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起来呢？这是由于秦国在进行兼并战争中推行了比较符合于人民愿望的政
策。秦国在兼并战争中所推行的政策，主要有两点：
（一）在兼并战争中，把那些被判罪的“罪人”赦免了，迁到了新得的
土地上去，以补充这些地方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公元前二八六年秦在取得魏
的安邑后，公元前二八二年秦在攻取得赵二城（当即蔺、祁二城）后，都曾
“赦罪人迁之”。公元前二八○年秦派司马错攻楚，也“赦罪人迁之南阳”。
公元前二七九年秦在攻取楚的鄢、邓等城后，也“赦罪人迁之”。公元前二
七三年，秦建立南阳郡，又使“免臣迁居之”（《史记。秦本纪》）。这样，
把“罪人”放免为平民，并且把他们迁移到缺乏农业劳动力的地方去从事耕
作，这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以及安定当地人民生活，有着积极作
用，因而是符合于人民群众的愿望的。
（二）攻取了某些大城之后，把城中的旧贵族和大商人驱逐出去。公元
前三二五年秦在攻取魏的陕（今河南三门峡西）后，曾“出其人与魏”（《史
记。秦本纪》）。公元前三一四年秦在攻取魏的曲沃后，就“尽出其人”（《史
记。樗里子列传》）。公元前二八六年秦在取得安邑后，一方面“赦罪人迁
之“，一方面又”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史记。秦本纪》）。这时
兼并战争的目的在于夺取土地、夺取农民和夺取租税，这些所“出”的城里
“人”，决非农民，而是难于治理的旧贵族及大商人。陕是过去貌国的旧都，
安邑是魏的旧都，残余的贵族势力还存在，在这些大城市中大工商业者也比
较多。这些旧贵族“其俗刚武，上气力”，爱好“游侠通奸”：大商人依仗
财势，“商贾为利”，使秦的执政者感到“难制御”①。我们看西汉初期由冶
①《汉书。地理志》说：“秦既灭韩，徒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可知秦所要迁的“不轨之民”，是“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的商人。
《汉书。地理志》又说：“大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务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娶）
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可知残余的旧贵族，到汉代初期，政府还是认为”难治“的。《汉书。地理志》还说：赵旧都邯郸”高气势，轻为奸“；中山”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棰剽掘冢，作奸巧“。
卫旧都濮阳“其俗刚武，上气力”；野王“好气任侠，有濮上风”。长安附近由于徙来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其世家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秦国攻取了虢的旧都陕和魏的旧都安邑后，所以要“出其人”，就是由于这些“不轨之民”‘难治“或”难制御“。
铁而成巨富的“豪强之家”，几乎没有一家不是战国后期被秦流放出来的。
蜀地临邛的卓氏，其祖先本是赵人，本来在赵己“用铁冶富”，秦破赵时被迁到临邛。在临邛冶铸“富埒卓氏”的程郑，原先也是“山东迁虏”。南阳宛地的孔氏，其祖先本是魏人，本来在魏“用铁冶为业”，秦伐魏时被迁到南阳（《史记。货殖列传》）。秦国在进行兼并战争时，不断从山东六国的旧都或大城市中流放旧贵族和工商业者，推行的就是法家的强本弱末的政策。
当时法家的强本弱末政策，是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要求的。所谓本是指农，
实质上就是小农经济。所谓末是指工商，因为工商业者特别是大工商业者，
不仅是农民的剥削者，也是小农经济的侵蚀者。大工商业者掌握着冶铁、煮
盐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部门，他们剥削农民，大量兼并土地，会使农
民纷纷破产流亡，影响到国家赋税、徭役、兵役的来源，影响到小农经济的
发展。因此为了维护小农经济需要采取强本弱末政策。秦国在兼并战争中推
行了这些政策，客观上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要求。秦的“四世有胜”，的确如
荀况所说的“非幸也，数也”，是符合于历史发展的“数”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建成统一国家
第三，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建成一个统一国家。
战国后期，由于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各个地区在经济上的依赖和联系已
比较密切。据战国末年李斯《谏逐客书》中所提到的各地输入秦国的贵重特
产，有昆山（昆仑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夜光之壁、犀象之器、
太阿之剑、纤离之马、骏良■……、翠凤之旗、灵鼍之鼓、江南金锡、西蜀丹
青、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齐国东阿所产的缟，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
阿城）之衣、锦绣之饰等。据《吕氏春秋。本味篇》所载各地著名的食物，
美味的鱼有洞庭之魼、东海之鲕，美味的蔬菜有阳华（湖泊名，在今陕西华
阴东南）之芸、云梦之芹、具区（即今太湖）之菁，美味的水果有江浦之橘、
云梦之柚等。都足以说明当时各个地区物产的交流已比较广泛。
同时，由于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中原地区人民和四方各族人民之间的联
系大为加强。《吕氏春秋》讲到南可以到达“交趾、孙朴、续樠之国”，“羽
人裸民之处“（《求人篇》）；还说”百越之际“，”缚娄、阳禺、……兜之
国多无君“（《恃君览》）。还讲到”北至令正之国，夏海之穷“①。说明这
时已和丁令（今贝加尔湖以西）发生密切联系了。《吕氏春秋》又讲到“北
至大夏，南至北户“（《为欲篇》），秦始皇琅邪台石刻也说：”南尽北户“，
“北过大夏”，大夏当即夏海，或称北海，即今贝加尔湖。至于西方的交通，
已经到达昆仑山，苏厉给赵王的信已把“昆仑之玉”和“代马”、“胡狗”
合称“三宝”（《史记。赵世家》）。
战国时代著作的《逸周书。王会篇》，所讲各族向周成王贡献的故事，讲到稷慎（即肃慎）献大麈（大鹿的一种），匈奴献狡犬，东胡献黄罴（熊
①见《吕氏春秋。求人篇》，原误作“人正之国”。从诸以敦、俞樾改正。《淮南子。时训篇》说：“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北至令正之谷。”而《尚书大传》卷二（陈寿棋辑本）说：“北方之极，自丁令北至积雪之野。”今据以改正。《太平御览》卷三七引《淮南子》旧注：“令正，丁令，北海胡也，”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以为当作“令止”，即令支，不确。
的一种），禺氏（即月氏）献■駼（马的一种），路人（即骆越）献大竹。
这反映了当时各族人民政治上和经济上密切联系的情况。
战国末年由于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各个地区各个部族在经济上的依赖和联系己比较密切，已是“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篇》），这就需要全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统一
第四，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统一，使得政治上比较进步的秦国得以完成其统一大业。战国时代，在大规模的残酷的兼并战争中，农民遭受了被杀害、被掠夺和破产流亡的深重苦难。当时服役士兵需自备衣服和费用。
当时就有人说过：经过一场大战，所有战死者的丧葬费和伤员的医药费，所有车马武器的损失，“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战国策。齐策五》策士所造苏秦游说辞）。据说韩、魏两国在秦国的进攻下，“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奴隶），满海内矣”（《战国策。秦策四》）。战争的灾害既如此严重，因而农民对诸侯割据的铲除非常关心，他们要求经济上政治上较好的国家能取得统一全中国的胜利。
战国时代，各大国割据称雄，对于水利的治理，往往“壅防百川，各以为利”。例如齐和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地势高，齐国地势低，河水常常泛滥，因而齐国在沿黄河二十五里处筑了堤防，从此河水泛滥，“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于是赵、魏也在沿黄河二十五里处筑了堤防。在黄河两岸五十里间，河水时来时去。有时好久没有水灾，农民也就逐渐建筑房屋，聚成村落，忽而大水来时又遭漂没（《汉书。沟洫志》载贾让奏言）。这种情况带给了人民生死的威胁。同时各国筑堤，只顾自己的利益，遇到天旱就争夺水利，甚至有意阻塞别国的水利，妨碍别国的农业生产。例如“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战国策。东周策》）。遇到大水也就放水到邻国，即《孟子》所谓“以邻国为壑”（《告子下篇》）。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有的国家往往不顾人民的死活，决河堤放出大水，用来进攻敌国。公元前三五八年，楚国伐魏，就曾决黄河水来灌长垣（《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公元前二二五年秦将王贲攻灭魏国时，包围了魏都大梁，也曾引黄河大沟的水来灌大梁，大梁城浸水三个月，城墙坍坏，魏君不得不降。又如赵国在对外作战中，曾多次决黄河堤，造成了连年不断的大水灾：（一）公元前三三二年，齐魏联合攻赵，赵决黄河水灌齐魏联军，迫使齐魏退兵（《史记。赵世家》赵肃侯十八年）。（二）公元前二八一年，赵惠文王亲自到东阳（太行山东），决黄河的水来进攻魏国，结果“大潦，漳水出”（《史记。赵世家》赵惠文王十八年）。（三）公元前二七八年，赵国把漳水徙到了武平以西（《史记。赵世家》赵惠文王二十一年）。（四）公元前二七二年，赵国又把漳水徙到了武平以南。“河水出，大潦”（《史记。赵世家》赵惠文王二十七年）。很显然，赵惠文王把黄河决口，引起了大水灾。由于黄河泛滥，漳水也决口了。由于漳水决口，不断地发生水灾。从公元前三三二年到前二七二年的六十年间，黄河曾三度为灾，漳水也曾三度为灾，两次徙移水道，人民生命财产所遭受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而且，这时各国由于防御上的需要，曾纷纷把边境上河流的堤防连接起来，扩建成为长城，又到处设立
关塞，勒索贿赂，征收苛税，阻碍了必需的商品的流通。这些人为的灾难和障碍，也只有铲除割据才能加以消除或减少。因而出于统一管理水利、防治水灾的需要，人民群众也迫切地要求统一。
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以北已有强大的游牧部族，如林胡、楼烦、东胡、匈奴等，其中以匈奴最为强大。这些游牧部族的侵扰，对于边境地区农业的损害是很大的。因而这时已迫切需要加强边防。例如赵国因为一度用别人代替李牧防守北边，因此在匈奴每一次侵扰时，出战常失利，损失很多，以致“边不得田畜”。李牧防守北边时，曾精选骑兵一万三千人，勇士五万人，射士十万人，使得“匈奴不敢近边城”（《史记。李牧列传》），约计李牧全军当在二十万人以上。秦、燕两国的边防军比赵可能少些，各有十多万人。合计三国约用五十万人的大军防御边境，足见匈奴压力之大。当时赵、燕等国的边防军，战斗力是比较强的。赵武灵王曾经“北破林胡、楼烦”；燕将秦开也曾“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史记。匈奴列传》）；赵将李牧也曾大破匈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史记。李牧列传》）。但是，燕、赵等国往往把边防军投入兼并战争中，这样就削弱了边防的力量，给游牧部族以可乘的机会，在秦兼并六国时，匈奴已乘机向南移动，占领了河套一带的草原。这时就很需要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能够建成，以便集中力量，加强北方的边防，保卫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华夏族先进的生产事业。
孟子曾经认为整个局势最后是会“定于一”的，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篇》）。孟子所以要把“不嗜杀人”作为能统一的唯一条件，是针对当时兼并战争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篇》）的情况而说的。荀况认为“天下归之之谓王”
（《荀子。王霸篇》），就是说，做到天下归心，就能完成统一的“王”业。
《吕氏春秋》曾经慨叹“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谨听篇》，《观世篇》略同）。又说“天子既绝，贤者废伏”，“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人民）之苦不可以加矣”（《振乱篇》）。《吕氏春秋》不但提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迫切需要，同时还明确地指出了“民之所走（趋附、归向）”
是在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过程中“不可不察”的。所谓“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功名篇》）。的确，人民群众在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秦始皇之所以能够完成统一六国的历史任务，首先就是由于国家的统一符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
三秦始皇的完成统一
秦始皇的登位和秦统一条件的成熟
秦始皇帝名政（或作正），是秦庄襄王的儿子。秦庄襄王是秦孝文王的中子，原来被作为“质子”押在赵国，很不得意。濮阳大商人（或作“阳翟大贾”）吕不韦到邯郸经商结识了他，认为“此奇货可居”，替他活动立为太子。公元前二五○年，秦孝文王去世，秦庄襄王即位，吕不韦做了秦的相国，封为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战国策。秦策五》），接着又“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史记。吕不韦列传》），随后又得燕的河间十城为封地（《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五），权势盛极一时。公元前二四七年，秦庄襄王去世，儿子政即位。政即位时，年才十三岁，什么事都由他的母亲（即太后）做主。相国吕不韦继续执政，并被尊称为“仲父”。
秦国自从卫鞅变法以后，集权的地主政权比较巩固，政府的法令能够贯
彻，各级官府处理政务的工作效率比较高。荀况根据他的实地观察，指出秦
的百姓“甚畏有司而顺”，秦的百吏“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秦的
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秦的朝廷“百事不留，恬
然如无治“（《荀子。强国篇》）。三晋贫苦农民逃亡到秦国去的很多，东
方六国有才能的人也纷纷来到秦国，正如李斯《谏逐客书》中所说：“士不
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秦国历代执政大臣除了秦昭王时的樗里疾和魏冉以外，
大多是外来的“客卿”①。秦国本土关中平原，本来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汉
代东方朔就认为“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陆海是说陆上物产丰富如海），秦
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汉书。东方朔传》）。在长平大战前，赵
豹认为赵不能战胜秦国，理由之一是“秦以牛田，水通粮”（《战国策。赵
策一》），就是说秦国用牛耕田，利用河流运送军粮，因而经济力量强大。
到秦始皇时，秦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兵源充足，军队在数量上已占很大
的优势。同时战斗力也强。从秦始皇墓陪葬坑中表演秦兵阵势的陶俑来看，
装备也是比较精良的。他们所使用的青铜箭镞，表面经过铬盐处理，埋在地
下二千多年毫无锈蚀，色泽光亮，刃口锋利②。汉初晁错分析秦国所以能够兼
并六国的原因是：“地形便，山川利，财用足，民利战”；而东方六国正好
相反，“臣主皆不肖，谋不辑，民不用”（《汉书。晁错传》）。
吕不韦和《吕氏春秋》
吕不韦在秦国当权时，继续进行兼并六国的战争，取得了不少三晋土地，
建立了三川郡、太原郡和东郡，造成包围三晋、便于各个击破的有利形势。
同时他招徕宾客三千人作为智囊团，使“人人著所闻”，加以采择和综合，
①洪亮吉《春秋惟秦不用同姓而喜用别国人论》（《更生斋文。甲集》卷二），列举战国时代秦国所用大
臣姓名，指出“类皆异国人也，骨肉中惟悟里疾最用事”。这是正确的。这是卫鞅变法的结果。洪氏把它
说成“自缪公启之”，“其法自缪公始”，是不正确的。
②见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冶金简史编写组《中国冶金简史》第一二一、一二二页。这种技术在西方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明并列为专利的。
编成《吕氏春秋》一书。整部书既有一定的政治主张，又有一定的组织体系。
主要选取儒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的部分学说，加以综合，构成一套政治主张，准备用来作为完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并作为新创建的统一王朝的施政纲要的。其中《用众篇》就清楚他说明了这点。它认为，事物“取之众”才能集大成，三皇、五帝就是由于“取之众”而“大立功名”的。因此“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吕不韦编撰这部《吕氏春秋》，就是要做“善学者”，要“假人之长，以补其短”，从而达到“遂有天下”的政治目的。因为他兼采各派学说，因此被称为“杂家”①。
《吕氏春秋》分八览、六论、十二纪三个部分。十二纪比较有完整体系。
十二纪的首篇，和《礼记。月令篇》相同，它是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家为即将
出现的统一王朝制定的行政月历。它按“天人相应”的说法，主张统治者必
须按照每个月自然界的变化，从人事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对生产的管理
和政治、军事、宗教上的活动。认为春季“木德”，是万物萌芽生长季节，
政治上要保护人们生长，多加赏赐，少用刑罚。夏季“火德”，是万物繁荣
成长季节，政治上要讲究礼乐，帮助人们成长，还要选拔已经成长的人才。
秋季“金德”，有肃杀之气，政治上要选练军队，征讨“不义”；修订法制，
严断刑罚。冬季“水德”，是万物储蓄保藏季节，政治上要注意保藏，要统
计从卿大夫一直到庶民的土田之数。《吕氏春秋》把《月令篇》作为十二纪
的首篇，就是主张统治者按照这个行政月历来办事的。每个纪除了首篇以外，
都附有论文四篇，就是从各家学说中选取相关部分，对首篇从政治上进行重
点的理论阐释。春季三纪所附论文，主要是讲养生和养性的道理，采用了杨
朱、子华子一派道家学说。夏季三纪所附论文，主要讲教学和音乐的理论，
采用了儒家的部分学说。秋季三纪所附论文，主要讲究使用“义兵”，采用
了兵家的部分学说。冬季三纪所附论文，多数讲忠信廉节的道德，又是采用
了懦家的部分学说；少数讲节丧节葬，采用了墨家的部分学说。总的看来，
它以阴阳五行家学说为主，糅合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的部分学说。
应当指出，《吕氏春秋》对《月令》所作重点的理论阐释是有选择的，
是根据自己的政治标准有所取舍的。本来《月令》秋季是“兵”和“刑”并
重的，但《吕氏春秋》所作的重点阐释只着重于“兵”，没有一篇讲法制和
刑罚的。《吕氏春秋》有些地方也讲究“法”，像《察今篇》主张变法，《不
二篇》主张统一法令，但是不像法家那样主张一切根据法律来决定，尤其反
对“严罚厚赏”，而主张采用“德义”来治理（《上德篇》）。它把“德义”
看得比“赏罚”重要，而且所讲“赏罚”不是以“法”为准则，而是以“德
义“为标准的（《义赏篇》和《当赏篇》）。这显然是采用了儒家的学说。
当时法家讲究“法治”，主张用“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努力耕战，使得国
家富强，从而完成统一。而儒家讲究“德治”，主张重视“德义”的教导，
取民有度，争取人民归向，从而完成统一。《吕氏春秋》从巩固统治出发，
在政治上偏重采用儒家学说。
当时法家有讲究“法”、“术”、“势”三派。《吕氏春秋》对这三派也是有所选择的。它忽视“法”而重视“术”和“势”。《审分览》八篇所谈的，就是采取了申不害和慎到的学说。它主张国君用“术”，首先是“无识”，就是不暴露自己的意向和观点，不让臣下钻空子，以便深入了解臣下
①参看拙作《吕不韦和〈吕氏春秋〉新评》，《复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五期。
真实情况，从而加强统治。它还主张国君“无为”，就是不要钻进事务堆中，而要抓住纲领，监督臣下按照“分职”努力办事，使得臣下“尽其巧，毕其能”，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它更主张国君有“势”有“威”，认为有“势”
有“威”，才能使臣下服从，才能制止奸邪。当时讲究“术”和“势”的法家，主张用“法”作为监督考核臣下的标准，因此不主张在“法”以外再讲究“忠”和“贤”。但是《吕氏春秋》又十分讲究对君上尽“忠”，而要君上讲究求“贤”，并尊敬贤者为师。这又是采用了儒家学说。
《吕氏春秋》鼓吹用“义兵”兼并天下
特别要指出的，《秦始皇本纪》说：“吕不韦为相”，“招致宾客游士，
欲以并天下。“吕不韦使宾客所著《吕氏春秋》，作为行政月历的《十二纪》，
于秋季主张“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杰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
诘诛暴慢，以明好恶，巡彼远方“。秋季三纪所附十二篇论文，都是讲究用
“义兵”，“攻无道而伐不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使人民“归之如
流水“，”望之若父母“，从而兼并天下。主张兵入敌境，”以救民之死“，
“以除民之仇”，不破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归还战俘。认为讲究兵法的“急
疾捷先“，是为了”义兵“的决胜；重视军令是为了使三军一心而无敌于天
下；讲究兵势险阻、乓械■利，简选精良，都是为了“义兵之助”。值得注
意的，秦原以斩首数目行赏而记功，每次大战得胜必记有斩首的数目，可是
在吕不韦执政时期，除了秦始皇二年将军■公攻魏的卷有斩首三万的记录以
外，所有主将蒙骜指挥攻取得大块领土的重要战役，如庄襄王三年攻取赵三
十七城而建太原郡，始皇三年攻取韩十二城，五年攻取魏二十城而建东郡，
都没有斩首记录，固然这时东方六国已丧失战斗力，战时溃散逃亡，因而杀
伤减少；同时由于秦改变了兼并的策略，以“义兵”自居，打着诛暴救民的
旗号，因而能够杀伤减少而接连攻取得大块领土，从而兼并天下。后来除了
秦始皇十三年桓……攻赵的平阳有斩首十万的记录以外，所有兼并六国的大
战，都没有斩首记录。这与秦昭王时期名将白起所指挥的大战有大量斩首记
录，甚至如长平之战坑杀战俘四十多万的情况大不相同。当秦始皇初并天下
时，下令就自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丞相等皆曰：“今陛下
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但是实际上，秦在兼并六国过程中，还是多
用暴力，当攻灭魏国时，还是采用了引河水灌大梁的办法，经三个月而迫使
魏王投降的。所以司马迁还是说：“秦取天下多暴。”
秦始皇消灭嫪毐和吕不韦两大势力
公元前二四一年（秦始皇六年）吕不韦把《吕氏春秋》公布在秦国首都
咸阳的市门上，悬赏说“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①。
很明显，吕不韦不先不后地把这部书公布出来，是想在秦始皇亲理政务前，
①《吕氏春秋。序意篇》说：“维秦八年岁在■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高注：“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查秦始皇八年不是“岁在■滩”。秦始皇六年是庚申，“申”即“■滩”。
因此清代学者姚文田、孙星衍等，都认为这个“维秦八年”，是从秦庄襄王灭周起算的，到秦始皇六年，正是八年。“维秦八年”是秦自以为代周而有天下的第八年。
使自己的学说定于一尊，使秦始皇成为他的学说的实践者，从而维持其原有的地位和权势。就在这时，秦国朝廷中掀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秦国除拥有宾客三千人、家僮万人的相国吕不韦外，为太后宠幸的宦官嫪毐，也有宾客一千多人，家僮几千人。公元前二三九年，太后把嫪毐封为长信侯，把山阳（太行山东南地区）和河西、太原两郡作为嫪毐封地，“事无大小，皆决于事”（《史记。秦始皇本纪》）。很明显，这是想在秦始皇亲理政务前，先占据好地盘，以便维持并扩张其权势。
当时吕不韦和嫪毐勾心斗角，争夺权势，很是激烈，以致秦国境内从执法的大官一直到驾驶车马的小吏都在说：“与嫪氏乎，与吕氏乎？”（《战国策。魏策四》）这两大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分裂整个秦国的地步。
按照秦的礼制规定，秦王必须二十二岁举行成年的冠礼之后，才能亲自执政。公元前八年（秦始皇九年），秦始皇年二十二岁。为了举行冠礼，他从咸阳跑到了旧都雍（因为冠礼要在宗庙里举行）。嫪毐就在雍发动武装叛乱，被秦始皇调动军队平定。太后因此被迁到雍。次年秦始皇免除了吕不韦的职位，命他出居食邑河南。因为六国的使者和宾客暗中仍与吕不韦来往，秦始皇又命令他迁居到蜀郡去。吕不韦就畏罪自杀了。
秦始皇采用法家主张兼采阴阳家、儒家学说
战国时代有些有为的国君和大臣，常常兼采几派学说来适应他们的政治需要。例如魏文侯任用法家李悝为相国主持变法，又尊儒家卜子夏为“师”；赵烈侯在军事和财政上实行法家主张，又尊敬讲究“仁义”、“王道”的儒家牛畜为“师”。这时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综合采用儒家、法家、兵家和阴阳家的政治学说，准备用作完成统一的指导思想。而秦始皇则以卫鞅、韩非的法家学说为主，而兼采阴阳家和儒家学说来为他的统一事业服务。
秦始皇把阴阳家和法家结合了起来。他采用邹衍的五德始终说，自以为秦代属于水德，必然要取代属于火德的周代；还按阴阳家的规定，以十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用黑色为正色；事物都用“六”来记数；把黄河改称为“德水”；而且认为按照水德，“事统上法”（《史记。封禅书》）。这是由于秦始皇既要采用“法治”，又要采用阴阳五行说把他的威权神化，于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认定水德是“上法”了。正因为秦始皇采用阴阳家的学说，秦王朝的博士官中就有不少方士。例如所谓“占梦博士”和做《仙真人诗》的博士，必是方士之类。秦始皇为了求“太平”、求神仙和求奇药，召来很多方士，“候星气者至三百人”。
本来齐、鲁两国的儒生有一套“封禅”学说。他们把泰山看作最高的山，认为历来帝王都应到泰山顶上去祭祀上帝，叫做“封”；在泰山下小山祭祀，叫做“禅”，合起来叫做“封禅”。公元前二一九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到了泰山，就从齐鲁召来儒生和博士七十多人，“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是因为儒生所拟议的祭礼“乖异”，难以施用，秦始皇改用了祭祀上帝的仪式（《史记。封禅书》）。秦始皇虽然没有采用儒生所拟议的祭礼，毕竟还是举行了封禅礼。儒家的封禅学说如同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一样，是迎合帝王的政治需要而制定出来的。秦始皇为了表示自己出于“天命”，就成为儒家封禅学说的第一个实践者，如同他是阴阳家五德始终说的第一个实践者一样。正因为这样，秦的博士官中就有不少是从齐鲁
召来的儒生。后来主张分封子弟为王的博士淳于越就是齐人。
秦始皇主要是个法家学说的实践者。他读了韩非的著作，感慨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韩非列传》）他一开始亲理政务，就重用法家人物。有个大梁人叫缭的，是偏重于“为商君学”（《汉书。艺文志》杂家类颜注引刘向《别录》）的杂家。他入秦游说，很受秦始皇赏识，秦始皇甚至“衣服饮食与缭同”（《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就任用缭为国尉。所谓国尉，就是后来秦的太尉，是一国的军事长官。秦始皇所以要起用缭为“国尉”，显然是要缭来策划和指挥兼并六国的军事行动。
尉缭使用间谍兼并六国的策略
尉缭认为“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纵，翕而出不意”，因此主张派遣大批间谍前往六国活动，用金钱来收买六国腐化堕落的“豪臣”，来扰乱六国原定的计谋策略，这样“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个计划得到秦始皇的采纳，它的具体执行者是李斯，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用缭“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李斯按照尉缭的计划，派遣了许多所谓谋士去贿赂六国官吏，“不肯者利剑刺之”，等到“离其君臣之计”成功，“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史记。李斯列传》）。当时，由于六国官吏的腐化堕落，李斯这项工作是有成效的。赵国的名将李牧，就是由于秦国“多与赵王宠臣郭开等金，使为反间”，被陷害死的（《战国策。赵策四》、《史记。赵世家》）。齐国的灭亡，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由于齐王建的相国后胜“多受秦间金玉”（《战国策。齐策六》、《史记。田世家》）。
李斯原来是荀况的学生，做过吕不韦的“舍人”，到这时也就成为秦始皇坚决推行法家政策的有力辅助者和具体执行者了。李斯从此由长史升为客卿。等到秦兼并六国而完成统一，他就升为廷尉（朝廷的司法官），不久又升为丞相。
《战国策。秦策四》又记载这时秦王召见顿弱，顿弱指责秦王的威势不能加于东方诸侯，却加于自己母亲（指“迁太后于雍”），认为天下事“非纵即横”，“横成则秦帝，纵成即楚王”，给他万金东游，便可破坏合纵，连横成功，使秦成帝业。秦王因此“资万金，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于燕、赵，而杀李牧。齐王入朝，四国必（毕）从，顿子之说也”。沈钦韩认为“顿弱与尉缭谋同，顿弱与尉缭乃一人，记异耳”（《汉书疏证》），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尉缭主张用间谍来破坏“诸侯合纵”的计谋，配合军事行动来各个击破，从而兼并六国。当时军事家和纵横家都是主张用间谍来配合军事来取胜的。《孙子兵法》有《用间篇》，苏秦就是纵横家而兼做间谍成功的。顿弱不但计谋和尉缭相同，而且结果也相同，既使韩魏“入其将相”，又杀赵将李牧，更使“齐王入朝”，当是一事的两传。《秦始皇本纪》所载当是实录，《秦策四》所载只是后来的传说。
当公元前二三三年韩非被秦杀害以前，赵、魏、燕、楚四国曾有合纵攻秦的计划，秦王召群巨问询，姚贾自请“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案）其兵”。姚贾带着车百乘，金千斤，到四国活动交际，结果成功，姚贾因而封千户，官至上卿。韩非曾因此批评姚贾，后来韩非被李斯和姚贾陷害而死于狱中（《秦策五》第八章）。姚贾当是和李斯同时推行尉缭使用间谍兼并六
国策略的官员。
秦始皇推行的法家政策
秦始皇所推行的法家政策，是卫鞅、韩非一派的法家政策的发展。主要内容如下：
（一）确立土地私有制，推行强本弱末政策。卫鞅在秦国变法，废除井
田制，采用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制，实行按户授田制度，并确认田地的私
有权。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六年“使黔首自实田”（《吏记。秦始皇本纪。集
解》引徐广说），命令全国有田的人自报占有田地的实际数额，以便征收赋
税，同时也就在全国范围内从法律上肯定了土地私有制。公元前二一五年秦
始皇在《碣石门刻石》中说：“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来田”
即“莱田”，指轮流休耕的田地，这是说，恩惠遍及许多产业，轮流休耕的
田地可以永久占有，人民都可以安居乐业。这就是对“使黔首自实田”这项
措施的歌颂。这样确认土地私有制，具有奖励自耕小农努力生产的作用。强
本弱末原是卫鞅所推行的政策，卫鞅曾教秦孝公“困未作而利本事”（《韩
非子。奸劫弑臣篇》）。秦始皇在《琅邪台刻石》中也说：“皇帝之功，勤
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秦始皇对于”上农除末“即强本弱末政策，
曾经大力加以贯彻，目的在于保护和发展作为立国基础的小农经济。秦始皇
在统一全中国后，不断把农民迁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地方去，用定期“复”
（免除徭役）的办法来加以奖励①。同时把各地有财有势的大商人迁出去，曾
“徙不轨之徒于南阳”（《汉书。地理志》），把魏国冶铁的大商人孔氏迁
到了南阳，又把赵国“用铁冶富”的卓氏迁到了蜀地临邛（《史记。货殖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