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还曾把“贾人”随同“治狱吏不直者”、“诸尝逋亡人”、“赘婿”
等谪发出去从事远征和防守（《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来甚至谪发到“尝
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汉书。晁错列传》载晁错语），
这样就严重阻碍了各个地区物产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秦始皇还
曾“徒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成
为西汉时代七代皇帝把六国贵族及豪富迁到关中、建设陵邑的开端。
（二）推行二十等爵制，普遍推行郡县制。卫鞅在秦国制定二十等爵制，
奖励军功，第二十等爵列侯就是封君；还规定没有军功的宗室贵族不能得到
贵族待遇。同时卫鞅推行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在完成统一的过程
中，继续推行卫鞅制定的法制，每兼并得大块地区就设置为郡；并推行二十
等爵制，包括分封列侯。丞相王缩和博士淳于越先后建议分封诸子为王，秦
始皇听从李斯的主张，坚持维护卫鞅的法制，拒绝了王绾和淳于越的建议。
淳于越把殷周分封制作为学习榜样，认为“殷周之王千余岁”，是由于“封
子弟功臣自为枝辅“；当今”子弟为匹夫“，统治就不能长久。李斯则反驳
说：“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从表面上看，好像这场“学古”和“师今”
①秦始皇在公元前二一九年（秦始皇二十八年）把三万户农民迁到了沿海的琅邪台，“复十二岁”，即免除他们徭役十二年。在公元前二一二年又曾把三万家农民迁到了骊邑（今陕西临潼东），五万家农民迁到了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皆复不事十岁”，即一律免除他们徭役十年。在公元前二一一年又把三万家农民迁到了榆林（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黄河以北地），都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些都是秦始皇“上农”政策的具体措施。
的争辩，是一场恢复还是废除分封制的政治斗争。而实质上，当时王绾和淳于越等人主张分封诸子为王，只不过要扩大分封制，在分封“列侯”之上增加分封“诸侯王”一等，因而举出殷周的分封制作为榜样。李斯反对分封诸子为王，为的是“使后无战攻之患”（《史记。李斯列传》），就是要避免回复到战国时代诸侯割据混乱的局面。秦始皇以“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为理由，拒绝分封诸子为王，同样是这个意思。
（三）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制，统一货币，统一车轨，统一文字和统一历法。秦始皇用来统一全中国的法律，就是过去卫鞅变法以后秦国陆续颁布的法律，包括连坐法在内。秦始皇用来统一全中国的度量衡制，就是过去卫鞅用来统一秦国的度量衡制。至于秦始皇的统一货币、统一车轨和统一历法等政策，基本上也是用秦的制度作为统一标准，统一文字采用小篆和民间流行的隶书为标准，这些都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
（四）拆除内地长城和阻碍交通的关塞。秦始皇在统一全中国后，曾经“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碣石门刻石》）。这里所谓“决通川防”，并不是把所有河流的堤防都掘掉，“川防”就是指战国时代各国在内地利用大河堤防扩建而成的长城。秦始皇命令全国各地拆除战国时代各大国在险要地区所修建的关塞、堡垒和内地长城，目的在于防止人民反抗和地方割据，客观上却有利于加强全国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
（五）收集天下兵器集中咸阳销铸，用以铸造十二座“钟虡（一作”臄“）
金人“。所谓”钟虡金人“，就是用作悬挂铜钟架子的铜人，放在朝宫和宗
庙的宫门前，悬挂着编钟，以便鸣钟而作为举行上朝礼仪的信号的。这十二
座钟虡金人所悬挂的编钟，共有大小不同的十二枚，因此这十二座铜人的大
小轻重也不相同，大的重二千石（即二十四万斤），小的重一千石（即十二
万斤）。这十二座铜人都铸成“狄人”形象，穿着狄服，用以表示天下一统、
四方夷狄都已服属。《汉书。五行志》等书所说当时有长五丈的狄人见于临
洮，以为善祥，因而铸十二金人，这是后人附会的神话传说。这样收集天下
兵器集中咸阳销铸，无非表示从此天下太平而不许再有战争，就是《太史公
自序》所说：“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于革，尊号为帝。”
①
（六）焚书坑儒，加强专制统治和思想统制。当时有些知识分子通过“私学”，评论和反对政府的法令。李斯曾经指出：“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元前二一三年博士淳于越提出分封诸子的建议，秦始皇让大臣讨论，李斯认为这是搞“私学”的人“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如不禁止，势必“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因而建议焚烧私人所藏《诗》、《书》、百家语和《秦记》以外的各国历史记载，“有敢偶语《诗》、《书》者”要“弃市”，“以古非今者”
要灭族。其目的在于禁绝“私学”，强制人们“学法令，以吏为师”，使国
①《秦始皇本纪》载：“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干石，置廷官中。”《索隐》据《汉书。五行志》等，以为长狄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因此前人多误以“铸■”与“金人”
是两种东西。中华书局《史记》标点本和《资治通鉴》标点本都误以“销以为钟■”为句，又以“金人十二”为句。《正义》引《三辅旧事》谓铜人“各重二十四万斤”，梁玉绳据此以为钟■重千石，铜人重二十四万斤（即二千石）。其实钟■金人是指用作钟■的金人，并非两种东西，原来钟■大小轻重不同。《太史公自序》所说“销锋铸■”，即指收集夭下兵器销铸以为钟■金人。
家法令“定一尊”。这就是卫鞅“燔《诗》《书》而明法令”政策的扩大化。
其打击矛头不革是儒家，包括讲“私学”的“百家”。下一年，一些文学方术之士私下指责秦始皇“专任狱吏”，而“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乐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至如此”。秦始皇下令追查，共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多人（《史记。秦始皇本纪》）。韩非曾经主张对“诽谤法令”、“乱上反世”的“二心私学”，“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韩非子。诡使篇》）。秦始皇的坑杀“犯禁者”，又是韩非打击“二心私学”
主张的具体实施。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的措施，打击“百家”的“私学”，只准“以吏为师”，显然是为了统制思想舆论，加强专制统治，这对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思潮是致命的打击，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严重破坏的作用，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
（七）讲究女子贞操，对女子严加压迫。秦始皇在《琅邪台刻石》上说要“匡饬异俗”，在《泰山刻石》上说要“男女礼顺”，“昭隔内外”。在《会稽刻石》上更详细说：“饬省宣义，有子而嫁，倍（背）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在这里，秦始皇主张严防男女之间发生淫乱的事，反对已生有儿子的妇女再嫁，对于那些因通奸而寄居在女子家中的所谓“寄豭”，竟宣告“杀之无罪”。对于改嫁的妇女，竟规定儿子不能承认她是母亲。这样的讲究女子贞操，用法令来对女子作严厉的压迫，是前此所未有的。
原来李悝的《法经》，在《杂律》中已有“淫禁”的条文，卫鞅也曾禁止“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这时随着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对于女子的迫害也更厉害了。
（八）采用严酷的刑罚来加强专制统治。秦始皇不但“事统上法”（《史记。封禅书》），而且“专任刑罚”（《汉书。刑法志》），主张“刻削，毋仁恩和义”（《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秦朝刑法繁苛，单是死刑，就有弃市、腰斩、车裂、枭首、具五刑等十多种，被罚作刑徒的极其众多。秦始皇非常专断，要亲自处理各种案件，每天所批阅的公文要以一石（一百二十斤）为标准，达不到这标准就不停止办公（《汉书。刑法志》）。这些公文是竹木简写的，比较重，但是一百二十斤（约合今五十多斤）毕竟不是个小数。他在统一全中国后，十年之间，曾五次出巡，除了西南数郡外，各处都巡视遍了，目的也在于加强专制统治。
从上面八点看来，秦始皇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猛烈地发展了法家政策，并且是坚决地加以贯彻执行的，从而加强了残暴的专制统治。
秦始皇的评价问题
从来对秦始皇在历史上所起作用的评价，是很有争论的。多数人认为他是个残酷的暴君，是“焚书坑儒”的魔王。但也有人特别称赞他的作为，如李蛰颂扬他是“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章炳麟说：“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秦政记》）当秦王政成年开始亲政时，秦完成统一的形势早已水到渠成，秦相昌不韦早已在策划兼并天下了，完成统一的结果必然将来到，完成统一时间的早晚主要在于政策和手段的使用。
由于秦始皇进一步推行法家政策，加强完成统一的措施，使得这个提到议事日程上的完成统一的任务，得以加速完成，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创建了统
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此后长期以统一为常规，以分裂为变态。这样早在公元前两个世纪创立统一的大帝国，长期保持着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这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秦始皇顺着历史发展的趋势所创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统一的制度，两千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得到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民族长期团结、保持统一的重要因素，这是事实而不能否定的。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使整个中国从战国时代诸侯割据和混战的局面下摆脱出来，这是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的，也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的。所谓“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秦始皇不仅兼并了六国，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还进一步在秦、楚两国经营西南少数部族地区的基础上，完成了西南地区的统一，在那里设官治理；还统一了今浙江南部和福建一带东南沿海瓯越和闽越地区，设置了闽中郡；统一了今两广一带的南越地区，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又击退了匈奴贵族对中原地区的扰乱，建置了九原郡，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也是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的。
秦始皇在建立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是努力经营的。在击退匈奴之后，曾把秦、赵、燕原来北边的长城加以联贯和扩建，这便于防止游牧部族对农业地区的骚扰，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他又建筑了许多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汉书。贾山传》），北面“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史记。蒙恬列传》）。这些驰道建筑得很有规模：“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凭）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山传》）这些驰道的建筑，对于加强全国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是起着一定的作用的。此外，秦在统一西南地区后，曾派常……修筑“五尺道”（五尺宽的栈道），发展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秦始皇在进军南越时，还曾派监（监御史）禄在今广西兴安附近开凿了一条灵渠，这是沟通湘江和桂江支流漓江间的一条运河。这条运河的开凿，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使水上交通有了巨大的发展。
秦始皇虽然在创建统一的王朝的过程中，有着一定的作用，但是他确是一个极其残酷的暴君，不仅由于他偏激地扩展了法家政策，加强了专制和残暴的政治措施，而且由于他本性的卑劣残忍，使天下臣民都受到他的蹂躏。
当时尉缭就说：“秦王为人，蜂准（高鼻）长目，挚鸟膺（胸像鸷鸟那样挺突），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困难时能自居下人），得志亦轻食人，……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
首先，秦始皇无限制地使用民力和物力，超过了当时人民所能忍受的限度。秦时全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建造宫殿和陵墓的共一百五十万人，戍守五岭的五十万人，防御匈奴和修筑长城又使用几十万人，超过总人口十分之一的人成年累月地从事无偿的徭役。当时人民还要负担苛重的租赋。不仅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众多的官吏和庞大的军队，都要劳动人民用血汗来供养。加上秦始皇在生活享受上穷奢极欲，修建了许多劳民伤财的土木工程。就在攻灭六国过程中，令人把各国宫殿的图样摹绘下来，在国都咸阳以北二百里地内，仿造了二百七十座宫殿。到临死前两年，秦始皇还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兴建规模极为宏大的朝宫，光是它的“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他即位后就动工的位于骊山北麓的陵墓，也是穷极奢丽豪华。墓高五十余丈，
周围五里余。墓内照样有官殿及百官位次，陈列各色“奇器珍异”；并“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溉，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鲸鱼的油脂）为烛”（《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陵园是按照都城咸阳布局设计的。西部有长方形的小城，城有内外两层，作长方形的“回”字形，相当于咸阳的官城（即内城）。陵墓在小城南半部的中心，小城北半部有寝殿及其附属建筑。在长方形小城的东侧大郭（即外城），相当于咸阳宫城东面的大郭。在大郭东门大道的北侧发现三座兵马俑坑，象征着咸阳守卫东郭门一带的屯卫军。一号兵马俑坑有兵马俑六千人左右，面向东方。兵马俑有弓弩手、步兵、车兵、骑兵等，身高都在一米八左右。三座兵马俑坑，共有俑七千余件，马五百多匹，木战车一百三十多辆，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军阵。陵园东侧发现有马厩坑近百座。陵墓封土西侧发现了铜车马坑，出土了两乘精美的大型彩绘铜车马，这当是秦王出巡所乘的坐车。内外城西垣之间的西门大道南侧，发现了珍禽异兽坑三十多座。陵园东门大道的南侧，发现了十七座陪葬墓，都是东西向的。根据发掘其中八座墓的情况，墓主身分可能是被处死的秦公子、公主和大臣，随葬品都很丰富，尸骨有分离和错位的现象。
其次，秦始皇迷信法家轻罪重罚的理论，“乐以刑杀为威”（《史记。秦始皇本纪》），企图借以强化专制统治，永远保持其家天下的局面，因而滥用刑罚。特别是在秦始皇末年，被迫害的罪犯数量多得惊人，建筑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就用了七十万刑徒和“奴产子”（奴隶的儿子）。在他的严酷统治下，不少官吏是穷凶极恶的刽子手，如范阳令“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人民的痛苦可想而知。
秦在兼并六国以后，赋役繁重，刑法苛暴，民不堪命，以致在秦始皇去
世后不到一年，由于秦二世“发闾左”（征发乡里中一切身分卑贱者），大
规模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秦王朝也就土崩瓦解了①。司马迁说：“秦取天下
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史记。六国年表序》）。秦始皇确是个残
酷的暴君，但是他所推行的统一政策，是符合“世异变”的历史发展进程的，
因而是“成功大”的。
①《史记。陈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前人把“闾左”解释为居住闾里左边的贫弱者，“发闾左”是因“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这个解释不可信。晁错说：秦时谪发，“先发吏有適（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复入闾取其左”（《汉书。晁错传》）。可知秦时谪发，和汉初“七科谪”相同，并非因“富者役尽，兼取贫弱”。汉初的“七科谪”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汉书。武帝纪》注引张晏说），有人把晁错之说和汉初“七科谪”对比，认为“闾左”即是“亡命”。这个解释也有问题。秦始皇三十年“发诸尝通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谪）遣戍”（《史记。秦始皇本纪》）。“尝逋亡人”即是“亡命”。可知秦把“亡命”和赘婿、贾人同时谪发，与最后被谪发的“闾左”不同。古时重右而轻左，右示尊贵，左示卑贱，豪富之家称为“豪右”。“闾左”之左当与“豪右”之右相对待，当指乡里中身分卑贱者。“发闾左”当是在吏有罪者、亡命、赘婿、贾人都谪发之后，进一步把乡里中一切身分卑贱者一概加以谪发。
第十章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
一士的活跃和“百家争鸣”
士的变化及聚徒讲学和著书立说之风
“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受过“六艺”的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做卿大夫的家臣。到春秋后期，上层贵族已腐朽无能，只有士还能保持有传统的六艺知识。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文化学术相应地发生变革，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士就大为活跃起来。同时各国政府纷纷谋求改革，推行官僚制度，士的需要急增，于是平民中涌现出一批新的“士”，“士”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
原来，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乐、书、数是用来统治的工具，射、御则带有军事训练的性质。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对士的需要增加，教育也发生变化，民间聚徒讲学的风气开始兴起。
孔子是春秋末年第一个聚徒讲学而有显著成就的大教育家和大思想家，他将《诗》、《书》、《礼》、《乐》、《易》、《春秋》传授子弟，并有所阐释。《诗》、《书》、《礼》、《乐》原是贵族讲究的学问，《春秋》原是贵族子弟学习而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周易》原是卜筮之书，孔子在传授中都有所阐释。孔子以“有教无类”为宗旨，弟子多到号称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原来对“相礼”
和讲礼的知识分子有“儒”的名称，孔子当时也教导弟子为“儒”，如教导子夏“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篇》），因而孔子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到春秋、战国之际，墨翟又起来聚徒讲学，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当时称为墨者，后人称为墨家。墨家和儒家，曾经都成为“显学”。到战国时代，聚徒讲学成为一时风尚，著名的学者几乎没有不聚徒讲学的，而多数知识分子也把从师作为进入仕途的重要门径。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并兼记相关的弟子的言行。《墨子》是墨家的著作汇编，既有《耕柱》以下到《公输》等篇记述墨子及其重要弟子的言行，又有《兼爱》、《非攻》等篇阐述墨子学说的论文，更有《经》、《经说》、《大取》、《小取》等篇记述墨家学术的著作，还有《备城门》以下各篇叙述后期墨家防守战术的记载。从此著书立说，成为诸子争鸣的主要手段。
这时由于学习上需要，传写的各种古书比以前增多。又由于丝织业的发展，绢帛生产的增多，当时的书不仅写在竹简上，已开始写到绢帛上。绢帛便于抄写，也便于保存和携带。《墨子。明鬼下篇》说：“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又说：“先王之书，圣人一尺之帛，一篇之书。”
《墨子》所说竹帛之书，主要是指周、燕、宋、齐等国的《春秋》。这时许多大学者都有较多的藏书，例如墨子“南游使卫，关中（即扃中）载书甚多”
（《墨子。贵义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篇》）。
书籍收藏和流传的增多，有助于当时学者们聚徒讲学，开展学术讨论，著书立说。
布衣卿相之局和“礼贤下士”之风
当时各国政府着手进行政治改革，就迫切需要从各方面选拔人才，来进行改革工作。选拔的对象主要就是士。有作为的国君招徕并敬重所谓贤士，使为自己效劳；一些大臣也常常向国君推荐人才，以谋富国强兵，因而在战国初期，就出现了布衣卿相之局和“礼贤下士”之风。当魏文侯进行政治改革时，翟璜先后推荐了乐羊、吴起、李克、西门豹、翟角等五人，都得到重用；魏成子推荐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魏文侯就“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吕氏春秋。察贤篇》）。鲁缪公曾任用博士公仪休为相（《史记。循吏列传》），子柳、子思为臣（《孟子。告子下篇》），尊敬申详等人。赵烈侯曾起用番吾君推荐给相国公仲连的牛畜、荀欣、徐越等三人。周威公曾选拔中牟农民出身的宁越为“师”。燕昭王为振兴残破的国家，招揽人才，尊郭隗为“师”。齐国从田桓公时起，就在国都临淄的稷下设置学宫，“设大夫之号”，招待学者（徐斡《中论。亡国篇》）。到齐威王齐宣王时，稷下人才济济，发展到一千多人，著名的有淳于髡、田骈、接子（一作捷子）、环渊、宋钘（一作宋牼）、慎到、邹爽等七十多人，称为“稷下先生”，“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后来荀况也曾到这里来游学。秦汉王朝设立博士官的制度，就是起源于此①。《宋书。百官志》说：“六国时往往有博士。”《史记。循吏列传》说：“公仪休，鲁博士也。”可知鲁国在战国初期已设有博士官。《汉书。贾山传》说：“祖袪，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可知战国末年魏国所设的博士官，已和秦汉博士一样教授弟子了。
游说和养士之风
同时，文人学士游说的风气也渐渐盛起来。一个很平凡的士，通过游说，
一经国君赏识，便可被提拔为执政的大臣。例如卫鞅本是魏相国公叔痤的家
臣，入秦后说动了秦孝公，做到了秦的最高官职大良造；张仪本是魏人，入
秦后也做到了秦惠王的相；甘茂本是上蔡监门官史举的家臣，入秦后也做了
秦武王的左丞相；范雎、蔡泽也都因游说而做到秦昭王的相国。秦国的情况
如此，其他国家也差不多。
战国时代，游说和从师确是士进入仕途的两个主要门径，因而游说和从
师也就成为一时风尚。据说，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
侯“（《孟子。滕文公下篇》）。田骈在齐，也是”货养千钟，徒百人“（《战
国策。齐策四》）。连许行这样一个“为神农之言者”（即研究农家学说的），
到一个小国滕，也有“徒数十人”（《孟子。膝文公上篇》）。只要略为著
名的士，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率其群徒，辩其谈说”的（《荀子。儒效篇》）。
到战国中期以后，各国有权势的大臣每多养士为食客。齐的孟尝君田文、
① “稷下先生”，在汉代著作中有称为“博士”的，如《说苑。尊贤篇》称“博士淳于髡”。汉代“博士”，有称为“稷下生”的，如孔安国是西汉的博士，郑玄称他为“棘下生”，“棘下生”即是“稷下生”。汉初叔孙通任“博士”而“号稷嗣君”，就寓有继承稷下学风的意思。齐国所设“稷下先生”有七十多人，秦博士也是七十多人，汉文帝时的博士也是七十多人。
赵的平原君赵胜、魏的信陵君魏无忌、楚的春申君黄歇、秦的文信侯吕不韦所养的食客都达三千人。他们所养的食客中，有各种学派的士，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被罗致，甚至能学鸡叫、扮作狗偷盗的，即所谓“鸡鸣狗盗”之徒也都在食客之列。这些食客，往往为主人出谋划策，或奔走游说，或经办某项事务，也有代替主人著书立说的，例如信陵君因此编成《魏公子兵法》，吕不韦因此编成《吕氏春秋》。食客也有因此被引荐进入仕途的。
战国时代的士，是当时社会上最活跃的一个阶层。
“子”和“夫子”开始作为学者和老师的尊称
在春秋以前，“子”原为天子所属的卿的尊称，如微子、箕子之类。春秋初期只有少数诸侯所属的卿连“谥”称“子”，如卫的宁庄子、石祁子之类；到春秋中期以后，诸侯的卿就普遍连“谥”称“子”；大夫虽然没有连“谥”称“子”，也已相称为“子”，如子服子、子家子之类。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士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著书立说和聚徒讲学之风兴起，“子”
便成为著名学者和老师的尊称，如孔子、子墨子之类。到战国时代，“子”
便成为一般学者的尊称了。
①
古代“夫子”原是对各级军官的称呼，例如周武王在牧野誓师，就称呼各级军官（包括千夫长、百夫长）为“夫子”。到春秋时代，卿大夫当面相称为“子”，背后谈论时，把“夫子”作为卿大夫的尊称。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学者从师的学风兴起，“夫子”开始作为对老师的尊称。后来“夫子”的称呼就比“子”更尊重了。
②
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
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中，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为维护和发展当时小农经济，为巩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君主政权，提
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及其哲学理论，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潮，这对
于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学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这时的各派各家之间，相互批判、辩论，而又相互影响；同一学派在发
展过程中，也往往发生变化以至于分化。西汉初期的司马谈，曾把所谓“诸
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史记。太史公自序》）；
西汉末年的刘歆，又曾总括为十家，即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
横、杂及小说家。十家中除了属于文学范围内的小说家以外，后人称为“九
流“。在这九流中，除了讲合纵连横的纵横家、综合各家学说的杂家、讲”君
民并耕“和农业技术的农家，在学术思想上重要的确实只有儒、墨、道、名、
法、阴阳六家。
九流十家出于王官
①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大夫称子》条和崔述《丰镐考信别录》卷三《周制度杂考》。
②参看汪中《述学别录。释夫子》条、黄以周《礼说》（收入《儆季杂著》）卷四《先生夫子》条和拙作《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收入《古史新探》，一九六五年中华书局版）。
《汉书。艺文志》认为九流十家出于不同的王官（王朝的官府），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道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杂家出于议官。这一溯源的主张，确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因为孔子以前，没有私家聚徒讲学的设施，各种传统的学术文化都由主管的有关官府所掌握。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九流十家突然兴起，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想和改革规划，他们学术思想的渊源，必然来自不同的有关的王官。
例如《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而明教化者也。”这里所说的“司徒之官”，是依据汉代经学家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指西周的太师、太保而言①，因而能够“助人君顺阴阳而明教化”。
孔门儒家之学，教的是《诗》、《书》、《礼》、《乐》，讲究的是文、武、周公之道，就是太师周公、太保召公辅助君主“明教化”之道。儒家所编选的《尚书》，其中《周书》部分都是记述太师周公、太保召公辅助君主治理而“明教化”的。儒家之学既然渊源于师、保，因而所造成的杰出人才，常为君主的“师”“傅”。《吏记。儒林列传》云：“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如子夏为魏文侯的“师”，并在西河教授。
赵烈侯的相国公仲连推荐牛畜于烈侯，“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因而“官牛畜为师”（《史记。赵世家》）。这个讲“仁义”、“王道”的牛畜也该是儒者，被任为君主的“师”。
关于农家之学，本书第二章第五节“农业科学的兴起”已讲到。法家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之学，第五章“战国前期各诸侯国的变法改革”中已都论及。兵家之学在第七章第五节“兵法的讲求和军事学的发展”中已有说明。纵横家之学在第八章“合纵连横和兼并战争的变化”，已有较为详细的叙述。至于吕不韦招集宾客所著《吕氏春秋》，也已在第九章第三节“吕不韦和《吕氏春秋》”中有所阐释。因此本章着重阐明的，是墨家、道家、儒家、法家和方术之士的主要流派的理论和学说。道家中老予以外，分析了杨朱、列子、庄子、稷下道家、黄老学派以及鹖冠子的主张。儒家中孟子、荀子以外，分析了曾子一派学说和《易系辞传》的理论。法家中《商君书》和《韩非子》以外，着重分析了《管子》中齐法家的见解。至于名家和阴阳家，因为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学说，将在第十一章讲科学思想时加以叙明。
①据西周金文，西周执政大臣是卿事寮的太师、太保和太史寮的太史，都是公爵。西周确是以三公六卿为执政大臣。西汉经学家以为西周以太师、太保、太傅为三公，或以“三有司”司徒、司空、司马为三公，因而司徒相当于太师。参见杨宽《西周王朝公卿的官爵制度》，收入《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
二墨子的天志、兼爱和尚贤学说
墨家渊源于巫祝
《汉书。艺文志》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历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所说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虽然解释得不很切实，还是有道理的。所说“清庙之守”，实即巫祝之类的神职人员。墨家很重视巫祝，如《墨子。迎敌祠篇》就讲到“灵巫”“可知成败吉凶，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祝史告于四望山川社稷”。墨子信奉鬼神，认为“鬼神能赏贤而罚暴”（《墨子。明鬼下篇》）。墨子主张“天志”（顺从天意），认为天意是“兼天下而爱之”的，是“赏贤而罚暴”的，天是“兼而明之”和“兼而有之”的，因为天是“兼而食之”的，就是说天下人民普遍祭祀上帝的（《天志》上、中、下三篇）。这原是巫祝的观点。
原始的科学技术是混杂在巫祝的“方术”中的。墨家看来是渊源于注重“方术”的巫祝，因而墨子很重视科学技术，《墨经》中就有力学和光学的理论探讨。
墨子认为百工从事必用规矩，治天下和治大国必须依照“法仪”，“法仪”是由天志（即天意）来制定的。也就是说“法仪”是天赋的。所谓“法仪”就是指社会共同的公正法则，包括大国和小国之间、小家和大家之间、强弱之间、众寡之间、贵贱之间的友好共处原则，墨子称之为“兼”，就是要“兼相爱而交相利”。墨子把这种友好相处原则，称之为“天志”，就是说出于天意，这是神圣而必须大家奉行的。
墨子和墨家
墨子名翟，宋国人，或说鲁国人，生当春秋、战国间。据孙诒让考证，生卒约在公元前四六八年到公元前三七六年间。他曾自称为“贱人”（《墨子。贵义篇》），足见他的出身是贫贱的。他生活很俭朴，所谓“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墨子。鲁问篇》），和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篇》）的态度不同。他为了实行他的主张，曾到处奔走。有一次，为了要止楚攻宋，他从齐国出发，步行了十日十夜赶到楚都，和儒士们戴着圆冠，穿着勾屡，坐着马车，冠冕堂皇地游历的情形完全不同。但是他已上升为“士”，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篇》）。
墨子的学生，生活情况也和墨子本人差不多。他们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墨子。鲁问篇》），脚上着的是麻或木做的鞋，即所谓“跂0”（《庄子。天下篇》），生活和当时一般的手工业工人、农民差不多。
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其最高领袖称为钜子。钜子的职位是由前任的钜子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的。他们有严密的纪律，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钜子的指挥。他们也有一定的法，“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篇》）。他们还善于防御战，当墨子止楚攻宋时，禽滑釐意带了三百人，带了防御武器，守在宋国的城上。
他们也非常勇敢，据说墨者都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篇》）。
要求解决“三患”、达到“三务”
墨子的政治主张，一方面企图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又企图符合当时“王公大人”们的政治要求。墨子认为当时人民最大的问题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他称之为人民的“三患”（《墨子。非乐上篇》）。他所说的“人民”，主要就是指“小农”而言。他又认为当时“王公大人”的政治要求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墨子。尚贤上篇》），他称之为“三务”（《墨子。节葬下篇》）。
墨子一方面要想解决人民的“三患”，一方面又想达到“王公大人”的“三务”，想通过上说下教，在矛盾中找出一条途径，以解决当时社会上统治与被统治阶级间尖锐对立的矛盾。所有墨子的政治思想及其行动，都是为了这一点。
墨子认为要解决人民的“三患”，首先大家要“兼相爱，交相利”，有力的要用力助人，有财的要用财分人，有道的要用道教人，这样就可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当然，仅仅靠财力多余的人来帮助人家是不够的，必须使整个社会财富充裕起来才能解决问题。因而墨子又提出了积极生产和限制消费的办法。他的办法有三个原则：一是“使各从事其所能”，就是要求能够做到各尽所能。二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就是主张所有生活资料只供给到够用为止。三是“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就是要禁止浪费。所有一切活动，凡是对于人民物质生活没有好处的，一律反对。墨子基于这样的原则，提出了节用、节葬、非乐、非攻等主张。
他根本反对人们在物质生活上有较好的享受，认为生活只要求其能吃饱穿暖。他反对礼仪，甚至反对精神生活中需要的一切艺术。认为唯有这样，才能解决人民的“三患”，并从而求得“国家之富”。
尚贤、尚同和各尽所能的主张
墨子主张选拔贤人来管理政治，即所谓尚贤。墨子反对贵族的世袭特权，主张“不别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主张选拔“贤士”包括“农与工肆之人”
在内，这是和他的出身有关的。墨子更主张选举天下最贤的人立为天子，挨次选为二公、国君、卿、宰（将军、大夫）、乡长、里长等，所有的臣民都得绝对服从统治，从天子以下，一层层地有绝对的统治权。必须使人民的耳目帮助在上者视听，发现“贤人”、“暴人”就严加赏罚，使“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周流天下无所重足”，即所谓尚同。墨子所主张的“尚同”，是为了统一奉行天赋的“法仪”。所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是”的就是统一的“法仪”。因为在他看来，当时“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法其君，此法不仁也”。因而天子、国君都必须“上同于天”。只有天子是选举出来的天下最贤的仁人，才能“同一天下之义”而把天下治理好。他所主张的“尚同”，是以选举为前提的。他认为如果“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就将有天灾。
尚贤和尚同的主张，一方面是从“使各从事其所能”的原则来规定的，一方面又是钜子制度的扩大。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刑政之治”。
墨子为了求得“人民之众”，除了主张非攻、非久丧以外，还主张“节畜私”（限制养很多的宫女）、“尚早婚”，主张男子二十岁娶妻，女子十五岁出嫁，也是为的“使各从事其所能”。
墨子重视劳动生产，认为人类和动物不同，人类必须从事耕织才能取得衣食之财，“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篇》）。极力反对“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而取之”（《墨子。天志下篇》）。
墨子还肯定劳动生产创造财富，说农夫“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因为“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墨子。非命下篇》）。但是，墨子所说的“力”和“劳”，不仅指农夫农妇的耕织，还包括士君子的“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认为“此其分事也”（《墨子。非乐上篇》）。而且在这样的“分事”中，士君子的“听狱治政”远比农夫农妇的耕织重要。墨子认为农民一夫一妇的耕织不能使天下之饥者寒者饱暖，而他用“义”来上说下教，能够使得“国必治”，“行必修”，因此“虽不耕织”而“功贤于耕织”（《墨子。鲁问篇》）。
非乐、非攻、非命和非儒
墨子的政治思想，一方面是企图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他熟悉原来出身的阶级，所以很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并对当时“王公大人”的奢侈荒唐行为进行了很尖锐的抨击，这是他进步的一面。但是他过分强调节约，忽视精神生活，不仅主张生活只要吃饱穿暖，而且对所有的艺术一律加以反对，主张“非乐”，这是不符合人民的愿望的。
墨子强烈反对贵族的杀人殉葬制度，反对“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节葬下篇》）；还强烈反对通过战争掠夺人民为奴隶，指出当时大国攻伐“无罪之国”，在战场上杀人，并把俘虏作为“仆”、“围”、“胥靡”、“春”、“酋”（各种奴隶名称）是“不仁义”的（《墨子。天志下篇》）。他对于定期定额的地租是同意征收的，认为“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而反对“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墨子。辞过篇》）。他主张选举贤人来建立统一的王朝，但这只是一种空想。
墨子认为攻战要杀害许多人民，损毁建筑和财物，破坏生产，特别是大国兼并小国，“天下之害厚矣”，因而主张“非攻”，很讲究守御之器与守城战术。墨子曾往见公输般与楚王，止楚攻宋，“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距之”，墨子并且说：“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墨子。备城门篇》以下讲守城战术诸篇，当即出于禽滑釐一派后学所作。
他这样的主张，是不可能为当时各国国君和卿大夫所采用的。但是墨家这个有组织的团体不免要被某些国君和卿大夫所利用，逐渐成为某些贵族所雇佣的武士集团。例如墨者钜子孟胜替楚的阳城君守卫封国，阳城君后因参加反对吴起变法的叛乱而出走，楚收回其封国，孟胜竟带了一百八十三个弟子为他殉身（《吕氏春秋。上德篇》）。
墨子的宗教思想有个特点，就是他一方面反对“天命”，一方面又主张
顺从“天志”。墨子继承了传统的宗教思想，把“天”看作有意志的，是宇宙的主宰，但是他所说的天的意志，是经过他的改造，来为他的学说服务的。
墨子认为，天的意志是兼爱的，主张“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的，反对“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的（《墨子。天志中篇》），因此他所说的“天志”，实质上是墨子所代表的那个学派的意志。他鼓吹：“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墨子。天志上篇》）还说：“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墨子。天志中篇》）他是想借助这种宗教思想，说服当时的统治者实行他的学说。
但是，墨子认为寿夭、贫富、安危、治乱不是天命决定的，而是由人力决定的。由于人的努力，可以达到“富”、“贵”、“安”、“治”；如果相信命定，不去努力从事，就必然得到相反的结果。他的“非命”主张，是和他的政治学说分不开的，因为他是主张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积极努力去达到“国家之富”和“刑政之治”的。
墨子由于主张“天志”、“明鬼”、“节葬”、“非乐”、“非命”，因而反对儒家之学。他反对儒家的“四政”，就是反对儒家“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厚葬久丧”，“习为声乐”，“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墨子。公盂篇》）。后期墨家又进一步著有《非儒篇》驳斥孔子“述而不作”等言论。
三老子主张柔弱和无为的道家学说
道家渊源于史官
《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道家之学的开创者老子原是“周守藏室之史”（《史记。老子列传》），可知“道家”所讲政治斗争的哲理，确是由于“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这个“道”。所谓“道”，就是从历史上当政者的“成败、存亡、祸福”的变化中，总结出来的“古今”变化的自然规律。
早在春秋中期，已有人按照这个历史上变化的自然规律，提出了委曲求全的政治斗争策略。公元前五九五年楚围宋，次年宋向晋告急，晋景公要出兵救宋，大夫伯宗劝谏说：“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
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天之道也。君其待之。“
（《左传》宣公十五年）这里认为当敌人强大时，必须采用暂时“含垢”（忍辱）的委曲策略来对付，这是符合“天之道”的。这个委曲策略后来为老子所继承而发挥，《老子》说：“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七十八章）既然称为“圣人云”，分明是继承前人的见解。到春秋后期，这个“天之道”就为许多士大夫所认识。公元前四八四年，当吴王夫差不顾越是“心腹之疾”而北上伐齐时，伍子胥进谏，吴王不听，赐剑命他自杀，伍子胥临死时说：“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左传》哀公十一年）这样把“盈必毁”看作“天之道”，就是道家的所谓“道”。
同时越王勾践的大臣范蠡也先后多次进谏，请越王按这个“天道”行事，如说：“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必顺天道，周旋无究”。越王最初不听，等到伐吴大败，于是听从范蠡的进谏，“人臣于吴”三年。公元前四七八年，范蠡认为按“天道”，伐吴的时机已到，越王伐吴大胜。后四年越围吴，经三年，吴王遣使求和，范蠡劝越王不许，认为“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环形，天节不远，五年复反”。越终于灭吴（《国语。越语下》）。据此可知，道家所谓“道”，确是当时有识之士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
老子和老子书的年代
老子这个人的年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已不清楚。他一会儿认为姓李名耳，就是孔子曾经向他问礼的老聃；一会儿又认为可能就是周烈王时见过秦献公的周太史儋；一会儿又说老子的儿子名宗，曾做魏将，封于段干。这个封于段干名宗的魏将，有人认为就是《战国策。魏策》中的段于崇，是战国晚年魏安釐王时人。《老子》一书是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是道家的主要著作。从其对战国中期黄老学派有重大影响来看，这书应该作于战国初期。
《老子》又名《道德经》，分《道经》和《德经》上下两篇。根据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以及《韩非子。解老篇》来看，《德经》应是上篇，《道经》应是下篇。
柔弱胜刚强的原则
老子把世界上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称之为“天之道”或“道”。
他认为事物之间普遍存在对立的矛盾，在五千言中，到处可以看到他列举的各式各样矛盾的对立面。同时他又认识到，各种事物在矛盾中经常向它的反面运动变化，这是变化的自然规律，所以他说：“反者道之动。”（四十章）
正因为事物经常向它的反面转化，掌握和运用这个规律，可以制定防止失败、争取胜利的斗争策略。然而他对这个自然规律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缺点，他把事物的运动变化看作不是上升前进的，而是循环反复的过程，因而他制定的斗争策略，把柔弱的、卑下的一面看作根本的一面，只有站在这根本的一面才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原来刚强的到了饱和点就会转向衰弱，归于失败；而原来柔弱的可以坚持斗争，逐渐增强，反而能够取得胜利。他说：“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又说：“强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还说：“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兢（僵死）。”（七十六章）更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
防止失败、争取胜利的策略
老子所讲的斗争策略，可贵的是，重视主观努力的作用，首先要防止产生转向失败和伤亡的条件。他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骄和纵欲都是失败的主要因素，知足是成功的因素。他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三十三章）他又说：“不自伐（夸功）
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二十二章）”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二章）因为居功自夸将要失败，所以“功遂（成）身退，天之道也”（九章）。
老子把盛极必衰看作“天之道”，因此十分重视防止由盛而衰的转化条件。他说：“得此道者，不欲盈”（十五章），因为充盈将招致衰亡。他又说：“是以圣人去甚、去泰、去奢”（三十九章），因为“甚”、“泰”、“奢”是由盛转衰的因素。他还说：“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六十七章）“慈”是指爱惜人力物力的美德，“俭”是指节约财物的美德，“不敢为天下先”是谦让的美德，都是成功的因素。他更说：“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六十九章）这是说轻敌会大败，兵力相当的两军对阵，受委屈而充满悲愤的一方会胜利，即所谓“哀兵必胜。”
老子所讲的斗争策略，不仅要自己防止失败和争取胜利，而且要促使敌人加速失败。他主张助长敌人的骄气，从而加速敌人由盛而衰的转化。他说：“将欲歙之，必固（姑）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三十六章）这样把欲收姑放、欲弱姑强、欲废姑兴、欲取姑与的策略称为“微明”（微妙而明智），足见他十分推崇这种策略。这种策略不是老子首创的，是有所继承而加以发挥的。当春秋、战国之际，晋国知伯瑶向魏桓子强索土地时，任章劝魏桓子给土地，认为这样“知伯必骄，骄而轻敌，邻国必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知氏之命不长矣”。并且引《周
书》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魏桓子按此行事，后来知伯又向赵氏强索土地，向赵围攻，结果知伯被赵、魏、韩三家所灭亡（《战国策。魏策一》、《韩非子。说林上篇》）。据此可知，老子之前，《周书》上早已讲到这种策略了。所谓《周书》，当即指《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道家《太公》一书。
老子主张讲究“不争之德”，认为有了不争之德，就可以防止失败，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七十三章）。老子强调“不争之德”，正是为了使得任何人不能与他相争，所以他又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
反对大国兼并取天下
老子反对当时大国兼并土地和征服小国的行动，认为“大者宜为下”（六十一章）。他以江海作比喻，说：“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六十六章）大国以下流自居，可以成为小国归向的目标。他主张以“无事”的办法来“取天下”。他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四十八章）所谓“无事”就是“无为”，他认为“无为”才能争取天下的归向，用“为之”、“执之”的办法是得不到天下的。他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二十九章）他把“天下”看作“神器”，是不可以用“有为”的办法来争取的，也是不可以用“执之”办法来掌握的，用“有为”的办法去争取将要失败，用“执之”的办法去掌握将要丢失。
道是万物本体的学说
老子把他所认识的事物矛盾的发展法则，叫做“道”，认为“道”是无为自然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就是说，“道”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有所作为而不居功自恃，有所成长而无意做主宰。同时，他进一步认为“道”
是天地万物的根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是指原始混沌之气，“二”是指“万物负阴而抱阳”的阴阳两气，“三”是指阴阳两气经过相互冲动而形成统一，即“冲气以为和”，“万物”就是由于这样“冲气以为和”而产生的。这种认识原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是他认为“道生一”，把原始混饨未分之气看作是由“道”派生的，而“道”又是和“无”同一个范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就是天下万物所以会“有”的根本。这个“无”，老子又称为“道”，“道”就是天下万物的本体。老子既认为天下万物的本体是“道”，“道”就是“无”，因此他认为这个“道”是“先天地生”的，是没有意志、没有具体形状、无声无臭的，是无时无地不在的。从它的实际存在来说，可以称之为“大”，但是这种“大”又不是我们感官所能认识的。
这种太一化生阴阳从而产生万物的宇宙观，与古代的创世神话有密切关系。古代的创世神话，都认为世界的原始是混沌的一团，混沌中产生阴阳的对立，造成天地的分隔，四时的运行，日月的运转，昼夜的变换。一九四二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帛书》，其中部八行一篇记载的就是创世神话，
首先讲到雹（包）戏（即伏羲）时，“梦梦墨墨，亡章弼弼”，就是说一团混沌而没有分别，由于包戏使四季之神加以疏通，使得“朱（殊）有日月，四神相弋（代），乃步以为岁，是惟四时”。从此分别有日月的运行，“四神”所主管的一年“四时”的转变。
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
老子反对“法治”，认为“法令滋彰”反而造成“盗贼多有”；反对“有为”而治，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反对多征地税，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反对墨家和法家的“尚贤”，说：“不尚贤，使民不争”；反对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也反对儒家主张的“礼治”，认为“礼”已成大乱的祸首。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理想。他要“常使民无知无欲”。具体他说，就是要“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他认为“无为”可以使“民自化”，“好静”可以使“民自正”，“无事”可以使“民自富”，“无欲”
可以使“民自朴”。为了达到“无为而治”，他企图回复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去，有了器械不用，有了舟车不乘，有了甲兵不打仗，废除文字，仍旧用结绳来记事，国和国之间能够望得到，鸡鸣犬吠可以相互听见，人们直到老死不相往来。在他看来，有智慧是坏事，有技巧是坏事，有物质文明是坏事，有欲望也是坏事，多活动也是坏事。
四道家的几个流派
杨朱的“为我”学说
杨朱又称阳子居或阳生，魏国人，大概生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他主要的学说是“为我”，和墨子的主张“兼爱”正好相反，同样曾为孟子所批评。据孟子说，杨朱主张“为我”，连“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干的（《孟子。尽心上篇》）。其实杨朱主张既不能“损一毫而利天下”，也不能“悉天下奉一身”，如此“天下治矣”。他认为必须“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从而“乐生”，以“存我为贵”；不能为贪羡“寿”、“名”、“位”、“货”
所累；从而“全生”，使“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列子。杨朱篇》）。
就是要“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汜论篇》）。这是杨朱的主旨。
此后有子华子和詹何两人便是杨朱思想的继承者。子华子和申不害同时，他曾见过韩昭侯（《吕氏春秋。审为篇》）。子华子主张使“六欲皆得其宜”，他认为使“六欲皆得其宜”的是“全生”，只有部分得其宜的是“虧生”，至于“死”，只是回复到未生以前的无知状态。如果六欲不能得其宜，受尽委屈和侮辱而活下去，这叫做“迫生”。人生在世界上，最好是“全生”，其次是“虧生”，再其次是“死”，“迫生”是不如“死”的（《吕氏春秋。贵生篇》引《子华子》）。詹何是主张“重生”而“轻利”的（《吕氏春秋。审为篇》）。他们并不是纵欲恣情的亨乐派，而是想通过“全性保真”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吕氏春秋》的《重己》、《贵生》、《本性》、《情欲》、《尽数》等篇，当即采自子华子、詹何等人的学说。他们主张节制情欲，讲究养生之道，防止疾病的发生，尽其天年；认为生命比“爵为天子”、“富有天下”要宝贵（《吕氏春秋。重己篇》）：“道之真，以持身；其余绪，以为国家”（《吕氏春秋。贵生篇》），把个人利益看得重于国家利益。
列子的“贵虚”学说
列子名禦寇（“禦”一作“御”或“圄”），战国前期的著名道家，生于杨朱之后，庄子之前。郑国人。他继承和发展了杨朱学说，又成为庄子所推崇的前辈，又是道家中首先推崇“黄帝之治”的大师。《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列子》八篇，经“永嘉之乱”以后，渡江带到南方的，只留存《杨朱》、《说符》两篇。今传本《列子》八篇是东晋张湛的父辈重新搜集残篇编成的，因而其中章节不免有重复的，而且混入有后人的作品。如《天瑞篇》讲天地万物形成的一章，文字全与《易纬。乾凿度》相同；《周穆王篇》所载周穆王西游的经历，文字全与西晋汲冢出土的《穆天子传》相同。但是必须指出，今传本《列子》并非出后人伪作，如《杨朱篇》确是杨朱主要学说，杨朱讲到“田氏之相齐也”，“民皆归之，因有齐国，子孙享之至今不绝”，足见确是战国时作品。庄子屡次谈到列子，很是推崇，有时尊称为子列子，如同《列子》书。《庄子》中还有《列御寇篇》。《列子》多寓言和神话传说，《庄子》继承发展了这个传统。
列子不但在理论上阐明了他的道家学说，而且实践了他的道家的修养。
《列子。黄帝篇》讲到“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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