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他后面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进步的话，他也就不可能希望以理性的方式亲自
去做这些事了。在不只是人类由于自然的原因所遭受的灾难、而且更其是人
类自身彼此之间所造成的灾难这一可悲景象的面前，我们的心灵乃是通过人
类未来有可能变得更好的这一展望而被激发起来的；而且还得要具备大公无
私的好意，假如我们会是早就进了坟墓而收获不到我们自己所曾部分地播过
种的那些果实的话。这里要以经验的证据来反对这种得自希望的决心的成
功，那是全然用不上的。因为迄今为止所没有成功过的东西，因此之故便永
远也不会成功，这种说法甚至于就连说服人放弃一个实用的或技术的目标都
办不到，（例如用空气静力学的气球进行航空的这一目标）；而对于道德的
目标就更办不到了，道德目标的履行当其在指证上并不是不可能的时候，就
成为义务。此外，还可以有许多证据表明：人类整个说来在我们的时代里确
实比起已往的一切时代来，在道德上做出了非常可观的改善（短期的阻滞并
不能证明任何相反的东西）；而且关于人类的腐化正不断增长的这种叫喊，
却恰好是来自他们在站到更高一级的道德水平上时，他们就向前看得更远；
越是随着我们在整个我们已知的世界历程中上升到更高的道德水平，他们对
我们实然的样子的判断，与我们所应当是的那种样子相形之下，因而亦即我
们的自责，也就越发严厉。
如果我们要问：用什么办法才能保持乃至加速这种朝着改善的永远前
进，那么我们马上就看到，这一通向无可估计之远的成就倒并不那么有赖于
我们做出了什么事情，（例如，有赖于我们给予青年一代的教育，）以及我
们采取什么办法来推进它，反而有赖于人性在我们身上并通过我们将会做出
什么事情来把我们强行纳入一种我们仅凭自己是不大容易适应的轨道。我们
唯有从它那里，或者不如说（因为完成这一目的就需要更高的智慧）从天意
那里，才能期待这一成就，那首先是作用于全体，然后由此而作用于局部。
反之，人类及其规划却仅仅是从局部出发，并且只不过是停留在局部上，全
体这样一种东西对于他们是太大了，那是尽管他们的观念能够、而他们的影
响却是不能够到达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规划上互相冲突，很难出于
自己本身的意图而在这上面联合一致。
只要全面的暴力行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需要，终于必定使人民决定要服
从理性本身作为手段而向他们所规定的强制，即公共法律的强制，并进入一
种国家公民的体制，那么同样地又由于各个国家力图互相侵占和征服的经常
不断的战争而来的需要，也就最后要引他们甚至于是违反自己的意志，或则
是进入一种世界公民的体制。或则是假若这样一种普遍和平的状态（正如国
家过大所曾多次发生过的那样）从另一方面对于自由变得更加危险，即可能
由此导致最可怕的专制主义，那么这种需要就必定迫使他们进入另一种状
态，那种状态确实并不是什么在一个领袖之下的世界公民共同体，而是一种
根据共同协议的国际权利而来的合法的联盟状态。
既然各个国家文化的增进，以及同时也在增长着的要用诡计或武力、以
别的国家为代价而进行扩张的那种倾向，会使战争成倍地增多，并且由于（以
现行的军饷而言）经常扩充的、保持着戒备和训练的、战争器具供应量越来
越多的军队，必定要造成费用越来越高；同时一切必需品的价格持续在增高，
却不能希望付给他们的现金也与之成比例地增加：既然没有任何和平能那么
持久，可以使这一期间的积储能偿付下一次战争的耗费，而为此所发明的国
债制度虽则很巧妙，但最后却成为毁灭自己本身的工具，所以衰竭无力就必
定要经于成就善意所应该做到却并没有做到的事情：即，每个国家在自己内
部都将这样组织起来，使得不是由战争严格说来对他并无负担的国家领袖（因
为他是以别人、也就是以人民为代价在进行战争的），而是由在担负着战争
的人民来掌握究竟应该进行战争与否的决定权。（这就当然必须假定已经实
现了原始契约的观念。）因为人民是不会由于单纯的扩张愿望或者是为着想
像中的纯属语言文字上的冒犯的缘故，便轻易把自己置身于与领袖是毫不相
干的个人贫困之中的。所以后世（他们身上不会有任何无辜压迫着自己的负
担）也就能够总是朝着道德意义上的改善前进，那原因倒不是对后代的爱而
只是每个时代的自爱。于是每个共同体既不能够以武力去伤害另一个，就必
定只好自行维护权利，并且还可以有理由希望同样形成的其他共同体在这上
面会来帮助它。
但这却只不过是一种意见，而且纯属假说，其无从肯定就正像想要给一
种意想中的、并非完全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作用指出一种唯一与之相称的自然
原因的一切判断一样。而且即使是作为这样一种东西，它在已建成的国家中
也并不包括一条原则可以让臣民们去强制实行它（正如上面已经表明的），
而只是让不受强制的国家领袖去这样做。鉴于按照通常的秩序，人性之中确
实是并不会有自愿地减少使用武力，尽管那在紧迫的情况下却不是不可能
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由于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提出一种与人类的道德
愿望与希望并非不相称的说法，即为此所必需的情况就只好期待于天意了：
这就为人类整个这一物种的目的通过自由运用自己的力量而尽最大可能地达
到自己的最终天职提供了一条出路，尽管个人的目的分别加以考察时，却在
其中恰好是互相对抗的。因为恰好是成其为罪恶之源的这种个人倾向的对抗
性，才使得理性得以在其间自由活动并扫数征服它们，于是就不是使自己会
毁灭自己的罪恶、而是使一旦存在之后就能一直自己维护自己的善良占有统
治地位。
人性表现得最不值得受尊敬的地方，莫过于在整个民族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方面了。任何时刻都没有一个国家在自己的独立或自己的财产方面，是有
安全保障的。彼此互相征服的意志或者说侵犯对方的意志，是任何时候都存
在的；用于防务的军备——那往往使得和平甚至于比战争还更加压迫人、更
能摧残内部的福祉，——是永远也不会放松的。对于这些并不可能有什么别
的办法，除非是每个国家都要服从一种以配备有权力的公共法律为基础的国
际权利（可以和个人之间的公民权利或国家权利相类比）。因为通过所谓的
欧洲的势力均衡而来的持久的普遍和平，只是一场幻觉罢了。就好像斯成夫
特的那所房子一样③，它由一位建筑师根据全部的平衡定律建造得那么完美，
以致于当只不过是一只麻雀栖息在那上面的时候，它马上就倒塌了。——但
是人们会说，对这种强制性的法律是决没有哪个国家会屈服的，提议一种普
遍的国际国家，每一个单独的国家都自愿地顺从它的威力，听从它的法律，
这在圣比尔方丈的或者卢梭①的理论里说起来可能是那么动听，但在实践上却
是用不上的，因为它们总是被大政治家们而更其是被国家领袖们讥笑为是一
种迂腐而幼稚的、来自学院的观念。
与此相反，在我这方面，我却要信赖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
样这一权利原则出发的理论。这一理论向地上神明们②所推荐的准则是：他们
的争论永远都要这样来进行，以致由此可以导向这样一个普遍的国际国家，
而且承认因此（in praxi［在实践上］）它既是可能的，还是可以实现的，同
时（in subsidium［作为补充］）我还要信赖事物的本性，它强迫我们到我们
不愿意去的地方去（fata volentem ducunt ，nolentem trahunt［命运引
导着愿者，驱遣着不愿者］③）。这后一点就仍然要把人性计算在内：既然人
性之中对于权利和义务的尊敬总是活生生的，所以我就不能也不愿把人性认
为是那么地沦于罪恶，以致于道德一实践理性在经过许多次失败的尝试之
后，竟不会终究取得胜利并将表明她还是可爱的。因此，从世界主义的角度
看来，下述的论断也就始终是可爱的：凡是根据理性的理由对于理论是有效
的，对于实践也就是有效的。
③ 西赛福斯见本书《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译注
① 斯成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1 年）为英国小说家；此处所引，出处未详。——译注
② “圣比尔方丈的或者卢梭的理论”，见《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译注
③ “地上的神明们”指人类。——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