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这在古代称为“导引”。《庄子》所讲到的“熊经”和“鸟伸”是早
期运用的两种动作，这是由于模仿熊和鸟的特殊动作而得名的，后来就发展
为许多模仿各种鸟兽动作的方式，如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导引图》所描写
的以及华忙的“五禽戏”等。这种配合一种动作的“导引”，就是现在“气
功“中的所谓”动功“。至于不配合的”行气“，就是现在”气功“中的所
谓“静功”或“内功”。
这种“气功”的发明和推行，看来不仅和道家所讲“精气”学说有密切关系，而且和当时医学家的“经脉”学说有重大关系。医学家认为全身分布有阴阳相对的“经脉”，是“精气”循环流通的主要通道，所谓“行气”就起着加强“精气”在“经脉”中循环流通的作用，所谓“导引”就起着导引“精气”在“经脉”中循环流通的作用“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战国时代十二面小玉柱，上刻有《行气铭》，原为安徽合肥李木公收藏，被误称为”玉刀巡“或”剑地“，铭文拓本曾著录于邹安《艺肢》和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
＠已这个小玉柱下端有圆孔上通，顶端不穿透，侧面又有小圆孔可以穿钉，可能是老人所用手杖上端装配的玉首。原文如下：
行气：吞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
长则复，复则天。天其本在上，地其本在下。顺则生，逆则死。以三代吉金
文存》卷二0，第四十九页）
①
这是讲练习气功的“行气”方法，讲的是深呼吸的一个回合，就是现在气功疗法中所讲沿任脉和督脉的循环一小周天。这是说“行气”要先吸气吞下，吸气吞下就会使得气积蓄起来，气积蓄就会使得气伸长，气伸长就会使得气往下沉，气往下沉就使得气定在丹田里，气定下来就会使得气在丹田里稳固下来，气在丹田稳固一段时间就会萌生新气，萌生了新气就会成长，这时气的行径就回转到背脊向上运行，一直上升到头顶。“天”原来就有头顶的意思。这样“行气”一个周天，既上行到“天”，又下行到“地”，顺着这样“行气”便可以长生，逆着这样“行气”就要短命。
所谓“得道”的“莫人”
这种“引气”方法，现在称为“内功”，古代称为“内业”。《管子。内业篇》就是专讲修养内心和修炼精气以求长寿之道的。这是齐国稷下道家的著作。他们认为“精气”就是“道”，天地万物都由精气产生和生长，人的生命也以精气为根本要素。我们在上章第四节已经指明。《内业篇》可以说是一篇最早讲气功的精辟论文。他们认为内心虚静，去掉欲望，排除外来的诱惑，专心保持积蓄精气，就能得道。“心静气理，道乃可止”。“修心静意，道乃可得”。“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得道之人，理丞（柔）而毛泄，
①郭沫若《行气铭释文》《沫若文集》眷十六，陈邦怀《战国行气玉铭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七辑）。
匈（胸）中无败“。这是说”执静“的内功，能够使败坏之气从肌肤毛孔中蒸发排泄出去，使胸中没有败坏之气，从而精气得以储存积累而延年益寿。
他们说：“平正擅匈（胸），论治在心，以此长寿。”他们认为饥饱不能失度，如果失度，太饱就要赶快活动，否则气血就不能通达。
值得注意的是，稷下道家所作《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四篇文章，主张“道”就是“精气”，修炼精气就能“得道”，同时他们把“得道”的人称为“真人”。《心术上篇》前半是“经”，后半是“解”，说明这是他们的重要论文。经文说：“大道可安而不可说，真人之言不义（”义“
读作“俄”）不颇“（”真“字原误作”直“，从《管子集校》改正）。解文对”真人“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说”真人“是”言至“、”言应“、”言因“而”言深囿“的。就是说得道的”真人“所讲的”道“，是达到了”道“
的，应合于“道”的，因循于“道”的，因而讲得不偏不颇的。稷下道家这样讲究修炼精气，把修炼成功的称为“得道”，并把得道之人称为“真人”，把“真人”看作修炼成功的最高境界。《吕氏春秋》讲养生之道的几篇，都是采自稷下道家的。如《先己篇》说：“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
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此之谓真人。“
所谓“大宝”就指精气而言。所说“腠理遂通”，就是如《内业篇》所说：“理丞而毛泄，胸中无败。”这样的人《内业篇》称为“得道之人”，所以《先己篇》说“此之谓真人”。
民间医学的进步和名医扁鹊
这时医学已经分科。《周礼。天官》冢宰的属官有医师（大医师）、食医（管理营养卫生的医生）、疾医（内科医生）、疡医（外科医生），又有兽医。民间也已有各科医生，有带下医（妇科医生）、小儿医（小儿科医生）、耳目痹医（耳目科医生）等（《史记。扁鹊列传》）。这时疾医主要医治的流行病，春天有痟首疾（头痛病），夏天有痒疥疾（疥癣、疖子等痒痛的皮肤病），秋天有疟寒疾（疟疾），冬天有嗽上气病（咳嗽气喘病）。疡医主要医治的病有肿疡（癕肿的疮）、溃疡（溃脓的疮）、金疡（刀伤）、折伤（骨折伤）。医生诊断病情，“以五气、五声、五色眂其死生”（《周礼。疾医》），已经普遍采用“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等方法（《史记。扁鹊列传》），我国传统医学上临床观察的望、闻、问、切“四诊”方法，这时都已有了。
当时民间流行“灸”和“针”的治疗方法，人们常用烧灼艾绒的“灸”
法来治一般病痛。孟子说：“今之欲王者（指希望统一天下的），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孟子。离娄上篇》）赵岐《注》：“艾可以为灸人病，干久益善，故以为喻。”人们又常用石制的针来刺的“针”法来治病痛。
《管子。法法篇》主张对罪行不赦，认为“毋赦者有小害而大利者也”，“毋赦者痤疽之砭石也”。砭石是石制的针，用来刺经脉的穴位来治病。据说扁鹊使其弟子子阳急救虢太子的昏厥，“厉（砺）针（针）砥石，以取三阳五会”，一会儿太子就苏醒（《史记。扁鹊列传》）。这已使用金属的针，所谓“砺针砥石”，就是用金属的针在磨刀石上磨得锐利，所谓“三阳五会”，是指手足三阳经脉和督脉的交会穴，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以为就是头顶正中的百会穴，百会穴确是治“厥症”的特效穴位。说明这时针灸学已发展到
成熟的地步。这时内科的治疗方法，有服汤药的，有用药物来熨帖按摩的，有用针（针）石来针刺的，有服药酒的，中国医学上优良的传统医疗方法，在战国时已经奠定了基础。据说，病未深入的时候，一般用“汤”、“熨”
的医疗方法，病到了血脉里得用“针石”的医疗方法，病到了肠胃里可以用“酒醪”的医疗方法（《史记。扁鹊列传》）。至于外科病的医疗方法，有用敷药的医疗方法，要“以五毒攻之”，“以五药疗之”。也有用开刀的医疗方法，有所谓劀（刮去脓血）、杀（割去烂肉）等手术名目（《周礼。疡医》），又有剔（用刀来剔疮）、……（开刀）等手术名目。《韩非子。显学篇》说：“婴儿不剔首则复（旧误作”腹“，从王先慎说校正）痛，不……痤（恶疮）则寖益。”就是说：婴儿头上的疖子不剔掉就要更加痛，毒疮不开刀就要逐渐厉害。《尸子》说：“有医竘者，秦之良医也。为宣王割痤，为惠王疗痔，皆愈。张子之背肿，命竘治之，谓竘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制焉。‘治之遂愈。竘诚善治疾也，张子委制焉。“（孙星衍辑本下卷）说明这时的外科医生，能够”割痤“、”疗痔“、治背肿。这时已有防止冬天手上生冻疮而皮肤皲裂的药，叫做”不龟手之药“。据说宋国有人善于制作这种药，因而能够世代干着冬天漂洗丝絮的事（《庄子。逍遥游》）。
扁鹊，即秦越人，齐国渤海鄚（今河北任丘北）人①。曾从长桑君处得到
许多“禁方书”（不公开的丹方医书）。相传晋大夫赵简子生病，五天不省
人事，请扁鹊诊治，扁鹊断定“血脉治”（血脉循环正常），不出三天会好
转。又有虢国太子得急病暴卒，扁鹊进去诊察，发觉他耳朵里有声音而鼻翼
扇动，两股内侧还是温的，断定是“尸厥”（昏迷假死），可以抢救。扁鹊
就用针法、熨法和汤剂结合治疗，过了二十天太子就康复。当时人“尽以为
扁鹊能生死人“，扁鹊说：”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史记。扁鹊列传》）扁鹊主张早期发现病情，早日加以治疗，反对“信
巫不信医“。他根据各地人民的需要而行医，在邯郸做”带下医“，在洛阳
做“耳目痹医”，在咸阳做“小儿医”。秦国的太医令（官名）李■妒忌他，
竟把他刺杀了。
《素问》的医学理论
《素问》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医学著作，相传是《黄帝内经》的一个
部分。《素问》非一人一时之作，是一个学派在较长时期内写成的，主要部
分写成于战国时代末期。《素问》八十一篇，原缺七篇。《天元纪》以下七
篇《大论》，是东汉到南北朝时人作品，为唐王冰所补入。它假托黄帝所作。
从它的思想体系看来，同当时的道家和阴阳五行家有着密切关系。
春秋时代的医师，已经开始运用“阴”、“阳”、“风”、“雨”、“晦”、
“明”六气来解释疾病的原因。公元前五四一年秦国医和就提出了“淫生六
疾“的理论，认为”寒“、”热“、”末“（四肢的病）、”腹“、”惑“、
①《史记。扁鹊列传》所记扁鹊事迹，年代锗乱。《史记》说扁鹊先后为赵简子、虢国太子、齐桓侯治病。
赵简子卒于公元前四七七年，而虢国被晋献公灭亡，在赵简子前一百多年。齐桓侯如果是田齐桓公，齐桓公立于公元前三八三年，又后赵简子九十多年。《战国策。秦策三》又说“扁鹊见秦武王”，秦武王卒于公元前三一一年，又在齐桓公之后七十多年。扁鹊年寿不应如此之长。有人认为扁鹊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名医，后来名医多自称扁鹊，传说者把他们的事迹糅合在一起，所以年代相差这样远。
“心”六疾是由于感受六气过度而生（《左传》昭公元年）。《素问》对病源学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调经论》）所谓“邪”，是指致病因素。这是说，致病原因不外乎外因和内因，外因是风雨寒暑的侵袭，内因是饮食起居喜怒的不节，因而造成阴阳失调，引起疾病。《素问》特别重视造成疾病的内因。它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
（《举痛论》）又说：“暴怒伤阴，暴喜伤阳。”“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阴阳应象大论》）。不但精神上的过度刺激和剧烈冲动，会影响身体而引起疾病；如果过度的劳心劳力，过度的追求享乐，纵情酒色，生活失常，也要导致疾病和早衰。
基于上述理论，《素问》作者首先重视疾病的预防。在预防体外疾病因素侵袭的同时，特别强调人体内在的预防因素。它一方面主张“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一方面又认为“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上古天真论》）。预防疾病，固然要防止外来的致病因素乘虚而入；更重要的是要注意修养，保养“真气”，增强抵抗力量。它主张“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上古天真论》），目的在于克制情欲的冲动，防止内在致病因素的爆发。这种思想是和道家有相通之处的。
《素问》特别强调疾病的预防，较治疗更为重要。《四气调神大论篇》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认为“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它把四季的运行看作自然界“生”、“长”、“收”、“藏”有规律的变化，认为人们生活在这个有规律变化的自然环境里，必须相应地按照自然界变化的规律调节起居生活和精神活动，使得身体内部的阴阳顺应自然界的阴阳而变化，“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这样就能保持健康，不生疾病，叫做“得道”。
所谓“得道”，不是别的，就是掌握和顺应自然界变化的规律。这种理论，是和当时的阴阳五行家和道家有相通之处的。为了便于理解，我们把《四气调神大论篇》内容，列为一表如下：
四季春三月夏三月秋三月冬三月自然界有规律的变化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
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
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
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
相应注意起居夜卧早起，广步于庭。
夜卧早起，无厌于日。
早卧早起，与鸡俱兴。
早卧晚起，必待日光。
相应调节精神生活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
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
使志安宁，以缓秋形，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请。
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碍，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
顺应变化之道养生之道养长之道养收之道养藏之道逆后的反应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
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
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
逆冬气，则少阳不藏，肾气独沉。
逆后的间接影响夏为寒变，奉长者少。
秋为■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
冬为飧泄，奉藏者少。
春为痿厥，奉生者少。
《素问》不但用阴阳失调来解释病因，也还用阴阳学说来阐述人体生理和说明病理。它认为，五脏属于阴，必须“藏精气而不泻”；六腑属于阳，必须求其通达，“传化物而不藏”（《五藏别论》）。还认为，必须根据阴阳的变化来进行病理的分析，来判断虚实、寒热、内外等，从而确定辨证论治的准则。
《素问》认为“治病必求其本”，必须把病因、病型和病所三者结合起来、全面考虑治疗方针。病势轻的可用“扬”（宣散）的方法，病势重的可用“减”（减除）的方法，体质衰弱的可以用“彰”（补养）的方法，形体不足的要“温之以气”（用气来温补），精气不足的要“补之以味”（用味来滋补）；病在高处的可用“越”（催吐）的方法，病在下处的可“引而竭之”（引导下泻），病在中间腹部发的可以“泻之于内”；有外邪入侵的可以“渍形以为汗”（薰蒸出汗），病在肌表的可以“汗而发之”；病情慓悍的可以“按而收之”（加以抑制而使其收敛），结聚盘踞的可以“散而泻之”
（《阴阳应象大论》）。总之，把祛邪扶正作为治疗的纲领。
《素问》这些医学理论，奠定了祖国医学优良传统的基础。
第十二章战国时代文化的发展
一文字的变革和书法的起源
文字的变革
战国时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商品交换的发展，
文字的应用日益频繁而广泛。文字在民间频繁而广泛的应用中，就不能不讲
求简易速成，因而简化的、草率的字体大量流行。不但字形的变化十分显著，
不同地区之间文字异形的现象也很突出。当时印玺、货币、陶器上的文字，
铜兵器上的刻款，铜器上所刻工名，以及近年出土的竹简、帛书，都是草率
的字体，它和青铜礼器上工整的铭文显然不同。大体上当时重要的青铜器上
工整字体，还是沿用着西周以来传统的写法，而在一般日用器物上的草率字
体，是出于当时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正因为出于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字
的写法很不一致，连偏旁也有不同，出现了汉代许慎所说七国“文字异形”
的现象（《说文解字叙》）。但是这种民间的“俗体”，代表了文字发展趋
势，富有生命力，它们将促使原来贵族化的文字走下舞台，并取而代之。
战国时代还没有字体的专名，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已形成工整和草率两种
字体。工整的一种就是篆书的起源；草率的一种可以称为“草篆”，也可称
为“古隶”①，它正是从篆书到隶书的过渡。我们以秦国为例，当商鞅变法时，
所制造的“商鞅方升”上的铭文写得工整，是西周以来传统的篆书；但是“大
良造镦“上的刻款就很草率，是属于草篆的字体。秦昭王时的两颗玉印（江
陵凤凰山秦墓出土），都作“泠贤”两字，一个是小篆，另一个是草篆，近
于隶书，“泠”字的偏旁已不从“水”而作“三点水”。战国后期秦“高奴
禾石铜权“的铭文，已是隶书字体，”奴“字的”女“旁和”造“字的”噦“
旁都已同于隶书。在秦始皇没有完成统一以前，实际上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
都早已存在，“新郪虎符”的铭文是小篆，而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帛书《为
吏之道》则近于隶书。隶书和小篆最大的区别，就是变圆笔为方笔，变弧线
为直线，这样写的速度就可以加快。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文字，就是顺应了
这个历史潮流，更广泛地把隶书加以推广。秦代庄重的石刻之类采用小篆，
小篆可以说是象形文字的结束。同时大量官文书采用隶书，隶书可以说是改
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
书法的起源
本来我国文字在殷周时代就具有艺术风味。殷代的甲骨文除了刀刻的
“刻辞”以外，还有用笔写的“书辞”。西周的金文（铜器铭文）在铸造之
前，先要写好字迹。其中有好些作品字体美观，可以说出于当时无名的书法
家之手。但是，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使文字艺术化，是从春秋末期
开始的。春秋末年吴、越、蔡、楚等国往往在作为仪仗用的兵器上，镌刻（或
者错金银）美术字体。它和当时的草率字体正好相反，力求工整美观，或者
在笔画上加些圆点，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应有的笔画之外附加鸟形的装饰。
这就是“鸟篆”、“虫篆”或“缪篆”的起源。一九六五年湖北江陵楚墓发
①《颜氏家训。书证》：“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秤权，旁有铜涂镌铭两所，……其书兼为古隶。”
现的越王勾践剑，整个剑身满饰菱形暗纹，有铭文作“越王鸠浅自作用■”
八字；一九七七年湖南益阳县赫石庙战国墓中发现的一把铜剑，上下两面都铸有“越王州句（即朱句）自作用剑”的铭文，都是这种鸟篆字体。
战国时代除了广泛应用的草篆以外，许多重要铜器铭文都用工整的篆书，讲究美观。例如战国初期韩国制作的“……氏编钟”，所有铭文都先划好方格，在方格内写着工整的篆书，很是精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铜器铭文也都是工整的篆书。这就是书法的起源。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文字也还沿用这个办法，除了广泛应用隶书以外，许多刻石和重要铜器上的文字都用小篆，也都写得工整美观。相传李斯就是个书法家，“号为工篆”，许多刻石和十二“钟鐻金人”的铭文都出于他的手笔（《水经。河水注》引卫恒《叙篆》）。从这时起，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和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分别遵循着各自的道路而向前发展。
二文体的变革和文学的发展
春秋、战国间，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阶级结构的变动，文学也有了发展。这时文学所以会发生变化和发展，主要是由于新兴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需要发表他们的观点和主张，需要比较广泛地进行宣传，需要在思想领域里开展斗争，需要展开“百家争呜”，因此必须改革旧的文学形式，创造新的文学形式。这是新内容决定了新形式的表现。其次是由于这时期文人学者很多是出身于“贫贱”的，他们吸收了民间文学的养料，经过了提炼和加工，因而使文学作品能够脱出过去贵族文学的范畴，提高了思想性和艺术性。
散文的发展
春秋以前的散文，都出于贵族之手，都是很典雅的文章。原来贵族的散文，见于《尚书。周书》中的，不外乎“诰”和“誓”两种文体。“诰”是贵族为了政治需要而颁发的文告，“誓”是军队出发前的宣誓，比较起来，“誓”的文体比较接近于口语。到春秋时代，这类文章已逐渐趋向公式化，逐渐成为僵化的滥调。许多贵族往往脱离了口语，模仿古文作文。例如公元前六四八年周惠王对齐桓公使者管仲所说的话：
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左传》值公十二年）很明显的，这话是模仿古文的，和当时一般人的口语完全不同。这种模仿古文的官样文章，已经成为毫无生气的东西了。
到春秋后期，就出现了用“也”、“乎”、“焉”等语助词的文体。孔子招收学生讲学，所有讲学的记录和言行的记录都采用了当时的口语，《论语》一书便是采用这种文体写成的。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是采用这种文体来阐述军事思想的第一部著作。到春秋、战国间墨子讲学的时候，既用这种文体来记录言行，同时也用来作论文，甚至引用古书，为使人容易了解起见，也不免要加以改动。墨子的文章，着重于论证他的政治主张，逻辑性很强。到战国时代，这种文体的应用更广泛了，除了某些官样文章以外，几乎已完全代替了过去典雅的古文。
《左传》一书是战国初期的著作，它不同于专门解释《春秋》的《公羊传》和《穀梁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生动而具有真实性的编年史。这本书不但有丰富的语言，记述春秋时人的对话，圆转曲折，极为活泼，而且叙述历史事件，特别是描写战争，都能绘影绘声，令人读了如同亲历其境。唐代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幾曾竭力称赞《左传》的叙事文，认为是“古今卓绝”
的（《史通。杂说上》）。分国记录春秋时代贵族言论的《国语》，虽然文学技巧不及《左传》，文辞也是和《左传》相类的。
战国时代诸子的著作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也都是优秀的散文。不论叙述和描写事物还是说明道理，写作的技巧都已很成熟。《战国策》记录战国时代纵横家谈说之辞，“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也是一部文辞极生动的著作。
清代历史学家章学诚曾经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作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的确，在战
国以前是没有像战国以后的各种文体的。章学诚又说：战国时人的文章“长于讽喻”，“深于比兴”（《文史通义。易教下》），所谓比就是比喻，兴就是运用景物的描写来激动感情。因为战国时人已善于运用比喻、讽刺和描写，以激发读者感情，或者运用寓言、神话、故事等，以充实其内容，所以这些文章是很生动活泼的。
战国时代的散文，以《庄子》最为突出。庄子的后学曾说庄子的著作是“寓言十九”，“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摸不着边际）之辞”（《庄子。天下篇》。司马迁也说他“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史记。老子庄子列传》）。庄子善于运用独特的语汇来描写事物，善于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来发挥他奔放的思想感情，善于运用变化多端的文辞来表达思想。鲁迅就曾赞美庄子的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老庄》）。
诗歌的发展
民间歌谣在春秋、战国间是非常流行的。《左传》、《国语》和诸子书，就时常称引民间的歌谣。由于歌谣的流行和发展，战国时代的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成就。
这时诗歌的发展正如散文的发展一样，首先表现在文体的变革上。在春秋以前的诗歌总集《诗经》中，《雅》、《颂》是贵族文学，《国风》是民间文学。“兮”字的有无是区别当时贵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标准之一。在《国风》里常见用“兮”作语助词，《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商颂》中就很少见。原来“兮”字古音读为“啊”，是古时民间歌谣中常用的语助词。到春秋、战国间，民间歌谣中出现了句法长短参差而生动活泼的歌辞，已不像《国风》那样多用整齐的四字句。这时民间的歌咏往往是用音乐来伴奏的，在音乐伴奏中，唱着长短参差而生动活泼的歌辞，是很能感动人的。荆轲从燕国出发入秦谋刺秦王时，路过易水，高渐离弹着一种叫做筑的竹制的弦乐器，荆轲歌唱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的歌和高渐离所弹的筑的音调是相和的，
据说先为“变徵之声”（“变徵”是一种悲哀的音调），大家听了都流泪涕泣；后又“为
伉慨羽声“（”羽声“是一种慷慨激昂的音调），大家听了，都睁大眼睛，头发也好像竖
立起来了（《战国策。燕策三》）。
这时南方民间的歌曲，更是曲折变化，悦耳动听。据说当孔子南游楚国时，听到一个小孩唱的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孟子。离娄下篇》）
据说楚顷襄王时，鄂君子晰泛舟于新波之中。钟鼓的声音刚停止，打桨的越人就一面打桨，一面歌唱，用越语唱出了三十二个字音的一首歌，因为鄂君听不懂，请人用楚语译出，成为这样一首楚辞：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
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说苑。善说篇》）
由于诗歌的发展，南方的思想家就有用诗歌来阐明哲理的。《老子》五千言，大部分是用韵文写成的，语言精炼而生动，含义深刻。例如它对善于实行“道”的人的赞扬：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
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
谁能浊以止，静之徐清？谁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老子》第十五章）
屈原创作的《楚辞》
战国时代大诗人屈原创作的《楚辞》，是当时南方新体文学的代表作，我国古代诗歌中的瑰宝。
屈原名平，生于公元前三三九年，出身于楚国贵族。楚怀王时，他做到左徒的高官，掌管出纳号令。他主张通过制定新法令来改革楚国的政治，联合齐国抵抗秦国。他认为“背法度而心治”，犹如无辔而御烈马，是很危险的；必须做到“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九章。惜往日》）。
他要求“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偏邪）”（《离骚》），就是要选拔贤能担任官吏，按照法令的准则来办事而不能发生偏差。结果他遭到子兰（楚怀王幼子）、郑袖（楚怀王宠姬）和上官大夫等贵族的迫害。楚怀王听信谗言，免除他的官职，并把他流放。顷襄王继位后，他又再度被放逐。等到楚被秦攻破，国都郢失守，他就投汨罗江自杀了。
屈原不但是一位有抱负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吸收了民间文学形式，采用了方言声韵，融合了神话传说，创作了长篇的诗歌。
热烈的爱国情感，丰富无比的想象力，美丽的词藻，使得屈原的诗篇成为不朽的杰作。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全诗二千四百多字。诗人通过对自己的战斗历程的回溯和未来道路的探索，表现了他追求崇高理想的坚贞意志和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揭露了楚国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势力的猖狂。诗中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喻，编织神游天上等幻境，文采绚烂，结构宏伟。鲁迅指出：屈原的《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较之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屈原及宋玉》）。
屈原的光辉诗篇，继承了《诗经》的优秀传统，开拓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楚辞》中除了《离骚》以外，主要的作品有《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九章》（《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等篇。《九歌》是祭祀鬼神的乐曲，原是楚国民间的创作，经过屈原重新创作或加工，就显得更美妙了。
《天问》一篇所问的，从自然现象和神话一直问到远古的历史传说，是一篇美丽的史诗。原来在楚国的宗庙和神祠里，壁上往往绘有关于自然现象、神话和远古历史传说的大幅壁画，《天问》正是针对这些壁画所描写的神话传说来发问的。全诗一千五百多字，诗句大体以四言为主，一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表达了屈原对传统思想的怀疑和探索真理的精神。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为前人所不敢言。”（《坟。摩罗诗力说》）
屈原以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继起创作《楚辞》，“然皆祖
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列传》。宋玉所作的《九辩》，
是一篇比较优秀的作品。它描写一个失意文人在萧瑟秋风中触景生情，发泄
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他用一连串凄凉悲哀的词句，细密地描绘秋天“萧瑟”、
“泬寥”、“寂寥”、“寂寞”的情景，刻画出自己“憭栗”、“憯凄”、
“怆恍”、“坎凛”、“廓落”、“惆怅”、“掩留”的哀怨感情。宋玉同
情屈原的境遇，艺术技巧上学习屈原，但是他的作品只是用来抒写个人的哀
伤，因此和屈原的创作相比，就差得远了。鲁迅评论《九辩》说：“虽驰神
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第四
篇《屈原及宋玉》宋玉的作品，还有《招魂》、《高唐赋》、《神女赋》、
《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约赋》、《笛赋》等篇，
见于《楚辞》、《文选》、《古文苑》等书。
荀况创作的赋曲
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荀况，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荀况创作
的《成相篇》，是运用当时民间喜闻乐见的曲调来宣传他的政治理论的。“相”
是一种用皮革制作、里面装着糠的小鼓，用手拍击，歌唱时用来调节节奏的①。
《成相篇》包括三首歌，每首开场的第一句歌词是“请成相”，就是请准备
打鼓而歌唱的意思。因为这种民间曲调，都用“请成相”开唱，“成相”就
成为曲调的名词。《汉书。艺文志》有《成相杂辞》十一篇列“杂赋”中，
也该是采用“成相”这种曲调创作的辞。“成相”的曲调，六句组成一章，
第一、二句三个字，第三句七个字有韵，第四、五句四个字，多无韵，末句
三个字必有韵。可以说，这是我国最古的鼓儿词，是后世大鼓书的开端。
《成相篇》的第一首从“请成相，世之殃”起，到“宗其贤良，辨其殃
孽“为止，共二十二章。从当世之乱说起，前半首指出致乱的原因，后半首
提出治理的办法。第二首从“请成相，道圣王”起，到“托于成相以喻意”
为止，也是二十二章，通过讲历史故事来发表自己的政见。前半首叙述古代
圣王故事，说明上世所以盛的原因，后半首叙述周幽王、周厉王故事，说明
季世所以衰的原因。第三首从“请成相，言治方”起，到“后世法之成律贯”
为止，只十二章。主要讲统治的方法。第一首有“春申道缀（辍），基毕输”
的话，该写在公元前二三八年春申君被杀，荀况“知道不行，发愤著书”的
时候。他所以要采用这种民间曲调体裁，就是想借民间文学形式来广泛传播
他的政治主张。这在文学创作上是一种创举。例如他说：
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第十八章）
①宋代朱熹认为“相，助也，举重劝力之歌”（《楚辞后语》）。清代俞樾根据《礼记。曲礼篇》郑注“相，
谓送杵声“，也认为”盖古人于劳役之事必有歌讴，以相劝勉“，”其乐曲即谓之相“（《诸子平议》卷
十五）。近人朱师辙认为“相如鼓，可以手拍之”，“奏乐之时，先击相，是相犹今鼓板，每大鼓书开唱
之始，则先击鼓，并拍板“。并列举下列资料作证：《礼记。乐记》：”治乱以相。“郑注：”相即拊也，
亦以节乐。拊者以韦为表，装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齐人或谓糠为相。“《释名。释乐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