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雷蒙·彭加勒总统带了他的战争咨文来到国民议会。在彭加勒发表他的战争演说时，曾经是他的批评者和敌手的人都和他一起站着。他不断被欢呼声和喝彩声打断，勉励所有法国人不管政见不同，团结成一个“神圣联盟”，并“在共同的爱国信念中象兄弟般地联合起来”。
长期以来对军事派系抱怀疑态度的法国政治家现在大大转变，把他们国家的命运付托给将军们。根据从1878年起生效的法律，总统宣布，由于“外国战争或武装侵略所引起的迫近的危险”，处于“戒严状态”是有理由的。虽然这项法令等于在整个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宣布戒严法，国民议会没有辩论就批准了。
不久就很清楚，把这个权力付托给总参谋部是不适宜的。在所有西线部队中，由于他们将军的无能，法国人遭受最不幸的失败。
1916年秋，双方越来越多地开始谈论和平。德国许多主要人物承认，全面胜利不可能，小心谨慎地探听如何按照过得去的条件结束战争。即使是鲁登道夫将军，也不再夸口可以获得决定性结果了。协约国方面，黑格保证在1917年实现最后胜利。如果任何人怀疑这一点，罗伯逊将军就生气。霞飞保证，德国人会被消耗得筋疲力尽，他指望由英国人抵挡战争的冲击。
但霞飞的声望已今非昔比。他铸成的大错使法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他的影响正在迅速下降。1916年头十个月，法国部队阵亡、负伤、失踪或被俘的，逾八十六万一千人。在法国国民议会里，霞飞由于伤亡人员增加和他对他们不关心而受到议员们的抨击。1916年初，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军事上的挫折。愤怒的议员们反映大众的情绪，必要时准备推翻政界和军界的最高层人物。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自己的前程也在危险中，仅仅由于以撤换霞飞为条件，才获得信任票。
10月将终时，凡尔登之战看来要失败了，当地指挥官罗贝尔·尼韦尔将军下令进行奇袭。德军措手不及，退出了早些时候他们攻占过的所有地方。对尼韦尔来说，这是鸿运高照的时刻。法国人渴望有一位英雄，就把他称为胜利的缔造者。在白里安的印象中，他是霞飞的适当代替人，于是把霞飞“升迁”为法国元帅，随后把他放归田园去了。尼韦尔夸口说，他掌握着胜利的关键，但他拒绝透露他的战略。白里安也不催逼他。由于霞飞退休，眼下的任务已经足够地完成了。
罗贝尔·尼韦尔将军在被任命为法国陆军总司令时，已六十岁了，他出生于一个具有长期军事传统的家庭。他进过索米尔的骑兵学校，后来又改学炮兵，成绩优良。大战开始时，尼韦尔的军阶是中校，升为上校后，在马恩之战期间，他的大口径大炮知识，得到了用武之地。因为在他前面的法国步兵崩溃，他命令他的炮兵穿过被破坏的防线向前推进，向冯·克卢克将军的部队进行近距离射击。
1916年4月的索姆攻势之前，霞飞已经不满意贝当在凡尔登的战略。他的解决办法是把贝当提升，领导中央集团军群，而以尼韦尔来代替他。不久，这位炮兵专家就着手使德国人停止前进。引起所有协约国遐想的有名的口号“他们不得通过”，虽然常被人认为是贝当所创造，其实是尼韦尔创造的。把他的战略集中于把德军赶回去的尼韦尔，和他的主要助手夏尔·芒让将军筹划了一个计划。他们想收复德军在最初进攻凡尔登期间夺取的杜奥蒙炮台。
五百多门大炮布置在可以俯瞰杜奥蒙炮台的高地上。运来了满员的三个新编步兵师和三营经过战斗考验的非洲部队，他们在一个与杜奥蒙地形相似的地区受过集中训练。把他们分成若干突击部队，为每支突击部队规定了目标，并进行操练，直到所有人都能在黑夜里定出目标的方位为止。以前的战术都被摒弃。这些部队现在都不需翼侧，因为在黑夜里军队是无需保护的。他们只要紧紧跟在迅速推进的炮兵弹幕射击后面，然后出击。
在一切准备就绪时，巨大的爆炸弹幕向炮台发射，几乎达一周之久。1916年10月22日，下午2时，炮火突然改变为先行于前进部队的徐进弹幕射击。于是伪装起来的六百三十门德国重炮开始猛烈轰击。
但并没有部队出现。法国的炮轰，是吸引德军炮火和暴露德军炮位的牵制战术。法国炮手针对他们的目标，予敌人以大量破坏。两天后，半数以上的德国炮群都被炸得粉碎。法国突击部队借助于罗盘，现在恰好在破晓之前用迫击炮冲击前进。没有遇到反抗。两小时内，法国的三色国旗就飘扬在杜奥蒙炮台的上空。这是1914年8月以来的首次大捷，付出的生命代价是比较少的。几周之内，尼韦尔的战略迫使德军退到数月前他们首先攻击凡尔登的防线之后。
尼韦尔于1916年12月12日去尚蒂伊担任法国陆军的最高统帅时，充满了信心。为他的“凡尔登战法”所震惊，人们对他的堂皇宣告是没有争议的：“这个经验是确定了的。我们的战法已经经过试验。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定胜利。”
尼韦尔不象霞飞和贝当，是能说会道的，这使他说服了许多政客同意他的观点。议会陆军委员会的一位年轻和好议论的成员阿贝尔·费里对尼韦尔写道：“印象良好，清澈的眼睛直视着你，清楚而精确的思想。说话不虚张声势，对每件事都通情达理。”
彭加勒总统和劳合－乔治首相，尽管他俩不信任军人，也都被尼韦尔的风度所迷惑。他甚至迷惑首相，把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置于他的属下，并批准他于1917年筹划的酿成大灾难的攻势。
尼韦尔负责一个复杂的、三头的指挥部。他的两旁，一边是达朗松上校，一边是夏尔·芒让将军。达朗松上校被一位观察家描绘为“非常颀长和瘦骨嶙峋，长着一张桔皮脸和引人注意的眼睛……往往服装不整，头发和胡须凌乱，在走廊散步时把手放在裤带里，目中无人，深深陷入沉思之中，具有一个忧郁的吉诃德的气氛。……”
第一次会见达朗松有令人吃惊的感受。他的全神贯注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的突出的颧骨和非常倾斜的前额被绷紧的淡黄色的皮肤所覆盖。他是个患肺病将死的人，但只有他知道。尼韦尔将军完全受他的影响。达朗松被炽热的信念所驱使着，这个信念就是他是命定要拯救法国的。
他吟诵着，“在我死之前必须赢得胜利，而我活着的时间为日无多了。”达朗松主要策划1917年谢曼—德—达姆的毁灭性战役，这一战役打得法国陆军一片混乱，并导致动摇这个国家的兵变。一个有逻辑头脑的人是会拒绝达朗松的计划的，但在尼韦尔的外观背后隐藏着一团冲动的激情。
尼韦尔的另一个助手芒让将军，是法国陆军中最顽强的指挥官。他的部队给他的绰号是：“吃人的人”和“屠夫”。他是藐视生命的，甚至藐视他自己的生命。四十九岁的芒让是专为战争而活着的，他统率尼韦尔的第三军的第五师。从他的青年时期起，他就把他一生很多时间消磨于海外殖民地，以“平定”不安定的土著。
从芒让回到法国率领一个旅对付德国人时起，他几乎总是睡在沙漠帐篷里。芒让自称非常赞赏他的非洲部队，可是他毫无内疚地命令他们冲向猛烈的机枪火力。他是个职业战士的原型。他的脸和颈项被撒哈拉的风和烈日吹晒成黑色和起了皱纹。一张阔而薄唇的嘴，象是刀的砍痕。他走路时步伐急速，有如雀跃。芒让采取拿破仑的习惯，站立时把手放在背后，头向前伸着，对他周围的人怒目而视。
在凡尔登之战以前，在被他无情地压迫的黑人本土军溃散之后，芒让已由尼韦尔予以复职。此后这两个人的生涯就纠缠在一起，直到尼韦尔的星宿黯然失色。1917年与他的上级一起垮台和失宠，他要求准许他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继续作战无疑是真诚的，但他的要求被拒绝了。
1917年元旦后不久，劳合—乔治首相、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总理和一批意大利政界高级人物在罗马开会，讨论大战的令人失望的发展。当时没有将军们在场，这就反映了他们对他们的军事领导人缺乏信心。所达成的唯一明确的协议，是拒绝批准将军们所赞同的即使夺得一个小地区也甘愿大量流血的主张。他们还承认，德奥重新开展的攻势，将迫使意大利人退出大战。为了拯救他们的南方盟国，某种法—英战役是必要的，但没有一个领导人提得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尼韦尔将军于1月15日谒见劳合—乔治，提出他的包括迅速而集中突击的彻底新攻势的计划，与已在凡尔登成功地证明了的计划相似。英国文职领导人都对这位英俊的将军印象良好。他是新教徒和他的母亲是英国人，构成了又一种联系。没有任何潜在的仇英心理会损害彼此的关系。
尼韦尔的计划引起了首相和有关人员的兴趣。他们了解他的夺回杜奥蒙炮台的战略，对他想大规模应用这同一方法表示赞同。可是，英国总参谋部的有些成员却并不感到有什么吸引力。他们认为，把对杜奥蒙之类单独的要塞进行的个别的、成功的进攻，重复用来对付象德国主要堑壕系统这样疏开的战线，是不一定有效的。
尼韦尔得胜了。劳合—乔治深信他有大胆的想象力，同他手下的将军们说，如果他们有更好的计划，他将倾听。他告诫他们，政府不会批准又一次索姆战役，这是几个月前黑格和霞飞递交的唯一计划。黑格及其在法国的部队，奉命对法国总司令要“遵从其意见”，以“执行所有与作战实施有关的命令”。这样，黑格就从属于尼韦尔了。
许多年来最冷的冬天降临西欧。难得有一天气温升到零上十度。四肢和身体冻伤是普通事情。部队被迫处在这样痛苦的环境中，立即滋长反抗的情绪。
尼韦尔从检查堑壕中士兵邮件的情报处和邮政检查处获悉，“士兵不再知道他为什么在打仗。他对自己防区以外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了解。他已经丧失信心和热情。他把他的生活和犯人的生活相比拟。他机械地执行任务。他会变成最沮丧的受害者，显示出最有害的弱点。”
尼韦尔暂时为这些低沉的怨声分了心，从他豪华的大别墅写信给陆军部长利奥泰说：
“我荣幸地通知你，我已把下述持消极态度者的阴谋报告了内务部长M·马尔维。面临这种对部队士气的严重威胁，我相信必须采取认真的措施。如果你去和M·马尔维联系，立即决定采取措施来终止这些阴谋，我将表示感谢……。
“一年多来，已经有小册子……发到部队手里。它们的分发，已达到流行的程度。在两周期间，我们截获的小册子比1916年我们在三个月期间截获的还多。……它们对于士兵们正在为之而战斗的事业的正义性提出怀疑……断言胜利不可能。……其他小册子都是些最危险的消息和最有害的意见。……这些谩骂攻击的出版物败坏士兵的情绪，使他们气馁和沮丧。……有些士兵和有做宣传工作嫌疑的人经常通讯。……”
在达朗松的敦促下，尼韦尔加快了准备攻势的步伐。法国军队分成几个集团军群：由弗朗歇·德斯佩雷将军率领的北方集团军群，由贝当将军率领的中央集团军群，由米什勒将军率领的强击部队，即后备集团军群。第四个集团军群，是由卡斯特尔诺将军率领的东方集团军群。
尼韦尔的集团军群将领不断接到他关于这个战役的指令。他的基调是明确的：“我坚持，暴力、残忍和迅速的标志必须成为你们攻势的特征，尤其是，第一步的突破，必须一举而夺取敌人阵地和靠他们的炮兵占领的所有地区”(着重点是尼韦尔加的)。
尼韦尔的计划，包括由法军与英军对一个巨大的、无掩护的德国突出部位进行双管齐下的强击。在索姆之战期间，协约国曾削弱沿着埃纳河由东至西形成曲线的德军防线。这个突出部现在仍易受到来自北面的英军和来自南面的法军的攻击。
这个全面计划要求英军先法军几天向前猛冲，以吸引德国防守者向北移动。那时南面，即无掩护的德国侧翼，将受到法军的冲击，预期他们将冲过去，在这个将被埃纳河水所淹没的德国堑壕系统中打开一个七十英里的缺口，然后以决定性的胜利结束。
尼韦尔的计划并不是没有优点的。德国的突出部兵力配备薄弱，易受攻击，在1916年夏的索姆之战，防御部队牺牲惨重。但是，如果德军事先知道，胜利是不可能的。
好几个师被调往德国突出部的南面，以接受凡尔登战法的训练。还开到了新坦克，与徐进弹幕射击配合作战。闪电速度是尼韦尔取得胜利的基础，要在德国炮台能被用来对付进攻的法军之前，就把它们碾碎。
指挥官们被要求估算他们部队随着徐进弹幕射击前进的速度。他们把乐观代替了判断，订出了不可能实现的速度。芒让将军夸说，他的部下能以一分钟三十码以上跑步前进，并且能继续保持这种步伐至少几英里。尼韦尔把这种步伐定为标准。对身肩重负的部队能保持这种速度表示怀疑的军官，发表意见都受到压制。
部队训练得要不断换班前进，以攻击敌人，由生力军走在疲乏的部队前面。两个士兵就能轻易操纵的三十七毫米轻野炮，分配到几千门，想用以把机枪打哑。指望在攻击开始后七小时就能渗透德军最后方阵地的部队，没完没了地被灌输“不断前进”这个中心口号。后勤工作是惊人的。堆积如山的补给被运往前方，构筑机场，巨大的炮位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望不到它们的尽头。
很清楚，前头是一场大争夺战，甚至空气里都充满着激动。精锐的塞内加尔部队被调来针对着坚强的据点当进攻的先锋。从法属西非的各部族中，征集了约三十五个营。
加入这种五花八门军队的其他部队，包括几个俄国旅，是派来增援人数大为减少的法国陆军的，并且每个人都染上革命情绪。他们的法国军官穿了俄国军服，古怪地以为这样就能鼓励服从。
在凡尔登，是靠对进攻计划进行沉静但充分的说明，来鼓动部队热烈献身的。这一次，尼韦尔担心不那样做他的部队就会背叛，下令进行堪与好莱坞报刊宣传员相比的宣传运动。对战略和目标加以提纲挈领的作战计划都发给士兵。军官对士兵作宣传讲话，以引导他们对决定性的胜利抱有信心。
无可避免，德军也得到了这个情报。在例行的堑壕袭击中，缴获了两份关键性文件，文件表明在兰斯和苏瓦松之间强击的确切界线。威廉皇储记下了这个好运气：
“在里蓬以南第三集团军防区，由第五十一后备师于3月3日所执行的出色的进展，使我们除大量战利品外，还得到了法国陆军的命令。……
“这个计划是尼韦尔于1916年12月16日制订的。这份备忘录含有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很清楚，这一次不是有限的进攻，而是考虑到大规模突破性攻势。……备忘录的重要透露，首先是这次进攻所考虑的这次奇袭的特殊性质。这次奇袭是以据说是我方观察到的事实为根据的，即我们的防御炮火……对进攻之前的炮火准备只进行微弱的回击。……我们敢于指望这次奇袭这样就可能遭到最有效的抵抗，并且拔掉最初进攻中的螫刺，经验表明这是最强有力的。……”
在西线互相对峙的，是协约国的一百八十个师对德国的一百五十个师。德军知道他们经受不住对他们无掩护突出部的钳形攻势，撤出了。现在他们的前线是直线，避免了来自两边猛插的危险。而且，多出来的部队可以用来增援平直的防线。
尼韦尔是如此沉浸于他的方案，他从未想到他的敌手会自动放弃七十英里宽的突出部。他也忽视了敌人缴获他的地图、计划和命令的可能性。而他却没有试图去收集德国军事行动的情报。
2月9日天未明时开始，德军开始从突出部撤出。按照以尼伯龙英雄传奇中恶毒的侏儒命名的“阿尔布雷希 [ 注：尼伯龙是德国传奇中的侏儒族，阿尔布雷希是该族的王和首领，他们原有一只魔戒和黄金宝藏，后来被英雄西格夫里特所得，西格夫里特后为阿尔布雷希设计谋害。——译者 ] 行动计划”，开始进行井井有条的破坏计划。德军放弃他们苦战得来的地区，决心让它成为废墟。
没有留下一幢建筑物。拆毁了几千幢农舍和住房，砍倒了果树，炸毁了桥梁和铁路车站，水库和水井都下了毒。当所有部队退到兴登堡防线时，以德国人的彻底性，把大地化为焦土。这个非常坚强的防御阵地从阿腊斯以南延伸到可以俯瞰埃纳河的起伏不平的山丘，法国的后备集团军群就驻在那里。
这里德国防线沿着称为谢曼—德—达姆的山脊，弯向西去。这是一个天然的战术据点，运送补给不会被协约国看见。在战史上，以前的防御体系没有再比兴登堡防线坚不可摧的了。
村庄的夜色消失在火焰中，这是德军放弃他们的突出部的最初证明。在前线的指挥宫建议立即进攻这条受到削弱的防线时，尼韦尔得知敌人撤退的消息。但尼韦尔和他的僚属认为这些报告近似煽动性言论。法国总参谋部发出命令，禁止这类“不服从谣言”的传播。如果尼韦尔要现实地估计敌人的撤退，他就不得不把过去几个月发展起来的复杂的战略，一笔勾销。
分阶段有组织地撤退的德军，在每天午夜开始撤退。到上午4时，大部分士兵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堑壕线，留下一个小队机枪哨，来扫射任何前进的部队。破晓时，哨兵们也撤走了。到3月19日，突出部已经空无德军。撤退已经没有损失地完成了。
当法国部队进入这块烧焦了的突出部时，在他们周围的土地是不能居住和危险的。到处都是陷阱。在士兵和装备能够前进之前，得重建被破坏了的公路和桥梁。饥饿的平民需要食物和栖身之所。在地上出没的老鼠比人还多，在吞食死马和德军杀死的其他牲畜。
收复这个突出部，使尼韦尔博得他的国人的欢呼。在各种集会和社交聚会上，平民们都为国家幸而有这样一个杰出战略家来担任总司令而互相祝贺。可是，前线士兵感到，他们的进军不大象是胜利。尼韦尔找不到突出部可资打击，宣称战役将按计划进行，但主要打击方向将是兴登堡防线南端的谢曼—德—达姆。
尼韦尔认为撤走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只要作一些战术上的修改就行了。与此同时，他将遇到国内战线上的另一个问题。白里安总理的政府，已于3月19日被一位八十岁老政治家亚历山大·里博的政府所取代。里博卓越地任命保罗·潘勒韦为陆军部长，他同他的前任是迥不相同的。
因为他负责全面管理战争，潘勒韦坚持要有相当的权力，不象以前的部长们那样，他们从不过问总参谋部的决定。潘勒韦在其他方面也不一样。在青年时期，他就以数学家闻名。这位矮小的学者现在五十三岁，语调尖锐，开始审查尼韦尔的总计划。潘勒韦不象许多政客那样，他是天然襟怀坦率的。也许他的数学天才的国际声望使他除为法国服务外，没有其他个人野心。
当潘勒韦刚到部视事的时候，他就会见尼韦尔，了解他的计划。简短的寒暄后，率直的潘勒韦直截了当地宣称，如果他在霞飞被解职时担任部长，他将选择贝当担任总司令。然后，他转到军事问题上。他告诉尼韦尔，他得悉他的作战计划包括进攻的准确日期4月16日在内，在整个巴黎的沙龙、咖啡馆和别的地方谈论着，他感到不安。
这位部长认为，除敌人有可能知道细节和确切日期外，随着德军的撤走，这个计划当然已被取消。而且，沙皇尼古拉已于3月15日退位，让俄国准备媾和，从而使许多德国师解脱出来，支援西线。当尼韦尔肯定攻势只要稍作变动时，潘勒韦惊讶得直眨眼睛。
尼韦尔解释道，因为突出部不再存在，法国的大炮和部队将去德国前线上打开缺口，然后在迷惑了的敌人后面扇形展开，以摧毁其堑壕体系。尼韦尔继续说道，法国的损失将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兴登堡防线经受不住法国攻城炮的锤打。
尼韦尔说，“我不担心人数，人数越多，胜利越大。”潘勒韦感到迷惑不解。当尼韦尔宣布他的计划时，这个计划听上去好象是霞飞在西线两年造成灾难的智略的重演。
潘勒韦有一种灾难将临的感觉，开始仔细审查尼韦尔的计划。他容许关于他的意图的谣传散布开来。各方面的指挥官立即向他提出许多怀疑。潘勒韦听他们说，由于德国从突出部撤退出来，尼韦尔的全部战略需要修改。这位部长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迫在眼前的俄国的垮台，将使许多强大的德国师来加强已经严密设防的兴登堡防线。
美国对德国日益敌对的态度，被引证为放弃尼韦尔计划的关键性理由。法国不需要单独流血，而应等待到美国参战为止。协约国得到了增援，就能粉碎德国军队。当潘勒韦听到他的前任陆军部长路易·利奥泰曾嘲笑尼韦尔的计划，可能是流行笑剧“热罗尔斯坦大公妃的军队”设想出来的计划时，他的惊恐加深了。但利奥泰没有把他的怀疑当面向尼韦尔提出。
如果需要进一步证明的话，那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国政界人物夏尔·德弗雷西内提供的。3月25口，他把属于后备集团军群的一位高级军官写的备忘录，递交潘勒韦。据说是代表所有高级参谋集体意见的这份报告，宣称德国人已对法国的攻势作好充分准备。如果德国人击退了进攻，“陆军中几个最好的军，即第一军、第二十军、第二殖民军、第三十二军和此外更多的军，将大批遭到击毙”。
拼命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潘勒韦，采取了一个不寻常行动。他召见了尼韦尔的三位最高集团军指挥官，请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在3月28日被接见的米什勒将军，公然不赞成这次进攻。第二个被接见的是贝当将军。他也看不出尼韦尔的计划会取胜。第三位指挥官弗朗歇·德斯佩雷也同样表示悲观。
为日无多了，潘勒韦决定，说理可能劝阻尼韦尔，于4月3日请他到陆军部赴宴。其他客人包括里博总理和安德烈·马奇诺殖民部长。潘勒韦机智地向尼韦尔说明了所有不利于他的计划的事实，强调了等待美国参战的巨大利益。
尼韦尔重复了他决定进攻的理由。德国撤退，只需要对法国计划作些小变动，任何相反的观点都是无知的产物。尼韦尔再次向他的听众保证，这场大规模进攻将在数周内结束这次大战。
虽然美国离宣战只有三天，尼韦尔低估它作为一个盟国所起的作用。他坚持说，美国提供的任何军事援助不会来到，至少要到下一年。话题回到德国的防御时，尼韦尔充满信心。他说，兴登堡防线在第一次猛攻下就要崩溃。
这位统帅暂停了一下，然后走到一幅巨大的西线挂图前面，手中拿着一根教鞭，横扫了一道宽阔的弧线。他高傲地宣称，所有这一切几天内将是我们的。尼韦尔是充分了解他的听众的。他是在和渴望获得那怕是一点点胜利也好的领导人谈话。差不多三年了。法国只知道失败，耻辱和失望。
潘勒韦部长拉了尼韦尔的手，说道：“将军，如果你进攻的结果，只是归还我们这片广大的领土和它所包含的一切，政府和国家将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并将大大地感谢您。”尼韦尔报之以微笑：“那没有什么，不足道的小小的战术胜利而已。我在埃纳河聚集的一百二十万士兵、五千门炮和五十万匹马，不是为了这样一点点的战果的。这场比赛是不上算的。”
但是德国的防御体系现在已经作好战斗准备，是以完全新的战略为基础的。传统的纵深一英里或更多的一系列堑壕，已为数千个布满机枪的混凝土碉堡所取代。对任何机枪碉堡的袭击，将招致周围机枪碉堡的火力。在机枪碉堡后面，是除天然岩洞外，包含数千个地下掩蔽部的复杂的设置，这些地下掩蔽部在猛烈轰击期间将掩蔽部队。在弹幕射击停止时，防守者将冲向前去，击退可能越过机枪碉堡的任何法国部队。德军的所谓“弹性防御”，是设计出来迅速而彻底地挫败尼韦尔发动的战役的。
尼韦尔应对另一个严重挫折负责。他原来的计划假定，他的四十四个法国师将大大胜过敌人的九个师。但德国已从俄国和其他战线抽调足够的兵力，集合了四十三个满员师，沿着兴登堡防线布防。把这个新比例告知尼韦尔时，他不理会，认为这个情报是不相干的。
在尼韦尔的计划付诸实施之前，还有一个阻碍必须要解决。潘勒韦安排了和尼韦尔的最后一次会议。许多指挥官，甚至平民，都把备忘录送给他，指出进行这次攻势的愚蠢。彭加勒总统出席了这次会议。
4月6日上午10时，在大炮行将轰鸣之前十天，这批人集合在贡比涅的总统个人专用的铁路车辆上，总司令部就在近处，是最近为了准备进攻而迁来的。为鼓励坦率，会议不作记录。只有最高级的政界和军界人物参加。尼韦尔知道会议的目的，现在显得非常冷淡地有礼貌。
彭加勒首先表明，在人力方面已感贫乏的法国，应当避免这个很可能发生的风险，因为如果冒险失败，国家会遭到重大的损失。总统是尊重人的，他给尼韦尔提供了一个放弃这个计划的机会，但仍可保持他的权力和威信。潘勒韦陆军部长讲了同样语调的话。
在所有人表示了同意后，尼韦尔作了答词。他的态度冷淡而超然，并不企图去回答他们的反对意见。他宣称，“我不会在任何借口下，卷入又一次索姆之战的。”他预示，进攻将摧毁法国的消极态度，接着作了甚至他也一定知道不能实现的许诺。为了缓和对丧失人力的担心，这位将军许诺，如果他的进攻在四十八小时内不成功的话，他将终止这场战斗，撤回所有部队。
尼韦尔的话是对着沉默和并不相信的听众讲的。他的集团军群指挥官被要求发表他们的意见。在总司令的冷眼凝视下，可以理解，他们是不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的，只有贝当是例外。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没有执行这个计划的人力物力。……即使这个计划成功，我们也不能扩大这个计划的战果。我们有五十万生力军来作这样一次前进吗？没有。那么这是不可能的。”
尼韦尔打断贝当，说道：“既然我既不能得到政府的同意，又不能得到我部下的同意，摆在我面前的唯一道路是辞职。”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他们的政府已经摇摇欲坠，部长们知道，在大战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他们是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总司令的辞职的。尼韦尔如果离去，有人将随之而提出组织新内阁的要求。
部长们关心的是保持国家的协调和他们自己的职位，他们自圆其说，即使尼韦尔只获得一点点胜利，风险将自行消灭。即使发生最坏的情况，尼韦尔已经许诺，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不成功的话，他将放弃进攻。
4月15日，进攻的前夕，黑暗降临，寒冷的被风刮来的雨开始转为雨夹雪，气温迅速下降。士兵们步履艰难地走向他们的阵地，泥深没踝，上衣被雨打得湿透，慢慢地耗尽了精力。到达他们的攻击位置后，他们在大下特下的雨雪下缩成一团，同时连队指挥官宣读尼韦尔当天的命令：“时间已经来到！勇敢和信心！法兰西万岁！”
在敌人防线后面，德军统帅，巴伐利亚的皇子鲁普雷希特，向士兵们宣读德皇的电报：“你们军队正在经受猛烈的炮击。法国步兵的大进攻每个小时都能到来。整个德国正在期待地注视着它的勇敢的儿子们。为我问候他们。我的心和他们在一起。”
在法国炮兵通宵弹幕射击期间，数十万部队向前移动。尽管冻雨刺骨，士兵们感到一种新的力量，人们对巨大的武力炫耀感到敬畏。那天早些时候，两边的蓝色军服毫不夸张地延伸到地平线。自1914年8月以来，士气从来没有这样高昂过。
拂晓前当突击的哨子吹响时，部队攀登壕内的梯子“登上壕顶”。后备营挨着前进，指望把敌人杀光。但当他们在泥淖中溅着泥水行进时，他们开始感到非常失望。尽管法国大炮的数量庞大，它们轰击不到全部敌区。德国的有刺铁丝网都挂上母牛的颈铃，当法国士兵在黑暗中往铁丝网上绊了一下时，颈铃就发出叮铃铃的响声来。
在法国爆炸的炮弹把有刺铁丝网炸掉的地方，德国人就在当场燃起黄色的火焰来。在火光笼罩下，进攻部队都被火炮和机枪的火力所击倒。以芒让的计算为依据，徐进弹幕射击比士兵能够前进的速度快。没有炮火的掩护，法国士兵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法国士兵不能绕过防守的战术据点和进攻后方的德国阵地，就倒伏在灌满泥浆的弹坑里。爆炸的炮弹和机枪子弹向他们射来。到上午7时，尼韦尔的时间表乱成一团糟。法国的各个营，预定每隔十五分钟就进入进攻堑壕。由于部队步履蹒跚和爬了回来，那些在他们后面堑壕里的人无法前进，而跟上来的人又倒在他们身上，乱成一堆。
在他们指挥部里，总参谋部的成员不懂得已经陷入的绝境，以为有些讨厌的机枪碉堡造成了延误，但这些碉堡很快就会被打哑的。芒让又发出了催促前进的命令。他的被派去执行正面进攻的第六集团军，奉命“……不要容许敌人建立连续的机枪防线。你们必须利用缺口，通过抵抗据点”。
留下的缺口不多，而缺口也都是成千上万法国人走向来世的通道。到中午，雨雪和雪下得很密，使目视通讯和空中观察都不可能。炮手们看不到他们前进的部队。根据混淆的报告而行动的炮兵指挥官，以为士兵们还没有离开堑壕。他们就把掩护弹幕拉回到出发点，并把数以吨计的炮弹向前进中的法国部队猛射。
这是法国人大规模使用坦克的第一次战斗。这种坦克按照制造它们的兵工厂的名字命名，被称为“施乃德”，二百辆坦克的大部分陷入泥沼，成为炮火易于命中的目标。下午2时30分，德军大举反击。到黄昏时刻，法军前进了六百码，而不是尼韦尔规划的六英里。只是由于法国部队的勇敢，才阻止了德军进一步把他们赶回来。象皇储威廉这样的一个敌人也赞扬“法国兵的个人的英勇”。
勇敢的塞内加尔人，第一次辜负了他们的法国伙伴。冰冷的雨雪是他们的致命伤。他们冻伤的手不能拿步枪，他们蹒跚地前进，直到他们的军官被打死。然后他们转过身来，急忙奔向后方。
最为悲惨的，是效率向来低的法国医疗勤务的完全垮台。已经为一万五千名伤员作好准备，但第一天的伤亡人数共达九万人。一所医院只有四只体温表要供三千五百只病床使用。缺乏甚至最起码的医疗设备来照顾伤员，只得让他们躺在泥沼中。
尼韦尔司令部发出的公报，都是为欺骗国民而捏造的。四十八小时倏忽逝去，迫使尼韦尔又一次自食其言。就象卡努特国王不能止住大海一样 [ 注：卡努特(995—1035)是丹麦和英国的国王，古老的诺曼底诗篇描绘他如何在威斯敏斯特命令泰晤士河上涨的潮水退去。——译者 ] ，他也不能撤退他的部队。当形势恶化时，再多的欺骗也掩盖不了真相了。
尼韦尔前进得最远是在4月17日，那时他的部队占领了马尔梅松要塞，这是二英里半的进展。实际上，这是德军为了重新集结而从这一突出部撤走的。此后两周，德军和法军在几乎是固定的战线上激战。在谢曼—德—达姆遭到屠杀的报道在士兵中传遍而被胡乱夸大了。更多地听到孤立的口号声，“打倒战争！”“打倒笨拙的将军！”休假的部队挥舞红旗，口唱革命歌曲。
甚至军官也开始对尼韦尔的战略提出抗议。当陆军部长潘勒韦巡视埃纳防区时，他的最坏的怀疑被证实了。他从军官们那里听到第一手的报告，他们申诉道：“这是倒退。我们没有学到一样东西。我们还在坚持1915年的战法。当然，我们将得到传令嘉奖和勋章，但是我们不在乎。我们宁愿把它们扔到领导人的头上。我们关心的不是荣誉，而是可以节约更多人命的较明智的政策。”
最后，连尼韦尔也认识到，他的攻势是一场大灾难。在这危机时刻，尼韦尔的真相毕露了。他寻找替罪羊，向潘勒韦和其他部长暗示，这次溃败是芒让的过失，但他的企图推卸责任遭到无情的拒绝。
尼韦尔显然是歇斯底里大发作，跑到多尔曼的阿尔弗雷德·米什勒将军的指挥部去，在会议室里大发雷霆，当着后者的僚属面前，尖声谴责他的部下。但米什勒不是一个静静地忍受责骂的人。他不顾军阶，攻击他的总司令。他大声喊道，“你想要我对你的错误负责，我，从未停止过对你的错误提出告诫。你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他责问着。“嘿，这叫做懦怯！”尼韦尔在他的部下的唇枪舌剑下退缩了，象喝醉酒似地，摇摇晃晃钻进他的汽车，开走了。
在尼韦尔进攻期间，法国官方历史列出的伤亡人数是九万六千人，这是很不可能的。法国军事历史家里夏尔·图曼将军，报告法国的伤亡人数是十八万。图曼在战时担任过前线军官。他对他的同事和同地位的人是完全同情的，没有理由造出这个数字来，使他们丢脸。其他人把损失定在二十万人以上，至于德军，他们给予敌人的打击比他们受到的打击多，承认十六万的伤亡人数。
在二十一个月的战争中，法军伤亡人数已达三百万以上。法国部队都是勇敢的，对战争所引起的苦难也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他们再也不肯被赶去受屠杀了。在谋求补救的一切合法手段遭到否定之后，部队爆发了反抗。在此后两个月中，法国陆军处于瘫痪状态。
贝当恢复士气
反抗于1917年4月29日开始。情绪愠怒，气氛沉重，但军官们装作不见。连队指挥官也不训斥他的不修边幅的士兵，他们留着五天的胡须，故意走过他的面前而不向他敬礼。奉命开赴前线的部队，利用混乱慢慢向后方走去。喝醉了的士兵吊儿郎当地走过军官面前，非常轻蔑地向他们瞪眼。别的士兵喝着从店里抢来的酒，到处横冲直撞，高喊“打倒战争！”反抗甚至蔓延到享受特权的部队，如第六十轻步兵营。这种营由特种士兵组成，每个步兵师都配属一个这样的营。
军事领导人蒙骗政府——但时间不长——错误地称这种反抗为“集体无纪律”行为。总司令部不了解各师的所在。派去逮捕流浪的反抗者的宪兵队，表现得有勇无谋。闹事的人一声狂吼，扯下他们的武器，用连环拳把他们打得不省人事，把他们倒挂在路灯柱上。
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只有两个可靠的师屹立在巴黎和德军之间，德军一点也不知道使法国人震惊的那种混乱现象。法国最高统帅部担心德军可能向俘虏搜集重要情报，不断调动前线的部队。所有被俘的士兵连提也没有提到过这次反抗的事。法国兵反抗无能的领导——但他们不是叛国的人。
当一支经过苦战的部队，只获得短暂的休息，就奉命回到前线时，不服从就往往表面化了。对下级军官——中尉和上尉——并不表示敌意，他们只是传递命令，并且象他们自己那样，也遭受堑壕战的苦楚。但部队对参谋军官公开敌视，抨击他们是“喝血的人”。
在反抗表面化的同一天，惊恐的政府得出结论，如果法国要生存下去，尼韦尔必须滚蛋。没有大吹大擂或仪式，亨利·菲利普·贝当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和“政府的技术顾问”，办公处就设在陆军部。对整个国家来说，这一宣布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尼韦尔及其参谋人员却看作是凶事的预兆。
在尼韦尔的战役转为大屠杀后，有人率直地要他为了法国的利益而辞职。他决心不让政府省事，坚持要公开解除职务。陆军部长一直支吾到5月15日，然后正式提名贝当为总司令。这对一个六十岁的职业军人，是使人眩目的提升，他在大战开始时，还是离退休已不远的一个无名的上校。
贝当立即把他的前任的参谋人员解职，代之以炮兵人员，他们和他的观点相同，即赢得战争要靠大量使用大口径炮和节约人力。直到他取得指挥权为止，炮兵是次于步兵突击的。大部分炮术训练学校都已停办，把干部放出来投入4月攻势。现在建立了一个炮兵研究中心，在那里把步炮协作作为军事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教。
贝当把他的注意力转向陆军的内部危机，处理了不满的主要根源——士兵的休假。在这次大战前，军队从不关心休假问题。进攻派的领导认为，闪电般的胜利将使士兵解放几个月，如果不说几周的话。在堑壕战陷于胶着状态时，从理论上说，士兵在前线作战每四个月，就可以休假一星期。但日益增加的伤亡导致人力缺乏，军队就靠削减假期来克服，在进攻之前三个月或更长时间内，所有部队都取消了假期。休假被认为是特权，而不是权利，给假很吝啬。许多士兵在前线过了十八个月而没有得到一次休假。
获准休假七天的士兵，不知道仅仅回家一次要花费多少休假时间。他们被背包和步枪压得重重地，拖着缓慢的步子走好几英里到最近的铁道线，等候火车得等上几小时或几天。除暂时离开敌人的火力外，其他条件都和前线一样。连满足起码的舒适的供应都没有，士兵就在寒冷、雨雪或雨中闲荡和睡觉。车站没有住宿或洗澡的设备。食物很难得到——战时飞涨的物价使士兵无力购买大部分食物。
贝当命令他的指挥官“保证每个人每四个月有七天休假。……要极小心地订出休假时间表……并公布出来让那些有关的人检查”。接着下了另外一些命令。要为休假部队准备充分的卡车运输，把他们从基地运往火车站。增开列车来减少他们等候的时间。在火车站设置专供士兵使用的设备——低价膳食、理发店、盥洗室、免费医疗服务和床铺。
不满的根源都有组织地加以消除，直到陆军的战斗素质——除部队的实力外——得到恢复。贝当使他的战略依据于现在已是盟国的美国的人力。他告诉部下说，“我们必须等待美国人。”在他的统帅下，法国陆军的指导口号是：“多用钢铁，少流鲜血。”
也许法国指挥官没有比贝当更了解部队的性格了。他访问了将近九十个师，听取控诉和消除其原因。如果一项证明是正确的控诉受到忽视，他将指责最高级的师属军官。医疗勤务完全改组，部队指挥官要对它们的有效工作亲自负责。到6月底，秩序和士气都恢复了。
直到最近几年为止，法国最为严密保守的机密之一，就是1917年的这段反抗情节。除法国官方历史有简短记载外，军队用保持缄默把这件事情包起来。贝当难得提起这一事件，也没有留下回忆录。历史家理查德·瓦特认为，“……积极反抗的至少有十万人，也许更多。”
官方报告列举有四百十二个反抗者受到惩罚，其中二十三人被枪毙——就卷入的部队人数而论，这是难以置信的。有多少人经过或未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就被处死，依然不得而知。其他反抗的人都流放到魔鬼岛和非洲的劳役营，后来经政府大赦，于1924年回到法国。
十八、伊普雷，1917年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从来不完全相信，机枪和坦克已使骑兵袭击成为历史陈迹，并且似乎在宣扬这种观点似的，在整个大战中，他的发亮的长统靴总是带着踢马刺的。他为进攻佛兰德的伊普雷防区战役拟订的1917年计划，使一个日夜渴望的梦想复活了——在夺取奥斯坦德和泽布腊赫德国潜艇基地而向比利时海岸进行扫荡中，来一个大突破，这将使他“有机会大量使用骑兵”。
经过多少世纪的辛勤劳动，佛兰德的田野已从原始的沼泽中开垦出来。但初期战斗的轰击破坏了复杂的排水和堤防系统，后来的雨淋和炮击把伊普雷周围地区搅成一片泥海，星罗棋布着阴暗、污浊的池塘，从活人以及人与动物尸体的废物和垃圾中散发着恶臭。比利时人给总司令部的报告，强调这个地形不适合军事行动。如果马匹和大炮不及时控制住，就会陷进淤泥里去。但黑格却对这个地区的干燥的地图更为神往。
在这一防区，德军沿着从帕尚达埃尔的村庄延伸到梅西纳村庄的一条八英里天然高地掘壕固守。这个山脊的两半边都是以最近的村庄名字命名的。劳合—乔治首相和英国内阁，唯恐黑格选择这种对德军没有战略价值而对英军则充满着危险的作战地点。但黑格受到第一海务大臣杰利科的支持，他关心来自海峡口岸的潜艇威胁，黑格得胜了。
自1914年以来，伊普雷突出部一直由足智多谋的休伯特·普卢默爵士指挥的英国第二集团军防守。他设计了一个方案，在挡住英军突出部东南侧翼的一连串山脊的梅西纳那一边挖掘地道，把它炸掉，这实际上是把它消灭了。威尔士矿工和其他部队劳动了两年之久，这是军事史上最惊人的坑道作业。
在没有遮蔽的明亮灯泡的闪光下，挥舞铁镐和高举铁锹挖掘深至一百二十五英尺的竖井，同时水泵不断嘎嚓地响着。除五英里横坑道外，共挖了十九条坑道，有些近半英里长。这种挖掘出来的坑道中，在紧要的敌人阵地下面，塞满了一百万磅剧烈的爆炸药阿芒拿。
德军也想到用炸药在英军阵地下面挖坑道，他们可能结束这种僵持局面，但他们的坑道作业着手晚得多，从来没有赶上过普卢默的矿工。有些地方，德军挖到六十英尺深。在德国挖洞者朝他们挖来时，英国监听员借助扩音器担心地听着——有一次，德国的一条横巷，其尽头离英国的坑道不到两英尺。在每一口竖井上面，英国人作了记号，写上“深井”字样，但德军没有受骗。
地面上为突袭作准备可以清楚地被观察到，被俘的英国俘虏也谈到这一点——有的甚至透露突袭的日期，6月7日，在此以前要进行七天的炮击。但没有一个人提起坑道方案，在被询问时也全都否认这类冒险行动。怀疑的德军派出突击队，取来了从坑道中挖出来的粘土，这些标本毫无疑问地证实了英军挖掘的深度。然而并未尝试从梅西纳山脊撤出，因为德军相信英军埋藏得这样深的炸药不过能引起震颤而已。
6月6日夜，普卢默赞许地评价这个工作，并说：“先生们，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将在明天造成历史，但我们肯定将改变地理。”
发动进攻的时刻是上午3时10分。半小时前，所有英国大炮都停火，同时部队的枪上了刺刀，在堑壕里待命。3时差几分，德国的绿色和黄色信号弹照亮了夜空，给炮火发出信号。对英国防线进行一阵简短的炮击后，前线又沉寂了。到了发起进攻时刻，电池外壳的插棒式铁心被塞了进去，同时引爆了所有十九条坑道的炸药。当泥土冲向高空时，震波穿过海峡，甚至伦敦唐宁街十号的首相都感觉到。德国防线上炸成的弹坑，直径达三百英尺，近一百英尺深，炸死或炸伤的德军在二万以上。当黎明时天空中最初出现的光线照亮烟尘形成的柱子时，九个师——包括一个澳大利亚新西兰师——上了出鞘的刺刀冲锋。最初的前进没有遇到抵抗，但前线后面的抵抗愈来愈强。到了一整天战斗结束，俘获了七千三百名俘虏，但几天后，普卢默军队的死伤达到二万五千人，未有寸进。
黑格想在8月的骤雨使伊普雷突出部陷入泥淖之前，完成这个军事行动。他的计划包括攻占山脊，然后向海峡口岸前进。普卢默将军已经执行了这个战役的第一阶段，但他对付加强的抵抗缺乏进展，促使黑格提出由休伯特·高夫将军及其第五集团军分享和普卢默同等的指挥权，但实际上由高夫将军指挥这次突击。
不但高夫及其参谋人员不熟悉伊普雷周围的地形，而且第五集团军是一支组织松弛的部队，它的几个师里都有新兵。在接着而来的部队重新组合中，由于普卢默的第二集团军调往右面而左面阵地由第五集团军防守，高夫的大量补给不是到达太迟，就是卸在很不合适的待运地区。
在高夫对面的，是西克斯特·冯·阿尼姆将军及其能干的参谋长弗里茨·冯·洛斯贝格上校指挥的德国第四集团军。英军不知道，德军正在应用洛斯贝格首创的弹性防御新战略。在这种计划下，容许敌人稍有前进，但只有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之后。
第四集团军的防御包括六条堑壕线，由上面盖着混凝土和排列成菱形的机枪弧形窗加以支持。因为习用的堑壕体系实质上已经放弃，代之以一系列钢筋混凝土碉堡，每个碉堡甚至能经受一颗八英寸炮弹——虽则在直接命中时常常使里面的人受到震荡而死亡。
前沿阵地只配备少量人员，但是当进攻部队进入后方地区时，抵抗越来越强。高夫也不知道德军的新武器——在炮弹中发出芥子气。连鲁普雷希特皇子也是乐观的，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进攻我心里是十分安定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配置过这样坚强的后备军，他们受过十分良好的训练，知道在被进攻的战线上应尽的职责。”
为使他们的防御更为坚强，德军还把陆地淹没，使每个碉堡的三面都被水包围。每个碉堡的后面有几条小路，以便防守者迅速退却，而进攻者不得不缓慢地前进，从一个水坑跳到另一个水坑，直至距离近到能把手榴弹扔进发射机枪的狭孔中。在以后的战斗中，协约国将使用同样的防御方法。
对黑格的战役计划抱有怀疑的劳合—乔治，组织了一个由内阁阁员、民间知名人士和军界人物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目的在于限制黑格的权力。当简·克里斯琴·史末资将军和寇松勋爵两人支持黑格时，他失败了。劳合—乔治再次决定不使他的不稳定的联合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冒险。
在战场上，英军的三千三百多门大炮面对着德军的一千五百门炮。7月22日，英军开始十天的密集轰击，发射了一百五十万发以上的炮弹。7月30日，开始下起季节雨来，使战场成为一大片沼泽。派来侵扰德军防御工事的坦克，无可奈何地陷入困境，它们的装甲钢板太薄，经受不住密集的德军炮火。派来进攻的四十八辆坦克，只有十九辆能勉强投入战斗，其中十七辆迅即被击毁。即使如此，高夫的步兵在一条十五英里的战线上前进了几千码。然后一次反击，迫使他们几乎退到出发的防线。第一天，英军伤亡人数达三万二千人。
黑格的指挥部继续发回欺骗的电报，诸如“在全线进攻中，我们已经突破德军防线”，但最后高夫不得不承认，他的部队无望地陷入困境。于是黑格命令普卢默将军及其第二集团军尽他们的所能去营救，但为时已晚。这个战役拖过秋天，直到11月20日，那时零度以下的气温和地上结冰，为结束这一战役提供了借口。
黑格的冲到英吉利海峡的宏大计划，结果只得到几平方英里毫无价值的沼泽地，包括荒芜的帕尚达埃尔村庄在内。黑格的老对手劳合—乔治在他的辛酸的回忆中写道，这场战斗“连同索姆和凡尔登的战斗，将列为战史上所曾进行过的最残忍、最无益和最血腥的战斗”，并说，这是“在所有灾难记录中无与伦比的顽固和狭隘的自高自大”的结局。
十九、俄国的崩溃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俄国革命
俄国的最后一次大进攻，是在它的最能干的指挥官阿列克赛·勃鲁西洛夫的领导下，于1916年6月4日发动的。对意大利转向协约国方面感到愤怒的奥军，在一次奇袭中，猛攻特兰提诺的意军，使他们退到伦巴第平原。面临肯定的灾难的意大利国王，打电报恳求沙皇来拯救他的政权。尼古拉二世下令对奥匈军队发动东部战役。
勃鲁西洛夫没有提出警告，就沿着二百英里战线出击。他不用大炮弹幕射击准备，完全用奇袭来打击敌人。俄国兵力共计五十一万人，包括四十个步兵师、十个骑兵师和一千七百七十门大炮。这个实力大体上和敌人的实力相等，但当俄军向他们的目标——重要的科韦耳和伦贝格(利沃夫)铁路中心，加利西亚的工业首府——猛冲时，奥地利的防御崩溃了。被出其不意的突击打晕了的奥匈第四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一支不稳定的多民族的混合物）溃散奔逃了。
勃鲁西洛夫的胜利，使他总司令部的首脑们感到惊讶。没有一个人对他的进攻抱有信心，也没有准备为他提供后备军或物资。当他们的进攻在6月底势头稍低时，疲乏的俄军已经俘获了二十万以上的俘虏，他们的前进部队已经望见喀尔巴阡山的山口。要是他得到人力和补给的增援，勃鲁西洛夫很可能使崩溃中的二元君主国当时当地垮台的。
虽然兴登堡极度需要他在凡尔登和索姆的所有后备军，他迅速抽调十五个师来防止奥地利的垮台。俄国总司令部也给勃鲁西洛夫送去为时过迟的支援，但这些支援是用马拉货车在满布车辙的泥路上费力地慢慢运来的，而德国人则沿着高效率的铁路向东疾驰。
到7月中，奥德联军已把战线稳定下来，对俄国的薄弱据点的反复反攻已夺回了许多小块土地，尤其在卢茨克周围。尽管缺乏充分的后备军和军火，勃鲁西洛夫不但固守从奥军手中夺来的六十英里土地的大部分，而且反复进攻。战斗直到9月的第二周才结束，那时奥军和德军的死伤已逾二十五万人，被俘者人数相仿。俄国人则付出了一百万人的惊人代价。俄国农民总是没有武器或弹药的。有时他用刺刀缚在一根棍棒上冲锋，并且缺乏最普通的工具，甚至不得不赤手去折断有刺铁丝网。
俄国革命
沙皇的军事政策不是屠杀便是停滞不进。随着冬天到来，开小差的士兵在一百万人以上。士气十分低落，开小差的士兵公然住在家里，不受当局的干涉。腐败和低效率沾染到社会的各部分。军队的承包商收了钱只供应补给的一部分，而且常常是质量差的。
可是，对于他的三百年皇朝可能遭到危险的这类预兆，沙皇仍然无动于衷。有人谋求指点他，他都不加理会。当杜马议长提出警告，叛乱正在席卷这个国家时，尼古拉二世写信给皇后：“这个大腹便便的罗德江科，又给我写了一篇胡话，我甚至不愿回答。”连杜马中最保守的党派，也同意必须除掉沙皇。温和的社会党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提倡“必要时用恐怖分子的手段”来一个反沙皇的政变，参谋总长阿历克谢夫着手策划逮捕皇后，迫使沙皇进行改革。但事变的发展代替了他的作用。
1917年3月初，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粮食骚动。派去了军队，但他们和起义者亲如兄弟。这个政权无论哪里都得不到支持，专制统治等不到被推翻便突然垮台了。3月15日，沙皇把他的退位书送给他最近非常藐视的杜马议长。
以温和派为首的临时政府肯定了它对协约国的忠诚，保证继续作战。工人和士兵组织称为苏维埃的委员会，起初同新政权合作，但不久他们进一步向布尔什维克影响下的左翼靠拢，布尔什维克要求结束战争和废除私有财产。德国谋求同俄国单独媾和，以便在西线集中所有军队。为达到这一目的，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鲁登道夫，采取有意的冒险行动，以使俄国退出战争。
除坚守他们的防线外，德军停止了东线的一切军事行动。鲁登道夫高兴地注视着温和派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扩大裂痕。他知道非正式停战阻止这两个派别团结起来共同保卫俄国。政治上老练的德国特务，伪装成士兵，聚集在前线，双方在温暖的阳光下交起朋友来。俄国士兵干脆不理会作战的命令。
为加速使俄国退出战争，鲁登道夫安排尼古拉·列宁和一批革命家经德国从瑞士到波罗的海小口岸城市扎斯尼茨，再从那里赴瑞典的马尔默。在德国的请求下，由瑞典政府把他们运往那时仍是俄国一个省的芬兰。外交部的指令说，“如果不准俄国人进入瑞典，陆军最高统帅部准备使他们经过德国防线进入俄国。”列宁于4月16日到达俄国首都。
俄国稍稍转为左倾。5月中改组的政府由社会党的多数组成，包括担任陆军部长的克伦斯基。俄国已经打得筋疲力尽，协约国却认为没有什么要紧，它通知新政权：不打仗，就不支援！法国特别坚持要从东面进攻德军。它被反抗所震撼，担心——有充分理由——再受到大规模突击就将失败。主要由于作为一个激进演说家而享盛名的克伦斯基，访问前线以提高士气和激励士兵作战，但人家对他的雄辩充耳不闻。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平，土地，面包”比同德国人打仗有大得多的号召力。
克伦斯基的忠于协约国，是毁灭俄国的民主的祸根。他下令由新总司令勃鲁西洛夫发动进攻。这位将军以伦贝格为目标，从精锐的高加索团、芬兰团和西伯利亚团中调集了二十万部队。先头部队是最精锐的哥萨克骑兵旅，但没有可靠的步兵后备军可用。
俄军于7月1日开始进攻，没有遭到德军的抵抗，他们以为停战仍然有效。在开始的奇袭中，俘获德军一万七千人以上，以后几天又俘获了一万多人。在奥德军队于第二周迅速作好进攻准备后，伦贝格未被攻陷。他们因新开到的后备军而得到加强，使用大量野炮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反攻。这对俄军来说是受不了的。在有计划的猛轰下，从有秩序的退却变为全线溃退，德军则在后面穷追。不到一周，在1916年勃鲁西洛夫进攻期间俄军所获得的全部领土，实际上都被收复。在7月底以前，俄国永久退出这次大战了。
前线的纪律荡然无存。开小差成为如此普遍，以致军队自行解散了。在东线至少仍有八个德奥师，但所有追击都已停止。德国最高统帅部估量了这个形势，并且不采取任何可能使俄国人联合起来的措施。反对地主的农民起义席卷俄国，不等土地改革就把庄园夺取了；工人没收了工厂；俄国受到混乱的震撼。
7月失败后，克伦斯基无法制止内乱，人民支持他的一点残余都消失了，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使列宁于11月7日掌握政权。布尔什维克是少数派，得不到公众的赞同，但他们力量的源泉是得到武装赤卫队支持的苏维埃。11月8日，列宁发布和平令。11月22日签订了停战协定，然后于12月初在德军占领的俄国铁路线终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和平谈判。
由莱昂·托洛茨基率领的苏联代表团，拒不接受德国提出的要求，即俄国放弃波兰和其他西部领土。而且，托洛茨基认为德国革命迫在眉睫，声明他自己不向代表团讲话，而向德国工人讲话。马克斯·霍夫曼将军坚持要求承担协定的义务，托洛茨基不作明确答复，后来声明俄国不能接受德国人的条件。他的“不战－不和”的声明，激怒了霍夫曼。
由于没有抵抗，于是德军更加深入俄国领土。列宁用不着进一步的敦促。2月19日，在德国人进军后不到二十四小时，这位苏联领袖发出电报，接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提出的全部条件。可是，霍夫曼将军又前进了两周，他的军队已进到普莱普斯湖和纳尔瓦，使彼得格勒面临入侵的危险。其他德军扫荡到乌克兰的谷仓。
霍夫曼深信苏联领导人不会再拖延时间，于3月3日再同他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会谈。苏联人给予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自治，而乌克兰和其他俄国领土则继续置于德国占领之下。托洛茨基试图哄骗霍夫曼的策略，代价是高昂的。俄国还不得不把巴统、阿尔特温和卡尔斯等地区交给土耳其。（八个月后，战败的德国放弃了所有征服的领土。）
二十、意大利战线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都是猎取领土的投机者。当它于1940年进攻战败了的法国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抨击这一行动是一支“伤人的暗箭”。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政策也是完全如此，那时，它在加入据其判断最有可能取胜的阵营之前，先在一旁守候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是“三国同盟”的签字国，“三国同盟”是一个包括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内的共同防御公约。尽管德国人对意大利不存什么妄想，就在战争爆发之前却征询了这个盟国的态度。因为二元君主国要对塞尔维亚进行侵略战争，意大利答复它将援引使它免于军事行动的防御条款。
1914年奥地利人在东线的挫折，使德国不得不去支撑其盟国，以对付即将冲过喀尔巴阡山山口和扫荡匈牙利平原的俄国人。二元君主国对塞尔维亚的另一次轻率的进攻也同样是损失惨重。由于奥匈帝国屡战屡败，意大利人显得不大想再持中立了，而德国最高统帅部担心，意大利成了协约国一方的交战国，会改变形势，使奥地利遭受摧毁。
为了防止这件事情发生，德国极力主张，意大利应当得到它所要求的领土，以作为其中立的代价。由于这块领土属二元君主国所有，奥地利反对这样做，但谈判仍继续进行。与此同时，意大利正在秘密同协约国谈判，这些谈判不久就变得更须认真对待了。
俄国的猛攻预示着奥匈帝国的失败。这种前景使意大利人寒心，因为除非他们在奥地利垮台之前正式加入协约国，否则他们就不能参预对它的瓜分。另一个诱因是，在对奥地利的领土上协约国比奥地利自身更为慷慨。结果，1915年4月，罗马签订了秘密的伦敦条约，于一个月后宣战。
这个条约规定，作为对协约国军事援助的报偿，将给予意大利以蒂罗尔、的里雅斯特、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一部分和希腊人聚居的多德卡尼斯群岛。还允许意大利扩大其非洲的殖民地和参预瓜分奥斯曼帝国。
意大利人于1915年5月22日对奥匈帝国开战，但财政枯竭和惧怕德国，使它的军事野心受到约束。罗马得到它的新盟国的同意，不对德宣战，直到1916年8月28日，那时它感到更为安全，不怕报复了。柏林对这种两面派行径并不奇怪，但在整个二元帝国，意大利的行为被视为背叛。此后，康拉德将军只能称这个敌人为“背信弃义的意大利”。
意大利的非非之想被战争的现实打断了。在经济上，这个国家是协约各国的负担。要履行它在军事上承担的义务，意大利的装备太拙劣了，既缺乏生产重武器的手段，又没有钱购买。英国过去分享着法国的煤，法国东北部的煤矿而今都落在德国战线后面了。现在，英国不得不把宝贵的燃料运给意大利，以供其工业和船舶之用，因为意大利海军能把奥地利潜艇围困在亚得里亚海。
仍得医治其从1912年利比亚战争中受到的创伤的意大利军队，还远未作好参战的准备，它的八十七万部队缺乏充分装备。在一个厚道和灵活的领导人手下，意大利军队本可装备充分的。但总司令卢伊季·卡多纳将军不是这样的人。
康拉德将军对意大利发出一连串的威胁，但没有力量付之实施。奥军正在俄国战线挣扎求存，只能抽出十万士兵来守卫共同边界（同意大利中立时部署在这些阵地上的人力几乎一样多）。奥地利知道，要对付由多洛米特、卡尼克、尤利安等阿尔卑斯山脉拱卫的掘壕固守的兵力，任何意大利的突袭将是上坡的战斗。奥地利人还知道，其他战线上的压力一有减弱，就会有部队解脱出来，他们就能比较容易地长驱下坡，穿越北部的意大利平原。
地形图上奥—意战线四百八十英里长、成曲线的山脉障碍，显示了意大利1915年面临的问题所在。南部和东北部环形战线上的任何进攻或防御，都有利于奥军。卡多纳知道，向多洛米特或卡尼克山脉突击，将招致全部毁灭。这里的阿尔卑斯山脉有险峻的山口和隘路，只有最有训练的阿尔卑斯山部队才能攀登。
在西北部，深深地突入并形成对意大利威胁的特兰提诺(南蒂罗尔的一部分)，有奥军在参差不齐的山顶后面掘壕固守。意军要在这里进行任何突击，得攀登深沟高垒的阿迪杰山谷，只会在特兰托狭长深谷或再北面甚至更为崎岖的勃伦纳山口遇到伏击。
在东面，的里雅斯特——奥地利在亚得里亚海的唯一港口——的入口也有天然的障碍相阻隔。这里似乎为进军提供了某种希望，但只是与两个其他防区对比而言。伊松佐河从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脉的峡沟倾泻而下，然后缓慢地流成沼泽，最后注入亚得里亚海。奥军的据点，就设在伊松佐河东岸所有的渡口上。
在这些集中防御的中央，是戈里齐亚这个在高处的设防城市；在它的北面是巴因西扎高原；这个城市的南面是海拔九百英尺、陡峭、荒芜、尖削的石灰石悬崖的卡尔索高原。
在这些障碍后面，是高入云端的阿尔卑斯山峰，由训练有素的阿尔卑斯军守卫着。一位战略家总结道，意大利的困境是，“不攻占山脉，伊松佐河是不能渡过的，而不渡过这条河，山脉是不能攻占的”。
在对的里雅斯特、伊斯特拉和其他领土提出要求之后，意大利政府知道，这些领土首先要靠武力征服来获取。卡多纳将军没有其他的便当办法，不得不在特兰提诺和沿着伊松佐河发动攻势。
图4 奥－意边境
伊松佐河战役，包括从1915年6月到1917年9月间在一条六十英里战线上分别进行的十一次血腥而徒劳的战斗。当然，西方协约国是唆使卡多纳进行此类冒险的。英、法认为，如果能够迫使奥匈帝国两线作战——东面对付俄国，南面对付意大利和塞尔维亚——这个二元君主国就要倒霉。即使协约国估计有误，德军也得从西线调兵，来支撑摇摇欲坠的奥军。但事情的发展完全不同。
卡多纳无视伊松佐河缓慢地蜿蜒流向亚得里亚海时沿途的泥淖平地和沼泽，只看到相去不远的平坦的平原。他毫不注意由设防的戈里齐亚城堡所保卫着的笔直的高山悬崖，而这个城堡座落于伊松佐河缓慢地流着所形成的一片沼泽和平地，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在所宣布的“战役的首要大目标”中，意大利人试图夺取面对戈里齐亚的六十英里宽的桥头堡。卡多纳还决定沿着一百二十五英里特兰提诺前线进攻。
伊松佐河防区的指挥权表面上由大公欧根·冯·哈普斯堡掌握，但实际上在斯拉夫将军博罗耶菲茨·冯·博伊纳手中，他的部队包括有经验的山地战士在内。卡多纳用两个集团军来对付这些山地部队，徒劳地力求消灭特兰提诺突出部。经过代价高昂的战斗，于1915年攻占了突出部的边缘，但在别处，意军则唯有失败。沿伊松佐河的战斗于6月23日开始，尽管战斗的剧烈程度时时有变，但结果是依然不变。的里雅斯特在招手，然而对卡多纳来说，它的到不了手有如巴黎之于德国人。卡多纳不怕意军尸如山积，继续进攻，但他动不了奥军。由于戈里齐亚不过是通向悬崖绝壁的巴因西扎和卡尔索的门户，纵使该城被攻占，他得到的也将是一个牺牲极大的胜利。
意军在人数上两对一的优势，不足以抵消奥军防御阵地的有利条件。自6月下半月开始的血战，历经夏秋两季，其间只有短暂的间歇期以补充人员、器材和给养。到12月初这个防区冰封之时，意大利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只在敌人防线上留下几处孤立的突入点。
在1915年末到1916年初这一个冬天，奥匈战线相对说来处于休战状态。但春天阳光的温暖，激起了康拉德将军要直向罗马进军的雄心。他集合了阿尔卑斯军的两个师，乘春天融雪的时刻发动进攻，直扑没有准备的意军。胜利的奥军把意军赶过伦巴第平原，但他们这次作战的伟大胜利也同时播下自己失败的种子。它促使维克托·艾曼努尔国王要求沙皇发起进攻，结果，勃鲁西洛夫将军进攻了，意大利战役的奥匈部队被抽调去对付俄国人。
二元君主国的多民族军队中的斯拉夫人，对俄国人并无恶感，同他们松松垮垮地作战，有时，竟至对他们自己的日耳曼军官捣乱。但他们对意大利的背叛的忿恨却是始终存在的，这是他们在沿意大利战线获胜的一个因素。他们一经被调往东线后，剩下来的奥军就退守山区了。卡多纳利用这个情势的有利条件去进攻特兰提诺，但他唯一的所获是几平方英里的阿尔卑斯山的岩石而已。在1916年余下的那段时间里，只有些边界的小接触。
1917年夏，俄国的崩溃使德国和奥地利得以腾出手来向意大利发动联合进攻。到9月，奥托·冯·贝洛将军已经组成一支包括精锐的阿尔卑斯军在内的八个德国师和九个奥地利师的军队。贝洛应用了新的突击战术，这个战术是奥斯卡·冯·胡蒂埃尔将军所发明，在里加用来制服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俄军的。
部队的集结给卡多纳将军提示了充分的进攻警讯，但他置之不顾。9月初，两个开小差的罗马尼亚军官带来了详细的计划，表明进攻将从卡波雷托地区开始。卡多纳对来犯仍没有作多少准备。他命令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构筑纵深防御阵地，但未再费心去监督他们的部署。
由于卡多纳对于着军服的或不着军服的农民和工人的福利都不甚关心，大大地损害了他不论有多大的能力。这位皮埃蒙特伯爵、六十五岁的将军，要他的士兵工作到非人所能忍受的程度，并且还拒绝给他们提供甚至最基本的休息设施。他的军事纪律观念，可用古老的皮埃蒙特格言来概括：“上级总是对的，越是错时越是对。”
唯恐士兵忘却，卡多纳向他的指挥官发出纪律指令，劈头一句就是：“最高统帅部要求，无论何时何地，铁的纪律应当统治全军。”至于对违犯规章的处分，他采用了文明军队废弃已久的野蛮刑罚。
卡多纳的专制主义造成他的指挥官们对他的不敬。他除颁发一般的命令外，很少再做其他事，而这些命令有时则被持不同看法的下级所忽视。第二集团军指挥官卢伊季·卡佩洛将军，无视卡多纳保卫卡波雷托的命令，而准备在卡波雷托东南十英里左右的一个村庄托尔米诺附近进行反击，因此在防线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卡多纳正在巡视其他战线，直到10月19日，即敌人开始进攻之前的五天，才来到伊松佐河防区。那时以前他一直不知道有缺口；在他不在期间，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报告他。
卡佩洛把他的最不可靠的部队派到了托尔米诺战线。士兵大部分都是工厂工人，这些工人是最近才征集来的，作为对他们参加要求结束战争的罢工的惩罚，现在他们正以其“今冬不要有一个人在堑壕里”的口号，把革命思想传布给其他士兵。早在5月，意大利的进攻就逐渐消失，那时士兵们自发地投降敌人。有一次，三整团士兵扔掉武器，跟在一面白旗后面，投往奥军那边去。
1917年10月24日破晓前，约有二十五万奥—德军蹲伏在卡波雷托待命，他们对于卡佩洛将军留下的缺口知道得一清二楚。滂沱的寒雨和浓雾为他们提供了隐蔽。事先就把目标对准意军阵地的奥—德大炮，开始用烟幕弹和毒气榴霰弹交替密集轰击。有些炮弹散发浓烟或恶臭，使防守者难受而疏忽了防毒面具。而后，他们又都被芥子气所窒息，意大利防毒面具对于这种毒气不起保护作用。
当惊慌失措的意军盲目地东冲西突，窒息而乱成一团时，贝洛将军开始徐进弹幕射击，一小时不到一公里地缓缓推进，后面紧紧跟着用手榴弹和轻机枪装备的突击部队。当火力达到它的射程限度时，部队就冲过意大利防线的缺口，绕过孤立地区的抵抗，从后面包围残敌。当意军想摸索着逃跑时，高爆炮弹就劈头盖脑地打来。意军溃退下来，卡波雷托战线垮了。
到24日下午，贝洛的军队已渡过伊松佐河，意军全面溃退。下一天奥—德军队的前进，已经清楚地表明，只有有秩序的退却才能挽救这个局势。但卡多纳又耽搁了两天，那时已经太晚了。他到10月27日才下令撤退，那时卡佩洛的二十五个师已遭受严重打击。在向堑壕线进攻的差不多每一点上，意军或则立即投降，或则——如果时间许可的话——逃掉。
当幸存者向后跑了七十英里，在皮亚韦河后面重新集结时，卡波雷托的灾难告终了。奥—德军以十六个师对卡多纳指挥的五十五个师，在一次突击中，一举夺回了意军以一百万人死伤的代价、沿着伊松佐河进行了十一次血战所得到的几平方英里领土。有时被称为伊松佐河第十二仗的卡波雷托之役，几乎使意大利屈膝。这次伤亡计一万人死亡，三万人负伤，二十九万五千人被俘，此外还丧失了大量的武器和装备。如同以前几次战斗那样，成千的意大利人急于投降。而今，他们向俘获者欢呼，“奥地利万岁！”“向罗马进发！”
在意军逃往皮亚韦后，协约国急忙调了六个法国师和五个英国师去支持他们的伙伴。由于这些增援，意军得以坚守在皮亚韦河后面，以对抗奥—德部队。最后，12月26日，入侵者因兵力耗竭而撤退了。未能在意军逃跑前捕住他们，使奥军和德军懊丧不已，他们的追击由于步兵缺乏铁路或汽车来运输并且大炮只能用马拉而受到阻碍。在另方面，没命而逃的意军把装备和重武器丢下之后，一无羁绊。如果德军和奥军当时能够集合起两三个新的骑兵师和装甲车辆，意大利也许已被逐出战争。
卡多纳为阿曼多·迪阿兹将军所取代，迪阿兹或许称不上一个较好的战略家，但至少比较关怀他的部队。在改编军队中，意大利的国土上出现了敌军，这一点帮了迪阿兹的忙，举国上下又出现了一片民族团结的气象。工厂工人放弃他们的革命教义，宣布暂不罢工。
把意大利从灾难的边缘拉回，对协约国说不上有多大的安慰。意大利侥幸脱险，而在这同时俄国人却被打败了，大批的德国部队解脱出来投入了西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意大利继续进行战争。美国已经积极参战，然而，它的军事力量的全部分量在1918年春以前是不会被感觉到的。费迪南·福煦将军急急赶往罗马，同意大利人协调法—英各师的行动计划。
在11月7日于拉巴洛召开的高级紧急会议上，英、法、意的首相和总理，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特使，在融洽的精神中会晤。组成了以福煦为主席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以处理协约国急迫的军事和政治问题。这是促成1918年胜利的指挥权统一的前驱。
与此同时，协约国采取措施，保护意大利对付又一个卡波雷托。迪阿兹将军的军队，得到英国第十集团军，三个英国师，加上两个法国师和美国第八十三师第三十二团的支持。在大战的最后几个月，这些联合兵力很便当地打败了沮丧的奥军。
二十一、康布雷坦克战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英国第三集团军指挥官，朱利安·宾爵士将军于1917年9月中旬奉命组织一次攻势，以把德军的兵力从伊普雷防区引开。宾和皇家坦克部队指挥官休·埃尔斯爵士将军，采纳了总参谋部主要军官、后来成为闻名的军事作家的J·F·C·富勒上校于8月里提出的建议。由于坦克在佛兰德的泥沼中被证明没有价值，富勒寻求和找到了能大量部署机动装甲部队和发挥巨大影响的干燥场所。
他在康布雷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地形，康布雷是法国北部帕尚达埃尔—梅西纳战场南四十五英里的一个城镇。该城的南面和西面是一片被小溪和狭堤割裂的白垩土的结实土地。富勒发现，诺尔运河和圣康坦运河之间边缘曲折的六英里旷野，是适合于坦克机动的。宾的目标所在是兴登堡防线。
受宾的指挥用于这次进攻的有十九个师。防卫这个防区的巴伐利亚皇子鲁普雷希特有六个师，其中两个师驻防在这两条运河之间。包括英国、加拿大和印度的骑兵旅的五个骑兵师，将扩大坦克突破的战果。紧靠英国防线后面的阿夫兰科特大森林，为大量坦克提供了掩蔽。为不让敌人知悉，在保密上尽了一切努力。进攻之前，坦克不准驰近德国的前哨一英里之内。
英军在准备战斗时，他们低飞的飞机不停地在前线上空嗡嗡回旋，以压倒坦克出动时的隆隆声。美术家用最新彩色斑纹技术把车辆伪装起来。除军官外，部队的其他人，直到进攻前四十八小时都不知道坦克的事。即使到那时候，他们也没有获知坦克的实际作用。如果在奇袭之前有士兵被俘，也不会泄露造成损害的机密——即使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
突击的主要战术目的，是沿着六英里的前线使用机动装甲车辆，正面猛冲敌人的防线，把两条运河之间的敌人一网打尽，并攻占康布雷镇。并没有次要目标。英军的意图不在于要一次决定性的突破，其战术上的突击实际上是一次佯攻，为的是牵制其他战线的德国兵力。埃尔斯将军认为，这有限的进攻计划需要修改。不是将坦克的行动限制于两条运河之间的地区，他要求把坦克沿着广阔的前沿，部署成展开的梯级队形，为前进中的步兵提供庇护。他的建议被拒绝了。
11月20日上午6时20分，天还只蒙蒙亮，能见度限于二百码左右。那时，三百八十一辆坦克的发动机同时轰鸣起来，车辆沿着夜间用线带标志好的车道隆隆前进了。
喧闹的坦克向前线堑壕前进时，有刺铁丝的密集障碍物都被碾平了。每条堑壕已被掘到十二英尺宽，就是为了阻止坦克越过堑壕，但富勒上校克服了这种陷阱。所有英国坦克都携带着用链条缚紧的长长柴捆，把它们投在堑壕里，作为临时的便桥。英军省却了经常预示进攻的弹幕射击，使德军受到了一次完全出于意料的袭击。前哨地区的部队投降或逃走了，在夜幕降临前，第三集团军已在六英里的战线上渗入七千码。这一行动是个无可争辩的胜利——英军以不寻常的四千人伤亡的轻微代价，攻占了敌人的堑壕。六十五辆坦克被德国炮火击毁了，另外有一百十四辆坦克抛锚或倾覆在堑壕里，然而，俘获了七千五百名左右德国俘虏。下午6时，夜幕降临，突击部队已占领了他们突出部的广阔地带。没有坦克的支援，这些德军失陷的阵地几乎是不可能受到攻击的。
黑格在西线很少打过胜仗，他看来对于扩大在康布雷取得的战果全然不知所措。没有更多的后备军，他无法前进，然而又不愿放弃他已经夺得的领土。但是，如果英军留在原地，他们将危险地暴露于三面进攻之下，而且寒冷和多风暴气候的来临，不久将使作战季节告终。黑格仍然犹豫不决。他告知宾，不要指望任何后备军。英国部队需要去支撑卡波雷托的士气低落的意军。宾就这样地落到了要在精力递减和没有生力军的状况下打一场有限制的仗的为难境地。（把五个作好战斗准备的师调往意大利是建立在不完善的情报或有错误的判断的基础上的，因为于11月10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奥—德参谋人员已议决，在冬季风暴逼近时，逐渐减少在意大利战线的作战。)
为庆祝康布雷的胜利，伦敦所有教堂的钟声齐鸣，在大战中这是仅有的一次，后方战线还不知道，胜利只是短暂的。诚然，与索姆和佛兰得的情况相较，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
德军不失时机地从他们在佛兰得的第四集团军那儿得到了增援。其他后备军也从平静的东线启程前来。因为增派了兵力来康布雷，战斗退化为孤立的、常常是混战的小冲突。加拿大军象往常一样，继续成为战斗的前卫。第三集团军因为缺乏后备军而丧失了动力，而补充了兵力的德军却能有力地作战。在11月30日的一次密集队形的反击中，德军夺回了第一天失却的一些地方。到12月3日，英军后退，使他们占有的突出部减少到一半。
12月的第一周，暴风雪阻止了所有军事行动。两周来的战斗使英军伤亡了四万五千人，德军损失的人员大致相同。有一万一千多名德军被俘，英军被俘的约九千。最重要的是，坦克在康布雷的战术部署表明，适当使用充分数量的机动装甲车辆能够转变战斗形势。
对德国的溃败，鲁登道夫最初的反应是慌乱，但他不久就充分恢复过来，命令援军急速开往这个防区。后来他说，新武器“是够讨厌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兴登堡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评价，他写道：“英国在康布雷的进攻第一次揭示了用坦克进行大规模奇袭的可能性……它们能够越过我们未遭破坏的堑壕和障碍物，这不能不对我们部队有显著的影响……步兵感到他对坦克的装甲侧面实际上无能为力。机动车辆一突破我们的堑壕线，防守者就感到他的后方受到威胁而离开了他的岗位。”
当德国反攻和后来英国撤退的消息传到，伦敦的欢乐转为沮丧。德国生力军开上来时，英军眼看他们的骑兵大批被打死，他们的步兵受到攻击，因为所处的地形实际上对坚守和战斗或安全撤退都不能提供掩蔽。当英国在康布雷的挫折告一段落时，开了调查庭。象往常一样，它断定一切都是下级军官和军士们的过失。将军们当然都是无可指责的。（战斗记载揭示，许多下级军官都深深觉察到反攻的迫近，但他们的警报均遭上级指挥官忽视。）
二十二、中东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当土耳其于1914年11月1日与中欧强国结盟时，英国在中东的兵力包括一个为保护英波石油公司的财产而驻守在波斯湾的阿巴丹岛的印度旅。为寻求一个更适于军事行动的基地，这个旅向北前进，去夺取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汇合处的美索不达米亚(现在的伊拉克)的主要港口巴士拉。这座城市于11月22日落入英军手中，但付出了相当大的伤亡代价。
几个月后，印度陆军的高级军官约翰·尼克松爵士将军把他的部队从印度的西北边境省调往美索不达米亚，他在那里率领一个军，包括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土耳其的实力和英国人的相等，计有阿瓦士附近的部队八千人和幼发拉底的一万八千人。可是，英国人仍然低估土耳其的战斗力，并且不注意热病盛行、干旱贫瘠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流域所特有的作战危险。
图5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东
尼克松派统率第六印度师的查尔斯·汤申德将军去追逐力量不均地分布在整个地区的土耳其主力，汤申德向底格里斯的东岸前进，于6月3日以微不足道的损失攻占了阿马拉。土耳其人宁愿往后撤退，重新集结更多的兵力，而不为一个缺乏任何战略价值的城镇去战斗。
汤申德的特遣部队不顾敌人的扰乱，烘炉般的温度和疾病，沉重缓慢地上溯底格里斯河，于1915年9月夺取库特伊马拉，然而，由于缺乏充分的医药设备，许多伤员不必要地死亡了。汤申德继续沿着底格里斯河前进，遇到的抵抗日益增加，10月初进入阿齐齐亚，那时河谷深处往往干涸为泥泞的细流。谨慎的尼克松感到进一步前进的困难，命令汤申德把他的部队停下来，但后者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英国内阁为转移公众对加利波利灾难的注意力，要尼克松攻占巴格达。10月3日，一封电报告知这位指挥官说，他“可以向巴格达进军，如果他相信他使用的兵力能胜任作战的话”。这是一个狡猾的手法，因为伦敦完全了解尼克松没有胜利的希望。如果这一计划失败，尼克松将承担失败的责任，而胜利则将增加政府的信誉。
在不熟悉地形作战的汤申德的印度士兵，在巴格达东南二十英里、牢加设防的古代吉泰西普洪遗址与土耳其军遭遇。两天的战斗，一万四千人的英—印军队伤亡了四千五百人。于是，汤申德的筋疲力尽的部队带着只有两个月的存粮退到库特伊马拉，他们的唯一希望是掘壕防守，等待增援。
追击的土耳其军包围了库特伊马拉，粉碎了一切援救守军的尝试。1916年1月，芬顿·艾尔默爵士将军试图和他的伙伴会合，遭受了六千人的伤亡。3月，他又作了一次努力，再次损失了近五千人。此刻，汤申德下令宰了一千一百匹马，使他的饥饿的士兵吃到东西。到4月末，守军面临了被歼灭的命运。根据汤申德用无线电发出的迫切请求，基切纳勋爵准其向敌方投降，这也许是一个可怕的失着，因为伤员和瘦弱的被俘人员经过沙漠时一路受到残酷的鞭打。
土耳其之未能于1915年攻占埃及，促使英国人加强他们在那里的部队以对付重新开始的进攻，而英国在达达尼尔的失败，使土耳其部队解脱出来，作又一次进攻埃及的尝试。这一次，土耳其人在苏伊士运河被击退，已经渡过这条水道的前进部队大批被击毙。在亲土耳其的埃及人于1916年春发动的地方叛乱被征服后，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将军于是继续向干透了的西奈半岛进军。
默里的目的是保护苏伊士运河，并为从西南打击土耳其军创造条件。当部队于1916年5月到达西奈时，他的士兵和一大群土著劳工，开始了筑造一条通向西奈海岸的铁路和输水管道的费时的作业。在工程缓慢进行时，土耳其的出击部队都被一一打退。到1916年底，默里的部队攻占了阿里什，他们在那里构筑防御工事，以保护铁路和水管。1917年1月，水管终于在巴勒斯坦边界的拉法完工。这儿离土耳其据守的去巴勒斯坦的入口的加沙约有二十五英里，但沿着这片连绵的沙漠没有可用的水源。
1916年6月，当地人反对巴勒斯坦—阿拉伯地区土耳其人的叛乱正在势头上，麦加行政长官侯赛因·伊本—阿里，发动了历时三天的叛乱，宣布这个十五万平方英里的汉志省为独立王国。
1916年8月，弗雷德里克·S·莫德爵土将军奉命指挥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部队。他的任务是策划夺取巴格达的战役，默里则受命于1917年春攻占加沙以开始对巴勒斯坦的入侵。英国的优势在十比一以上，但他们是在不能保证有充足供水的情况下进攻巴勒斯坦的。
1917年3月26日晨雾中，默里的四万二千步骑兵靠罗盘定方位，向敌军开去。四千土耳其守军在排得紧紧的、多刺的仙人掌树篱的天然栅栏后面掘壕固守着。沿加沙南四英里山脊的几个据点被攻占了，但因为缺水，两个骑兵师被迫退出了战斗，由此攻势开始逡巡不前。参谋人员的错误决定，使部队不当地撤出了苦战得来的阵地。于是默里将军下令蛮冲，试图挽回挫败。不出一周，英军退却了，损失了四千五百人，土耳其军的伤亡为二千二百人。
有时，情绪是会影响历史的。黑格非常不喜欢在西线的英国第三集团军指挥官埃德蒙·艾伦比爵士将军。后者一向随机改变战略以适应变化中的需要，多半是这点引起了他的上级的反感。黑格总是留意着想从身边除去这个有想象力的下级，在1917年4月的阿腊斯之战后，发现他的机会来了，阿腊斯的战斗开始是胜利的，但因德国援军远比艾伦比的多，后来失败了。黑格知道劳合—乔治首相需要一位中东方面的指挥官，就赞成艾伦比去担任这个职务。
劳合—乔治百感交集地注视着东地中海的作战。他对默里进入巴勒斯坦感到高兴，但对他在加沙前面失败又感到恼火。与此同时，莫德将军继续上溯底格里斯河，向巴格达前进。在一次计划周详的突击中，英国炮兵同观察弹着和进行轻轰炸的飞机协同作战，同时底格里斯河上炮舰小队的支援炮火，掩护着由两个骑兵旅前导，后面跟着密集队形步兵的翼侧进攻。
这场争斗是短暂的，于1917年3月11日结束，那时这座炎热晒干了的城市陷落了。据莫德估计，土耳其以三万五千左右的兵力，抵挡他的十二万人的军队。俘获的俘虏在九千人以上，但其余人的下落没有报告，他们大概不是被杀就是逃走了。这是一次代价很大的战役，英军伤亡了四万人。疾病也给部队造成重大损失。莫德将军本人罹霍乱而死。
对英国内阁来说，耶路撒冷是最受珍视的。英国人知道，夺取这个城市在政治上既对奥斯曼帝国是致命的，又可提高英国士气，补偿在西线的逆势。但默里将军于3月和4月夺取加沙的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第二次战斗不到三天就结束了，然而英军仍付出了六千五百人的伤亡代价，土耳其军的伤亡则是二千人。于是默里陷于停滞状态。在劳合—乔治看来，在中东没有一个别的将级军官能够担起这一任务。在接受艾伦比将军时，劳合—乔治告诉他：“我希望你攻占耶路撒冷，作为献给国家的圣诞节礼物。”
通向耶路撒冷的道路，受阻于从加沙延伸到比尔谢巴的二十英里宽阔的土耳其堡垒线。不象西线的连绵不断的堑壕系统那样，土耳其的防御工事包括三个等距离的设防地区，用一连串警戒堑壕联系起来。右侧翼向地中海逐渐稀疏展开，同时左侧翼通向朱迪亚山丘的灌丛和岩石。英国远征军固守他们的铁路和水管所在的巴勒斯坦边界的沿海狭长地带。
直到1917年6月艾伦比到达以接替默里，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如何去对付土耳其军的防御工事。艾伦比不象他的前任那样留在开罗的豪华住所里，而是和他的士兵一起生活在战场上。他很快就看出，第一目标该是比尔谢巴——七口水井的所在地。没有这些水的储备，他的部队、马匹和骆驼就不能在向耶路撒冷进军的漫长、干旱的征途中生存下去。
夺取比尔谢巴，要用翼侧突击来对付敌人的中央据点。后面跟着步兵的密集队形的骑兵，要冲过缺口，到达敌人后面，并包围比尔谢巴。其他纵队要从左面向加沙进击。艾伦比手下有战斗品质和马术为众所敬服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骑兵旅可资调遣。并有由印度和萨洛尼卡抽调来的两师部队为增援。此外，还征集了每头可用的骆驼和每个驾驶牲口的人。艾伦比的计划需要时间、准备和战争策略。进攻开始日定于10月底，那时，由于降雨，土耳其军将会一心只顾其到处积水的堑壕。
俄国和罗马尼亚的崩溃使最精锐的土耳其部队解脱出来开赴巴勒斯坦前线，土耳其的陆军部长恩韦尔·帕夏，要用他们从英国人手中夺回巴格达。恩韦尔·帕夏的意见被法尔肯海因将军所推翻，后者在粉碎罗马尼亚军队后，被派来这里策划土耳其的防务。法尔肯海因预见，打败艾伦比将使土耳其军守住耶路撒冷，并保持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神秘性。并且，这位德国指挥官担心来自沙漠方面的威胁。
得到英国的黄金和红海中战舰支持的麦加行政长官侯赛因，用他的亲英的穆斯林部队夺取了这个伊斯兰最神圣的城市。而后，他领导了对沿着汉志铁路和电报线路的奥斯曼驻军的打了就跑的袭击，这两条线路是土耳其在西部阿拉伯的唯一运输和通讯工具。侯赛因的成功主要由于得到了二十九岁的托马斯·E·劳伦斯上校的帮助，后者是考古家和沙漠游击战的创新者。在战前年代里，劳伦斯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进行发掘考古，他获得了阿拉伯人及其文化的广博知识。
劳伦斯于1914年作为开罗的一个居民，在阿拉伯部族中间参预煽动反叛。当艾伦比来到中东时，劳伦斯已经在沙漠的游牧部族中吸收游击队，并忙于指挥破坏和扰乱整个阿拉伯半岛上的土耳其军。他组织的叛乱开始于亚喀巴，而后向北部蔓延，使死海南端的奥斯曼驻军陷于瘫痪之中。
在这个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是没有前途的。在这孤寂的荒原上，那里每天的气温可以升到一百四十度，唯一的战略目标是死海南端两岸的两块绿洲。一支庞大的土耳其远征队尾随劳伦斯，被劳伦斯设下埋伏而歼灭了。
与此同时，艾伦比正在把他的计划拼合起来。因为土耳其人在雨季到来之前将继续控制天空，大部分英国部队都集中加沙前面的沿海地带，以欺骗敌人，使他们假定进攻将从那里开始。大约就在同时，一名英国骑兵军官将自己暴露——并不是危险地——在一支土耳其巡逻队前面，巡逻队向他开枪。他装作被击中，在马上象是摇摇欲坠，和他的坐骑匆匆跑了。
土耳其军赶到现场，发现了一个军官的公文递送箱，内藏有夺取加沙的“机密”计划。当土耳其军开始向预期的突击防区调动和集中他们的兵力时，艾伦比真感到高兴。
10月31日，艾伦比集结他的兵力，向加沙发动第三次进攻。英国的实力计七万五千步兵和七千骑兵，敌方为四万二千步兵和一千五百骑兵。第一次打击不是落在加沙的沿海地区，而是内陆比尔谢巴。短暂的密集的弹幕射击，在土耳其军中炸开了一些宽阔的缺口，艾伦比的骑兵冲过去，在防守者后面扇形展开。接着土耳其军都被跟在骑兵后面进行白刃战的步兵击溃。
在日落以前，比尔谢巴及其水井都被英国陆军所占领。艾伦比现在转向加沙，加沙也受到英国战舰的重炮轰击。一周后，这个联合突击把土耳其军压倒了。约有一万土耳其人被俘。那些没有伤亡的人向北退却了好几十英里并重新集结起来，但仍无喘息余地。到11月中，他们通向关键性铁路枢纽站的路被切断，该站是雅法－耶路撒冷铁路线和另一条向南通往比尔谢巴的铁路线的交接点。疲乏的土耳其人在耶路撒冷前面的朱迪亚山丘——这个自圣经时代以来的历史上有名的防卫地作了最后一次的抵抗。然后在12月9日，他们突然结束了一切抵抗，向北逃走。
埃德蒙·艾伦比爵士使首相如愿以偿，并且把这个圣诞节礼物献给了英国。这位胜利的指挥官穿了简朴的军服，徒步走进这座圣城。他的行为同早些时候德皇的表演适成对照。德皇进城，着了一件上面缀有十字军战士的十字的白色披风，骑了一匹阿拉伯的种马。另一次，在城墙上挖开了一个缺口，好象是被炮火击开似的，这位君主骑着马慢慢地通过。
1917年是英国受挫和伤亡人数剧增的一年，夺取耶路撒冷是该年唯一的重大胜利。艾伦比的一击，如首相所预期的，提高了士气，并使土耳其不再成为中欧强国有力的成员。巴格达的英国部队，毫不费力地控制住土耳其军。的确，他们感到强大到足以向北朝摩苏尔进军了。为使恩韦尔·帕夏的部队免于全部崩溃，鲁登道夫派了德国另一个军到中东来，但土耳其人的士气低落已无法补救。到1918年6月，据接替法尔肯海因的利曼·冯·赞德尔斯将军的记载，逃兵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仍服军役的人。
二十三、美国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美国成为交战国
在1914年，美国的舆论大部分是中立的，然而，德国的残忍无情导致美国人同情于协约国。华盛顿的逐渐卷入大战开始于1915年，那时德国潜艇向载有美国国民的商船发射鱼雷。英国的海上封锁是要求船停下，接受检查并没收违禁品；但德国的做法却是潜艇不发警告地就把商船击沉，而且，德国潜艇的每一“胜利”，总有美国人为此丧命，这就加深了对德国的敌视。
为赢得美国公众的支持，双方都开展强有力的宣传攻势，但柏林的特务机关主持人得到的大都是一些关于美国人情绪的错误报告。他们认为，贪求金钱的美国人会宁可多次受辱，而不打一场耗费极大的战争，他们还深信，在美国的几百万美籍德国人会拒绝拿起武器来反对祖国，并且实际上还会破坏任何这类的努力。
为了阻止美国的战争物资运抵协约国，德国特务机关策划了广泛的工业破坏活动，包括把定时炸弹藏入协约国的船舶里而在海上到时爆炸，煽动群众罢工和炸毁军火工厂。如果进行得谨慎和机灵，德国特工可能得到一些成功，但在美国的德国特工人员是令人难以置信地无能。
即使较机灵的特工，在美国只要活动了短短的一段时期，就都被察觉了。例如，隶属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德国海军情报军官弗兰茨·冯·林特伦上校，领导着一批把炸弹放到协约国船舶上去的破坏者。但英国人破译了林特伦的密码，1915年，用一封假电报把他诱返德国。在他乘坐的荷兰船进入英国水域时，他被检查队抓住了，在美国参战后他被押回美国，服了四年徒刑。
奥地利大使康斯坦丁·杜姆巴忙于策动钢铁厂罢工，以使其瘫痪。他给他的政府写了一封信，信内详细描述了他的方案，然后，托了一个途经丹麦去德国的美国人转交。英国检查队在一次停船检查中发现了这封信。信被送交给威尔逊总统，他在将此事广为宣扬之后，在1915年9月提出了把杜姆巴召回的要求。三个月后，德国的陆军武官弗兰茨·冯·巴本和海军武官卡尔·博伊—埃德，都同炸毁军火工厂的密谋有关。
这类不利的公开事件，使德国大使约翰·冯·伯恩斯托夫伯爵大为苦恼。他懂得美国人的心理和性情。（他后来发表的同柏林的通讯透露，他是竭力反对德国潜艇攻击中立国船舶的。）可是，他的建议被柏林所忽视。
由于有大宗款项供他们支配，德国宣传工作人员花钱很慷慨，常常被当场捉住。他们偷偷摸摸地买下了一家日报纽约《邮报》，结果却暴露了他们的所有权。无论他们组织和平主义组织，或是资助此类已有的组织，经费总是很快地被查出来自德国。他们最大的一次错误是德国在美国宣传机关的秘密头子海因里希·阿尔贝特医生自己犯的。1915年7月一个酷热的下午，阿尔贝特乘上纽约市的一列高架火车。紧跟着坐在他后面的是美国特工人员弗兰克·伯克，他是被派来钉这位忙碌的医生的梢的。当火车驶进他要下车的车站时，阿尔贝特还在全神贯注地看报。直到火车将要离站时，他才抬起头来，意识到他得在车门关上之前赶快出去。在匆忙中，他忘掉了他的公事皮包，伯克立即将皮包拿了过去。
政府官员对公事皮包内所显示的有罪内容感到吃惊，决定应予以最广泛的宣扬。这些文件被提供给纽约的《世界报》，该报每天披露一些，使德国人感到耻辱。
战后，于1915年受雇于阿尔贝特的一位德裔美国人格奥尔格·聚尔韦斯特·菲雷克写道：“阿尔贝特文件的公布，是德国的一个大灾难。它使德国的宣传戏剧化了。从此以后，协约国宣传工作者可以随心所欲了。宣传的印记牢牢地打到了德国人的身上……阿尔贝特的公事皮包泄露了德国人每项策划了一半的计划。……”
协约国宣传工作者轻易地胜过了对手。煽动罢工或破坏活动的，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法国人。他们的大部分活动是通过报刊开展的。因为英国控制了海洋和海底的全球电缆网，可侦听并检查报道而得到有力的效果。此外，协约国的做法更富有想象力。同语不惊人的“入侵比利时”的陈词相对照，“洗劫比利时”这一提法是更能起损伤感情的作用的。
有关德国的暴行，在向美国公众报道时都是添油加酱的。作者竭尽其想象力，把包括神父在内的比利时人质大批枪决，作为使人寒心的故事的主要成分。德国兵挖出平民的眼睛，砍下姑娘们的手，或虐杀被俘的协约国官兵的报道，都广为流传，虽然从未提供过证据。
当协约国的创造力衰退时，笨头笨脑的德国人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可利用的新机会。1915年，德国人指控英国护士伊迪丝·卡维尔帮助恢复健康的协约国士兵从被占领的比利时逃往荷兰。至于她也护理了无数德国伤员恢复健康就不提了——她的德国病人被禁止为她作证。她于10月11日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这一行为激怒了大西洋两岸的舆论。
伊迪丝·卡维尔之死，比活著对英国的贡献更大。英国人志愿应征本来已在低落中，当有关她的命运的消息传来时，推动了成千人入伍——足以组成一个整师。要是她只不过被遣送回英国，德国就理直气壮得多了。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敦促“没有胜利的和平”的许多尝试依然没有实现，哪一方都不接受。柏林感到它在大陆上处于有利的军事地位，而协约国则不接受一个由德国支配的和平。在威尔逊领悟不讲军事力量的外交是一无成果的这一点之前，他得到的只是更多的失望。他就海上美国人的生命损失提出的抗议，遭到柏林的漠视，他的“确有这样的事，自尊使人不屑战争”的声明，使德国最高统帅部误以为美国不会成为一个强敌。
但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1917年1月31日，柏林突然声称，从下一天开始，德国潜艇将向早些时候规定为战区里的所有船只不发警告就发射鱼雷。可是，德国提出一个“让步”。准许一艘美国轮船开进英国的法尔默思港——别处不准——进港只能在星期天，而离开则不能迟于下周三。
对预定作每周海峡横渡的船只有详细的标志规定。船壳和上层结构必须漆成红白相间的垂直条纹，每条条纹的宽度为一公尺。每根桅杆上一定要飘扬着一面大的红白色方格旗帜——厨房里的台布倒挺适用——美国旗则挂在船尾。如果华盛顿保证这类船只不运载柏林公布清单上所列的违禁品，就允许其继续航行而不加以干扰。
国务卿罗伯特·兰辛主张立即同柏林破裂，但威尔逊感到这违背了他的爱好和平的感情。在断绝外交关系之前，他迟疑了三天。在2月3日向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致词中，总统暗示，也许德国人并不真想贯彻他们的警告。而后他又声明，任何导致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损失的行动，将遭到武力抵抗。在批准美国的商船架设大炮后，他等待了几周，看看是否德国人会重新考虑他们的恫吓。
那时，另一事件推动了美国更加靠向协约国。德国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曼，为使墨西哥和日本卷入反对美国的战争策划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计划。战争爆发时，英国海军情报处在所有横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上安装了窃听器。1月19日，窍听员截获了一份看来象是一件外交通讯的德国密码电报。英国密码员把这件由齐默尔曼签署的译出的信件，交给了海军情报处首脑威廉·霍尔海军上将。霍尔读了以后，暂时把它搁置起来。他知道，柏林于1月10日有密令给德国海军指挥官，命令他们于2月1日开始无限制潜艇战，选择时机的观念使他下令把齐默尔曼的电报扣留，直到美国感觉到这个密令的充分影响为止。2月23日，这份信件交到了华盛顿。
齐默尔曼的这封信是给驻墨西哥的德国公使的，命令他，如果美国拒绝接受无限制潜艇战的话，就谋取墨西哥政府作为反美的军事同盟国。除答应慷慨的财政援助外，还许以将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还给墨西哥。为加强这个同盟，要求墨西哥总统诱使日本抛弃协约国并进攻美国。
许多美国官员最初怀疑这是一个骗局，这是不足为奇的，但在仔细检查了原来的密码电报后，断定了它是真实的。德国外交部长承认墨西哥是个军事上的盟国，这一点使华盛顿感到惊讶，因为那个国家被革命搞得四分五裂，正徘徊于混乱的边缘。
齐默尔曼的信件由美联社于3月1日发表，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在一个颇为罕见的，因而使人极为困惑的自供中，柏林的德国总理府后来证实了这个信件的真实性。在美国从这两个指令——无限制潜艇战和齐默尔曼的阴谋——中恢复镇静之前，德国已采取直接导致战争的行动了。
美国成为交战国
威尔逊总统等待德国政府重新考虑它的海上威胁是徒劳的。将近2月底时，载有美国国民的英国班轮“拉科尼亚号”没有接到警告就被鱼雷击沉。3月中，美国船舶“孟菲斯城号”和“伊利诺斯号”也被击沉，又死了不少人。于是，威尔逊召开了国会特别会议，认可美德之间的战争状态。两天后，参议院以八十二票对六票通过了参战的决议，4月6日，众议院以三百七十三票对五十票，作了类似的表决。
同德国打仗现在已是正式的了，同奥匈帝国的外交关系于4月8日断绝，但直到12月7日方才宣战。同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也断绝外交关系，但从未对它们正式宣战。
德国和美国冲突的进程是由鲁登道夫带头的，他于1917年掌握了军政大权。德皇仍然保持着最高军事领袖的神话地位，然而所有决定都是鲁登道夫作出的，这使他的名义上的上司陆军元帅兴登堡松了一口气。
在交战双方的指挥官中，很少有人在作为军事战略家的才能方面比得上鲁登道夫的。但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用有才华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蒙·泰勒的话来说，“……在他这一代，算得上是欧洲文明的最主要的破坏者。在他陷入受人尊敬的迈境之前……他在把霍亨索伦王朝推向毁灭，把纳粹这个可怕事物投向世界，以及保证布尔什维克主义最后在俄国胜利等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
鲁登道夫的无限制潜艇战的冒险，似乎产生了称心的战果。在1917年的头三个月中，一百三十万吨以上的协约国和中立国船舶被击沉。4月份的损失近九十万吨。这种成就多数是出自英国海军部顽固地反对采取护航制的原故。只剩下仅够六周食粮的英国，迫切需要美国支援，以与德国潜艇的威胁搏斗。美国宣战后三天，威廉·西姆斯海军上将前往伦敦，在那儿，现在是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的约翰·杰利科海军上将承认，“如果象这种损失继续下去，我们无法继续战争。”
劳合—乔治首相不象海军将官那样为不愿革新的恶梦所扰。劳合—乔治断然命令海军部，于5月初在北海和直布罗陀航路开始试验性的护航。它立见成效。到该月底，海上损失骤降到二十万吨以下。在实行护航制度前，损失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实行护航制度后，损失不到百分之一。从1917年秋季开始，英美所造的船舶，开始稍稍多于以前损失给敌人潜艇的船舶，而且它们击沉的德国潜艇，不久就比德国所能建造的为多。
美国远征军的指挥权被授予约翰·J·潘兴将军，他于1916年开始受到公众的注意，那时他率领一支远征军出击墨西哥的潘乔·比利亚 [ 注：潘乔·比利亚(1877--1923)，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时期北方农民运动领袖。——译者 ] 匪帮，以对他们袭击哥伦布、新墨西哥和开枪射击一些美国人进行报复。在对墨西哥的群山和荒地搜索了九个月之后——常常受到当地部队的阻碍——潘兴和他的部队回到美国。比利亚的几个助手遭了伏击，但美国人终未能抓到比利亚本人。
潘兴之有良好的判断力和常识，也许因为他有游击战的经历，在旧方法失败时，他愿意尝试新方法。他于1886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并曾在骑兵中服役，抗击飘忽无定的阿帕切 [ 注：美国新墨西哥和西南部游牧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译者 ] 酋长杰罗尼莫。他还攻打和镇压1890年西奥克斯 [ 注：美国北部平原和加拿大附近的印第安人部族。——译者 ] 的起义。
潘兴选拔詹姆斯·哈博德少校为他的参谋长，哈博德不是西点军校出身，而是从士兵升上来的。潘兴带了六十名参谋官员、六十七名士兵和三十二名战地办事人员，于1917年6月29日乘上班轮“波罗的号”，从纽约启航。这位指挥官于7月4日到达巴黎，人们把“拉斐德 [ 注：拉斐德(1757—1834)，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曾于1777-1781年间至美，援助美国独立战争，于约克敦大捷后返法。——译者 ] ，我们都在这里！”这句话归功于他。事实上，这句激动人心的话，是查尔斯·斯坦顿上校站在拉斐德墓前说的。
美国于1917年4月所作的准备很差。人口在一亿以上，它的军事实力却只有十九万六千人，其中七万七千人是陆军正规军，其余是国民警卫队。军事装备不是过时，就是没有。没有单独的空军——陆军的五十五架飞机是通讯兵的一部分，连执行侦察任务也是不牢靠的。用马刀劈砍的骑兵部队是陆军的精锐，甚至连造辆坦克的蓝图也没有考虑过。军事首脑不了解军、师或旅的组织。自南北战争以来，陆军仍保持其团的建制。
陆军内外，没有一个人曾受过堑壕战的训练。西线固定战线的战术，根本不同于以前的战争。当代战争是辅之以机枪、手榴弹和白刃战的使人丧魂落魄的可怕的炮战。美国加入协约国后不久，数百名英法军官横渡大西洋，去训练新兵的攻守方法，但美国人到达法国，才是真正训练的开始。
威尔逊总统在强烈的反对声中，说服国会对每一个二十一岁至三十一岁的体格健全者实行征兵制，后来年龄改为十八岁至四十五岁。将有四百多万人在陆军服役，八十万人在海军服役。潘兴重建他的部队，决定每一个美国师应包含二万八千人，约两倍于相应的英法部队。他的命令证实了一个普遍的欧洲人的观念，即美国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大手大脚的。
在西线施放的唯一美国造的火炮，是装在铁路车辆上的四门十四英寸的海军大炮。所有其他的火炮都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坦克也是如此。向美国汽车制造厂订购了近四千五百辆坦克，但只有十三辆到达法国——而且它们的到达已在停战以后。同样地，美国飞机也发展得太迟了，所以美国飞行员驾驶的是协约国制造的飞机，虽然有些飞机装上英国设计而在底特律制造的DH-4“自由式发动机”。重武器和有关物资都向协约国“购买”，用食物和种类繁多的补给支付。
由于有这个国家的资源供它支配，陆军着手狂购乱买，出乎人们的想象。陆军有八万六千匹马，虽自1915年以来，西线就从未用过骑兵，但陆军部依然买了一百万条马毯，二百万只饲料袋，九十四万五千副马鞍和二百八十万个马笼头。订购了二千多万顶蚊帐，但在法国从未需要过。在法国的几英里方圆的货栈，堆满了各式各样无用的东西，这对潘兴将军来说是太难堪了。他通知陆军部停止装运浴缸、书橱、地板蜡、割草机、办公桌、活梯和痰盂。
二十四、米夏埃尔行动计划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协约国指挥权的统一
鲁登道夫决意使1918年成为决定性的一年。他打算在西线集中他所能用的全部兵力，在美国的干预能决定结果之前，粉碎协约国或赢得有利的和平。由于俄国永久退出大战，整个冬季运兵列车滚滚向西，东线只留下几个师以保证把谷物运往德国和密切注意仍然无足轻重的赤卫队。
在增强彼此都有的幻想，即胜利是必然的这一点上，德国高级人物中，很少有人例外。冯·霍尔岑多夫海军上将向帝国军事委员会致词时，保证德国潜艇不会让一个美国士兵在西欧登陆。但是，即使一长列一长列的火车运来俄国谷物，也不能抵消协约国封锁对德国人民所起的影响。关键性的食物短缺烦扰着国内战线。大部分德国人呆呆地面对着他们战时的第四个冬天，但在匮乏的情况下有些人的耐心已逐渐消失。1918年1月，在一些最大城市里，约有五十万工厂工人对恶化中的物质条件发动罢工。政府并不在谈判上花时间，部队很快就把罢工工人送回去工作。然后鲁登道夫密令所有军队指挥官要保持两个营处于待命状态，以对付平民的骚乱。
到1918年2月中，鲁登道夫在西线摆开了一百七十八个师，但它们比协约国的一百七十三个师在数量上并不多。德国在比利时和法国的兵力，包括一百二十三万二千步兵，二万四千骑兵，五千五百门重型野炮和八千八百门轻型野炮。同这些兵力对抗的，是协约国的一百四十八万步兵，七万四千骑兵，六千八百门重炮和八千九百门轻炮。但德军在每个师的步兵武器方面占优势：重型和中型机枪，德国是三百五十挺，协约国为六十四挺；迫击炮，德国是五十门，协约国为三十六门。协约国的空军力量比德国将近强三倍——在英国防区是一千二百五十五架对德国的一千零二十架；在法国防区约为二千架对四百七十架。但德国战术家在他们需要的地方集中使用他们的飞机，因而抵消了这种优势。
一百二十五英里以上的战线分派给英国四个集团军——从北到南是第二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包括后备军和两个葡萄牙师在内，共计五十九个师。至少有九十七个法国师展开在一条三百英里长的战线上。十个比利时师和五个美国师补充了协约国的兵力。
整个冬季，德国士兵接受渗透战术的训练，该战术曾被设计出来用于夺取里加的战斗，并在此后的卡波雷托战役中得以再次运用。强调必须保持冲劲。突击部队的营或较小些的分遣队，绕过抵抗激烈的据点，被训练来渗透缺口和防守薄弱的阵地。此后，由团预备队从正面向顽抗的孤立据点发起突击，同时，扇形展开的突击部队则从后面进攻。鲁登道夫向鲁普雷希特皇子解释说，“我们打开一个缺口。其余部队跟踪而进。我们在俄国就用这种方法。”
鲁登道夫打算给英军以最有力的打击。英国是协约国的柱石。他指望没有受过弹性防御训练的英军，将被德国的猛攻所粉碎。虽然这种防御至少已经用了一年，但对英国统帅部来说仍然是一无所知。从俘虏和逃兵中缴获的德国训练手册，已交给英国主要将领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进行研究和采取预防措施，但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得其要领，这一点在紧接而来的进攻中是明显可见的。
按照德国的训练，前线部队的机动性是这样保证的，即只派三分之一部队守战术据点，同时三分之二留在地下掩蔽部或其他后方堑壕，准备击退在他们防区任何一点上的进攻者。可是，英国将领所组成的委员会，把这个制度倒转过来，他们建议，把三分之二英国部队分派在前线的防御阵地上。
从3月10日开始，德军炮轰香巴尼的法国防御工事，并对凡尔登和兰斯两地发动牵制性突击。那天英国的空中观察员报告，有大批敌军乘火车和经公路向与英国第三和第五集团军对峙的防区运动。而且，对弹药集积所的观察和来自逃兵的情报，都证实了对迫在眉睫的进攻的猜疑。德国的准备工作到3月19日都已完成。突击于3月21日开始。
指定突破英国防线的三个德国集团军是，北面冯·贝洛将军的第十七集团军，中央格奥尔格·冯·德尔·马维茨将军的第二集团军，和南面胡蒂埃尔将军的第十八集团军。威廉皇子统率的部队实行佯攻，以欺骗法军，使他们料想将在瓦兹河南发起突击。
鲁登道夫打算连续猛攻到索姆河上省辖城镇佩罗内的两岸，然后德国右翼向北横扫英国的侧翼。这次代号称“米夏埃尔行动”的进攻，是在一条五十英里战线上开始的。从瓦兹到拉费尔的那个紧靠圣康坦北面的防区，是分派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同时从那里到阿腊斯附近的斯卡尔珀河阵线，则由第二和第十七集团军进攻。德国兵力总计七十一个师，但只挑选三十二个师携带二千五百门火炮投入战斗。
面对德国第二和第十八集团军的是高夫的第五集团军，由十二个师组成，稀疏地展开在一条四十二英里的战线上，从法国第六集团军的侧翼向北延伸到佩罗内—康布雷公路。朱利安·宾爵士将军比较幸运。他的集团军有十四个师，防守着一条不过二十八英里的战线，与德国第十七集团军和仅仅是第二集团军的右翼相对峙。德军是充满信心的。第十八集团军的参谋长写道：“用不到预料，法军会落荒而逃，并会立即仓皇求助于他们的协约国同伴。”
1918年3月21日上午4时40分，早已对准第五和第三集团军防区的几千门德国大炮和迫击炮，连续六小时猛烈发射高爆炮弹和毒气炮弹。到第五小时，炮轰改为徐进弹幕射击，那时由后面另外二十八个师紧密配合的三十二个师，在被辛辣的烟和毒气加浓的雾气中开始进攻。因为德国炮手都是按地图发射，他们射击的准确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英军的防御工事和交通线成为一片废墟，很多破坏是由于他们未能采用弹性防御原理而造成的。即使是突击部队的小分遣队，因为是从后面进攻，也压倒了坚强防守的孤立地区。第一天战斗结束时，整个英军防线崩溃了。二十四小时后，高夫的第五集团军已被击退。为防止进一步的灾难，高夫下令他的集团军残部退到索姆河后面。
宾的第三集团军尽管在前沿遭到局部损失，仍有纵深防御地区，能够使德国的第十七和第二集团军除已从高夫那里夺走的领土外，不能再获得多大的领土。因为德国两个集团军未能照鲁登道夫所期望的那样进展，他修改了他的策略，利用保护着第二和第十七集团军南侧翼的胡蒂埃尔的第十八集团军所取得的进展来扩大战果。
胡蒂埃尔奉命沿着索姆河两岸向海岸进击，同时向北和向南展开，猛攻英军和法军。鲁登道夫推测，在法国的优先程序单中，保卫巴黎将居首位，而英国主要关心的，将是确保海峡港口。这些不同的利益所在将把任何联合行动的需要置于一边。
当小股的单独的法国分遣队前来支援高夫的阻滞作战时，胡蒂埃尔最初沿着索姆河南岸的顺利推进的速度放慢了。3月25日，一支英法混合部队，在埃米尔·法约尔将军的率领下，出现在索姆河之南。同时，六个法国师开了上来，但在胡蒂埃尔前进之前，他们退向了西南，好象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巴黎。他们的行动表示，贝当最为关心的确实是动用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保卫巴黎。贝当自己的后备军部署在苏瓦松和兰斯之间，他怀疑德国将在那里开始对巴黎的大规模进攻。
3月27日，胡蒂埃尔向法国首都进行了一次最深入的挺进，他部下的几个师攻占了距巴黎约三十二英里的蒙迪迪埃镇。但是筋疲力尽和补给不足使德国人放慢速度。马维茨的第二集团军选择亚眠作为目标，但后方战线的后勤部队，包括两个美国工程兵连，冲了上来把他阻止了。乔治·G·S·凯利将军率领的、迅速集结起来的兵力表现不错，取得极为重要的成果。从3月28日至30日，德军对凯利部队防守的堑壕线徒劳地冲击了三天。4月4日，在进行了同样无效的第二次进攻后，他们疲乏地退走了。
然而，鲁登道夫在1918年的第一次攻势，仍是作战技术的杰出范例。他的军队在八天中冲过了四十英里领土，这在长期的静态防御战争中是创记录的。在战斗中首当其冲的英军，约有十六万五千五百人伤亡，法国方面是七万七千。英法的被俘人员共计七万人，被夺去的野炮在一千一百门以上。当迅速前进的德军缴获了他们的两百万瓶威士忌酒时，通常沉默寡言的英国人也震惊了！
可是，从更广的前景来看，鲁登道夫赢得的胜利是不可靠的。他损失了二十三万九千部队，其中许多士兵都受过突击部队渗透战术的高度训练，这是无法再弥补的。德国的人力严重不足，而美国部队却不断增援协约国。5月25日，潘兴将军把在人力上等于八个法国或英国师的四个美国师交由贝当调度。因为他们缺乏战斗经验，法国指挥官把他们送往平静的防区，以换下法国师开赴主要战线参战。
鲁登道夫第一次开始失望了。他发现“敌军抵抗的力量超过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决不能被拖进一场消耗战中去”。当战斗逐渐减少时，德军精力消耗得太多，不能追击退却中的协约国军了。当气喘吁吁的英国人停下来休息时，许多追击的德国人也在附近躺了下来，疲乏得不能用他们的步枪来射击。
鲁登道夫的军事丰碑出现了其他裂缝。德国小说家和诗人鲁道夫·宾丁，在他的战争日记中记下了喝醉酒的德军在阿尔贝尔附近劫掠的情景，“士兵们都摇摇晃晃，士兵们简直不能行走……街道上淌着酒。军官们对喝醉酒的滋事之徒毫无办法。”宾丁记道，当德国人“因喝酒而振作起精神，于第二天开出阿尔贝尔时，他们都立即被几挺英国机枪扫倒在铁路路堤上”。
协约国指挥权的统一
英国第五集团军的实际毁灭和其他部队的普遍遭劫，迫使协约国作出拖延了很久的决定——建立单一的指挥部，以向敌军最强的地方迅速地调配增援部队。最高军事委员会并没有被赋予这样的权力。该委员会是为了防止又一次卡波雷托而成立的，它无权支配法—英指挥官将应急部队相互调遣。
当委员会领导人建议，给他们掌握三十个师作为后备军时，黑格曾立即加以反对，说他无法满足他的定额。他解释说，“我可以同一个人打交道，但不能同一个委员会打交道，”这位英国指挥官提议，他和贝当互相支援——而这一安排曾在战斗中垮台。在敌军猛击高夫的第五集团军时，黑格再三催促贝当支援，可是援军从未来到。
贝当担心德军可能在兰斯前线发起攻势而突破，然后向巴黎前进。他要他的几个师迅速向西南撤退，以保卫首都。黑格答复说，这样的决定将在英军和法军之间留下一个大缺口，为德军扇形展开和歼灭协约国军造成机会。贝当听了无动于衷。
根据迟做总比不做好的精神，3月26日，英法领导人匆匆于杜朗这个小镇集会。雷蒙·彭加勒总统主持会议。英国战时国务大臣艾尔弗雷德·米尔纳勋爵和克列孟梭先在一个角落里简短商量后，再同彭加勒商榷。根据法国总理的提议，委员会宣布：“福煦将军负责协调亚眠周围战线英军和法军的行动。”黑格和贝当一起，极力主张授予福煦全权统率西线的全部协约国军。4月14日，福煦被正式任命为在法国的所有协约国军的总司令。
黑格渴望自己从属于福煦，这有效地挫败了英国首相想把他免职的意图。不过，深信“黑格是个华而不实的人物”的劳合—乔治，不得不谨慎行事了。下院保守党的支持对于劳合—乔治的政治生涯是极为重要的，而他们是全都赞同黑格的，并且黑格还得到了英皇乔治的信任。黑格的从属角色，现在已使劳合—乔治提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把他免职了。
二十五、巴黎大炮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随着战争艰难地进入1918年，白天空袭巴黎成为自取灭亡。首都和敌军战线之间的防御地带，遍布着经过改进的高射炮群和高速战斗机。用戈塔式轰炸机进行夜袭逐渐增多，但除月明之夜外，准确性几等于零。城市不但灯光熄灭，而且遍布高射炮，进袭者只能高飞，而对他们的目标也就不准确了。在飞机来到前，有效的警报系统使每个人有了充分的准备。
保卫巴黎，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依着流动着的塞纳河的轮廓，在马恩河环形地带的两岸，建造了一个模拟的城市，以欺骗德国飞行员。还加上明显的界标，以便敌机驾驶员易于认识。但德国人并未长期受骗。
3月23日，上午7时后几分钟，巴黎城北街道上突然一声爆炸，建筑物震动，窗户碎裂。没有伤人，这件事故留交例行调查。二十分钟后，相距一英里半，在加雷德莱斯特附近，发生第二次爆炸，八人被炸死，十三人受重伤。
不久，法国人就认识到，二十分钟间歇的爆炸，是敌人以某种方法造成的。对现场找到的和从尸体中取出的金属碎片进行检查，发现碎片太厚了，不象是炸弹。军火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些粗糙的金属厚块都是来自炮弹弹壳。但相距最近的敌人阵地差不多在六十五英里之外，而最重型大炮的已知射程不会远于二十英里。法国人还不了解的是，德国设计师已经研制了三门大炮，每门有七十五英里射程——恰为从巴黎到置放大炮的所在地圣戈班森林的距离。
为了达到这个距离，克虏伯的军械工人造了一支差不多有十二层大楼高的炮筒——长一百十八点二英尺，炮口直径八点二六英寸。它的二百七十六磅重的炮弹，是由堆到十二英尺高的四百三十磅火药发射的。以每秒钟五千五百英尺的初速把炮弹推向二十多英里高的上空，它在极高的同温层中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地猛冲，然后借助引力向巴黎作弧形下坠。发明人埃贝哈特博士运用数学计算来推定所有因素——炮弹、火药量、三分钟空中飞行和大地的曲率——间的相互关系。
如此特长的炮筒是不能支撑它的自重的——不论该钢材的刚性多么好，在近炮口处炮筒无可避免地要下垂几英寸的。埃贝哈特用悬臂支架支撑炮筒，克服了这个问题。设计了可以沿着铁路轨道滚动的有轮缘的车轮，为其提供机动性。这个怪物总重三百七十五吨，大炮本身就有一百八十吨。炮筒按固定的五十度的角度升高，而射程的增加或减少则由改变黑色火药的数量来调节。巨大的铁路旋车盘可使炮架和大炮作水平面的旋转以改变方向。
然而，即使埃贝哈特的天才也无法预言将击中巴黎的哪一个地区。炮轰开始前几天，德国特工人员就接到了报告每发炮弹击中的地方的命令，但根据他们的报告进行的计算，甚至无法使一发炮弹击中战略目标。所有炮弹不分青红皂白地落在公园、公共建筑物、住宅和医院。仿佛要表明它的非战略目的似的，巴黎大炮于3月29日耶稣受难日，作了它最悲剧性的一次发射。下午4时30分，教堂里到处都是跪着做礼拜的人，那时，一枚对着巴黎中心的圣热尔韦教堂飞来的炮弹中止了其行程而落在屋顶上。
支撑拱顶天花板的一根大柱断裂丁。数以吨计的石块哗啦一声坍了下来，压死了八十八人，内中有六十九个妇女，三个儿童；另有六十八人受了重伤。4月2日，星期二，举行了大规模葬礼，许多政府高级官员都参加。鲁登道夫下令巴黎大炮在那天下午保持沉默，但德皇却兴高采烈地乘汽车驶往圣戈班，他亲自向炮手们祝贺。
有一门大炮爆炸，炸死了五个炮手。在其余两门大炮被探出大致的坐落地点时，法国人动用了他们最为强大的炮队，将雨点般的炮弹射向该森林。德国人料到有这一着，在离秘密地点几英里的地方发射空炮弹，以此迷惑法国人。并在秘密地点上面张了伪装网，来防止空中观测员对巨炮进行弹着观察。
在发射五十发到七十五发炮弹后，用旧了的炮筒被运到克虏伯厂，把炮口口径扩大到九点一五英才。这种安排使火线上每次只能有一门大炮。在三十九天内发射了一百八十发炮弹后，大炮得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在那里再恢复对巴黎的炮击。每次法国人接近新地点时，德国人就再转移。
到了月底巴黎大炮终于结束其短暂的恐怖统治时，已向这个首都发射了约三百七十发炮弹。在1917年发生过失败主义和反抗之后，法国人对于动摇士气的危险深为警惕。工人机动小组奔赴每一发炮弹爆炸的地点，运走碎片，重新铺筑街道。为了抹去德国任意射击所造成的一切可能的伤痕，损毁的公共建筑物总是修复成它们以前的样子。军事设施则从未被击中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