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九十年代人们的眼光来看，"两个凡是"的荒唐和霸道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具有明确的批判意识，并且付诸行动，确需一种罕见的勇气。胡福明最初的行动可能仅仅是为了消磨漫漫长夜，这是任何一个在医院里守过病者的人都可以想象的，也可能是出于某种见义勇为的心理，或者更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对于这些细节的辨认，常常不为历史学家看重，但是，这些细节却可以令我们知道，历史这条河流在她转弯的地方，常常会有一些偶然的风生水起，推动它突然跳跃起来，急转直下，一泻千里。假如不是王强华结识了胡福明，并且要他为自己的报纸写文章；假如胡福明的妻子没有患病也不用他在医院照料；假如那个时间不是三伏，或者南京的医院里面有一部空调，让他在夜间安然入睡，那么，胡是否也会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写出这样一个题目来，并且寄给这样一家报社？以后的事态证明，文章的命运与一连串偶然的事情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在中国政治的格局里面，胡福明这样的人物，本来并不具有任何影响大势的力量，就如同在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小岗社员之不能影响大势一样。若没有后来那些人在这件事上的推波助澜，胡的努力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会消弭于无形。
最初的推波助澜发生在光明日报社的编辑部里。编辑部位于京城南边一座淡黄色的老式楼房。这地方在旧时的北京乃是贫民艺人聚集的所在。直到现在，街头巷尾人影物形之间，仍然溢出一种洒脱无拘的江湖气息。1977年10月，胡福明的两篇文章寄到王强华的手上，除了含蓄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这一篇，另外一篇以批评江青为主要议题。这位哲学编辑对于批判江青的文章弃之不理，而对于向"两个凡是"发动的袭击，却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这在当时的报界是一个惊人的选择。尽管如此，报社的编辑在这时候仍然谨慎行事。他们的设想只是要把胡的文章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发表在每月一期的"哲学"专版上。大样排出，按照既定的程序，要等上一两个月方能见报。假如不是后来发生的意外，胡的文章就只能和另外三篇文章一道，刊登于三版，其内容也只是含沙射影地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表示不满，远不是后来人们见到的那个样子。
可是，这个时候恰恰又发生了一件偶然的小事。1978年3月，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社社长。他在任内所遇到的第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看到《哲学》版清样上那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以其政治的经验和对时局的敏感，他完全可以看出眼前这篇文章中的意味。他当即将胡的文章从版样上撤下，准备大加修改之后拿到要闻版上去发表。几天后，胡本人应召来到北京，但以他个人的功力，此时已不足以达到杨的目标。于是，杨请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高级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小小的写作班子，修改工作也移至京城西郊一座与颐和园相邻的院子里，持续了整整一个春季。至5月初，十易其稿，胡福明的文章也已面目全非。
京城西郊的这些文人并没有留意，1978年的春天已经结束。他们整日深居室内，字斟句酌，连窗外已经层林尽染也不知道。可是，在一千公里之外那个偏僻角落，小岗村的社员却留意着气候的变化。旱象仍在继续，江淮一带，方圆千里，乡下的饥荒正在蔓延，那些刚刚被遣送回乡的社员再度背井离乡，其凄惨的景象，即使世界上这些最具坚忍精神的人们，也已无法忍受。小岗在日后所要发动的事变，也就从这时起酝酿在村民中间。不过，这些日暮途穷的叫花子无论外表还是经验，与那些理论专家们都不是一回事：一个在乡下，一个在城里；一个在最低层，一个在最高峰；一个为了衣食，一个为下真理……这～切看上去隔着遥远的距离。可是，仅仅在几个月后，人们就会发现，两者的联系原来如此紧密，以至竟能融为同一种力量。
在1978年初的这几个月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没有体会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那时候，中国人对于"变革"二字，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无限恐惧。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外资"，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不知道什么是"特区"，不知道什么是"保税"，不知道什么是"开放"，不知道什么是"市场"。他们指斥一切不合既定之规的行为是离经叛道。八十年代城里人中间流行的各种工业消费品，此刻大多数还未曾露面。没有彩色电视机，没有录像机，没有摄像机，没有家用空调机，没有自动开关收音机，录音机只是被装在一个巨大笨拙的箱子里，托着一盘厚重的磁带吱吱地转。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没有香波和浴液，没有干洗精，没有微波炉，没有洗碗机，没有吐司炉，没有烤箱，没有电咖啡壶，没有家用电冰箱，没有电饭堡，没有电剃须刀，没有真皮手袋，没有尼龙丝连裤袜，没有麂皮夹克，没有真丝内衣，没有马赛克浴缸，没有乙烯基地板，没有彩色的或是瞬间即成的照相机，没有玻璃纤维的钓鱼竿，没有静电复印机，没有计算机，人们还是拿着算盘来与计算机竞赛。稍微富裕一些的家庭每天晚上挤在一起看看9英寸屏幕的黑白电视，左邻右舍都还没有见过这个玩艺儿，所以全部挤进来享受这现代工业品带来的愉快，这样一来，就把一间通常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塞得水泄不通。家家户户都还没有立体声音乐中心，没有镭射影碟，公共场所也还没有音乐播送装置，没有卡拉OK，没有迪斯科和摇滚，没有歌王和影后，倒是有邓丽君，不过是"靡靡之音"，属于禁歌。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因为所有的电影院里只是放映国产影片，或者就是描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员们，如何在四十年代打击侵略者。张扬资本主义文明的电影还在禁演之列，或者至多作为"内部参考"供高级官员欣赏，青年们当然也还不会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一首歌，不过孩子大都会唱的一首歌里，讲述了一个名叫小杰克的美国黑人孩子如何无家可归，而且在财主的血汗工厂里被鞭打。大人们则在另一首歌里唱道，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第40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3)
虽然那时候中国人真的以为他们生活在一块乐土之上，但他们能够购买的工业消费品只是有数的几件。中国人用他们特有的对于数字的概括能力，把这些东西叫做"三大件"，它们是：凤凰牌自行车，一百五十六元一辆；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一块；蝴蝶牌缝纫机，一百八十七元一台。那一年，一个刚刚进入工厂的学徒，每月的工资只有十八元，两年之后满师为正式工人，也只有三十一元。最具资历也是最熟练的老工人，可以享有"八级"的薪金，每月一百零八元，这已经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所以，购买数以百元计的工业品，对于他们来说，确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有了钱也不一定就能买到这些东西。因为商店里面空空荡荡，你根本找不到这些东西，即便找到了，也不会卖给你。几乎所有你想要买的东西，都要凭借一个叫做"票"的小纸条。这是政府为了对付物资紧缺而想出来的办法，西方在战争的年代也曾经使用过的。只不过中国人使用这种办法的时间长一些，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大约22年里没有间断。"票"由政府监督印制，然后分配到每一个机关工厂学校里面去，再由这些地方的领导分配给下属，其数量大体是每十个人中每年可有一人分配到一张，或自行车，或手表，或缝纫机。所以，你为了买到其中一样，常常不得不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1977年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大学一位28岁的教师得到一张"票"，可以用它买到一辆自行车。他欣喜若狂，因为这足以使他在一个月后的婚礼上向他的朋友炫耀一番。可是到了1978年的第一天，他欢天喜地地跑去买他的自行车时，发生了不幸："票"丢了！这位教师在北京最大的百货大楼里满地寻找他的"票"，最后失望地掉下泪来。
但是，平心而论，像这位教师这样，为了自行车而处心积虑的中国人，在那时也还是少数，普通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只不过"衣食"二字。即便稍微富裕一些的城里人也是如此。那时候人们生活得异常仔细，根本不像今天的人们这样大手大脚。大街上没有车水马龙的车队去挨家送礼--这种车辆通常有一个很大的后箱，以便把礼物包裹搞得更加丰富。各个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的大院子里，也不会有一包一包的鸡鸭鱼肉分给职工，即使是逢年过节也不会如此。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社会调查者，如果尾随一位家庭主妇到菜市场上去，就会知道一个家庭一次购买的东西通常不会超过1公斤。主妇们通常是用这样的话来招呼售货员的：
"同志，给我割块肉。l毛钱的！要这一边的。"
"同志，给我来一根儿葱，那根儿葱白大点儿的。"
"同志，我买半个冬瓜，要小的那一半儿。"
不过，在北京城里，也会有例外。冬季寒冷干燥，万物不生，所以，家家户户都不会忘记漫漫冬季里的菜蔬。每年11月的第一周里，大街小巷便为大白菜所占据，城里百万人家，每一家至少会有一人走到街上，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每一家也至少会有一辆车子推到街上，或三轮平板车或两轮自行车或独轮手推车。大白菜每一公斤不过两分钱，一个四口之家花上四元钱买回小山似的一堆，在自家的小院子里挖一个深坑存放在里面，或是用一些旧棉絮包起来，放在屋檐下面朝着太阳的地方，就可以吃上整整一个冬天。那些天里，白菜把整个北京城覆盖起来，车流与人流环绕其间，场面至为壮观。只不过，这样的购买浪潮每年只有一次，而且是为了以更加节俭的方式度过严冬。
其实，依照那个时候政府计划供应的食品数量，普通人家已经没有可能再节俭了。在城里，粮食从婴儿出生开始定量，每月三公斤，以后婴儿渐渐长成，定量亦渐渐增加，一般成人的粮食定量，最高限为每月十五公斤，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军人，则可以吃到二十二点五公斤。在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看来，这些粮食大约不会太少。可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粮食为主，其他食物在他们只是一种极为有限的享受。其数量之少，不要说外国人，就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也难以想象。每人每月可以买二百五十克猪肉、四个鸡蛋、半小瓶豆油、一百克白糖、两块豆腐和五十克绿豆粉丝。把这些东西做成普通人家饭桌上的食物，再仿效政府的配给政策，来平均地分配到每一天，则每个人可以吃到一个猪肉饺子或者一个直径不超过一厘米的猪肉丸子、一小口鸡蛋羹或者半小口炒鸡蛋、一勺豆腐、十根粉丝。除此之外，孩子可以按照规定喝到半磅牛奶，孕妇可以拿着一张特别的证明去买一公斤红糖，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可以买到半公斤牛肉或者半公斤羊肉。
第41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4)
八亿农民在五万个人民公社里轰轰烈烈地干了二十年，所能提供给城里人的食物，大体就是这些。不过，就算这些东西少得可怜，也还是乡下人向往的生活，天知道，那一年乡下的境况更惨。
弥漫于全中国的旱象，一直持续到1978年春天，竟无一丝缓解的迹象。我们的国家乃是建立在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之上，气候非旱即涝，其旱涝的转换，大致十余年为一周期。这一年就正是处在干旱的时节。北方无雨，河水断流者十有其九，南方本为多雨地区，这时候的库湖塘堰也纷纷干涸。湘鄂两省守着一条浩浩长江，向有千湖水乡之说，昔日由于水位之高已经超过地面，所以当地有着"水在房上行，车在河下过"的民谣。可是到了这一年春天，八百里洞庭湖水位，为二千年历史记载中的最低一点。汉水两岸一千四百七十台巨大的抽水机不分昼夜全力提水，仍无力缓解旱情。这一年农业的减产已成定局。依据各地官员的报告，粮食减产三十五亿公斤，棉花减产十三万担。仅从数量上看，仍为正常幅度之内。可是实际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政府用赈粮的办法来接济饥民，将各地余粮调往缺粮的地方，仍不足为济，所以只好打开国库，把原本准备用于战争的存粮也拿去放赈。世人皆知，准备打仗是共产党自六十年代以来最为重要的战略，毛泽东生前曾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名言，周恩来逝去之前的最后一次手书，也就是写了这一句话。以领导人的这种心情来看，非到迫不得已，绝不至动用备战之储存。现在这样一来，就放出去一百亿公斤。当日中国农村八亿零三百二十万公社社员中，有三分之二的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初期，有三分之一则连三十年代也不如。平均计，每一个人在一年之中可以吃到一百二十四公斤粮食，并且这些粮食全部都是未经加工的原粮，倘若农民要按照一般的标准来加工这些粮食并且精细到不丢一粒，则可以得到大约一百零五公斤粮食和若干麸糠，平均每天可以吃到二百八十克粮食和一把麸糠。这是平均的数字，那些穷地方则更加可怜：一亿户人家的粮食不够吃、四千万户人家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另外几百万人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粮食。他们依靠着政府的救济，而政府运来的粮食，常常只是在仓库埋藏多年的红薯干，漆黑一团，已经变质。据北京一位调查者的报告，他亲眼目睹了农家煮这些红薯干的过程，由于一股浓烈的苦涩，必须连续两次煮沸后又将水全部倒去，再以新水投入，长时间地蒸煮，方能食用。即便如此，当他本人试着吃了一顿这样的食物之后，立即开始拉稀。
讲到这些人的现金收入，就更加难以启齿。如果不分成人与孩子平均计算，这一年的农村，有一亿一千二百万人每天挣一角一分钱，有一亿九千一百万人每天挣一角三分七，有二亿七千一百六十万人每天挣一角六分四。收入最低的地方为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六分。另外还有大约二亿人属于农村中的高收入阶层，但实际的现金也不会超过每天二角。尽管当时物价低廉，这一点钱也实在买不到什么东西。它大约可以买一包最差劲的香烟；一支蜡烛；一个小学生练习本；一包卫生纸；三块蜂窝煤；或者到澡堂子里洗一次澡。不过，农民根本用不着这些。把乡下所有人全都算上，每人每日用于衣食的支出不过二角五分五厘（其中食物二角一分八厘，衣着三分七厘），他们不会花钱去买那些东西，那都是城里人的玩艺儿。乡下人虽然抽烟很凶，可是他们只不过把自己种的烟叶碾碾碎，在不论什么地方拽一张满是油墨的宣传纸，卷一卷就行了。至少有一半的农家是没有电的，有电的地方也常常停电。可是蜡烛毕竟太贵，点油灯已经足够。政府要求孩子上学，大多数孩子却根本没有进过学校的门，因为没有钱，还要帮助大人劳动，也有的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学校。即使进了学校的孩子，用树枝在地上划一划也就学了写字，哪里用得上练习本。燃料是田野山梁上的树枝灌草，一早一晚拣回来。洗澡在农家是一种毫无用处的事情，他们祖祖辈辈都没有这个习惯，一年甚至一生都不洗一次澡乃是正常。至于说到卫生纸，那简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六十年代后期，城里的中学生们纷纷到乡下来安家，与农民朝夕相处。农民最看不惯这些城里孩子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在拉完了屎之后，竟然要用一种灰白色的纸来擦屁股。农家之不讲卫生虽然还不至于到拉屎不擦屁股的地步，但他们大都是顺手拣一块砖头瓦片或者撅一截黍秸秆，伸到下面刮一刮就算完事。砖瓦在乡下仍属稀有之物，因为农家的居所大都是由土坯垒墙并以茅草麦秸来覆盖，能够大范围地使用砖瓦于建筑，还是几年以后的事。黍秸秆是玉米打净之后留下来的秆和叶，农家常把它做成厕所的围栏，在农村这东西取之不尽又不用花钱，所以，乡间厕所的黍秸围墙总是被人撅得少了上半截。
第42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5)
农民们省下了这一切，却绝对不能省下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这些农民用以延续生命的最基本的用品，说起来令人惊讶。那一年冬季，甘肃省的天气格外阴冷，可是榆中县上庄公社的社员宋同安一家的炕上，连一张炕席都没有。他和他的一儿一女，以两个纸制的水泥袋为铺垫，三人蜷缩在一起合裹一床被子。除了这两个水泥袋和这床烂被，宋家全部财产还有一个案板、一口小锅、三个破了边的瓷碗、几双柳枝做成的筷子和一个粮柜。这粮柜历几十年风尘沧桑，外面已经不见了原本的漆色，里面则从来没有装满过。在距离宋家不远的地方，另一个公社社员张伦青，二十多年前是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军人，昔日人称"最可爱的人"，可是如今家境似乎更窘，因为他连水泥袋也无缘拣到。每到夜晚，夫妻二人拥着四个孩子，凭着一条棉被度过寒冷的冬天，这是二十年前他从部队带回来的，现在已然经纬不分，脏烂不堪。当外人走进他家时，他就用身体挡住那床军用的破被，仿佛这昔日给他带来荣耀的被子，今天令他感到耻辱。在他周围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他的乡亲父老的贫穷更甚于他，在他所居住的这个国家，至少有几亿人的生活之艰难与他难分伯仲。《农业经济丛刊》的编辑称他们是"缺衣少食的人民"。两年以后，两位青年学者谈到了当日宋同安和张伦青的家乡：
"距省会兰州市仅四十公里的甘肃省榆中县上庄公社，所有生产队人均口粮才四十到一百斤！老百姓靠借账买返销粮。仅国家贷款一项，人均欠债一百零二元六角之多。全公社四十九个生产队，有四十八个队人均收入四十元以下；家产在三十元以下的有一百八十八户；在十五元以下的四十一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破席，一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一无所有了）。全社七千多人，竟有四千三百七十一人没有棉衣裤或者棉衣裤破烂不堪。一到晴天，很多孩子都趴在草堆、田埂上晒屁股！并且这些缺衣少食的人民，都是在海拔二千三百至二千八百米的高寒阴湿山区生活着。"（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第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甘肃在地域上属中国西部，十几年后，在中国东部经济疾速地起飞，并且把西部远远甩在后面的时候，人人都知道西部是一个穷地方。可是在1978年的这个冬天，贫困是横行于全国的魔鬼，全中国至少有几亿人的生活之艰难与宋同安和张伦青的家乡相似。虽然舞台上那些表演各民族大团结的演出中，一群一群的青年男女身着五彩缤纷的服饰载歌载舞，令人感到五千多万少数民族同胞在政府的帮助下一定生活得幸福无比。可是当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来到真正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在云南省与越南相邻的边界附近，这位记者走进一个苗家山寨。百姓的生活所给予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一团漆黑"。草棚只有一尺见方的小窗，没有玻璃，用一块塑料纸蒙在上面，将这惟一的光线挡住。里面没有任何照明设备，所以这位记者走进去的时候，因瞳孔的来不及放大一时间竟看不清楚任何东西。稍待片刻，他借助炉灶口里闪闪烁烁的一丝火光，看到两团黑乎乎的东西在一堆稻草里面蠕动。几分钟后，他终于可以看清这里全部的东西：一个炕和一团破棉絮，墙角一堆稻草，稻草中一个孩子和一头小猪依偎着相互取暖，孩子一丝不挂，浑身污垢，和那灰黑色的小猪全然一个颜色。他蹲下身去看那孩子和小猪，忽然有一种异常的酸楚，接着就是一滴眼泪从眼眶里落下。他后来说："我见过无数的穷人，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人的境遇能够悲惨到如此地步。"可是当他站起身回到门口的时候，看到的一幅画面就更加令他吃惊。那里坐着一个姑娘，是古人诗歌中赞美的那种年轻女郎。可是，她的目光呆呆地跟着他，裸露着的上身搭着一块破布，下面着一短裙，裙子上面隐隐显出的花色，令他想到北京大舞台上那些五彩缤纷的服饰。只是眼前这一条实在太脏，脏得几乎不能辨认本来的颜色。然后他就看到一大群苍蝇环绕着姑娘飞来飞去，这时他才想到，这间屋子里面如飞机盘旋一般的嗡嗡声，原来竟是苍蝇的合唱。那些苍蝇居然可以肆无忌惮地落在姑娘的身上，爬来爬去，而姑娘毫无知觉。他带着一种强烈的惊奇再次蹲下身来，数了数姑娘双腿上的苍蝇，一共八只。"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一个活人"，他后来在日记中感叹："可是，她确实是活人。"
第43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6)
农村的破败真是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位苗家姑娘毕竟还有一条衣裙遮羞。在贵州省安顺地区，有一个关岭县，许多姑娘甚至没有裤子穿。那年冬天，阴雨连绵，这些赤裸裸的姑娘，双腿冻得通红，家家都是漏雨透风的泥草房，人畜同居，所有的孩子都是赤身露体，缩在火堆旁瑟瑟颤抖。三年以后，这里的境况大有改善，据报纸的报道，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也增加了一倍，可是其贫困的程度依然令人吃惊：在全县最贫穷的二百一十五个生产队中，这一年每人可以吃到一百三十八公斤粮食，挣到三十九元钱，有一件半衣服穿。在一个公社的九十一户人家里，有九十一条被子，一家一条，平均由五个半人合盖；另一个公社的一千三百六十八人里，恰好有一千三百六十八件上衣和相同数量的裤子，合一人一套；还有一个公社，每十家里面就有一家没有被子，每十人中有八人从未买过鞋子，只穿着草鞋度过春夏秋冬。（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第2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对贵州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会说："是的，这些人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甚至连漏雨透风的泥草房子也没有呢！"这些人是新疆的牧民。报刊上仅仅有一次把他们的情况透露出来：在较为富裕的北疆，八万多户牧民中有一万六千户的毡房破烂得几乎支撑不起来了；南疆则又逊一筹，四万一千户牧民中，有一万四千户根本没有毡房，终年露宿于山上坡下，到了冬季最冷的时候，就挖一个土洞钻在里面挨过寒夜。
还有一些人也不会认为贵州的老百姓是最倒霉的一群，他们也会说："是的，他们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的粮食还要更加少呢！"这些人是山西省五台县的农民。当日他们贫穷的程度，报刊上始终未予公开。所以人们知之甚少。人们知道五台，多是因为那地方自古以来为佛教著名的朝圣之地，在本世纪的四十年代，又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指挥部所在的地方。到了1978年的那个冬季，生活在这个佛教圣地和八路军总部的黎民百姓，吃的是一种黑乎乎的东西，其成分中大部是山上生长的各种野菜和草类，粮食只占十中之二三。农家把这些东西和在一起碾碎，再揉成一个个的团子晒干，他们就是吃着这样的东西度过整个冬天。然而在那个地方，这并非最悲惨的生活。倘若旱情过甚，山上寸草不生，农民之维持生命的办法之悲惨，常人难以想象。五台山向东延伸，即为河北省境内，这里有一个武安县，其乡民竟是依靠出卖自己的血来度日的。有个刘庄公社，六千零八十二个社员中，卖血者一千六百三十一人，其中包括九百二十五个男子和七百零六个女子。为了加入卖血者的行列，老人向医院缩小自己的年龄，孩子则极力装得像个大人。按照当日医院的规定，一个人在一年中的抽血，不能超过四次，并且每次不能超过三百毫升。否则卖血者的生理将不能维持正常，其血浆品质亦不能保证合格。可是这些血换来的钱，仍然不能维持卖血者的家用。所以相当多的人出卖血液的数量，至少一倍于此。武义忠的大儿子，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在一日当中居然抽血三次，共得三百元，然后就到集市上去换回三百四十一公斤玉米。他摇摇晃晃走进家门的时候，一家六口都张大嘴等着这些粮食。破衣漏室本来已经不能使这些可怜的人获得温暖，现在又失去了身上的血液，其度日之艰辛可想而知。于是又有人说，女性卖血较男人更为适宜，因为女性之造血机能强于男性。这样一来，卖血者中妇女日众。她们肯定是过分相信自己的生理机能，结果悲剧接二连三：刘双新的妻子怀孕的时候还在不断地卖血，最后一次是在分娩前的两个月。到了分娩的那一天，儿子坠下地来就死了，那个小小的身体里面几乎没有血在流动，而她本人也再没有活过来。另一个妇女，张堂第，生下女儿之后第二十天，出去卖血，归途上晕死过去，一命呜呼。她把她这一条命卖了一百二十八元。
第44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7)
那一个冬天，流浪在全国各地靠乞讨为生的公社社员有几百万人，其情景之惨，今天人们可能已经不再记得，但是安徽省滁县的农民朱成友是记得的。十几年后，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和人民日报社的一位记者谈到那时他四处讨饭的日子时，双手还在颤抖。另外一个老农，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顺德县人，此地一向为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如今老人家徒四壁。北京来的一位官员问他对什么事情最不满意，他说道："三十年了，人民公社一是不让我们吃饱，二是不让我们说话"。又问他什么时候生活最好，他说是陈济棠时代。陈济棠是三十年代当地军政首脑，所以这件事让北京的官员惊讶万分。
乡下的人民公社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但在当时，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仍然极少。李富春是其中一个。他说："'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很深的教训，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干部？因为共产党欠账太多了。"另一个人是万里，那一年的冬末春初，他是安徽省的省委书记，他和一个叫花子的对话，也令他永世难忘。当他私访他治下的淮北农村时，偶遇一个青年，上身着一棉袄，里面光着身子，外面扎一草绳，从破烂的地方绽出棉花。万里问道：
"你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拉开棉袄，拍拍光肚皮：
"吃饱肚子！"
"你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又拉开棉袄，再一次拍拍光肚皮；
"把地瓜干换成粮食！"
……
这位省委书记那时上任不久，又是微服简从，所以青年人并不知道他是何人。不过，一年以后，全中国的农民都会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成为在农村里发起改革的关键人物。此刻，他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满足这个小伙子的愿望。据随行的人员后来的描述，他良久无语，热泪长流。毫无疑问，他所见到的事情令他对人民公社的信念发生了根本动摇。因为就在当夜，他对随行的人员提起此事时说："你看看！一个种地的，自己吃不饱肚子，我们共产党干了三十年，连人家这么-个要求都不然满足！我们再不让他们吃饱饭，总会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饱饭。"这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久，他在国务院召开的高层会议上再次提到乡下的贫穷，话说得更加尖刻："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华国锋这时候的想法，是要将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加以推进。按照这个计划，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要在1980年完成，这当然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劳动技术的改进。事实上，按照当日共产党人的设计，农业劳动改由机械完成，是将土地大规模地连接在一起的基础。千百万农民的劳动，亦将由此集中于统一的意志之下。所以，机械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改造自然，而是可以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力量，甚至还可以造成一种压力，让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更快地转向国家所有的制度。这个计划在毛泽东时代已经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到了1977年，有记载说，乡下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五万台，并且拥有大约一亿八千万马力的机械总动力。就总量来看，低于美国和苏联而居第三，但若平均到耕地之上，则就少得可怜，而且其中大部分仅为纸面上的统计，实际的机械则有相当部分因没有配套或者损坏严重而不能使用。所以，在1978年1月4日，华国锋就召开了一次全国的会议，试图以激昂的号召鼓励属下认真对待这件事情。陈永贵在这一天宣布说，现在"已经到了决战的阶段"，因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只剩下三年的时间"。陈此时是新领导中位居第八的副总理，他的农民出身和经历，使得他的演说洋溢着农民的感情，也刺激了台下那些乡村官员的热情。一时间，大厅里掌声雷鸣，山摇地动，其情景仿佛象征着党的号召与农民的心愿融为一体。第二天清晨，报界一起开动起来，呼喊着"夺取三年决战的胜利"。人民日报的社论还说，这是全国农民的最迫切的愿望。（《人民日报》1978年1月5日。）不过，用不了多久，所有的中国人就会知道，所谓"决战"的计划，与乡下实际的情形和农民的心愿相去何其遥远。
第45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8)
党中央的部署已经下达，"三年决战"也已经拉开序幕，可是，万里却说："我们把农民忘了。"在他所领导的安徽省，情形也挺奇怪。农业机械化的诱人蓝图没有什么反响，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议论由省委发下来的一个文件。这文件的条款共有六项，所以人们后来都把它叫作"六条"。内容在今天已经不足为奇，可是在当日，几乎全都牵涉着最有争议的问题。包括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要规范起来；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员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令人惊讶的是，"六条"之中，居然将"农业机械化"弃之不顾，更不要说鼓动农民去展开什么"三年决战"。
"六条"颁发于1977年11月15日，先于党中央确认的农业机械化方针仅仅四十九天。依照由上而下层层转达的行政传统，以及农村交通邮路之传递速度，当电台播音员不停地播出"机械化大决战"的号召时，"六条"也正好来到农民手中。他们当然可以发现，"六条"果真施行起来，即可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农民奔走相告，称之为真正的"爱民政策"，又说"共产党又关心老百姓了"。其兴高采烈的情状，和他们对于机械化的淡漠恰成鲜明对照。
看来，万里对于农民的同情，正在他所管辖的地区里发生作用。他在1977年8月由北京南下安徽就任省委第一书记，所遇第一件麻烦，就是农村的贫困。每当驱车经过乡下的道路，他就会看到大面积的土地被弃耕抛荒。手下执掌农业的官员会告诉他，不能下种的原因乃是天气的干旱。所以，除了具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之外，别无良策。但是万里在到乡下走了几次之后，他的基本常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令他得出结论，农民的弃耕，更是由于失去了对土地的热情。这使他强烈地感觉到近在身边的危机。以往的农业政策不仅不能摆脱危机，而且可能正是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要是再不改弦更张，农民就会由消极怠工转而为大规模的抗议。于是，他召开紧急会议，把他的一群下属唤来商讨对策。结果意外地发现了在他辖区里面，有一个地方党的组织，颁布了一系列的应急之策，旨在给予农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以激励他们生产的热情，而且事实上真的发生了效果。苦无良策的万里这时候调集手下数百工作人员，分赴乡村去寻找农民的真正心愿。然后以那些应急之策为基本的蓝图，制订他的"六条"，颁发于全省实行。
我们国家的农民，应当说是举世最易安抚的一群。这时，在安徽千万农民的嘴上，新来的省委书记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圣明天子"。假如他们能够知道一件正在秘密酝酿着的事情，要不像迎接天子那样冲着万里三呼"万岁"，才叫怪事。就在那次紧急会议上，万里表明他要奉行务实的宗旨，而不会顾及意识形态的训示。他说："与其眼看着大片土地抛荒，倒不如把土地借给农民"。也就是说，农民可以在实际上占有土地，而人民公社对于土地的权力将只是一种名义。这几乎等于再一次分田分地。果能如此，农民焉能不欣喜若狂？不过，此事有违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宗旨，关系至大，实在没有可能写进省委的正式文件，"借地"也只是在秘而不宣的情况下悄然进行。
到了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终于发现安徽出现的变故。它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旨在以此推动全国奉行与民休息的方针。不过，报社的编辑仍然试图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针中做个和事佬，因而在按语里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恣意破坏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带来了极大危害。这样，万里的"六条"，看上去就成了恢复人民公社传统的办法，而不是纠正人民公社的错误。最妙不过的是，这一天的报纸在第四版上刊登了邓小平出访缅甸的十三幅照片，占满了整整一个版面。邓小平和万里在同一张报纸上相遇，当然只是偶然，但安徽的故事却显然引起了邓小平的兴趣，这时候他从缅甸归来又将赴尼泊尔访问。转道途中，于四川小憩。赵紫阳恰在不久以前就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邓小平经过此地，当然要由赵去迎送。根据当日记载，虽值隆冬，成都却是阳光灿烂，竹林青翠，腊梅盛开。不过，那时候没有公开出来的一件事是，邓小平在这一天与赵紫阳谈到安徽的事情，邓还特别提到了万里"借地"给农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万里采取的这些行动，是与他人先谋而后定。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行动几乎立即就得到邓小平的赞许，也在赵紫阳那里获得心领神会的呼应。一年后，四川省把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数量的15％，在全国引起一个大震动，若论缘由，似乎出自万里的安徽。
第46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9)
2月6日，干旱十三个月的中国北方，忽然飘起雪来，开始稀稀落落，然后连成一片，越来越大，三日不绝，覆盖了晋、冀、鲁、豫、陕、京、津、苏以及安徽北部。瑞雪兆丰年，乡下人的脸色明朗起来。万里也动了乘胜追击的念头。他用他的"六条"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小试锋芒，静观一月而没有遭遇任何挑战，于是胆子大了起来。3月，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看来他是想将自己的行动进一步地理性化。几天后，《人民日报》转载此文。这么多权威的报刊来为万里张扬，终于引起舆论方面的主持者汪东兴的注意。汪是不能同意万里的，所以人称"汪万不同路"。但是，现在万里还没有走得太远，汪也还没有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种局面又维持了十天。3月27日，《人民日报》编辑看来是被暂时的平静弄昏了头，又忘乎所以地发表了一篇文章，更加露骨地向人民公社挑战，文题《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这一明显不符既定方针之举，使汪东兴勃然震怒，他立即质问报纸总编辑，说此文"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实际上，党中央在二十二天以前就已经把中国的蓝图画定。五届人大一次会议3月5日闭幕，华国锋总理和十三位副总理组成的新政府，拟订了一个宏伟而又详尽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今后十年的中国会有一个高速飞跃。农业的总产值的年递率超过百分之四；工业总产值年增长则达到百分之十。等待建设的工程，将包括十二个大面积的商品粮基地，十个钢铁基地，九个有色金属基地，八个煤矿基地，三十个电站，六条铁路和五个大港口。粮食产量也将达到四千亿公斤。这些许诺的豪迈的确震撼人心。几年之后，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吹大牛的计划，官方也拿它和1958年相比，说那次是"土跃进"，这次是"洋跃进"。不过，当日华国锋满怀豪情地宣布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人站出来说它太过分。两千多位人民代表照例一致地举手通过。所有的舆论一起歌颂这个新的蓝图。一个化名"万里浪"的诗人，还借用时间之口在报纸上唱道：人们对我有着新的概念：可以把一秒拉长，也可以把一分缩短……
另外一个叫作晓雪的诗人述说了春天的感慨：今天我浓如酒、甜如蜜、深如海，多少年不准开放的千万种花朵，今天在眼前争奇斗艳一起开，多少年不能歌唱的亿万支欢歌，今天在这里纵情放声唱起来！
表面的万众一心常常是一种虚幻，轰轰烈烈的事情总是不能久远，而细枝末节反会日显其价值，这也是我国历史的一个特色。以当日情形来论，万里所求虽然远不如华国锋的目标显赫辉煌，但却在农民中间具有更大的感召力量。大政的分裂，端倪已出，在1977年的那个冬天，这分裂还只是在私下百转千回，不久便由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豁然涌出而成大潮。
1978年中国所发生的意识形态之战，实际上意味着新旧时代的真正的分水岭刚刚出现。由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连串倾覆下来的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块。不过，这场意识形态较量中无论失败者还是胜利者，都不会想到，它其实也是即将倾覆的另外一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要想恰如其分地估计"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于乡下人民公社的影响，应当记得，城里人的呼吁"实践"与公社社员的呼吁"自主"，是亦步亦趋地发生的。也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自1977年夏秋的酝酿，到1978年春夏的公开，再到这一年冬季成为定局，这也正是乡下要求"自主权"的历程。如前所述，华国锋主席发动全体农民来批判"四人帮"破坏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可是老百姓却对接近他们的政府官员更加痛恨。他们纷纷述说这些官员对村子里的事情如何横加干涉，且把他们的冤屈投寄报社。那些日子，全国所有报纸的编辑都在埋头编写这一方面的来信。这些控诉大都只涉及地方官员的横行霸道，而这些官员通常又都是地方帮派集团中的成员，并不直接地牵涉现任高层领导人的利害，所以报纸编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来加以揭露。看来官员的横行确已到了无可迁就的程度。比如在浙江省，他们强迫农民把已经种好的大豆翻进土地，播种其他作物，是为"犁豆事件"（《浙江日报》1978年12月3日。）；在广东，他们则在属于农民的二万五千公斤稻草上点燃一场大火；（《南方日报》1978年12月28日。）在江西，农民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我们会种地；（《江西日报》1978年12月5日。）福建的农民则把一个富裕的公社归结为没有官员的干预，而另外一个公社之所以穷，也就是因为那里有官员的指手画脚。（《福建日报》1978年12月4日。）从1977年底到1978年底，全中国五百零四万个生产队中，至少有四百七十八万个投入到这一场控诉之中，其余二十多万个也并非无可控诉，而是因为那些地方实在是太过偏僻，没有公路，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广播，农民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控诉的机会已经来临。
第47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10)
11月23日，也即"凡是派"正在党中央的会议上面垂首检讨的时候，安徽省凤阳县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的上级提出一份报告，吁请上级承认他们的"包产到组"为合法。这在当日已经是一个逾越常规的举动。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在要生产队的自主权，分明是要将生产队拆散。如果"凡是派"知道凤阳县委的委员们在讨论这个报告时所说的话，就一定可以估摸出他们的失败引起的连锁反应有多严重。这些发言者中，以县委委员支道友最为直截了当。他说："人民公社的'队为基础'，实践证明是不行的。我们可以三级所有，户为基础。有人讲共产党喜欢穷人，好像越穷越苦越累越好。这样的办法调动不了生产力，非变动、非改革不可。责任到组只解决一时问题，从长远看，还是个体搞。"支道友的这一番讲话，分明是把京城里面的书生理论，用到自己庄稼人的头脑里。仅仅一年之后，几乎全中国的农民会在"实践检验真理"这几个字的怂恿下，公然讲出大体同样的话了。
不过，这时候凤阳还不敢真的打"包产到户"的主意，而以"分组责任制"为名，即使这样，其将生产队再加以分割的用心也是一目了然的，以当日情形论，这明显是与人民公社理想背道而驰的行为。然而凤阳此举的危险还远不止这些。当陈庭元向上级禀告这些想法的时候，实际上他治下的土地上，"包产到组"早已如火如荼，甚至在八个月前县委会议的记录上，全县二千九百零五个生产队中，已经有一千四百六十九个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战战兢兢的状态下进行的。如今陈庭元的打算，是借"实践检验"的招牌，将自己的越轨行为合法化。陈度元当日为县委书记，官级相当于县长，在旧时为七品，乃是官制中最低一品，所以有"七品芝麻官"之说。委员支道友则连七品也还够不上。如陈、支这等小人物，当然无从洞悉北京中南海里面的风云变幻，可是他们竟也知道接过"实践检验真理"的宗旨，以维护自己的"责任制"。看来，这面大旗的招扬于全国，是无论如何也不可避免的。
责任制在中国，可能是持续时间最长而含义又变化最多的一个概念，五十年代曾由邓子恢加以提倡，1962年中央政府制订的人民公社条例中亦曾出现。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在经历了一连串的酸甜苦辣和起伏跌宕之后，仍然是用这个概念来确定改革的进程。比如1992年邓小平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好"的时候，其口吻与气派，就如同毛泽东三十多年前讲"人民公社好"一样。只不过，中国文字的奥妙无穷，总是可以赋予同样音形的词以很不相同的意义。"责任制"即为其中最典型又最富戏剧色彩的一个。
1978年"责任制"的含义，在于摆脱政府组织的行政干预，而使生产队获得自主的权力。报纸头版常以"反对瞎指挥"，或者"恢复生产队的自主权"为题目。这一切均以"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名义展开，换句话说，党的方针不能允许自己去干预生产队的事务，后来对于生产队种种指手画脚的行为，只是一系列错误决策的结果。但在实际上，人民公社的制度，本来就不具有让生产队掌握自己命运的内容。依照这一制度，农村财产的占有，分属于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而以生产队为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叫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是，既然权力为三级共有，其实际的力量自然就在最高一级手里，因为中国的官制，下级官员的任免均由上级来决定，所以下级官员在实际运作之中，便没有可能违反上级意志，偶有此种行为者，常常是早上直言抗命，晚上便被解职。所以在官场之反叛者中，有"把乌纱帽夹在胳肢窝下"的说法，意即要反对上级决定，自己先将顶戴乌纱除去，不用等待他人来夺。生产队的所谓"基础"，在条律中本就含糊不清，又有既成官制约束，自然从一开始便只能成为口头上的承诺，实际上却无从执行。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则连说也不愿再说。那时，将生产队权利全部交由大队支配已成时尚，根据党中央这时的计划，至少要在五十万个生产队中迅速采取这一步骤，而现在所谓"责任制"的提出，恰是针对这样一种局面，开始要求恢复生产队的权利。很明显，这种要求的实质也在于恢复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
第48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11)
就大局来说，这一年中国人的思绪，大都不在人民公社上。毛泽东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一个贫穷的乡村，人们却很难一下子明白，贫穷乃由制度所铸。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情况就大不一样。几十年意识形态的纠缠，造就了太多的含冤忍辱之人，这些人大都活在世上。他们包括，五十年代后期的右派；六十年代所谓"四不清"的人和被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七十年代的"右倾翻案"分子。这些人连同他们受到株连的亲人朋友同事上级部下，人数可达一亿人。
那时候，喊冤的人群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心理还不是九十年代初期的这个样子，说到"解放思想"，就是"下海"做买卖，就是到处牵线搭桥找项目，就是开辟第二、第三、第四职业，就是和发达国家比阔气。那时候的人们，政治生命甚至比生理的生命还要重要，说到解放思想，还是想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再生，想要"平反"，想要"恢复名誉"，只要组织上说一声"你受委屈了"，他就会感动得泪眼相向，觉得十几年的冤辱苦难终于有了补偿。
在这种局面下，乡下人要求在经济方面享有权力的呼声，还没有成为势如破竹的潮流。只有在最穷的地方，这问题才富有爆炸性。那里的老百姓强烈地感到饥寒交迫，连物质生存尚不能维持，精神的荣辱自然无暇顾及。这些人的人数在当时至少有两亿。他们对于"权力"的要求，在城里人听来，如同来自遥远的天边的声音。有安徽省东部，那里曾是出名的"乞丐之乡"，后来被史家称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有内蒙古南部河套地区，这是中国北部一个连接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地方，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部落征战的历史，在这里至少持续了二十个世纪；有广东省潮汕地区，在本世纪的上半叶，由于贫穷从这里出走的农民遍及全世界，今天已经成了世界各国数千万华侨当中一支强悍的力量；有浙江南部的温州，这里的农民有着桀骛不驯、独闯天下的传统，1977年冬季，有一百多名城里的干部进驻此地，要把社员集合在人民公社里面劳动却没有成功；有青海省，这是中国西部一块最落后的地方，高原苦寒，藏汉杂居；有河北省的沧州，其荒凉肃杀自古闻名，因为这里在古时曾经是罪犯流放之地，明末小说《水浒传》中最有名的一个人物林冲，就是在负罪之后被官府发配此地，落草为寇；有贵州省，这是西南地区一个边远省份，比林冲去的那个流放之地还要远上十倍，由此地乡村赴京城，汽车与火车的交替运行至少要一个星期；有陕西省的商洛山区，十七世纪的农民领袖李自成，就是从这里起兵打进京城，令明末皇帝崇祯上吊自尽；有陕西省北部的榆林地区，这里是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一块土地，很多地方已经支离破碎，寸草不生；有山西省的吕梁山区，这里在四十年代曾经是共产党游击队的隐藏之地，其偏僻的程度，令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无法到达，而游击队中的一员，就是今天领导着中国的华国锋……
穷乡僻壤里的人们这时候忽然明白，何以古人会有"天高皇帝远"的睿智。他们背离人民公社宗旨的行动，在1978年的时候，就是借助于交通不便与消息的闭塞，才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政府的官员们都在忙着为自己洗清冤屈，根本顾不上农民在干什么？这为农民提供了天赐良机，此时干起来，只要小心地不要与"臭名昭著"的"包产到户"搭上边儿，也就行了。四川省一个老农告诉他的县委书记常光南说，他的生产队已经拆散为几个小组，定产定酬，多产多得，少产少得。他之所谓"定"其实就是"包"。他巧妙地避开一个"包"字，就是为了不致引起书记的震动。常光南一眼洞穿老人的计谋，不过却抱着同样的心境："只要有饭吃，管他是'定'还是'包'呢？"他说（《四川日报》1980年7月18日。）。安徽省凤阳县一个公社的书记詹维舟，则是以一种更为隐晦的方法向他的上级提出建议，他在自己的手上写了一个"富"字，为什么会富呢？他说道，"宝盖头"为家，"口"为人，"家"中一人一方"田"，就是富。这意思说穿了就不仅是"包产到组"，而且要包产到每家每户了。不过，他巧妙地用咬文嚼字把这一切都藏在深处。可是，另外一个人显然没有这种咬文嚼字的本事，那时他也不敢相信他的上级可以纵容他的言行。这是山西省闻喜县的一个生产队长，名叫孙炳新。在1978年的春季，他决定要在自己的生产队里"包产到户"，副队长愣着眼睛不知所措，这时候他就说："上头、下头，咱只能热一头，顺上头，社员没饭吃；顺下头，领导要批判。咱要两头都不得罪，就一个办法，偷着干。"（《中国青年》1981年第19期。）
第49节：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12)
如此胆大妄为的人，那时候还不多，但毕竟已出来好几个。以中国乡间的传统，这种具有反叛意识的人通常有极为强烈的号召力，其一呼百应的力量，甚至远胜于政府的官员。但是，还有更大的危险，一些本来对于人民公社制度最忠贞不二的党的官员，这时候居然也露出离心离德的倾向。钟永棠的上级把他派到甘肃省武都地区去当党的书记，本是指示他把那里的人民公社搞得更加生机勃勃，可是他在那里竟说"人民公社是战略性的失策"，"集体经济是有集体没经济"，还说不让社员"包"的人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自己吃饱喝足，坐在大沙发上空喊高调不腰疼。他们只知道一个社会主义，离开人民太远太远了"。他认定"迟早要冲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钟永棠说的一点也不错，不过这样一来，就昭示了他公然反叛人民公社的立场，甚至让人怀疑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陈庭元与他明显地沆瀣一气，可是却不肯这样明目张胆地与人民公社分道扬镳，他的方针是悄悄干，做一点算一点，而且每干一点都要取得上级的支持，因为他确有一把最好的"保护伞"，这就是万里。1978年的这个时候，他领导的凤阳县委已经连续开了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并且决定在"三级所有"之下再来一个第四级，也就是把每个生产队分成若干小组，以组为基本的生产组织。他报告他的上级，那些官员中间立即引起了分裂。人家说他搞了一个"四级所有"，此风若不刹住，势必导致人民公社的解体。他什么也不说，转身去找省委书记万里，他心里一定知道万里会说什么。他果然如愿以偿。万里说："四级核算有什么了不起，增产了，五级也行。"然后他就在县里理直气壮起来，到处说："四级有什么了不起？增产了，五级也行。"
果如反对者所料，陈庭元搞他的"四级"的时候，就有人在打"五级"的主意了，而且竟然是在一个有着十万社员和十五万亩土地的范围里，明目张胆地干起来。这在当时真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它发生在安徽省肥西县的山南区。1978年秋，川南大旱，秋粮无法下种。这时候，城里人在辩论真理，但农民的真理就是如何把粮食种下去。结果"包产到户"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家分得一块田，自种自管，来年收获季节算账，多收多得，少收少得。总计一千零六个生产队中，有七百七十七个如此分散开来，余者为人民公社阵营中的立场坚定者。这样一来，在分散了的那些土地上，庄稼不仅全都种下，而且后来还长得挺好。可是在人民公社堡垒里面的那些土地上，要么是把庄稼种下去了却长不出来，要么是根本就没有种。到了秋季，这个地方已经有八万农民公开要求"包产到户"。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居然完全被隔绝起来，不为北京所知，这件事情可以证明，党的中央政府的力量虽然庞大而坚实，但在成千上万的农民中间仍然难以解决鞭长莫及的问题。直到几年以后，国务院里一位研究农村改革的专家陆学艺考证说，山南是实行"包产到户"最早的地方。就时间看，它的确早于小岗，不过，由制度的演变来看，山南的"包产到户"却不如小岗来得彻底。它使得社员的劳动与其收获的多寡有可能更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并不排除生产队掌握最终分配产品的权力。也就是说，社员仍须将自己的全部所得交给生产队，再由队长根据其数量的多少，取出相应的部分给与社员。小岗则是把分配的权力也交由社员掌握，农民只要按照规定交足了集体的部分，剩下的便全归自己。小岗的社员说是"一年早知道"，也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包干到户"。这办法显然不仅仅具有更大的物质刺激作用，而且涉及到权利的分散。农民如果全都掌握了自己的劳动所得以至劳动本身，人民公社又该怎么办呢？
第50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1)
第四章 邓小平与民心向背
1978年12月13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通过--省委书记的迂回战术--中国的改革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1978年的12月13日实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具有这种价值的日子并不多。"两个凡是"终于结束，这中间的含义当然不仅仅关乎某个人的沉浮，事实上它等于是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从此，七十四岁的邓小平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时代了。
这一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全会上以一个长篇演讲宣布了他的时代的开始。现在他已被看作是真正的领袖。这种概念与权力的位置并无直接的关联。邓小平的职务仍然居华国锋之下，公开排列出来的名次也还在叶剑英之后。他的领袖位置来源于他的思想和他本人的气质。他深知我们庞大的国家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真正地赢得人心而不仅仅获取人们嘴上的阿谀。而取得人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人民以真正的利益。
这种思想的萌生大约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此后两度被贬以及三年流放的经历，使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有一段日子里，他不仅失去了他的权力，而且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物质保障。工资已经全部被取消，只按月发给可以维持他一人生命的费用。可是他还要赡养年迈的继母，以及为他的更加贫困的儿子筹措来看望他的路费。人类对于物质的看法多少有一点忘恩负义，你拥有的物质越是充分就越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只有当你真正挨饿的时候，才会懂得一口饭的珍贵。当日邓小平团于赣南一隅，不得不自己开出一小块土地，每日在地里耕种蔬菜来弥补家用之不足，这样的感受一定时时出现在他的心头。本世纪三十年代，邓小平在同一个省份里也曾遭遇过艰难的岁月，这种艰难乃是由于蒋介石的攻击造成的。那时候，他曾经主张红军建立自己的生产地位，不过，那是一个出自领导者头脑的战略考虑，全然不同于这种发自本能的切肤之痛。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将朝廷命官称为"父母官"，一个具有责任感的官员，应该在自己任中使百姓在丰年得以足衣食，灾年不至饿死道旁。总而言之，物质乃是治国的第一要旨。至于意识形态，例如政治运动之得失，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利弊，毛泽东思想之功过，自然也很重要，但人只有吃饱了饭才会有工夫来讨论这些。或者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是非之争不能给人们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反而令人民越发贫穷，则意识形态的教义即使再崇高，领袖的思想即使再辉煌，仍不免是空中楼阁，终有倾覆的一天。
考虑到这些基本的道理，邓小平为他的时代讲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这句话演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国人所尽知。这一方针如果有可能更明白地加以解释，也就是"经济建设为纲"。这里面的价值以及其间埋藏的种种冲突，人们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地意识到。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官复原职已一年五个月。华国锋发表了他的检讨，而邓小平发表的却是新时代的宣言。其沉浮逆转之势已然铸成。不过，仅仅如此难道就具备了开创新世纪的条件？就可以成为领袖？四十五年前被王明打倒的时候，十年前被毛泽东打倒的时候，他对这些问题都曾发生过疑问。今天的邓小平对这一切已成竹在胸，我们的国家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但是权力的展开需有精神上的支柱。毛泽东的时代是理论层出不尽的时代，邓小平又将以何种理论来支撑他的时代？
邓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理论。这个思想原本是由毛泽东阐述出来的。三十年代，毛泽东曾经以此作为对抗共产党内部教条主义统治的武器，大获全胜。现在，邓小平接过这个理论，来对付重新居有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哲学力量。毛泽东仍然是导师，可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绝对不能再拿来指导新的时代。这是一种技巧极高的策略。从表面上看，这一点与邓小平本人的重新掌权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打倒邓的主意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那时毛还活着，神志清楚，显非"四人帮"的矫诏。所以邓小平在还没有复出之时谈到"两个凡是"，只是提到它关系着自己能不能平反的问题。现在，1978年12月13日，这个问题就已经不仅仅关系他本人的命运了。他说：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3页。）换句话来说，开创邓小平的时代与打破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能分离。几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考虑以某种方式来评价毛泽东。他说，毛主席的思想是集体的智慧。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从现在起，邓就在毛的真理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
第51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2)
其实天下的真理都可以从个人的情感中找到根据。在共产党的内部具有如此惨痛经历而又能重获历史之钥的人，唯邓小平一人而已。昔日如毛泽东和周恩来，今日如华国锋和叶剑英，权力都在邓小平之上，但他们全未体验过他坠入社会底层时的种种酸甜苦辣，不可能对当日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有如此深沉的痛楚。刘少奇和彭德怀比他还要惨，可是他们没有重新获得权力的机会，所以他们的所有感慨都只不过成了身后的挽歌。从这个角度说，邓是中共权力核心中空前绝后的人物，而彻底改革共产党既成制度的人物，恰恰是由共产党自己造就出来的。
有些历史学家称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并且认定这是他的一贯精神。事实并非如此。邓本人就多次讲过他的错误，说他曾经支持了毛泽东的"反右派"和"大跃进"。不是多少具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邓小平当然不会有那种狂热的行为。但是，从个人情感的进程来看，邓小平的倾向实用，是无法避免的。
比如他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4-145页。），这话一定是发自肺腑的。落难中的邓小平，已经太多地领略了"鸦雀无声"的可怕。无声的落日黄昏，无声的乡间小路，独自一人无声的散步，工人们望着他时的无声的眼光，儿子离开他时无声的泪，还有将他数次打倒时的那些没有遭到任何反对之声的决定……
他深知国家需要共产党掌握领导权，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1-142页。）这种说法也一定有着痛楚的感受作为铺垫。因为这种官僚主义的危害不仅牵涉到他本人，甚至还危害着他的孩子。小儿子沦落山西农村，只在极罕有的机会里才能父子相见。女儿还记得父亲为儿子送行的那一天，伤感之情令他无法自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更何况还有长子朴方，因他的问题受到株连，党籍学籍不保，批斗致使胸以下全部瘫痪，在京郊一所救济院里度日如年，全靠自己唯一还能活动的双手编纸篓来维持生活，虽终日高烧不断亦不能停止劳作。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那个悲痛欲绝的夜晚，邓小平夫妇至今难忘。
又比如他告诫他的听众："要相信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他甚至说："有的'上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这话也一定包含着他对普通人的情感。正是由于落难江湖，他对官场中的种种虚伪更加了解，而人世间的真情常在百姓中间。诸如一个工人在他劳动的时候帮助了他，一个妇女送给他家一些做米酒的酒药，另外一位工人为他的儿子到处申诉和治病，几个工人悄悄地把他每天必经的小路修整平坦，这样的一些事情让他一家没齿难忘。十年以后，当邓小平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他的一家想到的就是这些。女儿毛毛撰文说，这些正直的普通的中国人像"大海岸边黄金一样的沙粒"，"无论是巨浪，无论是泡沫，都永远吞蚀不了，淹没不掉"。这篇文章感人至深。像亲情、友情、爱情这样一类的情感，本是属于普通人的，邓小平如非落难，决不会有这么深切的体验。在1978年12月13日，他尖刻地讽刺党的官员中间存在的虚伪贪鄙之风，并且痛切地发出党的领导制度需要改革；又在其后的几年中把老百姓作为改革的基本力量--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但是，邓小平并不希望毛泽东落得斯大林的结局。他决心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至少五次毫不容情地批评了"两个凡是"（邓小平五次批评"两个凡是"的时间为：1977年4月10日、5月24日、7月21日，1978年6月2日、9月16日。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不过，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行动是两回事，就如同作为神的毛泽东和作为人的毛泽东是两回事一样。邓小平不需要毛泽东的错误，但是他需要毛泽东的旗帜。他说："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关于这一点，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在1980年至1981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8-149页。）。他的诚意得到同事的尊重，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被有些人批评为背离了毛泽东的道路，而被另外一些人指责为不能把中国彻底地从毛泽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并不因为这些批评而改变他的既定方针，旁人处在他的位置，可能会首鼠两端，左顾右盼，可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见过？现在大权在握，再也用不着温和谦恭，他径自我行我素。
第52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3)
这些指责交织在一起，酿成了邓小平时代的第一次风波。不过，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回到1978年12月的这个会场上来。邓小平的时代显然要从农村开始，因为这时二百一十位与会者正在讨论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其最后的通过，对于人民公社的命运甚至整个中国，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今天来看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一个仍然是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另一个也只是承前启后的过渡。
毛泽东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他一生签署的指示不计其数，但是由他本人亲历亲为的并不多，这"条例"为其中之一。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当日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乃是出于一种深深的反省。按照他的想法，这一文件一经形成，其"不变"的周期就将延长到"三十年"。现在，1978年12月，"六十条"的生命还远未到"三十年"，毛泽东已不在人世，轮到邓小平来考虑人民公社的前途。"两个凡是"已经威信扫地；人民公社也已日暮途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正在实际的进程中悄悄发生变化，只不过不是如毛泽东所愿走向更大规模--比如以大队或者以公社为基本的核算单位，而是退回更小的规模。包产到小组的风尚已经弥漫在安徽、四川、贵州、河南诸省，甚至包产到户也开始蠢蠢欲动。
所有这些全都成为当时会上议论纷纷的题目。这样，共产党内部就前所未有地发出多种声音，而且居然牵涉到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今天将这些议论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认定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并无弊端，只是由于"四人帮"的捣乱才变得丑陋起来，所以只要返璞归真，便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一种是认为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方面值得保留，但它有着极大的弊端，故为"四人帮"所利用，所以，纠正弊端就可迎来公社的春天。这在与会者中间占了大多数，包括过去十多年间的受益者和受害者、部分政府官员和部分农民中的精英人物。最后，只有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敢于设想，人民公社制度扼杀了农民的热情和创造性，导致农村的衰败，其集权的性质不可能满足人类起码的自由原则，所以人民公社必须废止，代之以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制度。
不过，邓小平似乎还不打算把公社的蓝图彻底抹去。眼前这个会议上对于"六十条"的讨论，虽然修改之处甚多，但是并没有对其主导思想以及关键部分加以修正。比如人民公社仍然是今后农村必定要走的道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仍然是人民公社不可改变的制度云云。"新六十条"所增加的内容，大体只是"四人帮"如何地破坏了人民公社，所以现在要把"六十条"加以重申，以激励农业更快地发展。邓小平的战术是先为未来确定新的意识形态，至于技术方面的步骤则属于枝节问题，即使不去追究，也必定会随着根基的动摇而瓦解。
但是邓小平在一个要害的地方采取了行动，这就是终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以使全体中国人一心一意搞经济。他极巧妙地把在"真理标准"争论中所获得的战果引进经济领域，说必须坚决地修改和纠正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政策。这就是邓小平所谓"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所在。他的主旨为党中央所接受，并且发表在后来的会议公报里。
今天回过头来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部文件，就会想到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老实说，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真正听到过从邓小平嘴里说出的这句话。这话之所以赫赫有名，可能还是由于"文革"中间它曾经是邓小平的一个罪状。后来的史学家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只能证明邓小平此言大体出于六十年代初期，却无法指明邓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以及什么地点讲过。十年以后，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即以"白猫、黑猫"题名，作者贾鲁生说这是全世界最为著名的格言，但他仍然没有说明它的由来。倒是一个名叫巴拉奇·代内什的匈牙利记者研究邓小平多年之后，作出他自己的猜测。他说此话本是出自邓的家乡四川省的农家俗谚。"在那里，啮齿动物总是损害庄稼"，他写道，"因此那里的人们常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另外一位研究者却试图证明，第一次将此论用于表述共产党之大政方针的人，并非邓小平，而是刘伯承。但是，尽管有这些节外生枝，我们仍然相信邓小平具有这种思想并且在相当高级的场合里讲过这句话。否则，当邓小平因为这句话受到这么多的贬斥和磨难时，他不会不加申辩。这一点直到九十年代才由薄一波加以证实。据薄一波的回忆，邓小平在1961年6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说"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并且说这话是安徽人所说。但是在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再一次重申这话的时候，又表示这是一句四川话，曾为刘伯承津津乐道。（参见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听到过邓小平在任何公开的场合重提"猫论"，但他的整个八十年代的改革部署，分明充满了"猫"的精神。
第53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4)
话说回来，邓小平的"猫论"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一度并不亚于毛泽东。他本人也从未想过要为自己掩盖。比如1980年他承认自己是反右积极分子，并且说："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他还劝告人们不要把大跃进的失败全部推诿于毛泽东。他的话听起来至为勇敢真诚："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96页。）很明显，邓小平并不想做一个一贯正确的领袖，他信奉的是没有人会一辈子不犯错误。这恰恰是他的过人之处。不过，邓小平最引人注目的品质乃是他的求实精神。有一段时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声势颇大，北京的街头却流传起邓小平的一句话，说是"毛主席的著作我就记住了四个字：实事求是"。这话传得有一点走了样，其实，邓说的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今天来看，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来自他对1958年失误的痛楚，他的"猫论"也是由此才产生出来的。一些内部报告提供了公社社员挨饿甚至死亡的消息，这令总书记至为震惊。他在1961年春天去了农村，在那里亲眼看到农民的悲惨情形。于是他坚信自己错了，党的方针也错了。似乎就是从这时起，他对意识形态的争斗失去了兴趣，他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务实的人。他说"我们必须使非法的事情合法化"，"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生产更多的粮食，只要产量能上去，就可以允许个体的主动性"。紧接着下面的一句话，就是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时大约是1961年3月。
邓小平为这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却始终不渝，直到1978年12月仍未改变。22日，毛泽东的"六十条"在经过修改之后，由全体中央委员举手通过。不过，"新六十条"依然只是"试行草案"，而且日后也从未成为正式的文本。它无声无息地跑了出来，很快便被人遗忘。十年以后，官方的史料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在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甚至已经完全不再提起它。毛泽东的时代在"清醒过来"的时候创造的"六十条"，邓小平时代却在清醒的时候把它扔到一边。
今天历史学家不厌其烦津津乐道的文件是另外一个。它是这次历史性会议上产生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被二百一十位与会者举手通过，并且下发到乡下去执行，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不过，《决定》在当日仍只是"草案"，其最后的定本，要到十个月后的下一次中央全会上才能通过并且公布出来。将1978年与1979年的两种版本加以对照，修正多达百余处，大部分是技术性改动，但有若干重大关节处的变化，就绝不能用文字或者技术性的改动来解释。比如1978年版本中的"不许包产到户"六字被删，而代之以"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显然是因为实际进程中"包产到户"已难以阻挡，令党中央对这个昔日"最危险的阶级敌人"略加宽容。比如1979年版本中增加"我们狠抓粮食生产是对的，但是忽视和损害了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没有注意生态平衡，这是一个教训"一句，显然是对毛泽东"以粮为纲"的露骨批评。新的版本还将"要继续抓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把这个运动同贯彻执行上述各项政策和措施紧密联系起来，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这一整段一笔勾销。这就已经明显地暗示，华国锋发动的"普及大寨县"的运动应该结束，因为它与执行新的农业政策已经无法"紧密联系"。最后，它还毫不留情地删去了"首先要实现农业机械化"，这又等于是宣告毛泽东倡导并由华国锋继承的"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计划已经流产。
第54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5)
但是，在1978年的这个冬季里，农业方针的变化在可以操作的步骤上还是含混的，新的决定中仍然带着历史的惯性：不许包产到户，生产队的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粮食关系到备战备荒之宏旨，所以一定要抓得很紧，普及大寨县和执行党的政策是一回事，农业机械化仍然是农村的首要目标……这一切令人感到既定方针的不可动摇。但是，人们仍然把它视为新时代的起点。后来十几年中，无论赞成还是批评邓小平方针的人，对这个起点的界定倒是一点也不怀疑。看来，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邓小平给予农民的最大好处并不在于技术细节，而在于思想观念。农民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懂得了把"白猫、黑猫"的理论用以对付阻碍他们行动的教条主义官员。所以虽有"不许包产到户"的禁令，但是那些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都一律从文件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他们需要的鼓励。"三中全会的精神，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可以！可以！也可以！"安徽省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对访问他的一位记者说道。事实的确如此，农民从这个历史性会议上面得到的全部实惠，就是"可以"二字。后来几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足够。
然而有一个重要决定的获得通过，在这个会议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这就是部分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按照中央委员会批准的文件，到来年夏季粮食上市时，将把国家收购价格提高百分之二十。还许诺将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和林产品的收购价格也作出相应的提高。这一决定的正式通过还要等到1979年的秋季，但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行动实际上自春天就已经开始。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依据中共中央决定中的这一条款，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将提价的时间表由夏季提前至3月。这中间一部分的原因是要将提高价格的行动赶在春耕之前，似提高公社社员的耕作热情以及全年的收成；另一部分的原因是这一项方针本身没有引起任何异议，所以可以畅通无阻。不过，价格的提高由于各地的自行其事，而令最后的统计发生分歧。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叫做《新时期专题纪事》书里说，这一次提高价格的幅度平均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二，第一批受惠的农产品计有十八种，果真如此，则超过了中央1978年12月会议所认可的幅度。不过，大约十年以后，农业部和统计局联合起来对这时的提价之举作了更详细的调查。结论是提高价格的幅度大体为百分之十八。这一项调查还开列了主要产品的提价幅度：
粮食，百分之二十。油料，百分之二十三。棉花，百分之十五。甘蔗，百分之二十。甜菜，百分之二十五。大麻，百分之二十点三。柑桔，百分之二十六点三。蚕茧，百分之二十点三。蜂蜜，百分之八点二。
猪的运气比蜜蜂和蚕好些，一头一百公斤的毛猪原来只能卖九十八元九角二分，现在则可卖到一百二十五元零六分。
母鸡则更加幸运，因为鸡蛋的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最有福气的是羊和牛。羊肉价格提高了至少百分之三十五，而羊绒则提价百分之四十五点一；牛肉的提价幅度高居榜首，为百分之六十。
上一次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为1962年。所以今天乡下二十来岁的青年，根本就不会知道还有提价这回事，尤其不会知道他们手里的东西原来能值更多的钱。二百多官员在一天里一举手，八亿公社社员的收入就在这一年里大约增加了一百零八亿元。当时农产品的出卖所得在他们的全部收入中占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份额，此中又有大约百分之七十出自粮食。这就可以想见，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针，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利益上均给予农民极大的震动。因为他们迄今为止所接受的全部教育，都是告诉他们如何压制自己内心深处的发财梦想，以及如何为国家作出贡献。他们在人民公社二十多年所做的一切，都具有爱国的性质，诸如"爱国粮"、"爱国棉"、"爱国猪"、"爱国菜"云云。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等于是公开承认他们的产品与金钱的直接关联。这就牵涉到当时农村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农民的劳动是为了意识形态的净化，还是为了物质利益？
第55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6)
也许是出于这样一种理由，大多数评论者都说此举是一种划时代的变革，其实这也是一种过分的夸张。提高价格与共产党以往的方针来比较，虽然可以说是皇恩浩荡之举，但是平心而论，却并没有在农业方面开辟出新的道路。就制度方面的含义来说，即便它是了不起的一步，也仍然因循着统购统销的既定道路。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没有遭到任何方面的反对，这与"包产到户"所遇到的激烈对抗形成鲜明对照。看来，至少在这一点上，当时我们的国家宁愿以数百亿元来买得旧体制的稳定，而不愿主动采取超越常规的举动。
这中间的含义，一定要和政府奉行了二十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联系起来，才能使人理解。按照既成的制度，农民劳动所得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来控制的。政府一旦规定所需农产品的品种数量及价格，农民即须遵守，无论收成丰歉，都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倘若农民余粮不足，则应以自家预备的口粮先行上缴，然后政府再酌情以国库陈粮返销，补充农家食用。政府将乡下购得的粮食运至城里出售，购买者亦须依照政府规定之数量和价格，同样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这种制度被叫作"统购统销"，其建立，当在1953年的10月。在此之前，农产品营销当中有相当部分由私商操作。从这时起，私商被陆续宣布为非法，而由中央及地方的政府接管农产品的营销。这种管制先是在粮食方面进行，然后是油料、棉花、生猪、烤烟、茶叶之类，到1957年，又包括所有品种的水果和中药。又过了大约三年，这种制度最后完善起来。那正是我们的国家坠入大饥荒的时候，对于农产品的管制达到了最严厉的程度。粮棉油除政府所辖商业部门来经营之外，其他营销者哪怕只交易一斤一两也属非法，这叫做"一类物资"，是为统购；其余农产品大体属于"二类"，为派购。名义上，"派购"产品在交足国家计划征购部分后方可上市，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因农业生产能力极低，而国家的征购数额又极为庞大，所以农民在把自己的收获呈缴国家仓库之后，所余无几，所谓"剩余上市"一说，其实有名无实。所以，虽然名义上统购和派购的产品为二十种，但实际上由国家控制的农产品可以多至二百三十多种，几乎囊括了农民在土地上的全部收获。
对于政府来说，这种制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购买农产品的价格总是低于市场的价格。所以，虽然农业本身税率极低，但是农产品之强制性的低价收购，与工业品之高额售价间的差额，是对于政府的一种补偿。而且，这种差额的日益扩大，可以令政府以隐蔽的方式将财富从乡下集中到城里，为其工业化目标提供资金方面的积累。其具体的步骤，是使城里人获得低价的衣食供给以及低价的工业原料。如此，则又可以在工厂里面实行低工资和低成本的制度，来提高工业的利润和积累。二十年后，中国经济学家将这种制度所带来的隐蔽价值公开出来，说它大约有六千亿元。这大致相当于同一时期政府用在工业上的投资。
这种制度的秘密一旦大白于天下，其不合理的地方也就暴露无疑。问题在于，它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实行当中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这就不能不归功于人民公社的建立。公社本身为生产的组织，又是分配的组织。农民的劳动所得全归公社，个人不能直接占有，就如同他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劳动一样。所以，这种制度不仅可以保证农民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得以长期进行，而且也可以保证农民无法以减少生产的办法来表达不满。但是，这种制度却不能改变人的本能中追求劳动所得的天性。农民利益的被剥夺，造就着农村中广泛的消极怠工以及对土地的不负责任，虽有种种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亦不能扭转此种每况愈下的局面。
现在，政府再一次提高收购价格，客观效果是使隐蔽的差额大大缩小，但却并没有对制度本身的弊端加以纠正。比如这种差额在1952年，也即实行统购政策之前的一年，为六十六亿元，到了1978年就多至三百三十七亿元。1979年的提高价格，使其在当年就减少至二百多亿元。如果农民知道在中国以外的世界有个地方叫做国际市场，那里也有粮食的交换，并且有能力把自己的小麦送到那里去，则他们换回的食盐可以多百分之八十八点六、白糖多百分之五十三、火柴多百分之四十七、化肥多百分之二十二、白布多百分之十一点四、煤油多百分之二。可惜他们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没有办法把他们的小麦弄到那里去。所以，他们只以为政府在这一年里让他们多得到一百零八亿元的好处，却不知道，政府其实只是从他们的手里少拿走了一百零八亿元。
第56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7)
新一代领导人当然深悉此种制度的奥妙，所以他们面临着历史上的一个大难题：既需不断地弥合这个制度的缺陷，又不能彻底地改变制度本身。此后几年，他们不得不一再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同时又不能取消城里人所享受的低价食品，以至令提价的方针成为政府财政上的一大负荷。到了八十年代的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种方针已经无法继续。就制度而言，由政府决定价格的方针本身就埋藏着失败之因，倘若不能最终依靠市场的力量，则政府无论怎样殚精竭虑和让利于民，也断无成功的可能。
12月23日的晚上，全中国的老百姓都从收音机里知道了邓小平的打算。记者们纷纷跑到街上去收集鼓舞人心的消息。一位记者写道："23日晚上，广播公报的声音响彻家家户户。"另外一位说："24日早上，刊载公报的报纸在街头迅速销售一空。"新华社的消息里特别提到，会议已经号召中国人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对于中国来说，否定阶级斗争理论是一个重大变故，但是，震动远比人们预料的要小。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变故，他们已经习惯于在不加任何思索的状态下，张开双臂接受任何变化。新中国里出生的人合起来差不多已有六亿，这时候全都不满三十岁，略大一点儿的都知道"变天"的概念并非只有气象台的预报员才用得上。只要想想在他们长大成人的这些岁月里面中国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对这种心理感到奇怪。五十年代初期将资本家的工商产业剥夺过来，几十万资本家都成为穷光蛋也不过为一夜间的事，现在的青年那时候还穿着开裆裤呢；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是合作化，他们就看到他们的父辈怎样敲锣打鼓地把自己的土地充了公；十来岁就看到了"反右派"，几十万知识分子的"百花齐放"，一下子全都成了"大毒草"。这些都没有令他们有一点点惊讶。到了他们上中学的年龄，周围就更加热闹，毛主席的理论层出不穷，一会儿"天下大乱，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一会儿"亡我之心不死"，一会儿"要关心国家大事"，一会儿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会儿"走资派还在走"，一会儿"安定团结"……古代大诗人苏东坡将人世间的种种悲欢离合，用月亮的阴晴圆缺来加以描述，半是忧伤半是潇洒地说"此事古难全"。今天的中国人则用月亮来形容党的政策，说是"初一、十五不一样"。可是无论怎样的"阴晴圆缺"，中国人又有哪一次不是张开双臂来欢迎的？
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已经不大时兴，城里人对这些事情大概是疲倦了，没有再跑到街上来高呼别人教给他们的口号；乡下人整日为了衣食牵肠挂肚，哪里还有敲锣打鼓的闲情。不过，大标语还是盖满了街头，政府机关的大门上张灯结彩，商店把巨幅贺词覆盖在商品之上。那一个早上，中国大陆出版的二百五十三家报纸，一律将鲜红的颜色套在自己的头版上，有的索性还把这象征节日喜庆的色彩染到二版和三版上去。新华社的消息说，北京的"人们精神振奋"。到了第二天，记者们可能是觉得这样的话这些年里已经说了无数次，今天再一次重复已不够味道，所以各地报纸又发布消息，说有十四个省市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在23日连夜开会。记者们异口同声地说："大家表示，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适应这个转移，跟上这个转移。"随后，大部分省市的领导人沉寂下来，他们中间一些最重要的人物本身就是会议的参加者，亲临现场，自然会将种种内外关节-一看在眼里。他们需要时间向下级通报一些惊人的消息，并且一同来考虑如何应对新的局面。但是，舆论并不会出现空白，各个大报的总编辑早已经运筹帷幄，全部的程序乃是仿照十几年来屡试不爽的办法。到了第三天，该轮到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出来发言。于是，最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就有机会在《光明日报》上表达他的激情。他写道："盼！平生的盼望！早就盼着这一天！（1978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其余名人雅士也都不甘寂寞，或撰文或演说地讲述他们的"盼望"。甚至佛教界最有名望的班禅大师也介入进来，他用一种大有禅意的话来影射华国锋的理论："我历来认为，为了永远不穿草鞋暂时穿草鞋是应该的；如果为了穿草鞋而穿草鞋是没有意义的。"（1979年1月1日《中国新闻》。）然后又轮到普通百姓。山西省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蹲在著名的狼窝掌里说："太符合我们贫下中农的心愿啦！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贫下中农想到一块啦！"（1979年1月8日新华社《新闻稿》。）她还不知道"英明领袖"现在有多尴尬，不过不久就会知道，而且她自己也会饱尝这种尴尬的滋味。那时还没有那种大铁锅似的东西来转播卫星播送的消息，但到了第五天，遥远的丝绸之路上也有"盼"的声音传来。一位叫作肖克忠的铆工将二十年来的政治运动一个一个数了一遍，然后说道："国家受害了，人民受苦了！我们盼的就是今天，可盼来了。"（1978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后来的几个月中，这种情绪迅速弥漫起来，有一句话在上上下下大为流行，这话说三中全会是"第二次解放"了中国。
第57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8)
对于那些终于摆脱屈辱重蹈政治舞台的老人们，说"第二次解放"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多少年来大家第一次发出了由衷的笑声，邓小平也以胜利者的微笑来接受大家的祝贺，不过，他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放下心来的。这倒不是因为他经历的风波太多，以至今天还在担心天有不测风云。他是熟谙政治舆论的行家里手，知道民心的价值。表面的舆论常常不能说明真相。两年又八个月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舆论也是一夜之间铺天盖地，举国高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批邓'进行到底"。这件事给予邓小平的印象太深了。他根本不会相信那是民心。报纸叫作"党的喉舌"，其实党是由人组成，因而报纸只是最有力量的人的喉舌。几天前，他在中央全会上曾尖锐地说，在共产党内，大家只能奉命行事，什么问题也不用思考。不讲原则，说话看"来头"、看"风向"，"随风倒"的现象已经多起来。（参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2页。）过去是随毛泽东的"风"。现在，轮到他邓小平主持大政，他必定也对这种现象抱有高度警惕。问题不在于人们表面上说什么话和敲什么锣，而在于心中所想及弦外之音。
1979年元旦刚过，省委书记们便用自己的言论把报纸的头版占去了大半。农业以及农村的问题乃是必须要说的话题。安徽乡下有些地方本已经悄悄地把田分开，这时候却看到了全会决议上的"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看来他们的行动大有越轨之嫌，这时候只好先避开短兵相接的搏斗，采取远兜远绕的迂回战术。历时十五天的省委会议宣布了自己的方针："在建立健全责任制的问题上，思想要再解放一点，办法要再多一些。"它还说："生产队愿意采用什么办法，应由群众民主讨论决定。"等于是说，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这一条是算数的，但这"不许"、那"不许"可不一定算数。（1979年1月19日《安徽日报》。）青海省的领导一下子没有看出此中奥妙，却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省委机关报发表了一篇不痛不痒的社论，说"在我党的历史上，每逢历史性的转变关头，都会伴随着全党的学习运动"（1979年1月5日《青海日报》。）。邻近的甘肃省，报纸也在早几天发表了社论，说政治要保护经济，阶级斗争必须同排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联系起来。（1979年1月2日《甘肃日报》。）赵紫阳这时还未进京，还在四川省当他的省委第一书记。他虽未像万里那样在农村发起对人民公社的挑战，但他明显地对华国锋的失势与邓小平的崛起感到愉快，而且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丝要在邓的道路上大展宏图的情绪。他在四川省委会议上报告："从总体上说，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已经扫除。"（1979年2月15日《人民日报》。）这话的大胆之处在于，当公开的舆论还把华国锋看作党的中心时，赵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他扔到一边了。辽宁的任仲夷也是数十位省委书记里面最具反叛精神的人之一，几个月前，当"真理标准"的争论双方还胜负未卜的时候，他最先表示了自己反对"凡是派"的立场，这是中国官场上极少见的勇气，可是这时他还是没有敢直面"包产到户"。他的办法是把精力集中于阐述较少争论的问题，他告诫下级："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必须抓住一个中心，就是工作着重点的转移"（1979年l月9日《人民日报》。）。这话现在已经不会再有风险，因为即使是华国锋也不会反对这个话题，只不过，华的"转移"与邓的"转移"不是一回事。
看到舆论绕来绕去还是在外围徘徊，《安徽日报》似乎有些不耐烦了，它发出进一步的暗示，说"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土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块水面没有利用起来，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李克文：《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见1979年1月24日《安徽日报》。）。这里面主张"包产到户"的味道，即使再愚蠢的人也会闻得出来。可是多数省区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太聪明。整整一个月里，没有人出来呼应安徽的声音。到了1月下旬，终于再也不能回避。西部的陕西省打破了沉默，但不是附和安徽的声音，而是相反。23日，陕西省省委会议决定："必须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刚刚进入政治局的王任重副总理在这次会上讲了同样的话，（1979年1月3日《陕西日报》。）这使得陕西的理直气壮看上去大有来头。江苏省在东部，与陕西有遥遥数千里之隔，现在却决定与陕西异口同声，省委书记许家屯虽然说要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可是又说："试行责任到组联系产量有奖有赔办法，进行比较，但不要急于全面推开。大农具不能分，更不能包产到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坚决纠正过来。"（1979年2月19日《新华日报》。）这大致是重复了会议的文件。这一来，不少省委书记都记起三中全会上的这一句话，于是全都照方抓药，包括云南、新疆、山西、河北、河南、湖北。这是一种无论什么风吹浪打都不会翻船的办法。看来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的力量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四川这时也许有一点犹豫。私下里，赵紫阳在省委扩大会议上问，干部最大的思想障碍是什么？大家说，最突出的是"恐右症"。这种思路要是延续下去，四川立刻就是安徽的同盟军了。果然，会议发表的决定给了农民一个前所未有的解放，它说："各种办法都可以进行试验。"不过，赵还是没有勇气拆除最后的屏障，他重申，"不搞包产到户，不搞分田单干"（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广东省的习仲勋再次仗义直言，只是略施小计。他们说，只要不分田单干，各种不同的办法都应当允许。（1979年2月7日《人民日报》。）他们的小计谋是故意不提"不许包产到户"。既不禁止，农民也就可以实行；可是他又没有允许，一旦有失，作为一省之领导，还大有退却的余地。另外一些省委书记一定意识到这里面事关重大，所以与其打一场无准备之仗，不如行兵家避实就虚的策略。内蒙古的周惠说，内蒙古的"关键是解决好遗留问题，配备好领导班子"（1979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山西省还是念念不忘它的大寨，第一书记王谦说："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山西是坚持学大寨的。"（1979年1月25日《山西日报》。）湖南的书记毛致用也学着山西的话，一句也不提生产责任制，只是说湖南"要继续坚持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发表这个讲话时，竟把这一句话全部删去，令毛书记大为紧张了一阵。（见1979年6月5日《湖南日报》和6月19日《人民日报》。）
第58节：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9)
到了2月，表面的热闹已经平息，大家都发现气氛有些沉闷。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心口不一的本领，非到关键时刻，不会把心里话讲到桌面上来。大多数报刊的编辑都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用"心有余悸"来描述那个时候的局势。《安徽日报》的文章说："十分明显，如果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地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然后作者就鼓动人们去做"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薛理：《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见1979年2月12日《安徽日报》。）。
不过，真正心口不一的还不是这些心有余悸的人，而是另外一些从来不知"悸"为何物的人。对于他们来说，邓小平的得势是一场灾难。这种情绪虽然从未公开表示，但在私下里却也宣泄得淋漓尽致。有人问："现在的党中央姓马还是姓刘？"这是把马克思和刘少奇当作"主义"的分界。有人说，"果然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不错，修正主义出来了"。三中全会闭幕那一天夜里，山西省运城地区党委的大院子里，就贴出来几条标语，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说要"坚决镇压反革命"。标语的书写者竟是地委机关里的一些干部。湖南省的传言中，有一种说法借用邓小平对"文革"的形容，说三中全会后"短短这一段时间，也是一场浩劫"。还有人说，"中国将在混乱之中前进，好像电影《逆风千里》一样"。这电影说的是一支军队如何在极为恶劣的气候里与敌人作战的故事，这些人借此来形容新的时代。可见确有不少人对邓小平的主张怀着深深的不满，等待着再一次"变天"。
事情有些稀奇古怪。沉寂了两年的中国，如今居然在一夜之间就急剧地旋转起来，每一个人又都忍不住要将满腹智慧一吐为快。那一年的年初，似乎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站在街上拥挤的人群里面，大发议论；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当作讲坛。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讲坛是由当代中国一群最著名的文人开辟的。
文人们现在要把思想解放的成果再行扩大。他们对"两个凡是"的初次打击居然获胜，这是从未有过的战绩。看来乘胜前进是必要的。l月18日，文人们聚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学术理论界、文学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里几乎所有有点名气的人都来了。这可真是一个理论的春天，只不过，会议的名称有点怪：理论工作务虚会。
会议看来具有某些官方色彩。其最初酝酿是在党的政治局中，由叶剑英提议，而由胡耀邦全力推动。但是数百名与会者却是形形色色。这些人满怀豪情整整说了一个春天，直到4月3日才算完事。《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在十年后还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路线的大转折；务虚会是理论上的大突破"，而且，他还找了一句培根的名言来歌颂这个春天的价值："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他的激动乃是由于这些人对中国既成的理论体系发起了范围更加广大的冲击。其矛头之尖利，已由马沛文所开出的一个长长的序列加以证实：革命经常被滥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应该抛弃；文化大革命是武化大破坏，没有一点文化的味道；毛泽东的错误千真万确，批评毛泽东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条恶性发展的左倾路线；必须废除领袖终身制；不是人民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指定接班人是一个历史的倒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人治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靠不住；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法院只服从法律；反对"协商最好"，应为民主选举恢复名誉；警惕封建复辟，"四人帮"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建党大纲"完全错误；反右斗争是一大政治失误；不应有思想犯、言论犯、政治犯；应给刘少奇平反；发扬民主不是恩赐；经济的问题，根子是国家所有制；不应再给现代化贴什么"主义"的标签；国家盲目的计划，危害不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愚昧无知的保密制度应当废除；破除理论工作中的奴才气；党的领导人的见解也只是一家之言，可以反对；反对理论恶霸；……
会议后期，邓小平发表一篇讲话，此文后来录于《邓小平文选》，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讲话震动了全中国，其影响之大，并不亚于"两个凡是"的破产。对这些表述的毁誉均极为鲜明，从此各色人等为此嫌隙丛生，难以弥合。不过，那是今后的事了。但在当时有一件事非常令人奇怪，这些最优秀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用了这么多的时间，说了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提到农民的饥饿，以及农村里的"包产到户"呢？看来，当日这些人思想无论多么解放，还是对乡下的事情了解不够，估计不足。
就在这时候，京城里面聚集了另一群年轻的理论家。这些人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民主思想而无既得利益。但是当时这些人还只是一些民间的清谈家，在他们所谈论的种种宏图大略中，有一个今天看来颇值回味：我们的国家一定要有根本的政治变革，可是又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起呢？
--他们说，要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入手。
经济体制的改革又当从何处做起？
--他们说，从改变计划体制入手。
然而计划体制庞大无比，又当从何处做起？
--他们说，从改变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做起。
统购统销又当怎样改变？
--他们说，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人民公社又怎样改变呢？
--他们说，从农村里面实际变革进程开始，也即推动"包产到户"。
官方发动的解放思想的潮头刚刚过去，民间理论家们的设计已令人惊讶地预示了我们的国家在未来十年所经历的改革过程。不过，在1979年的这个春天，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理论家们，都还没有足够的智慧预见到下面一个事实：在已经开始的一年中，真正改变中国方向的事情不是文人的理论，而是农民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