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吉友（原名张武龄，自用张冀牅）陆英韦均一
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张宗和张寅和张定和张宇和张寰和张宁和
沈龙朱
正是前面这四个女孩子，使得张家的名望在张家沉寂很多年后，依然为世人所乐道。
9、四姐妹都嫁了名人?很多的舅舅都有出息
一九三六年，沈龙朱两岁，被妈妈抱着回了苏州，那时候，他肯定见过这些姨妈和舅舅。他们母子还去了上海，在那里，也肯定见了不少亲人。但是他还不懂事，对那次经历完全没有记忆。到了云南，他渐长，对经常来往的五舅、大舅、四姨熟悉了起来。
虽然没有见过更多的姨妈和舅舅，但是“妈妈讲”，他也就知道有更多人的存在。沈龙朱说：“妈妈的十个兄弟姐妹，她总要说的，当故事说的。”
沈龙朱说：“妈妈老讲，大姨在家里是最漂亮的，长得最称头，最端庄；二姨在重庆，在四川。在二姨身边，还有我一个哥哥，我当时还没有见过的哥哥。然后，还有个小舅，在上海学音乐的；三舅是黄自的学生，搞作曲的；四舅，是搞农业的；五舅，后来在管学校。”这个五舅，就在云南的西南联大上学，小龙朱看见过。小龙朱还知道大姨夫是个出名的昆曲小生演员。
第一部分 第二辑 亲戚说情（12）
因为抗战，十姐弟天各一方。“真正大团圆是一九四六年在上海，所有十个兄弟姐妹都见到了。”沈龙朱说。这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张著名的全家福拍摄的时间。
这全家福，为世人所熟知的有两张，一张是张家十姐弟，一张是十姐弟、三个女婿、三个外孙。这三个女婿分别是著名昆曲演员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三个小孩是二姐张允和与周有光的儿子周晓平，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的儿子沈龙朱、沈虎雏。沈龙朱回忆说：“其实那时候已经有别的小孩了，就是没凑到一起吧。周晓平比我大半岁，是三个孩子中最大的。”
沈龙朱说：
张家家族太大了，人太多了。而且人才也不少。不太出名的，二舅是会计师，在上海，死得比较早；三舅是最近才去世的作曲家；四舅是农业科学家，搞树种的油料作物，研究员；五舅是教育家，中学校长，就是在苏州的那个；七舅在比利时学指挥，回来后在中央乐团当过指挥也出国去了。那是“文革”中间，因为娶的洋媳妇，两个人只好跑了。
在四姐妹里头，我母亲是最腼腆，最普通的。她既没有大姨那个长相端庄，又没有二姨那个机灵，还没有四姨那个学问，就是老底子好的。我母亲老老实实上学，在学校，体育运动方面有特长，打篮球比较好。母亲皮肤黑，晒得黑黑的。她在姐妹中是最不出众的。
我说：“不论她们四个人本身怎么样，但她们四个人都嫁的是有名的丈夫，这在文坛也成了个佳话。”沈龙朱反驳说：“这是从现在的角度看，有名了。以前不见得算有名。有段时间，尤其是论出身和阶级成分的时候，不是不太理想，是很不好的！”
图七张家四姐妹和她们的丈夫、孩子
张吉友（原名张武龄，自用张冀牅）陆英
长女次女三女四女
张元和顾传玠张允和周有光张兆和沈从文张充和傅汉思
顾珏顾明德周晓平沈龙朱沈虎雏爱玛?弗兰克尔弗兰克尔
（凌宏）EmmaFrankelIanH.H.Frankel
中文名：傅以谟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一九四六年，沈龙朱随母亲从昆明到上海。在上海，他们住在大姨家。在上海还有几个亲戚家，一个就是大姨家，一个是二姨家，一个田真逸家，就是大姑父家。还有两个舅舅家。后来，沈龙朱到苏州念了一年的初中。那段时间，他能说一点苏州话，但没有学地道。苏州话别讲太快，慢慢讲，他能听懂，上海话也可以懂。他说：“因为后来同学、同事中，有上海人、苏州人，或者与上海人、苏州人交往很多，所以听那边的话不成问题。”
在苏州的一年，沈龙朱很开心。他回忆说：“我尽情地玩，非常快乐。二姨的孩子周晓平，比我大半岁，他是张家这辈里最大的，我是老二，然后是我弟弟。我弟弟都不到我们这个圈里玩，其他孩子都比我们小，甚至太小了。我们那时候玩得多的就是自行车，开始学骑自行车。很便宜租一辆车，到操场上转悠，去玩。乐益女中院里、操场上，不好处就是不平整，因为全是砖头和草地。风雨操场也都是砖地，砖立着铺，长着草。在院子里跑着玩是很好，还可以打滚。但是骑车，就要离开院子到外边去了。”
沈龙朱在苏州亲眼见了姨妈舅舅们在家里举办的曲会。已经上初中了，他记得：“家里作为雅事凑到一起，算是‘文人雅集’。专门请了笛师来，姨妈舅舅们轮番登场，很得意地唱一唱。四姨化好妆，穿上戏装上台。大姨也上台。三个姨妈中，四姨和大姨的水平是最高的。二姨不是正唱，她经常是唱丑角，不像四姨、大姨一样正正经经拿得出来的唱。但至少是她自己觉得非常倾心，非常愿意，很陶醉。四姨的昆曲演唱水平在整个苏州也受人佩服。”
第一部分 第二辑 亲戚说情（13）
除了唱曲这个共同爱好外，在外面的三位姨妈名声赫赫，各有各的故事，也各自都有与昆曲有关的故事。
大姨张元和嫁的是昆曲科班出身、在“传字辈”里是最有名的小生顾传玠。张元和年轻时漂亮，又是名门闺秀。叶圣陶说：“无论是谁，娶了张家四姐妹，都会幸福一辈子的。”那时候许多男孩子仰慕张元和，但不敢追求她。顾传玠是名角，后来上大学做了生意，他和张元和的恋爱比较漫长。而在那个时代，一般人对戏曲演员是有偏见的。据说张元和结婚后到上海拜访一位亲戚，大家知道她嫁给了唱戏的，就不出来见。
沈龙朱说：
正因为这样，大姨结婚晚，比我妈妈、二姨都晚，她的孩子也比我们小。后来大姨就到台湾去了。大姨妈两个孩子，女儿本来叫顾珏，给大姨的一个女性朋友抱去了。抱走大姨孩子的人叫林海霞，海南人，后来这个女儿改名叫凌宏了，是我的表妹。大姨到了台湾，凌宏妹妹留下来，在上海读了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温泉的一家仪器厂工作。这样，我们来往很多。后来，凌宏嫁给和统，和的父亲是铁道部总工程师。和家移居美国，凌宏也去了美国。
因为女儿凌宏在美国，大姨在丈夫去世后，也就到了美国，一直到去世。
大姨还为顾传玠生了一个男孩，叫顾明德，也叫顾圭。小时候皮得很。这个弟弟在台湾，最近去世了。顾明德的女儿来过北京，看过周有光和周晓平，我也见到了她。
张家大小姐嫁的是昆曲艺人，而张家二小姐张允和嫁的是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允和与俞平伯先生一起搞起了北京昆曲曲会，她还接俞平伯的班当了会长。曲会有活动，沈龙朱的妈妈有时候去听听。沈龙朱说：“母亲去也不带我们，我们都大了，各自都有各自的事了。爸爸偶尔去，但也不常去。爸爸可以听，但并不是很醉心。”
回忆二姨张允和，沈龙朱说：
解放后，姨夫周有光调到北京工作。他们在北京只有我们家算最亲的，二姨和妈妈就来往非常多，而姨夫周有光与父亲也来往很多。二姨夫现在身体还挺好的。一次，他得到年度文化人物称号，凤凰网去采访，周晓平也在家。
我弟弟和他女儿沈红，过春节去拜访二姨夫，在他家吃年夜饭。我春节前去，送几本书。
从小一起玩大的晓平哥哥，学问大，做过中科院气象所所长。现在也退休了。不过，还带研究生。
张家四小姐张充和，嫁的是美国汉学家傅汉思。张充和在美国传播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更多的赞誉。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昆曲。
沈龙朱回忆说：
我从小跟四姨的接触是最多的，尤其在昆明的时候。抗日战争以前，四姨在北京呆过，主要就住在我们家。在云南，她也和我们住在一起，不论在乡下还是在城里。后来，她到四川去就分开了。等抗战胜利回到苏州，便又在一起了。
回到北平，四姨又住在我们家。她就是在我们家跟傅汉思恋爱的。四姨在北京嫁人，两口子都到美国去了。再后来，有时候是傅汉思随文化代表团单独来，有时候俩人一起来。我弟弟在四川自贡的时候，傅汉思到中国访问，还专门到自贡去跟弟弟见面。而我在北京，见他的机会倒不多。当时他到北京来，我在西郊。他到爸爸妈妈那儿看看就走了。
二〇〇六年夏天，我在苏州采访张寰和的时候，他告诉我：
美国的四姐，现在也是一个人，家里请一个男保姆。她先生在二〇〇三年过世了，很可惜的，是两次医疗事故，一次是开刀开坏了，还有一次是药给错了。他们是相信美国的医疗，实际上咱们国内的医疗要好一些的。四姐前年回来了一次，开了个书画展。
第一部分 第二辑 亲戚说情（14）
四姐算是苏州走出去的一个名人吧。她很不简单，三十多年在香港、澳门、台湾、美国的大学讲课，宣传中国书法和诗词。她有几个方面是中国的顶级水平，比如昆曲、书法、诗词。她上课能载歌载舞，没有笛子她可以自己做，自己园子里长着竹子就自己做笛子，因为在美国买不到笛子。
我没有去美国看过四姐。她年轻时候忙，讲课没有时间，现在她老了，我们去了增加她的负担。如果要去，那麻烦得很。八十年代她让我们去，说去了她可以开车子带我们去玩。
说到张充和的字，现在国内收藏界也是狂追。沈龙朱小时候有很多时间和四姨在一起，但是手里却没有留下四姨的字。他说：“那个时候不懂，包括在云南的时候都知道她写字。知道她弹琴，吹笛子，吹笛子吹得很好。家里边吹笛子一个是大舅吹得很好，一个是她，吹笛子，昆曲配笛子。在云南的时候，四姨还抚琴，真正是陶渊明那样的东西。她跟音乐研究所里的杨荫浏搞这些，杨振声可能也参与这些事，但是他自己不动手，只欣赏。”
《周有光年谱》的作者要沈龙朱写个东西，写完了，人家又提出要沈龙朱找四姨题写书名。沈龙朱说：“现在打搅四姨不太合适了，因为她岁数大了。虽然在她附近我也有亲戚，表妹就住她附近，我知道四姨有些东西是准备给我们各家一家一份的，很宝贵的东西，手装的《桃花渔》的书画册。我上次就请表妹去帮我讨，不光给我讨，还给我五舅讨。希望她能够要来，想办法带回来。但她也只要了五舅的，没敢要我的。岁数大了，不合适。”
四个女儿还剩一个，亲人们都不忍心打扰她。六个儿子呢？
二〇〇六年，张寰和告诉我：
六个儿子，还有三个，老大、老二、老七都过世。哦，不对，我讲错了。儿子现在就剩两个了，最近老四在南京也过世了。因为发生得很突然，而且是最近的事情，所以我回答错了。现在就是张定和和我，他现在病得很厉害，也在医院里住着。最近我们到北京，他的女儿就打招呼了，因为五月二十几号我们的三嫂过世了，他们就不让张定和知道。他们封锁一切消息，我们也停止了一切联系。因为他们两个相依为命，三哥就依赖三嫂生活，老太太一走，对他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他只知道老太太住医院，不知道她已经死去。所以现在他们家里也不来信，我们也不去信，暂时停一停。
三哥自己出了一本书，是他自写、自抄、自印、自己发行，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搞。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和他联系了，因为我在编《水》，《水》里面要用的很多材料也不好从他那里拿到。他还了解很多的旧闻旧事，我就说等吧等吧，但是等到现在他可能也不能动笔了，但是真正他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
二〇一一年夏天，沈龙朱告诉我，他的三舅、著名音乐家张定和刚刚去世了。张定和在上海时就与沈家接触过，张定和在上海举办音乐会，沈家都参加了。沈从文对这位妻弟格外关注与赞赏，专门写了《定和是个音乐迷》。文章说：
“定和是个音乐迷”，这句话从亲友口中说出时，实包含了一种温暖的爱，且说明定和为人与他一群姐妹兄弟性情癖好的稍稍游离。
……蕴藏于定和生命中特长，即那点混和了忧郁幻想与奔放热忱而为一，对艺术几乎近于宗教虔敬的情绪，欲消纳它，转移它，当然只有用无固定性音符捕捉热烈而飘渺观念，重新组织加以表现的音乐，方可见功。定和因此就改学了音乐。这过程实由着迷起始，音乐迷的称呼即由此而来。
第一部分 第二辑 亲戚说情（15）
张定和到北京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工作，担任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作曲。创作了歌剧《槐荫记》电影《十五贯》音乐。为《棠棣之花》《文成公主》《大风歌》等话剧作曲。
沈龙朱说：“三舅去世后，家里孩子没吭声，过了好几天沈红才知道。沈红把这消息告诉我，正好是我在前一期《水》里把弟弟去看望三舅的照片刊登了。讣告就没来得及搁。下期应该是三舅的纪念专号。”
十个姐弟，现在就剩下美国的四姨张充和，与苏州的五舅张寰和两个了。四个连襟，只剩下北京的周有光了。
表四沈龙朱张家系统的亲人们
龙朱称呼 姓名 出生年月 主要成就
外公 张吉友 1889—1938 现代著名教育家、创办苏州乐益女中
外婆 陆英 1885—1921
继外婆 韦均一 1899—1995
大姨 张元和 1907－2003 著名昆曲度曲家
大姨夫 顾传玠 1910—1965 昆曲传字辈名家
二姨 张允和 1909—2002 昆曲专家、昆曲活动家
二姨夫 周有光 1906— 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
母亲 张兆和 1910—2003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一〇一中学教师、《人民文学》编辑
父亲 沈从文 1902—1988 著名文学家、文物学家
四姨 张充和 1913—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
四姨夫 傅汉思
HansHermanntFrankel 1916—2003 德裔美国籍犹太人，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
大舅 张宗和 1914—1977 1946年至1949年以前，担任乐益女中校长。1949年后，任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大舅母 刘文思 1924— 护士长
二舅 张寅和 1915—1973 财会人员
二舅母 朱志君 1922—2008
三舅 张定和 1916—2011 著名作曲家
三舅母 王令诲 1916—200？ 歌唱家
四舅 张宇和 1918—2006 农业研究员
四舅母 周孝棣 1928— 大学化学教师
五舅 张寰和 1919— 中学校长
五舅母 周孝华 1930— 教师
六舅 张宣和 早夭
七舅 张宁和 1926—2004 音乐指挥家
七舅母 罗吉兰 1930— 小提琴手
10、九如巷永远牵挂着张家的孩子
二〇〇六年七月，我来到了乐益女中旧地。曾经做过学校校长的张寰和告诉我：“学校占地二三十亩。家就在学校的后面，家和学校有一个门是通着的。张家九如巷住处在学校之前是一块空地。爸爸买下来这块地造起了房子，这是一九二一年的事情。”
今天剩给张家的院子已经很小很小，墙外高楼林立。张寰和说：“张家的院子被公家拿去以后就成了这样了。一九六一年占去了，真正拆是在毛主席去世那一年。拆的时候，我们都反抗。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你们拆了是不对的。’但是谁听？他们一天就把它拿掉了。”
原来的房子一排五大间半，每一开间都有三十几平方米。现在留着一点，是张家给兄弟姐妹聚会的地方，是张家的根。张寰和夫妇坚持住在这里，他们说：“如果我们也走了，根没人守了，家就没有人了。所以，我们不走。”张寰和说：“姐姐兄弟们都回来，到最紧张的时候，大家就是男归男，女归女。特殊的就给他们单独一间，没有房子就打地铺，大家住到一起开心得不得了。”但岁月流逝，能回来的人越来越少了，回来的都是噩耗。
但是，这处房产的产权证上，张寰和坚持写下九如巷十个孩子的名字。他们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张宗和、张寅和、张定和、张宇和、张寰和、张宁和。尽管健在的只有两位，但九如巷永远是十个张家姐弟的九如巷！
第一部分 第二辑 亲戚说情（16）
沈龙朱说：“五舅坚持用十个孩子的名字。其实后来谁都没有再提这个事，我们放假或有事去苏州，就住那儿。住下当然太挤了，我有时候出差，就在附近小旅馆要间房，再到家里去。现在房子很小了，以前可大极了。所剩的这点家产，是原来的厨房和餐厅，还有就是佣人住的房子。原来的好房子都没有了。现在这一遛房子的对面就是楼，楼才是原来家里正式的房子，是住家的地方。教学区那边的楼，包括宿舍楼，教学楼，教室。院子比住家这边大很多。还有很大的操场，还有盖着屋顶的风雨操场。”
公家占了张家的房子，然后拆了，建了高楼，把张家挤在最边缘的一角。沈龙朱说：“现在就是五舅、五舅妈，还有儿子一家人在那儿住。孙子都没在那儿，都住到外头去了。”张寰和的太太周孝华，也就是沈龙朱的五舅妈说：“搬出去也还是有条件的。但总是觉得没有人住在这里，房子就会烂掉，环境也就会糟糕下去。所以我们一直没有离开。”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的时候，张寰和在复旦上大学一年级。他回忆说：“家在苏州，我父亲、母亲、大姐带我们到合肥。到了合肥，那边也紧张了，就到武汉。到了武汉就和沈从文集合了。那时候他在武汉大学教书，我也转学转到武汉大学，就在珞珈山东湖，那地方是很好的。后来经过长沙，联合大学到了昆明。我就步行到昆明，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我就从武汉过重庆到昆明。这当中还经过沈从文的家乡沅陵。”
一九三七年回到合肥乡下避难，张寰和第一次看到他未来的妻子周孝华。第一次见面，周孝华只有七八岁的样子，而张寰和已经十七八岁了，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西南联大毕业后，他在重庆做事，被家里叫了回去。沈龙朱说：“张家在合肥是个大家族。抗日战争的时候，按照当时当地的状况，不是按土地亩数，而是按收租量来确认产业。姐弟十人每人头上都有几百担租子。”张寰和回来后，家里人和他商量，要把田产改办农场。张寰和回忆说：“那就是空想社会主义农场，根本不行。后来我就在那里教书，认识了周孝华。一九四五年结了婚。”
周、刘、唐、张，在合肥是四大家族。周孝华的曾祖也是淮军的名将，两家来往很多。周孝华补充说：“其实我在那里念书，他在那里教书，我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和他结婚了。我的姑妈和他的二姐、三姐的关系特别好，姑妈做主，我们姐妹两个就嫁给他们弟兄两个。”
抗日战争结束后，恢复乐益女中，他们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周孝华在女中继续完成学业，而张寰和是女中的教员。好多人认为他们是师生恋爱。其实，他们早已经是夫妻关系了。
我问张寰和老人：“你有没有像沈从文一样给女朋友写过情书？”
张寰和老实回答：“没有，家书倒写过一些。结婚以前没有写过信，基本都在一块。沈从文虽然也是在一个学校写信，但我们跟文学大师是两回事情。哈哈哈……”
说到自己姐姐姐夫的故事，张寰和有了兴致。他说：“三姐那时觉得她是学生，不能谈恋爱。还有，沈从文口才不好，大家听不懂他的话。三姐说了，到了后来沈从文的话她也只能听懂三四成，不是全部听得懂的，有一部分他的讲话是吃在肚子里的。沈从文的话是很难懂的。”
张寰和老人说：
三姐大我九岁，沈从文比我大二十岁左右。那时候求婚就是想定下来。他们的详细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到九如巷来，来看三姐，第一次来，我们是都知道的。后来他俩接触，我也都晓得。但是他什么时候向三姐求婚的，我们就不大清楚了。他大概文章上也没有写什么时候向三姐求婚的。结婚以前，他让二姐跟我父亲说这个事情。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后来就发生了半个字的电报的事情。假如要说求婚，那次就算是求婚的证明了。
第一部分 第二辑 亲戚说情（17）
沈从文写给三姐的情书很多，有几百封，最精华的都没有留下来。抗战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搬走了，搬到一个朋友家里，结果这家人也没有保住，就这样没了。那时候我们家的房子大，怕人家占了后给搞掉。沈从文的书信丢了以后，三姐就一直说非常可惜，非常可惜。
沈从文的信写得好，跟三姐有好多的因素。三姐在读书的时候，沈从文就给三姐写信了，有时候三姐连看都不看。信来得多了，外面都传说这个事情。她就跟胡适谈这事，她觉得这事不好。胡适觉得没什么不好的。胡适说如果家里有什么不同意的，我还可以跟你爸爸讲，我们都是安徽人。胡适说：“看来他是顽固地爱你。”结果三姐就说：“我顽固地不爱他。”但是后来信写了很多，的确写得很好。很多信，三姐在我们要逃难的时候，她在北京把很多东西用箱子装起来存在我们九如巷。她以为九如巷是很平安的地方，不想到后来首当其冲就是九如巷。我们好多东西都寄存在另外一家，包括她的箱子，也包括她的日记，还有沈从文写给她的信和情书。三姐以为苏州很安全，哪晓得后来苏州沦陷了，那位老先生家也跑出去了，结果房子里的东西就都被人搞掉了。
寄存东西的这家姓陆，这位老先生叫陆颂谟，也是昆曲曲友，老先生人非常好。那时候因为东西都散了，翻乱了。他的儿子就看到这个情书了，还说：“这才算真正的情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情书。”这个话是他同我的一位姓张的同事说的。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后来我们就想找这个人。他在四川内江糖厂工作，去找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厂里也不知道他在哪。就这样情书这部分就失落了。这是很可惜的。三姐自己在《从文家书》上也提到这个事情了，包括他们当时的喜怒哀乐各方面的事情都在书信里面体现了。她说如果要是在的话，就是对我们记忆的很好的见证。
说了三姐三姐夫的事，张寰和说：“我和老伴也有一个有趣的小事。大家都知道，我父亲当时默许二姐给沈从文半个字的电报。我跟三姐三姐夫之间也有一个电报，是一个错字的电报。我在合肥结婚的时候，我就打电报给他们。我说：‘什么时间，我要跟周孝华结婚了。’结果打电报的把‘周孝华’写成‘周老华’了。后来他们有时候开玩笑就叫我老伴周老华。”
我当初只见过张兆和一面，张家姐弟中，我用过半个上午的时间与张寰和夫妇聊天，他们还给我和我的家人吃了苏州凉点，可惜我忘记那凉点的名字了。
但，正是张寰和夫妇的坚持与坚守，苏州九如巷便温暖着中国文化史的一页，如院子里那一眼还清澈着的井水一样，映照着九如巷，映照着美丽的张家女儿……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1）
1、沈从文写信给四岁长子曲线劝妻?张兆和下决心南行
一九三七年七月，沈龙朱三岁，沈虎雏一岁。侵华日军炮袭卢沟桥，全面抗战爆发。沈从文乔装成商人离开沦陷了的北平，随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同事们，走上逃亡之旅。张兆和与两个年幼的孩子被困在古老的帝王之都。
沈龙朱回忆说：“抗战开始后，家庭分成两地，一家人只能靠通信维持联系。这一时期的通信过程，《沈从文全集》能够呈现出来。父亲很着急，希望我们能够过去，但是我们在北平又受困。决定离开北平的过程，母亲是下了很大决心。因为在路上，带着我和弟弟，还有九姑妈。战乱的中国，从北穿行到南，两个女子两个小孩，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表五沈从文离家后行走路线
时间 地点 主要任务
1937年8月12日 离开北平 途经天津、烟台、济南、南京向武汉转移
9月 抵达武汉 在武汉大学图书馆编教科书
10月下旬 到长沙 会见陈渠珍，与梁思成等旧友畅游
12月下旬 到长沙 参与临时大学筹办，拜访徐特立
1938年1月 在长沙 邀请弟弟沈荃给文教界人士谈抗战经历
1月中旬起 回沅陵 准备随临时大学到昆明，接待向昆明转移的文教单位和人士
4月13日 启程南行 向昆明转移
4月下旬 路过贵阳 见蹇先艾
4月30日 抵达昆明 编教科书
从北平到昆明，沈从文走了八个半月。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到昆明的打算，这些决定是随着战争的进展临时决定的。但就在自己行无定踪的路上，沈从文时刻惦记着北平的妻子和孩子，写了大量的书信敦促他们南去。甚至疑心张兆和是不是还需要自己，写了一些生气的话。张兆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致信沈从文说：“这次我的坚留不走，真可算不错，不然路上二十来天的颠簸，大大小小六口人，就说路费他们借给我，孩子们同我到地后一定都得生一场大病。”到了一个月之后，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张兆和再次致信沈从文说：“希望你懂事一点，勿以暂时别离为意，我的坚持不动原早顾虑及此，留在这里也硬着头皮捏一把汗，因为责任太大，一家人的担子全在我身上，我为什么不落得把这担子卸到你身上，你到这时自可以明白，你当时来信责备得我好凶，你完全凭着一时的冲动，殊不知我的不合作到后来反而是同你合作了。”
沈从文在路途上，没有目的地，张兆和与两个孩子自然不能盲目去追随。
在沈从文仓皇上路奔走在武汉与长沙间的几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的师兄谢泳曾说：
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应邀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后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才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见《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
一直赏识沈从文并拉着沈从文一起工作的杨振声是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所以，沈从文以这样的方式参加了教育部和长沙、昆明两个大学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底，沈从文到昆明稳定了下来。施蛰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中说：“沈从文和杨振声，属于中央研究院，他们先到昆明，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民房作办公室和住宅。从文只身一人，未带家眷，住在一座临街房屋的楼上一间。那幢楼房很低矮，光线也很差，本地人作堆贮杂物用，不住人。从文就在这一间楼房里安放了一只桌子、一张床、一只椅子，都是买来的旧木器。另外又买了几个稻草墩，供客人坐。……从此，我和从文见面的机会多了。……沈从文遂成为我逛夜市的伴侣。”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2）
生活一旦相对稳定，沈从文就更加迫切地希望妻子和孩子到自己身边来。虽然昆明也说不上绝对安全，但是，再撤退也是无路可走了。在张兆和犹豫的半年时间里，他写了很多的信。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写信给还没有阅读书信能力的沈龙朱，这时候，孩子只有四岁。沈从文写道：
小龙儿：
你怎么还不来？我很想念你们。很希望姆妈早些日子带你和小弟弟上路。这里石榴如碗大，不来吃，岂不可惜。黄色桃子也如碗大，快要完了。枣子初上市，和三婆家院子里枣树结的枣子一样甜。你小房已收拾好了，只待买小蚊帐。
你姆妈七月卅一来信，还问我事情，等回信，我真不大高兴，不再回她信。姆妈说想不带虎儿来，留他给八姨看顾，问我意思。我意思大家早来些好，再莫这样挨下去。她若舍得小虎，留在协和寄养，好吃牛奶让他更胖些，未尝不好。小弟弟这时正需要一个不病不疼能吃能睡的环境。姆妈认为留下好，我没有什么不同意。不过姆妈若认为一到这里又得跑，方怕带小弟上路，完全是糊涂打算。不知从谁听来的荒诞传说。这里不好，还有什么地方更好？带小弟弟上路并不怎么麻烦，到了这里好得多。这里东西贱，过日子容易，气候长如春天，对小孩子极相宜。像你和小弟弟一样人乖得可爱，为家中宝贝的孩子，不到三万也有两万。我希望你姆妈体谅我一些，不要再为什么事等我回信。且希望带你和小弟弟来，不要怕这样那样。
我很不必再有什么回信了。东东西西随便处置都成。《小砦》稿（国周登出改过的。国周，即《国闻周报》。——编者注）想法找出寄出。这里只收到一目录。你们要用的文件都放在寅和二舅处，是有时间性的。另外还有信在那里。我已说过无数次，挨下去，越迟越不经济。一等就是多个月，时间实在不许我们如此从容不迫！早来些你可进幼稚园，对你好，对我也叨一点光，可以少着点急，少写点信，少生点气，少流点鼻血。姆妈凭经验应当想象得出我作事情形。为了担心你们路费不够，默默的坐在桌子边做事，工作过度鼻子出了血，一面塞住鼻子，一面继续做事的情形。鼻子一破得不到棉花，就撕手巾作条子代替。别人看来也难受不忍，姆妈若反而“眼不见心不烦”不以为意，从人情上说也不大好。我信上不愿意提这些事，可是姆妈既多虑，应当想得到！
姆妈说“什么都不知道”，却偏偏知道些荒唐无稽的谣言，以为这里不久又要走路。说“凡事听你的意见”，我说上千次（整大半年）早来经济些，早来我方能做事，这意见就总不相信。真正相信的说不定还是朱干求神问卜，签上要九月南行，必照签上行事。活人的事还得听瞎子土偶来决定。所以我纵不生她的气，可是为自己却非常痛苦。她说“凡事太过虑”，恰恰就不虑到我再三用各种方法要你们来问题，只把我的信当成照例的信，同许多年前一样，哪里是“过虑”？应当名为“少虑”！这种少虑挨日子的结果，除多花钱外别无意义。迟这一月即已经要多花两三百。把上路的事当成十八岁女孩子对于婚姻的游移态度，姆妈的办法使人不大明白用意何在。难道一定还等到九月海上有风时再走？难道不走反而觉得好些？我给她写了两整天信，换了十四张纸，真不知要如何写下去好。人难受极了。你们不来明明白白我就得等待着，什么事都做不好，为什么还要等我回信，多挨它一个月？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3）
她不愿来，我盼望她托个人让你来。你来这里我使你上学校，同好些小朋友玩。还可带你出城看大黄牛，看马，骑马，骑牛。我欢喜你，想念你。你是我的好孩子。
为我亲亲弟弟黑头发。我也欢喜他。
爸爸字
八月十四日
名义上是写给沈龙朱的信，潜在读者是张兆和。张兆和在读丈夫给儿子信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但教养极好的她，可以肯定的是，没有生气。她果然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和沈从文的妹妹上路了。张兆和一行经过上海到了香港，这时候，沈从文的好朋友施蛰存恰好从昆明回上海省亲返回途中在香港。于是，沈从文叫这个朋友帮助照料家小。施蛰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一文中回忆道：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经由越南、香港回上海省亲。十月，离上海到香港，耽了几天，待船去海防。当时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九妹岳萌，和从文的两个儿子小龙、小虎，还有顾颉刚的夫人，徐迟的姊姊曼倩，都在香港待船去昆明。从文、颉刚都有电报来，要我和他们的眷属结伴同行，代为照顾，徐迟也介绍他的姊姊和我一起走。此外，还有几位昆明朋友托我在港代办许多东西，记得有向达的皮鞋和咖啡，杨蔚小姐的鞋子和丝袜，诸如此类。我当了两天采购员，于十二月十八日，一行七人，搭上一艘直放海防的小轮船。顾夫人身体不健，买了二等舱位，余者都买了统舱位，每人一架帆布床，并排安置在甲板上，船行时，颠簸得很厉害。
船行二昼夜，到达海防，寓天然饭店。次日，休息一日，在海防补充了一些生活用品。次日，乘火车到老街，宿天然饭店。这里是越南和中国云南省的边境，过铁路桥，就是云南省的河口。当晚，由旅馆代办好云南省的入境签证。次日，乘滇越铁路中国段的火车到开远，止宿于天然饭店。次日，继续乘车，于十一月四日下午到达昆明。这一次旅行，我照料四位女士，两个孩子，携带大小行李三十一件。船到海防，上岸验关时，那些法国关吏把我们的行李逐件打开。到河口，又一度检查，比海防情况好些。每次歇夜，行李都得随身带走。全程七日，到昆明时，只失去了徐曼倩的一件羊毛衫，还是她自己忘记在火车上的。这一件事，我自负是平生一大功勋，当时我自以为颇有“指挥若定”的风度。
大海航行，取道越南，经过千难万险，最后不足四岁的沈龙朱跟着母亲到达昆明与父亲沈从文团聚。沈龙朱说：“路上有人照顾，比如到上海，有亲戚；到香港，有熟人。我虽然年纪小，但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记忆里有的。”沈龙朱和我说到他童年时赴昆明途中的印象：
去云南的过程，多少记得点事。虽谈不上传奇，至少是后来我们想，妈妈是非常之艰难。那个狼狈是感觉得到的。为什么呢？你想，在轮船的大筒舱里，好多好多人，每家有人守着自己的行李卷和网篮。网篮，就是装东西的竹篮子，在上面罩一个网子，零七八碎衣服都塞在里头，上边捆巴捆巴，提留着赶路。网篮之外，就是铺盖卷。睡觉怎么办？就把铺盖卷摊在地上，家家如此，不论大人小孩。
一路上就是逃难，经过上海、香港、越南、海防。整个过程中，孩子闹，哭，屎，尿，船上到处臊哄哄的。不过，在当时能够拿到船票上船就行，管不了那么多。在我印象中，这一点，记忆很深。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4）
从海防到昆明要搭乘火车，法国人修的窄轨铁路。这段路上人挤到什么程度呢？车顶上都有人，多挤啊！看到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白颜色的，它叫“密许林”，特快车，但是我们没有机会坐那种车的，很贵。在普通车厢里挤，挤得一塌糊涂，到处堆满了东西。乘客既有逃难的人，也有当地农民。他们挑一个担子，梨啊桃子啊，都摞在车厢里，在火车里挤着走，上厕所都没办法，挤都挤不过去。
2、两台“消化机”在无限艰难的社会里成长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日，经过漫长的旅程，沈龙朱随家人终于到了昆明，见到了久别的父亲沈从文。弟弟沈虎雏后来在有名的《团聚》一文中写道：
待到妈妈终于把我们兄弟拖到云南，全家在昆明团聚时，我俩的变化叫爸爸吃惊：
小龙精神特别好，已不必人照料，惟太会闹，无人管住，完全成一野孩子。小虎蛮而精壮，大声说话，大步走路，东西吃毕嚷着“还要”，使一家人多了许多生气！
我俩不顾国难当头，不考虑家中有无稳定收入，身子照样拼命长，胃口特别好。
尤以小虎，一天走动到晚，食量又大，将来真成问题。已会吃饭、饼、面。
爸爸说：“天上有轰炸机、驱逐机，你是家里的消化机。”
消化机是大的应声虫。“大”，就是龙朱，他教我说一口北京话，自认为北平人，十分自得。湘西人称哥哥为大，爸爸趁我不备影响了我，以致到今天我讲哥字还觉得挺绕口。
在战争中，社会环境的恶劣可以想见。沈龙朱回忆说：“真正到了云南，周围环境是非常不好的，抗日战争时期嘛！生活环境非常恶劣，吃没吃的，穿没穿的，衣服上补丁也是普遍的，家家都这样，孩子们都是屁股上打补丁。”
童年沈龙朱看到太多很不舒服的事。他说：“我看到从贵州抓来的壮丁。怎么押解他们走呢？粗铁丝直接穿过手心，壮丁们一个一个就被粗铁丝穿起来，串成一串，痛苦而吃力地行走。旁边是押解他们的大兵，荷枪实弹，却也穿得破破烂烂的，就沿着田埂走。我们小时候就得看这个。”
虽然说没有少年沈从文看到的惨烈，但沈龙朱和弟弟已经感觉非常难受了。他对我说：
那儿有个很大的集，一到赶集动不动就要杀人——枪毙人。但是已经进步了，不是砍头了。父亲尽量不让我们接触这些。
霍乱一来，疟疾一来，各种瘟疫不时就爆发了，死伤很惨。我记得同院子里地主家的一个长工，对小孩非常好，十八九岁二十岁的样子。不知道他吃了一碗米线还是吃了一碗什么东西，一下子就没有了。
河里经常会漂下一些死尸来。一次，人们捞起来一具尸体，数数伤口，是被捅了二十七刀。抢劫？还是复仇？这人怎么就被捅成这样？人们不能知道。
同时，还有的逃兵。他们从部队上跑出来，后面有人追着拿机枪打。被打中的，就倒在路边上，肠子从肚子里涌了出来，而人还没死。可是，谁也不敢去沾这样的事情。好心的老百姓拿片席子给这即将死去的逃兵盖上，以免大家看见。但席子下面的人，最终必然是死。
类似的惨剧，小时候看得很多，我的童年几乎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日到昆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离开昆明。沈龙朱在云南住了八年。从四岁，长到了十二岁，是他人生中非常快乐和美好的时光。虽然生活惨淡，虽然条件恶劣，虽然穿得破破烂烂，但是和整个战火中、国土上的无数同龄孩子比，父母艰难地庇护着他和弟弟，努力给他们一个温暖、温馨的童年。沈龙朱不止一次说起：“应该说我和弟弟两个人的童年，过得非常舒服，非常愉快。”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5）
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沈从文和多数从内地迁移去的文化人一样，搬家到乡下。在八年时间里，他们搬迁过几次。但这与流离失所的敌占区的老百姓比，已经算是万幸了。
表六沈龙朱和父母在云南的住址变迁
时间 沈从文住处 张兆和住处 沈龙朱住处
第一处 1938年11月起 昆明青云街217号中院 昆明青云街217号中院 昆明青云街217号中院
第二处 1938年底 昆明北门街民房 昆明北门街民房 昆明北门街民房
第三处 1939年5月起 昆明北门街民房 呈贡龙街 北门街民房
第四处 1939年6月起 昆明北门街民房 呈贡龙街 呈贡龙街
第五处 1940年6月起 昆明文林街师范学院宿舍（与卞之琳同室） 呈贡龙街 呈贡龙街
第六处 1940年10月13日起 昆明文林街20号楼上 呈贡龙街 呈贡龙街
第七处 1944年8月起 昆明文林街20号楼上 桃源新村 桃源新村
第八处 1946年1月起 昆明西南联大昆中北院宿舍 昆明西南联大昆中北院宿舍 昆明西南联大昆中北院宿舍
3、父亲用欣赏风景保护孩子们对世界的美好印记
杀人场景，腐尸横陈，年轻人暴病而亡，逃亡者生命垂危……
尽管眼前的一切很容易让童年沈龙朱生发出感伤和悲戚，但父亲沈从文却把美好引向儿子们的身边。沈从文力图让孩子的眼睛拒绝黑暗，拒绝悲惨，拒绝疼痛，保留一份美好在心底。沈龙朱记得父亲尽量不让孩子们往惨淡的方向联想，他认为这是父亲一直坚持的一个态度。父亲带他和弟弟去看云彩，看风景。因此，在云南的童年是很快乐的。沈龙朱学会了欣赏自然的瑰丽，欣赏风景的迷人。沈龙朱说：
云南自然环境非常优美，放眼望去都是风景。——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住家对面便是西山。西山是滇池的一部分。我们的东边是平原，然后开始有小的丘陵，我们家就在丘陵上。从家门口一眼看去，是非常漂亮的绿地，非常漂亮的田野，还有各种各样的树。再远处，就是银光闪闪的滇池；更远处，就是西山了。
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彩霞满天。——云南的彩霞父亲也写得很多了。
彩虹，是雨后阳光的杰作。彩霞，是太阳透过云层喷射而出的七彩光线，渐次变化，奇妙无穷，从耀眼的光芒到最后沉寂为丰富的深红色。这神奇的自然景观，美化了我童年对云南的记忆。
云南的云，非常好看。有时候是乌云，铺满了半个天空，很浓很浓的黑，非常黑非常黑，暗极了。但是，阳光从后面一透出来，恰是非常亮的银边。看得见的，一道，一道，一道，就这么直截了当地射出来。阳光不仅分道，分股，分岔，还因了云层的关系，射向不同的方向。这儿一股，那儿一股，有长有短，有强有弱，自然和谐，非常壮观！
云南的天气，雨季它就下雨。雨季的雨，也不是连着哗啦哗啦地下，如江南的连阴天，老是黏黏糊糊的惹人心烦。云南不这样，它是猛地来一阵雨，大得一塌糊涂，满街流水。而一下子，天就放了晴，阳光灿烂。水蒸气蒸腾起来，周围的环境马上就清爽极了。
雨季是阵雨，旱季的时候，它就索性不怎么下雨，总是晴朗的天。非常漂亮的天，有非常漂亮的云。
沈从文带着孩子们去欣赏风景。孩子们平常不太注意的，沈从文引导孩子们学习观察和关注弱小的生命。沈从文引导孩子们，去注意一只小虫，注意树上、草丛中，哪种果实是可以吃的，哪种野果是不能吃的。尤其是树上的山里红，他动员孩子们去采摘下来，又有意思又能吃。沈龙朱说：“父亲带着我们去看后山的田野，在田野里抓小虫，采撷或辨识各种各样的野果子。要不，捡上一块小石头，说这是玛瑙。我们看了，被水冲一下，这石头断面黄颜色一圈一圈的，那它是玛瑙。”
第二部分 第三辑 昆明说云（6）
玛瑙是真玛瑙。父亲还告诉孩子们，石头里头会有一个虫子，那便是琥珀了。沈龙朱和弟弟就快看，快找，快捡！心里想：万一捡到一个透明的琥珀，那多好玩啊？
沈从文告诉孩子们自然知识，带着孩子们去欣赏自然风光，把孩子们的眼光转向更大的范围，投诸对大自然的关注，确实影响了孩子们的一生。沈龙朱说：“我当时体会不到父亲的用心，后来才感觉到那个过程——我们童年的那个过程，由于有父亲的诱导，非常快乐。”
成年以后，沈龙朱有机会又去了云南。他最大的感受是，强大的建设力量使得自然已经没有欣赏的余地了。一切全都变了，而且变得非常厉害。
4、北门街?午觉总睡不着，一睡就过头?“乒嘣”
一九三八年底一到云南，沈龙朱随爸爸妈妈落脚在昆明城里一个叫北门街的地方。沈龙朱记得是一个大宅子，还有很大的院子，有小小的楼房，虽然谈不上很讲究。在这里，住了好几家。一家是杨振声，一家是邓颖孙。沈从文一家，还有沈龙朱的四姨妈张充和。
沈龙朱的四姨妈张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一文中说：“七七事变后，我们都集聚在昆明，北门街的一个临时大家庭是值得纪念的。杨振声同他的女儿杨蔚、老三杨起，沈家二哥、三姐、九小姐岳萌、小龙、小虎，刘康甫父女。我同九小姐住一间，中隔一大帷幕。杨先生俨然家长，吃饭时座位虽无人指定，却自然有个秩序。我坐在最下首，三姐在我左手边。汪和宗总管我们的伙食饭账。在我窗前有一小路通山下，下边便是靛花巷，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在地。时而有人由灌木丛中走上来，傅斯年、李济之、罗常培或来吃饭，或来聊天。院中养个大公鸡，是金岳霖寄养的，一到拉空袭警报时，别人都出城疏散，他却进城来抱他的大公鸡。”
北门街是昆明老街。陈立言的《老昆明北门街遗韵》（载2004年3月2日《春城晚报》）一文中说：“北门街由南至北约长一公里，路为大小不均的石板条铺成，沿街多为土木、砖混结构的老房，其中也有几幢中西式结合的豪宅。”北门城楼上悬挂的匾额上，大书“望京楼”三字。可见，由此而北去，是主流文化的发生地。而这“望京楼”三字，出自明末清初书法家阚祯兆之手。“云南王”唐继尧所建“唐家花园”和“东陆图书馆”，就在北门街上，抗战前就已经面向公众开放。到了抗战时期，北门街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名流学者寓昆，唐园的戏楼包厢全被清华大学办事处租赁为单身教师宿舍，清华文科研究所初恢复时也曾设于此。先后在唐园居住过的有朱自清、陈岱孙、金岳霖、吴宓、浦江清、李继桐、陈省身等著名教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夫人林徽因从四川李庄第二次来昆养病时也居唐园，他们都对唐园优美舒适的环境赞不绝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