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国任一出现在操场上，就被小军班里的同学认出来了，他们一迭声地说二大爷来了！他们都管他叫二大爷，也都怕这个二大爷，他们都知道这二大爷爷的厉害。二大爷在中央音乐学院这些孩子的心目中，特有威，那种威有点像正哭的孩子，母亲哄不了，但一说：再哭，狼来了！孩子马上就不哭了的效果差不多。
郎国任把那个孩子从教室里叫出来问这钱是借你的吗？那孩子说是的。真是借你的？那孩子说真的就是嘛！回答得非常肯定，不给老郎留一丝空隙。怎么问，都是咬定了钱是他的。一副哥儿们够意思状。对付这种事情老郎可是有一套办法的。他把脸一拉，极其严厉地说，“那好吧，要是不是你的，可别怪我不客气。走，你现在就跟我到学校保卫科去，到那里要是查清了钱不是你的，我就让保卫科把你跟小军一块开除！”说这话时，他发现那个男孩子脸色顿时苍白了。他说，走哇，跟我到保卫科去！那孩子怎么走得动呢？腿，开始打哆嗦了。于是，他交待了小军如何跟他订立的同盟。
郎国任把一切都搞清时，小军并不知道。他得意洋洋于自己的小聪明。他见到郎国任时先发制人，拉着二大爷哭丧着脸说：快把钱给我呀，我借同学的钱，得还给人家！他表演得那个像呀，郎国任乜斜着他，终于让他胆寒了，承认了错误。郎国任掌握了小军的秉性和特点，但要想一下子把他扳过来，也着实不易。常常是在他放学时，郎国任把饭做好了，就等他回来吃饭，却迟迟不见他归来，好不容易把他等回来了，你还没等问他为何回来晚，他倒劈头来了个先抱怨，他抱怨那倒霉车坐的，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就像他当真特别心疼时间似的。这个孩子的聪明处就在这里，他每次要是犯了错误，底气不足时，就会先声夺人，先朝你发脾性，就像他有着多么大的委屈。要是被他唬住了，那他就会窃喜不已。可郎国任哪是这么容易唬的呢？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郎国任自有治理他的办法。只是需要多劳些神的。不过，识破小军那一个个得意的小阴谋小把戏，倒也乐在其中。郎国任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把握着小军，使他在专业课和文化课上都还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也算他对小军父母有了个满意的交待。如果不是郎国任这么高明地驾驭这个男孩子，那么，真不知道他会滑到什么邪路上去。既便是郎朗这样自控力很强的孩子，也不时会遇到陷阱的。他们班里有位支教生，常常是男孩子们挑逗的对象。她穿戴特别扎眼，有股与她的年龄不相符的妖冶之气。她耐不住寂寞，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让男同学挑逗。她生在香港，家里边特别有钱。有一次，一个男孩子当着她的面对郎朗说：我昨天还摸过她呢！你想摸不？这个女孩子听了这话，就朝郎朗发出艳笑，郎朗掉头就走开了。他特别讨厌这种不自尊的女同学。
郎朗性格活泼，专业和文化课又都是拔尖的学生，尤其获过国际大奖，自然是学校的白马王子，也成了女孩子们注意的角色。有个挺漂亮的女同学对郎朗非常亲近，常常没话找话跟他讨近乎。她问郎朗：“除了弹琴之外，你最喜欢什么？”“还是弹琴！”郎朗不爱跟她粘乎，故意这么说。
“难道你就不喜欢点别的？”那女孩子见郎朗走了，自己嘟哝着。
随后，她就给郎朗写了封信。（郎朗说是信，其实，那就是情书。）郎朗记得非常真切，信封是白色的，上边有个图案，一个男孩子搂着一个女孩子。郎朗说，肯定是她用心选的。郎朗看了那信，他认为文字写得一般化，不打动人，至少郎朗看了没什么感动。他把这封信交给了爸爸。这是郎朗接到的第一封情书，交给父亲处理。父亲说，你别给她回信了，这么忙，哪有时间。
郎朗就没给回信。哪知上学见到那女孩子，她两热辣辣地盯着郎朗令郎朗无法躲避。她单刀直入地问他为什么不给她回信。郎朗只能吱唔。这女孩子不死心，回去后，又连着给郎朗写信。郎朗照例不能回，她就照例盯着郎朗问为什么不给回信。这个女孩子虽然年龄不大，好像在这方面挺有经验。她说不爱回信就别回了，给我打电话吧。于是，她又把家里的电话写给了郎朗，还叮嘱他千万别弄丢了。
郎朗当面尽管烦她，但他不想伤害人家，就假装点头应允，可回到家，他就把那电话纸条给扔到抽水马桶里了……
后来，郎朗到日本比赛时，也接到了日本女孩写给他的信，还有照片，照片签着名字。这位日本女孩还让郎朗给她照片，也要求在照片背面签上名字，郎朗自然不会照办的。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浪费时间的。
郎朗曾多次接到过女孩子的信，我问他那信上都写了些什么，郎朗的脸上挂着羞涩说我也没看清都写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问他怎么处理这些信的，他说，统统都扔抽水马桶里了。
都扔了？一封也不留？
当然啦！
郎朗跟我讲到那个比较适应改革开放的女同学时，用一种稚气的男孩子的正义口气说，她可真不要脸，她当着好几个男生喊，你们过来，看谁敢把我的裤子扒下来？
我问郎朗，有没有人敢过去扒的？郎朗摇头作怪状：我的妈呀，那谁敢。（郎朗说“我的妈呀”时，有股特别的回味。）
音乐院校与其他院校不同，管理上也相对要松散一些，而生源情况又是大中小学学生混杂，不同的年龄段互相影响。小学生与大学生混在一起，不学好的，学着抽烟，说下流话，小学生中学生抽烟现象严重，老师看管不住，有时来了烟瘾，会跑到厕所抽。还有的学生夜不归宿，在校外包了一个住处，天知道都干了些什么。校方对此很恼火，凡是抓着抽烟的，夜不归宿的就严肃处罚，情节较严重者，立即予以开除。校方希望能够杀一儆百，却仍然杜绝不了。令则不行，禁则不止。
胆大妄为的男孩子如果失去了家长管束，是很危险的。与郎朗比肩接踵差不多一块成长起来的一个男孩子，就是掉进了这种陷阱而无法自拔。那是一位非常聪明、音乐感觉非常好的孩子。在他10岁以前，与郎朗的感觉非常相似，也是属于表演型的，只要一坐到琴凳上就会兴奋无比进入状态。他年龄与郎朗相仿，看上去却是一幅十足的小孩相，显得比郎朗更小更活泼。那年，我曾听过这个孩子演奏中国曲子《闪闪的红星》，那个天真可爱的样子伴随着潘冬子的回忆，深深感染了我，令我至今无法忘记。但是，更让我为之痛惜的还是他所犯下的错误。那得从女生宿舍的洗澡间说起。洗澡间开着天窗，每天有一股股乳白的气流从那房盖上袅袅升起，对于那些遐想非非的异性极具诱惑力。最早对此注意的是那些干活的民工。他们先是爬到高处偷窥，再不就用望远镜观望。他们甚至有更为大胆的爬将上去“扒眼”。后来，这一秘密被一些思想不健康的男同学发现了，他们也学着民工的样子，悄悄爬到女洗澡间的屋顶上“扒眼”。在这些大胆好奇的男生中，就有那个音乐感觉极好的男孩。谁也说不清他究竟爬到屋顶上扒了多少次眼，但是，许多人能说清那天他是怎么出事的。其实，那天他也活该出事，当他趴到屋顶上面的那块透气玻璃窗往下边偷窥时，在雾气缭绕中看到了迷蒙的肉体在走动着。也许是他过于紧张，也许是在他之前趴的人多，把上面的承载系统破坏了，反正他在顶上往下偷窥时，突然把一块天窗连带着玻璃压掉下去，只听山崩地裂般的一声巨响，玻璃落地跌得粉碎，吓得里边光身子的女生一片惊叫。惊慌失措中，她们看到了这位男孩子斜挂在屋顶上，她们更是惊叫不已。学校保卫科被惊动了，当场把这位男生抓住，然后，一个无法改变的处分决定断送了这个极有钢琴天赋的孩子——他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当我不断看到郎朗在钢琴上突飞猛进时，我时常会为那个男孩惋惜。我们都是家长，将心比心，那个孩子的家长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该受到怎样的打击？我想，他的家长还是有责任的，他们准是觉得孩子既然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那就是他们培养成功了，他们松劲了，忽略了对孩子的要求和管束。如果能够像郎国任那样管束他的亲戚小军，那么，这个男孩肯定不会掉进这种陷阱，丢那份人，现那份眼。
孩子正是处在成长发育阶段，可塑性极强。面对诱惑的陷阱，孩子们都有自己的选择。家长管束只是一方面，孩子自身的品格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盛赞郎朗那么心不旁骛，那么有毅力苦练钢琴时，我们怎么能够忽略他那种坚定的奋斗意识与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呢？
第三节 仍然受气绝不再忍
德国载誉归来，郎朗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受到的礼遇并不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并不是一顺百顺，甚至相反。郎朗去德国参赛之前，在中央音乐学院参加了选拔赛，是要选出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参加中国主办的首届国际钢琴邀请赛。前边已经写到了那次选拔赛上，郎朗非常遗憾地落选了。正是这一落选的刺激，导致了郎国任背水一战。而今，他是凯旋而归，他希望郎朗还能够有机会再到这次我们中国自己搭起的国际舞台上一显身手。
按着国际邀请赛的规定，即使没有被选拔上的选手如果想参加比赛，也可以为大会提供自己的录相带及有关资料。郎朗也在比赛前夕将录相带递交给了大会筹委会。按郎朗的水平，至少具备参赛资格。也有人希望郎朗能够参加比赛，但也有人反对。反对的人认为如果让郎朗参加比赛，那么，中央音乐学院组织的选拔赛那些评委不是显得太没面子了吗？中国人讲究面子，郎朗失去了参加中国北京首届国际钢琴大赛的可能。
在《百年钢琴》一书中，我比较详尽地书写了这次国际邀请赛事。四川姑娘陈萨横空出世一举成名。而代表中央音乐学院的那四名排在郎朗前边的骄子如何呢？无一人进入前六名，等于全军覆没。有记者为此撰文惊呼：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音乐院校何以全军覆没。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提出这样的诘问：难道这所院校真的没有人才吗？如果郎朗也能参加这次比赛呢？
竟争时代，应该是公平竟争，然而，我们复杂的社会现状也只能把应该简单的竟争搞得复杂化了。家长和孩子一块参入竟争，还有一些别的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也构成了竟争中的重要筹码。因此，应该神圣的音乐殿堂也无法圣洁。音乐学院原本应该单纯的环境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常常可以套用这样一个术语：微妙。
我们前边已经说过，郎国任是个何等精明之人，他什么事情看不明白？对于那些在竟争中靠不正当手段拉拉扯扯的猫腻，他更是敏感。他最看不惯那些有钱有势的家长跟学校把关系搞得那么不正常，使他们的孩子那么受宠。他们受宠，占了便宜，郎朗就得相对吃亏。竟争本来就是一种靠孩子们弹琴的真正实力的较量，谁有本事，谁就应该受宠，而一旦掺入了别的什么关系，竟争就变味了。
郎朗获得了国际赛事大奖，确实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重视。但是，这种重视程度在郎国任看来，还是很不够的。比如，郎朗是自费前往德国参赛，他获了大赛，为国争了光，国家理所当然地应该给报销这笔路费。据说以往也有这种先例。可是，郎朗却迟迟得不到报销这种安慰。过去得到过这种安慰的人肯定不如郎朗获奖的规格高，影响大，这就越发使郎国任心里边不平衡。
事情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不能以郎国任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仅仅是不给报销（至今郎朗那笔路费也没给报销）那么郎国任也不会怎么样，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甚至得比过去更努力。问题出在某些人对于郎朗的偏见，或者借用郎国任的话说，就是对郎朗的不公平。“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在这里也适用。但，郎国任不但要让郎朗出名，而且要让郎朗出大名。
郎朗很看重期末考试，因为这是他在小学阶段的最后一次考试，也是对他的一次检验。为了迎接期末考试，郎朗精心准备了曲目，他想再创造一个里程碑。既然在国外得到承认，在国内他也要创造辉煌。在去德国之前的那次国际邀请赛选拔赛上，他的落榜，就让他一直耿耿于怀。他暗暗把这股劲儿用到了这次期末考试上。
郎朗那天弹奏的曲子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和《轻盈》。这是他们爷俩精心研究的曲目。两首曲子既是对于技巧的检验也是对于音乐的测试。在郎朗这个年龄段上能够熟练演奏这两个曲子还是很不容易的。《匈牙利狂想曲》那天让郎朗弹得犹如疾风骤雨，横扫千军，郎朗的手指犹如按装了马达，他的炫技完全可以再现李斯特当年的光芒。
《轻盈》不如狂想曲那么璀灿炫目，在郎朗手下却也能够传递出一种意境。应该说，郎朗那天发挥得非常之好。起码令郎国任很满意。但是，他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听到期待的掌声。
也罢，考试毕竟不能等同于比赛，考官们是带着挑剔而来，观众则是为了欣赏而来。
郎朗的才华与他的同学相比，确有过人之处。放在这个圈子里边，郎国任不会耽心有任何闪失。但他还是耐心地听完别人的演奏。他想看看郎朗到底比他身边的同学高出多少。
在郎国任看来郎朗确实比他们高出一块。其他参加考试的同学固然也都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选自己最拿手的曲子演奏，也弹得很有光彩。特别是有个“小孩相”的学生弹奏中国曲子《绣金匾》很有感染力，这从评委们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来。郎国任对这个孩子的印象还不错，但是，把他放在与郎朗相比的位置上，就不会发出太多光泽。所以，郎家父子胸有成竹地认为在这次毕业考试中，成功地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然而，他们父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考试结果与他们的感觉大相径庭：郎朗的成绩仅排在第三名。排在第二名他郎国任都不干，何况第三。
排在第一名的就是那个“小孩相”的同学。他的《绣金匾》即使弹得再好，能好到哪去？郎国任对这孩子研究得挺透，他认为这种靠“小孩相”的魅力去打动人只能是一时的事，稍一长大，就会失去一切。从《绣金匾》这个曲子的技术难度看，根本无法与郎朗弹的李斯特曲子相比。如果弹给外行听，那么这个曲子通俗易懂，听起来阅耳亲切，倒容易得到欢迎，然而，作为毕业考试的严肃课堂，一首《绣金匾》即使弹得再好，在打分上也不应超过郎朗演奏的李斯特吧？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
获得第二名的孩子与郎朗同班，他的一双小手平时就很难创造奇迹，这次考试也肯定比不过郎朗，而得到的成绩却居然比郎朗高出一分。这一分更让郎朗不服气。一贯争强好胜的郎家父子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郎朗对父亲嚷着不公平，要到学校去找。郎国任比儿子还生气，他铁着脸，一声不吭。他意识到这不是一般性的考试问题，而是有些看不上他们的人借此机会给他们一点眼色瞧瞧，是有意让他们出丑。自从郎朗声名雀起，就伴随着另外一种声音：认为郎朗弹琴匠气太足，是“小大师”，故意拿样，也有人说郎朗自从在国外获了奖就有了傲气等等。莫不是要借这次考试机会压压郎朗？郎朗的老师赵屏国明明在场，可郎国任想不通他为什么不替郎朗争呢？郎朗在国外获奖里，他那么高兴那么激动，郎朗为他争光了，可是，郎朗在家门口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倒装好人，像没事一样，这也太不够意思！细一想，赵老师为什么不争呢？人家老师都为自己的学生力争，学生就是老师的脸面，大有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效果，可赵老师坐在那里为何不为郎朗争呢？他郎国任想不通。
在儿子面前，郎国任心里再不满，也不愿多说。他强压着忿懑，尽量不表示什么，他怕激起郎朗更大的火气。郎国任手中仿佛有着一条看不见的小绳拴着儿子，控制着儿子，如果他把手中这条“小绳”松开，那么，郎朗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规矩。在这一点上，郎国任确实教子有方。他可以做到不怒自威。
郎国任在郎朗面前是虽然能够努力控制情绪，私下里却越核计这事就越无法下咽，他由刚迈进这所院校所受到的种种冷遇种种委屈，联想到一次次有人在他的背后搞动作，他觉得这不是一件小事，这就是要让他们出丑，是要刹刹他们威风。不出名不行，人家拿你不当回事，出了名也不行，人家还是鼓捣你，让你不得好。他郎国任左想右想也不得劲，刚刚在音乐学院挺起了腰板，就有人跟你过不去。他对此无法忍受他必须找个地方发泄。但是，他又不能不为之犹豫：这事只要一闹腾，势必就要惹怒赵老师。那以后的关系怎么处呢？思来想去，他还是不肯压下这口气。
郎国任真正向权威挑战的日子开始了。这是他大英雄性格的真正一次亮相。他那天把音乐学院附小的楼道视作自己的舞台。数年来的委屈，憋闷，都在那一瞬间暴发开来。那里有着来来往往的人，有学校的老师也有学生家长出出进进，人越多越好，他郎国任高声大嗓地叫着：
你们就这么考试打分呀？你们懂不懂？你们的眼睛长哪儿去了？偏向也没有这么个偏法啊？太不像话！这简直就是欺负人！凭什么给郎朗分打得那么低？有种的站出来我们找个明白人评评理。
音乐学院从创建到如今，哪位家长敢这么叫号？敢这么藐视学科老师？家长与老师的关系不说是主仆关系，起码也可以喻作上下级关系。下级得罪了上级那还有好果子吃？下级得变着法儿恭维人家。何况郎国任这么一叫喊不仅得罪一位老师，他等于向整个附小学科发难。仅凭这种勇气就令在场的其他家长唏嘘不已。你的孩子还想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
郎国任绝不是那种头脑简单易于冲动的一勇之夫。他这么做自有这么做的道理和勇气。音乐学院确有不正之风，确有一碗水不端平的现象。他郎国任最受不了这个。如果要是一星半点的失误，他郎国任也许不会这么大动干戈，他认为这分明是与他过不去。以往那些过不去，他能忍则忍，但现在，他绝不想忍！因为有些事情越忍越不利。
中国人有着爱看热闹的习惯。有些家长上前探问出了什么事。既然有人搭茬，郎国任就把期末考试如何压制郎朗，一五一十地诉说开来。
在郎国任盛怒面前，学校的有关人员怯怯地躲着走。也有的平时跟他关系不错的人上前劝他，总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影响也就越来越大。郎国任才不怕大呢！
但是，他再喊再闹，也不会改变考试结果。相反，对他们有意见的人更是以此为话柄，认为他们父子多么狂妄，多么不守规矩。这一闹，使得赵屏国老师很不愉快，这不是伤了他的面子吗？在他看来，郎朗受点挫折，也许不是坏事。一个孩子即使获得了殊荣，也不易把他捧得过高，这会使孩子骄傲起来。从孩子成长的角度来看，受点委屈，也许更为有利。他毕竟是搞教育的。在赵老师这个角度看问题，不能说没有他的道理。但是，事实上呢？周围环境还没有把孩子捧得多么高就开始怕捧高了。
即使不可能骄傲的孩子，人们受传统的教育心理影响，或者别的什么复杂心理影响也是希望孩子经受点折腾，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考验。其实，说穿了，也不过就是一股惯性的力量：门户之见，门第意识，这在中央音乐学院简直是约定俗成的局面。别说一个家长郎国任，即便是位置再高的人又能奈何几多？因而，看明白了的家长如果有钱有势，就会恰到好处地利用权势为自己的孩子谋到益处，而那些无权无势的家长们就只能甘心当顺民家长了。
郎国任骨子里充满叛逆，他可不是那种知足常乐、见好就收可以当顺民的家长。他不仅在人际关系上敢于对挑战权威，他在钢琴艺术上，也仍然敢于对权威提出怀疑并且敢于冒犯。这在具备中国特色的音乐学院环境里就等于犯了大忌！他不仅犯了大忌，甚至还硬顶着这种大忌不思悔过。他的主观意识越来越强，强一份，就是对老师的冒犯，何况他一直灼灼逼人。因此，郎国任这位特殊的家长在这里就成了一个既让人敬，又让人怵，更让人恨的角色。这种角色的人生注定是不会平静的，无论干什么总要掀动波澜。
任何老师也不能没有个性，有个性就免不了冲突，某教授和郎国任之间的关系只能逐步升级，到头来已经不是家长与老师之间的矛盾了，而是个性与尊严之间的较量。知识分子爱面子，不知识分子也爱面子，中国人哪有不爱面子的？事情再小，牵涉到面子，便如同分子与分母的关系——分母是面子。
郎国任与某教授之间的矛盾，这次算是一个导火索。导火索的燃烧，逼近了暴炸。彼此的客气礼节应酬等在这种行将爆炸的压力面前显得多么脆弱。
在爆炸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仍然得按部就班地叙述郎朗父子。
他们父子俩受到这次考试的刺激，更加憋足了劲，更加刻苦地投入练琴。郎朗在过去受挫时就愿高喊着名次排在他前边的对手的名字，以此来激励自己，现在，他带着气练琴，更是把那考第一和第二的名字叫得响亮。伴着坚定有力的和弦，他觉得特别痛快特别过瘾！
郎家父子秣马砺兵，希望寻找一个新的机会，更强有力地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实力。他们要向门第之见、门户之见宣战，要向世俗宣战，郎国任天生就有这么一种不听邪的好斗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还真有唐吉诃德的那股子战风车的悲壮感。不过，他可是比唐吉诃德精明得多，也实际得多。他坚信，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实力，还是比赛——国际比赛，只有国际比赛的评委那才公平，你就是再有本事，你能跟国际评委拉上关系吗？
他们渴望着更高规模的国际比赛，就像被圈起来的骏马等待着辽阔平坦的大草原。
机会又一次来了。
1995年为郎朗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二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将在日本仙台拉开帷幕。这次比赛的规格要比埃特林根的国际比赛更高，更有影响力和说服力。对于青少年选手来说，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水平最具影响力的比赛。
众所周知，柴柯夫斯基钢琴大赛是国际上影响深远的重大赛事，国际上许多重要钢琴家都是通过这个赛事而一举成名，比如美国的克莱本，比如中国的钢琴家刘诗昆、殷承宗等。也许是受成年人赛事的影响，1992年在莫斯科举办了首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一下子就轰动了世界。三年后，轮到了第二届比赛，将在日本仙台举行。郎朗得知这个消息，乐蹦高了。他们父子按着赛事要求将郎朗的录相带及有关资料寄给了大赛筹委会。
中央音乐学院报名寄材料的一共七人。他们都盼着自己能够取得参赛资格。郎朗也是如此，甚至比别人更急切。埃特林根大赛取得显赫成绩，如果这次连资格都得不到，那多掉架。这次比赛，是对郎朗的进一步承认。因为上次埃特林根比赛有人说怪话，认为还有更好的选手没有到场。言外之意这一回如果郎朗能够一举拿下嘛，这还差不离——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郎朗周围同学已有好几位接到了回复。最先接到信的是个女孩。她乐得有些忘形，四下里张扬，结果，那不是一封承载好消息的信，而是一封仅仅告诉她寄去的材料收到了的信。过几天，那女孩子又收到一封外国字的信，她以为这回一定是参赛通知了，却不想她得到的是没有入选的通知，令她沮丧至极。
其他人陆续得到参赛通知。凡是接到回复的都是一幅兴高采烈的样子，而偏偏郎朗没有接到。郎朗起初还能稳住劲儿，他成竹在胸。可是，三天过去了，仍然没有见到回信。已经过5 天了，凡是得到通知的选手名字都被写在黑板上，那黑板很醒目的。得到通知的选手名单，就得报文化部。可郎朗迟迟没得到。怎么办？爷俩都很焦急，赵屏国老师也是急得没法。这时候，他很怕别人问他郎朗怎么样？拿到通知没？更让他不舒服的是有些人抄着一种酸叽溜的口气劝慰他：别着急，郎朗还能选不上？
郎朗那几天也特别难受，别人见到他时只要一问这事儿，他就心烦，他看年很清楚这些探问的人表面上伟大做出亲心的同情状，心里边才乐着哩！他们巴不得能看到郎朗出丑。
怎么办呢？往组委会打个电话问问？又觉不妥。就在这焦躁万分的时刻，有人告诉郎朗，二楼有一封外国来信，全是外国字，可能是郎朗的。郎朗平时在一楼上课，不到二楼去，所以，来信了，他也不知道。当有人告诉他时，他蹦着高冲上二楼，却发现老师不在，二楼的门锁着。郎朗一直等到下午，才算拿到那封望断秋水的信。他立刻跑去交给了赵屏国老师。赵屏国老师喜笑颜开，当即高举着这封信，像接力赛一样，跑着去追撵校长，边跑边喊：“郎朗，郎朗的通知来了！”
赵屏国老师跑得呼呼急喘，令人感动。校长接过通知看看，也替郎朗高兴。她希望郎朗能够再创辉煌，为学校争光！
不过，也有人认为郎朗这回够呛。甚至有人当面对郎国任说，郎朗这回要做不得奖准备。郎国任就不爱听这话，他当即没好气地说：凭什么呀？不想拿奖还去干什么？我从来不做不拿奖的准备。
获得参赛资格的郎朗这回可不用自己花钱前往了，文化部把他列为公派选手。郎朗出国比赛自然需要去一位监护人，老师想去，家长也想去，谁更应该去呢？他们对郎朗都很重要，都不可或缺。从监护人的角度说，父亲应该是第一监护人。但是，最终，他还是让给了老师。他只能自费前往日本。
老师当然支持郎朗参加比赛，但他与家长的想法总是难以默契。从制定比赛曲目上就有分歧。家长主张弹肖邦的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而老师就认为不妥。老师有老师的经验，家长有家长的道理。老师求稳，甚至有些保守，他担心这首为爱情写的曲子，情感复杂，特别是第二乐章与乐队合时，很难出效果，万一有个闪失呢？把握性究竟有多大？
家长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些，但他认为在这种大赛上必须要有点冒险精神，才能出奇制胜。他的魄力让他冲出一切保守有束缚。另外，他对自己的儿子还是了解得比较深透，他认为郎朗更适应弹肖邦的协奏曲。郎国任与郎朗核计，郎朗自己也愿弹肖邦。老师觉得郎朗还小，才13岁弹这首描写爱情的曲子合适吗？他没有把握。何况这是去比赛，没有绝对把握的曲子是不该往外拿的。老师完全是替郎朗考虑，是为郎朗好，这一点郎国任什么时候都认可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在于他们的差异，性格的差异，思维的差异。主要还是思维的差异。
郎国任敢想敢干，敢于让儿子拔高、跃进，敢于打破常规，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去创造奇迹。这一点，他颇有点像马俊仁。没有多少书本文化，也没念多少大书，没有什么像模像样的理论，却敢造！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打破常规。他对郎朗的要求是不能跟别人一样的，别人两天拿下一个曲子，郎朗就得一天拿下；别人16岁可以弹的曲子，郎朗13岁就得拿下，别人一下子迈一个台阶，郎朗一下子得迈两个或者三个台阶，郎朗就得破格，要不，怎么能够显出郎朗呢？超常规思维才能培养出天才。因此，他常常觉得老师过于保守，在留一些曲目时，对郎朗的潜力估计得不够。他只把郎朗当作人才去培养，而没有当作天才培养。所以，当老师让郎朗按部就班，按着程度进展时，郎国任总爱挑剔，总让老师给郎朗多吃点，再拔拔高。这一点很让赵老师不舒服。何况郎国任在处理我际关系时向来不那么讲究方式方法，过于急切地表达个人想法，很容易让人难堪。
老师不是不掌握郎朗的能力，他只是觉得郎朗在打基础时，还是应该慢慢来，急不得。家长心急，希望孩子一步到位可以理解，但是，郎国任这种家长决不是一般家长。他对音乐的理解对儿子的理解都有独到之处。从一般意义上讲，孩子这么小，连爱情是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却让孩子弹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这能弹好吗？
其实，不仅郎朗的老师不赞成这次比赛让郎朗弹肖邦这首大曲子，就是别的老师也不会赞同。他们都认为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够理解和准确表现肖邦那复杂的爱情呢？
不错，郎国任也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带有一定的冒险性。F 小调的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实际上是一首爱情诗。它是肖邦疯狂地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对自己情感和灵魂的惟一救度方式。这首感天动地的爱情篇章让一个13岁未有任何爱情体验的孩子去演奏，确实有点耸人听闻。
但是，郎国任毕竟是郎国任，他一经决定的事情是不会受到别人干扰的。为了更把握起见，他请周广仁教授给郎朗上一课。周广仁教授连续数年担任国际评委，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权威。她得知郎朗要弹肖邦这首协奏曲时，也连连摇头，觉得不合适。演奏肖邦的音乐重要得是对于他的音乐内在东西的理解，可让郎朗这样一位涉世不深，没有任何爱情体验的孩子去理解这样精典的爱情曲子，岂不太难为孩子了吗？
郎国任平素就很尊重周广仁先生，尤其得知这次在日本仙台举行的国际赛事上周广仁先生又将出任评委（她是中国惟一的一位评委），所以，周先生的意见郎国任格外看重。他必须得认认真真地倾听周先生的意见，认认真真地请她听听郎朗弹奏的这首协奏曲。郎国任想，如果周教授听完后认为弹得不行，那就没办法了，只能再换另外一首协奏曲。
周教授那天听得非常认真，表情深沉而端庄，精明的郎国任不时地投去一眼，观察周教授的表情，但他什么也看不出来。等郎朗在键盘上完成了最后一个挥洒的手势，周广仁终于面露喜悦。她毫不掩饰心中的兴奋，她觉得郎朗对音乐的理解很准确，这种理解非常了不起。她终于首肯了。
后来，许多人听到郎朗弹奏这首如泣如诉缱绻反侧的爱情诗时，无不被郎朗投入的情感所打动。他们惊讶于这么小的一个男孩子，而且从来不懂爱情之类的东西，何以弹得这么感人。这简直成了一个谜。我也觉得难以理喻。就此，我曾问过郎国任先生。他一句话揭穿了谜底。他说，他告诉郎朗要用整个心去想对祖国的爱和对母亲的爱。
天呀！把肖邦死去活来的爱情借代为对于祖国和母亲的爱，郎国任，可真有你的！
然而，我不能不为之耽心，这种借代到了真正比赛的场合，在那么多那么有资历有水平的国际评委们听来，能被首肯吗？再说，此番大赛的参赛选手水平之高竟争之激烈是可想而知的。在第一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中，选手们就竟争异常激烈，以至于赛到最后，第一名获奖者竟然轮空，这说明了对于大赛荣誉的捍卫。
郎朗父子，命运之神还能朝你们微笑吗？
第一节 通往仙台
大赛之前，学校放假了，郎朗父子回到了沈阳。回沈阳练琴毕竟不是上策，但是，他们也只能作出这种选择。
回沈阳的一个主要目的，还是郎国任办理去日本的签证手续。他自费去日本，只能在沈阳办。而郎朗和赵老师他们公派出国在北京由文化部统一办。郎朗可以留在北京跟老师练琴，但是，他更离不开父亲。且不说郎朗在沈阳练琴下了多大功夫，但说临近比赛时，他们父子离开沈阳奔北京的狼狈劲儿，就够折腾记忆了。赵老师不知郎朗练得怎样，心里边特别惦记着，眼见还剩下一周时间就要起飞日本，可郎朗仍然留在沈阳不见回来，赵老师往郎朗家一劲儿打电话，催促他赶快回去。本来应该是郎国任陪郎朗回北京，机票都买好了，可郎国任的签证偏偏拖着他走不了，使馆那边明明说好了某天可以取到签证，所以，郎国任才买了机票，不想那天签证根本下不来。北京那边又催得急，再说赵老师还没给郎朗检查呢，万一发现点啥问题，时间太短了怕不够用，所以，只好临时改由母亲周秀兰陪着郎朗坐飞机回北京。问题来了，机票明明写的是郎国任的名字，周秀兰要用得改名字。机票改名是件多么麻烦的事呀！但，那也得改。
周秀兰本来就是个急性子，托人托脸的好不容易将机票上的郎国任改为周秀兰之后，汗水未消，就带着郎朗赶到了北京。届时，赵老师的脸色显然不太好看。好在郎朗的曲目练得还让他满意。
那几天北京持续高温，差不多零上40来度。学校照顾郎朗即将参加国际比赛，允许他到14层楼上去弹那台平时摸不着的斯坦威。得到了好琴，郎朗往死练。天热得受不了，汗从他光着的脊梁骨沟不停地往下流淌。这天别说弹琴，什么不干，光呆着，那汗就不会消失。郎朗脱了背心，仅穿一条小三角裤衩，眼见汗水顺着儿子的后脊梁滚滚而下，这当妈的心里边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豁出来了，为了儿子！周秀兰为了给室内降温，让儿子多少能够舒服一点，简直是发疯了——她用郎朗喝水的瓶子一次次接水往琴房的地面上泼。（因为找不到盆子）第一次泼时，躁热的水泥地面一下子就把倒上的水咽掉了，周秀兰就再去接一瓶，再往上泼。汗水比她泼出的水要多一些。这镜头完全被儿子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周秀兰一说到当时的情景，声调就会因激动而拔得很高很颤。
在陪儿子练琴的日子里，周秀兰见到了很有权威的老师。她平时也从郎国任那里得知了一些他们之间的矛盾，她是不希望扩大这种矛盾的，也只能随时随地劝劝丈夫。这一次，她从权威老师那里感受到了这种矛盾正在加剧，这样下去，肯定对郎朗不利。她也想从中做些调解工作。其实，他们彼此都是为了郎朗好，这一点无庸置疑。只不过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思维方式。权威老师说话比较直率，他一直为那天郎国任在学校吵闹的事情而想不通。所以，他以抱怨的口气说郎国任有点太过格了，因为郎朗考试的事儿在学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吵嘈，影响太不好了。
权威老师显然是希望能够得到周秀兰的支持，以便让周秀兰劝说一下郎国任。如果是说别的什么事情，也许周秀兰还会比较客气地附和权威老师，说到这件事，她周秀兰似乎比郎国任更有想法更不满意。周秀兰觉得这事很憋气。因此，老师的话音刚落，她马上表述自己的鲜明观点。她说，你说期末考试公平吗？别人我不知道，郎朗他班那个我见过，就冲那双小手他也不该排在郎朗前边。权威老师说，郎朗排靠后点也有原因，郎朗自从德国获奖回来，有点骄傲，人家都有反映。周秀兰说，郎朗骄不骄傲我还不清楚？我问你，你们学校有没有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有些事情咱不说装不知道就是了。
面对周秀兰灼灼逼人的考问，老师只能苦苦一笑。他为不能说服周秀兰而深表遗憾。
因为说服不了郎朗的母亲就更不可能说服郎国任了。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彼此都清楚愈来愈僵了，愈来愈不好办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频了，就不可避免会有矛盾。问题是有些矛盾是可以用交换意见的办法解决，有些则不可能凭借交换意见来弥合缝隙的。而有些话，要是不说开不捅明，则会憋在心理发酵，发到一定程度就会酿出大的冲突。权威老师对郎国任的一些做法免不了会有想法的。比如，郎国任非常看重殷承宗，非常珍惜殷承宗给郎朗上课。殷承宗给郎朗授课分文不取。殷承宗给郎朗上过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殷承宗确实潇洒，上课居然可以不用钢琴。他们是在宾馆的一张桌子上比比划划地走进了神圣的音乐领地。这有点像下棋中的“手谈”，有着另外一种妙处。郎朗上殷承宗的课格外兴奋，接受能力强，学到的东西自然就多，收获也比平时更大。作为学生而言，佩服更高水平的老师，也是自然的事情。作为学生家长，更是有着站在这山望那山高的心理，因为家长望子成龙心切。
殷承宗的出现，从客观上说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但，郎国任并不顾及这些对于权威老师意味着什么，只要对儿子有利的事情，他坚决去做。
人都有狭隘局限的一面，伟人也不过如此。何况老师呢？
郎国任在沈阳这边因拿不到签证而忧心如焚，沈阳- 北京两地犹如天河之隔。他每天都给北京那边的郎朗打电话。他一天不看儿子弹琴就闷得慌，就心里边没底。郎朗跟老师他们的签证已经下来了，文化部那边已为他们预定了23日的机票。郎国任这边因拿不到签证，只能放弃与郎朗同行。他在电话里对儿子千叮咛万嘱咐，那个不放心呀。
郎国任是在23日上午10点多，才从日本领事馆那里取回签证。他满头大汗，恨不得插翅飞到北京机场与儿子同行。他马不停蹄地忙着行前的准备，一遍遍往北京打电话，落实那边的订票情况。他肯定赶不上郎朗那拨公派出去的班机了，他只能与自费的选手们同行。人家自费选手机票定在23日下午6 点，也把郎国任的机票定好了。而他在沈阳如果赶不到北京，那么机票作废不说，他也去不成了。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乘坐飞机，可沈阳到北京的飞机只是一早一晚才有，早晨七点左右是不用想了，晚上6 点的也不可能赶趟。急得郎国任真像踩在了热锅上。周秀兰在北京那边着急，郎国任在沈阳这边着急，两个人再急，有什么办法？
郎国任真算幸运。那天临时有一架过路飞机。郎国任慌忙坐上飞机时，还有点惊魂未定。他甚至连手表都不肯相信了。到了首都机场，已经4 点多了，自费前往的那几位都在机场里等着他，他连机场都没出，就直接转乘。面对同行者的惊叹，郎国任只是一劲儿擦汗，竟说不出一句话。
谢天谢地，总算抵达日本成田机场的。想到儿子已经先于他到达仙台，他心里边更加惦记。成田机场到仙台乘汽车有6 小时的路程，郎国任头一次到日本，头一次一个人出国，神经绷得很紧。到达仙台时，已是深夜11点了。还算顺利，他很快找到了郎朗他们居住的宾馆。郎朗一听说爸爸来了，脸上涌现的那份惊喜令郎国任感到无比欣慰。形影不离的父子，从沈阳分才两天多点，就好像分别了许久。郎国任怕郎朗过于兴奋睡不好觉影响第二天的练琴，便督促他快躺下。有郎国任在身边，郎朗睡得格外踏实。既然赵老师带郎朗来参加比赛了，何必再多来一位家长？全世界参赛选手似乎也都是老师带来的而没有任何家长尾随。郎国任是个特例。他这么急三火四地追来，在一般人看来是件弗解的事情。但是，郎朗需要。郎朗比赛太需要他的父亲了。不仅生活上需要，弹琴上更需要。哪怕父亲的一个眼神，都会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父子之间的默契又是常人怎么能够弄懂的呢？或许这就是郎国任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吧。
第二节 头顶五星红旗
日本的城市干净透亮，那些建筑物都像精致的玻璃器皿，极有规则地排列成序，没有灰尘。仙台也是如此。除了那些带有着东方韵味或者直露点说是带有点唐人余韵的建筑之外，城市更多的还是那些现代西式建筑。日本有著名的建筑大师丹下健三，还有一批才华横溢的后来者，如矶器新、黑川纪章、左滕忠雄等。他们的建筑思想与建筑艺术影响了日本的城市风貌。所以，城市的建筑无论体现古典风格还是表现现代气息，无不浸润着日本自己的“和风”。
我们介绍一个城市常常可以写上这种说明词：历史文化悠久云云。把这个词用于日本的仙台，其实也是合适的。（关于仙台城市介绍不在这里浪费版面，可以到旅游手册查找）我们在中学读书时不是读过鲁迅先生的作品《藤野先生》吗？那篇文章记述的事情就是发生在仙台这个地方。
仙台有条河流，叫作广濑川河。看上去，这条河基本上还是保持着自然韵味。在城市流经的河流，能够少一些人工雕饰而多些自然风味，这很不容易。我没有研究第二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何以选地这座城市，也弄不清楚跟这条河流有没有关系，但是，仙台这座城市举办这样一次重要的国际钢琴赛事还是蛮有能力的。从比赛场地到选手们休息的住处，都组织安排得很有气派。日本人操办事情很精细，即便像布置会场这类事也像制造高级轿车似的。
郎国任为儿子那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是任何人无法想象的。这一次在日本他所承受的压力并不比在德国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时小。因为这次比赛显然比那一次更为重要。那次郎朗获得第一名和杰出艺术成就奖，有人就说什么那次有更好的选手没有去参加比赛。这次好手都来了，看郎朗真本事了。别说与外国选手比，中国选手之间就将有一场真正的较量。他郎国任一定要让郎朗获胜！这不仅是面子，更是志气和尊严！
郎国任对于郎朗的比赛所起到的作用，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长，甚至是老师不可思议的。比如，他对整个比赛形势的判断分析，他在战前的“火力侦察”，他对郎朗内心稳定所起到的作用等等。也许因为他起的作用太大了，甚至有点越俎代苞了，才引起老师的意见？郎国任是个精明人，却不是个周全的人，他在处理和老师的关系上会不会有什么疏漏，以使老师感到对其缺乏应有的尊重？
老师就是老师，父亲就是父亲，他们对于郎朗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他们之间有了矛盾，也锻炼了郎朗的处事能力。好在他们都是要对郎朗负责的，都怕会因此而影响郎朗弹琴，尤其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国际大赛，他们肯定会劲往一处使的。郎国任一到仙台就将目标对准了参赛的79名选手。他敏锐地从中窥视着能够与郎朗一争高下的选手。他越看越觉得这些选手都很棒，特别是日本的上原彩子。她是上一届比赛的第二名，那一次第一名轮空，她实际上就是第一名。此番在她的国度里比赛，评委会主任是中村广子，一个地道的日本女士，她能不偏向她们日本的选手吗？对于上原彩子来说，天时地利人和样样俱备，再从那些围前围后的记者，还有那一直对准了她的摄相机，就让郎国任不敢做非份之想了。何况他还看到了俄罗斯大林的选手也弹得那么棒，他更是觉得郎朗没有多少戏了。因为这是人家柴柯夫斯基的比赛，同样的条件，能够比过人家吗？前三名选手中，怎么都得有俄罗斯选手。这样一比较分析，郎国任的心里越发没底了。恰恰在这时，到日本来当评委的周广仁先生让别人将一百美金退给了郎国任。郎国任被这退回的钱打懵了，内心的热望与期盼骤然凉下来了。这是他在北京时，因为周先生给郎朗的指导，他表示的一点小意思。可是，周先生连这点小意思都不肯接受，这不是说明她对郎朗没有太大的信心吗？周先生的学生此番也和郎朗一样同台竟争，她是不是更希望帮那个学生？钱退回来意味着什么？不愿承担某种责任吧？本来多虑的郎国任更多了思虑的内容。加之每天在这里花自己的钱，仅床位一天就得一百美金，郎国任能不上火吗？
郎朗本次参赛的曲目中有一首中国曲子，郎国任一直觉得不够把握。那几天，他们也下功夫抠这首曲子。这首曲子是《舞曲与序曲》，是台湾高山族民歌改编的钢琴曲。这首曲子有难度，主要是其中的鼓点强弱把握不好。高山族的鼓点是极有韵味的，用钢琴表现这种鼓声稍有差失，就会失去应有的味道。所以，郎朗除了正常地听赵老师的指导之外，更重视与父亲每天细细地一遍遍抠着曲子中的个中味道。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发现了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将鼓声弱下去，弱到了一定程度，而不影响音乐的起伏，竟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令他们爷俩欣喜不已。果然在比赛时，郎朗的这首中国音乐弹得非常成功，就连在场的外国人也激动地说这虽然是中国音乐，但是我们听懂了。
写到这里，读者千万别以为郎朗的比赛全靠他的父亲，而前来的赵老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可是有悖于作者意图的。（由于本书写作过程中没有采访赵老师，所以，没有从他的角度正面去写到他。）到了什么时候，郎家父子都得承认郎朗在赵屏国老师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东西，那是来自俄罗斯的东西，也是赵老师长期教学生涯和科学概括与总结的东西。赵老师有着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教学法，郎国任说，郎朗从赵老师那里学会了放松，弹琴时能够松驰下来，这很不容易。他说，还从赵老师那里学到了锇罗斯的音乐。当然还有一些更为基本的东西。郎国任与别的厚道家长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从赵老师这里学到的东西，他贪多，求快，他还要努力地自觉地想方设法地从别人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比如，从外教那里学到了弹贝多芬时的跳音，原来郎朗一直处理不好这种特殊的跳音。从外教身上，他们父子一块总结出弹贝多芬的跳音不能像弹浪漫派那么蹦蹦跳跳，就是说不能纯跳，要非连那种跳，只有充分理解这种跳，才能接近贝多芬的风格。还有弹肖邦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连音，因为肖邦的东西主要在旋律线条上，郎国任让儿子从小提琴的那种连音“粘乎”上去体会，他要求儿子能够弹出小提琴的连音效果。这样以来，郎朗手下的肖邦就增加了动人的魅力。
郎国任还非常看重殷承宗先生。他毫不掩饰对殷承宗的崇拜，为子让儿子学到或者说得到更多的东西，他郎国任并不怎么顾及老师态度，这不能不对老师构成了刺激。据说有一次，在处理柴柯夫斯基的某段曲子时，老师不同意郎朗的那种弹法，郎国任说，殷承宗让这么弹的。老师马上反驳道：殷承宗也不是柴柯夫斯基！
郎国任就是这种“不老老实实听老师话”“惹事生非”的性格，只要他的儿子能够学得东西比别人多，弹得比别人出色，惹恼了什么人他都不在乎。
现在还接着说日本比赛吧。
日本人对这次大赛的组织安排就像他们制作家用电器，特别精细。从居住地到比赛场地，都很用心，只是他们的家用电器很看好中国这个大市场，而他们对于这次比赛，却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中国选手身上。或者干脆一点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瞧起中国选手。他们为中国选手配备翻译时，只配备第一轮的，他们连第二轮比赛的翻译都不给准备，他们认为中国选手进入不了第二轮就得打道回府。这使郎朗的自尊心大受伤害。他在上场时信誓旦旦地对郎国任说：“看我的！看郎大爷的！”
比赛安排在仙台的21世纪大剧院。剧院空间有种豪华的景深感。过道处的墙壁上张贴着所有参赛选手的照片和简介，中国选手王笑寒和郎朗的照片都在上面。王笑寒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很受宠，他是周教授的学生，到日本比赛，却又由李其芳教授指导。名师出高徒，王笑寒的成绩确实眼见着提高，这对于条件远不如他的郎朗也构成了压力。郎朗最不怕压力了。在仙台期间，他抓紧点滴时间刻苦练琴。中午休息时也不离开琴房。实在累了，就往地板上一倒，立马入睡。而郎国任就会守在儿子身边，把自己的胳膊垫在儿子头底下当枕头。儿子睡着了，把他的胳膊压麻了，十分难受，无法忍受的难受，但他怕抽动胳膊把儿子弄醒，就那么坚持着，胳膊打着颤，额角流着汗，一动不肯动，直到儿子醒来，他的胳膊都不会动弹了……
郎朗练琴也够狠的了。李其芳趴在窗口一看琴房的郎朗光着精湿的脊梁，挥汗如雨的架式，她不禁惊呼道：“郎朗在游泳！”
好一个游泳！这是对郎朗在仙台比赛前夕练琴的生动描绘。而那些条件好的选手呢？他们可没有郎朗练得这么苦，这么酷，他们有的还买了一支枪，成天打着玩。其结果怎样？
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比赛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一届赛事在俄罗斯举行。这是第二届，在仙台。比赛包括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项。仅钢琴参赛选手就有79人。这些选手分别来自二十多个国家。这些选手无不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才来到这里的。他们无疑是全世界选拔的这个年龄段上的最好选手。比赛的竟争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比赛的抽签与以往不同，所谓签，其实是一份纪念品。一个非常精美的小盒，盒子里装着工艺精湛的木制小人。选手们可以在摆放的这排小盒中随便拿。将小盒拿到手之后，揭开来，就能发现里边的小人是一个套着一个的，一共是三个小人。在最小的那个小人身上，是决定比赛次序的，谁发现了自己手里这个最小的小人身上有标号，谁就是第一个出场比赛的选手。余下的便按着选手的姓的英文字母排列顺序。这样，郎朗的L 字母排列在第12位。也就是说，他第12个出场。“第一轮我弹巴赫平均律第18首、贝多芬第四奏鸣曲、肖邦第二练习曲、柴柯夫斯基《夜曲》。
“练琴时，我爸挨屋去探听各屋情况，加石料向我秉报。听到和我弹一样的曲子，就叫我去偷听。上届老柴比赛第二名的一位女选手弹得好，我爸让我偷听。我正在偷听时，她突然出来了，一眼就看见我站在那里。我马上装着喝水，一仰脖……”
“第二轮，我弹柴柯夫斯基变奏曲、黄安伦的《序曲与舞曲》、《塔兰泰拉》。我发挥得非常好，淋漓尽致。有人居然给我献花。比赛哪有献花的？不让上台献，就到后台献，是一位舞台管理人员在间歇时送我手里的，我没见到送花人，至今也不知道是谁送来的。
“我在弹第二轮时，先到后台等着。后台空调特凉，吹得挺难受。脑子倒是挺清醒。我就想我爸的话：前边那个小孩弹得挺冲，你先稳一下，稍稍等一会儿，等平静了，再弹，不要怕超过时间限制。没事，你弹吧，不要太急。三个曲子有点相像，激烈程度要有区别。老柴不要太强，要收敛一点，黄安伦弹得要揪心，后边要潇洒，要像击鼓似的。《塔兰泰拉》要野一点，精明一点，不要砸琴，使劲不能过大，沉稳，再沉稳一点……”
郎朗说，他每次上琴前，都要把要弹的曲子过一遍脑子，如何处理，如何弹，细细地想，这是经验。也是他们爷俩总结的经验：前边选手要是弹得强，你就弱下来，要区别；要是前边选手弹得弱，你就一定要以强开始，反差鲜明，增加记忆，也能把观众吸引住。
郎朗在第二轮发挥得确实不错，还没弹完，就听评委席上喊：停！
郎朗小心地问：“不是弃权吧？”
周广仁说：“不是，是进决赛！”
决赛按排在三天后举行。
仙台第一宾馆门前的那排旗杆上悬挂着各国的国旗，五颜六色，把仙台的蓝天映衬得格外绚丽。这些国旗就是各国选手比赛成绩的晴雨表。随着比赛的进展，这些密实绚丽的国旗在日渐稀少。郎朗每天回到宾馆或离开宾馆时，第一眼总要看看这些国旗。他特别注意门前那些旗帜。因为，每淘汰一位选手，就要降下他们国家的旗帜。郎朗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格外鲜艳，格外亲切。那是他的荣誉，他代表着自己的祖国。比赛第一轮结束，剩下39人进入第二轮，中国所有参赛选手都进入了第二轮。再往下比，仅有六位选手进入第三轮；在这六名选手中仅有一位中国选手，那就是郎朗。而在国内被一些人捧着宠着排名在郎朗之前的选手怎样了呢？这种结果是最有说服力的。我想，如果郎国任早知有这么一天，他大概不至于在中央音乐学院那么忿忿不平吧？
其实，郎国任的内心并没有放松。他到仙台来并不是只为自己出口气，和中国选手一决高下，他是要和所有选手比高低。当郎朗真正进入三轮时，他觉得压力格外大起来。因为从郎朗头上顶着的这面五星红旗，他就感到了足够的份量。如果郎朗一旦有了闪失，那么，这面国旗肯定要从仙台的上空降落无疑。那么一片国旗中，只剩下了四面国旗了，它们依次为：俄罗斯、乌克兰、日本、中国。在这四面国旗中，最后剩下的国旗能是哪个国家的呢？
郎朗父子仰望着中国的五星红旗，那种眼神是坚定地向往。
比赛期间，郎朗遇到了来自台湾的选手。这是三个女孩。一个叫詹未英，一个叫张晓荧，还有一个姓李，名字郎朗已经记不得了。他记得最为清楚的是她们的问话：
“你是大陆来的？”（瞅他这么高这么胖，不大相信）“你们是不是住茅草房？”“这是什么东西？”（一个女孩指着电视考问郎朗）“你们有吗？”
郎朗听了这种问话当然十分气愤。不过，当郎朗如实回答并且对中国改革之后的人民生活现状予以说明后，三个女孩的敌视情绪消失了，她们用歉意的口气解释，说她们是从电视上看到的，你们的小孩子都在做苦役。郎朗告诉她们事实真相，她们相信。她们后来都对郎朗非常好。她们还为郎朗取得的成绩衷心祝贺。后来，当这几位台湾选手遭淘汰后，都恋恋不舍地向郎朗告别。由于参赛选手仅剩下六名，拥挤的宾馆里也显得空荡了。郎国任为了省钱，退掉自己那一百美元一宿的床位，与郎朗挤在一张床上。没有瞧得起中国选手的日本人也不得不因对郎朗恭敬而转为对郎国任的恭敬。起码没有因为他与儿子挤在一张床上而轻看他。
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轮，六名选手分两拨，一天三名，逐一登台，与乐队合作协奏曲。在历次国际赛事中，中国孩子在与乐队合作时常常是吃亏的，因为我们平时条件有限，所以，与乐队合作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作为评委的周广仁先生也是深为郎朗担这个心，她知道郎朗要弹得那首肖邦协奏曲与乐队合有相当的难度。特别是进入第二乐章时，乐队速度慢，万一钢琴带不了乐队被乐队拖着走，那就得弹散，一散，就抓不住听众，更抓不住评委了。
周先生坐在评委席上暗暗替郎朗捏把汗。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这时候的国际评委周广仁先生真正希望郎朗能够一举夺冠。
时间：1995年的9 月9 日。
地点：仙台大剧院。
乐队：莫斯科交响乐团。豪华阵容占满舞台，占满人们视线。一架三角大钢琴。舞台的帷幕正中，挂有一个人的头像，那是——
第三节 一张忧郁敏感的斯拉夫面孔会被中国孩子感动吗
帷幕上的头像有着刺绣的效果。那是一张忧郁敏感的斯拉夫人面孔——柴柯夫斯基，这是一个能够让人类忧郁的名字。看上去，就连他的胡须都是忧郁的。那双深陷在眉骨下边的眼睛在注视着会场，注视着豪华的莫斯科乐队，也在注视着那架闪着珠宝般光泽的三角钢琴。全世界只有一个柴柯夫斯基，一个不朽的时时可以伴随我们的音乐之魂。
然而，他会关注这个中国孩子吗？他绝不是来自高贵的有教养的家庭，他对于西方上流社会的文化礼节几乎一无所知，他对宗教还缺乏起码的理解。他还太小，乌黑的中国式小分头，让他那位不会化妆的父亲不知往上面涂抹了什么发乳头油，使薄薄的那层头发紧贴在头皮上，像粘了一张黑颜色的纸，没有一点蓬松感。他坐在巨大的钢琴前，脑袋只比钢琴高出了那么一点点，所以，他在看指挥时，脑袋得使劲往上探仰着才能看见。这样一个孩子端坐在如此豪华的乐队丛林中，大有被淹没之感。而这个孩子，则不肯被淹没，他那张涂满稚气的脸上，顿时充满了童年的全部神圣和灵性。
“我从未合过乐队，比赛前我感到非常疲倦。当时练琴在一所大学里，好像是工程学院。我在琴房的椅子上睡了一觉。从琴房到比赛场需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决赛六个人，分两天比赛，每天三个人，都是晚间七点开始。我是排在第一天。”郎朗是这样回忆当时比赛的：
“我排在最后边，等前边那两个人，一直等到了九点多，特着急。我爸让我睡一觉。把两张桌子往一块一拼，我爸给我盖上演出服装，把灯关闭了。我闭眼养神。快到点时，我爸叫醒我，让我再遛一遍曲子，我爸听了说好了，没问题，你就尽情发挥吧！
“舞台监督是个中年男子，日本人，他给我一递眼神，打个手势，我就往台上走去。我很轻松，没任何压力。赵老师和我爸都说，没事，得前三名就行。但，我心里边想，必须拿第一。决赛就比一首协奏曲，36钟。”……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长长的前奏仿佛专为指挥准备的，似乎从根本上忽略了这位中国神童的存在。这种冗长句子的前奏是对一个13岁孩子的耐性与心理的真正考验。指挥有着一头浓密的金发，像戴着一顶皇冠般的假发。他立于郎朗的斜上方。郎朗能否成功，就看与他这位指挥之间的交流是否默契。
莫斯科交响乐团有着足够的辉煌。郎朗置身期间犹如裸露在炽热的阳光下。黑色光亮的三角钢琴像一块沉默千载的礁盘，等待着这位身着白色衣着，扎着黑色领花的中国男孩去唤醒。男孩与钢琴黑白分明，对比度极强，令人神清气爽。
前奏为这个孩子铺展开一条暖色的音乐通道，他很舒服地抬起了双手——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衡接，不仅靠指挥的手势，更要靠一种音乐的悟性与敏感。郎朗天衣无缝地完成了这种过渡与对接。他以飞翔的姿态靠近盘键，一串干脆利落的触键，清亮亮地带着洁白的感觉去扣击这块千年礁盘，于是，一片灿烂与乐队营造的这片美妙空间得到了动人的呼应。
F 小调，OP. 21，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其实应该算是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因为它是作于1829年，比他的第一首钢琴协奏曲早作了一年。可这首曲子因出版晚而成了第二。
肖邦在写这首曲子时，正值青春季节，他疯狂地爱上了学声学的一位姑娘，她叫康斯坦莎. 格拉德科夫斯卡。恋爱过程与感觉完全是西方式的，一见锺情。肖邦陷入情网，整天相思，却羞于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这份感情。单相思的折磨，硬是把他折磨出这首可以流传千古的名曲。对于青春期的肖邦来说，不吐不快，不写不快，而当他写出这首曲子并且于1830年3 月17日在华沙首次由他自己弹奏时，该是多么淋漓尽致的场面。听懂的和听不懂的肯定会同样陷入那种音乐气氛。肖邦等于向全世界表述他的初恋，他的死去活来的痴爱。只是不知道那次演出时，被他倾心狂爱的姑娘是否在场。
郎朗还是个孩子，是个在中国视爱情为不正经的保守封闭状态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父母之间长期分居，到了一起还免不了拌嘴，即使在有限的条件下温存一番也会严格地提防他，回避他。所以，他接到女孩子的所谓情书统统扔到马筒里，连看都不看一眼。他是个多么纯净透明的孩子，对于爱情深渊他不仅不敢迈步，甚至连瞅一眼的可能都没有。而西方的音乐大师如莫扎特、李斯特们却在爱情的接触与涉入上要早得多，深刻得多。这大概就是东西方的差异。问题是这种差异能否影响到对于肖邦音乐的理解与演奏呢？
其实，也真难为了郎朗这个正派的好孩子。父亲告诉他，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去弹这首爱情的曲子，带着对母亲的爱去弹，总之，要投入真正的感情去弹。然而，这种感情能够真正表现出肖邦那种缠绵绯侧、充满浪漫主义的美妙的幻想情趣吗？
像所有的协奏曲一样，肖邦的这首乐曲也分三个乐章，第一章是快板，庄严、雄伟，乐队演奏出很长的引子，好像是铺垫，在渐弱下去的衔接处，钢琴脱颖而出，以脆快明亮的击键，表述着动人的语言，晶莹璀灿，充满勃勃生机。郎朗正是以洒脱的感觉和精确的触键，还有那种随着音乐节奏而起起伏伏的身子，楔子般地为辉煌乐队定了基调，并且使自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不断上仰的额头，是否是不断做着升华的努力？特别是他的眼睛眉头被一种成熟情感揉搓得极富变化，从镜头看去很是耐人回味。他完全把自己融入肖邦的情感中。他在第一乐章中得心应手，完成得非常之好。他被乐队拥抱着，宠爱着，他进入了合作的佳境。
进入第二部分，便转入广板。这是个慢板乐章，令人沉醉的爱情描述，如梦似幻，用幻想和热情去编织浓郁的诗境，从中托浮起肖邦日思夜想的女神——格拉德科夫斯卡。这是最难弹奏的部分，只有用惊人的手法才能让钢琴在声乐风格中歌唱。钢琴进入最优美的意境时就是进入了这种声乐风格的歌唱中。郎朗最爱歌唱，所以，他还是比较适合弹浪漫派的东西。然而，这种歌唱不是一般的歌唱，它是梦境的歌唱，李斯特是这样诠释这种歌唱的：“它所表达的意境有时光芒四射，有时充满柔情的忧伤。”郎朗表达明亮，表达光芒都不成问题，可是，表达那种充满柔情的忧伤，确实需要一种更为内在的东西。更难的是节奏的掌握，不光是自己的钢琴节奏，还要控制好整个乐队的节奏。
尽管郎朗7 岁弹完740 ，9 岁弹黑键，11岁弹《匈牙利狂想曲》，12岁弹肖邦第一、第二协奏曲；肖邦24首练习曲；13岁弹拉赫玛尼诺夫第三协奏曲；柴一；进度惊人，功夫扎实；尽管数年寒窗，郎朗苦心练琴，通过《塔兰泰拉》把他的指尖和弦练上来了，通过《狂想曲》把他的八度和弦练上来了，通过肖邦的练习曲、回旋曲把他的音乐练出来了，但是，他若想在这样重大的比赛中真正弹好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战胜对手，征服观众，征服来自世界各国的口味不同的评委也仍然让人深深担心。
最令人担心的时刻到了。那就是看郎朗弹第二乐章时如何处理与乐队的关系。这个乐章本身要求就得弹慢，而弹得太慢，就极容易使整个乐队松散疲沓下来，那可就无法收拾了。而只有带着乐队牵着乐队，与乐队浑然一体，达到深度默契，那才能使散开的音乐拢起来，拢出一团粘稠的深情。太难了，对于从未与乐队合过这首曲子的郎朗要想左右乐队，牵着乐队确有不小的难度。但是，郎朗做到了。他不仅征服了乐队征服了指挥而且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我们之所以称道他，赞美他，皆在于他做到了。他做得好极了，他不仅准确传递出了肖邦的感情，而且，他弹出了他郎朗自己的感情。真分不清哪些是肖邦的哪些是他自己的。他与乐队达到了高度的默契，他的指下飞迸出了火花——，能够在如此紧张的比赛中迸溅出火花，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郎朗在谈到当时情景时说：
“开始乐队起得太慢，周老师和赵老师都怕我带不起来，曲式比较散，慢起来很容易越弹慢，弹散，后来，我给乐队带起来了。我带特巧妙，看不出我在抢速度，我与乐队融合一体，一点间隙没有，完全合为一体。指挥与我眼神交流，特和谐。第二乐章太感人了，是爱情的倾诉，我爸让我去想爱祖国，爱山河……”我感情完全投入了，我把台下弹哭了，他们感到我是在跟上帝对话。“
郎朗越弹越来神儿，到了末乐章时，他发挥出东方人的全部灵性，把旋律表现得美极了。他仿佛是天使，弛骋在一片高远圣洁的天空，那么轻松，那么明快，那么辉煌。仿佛手底下有着无穷无尽的珠宝任他拨弄，每一下拨弄，都发出了水晶般清澈透亮的声音。郎朗的技巧与音乐达到了高度的和谐，随着他那出神入化飘忽不定的手指，旋律生动欢快，隐隐透出了玛祖卡舞曲的节奏。这种节奏在郎朗翻飞的指尖下缀联成一片洁白轻盈的浪花，而郎朗正是在这片浪花尖上尽情跳跃，将情感一次次推进推向高峰，最后，和他的乐队一起完成了一次辉煌的情感仪式。指挥感谢他，乐队的人感谢他，观众更是感谢他。悬挂在帷幕上的音乐之魂——柴柯夫斯基是不是也会感谢这位中国的孩子呢？
郎朗受到的欢迎是激动人心的，就是不得第一名，光享受这种掌声、喝彩，也是不虚此行。他一遍遍返场，一次次地行着大礼，依然迈着他父亲为他精心设计的那种过于沉稳的“小大师”步子……
别忘了，我们是在日本仙台比赛。别忘了，还有一位叫作上原彩子的日本女选手。她是上届柴柯夫斯基钢琴比赛的第二名，第一名轮空，她耿耿于怀。她此番出征，就是要夺冠，夺取第一名！这是不含糊的。否则，她没有必要参加比赛。她是日本的希望，也是夺冠呼声最高的选手。从那些一开始就围着她转的那些记者，那些火箭炮筒似的摄相机和照相机，都在对准了她。而没有任何记者会注意到中国的郎朗。这倒也好，让郎朗有了安宁，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集中精力练好曲目。
上原彩子占尽“主场”之利，她是雅马哈公司出钱培养她，送到美国深造，还为她请了一位俄罗斯著名钢琴家指导。她有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好像她是当然的无可争议的冠军。一般我们通常认为日本孩子弹琴注重精确，而往往在音乐上弱，可是，上原彩子在技术和音乐上同样出色，在精神上更不肯示弱。她的确很有实力，演奏时显的沉实坚定，充满自信的力量。她当然会大受欢迎。
还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选手，普列马托夫，他长得人高马大，弹钢琴时有种居高临下之优势。他比郎朗大两岁，却要高出差不多一个脑袋。郎朗是纯粹的小孩，可他却是个真正的大人。从他来自的国度看就有优势，老柴属于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以他的名义命名的音乐会怎么能够不看重来自他们国度和民族的选手？如果从有利角度而言，他们都比郎朗更有着夺冠的优势。冠军究竟会落在谁手？
最忠实的听众郎国任，在听完六位参加决赛选手的演奏后，他深感震惊。特别是日本的和俄罗斯的选手发挥极佳。他们都有可能折桂。但是，他更看好自己的儿子。郎朗比他们更能打动听众，郎朗弹得更有光彩，因此，郎朗所受到的欢迎是空前的。他一次次谢幕，一共谢了四次，还是难以抚平场上的热烈潮水。观众们涌到了后台，把后台门堵得严严实实，为得是找郎朗签名。看到儿子在这片欢呼的潮水中起伏，郎国任更是心潮难平。
比赛结果，郎朗如愿以尝，获得第一名，而那位上一届的第二名日本的上原彩子这次又得了个第二名；又一次遗憾。获得第三名的是俄罗斯选手普列马托夫。
9 月10日这天，获奖选手表演。已经获得第一名的郎朗震动了日本舆论界，他们将原先对准上原彩子的一片镜头齐刷刷调转过来，对准了郎朗。镜头面前的郎朗多少有点不适，他有点腼腆地应答着记者们的采访。记者问他喜欢吃什么，他说喜欢吃肉，吃蔬菜、水果；问他业余时间喜欢干什么，他说喜欢体育，爱看足球。
记者采访第二名上原彩子。记者问她你有什么感受？她答道：我又参加了一次比赛。这句话说得多有意味。
郎朗在日本名声大躁，人们热情相邀郎朗来日本演出。俄罗斯的资深评委谢尔巴克马上与郎朗签了合同，订于明年邀请他到莫斯科、日本、朝鲜、以色列、意大利等国家巡回演出。日本“NHK ”公司录制了郎朗与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的肖邦协奏曲CD光盘。“JVC ”唱片公司还录制了郎朗钢琴演奏专辑。一家演出公司还问郎朗是否原留在日本。郎朗回答得非常明确，他说他不会留在日本。但，他答应了这家公司的邀请，来日本演出。后来，郎朗母亲周秀兰也随同儿子一起来到日本。这是她第一次出国，第一次随儿子到国外演出，第一次享受到儿子给她带来的荣誉。每每说到这里，这位饱受风霜的母亲就会洋溢出一种近乎天真的动人状。令我感动。所有国际钢琴比赛没有一个家长到场，只有郎国任特殊，所以外国人见了他便问：你是老师？他如实答到：我是家长！外国人不会知道这位家长对于郎朗的重要性，便面露诧异：家长来干什么呢？
获奖选手表演音乐会的场面是相当激动人心的。选手们的精彩发挥，使本次大赛在辉煌中有了一个璀灿的句号，而郎朗的名字从此融入了仙台的广濑川河，汨汨流向日本岛。作为本次大赛的组委会主任中村广子在镜头上出现时，显得特别高雅，她的气质与周广仁先生有些相象，年龄看上去也差不多的样子。她说，她是第一次作这种大赛的组委会主任，她也是第一次遇到中国郎朗这么好的选手。她特别称赞了郎朗。她说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曲子好，但要表现出来是非常难的，而郎朗弹得出人意料的好，整个音乐都被他融入身体中，音乐理解得这么深，技术这么好，他水平确实很高，他理所当然地应该得第一。
中村广子还颇有感触地说：通过郎朗弹琴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水平，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钢琴与西方的距离在缩小，东西方文化也在缩小。
第二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获得圆满成功，而郎朗父子也大获成功。郎朗不仅与同来的中国最好选手相比得到了成功，而且与世界同年龄组的高手相比也技高一筹。
赵屏国老师更是激动万分。尽管这次公布获奖名单时，他没有像上一次在德国埃特林根时那么激动，但他确实在郎朗弹完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时流泪了。他被自己的学生感动得热泪横流。郎朗在接下来所受到的欢迎越甚，他的泪就流得越欢。他在内心深处感叹着：这么小的孩子，比第二名上原彩子小二岁，比第三名俄罗斯的普利马托夫小三岁，这么小的孩子却在这个国际大舞台上发挥得这么好。多了不起的孩子呀！回国后，记者采访赵老师时，赵老师说，我兴奋得三天没睡着觉。这是我经历的比赛中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意义远远超过几场音乐会……我们真正挺起了胸脯，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
在谈到郎朗何以能够夺冠时，赵老师说：
郎朗其实有三个不利因素：1 、年龄较小；2 、在国内从未合过乐队；3 、决赛的曲子难度较大。对此，我抓住以下几个要点不放：
一、这次是“老柴”比赛，我再三叮嘱郎朗一定要把老柴的作品弹好；二是古典作品，除把握住曲子特点风格外，还要发挥郎朗自己的特点。比赛成功了，证明这几点抓对了。在第二轮比赛中，郎朗弹了黄安伦的《序曲与舞曲》，弹得也很出色。俄罗斯一个音乐学院的校长说：“这孩子不简单，虽然我第一次听中国曲子，但我能听懂它。”
赵屏国老师认为这次比赛许多选手失败在老柴的作品上。技巧都不错，但在风格上音乐上弹得不够好。一位外国听众说，我一听到郎朗的演奏就意识到，这个孩子肯定是懂老柴的人教的。“还问我”赵老师说“郎朗是跟谁学的。殊不知，我几乎是研究了一辈子老柴的作品。”
赵老师还告诉记者，有位俄罗斯选手的家长对他说：“我听郎朗弹琴一直在流泪，从他的弹奏中我感受到了阳光。”
作为中国唯一的评委周广仁先生说：
“在这次比赛中，中国选手更为突出。受到极大的欢迎，国外的评委评论说，中国代表团总体实力最强最好。对我们有三点评价：1 、中国的孩子有才华；2 、中国钢琴教学好，是成功的，训练整齐，技术基础打得好，较全面；3 、中国孩子弹得温暖，有表情。
他们没想到我们是这样的水平。最后他们承认——中国了不起。
我作为中国的评委，感到特别的高兴和自豪。
周先生在谈到郎朗的演奏时说：郎朗的演奏感觉好，跟观众交流亲切，很投入。作为演员这点很重要。他的抒情性能打动人。第三轮比赛时，他忽然冒出一些光采、火花来，把大家高兴坏了。另外，他和乐队合作得很好，虽然出来第一次合，但很快就很和谐了。乐队指挥说：“这孩子真了不起！”这也是一种能力。他得第一，是当之无愧的。
听到这么多美好的评价，郎国任心里边所有的委曲都可以得到慰藉了。
比赛结束的兴奋余震并未结束，郎朗他们从仙台同机回到北京。载誉而归，校长陈南岗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他们。她把一束鲜花献给郎朗，她的笑容比鲜花还灿烂。她与一行人一一握手，握到郎国任时，她说，谢谢你。
郎国任呢？一下子语塞，竟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第一节 与殷承宗的缘份
众所周知殷承宗是中国最著名的钢琴家。他的知名度之高不仅来自他曾经荣获的柴柯夫斯基钢琴比赛第二名，而且，还因为他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中的特殊经历。他弹奏的钢琴伴唱《红灯记》曾给我们这代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我更喜欢他弹奏的《黄河》，那是一条大气磅薄的“黄河”，那种力度与厚实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我尤其喜欢结尾部分那种超迈与豪放的《东方红》旋律，每次听到那里，都令我激动不已。他弹出了中华民族的精髓。
殷承宗的黄河有两个结尾，一个是东方红的结尾，一个是别的。这两个结尾分别打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烙印。对于这两个结尾，听众各有各的喜好。但是，我更喜欢“东方红”。殷承宗自己也更喜欢东方红，他到台湾演出，台湾听众也更喜欢东方红，他们为东方红这种“最强音”激动得近乎颠狂。
这些年来，殷承宗走出国门，经香港到美国，最后在美国落脚谋生，可以说历尽沧桑。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多了一种回归渴望，也许是在外漂泊的时间久了，更勾起某种故园情思，总之，他对国内钢琴的发展特别关注。尤其是对于有才华的琴童更是看重。由于钢琴狂热的持续，中国涌现出一批天份极高的琴童，他们在国内外的比赛中脱颖而出，已经越来越为世人瞩目。
在中国这么多琴童中，郎朗是最抢眼的。他在埃特林根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两个最高奖项，这很为香港钢琴界看重。殷承宗到香港时，听到钢琴界有关人士谈到了郎朗这个孩子，那份盛赞的口气一下子就让殷承宗产生了兴趣。他非常想见见这个天份极高的孩子，他不仅是爱才心切，他更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天份高的学生。几年来，他一直想在国内物色一个学生，他所要物色的学生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生，他要找到最好的。
殷承宗揣着一个美好的愿望风尘仆仆来到了北京。
在中国的玄学界，我们时常可以听到一位传教传功的大师会有这种神秘的经历：即儿时的某天，突然被一位素不相识的道士或高僧认领为弟子，遂撇开庸碌的世俗，从而踏上仙途。这是某种天意还是天缘？反正是越玄越好。
写书人不一定非要把殷承宗找郎朗一事往玄里写，但，这确实是件与众不同的事情。因为中国的钢琴老师奇缺，高水平的钢琴老师更是罕见，要想投入到他们门下，即便交纳昂贵的学费，恐怕也难以承诺，而如殷承宗者更是求之无门，安有送上门来找学生之理？
事实上，殷承宗正是抱着找到郎朗亲见一面的愿望，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也许殷承宗先生的了不起处正在这里。这点，让我想到了李斯特。
肖邦第一次到巴黎时，没有人认识到他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钢琴家。但是，李斯特听了他的演奏却激动不已。李斯特为了把肖邦介绍出去，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那就是在他自己的钢琴音乐会上，他正在弹琴时，突然停电了。等到一阵忙乱中把蜡烛点燃时，钢琴重新弹响。人们只觉得这琴越弹越好，却不知道李斯特已经换成了肖邦。就这样，李斯特甘作人梯，让肖邦一举成名，轰动巴黎。钢琴家之间亲密感人的故事可以俯拾皆是。
殷承宗与郎朗之间的故事也很多，很感人，他带着郎朗去美国，一路精彩。容慢慢道来。
殷承宗第一次见到郎朗时，郎朗坐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新楼大教室。他是早早坐到教室里，准备听殷承宗上大师课。郎朗父子都非常看重上大师课。中外著名大师有好多来过这里讲课，阿格丽奇来过，阿什肯纳基来过，还有意大利的康巴内拉也来过，他非常看好郎朗，他要把郎朗带到国外去深造，并且愿为此创造一切条件。这位意大利的著名钢琴家也有着李斯特的那种品格。听了这些大师的上课，郎朗见识了很多，视野开阔，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郎朗是个好学生。听课时，很守规矩。他对殷承宗早有崇拜，他的父亲也非常敬佩殷承宗的黄河。郎国任在谈到殷承宗时，操着那种世俗的精明口吻：殷承宗老有名了！
仅凭父亲这种评价，就可以把殷承宗的权威在儿子心目中矗立起来。听说殷承宗来授课，郎朗格外高兴。
殷承宗来了，教室里发出一阵兴奋的骚动。郎朗朝殷承宗望去，只见殷承宗跟照片上差不太多，一袭深色的西装，领带笔挺高贵，个子不太高，却显得很结实。他脸上挂着笑容，那笑容既像属于每一位收在他眼中的学生的，又像是单独赐给郎朗的。
“你就是郎朗吧？”殷承宗慈祥地盯视着郎朗。
郎朗孩子气地点点头，竟有些腼腆。
讲课的时候，殷承宗的眼神一直注意着郎朗。仿佛他早就认识郎朗似的，只要郎朗在，只要郎朗听得有兴致，他就很兴奋。他做示范的时候，朝同学中极自然地喊了一声：郎朗过来试试。
郎朗就过来了。按着要求，坐下就弹。他能够非常准确地表达出老师的要求。看到郎朗这个挺招人喜欢的小胖子，大大方方，还虎虎有生气，殷承宗眉开眼笑。他觉得郎朗很像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尤其是郎朗在弹琴时，那份投入，那份激情，那份乐感，更让殷承宗回到自己的童年。他一动不动地盯着郎朗，特别入神，一时间竟然忘记了自己在给那么多人上课。
郎朗活泼爽朗，快人快语，这也与殷承宗很对味儿。他太喜欢郎朗了，他们师生可以说一见锺情，没有丝毫陌生感，仿佛他们早就相识，只等这次会面了。于是，殷承宗主动提出教郎朗，而且分文不取。
殷承宗给郎朗上课，对于郎朗父子而言，是求之不得的。对于赵屏国老师呢，就不一定很舒服。这也完全可以理解。在郎国任眼中，赵屏国与殷承宗不能比，尽管他从未否定赵老师对于郎朗有着知遇之恩，对郎朗的成长功不可没，但郎朗到了一定份上，需要水平更高的老师予以指导，对此，郎国任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时候，郎国任也还是愿意告诉别人郎朗的老师是殷承宗。郎朗从朱雅芬那里打了个好基础，从赵屏国老师那里有了至关重要的升华，他从赵老师那里学会了弹琴时进入放松状态；他从殷承宗那里学到了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俄罗斯的发声。俄罗斯的发声太重要了，这对于成长中的郎朗简直是雪中送碳，是他产生飞跃的重要前提。
数年之后，郎国仁还说，殷承宗本身是演奏家，弹琴有感情，讲课也有很强的感染力。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所以，他教郎朗，对郎朗很有收获。他给郎朗上课，讲得比较多的是肖邦、老柴。肖邦和老柴的东西情感比较丰富。我在旁边看他怎么弹，怎么下键，怎么发声。同样是下键，这么下，就有音乐，那么下，就没有。
善于动脑筋的郎国任不放过对任何大师名家的研究与学习，从中总结出一套规律，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教学法。这是最关键的。
郎国任说，我和郎朗一块研究殷承宗的发声，他的发声很有特点。在弹联音联线时，许多人只靠踏板联，我觉得应该放到手上，主要靠手来联。手联非常重要。手抬起，再用踏板，手哪怕欠点缝，声音也照样好。但，光用手把线条联在一起，起伏虽然有了，发出的声音却不是从内心发出的，也不能打动人。只有手和吸气相联，（说到这时，正在练琴的郎朗马上做着抬手深情吸气的示范，）深情地贴摸键，才能增强感情色彩，这就是郎朗在弹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时，何以能够靠音乐光色打动人，能够一举夺冠的关键所在。这也是郎家父子从殷承宗等国内外大师专家那里学到的东西，然后精心地加以研究所得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绝活。
郎国任认为，许多人弹肖邦弹得不到位，在于弹得太外在了，弹肖邦的情感千万不能外在。弹好肖邦得靠悟性，悟性从听课中来。肖邦的旋律歌唱性特强，特粘联，越粘联越美妙，郎国任让郎朗多听弦乐，特别是小提琴的联音，他让儿子把钢琴弹出小提琴的联音效果。正是这种发现与努力，才使得郎朗成功地在仙台大赛中，把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弹得那么魂牵梦绕，富于魅力。
或许这就是郎国任所说的音乐奥妙？郎朗曾以激赏的口吻跟赵老师说起过他爸爸的音乐奥妙，结果，赵老师听了很不以为然。郎国任的确不是科班出身，也不是正规的钢琴老师，他在教学上的权威性无法得到公认。但是，他就像马俊仁，土法上马，不迷信权威，敢想敢干，有心智，出绝招，每每在关键时刻为儿子把握住机遇，因此，他就把儿子弄上去了。弄上去，就是好家伙。在国内受委曲，咱就到国外出气；在中央音乐学院不受宠，咱就到国外受宠，在国际上获奖，比什么都强。就像马俊仁如果不培养出一批打破世界纪录的弟子，他能被承认吗？马俊仁至今也是个极有争议的人物，而郎国任也正是这样一个人物。起码，他并不怎么被赵老师这种科班出身的人看好吧？郎国任才不再乎这个。他一惯奉行我行我素。只要对儿子有利就是最高的原则。他最明白儿子弹到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老师。就像发射卫星时的助推火箭，是得一段换一节的，绝不可能一节火箭用到底的。
前边说到了殷承宗曾在宾馆的桌子上给郎朗讲课，给他做示范。殷承宗壮硕的手指把桌子弹得叭叭响，那声音荡起一片热烈。后来，郎朗也学着往桌子上弹，练手指的功夫。那是他从北京回沈阳时，因为钢琴搬到北京了，家中一时没琴，所以，他就一大早起来弹窗台练习。弹得来了情绪时，劈劈叭叭的声音震天价响，暖气管子也一同发出共鸣，带动了整个楼房激动起来。这下子惹恼了楼下的人，立即有人从楼下上来找了，当邻居得知是郎朗回来了，在用窗台当钢琴练，便不好意思说什么了。当然了，郎朗也不好意思再弹下去了。
殷承宗给郎朗讲弹琴技巧，也讲音乐的内在东西。响鼓不用重锤，郎朗一点就透。他的接受能力颇受殷承宗喜欢。殷承宗给他上课的次数虽然不是很多，却让他有了一个大的提高。殷承宗给郎朗留曲子，留的量很大，再大，郎朗也能消化。这段时间郎朗的进步是飞跃的，并且，眼见着郎朗在逐步往成熟走，随后，郎朗开始了国际演出活动。
我从《钢琴艺术》杂志上看到一幅照片，那是配在一篇写殷承宗的文章中发的。照片上，殷承宗正在以大师的风度给郎朗上课，照片下边标着一排字，说明殷承宗下大给他的学生上课。郎朗抬头瞅着谱子，那眼神特别专注，殷承宗立于钢琴一侧，面部神态庄重深沉。
我在端详这幅照片时，我就想，这份杂志在钢琴界肯定影响较大，许多人都会看到，而经常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赵屏国老师无疑也会看到的。那么，他会作何感想呢？他教了郎朗好几年，却不曾在这种杂志上发过这样一张照片。
殷承宗的出现，对郎朗父子无疑是个福音。他不仅免费教郎朗弹琴，而且，他还为郎朗提供了去美国演出的方便。
1996年7 月31日，郎朗父子去了美国，第一站就是纽约。纽约的大楼，纽约的繁华，到处都令郎国任目不暇接。明亮的玻璃幕建筑，像镜子一样不仅折射着阳光，也照亮了路上的行人和车辆。立于这种镜子面前，郎国任目炫神迷，禁不住回想起他所在的工厂，和那位铁嘴书记曾对他的尖刻批评。因为他超假了，去北戴河学二胡，铁嘴书记说：你还上北戴河，你咋不上扭腰（纽约）呢？旁边听到的工友吃吃笑他郎国任。他当时好没面子！他就是再有决心，再有眼光，他那时也不敢去想数年后，他真的来到了扭腰。
美国集中了世界上那么多的优秀钢琴家。如果说，以往世界钢琴的中心在巴黎，在德国，那么，现在的钢琴中心肯定是移到了美国。美国这片土地太富有了，也太有魅力了。世界各国有才华的钢琴家都往美国集中，中国的年轻钢琴家们也都涌入美国，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系学生无论本科还是附中，也都想方设法去美国。光他们熟知的钢琴家就有好多在美国的。美国的钢琴家现在太多了，但是，美国仍然欢迎真正有才华的钢琴家。
到了纽约，人就觉得渺小起来。楼那么高，人怎能不变渺小呢？
郎朗此番赴美，是应美国的斯坦威演出公司所邀。第一场音乐会就在斯坦威音乐厅演奏。音乐厅呈圆形状，四周的走廊挂着许多音乐大师的油画肖像。郎朗一眼能认出的有贝多芬、霍洛维兹等。这些画像在这里看比在别的地方看要神圣得多。
斯坦威音乐厅在美国享有盛誉，到美国来的所有著名钢琴家音乐家必到这里演出。殷承宗对郎朗说：这里是钢琴家的圣殿。
于是，郎朗开始仰头瞅屋顶了。他瞅出了一片崇高和神圣来。在斯坦威音乐厅的马路对面就是更有名气的卡耐基音乐厅。后来，郎朗也到卡耐基音乐厅进行演出。越好的音乐厅就越能让郎朗兴奋，越能调动起他的激情，就越能使他发挥好。
郎朗父子非常看重这第一场演奏。一定要一炮打响。这是美国，在美国打响有多重要！为了演好这第一场，父子俩精心选择曲目：肖邦的12首练习曲、OP10、塔兰泰拉、柴柯夫斯基变奏曲、匈牙利狂想曲第6 首。这些曲目都是郎朗最拿手的，他们爷俩坚信不会出什么差错。
也许是斯坦威音乐厅空间太好，也许是到了美国人就变得心情舒畅，反正，那天郎朗每一首曲子在郎国任听来都比过去弹得好。光色好，音乐也好，还不断有那种灵感升腾的火花。因而，所得到的欢迎也是够激动人心了。
郎朗弹奏肖邦第二练习曲震动了斯坦威，也震动了纽约。这首曲子对指法要求特高，一只手的大拇指与食指伴奏，其它三个指头是旋律，要同时进行，要有分有合，其难度极高。不仅技术上要求精湛，音乐上也要求极高。郎朗在吸气时很有功夫，他好像吸的不是气，而是音乐的底蕴，音乐的精华，他慎慎地吸着，不敢有一丝的松懈。他对音乐有着惊人的控制力，这么小的年纪能够有着这样了不起的自力，确实了不起。
郎朗一炮打响，随后而来的另外六场比赛，也是场场发挥出色，场场精彩动人。他们从纽约到波士顿，与了不起的波士顿乐团合作弹协奏曲。波士顿乐团唤起当年的郎国任多少崇拜啊！波士顿到过中国，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
郎朗完成了父亲的要求：每场演出必须弹好，必须要留下好印象，必须要有一批崇拜者跟随……台湾一批学生听完郎朗的演奏，感动得纷纷落泪了。他们对郎朗说：“你是未来的大师！”
《世界日报》一位女记者追踪采访。她问郎国任，郎朗这孩子如何练琴？几岁学琴？一天弹几小时？在哪儿上学？郎朗一一作答，她什么都问，都打听，都感兴趣，唯独没有问到郎朗弹琴的苦难和遭了多少罪。当她发现郎国任对孩子管得特别严，一点也不放松时，便不解地问：不什么要这样管孩子呀？
郎国任说已经管习惯了。不管的话，他们父子都不得劲儿。女记者对这种回答很不理解。郎国任只好向她诉说了在北京他们爷俩舍家撇业，天天在一起呆了5 年。5 年，已经把孩子管得习惯成自然了。
管了五年？她“NO！NO！”地连连摇头。郎国任无法给她解释，越解释，人家就越费解。她怎么能够理解中国的父母？怎么能够弄懂望子成龙呢？
郎国任只好避开那些沉重的话题，拣点轻的说。比如郎朗弹什么曲子，获过什么奖项等，当他听完郎国任的这种回答，忍俊不住地连声称郎朗是天才。
这位资深的女记者很敏感，她问这孩子是跟谁学的琴。郎国任一一道来：朱雅芬、赵屏国、殷承宗。这几位老师只有殷承宗在场，女记者就上前采访殷承宗。她问殷承宗什么时候开始教郎朗，怎么发现了郎朗，如何评价郎朗云云。
殷承宗的情绪特别好，他非常爱回答记者的提问。他的学生在美国为他这位老师争了光，他脸上便放起光了。那光也能照亮别人，且也能给人以温暖的。殷承宗肯定地说，郎朗是中国最好的琴童。
女记者又问：“像他这样的孩子在中国还有几个？”
殷承宗马上答道：“什么几个，仅仅一个！”
仅仅一个！这是殷承宗对郎朗的评价，也是对郎朗的信任。这很令郎国任感动。他在对我诉说这件事时，他的高兴是溢于言表的。
在美国这段时间，郎朗父子和殷承宗朝夕相处，彼此都觉得很愉快。殷承宗很细心地照顾着郎朗父子。无论生活上还是练琴上，都安排得很好。即便业余时间，他们也玩得很开心。殷承宗爱好游泳，可郎朗还是个旱鸭子，殷承宗就耐心地鼓励他下水，教他游泳，还让他趴在自己厚实的背上，驮着他在游泳池中前行。在外人看来他们一点不像师生，倒像是父子或者兄弟。总之，郎朗非常难忘与殷承宗在一起的日子。
尽管他们郎家父子是那样感激殷承宗，但是，最终，郎国任在为郎朗前途的抉择上依然没有顺从殷承宗的意愿。这就又一次说明了郎国任的不同寻常之处。这也是后话。
第二节 又一次惊人举措
从美国归来，郎国任的视野更开阔了，心气也更高远了。他已经感觉到曾经那么神往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往里边挤的中央音乐学院，已经让他感到太狭窄了，甚至有种说不出来的憋闷。对于赵屏国老师教郎朗，他已经觉得不那么合适了。郎朗接受能力太快，他恨不得儿子能够飞得更快更高。而赵老师却远没有他这么急切。他给郎朗留的曲子，在他郎国任看来，太保守了，与郎朗提高的速度已不大合适了。他有了想法，搁心里憋着，不说，那可不是郎国任。管你爱听不爱听，愿意不愿意，该说就得说。他大概也不会想到，他与赵老师的矛盾已经达到了一触即发之地，经不起他这一说——
郎国任跟赵老师接通了电话，他对赵老师说：你让郎朗弹“拉三”吧！郎朗有这种激情，也有这个欲望。郎国任说这话时，口气一定不柔和。（郎国任从来说话也不大讲究口气是否柔和的问题）这在对方听来，能不觉得刺耳吗？
赵老师马上说：那不行！得按教学大纲来。
郎国任回敬道：哪有按大纲来的？郎朗从进音乐学院起，就从未按过大纲。要是按大纲来，还拿不到金牌呢！（这话说得很冲，也很理直气壮，毕竟儿子拿了大奖，有什么比拿大奖还是国际著名的大奖更有说服力的？）
对方顿时语塞，好久没有回音，可想而知，作为资深的一位老师此时内心会有着怎样的翻腾不已。后来，电话是在摔出的声音中挂断的。
在对待儿子的问题上，再有责任心的老师也是不如家长动心的。更何况郎国任这种敢于打破常规，敢于藐视权威，一心要创造奇迹的家长。他的举动常常令人不可思议，更难于接受。
郎国任当时只有一门心思，就是让儿子跟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比，让儿子成为超级神童。他得知世界上有一位希腊的神童，13岁时弹奏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所以，他也要让郎朗在13岁时拿下“拉三”，撵上这位希腊神童。前苏联有位金发神童基辛，12岁轰动世界。基辛确实神奇，一头金发羊毛卷，隆起的眉骨下深陷着一双瓦蓝的眼睛。那目光绝对有着超凡脱俗的感觉，弹琴时，从不旁视，异常专注瞅着暝暝前方，仿佛在与神灵交流，并能从神灵那里获取弹琴的灵性。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曾被喻为来自天国的金童子。他在12岁上能弹肖邦的第一、第二钢琴协奏曲，这对郎朗而言，已经可以达到了。郎国任非常关注基辛，他时常拿郎朗跟基辛比。他觉得郎朗并不比基辛差，郎朗不仅也具备基辛达到的难度，而且郎朗还有自己的绝活——肖邦24首练习曲。他郎国任不相信别的同龄孩子能够弹下这24首练习曲。
郎国任给儿子规定的目标就是别人有的，我一定要有；而我有的，别人却一定没有！就是这种功名心切，导致了他指挥老师，让老师给他的儿子留作业，好像他比老师还明白，可以指导老师似的。
郎国任特殊就特殊在这点上，当然，得罪人也在这点上。他有点不近常理，也不怎么按常规。一些学生家长在学校门口闲着议论打孩子的事儿，有的说打好，也有的说不能打。一位老师过来，听到家长们议论，便表态说：当然不能打了！孩子得心平气和地劝说，打是对孩子的摧残。家长们见老师这么一说，马上随声附和。开始主张打孩子的家长也瞬间变了态度。郎国任却不听邪，他冲着老师说，哪个弹好琴的孩子没挨过打？一百个孩子就得有九十九个挨打的，怎么能说不挨打？要是不挨打，这孩子也练不出来。
那位老师瞅瞅郎国任，一声没吭，扭头就走。这不是平白无故得罪一个人吗？如果那位老师是个小心眼儿，背后还能说一句郎国任的好话吗？
赵屏国接到郎国任的“指示”，肯定气得够呛。谁是老师，谁听谁的？这在整个音乐学院没有先例。他愣坐着，说不出话来。这不是头一回了，他郎国任比比划划，指指点点，仿佛他比老师还高明。他已经不能容忍了，上课时，他总是有他自己那一套想法，总想强加给老师。他赵屏国教了这么多年学，还从未遇到过郎国任这样的家长。人家的学生家长无论地位多高，对老师都是毕恭毕敬，生怕老师不满意，哪有他这种专挑老师毛病跟老师过不去的人呢？他傲慢无礼，自以为是，他眼中还有我这个老师吗？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受到挑衅时，他是无法平静的。赵屏国老师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他感到窝囊，他必须找个说理的地方，必须找个出气的办法。
赵老师找到学校领导。他委屈得不得了。他说，太不像话了，哪有学生家长给老师留作业的。这是对学校正常教学的干扰，不能不管！他提议一定要开个会，专门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学校领导给他撑腰，刹一刹郎国任的威风，让他在会上公开承认错误，向赵老师赔礼道歉。
这件事一阵风般在音乐学院传开了。郎国任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
郎国任听说学校要开他的“批判会”，他觉得很好笑。这让他不禁想起当年在小工厂时，因为拉二胡跟一位车间小头目干了一架，工厂要开他的批判会的情景。那是个批判的时代，批判会比什么都具有杀伤力。郎国任是个要面子的人，他真害怕批判会上出他的洋相。因此，他坐立不安，最后，不得不搬动他的母亲去找厂长，好说歹说才化险为易。然而，今非昔比，他郎国任倒要好好看看赵屏国的张逞。他才不怕什么狗屁批判会了。
这像一场隆隆作响的雷声滚过天际，声音很大，却没有带下来一点雨水。许多家长议论纷纷，都听说要开郎朗爸爸的会了。各种说道都有。郎国任不能没有压力。但他既然认准了的事情，他就坚决干到底。他的主意才正呢！他不相信赵老师有那么大的能耐。既便真开了他的会，他也绝不在乎。为了儿子的成功，他在乎过什么？如果需要，把命搭上他都不会说二话的。从这点说，郎国任有种！闹哄了好一阵子，却并未开成什么会。原来，应该参加会的有份量的人都借故不参加，会就没有开成。开不成会，赵老师的气就没地方出。双方只能僵持着。
郎朗知名度雀起，报社电台纷纷到学校来采访或制作节目。对外，家长与老师的矛盾还得掩饰着，彼此都很节制。赵老师对郎朗似乎比以前更显得亲近。他给郎朗配了眼镜，还让郎朗去他家休息。记者在赵老师家看到了他们师生之间很亲密的样子，于是，就写出了很有利于老师的报导。郎朗是何等精明的孩子啊！他也会当着别人的面表现出对老师的亲昵来。在老师与父亲的矛盾中间，他当然是要向着父亲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但，他绝不愿让赵老师看出来。在这方面，郎朗有着惊人的聪明。
但是，有位记者好像看出来了赵老师与郎朗父亲之间的矛盾，便对郎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弹琴上假如老师和你爸的意见不一样时，你听谁的？
郎朗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当然听我爸的了！
这段话，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当然也有一定的副作用。特别是有些老师很反感，认为记者水平太低，不该提出这种问题，更不该把它刊登出来。我想，那时候郎朗毕竟还小，要是现在，记者再问他同样的问题，他绝不会作如此回答。至少，他更通达了事理，他学会了掩饰。掩饰，可以避免彼此的诸多尴尬。
然而，掩饰只是暂时的，矛盾终归要暴发。有两件事令他们父子难忘（为了叙述方便，这两件事不按时间发生的顺序）：
赵老师给郎朗上课。上的是柴柯夫斯基的变奏曲（F 小调）。这个曲子在郎朗看来有点像舒曼的风格。赵老师让郎朗手指往下摁键，郎朗却说俄罗斯人手指不是往下摁是往上翻。赵老师说不对。郎朗据理力争，他说殷承宗让我这么弹的。赵老师说，殷承宗也不是柴柯夫斯基！
临近春节时，中央电视台派人到音乐学院来拍摄春节节目。有摄相的，也有导演，在学校有关人员陪同下，闹哄哄的一大帮人。郎朗坐在钢琴前，试了试音，一切都做好了准备。高倍亮度的灯光也打开了，把拍摄现场顿时照得呈明瓦亮，空间有种失真的晃眼。当摄相机镜头对准了郎朗时，郎国任马上盯住了导演，告诉他让郎朗弹《夜曲》。郎国任总是在这种关键时刻长精神头儿。
导演几乎连核计都没核计，就要转达郎国任的“指示”，哪知就在这一刹那间，矛盾激化了。在导演旁边的凌远老师听见了郎国任的话，气不打一处来。她的脸愀然变色，指着郎国任训斥道：
你个家长，老说什么？
凌远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钢琴学科主任，是赵屏国老师的妻子，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超过了他的丈夫。无疑她是这种场合的权威了。她肯定对郎国任的不识时务或者不自量力早有不满。她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完全令郎国任措手不及，也令在场的人目瞪口呆。一时间，闹哄的场面沉静得可怕，人们刷地一下子将目光扫向郎国任。
只见高倍强光下的郎国任那张脸变成了紫颜色，五官似乎出现了瞬间的错位。他瞅着盛怒之下的凌远，张口结舌，一下子就没电了。如果换了赵屏国，他或许还会说点什么，起码不至于如此窘状，但是，面对凌远，他实在不知如何是好。瞅瞅身前身后这么多人，有多少双眼睛就有多少人在看他出洋相。他最受不了这个，他郎国任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但，他又有什么办法？他只能忍气吞声，诺诺而退。
可是，强光下躲避并不容易。他觉得脸烫得像被人狠狠煽过，一种火辣辣的滋味。他灰溜溜地从人缝中挤了出去。那简直就是他一生当中最为难堪的一幕。郎国任哪是个吃过亏的人呀！即便是那种眼前亏，他也从不愿吃。他在这么多人面前掉了架，你不妨想想，他该有多么恼羞成怒。但是，他就是条龙，此时也得委屈地蜷着。这里是没有他的市场的，他很清楚这么多人是不会向着他的，相反，倒是要好好欣赏一下他是如何出的洋相。
强大的郎国任在一片哂笑的表情面前迅速萎顿下去。他只能透过绝望的人缝中去瞅他的儿子。
郎朗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看到了胜利者一方，也看到了失败者一方。他很震惊。他既震惊于凌远老师这么厉害，又震惊于他更厉害的父亲怎么如此不堪一击。灯光在烧烤他，他觉得浑身不自在。他比他那尴尬的父亲还不自在。他知道这么多人都在盯着他，都在等待着他做出选择。弹什么，这本来是最简单的事儿，可现在复杂得令这个孩子透不过气来了。
这种时候有点像“文革”站队，是个一点也含糊不得的原则问题。众目睽睽之下，郎朗突然从琴凳上站起来说：我不弹了！
中央电视台的录音，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和镜头，只因郎朗这突如其来的举措而沉默了。这一下子可乱了阵角。很多人劝郎朗，导演也过来劝郎朗。他们主要是为了郎朗而来，郎朗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宝贝，惹恼了他，他不弹了，这节目就做不成了。那上面怪罪下来，责任谁负？
郎朗是在替父亲争面子，争尊严，他执拗地说，要弹就弹我爸说的《夜曲》。到底还是按着郎国任的意图行事，最终还是同意郎朗弹《夜曲》。
当郎朗重新坐回到琴前，在灿亮的灯光下缓缓抬起手，去触键时，郎国任的心动了。动得难以控制。就像猛地涌涨起一股难言的酸楚，直顶到了鼻腔，弄得一片酸溜溜的胀麻。随着柔和宁静的旋律，郎国任的心变得很沉很沉，那是一种压抑，一种憋闷，他听出了儿子的声音，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只想哭。平日听来很轻松的夜曲怎么变得如此惆怅。
郎朗那天弹得非常投入，非常有感情。令在场人无不动容。他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一下子就成熟起来了。当他从琴凳上下来结束录相时，悄然走向父亲。他坚定地瞅了一眼父亲，父亲也看了他一眼，他没说什么，父亲也没说什么。他想说什么，父亲也想说什么，但是，他们都没说。他发现父亲的眼圈红了，怕他看见，故意仰头往天上看，他也故意装傻仰脸去望天——天空虽然晴朗，却不是那么蓝的，起码不像书上说的那么蓝。
笔者并不希望触痛他们彼此的情感神经，但是，我确实感受到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微妙。这种微妙时时伴随着郎朗走向成功。郎朗的成功，为他们都带来了声誉，都带来了兴奋，同时，也带来了各自的苦恼。郎朗无疑是赵老师教出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郎朗的每一步进取，都是离不开父亲的。郎朗的成功如果没有郎国任，那谁也不会相信。对于郎朗这种钢琴天才而言，成功的路上，究竟是父亲更重要还是老师更重要？
应该说都很重要。然而，实际生活中并不这么简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复杂难处。我在跟赵老师通电话时，我首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我说我是从郎朗那里得知赵老师的。他一听郎朗，非常敏感，条件反射般地迅捷：郎朗怎么说我的？
我自然说，郎朗说你很好，要不，我也不会采访你，写你。对方长出一口气。郎朗父子真的没说赵屏国老师不好。起码没说什么过头的话。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此一时，彼一时，站在今天的角度，他们都不难做出自己的宽容。但是，在当时，郎国任因与赵老师的矛盾，以及在学校造成的影响，心里边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是不是因为这种压力迫使他做出尽快离开中央音乐学院的决定？大概不能排除这个因素吧。
郎国任不希望再让赵老师教了，事实上，殷承宗已经无条件接受了这个学生。从美国巡回演出归来，殷承宗更加看好郎朗。他逢人就夸郎朗，他认为郎朗到美国会更有发展。斯坦威的老板很欣赏郎朗，他把郎朗介绍给另一家演出公司。这家公司的经济人是著名钢琴家波里尼的经济人。他打算与郎朗签定演出合同。这期间郎国任结识了一位重要人物——陈女士。
陈女士在一家中美演出公司工作，经常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她有着很深的背景，这让阅历丰富的郎国任一眼就能看出来。陈女士是听了郎朗的演出后，对郎朗格外热心。她认为郎朗是罕见的钢琴天才。她对钢琴事业非常热心，她又非常爱惜人才，特别是遇到那些真正有才华的选手，她都希望给予帮助。所以，她劝郎国任及早把郎朗送到美国留学。
陈女士的提议正中郎国任下怀。其实，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觉得郎朗的水平目前继续留在中央音乐学院已经吃不饱了，应该到更高的地方深造。何况他们与赵老师的关系也不适宜再呆下去了。但是，到哪里去深造，这无疑是一次重要抉择。
郎国任虽然去过美国，但，他对于美国的音乐院校情况还是所知甚少的。陈女士答应帮忙。她让郎国任把郎朗的录相带寄到美国的克蒂斯音乐学院。她认识这所院校的院长。
郎国任把郎朗的录相带寄出去了。不久，那边有了回音。院长格拉夫曼很看好郎朗。他特别赞扬了郎朗弹的肖邦第二练习曲。他热情地邀请郎朗报考他们的学校。他认为郎朗极有可能考上，但也并没有打保票。郎国任四下里打听了克蒂斯音乐学院的状况。相比之下，这里条件还是最好的，每年可以为郎朗提供三万美金的费用，还能保证他们爷俩在美国的正常生活开销。因此，他决定报考这所院校。
殷承宗在美国那边也积极张罗为郎朗办手续。他所在的一家音乐院校可以免去考试手续，就能接受郎朗这种水平的孩子入学。他来信说，正在尽快争取办理入学手续。
走到了这个份上，郎国任就积极张罗郎朗出国留学的事了。但是，郎朗是附中二年级的学生，他得附中毕业，才可以办理出国留学，否则，学校不会批准，文化部也不会批准的。等到毕业，差不多还得两年，对于此时的郎国任而言，大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劲头儿。
又到了人生转折最为关键的时刻。就像指挥官面临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战。他经过缜密思考，毅然决定让郎朗退学。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举措，在音乐学院的历史上，还从没有人以退学为代价，去国外考学的。何况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一有个闪失呢？想想当初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时有多难！怎么，现在说退就退了？
郎国任也不跟别人商量，甚至连周秀兰也不知道。他耽心遇到别的什么麻烦，干脆来个快刀斩乱麻。或者叫作先斩后奏。在他提出的退学申请未予批准的当口，他决定让郎朗提前举行告别音乐会。
既为告别音乐会，那就不免带有点感伤色彩。连郎国任都没有想到告别音乐会搞得那么精彩，连着搞了两场，都在北京音乐厅。郎朗在第一次出场时，神态非常庄重，他的音乐会被一股浓浓的离情别绪涨满了。他弹得极其投入，他恨不得把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以来，自己学到的所有本事都使出来。他弹了肖邦的24首练习曲。24首练习曲各有不同，柔情的特柔情，抒情的特抒情，激烈的特激烈，郎朗以其罕见的成熟，发自内心地倾诉着。
郎朗在美国波士顿给老年中心演奏过肖邦这24首练习曲。全套弹下来，用了1小时20分。在场的那些老头老太太们激动不已，围过来不让郎朗走。他们互相诉说着自己的感受，他们说一辈子只听过两个人的演奏让他们如此难忘，一个是霍洛维兹，一个是鲁宾斯坦。这一次，又被郎朗深深感动了。他们争论郎朗的演奏风格到底是像霍洛维兹还是更像鲁宾斯坦。他们争论的面红耳赤。有位老人为郎朗画了一幅肖像，题上祝辞：当代的霍洛维兹……
美国听众喜欢肖邦，中国听众也喜欢肖邦。肖邦的情感其实最具东方的味道。要不，钢琴诗人傅聪怎么会用柳咏的词的情感去衡接肖邦的音乐呢？郎朗对于唐诗宋词所知甚少，这是他们这一代弹琴的孩子的共同缺陷。所以，在文学和文化素养上，他是绝对比不了家学渊博的傅聪的。但是，郎朗的音乐感觉极好，他凭借这种天赋与感觉走进了肖邦的世界。
郎朗的两场告别音乐会开得空前成功，像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两次盛典。人们走出音乐厅，却走不出郎朗的钢琴魅力，走不出肖邦的音乐世界。听过的人，没有听够，希望再听一遍；没听过的人，更希望好好倾听一次，特别是附中的校长陈南岗听了郎朗的两次演出，激动不已。陈校长的丈夫是中央音乐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他是从奥地利刚刚归来，他听了郎朗的演奏非常惊讶，他没想到我们中国的孩子会弹得这么精彩。他们两口子争相为郎朗的演奏感叹不已。在这两位热心音乐的家庭里，最快乐的话题就是围绕着郎朗。因为郎朗的演奏，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一片朗朗晴空。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两人中只要有一个人提起郎朗的告别音乐会，两个人就会同时激动，同时感慨不已。据说，他们两口子兴奋了足有一个礼拜。郎朗怎么会那么富于灵性，那么杰出呢？无论对音乐理解的深度，还是音色变化，简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于是，这对夫妇在深夜翻开了世界名人录，开始查找霍洛维兹和鲁宾斯坦的出生年月。他们是想看看郎朗跟他们这种大师是否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比如转世之类。
其实，面对不可思议的天才神童研究时，我们的理论常常显得苍白乏力，我们无法通过常规研究说明那些非常规的天才。于是，一种更为神秘的解释，便兴奋了我们的平淡生活。比如，人们对于上海小学生冯遐，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英语，7 岁时，就能自如地用英语同外国人交谈，能流畅地阅读英文书，他的笔译能力达到了高中生水平。面对这种天才神童，人们无法解释，所以，便有传闻她的前身是英语国家的居民；还有一个一年熟背200 多首唐诗的5 岁男孩赵安，猜测他可能是唐朝的一个文人转世。郎朗无疑是个钢琴天才，所以，人们从他身上寻找钢琴大师的生命信息并不荒唐。
郎朗是不是鲁宾斯坦转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培养的学生。在他告别音乐会上，他的内在深情的抒发，是怎样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听众。一想到郎朗不久就要离开了这所学校，不会再在这里倾听他那天才的演出了，陈校长的心中就有一股难言的伤感。于是，她提议再让郎朗加演一场。
加演一场，这等于郎朗开了三场告别音乐会。这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能够受到校方的如此重视，能够得到人们如此欢迎，郎国任从内心感到一种满足。他叮嘱儿子一定要一场比一场演得好。郎朗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
加演音乐会如期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演奏大厅举行。时间是星期日的下午。郎国任早早就来了。他像郎朗参加的任何一次演出一样，差不多总是第一个到场。他要熟悉场地，要找一种感觉。他总是站到最后一排观众席位，听台上郎朗试琴的声音。他会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提醒郎朗调整。比如音乐厅的空气湿度如何，触键的力度都不同，都得随之变化，在台前感觉不明显，在最后一排就能感觉准确。由于这是最后一次在学校演出，郎国任格外看重。他认为编筐涡篓，全在收口。这最后的收口，一定要给人们留下最难忘的印象。就像弹一首大曲子，结尾部分一定要处理好，否则，那就是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实际上，中央音乐学院的演出大厅就像一个大俱乐部。其内部的装饰，包括过道，都显得朴实有余。观众席位也是那种普通的可以折放的椅面。灯光亮起来也比较平淡，这对于去过美国，见识过金碧辉煌的斯坦威演出大厅和卡耐基音乐厅的郎国任来说，未免有些简陋了。
然而，这里给他留下的记忆，却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经是多么崇拜这里向往这里啊！他盼着儿子何时能够在这里进行演出。中央音乐学院创造的最好的音乐环境就是在这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里贴出的海报，某某名家、某某国外大师、某某旅居海外的侨胞将在这里举办音乐会……只要有著名音乐家来北京，几乎都要在这里举行音乐会。他郎国任第一次坐在这里聆听音乐会时，有种奇妙的兴奋。这是对自身价值的某种认定。他心下里因兴奋而不免有些紧张，都不敢随便掉头往后边瞅。他生怕让人家看到说他没见识。他坐在这里边，是一种境界的升华，也是一种地位的升华，开始，还觉得不那么自在，总怕自己坐的位置不合适，怕别人来撵，可是，随着郎朗知名度的提高，随着他到这里来的次数的增多，他终于坦然起来。即便是身边坐着院长，或者什么更有名望的人，他也不至于惴惴不安了。
郎国任本来就是个爱核计事的人，在这最后一场告别音乐会开演之前，面对音乐厅空荡荡的座席，面对台上那台熟悉的斯坦威钢琴，以及正在试琴的郎朗，触景生情，禁不住感慨万千。刚到这里时，那一幕幕场景，都在他的眼前回现开来。他不会忘记郎朗第一次走上这个舞台时，他有多紧张，而紧张过后，又是长时间的亢奋。这里既有辉煌的记忆，也有难言的苦衷。他在这里经受过多少内心的折磨，有谁会知道？郎朗遇到的那几个对手，那好多次的较量和好多次的攀比，为了让郎朗超过这里的任何弹琴孩子，他郎国任在这里经受过怎样的心理路程。如今，无论荣辱喜怒，都将离他而去，都将失去应有的意义。四周的灯光在他眼里完全变得轻松宽厚温暖了，他在这里可以完完全全地放松了，郎朗不会再在这里与那些同龄孩子争个高低了。对于郎朗而言，这里曾经发生的竟争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
他完全可以更轻松一些，不必去操心郎朗的每一件事，包括生活细节，也包括室内温湿度对钢琴声音的影响什么的。他完全可以只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老老实实坐在听众席位上，纯粹地欣赏一下他的儿子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最后演出——告别演出。
但是，他不能够。他的心放不下，他只能是一个操劳的命。他不能不担心来多少人，能不能把座位坐满；要是演晚场，人肯定不会少了，而偏偏这是安排在周日的下午，会有多少人光临？学校的领导，还有那些有名望的教授，再加上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们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来，要是来少了，那不是太没面子了吗？毕竟，这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最后一次演出，他希望能够在这里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能够给人们留下一点什么美好的东西。
那一天让郎国任永远难忘。他没想到会来那么多人捧场。演奏厅所有座位都坐满了人，过道还站着人，都站满了，拥挤不下，最后，就连楼梯上都站满了人。郎朗是最希望人多的，从小他就是这样，人越多他就越来激情，就越能闪出火花，迸出光彩。郎朗的状态太好了，下手就有，简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郎国任在最后一排靠墙站着，他能够感受到最真实的声音效果。老柴的变奏曲让郎朗弹得很有光芒，一段段全是灵感才气的跳荡，在所有变奏的部分更见光彩，由激烈到舒缓，由弱到强，他驾驭得极其自如，简直是信马由僵，充分体现出对音乐的那股惊人的控制力。
在弹肖邦叙事曲时，郎朗显得很老道很沉稳，如泣如诉，但郎国任担心后边高潮不容易上去，强弱对比特别悬殊，在狂放不羁的强烈中又骤然弱下来，声音虽然弱下来，但力度不减，甚至更有撞击力，这确实有难度。但是，郎朗做到了，郎国任靠在最后边的墙壁上在感受到了一种最弱的声音时，却接受到了一种最为强烈的冲动。他禁不住在内心为儿子喝彩。
《塔兰泰拉》是郎朗最为得心应手的曲子，整个旋律激越人心。郎朗说，这首曲子是表现一匹骏马被毒蜘蛛咬伤了，狂奔不已的音乐意象。奔跑是极有力度，也是极有层次的，表现空间给人以无比丰富的联想。这首乐曲极有感染力，那奔放的旋律简直可以带动整个音乐厅在旋转。郎朗最后一场告别音乐会情绪高涨，气氛相当感人。
最能打动人心的似乎还是一曲《离别》。这首曲子是肖邦在病中写的，缠绵绯侧，绝望中又不乏憧憬。也许肖邦的离情吻合了郎朗此时此地的心绪，他弹出了让人心碎的别情，那样的忧郁，那样的惆怅。郎朗深情在伏下身子，去尽可能低地接近键盘。键盘好像就是带着体温的肌肤，接触得越近，就越难舍难分。台下一片感伤。人们沉浸着，沉得很深，他们只见郎朗鞠躬般将头埋入键盘，却不曾看到他什么时候抬起来，更不知道郎朗的眼中已是泪花闪闪。
一次次鞠躬谢幕，一次次告别，一次比一次来得深情。鲜花堆满了郎朗的怀抱，映得他那张稚气的胖脸红腾腾的。郎朗的面颊一片闪亮，分得清是汗水还是泪水吗？
全场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校方领导和郎朗热情握手，那是一种怎样的鼓励！怎样的评价！学科主任感慨不已，他说，这是空前的音乐会，真是达到了国际水平！他谢谢郎朗，他也谢谢郎国任。
郎国任太容易感动了。因为他太看重名誉。一年后，中央音乐学院搞校庆时，在几十年的教学工作总结时，历数了本校涌现的人才，也不过点了四个人的名字，作为学校的光荣。而钢琴点的是刘诗琨和郎朗。刘诗琨和郎朗名字排列在一起，他们的年纪相差几乎有半个世纪。这则消息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是郎国任指给我看的。
第一节 大病降临
郎朗如愿以尝考取了美国克蒂斯音乐学院之后，郎国任等于大功告成。在克蒂斯开学前的这段间歇时间，爷俩从美国回到了沈阳。
郎国任这时候回到故乡，比任何时候都风光。人们谁不羡慕？看看人家的孩子，已经考上美国了。即便当年嫉妒他们，背后不说他们好话的人，面对现实，也不得不佩服。而郎国任看重的正是来自家乡的这种羡慕和佩服。
从93年9 月份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到97年3 月考入美国克蒂斯音乐学院，不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三年，郎朗一年一个大奖，一步一层楼地飞速进取，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而龙头虎眼的郎国任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着变化呢？体形发胖，头发稀少，额头变宽，脸色也不好，充满疲惫感。重要的是他应该得意的时候，却偏偏有些打蔫。他不善于寒喧，即便谈一些他本应感兴趣的话题，他也打不起精神头。想一想，这位作父亲的实在不易。多年在外，犹如箭上弦，一直紧张地辛辛苦苦地带着儿子。一场战役紧跟着一场战役，就没有清闲放松的时候。就是一台机器经过这么高速旋转也是要磨损的，何况肉体凡胎。
郎国任在迎来送往的时候，显得表情木讷。他甚至连说话的气脉都不足。人们以为他是时差没有调整过来，却不曾想一场大病已经悄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他有好长时间都觉得难受，情绪烦躁不堪，却总也腾不出空儿去医院检查。这一回毕竟儿子有了归宿，可以暂时喘口匀乎气了，所以，他回到沈阳后，到陆军总院去看了医生。结果，被查出的是甲状腺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暂时未作出结论。医生要求他马上住院，进行观察治疗。
郎国任患病的消息不怕别人知道，他只怕儿子知道会影响练琴。所以，他跟妻子商量先别告诉郎朗。郎朗此时住在一位朋友家练琴。因为朋友家有一台新买的雅玛哈琴，郎朗很喜欢这台琴。另外，这位朋友家也有一位琴童——一位八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叫毛毛。毛毛非常懂事，非常刻苦，胖敦敦的样子，总是笑模笑样的，显得憨厚朴实，着实令人喜欢。
住在毛毛家的郎朗自己拥有一个房间，自己抱着一台新琴练。毛毛在另一间屋子练琴，她弹的琴是台破琴。两个孩子各弹各的，互不干涉。郎朗除了自己练琴外，还兼任老师，教毛毛弹琴。这位小老师有时不像个老师的样子，弹琴弹累了就会找毛毛寻开心，疯闹得嘻嘻哈哈。
严格说，毛毛是郎国任的学生。郎国任教孩子弹琴确有一套，经他指点过的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叫作孙静威的女孩就曾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了大奖，轰动了中央音乐学院。郎国任在家长中有着很高的威信，郎朗的成功，本身就是他的一张最醒目的招牌。郎国任回到沈阳后，一天也闲不着，除了正常看着郎朗练琴之外（其实郎朗已经无需人看管了，练琴已经成了他最自觉的行为，如果不让他练琴，他会感觉非常难受的。）他还要给学生上课。听说郎朗爸爸回来了，沈阳的琴童家长有不少人登门拜访，希望得到他的真传。他是个非常认真的人，绝不轻易接受学生，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去给看看，看看这孩子怎么样，是否有发展。如果没有发展的孩子，他是绝不接手的。他不愿误人子弟。他对毛毛的潜力很是看好，其实，那时的毛毛父母对孩子弹琴的信心不足，他们小两口都是一般的工人，钢琴所知甚少。他们的人品极好，只有人品极好的人才能跟郎国任成为朋友。这小两口管郎国任一口一个“郎哥”地叫得挺亲。
郎朗是个适应性非常强的孩子。他经常到外面比赛，经常住别人家，住习惯了，什么环境都能适应。何况郎朗这种孩子到了谁家都会受宠的。这一点，郎国任还是很放心的。
郎国任回家收拾东西，心情沉重地去陆军总院住院时，郎朗并不知道。他全身心地投入练琴。他正在准备一套曲目，准备在国内巡回演出。
在陆军总院住院部二楼的一个病房里，郎国任笨拙地穿上带条纹的病号服。穿上这种衣服，好像病情一下子加重了，他面如灰土。他在病房里呆不住，却又不能乱走。同房间里有位跟他年龄相仿的男子作手术家也以为是良性的甲状腺肿瘤，可是，手术后进行病理切片时，却查出是恶性的。前来照顾他的亲友们都对他保密，郎国任看到他手术后的痛苦状及被人们瞒着的状况，心下里不是个滋味。因为他由此想到了自己。他可不希望像这么被人糊弄。他一辈子都图个明白，无论大事小情，绝不会有丝毫的糊涂。
还有一周才能进行手术。这一周，对于郎国任而言无所事事。每天只是给郎朗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其实，不问，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他问一问，只是为了安慰一下自己，或者说给自己找点营生，否则，静下来光想病情了，多闹心。
医生认为郎国任的病情很重。主要是他长了两个瘤子，都有鹅蛋般大，这绝非一日之功长起来的。让大夫震惊的是这么多年长了这么大的瘤子，患者居然能够坚持得住，不到医院来，这简直不可思议。按着正常情况，患者至少应该在五年前就支持不住了。是什么力量使患者硬挺到了现在？
郎国任没有什么身份可供医生重视。医生也不爱好弹琴，家中也没有琴童，自然也不会知道郎朗是何许人才。对于郎朗的爸爸——这位没有什么头衔，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的人，当然也不会给予多大的重视。报社的记者们也不会从躺在病床上的郎国任身上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热点。郎国任还是个不愿交朋友，不愿跟别人联络的人，所以，他躺到病床上时，是很孤独的。他本来就爱想事，这么一闲下来，就更是想事想得两眼发呆。他最担心的肯定还是郎朗。
刚刚考取克蒂斯音乐学院，还没有开学，还不熟悉学校的环境，还没有打开局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在急等着自己去做，却怎么就能病倒了呢？作为郎朗的鉴护人，如果真的一病不起，郎朗如何去美国闯世界？所以，他不能耽误儿子的行程，他只有一个心思：尽快手术，尽快解除危险，尽快养好病，以便能带领儿子去美国进行新的生活。他觉得儿子这是刚刚开始，是迈出的第一步。是向大师迈出的第一步。他希望儿子成为大师——成为霍洛维兹、鲁宾斯坦那样的大师。只要儿子能成为这种大师，他自己得什么病都无所谓，他活不活都无所谓。但是，在儿子成为大师之前，他可不希望自己的身体有丝毫闪失。
做手术的那一天，郎国任迟迟不肯往手术室进。他又来那股特殊劲了。人家手术时，患者都得早早进去，躺在床上等着大夫，生怕大夫不满意。而他可倒好，让大夫和护士们一班人马都在里边等着他。一来，他是怕弄错了名字，等人家三番五次喊他时，他才肯答应；二来呢？早一分钟进手术室就会增加一分钟的紧张感。到了生命攸关的时刻，他必须格外谨慎。
郎国任躺在准备好的手术台上，按着手术的要求，尽量将脑袋往床头下边仰垂。可是，他突然有种窒息感，挣扎着挺起身下了手术台。他说他要出去透透气，否则得憋死。护士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他，他装作看不见。到外边透了透气儿，回到手术室，刚躺下，又是感觉不对劲儿，于是，再起来往外走，如此这般反复了三次，使得医生和护士都失去了最后的耐性。你以为这是你家呀？
手术总算做完了。切除了两个大瘤子。这两个瘤子在他的体内足足生长发育了14年，而他的儿子郎朗也恰好是14岁。瘤子在发育，儿子在成长，他在一年年付出，14年呀！一个钢琴天才在我们国度里、在我们的城市里、在我们的身边诞生了。他是那样地让人惊异，又是那样地让人折服。这里边的全部意义都在于牺牲二字。中国家长的狭隘是世界一流的，中国家长的奉献也是世界一流的，中国家长为了子女成龙成凤他们不仅可以鞠躬尽瘁更可以死而后已。这是多么了不起，多么伟大的牺牲精神啊！多少艰辛，多少苦楚，往事不堪回首。
术后的郎国任脸色苍白如纸，声带无法发音，说不出话，也无法进食，挂着滴流，其状痛苦万分。他连眼睛都不爱睁，好像睁开了就更加难受似的。但是，他冷丁一睁眼，竟然呆了。
原来，站在他面前的是儿子郎朗。他还以为郎朗不知道。其实，他刚一住院，郎朗就知道了。只是他不敢轻易来探视，怕父亲埋怨他不弹琴。郎朗每天都要想法打听到父亲住院的情况，他很惦着父亲。父亲做手术这天，他不能不来。他是轻手轻脚溜进来的，立于父亲的床头，默默注视着，心里边挺难过。他知道父亲的病与他有关，他更清楚父亲为他所付出的一切。他站在那里希望能够为病床上的父亲做点什么。可是，他还没等想好做点什么，就被父亲无意中发现了。父子俩四目相对，儿子还没等问候，父亲就作出一幅痛苦的样子，比划起来。他说不出话，只能用手比划。富有灵性的郎朗一下子明白过来，父亲是在指责他，不在家好好练琴，来这里干什么？快回去吧，这里不需要你！
郎朗想陪着父亲多呆一会儿。他求援的目光投向母亲周秀兰。周秀兰劝说郎国任，让郎朗多呆一会儿。郎国任闭上眼睛，不瞅他们娘俩。显然是不高兴了。周秀兰斜愣了一眼丈夫，显然也在呕气。她心下里抱怨着她的丈夫太不近人情。哪有这样的父亲，孩子来看他，他竟然还不愿意。他就知道让孩子弹琴，弹琴，难道除了弹琴就没有别的了吗？
过了一小会儿，郎国任又睁开眼睛，对郎朗打起了手势。这是个非常坚定的手势，简直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郎朗很明白是让他赶快走开，回去练琴。郎朗再也不敢迟缓，极不情愿地转身往外走了。
前后不过五分钟。就是说，郎国任住院以来，儿子郎朗只来过一次，而且，仅呆了不到五分钟就被父亲给撵走了。郎朗是含着泪一步一回头离开病房的。此后，他再也没敢来看望父亲。
儿子走后，周秀兰心里很难过。她有一肚子意见要抱怨丈夫。她认为郎国任也太过份了，弹琴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不要命啊！要不是这么拼命，他也不至于得这么一场大病。如今，孩子也算差不离了，也该缓口气了。可是，他还弄得这么紧张，这叫什么日子！
周秀兰平时就憋了一肚子的话，无法抱怨他。因为他总是来去匆匆，根本就没有给她留这个空当。他们夫妻间结婚十好几年了，真正这么天天在一起耳鬓斯磨的日子太稀少了。如果不是他病倒了，她仍然找不到与他如此亲昵的感觉。
此时，看到平时那么坚强的一个人就这么脆弱地倒下了，而且像个孩子似地对她如此依附，她作为女性的善良瞬间就淹没了对他的所有不满。
他的手比划着，十分痛苦的样子。她已经明白了他的无声语言，他是胳膊难受，让她给揉揉。
久违了！夫妻的情感在这间病房里渐渐复苏了。而在这种亲切的接触中，作为女人来说，有着怎样的感慨。毕竟，他们结婚十多年来，两口子很少这般亲昵，他们天各一方，即使偶尔在一起，也都是匆匆忙忙，像打冲锋，哪有这般闲情逸致。时间一长，竟然有种熟悉的陌生感了。
然而，当年那个年轻的郎国任是怎样与周秀兰走到了一起的呢？
周秀兰忘不掉，他郎国任能不记忆犹新吗？
第二节 风雨爱情
周秀兰时常去回想她与郎国任的相识，只要一想，她就会掉进回忆的陷阱里边，而实在难以拔出腿来。她与郎国任的婚姻差点没成。要是没成，就不会有郎朗了。
他们的婚姻在那个单调的年代里是不会有任何浪漫色彩的。但是，却有着很动人的故事。
周秀兰到了谈恋爱的季节，却不曾有什么时获。她是个本份的姑娘，所以，其恋爱的方式肯定不会有什么诗意。那时候大多青年男女之间的谈对象还是靠别人介绍。周秀兰尽管长得很漂亮，也能歌善舞，是学校宣传队的主要演员，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学校文艺活动的急先锋。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宣传队的主角，出尽风头，赢得过多少异性的热辣辣目光。即便这样，她也没有过早卷入恋爱。囿于那时的社会风气，早恋是要受到社会舆论谴责的，是被当作不光彩的事情。
周秀兰走的道路和那一代人差不多，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插队归来，安排到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她有个姓袁的同学，从小就跟她很要好，还是邻居。下乡后，各奔东西，彼此没有来往。等周秀兰抽回到自动化研究所时，突然与这位同学相逢了。她们是一批被分到这个单位的。几年不见，两人分外亲热，有诉说不完的离情别绪。不知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了个人的问题上（那时管恋爱之类的事情称个人问题）。袁同学认为周秀兰这么漂亮还没处对象有些怪可惜的，便给她张罗。
没过几天，袁同学挺神密地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说，我姨认识一个小伙，拉二胡的，家庭条件不错，是那种有文化的家庭。（介绍对象主要看家庭条件，还有本人的工作。）
周秀兰问：你姨咋认识他的呢？
答：他教我姨家的孩子拉二胡。
问：他长得咋样？
答：我姨说长得还行，就是个不太高。
追问：那——多高呀？
答：我也说不太好，这样吧，你先看看再说。我姨说他人可好了。
周秀兰沉思了片刻说：那我得回家问问我爸。我家就我这么一个女孩子，什么事情我都得听我爸的。
周秀兰当晚回家就跟父亲说了。周秀兰的父亲是一家工厂的工会主席。因家庭出身不好，文革中受挫，下到车间挨批判。人很正直，尤其是对女儿的终生大事，他在把关上更是一丝不拘。
他一听说是拉二胡的，就有点皱眉头了。他喜欢手艺人，他愿意把女儿嫁给手艺人，日子才会过得舒坦。而搞文艺的拉拉弹弹，在他看来不是什么正经营生，何况总还要出去演出，干不了家务，将来有了孩子，一点都指望不上，女人在家里就得受罪。原则上，他是不同意的。但，女儿说这是老邻居洪姨给介绍的，洪姨说，行与不行，就看一眼！洪姨在工会主席心目中还是有面子的。他不好一口拒绝，便免强同意：看就看一眼吧，不行就拉倒。
周秀兰平生这是第一次去看对象，以前从未涉猎过。所以，她去看的这一眼可真够纯的了——这是她看男人的第一眼。她不会想到这一眼竟看出了恁多的麻烦。周秀兰自己没说她那天如何打扮的，但可以想象得出她那天肯定挺激动的。她会从柜子里一件件挑选衣服。那时候的人不时兴化妆，素面朝天。周秀兰天生丽质，也无需怎么修饰。她连口红都没抹。那是个不抹口红的年代。
1977年的沈阳之夏，热是自然的了。而且没有风。时间经过反复磋商，定在中午，地点定在中街，体育用品商店的大门口。中街是沈阳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地方，而体育用品商店也是这条街上最好找的店面。当时，整条中街都没有装修，显出几份破旧的真实感。
“当时他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平纹布，看脸，还行，个儿，不满意，确实不太高。见面了，彼此问问在哪个单位，也不知道再说什么好。”若干年后，周秀兰就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两个人是站在繁华的大街上，连个合适的地方也没有。没有酒巴，没有咖啡馆，荼馆也没有。身边还站着一个人，护兵一样。她是周秀兰的同学，介绍人袁某。她自然要维护女方。她跟周秀兰肩并肩站着。当周秀兰与郎国任接触上时，她就知趣地往后退缩了。后来，周秀兰竟然跟着郎国任走了，边走边聊，袁某自己离去。
当晚，洪姨来到了周秀兰家。周家刚刚吃完饭，连桌子都没顾上拾掇。周家没有了女当家，干活就靠女儿周秀兰了。寒喧了一番，洪姨坐下来，开宗明意。她问周秀兰对郎国任那小伙子印象如何？周秀兰说一般。洪姨说，郎国任非常满意，就看你的了。
“我爸说不行，不能搞这对象，搞文艺的，总演出总走，总忙，指望不上。对这个人我不发表意见，但工作不喜欢。”
洪姨来讨口信，见周家老爷子不大同意，也没坐热乎板凳，就起身要走。周秀兰去送洪姨。洪姨见走出周家门口了，便对周秀兰强调说，郎国任对你可是非常满意的，就看你的了。周秀兰说，我爸不愿意。洪姨说，那你呢？周秀兰迟疑着说，那就算了吧。周秀兰说算了这话时，并不是一口咬死。
不知道洪姨回去跟郎国任如何说的，反正那天以后，郎国任就给周秀兰打电话。周秀兰说算了吧，其实，她的心里边可没这么坚决。她是在犹豫。她说不出郎国任什么，既挑不出什么毛病，也找不到更能打动人的地方。他们的见面没有小说中说的那种一见倾心，一见钟情什么的。
“回去后，郎国任一天一个电话往我单位打。把我盯上了。没话找话，他可会唠喀了。”
周秀兰进行这种回忆时，其口气充满甜蜜的满足感。她享受到了一个真正的男人的真正的追求。对于一个女人而言，这也是一种幸福或者慰藉吧。郎国任追求周秀兰也有他搞事业那股劲儿，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总能想法弄到电影票什么的，三天两头邀周秀兰出来看电影。看演出。只要一有票，周秀兰就去看。周秀兰爱看，不管是电影还是戏剧，她都爱看。郎国任这边特别爱弄票，只要有演出，他就会乐此不疲地给周秀兰弄票。由于他总张罗弄票，不能不引起杂技团的人的察觉。有个弹琵琶的人问他给谁弄票，他就说了周秀兰。那人一听周秀兰这个名字，马上惊讶地问：是哪个周秀兰？郎国任说过去曾是九中宣传队的。对方惊叫起来：你怎么把她弄到手的？那可是校花呀！
郎国任满足极了。他邀周秀兰到他们杂技团来玩。他是希望让杂技团更多的人看看。
周秀兰到杂技团来找郎国任时，是郎国任最为得意的时候。多年以后，他跟我谈到当时那一幕时，他还津津乐道：周秀兰那时可精神了，胸脯挺得高高的，眼睛可亮了，她到我们杂技团来找我时，团里人都围过来看她。俗话说，美人爱英雄。在当时，周秀兰可没看出郎国任有多么大的能耐，只是感觉到他的二胡拉得不错。但是，让周秀兰一筹莫展的是他没有正式工作，他只是借调在杂技团，弄不好，还得回工厂。她不敢跟父亲说这事，如果让父亲知道了他连个正式的工作都没有，那父亲更不会同意了。
周秀兰说，他跟郎国任相处一开头就不顺利。她父亲没看好郎国任的工作。但，并没有出面阻拦。可是，后来他们相处得逐渐有了感情时，郎国任晚上邀她出去看电影，一看就回来挺晚，郎国任就送她回家，有时，还到她们家坐一坐。他每次来，周秀兰的父亲都不热情，这对郎国任构成了相当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他一定要弄到一份体面的好工作。如果弄不到好工作，周秀兰的父亲就更看不上他了。
在他们相处三个月的时候，全国高校恢复了招生制度。郎国任认识到这对他是个极好的机会。所以，他要报考沈阳音乐学院。正处在热恋中，一天不见面就像少点什么，但是，那也得割爱。他希望周秀兰能够理解他，支持他。他对周秀兰说，这段时间咱们得少见面了。我得复习高考，有好多书得看，还得到音乐学院听课。周秀兰当然毫不含糊地支持他。那段时间至少有三个月，他们没有在一起约会看什么电影。郎国任确有毅力，说到做到。好容易捱到了高考，郎国任经过初试、复试，他的二胡在所有考生中考了个第一名。当大红榜在沈阳音乐学院张贴出来时，郎国任看到榜上头一个名字就是自己时，那股自豪感！周秀兰更为他高兴。可是，不久，周秀兰就听说郎国任落榜了。当她得知郎国任是弄巧成拙，隐瞒年龄被发现时，她非常沮丧。她的情绪已经无法隐瞒父亲了。工会主席一听就来了气，他坚决不让女儿再跟这种人来往。他认为这种人靠不住，招风惹事，撒谎调皮，这叫什么人呀！
周秀兰也埋怨他，何必那么隐瞒呢？不整那事不就考上了？
就是周秀兰不抱怨他，他也够上火了，何况他认识到要为此付出代价。后悔已经无济于事。周秀兰明确告诉他，不能再处下去了，家里压力太大。她九岁时就没了母亲，一切都得听父亲的。我也都25岁了，老大不小了，你也不小了，希望你重新选择吧！周秀兰是个痛快人，该说的话，一股脑都倒出来了。她还把郎国任送给她的纱巾、手套什么的如数退回。那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小包里，塞给他。郎国任一见她把这些东西都退回来了，失望至极，也难过至极。他接也不是，不接也不行，就那么凄凄哀哀地瞅着周秀兰，眼圈都瞅红了。周秀兰当时可不敢与他郎国任对视，毕竟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毕竟两人有了一定的感情。周秀兰转身要走时，郎国任叫住了她，以颤动的声音说：我提了要求，我要是再找你，你能不能出来跟我唠喀儿？
周秀兰背对他，想了想，什么也没说，转身快步走去。他以为她能回头，可是，她没有回头。他一直盯着她，期待着她的回头，她就一直走去而没有回头。
拉倒了。她回家告诉父亲。父亲感到轻松，她却没有轻松。日子一天天过去。前三天，她还总想他，只要电话铃一响，她的心就会猛跳一阵，她不敢去接电话。她那种心情矛盾极了，既希望是他的电话，又怕她来电话。一幅心神不宁的样子。到了一周时间，她的心刚刚有点平抚，却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听得出他的喘息声，她不知道说什么，她也听不清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就慌乱地把电话撂下了。等到电话再次响起，她就不太敢接了。她不接，电话照常来，而且来得更频。接电话的人找到周秀兰说，他已经来过一百多次电话了。
周秀兰作出一幅无奈状，接过电话。
“你好吗？”郎国任激动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周秀兰的心一下子就被感动得化了。于是，又同意了郎国任的邀请，出来见面，唠喀。看电影。用周秀兰今天的话说：“他一追，一联系，又不行了。接着就又开始处了。我爸和我哥说，怎么回事，不是不处了吗？怎么又处了？”
周秀兰不处行吗？郎国任想干的事情谁也挡不住。周秀兰决心再大，也架不住郎国任几句话。直到现在，表面看上去周秀兰比郎国任厉害得多，嗓门也高，但，郎国任轻易不张嘴，一张口，周秀兰就得老实。她从骨子里还是服郎国任的。郎国任想干啥干不成？想追求你周秀兰，你的父亲再不同意，不也把你追到手了吗？他想离开小工厂，即便遇到再多的麻烦，他不也最终达到了目的吗？他想让儿子比别的弹琴孩子强，到底就要过来了这口气。人活，就活一口气。就凭这口气，征服了不那么容易征服的周秀兰。
她心甘情愿地听他指挥，跟他看电影，看完电影还让他送回家，然后，还不希望他马上就走。郎国任明知工会主席不给好脸子，但也假装不知道。该说啥还说啥，该叫大叔还一口一个叫着，大叔再愤怒，也不便当着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面发作。可想而知，郎国任在周家坐着时，那种场面有多尴尬。
等郎国任刚一走，一直没发作的工会主席开始诉斥他的宝贝女儿。女儿从小就被父亲宠坏了，父亲的火气太冲，她一下子承受不了，自然跟父亲顶撞起来。这一顶撞，把工会主席全部的愤怒都勾起来了，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猛地抡起胳膊，“叭”地就给了她一个耳光。这一下子可把女儿的心打碎了。她长这么大，爸爸的形象始终是慈祥的，就她这么一个女孩子，从未舍得动一指头，却这么凶狠地下手，那五个粗壮的指印在女儿的脸上留下了深度。女儿以大哭相抗争，她不停地哭，不依不饶地哭，直到深夜，她也痛苦不止。直到把工会主席的威风和火气彻底哭没了。他怕女儿这么哭下去睡着了会得病，便过来哄女儿了。
女儿终于获得恋爱的自主权，父亲再不满意，也无权干涉了。
但是，郎国任依然没有摆脱窘境，依然干不成专业。她就得成天跟着郎国任犯愁。郎国任考不了大学，就去报考沈阳空军文工团。他的二胡业务让人家一眼想中，而办理入伍手续时，却是历尽坎坷。好不容易办到了部队上，却又因抢房子而日夜担惊受怕。工会主席有先见之明，他对女儿说郎国任是个招风惹事的人，真就让他说对了。家务活指望不上，这也说对了，只是父亲没有说他为了儿子的功名而舍家撇业，不顾一切的疯狂的献身精神和奋斗品格。
现在想想，儿子倒是有出息了，可他们之间的情感却生疏了。想想当年郎国任那种活力，那种没话找话说的劲头，现在都哪去了？他怎么话语越来越迟，越来越没喀和她可唠的呢？特别是在电话里边，说的话干巴巴的，急道道的，怎么找不到当年一点点的感觉呢？
第三节 火车在流泪
郎国任手术后，在周秀兰的精心照料下，总算恢复得挺快。出院后，在朋友的邀请下，他们一家到风光秀美的旅顺海滨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那一段日子，我们全家与郎朗全家朝夕相处，很是难忘。郎朗是个到了哪里都会受到欢迎的孩子。旅顺口的诗人鸿翼先生特别喜欢郎朗，他把自己的专车腾出来，每天把郎朗从海边客舍里接出来，送到文化馆练琴，然后再接回来吃饭。郎朗每天必须保证8 个小时的练琴。
郎朗很喜欢大海，他光着脚丫子，挽着裤腿，笨拙地追逐着洁白的浪花。他还喜欢在大海退潮时赶海。郎朗可会珍惜自己了。他怕脚被什么东西扎着，往海里边迈步，走得小心翼翼。结果，他越小心越出差，他顾了脚，却忽略了手，被一只螃蟹咬了一下。他夸张地叫着，逐一地给我们看。其实，那只小螃蟹比他的指甲大不了多少，看到他吓的那个样子，刘潇笑弯了腰。刘潇是与他年纪相仿的女孩子，曾经也和他一起在朱雅芬教授那里学过钢琴。只是后来，因为刘潇的爸爸写了一本书《中国钢琴梦》之后，刘潇和她的爸爸一同放弃了钢琴梦想，而回到了现实。回到现实的刘潇仍然不够愉快，因为她还得拼命写作业，否则，她就作不完，就不能考高分，就不能考上重点学校。所以，对于他们这一代孩子来说，无论弹不弹钢琴，都是一样的无法轻松。所以，他们能够有机会到海边玩玩，真是开心极了。
郎朗觉得损失惨重。他抱着那只被咬的手，显得特痛苦。他担心会不会肿起来，发炎什么的。我告诉他在海水里浸一下，是不会感染的。他把手放到海水里浸一下，被渍得直咧嘴。那是一只多么高贵的钢琴家之手呀，其实，也就破了那么一点点的小口，小口浅得几乎没有了。直到吃晚饭时，郎朗还忧心地问我：刘叔，没事吧？
热心的鸿翼为了让这位天才钢琴家玩好，安排了一次海上游玩。我们和郎朗全家人乘坐一艘小小的游艇。当时天色不好，起风了，风很凉，海面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这只孤零零的小船一驶出岸边，船上人就紧张地不敢喘气了。船小人多，吃水很深。摇晃中，总觉得这船在倾斜，会不会翻呢？大病初愈的郎国任更是剑眉耸立，紧张万分地守护着身边的宝贝儿子。还没到游泳季节，海水相当凉了，真要是有个万一，那么，我们该怎么办？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与这位天才的孩子在一起即便游玩也难以轻松，因为责任太重。而再设身处地去想他的父亲，那得怎样地每时每刻替儿子担心，替儿子紧张呀！
谢天谢地，总算游艇靠岸了，我们作父母的都像获释般地从紧张中解脱出来。哪还有海上游玩的雅兴。我这颗心算是稳当了。事后，敏感的金鸥女士说我，你以后可别安排这事了，多吓人！万一翻船，你咋办？就你一个会游泳的，你是救你的女儿还是救郎朗？我哑然。
从旅顺回来，郎朗休整一下，就要到哈尔滨演出了。这是他在国内巡回演出的第一场。我应邀前往，为他助阵。郎朗特别希望我们一行人能够多一些，因为人多就热闹，他爱热闹。一热闹起来，他就忘乎所以。每每到了这种时候，就得郎国任瞪眼珠子。郎朗真怕父亲，郎国任简直可以遥控郎朗。有一次，郎朗到我家看到电脑后，非常喜欢。他正在玩弄着，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听到了郎国任的声音。他问郎朗正在干什么。我还没等回答，先瞥了郎朗一眼，哪知他的动作特别快，一把抓起扔在一边纱发上的外语课本，装模作样地读起来。那种神态，就像他的父亲郎国任能够从电话里边看到他似的。这件事使我感触良久。可见郎国任在儿子心目中的威望已经何等深入。
我们一行人乘坐去往哈尔滨的快车，一路上谈笑风生。郎朗喜欢这种场面，他平时一个人关起来拼命练琴，一天最多竟弹上14个小时。如今在火车上总可以放松了，不必那么紧张地练琴了，可以爱怎么歪扭着坐就怎么歪扭，爱倒在母亲怀里撒娇就往母亲怀里一倒，总之，在这种场合，郎朗自己放松自己。但是，放松是相对的，还不能随心所欲。坐在对面的郎国任再精神头不足，眼睛也不会变小，他始终注视着儿子，严格说，是盯着他手中的那本外语书，看他认不认真学习。
一路上，郎朗真就在父亲的威严逼视下，不那么情愿地看着外语。郎国任是最讲实用的。他不能忘记，他们爷俩到美国考克蒂斯音乐学院时，因外语不过关，爷俩上街都找不着路，还没法打听别人。吃尽苦头。另外，因为语言不过关，有些英文材料看不懂，就找到别人给翻译。结果翻译者是个心地阴暗狭碍之辈，故意翻错，让他们选择一项自己拿钱的项目。如果不是郎国任察言观色的本事起了疑心，再找另外一个人给看看，那么，他们得在不明不白中扔进去5000美元。这就是促使郎国任拼命让儿子学外语，哪怕一分钟闲空都别停下的重要原因。郎朗再不情愿，也只好遵命。他在颠簸的火车上看外语，受到这么多干扰，也实在难为他了。
这么小的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时时面临着重压。想想，真不容易。我在毛毛家看到郎朗练琴的情景。毛毛家没安空调，一台电风扇的转速都没有郎朗那在键盘上飞旋的手指神速。天气太热了，开着窗户一点风都没有。郎朗出汗多喝水就多。他不喝一般的水，喝冰水。他是把那种矿泉水的塑料瓶子放到冰箱里的冷藏箱冰着，冻成冰坨，才从里面拿出来，拧开瓶盖，里面是一个冰坨，一倒过来，冰坨在动却没有水。他用手捂着，捂一会化出点水，就仰脖喝下去。那是冰水，多凉啊！越凉，他越解渴，越爱喝。汗把公牛队的假背心打透了，他就把假“公牛”扔掉，光着汗淋淋的大膀子弹。弹得实在腻了，就踢球。他和毛毛抢“球”踢，那球是一只拖鞋，被踢得满天飞。两个开启的屋门就是双方的大门，谁踢进得多，谁就赢。可怜那只快被踢烂了的拖鞋。郎朗是员壮汉，毛毛这个矮一头的小胖丫头绝不肯示弱，两个人合理冲撞，你抢我争，盘带过人，临门一脚，郎朗以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与毛毛玩得英勇无比。等到他以10比0 或者10比1 的悬殊比分狂胜对手毛毛时，便美得不得了，高喊着叫着，像李金羽进球后似的，做出一个个意想不到的个性化夸张的兴奋动作，以示渲泄。然后，他扑到琴上再弹琴时，琴声亢奋而充满激情。毛毛真是个有深度的小女孩子，她任凭郎朗老师狂喊狂叫，一点也不妒嫉，脸上总是那么乐呵呵的没有失败感，更看不到沮丧。这是个能够承受委屈的女孩，她有着非凡的意志力。不久前，听说她已经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就像郎朗当年一样，开始了有希望的钢琴生涯。大概在近期，这孩子还要到国外参加钢琴大赛。但愿她能够像她的那位小老师一样，每次出外比赛都能抱回大奖。
郎朗是个可以一心多用的孩子。他在练琴时，可以不耽误跟你聊天，他在火车上被逼着学外语也不影响听别人聊天，甚至他还要插上一嘴。一般情况下，郎国任不会说他，只需盯他一眼，他就得赶紧埋下头去。
郎朗有过不计其数的演出，但是，却极少有母亲随同前往的记忆。总是这种逻辑，父亲陪伴他，而母亲只能一个人留守在遥远的沈阳城。只有演出过后，儿子给母亲打个电话兴致勃勃地汇报演出的成功。这是母子间最好最难忘的情感交流。而这一次却不同，母亲能够自始至终陪伴着儿子这实在是儿子的幸福。或许由于这一缘故，郎朗的演出格外成功。一百元钱一张门票，创造了哈尔滨演出史上的最高纪录。
我们同行的人无不为他的成功演出而高兴。回程时，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气氛非常热闹。我与这一家人共同分享着他们的天才儿子给他们带来的荣誉和幸福。郎朗永远是一幅热情过剩的样子，他手里捧着一本《走遍美国》的书。一边看，一边不停嘴地白话着。母子俩亲热得仍然沉浸在那种温暖的儿女情长中。
1 、76米的郎朗在车厢坐椅上旁若无人地撒着娇半倚半躺地靠着母亲周秀兰。周秀兰在这么膀大腰圆的儿子身边显得很弱小，她几乎支撑不住儿子的倾压了，但是，她一想到儿子没几天就要去美国上学了，这一走还不知得多少日子回来呢，所以，她很珍惜儿子与她依偎亲昵的分分秒秒。
在我们看来，这对母子情谊是很具有感染力的。但是，在郎朗的父亲看来就不能容忍了。他让儿子抓紧一切时间，不允许浪费一分一秒。当郎朗说话忘记了看书时，郎国任就朝儿子瞪上一眼，喝唬他一声，郎朗就乖乖地埋下头学外语了。
作母亲的自然要坦护儿子，她觉得儿子长大了，丈夫当着外人面这么喝唬儿子不好，就指责他不该这样。哪知她这一指责，郎国任火了。他说了一句最呛周秀兰肺管子的话：
“郎朗跟你在一起呆着就没好！”
郎国任言语极少，轻意他不说什么。他们夫妻之间也很少交谈什么。关于郎朗的事情大多都是由他一个人拿大主意，他也不怎么和周秀兰商量。常常是他一个人把事情都定完了，才会通知周秀兰一声，更多的时候他也不吱声。而不爱吱声的他扔出这么一句话，就让妻子受不了了。
“你说怎么没好？你这人真怪，我的儿子跟我在一起怎么就没好？成年八辈子你们爷俩在外面把我一个人扔在家，好容易有机会跟儿子在一起了，你怎么看着就别扭呢？你们呆不了几天就又得走了，我和儿子说说话的时间都不让啊？”
“等郎朗成了大师以后，你们娘俩天天在一起都没问题，到了那时候，我就是死了都无所谓。”
“你少来那一套。什么大师不大师的，我想过人的日子。这是干什么，整天像冲锋打仗似的，哪有一天家里过得安生？谁家这么紧张，这哪还像个过日子的人家呀！我宁愿不要什么大师我也要家庭生活。”周秀兰似乎有许多委曲此时都涌上来了。她越说越忿闷，气儿不打一处来，声调也越来越高了。郎国任任凭妻子数叨，还是那么平稳地端坐着。只是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其实，我懂得郎国任的意思，他是说，郎朗跟妈妈在一起时总爱撒娇总爱粘乎一点，这样就会分心，就得耽误一些练琴时间。其实，他们母子总共呆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而这种粘乎的时候则更少。但是，郎国任对儿子的要求够苛刻了，就是一丁点的时间他也不许浪费。尤其他怕儿子被一时的高兴冲昏头脑，骄傲起来，所以，他总是在每次之后，都及时敲打儿子。他更怕妻子的溺爱削弱了儿子的奋斗意志。按说，这是作为严父对儿子的权利，而且实际上正是因为作父亲的这种严厉才使得郎朗得以成功。然而，他连火车上母子之间短暂的亲昵都不允许，这未免太不近情理了吧？
于是，一场夫妻之间真正的冲突就在火车上展开了。一个要过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一个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要让儿子成为大师，他们同样都在作出牺牲，都是为了儿子。如果不是这种夫妻之间的双重牺牲作为代价，他们的儿子也不大可能会有今天的出息。毕竟他们也是普通人，毕竟她是个女人，她渴望家庭渴望温情渴望与儿子亲亲热热这是属于她的权利。她是合乎常情的，她的要求一点也不过份。然而，他不允许！他的性格这几年被磨砺得更加坚毅更加执拗。他说出的话有几份苍凉。但是，他抱定了要把儿子培养成大师的目的，为此，他有种视死如归的悲壮感。
夫妻之间的矛盾主要来自儿子。夫妻之间的统一与和谐也是来自于儿子。他们在对待儿子的培养上不能一点差异没有，但是，他们都是那种为了儿子的成功完全可以抛弃一切的父母。或许他们为此牺牲得太多了，他们一旦引发起来就很难控制了。周秀兰毕竟是位情感脆弱的女人，她觉得自己太委曲了，一气之下，她离开座位跑到车厢连接处去一个人默默地瞅着车窗外流泪。
被夹在他们之间，我很难为情。我觉得他们各有各的道理，一时不知该如何劝解。这时候，我想到了许多中国的父母都是因为孩子学琴没有出息而争吵打架，他们有多羡慕像郎朗父母这样的成功者啊！他们哪里会想到即便是孩子成功了，作为父母的也还是烦恼与忧愁多于欢喜呢？
列车在始终如一地前行着。周秀兰的眼泪一直在面颊上流淌着。我过去劝她，她向我哭诉着她的全部委曲。我任她哭诉着，我知道她哭出来就会心情好一些的。果然，她哭够了，抱怨够了，她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了。其实，她的情绪能够得以很快平静下来，还是因为她的宝贝儿子的劝导。儿子在劝说妈妈上看来很有经验。他跟妈妈说都怪他爸，并且说他爸有病。而他当着他爸的面，他又会说什么呢？郎朗从小就没少经历过这种场面。他是个极聪明的孩子，或者说他的聪明也是从这种环境中锻炼出来的。他还不到4 岁时，父母之间就暴发了一场让他惊心动魄的战争。起因是父亲看了整整一天世界杯足球赛没有出去买菜。战争暴发起来时，郎朗在愤怒的父母之间拉架，他的小小的脚丫被父亲踩痛了。他揪着父亲哭嚎着让父亲给他赔脚。他哄妈妈说，他要替妈妈报仇，让破爸爸赔脚；可是，当他跟爸爸单独在一起时，爸爸心疼地要看看他被踩坏的小脚丫时，他居然哄爸爸说，不疼，一点都不疼。最后，他感动了爸爸，也感动了妈妈。
自从郎朗弹琴以来，这个家庭发生过多少矛盾？每当两口子吵得不可开交时，都是他们的宝贝儿子一句话平息了战争，就是再激烈的战争，只要郎朗一句话就能得以平息。他总是说，你们都是为了我，你们别吵了，我好好弹给你们看！于是，他埋下头，极其卖力气地弹起来。这时候，郎国任一见儿子弹得这么卖力气，就是有再大的气也消了。周秀兰呢？看到儿子这么懂事，还有什么委曲不能忍下来的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们俩口子的吵架促进了郎朗的弹琴。每吵一次，郎朗的弹琴就提高一步。每吵一次架，郎朗就把劲儿憋得足足的，他一定要拼命弹琴，弹得好一点，再好一点，让父母看着高兴，只要他们高兴就不会再吵架了！
郎朗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他很懂他的妈妈。但是，他能真正懂得他的爸爸吗？如果说他的妈妈是个很容易懂的人，那么，他的爸爸可就不那么容易让人懂了。他不像她那么直爽也不像她那么感情外露，他把自己的情感深深地藏起来了，他不愿让别人走近他，了解他，他甚至不愿让人采访。即便他接受了采访，也是不善于表达的。他会把一件非常精彩的事情简化得让你听来索然无味。在他们一家三口人当中，应该说我与他接触得最多，交谈得也最多，我觉得他不仅创造了郎朗的神话，他自己本身也是个谜。
第四节 听郎朗弹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