人字纹、回字纹、十字纹、矩形纹以及透空的菱形纹，更有用彩漆蔑丝编成工细图案的，工艺水平高超。
楚墓出土漆器很多，大都是木胎，实际上都是木器而经髹漆的，种类繁多，遍及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家具有床、几、禁、案、俎等，容器有笥、箱、盒、奁、匣、豆、樽、壶、杯、耳柸、卮等，葬具有棺、笒床、木俑、镇墓兽等，饰物有座屏、木鱼、木球、木壁等。此外乐器、兵器以及建筑上和舟车上的构件也都有髹漆。总的说来，楚墓出土的漆器，胎骨有木、竹、夹纻、皮革、藤的。夹纻胎的数量不多。皮革胎的是盾和甲，藤胎的是矛柲。漆的颜色有黑、朱、黄、紫、白、绿等十多种，大体上是用各种矿物质配合而成，往往在器物上用各色的漆画成各种图像和图案。通常以黑漆为地，以朱漆和其他各色漆描花，主要为几何纹和龙凤纹。其中如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
的鸳鸯豆，盖和盘合成一只鸳鸯，木雕而用红、黄、金、黑诸色漆绘，极其生动而精致，是一件杰出的精品。
北方各国出土的漆器不多，洛阳金村墓中曾有奁、盒等器出土，边缘常有镶金银或铜的，即所谓“金铜扣”。此外辉县固围村墓中发现有夹纻胎漆鉴，器形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人们已逐渐应用木案和漆案，反映了生活方式的进步。古人席地而坐，有几无案，盛食物的器皿放在地上，坐在地上饮食。在古文献中，案开始见于《考工记。玉人》，是一种有玉饰的木案。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来看，漆案开始较多地出土于战国墓中。自从有了案，食物就可以放到案上以供饮食。后来汉代就沿用这种生活习惯。
金银器和玉器工艺的进步
春秋时金器限于小型附配件如剑柄、带钩，这时已有金容器，工艺很有进步。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有碗、勺、柸等金器五件和一串十六节的玉饰，都很精致。金碗是目前所见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高十点七厘米，口径十五点一厘米，重二千一百五十克。碗盖和器腹都铸蟠螭纹。碗内附有金勺。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一批金银器，如银俑灯、银双翼兽等，都很精美。这时铜器上金银错和红铜错的工艺都很流行，而且很精细。同时使用“汞齐”
的鎏金工艺，也有很大发展，如山东曲旱出土的鎏金长臂猿、浙江绍兴出土的鎏金嵌玉扣饰等。这时水银不仅用于鎏金银工艺，还放置墓中用于防腐，用途较广，因而用丹砂炼制水银的工业兴起，有因此成为巨富的。当时流行一连串的玉饰，河南辉县琉璃J战国墓中出土有两组玉珮。传为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金链玉珮以及银俑、银杯、银盒，都有较高工艺水平。
琉璃质量的提高
琉璃是半透明的早期玻璃，近代称为料器。我国很早就发明制作琉璃的技术。它的发明可能与当时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有关。西周早中期墓中已发现琉璃管和琉璃珠，其外貌特征和化学成分都和西方古代玻璃有较大差别。
经过化验，这是一种低溶点的含有铅、钡的玻璃，和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同。
这时琉璃质量已有显著提高，大都用来代替珠和玉器作为装饰品，有壁、瑗、环、珠和管，也还作剑首、剑珥和印玺。颜色有乳白、墨绿、浅绿、朱黄等，纹饰有云纹、谷粒纹、弦纹或涡纹等。长沙楚墓中出土最多。其中“蜻蜒眼式”的琉璃珠，上有蓝色和白色圆圈，或大小邻接，或大小套合，和西亚、南亚发现的琉璃珠纹饰风格很相似。
游乐“苑囿”建设的发展
君主建筑“苑囿”作为游乐场所，已有长久的历史，战国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国君主既有供游乐的“离宫”，又有规模较大的“苑囿”，其中既建有宫殿和台、观，筑有鱼池，更栽培有花草树木，畜养着各种禽兽。
如齐王既有离宫性质的雪宫，又有方四十里的苑囿。齐宣王曾接见盂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在和齐宣王谈论中又讲到：“文王之
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孟子。梁惠王下篇》）当时君主把“苑囿”开放给人民游览，是看作“德政”的。例如秦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史记。秦本纪》）。所谓“弛苑囿”就是开放苑囿。
当时各国君主的“苑囿”，大都建筑在君主居住的宫城的旁边，也还有建筑在别的地方的。例如魏王既有梁囿建筑在国都大梁宫城西北，又有温囿建筑在温（今河南温县西）。公元前二九三年秦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南龙门），西周君到魏求救，回来时，见梁囿而乐之“，随从的綦毋恢向西周君说：”温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为君取之。“后来经綦毋恢的游说，魏王就派人把温囿送给了西周君（《战国策。西周策》）。梁囿中建有高台叫文台，建有宫殿叫垂都。从公元前二八三年以后，秦七次围攻魏都大梁，五次攻入了梁囿，”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指国都大梁）以围“（《战国策。魏策三》）、《史记。魏世家》）。一九五一年河南辉县赵固镇魏墓出土的铜鉴，腹部所刻宴乐射猎图，所描写的就是游乐于苑囿的情景。以一座宫殿为中心，上层正在鼓瑟投壶，下层有姬妾侍奉。
左边挂着编磬，两个女乐正且击且舞，磬后有习射之圃，磬前有洗马之池。
右边挂着编钟，两个女乐正载歌载舞。侧面有鼎豆罗列，烹饪鱼肉。隔墙树林中有鹤奔走，三人正弯弓射猎。旁边他沼中有二人正荡于舟中。
春秋时楚灵王所建章华台，当是一个高大的“苑囿”中的建筑群。战国后期楚顷襄王迁都于陈，又重建了章华台（《太平寰宇记》卷十引《春秋后语》）。战国时韩国有鸿台之宫、桑林之苑（《战国策。韩策一》），当是韩王的苑囿。在今河北邯郸中华路人民公园内有丛台，原为战国所建，西汉初年为赵王宫内游乐之处（《汉书。高后纪》高后元年），颜师古《汉书》注说：“连聚非一，故名丛台，盖本六国时赵王故台也。”今遗基尚在，高达二十六米，当即赵王的苑囿所在（参看拙作《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研究》上编第七章第五节）。
六史书的编著和史学的发展
史官的历史记载
远在商周时代，史官原是当时天子和诸侯的秘书性质。所有政治上的重要文件，都是由史官起草、书写和管理的。有关农业生产的时令和历法，也是由史官制订和掌管的。按年按月的国家大事，又是由史官记录的。史官也还要参与宗教仪式性质的典礼。因此，史官不但是当时的历史学家，而且是天文学家和宗教家。
在儒家把《春秋》这类史书用作教材以前，史书从来就是贵族的教科书。
晋悼公因为听司马侯说叔向“习于《春秋》”，懂得“德义”，能够“以其善行以为恶戒”，便把叔向召来“使傅太子彪”（《国语。晋语七》）。当楚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的时候，士亹去向楚大夫申叔时请教，申叔时对答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仪）焉”（《国语。楚语上》）。在这里，教育太子的教科书中，《春秋》居首要地位，其他如记录贵族宗谱的《世》，记述贵族言论的《语》，记载国家兴亡的《故志》，辑录重要历史文件的《训典》（即《尚书》的主要内容），和《诗》、《礼》、《乐》、《令》一样，都成为太子必读之书。
贵族把历史书作为重要教科书，目的就在于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作为他们进行统治的借鉴。
史书的记载，特别是《春秋》的记载，是为了从中吸取统治的经验和教训的，因此史官在记载历史时，无论内容和措辞，都必须着重于“劝戒”，于是有所谓“《春秋》笔法”。所谓“《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传》成公十四年）。为了达到“劝戒”的目的，除了讲究措辞以外，还要称引当时贵族中知名人士的评论，也还要用“君子曰”来加以评论。现存的春秋史书《左传》和《国语》，都有“君子曰”的评论。此后历代史学家，往往沿用这一体例来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战国时代各国沿用过去的制度，都设有史官记载史事。“御史”作为国君的侍从官，常常随从国君参与对内、对外的政治活动，并随时在旁从事记录。例如秦赵渑池之会，双方都曾命其御史记录。有些大臣也设有侍史从旁记录。例如“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史记。孟尝君列传》）。当时各国都设有太吏，作为史官之长，主管历史记录。
晋代汲县魏墓中发现的《竹书纪年》，就是出于魏国史官的记录。司马迁曾根据《秦记》编制《六国年表》，据他说“《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又说“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
（《史记。六国年表序》）。这部《秦记》也是出于秦国史官的记录。《六国年表》所记事迹，有许多不见于《史记》别篇的记载，正因为司马迁采录了《秦记》的原文（详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综观篇》）。这种历史记载
是编年体的，只按年记载大事，极其简括。
当时历史记载，除了编年体的大事记以外，还有记事体一种，记述每个
历史事件比较详细，既有具体情节，也还穿插有生动语言。《墨子。明鬼下
篇》所引的周、燕、宋、齐四国《春秋》，讲鬼神的故事的，便属于这一种。
也有着重记录贵族的言论的，叫做《语》。也还有记录贵族宗谱的，叫做《世》
或《世系》，所谓“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国语。鲁语上》）。
春秋时代有一种瞎眼的贵族知识分子，博闻强记，熟悉历史故事，又能奏乐，善于传诵历史或歌唱史诗，称为瞽史，也称替矇①。他们世代相传，反复传诵，不断加工，积累了丰富的史实内容，发展成生动的文学作品。《左传》原称《左氏春秋》，司马迁以为左丘明所著。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人，孔子曾称许他评论人物的观点。他之所以名明，据说是由于他的“失明”、“无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报任安书》）。徐中舒认为左丘明是当时很有修养的瞽史，《左传》最初即出于他的传诵，后来笔录下来，经子夏门下讲习，由子夏再传弟子搜集文献，编写成书②。这样把《左传》看作最初出于左丘明的传诵，只是一种推测。《左传》最后讲到晋国知伯被灭，事在公元前四五三年，距孔子之死已有二十六年，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不可能传诵及此，看来《左传》不可能全出左丘明的口传。但是，像《墨子》所引四国《春秋》那样记事体的《春秋》，该即出于各国瞽史所传诵。《左传》作者就是依据各国替史所传诵的各国《春秋》加以整理编辑而成，用以作为《鲁春秋》的一种“传”的。
春秋时代历史书的编著
现存的《春秋》，原是鲁国史官所编的编年体的大事记。以孔子为首的
儒家沿袭过去贵族的教育制度，以《春秋》为教材，从中吸取统治的经验和
教训。孔子死后，弟子子夏居西河教授，并为魏文侯之师（《史记。仲尼弟
子列传》），而且教授魏文侯“经艺”（《魏世家》）。子夏所教授的“经
艺“，《春秋》是其中重要的一经。子夏说：”《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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