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郎朗在一起是件愉快的事情，而听他弹琴更是一种享受。他特别愿意练琴时，有人守在身边，他可以边弹边与你聊天，这样一点也没有练琴的枯燥与寂寞。1997年，从春到夏，郎朗在沈阳度过了差不多半年时间。我经常去听他弹琴，可以算得上他忠实的听众。我曾随手记下几则日记：
1997年6 月24日
今天沈阳高温，一点风没有。郎朗光着个大膀子，丝绸绿裤衩，从凳子上往起站时，屁股蛋子粘着两圈汗湿。郎朗在练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像他这个年纪能弹这首协奏曲的，在全世界也是少有的。家里那台质地不太好的电视正在放阿格里奇弹琴录相，这位阿根廷的神奇女人弹琴有着男性的力度和男性的疯狂。郎朗对着电视，与她比赛速度。比了一阵子，就像个淘气的孩子回到桌前开始静心写作业了。
郎朗把“拉三”弹得很灿烂。手指在琴键上铺出一片欢呼跳跃。不断地推波助澜，像魅力无穷的水面总有令人回味的涟漪。
越难的曲子，越难弹出层次，越强的声音，越不一定要玩命去弹。就像歌唱家拔出最高音时，不需声嘶力竭一样。郎朗很注意用巧劲。
拉赫玛尼诺夫的协奏曲与柴柯夫斯基的协奏曲有相似之处。都是很典型地体现出俄罗斯民族的东西。味道极醇，极浓郁。我极喜欢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那展延豪放的结构与气派永远给我以辽阔超迈的激情。“拉二”的宏伟构筑与“柴一”的非常相象，尤其阿格里奇弹奏的“柴一”每次听都令我激动不已。这两首协奏曲都带有着极强的歌唱性。郎朗在弹拉三时，也不停地歌唱。那是一种豪迈奔放的歌唱。弹到第二乐章的最后一节时，我觉得宗教气氛特浓，有种神秘的回荡充满空间。
当然，有些地方在处理上也要求冷静。弹这种大曲子热要热到份上，冷也要冷得恰到好处。
1997年6 月27日
今天郎朗穿一身新装，条格图案的短衫，西服短裤，很灿烂。这是妈妈去五爱市场给儿子精心挑选的。郎朗稍一打扮，小伙子就可以用“帅呆”一词。郎国任拎着一个大包，大包死沉，里面装满了谱子。他们爷俩像上班一样，一前一后到辽歌排练厅去弹琴。那里有一台三角钢琴，郎朗去那里练琴非常高兴。实际上这是一个小小的音乐厅。大约有十排座位。我刚要坐到第四排，郎朗告诉我别坐第四排，坐别的排。他忌讳4 这个数字。
郎国任坐在最后一排，我坐在第五排。音乐厅只我们三人。
郎朗弹的是德彪西的《版画》。
德彪西也是出生于清贫人家——离巴黎不远的圣日尔曼. 昂. 莱一家小瓷器店。也是从小就显露出音乐天才。德彪西与莫奈是好朋友，可见德彪西音乐中的画该有怎样的诗意了。莫奈说过：“一幅画的主要人物就是光”。这在德彪西音乐的画面中，随处可见。
郎朗弹的《版画》实际上就是有着这种诗画意境。尤其是第三首《雨中花园》，德彪西充分发挥了和声和色彩的作用，表现了天色由阴郁而转变为大放光明的色彩转换过程，非常生动鲜活。它不是一幅“雨中花园”的静止画面，而是有着丰富的色调变化。这种变化的魅力越往后边越强烈，而郎朗以极富光泽的触键准确托出了作品的意境——在E 大调上结束时，被雨水冲洗过的花园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新美丽。
其实，《版画》这三首作于1903年，三首分别展示了世界东方、西班牙和法国色调各异的画面。共同的特点是音乐在时间流动的过程中，给人以不同的印象和突出画面的光与色的不断变化，这种印象派特有的意境，是德彪西作品的重要特征。我喜欢郎朗弹的第一首《塔》。也许是因为这个“塔”是我们东方的佛塔，距我们更接近一些，所以听来更觉得亲切。据载，德彪西是在一次巴黎国际博览会上听了爪哇的佳美兰乐队演奏后，促使他创作了这首模拟东方情调的作品，从中可看到不少东方音乐的风格和发展手法对他的影响。傅聪弹德彪西的音乐可以凭借他的丰厚的文化底蕴，他对美术的那种深刻理解，而郎朗弹德彪西靠什么？他对于莫奈梵高还有印象派肯定所知甚少，所以，他不可能靠文化来弹，只能靠感觉。郎朗的感觉好极了。他的天份正体现在这里。
郎朗弹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美》很火热。有种超级狂热成份。一上手就狂热，躁烈，疾驰奔腾。进入平静时，犹如狂奔的烈马突然面临一泓清泉，被勒住了缰绳。进入到音乐的深处，郎朗自然动情。他一下子就可以进去，到位。无论是走进神圣教堂，还是涉足清澈的溪流、山脉，郎朗可以随心所欲，好像上帝只发给他一个人这种上天入地的通行证。细品，《伊斯拉美》的动人之处，正是体现在慢板的倾诉上。这是需要来自灵魂的清澈透明。郎朗这种年纪能理解这种境界，实属不易。
1997年6 月29日
今天上午电视直播泰森与霍利菲尔德的一场世纪大战。郎朗家的电视没有按天线，我们无法在他家看转播，就到外边找电视看。郎朗家门口有个自行车存车棚，里边看自行车的人正在百无聊赖地守着一台破黑白电视。我们进去他调台，结果，调不出泰森与霍利菲尔德。我们就在大街上转悠，转悠到一个小饭店，服务员倒是非常热情，只是电视效果太差，再找地方。后来，在一个叫作巴山的饭店里总算找到了泰森。郎朗高兴极了，他最喜欢这种激烈竟技的项目。还有足球。重要的比赛逢场必看，他极熟悉各国球星。他常常从球赛中获得激情，然后，再带着这种激情练琴。效果极佳。有时弹琴与看球发生冲突，那他就以弹琴为重，事后打听一下比赛结果就行。他关心比赛结果甚于关心比赛过程。
巴山饭店的电视高贵得挂到了棚顶上了，我们得使劲仰着脖子看。倒也没有什么怨言，能看上就不错了。但是，让郎朗失望的是这场拳击才进行了几个回合，就以泰森咬耳朵而告终。咬耳朵这个细节使郎朗很受刺激，他在下午练琴时，还动不动就提起来，表示一番愤慨。这时候，他的父亲就会干预他：你别为那事分心了，那事不用你操心，快弹琴吧！
郎朗就会做个怪脸。他知道因为上午看拳击耽误弹琴，父亲要让他下午补上，所以，他开始埋头练了。
他弹得是舒曼的幻想曲。边弹郎朗边得意地对我说，这些天，他拿下了好几个大曲子，都是在半小时这么长的曲子，比如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普罗柯菲耶夫的第7 奏鸣曲，还有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美》、贝多芬的111 奏鸣曲等，都是不好背的曲子，一共70多页，他全背下来了。他从来不打怵背谱子，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说他可以弹出十台音乐会的曲目。
舒曼的幻想曲需要弹出足够的柔情。郎朗很善于柔情。眼睛也会帮忙动情。他的手揉摸着钢琴如同揉着提琴的弦。这种绵长深情的“揉弦”，是舒曼在向克拉拉表达爱，还是在向上帝乞求爱的恩赐？
郎朗以轻微的触键表达着深情，轻比重更能渗透心灵。他揉到动情处，边唱边弹。眉毛帮着他抒发情感。
郎朗说弹舒曼的这首曲子感到心烦。因为舒曼时常想不开，陷入了一种深层次的烦恼与痛苦当中而不能自拔。但愿郎朗能够理解一些情感更为复杂的曲子。
1997年7 月25日
郎朗从上海演出归来，情绪特别高涨。这是他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没想到会获得那么大的成功。上海这一行，简直太令人兴奋了。
他的经济人在讲述本次上海之行时，充满感慨。他曾提前一个月到上海去打市场。一张门票卖一百元，人家不认帐。上海一片迎香港回归的气氛，好多名家纷纷来上海演出。从美国回来演出的太多了。殷承宗来过，马友友来过。波戈里比奇（原苏联）来过；朱可曼（小提琴）来过。这么多人都来过，郎朗与这些人相比，能叫响吗？
上海人历来瞧不起东北人。他们觉得殷承宗的演出一张票才卖到八十元，你郎朗的票怎么能要一百元呢？
尹明是头一回作经济人。他也是东北沈阳人，曾在上海读过书，有一些关系。他有十几年没来上海，惊叹上海发生的巨大变化。他骑着个破自行车，在上海走里穿弄地推销郎朗的演出票。到了斯坦罗琴行时，人家一看到节目单上写的国外评价郎朗的那排字：“未来的霍洛维兹”，便指指点点地嘲笑起来。上海人不承认郎朗，也不愿接受郎朗。尹明跟他们说郎朗如何获大奖，获了几次，什么规格，他们仍然不为所动。他们执拗地认为钢琴明星与天才都是他们上海人，比如孔祥东、许忠，却没听说郎朗。他们还说，殷承宗来上海演出票都卖不满……
尹明觉得有种受辱感。他要为东北人争气。他调动了所有关系，动用了尽可能的舆论工具，包括发行量巨大的《新民晚报》发关于郎朗的文章。折腾了一个多月。据说上海音乐厅曾经按排一位国内名家搞朱践尔音乐会，结果票只卖出去十张，所以，音乐会被迫取消。郎朗的音乐会好要在上海音乐厅举行，音乐厅是试金石。
尹明是个很善讲的人，他说起那天上海人去音乐厅看郎朗音乐会时，显得非常激动。有许多人是抱着怀疑态度来观摩的。郎朗最优秀之处在于越是到了重要的时刻，越是关键的场次，他就越是能够发挥出水平。面对那么多双挑剔的目光，他镇定自若，最后，到底把上海人弹服了。谢了几次幕人们也不走，人们围住郎朗让他签名留念。最后，剧场要关灯了，人们也还是舍不得离开。音乐厅的经理说，好几年都没有这种情况了。马友友来时，也没热到这个份上。
尹明说，成功的那天晚上，我们在上海滩走了一宿。真正感到什么叫胜利。所有大楼全像被踩在脚下，那个自豪呀！
当人们都在夸他时，他问他爸：“爸，你说我现在上台是不是很有派？”
郎国任沉默不语。他可不愿让儿子太得意。
郎朗没有再问，而是转了一个话题，说，那天晚上正好是甲A 足球北京对上海。比赛结果北京狂胜上海：9 比1.郎朗说，他们坐出租时，故意问司机足球几比几？司机以为他不知，说9 比1.郎朗明知故问：谁赢了？上海？司机一撇嘴很是痛苦的样子：不，北京。郎朗说完，笑着评价自己：“瞧，人家输了，心情不好受还这样问人，多损！”
东北人为北京队狂胜而高奏凯歌，北京队在上海滩打出了威风，打出了记忆，东北的少年钢琴天才也一夜之间名扬上海滩。
1997年8 月12日
傍晚，郎朗在沈阳中华剧场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在他动身去美国考学之前，曾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过个人独奏音乐会。那一次，就很受欢迎。这一次，实际上是他的告别音乐会，他将从此告别故乡沈阳。带着上海演出的成功的喜悦，郎朗今天显得更加自信。
许多朋友都来了，偌大的剧场显得很热闹。这座老剧场无论座位还是灯光都有些背时了，但，对于沈阳这座城市而言，它有着令人难忘的辉煌的历史。曾经它是最好的演出场地，只有够档次够规格的演出才能在这里举行。所以，沈阳的演员们以能够到这里演出为荣。
尽管事过境迁，这座剧场简陋得有点苍凉，但，仍然给人一种庄重感。
郎朗对肖邦理解得最为深透了。在他可以熟练演奏的24首练习曲中，我最喜欢听他弹那首《离别》。不仅声音特别粘连，让你柔肠万转，而且你看他的表情，那缓缓倾斜的肩头，那无比痛楚的眉峰，那深长敏感的吸气，那一寸寸贴近键盘的胸口，手好像静止不动了，声音是由他那激跳的心脏震颤了键盘从而发出来的。这是一种多么独特的发声，它微而不弱，剔除了所有尘世的浮躁直接往心灵里钻去。能不为所动吗？
郎朗的演奏如果说有技巧的话，首先能够征服人的在于音乐。他弹到情感深处时，指法像被粘在了琴键上，他一次次努力拔出来却拔不出来，联音联得犹如小提琴的演奏感觉，就那么一下下地揉呀，揉呀，直把你的心揉得薄了，揉得酸了，成了一张怕触怕碰的纸。
郎朗在平素练琴时，也能够一下子进入这种状态。即便没有观众可折磨时，他也折磨自己。他从不放过这种折磨。或许正是这一次次折磨使他在弹琴时褪尽了稚气与浮躁，变得沉稳老练，敏感而忧伤？他的一招一式，都在音乐中焕发着魅力。要么他使劲往后仰着，要么深深地埋下头去，这种结束一个曲子的姿势都是因为音乐的深情所致。
郎朗的天才不仅表现在演奏技巧上，他对新的曲目掌握起来也是相当的快。他的曲目涉猎范围比较广，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他不仅可以弹奏出爱情的深韵也可以弹出宗教的感觉。他对音乐有着惊人的接受能力。他掌握的曲子可以搞10台独奏音乐会了。
郎朗回乡度假这段时间，曾到哈尔滨、长春、上海等地举办过三场独奏音乐会。其中我有两场亲临。郎朗的曲目大都是一个顺序，先弹肖邦练习曲，再弹贝多芬的奏鸣曲，而后是叙事曲，也是肖邦的，接下来是老柴的《变奏曲》。郎朗弹得最压场的还是李斯特的《塔兰泰拉》。这首曲子强劲有力的触键，风风火火的奔腾，即便观众再吵杂也是可以镇住场的。中国的听众似乎还没有真正需要钢琴，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的孩子，他们才不得不走近钢琴。这是一种无奈的接受。但是，郎朗是认真的。他不仅对于音乐如此，他对于台下的大人和孩子们也是如此。
沉寂的中华剧场好久没有这般兴奋了吧？在沈阳兜留的日子不再以月和天计算了，而是以小时计算。人们舍不得让他这么快离开，他也舍不得这么匆忙辞别。还有许多朋友没有聚会，还有几位老师没有去拜访。在此，他以深深的鞠躬，深表歉意了。郎朗是个懂事的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给过他好处的人他是不会忘记的。他不会忘记朱雅芬、不会忘记赵屏国、不会忘记殷承宗、不会忘记中央音乐学院那些老师和同学，也不会忘记他在沈阳宁山路上小学的贺秀宇校长和班主任冯凝老师，就连英语小班的那些同学和曲桂贤老师他也是不会忘记的，他不会忘记他是怎样一步步从这座城市里走出去的，走向北京，走向世界的……
或许只有到了即将告别亲人，告别故乡时，郎朗才会感到这份亲情有多厚多沉！
从郎朗的面部表情上可以看出这些天来不曾有过的沉郁和矜持。他与指挥合作得非常成功，他得到了指挥的感谢，更得到了台下观众的感谢。那么多孩子涌上台去为他献花，他那么长的臂膀搂抱着却还是搂不过来，他只好分发给乐队的每一位乐手。他是那么潇洒地将花束抛向了乐手们，台下响起了激动人心的掌声。于是，郎朗又一次深深弯下腰，再次行一个绅士派的大礼，然后，沉静地端坐在钢琴前。
他准备弹最后一个曲子——《我的祖国》，但是，我却总喜欢把它叫作“一条大河”。郎朗的父亲也喜欢这么叫，把这首民歌改编成钢琴曲的作者也爱这么叫。那是一对挚爱音乐的夫妇：沈阳音乐学院的教师蒋泓和尹德本。他们是我的朋友也是郎朗的朋友。他们也有一个弹钢琴的儿子，在沈阳音乐学院钢琴专业，他们一家人都和郎朗很亲。郎朗在辽歌排练厅的那台三角钢琴练习这个曲子时，蒋泓和尹德本都曾指导过他。然而，对肖邦音乐感悟得那么深透的郎朗；把李斯特的乐曲弹奏得令美国听众目瞠口呆以至于不敢相信顶着一头乌黑的中国头发的郎朗；居然弹不好这首中国的一条大河了。
起初，他很不喜欢这首曲子，他在处理上总觉得别扭。我在台下看他练这首曲子时的表情充满了无奈。他不想弹，但是，他父亲让他弹，他不爱弹也得弹。他父亲跟我跟曲作者都是对这个曲子情有独锺。我们怎么能忘记那个纯真纯情的时代。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多纯，人们爱国爱得有多真呀！尹德本在郎朗身边尽情地挥舞着手臂，他大着嗓门唱着一条大河的主旋律，他让郎朗再高亢一点再增加一点力度再多一些激情，可是，也许是郎朗练琴的时间太长了累了，也许他对于中国的那个时代没有感觉对于中国的这首曲子他认为太简单，所以，他总有点打不起精神头儿。他弹得不感人。我听过几次，包括独奏音乐会上我都充满期待地聆听着，却总也觉得不赶劲儿，不能像《塔兰泰拉》那么激情澎湃，也不能像《离别》那样柔情万转，更不能像《匈牙利狂想曲》那样狂放不羁，横绝四海。我总渴望被这首一条大河感动却总也没感动。他演奏技巧肯定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总觉得声音在漂，就好像那条大河上聚着一片迟钝的驱不散的雾气。我觉得郎朗没有找到这条大河的灵感。他怎样才能找到呢？他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呢？今天晚上他终于找到了。我们跟他一起找到了。郎朗在沈阳逗留的最后时刻——最后一次告别音乐会使他突然有了深深的离情。“一条大河”就是在这种深深的离情中找到感觉——
钢琴那乌亮的板壁在灯光下反射的光泽在我看来都具有了强烈的离情色采。郎朗静静地面对键盘，我无法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或许他什么也没有想，只是让自己更深地进入一种意境与感觉中。我们都在等待着那首我们熟悉的“一条大河”。
郎朗的手像气功状态中的起式，缓缓地飘落在键盘上。像灵巧的船浆划开了宁静了许久的河面，那清凌凌的波纹舒缓地荡漾开来，我感觉到那柔荡的波纹正款款地朝着我的心灵漫过来，层层浓烈着我的记忆，我的情感，那种中华民族熟悉的主旋律是从一种由弱渐强的缠绵演奏中，排箫般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的内心随着清脆的琴键而合唱起来：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住在岸上边
…………
情感追逐着旋律起伏还是旋律追逐着情感起伏？郎朗进入了状态，他的头大幅度地朝后边伏着，他一定觉得他到了大河边那温暖的沙滩上，他渴望仰面躺下去接受故乡诗意的阳光。他的手充满灵性，他把一条大河揉出万般离情让人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等他弹到结束时，他竟重新又开始了“一条大河”的旋律，那是更柔更弱更宽阔的声音，让你感到这条大河画轴般正在你的眼前铺展开来，伴着迷蒙的雾气，有一条小船颤悠悠地飘曳而去，小船上乘坐的人已经看不清了。当年肖邦就是乘坐这样一艘小船离开他的祖国去飘向巴黎的，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郎朗不会坐这种小船走的，他会坐现代化的飞机，飞机速度太快，没有更多的时间给你提供感伤的氛围。感伤是需要氛围的，大河小船这是多么诗意化的氛围啊！一个艺术家必须要有伤感的情怀，天才的艺术家更需要如此。而一帆风顺的郎朗平时总是那么热情似火，总那么兴高采烈，我真担心他的情感世界是否太饱满了。我希望那里边能够有一处清幽的芳草地，有一汪幽深的泉水，有一条能够承载苦难和忧伤的河流，他的发源地一定是在他的祖国。就像殷承宗心中装着的那条汹涌的黄河，什么时候演奏起来他都激情澎湃，荡魂摄魄。任何国度的艺术家都得有自己的根呀！霍洛维兹在八十高龄时颤颤微微地回到离别多年的祖国演奏，他登台时的颤微微的步履在我看来不是因为他的老迈，而是因之他那颗无法平静的颠簸的心。
人不能没有自己的祖国，不能不爱自己的家。我在郎朗的深情的如泣如诉的演奏中，泪水潸然而下。我注意到了身边的女儿，她的眼泪也悄然而下，在她旁边的还有几个弹琴的孩子，她们的眼中也蓄满了汪汪热泪。
郎朗结束了他的演奏。他这次不像以往那么立刻起身，观众也不像以往那样马上给他掌声，都陷入了一种回味，都浸淫了一种酸酸的离情。
终于，郎朗找到了感觉；终于，他爱上“一条大河”。他饱醮着他的情感，用他最拿手的“粘连”技巧把这条大河表现得极其感人。改编者那对夫妻也围向了郎朗，他们感谢他，感谢他弹得这么淋漓尽致。这对夫妻瞅着郎朗时，眼圈也是红红的。随后电视台记者采访了郎朗。郎朗说，他不会忘了家乡这片土地，他还会回来，他还会把这条大河拿到美国、拿到世界各地去演奏，他坚信这首曲子可以感动外国人的。
当所有的人围住了郎朗和郎朗的父亲时，当这对父子被簇拥着去赴宴时，我注意到了郎朗的母亲。他没有去凑热闹，她一个人打的士回家了。她的眼里始终盈着泪水。我问她为何不去赴宴时，她说，她得回家为郎朗收拾东西。还有好多东西要收拾，没有时间了。
郎朗，当你在盛满亲情厚谊的杯盏交错中饱受赞美时，你可曾想到你的母亲此时正在家中为你流着眼泪打点行装吗？她一宿都不能睡觉，她睡不着啊！你知道诗人孟郊的《游子吟》吗？但愿你能时常重温一下：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第一节 这是梦吧
在中国遭罪吃苦，到美国享福了，至少在生活上如此。住惯了狭窄的地方，却在这种豪华宽敞的居室找不到安全感了；住惯了阴暗潮湿的地方，适应了任何脏兮兮墙壁的眼睛，却被这白玉般光洁的四壁弄得一片晕眩。4 6 岁的郎国任可谓大半生时光已过，该吃的苦都吃到了，该遭的罪也都遭到了，只是他这辈子也没敢想他会到美国来安家落户。这是他的家吗？
他又在梦中吓醒——他怎么又得回到那个玻璃上都糊满了机油的车间？
儿子从学校拼命往家跑告诉父亲，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来了！
——本章题记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怎么亮得这般宽敞通透呢？窗帘挡不住热烈的光线，好像地底下也有光线射进屋子。这是自己的家吗？怎么像宾馆一样？白色的家具，白色的门，白色的雕刻花纹，简直就是白色的宫殿。在这片白色的迷惑中，郎国任醒来了，却依然迷惑。
住惯了狭窄的地方，却在这种光华宽敞的居室找不到安全感了；住惯了阴暗潮湿的地方，适应了任何脏兮兮墙壁的眼睛，却被这白玉般光洁的四壁弄得一片晕眩。4 6 岁的郎国任可谓大半生时光已过，该吃的苦都吃到了，该遭的罪也都遭到了，只是他这辈子也没敢想他会到美国来安家落户。这是他的家吗？墙上明明白白挂着一联书法：“夜静见空色，身闲忘去留”，还有一幅山水中国画，是昨日他亲手镶嵌的。这一切都在向他印证房间的真实，可他总是怀疑靠不住。
他是个很现实的人，从来不相信什么神话传说，也从来不看这种没用的东西。但是，他此时真就陷入了童话感觉中。恍恍惚惚，让他无法心定。他就那么睁着两只大眼睛瞅着真实的美国的天棚愣神——
他的眼前顽固地出现了那个破旧的标准件四厂，那道破败的围墙，那个他天天必须准点赶到的脏乱的车工车间。墙壁跟工作服似的，油渍麻花，窗户的玻璃糊着一层无法擦洗的油腻，一眼看去，把天空都弄脏了。还有他的工具箱，他自制的每天插空练习运弓的二胡，他再干净，也逃不脱油腻的涂抹。还有那个铁嘴书记，他的鼻窝处积淀着灰垢，对他的超假批评：你咋不到扭腰（纽约）？怎么可能呢？那时候谁敢作这个梦？
或许是小工厂对他的命运影响太深了，他困在这里的年头太多了，他每每在遇到最好的事情时，总是心有余悸，总是要梦见自己又被送回到这里来了，继续穿上工作服，继续开动他那台破旧的车床。一张张熟悉的油黑的面孔笑着瞅他，好像在说，你这么能耐那么能耐，怎么到头来又回来了呢？而死要面子的他在梦中无能为力，既不能申辩也不能躲避，只有赶快醒来，逃回到现实。人家的梦都是美好的，都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可他的梦却充满沮丧和苦涩，弄得他痛苦不已。也怪了，随着时境的好转，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种重复的梦——回到小工厂受到嘲笑，不断地追随着他，让他根本甩不掉。在美国呆了一年多以后，他还曾重复这种烦人的梦境。
郎朗醒了。平时，都是父亲比他先醒，先起来，为他打点早餐，做好了再喊醒郎朗。可这次他见父亲定定躺在那里瞅天棚愣神儿，便猜到了父亲此时的心情。
伴随着父亲一步步走过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沈阳到北京，家的变幻，真就像奇迹，一睁眼就变成了这么好，怎能不让老爸感慨万千？自从父亲住院做了手术，郎朗就发觉父亲真的有点跟过去不一样了，比过去反映迟钝了，也比过去变得更多愁善感了。儿子此时，完全能够体谅他的饱经忧患的父亲。于是，他不无感慨地说，爸，这怎么像作梦。
是呵，是像作梦。父子俩感慨着。
美国的第一个早晨，爷俩没有马上起床，而是以同样的姿势仰躺在床，就这么感慨着。感慨到最后，还是父亲回到主题，他对儿子说，还得好好弹琴呀！儿子表示赞同。一切梦，无论美好与否，概与儿子的弹琴密不可分了。
好好弹吧！弹好了就会赢来一切美好的。
早餐是不用做的，可以到学校吃。
“鲜牛奶、鲜橙汁、咖啡、点心，应有尽有，随便吃。美国条件太好了，天堂啊！”这是郎国任在1998年圣诞节时，从美国打来的电话中的由衷感慨。他到了美国，一天到晚，只有感叹。没完没了的感叹。那么多的感叹竟找不到人倾诉，倒也真是够遗憾了。美国的天空像换了一块新的，美国的草地更是清新透亮，在美国每天洗脸，洗脸水都不脏，抹一把脸，光滑得与国内根本不同，擦什么高级化妆品也不会达到这种效果。
学校一年要为郎朗提供3 万美元，其中包括健康保险、房租、生活费；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文化课学费全免。克蒂斯真够慷慨了，但，这只是对天才而言，一般的人是不可能享有这份待遇的。这对于一生奔波却没有脱贫的郎国任而言，到了美国，确实等于到了天堂。
克蒂斯音乐学院在美国可以算作历史悠久的院校了。校舍造型考究，属于欧洲古典风格，大约建于1726年。从建筑的整体风格到随便一处空间装饰，都能让你驻足：比如，一个精雕细镂的木制楼梯，一段走廊的空间，都能给你以历史文化的幽深感。学校的墙壁上到处都装饰着油画，这些油画快把学校点缀成了一座美术馆了。沈阳有一位朋友到美国考察，取道去了费城，到克蒂斯去看郎朗。他回来后感叹最多的就是那些挂在墙上的油画。他说大多是印象派的绘画，有莫奈的，还有塞尚等人的。他说全是原作，但我不信。
墙壁上除了油画之外，还挂有克蒂斯家族的资深画像，有一张老太太的面孔，其端庄与高贵给郎国任留下深刻印象。
这所学校共有120 人，钢琴系学生20人。每人享有一台斯坦威三角钢琴。郎朗最高兴的是自己拥有一台梦寐以求的斯坦威钢琴，摆放在属于自己的琴房里。当郎朗第一次被领进这座琴房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脚下踩着绵软的地毯，软得都不敢往里边迈步了。
琴房很宽敞，宽敞得能闲出一大块地方，有浪费之嫌。地毯图案十分精美，古色古香，还有古里古气的壁炉，壁炉两侧分别是两个爱奥尼浮雕半圆柱式，壁炉的上檐雕刻着一群人物，说不清是个什么高深的故事。四壁全是木板包装，配有白色的木制雕饰，墙上还有高贵的油画镶在木框内，使得这座房间更加富丽堂皇。再看棚顶的宗教题材的油画，那不是天堂是什么？
郎朗平时在最破旧的琴上都能弹上瘾，何况到了这种一流的梦幻般的环境，何不弹疯？
郎朗真的弹疯了。他除了上文化课之外，其它时间全用在练琴上。每天至少八个小时练琴，每天都得练到深夜2 3 点半。克蒂斯有校规，到了晚上2 3 点时，校园里不得有任何人，看大门的工人负责清理滞留人员。到了这个时间，别的琴房的灯都关掉了，只有郎朗的琴房灯火通明琴声响亮。看门的人毫不客气地撵他。郎朗来了兴奋劲儿，不肯走，看大门的很是生气，第二天一状告到学校。校方出于对郎朗的爱护，劝他注意身体，别弹那么晚。可是，郎朗弹不够一定的量他是绝不肯走开的。结果，他一再超出规定的时间。后来，郎朗硬是把这位看门的人感动了，他说他在这里呆了好些年，还从未见到像郎朗这么刻苦发奋的学生。他破例允许郎朗留下，爱弹多久就弹多久。在整个学校，只有郎朗一人能享受这种待遇。郎朗简直弹疯了。9 7 年9 月份，他到克蒂斯刚上课时，协奏曲只能弹下来7 首，而到了99 年的1 月份，他竟拿下了3 0 首协奏曲。有一个礼拜，他居然弹下来了6 首协奏曲，格拉夫曼惊呼郎朗创造了奇迹。郎朗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这是天份，他背谱子太快了。只要能弹下来，他就能牢牢记住。
在他到克蒂斯不久时，殷承宗曾关心地问他正在弹什么曲子。他说弹德彪西24首前奏曲，还有拉赫玛尼诺夫的24首前奏曲，殷承宗感慨不已。这使郎朗格外兴奋。他还像小时候一样，越是有人夸奖，越是有人惊讶，他就越来疯劲儿。殷承宗老师的感慨给了他更大的鼓励，他比以前练得更猛了。
郎朗的拼劲儿与郎朗的聪明劲儿同时在征服格拉夫曼。这位7 岁就考取了克蒂斯音乐学院的神童、这位当今美国著名的钢琴教育家教过许多成名的学生，但他头一次摸不清郎朗的吞吐量到底有多大。比如，他每次给郎朗上课，再难的曲子，他总是很快就能拿下来。给他的感觉总像是吃不饱似的。为此，他喜欢郎朗喜欢得不得了。他逢人便说招了一个天才的学生。
第一堂课令郎朗十分难忘。他没想到会在院长的办公室上课。院长的办公室很气派，钢琴无疑是最好的，还有最先进的音响设备。格拉夫曼穿着一件长袖白衬衫，袖口处的扣子系得一丝不拘。严谨的脖领处披垂下一条棕色花纹的领带，那种纹理与房间四周的棕色板壁很是和谐。加上那条得体的深蓝色的西服裤，看上去显得非常精干。他的头毛好像刚刚梳理过，苍白的鬓角处修剪得刷齐，透出一种施教的尊严。他的眼镜架是深棕色的，为他平添了几份威严。仅凭老师的这种装束，学生也足以感到了课堂的神圣。这使郎朗格外认真。
有一幅照片就是郎朗第一次上课时，郎国任抢拍下的。看他的眼睛，正在全神贯注地瞅着钢琴架上的乐谱，而格拉夫曼老先生正在认真地指点着。郎朗的那种过于专注而出现的目光就像战士瞄准靶子即将要进行突刺——刺！眼白的冷峻，凝固了整个画面。格拉夫曼身边站着一位女翻译。当时，郎朗还不能听懂老师的话，（尽管在国内休假的日子郎国任逼他看英语不许耽误一分一秒。）但是，他能分辨出老师对他的评价：“万德佛”，而不是“OK”和“SO-SO ”。
格拉夫曼第一次给郎朗上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在此之前，郎朗已经弹过这首曲子，弹过的曲子重新再上，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这使郎朗有了新的收获。他觉得在国内上“拉三”的课与在国外上是完全不同的。而能够得到格拉夫曼这种名家指点，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一个再有天赋的孩子如果在最有接受能力的年龄段上不给他提供最好的教育，那这个孩子的成长肯定要有遗憾的，而郎国任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绝不肯给儿子留下一丝一毫的遗憾。这既是他的精明所在，又是他的责任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说，郎朗如果不是郎国任这种说做就做，敢想敢干的父亲，而是一个思前想后、怕这怕那、犹柔寡断、患得患失的父亲，那么郎朗肯定不会有今天的出息。多多少少也得被耽误些。但是，郎朗一点也没被耽误。他到美国来的正是时候。所以，郎朗佩服他爸，所以，郎朗离不开他爸。
郎国任到美国来，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氛围。他不会外语，许多场合只能显得呆头呆脑。不过，每次格拉夫曼上课时，他都要跟着，就像在国内一样，每次爷俩一块一课，课后再一块研究探讨。郎国任在听格拉夫曼上课时，精神状态完全与平时不同。他的眼睛很亮，脑子也转得很快。他做笔记，他的笔记多多少少能对郎朗起到提醒或补充作用。
下课之后，格拉夫曼完全变成了一位慈祥的长者。他微笑着，就连衣服的皱褶都像温暖的笑纹。他换了衣服，也不再系领带，领口有个扣子没系，显得很是随意。他请朗家父子吃饭。
院长选了一家中国餐馆。他还多请了一个人，那就是翻译。郎朗说他是个好老头，一点脾气都没有。美国任何城市都不缺中国餐馆的。这家费城的中国餐馆在装修风格上刻意追求中国味儿，朱漆门框，墙上的镜框中镶着中国的山水画，有鸟有花，喜庆之意浅显而真诚。墙壁上还有着花里胡梢的龙的图案，这在国内饭店不多见，却在国外的中国餐馆成了必不可少的标志。在欧洲的中国餐馆不论大小，也都有这种龙的图案。大概就像肯德基总有一位拄棍带白帽子的老人塑像吧？
院长很爱吃中国菜。美国人恐怕很少有不爱吃中国菜的。只是他们不肯自己去学做中国菜而已，在他们看来，一个人把那么多的时间放到做顿吃的菜上，那简直太花不来了。
郎朗胃口很好，弹琴消耗太多，他吃起来很香。但郎国任却吃得十分斯文。他觉得自己到了这种场面得学习绅士状，他非常注意院长如何下手。爱面子的郎国任可不会让院长看露，被人家笑话的。他宁愿少吃，甚至不吃。
其实，院长在这方面是极其随和的，他绝不像上课时那么一丝不拘。美国人嘛，吃饭就是吃饭，他们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不会装假。他们要是让你了，你出于客气不吃，他就会以为你真的不爱吃。他们在这些小事上显得很傻，傻到了郎国任感到不可理解的程度，慢慢地，郎国任就理解了，就懂得了，就习惯了适应了。当然了，儿子要是高兴了，还会时不时地拿父亲的笑料开心：“你的‘法则’在家吗？”“你的‘妈则’在吗？”他学着父亲一本正经的口气，把绷着脸的郎国任逗笑了。
到美国的日子不多，郎国任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他对儿子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美国人讲究父子平等，不能打骂，所以，他对郎朗温和多了。人都是在变的，随着环境而改变自己。他变化的每一点，郎朗都看得格外真切。在国内时，妻子周秀兰一再提醒他得对儿子改变教育方法，不能总像对小孩子那样总是不给好脸，总那么横，郎朗毕竟长大了。但是，郎国任在国内时才不听这一套，该怎么凶，就怎么凶，娘俩再不满也只能背地里嘀咕。到了国外，不用别人说，他自己也醒悟了。何况中国有句老话：多年父子成兄弟。在异国它乡，语言不通，朋友又找不到，孤家寡人的郎国任每天除了跟儿子说话之外，还能跟谁交流呢？对了，还能往家里给妻子打电话。以往在北京或在外地比赛时，他很少往家打电话，即便打了，也与妻子很少说话，顶多以三言两语说出个大概，绝不罗索，更没有一点磨叽。而到了美国，他在电话中与妻子的话不知不觉多起来了，也不知不觉温存起来了。他还知道说几句关心妻子的话，诸如注意身体之类，仅仅一句体贴话，就把周秀兰的鼻子感动得彻底酸了。她哽噎着，几乎说不出话。
周秀兰隔三差五，总能接到他们爷俩的电话。总能听到郎朗的好消息。美国对于郎国任是天堂，对她周秀兰何尝不是呢？她在期盼着郎朗有着更大的出息，然后，她也办到美国去。儿子时常来电话鼓励妈妈要耐心地等着，一定要让妈妈来美国。这种等待让周秀兰充满希望和幸福。毕竟有盼头了！或许正是在这种远距离的彼此期盼中，这对并不年轻的夫妇正在一点点拣拾起那被岁月切割零碎的情爱，在各自心中一片片联缀起来……
“以前我爸对我总板着脸，现在受美国家长影响，改变了，也跟我开个玩笑。在国内我妈老跟他说改变方法，他就是不听，到美国改变了。对我妈也不像以前了，也说软话了，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我爸假如有了别的女人，我饶不了他！”郎朗如是说。郎朗还是个孩子，他说的还是孩子的话。要是长大了，要是他也有了自己的爱情生活，相信他绝不会再说这种话了。不过，可以理解这个始终渴望一家人团聚的孩子，他渴望了多少年啊！到美国来吧！亲爱的妈妈！为了尽快能把妈妈办来，享受天堂般生活，这是郎朗最大的夙愿也是他最大的动力。为此，他不惜任何汗水去弹，去拼搏，格拉夫曼只是被这个中国天才的钢琴天赋而惊讶，他怎么能够体察到这个每天都是阳光灿烂、蓬蓬勃勃的学生内心深藏着一份对母亲的苦苦的思恋啊！
第二节 赶紧往家跑，告诉爸爸
郎朗每天是下午上文化课，从一点半一直上到四点半。上文化课不在克蒂斯音乐学院上，而是在另外一所普通高中。这所学校距克蒂斯不远，穿过两条小马路，五分钟就可以到达。郎朗在这里学文化课有点不习惯。学生们纪律比起国内学校来要差得多，各种乱七八糟的穿戴打扮，女同学也抽烟，有的走道扭屁股，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让郎朗这位正儿八经的好学生很是看不上眼。有的男同学也戴项琏，也扎耳环，还有的脸上不知糊乱抹了一些什么东西。特别是黑人更差劲。他们胡作非为，男女之事乱七八糟不说，他们学习很差，对于学习好的学生也极不尊重。
特别是新来咋到的郎朗上课时那么认真听讲，下课时，又那么抓紧时间看书，学习语言，这很让他们看不顺眼。于是，他们就动不动欺负郎朗。他们欺负的方式大多是弹郎朗的脑袋。黑人手狠，弹得郎朗脑袋“嗡嗡”直叫，疼痛难忍。郎朗还不敢骂他们，他怕招来更大的报复。于是，他就去告诉老师。老师对这种粗俗的黑学生也是看不上，除了给予批评之外，也往学校反映，学校的主任把这几个家伙狠狠骂了一通，这才把他们震住了。震住了之后，郎朗暗自庆幸，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学习环境。
郎朗在国内时就注重文化课学习。国内的学习抓得紧，可到了美国，学校抓得一点不紧，爱学就学，不爱学也没人管你。学生负担一点不重，但郎朗自己却感到了压力。主要压力来自外语。到美国之后，身边给配个翻译，院长给讲课，得通过翻译。请翻译总有些不方便，还得花钱，尽管这钱是学校出的，郎朗也觉得不那么心安理得。到美国首要的问题是先过语言关。即便是平常日子，上趟街打听个路，买东西什么的，也得尽快掌握语言，何况父亲还总督促他学好外语。
克蒂斯对郎朗确实够意思，给他专门请了一位家庭教师，登门教郎朗外语。在这种环境中，郎朗一边急着学语言，一边急着练琴赶进度。
郎朗是九月份入学的，十月二十日，他就开了首场音乐会。地点在学校的音乐厅。观众很多，学校的方方面面人物都来了，他当时的兴奋全在演出上。第一场演出，这是检阅他这一个多月来的成绩，是在这片全新的天地里展示自己的极好机会。郎朗要求自己一定要弹好。郎朗是个适应比赛的选手，越是重大的比赛，越是人多，他就越有激情，越容易发挥好。时间一长不参加比赛了，郎朗觉得像缺点什么似的。所以，首次在学校音乐厅亮相，他只要一看到观众，就兴奋地进入状态。
郎朗那天弹得是舒曼的《幻想曲》。这是一首情感复杂的曲子，尤其第二乐章的结尾处快跳时，极容易出错，就连一些大钢琴家都错，所以，那天他在台上演奏时，他的老师格拉夫曼坐在下边非常认真地倾听他的音乐是否出错。结果，郎朗弹得非常准确，简直是毫厘不差，一曲终了时，把个院长高兴得满脸喜悦。
观众中有位著名钢琴家叫作利皮肯，他弹的贝多芬奏鸣曲特有名。他那天听了郎朗弹舒曼的《幻想曲》，非常激动。他在音乐会结束之后，还无法平息那份激动，他高兴地给郎朗的老师格拉夫曼打电话，倾诉了他听郎朗演奏的感觉。格拉夫曼和他一样兴奋，他认为郎朗的演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整个音乐非常有发展，现在已经很出色了，没什么毛病可挑。他完全可以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两位真正的内行，在电话里兴奋地交流着对郎朗的感觉。他们一致认为应该给郎朗这种天才创造更好的条件。
第一场演出的成功，给郎朗带来了更大的信心，有更多人开始注意郎朗了。就连那个看门人好对郎朗表示友好，破例允许他爱弹多晚就弹多晚。郎朗想的问题很现实，这与他的父亲是一致的。他们深知要想在美国站住脚就得靠演出，而要想得到演出机会，就得参加比赛，就得获大奖，造成影响，人家才能来与你签约。许多国内著名钢琴家到了美国因为不能保证演出，而无法立足。所以，郎朗对院长提出了他想参加比赛的想法。
院长尽管从未当面夸过他的学生，但背地里对他的盛赞他也早有耳闻，所以，他才敢跟院长提出自己的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
格拉夫曼听了他的话笑着拍了拍他的肩头，以那种长辈的关切口吻告诉他比赛并不重要，比赛目的不是为了找公司找经济人吗？现在你在学校开音乐会，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他告诉郎朗，别的不用多想，只管好好练琴吧。另外，他问郎朗，是想当一时的轰动性的钢琴家，还是想当永远型的？他认为搞艺术的路太长了，不可心急。从小演出太频，未必是好事，积累不够，很快就容易衰落。不能当马上暴发式的钢琴家，要打好基础，保持长久的艺术魅力。
格拉夫曼真是位难得的好老师，不仅教学水平高，而且是位仁厚的长者。郎朗能够遇到这样一位老师，真是三生有幸。一个月后，郎朗在克蒂斯音乐厅进行第二场演出。
郎朗穿着西装革履，精神百倍地登台了。他耳边回响着老师的话：好好弹吧！这回看你的啦！
他注意到下边的听众中有一位大个子的陌生人，就坐在格拉夫曼的旁
边，还不时地与院长交头接耳。他就是IMG 公司的副总经理俄尔. 布莱克本。此人很有威望，他以锐利而充满挑剔的目光去发现他认为最好的演奏家，而后做他们的经济人。只要是让他作了经济人，那么，对于演奏家来说，那无疑是件非常欣慰的事情。他的到来，是因为院长的推荐，而他能否真正满意，那院长可就无能为力了，关键得靠郎朗自己。这回，可得拿出看家本领了。
如果与以前的国际比赛相比，郎朗父子此时把这次登台看得重要得多。这不是获得一次荣誉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以后他们父子在美国的整个生活。所以，台上的郎朗与台下观众席上的父亲同样慎慎地留心着这位上帝的使者。他们很清楚IMG 公司是犹太人搞的，在全球是最有影响的公司之一。尤其在体育界影响颇大。他们推出了许多著名的体育明星。在音乐艺术这一块，他们首先把帕尔曼买到手，然后，他们又拥有了基辛。能与帕尔曼、基辛这么有名的人在一个公司，这是郎国任连想都没敢想的事。就看这位副总经理了。听说不久前他发现了一位天才的超级大提琴家。他是只给天才演奏家当经济人吧？那么，他能看中郎朗吗？
郎朗弹的是肖邦《第3 号奏鸣曲》。肖邦有两首最著名的奏鸣曲，一首是第2号奏鸣曲，一首是第3 号奏鸣曲。第2 号奏曲中的第三乐章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送葬进行曲》。这首乐曲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个孤寂的马尧卡小岛上。带有腥咸味儿的海风让肖邦饱尝了人间的酸楚——他与乔治桑相依相偎，迎着强劲的并不友好的海风踏上了小岛。年轻的肖邦此时被肺病折磨得像个瘦削的老人。除了脸色苍白之外，目光也变得苍白起来。也许是因为这个小岛太小了，同情心与爱心都太小了，所以，它不收留这位来此养病的钢琴家，硬是把他从刚刚住下的“风之家”撵走。小岛有着一个不算小的修道院，如今那里被私人买下，建成了肖邦纪念馆。死寂的长廊悄然弥散着岁月的忏悔，却再也无法让人感动。那沉睡的房间里虔诚悬挂着肖邦的肖相，是一幅没有什么表情的肖相。据解说员讲，建馆已有六年了，里边展品少得可怜，就连肖邦的几根头发都被夸张地昭示。你到这里来会感到真正的清冷伤感。一个大活人在这里找不到丝毫温暖，而几撮头发却冠冕堂皇地占居了整整一个房间。这就是人生？就是命运？
肖邦在这个岛上被撵出后，去了乔治桑的故乡——诺安。肖邦的这两首奏鸣曲就是在诺安时创作的。前后相隔5 年的时间。这首第3 号奏鸣曲是肖邦献给波尔德伯爵的。我非常注意作曲家把一首曲子献给谁。这是一种多么庄严而了不起的献给啊！像一个作家把自己最好的一部书献给谁一样。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献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作品都可以献的。这里边深藏着一种情感。不仅仅是感激。当然，作家作曲家的这种献给是他们自己内心的最崇高仪式，也是一种弱者的惟一的情感诉说。所以，它太值得珍惜珍重了。我无法知道这位150 年前的波尔德伯爵为何许人也，他对肖邦究竟好在哪里？但，肖邦舍得把这么好的乐曲献给他，也说明了他至少是令人尊敬的。
郎朗在弹这首第3 号奏鸣曲时，也是心怀着某种感恩成份的。像肖邦献给伯爵一样，他也把这首乐曲弹给他的老师——格拉夫曼，以东方式的情感方式与感恩方式——
钢琴家的感情是脆弱的，肖邦的感情是脆弱的，郎朗的感情也是脆弱的。他们都离不开友谊和帮助。肖邦第一次在巴黎的普莱耶尔剧场演出时，李斯特和舒曼等名家都光顾了。还有很多达官显贵。但，只有李斯特真正帮助了他，成全了他。郎朗在费城的克蒂斯舞台亮相，比起肖邦当年的光景要好得多，但是，他也仍然需要重要的人物帮助。靠技巧还是靠运气？郎朗在期盼着。
干脆利落的一串声音，一下子就把《第3 号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敲响。庄严的进行曲在庄严的情感中奏出了第一主题。这种峭岩般不可动摇的主题怎么逐渐淡出，推远，而茫茫雾气竟从光滑的琴键缝隙处缕缕升腾，飘来摆去，弥漫了岁月和时空，牵引出许多感伤与悲叹。这种感伤悲叹以凄美的音色，托出崇高明媚的第二主题。它冲破了悲叹，进入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内心情致的如歌旋律。由不得你不动情。哈聂卡称这个旋律有“早晨的清香”，清香扩展开来，就变成“玫瑰花园”了。郎朗沉入了作品的意境中，他沉得很深。眼见着他缓缓前倾的上身在情感的泥沼中塌陷。他在抚摸着键盘，如抚摸岁月带给他的伤感。从沈阳到北京，从北京到埃特林根，到仙台，到费城——看似顺利的经历中，他的内心留有多少感慨与悲叹。他需要诉说，需要向他的老师格拉夫曼倾诉——
情到深处的倾诉怎能不打动人？
第二乐章的快板优雅而轻快，郎朗天性中的东西自然明快地流淌。这个乐章太短促，简直是一闪而过。哈聂卡形容这个乐章“犹如被微风吹着的山茱萸，急躁、可怜、又轻快地摇摆。”
情到深处是进入了第三乐章。这是一个最慢的缓板，轻快变得粘稠了。深情地诉说，缠绵绯侧，缭绕不绝。特别是中段，冗长而甜美，有人这样形容：“中段令人想起在很长的美丽的梦中某处，忽然觉醒，有作者自己恍惚的容貌。与其说这是作曲，不如说它是幻想。”弹这样的曲子确实恍若入梦，听这样的曲子更是不愿醒来。郎朗那双明亮的大眼睛被粘稠的梦境粘连了，他像当年在埃特林根见到的那个日本盲人选手弹琴似的，用极其敏感的指头在暗中贪婪地抚摸着键盘。飘忽不定的情感世界有着飘忽不定的层面，怎样的抚摸才能到位？
台下一片安静。格拉夫曼与大个子的副总经理以同时的表情醉入梦乡。此时，凡是能够进入梦乡的听众有多么幸福。
骤然震响急板——最急板，一切都苏醒过来，一切都被激活。空气在树梢上热烈地颤动，百鸟在阳光下亢奋地鸣叫，幽幽流水变成疾流飞瀑。好爽快的飞瀑，好脆亮的飞溅。郎朗闪烁的手指在进行华丽的飞翔，一片闪闪发光的句子，可以照亮所有忧郁的眸子。全部的热情铺排开来，克蒂斯音乐厅的室温瞬间提高了度数。这忧郁的肖邦，这重病缠身的肖邦，激动起来不亚于贝多芬的。他的这段第四乐章，让人们回味起贝多芬的《热情》。同样的热烈，同样的感染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情感达到鼎沸时，郎朗的手猛地挣脱开键盘，向空中洒脱地一甩，第3 号钢琴奏鸣曲全曲终止。
突然的风平浪人静，使颠簸的情感狂涛中的听众毫无准备。他们只能愣怔着，等到明白过来时，才开始鼓掌。
郎朗已经不需要掌声。他被自己深深感动了。他明白自己弹得非常好。他没有弹够，甚至没有能够及时从肖邦的情感世界中尽快回过神来。他深情地朝台下行了个大礼。
父亲认为儿子发挥得极好，格拉夫曼深沉的脸上也因此出现了少有的激动。他沉郁的额头在人群中显得很明亮，一瞅这额头，郎朗的心里就是一片阳光。他觉得他的老师接受了他献给的这首曲子，他深感欣慰。
那位大个子的副总经理也很高兴，他也鼓掌，也赞美郎朗。但是，是出自内心还是礼节性的？这成了以后日子里折磨郎家父子的内容。
半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音信。郎朗父子度日如年，他们掐着指头数着。已经进入12月了。郎国任说，如果这个月没有信，就没戏了。
克蒂斯音乐学院每个礼拜三都有茶话会。茶话会的气氛非常好，郎朗在没事的时候也愿到这里来坐坐。他喜欢这里的气氛，特别是那些平日里让他仰视让他感到不拘言笑的名人到了这里，便会显得格外随和，格外容易接近。这天，又逢周三。郎朗在上文化的学校里上完一堂体育课时，同学们拉他打球，他平时也很爱打球，但这回，他朝同学们摆摆手，独自往克蒂斯走去。这些天，一个念头时不时地爬出来困扰他。IMG 公司怎么还没有音信？难道那天没有弹好？他不爱想，一想就闹心，却又无法排遣，只能越想越烦恼。
穿过两条小马路，踅到了克蒂斯音乐学院的大门。他直奔茶话会而来，他希望能够在这里听到点消息。
人很多，也很热闹。他走进去，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位子坐下。他有点饿了，抓起一块蛋糕就吃。边吃边与旁边人打招呼。郎朗很会珍惜时间，看似他在随随便便与旁边人聊天，其实，他是在用心跟人家学英语。
冷丁，他感到后背被谁拍了一下：幸福的时刻就在这一拍中诞生了：他的老师、他的院长、他的仁慈的长者——格拉夫曼笑眯眯地告诉他，要他特别注意12月29日这天。千万别忘了。这一天，让他到纽约去上课。他感到一片茫然：在费城上课不是上得好好的吗？上纽约干吗？
院长表情生动地跟他眨了眨眼：干吗，到IMG 公司签约去！
郎朗一下子乐懵了，他叼着那块没吃下去的蛋糕，掉头就往外跑。跑下楼梯，跑出长廊，跑到校园……他被蛋糕噎得几乎上不来气了，但他还是不肯停下来，他不肯耽误一分一秒，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告诉父亲，他们将从此走上美国的大舞台，从此交上好运啦！
第三节 跨进IMG公司大门，神气一点
从费城到纽约坐火车得一个小时。克蒂斯学校有专人负责把他们的票买好了。35美元一张，提前一天到学校楼下办公室把票取回来，第二天一早爷俩赶到火车站上车。心细的父亲行前认真核实了一下该带的东西：郎朗的简历，所有的获奖证书，中英文的全部带上。还有历次演出的曲目表，一共20套。郎国任像清点美钞一样一张张翻点着这20张曲目表。按着院长定好的时间，他们大可不必这么早出门，但，郎国任觉得路不熟，怕出现什么差错，还是让学校买了提前两个小时的车票，他们也就提前两个小时出了家门。
火车上人不多，座位很舒适。火车开起来时，速度也比国内列车快，既不摇晃也听不到任何躁音。在这种车箱里，你会油然滋生出一种地位和尊严瞬间被提高的愉快。要到纽约去，还是坐着这么漂亮的火车，郎国任望着窗外大片闪亮的绿地时，禁不住又回到了他的车间，又听到了他的铁嘴书记对他的讥讽：你还到“扭腰”呢！
美国不是梦，纽约不是梦，未来的生活正随着列车的时速在前边迎接他们。
出了纽约火车站时，下雨了。是那种绵绵小雨。他们没带雨伞，也没舍得买一把。因为院长告诉他们要去的那家IMG 公司的唱片公司距纽约车站很近，顶多15分钟的路，院长特意强调不让他们打的士，因为打的反倒更慢，得等红绿灯。纽约的红绿灯可是够多的了。所以，他们爷俩在雨中行走，按着院长说的路线，去找IMG的唱片公司。
纽约的唱片公司有好多，熟悉路的人15分钟，不熟悉路的人如何转悠吧。走着走着，就走错了。15分钟的路，他们爷俩找了一个小时还没有摸到门。艰难地打听着，郎朗的语言关还没有闯过。爷俩急得满面水湿，说不清有多少是汗，多少是雨。
格拉夫曼像尊雕塑，一丝不拘地站在湿淋淋的IMG 公司的门口等着他们。他家住在纽约，如果住在费城的话，他会带着郎朗父子一同来的。找不到路的人焦急，等人的人更是焦急。总算他们相会了。格拉夫曼猜到他们是走错路了。
进门后，电脑登记。郎国任悄声提醒郎朗把腰板直起来。明亮的玻璃隔层，把室内装饰得格外亮堂，在风雨中迷失了一个多小时的郎朗顿时抖起了精神头。
大个子的俄尔. 布莱克本出面迎接了，一双大手握得郎朗浑身温暖。在一间像会议室般的大屋子里，他们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副总经理找来的翻译就坐在他的身边。他对郎朗说：“那天我听了你的演出，我非常激动。我愿当你的经济人，使你成为IMG 公司的旗下艺人。”翻译的口气比较平静，但郎朗的脸上立刻出现了光泽。他下意识地去瞅父亲，郎国任两眼跟儿子一样炯炯放光。他赶忙把带来的那些获奖证书和简历之类的材料袋摊开来，递上去。
副总经理翻看着，面露惊喜。他问郎朗你到底喜欢不喜欢这个职业。在美国人的意识中，喜欢比需要更重要。
精明的郎朗马上回答他是真喜欢。他说他愿意成名，成大名。
又问：你认为在人的一生中，当艺术家有什么意义？
郎朗回答：非常有意义。艺术是高崇的，能够净化人的灵魂。
或许这种回答过于中国化，对方善意地一笑：接着问一个更具体的：你愿上台吗？
“太愿意啦！”郎朗回答这个问题完全自然，完全出于天性。令对方非常满意。
经济人又转问郎国任：你有这样一个儿子，你是什么心理状态？
郎国任说得非常坚定：全力以赴支持！
又问郎朗在生活上有什么乐趣，郎朗说爱看足球。问爱不爱学习。郎朗说爱学习，并且搬出中国的古训：学无止境。他说，我有个好老师，好家长，都这么支持，想信我会成为最好的钢琴家。
副总经理高兴地站起来，把郎朗的名片输进IMG 公司的电脑。然后，给了郎朗一份介绍公司的材料，还有一张该公司音乐演奏家名单。郎朗一眼就看到了帕尔曼的名字，他禁不住念出声来。
格拉夫曼在这时也表示他会支持郎朗的。他说郎朗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力，只要给他创造条件，他能达到不可估量的程度。
经济人高兴地与郎朗说英语，。看看他的英语达到什么程度。他希望郎朗尽快掌握英语。他对郎朗很负责任，当场为郎朗布置下一步兰图。他说他是可以一年给郎朗200 场演出的，但是，考虑到他年纪还小，正在上学，不能按排那么多。一开始不要太快，一个月内不能按排几场重要演出，但一年内一定要有几场重要演出。郎朗的每场演出费用：在亚洲为6000美元，在美国，4000美元。
郎国任对演出费用听得格外真切。他放在心里边掂量着4000美金和6000美金的份量。他再清楚不过了，他在此以前的所有汗水都将从今日之后有了收获。他的儿子成了一棵摇钱树。
走出IMG 公司，天已经放晴。纽约的高楼横空出世，巨人般高耸，把天空挤得很窄。他们爷俩仰望被楼群切割的晴空，心情比天空更明朗。他们尾随着格拉夫曼来到了他的家。
院长的家在卡耐基音乐厅对面，路过的时候，郎朗驻足，仰望卡耐基那非凡的建筑，不禁肃然起敬。这是美国最著名的音乐厅，他多么神往能够到这里来演奏一场音乐会呀。父亲理解儿子，他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
第一次到格拉夫曼的家，第一次在他的家中上课，一切都是新鲜的。12月29日，这一天多么吉祥。对于郎家父子而言，这一天全是好事。29日，带个9 的数字，9是他们的吉祥数。有好几次比赛都与9 缘，要么是9 日，要么是9 天，要么是9 点，要么抽签抽了个9 号。总之，9 的数字真好！
美国的29日这天，他们找到了经济人，加入了IMG 公司，郎家父子的心情本来就好。在这种好心情下又来到院长家上课，真是好透了。
院长家的感觉不像通常意义上的住宅。宫殿般的大房间有种古典的高雅品位。墙壁全都是木板的，白颜色的几何图案透出一种西班牙的风格，栗皮色的房间弥散着欧洲的古典魅力。一个艺术家的房间，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着艺术的感觉。窗帘一直垂到地板上，布料一点都不轻浮。屋子墙角摆有古色古香的雕塑，就连落地灯的柱子都有雕刻的艺术。不同的房间是不同色彩不同格调。有的房间简直就是展馆，木架上排列着东方的艺术品。有日本的，韩国的，还有中国的。有中国的瓷器，看上去至少是明朝以前的。他很喜欢像中国的学生展示他的收藏。他称得上是个不错的收藏家。他收有世界各国的古玩，还有佛和观音，一定很名贵。郎朗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走进这样的家庭。在国内大款大腕的家他去过，装修豪华的家他也见识过，但，那都与院长的家不同。太不一样了。院长的家就是属于艺术的展馆。令郎朗惊讶的是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古董和珍品，还有那么多的名画、雕塑。院长像个展馆馆长，只顾给他们父子讲解他的收藏，似乎忘记了让郎朗来的目的是为了上课。后来，他发现郎朗的神态有点着急，便笑着说，这回你不用着急了，一辈子都有寄托了。
上课放在了后边。得照相。院长平生三大爱好：除了收藏之外，他爱好摄影、写作。他已经写出了一部自传《我真该练琴了》；他拍了许多照片，他炫耀他有台最好的照相机，他说可以跟名车比美。郎国任那天也特别爱照相，双方互相拍摄，不觉景拍了三卷胶片。
摄好了，参观完了，才不紧不慢地坐下来上课。院长家的钢琴也不同凡响，郎朗一上手就有了美妙的感觉。院长给他上的这堂课是普罗柯菲耶夫的《第8 钢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是降B 大调，OP. 84，是作者著名的《战争奏鸣曲》一组中的最后一首。郎朗那天有如神助，对老师的授课接受特快。已经不用翻译这根拐棍了，他就能懂老师的讲课要求。他弹奏这首曲子时激情澎湃，特别是到了第三乐章，灵感迭出，不断冒出火花。这部分是极快板，正适合郎朗的炫技。弹到了终结部，那是华丽的回旋曲式。郎朗充满光彩地准确把握了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所含有的特有速度，不断将乐曲推向辉煌，在最耀眼最华美的高潮中，郎朗果决地结束全曲。把个66岁的老院长高兴得像个孩子。
院长的夫人确实有夫人的风度和气质，也有夫人的慈祥和温柔。她和她的丈夫一样喜欢郎朗。郎朗在他们家中没有生疏感。他坐在纱发上，坐在他们夫妇的中间，就像坐在自己的外公外婆中间似的，那么娇嗔而任性地伸出他的大手，一边搂住了他的院长的神圣的肩头，另一边把手搭在了夫人的高贵肩头。夫人肯定在那一瞬间感动非常甜蜜，所以，她把整个上身朝郎朗这边倾过来，她笑容满面，眼镜都闪着生动的光泽，还有花白的头发，显得格外慈祥。这张照片拍得真和谐，也真自然。
回程的列车上，车箱里只有他们爷俩。他们仍然沉浸在今天的兴奋中。他们可以在美国的土地上美国的车厢里大喊大叫，兴奋不已。郎朗是个容易激动的孩子，平时，一旦亢奋起来，就半天平静不了。他一高兴就容易走板，不该说的话，他说了，不该暴露的秘密，他暴露了，毕竟是个涉世不深的孩子。但是，每到了这种时候，郎国任都是极其冷静。儿子越狂热他就越冷静。他会及时控制儿子，一个眼神就好使，就能立刻止住淘淘不绝的郎朗。郎朗说，他一高兴就如同登上了高坡，下不来了。“我兴奋期长，晚上不管多晚，睡不着了就唱旋律。唱得我爸心烦，大声呵斥我：唱什么？冷静点，你明天还要上课！我一高兴，我爸就冷静，他给我泼冷水，他的理性成全了我很多。我性格像我妈，我爸沉着……”永远以冷静控制郎朗激情的郎国任从纽约回费城的列车第一次打破了常规。儿子激动时，他不再泼冷水了，他与儿子一起兴奋地淘淘不绝。他们在大呼小叫地策划着下一步的行动，研究新的曲目。彼此挥霍消耗着过剩的兴奋。
郎国任头一次在儿子的巨大兴奋面前失去了深沉，他说：“这回可要好好打美国啦！”
因为整个车箱没有别人，爱怎么叫就怎么叫。郎朗本来激动起来就没个完，这回见爸爸也一样激动，给他个好脸了，那股疯劲儿更冲了。他挥舞着胳膊，朝列车的前方喊着：“大战开始了，同志们，冲啊！”
“冲哇！”父亲跟儿子一块挥手喊叫。
喊声中，列车在飞速前进。
郎朗当天在电话里向他妈报告：“我爸都乐疯啦！”
尾声
1999年2 月12日、13日这两天，郎朗与香港交响乐团合作，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连续演出了两场，他弹得是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叶咏诗——这位在亚州最著名的女指挥与郎朗配合得非常默契，使两场演出都很成功，得到了上万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是郎朗到克蒂斯留学后，第二次来到香港举行音乐会。第一次是在98年的3月，演出结束后，他回到了沈阳，探望母亲周秀兰。一年后，他还是重复着上一次的路线，从香港又一次回乡探母。
其实周秀兰早就知道儿子要回来的消息。她差不多望眼欲穿了。春节前盼得更厉害。因为儿子没回来，什么样的节日对她来说都失去了意义。
才一年没见，儿子又有了不小的变化。在母亲眼里，郎朗的任何变化，哪怕最微小的变化都能感受到。他长大了，也长结实了，和她站在一起，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把她比得又瘦又小。这时候，一贯不肯服输的周秀兰禁不住从心底涌出一股沧桑之感，感叹岁月不饶人，自己已经不再年轻。
郎朗这两次到香港演出都是自己闯天下，父亲郎国任留在美国。一个人出门远行，对于郎朗而言既有种奇妙的兴奋，又有种某名的忧虑。从小到大，父子形影不离，第一次与父亲分手，把他一个人扔在费城，他说不清是替父亲忧虑还是对自己的行程心里边没底。行前，可想而知细心的郎国任会怎样叮嘱他。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而郎朗行千里主要是父担忧。
第一次父亲不跟在身边管着他，他自由得都不知如何是好了。在飞机上爱看书就看两眼，不爱看，睡大觉也没人管。只要下飞机时别忘了拿包。到了香港，反正有人去机场接他。说实在的，头一回独行时，他心里一点也不放松，等到第二次、第三次，他感觉好极了。尤其是从香港启程回家时，他那股盼望以久的喜悦心情简直不得了。
作为一个自由人他踏进家门，一头扑到了母亲的怀抱。其实，是他把母亲拥在了怀里。没有父亲在一边管着，他感觉到有股男子汉的豪情在蒸发。假如父亲在一边，即便不干涉他，他也不敢这么尽情尽兴地与母亲撒娇，只要感觉父亲在那儿，再不吭声，他也会觉得连空气都变得发僵、发硬了，而只有他们母子俩时，周围的空气才能这样充满母性的柔和与宽容。
环视这个从小长大的家，这个没什么变化的简陋的家，郎朗唤起许多感慨。与美国的那个家相比，反差简直太大太大了，在这种反差当中，郎朗的思维不再单纯。
母亲倒是单纯起来，她兴奋地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哎！我儿回来啦，郎朗呀……每一声都让他感受到深刻的甜美。他从这种氛围中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要远比在舞台上受到的欢迎更真实更强烈。因此，他加倍意识到把母亲一个人扔在沈阳太不应该了，他心里一点都不安。他暗下决心一定尽早把母亲办出去，实现一家人在美国团聚的梦想。
就是在他这次回来时，我们重逢了。（98年3 月他回来时，我到柴达木拍电视片了，未能相见）此番相见，这孩子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当我一眼就发现了这种变化时，我不能不感慨时光流逝得多么鲜明。如果不看到面前的郎朗，我是绝不会对一年半时间的流走而生发出如此鲜明感慨的。郎朗变得深沉了，文雅了，尽管还有点刻意成份，但确实成熟出一个大人样了。起码他不像一年半回沈阳那时，与熟人相见时，他总爱搂人家，总爱与人家比个儿。他也不管人家爱不爱比，甚至在人家不经意时，他冷丁拔直腰板，瞅着人家的头顶对旁边人说：看，我比某叔高了！或者说：看，我又长一块了！
这回见面，他有点绅士样，这主要是指他表现高兴的方式与前大不相同。规范了，有分寸感了，还会在握手的那一瞬间，照顾或者说适应一下你的情绪。对了，说适应比较贴切。一个孩子在向成人过渡时，他能懂得适应对方情绪而不是光顾自己情绪渲泄和表达，那就是说明他在走向成熟。我感慨：从97年8 月份去美国到99年的2 月份，也不过一年半时间，这一年半的时光对我来说，稀里糊涂怎么就过去了，也找不到个形状，更找不回来对时光飞逝的感觉。而郎朗站在面前时，一下子就找回来了，一年半，真结实！于是，就会生发出许多感慨。
当然，更多的感慨还是与郎朗的谈话中。他的见识，他的口才，他的表达能力在此以前，我总觉得与他的钢琴水平不能平衡。看到他在获大奖时接受记者采访，也不够从容，说起话来总像心里没底。而现在，1999年的郎朗谈吐镇定自若，而且很有一番见地了。特别是对音乐的理解，令我感到他突然高长起来。由此，我感慨美国的环境。郎朗真是幸运儿。他在成长的道路上一丁半点都没耽误。在沈阳时，他跟朱雅芬教授学琴，条件优越，再多学个一年半载进北京也不妨；在中央音乐学院时，出名了，受宠了，环境由不利到越来越有利了，晚两年，等到毕业后再出外留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必一定要硬扭着来，以退学为代价出国？我相信，换个不是郎国任的家长，或许真就那么拖一下，别说拖一下，就是迟钝那么一星半点，对于正在成长的这种聪明绝顶的孩子都是个耽误。多多少少都会有所耽误。
中国有天才的钢琴家不能说少，前几代人中，被文革耽误得令人扼腕。比如许斐平，他当年被范继森那么看重，就连当时也学钢琴的杨立青（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至今都为之感慨不已。杨立青的感慨是在2000年的6 月，炎热的上海音乐学院居然比我们东北气候还要凉爽。杨立青说他不知道我写了一部《百年钢琴》，他说要是知道的话，他会给我提供一些素材的。他在沈阳度过了最难忘的一段时光。他说他原本是有望在钢琴上出成就的，但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下到基层锻炼推独轮车，一家伙把手腕子弄伤，伤得十分厉害，从此断送了他的钢琴之梦。不过，他在谈到中国钢琴家时，对许斐平和许忠宠爱倍加。特别是许斐平，他认为当年太有才华了，很可惜被文革耽误了，要不，他认为许斐平会在钢琴上取得更大的作为。
说到中国钢琴家如今在国外的情况，他还是首推傅聪的。
傅聪是比较早地到国外生活。他没有跟他的父母一同在那个非常年代遭受含悲忍辱的折磨。他在国外的发展就是比在国内的钢琴家环境好，发展得好。上一代钢琴家的命运不是操作在个人手中，而这一代孩子的发展则重要在于他们的家长。所以，郎国任的大智大勇淋漓尽致地用在儿子身上，毫厘不差地为儿子成长提供条件。现在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不是提前走，那么郎朗在国内这一年半能与IMG 签约吗？能有格拉夫曼这种大师级的老师指导吗？赵屏国教得再好，也不可能适应郎朗飞速的消化量。在国内的钢琴教育专家成功在于基础教育，经验也在于基础教育，我们的教授专家学者大多是保姆式的，而天才式的大师级的专家学者在哪里？国内任何音乐院校是不可能培养出国际级钢琴人才的。我们的环境不行。因此，我为幸运的郎朗庆幸，为他这一年半获得的结结实实的时光而感慨。在美国一年半与在国内一年半多么不同。
郎朗这次回家可能是他最轻松自在的一次。早晨9 点半我去他家，居然把他堵在被窝里。他慌忙爬起来，穿衣洗漱，还得戴隐形眼镜，摆弄药水扒眼皮什么的，挺费劲。母亲开始数叨他：昨晚看电视看太晚了，哪有这种孩子，看到下半夜也不睡觉，这么大了，还得管，还得他爸管他。
我想，周秀兰能舍得说他吗？就是说他，也不会严厉地真说，就呆这么两天，她能不溺爱吗？所以，郎朗还得郎国任这样的父亲管。
在美国对待郎国任的管束，郎朗也并不是在国内时那么言听计从了，一方面受美国的文化影响，再一方面，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他居然也学会了反抗。那一次是在克蒂斯的音乐厅。郎朗在演出前走台。郎国任在台上跟着郎朗，还像在国内一样，像个监工。只不过他轻易不吱声。郎朗过一遍曲子，他弹的是《伊斯拉美》。前边介绍过这是一首十分难弹和曲子，技巧上要求极高。而郎朗已经弹累了，心烦了，手上的活儿就有些发毛。郎国任是眼里揉不进砂子的，他在旁边看不下去了，便没好气地训斥“未来的大师”——你瞅你弹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松松垮垮，给我再弹三遍！
其实，郎国任的声调并不高，但这份严厉的口气足以使旁边的几位郎朗的同学惊异，他们竟用一种特殊的眼神瞅郎国任，也瞅郎朗。郎朗一下子激了，他顶撞道：什么？你说什么？你简直就是法西斯！我不弹了！
父子俩头一次冲突，都在气头上。郎朗觉得父亲太不近情理，多累呀！他还让再弹三遍，再弹三遍不把手弹坏了还怎么上场？何况父亲居然当着同学的面这么训他，太没面子了。所以，他忍不住了必须反抗。而他忽略了，此时的父亲已不再似过去那么强大，那么自信。沧桑的父亲心里太脆弱了。他万没想到郎朗会当众顶撞他，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他被一下子顶懵了。等到他稍稍醒悟过来，他的愤怒被更大的伤心覆盖了。他二话没说，掉头就往外走。郎朗一看不好！心一软，马上追出去：
“在马路上，我哄他，他说，别跟我来这一套。去你的法西斯！你翅膀硬了，管不了你了。你那么狂，狂下去，什么出息也没有！我任凭他训，再也不敢吱声。刘叔，你想想，人家也不容易，听三遍也够累了，你弹不好，人家耳朵也受罪。我说，我以后听你的还不行吗？”
郎朗从小就会哄人，会来事儿，几句话就把郎国任哄好了。父子俩重新回到了音乐厅，像没事儿一样。“我一高兴，就下不来，兴奋期长，我就撩拨我爸。弄激了，我爸就跟我厉害。我说，你小时候不也淘了叭叽？他说，你跟我比？我都给你奉献了！……有时候，也真得我爸管我，我性格像我妈。”
郎朗说像他妈时，周秀兰可高兴了。
“我自己出外到香港，自己打天下。很放松。我爸有时说道太多——”郎朗说这话时，面露无奈。看来，孩子大了，郎国任的确需要改改封建式的家长制了，何况他们还是生活在自由的美国。不过，郎朗毕竟是个通达事理的孩子。他对父亲的作用还是首肯的，特别是现在父亲到了美国的作用。
“我爸能把我的神经绷紧。他很细，每次演出时，他都到现场，看看音乐厅温度怎样，湿度怎样。湿与干弹琴时踩踏板用劲不同，湿呢，减轻踏板，手下键别太柔；干呢，得加重踏板，手也得使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弹出一样的声音。
“我爸还有招儿，老师没给的东西，我爸给。我自己过去的感觉没了，我爸能给我找回来。他每堂课都到场，他也在进步。我能在美国这么快发展，他感慨万千。我爸总爱感慨：美国——天堂啊！”
我与郎朗谈到他的老师格拉夫曼对他事业上的帮助时，他是这样说的：
“我老师现在给我抠得特别细，弹这个音时能怎么样？每个小节的处理上，让你感觉特清楚。看第一小节，就能感觉到下面如何发展，像看电影，开头部分看了，下面故事情节的发展，也能知道个大概。上一场大台，排练时走台，老师给你听一遍，讲讲，演奏完回来，再讲。有很多人老曲子弹得好，新曲子不行。而老师想让我新曲子也弹好，少走弯路。通常是他拿个小本，给我挑毛病，记在小本上。他在我毛病不多时，却能挑出一些来，国内没有任何人能明白地给你挑出来，点出来。像我弹贝多芬幻想曲时，结尾处理上，我把一个句子弹三小节，他想出一个旋律来，把三小节联缀得更美更迷人，很新颖，没人能这么做。”
郎朗说到他的老师充满欣慰：“每次他都是想好了，再告诉你。把不太好的后果想完了，提早提醒你，让你避免走弯路，一步到位。弹特别硬的时候，联不上，断了，他告诉你如何弹，用哪个音震动震起来，用和声震起来。让你有感觉，往前流畅走。他都研究透了。弹得特乱时，他想办法把一个尾音去掉，就干净多了。遇到拖音时，一般人是先拖，不真正动人，而他让后拖，一下子到位，像一脚入门，比别人高多了。”
郎朗能有这么高明的老师指点，确实得天独厚。加上他的苦练和悟性，安有不成功之理？可以说，他目前在美国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具备。而且还不欠东风。IMG就是最好的东风。
谈到以后的打算和安排，郎朗说他回去以后，三月份弹布拉姆斯作品118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奏鸣曲、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
四月份弹拉威尔的代表作《加斯巴之夜》，跟新加坡交响乐团合作，弹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
五月份到费城开独奏音乐会，弹舒波特奏鸣曲，与费城交响乐团合作，弹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要在纽约州搞一场音乐会，弹贝多芬幻想曲，李斯特奏鸣曲，中间休息，然后弹布拉姆斯作品118 ，（这是六首小品构成的间奏曲。有A 小调热情的间奏曲，A 大调优美的间奏曲，F 小调轻快的间奏曲等。）“拉二”奏鸣曲；六月一日，与巴尔迪摩乐团再次合作，弹李斯特第一协奏曲。三月底，去见巴尔迪摩总监，确定99年循环演出曲目，6 月份费城交响乐团总监萨瓦利什听我弹，纽约爱乐乐团指挥马舒尔也专程来听，六月二十二日在美国CARAMOOR夏令营弹独奏音乐会；
七月份，学新曲子；暂未安排。
八月份，有艺术节。（上一章写到的8 月份在芝加哥“替补”就是指此。）
九月份与印第安纳交响乐团合作弹莫扎特协奏曲，作品20；跟田纳西交响乐团弹帕格尼尼主题与变奏；
十月份去西雅图丹佛弹独奏音乐会，与克罗拉多交响乐团弹“拉二”；十一月去弗罗里达和加拿大温哥华开独奏音乐会；十二月要做循环演出；2000年1 月在圣地罗萨弹“拉三”协奏曲；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与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还要与西雅图交响乐团合作。二月份以后，要走遍美国各州……2000年的圣诞节将在彼得堡与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出；这是一个有着辉煌传统的演出日子，每年都由俄国最好的演奏家在此演出，阿什肯纳吉演出过，近年来最红的基辛也演出过，现在轮到了郎朗。在彼得堡进行这种演出的中国人只有郎朗。
郎朗在2000年还将与如下各大乐团合作：
巴黎交响乐团——克里夫兰——洛杉矶——休斯顿——罗切斯特——巴尔迪摩——新泽西州——美国国家——印第安那——科罗拉多——密尔沃基——肯萨斯城——底特律……
郎朗99年5 月26日已正式与欧洲的IMG 签约，将到欧洲各地演出……郎朗还将在2000年9 月回到中国，在人民大会堂向祖国汇报演出。
毫无疑问，作为克蒂斯的学生郎朗已经开始了环球演出生涯。现在他是人为控制演出场次，明年将增长到一百多场，后年还将递增，不用等到毕业，他就会像一位成熟钢琴家那样每年至少150 场以上的演出。作为一个钢琴家而言，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不间断的签约，不间断的演出。在此之前，中国的钢琴家在国外还没有谁达到过郎朗这种待遇的。中国的钢琴家在国外靠演奏吃饭的到目前还没有。由此可见，郎朗的前程真是明朗！
周秀兰乐得呀，那几天一直用高八度音说话，带着郎朗走遍了亲戚家，特别是到郎朗的大舅家（辽阳）住了三天。郎朗长这么大，这是唯一的一次舅和外甥这么近距离接触。舅舅感慨万千，他说，没想到郎朗会这么好玩，这么招人喜欢。郎朗仅呆了一周，就回美国了。母子俩难舍难分。两双泪眼相望。母亲已经习惯了这种折磨。自从儿子跨出家门进京的那天起，就不属于她的私有财产了。她希望儿子飞得更高更远更有出息，却不曾想儿子居然会这么快就属于美国了。她眼前总是晃着郎朗小时候的样子。一晃，多快呀！这就是时光，而时光的全部意义对于周秀兰来说就是感伤，就是落泪。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脆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渴望追上儿子，去遥远的美国过上家庭生活。她太渴望和丈夫儿子相聚了。快50岁的人了，属于自己的前程还有什么？回头一想，只有儿子和家庭！儿子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母亲的情怀，这一点，周秀兰有着永远的自信。
据息，她已经提前办了退休，正在想方设法办理去美国的手续。上半年就曾去使馆办理签证，很遗憾没有签上，再想签，中美关系因科索沃大使馆被炸骤然紧张，自然还是签不上。现在，已经十月下旬了，都到了本世纪末了，还能签不上字吗？周秀兰说，年底前差不多了！
在我要结束全书写作时，我又来到了周秀兰的家。还是那间小屋，还是那种简易的不合时宜的装修。还有那台钢琴，那台很旧的钢琴，那台郎朗最早弹响的钢琴，并且郎朗每次回来都要弹的钢琴。好久没调了，这琴有好几个音跑得快没影了。瞅着这台钢琴，我不禁感慨万千，何况每天都在这屋子里瞅着的她呢！还有钢琴旁边的长条沙发，也早都旧了。满屋的东西都已用旧了，都有对岁月的记载。只要周秀兰在这里坚守，郎朗就总得回家来看看，无论是从香港绕道还是从日本或新加坡，他总得回来。但是，如果周秀兰年底前真的办好了签证，这个家就不复存在了。这个家中一切有纪念意义的家具都将被弃置，周秀兰是不会把这些东西带到美国去的。美国那边的家据说真好。从照片上看，也真是豪华而现代。有一张照片是郎国任坐在餐厅里切生日蛋糕，自己给自己过生日。他脸上的表情除了满足之外，还隐藏着一种忧郁和期待。他的身边竟空着两把白色靠背的餐椅，那是给谁留的？还用说吗？
一想到周秀兰就要走进那个家，就要坐在郎国任旁边那把清冷的椅子上时，我就会由衷地替他们这一家人终究的团圆而欣慰。但同时，我不知怎么竟滋生了隐隐约约的忧虑——他们彼此能真正的适应和默契吗？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因这部书稿在出版过程中的延缓，使我得以将最新消息补上：一直在学习英语的周秀兰有天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她兴奋不已地说，她已得到签证了，明天就要到北京，然后就飞往美国。周秀兰将最繁杂的话语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可见她在行前有着怎样的忙乱。那是1999年12月的一天。以前，她说过大概要在12月份走，却不曾想这么快就到了。也许在我看来这么快，而在人家那边认为慢得已经不能再慢了。
周秀兰去美国后，郎国任给我打来了电话。在他们那里正是早晨。郎国任说周秀兰正在橱房忙着做饭，很显然，他可以从此解脱做饭了，他显得很是自在，我似乎能够感觉到他是怎样雍懒地躺在华贵的床上给我打电话。他说，周秀兰到费城时，是他去接站的，郎朗有演出任务不在家。他妈妈已经到家一周了，郎朗才回来。郎国任没有描述他们母子相见时的动人情景，他只是说，都过去一个礼拜了，郎朗一早醒来，还会怔怔地寻找他妈。郎朗情不自禁地嘟哝着：爸，我妈真的来了吗？怎么总感觉像在梦里呢？
孩子想妈想得太久了，而一旦妈妈真的来到了身边，他竟然连着一个礼拜都不敢相信。
梦，对于这个孩子和这一家人似乎已经没有魅力了。他们的现实生活在别人看来，似乎正是色彩绚丽的梦境。
愿他们的梦境更圆更好。
1999 /10/22 初稿于牧童居
2000/ 春改毕
后记
其实书写完了，后记就是多余的。还要写还要说，就是毛病。然而，多余的话多余的事情有时候又不能不说不能不做。
作家写出书来，总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出版社，这种心情如待嫁的姑娘。姑娘出嫁需要缘份，出版同样需要缘份。本来这部书稿是给了另一家出版社的，只可惜没有那个缘份，致使此书的出版与预期迟了差不多有一年。这一年中，郎朗的命运又有了新的机遇。他到美国华盛顿一个大师级的音乐节上报名，至少要排队到下一年才能有演出机会，但是，因为应该出场的一位大师因病不能出席，郎朗幸运地替代了。结果，郎朗的天赋轰动了美国。行内人士欣喜地认为，自霍洛维兹之后，古典音乐一直缺少一位领头人，而郎朗的出现，使他们看到了希望。一时间，美国各大报纸纷纷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来自中国的钢琴天才郎朗的非同寻常的演出。
然而，作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能不有这样的忧虑：一个弹钢琴的孩子，值得用23万字的篇幅去写吗？
实在地说，刚采访时，一直在犹豫。一些朋友得知我要写郎朗，也不乏诚意地说，郎朗还太小，给他写传记是不是早了点儿？世界级的钢琴大师也没有这么小就写传记的。谁知道他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少年天才常常像那闪闪发光的溪流，因为接受光照多而格外灿烂，也会因为接受光照过多，蒸发得就快，因而干涸得就快。古今中外天才琴童并不鲜见，昙花一现者大有人在。那么，郎朗将来究竟会怎样？会不会成为真正的钢琴大师？我觉得无论他成为不成为，他的意义已经足矣！就是说，本书与他的未来无关，他的现在就已经够了，郎朗的故事的全部意义并不在于是否成为霍洛维兹。
采访之后，我停顿了足有一年半没有动笔。这一年半我在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最终，还是郎朗和他的父亲给了我真正的信心。
原先与出版社谈的这本书稿是15万字，却不曾想越写越长，越写越激动，越写越觉充实。我自己被自己写作过程说服了。因为，这不是写给郎朗和他的一家，而是写给所有的家长，所有弹琴的孩子，所有的钢琴和音乐的爱好者，一句话说透了，就是所有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的人们——
我固执地以为这本书的意义不取决于郎朗究竟会成为怎样了不起的钢琴家，而是取决于他那不同凡响的父亲。他是个真正有着文学性格的人。就是郎朗从此不再有任何发展，这部书我也写定了，因为郎国任以其自己的特性，创造了他的人生的光彩和文学的光彩。
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社会，我们的家庭是相似的。但奋斗与追求却迥然有异。谁不望子成龙？可怎样望才能成龙？
10年前，我曾写过一部《中国钢琴梦》，在那部书中，郎朗还是个不那么抢眼的小男孩。那次美国钢琴家莱雷斯一行来沈阳举办李斯特国际音乐节时，朱雅芬教授风采翩翩地在台上作翻译，而他的学生们以郎朗为首的小家伙在台下台上乱窜，找美国来的钢琴家往节目单上签名留念。而他们的家长也不失时机地让孩子与美国钢琴家合影留念。我手中保存了一张当年郎朗和几位小琴童与美国钢琴家班诺维支的合影。班诺维兹过于高壮的身躯因挺胸昂首，把我们的琴童显得格外渺小卑琐。如今，也不过10年，这位在班诺维支面前干巴渺小的中国男孩，居然可以比班诺维支更辉煌地站立在美国那片土地上，而且“兴风作浪”。你能不感慨吗？
最有感慨资格的是郎朗的父亲郎国任，还有郎朗的母亲周秀兰。不知这对为了儿子吃尽苦楚的夫妇如今在美国是怎样的感慨。
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会为儿子感到深深庆幸，他们的所有努力毕竟都得到了回报。
相形之下，还有多少没有得到回报的父母呢？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作家出版社，他们坚信这部书会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他们认为这是一部真正可以畅销的书。这使我格外欣慰。
要感谢的还有责任编辑那耘先生。
2000年7 月15日星期六于沈阳牧童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