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战，戎翟居山地，不便车战，因而不得不改用步兵制胜。这时由于各国普
遍采用郡县征兵制，广泛征发农民参加军队；同时由于铁兵器和远射有力的
弯的使用，使得战斗方式不能不作相应的改变。自从铁兵器发明和应用以后，
杀伤力大大增加了，特别是弩的发明，箭能更有力地远射，“射六百步之外”，
使得密集的整齐的车阵无法抵御，遭受惨重的损失。例如公元前四○五年，
三晋联合伐齐，廪丘一役，就“得车二千，得尸三万”，这样就迫使战争方
式不得不放弃传统的车战，改变为步兵的野战。以前车战时，一部分奴隶和
平民是被征发来跟从贵族兵车服役或徒步作战的。到这时候，各国军队的主
要成分是“徒步匹夫”的农民，农民向来没有御车作战的习惯和专门训练，
其改用步兵作战，也是必然的趋势。
至于骑兵的应用，也在春秋战国之间，最初还是和兵车混合编制的。例
如知伯要围攻赵，赵襄子曾派延陵生带了兵车和骑兵先到晋阳（《韩非子。十
过篇》），部署防务①。后来骑兵发展成为单独的部队，主要是为了配合步兵
作战，作为奇袭冲锋之用，所以战国时代各国兵额，“带甲”都有几十万至
百万，骑仅五六千匹至万匹。公元前三○五年赵攻中山，右左中三军由赵武
灵王亲自统率，另由“牛翦将车骑，赵希将胡、代、赵”（《史记。赵世家》），
“车骑”还只是五军之一。赵武灵王的“变服骑射”，是由于胡用骑兵，利
用骑战，其势不得不用骑兵为主力。
军事家孙膑曾经指出：“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
三曰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
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
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
战利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
故名离合之兵也。“（《通典》卷一四九）孙膑所说骑战的十利，充分说明
了骑兵奇袭冲锋的作用。既可以乘虚直入，乘胜追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又可以包抄后路，破坏后方。
①《战国策。赵策三》载赵奢对田单说：“今干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也，君将以此何之？”战国时代的战争，从各次战役看来，的确不外乎野战和包围战。
①古时作战，载人和运输都用车。马驾车，不单骑。到春秋末年才有骑马的风气。《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刘炫、王应麟等都认为“此骑马之渐”。刘炫说见《左传正义》所引，王应麟说见其所著《困学纪闻》《吕氏春秋。无义篇》说：“公孙鞅因伏卒与车骑以取公子卬.”《战国策。齐策一》载孙子对田忌说：“使轻车锐骑冲雍门，若是则齐君可正，而成侯可走。”可知战国初期骑兵还是和兵车混合编制的。
总的战争方式的变化
总的说来，春秋时代，战争是由数量较少的军队来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范围比较狭小，战争的胜利主要靠车阵的会战来取得，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决定胜负了。到战国时代，由于生产的比较发展，由于集权的君主政权的建立，由于武器的进步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军队人数大增了，军事行动的范围比较扩大了，战争方式由车阵作战改变为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了，战争也比较带有持久的、长期的性质了。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交战国的经济、政治、人口数量和技术水平等条件，而且也决定于一国的民气了。同时进攻方式也比较带有运动性了。例如魏考选武卒，“日中而趋百里”也是考选的条件之一。据说楚国的军队“轻利僄遫（速），卒如飘风”（《荀子。议兵篇》），齐的军队“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战国策。齐策一》）。
这时进攻手段的运动性已成为胜利的必要条件，“后之发，先之至”已成为“用兵之要术”（《荀子。议兵篇》临武君语），所谓“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吕氏春秋。论威篇》）。迂回的运动的战略也已开始应用，例如长平之战，“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万五千骑绝赵壁间”
（《史记。白起列传》），因而战争就比较错综复杂，战争的指挥已成为一种技艺，兵法要比以前讲究了。春秋以前的军队，都由国君和卿大夫亲自鸣鼓指挥，到春秋战国之际就产生了专门指挥军队的将帅和军事家。
四战争中防御手段的进步
关塞亭障的防守
战国时代，由于战争的频繁、战争规模的扩大和运动战略的开始运用，各国不得不防备敌人的突然进攻，因此防御手段也跟着进步。
在车阵作战时期，交战双方往往避开运动困难的地形。愈是平原地区，
愈是好的会战场所。战争往往发生于两国“封疆”间的平原地区，直到不能
作战的时候才守险要之地。例如公元前五五五年晋伐齐，齐人拒之于平阴，
夙沙卫曾说：“不能战，莫如守险。”（《左传》襄公十八年）春秋时各国
边界上虽已建立关、塞，但平时往往不驻兵防守，必待有战事才防守（顾栋
高《春秋大事表》卷九《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到战国时代，由于武器
的进步，农民成为军队的主要成分，战争改用步骑兵为主力，经常采用野战
和包围战的方式，险要之地往往成为防御战和争夺战的中心地点。例如齐、
魏间最大的战役马陵之战，是在“道狭而旁多阻险”的地区进行的，结果魏
军中伏大败（《史记。孙子列传》）。秦、赵间几次大战也都在有山险的上
党地区进行，公元前二七○年的阏与之役，秦、赵两军“道远险狭，譬之犹
两鼠斗于穴中“，结果赵将赵奢居高临下，大破秦军（《史记。赵奢列传》）。
正因为险要的地形在作战中大可利用，当时各国都在边境和交通要道上利用
山水之险建设关塞。
楚国在春秋时，北边已设有冥厄、大隧、直辕三塞（都在今河南阳南），
东边设有昭关（今安徽含山东北）；到战国时，更在西边设有扞关（今湖北
宜昌西），东北设有符离塞（今安徽宿县东北），南方设有无假关（今湖南
长沙西北），西南边境设有厉门塞（今广西平乐西南）①，还在郢都以南靠近
长江设有木关（鄂君启节的舟节铭文）。赵国为了防御游牧部族，在东北设
有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北以南）、句注塞（今山西代县西）和鸿上塞（今河
北唐县西北倒马关），在西北设有高阙塞（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西南）
和挺关（今陕西榆林西北），在太行山的交通孔道还设有井陉塞（今河北井
陉西娘子关一带）。燕国在北方设有令疵塞（今河北迁安西）和居庸塞（今
河北昌平西北居庸关）。秦国在秦献公时，东边有郑所塞（今陕西华县以东），
北边有焉氏塞（今宁夏固原东南）；后来随着占有土地的扩大，在东边设有
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还利用原来已有的淆塞（今河南三门峡东南），
在东南设有武关（今陕西商南西北）。函谷关和武关是秦国防御东方六国进
攻的重要关塞。东方六国合纵攻秦，首先进攻的目标就是函谷关。沿黄河西
岸有临晋关（今陕西大荔），在函谷关以西还设有湖关（今河南灵宝西）。
《吕氏春秋。有始览》列举当时天下的“九塞”是：大汾（属魏）、冥厄、
荆阮、方城（以上三塞属楚）、淆（属秦）、井陉、句注（以上二塞属赵）、
令疵、句庸（以上二塞属燕）。汉代桑弘羊曾列举战国时代七国的关塞，总
结说：“关梁者，邦国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宝也。”（《盐铁论。险固篇》）
①《史记。甘茂列传》说楚国“南塞厉门而郡江东”，《战国策。楚策一》误作“南察濑胡而野江东”。
《史记正义》引刘伯庄说：“厉门，度岭南之要路。”按《水经。漓水注》：“漓水之上有关。”“漓”、“厉”声近，厉门当即漓水之关，在今广西平乐西南。
战国时代各国重要关塞，都驻有军队防守，设有官吏掌管。关门的开闭
有一定的时间，行人的进出要经过检查，需要通行证件，运载货物经过还要
征税。这时各国政府从关塞上征收的税，已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例如信陵
君建议魏王“存韩安魏”，主张从韩的上党到魏的安城中间共、宁地区，设
关“出入赋之”，“其赋足以富国”（《史记。魏世家》）。当时过关的通
行证件是符或节，《周礼。地官。掌节》说：“门关用符节。”鄂君启节铭
文说：“女（如）载马牛台（以）出内（入）关，则政（征）于大度（府），
母（毋）政（征）于关“。鄂君启节是封君运载货物过关的免税通行证件，
规定如果运载马牛过关，必须向楚王的大府纳税，不必向关塞纳税。一般商
人运载货物过关，则必须向关塞纳税。当时各国边境的关塞是驻有重兵防守
的。例如秦公子连（即秦献公）原来流亡在魏，当他趁秦国内乱回国夺取君
位时，先想从郑所塞进入，被守塞吏拒绝；再从焉氏塞进入，被守塞的庶长
菌改迎入。当时边境的关塞不但驻有重兵防守，还要检查来往的行人。如果
没有通行证件是不准过关的。又如孟尝君从秦国出逃，夜半过函谷关，为了
蒙混过关，“更封传，变名姓”；因为“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食客中
“有能为鸡鸣而鸡尽鸣”的，于是孟尝君才得“发传出”
（《史记。孟尝君列传》）。当时关吏还有检查行人所带财货的制度。
例如秦昭王罢免魏冉的相职，“使归陶，因使县官（指国家）给车牛以徙，
千乘有余。到关，关阅其宝器，宝器珍怪多于王室“
（《史记。范睢列传》）。又如公孙龙“乘白马，无符传，欲出关，关吏不听”（《太平御览》卷六四六引桓谭《新论》）。
战国时代，不仅平时有兵驻守关塞，而且已设亭、障守望。亭是边疆土
台（四方土堆）上的建筑，是瞭望台性质的，为国防上最前线的守望处所。
障是规模较大的城堡，有尉驻守①。同时边境上已有报警的烽燧设备①。
各国内地长城的建筑
春秋战国间，由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取得丰富的经验，提高了建筑堤防
①《战国策。韩策一》策士所造张仪的话说：“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魏策一》又说：“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庾不下十万。”可知战国时代各国边境已有亭、障等设备。《韩非子。内储说上篇》载：吴起为魏西河守，“秦有小亭临境”，“不去则甚害田音”，这就是秦边境上的亭。贸谊《新书。退让篇》说“梁之边亭与楚之边亭皆种瓜”，这种亭已和秦、汉时代边境上的亭性质相同。战国末年著作的《墨子。备城门篇》说城上设亭来防守，每个亭设有一个尉。《史记。白起列传》载：秦昭王四十七年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可知战国时代的鄣也己没有尉防①战国时各国边境已普遍设有烽燧等报答设备，例如《史记。信陵君列传》说：“北境传举燧，言赵寇至。”
《李牧列传》称李牧“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秦新郪虎符铭文说：“燔鐆事，虽毋会符，行■（也）。”战国末年著作的《墨子。号令篇》说：“与城上烽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人。”《墨子。杂守篇》说：“亭一鼓，寇烽，惊烽，乱烽，传火以次应之，至主国止。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已）
举，辄五鼓传，又以火属之，言寇所从来多少。……望见寇，举一烽；入境，举二烽；射妻（要），举三烽，一蓝（鼓）；郭会，举四烽，二蓝（鼓）；城会，举五烽，五蓝（鼓）；夜以火如此数。“从这里，可知当时用烽火报警，已有各种不同的记号。烽是用滑车悬挂在木杆上的，可以”引而上下之“。火就是苣火，也就是火炬，用火光来传达警报，一般是在夜间使用的。
的技术，各大河流都陆续建筑了大规模的堤防。当时在进行兼并战争中，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运动性，很需要建筑大规模的防御工程，就利用建筑堤防的技术，把边境上原有的大河堤防加以扩建，把原来的水利工程改造成为军事上的防御工程。公元前四六一年秦国曾“■河旁”（《史记。秦本纪》），公元前四一七年秦又“城堑河濑”（《史记。六国年表》），不断地在黄河旁建筑防御工事，目的在于防止魏的进攻。到公元前四○八年，秦的河西已完全失守，退守到洛水，也就“■洛”（《史记。秦本纪》）了。
这些■、城堑都是由河的堤防扩建而成的。比较大规模的，比较长的，也就称为长城了。中原各国在内地建筑长城的情况大体如下：
（一）楚方城楚的长城叫方城，东半部早在春秋时代就已有了。东半部
从鲁关（今河南鲁山西南鲁阳关）起，向东经犨县（今鲁山东南），到达■
水，折向东南，到达沘阳（今河南泌阳），形成矩形。这是利用山脉高地连
结■水和沘水的堤防筑成，所以方城也称连堤。《吕氏春秋》曾说：魏文侯
“南胜楚于连堤，东胜齐于长城”（《下贤篇》）。到战国时代楚顷襄王时，
又扩建西半部，从鲁关向西，东北连翼望山（今河南来川南），南向到达穰
县（今河南邓县），“累石为固”，又形成另一个矩形。方城大概就是由于
它筑成矩形而得名。
①
（二）齐长城齐国也较早修建了它的长城。公元前四○四年，三晋曾伐
齐入长城（《水经。坟水注》引《竹书纪年》、……氏编钟铭文）。到公元前
三六八年，赵又侵齐到长城（《史记。赵世家》）。齐的长城也是利用原有
的堤防连结山脉陆续扩建而成的，到公元前三五○年，齐又曾“筑防以为长
城“（《史记。苏秦列传。正义》引《竹书纪年》）。由于齐的长城是由堤
防接连扩建而成的，所以也称为“长城钜防”（《战国策。秦策一》策士所
造张仪语、《燕策一》苏代语、《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大射者语）。
齐长城也是陆续修筑成的。大概西部先筑成。齐长城西端起于防门，防门早
在春秋时已扩建为防御工程。公元前五五五年晋联合中原各国伐齐，齐在平
阴（今山东平阴东北）集结兵力进行抵御，“堑防门（平阴古城南三里）而
守之广里（平阴古城西北）“（《左传》襄公十八年）。防门原为堤防之门，
“堑防门”就是扩建堤防为防御工程。战国初期三晋多次攻入齐长城，说明
齐长城的西部在战国初期已建成，到公元前三五○年“筑防以为长城”，是
进一步扩展长城。齐长城从防门起，东向经五道岭，绕泰山西北麓的长城岭，
经历泰沂山区，一直到小朱山入海。
①
①《左传》僖公四年载屈完说：“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以往有的注释家因为汉水是水名，认为方城是山名。但《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伯州犁说：“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叔向说：“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城外属焉。”杜注：“城，方城也。”可知方城该是长城，不是山名，否则不能把县说在方城外，更不能把方城简称为城。《水经。……水注》引盛弘之说：“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水，达沘阳界，南北联，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又说：“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间相去六百里。北面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而汉水流而南。”《史记。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说：“故长城在邓州内乡县东七十五里，南入穰县，北连翼望山，无土之处，累石为固。楚襄王控霸南土，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敌华夏，号为方城。”据此，西半部是楚顷襄王时所筑。盛弘之所说东半部，当春秋时代已有。方城的东西两半部以鲁关为中心。鲁关以东该是春秋时所造，鲁关以西该是楚顷襄王时所造。
①《后汉书。郡国志》济北国下云：“卢有平阴城，……有长城至东海。”《水经。汶水注》说：“〔泰〕
（三）魏长城魏长城是利用洛水（北洛水）的堤防扩建而成的，所谓“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史记。秦本纪》）。《盐铁论。险固篇》也说：“魏滨洛筑长城。”南端起于郑（今陕西华县），越渭水和洛水，经历今大荔、澄城、洛川等具，沿洛水东岸的堤防北上。
②
（四）魏中原长城《后汉书。郡国志》河南郡下说：“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史记。苏秦列传。集解》和《索隐》引徐广说同。这条长城从黄河边的卷（今河南原阳西）开始，东向到阳武（今原阳东南），折往西南行，到达密（今河南密县东北）。③这是公元前三五八年魏国所筑。《水经。济水注》说：“案《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公元前三五八年）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亥谷以南，郑（按即韩国）所筑矣，《竹书纪年》云是梁惠成王十五年筑也。”这是说这条长城的亥谷以南一段为韩所补筑。《淮南子。说林篇》说：“秦通崤塞而魏筑城也。”高注：“魏徙都大梁，闻秦通治崤关，知欲来东兼之，故筑城设守备也。”魏国防备秦国越过崤关东来兼并的“城”，就是这条在大梁以西的长城。
（五）中山长城公元前三六九年所筑（《史记。赵世家》）。
（六）赵的南长城公元前三三三年所筑（《史记。赵世家》），是由漳水、滏水（今滏阳河）的堤防接连扩建而成的①，即赵武灵王所谓“我先王因世之变，……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十九年）。
从当时战争形势来推断，大体上这条长城从今河北武安西南起，东南行沿漳水，到今磁县西南，折而东北行，沿漳水到达今肥乡南。
（七）燕的南长城是由易水的堤防扩建而成的，当时即以“易水长城”
连称（《战国策。燕策一》策士所造张仪语）。根据《水经。易水注》和《滱水注》，结合现存遗迹和地方志所记载的遗迹，这条长城从长城门（今河北易县西南）起，穿过北易水，沿着南易水东向，经过汾门（今徐水西北），再沿着南易水和滱水（今大清河）而走向东南的。
②
山上有长城，西接岱山，东连琅邪巨海，千有余里，盖田氏之所造也。“《史记。楚世家。正义》引《太山郡记》说：”大山西北有长城，缘河经太山千余里至琅邪台入海。“又引《齐记》说：”齐宣王乘山岭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又引《括地志》说：”长城西北起济州平阴县，缘河历太山北岗上，经济州、淄州，即西南兖州博城县北，东至密州琅邪台入海。“齐长城的西端起于平阴古城南三里的防门。《水经。济水注》引京相璠说：”平阴城东有长城，东至海，西至济，河道所由，名防门，去平阴三里。“张维华《齐长城考》（《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根据地方志所载遗迹，推定齐长城从防门（今平阴东北）起，入今长清西南境，东向经五道岭，入长清东南境，东北行入泰安，绕泰山西北麓的长城岭（即大横岭）东行，经历城南界，沿章丘、莱芜两县交界，经博山东南行，入朐临、沂水两县交界曲折东行，越穆陵关，经安邱西南界之太平山，入日照北境，经诸城南境，到胶南小朱山入海。
②《史记。魏世家。正义》以为魏“塞固阳”的固阳，就是汉的固阳县，在今河套外乌拉特的东北。但这时魏国的领土远不能到达这里，不足信。
③《水经。阴沟水注》说：“右渎东南经阳武城北，东南绝长城；经安亭北，又东北会左渎，左渎又东绝长城。”《水经。渠水注》又说：圃田泽“在中牟县西，西限长城”。
①《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七年“筑长城”，《正义》说：“刘伯庄云：盖从云中以北至代。按赵长城从蔚州北，西至岚州北，尽赵界。又疑此长城在潭水之北，赵南界。”这时所筑长城，自当以“赵南界”之说为是。潭水乃漳水之误。
②《水经。易水注》说：“易水又东届关门城西南，即燕之长城门也。……易水又东历燕之长城，又东经
边地长城的建筑
到战国后半期，赵、燕、秦三国受到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游牧部族的侵扰。这种游牧部族的侵扰对于边境人民和农业生产是非常有害的。而这些游牧部族精于骑射，战争的运动性较大，因而赵、燕、秦三国又运用在内地筑长城的经验，在北境建筑长城：
（一）赵的北长城建筑于赵武灵王破林胡、楼烦之后，所谓“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史记。匈奴列传》）。根据留存的遗迹来看，赵北长城大体上有前后两条：前条在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沿今狼山一带建筑；后条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向东，经包头北，沿乌拉山向东，沿大青山，经呼和浩特北、卓资和集宁南，一直到今河北张北以南。
①
（二）燕的北长城建筑于燕将秦开破东胡后。这条长城在现存长城的二百公里以北，在今内蒙古赤峰以北还保存有遗址。根据实地调查，赤峰红山北方沿西路戛河北岸有燕长城遗址向东延伸着，遗存的显著部分经过老爷庙、八家子、撒水波等村，全长约三十多里。长城壁有的地方用土建筑，有的地方用石块建筑，现存二三米至四五米高不等。它跨山越谷，远望过去，气势很雄伟。在这段长城上接连筑有三个小城堡，当即所谓障。西端可以和今赤峰东北卓苏河南的土城、小城堡相接连。在长城遗址内外的山上分布有不少小城堡遗址。在这些城堡里出土有重线山形纹半圆形瓦当、“明刀”钱、“一刀”圆钱、铜镞、云纹瓦当、绳纹瓦、绳纹陶片等。由这些出土物看来，可知这段长城确是燕长城的遗址。
②
（三）秦长城建筑于秦昭王灭义渠后，是沿陇西郡、北地郡的北边建筑的（《史记。匈奴列传》）。西端起于临洮（今甘肃岷县），沿洮水北上，东行到今渭源北，又西北到古狄道（今甘肃临桃），又北到今皋兰，沿黄河，经今兰州东北行，折而进入今宁夏。现在渭源北十里的北山上，临洮窑店驿的长城坡，皋兰小西湖的黄河沿岸，兰州的城墙北部，都保存有秦长城的遗址。
①
渐离城南，……易才又东经武阳城南。“这是北易水。《水经注》又说：”易水又东流，屈经长城西，又东流南经武隧县南、新城县北。……俗又谓是水为武隧津，津北对长城门，谓之汾门。……易水东分为梁门陂，易水又东，梁门陂水注之，水上承易水于梁门，东入长城，东北入陂，……陂水南通梁门淀，方三里，淀水东南流出长城，注易，谓之范水。“这是南易水。《水经。滱水注》又说：”滱水东北至长城，注于易水者也。“由此可知，燕南长城从长城门（即关门城）穿过北易水，沿着南易水东向，经过汾门再向东，再沿南易水和滱水（今大清河）而走向东南。这一带的地方志记录有这条长城的遗迹，有些遗迹至今辽保存。今徐水县解村瀑河上游东岸，南起石尤山，北至黄山，沿河岸有上城约长十公里，就是这圣长城一部分的遗迹，见《考古》一九六五年第一期《河北徐水解村发现古遗址和古城垣》。
①张维华《赵长城考》（《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八、九合期）引当时绥远通志馆的《绥远通志》（稿本）
说：“最近《采访录》载：包头县境年有古长城，东自什拉淖起，沿大青山及乌喇山之麓西行，至西山嘴子而止，长凡二百六十余里，为土石所筑，高二三尺以至六尺不等，或断或续，尚多存在，而以什拉淖至城塔汗之一段为较完整云。”
②这段长城遗址是一九四二年发现的。见佟柱臣《赤峰附近新发见之汉前土城址与古长城》，沈阳博物馆专刊《历史与考古》第一号，一九四六年十月出版。
①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甘肃秦长城遗迹》和《文物》一九六四年第六期《临洮秦长城、敦煌
后来秦始皇统一全中国后，令蒙恬征发人民所筑的伟大工程——长城，便是以赵、燕、秦三国原有的长城为基础的。
秦、汉时代的武装编制、战争规模和战争方式是沿袭战国时代的，秦、汉时代的国防建设也是沿袭战国时代的规模，而统一后建设得更完整了。
玉门关、酒泉嘉峪关勘查简记》。
五兵法的讲求和军事学的发展
兵法的讲求
春秋时代贵族已有讲兵法的书，叫做《军志》，提出了一些简要的作战原则。例如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就是说，先发制人可以起“夺人之心”的作用；如果敌人先发，就得等待敌军疲惫之后再反攻。《军志》反映了贵族的思想观点，例如说：“有德不可敌”，“允当则归”（无求过分），“知难而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春秋战国间，由于兼并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产生了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帅和军事家。许多军事家总结了战争的经验，并从事于军事理论的研究，著成论兵法的书，这在文化上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春秋晚期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长期以来作为古代军事名著，在军事学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到战国时代，兵法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齐孙子》（孙膑兵法）、《公孙鞅》（卫鞅兵法）、《吴起》（吴起兵法）、《庞暖》）庞暖兵法）、《儿良》（倪良兵法）、《魏公子》（信陵君集宾客所著的兵法）等（以上见《汉书。艺文志》）。又有《司马穰苴兵法》，也是战国时代所编著的（《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书，共得一百八十二家，其中战国时代的军事家占大多数，由此可知，军事学是战国时代最发展的学问之一。
《汉书。艺文志》把军事学著作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兵权谋家“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着重讲求战略战术的运用，兼采其他各派的长处。这是兵家学派中最主要的一派，《艺文志》著录有十三家（汉代有两家），以《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为主要代表。兵形势家讲求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灵活性，所谓“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分离）、合（汇合）、背（后退）、乡（向前），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其实这是当时军事家普遍重视的作战原则。《孙子兵法。军争篇》讲的就是这种道理。《荀子。议兵篇》载临武君论兵法，也有这样的见解，认为“用兵之要术”，在于“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时之变，后之发，先之至”：“善用兵者，感忽（变化倏忽无常）悠暗（行动神秘莫测），莫知其所从出”。《艺文志》著录兵形势家有十一家（汉代有三家），现存的只有《尉缭子》。从《尉缭子》一书内容来看，兵形势家虽也讲求战略战术，而重点在于确立必胜的形势。兵阴阳家讲求“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即五行相胜）、假鬼神而为助”，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艺文志》著录兵阴阳家十六家，有多种是假托黄帝君臣的作品。兵技巧家讲求武艺的训练和体育的锻炼，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第四节。
孙武的军事理论
孙武，春秋末年人，齐国田氏的后裔，来到吴国后，帮助吴国改革图强，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当时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子列传》）。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近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还发现了《吴问篇》等佚文。
孙武总结了春秋末年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创立了适应时代需要的军事理论。主要有下列五点：
（一）把“令民与上同意”的“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孙武提出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有所谓“五事”和“七计”。“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计篇》）。
他把“道”作为“五事”的首位，把“主孰有道”
作为“七计”的首位，就是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
按照孙武的解释，“道”是“令民与上同意也”，就是要使民众与君上的意愿一致，能够为君上出生入死。实质上孙武的所谓“道”，就是适应时代需要的政治原则。这样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政治是关系到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了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平时严明的管理和训练、战时正确的指挥和赏罚等问题，认为所有这些也都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
（二）把“知彼知己”（《谋攻篇》）看作正确指导战争的先决条件。
孙武认为关系到战争胜败的因素，随时随地客观地存在于战争双方。战争指导者要充分了解彼己双方的情况，正确判断敌情，作好充分的应敌准备，找出双方的行动规律，从而确定自己的作战方案，以战胜敌人。《孙子兵法》中所阐述的一系列作战原则，都是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思想为基础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科学的真理。
（三）在作战指导上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就是要依靠主观努力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善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孙武提出：“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这就是说，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帅，伪装假象迷惑敌人，敌人就会听从调动；投其所好引诱敌人，敌人就会受骗上当。用小利去调动敌人，用重兵来掩击敌人。他又主张：“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计篇》就是能攻而装作不能攻，要打而装作不要打，要向近处而装作要向远处，要向远处而装作要向近处，等等。总之是通过“示形”即以假象诱骗和调动敌人，使敌人发生错觉而陷于被动地位；同时自己就能利用有利态势，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四）在作战指导上还主张“我专而敌分”（《虚实篇》），就是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分散的敌人。孙武认为必须明察敌情而不让敌人了解我的真情，即所谓“形人而我无形”，使得敌人不知道“吾所与战之地”，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我就可以集中兵力，做到“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我“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虚实篇》）。这个“我专而敌分”的原则，是有重要价值的。
（五）在作战指导上更主张“因敌而制胜”（《虚实篇》），就是依据敌情变化而采取灵活战法以争取胜利。孙武认为作战中正兵和奇兵必须互相配合，“以正合，以奇胜”（《势篇》），通常是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
但是这种奇正的变化是不可穷尽的。对待不同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对策，遇到不同的地形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措施，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不同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敌情发生变化要随时作出相应的机断处置。他把作战方式因敌情而变化，比作水流因地形而变化，说：“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
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所谓”神“，是指智谋特别高超。
孙武关于“奇正之变”和“因敌而制胜”的论述，反映了他的讲求灵活机动的作战指导思想，这在两千多年以前也是难能可贵的。
战国时代的军事家，经常运用《孙子兵法》的理论来指挥作战。例如孙
膑在马陵之战中提出他的作战方案时，所引用的兵法，就是依据《孙子兵法》
的①。孙武的军事理论，为历来军事家所推重。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糟粕和
消极的成分。例如公然提出愚兵政策，把“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作
为“将军之事”（《九地篇》）；又如笼统地主张“归师勿遏（拦阻），围
师必阙（“阙”通“缺”，留缺口），穷寇勿迫（追逼）“（《军争篇》），
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孙武军事思想中的时代的局限性。
孙膑的军事理论
孙膑，战国中期齐国人，孙武的后裔，曾与庞涓一起从师学习兵法。后
来庞涓在魏国当了将军，自以为才能不及孙膑，将他骗到魏国，借故处以膑
刑（去膝盖骨），并加以软禁。孙膑后来在齐国使臣帮助下秘密回到齐国，
由于齐将田忌的推荐，被齐威王任为军师。他协助田忌打过几次胜仗，其中
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最为著名。著有《孙膑兵法》八十九篇，久已失传，近
年从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孙腹兵法》竹简，共三十篇，一万一千多字，
有残缺。
《孙膑兵法》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原则。主要有下列五点：
（一）发展了孙武所说的“道”，把“道”看作战争的客观规律。孙膑认为懂得“道”，就是认识有关战争的各方面实际情况，包括天道、地理、民心、敌情和战阵等等（《八阵篇》），从中找出客观规律，从而预见战争的胜负。所以说：“先知胜、不胜之谓知道”（《陈忌问垒篇》）。他还认为取胜有五个条件，“知道”是其中的主要条件。他说：“恒胜有五：得主专制（将帅有指挥全权），胜；知道，胜；得众（得到群众拥护），胜；左右和（将帅同心协力），胜；量敌计险（正确判断敌情、估量地形险易），胜。”（《篡卒篇》）
（二）发展了孙武“我专而敌分”的理论，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
的战法。孙膑主张激励士气，团结士众，采用种种方法使敌人骄傲、疲劳、
迷惑、力量分散，然后“我并卒而击之”，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
人（《威王问篇》）。他认为兵多、国富、武器精良不一定能够取胜，“以
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就是说，决定胜败安危的关键在于掌握战争的客观
规律。因为掌握了战争规律，就“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分散而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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