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走不走？如何走？”
陆京士抢先发言：
“先生所说的问题，我认为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怎么走？”
“当然，”朱学范立刻起而附和，“先生提了如何走，实际上也就不会考虑走不走。”
“谈到怎么走，我有三点意见。”陆京士紧接着说：
“第一，非走不可；第二，大家先把皮包准备好，放在手边，准备随时走；第三，要等到最稳妥有利的时机，才可以动身。”
杜月笙则告诉他的几位心腹，这时日本人千方百计要把他留在上海，国军撤退的第二天，日方便派一位他的朋友，正式告诉他：
“今天日本军方请我转告杜先生两件事情，第一，东洋人占领高桥以后，头一件事，便是派一队宪兵去保护杜家祠，禁止闲杂人等前去骚扰。”
杜月笙说，他曾报以一声冷笑，说道：
“依我看，这是他们的诱擒之计，他们以为杜月笙要离开上海，一定会去拜祠堂，祭告祖宗，趁此机会，正好把我捉牢。”
来人付之一笑，又道：
“第二件事，据日本人说：沿江一带日本兵已布置重兵，严密防止杜先生等出境，十六铺和杨树浦两边都有大队日兵把守。我看他的意思说，如果杜先生从租界码头上船，必要的时候，他们会不惜闯入租界，也要阻拦你。”
杜月笙眉头一皱，就说：
“这么说起来，东洋人是决心要把我杜某人困在上海滩了。”
来人还是望着他笑，深深地点头，一会儿，又说：
“东洋人已经开好一张名单。要在下月份成立‘上海市民协会’，内定杜先生担任会长，委员则有王晓籁、陆伯鸿、荣宗敬、姚慕莲、顾馨一、尤菊荪等等……”
“好歹叫东洋人死了这颗心，”杜月笙轻轻地一拍桌沿说，“最低限度，王晓籁早就上了船，此刻只怕已经到达香港了。”
说客知难而退，走了。几个人听杜月笙详细说完这一幕，陆京士插嘴问道：
“先生大概都问过了吧，到底还有哪些人，准备撤出上海滩？”
于是，杜月笙将他多日以来，一一劝驾或试探的结果屈指数来：
“金荣哥说他年岁大了，吃不来风霜雨露的颠簸之苦。隔壁头走火入魔，即使我们动身也还得瞒住他点。廷荪哥有点迟疑不决，他决意留下来看看风声。”
朱学范便问：
“顾先生他们几位呢？”
提起顾嘉棠，杜月笙便得意洋洋地说：
“顾嘉棠、叶焯山他们倒是很难得，他们宁愿放弃在上海的事业和财产，决定跟我到天涯海角。”
陆、朱、徐三人赞叹了一番。杜月笙向徐采丞微微地笑，意味深长地说道：
“依你看，东洋人派重兵扼守杨树浦和十六铺，监视租界码头，他们的目的恐怕并非在我杜某人一个人身上吧？”
徐采丞也笑了，他坦率地答道：
“自然了，租界里还有不少大佬不曾走，比如说宋子文、俞鸿钧，钱新之、胡笔江、徐新六等等，假使能够生擒活捉，影佐的功劳也不小啊。”
杜月笙听后，哈哈大笑，然后便扫了一眼跟前的几名心腹，宽慰他们说：
“因此，你们便不必为我操心了，还有这么多要人在上海，逃离虎口，戴先生他们一定有稳当妥善的万全之策。”
说到这里，杜月笙顿一顿，眼睛望望陆、朱两人，问道，“现在的问题，就在你们两个了，京士、学范，你们打算怎么个走法？”
陆京士答说：
“我早已决定了，先到宁波，再从浙赣铁路去长沙，转汉口。学范决定直接到香港。”
“很好。”杜月笙点点头说，“时侯不早，你们还是各自回去准备。中央政府迁川，我往后必定会到重庆去的。今日就此分别，后会之期，相信不会太远。”
最稳妥有利的时机，一直等到１１月２５日。晚上，宋子文一个电话打到杜公馆，简单明了，他只是通知杜月笙说：
“船票买好，法国的‘阿拉密司’号，停在法界码头，明天晚上上船。”
当日，杜公馆家人亲信议论纷纷，惟恐日本人派兵或是暗中便衣劫持拦阻，于是，有的人建议杜月笙化装了再溜上船去；有的人主张多派弟兄沿途布置，还有的主张出现紧急状况拼死保护，突围登轮，甚至有人建议宴借重捕房和英法军队的力量，请他们在杜月笙登轮前后派兵守卫，宣布戒严。
“算了吧。”杜月笙却一挥右手，不耐烦地说，“我杜某人一不化装，二不要保护，到了时候，我一个人走。至于戒严，最好请你们戒戒隔壁头的严，现在只要张大帅听见你们哇哩哇啦地喊，那我才真的走不成咧。”
杜月笙的这话吓得众人不敢言语了。于是他先和妻子儿女道过了别，又对他们陆续赴港做了安排。临到最后，杜月笙才说出他的苦衷：
“明天我走，上船前后难免要冒三分险，所以我谁也不带。”
第二天，行前，他又召见了万墨林、黄国栋，他先问黄国栋：
“你算清楚了没有？我的负债额一共是多少？”
“老早算好了，只是爷叔很忙，不曾问起。”黄国栋报了一笔数目，人欠、欠人两抵，杜月笙的亏空数超过２００万元。
万墨林暗地里一吐舌头，却不料被杜月笙一眼瞥见，他带笑地说：
“这笔数目很大啊？”
万墨林声音宏亮地答道：
“当然了，爷叔，２００多万咧！”
但是，杜月笙却出人意外地扬声大笑，他站起来，一拍万墨林的肩，朗声地说：
“墨林，你不必担心。你看好了，这趟我出门，到抗战胜利了回来，最多换掉一只金痰盂，就可以把这两百多万的债还清。”
杜门中人将杜月笙的这几句话反复咀嚼，私下频频讨论，大家都弄不懂他这是什么意思，以为杜月笙其他地方还有金窖。他们哪里知道，杜月笙终其一生既乏经济眼光，也无数值观念。可是他这一次作个预言，８年之后果真兑现，抗战８年，胜利还沪，币值一贬再贬，胜利后伪币兑法币是两千对一，旋不久改金圆券，杜月笙还清８年前２００余万巨额债务，拿金圆券折算，真是轻而易举。
这时，他再问万墨林一句：
“墨林，这些天来，我陆陆续续关照你的事情，你都记牢了没有？”
“记牢了，爷叔。”
“那么我就不必再说一遍了。”杜月笙宽慰地笑笑，又道，“还有许多我一时想不起来、不曾关照你的事件，我也不必多提，总而言之，我在上海的时候，一切事体应该怎么办，我不说你也晓得，我离开了上海，不妨照旧办理便是。”
“晓得啦，爷叔。”
晚上，夜幕降临了，杜月笙轻装简从，微服成行，他只带一名随身仆役，一部汽车开到法界码头，一路顺利无阻。“阿拉密司”号法国客轮灯光烁烁，倒映在黄浦江里，像有无数银蛇乱闪乱窜。
杜月笙平安无事上了法国豪华邮船，洋茶房鞠躬如也，导引杜月笙到大餐间，里面灯光莹莹，暗香浮动，正当中有一张大圆桌，围坐一群高冠峨服，雍容华贵的中国大佬要人，他们之间有人偶一回头，看见杜月笙翩然驾到，于是欣喜万分地发出一声欢呼：
“好啊，杜先生来了！”
杜月笙一眼扫去，宋子文、钱新之、胡笔江、徐新六……都是极熟极要好的朋友，于是一一握手寒暄，谦让入座。一群老友虽然还不曾逃出虎口，却都是兴致很高，不停地发出欢声笑语。
一会儿，又由杜月笙领头发出一阵欢呼，大餐间里更热闹了，因为上海市长俞鸿钧虽姗姗来迟，但仍及时赶到。
在法国邮轮大餐间里，在中国大佬要人分别归房就寝，成千上万的日本“皇军”，正在餐风露宿，披星戴月，荷枪实弹地在十六铺、杨树浦，沿黄浦江两岸紧密布岗，虎视眈眈，准备随时截拦劫持中国留在租界的那几位大佬，只是他们徒劳无功，非常失望。
第二天早晨“阿拉密司”号启碇，万千“皇军”也只好眼睁睁地望着法国邮船徐徐通过黄浦江，辞离吴松口，驶入万顷烟波，驶在浩翰无际的中国东海，直航香港。
第十五章
杜月笙在上海红透半边天，跑到香港来总归是个“逃难的”，论交结官府，香港是英国人的天下，杜月笙自上至总督下至当差、警察，一点关系也拉不上。谈帮会弟兄，杜月笙倒有一个。即青帮中人，后被称为“香港杜月笙”、“夜总会皇帝”的李裁法。
他２８岁，到香港三四年间刚刚正在往上窜。李裁法自幼敬仰杜月笙，他一生一世都在想向杜月笙看齐，他在上海时曾拜在“通”字辈王妙纪的门下，而在新光大戏院担任售票，他因新光戏院老板夏连良的介绍，认识了杜月笙的结拜弟兄、“小八股党”之一的芮庆荣。李裁法对芮庆荣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很尊敬，杜月笙抵港不久，芮庆荣不久跟着而来，李裁法便与芮庆荣异地重逢，同为一气，间接也成为杜月笙在香港的一支力量。相反的，杜月笙等人到香港，青帮在港声势，自也为之一壮。
日本人在上海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还是被杜月笙从容不迫，“绝不化装”而逃出，新憾加上了旧恨，他们便对杜门中人狠狠的报复，使得杜月笙在香港干着急，心急如焚，于是，他又尽量设法让他要紧的人多逃出来几个。家人中是姚玉兰先来，和他在九龙半岛饭店闭室而居，长子杜维藩继而赶到香港不久又回上海，沈月英离不了鸦片烟榻没来，三楼孙夫人远远地去了英国，二楼陈夫人则只在他旅港时期来探过一次夫，视同掌珠的大小姐杜美如跟她母亲姚玉兰往返港沪之间好几回，杜公馆里最能干的大媳妇多一半时间留在华格臬路照料一切。
要好朋友来的是张骥先，跟北洋中人交情很深的吴家元，“小八股党”的头脑来了顾嘉棠、芮庆荣和叶焯山，杜公馆秘书翁左青，后来加上徐采丞介绍的胡叙五。杜月笙分配工作，派翁左青管文电和账房、胡叙五则专任记室，弟子里面则召来了沈楚宝、林啸谷、朱学范、郭兰馨，还有一个要紧人物张子廉，杜月笙要叫他来从速建立洪门关系。
人马一拨拨来，场面渐渐打开，开旅馆长住房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杜月笙便派人找房子，作小住香港的打算。这香港杜公馆便在姚玉兰到港以后，设立于九龙柯土甸道１１３号到１１５号，双开间门面，三层楼，恰好与上海华格泉路杜公馆差不多。屋主是澳门烟赌大亨，素有“澳门杜月笙”之称的高可宁，“澳门杜月笙”高可宁有的是钞票，前些年他一口气娶了两位“名儿媳”，一个是葛兰，一个是尤敏。
张骥先、吴家元、顾、芮、叶等人大家一道住在杜公馆。
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０日，许世英自驻日大使任内下旗归国，没有寻到房子以前，便住在香港杜公馆的三楼，居室和张骥先遥遥相对，闲来无事，他临了八大幅王右军的圣教序送给杜月笙，杜月笙很高兴，悬在客厅的两壁，往后江南名士，和于右任一齐办过《民吁报》的前监察使杨千里也被杜月笙接到香港，杜月笙如果有什么重要文稿、题词题字，常常要借重他的大手笔。杨千里曾集杜句，为杜月笙题了一副对联，杜月笙便喜滋滋地挂在客厅中间，联曰：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一生好做名山游。
杨志雄和杨管北两位智囊，由于上海方面事务很多，总是在沪港之间来回的跑，杨志雄去了上海，杨管北便留在香港，杨管北要走，杨志雄再来。在杜月笙的带领下，秦待时、江倬云、庞京周、毛和源等一般老朋友都接受了杜月笙的忠告，相继避难香港，这帮人也是杜公馆的常客。
这时，杜月笙担任两项职务，那是每天他都要做的事情，一个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会长王正廷这时在菲律宾，一切业务全交给杜月笙，杜月笙又交给他的得意门生、“红十字会”秘书郭兰馨代拆代行，郭兰馨便在杜公馆三楼右首要一个房间，作为办公室，长驻办公。另一个业务是“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主管第９区的贿济工作；这里的日常行政事项，杜月笙派他另一得意门生林啸谷负责主持，林啸谷在楼下也要了一间房，每天过来办事。因此，柯士道１１３到１１５号杜公馆，里面又设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赈济委员会”两大机关。
赈济委员会的对面，住的是芮庆荣和吴家元，后来叶焯山到了，芮庆荣的家眷不久也赶来，他搬到德承街去自立门户，他的那间房便移交给叶焯山，叶焯山仍是在打光杆，这位百发百中的神枪将，一直在香港替杜月笙把头一道关。顾嘉棠跟芮庆荣两个，住是住在外头，每天中午以前，一定会照往先早年的老规矩，准时准刻，到杜公馆来向杜月笙哥报到。机密大事他们还是要杜月笙商议参详。
杜月笙自己一家，不论来了多少人，都住在二楼。
无意间，杜公馆仿效了曾国藩的会食制度，每天中午，开一桌饭，人多再加，家人父子，亲戚朋友，老弟兄，师爷、秘书还有学徒子、徒孙们，谈谈说说，聚而食之。菜色不多，却是极精，因为港沪之间多的是轮船、飞机往来，香港市场买不到的江南菜肴，川流不息送到杜公馆，因而使这一帮流浪客减了思乡之情，餐餐吃得朵颐大快。他们交换消息、商议事体，都在这一餐饭间，轻松愉快的进行。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６日，中日大战进行了５个多月，南京陷落两天后的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消息：“中国若愿议和，日可停止战争。”但是，中国上下已经决心抗战到底。因为中外人士都认为战事虽然延长，但是日本必败！
南京失陷，日本急想结束战争，他们授意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提出议和条件，与此同时，进攻芜湖的日军第６师团都已经奉令“凯旋”，日本兵欢声雷动，纷纷将行装搬回码头，结果是日本人议和条件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于是日方恼羞成怒，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由内阁总理近卫文麿发表声明：
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拟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
日本致力于制造汉奸傀儡政权，以贯彻其“以华灭华、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治阴谋。这是军事进攻以外的另一毒辣险恶新攻势。１９３８年初，杜月笙经政府明令发表为“赈济委员会第九区特派员。”同时，由已升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而实际主持局务的戴笠拨给他一笔经费，请他多方设法，派人去把日本瞩目的“汉奸”对象，自１９２６年段祺瑞垮台时分布于平津京沪一带做了寓公的皖系人物，亦即所谓安福派人，一一的接到香港地区。
杜月笙的这一使命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安福也罢，皖系也好，段祺瑞手底下的人物多半亲日。日方操纵汉奸组阁的一纸名单，其榜上有名的，不是跟日本人有公宜，便有私交，而且还个个交情很深。
因为１９２０年７月１４日爆发的直皖之战，吴佩孚在短短４天之内把段祺瑞的皖系大军打得土崩鱼烂，风流云散，那般安福要人困在北京，无路可逃，纷纷躲在往东交民巷和六国饭店，但是，英、美、法等各国领事开会决定拒绝庇护和容纳他们。这时只有日本使馆同意收容他们，这样安福要人们才得以潜逃而脱险。如今，这一股人投置闲散了将近１２年，官瘾又相当的大，虽然杜月笙有意营救他们南下，但是，他们自己的心中的愿不愿意，却是谁也无法臆测。
于是，杜月笙派吴家元和李择一，还有朋友朱秀峰与陈兰，穿梭不停地往来于港沪、港津道上，分别拜访，再三致意，拍胸保证，秘密安排，居然在敌伪特务严密监视检查之下，从虎口中抢救出来大部分列名汉奸榜的伪朝新贵，使日方费尽心血，威逼利诱摆出来的伪政府“堂堂阵容”，被杜月笙“拉角”拉得台柱尽折，惨不忍睹，只剩下小猫三、两只。
在这一段时期，经杜月笙之手接出来的日方目标，大名鼎鼎的就有段祺瑞的司法总长章土钊、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政院副议长汤漪，这许多显赫一时的北洋皖系大佬，抵达香港之初，大部住在杜月笙的家里，诗酒留连，日夕盘梗，再加上半个东道主、曾经当过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第２８任国务总理许世英，内阁十大阁员到了六、七个，香港杜公馆开出一桌饭，俨然是段祺瑞内阁复活了。
第十六章
正在这时，突然之间从英国伦敦来了航空信。原来，孙夫人带维屏和维新两个儿子负笈英伦，１９３８年底两兄弟转赴美国求学，孙夫人关切国内大局和杜月笙的行止，当她获悉杜月笙业已逃出虎口到了香港，她便命维屏、维新去美国，自己飘洋过海到香港来了探视丈夫。
杜月笙对于孙夫人万里来共患难，非常高兴。随后孙夫人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１年，足有３年随侍杜月笙之侧。
抗战发生后，杜月笙家庭之中发生的一项变故是沈月英逝世。
沈月英身体一向虚弱，鸦片烟瘾又越来越大，整日从早到晚，一榻横陈，喷云吐雾，鸦片剥削了她的健康，毒素在加速她的死亡，１９３８年底，她旧疾复发，衰弱不堪，杜维藩两夫妻１天２４小时衣不解带的侍疾，一度情势危急，孝心可嘉的杜维藩还割了股。
晚年时期，沈月英是和杜月笙分了居，杜维藩对他母亲之死是非常伤心的。
早在１９３７年底，杜月笙逃出重围，只身抵达香港时，便有不少亲友向他忠告，日本人既已对他的门徒、学生采取报复手段，杜维藩和杜美如这一对长子、长女住在上海就有危险。因为谁都知道：杜先生最喜欢的便是大少爷和大小姐，杜维藩之结婚和杜美如之满月，铺张之盛，场面之大，向与杜月笙开祠堂、陈夫人过生日相提并论。杜月笙自家曾经解释他为什么对这两个孩子特别钟爱，因为，———
“维藩和美如出世，脚步走得最正。”
这话怎么说呢？原来，杜维藩诞生于民国五年，从那一年起，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三大亨”义结金兰，打出了十里洋场的大好江山。而杜美如出世，是为民国十九年，杜月笙从这一年起脱颖而出，连升三级，和财金工商、乃至党务政治都结了不解之缘。
所以，杜月笙听到亲友们的警告，身在客地却思念子女，这想得他愁眉不展，魂梦为萦。于是，他向上海家中拍出一封封的电报，叫杜维藩和杜美如快到香港来，杜维藩在１９３８年春匆匆的到香港一趟，不久便因为他母亲的病，夫妻两人双双又回了上海。杜月笙心底下极是担忧，却是苦于拦阻的话说不出口，他不能留下儿子不许他去娘面前尽孝心，因此一直到１９３９年９月，杜维藩在上海办好了他母亲的丧事，才戴着重孝，十分沮丧的重来香港。
一到杜公馆，当他见到望眼欲穿的父亲，又是悲从中来，杜维藩放声大哭，扑跪在杜月笙的面前。
这一晚杜月笙心情悒闷，他辞却一切应酬约会，跟杜维藩谈了很久的话，倾吐他自己的感慨，同时也抚慰惨遭失恃之恸的大儿子，他曾意味深长地说道：
“当初娶你娘进门，两夫妻一家一当还是朋友们帮的忙，我没有正当职业，用钱又松，家里经常青黄不接，我们一家也只有你娘跟我吃过几年苦头。开不出伙食的时候我常在想，只要两夫妻同心协力，有朝一日混出一个平安是福，窄门浅户，粗茶淡饭，我跟你娘就此满足。哪里想到往后场面越来越大，事体越来越多，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过过那种衣食无忧、绵密深稳的小家庭生活咧！如今回想起来，越加叫我心里难过。”
这一夜，父子两人都觉得是从所没有过的亲近，军国大计、银行公司、朋友弟兄、徒子徒孙全抛开了，两父子间仿佛就只有沈月英凄然带笑的孤魂正和他们在一起。从沈月英说起，杜月笙又感触自己的一生，他又谈起了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
“小时候我从浦东到浦西，水果店里学生意，每天清早忙到夜晚，老板给饭钱，只够到摊头上吃两客蛋炒饭，人家食量小，叫一客蛋炒饭还可以喊一碗黄豆肉骨汤，我刚从乡下来，身体结实，食量大得吓坏人，一顿两客蛋炒饭还不够饱，因此一日到夜肚皮里闹饥荒。天一亮西瓜船到岸，船老大把西瓜一只只往下抛，我们这些小伙计在码头上一只只接，做过不久，只要西瓜碰到手，我就晓得瓜好瓜坏，挑一只好西瓜装做一时失手，西瓜落地，碎成几瓣。老板看见了，跑过来骂两句，等歇收了工，把地上的碎片拣起，吃蛋炒饭以后，嘴里面渴，正好拿烂西瓜当汤汁茶水。”
杜月笙悼念亡妻，抚慰爱子。从这以后一改常例，他和儿子、媳妇也一道玩玩。
第十七章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经昆明、潜抵河内，发表通敌求和的艳电，主张停止抗战，对日谋和。
１９３９年元旦，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议：汪兆铭危害党国，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５月３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之下，由河内直赴上海。他起先住在虹口日本军区，而当时的上海，有一句口号，那便是“不过四川路桥！”因为一过四川路桥便就离开了租界，到了日本人占领的区域，亦即上海人鄙夷的“歹土”。
汪精卫在四川路桥那边住了几天，随后就搬过桥来，住进了千极斯斐尔路７６号，这是一幢宽大幽深的花园住宅，原来是陈调元的产业，日本人将它侵占，拨给汪精卫充作举行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后来便改作汪伪政府的特务机关大本营。
汪精卫所召集的“代表大会”，决议了所谓“和平大计”，“改选总裁及中央委员案”，他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沐猴而冠，拿日本人“发还”的关税余金，每个月４０００万元作为经费，收买党羽，招兵买马，积极布置成立为虎作伥的傀儡汉奸政权。这时，由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许多忠于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人员和工商金融界人士受了他们的蛊惑，不明真象，贸然附从，这使得敌伪势力因以变大，而国民党在上海的组织几乎为之整个动摇。
于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６部任职的前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开先奉命赶赴上海，他身边携有国民党蒋介石致沪上耆彦虞洽卿等５人的问候函件，行政院长孔祥熙写给上海银行界领袖李馥荪、秦润卿等的私函十余封；吴开先单枪匹马，空手亦拳，他悄然地由重庆经昆明、河内而香港，先去探访杜月笙。
这时，徐采丞充分利用其天时地利与“人和”，已成为杜月笙在上海的方面大将。为了许多机密任务，他经常往来于上海、香港间。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徐采丞香港回了上海。不到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地推门进来，愕一愕，便问：
“你不是刚刚回去的吗？怎么又……”
“有一件紧急大事，”徐采丞坐定下来回答，“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什么紧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问。
徐采丞先不答，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只有九个字：
“高决反正速向渝洽。”
“高———是否高宗武？”
“是的。”
“这张字条是谁写的？”
“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庼写的。”
“黄溯初是那一位？”
“他是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采丞兄，可是你认得这位黄先生吗？”
“不，黄先生是徐寄庼的同乡友好。”
杜月笙大惑不解地问：
“这件大事，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来的？”
于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说了。原来，此次他一回上海，刚刚到家，徐寄庼便登门拜访，告诉他说：高宗武以外交部亚洲司长的身份，起先驻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一向抱着“和平救国”的大愿，又因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犬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此种种缘故，高宗武才成了汪精卫与日方之间的穿针引线人。
“这个人我晓得，”杜月笙打断了他的话说，“前些时香港华侨日报登过一条消息，隐隐的指高宗武来往上海香港，是在秘密从事谋和。高宗武看了很不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的朋友托我出面解释，我叫人去跟高宗武说了，这位朋友很义气，马上答应了看我面子打消原意。”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间还有这一层关系，那就更好了，”徐采丞欣然地说，又道：“高宗武后来跟汪精卫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负责办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不久他到东京，近卫首相把‘中日密约’开出来，他一谈之下，发现东洋人所谓的‘和约’要比２１条还狠。假使签订了这项‘和约’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要断送，为此他觉得彷徨苦闷，于是他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了他敬重的黄溯初，向他讨教。”
“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徐采丞答道，“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绝不是卖国求荣。黄先生不过鼓励他，点醒他，答应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
但是，黄溯初因为自己是进步党人的关系，他对国民党不无偏见，他在长崎和高宗武相约，高宗武回沪不久也到了上海。徐寄庼和黄溯初是同乡好友，黄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庼，一席密谈，最后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他将功折罪。徐寄庼一听之下，当即说道：
“你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要么只有杜月笙。”
黄溯初说杜月笙我虽然并不认得，但是这个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却是有口皆碑，无人不知。他能答应承揽这一件事，我便放心。
杜月笙听徐采丞说到这里，岔嘴问道：
“高宗武是负责办理日汪交涉的人，他若反正，那么，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的密约内容，是不是可以带得出来，公诸于世呢？”
徐采丞断然地说：
“那当然没有问题。”
于是，杜月笙翌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地高声说道：
“采丞兄，这件事情关系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便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报告。”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５日，杜月笙自香港直飞重庆，进谒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事宜，应该如何处理？
杜月笙谒见蒋介石，结果他得到委员长的指示：“从速反港，秘密进行。”
杜月笙十分振奋，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香港去。
然而，他所搭乘的这一架飞机飞到半路，竟碰到日本军机扫射追逐，飞机师为了保全飞机和旅客的生命，拼命盘旋攀高逃脱敌机的轰击。民航飞机逃，敌机则紧随不舍，这时民航飞机既没有空气调节，又缺乏舒适安全的各种设备，杜月笙在飞机上，一时感到天旋地转，金星四迸，身子猛烈的摇来晃去，时上时下，鹘起翻飞，这转得他头昏眼花，几乎昏厥，最后飞机爬升到８０００公尺的高度，机上不备氧气，而高空空气稀薄，杜月笙呼吸艰难，几度窒息，撑到后来实在受不了，他便眼睛一闭，爽性等死。
幸好，敌机追逐到了８０００公尺以上的高度，眼看民航飞机驾驶员翻腾揉升，技术高明得很，再追下去，也是徒劳无功，枉费心机，于是便一个转弯，飞开去了。敌机放弃了目标，这一飞机人才算是拣回了性命，然而，杜月笙却特别的惨，他喘息不止，坐不下去，惟有躺在飞机上一路到香港。
香港杜公馆的家人、亲友、门生、弟子，都在香港启德机场，伫望杜月笙自重庆归来，大家谈谈笑笑，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蓦地，有人高声地一喊：
“不对呀，辰光已经过了，怎么飞机还没有到呢？”
一句话提醒了大家，派人到航空公司去问。结果航空公司回答：“我们也不知道。”事实上，他们已得到客机遭日本军机攻击的消息，但为免得引起骚动与不安，他们奉命向接机者保守秘密。
时间越过越久，翘首北望，依然不见飞机的影踪，杜门中人更着急了，有人议论纷纭，有人窃窃私语，终于，机场中人纷纷口耳相传，说客机受到敌机的袭击，却是苍天庇佑，赖驾驶员的技术高明，已摆脱敌机，毫发无伤正向启德机场飞航。
杜公馆接机的人才额手称庆，喊声：“阿弥陀佛！”航空公司的职员又是神情严肃，紧张仓惶地来寻接杜月笙的人，劈头便说：
“杜月笙先生在高空体力不支，据飞机师的通知，需要准备担架。”
众人刚刚欢喜的一颗心又齐齐地往下一沉，连忙找到机场医护室，寻了两个抬担架的工友，飞机一到便抢先冲上飞机，把急喘咻咻，无法起立的杜月笙抬下了飞机。
这便是使杜月笙烦恼痛苦１２年，严重损及他的健康，最后终于使他难免一死的气喘病的由来。他在这次敌机袭击中逃出了性命，却换来一副百病丛生、经常不适的身体。
在担架上被抬回家中，庞京周给他打针吃药，紧急救治。亲友、弟子忙得团团乱转，好不容易使杜月笙喘过气来了，他脸色苍白，挥挥手说：
“你们都出去，请采丞留下来。”
在病榻上，杜月笙欠起身躯，跟徐采丞说：
“请你立即回上海，代我办到两件事体，第一，请黄溯初先生火速来香港，跟我当面接洽。第二，转告万墨林他们，只要高宗武说声走，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无事地先送到香港来。”
徐采丞是在第二天动的身，他回上海，不上十天，黄溯初首先飘然南来，杜月笙大病方愈，亲自去迎接。为了安全保密，他又请黄溯初在杜公馆下榻。
高宗武的一笔账都在黄溯初的肚皮里。于是，黄溯初和杜月笙促膝密谈，他把高宗武三度赴日的种种经过、中日密约的要点，逐条逐项向杜月笙一一细说。杜月笙咬文嚼字，坦率地说，“这实在太多了，一下子难以记得住。”
于是，黄溯初哈哈大笑，亲笔给他写了一份报告要略，杜月笙欢欢喜喜地双手接过，他眉飞色舞地说：
“我明天再搭飞机到重庆去。”
姚夫人见杜月笙连日忙碌紧张，飞重庆又飞出了气喘毛病，心中灼急，又不晓得他究竟忙的是什么事情？听说杜月笙才隔了１０天又要飞重庆，她心里担心得很，便向杜月笙苦劝：
“坐飞机未免太危险了，这一回，您就走河内、昆明，走陆路去，好吗？”
“不好！”杜月笙打着戏腔，告诉她说，“我此刻恨不能身插双翅，破空而去！走陆路，那又得十天半个月，怎么来得及啊！”
但是，杜月笙冒险再次飞往重庆，这次却带了庞北周医生同行，以防万一。这一趟总算托天之福，安安稳稳，到了重庆，蒋委员长即刻传见，杜月笙报告完毕，蒋介石便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杜月笙，请他设法转交高宗武。
杜月笙得了蒋介石的亲笔函件，心知大事已成，当前最要紧的还是迅速采取行动，免得贻误时机，一着错，满盘输。
第二天他又飞回香港。然后把委员长亲笔信交给稳妥可靠的人，秘密携往上海。接下来，他便是整日引颈翘望，苦等高宗武安然南来。黄溯初也住在杜公馆苦苦等侯，杜月笙长日陪伴佳宾，好在黄溯初见多识广，为人又很风趣，天大的事搁在心上，他也是从容自在，谈笑风生。杜月笙从黄溯初那边获益不少，杜公馆上下虽然不清楚黄先生的身份，却是人人对他尊重而又亲近。谁都喜欢听他聊天，畅谈国家前途、天下大事。
由于敌伪方面戒备森严，防范紧密，徐采丞发动杜门中留在上海的人要想营救高宗武安然脱险，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由于日、汪之间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已完成，签字仪式订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举行，高宗武决心等到密约签订过后，再盗出原本，献诸中央，揭破汪精卫等卖国的勾当。所以，他到１月４日才成行，行前，他又救出了正有生命危险的陶希圣。
汪精卫举行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新成立的伪中央党部，先行设置的机构只有外交，宣传和警卫三个“部”，“外交部长”由汪精卫自兼，“警卫主任”是周佛海，副主任李士群、丁默邨，宣传“部长”即由陶希圣充任。
“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开始谈判，陶希圣一看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他们把中国划分为“满州国”、“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和“华南”５个地带，而把海南岛和台湾一般列为日本的军事基地。５大地带还不包括外蒙、新疆、西甫和西北以及西藏，那便是说，日本要瓜分中国。陶希圣认为，像这样“白纸写上黑字”，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署，这件事是“断不可能的”，因此他拒绝在中日密约上签字，一面称病不出，一面暗中策划如何出走。
陶希圣的态度已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起疑忌，１９４０年元旦前后，便有人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是李士群、丁默邨主持的汪伪特务机关极斯斐尔路７６号正在计划刺杀他，陶希圣两夫妇当时就决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杀一个办法。”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１９４０年元旦，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住宅出现，他来探病，并且拜年，陶希圣告诉高宗武说：
“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
高宗武便说：
“走了吧。”
事实上，徐采丞、万墨林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吩咐，替高宗武预备好了船票，同时严密制定了保护他顺利成行的计划，临时加上陶希圣同行，当然不致发生什么困难。１９４０年１月４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独自一人，乘车到南京路固泰饭店前门，下车后，进入大厦，马上赴后门口，换乘一辆出租汽车，直奔上海滩码头，果然他也告顺利成行。
１９４０年１月５日下午，高陶抵达香港，杜月笙、黄溯初等人心头悬着的一方巨石才轻轻落下。
顶要紧的人到了，日、汪密约原经高宗武的内弟沈惟泰摄成底片，交给高宗武夫人秘密收藏，也携来香港。
“日汪密约”经由沈惟泰所拍的底片一共冲洗了两份，一份送呈重庆中央，一份由高宗武夫妇共同署名，交给杜月笙，转至中央通讯社发表。但是发表之前又生了波折，中央社方面因为高宗武在“密约全文”前面加了几百字的叙言，说明当时经过，他们认为不妥，便指出高宗武不曾亲自盖章而不足以信，而且手续不全。高宗武夫妇解释说：“图章当然该盖，但是仓卒离沪，不及随手携带。”
于是便为了图章的问题，双方相持不下，即将功德圆满的一件大事几乎就要闹僵。急起来，杜月笙便悄悄关照他的手下，说道：
“我此刻到吴铁老公馆去，你等好在这里，等到１１点钟，你再赶到吴家指明找我。你不妨质问我，到底是全文照发，还是一定要删去前言？你若见我尴尬，你就高声发话说你受高宗武之托，要立刻将全部文件收回。”
吴铁城这时已卸任广东省主席，小住香港，是中央在港最高级人员，当晚１１点钟杜月笙导演的这一出戏，让他助手声势汹汹、装模作样，以强硬姿态演出。果然使吴铁老着起急来，他亲自嘱咐中央社，序言密约，一概照发。于是，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０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之原文摄影皆发表，这一重大新闻轰动世界。
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接近尾声，高宗武想出国留美，继续深造，由杜月笙经手替他办好了护照。当他知道杜月笙因为他们的事高空遇险得了气喘重症时，非常不安，后来，在美国为杜月笙遍访名医，请教病因及治疗方法，而且经常寄回药品。
但是，为此“高陶事件”，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他恨声不绝地说：
“我跟他有什么过不去？他竟这么样来对付我！”
当时，他就令伪政府特务头脑李士群专程到广州指挥，派遣凶手到香港去解决杜月笙。然而杜月笙早就防范严密，刺客没有下手的机会。但是，汪精卫仍不甘心，他再派人去香港警署，借口有人密告杜月笙是“流氓”，要把他驱逐出境。
戴笠的中统特务王新衡首先侦得消息，十万火急地去通知杜月笙。但是杜月笙不肯相信，他付之以淡然一笑，反过来安慰王新衡说：
“不会有这种事情的，新衡兄，你放心好了。”
然而，没过几天，柯士甸道杜公馆和告罗士打的房间，居然有警署的人跑来说是奉命搜查。这一下，杜月笙才知事态严重，于是他便去找王新衡商量。
王新衡说：“为了正本清源，彻底消除汪精卫的阴谋诡计，应该把事体闹到香港总督那边去。”
这时，俞鸿钧正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住在香港，而俞鸿钧在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期招待过香港总督，他和港督私交很深。因而王又建议杜月笙找到俞鸿钧，结果，俞鸿钧以非正式的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向港督送上一份备忘录，说明杜月笙是中国的高级官员，社会领袖，他是国民政府正式委派的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又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此外还兼任国家行局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以及国家资本占５０％以上的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他指出港警搜查中国官员的住宅及其办公会客的地点，完全是非法而无礼的行动。港督接到了俞鸿钧的备忘录后，当即表示道歉，同时保证此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一桩公案就此了结，汪精卫的报复也因他后来病逝东京而一直无法得逞。
在国人交相詈骂声中，汪精卫等一些汉奸，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他邀约在上海的德、意、日三国驻上海的外交官、侨领、使馆人员，由日、伪军数百人随车保护，自上海开一列专车到南京，参加他的“还都典礼”。这当，一列车驶近浒墅关，便由忠义救国军潜伏上海的地下工作者，预埋炸弹，轰然一声，列车全毁，死伤汪伪贵宾和日伪军数百人，酿成重大惨案。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捷报，不禁颔首微笑，频频说道：
“我们送的这一串鞭炮，着实不少！”
第十八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