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门街原45号、98号也曾是西南联大的教师宿舍，抗战胜利后著名教授游国恩先生从龙泉镇迁回城时也住北门街。联大的外籍教师燕卜荪则居北门街的北仓坡，联大常委梅贻琦先生曾多次到北仓坡看望过他。
顺街往南过了北仓坡，现仅存的一排两层老屋，便是著名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居室，楼下为“北门书屋”，书屋对面为“北门出版社”……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7）
至北门街口右转有条通往青云街叫歪坡的小巷，是李公朴先生与夫人张蔓荺女士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晚从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回家时，乘公共汽车到青云街下车上歪坡至拐弯处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的殉难地……（见陈立言的《老昆明北门街遗韵》，载2004年3月2日《春城晚报》）
沈龙朱和家人离开昆明的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就在他昆明岁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发生了李公朴遭暗杀的事件。
众多名流拥挤在北门街上，装点了沈龙朱不一样的童年。他记得自己所住的北门街的房子，传说是著名爱国将领蔡锷住过的。蔡锷在云南时间长，住过的地方不止一处。加上蔡锷与唐继尧的关系，蔡锷在这里居住是可能的。但在那时，沈龙朱显然还不知道大人们所忙碌事情的意义。他被父亲送进北门街上的一个幼儿园，即云南著名中学——南菁中学的附属幼儿园。哥哥进了幼儿园，而弟弟沈虎雏年纪还小，没有同去。沈从文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给弟弟沈荃的信中说：“小龙入学校后，即只想读书作画，会画飞机大炮坦克车，只是走路欢喜跳跳蹦蹦，因此动不动即摔跤，脸上腿上，照例疤痕累累，幸越摔越强，流血不哭。”
坚强的沈龙朱就在这个幼儿园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让他每每想起，都觉得自己毫无光彩，“狼狈”异常。幼儿园有一条硬性规定：每天中午每个孩子都必须睡午觉。但是，生性好动的沈龙朱却怎么也睡不着。那时他四岁，就能感觉到“老师对自己有点腻味”。他回忆说：“我就是在床上倒来倒去，哪次都睡不着，老是睡不着。”
午觉从来睡不着的沈龙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次居然就睡着了。睡着以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别人怎么叫，他都醒不来。老师没办法，带着除他外的所有小朋友离开了休息室，开始下午的课或者活动去了。反正是把他一个人锁在屋子里头，留他一个人接着睡。不知道什么时候，四岁的沈龙朱真的醒了，满屋里就剩了自己一个人，他无计可施，只能“哇哇大叫”。
虽然是四岁时的记忆，但沈龙朱说：“我还有这个印象，那天确实很狼狈。”
不久之后，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沈龙朱随母亲弟弟搬到了乡下去住，只偶尔被父亲带进昆明城。毕竟在家里，母亲带两个孩子，有点忙不过来。父亲那时在西南联大教书，一次，带了小龙朱来，父亲却有课要上，就把孩子寄放在女生宿舍。
沈先生家的孩子，又是个只有五六岁大的小男孩，一群女生自然喜欢。她们给龙朱买了一个叫做“乒嘣”的玩具。形状是在一个管儿上面装一个大玻璃球，嘴对着管儿一吹，球就发出“嘣噔嘣噔嘣噔”的响声。那时候云南人叫这种玩具为“乒嘣”。
姐姐们给买了一个“乒嘣”，小龙朱高兴得很，他拿着玩具在姐姐们宿舍玩。玩久了，姐姐们就围过来说：“你睡会吧，你躺会吧。”
“乒嘣”易碎，沈龙朱小心翼翼地把“乒嘣”倚在床边的地上，自己就躺到不知是谁的床上，一下子就睡着了。他正睡得好呢，突然“梆”的一声巨响，把他吓醒了。
沈龙朱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一看，“乒嘣”没了！
原来，这玩具怕热，阳光晒在上面，受热发生膨胀，自己爆炸掉了。沈龙朱伤心坏了，但是有一肚子的悔恨与懊恼无人可以倾诉。他不敢要求别人再买一个，也不敢向父亲提这样的要求。只怪自己没有保护好，他甚至还想拿回家去给弟弟显摆显摆，都没来得及。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8）
沈龙朱回忆说：
父亲要是知道人家帮我买东西，他会不高兴的。他说：“你不许要人家买东西啊。”所以，我也不敢说想要这个，想要那个，绝对不敢的。我们家里管得比较严的。如果拿回个怪东西来，父母总会问：“哪来的？谁给你的？你怎么来的？”
而这一次，是人家主动帮我在街上买的，带回来很好玩。可惜没玩多长时间。
5、躲空袭?看两架飞机在滇池上空较量
一开始，沈龙朱和家人住在昆明城里。不久，昆明就有日军敌机的轰炸，昆明人就要躲避空袭。沈龙朱说：“简单的方法，只有一个字：跑。”
北门街向北是北门，北门外面是供军队训练用的大操场和草地。操场与草地远处，有河，有铁路，还有一座小山丘。警报一响，大家都跑，云南人就叫“跑警报”。跑出城去，跑到操场或山丘上。沈龙朱第一次跑警（报），就是跟着父亲跑到了北门外。
只顾自己跟着父亲跑了，那母亲和弟弟在哪里呢？沈龙朱记不得了。他说：“母亲和弟弟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反正父亲带着我跑，因为我可以跑了，撒开两条腿，自己哒哒哒地跑。而沈虎雏大概还要大人抱着跑。”沈龙朱也见过，闹市区挨炸后，房倒屋塌，电线杆子歪着，上面还挂着炸飞了的人的肢体。
跑出北门去就安全了吗？并不一定。虽然理论上跑离建筑物是安全了，实际上在城里呆着也不见得就被炸着了。敌机狂轰滥炸，军事要地是其追逐的目标。而北门外，重要机关很多。沈龙朱说：“北门内是五华山，山坡上面是云南省政府所在地，紧挨着有美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
费孝通在《抗战时期，在昆明“跑警报”》一文中说：
昆明的这种跑警报除了心理上的安慰外，我是不相信有什么效用的。这一点，大概很多人也感觉得到，所以当时有很多传说，敌人来轰炸昆明是练习性质，航空员到昆明来飞了一圈跑回去就可以拿文凭，是毕业仪式的一部分，所以谁也不认真……（见《联大八年》，新星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
汪曾祺在《跑警报》一文中也说：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见《汪曾祺文集?散文卷》3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第一版）
虽然费孝通有这样的说法，汪曾祺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毕竟炸弹在头上飘，在六年间疯狂而频繁地轰炸了昆明五十二次。沈龙朱除了最早的一次还没有抵达昆明外，其余的几乎都赶上了。沈从文说：
昆明是个被轰炸损害仅次于重庆的后方城市。有大半年时间，三十万市民就每日在跑空袭中过去。从最先一次二十八架敌机轰炸，作成学生平民的死亡起始，以及最后一次七十六架敌机冒险来临，在晴日当头七千呎高空中，被盟机打下四十二架一一下坠的惨败光景为止，每一回空袭我一家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白天敌机来临警报响后，跑入村后山中去，从二丈许高的绿荫荫仙人掌道堆间，向明净蓝空注目，即可见一列列带银光的点子发出沉重哄哄声。随即是炸弹群下坠于附近机场或较远城区时的闷钝爆炸声，和追逐飞机去向那个成串高射炮弹的白色烟云，耳目所及让我们明白是生存于现代战争中，凡轮到中国人民头上的，我们也都有一份。（见《沈从文全集》12卷，211页）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9）
日本人为什么要轰炸昆明？《昆明日报》记者杨璐在《专家首曝昆明大轰炸之最，损毁房屋远超重庆大轰炸》一文中说：“抗战爆发后，云南成为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的重要战略后方。昆明作为云南省会城市，是抗战支前的重要基地，自然也就成为日军飞机轰炸的重要目标。”杨璐在报道中通过采访云南飞虎队研究会会长孙官生等专家学者，详细记载了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昆明大轰炸，六年间，敌机一共轰炸五十二次。我综合其资料，整理如下：
1938年9月28日上午9时许，敌机第一次轰炸昆明，9架敌机投弹103枚，炸死94人，伤47人，毁房37间，震倒29间。
1940年，日机轰炸昆明17次。
1941年，日机轰炸次数最多的一年——34次。1941年2月26日，日机先后3次轰炸市区，来回投弹。是同一天轰炸次数最多的一次。1941年8月14日上午9点45分，日军出动飞机27架，投弹171枚，死12人，伤31人，是投弹最多的一次。1941年12月18日9时40分，10架日机轰炸昆明，炸死365人，是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1942年整整一年，日军没有出现在昆明上空。
1943年敌机来了5次，袭击郊区。
1943年12月22日11时45分，包括轰炸机18架、战斗机24架，共42架敌机投弹70枚，是出动飞机最多的一次。
起初日军的轰炸目标是昆明城。为了逃避日军轰炸，逃避警报，有可能的话，一般家庭都愿意住到农村去。于是，沈从文也把家人安顿到了乡下。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二日，沈从文在给弟弟沈荃的信中说：“……昨至呈贡，……地方去城约五十里，数日后三姐（指张兆和——引者注）即拟带孩子往一杨家去住，其家为当地首户，房子极好，只可惜余房不多，办公处与家中人难同时去，否则必一同迁去。小虎虎随母亲下乡，小龙住城中上学，学校甚近，入学校训练得法，习惯至好，故不下乡，到真正大轰炸时，或再要彼等一同下乡挤挤，亦可对付也。乡下风景人情均极优美……”
三天后，沈从文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此间离昆四十里滇池边上有一呈贡县，地方风景不俗，兆和因喜乡下清静，已于日前带孩子小虎下乡。小龙九妹三嫂则仍住北门街，与杨家同在一处。将来或有机会一同下乡。孩子们在此都还好，小龙极喜人称之为‘模范人’，可知其还知自重自爱。”
到五月二十日，沈从文在给沈荃信中再次说道：“三姐带小虎下乡，小龙则留城中同我住，每日上学校读书。每星期天我可下乡看看，坐火车一小时，骑马一小时，即可到达。乡下在滇池边，平田万顷，处处见得安静。只是找房子不容易。若有房子，必一同下乡，反而省事。”
此后没多久，龙朱也下到了呈贡去住。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日，沈从文给大哥的信中说：“孩子们在乡下均极好，……北门街仅我一人住，因城乡两个家，应付不下，故撤去其一。东西太贵，如今生活仅能对付……”
沈龙朱说：
呈贡杨家是个大地主，他家的院子规模很大。战时，这一家租几间，那一家租几间。曾经在这个院子住过的名人很不少。我们一家住在二楼，底下住的是孙伏熙。那时，他创办了难童学校，解决因战争而不得不逃到内地来的无家孩子上学问题。我母亲义务在这个学校教书，算志愿者，不拿工资。难童学校之后，又有一所育侨中学，也是为外地逃回来的华侨而开办的。后来，这里的学生很多人去参了军，到印度去，或者重新回到缅甸去打仗。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10）
云南人对外来的人非常好，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困难的时期。这时的我就有极深刻的感受。
到了乡下，住在呈贡龙街杨家大院后，家里请了一个帮忙的阿姨，每天负责做饭、洗衣服。父亲要进城里去上课，母亲张兆和要去附近学校上课。龙朱和弟弟在家里玩。龙朱上小学了，而弟弟虎雏还没上学。有时候，嫌龙朱在家里闹，就由父亲带他进城去。呈贡龙街距离昆明城几十里路，沈从文每次回家来，又要坐火车，又要骑马。
僻静如呈贡了，警报照样响起。沈龙朱回忆说：
县城里头放炮就是警报了。一到空袭来的时候，一声炮，表示是预袭警报；两声炮，空袭警报；三声炮就是紧急警报。表明飞机临头了。一到这个时候，小学的课也要全部停下来，师生一起上山。
最惨的一次，是第一次看到中国飞机迎战日本飞机，它们在空中交火。
起先，在滇池上面打，比较远，看不太清楚。继而一架中国飞机被日本飞机追击，一直追着不放。它们飞行的高度比我们所在的山包还低，所以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一切。敌机拼命追赶，而我军飞机没有还手能力。我军飞机是德国造的双翅膀，敌机是单翅膀，速度比中国飞机快。追着追着追着，最后，我军飞机一头栽到水田里，也未见飞行员跳伞，也没着火，也没爆炸。追击目标消失在田野里，敌机便扬长而去。
可能的结果是，中国飞行员殉职了。栽进去就没有动静了。而战机上，一定是两个人。他们至少是受伤了。但是，也没人想办法去救，也不知道怎么去救。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唉，难受，看着眼前的一切，真是难受。
这之后，很多次都是大批日本飞机前来肆无忌惮地轰炸，我们再没有飞机可以上天迎战了。一轰炸，就有警报，大家就跑，就躲，躲地下室，躲现挖的防空洞里。而在乡下就不用躲，直接上山。在山上，听的、看的，是大批的黑压压的敌机，声音很沉重，不在我们这儿炸，远远地听得轰隆轰隆地炸，然后又扬长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走了。敌人把滇池做为一个标记，它们从南边来，可能从越南某个地方起飞，越过我们头顶去炸昆明。
昆明城里有父亲沈从文，还有好多小龙朱熟悉和喜欢的人们。所以，小龙朱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是揪心的。但每当敌机来时，他跑，敌机走后，他回到正常的生活中。甚至，跑警报也成了他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沈从文说：
孩子们日子过得还像样。龙龙每日上学，乡下遇警报时即放炮三声，于是带起小书包向家中跑，约跑一里路，越陌度阡，如一猴子，大人亦难追及。（转引自沈虎雏：《团聚》）
“猴儿精”是爸爸给沈龙朱的称呼。他的这种爱动和好动的本性，一直保持到今天，在诺大的北京，无论多远的路，都是骑车，如同当年在昆明乡下的田野上穿越。而弟弟虎雏则是“稳健派”。沈从文说：“小虎当兆和往学校教书时，即一人在家中作主人，坐矮凳上用饭，如一大人，饭后必嚷‘饭后点心’，终日嚷‘肚子饿’，因此吃得胖胖的，附近有一中学，学生多喜逗他抱他散步。一家中自得其乐，应当推他。”（转引自沈虎雏：《团聚》）
在那样的长子跑警报、次子终日喊饿的环境中，沈从文的文字也这样从容而充满着温爱！
6、龙街名流冰心、费孝通，曹安和在弹“难听”的古琴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11）
在呈贡龙街上住着的外来户，不只沈从文一家。西南联大教授中，不少人把家安在了龙街上。就在龙街，就在杨家大院，孙伏熙、杨振声、张充和都住过。走出大院，龙街附近还有别的名人。冰心把家安在半山腰上。沈龙朱上学，上体育课，跑警报，都要经过冰心的小楼门前。
冰心是因为丈夫吴文藻在西南联大教书而到了龙街的。她说：
呈贡山居的环境，实在比我北平西郊的住处，还静，还美。……最好是在廊上看风雨，从天边几阵白烟，白雾，雨脚如绳，斜飞着直洒到楼前，越过远山，越过近塔，在瓦檐上散落出错落清脆的繁音。还有清晨黄昏看月出、日上、晚霞、朝蔼，变幻万端，莫可名状，使人每一早晚，都有新的企望，新的喜悦。……在这里住得妥帖，快乐，安稳……（见冰心：《默庐试笔》）
沈龙朱的四姨妈张充和回忆说：
同三姐一家又同在杨家大院住前后。周末沈二哥回龙街，上课编书仍在城中。……由龙街望出去，一片平野，远接滇池，风景极美，附近多果园，野花四季不断地开放。常有家村妇女穿着褪色桃红的袄子，滚着宽黑边，拉一道窄黑条子，点映在连天的新绿秧田中，艳丽之极。农村女孩子，小媳妇，在溪边树上拴了长长的秋千索，在水上来回荡漾。在龙街还有查阜西一家，杨荫浏一家，呈贡城内有吴文藻、冰心一家。我们自题的名胜有：“白鹭林”、“画眉坪”、“马缨桥”等。（见张充和的《三姐夫沈二哥》）
张充和提到的查阜西、杨荫浏，都是顶级的音乐家。和杨荫浏在一起的曹安和，与四姨妈张充和来往多。张充和愿意和曹安和、杨荫浏等人一起吹笛子，唱昆曲，弹琴。这些曲友、琴友，到石碑村大榕树底下，露天弹古琴。小孩子们不懂，但愿意去看热闹的。那里人多，沈龙朱也去了。但是，这些音乐大师们的琴声，让小龙朱很是失望。他说：
我觉得这个琴怎就这么难听啊？“咚……咚咕噜咚，哽哽哽，咚咚咚……”，简直就不成个音调。而唱歌多么悦耳舒展！尤其是抗战歌曲，多顺嘴呀！
古琴太难听，毕竟他那时还不懂高雅。学校里有赞颂上帝的歌，社会上流传着赞颂英雄的歌。龙朱回忆说：“我上教会学校，那里有唱诗班，学会不少唱诗班的歌，比如《平安夜》。虽然爸爸妈妈都不信教，而学校要求祈祷，我就要在家里祈祷，虔诚地向上帝祈祷家里不要倒霉。”同时，抗战歌曲已经盛行，小龙朱也会唱了。而古琴上的声音与这些完全不合拍。
除了文学艺术家，还有另外的学者也在呈贡。
沈龙朱记得，费孝通组织的社会学所，在呈贡的魁星阁里办公，人也住在里面。沈龙朱说：“魁星阁这种建筑，平常根本不会住人。但在特殊年代，社会学研究所就利用这房子办公。费伯伯就住在魁星阁上。我们小孩子也去玩，很好玩。”这一时期的费孝通，曾写下诗句夸赞这环境道：“远望滇池一片水，山明水秀是呈贡”。
费孝通和沈从文在其后的联系不太多。大约是因为费孝通对政治方面有兴趣，而沈从文对政治不感兴趣。沈龙朱回忆说：
父亲对费伯伯这样一些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学者，大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父亲确实有点怪，只要谈到跟政治太密切联系的问题，他都不太愿意参与。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12）
一次，闻一多和吴晗一起，亲自到家里来，动员父亲参加民盟。这是抗日战争刚结束，民盟开始活跃的时候，已经发生“一二一”昆明学生运动了。他们希望父亲参与民盟活动，父亲没有去。
也有些活动，沈从文可能去了，但他会觉得不太舒服。比如，有时候的报告会，沈从文可能会去，但参加什么组织，他就不太感兴趣了。
而对于学术，对于有实实在在学问的学者，沈从文不仅愿意结交，而且还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他曾经赞美过经济学家、城市设计家、园艺学家、营养学家、音乐家、美术家，等等等等。他觉得未来社会中是这些人在掌管这个社会，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沈龙朱说：“对这些人，父亲是欣赏的。虽然他完全不懂数学和哲学，但数学家和哲学家又可能是他很好的朋友。金岳霖，学的是哲学；钟开莱，学的是数学。钟开莱四十年代中期去了美国，一九四九年后与父亲失去联系多年。当父亲有机会去美国，专门看望了钟开莱。父亲很怪，哲学和数学是他完全不明白的东西，但是他非常欣赏。与金岳霖、钟开莱有共同语言，他虚心跟人谈论。”
沈从文也不懂建筑，但他跟梁思成交往，并从梁思成身上学了不少东西。沈龙朱说：
父亲与梁思成谈得来，父亲非常佩服梁思成，觉得他学问好，知识非常丰富。
梁思成对很多古代建筑、寺庙大殿进行了极仔细的考察。到山西看古建筑，他和夫人林徽因都要爬上去测量。然后把看到的如实画出来，并且分析这些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就是实践，踏踏实实地实践。父亲非常欣赏梁思成的这种精神。
7、跟着父亲与巴金远足，遭遇敌机掉下颗炸弹
巴金是沈从文的好朋友，他比沈从文小两岁，但是沈从文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巴金还在恋爱中。巴金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写道：“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萧珊是因为喜欢巴金的作品，进而爱上了巴金这个人，那时她还是一名中学生。
巴金在《怀念从文》中说：“抗战期间萧珊在西南联大念书，一九四〇年我从上海去昆明看望她，一九四一年我又从重庆去昆明，在昆明过了两个暑假。”
沈龙朱记得巴金到家里来的事情，他记得巴金是从重庆来的，这件事就发生在一九四一年。这一年，沈龙朱七岁。
二〇一一年，沈龙朱回忆说：
巴金来昆明看望在西南联大上学的女朋友萧珊，爸爸就把他邀请到龙街我们家里来玩。到了家里，父亲就说：“得了，我们到滇池边上去看风景吧。”
从住的地方到滇池，可能有五六里路程。我们到一个叫乌龙浦的地方，是早期难童学校所在地。那是山上的一个旧庙。我母亲当年在那里教书的时候，还有她的床位，我和母亲都在那里住过。
旧庙前面是峭壁，峭壁下面是滇池，滇池下面是小码头。晚上，住在那里，可以听到滇池的浪声，听到哗啦哗啦水拍打着岸的声音。旧庙的后山上，是一片松林，松林在夜里发出松涛声。水浪和松涛，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父亲陪巴金看滇池的时候，难童学校已经没有了。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13）
我们从家里出发，他俩说话，我就跟着跑，提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着吃的。因为好几里的路，这样的观景，就好像是一次远足。
我们到小山上去看看风景，再上到后山松林底下。那里树大草茂。我们在草地上坐下，底下是悬崖，悬崖下面是滇池，再望去，是西山。从我们那边看，西山有个特点，就像一尊睡佛，像一个人躺在那里。我们能看得出来他的额头、鼻子、嘴、下巴颏，然后顺过来是身子了。这是很有名的风景，我们那个地方刚好能够看见这完整的卧佛。
晚年巴金也记得这件事。他在《怀念从文》里说：“从文在联大教书，为了躲避敌机轰炸，他把家迁往呈贡，兆和同孩子们都住在乡下。我们也乘小火车去过呈贡看望他们。……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我们同游过西山龙门，也一路跑过警报，看见炸弹落下后的浓烟，也看到血淋淋的尸体。过去一段时期他常常责备我：‘你总说你有信仰，你也得让别人感觉到你的信仰在哪里。’现在我也感觉到他的信仰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他脸上的笑容或者眼里的闪光，我觉得心里更踏实。”
沈从文与巴金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三二年。那年，沈从文三十岁，巴金二十八岁，都已经用手中的笔，打拼出一点点名气。自此，两个人的交往开始了，有时候甚至住在一起分别创作。友谊很深，而见解不一定相同。巴金在《激流?总序》中说：“我有我底爱，有我底恨，有我底欢乐，也有我底受苦。但我并没有失去我底信仰，对于生活之信仰。我底生活并未终结，我不知道在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然而我对于将来却也有了一点含糊的概念。……我还年轻，我还要生活，我还要征服生活。我知道生活之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
略晚于巴金写《激流?总序》的一九三一年，沈从文在一九三四年写的《边城?题记》这样说：“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一个是在“激流”中“要”主观地“征服”，一个是在“朴素的叙述”中寻求“理性”。沈从文与巴金的分歧是明显的。如果说那时的巴金还是个癫狂诗人的话，那么沈从文已经朝一个思想家在努力了。沈从文在一九三五年写给巴金的信，充分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说：
我以为你太为两件事扰乱到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儿现象耗费感情了。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后者增加你的痛苦。
你不觉得你还可以为人类某一理想的完成，把自己感情弄得和平一点？你看许多人皆觉得“平庸”，你自己其实就应当平庸一点。人活到世界上，所以成为伟大，他并不是同人类“离开”，实在是同人类“贴近”。你，书本上的人真影响了你，地面上身边的人影响你可太少了！你也许曾经那么打算过，“为人类找寻光明”，但你就不曾注意过中国那么一群人要如何方可以有光明。一堆好书一定增加过了你不少的力量，但它们却并不增加你多少对于活在这地面上四万万人欲望与挣扎的了解。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14）
你感情太热，理性与感情对立时，却被感情常常占了胜利。……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我说得“调和”，意思也就希望你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
到了一九四一年，两个人已经不再为信仰而争论了。但他们讨论了一些什么话题？七岁的沈龙朱只顾自己玩了，并不曾记下。但是，两个名作家和一个小孩正沉浸在自然的美景中，日本飞机又来轰炸了！沈龙朱说：“我们就在那儿欣赏风景，结果半截，飞机过去了。当然是煞风景了！”
我和父亲、巴老伯，躺在草地上，仰着头看天空，敌机就在我们面前向昆明飞过去。这已经使在树林中看风景的我们不太舒服了，既而听到敌机在城里乱炸一通。我觉得父亲和巴老伯心情沉重。
没过多久，敌机折返回来，飞得很低。结果，就在我们头顶不远的地方，忽然一架飞机波动了一下，只听见“吁吁吁吁”的声音下来了，是炸弹掉下来的声音。
父亲赶紧叫我们翻起来，“趴下趴下”，他用自己的身体捂在我们身上，趴下。瞬间，轰隆一声，我们没看见，但是炸弹爆炸了。
隔一天，我们才知道一个插秧的农妇被炸死了。原来，这颗炸弹在城里头没有脱开钩，到了这儿脱开钩，掉了下来。
那位农妇很不幸，我们只能说有些扫兴。
也许沈从文为了减轻太太的负担，把一个儿子带出去玩，同时孩子也可以见识一下世面，结果，却遭遇了敌机掉弹的事，幸好无碍。沈龙朱认识巴金时间很早，叫巴老伯。沈龙朱说：“其实他不姓巴，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不姓巴。爸爸教我们用四川话讲‘巴老伯（bei）’，我们用湖南口音夹杂着叫。而巴金是纯四川口音，和爸爸的口音有点相似，但又不太一样。”
我问沈龙朱：“你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巴金不姓‘巴’的？”
他说：“至少是初中，巴金很有名了，我知道《家》《春》《秋》都是出自他的手，都是名作。父亲写信给巴老伯，叫‘芾甘’。我问：‘李芾甘？怎么回事？’父亲就给我讲，我就知道了。”
我问：“在呈贡，你知道冰心不姓‘冰’吗？”
沈龙朱说：“不知道。那时我们一直叫冰心阿姨，或者叫吴伯母。知道她不姓‘冰’也是很后来很后来的事了。”
未上高中，沈龙朱便知道了冰心也不姓“冰”。他告诉我：“十几岁以后，这些作家的名字就都知道了。不过，真正冰心的作品看得不多，巴金的作品也看得不多。我所处的时代是，他们最火的时候，我年龄太小，看不懂。到我能看了，苏联文学盛行。所以，我没有追着爸爸这代作家疯狂阅读。”
巴金在呈贡乡下住的时间很短，就两天。沈龙朱说：“他那次去昆明，主要目的是看望萧珊。这在抗日战争早期。之后，巴金就回重庆了。一九四六年，我们从昆明到上海又重新见面过。我跟着父亲一起去他的家里拜访。”
二〇〇四年，巴金一百岁，《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的陈徒手委托我向沈龙朱组稿，沈龙朱就写了一篇短文回忆巴金与沈从文的交往。在短文中，沈龙朱主要写到重返北京的沈从文，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而巴金等老朋友，专门到家里来看望父亲。
那是一九四九年七月，沈龙朱十五岁。他回忆说：“……出席全国文代会的巴老伯专门去看望病中的父亲，……。八月，父亲终于真的撇下写作和大学教职，去历史博物馆从新开始他的后半生。我不知道巴老伯的慰问、关怀在父亲克服思想上的病痛中起了什么作用，然而，在我们家庭那么一种艰难情况下，能得到老朋友的关心，就叫人终生难忘！”（引自沈龙朱：《珍贵友谊》）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15）
巴金在沈从文去世后，写了《怀念从文》，一时传为名作。沈龙朱说：“作为家人，我反而是从巴老伯的文章和他对父亲的友情中，重新认识和理解了父亲，也认识了他们那一辈作家朋友间深厚感人的关系。”
8、在桃园恩光小学?哈巴狗“科布多”
沈龙朱在呈贡龙街住了四年多的时间，到一九四四年，沈龙朱十岁了，随全家搬到了桃源。桃源新家怎样呢？沈从文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过：“弟住乡下已七年，名桃源新村十二栋，在滇越路线上桃源站附近。茅屋上漏而下湿，粗细事均由家中人亲自动手，故不便邀客人相过。”（见《沈从文全集》18卷，438页）
沈龙朱回忆说：“桃源和呈贡都在昆明的同一个方向，桃源比呈贡距离昆明城更近一点。桃源也属于丘陵地带，一样面对着西山，可以看到远处的田畴。为什么要搬家？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桃源挨着火车站，可以直接上火车，不必再骑马走十几里路。另外一个搬家的理由是，母亲原来在龙街华侨中学教书，后来华侨中学解散了。校长卢伟民也是位华侨，又在桃园创办了建国中学，请母亲到桃源教书，我们家就搬过去了。”
建国中学是正规的中学，张兆和在这里不再是志愿者，而是要拿工资的教师。
桃源有位开明地主，名字叫李佩阶。李家有庄园，李的太太笃信基督教。李家在小村子里建造了一座教堂，教会下面开办了一所小学——恩光小学。沈龙朱到桃源后，就在这间小学读书。学校里没有外籍洋教师，实行汉语教学。不过，因为有教会背景，学校建有唱诗班，过圣诞节就演出节目，搞庆祝活动，因此有一些洋气息。
沈龙朱说：
李佩阶参加过辛亥革命，跟蔡锷有一些联系。他可能有海外受教育的背景，所以一家人的英文水平都很好。而在那时，他跟知识分子来往多极了。我记得他家的庄园相当大，有一个桃园，有很好的桃树，水蜜桃大极了。
李佩阶办了个酒厂，并不真正酿酒，而是拿酒精，或者色素勾兑、组装。但也挂着桶，建有水塔，盖的像真的酿酒厂，好像生产基地似的，实际上没人干活。奇怪的是，他们生产出来的居然是洋酒，好像就是果子酒一类的。
解放后，李佩阶在当地政协担任过职务。
沈龙朱随家人搬到桃园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接近结束了。美国飞机来帮助中国人作战，沈龙朱经常可以看到美国大兵乘坐卡车在马路上穿行。面对像沈龙朱这样的小孩子，美国大兵表现得很热情。云南人感谢美国人的支持，纷纷用地方话对着美国大兵喊：“老米（美），顶好！”同时竖起大拇哥向美国大兵致敬。而那些美国大兵，在卡车上友好地学舌呼应道：“哎，顶好，顶好！”
于是，李家勾兑的果子酒就销售给美国大兵。美国大兵过来一趟，停下吉普车就买酒喝。
李佩阶与沈从文有过往来。他看到像沈从文这样的知识分子生活窘迫，希望能帮助一下沈从文，主动提出从酒厂给沈从文一些干股，而不需要沈从文任何投资。但是沈从文婉言谢绝了。
青岛大学萧涤非教授也来到西南联大教书，家也安在桃园。萧涤非与沈从文很熟，与沈家来往很多。沈龙朱有时会跟上父亲去拜访萧涤非这样的文化名流和当地名流。沈龙朱回忆说：“桃源离呈贡县城不算太远，我跟父亲两个人还曾经步行到那里去拜访朋友。在县城退休县长家里，恰好下了一窝个小狗，我就抱回一只来养着玩。”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16）
这是一只哈巴狗，沈龙朱养了一年多。好动的沈龙朱，一个十岁的男孩子，在野外，在户外，带着他的狗，到处跑，满山跑。沈从文为这只狗取了一个名字，叫“科布多”，沈龙朱认真地给我解释说：“‘科学’的‘科’，‘布什’的‘布’，是‘多少’的‘多’。”名字没有具体的来由，但叫得嘴顺：科布多。”沈龙朱还说，这是“蒙古名字”，是“蒙古味的名字”。
我觉得在以教书为职业的沈从文，很可能叫的是“课不多”。但不管是“科布多”还是“课不多”，只陪了沈龙朱一年的时间。后来，它在外面被人弄死了，沈龙朱和弟弟伤心得不得了。此后，他再没养过狗。
9、父亲到乡下来带来快乐，瞎编故事哄孩子玩
沈龙朱随母亲、弟弟住到乡下后，父亲仍然要到昆明城里头上课。汪曾祺回忆说：
……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来。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们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见《汪曾祺文集?散文卷》131、133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第一版）
课毕，沈从文一个星期当中有几天要回到乡下来。也许在城里谈的兴致未减，沈龙朱记得，爸爸有时候不只一个人回来，还把西南联大的同学们邀到乡下来谈天、玩耍。同学们到家里并不住下，上午来，下午就回城里去了，只妈妈做一顿别致的午餐，招待同学们吃一点。
从昆明到呈贡，或者从呈贡到昆明，都要先坐火车。在龙街住的时候，还要从呈贡火车站下车后，再骑一个小时的马，走约十几里路。到了呈贡县城边上，下了马，再步行一里地，才可到家。那时，火车站上的马，如今日爬活儿的出租车一样，便捷而且很便宜。赶马的人跟在马屁股后头。而马颠颠颠地慢慢地走，并不跑快。
沈龙朱知道父亲哪天要回来，于是他就到公路边上去接父亲。他不止一次在公路边上等，然后高高兴兴接到父亲一起回家。父亲从城里回来的时候，有时提溜着一只大猪蹄子，或者还有别的，或者就是别的，都是来家后供全家人打牙祭的东西。
我和沈龙朱开玩笑说：“你肯定不是去接爸爸，是想吃好东西！”沈龙朱坚决地说：“那倒不是。那时候我们不馋家里的东西，最馋街上的小吃。而街上的小吃，大人是绝对不让我们吃的。因为那时霍乱等大批疾病流行，所以大人绝对不让我们沾那些东西。”
我问：“是妈妈管呢，还是爸爸管？”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17）
沈龙朱说：“都管。不过，偶尔偷偷地也有机会。”
我说：“那你也得有钱啊？”
沈龙朱说：“没钱。别的大人带我们去。说我想吃这个，他就给你，来一碗豌豆粉。”
父亲回到家里，对于孩子们最大的乐事，便是可以听他讲故事。
弟弟沈虎雏在《团聚》中这样回忆：
兄弟俩不但消化力强，对精神消费也永无满足，逼得妈妈搜索枯肠，使出浑身解数来应付。于是我们听熟了她小时朱乾奶奶用合肥土话哄她的童谣；又胡乱学几句妙趣横生的吴语小调，是在苏州念中学时，女同学一本正经教她的；英文歌是对大进行超前教育，我舌头不灵活，旁听而已。妈妈看过几出京戏，不得不一一挖出来轻声唱念，怕邻居听了去，因此我们知道了严嵩、苏三等人物。昆曲真莫名其妙，妈妈跟充和四姨、宗和大舅他们到一块，就爱清唱这种高雅艺术，我们兄弟以丑化窜改为乐。救亡歌曲是严肃的，必须用国语或云南话唱。对于我跟大贪得无厌的精神需求，妈妈计穷时，如果爸爸在家，就能毫不费力为她解围。
……
他的故事永不枯竭，刚讲完一个就说：
“这个还不出奇，再学一个：‘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豆豉娘是县城里那个寡妇吗？”
我还不能听准他的凤凰口音，暗想那寡妇店里一坨坨鹅蛋形辣豆豉肯定好吃。
“当然！就学‘豆豉娘怒沉百宝箱’。”
下一个更出奇的，就会学成“酱油娘棒打薄情郎”。他的故事像迪斯尼先生的卡通片一样，人物情节都随意揉搓变形，连眼前家中人，也在故事里进进出出，方便着呢。我们兄弟心里，没有“父亲的威严”概念，而爸爸的狼狈失态丢面子经历，为许多故事大增光彩。我一个方块字还不认得时，已熟悉《从文自传》主人公一切顽劣事迹，以及受处罚的详情。曹操半夜翻墙落入茅坑不声张，让伙伴一起跳下来倒霉，我以为爸爸同他们是一伙。
沈从文的故事有多长？反正从龙街讲到桃源没有讲完。虽然我以为沈从文小说并不以情节取胜，但是沈龙朱说：“《月下小景》里的故事就好。”沈龙朱、沈虎雏兄弟俩小时候，不用看父亲的作品，父亲的经历便都知道了。因为父亲把自己的传奇作为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把远在湘西老家的大伯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沈从文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给大哥沈云麓的信里，描述了因自己的讲述，两个从来不曾回到凤凰的孩子，对凤凰家人的向往。父亲说沈虎雏：
他印象中是知道你蹲在花台边用小挖锄掘土，就草花根株边捉虫刨蚯蚓，穿个短袄子，眼眊眊的，声音嘶嘶的，一看他来就要逗逗他发笑，且到后要上街时，必把捉蚯蚓工作教他做的。又或者一起来，三叔在院中吹哨子集合，要小龙和他排队点名，他却早已起身带“菲格来司”在花坛边藏躲起来的。被三叔发现时，于是喊：“老杨，备马！”马共三匹，三叔骑高大的，小龙骑起花的，他骑白的，一齐出东门。回来时就在廊上吃早饭，有白桌布，用刀叉不用筷子，喝点汤时再吃，吃过后再下河钓鱼。这一类故事每天得换个式样，有一部分是他凑成的。总而言之每天非说说不可，因之人虽不回过沅陵，对沅陵事竟像是十分熟悉，且极其可能长大后还可以从印像中知道大伯脾气的了。
和弟弟一样，在少年沈龙朱眼里，父亲是编故事的高手，讲故事的大王。他回忆说：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18）
父亲从城里回来，我们从桃源（的恩光）小学回来，吃完饭以后，晚上没什么事做。
于是，一个小小的菜油灯，有时候可以挂的，也可以搁在桌上的，照亮了草房子。搁灯的桌子，也不是正经桌子。这桌子是两个大煤油箱。因为当时是方桶的煤油，两桶搁在一个木箱里头，好运输。这个包装箱子就是这么高，这么宽，这么长。把两个箱子扣过来，上头铺个画板，就是我们全家人用的桌子。
一家人，吃饭在上头，父亲回来写东西也在上头，我们做作业也在上头，妈妈批改作业也在那儿。桌子周围，放上小板凳，或者小蒲团。蒲团就是草墩子。
在很多个晚上，父亲让我们围坐在这个“桌子”周围，他给我们说故事，讲他小时候在湖南的一些事情。
沈从文给两个儿子讲的故事，有的是瞎编，有的是真实发生过的。沈从文曾经讲过打老虎的故事，说小时候被大人带着上山去看打老虎，围堵老虎。沈龙朱至今也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大人们先让沈从文爬上一棵树，然后拿绳子把他拴在树上，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他掉下来。安顿好小孩子，大人们就在树下拿着火把围成一个阵，哄赶、围堵老虎。他们把老虎逼上一条提前设计好的路，再把老虎逼到一个有机关的地方去，老虎掉进了陷阱里，大人们就扣住老虎，或者是夹住它。
沈从文说他亲眼看见老虎从自己爬着的树下走过去了。
父亲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沈龙朱当时无法断定。不过，讲得很生动，细节很逼真。
成年后，沈龙朱真去考证了一下父亲目睹围剿老虎的那个现场，那是凤凰县一个苗乡。沈龙朱根据父亲的描述，找来地图查看。查了半天才发现，那个地方在凤凰西北。而沈从文小时候去过的老家却在凤凰的西南角，紧挨着贵州。
通过考证，沈龙朱判断，那故事可能是父亲编的。为什么呢？因为围剿老虎的地方，沈从文小时候并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他到那里去，是当兵时陪一位战友回过一次人家的家。这“骑树观捕虎”的故事，也许就是他听来的那位战友的亲身经历。
10、得意地看到敌机被打退?与美国“飞虎队”联欢
在自己的国土上常常躲避敌机的轰炸，你说少年沈龙朱心里是什么滋味？再想沈从文，一个成年人，或者拉着儿子跑警报，或者把家人安顿到乡下，有朋友来访天上掉个炸弹“欢迎”，他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既然是战争，就不免有死亡！死去的万千年青人，谁不对国家前途或个人事业，有种光明希望和美丽的梦？可是在接受分定上，希望和梦总不可免会破灭。或死于敌人无情炮火，或死于国家组织上的弱点，二而一，同样完事。这个国家因为前一辈不大振作，自私而贪得，愚昧而残忍，使我们这一代为势力负担那么一个沉重担子，活时如此卑屈而痛苦，死时如此胡涂而悲惨。更青年一辈，可有权利向我们要求，活得应当像个人样子！我们尽这一生努力来让他们活得比较公正合理些，幸福尊贵些，不是不可能的！（引自沈从文《白魇》）
这是在战争中受欺凌的一个国民的心声！在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渴望他的两个还在童年期的儿子，会有不一样的未来！而他自己要为孩子们“公正合理、幸福尊贵”的未来，尽自己“一生的努力”！虽然他引导孩子看云，给孩子编故事、买猪蹄，但他心里的愿望更宏阔和长远。沈从文说：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19）
中国目下还正有两百万人在各个战线上挣扎，从炮火中接受那个分定。而且时间还要延长下去，一直到敌人崩溃消灭方止，这其中将有多少牺牲，多少悲剧，这时节来温习那个情景时，便觉得这正是民族历史的宿命，即民国二十五年以来国内的纠纠纷纷，人力与国富间思想与思想间为争取社会改造国家重建的原则所造成的另外一种局面，直到从消耗中弄得个筋疲力尽，方有一派主张，一种政体，慢慢的抬了头，把全个民族的精力和热忱，重新粘合起来，用在国家重建的计划上，发一点效果，……（引自沈从文《芸庐纪事》）
国家重建！这是那个时候一个西南联大普通教师的思考！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忍受战争之苦的沈从文的思考！他发出了那个时代比一般人停留在报仇上的思想更为超前的思想。他说：
死去的即为此单纯的信念而沉默死去，活下的都保有这样一点信心，在极端困难中支持下去。总相信我们要站起，任何强力都不能把我们压倒的。我们有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发展方式和生活理想，要实现它，只有从战争胜利中方能实现。我们不仅“要”胜利，还相信终究“必”胜利！（引自沈从文《芸庐纪事》）
与沈从文的努力一样，中国政府也在试图打破困境。起初，美国政府对日军入侵中国采取“绥靖政策”，后来，美国人在华利益受到伤害，转而支持中国抗战。中国政府乘机游说美国人支援中国扩大空军实力。一九四一年，中国以“租借”的方式，从美国获得大量战斗机。第一批一百架P-40型战斗机由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组建成了“中国空军美国支援航空队”。
陈纳德于一八九三年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九三七年到中国考察空军。抗战爆发后，陈纳德受宋美龄支持，在昆明组建航空学校训练中国空军。张大千的哥哥张善子曾绘制一幅《群虎图》赠送给陈纳德，陈纳德便萌生了“飞虎”的意念。当一支“中国空军美国支援航空队”组建后，他请迪士尼公司设计了“飞虎”标识，于是“中国空军美国支援航空队”就被称为“飞虎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国对日宣战。陈纳德的“飞虎队”在中国已经按捺不住要与敌机对垒。
《中国航空史》记载：“1941年12月20日上午10时许，驻越南的10架日军三菱轰炸机袭击昆明。这时，美国志愿航空队已完成了训练，其中第一、第二中队已于12月18日飞至昆明并做好了战斗准备。日军十分轻敌，其轰炸机没有战斗机护航。美第二中队24架P-40B型战斗机立即升空拦截，在昆明东南五十公里的宜良上空与日机遭遇，经激烈空战，美国飞行员艾德?雷克特首开纪录，击落日机一架。日机无力抵抗，只得甩下炸弹逃窜，美机穷追不舍，接着路易?霍夫曼击落一架日机，弗雷兹?沃尔夫连续击落两架日机。战斗结束，十架敌机被击落、击伤九架。美国飞机则无一损伤。这是美国志愿军航空队来华后首次作战并获得胜利。”
宜良上空的精彩对局，沈龙朱没有看到。他在呈贡看到了滇池东侧上空的另一次美日战机的交战。沈龙朱回忆说：
家安到呈贡的一九四一年，美国参战了。此前，美国志愿飞行员陈纳德的“飞虎队”已经到了昆明。这时再看天空两军交火，对一个中国孩子来说，就觉得很得意了。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20）
如果日本飞机前来轰炸，蓝天上就有一个银色点子等在那里。仰头看去，银色点子“鸸……”地穿越，但似乎又听不见声音。不过，过了很久，就听到“咚——咚——”这么几声闷响。仔细一看，冒着烟栽下来一架敌机。然后，又升上来一架飞机，从敌机当中“亍——”穿过去了。“咚——咚——咚——，鸸——”，又掉下来一架敌机。
那些银点子，就是美国P-38飞机。是侦察机，但有枪炮，速度也快。它们穿来穿去，几个回合，美国人驾驶的飞机没损失，敌机一架一架往下掉。敌机回去时只好重新编队，途中又被打下来几架。
经过较量，敌机来时九架一组，回时剩不了几架。
这样，日本飞机再也不敢来了，最后一次轰炸昆明以后，就没有跑警报这事了。
沈龙朱眼中的“银点子”，在《中国航空史》上说这种战斗机叫P-40B型。而沈龙朱说叫P-38型。他回忆道：“投入战斗的美国飞机叫P-38，是双引擎的。后来有一种叫P-51，是单翅膀引擎的。”
沈龙朱那时只是一个少年，就很关心战斗机的型号，他对此有浓厚的兴趣。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参与开辟“驼峰航线”，即印度到中国的空中国际运输线，被誉为“空中生命线”。沈龙朱说：“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是运输机。缅甸被日军占领，而印度没有被占领，印度就成了大后方。到印度去，把物资从印度运过来，都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这是很艰难的一个航线，飞机的型号是C-46，C-47。爸爸凤凰老乡中的年青人，田斌就是开C-47的；田景祥就是开P-51的。”在这一航线上，中美损失了六百七十架飞机。但是，有效地支援了中国抗战！
沈龙朱进了桃源教会学校——恩光小学，由于办学者与美国人关系密切，所以十岁的沈龙朱有了与空中“银点子”——战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他回忆说：
到圣诞节了，十轮卡把我们这群小学生拉到飞机场去参观。
飞机场在呈贡乌龙浦山后头，是新建的军用机场。我们去那里，看到了先进的新型轰炸机。飞行员还给我们展示各种技巧。P-38飞机起飞后，马上又俯冲下来，快接近地面了，又迅速蹿上去。
我们还参观了机场的其他部分。在地围子里，一颗一颗炸弹码放在地下。
洋人还给我们吃口香糖。那次活动算是跟美国大兵的联欢。
11、云南那段时光值得怀念，怀念里头包含着复杂的内容
在云南乡下的几年，是沈从文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此前，他生活不稳定，没着没落的。此后，政治大动荡他小心谨慎地苟活着，拼命地工作着。惟有在云南时节，尽管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精神状态却很好。他怀着对未来的无限向往，立志将来经济不是问题以后，不必上班，而专心“来写十年小说看看”（见《沈从文全集》18卷401页）。他对自己的文学才华和创作成就，是怀了极大的期许的。
敌机频繁轰炸，物价飞涨，但沈从文精神自由。尤其是两个孩子地日渐一日地成长起来，给了沈从文无比的快乐。而回到北京后，孩子的思想与他逐渐分道扬镳，他对孩子的影响远没有社会对孩子的影响大。所以，在云南乡下，沈从文感受着孩子成长中的爱，孩子们感受着襁褓中被呵护着的爱。
一九四〇年五月七日，沈从文致信大哥说：
孩子们住乡下凡事尚好，近来正值麦秋，豆麦收成，随家中女用人下田“拾禾线”，收拾残余，因此有新鲜豆子吃，麦饭吃，孩子们十分高兴。过不久，还可带小钓竿同彼等往小河沟钓小鱼，所得不够喂猫，对孩子们却正是一件大事！小虎虎月底满三岁，自己总觉得又长大了，十分俨然。上山去必说“我太胖了，走不动路，还是抱抱好”。事实上倒很能走，到处都可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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