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凑巧，这时杨管北刚好盲肠炎开刀，在闸北仁济医院里休息。于是，双方在医院里开始了接洽。
结果，已经有了点眉目，忽然又横生枝节，掌握南通事业大权的吴寄尘，坚决反对杨管北去管大达公司的事，他所持的理由是———杨管北年纪太轻，惟恐他少不更事，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杜月笙得到消息，淡然地一笑，他对于人与人的关系摸得最透，一听吴寄尘公开反对杨管北，立刻便知道是“南通地产质询”结的冤。
原来早几年，大生纱厂周转失灵，南通实业界元老张謇的得力助手，被张謇所倚重的吴寄尘为了解救大生的危机，竟将“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产业，坐落上海九江路２２号的整幢洋房进行出售，然后把售得的款项移作大生纱厂救亡图存之用。
这一来，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股东为之大哗，南通地产是独立的企业，跟大生纱厂无关，它毫无理由被牺牲了去救大生。吴寄尘是迫不得已而出此，但是大生的危机解除，上海南通地产的股权问题却又变得无法收拾了。上海南通地产的股东们要求召开股东大会，为保障本身的权益提出质询，要求吴寄尘赔赏全体股票所受的损失。
股东大会举行前夕，愤懑不平的股东们想起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到时候谁来提出质询？因为南通事业的股东多半是张謇的亲友和旧部，他们站得住道理却是碍不过人情，谁好意思去跟张謇的代表人吴寄尘细算账目，要求赔偿？
于是，有人提出镇江杨家的小开杨管北。杨家及其亲戚投资南通实业为数不少，小开本身是大生纱厂的董事、三厂的常董，又在大达轮船公司和南通地产都有股份。杨管北年纪轻，冲劲足，他学的又是经济与法律。老一辈的有人找到杨管北一怂恿，杨管北果然答应担任开路前锋。
第一次开会，杨管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口口声声讲法律，要赔偿，吃亏的股东有了开路先锋群起而攻之、这弄得吴寄尘极不是滋味，更是对杨管北这个初生牛犊感到不悦。问题拖了又一年，赔偿仍然不见兑现，再召开股东大会时，吴寄尘请了曾任江苏财政厅长李耆卿担任主席，各股东因为血本无归，心情焦躁，于是纷纷发言，措词激烈，竟使李耆卿气得中途退席。从此，吴寄尘将所有令他难堪的账都记在杨管北身上，认为这一个后辈虽然年轻有才，却是不通人情，形同叛逆。
以后，吴寄尘对杨管北始终耿耿于怀。
这件事总得要化解化解，杜月笙想出一位适当的调解人，杨志雄。一则，杨志雄风度翩翩，舌辩滔滔，是他智囊团中外交人才的首选；其次，杨志雄是吴淞商船学校的学生，吴淞商船是张謇一手创办的，杨志雄毕业于该校，后来又曾出任该校校长，因此，他和南通张家颇有渊源。
请杨志雄来一商量，杨志雄说：
“这件事我倒有两条路子，四先生的少爷张孝若，在汉口当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员长，我也在汉口当船主，我们经常在一起，相当的熟。”
“还有一条呢？”杜月笙知道。四先生就是大家对张謇的称呼。
“吴寄老有位侄子在金城银行当经理，叫吴蕴齐，我们也是要好的朋友。”
“那么，”杜月笙建议说，“你是否先去跟吴蕴齐谈谈，请他劝劝吴寄老，要我跟小开去，无非是挽救大达。我充其量只能挂个名，搞轮船我不会，真要救大达，还得靠小开。”
杨志雄赞同地点了点头，回去了。他这时在德商西门子洋行当总顾问，吴蕴齐常到他办公室来，因此，第二天他便见到了吴蕴齐。他还怕他传话传不清楚，特意转弯抹角说：“我久仰令叔，吴寄老是通州实业界的老前辈，只是自己无缘见面。”
言下之意想请吴蕴齐引见引见。
吴蕴齐很高兴地说：
“这有什么问题，我今回去就跟家叔说一声。”
第二天，却是吴寄尘由他的侄儿陪同，亲赴西门子洋行，专诚拜会杨志雄来了。吴寄尘一到，使杨志雄深感不安，颇有点窘。不过吴寄尘兴致很高，他和杨志雄一见如故，促膝恳谈。在这一次长谈中，杨志雄很技巧地提出杜月笙的见解———一切应以挽救大达为前提，杜月笙深知杨管北有彻底整顿大达的能力，使这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传统的事业机构，发扬光大。吴寄尘对杜月笙的热心诚恳，非常感动，他在杨志雄的面前，马上表示出欢迎杜杨的决心与诚意。
当杨管北开刀的伤口愈合，出了仁济医院，他只晓得又有一项新职在等待着他，还不知道其中有过一段曲折。听说杨管北要接大达公司的事，杨管北的亲戚长辈纷纷的把股权移转给他，以使他持有够多的股份强化他在公司的地位。同时，杨管北也建议杜月笙不必去当空头董事长，杜月笙深以为然，于是也大量收购其股票；结果在大达轮船公司的股东大会里，杜月笙和杨管北以足够的股权，当选董事，再经过董事会推请杜月笙为董事长；张孝若为常务董各兼总经理，而以杨管北副之。此外还有杨志雄和胡筠庵两人，也当选了常董，杨、胡两位常董同为杜系人物。
这时，苏北一带遍地盗匪，声势滔大。由于盗匪多如牛毛，横行霸道，苏北各地交通几已继绝，商旅通过除非预缴“保扩费”，否则随时都会被劫。这样使得在一省之内，从上海汇钱到苏北，１００块钱的汇费高达２０元。盗匪使得苏北货不能畅运，大达轮船公司的货物也经常被抢。
杨管北上任后，立即雄心壮志，准备在这个交通阻塞上打开大达公司的局面。他请杜月笙约来了青帮大字辈前人，在运河苏北各码头坐第一把交椅的高士奎帮忙，高士奎在青帮比杜月笙高两辈，但是由于时局倒转，情势不同了，高老太爷不但对杜月笙很客气，而且还口口声声地喊杜先生。
高士奎一约便到，杜月笙告诉他说：
“有点小事情，想请高老太爷走一趟洪泽湖。”
洪泽湖，位置在苏皖边境，早先是蚌埠通往清江浦的要道，后来因为烟波百里，成了强盗土匪的渊蔽。
高士奎听说杜月笙要请他走一趟洪泽湖，蓦地兴起怀乡之念，他欣欣然地说：
“３０年没有回过家了，既然杜先生要我去，我就走这一遭吧。”
杜月笙大喜，当下请问：
“什么时候动身呢？”
“随便，”高士奎答道，“反正我是闲人，明天后天都可以。”
送走了高老太爷，杜月笙又叫杨管北来，吩咐他送高老３０００块钱的“路费”。
杨管北不在青帮，但是他跟青帮人物很熟，就在他的手下，大达公司大裕轮的买办，众人称为孙大哥的便是一位大字辈，因此，他选大裕作为此行的专轮。
高老太爷抵乡，消息马上传遍清江浦，码头上黑压压的一片，数不清有多少人来迎接———其实，还有不少青帮人物一路远迎，肃候老太爷在船上吃过了晚饭，轮船驶向淮安，到清江浦时，他又接受了盛大热烈的欢迎。
被清江浦的朋友苦苦挽留了６天，天天欢宴，不曾一刻得闲。６日后，高老太爷乘车往杨庄老家。
在杨庄，高老太爷一住又是１０天。他的龙亲老眷，街坊乡邻，一拨儿一拨儿地跑来向老太爷磕头。高老太爷也忙着一家家的拜访、叙旧，他家中存有３００石米，加上自己带来的３０００块钱，一笔笔的送光为止。
到达杨庄的次日，高老太爷派人传个话，叫高良涧和临推头之间，亦即洪泽湖相隔最远的两岸，管事的大寨主吴老幺来见。话传过去，在第４天早上，这位苏北最有势力的大土匪头子挥桨如飞地赶到了杨庄。
一进高老太爷的家门，吴老幺向高老太爷三跪九叩首，执礼之恭出人意外。高士奎跟他叙一叙，这吴老幺居然也是“悟”字辈，算是老太爷的孙子。
高老太爷望一眼垂手肃立的吴老么说：
“你晓得吧？我这次是特为找你来的！”
吴老么作了个揖，不胜惶恐地说：
“老太爷，我怎敢当？”
“上海有个杜月笙，”高士奎问，“你听说过没有？”
“久闻杜先生的大名，”吴老么答道，“就是至今不曾瞻仰过。”
“这位朱信科先生，”高士奎伸手一指，“就是杜先生的要好朋友，杨管北请来当代表和你联络的。杜先生和杨先生在办大达轮船公司，大达的船要开辟苏北航线。我找你就为这件事———看到大达公司的船来，你要好生照顾啊！”
“请老太爷放心，”吴老么慨然承诺，“大达公司的船只管来，他们船上要是少了一颗麦，统统由我赔偿。”
就这样，三言两语，打开了苏北航线，甚且远远伸展到蚌埠，清江浦之间。待高士奎回到上海，杨管北立即开始筹备薛鸿记帆轮联运公司，并另行筹组达通小火轮公司，航行皖北、苏北各线，只载货，不搭客。他设立各地分支机构尽量起用青帮人物，譬如蚌埠办事处请“大”字辈的夏金贯主持，清江浦有“大”字辈冯守义坐镇，扬州、镇江则以通字辈向春廷总管一切。凡此青帮人物一概以经理名义月支薪水大洋２００元。但是实际业务杨管北仍得另外选派有经验的人负责办理。
然而，第一次航行就出现了惊险镜头。达通小火轮公司的一艘船驶到了柏树湾，这一带因为地形关系，河道曲曲折折，成之字形，一向是盗匪出没抢劫船只之地。这时行驶于这一地区的船只俨然一条长龙，形成船队。第一艘是扬子公司的轮船，第二艘是戴生昌的船只，达通公司的火轮殿后，还一连拖了十几条木船。
船队驶抵柏树湾，大概是夜晚九、十点钟光景，周遭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突然之间，岸上响起清脆嘹亮的枪声，紧接着便有粗犷的声音大喊：
“把灯熄掉！人回舱里去，谁敢探出脑袋，枪就不认脑袋！”
月黑风高，碰到强盗，这时恐怖紧张的气氛达到了极点。达通拖轮和木船上的员工水手，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发抖，可是他们受惊吓了许久，只听到前面停泊的轮只上哭喊之声不绝于耳，自己的船上竟然毫无动静。于是有胆子大些的探首外望，两岸静悄悄，不见人影火光，心想一定是土匪得手以后就撤退了。当夜他们疑惑不定的各自去睡，第二天清晨一问，果不其然，扬子和戴生昌的两条船、货物和行李全部被劫走了，惟有达通公司的船在匪徒们眼中好像不存在没看见似的，秋毫不犯。
随后，达通公司等于是保了险的、托达通运货土匪不会来抢的，消息迅速传开，托运货物的主顾纷至沓来。达通苏北航线的建立和开通，使大达公司的业务突飞猛进，盈余直线上升。
杜月笙接任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派杨管北接管业务，任何人都以为他们上台一鞠躬，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和大通公司成立协议，遏止跌价竞争以免愈赔愈深，两败俱伤。因为凭杜月笙和通达公司的杨在田、陆费伯鸿双方的交情和作风，他闲话一句，什么事情都可以摆得平的。然而说也奇怪，当杨在田、陆费伯鸿蚀了不少钱后，眼见杜杨上任上场，笃笃定定地在等杜月笙递过点子过来拜码头，谁知杜月笙闷声不响，声色不动，丝毫没有展开谈判，讲讲斤头的任何迹象。
起先他们很纳闷，后来恍然大悟，杜月笙他们手条子够狠，大达公司自从杜杨登场，情势丕然一变。杜月笙他们跟银行界交情够深，拨只电话就可以调来大批大洋，此其一。大达打开了苏北航线，开设大兴公司，一掼下去就有３０００万的活动能力。大达、大兴、薛鸿记连成了一条线，代办货物，平安运达，立即押汇，三大业务做得热闹风光，一笔生意三层赚头，洋钿银子滚滚而来，拿这里面的赢余来跟大通公司在一条航线上拼，可以说轻而易举，不费气力———搓麻将掉了人又另扳了庄，大通公司今非昔比，他们着着居于下风。
于是，硬挺了一年，反倒是大通公司要叫救命了———再赔下去，就要掼倒。于是，杨在田和陆费伯反客为主，迫不得已向大达提出要求，希望双方相忍为安，顶好是想个什么法子，盘算盘算成本，打开这个恶性竞争的局面，彼此都能获得合理的利润。
有一个绝妙的法子，但是，老朋友面前，杜月笙却不出口，他振振有词地推托：
“大达的事情，统统都是小开管。老兄的意思很好，但是要去跟小开商量。”
大通公司只好再去找杨管北谈，杨管北的答复使大通公司方面颇感意外———他抓住大通方面人士的慷慨陈词、顺水推舟地这么说：
“既然竞争对于双方不利，那么，我奉送各位一个意见———何不联营？”
“联营？怎么个联营法呢？”
“那还不简单，”杨管北双手一摊：“大达、大通成立联营处，共同经营上海到扬州这条航线。”
“双方所占的比数，怎么样算？”
“有一个最合理的计算方法，我们联合去请一位最有名的会计师，请他细查大达、大通过去３年的账，以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为准，订定双方所占的比数。”
大通情势危急，只有照办，双方请来了上海滩有名的奚玉书会计师，查过了账，纪录显示，在以往３年，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中，大达公司占６３％，大通公司占３７％。
照这样的比例，在即将成立的联营处里，不论船只吨位、新旧、设备、速率，以及包括水上，陆上所有的资产，孰者为多，熟者为少，大达公司所应分得的赢余，要比大通超过将近一倍。这样，大通说这样不能干，大达说不干就算了。几经折冲，几经谈判，最后则由大达公司让步，将双方所占比例，调整为大达公司５５％，大通公司４５％。合约刚刚签好，交通部又召开全国第一次航业会议，杨管北即席提出大达、大通两轮船公司联营１０年的报告，请交通部准予备案，同时，由联营处提供保证：不分客运货运，今后绝不涨价。
制服了大通轮船公司后，大达轮船公司的赢利更逐日递增。不久，当虞洽卿因连任二届上海船联会理事长而必须改选时，杜月笙便以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一工商界的重要头衔。
第十章
上海的棉纱交易市场，也是杜月笙想加以控制的行业。
早在１９２８年，杜月笙已开始在纱布交易所做棉纱生意。随着他在工商金融界势力的膨胀，这笔生意越作越大。但他不满足，希望能坐上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的交椅，这样他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大作投机买卖。
他等待着，终于找到了机会。
一天，张啸林眼看棉纱交易的钱好赚，于是也往里面扎。他一上来就抛空，而且抛出的数额来得很大，杜月笙说：“此刻抛空恐怕不利啊！”
张大帅眼珠子一弹，开口便骂：
“他妈的！老子抛空就不许不利！月笙，你也来，胳臂不能往外弯，总不能说我抛空，你反倒做多吧？”
杜月笙被他说得笑了起来，点点头说：
“好，我奉陪，不过，我少做点。”
“不行，要做就大做！”张啸林自有道理，“必须我们两个都做大，才可以把价钱掼下去！”
哪晓得张大帅这一宝没有押准，闯出了穷祸，他大做其空，纱布交易所便天天利多，拍一板就涨一截，而且天天涨停板，一连一个多星期，纱布交易所出观了空前未有的怪现象。
每天从早到晚，张大帅把“他妈的！”一路骂到底，结果他做空做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他跟杜月笙隔一盏鸦片烟灯，扳着指头算，他妈的真正不得了哇，现在每拍一板，就要蚀本十多万。
上海棉纱帮以通海人士居多，亦即南通与海门。陆冲鹏是海门的大地主、国会议员、棉纱帮的几位亨字号人物。跟他有交情的其中有一位叫顾永园的，跟他是很知己的朋友。顾永园当时也在做空，蚀得来性命攸关，一日他忽然来访陆冲鹏，劈头便是一句：
“不得了，张先生都要倾家荡产了！”
陆冲鹏惊了惊，忙问：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顾永园把张啸林纱布做多，陷身泥潭，进迟维谷的窘况，细细一说。接下来他又义形于色，气愤填膺地道：
“纱布交易所，从来就没有这种猛涨不停的事体！我们人人都晓得，这完全是里面有几个理事在作弊，就是苦于找不到证据。”
陆冲鹏刚要插嘴问，顾永园忙不迭地又向他娓娓细诉，他把棉纱交易所的种种黑幕，解说得十分详尽。
由而陆冲鹏明白了顾永园的来意，于是他单刀直入地问：
“要怎么样才可以对付他们。”
事急矣，顾永园自告奋勇地说：
“要跟鲁智深醉打山门一般，闹个卷堂大散。我愿意当先锋，上台质问，叫他们明天一上来就停拍，否则的话，十多万十多万地赔上去，到了明天这个时候，张先生和我无法交割。”
陆冲鹏懂得了，再问：
“你当先锋，是要杜先生、张先生做主帅。”
“杀鸡焉用牛刀，”顺水园一声苦笑，“我只要他们做帮我摇旗呐喊的小兵。”
“好的，事不宜迟，”陆冲鹏准备起身，“我这就到华格臬路去。”
他先到隔壁头，张家，大帅直立檐下，对着空空如也的院子出神。
“啸林哥，”陆冲鹏喊醒了他，“有话要跟你说。”
“唉！”张啸林极其罕见的叹了口气，立刻就又骂出脏话来：“他妈的！半辈子不曾这么烦过。走，我们里面去谈。”
一坐一躺，陆冲鹏开口便问：
“烦什么？啸林哥，是不是做纱布做出了纰漏？”
“他妈的！”张啸林啪地把鸦片烟枪一掼，倏然欠身坐了起来，“老子方才正想着呢，发三五十杆手枪出去，叫他们把那个鬼交易所打成稀烂。”
“打烂它不是办法，啸林哥，”陆冲鹏莞尔一笑地说，“我是来约你一道去隔壁的，去跟月笙商量商量看。”
“好哇！他妈的，”张啸林站下了地，“我们这就去呀。”
杜月笙在隔壁也是烦不过，什么客人都不见，正在一榻横陈香两口消愁解闷呢。
张啸林和陆冲鹏撞进去的时候是中午１１点钟，三兄弟唧唧哝哝，从原则谈到细节，计划精密，步骤分明。最后，陆冲鹏面带笑容地驱车离去，又找顾永园，向他“面授机宜”。
第二日上午，坐落在爱多亚路北的纱布交易所，准时开市，然而，稍有警觉的人，就会发现气氛有点异样，交易所里外多了几十位穿短打的朋友，鸭舌帽拉低到眉毛，怒眉横目，腰际还有鼓了起来的“家伙”。
交易所的伙计正要高声宣布开拍，顾永园铁青着脸，一马当先，他在人丛之中指手画脚，慷慨陈词，指控若干理事勾串舞敝，制造一发不可休止的涨风。他要求马上宣告暂时停拍，由各经纪人成立调查小组，彻底清查弊端，然后依法处理。
被指控的理事纠集场务人员，冲向前，要把“扰乱秩序”的顾永园拖出去，扬言送巡捕房究办。但是这一些赤手空拳的场务人员左冲右突，却受阻于在厅内那些板紧着脸的“陌生客”，谁也没法挨近顾永园的身边，有一名伙计不经意的发现，陌生客腰硬梆梆的那家伙是手枪，他脸色发白，簌簌地抖，神鬼皆惊的一声骇呼：
“他们带了手枪的！”
这一喊，交易所里的理事职员哄然一声，四下敞开。
情况十分紧急，其中，一个理事冲进办公室去拨电话，向巡捕房求救。
这时，杜月笙拖出来的老英雄，“大八股党”的老前辈，戴步祥、戴老二已牢牢地守在捕房紧急电话旁边。
电话铃声响，戴老二伸手一接纱布交易所十万火急的请求，戴老二声色不动地听对方把话说完，当对方迫切地在等待回音时，戴步祥轻轻地把电话挂断。
一次、二次、三次……
纱布交易所第四次打电话来，根据沈杏山转述的“锦襄妙计”，戴步祥终于开了金口：
“好，我会派巡捕来———看看苗头。”
又过了半天，四名巡捕懒洋洋地来了，经纪人一见如逢救星，正要迎上去诉苦。顾永园又在场子中央大声疾呼，他要求巡捕查封经纪人的账簿，以揭露黑幕，然后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诉讼。
交易所的人眼见顾永园根本就不怕巡捕，甚至他还想指挥巡捕代他“执行任务”，于是更加着慌，他们打电话给闻兰亭、袁履登。闻、袁两人一听交易所出现了带枪的人，顿时惊得脸色大变，他们叫交易所的人沉着镇静，切忌慌张，同时安慰说：
“不管来人是谁，都没有关系，我现在就去见杜先生。”
袁履登和闻兰亭驱车到了杜家，正待迈步入内，早有杜家的听差虚拦了拦，陪笑地说：
“对不起，杜先生还没有起来。”
闻兰亭好言相商地说：
“本来是不敢惊动的，实在是因为事情紧急，没奈何，只好烦你们进去通报一声。”
“真对不起，”听差两手一摊，“杜先生说他要多睡些时，我们底下人，那个敢去喊哩。”
闻兰亭和袁履登一想，这话说得也不错，总要找一位有资格，够交情的朋友，才可以把杜月笙从被窝里拖出来。两人一商量，自知资格不够，于是又驱车疾驶去求傅筱庵。不会想到傅筱庵也是高卧隆中未起。这两位大亨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去寻阿德哥———年高德劭、望重上海滩的虞洽卿。虞洽卿不但跟杜月笙够交情，还可以在他面前倚老卖老，他一听袁履登和闻兰亭的报告，当时就知道这件事情不得了。洽老为人向来热心，着起衣裳上了汽车便去杜公馆。
杜公馆的听差看见洽老驾到，不敢再拦，让他带着袁、闻两人，直登二楼，洽老一面走一面在喊“月笙！月笙！”进门一看，杜月笙真睡着了，但是洽老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把杜月笙摇醒，而且逼着他穿衣着裳，刷牙洗脸，然后３部汽车４个人，首尾相衔，风驰电掣地开到了纱布交易所。
交易所的经纪人，伸长颈子在门口等，远远看见杜月笙的汽车疾驰而来，犹如天降救星，他们一个个雀跃三千，回过头去便是声声高喊：
“好啦，好啦，杜先生来啦！”
这时候，顾永园还站在台上慷慨激昴，义正词严，在口若悬河地质问，一听“杜先生来啦”，也不觉呆了一呆，踮起脚来望时，一眼瞥见虞洽卿、袁履登、闻兰亭陪着杜月笙驾到，他一看就明白了，毫无问题，他已经把风潮闹得很大，上海商界领袖全到，是他们把杜月笙硬拖来解决问题的。
方才顾永园在大呼小叫，厉声质问，风浪之猛仿佛把爰多亚路这幢大楼都要掀倒，如今杜月笙、虞洽卿和袁、闻两人在大厅门口一站，好像摇摇欲坠的大楼即刻恢复了重心。经纪人、交易所员工和心中有病的理事一起吁了口气，晃悠悠的一颗心，也稳稳妥妥落回肚子里了。
杜月笙面带微笑，一步步地往大厅里走，虞洽老等人反倒跟在他的身后，拥挤的人潮眼见杜月笙在进来，人潮速速的划开一条大道。
一直走到台下，杜月笙仰脸望着顾永园，笑容可掬地问：
“这位先生，可认识在下？”
顾永园连忙双手一拱地说：
“久闻杜先生的大名，就恨缘浅，始终没有机会拜见？”
“笑话，笑话！”杜月笙抱了抱拳，又问：“先生既然晓得我杜某人，我杜某人有一句话，不知道先生愿不愿意听？”
“杜先生的一句闲话嘛，”顾永园坦爽地说，“兄弟当然只有惟命是从。”
“多谢，多谢，”杜月笙笑了笑，“那么，就请先生赏光，到舍下去一趟。当然了，交易所这边的朋友也要请他们到一到，不管有什么事体，让我们从长计议。”
“好的。”顾永园很快地走了下来，“杜先生叫我去，我就去。”
大队人马一走，时间已近中午，纱布交易所虽然风平浪静，安静如常，可是，一上午的功夫就这么耽搁，只好改在下午再开拍。
到了华格臬路杜公馆，双方坐下来面对面谈，杜月笙和虞洽卿是仲裁人，张大帅没有露面，他在隔壁头很紧张地等消息。
顾永园理直气壮，毫无怯意，当着这么几位大亨的面，他还是一口咬定，这一次棉纱一路暴涨必定有内情、有毛病，他极力坚持查封经纪人的账，否则，他不惜身家性命，要告到法院。
好说歹说，摊出底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董事们承认了促使棉纱暴涨确实是为了打击空头，因而难免做了点手脚，但是，事已至此，骑虎难下，怎么个了法呢？
始终都在注意倾听两方言词的杜月笙，这个时候开口说了话：
“依我看是容易得很，套一句戏词：怎么来的便怎么去吧？”
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问；
“杜先生，请你指示一个办法，好不好？”
“官司呢，不要打了，今天下午，纱布交易所还是要照样拍。否则的话，事体越闹越大，风言风语传出去难听。各位以为如何？”
除了顾永园以外，在座的人一致如逢大赦，喜上眉梢，异口同声地说：
“杜先生讲的，极有道理。”
“不过，开拍以后，”杜月笙慢条斯里地又说：“要是行情再涨，做空的朋友，不是更加要上吊了吗？所以我的意思是，今天下午一开拍，行情就要跌，让它跌停板。然后，后天再跌，天天都跌，一连跌它几个星期，跌回两不吃亏的原价，也好让做空的朋友补进来，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做多的人很伤脑筋了，他们搔耳挠腮，迟疑不决地说：
“这个……”
“不必这个那个了！”杜月笙接口很快，“就照我刚才所说的，怎么来的怎么去，非法获利，物归原主。各位既然会做利多的手脚，这利空的布置，想必更加容易。”
做多的人为之哑然，于是，双方正式成立协议。杜月笙的这一着，不知救了多少做空出毛病、急得要跳黄浦江的投机家，他赢得了这一帮人的衷心感激，另一方面，他公开露了这一次脸，使杜先生的威信普遍建立于商界人士的深心之中。结果以后但凡出了严重问题，他们都要借重他的片言解决。基于这种心理，纱布交易所一致推他担任理事长，杜月笙不干，让给穆藕初，后来穆氏出长行政院农本局，他才兼领了这重要的一席职务。
经过激烈角逐，杜月笙在金融工商界的势力得到长足发展。他终于取得了在金融工商界具有重要地位的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
第十一章
事业扩充，因水涨而船高，杜月笙声誉日盛，交游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朋友和学生越来越多。但是，正在这时中国的时局急转直下，进入了另一个时期。
时间进入１９３６年底，中日关系空前紧张，华北华中，两军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蒋介石大肆叫嚣：“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因此，这时的国策是“力谋以外交方式调整中日两国帮交，冀弭战祸”。
然而，日本方面却并不管这些，１９３６年，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广田三原则，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所应采取的路线，所谓的“广田三原则”，简言之为：
一、中国政府彻底拒绝反日。
二、中、日“满”合作，华北特殊化。
三、中、日“满”共同反共。
揭开广田三原则的虚伪面具，实际上，广田给中国人下的毒药是“经济提携”的诱饵，即利用经济提携方式，来推进它的“大陆政策”，完成“日满支集团”的迷梦。抗战爆发的前一、两年里，大多数国人都被这美丽的糖衣所迷惑，以为中日大战在短暂时期可以避免，借外交途径可以解决中日问题。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日方派遣其外务省东亚局局长桑岛来华，协助他们的川越大使进行中、日谈判。
１９３７年初日本“经济提携”运动又形成高潮。日本新外相佐藤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明日本对华政策是仍然坚守广田三原则，不放弃既得利益。两天后，日本又派出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考察团”，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为团长，重要团员中有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礼长、政坛要角、战后曾任外相的藤山爱一郎。
这一个“经济考察团”来华，在战云弥漫、低气压笼罩下的远东，可谓举世瞩目，很多人都对此寄予厚望，因为，它的成功，至少可以暂保东方的和平，它若失败，战火恐怕就要接踵而爆发。
中日双方对此一和战关键的“考察团”，事先有周密妥善的安排。有关方面同意，以日本经济考察团为骨干，配合中国的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组一个“中日贸易协会”负责推进“日支经济提携事项”。
拟议中的“中日贸易协会”，分设筹备主任两人，华方主任委员为华北金融巨子周作民，日方则系日本银行总裁儿玉谦次。这样安排，日方又恐周作民不能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于是他们透过外交途径，表示希望杜月笙能参加。于是，蒋介石又指定杜月笙为该协会的常务委员，同时，中日双方都要求他负起“经济考察团”抵达上海时的一系列联系招待工作。
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确使杜月笙的声望为之增进，地位也又提高了许多，然而，这也给他带来了难以出口的极大痛苦。因为在基本立场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爱国反日主义者，为此他曾有一鸣惊人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业者的义务保镖，大家寄望于他利用地方势力抵拒外来入侵力量，日本经济考察团分明是挂着侵略者的招牌而来，政府方而也在战备不够充分之际，有意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金融工商业者以至各地民众都得准备牺牲，“以空间换取胜利”，“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既定的国策。但是，杜月笙有多大的权限能够代表全体商民，在蚕食鲸吞贪得无厌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对面作迫不得已的让步？这就是杜月笙莫大的为难之处。
但是，当儿玉谦次一行抵达上海时，周作民、杜月笙等还是热烈地欢迎了代表团一行，杜月笙正强颜欢笑，满腹愁闷。日本“经济考察团”３月１４日抵沪，当天接到了南京蒋委员长的请柬，于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们晋京，参加蒋委员长的招待茶会。
在茶会上，蒋委员长说了一通欢迎词后，强调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杜月笙听到蒋委员长正告“日本经济考察团”，义正词严的这句话，让他感到兴奋鼓舞，这时，他冷眼旁观“日本经济考察团”众人，儿玉、藤山等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句训斥，顿时脸色大变，仿佛有不胜感慨，敢怒而不敢言，这时，杜月笙感到非常之痛快，从此内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决定：他应设法抵制日本人的经济侵略。
当日本经济考察团回到了上海，杜月笙便开始采取不合作态度，在各项谈判中当仁不让，据理力争。除此以外，他还请上海大佬，前任总商会长虞洽卿，趁日本考察团在沪时期，出席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次集会，即席发表演说。虞洽老深明杜月笙之意，在演说中满口都是经济提携必须立于平行互惠的立场的论调，日方大失所望。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立场坚定，不容动摇，一致表示“政治问题不获解决，谈不上经济提携”，日本人经此碰壁，所能采取的途径只有诉诸武力，于是图穷匕见，７月７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
抗战一揭开序幕，吉星文坚守宛平的消息传来上海，杜月笙同仇敌忾，奋袂而起。这时，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又兼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会长，然而他却并非中国民党党员，因此，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来到杜月笙跟前，建议说：
“上海地方协会的前身，便是抗日后援会。现在全面抗战已起，前方将士需要上海人民协助很多，后援会应该立刻恢复。”
史量才事件之后，黄炎培的表现越来越左倾，杜月笙对他早有戒心，如今听他这么一说，当下进一步地加以试探，于是他问：
“怎么样的恢复法呢？”
黄炎培头头是道地说：
“求速效，利用原有班底，只消把机关名称改过来。求扩大影响，发挥力量，一定要容纳各党各派，各方面人士参加。抗战是全民的战争，不是任何党派所能单独应付得了的，譬如杜先生，还有我黄某人，就不属于任何党派呀。”
心里有数了，杜月笙莞尔一笑，淡淡然地答道：
“芦沟桥刚刚开火，还不晓得等会又要讲和，这件事非同小可，歇两日看看风色再谈吧。”
他支开了黄炎培，隔不多久，第二位客人到了，这是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吴开先。杜月笙一见名片，连声请进，两人分宾主坐定，吴开先约略分析了一下当前形势，他认为七七的枪声已为全面抗战揭开序幕，中、日问题惟有付之一战，因此，他向杜月笙请教，应该如何发动民众组织，支援前线将士。杜月笙静静地听他把话说完，马上流露出兴奋的神色说：
“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上海市党部出面领导，发动全上海民众团体，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
顿一顿，他又果决地说：“全上海只许有这一个抗敌后援会，市党部只管积极领导进行，我一定尽全力协助。”
杜月笙和吴开先商定原则以后，他一再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另起炉灶，分散力量，他的表示不但提高了吴开先的警觉，而且使他衷心感激，认为杜月笙能够摒弃黄炎培这个几十年的同乡、老友，而凡事以国民党的利害为前提，此一情谊对于他个人以至国民党都是极可珍贵，令人感动的。
为了争取时间，杜、吴两人立即采取行动，两人就在华格泉路杜公馆客厅里，拟出了一纸名单，并且登时命人善写请帖，分头投送。这份请柬由杜、吴两人具名，邀集上海市声望最高、潜力最厚的大好佬们，第二日上午，在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开会，商讨重要问题。
第二天早晨，黄炎培还在筹思如何说服杜月笙，中汇银行的会议室早已冠盖云集，高谈阔论，迅即顺利无阻的正式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当场推定杜月笙，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徐寄庼、黄涵之为主席团，尚且议决在３天以后，召开大会。
等到黄炎培那边得到消息，木已成舟，左派人物在抗敌后援会中一概榜上无名，被拒之门外了。
三天以后举行成立大会，到了各界代表好几百人，当场选出了１２１位委员，再由委员复选常务委员３５名，说来也是凑巧，一·二八事变时的抗战后援会者秘书长陶百川刚好学成归国，如今又正好当选，秘书长之职又正好原壁归“陶”。
大会决定设立筹募、供应、救护、宣传等各委员会，大家七嘴八舌，闹哄哄地在推举负责人选，杜月笙不耐烦，站起身来高声说：
“抗敌后援的事体要自告奋勇，让我杜某人先来自告奋勇，各个委员会里头，最难做的大概是筹募委员会了，这一个就由我来！”
等一会儿，不曾看见有第二位自告奋勇者，于是杜月笙又在喊：
“第二难的就要算供应委员会了吧，新之兄，你来做这个，好吗？”
钱新之只好笑着点头，表示接受。
大会组成，人员推定，杜月笙说：
“支援前方，等于救火，不能耽搁一刻，我们要立刻开始办公。但是，问题来了，办公所需要的经费呢，市党部没有这笔预算，即使有，数目太大也难以负担。杜月笙说要铜钿容易，成立初期的一切开支，由我杜某人一个人负责垫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