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南战役过程中，敌援兵未来，歼灭整编第五军的设想未能达到，我又进一步考虑到攻取两淮及高宝时，也采用攻济打援的战法，以苏北兵团并加强一个纵队担任攻城任务，全军主力应置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运河两岸，以歼灭可能自徐(州)海(州)线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则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
九月二十四早晨，济南城内巷战正烈之际，我将上述诸考虑向军委报告请示，并将下一步举行的战役定名为“准海战役”。次日，在济南祝捷声中，接到军委复示；
“我们认为举行准海战役，甚为必要”。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也来电赞同举行淮海战役。同时，军委估计济南战役胜利后敌情的变化，指出：“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日标”，
“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
“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果然，济南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即九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就命令黄百韬兵团仍回新安镇阻我南下，于是，我军在济南解放后，随即挥戈南下，开始了准诲战役的准备上作。
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我们发来贺电；
“庆祝你们解放济南，歼敌十万的伟大胜利．你们这一勇猛．果敢、敏捷的行动，并争取了吴化文将军所率九十六军的起义，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尚望继续努力，为歼灭更多蒋军，解放全华东人民而战。解放济南战役中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经刘少奇、周恩来司志修改后审定的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中指出：“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己无法逃脱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果然，此后锦州、长春、沈阳、徐州、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纷纷落入我手。在淮海战役后期，杜聿明手中虽有三个兵团，但不敢坚守设有坚固工事的徐州，他们害怕徐州成为第二个济南，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十八章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我第三野战军参加的渡江战役是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领导和指挥下，按照《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规定的任务，在战略追击阶段所进行的一个大型战役。参加这次作战的有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及中原军区、华东军区部队共一百二十万人。战役从四月二十日晚发起，至六月二日止，历时四十三天。整个战役可分为三个阶段：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为第一阶段，我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运载工具，于张黄港至湖门段六百余公里的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之长江防线，解放南京；第二阶段，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十一日，我军合围歼灭南京、镇江、芜湖逃敌，占领浙赣铁路；第三阶段，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我军攻占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主力，六月二日解放崇明岛。渡江战役粉碎了敌人妄图盘踞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重振军力、伺机反扑的阴谋，为我军迅速南进，解放东南、华南、西南地区创造了条件。
渡江战役是我军在长江以北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以后的必然发展。解放上海是渡江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可以相对独立为一个战役，它是我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同以往的战役相比较，这两个相关联的战役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作战地域之广、战役纵深之大、参战兵力之众为解放战争以来所未有。渡江战役，仅三野参战的部队就有六十五万人，担负的战役正面，从江苏南通以西的张黄港至安微的枞阳宽约七百余公里，作战纵深远达三百余公里。(二)战役发起时间与国共两党的北平谈判密切相关。以往战役，指挥员可以根据当面战场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决定什么时候打和怎样打，只要消灭敌人就行，而渡江战役什么时候发起，不仅要看前线的准备、气象、水文的条件，还要看谈判的进展。上海之战则要看政策教育和接管城市的准备情况，才能确定发起时间。(三)根据战役的目的和战役面临的特殊地理条件，在战术，技术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如组织航渡、水上作战、抢占滩头、二梯队跟进、大兵团多路分进、追击、兜歼等战术都有新的创造与提高。在攻取上海时，采取了以断敌退路，诱歼敌主力于城市外围和乘市内空虚时，适时发起多路攻击的战术，从而既歼灭了敌人，又尽量保护了城市工商企业和人民安全。<四)在战役过程中，还必须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在这里，我主要谈谈自己在作战指导和战役指挥上的一些设想与体会。
渡江计划的演变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揭开以后，中央曾对华野渡江作战有过几次计划：
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之时，军委提出“叶，陶两纵队(指华野第一、第四纵队)出闽浙赣，创造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并要两广纵队随同南下。在刘邓大军决定提前进入大别山，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纵队转入鲁西南后，中央军委认为在鲁西南需要重兵箍制敌人，保障刘邓南下，分散南进，对全局不利，放弃了这一计划。
第二次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命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渡江南下。五月初，中央同意了我提出的关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在黄淮地区歼敌的建议。要求在四个月至八个月内，华野主力在汴徐线南北地区歼敌。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在黄淮之间确有大量歼敌的条件，军委于七月十三日电示：“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一九四九年）的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十四日提出华野“争取冬春夺取徐州”，九月中央会议又决定解放战争第二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这就又一次推迟了渡江时间。
第三次是一九四八午十月十一日军委改变了“冬春夺取徐州”的计划，，提出：淮海战役（当时，战役目的仅是歼灭黄百韬和海州，两准地区之敌)结束后，估计此时“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华野“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荷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并指示一九四九年一月休整，二月西兵团转移至中原，三月至七月协同刘邓开始上述作战，“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第四次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军委决定大约在—九四九年五月或六月渡江。当时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杜聿明集团已被我紧紧包围，黄维兵团即将全部就歼，淮海战役胜利的大局已定。中央指示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占领长江以北，准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并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这次军委渡江决定与以前几次不同，这是在南线同敌人进行了战略决战，将南线敌人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之后渡江。
关于渡江问题，我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也经常在考虑。我是把它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到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入主力的决战。济南战役，敌人南线三个兵团在我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人是在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我打大规模之仗，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热。
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保障条件。我认为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又以在徐蚌地区决战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华中老根据地，距华北也不远，人力物力的支援更为充裕和便利。但是，是否在江北决战，还要看全局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的牲利，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这个现实性显示出来了。于是我们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辰时电报中央军委，提出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以迫使敌人在江北与我决战为有利。我们于歼灭黄百韬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我们的建议符合中央军委的意图。九日毛泽东同志为军委起草的复电指出：“齐(八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重大决策将大大有利于我军尔后的渡江作战和在长江以南的作战。因此，当决战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接到中央军委十二月十二日的来电，我不禁为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决策的英明和战局发展的顺利而感到格外振奋
总前委于十二月十七日开会对中央十二日指示进行了讨论，由刘伯承、陈毅二同志亲赴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并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战役前的形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巳濒临总崩溃的境地。国民党军在两年多的作战中，共损失四百九十五万人，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巳被我歼灭殆尽。残存的作战部队不足一百五十万人，而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政治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逼迫蒋介石下野。一些高级将领公开要求蒋介石停战言和。经济上财政已山穷水尽，物价飞涨，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迅速破产，民怨沸腾，岌岌不可终日。总之，国民党当时的形势是军事上主力被歼，土气丧尽，政治上众叛亲离，人心失尽，经济上财政崩溃，力量耗尽。
我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作战，已经由一百二十多万人增加到四百万，其中野战军已发展到二百一十八万人．装备进一步改善，土气高昂，大兵团作战经验更加丰富。南方各省游击队武装也有很大发展，总兵力达五万余人。两年来，我军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己联成一片，总面积达二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有二亿。
我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大批民主人土纷纷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我党建议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长江以南国民党的不少地方实力派也与我党进行联系。
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编组训练部队，以便卷土重来，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二十—日宜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和我党进行谈判，但实际上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在幕后操纵一切，就在蒋介石下野的前后，先后召见、任命一些高级将领，并布置了长江防线。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主席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一月十四日，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三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还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总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是要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和平谈判成功了，我军即用和平的方式渡江，和平谈判不成功，即由战斗的方式渡江。所以党中央在准备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要求我军加紧进行以战斗方式渡江的准备。
面对上述总形势，我作了一些设想，从经营发展建设江南出发，渡江以和平的方式为最好，但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又必须立足于天津方式，立足于以战斗去解决问题。在用战斗方式解决问题时，还再尽量降低战争的破坏程度，尽量减少战争对城市和重要建筑、工业设施的直接破坏，并尽量不使敌军流散，力争聚歼，以减少蒋军流散为匪的祸害。为此，在战役中应力争作到：在渡江前认真准备，周密部署，加强侦察和训练，尽量减少渡江的伤亡，保持突破江防后的锐气和实力。突破江防后，对江防之敌迅即采取兜歼战术，不使其逃窜或流散，设法减少或不给敌人以据城固守的可能，尽可能多地在野战中消灭敌人。在攻取大城市时，我们不能采取虽消灭了敌人，却打烂了城市的战法，如把上海等大城市打烂了，对全国的经济建设影响就太大了。
打过长江去
从一九四九年—月起，国民党政府在和谈烟幕下，加紧修建长江防线，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会同驻在武汉的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共同负责长江防御。其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持凇沪，然后待机反攻”。敌人防御部署是：汤恩伯指挥的七十五个师，约四十五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八百公里的地段上(重点置于南京、上海之间)，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五十四个师，位于浙赣路上担任第二线防御的有二十一个师。白崇禧指挥的四十个师，约二十五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一千公里地段上，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二十七个师，在第二线上有十三个师。另以江防舰队和第二舰队共一百三十余艘舰艇，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以三百余架飞机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协同陆军进行防御。敌人防御的明显特点是第一线兵力单薄，纵深空虚。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江，下游江面宽处达十余公里，历来被称为天堑。对我来说，长江并不是陌生的，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率部往返三次渡过长江，当时敌强我弱，我们只能采取趋敌所不意、避实就虚的做法，选择在敌人薄弱部位进行偷渡。这—次渡江形势已大为不同，我们可以采取大部队公开地、宽正面地以强渡的方式渡江，可以说是以实击实。我们选择这样的战法，是建立在我军强大优势条件下的，我军的炮火已空前强大，可以压制对岸敌人的火力，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兵舰和空军。而敌人兵力、火力不足，防守空隙甚大。我军宽正面渡江，敌防不胜防，使我渡江有绝对成功之把握。但是，水战不同于陆战，除了陆战所必须的准备外，还必须对沿岸的地形、水情、气候等进行仔细的调查，对渡江器材进行周密的计算；对部队和船工进行有力的政治动员和训练，把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充分、更扎实、更科学、更严密。
我们渡江的准备工作，可以说从一儿四八年初就开始了．那时为了执行中央军委耍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江南进的任务，我派出一个加强营，带四十挺机关枪和全营武装，还带了二百余名干部前往皖南。另请中原局派出一批干部到皖江地区和含山、和县、巢湖地区工作，以后我们又派出十个营，组成以孙仲德为司令，谭启龙为政委的先遣纵队，并随带部分地方干部南下江边工作。在江边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对长江的渡口、水文以及相连的湖河港汊作了详细调查，绘制了地图。与此同时，我又请东北代为购置了一些引擎，将民船改装汽船。这些工作对大部队顺利过江起了重要的作用。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华东野战军未立即开往江边，而是开赴徐州和海州地区整训，以免大军集结江边的时间过长，粮食供应困难，被迫大量北粮南调，浪费人力物力。在整训期间，我们全面都署了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以兵团为单位组织军、师干部率侦察队先期赴江边侦查，了解情况。
在此期间，我们组织全军学习毛主席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广泛展开新区政策、城市政策的学习，进行纪律教育，为我军渡江南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各兵团于三月上旬先后到达渡江作战出发位置，进行深入具体的准备。至四月初．全军已收集到各种类型的木船八千余只，自制了-部分汽船和可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和木排；动员了近万名船工，从部队挑选和训练了数千名水手，满足了载运第一梯队渡江的需要。为了提高船工参战的积极性，召开了船工誓师大会，制定船只损坏赔偿办法和船工伤亡优抚条例。与此同时，军民共同进行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训练。为了顺利地航渡和成功地突破敌防线的滩头阵地，各部队利用湖泊及内河进行了游泳、划船、上下船、水上射击、打击敌舰、滩头爆破，登陆冲击等战术的技术演练。并利用黑夜在长江中组织试航。各军均派出侦察部队过江对南岸地形进行实地侦察，井在南岸建立隐蔽点线关系。
我们还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指示，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毙伤俘敌军四十四万三千余人(内起义投诚四万四千多人)，我方伤亡十万零五千余人。由于我军执行在强大政治工作保证下的即俘即补政策，部队增补了大量解放战士，到一九四九年一月，我军己由淮海战役前的四十二万人发展为五十五万多人。经过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我和谭震林分任副司令、副政委，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第七乓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第九乓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每个兵团下辖四个军，特种兵纵队直属野战军。通过整编统一了编制，充实了干部和兵员，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
二月上旬，总前委初步确定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的四个兵团(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一个兵团(第三兵团)为渡江第一梯队；第十兵团在江阴、扬州段；第八兵闭在南京东西段；第九兵田在芜湖东西段；第七兵团在铜陵、贵池段；二野第三兵团在安庆东西段；以第四、第五兵团的五个军为总预备队。同时，建议第四野战军派三个军十余万人迅速南下，进至武汉地区牵制白祟禧集团。
四月一日，总前委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在四月三日得到军委批准。纲要指出；我军的战役目的是，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纲要判断了我军渡江后，敌军可能产生的四种变化，并根据此确定了我军的作战纲领和战役第一阶段渡江作战的部署。纲要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纲要还指出：在我军渡江成功后．三野之第七、第九兵团应与三野之第八、第十兵团迅速会合，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此着为全战役之关键。
总前委统一部署：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司令员在合肥附近统一指挥二野、三野，主持全局。二野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指挥二野部队为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三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第八、第十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七、第九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三野两路(四个兵团)归粟、张统—指挥。
我和张震同志于四月一日率三野机关，自蚌埠出发，冒着春雨东移，于四月五日到达泰州以南的白马庙。
为了实现总前委确定的战役意图，我把选择突破地段和向敌纵深发展联系起来研究，对三野负责的正面和任务进一步作了仔细的考虑。为达成迅速包围歼灭南京、镇江、芜湖地区之敌，东集团渡江后必须以主力楔入南京与上海之间，切断京沪铁路，这样可把汤恩伯的防御体系拦腰砍成两段。而长江的走向，在京沪间，以江阴为中心,有一个向南突出的弯道，我十兵团以选择江阴东西地段突破最为有利，突破之后，可以最近的距离，直插金坛、宜兴、吴兴地区，切断南京，镇江之敌退往上海及杭州的通路。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从裕溪口至铜陵段突破江防之后，必须作远距离迂回．向宣城、广德，吴兴地区急进，争取在吴兴地区与东集团第八、第十兵团会合，封闭合围口，将芜湖、南京、镇江江防及守城之敌兜住，再图歼灭。敌如弃城而逃，则可将其歼灭于郎溪、广德、长兴一带，不使其逃入杭州等城市。
为了更好地发挥各部队的特长，我们将熟悉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军由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分别调归东集团第十、第八兵团，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的第二十四军和第二十五军从东集团第八兵团分别调归中集团的第七、第九兵团指挥。
四月六日，我们召集第八、第十两兵团军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了总前委的基本决心、战役指导思想，明确了东集团渡江作战的决心和部署，并对渡江后战役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研究。我提出三种可能山现的情况和相应的对策：
(一)敌以南京、芜湖地区的兵力，对付我中集团，阻止其向东发展．集中南京至上海之间的兵力，寻求在京沪之间与我决战。如出现这种情况，要求东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主力控制在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带，下决心在京沪线上打一个恶仗，打上三，五天，打出一个好局面来。同时，要求中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主力迅速向东发展，和东集团打通联系。
(二)南京、镇江等地区之敌，向杭州、衢州撤退，在浙赣线上组织第二道防线：京沪线之敌向上海收缩，固守上海。如出现这种情况，则三野先集中兵力协同二野解决浙赣线上之敌，然后—再围攻上海之敌，各个击破之。
(三)我渡江一举成功并迅速突入敌人防区纵深，把南京，镇江的敌人退路切断，敌人全线溃退．一片混乱。如出现这种情况，要求东集团只用一部兵力监视上海之敌，主力迅速向吴兴急进，配合中集团，将逃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地区。同时，也要求中集团渡江成功后迅猛东进，到达吴兴地区与东集团会师，围歼逃敌。
在这三种可能的情况中，我们力争第三种情况的出现，同时，也为第一种情况出现做好准备。
通过研究讨论，大家统一认识，战役预定四月十五日发起。
四月八日下午，我与张震同志联名下达了对东集团渡江作战部署的指示。规定：“我八、十兵团主力决于杨中至护漕港(江阴东南段)强渡，为求主攻方向强渡顺利，决定八兵团以积极动作箍制镇江、扬中段之敌，而以十兵团附二十三军、特纵主力，于江阴东西地区强渡(前头部队采取偷渡)，力求南渡三个军或四个军之大部，务须当晚控制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区，坚决打击敌之反击，尔后乘胜扩展，开辟镇江段南北地区广大战场，以利野战军主力尔后作战。”这—指示在下达东集团的同时，还通报了谭震林同志和中集团，并要求东集团拟制具体实施计划上报。
四月十日，军委给总前委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发来电报说：“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四月十五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我当即召集前委讨论，并于当日复电军委，报告了长江下游水情——如延长一月，则江水上涨，又临雨季，现我方小船占三分之二在江水上涨情况下难于在江中行驶。并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我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起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渡江，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如仍需强渡，则依原定(时间)为好，或将渡江重点置于安庆、南京段，江阴下游实施佯渡，但由此不易截断敌向沪杭退路。”同日，二野也向军委建议按原定时间渡江为宜。总前委则提出“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的建议．军委在考虑了总前委及二、三野的意见后，根据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于十一日复电总前委并告栗张、刘张李：“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四月十二日，我向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为渡江便利计，不要再推迟至二十二日以后，“以二十日前后为最好”。
四月十八日军委指示总前委及二、三野于四月二十日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实行总攻。当日总前委给二、三野发电提出：”整个战役从二十日晚开始后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总前委还估汁，东集团在渡江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因此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渡江，以便能有力地支援东集团作战。
四月二十日晚，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二十时，我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突击。第一梯队四个军(第七兵团之第二十一、第二十四军，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在我强大炮火掩护下，二十一时许，攻占了黑沙洲、鲫鱼洲、闻新洲、紫沙洲等江心洲，并逼近南岸，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建立了滩头阵地，继续向纵深发展。敌人在一片混乱中．仓皇南逃。二十一日我军攻占了铜陵、顺安、繁昌等城镇。我中集团突破江防后，汤恩伯即派机动部队第九十九军前往增握，增援部队甫抵宣城，敌江防部队已放弃阵地，第九十九军即向杭州逃窜。二十二日中午，中集团突入敌人防御纵深己达五十公里。二十三日，中集团第二梯队的各军也全部渡到南岸。
二十一日夜晚东集团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同时发起了强大的突击。我第十兵团第一梯队之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首先在天生港，王师塘、长山等地突破敌人江防阵地，登上南岸，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反击之后，于二十一日中午进抵百丈慎、南闸镇、秦皇山、香山之线。建立了正面宽五十公里，纵深十公里的滩头阵地，并继续向纵深进击。当日，江阴要塞守敌在我秘密党员内应下宣布起义，我第二十九军占领要塞，控制了所有的炮台。我特纵炮兵封锁了长江，断绝了敌舰东逃的航道。二十二日，占领常州，丹阳等城，切断了京沪铁路。
我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在龙窝口至永安洲段向扬中岛发起突击。二十二日占领扬中岛，二十三日渡过夹江，登上南岸，并乘胜向纵深发展。该兵团位于南京，镇江正面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两军，于二十三日晨占领镇江和浦口、浦镇．当晚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留在南京的部分政府机构，在李宗仁率领下，已仓皇撤向广州。
西集团(第二野战军)，由马当至贵池段强渡成功，占领了贵池，彭泽等地，主力直趋浙赣线，迅速割裂敌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
国民党的海军除第二舰队在南京附近江面起义外，一部分在镇江附近江面向我投降，另一部分逃住上海。
在我军渡江之际，英帝国主义悍然派出军舰于二十、二十一两日两次驶入我东集团渡江地段，炮击我军阵地。我军强大炮兵于以有力回击，将其紫石英号击伤，搁浅于镇江附近（后于七月三十日午夜逃跑），其余舰只被迫缩回上海。
南京是国民党统治中国人民达二十二年之久的政治中心。南京解放的伟人意义，正如中共中央的贺电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
围歼逃敌于郎溪、广德地区
我军神猛迅速，一举突破江防。敌人的长江防线，土崩瓦解。此时，关键是否能达成对敌人的割裂和围歼。二十一日十九时，我与张震同志联名向军委、总前委建议：鉴于第七、第九兵团渡江后，敌尚无全盘部署，抵抗甚微，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使敌无暇调整部署，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并建议第九兵团渡江后，除以第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第四兵团外，主力应不为小敌所阻，向东北挺进，控制溧阳，截断“京杭国道”(即南京至杭州的公路)，截断南京之敌向杭州的退路，以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该兵团先头部队力求于二十六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第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力求十七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
次日，接到中集团二十二日十一时对第七的作战部署电，指示第九兵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于二十四日占领南陵．青戈江，湾址镇，并包围宣城后，二十五日集结休整一天，以便骡马赶上。二十六日继续东进，于二十八日十时至郎溪附近。第七兵团则于二十九日进至广德附近，这时，我们判断敌人丰力特向杭州撤退。为迅速切断“京杭国道”这条公路，不使敌人主力退向杭州，并达成对敌人之围歼，我与张震同志认为必需加速第七，第九兵团的行动，立即于二十二日十七时发电给第七、第九兵团，令九兵团率第二十五、第二十七两军全部．以急行军经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溧阳挺进，不为小敌所阻惑。令第七兵团迅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第九兵团右侧后成梯次队形前进。这个电报同时发给了谭震林同志并报告了总前委。二十三日总前委复电同意。
二十二日夜，南京、镇江、芜湖地区之敌开始向杭州撤退，芜湖以西至湖口地区之敌向浙赣线撤退，常州以东之敌向上海收缩，出现了我们估计的第三种情况。这时，我把指挥的重点，转到迫歼逃敌上来，全神贯注指挥东集团和中集团的部队在广德、长兴、吴兴一带会师，封闭合围口，将向杭州及浙赣线溃退之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及长兴地区。
我在地图上反复测算敌我双方到达长兴和广德地区的距离和行程。从南京到长兴、广德约一百四十公里，其中一部分是山区，而且敌军在撤退的路上，还耍受到我追击部队的攻击与阻拦，其速度必受影响，故估计需四至五天才能到达。我东集团从江边直插太湖，到达宜兴地区约五十至八十公里，如果发展顺利，仅用二至三天的时间，就可以在这里切断南京到上海的通路。再用一至二天的时间．就可以在长兴地区切断南京至杭州的通路。我中集团从渡江地区向东到广德，长兴地区约一百五十至二百公里，这是我们过去活动过的地区，干部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和道路情况，我军善手吃苦耐劳，猛打猛追，故有四至五天的时间，也可以到达那里切断南京到杭州的通路。
二十三日晚至二十四日晨，我连续几次电促各兵团加速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前进。命令第十兵团除以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向苏州进逼，监视上海方向之敌外，以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一军沿太湖西侧以吴兴，长兴为目标兼程急进，首先占领宜兴，再继续向长兴挺进，以求与第九兵团在此地区会师。以第二十三军从长荡湖东西地区向南急进，切断溧阳、宜兴之间的通路。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归第十兵团指挥，沿丹阳、金坛以西一线南下，配合各部歼灭逃敌，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到达宣城后即向广德、长兴，吴兴急进，务于二十五、二十六日赶到广德以东之天平桥、梅溪之线以东，与第二十八军取得联系。第八兵团部率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在南京，镇江地常州。
追击战要求‘快速”。我广大指战员在胜利的鼓舞下，高度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怕疲劳，不怕饥饿，不顾春雨连绵，踩着泥泞的道路，跋山涉水，快速行军。
我军听过之处，群众以极人的热情夹道欢迎自己的子弟兵。他们把稻草铺在泥路上，以防战士滑倒，用木板和小船加固破烂的小桥，以便我军顺利通过。群众的这种热情，又给我们的部队以极大的鼓舞。所以经过任途跋涉的战士们，虽然脚底下已起了大大小小的泡，但仍然满怀豪情，一脚泥，一脚水地追赶敌人。当时上上下下的思想都集中在一个字上，就是‘快”。
二十五日下午，第二十八军：占领了宜兴，第二十三军于同日黄昏占领溧阳，南京至杭州公路遂破我切断。敌人不敢再沿京杭公路退却，改由宜兴以西的山区直向郎溪、广德方向逃窜．妄想突出重围。二十六日我中集团的先头部队已进至郎、广地区；同日我第二十八军进占长兴。二叶七日，中集团之第二十七军在吴兴附近与东集团第二十八罕打通了联系，这样，就封闭了合围口，把南逃之敌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五军、第六十六军及第五十一军的一部，逼入郎溪、广德之间的山区。敌军十万之众，乱作一团，东奔西突，妄图逃命，但却四处碰壁。我追击各军机动灵活，猛插猛打。战至二十九日上午，将敌全部歼灭。
这是一大胜利，因为如果不将这十万敌军歼灭，让它进入杭州．这座名闻中外的秀丽古城将遭受一场浩劫。当时我还很耽心我国当年最长的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受到破坏。所以再三嘱咐要抢占钱塘江大桥，我先头部以到达时，敌人来不及爆炸大桥就为我消火了。三野在郎广围歼战中加上在长江南岸边及追击途中歼灭的敌人共十三万九千余人。江防之敌仅第五十四军及第五十一军之一部，在我追击部队到达之前逃到上海。
在我围歼郎广地区之敌的同时，我第七兵团在谭震林同志指挥下加速向杭州挺进。二十八日占领宁国，五月一日占领孝丰，五月二日占领余杭，五月三日，进占浙江省会杭州，五月四日至七日，第二野战军占领了上饶、贵溪、横峰、金华、衢县等地，控制了浙赣线，切断了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一部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进武汉地区，完成了牵制白崇嬉集团的任务。渡江作战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钳击吴淞，解放上海
郎广围歼战结束之后，我就把指挥的重点转到攻占上海这方面来了。五月初，总前委移驻京沪线上的丹阳城，我和张震同志率领第三野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指挥上海战役。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考虑，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尚来完成．要求我第二野战军暂不要进攻上海，而且也不要靠近上海，不要惊动敌人，不使其过早地退出上海，以免仓促进去，陷于混乱，同时令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线休整，随时准备支援我三野作伐，并准备应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这时敌军退守上海的部队，有八个军，二十五个师，加上军舰三十余艘，飞机一百二十余架，共约二十万人。
守备上海的敌军妄图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实行固守防御，敌人的防御阵地，分为警戒阵地、主阵地、中心要点工事。主阵地有：月浦、杨行、大场、真如和浦东的高桥、高行等地．主阵地的前沿，距市区三至六公里。中心要点工事包括国际阪店、四行仓库、百老汇大楼(即现在的上海大厦)等三十二座建筑物。整个上诲，仅钢骨水泥的碉堡，就有四千余个。这些工事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请美国人、德国人修的，后来日本人、国民党军又加修过。
敌军将上海划分为沪西北、沪西南．浦东三个守备区。具体配置是：第一二三军及暂编第八师驻守太仓，昆山，青浦、嘉兴、平湖、金山卫之线，第五十二军驻守月浦、刘行、吴船、宝山等地；第五十四军驻守真如、大场；第二十一军及第九十九师驻守江湾等地；第七十五军驻守虹桥、龙华；第三十七军驻守周浦从浦东市区和南汇之线；第十二军驻守高桥、高行地区；第五十—军残部及五个交警总队驻守市区，从敌人兵力部署上来看，其防御的重点是浦西市郊之吴淞、月浦，刘行．大场和浦东区之高桥、高行地区，藉以保障吴凇和市区，维护其出海通路。在这些地区以钢骨水泥的碉堡为骨干，结合大量的土木结构的工事利蜘蛛网式的堑壕，外设多层障碍物，构成纵深达到三公里的防御地带。为了扫清射界，平毁了距阵地一公里以内的房屋和树木。这些地区，靠近长江，可以得到舰炮的直接火力支援。而市区和沪西南则是敌人防御的薄弱部分。
我们打上海的指导思想是：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了，要争取把上海基本上完整地接管过来。我们的一切作战部署及战法，都是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打上海有二种方法可选择：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内地的若干城市采用了此种战法。但是上海情况特殊，上海有六百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所需数量很大，长期围困，人民不仅没有吃的，由于没有煤，不但机器不能运转，连自来水都没得喝，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因有海上通道，我们围不死。而且我军渡江以后，应力争迅速解放全中国，所以，长期围困的战法不可取。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山。这一战法，虽避开了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忙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将市区，城市会被打烂。所以，这一战法也不可取。第三，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为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退路而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我军决战。如出现这一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吴淞周围是敌防御的强点，因此，这种战法，将是硬碰硬的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值得的。为此，此方案是我设想的虽佳方案。
为了不打烂城市，当时我们还规定进入市区作战，应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
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尚未做好，我们不得不推迟了攻占上海的时间，敌人却利用时间在上海大肆抢劫物资从海上运走。五月六日，中央军委指示，为了阻止敌人劫运物资，可先占领吴淞、嘉兴两点，以切断敌劫运物资和退逃之路。但不改变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要我们部署进行。
军委的这一指示，与我们设想的第三种打法不谋而合。我们于五月七日巳时上报了作战方案：以第二十九军并配属两个炮兵团攻占吴淞、宝山，以第二十八军主力控制太仓、嘉定，以第三十军攻占嘉兴、嘉善、平湖、乍浦、金山卫线，为防敌向南汇、川沙撤退，以第三十、第三十一军进入浦东截敌退路。并预定十二日、十三日发起攻击。五月八日，军委给我和张震同志的复电说：“(一)同意七日巳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二)在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军委此电同时发给了总前委。
根据军委指示，我于五月十日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战役预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二日起，钳击吴淞，断敌海上通路；第二阶段，待接管上诲工作就绪后，向市区发起总攻，解放全上海。兵力部署是：以第九、第十两个兵团指挥八个军(以后又增调第二十三．第二十五军配属给第九．第十兵团)及特纵炮兵一部，从上海两翼迂回，钳击吴淞；第十兵团之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个军攻占宝山、吴淞；第二十六军攻占昆山、安亭，第三十三军集结常熟地区，为兵团预备队。该兵团的后续任务是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第九兵团围攻上海。第九兵团之第二十军攻占平湖、金山卫，打开向浦东前进的通路。三十军、第三十一军向浦东挺进，协同第十兵团钳击吴淞；第二十七军集结嘉善地区，该兵团的后续任务是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第十兵团围攻上海。
五月十二日，第二十九军占领浏河，当晚向月浦进击；第二十八军占领太仓、罗店等地，继续向杨行，刘行进击；第二十六军攻占昆山。十三、十四两日，我军连续向月浦、杨行、刘行之敌猛烈攻击。但敌钢骨水泥碉堡林立，构成了许多子母堡群，并配以众多的副防御障碍。以这些子母堡群为核心，筑成多道阵地，依托阵地进行顽抗。我军攻克一个地堡群，往往耍付出重大代价。而且敌在海军舰炮、空军飞机的支援下，以坦克、装甲车为掩护，频繁对我军发起反冲击，因此争夺十分激烈。十五日，敌又调第二十一军及第九十九师增援。经几天激战，虽然我军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没有大的进展，仍对峙在月浦、杨行，刘行一带。
我仔细地考虑了这种情况，觉得要加快战斗进程，就必须以锥形队形力求打开几个口子，由缺口透入敌之纵深。因此，十六日我们调整了部署，并且下达了战术指示，指出；对敌永久性设防阵地的进攻。必须周密组织，选择敌突出、薄弱部与结合部，楔入其纵深，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轰击其一点，挖交通壕接近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攻击；充分发挥炸药的作用，以炸药包开路，发挥孤胆精神，纠正集团进攻的方式。我进攻吴淞外围的部队，研究了这一指示，总结了前—段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进攻方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二十八军以小的伤亡，攻占了刘行等要点；第二十九军攻占了月浦街区。
第九兵团之第二十军于十二日攻占平湖、金山卫后，进至松江地区，第二十七军进攻青浦以东地区。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于十四日攻占奉贤、南汇，十五日，攻占川沙，十六日攻占周浦，十八日，逼近高桥。十九日后，敌调其七十五军增援高桥，在飞机及舰炮支援下，对我军频繁地进行反击。因这一地区河流多，桥梁多被敌人破坏，我炮兵跟不上去，仅靠轻火器与敌反复冲杀，部队伤亡较大。二十三日，我炮兵赶到，对高桥以东海面之敌舰猛烈轰击，击中七艘，余舰逃逸，我控制了东翼的海面。
自我钳山吴淞以来，敌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陆续从市区调来吴淞及高桥的三个军，市区更加空虚了。这对吸引敌人在郊区作战，保持城市的完整是很有利的，完全符合我们在战前的设想，但吴淞两侧濒江临海，正面狭窄，河流纵横，我兵力展不开，优势难以发挥出来。所以每攻克一点，伤亡消耗很大，战役时间拖长，而市区虽然已经空虚，因受接管准备工作的限制，不能乘虚攻占。
有鉴于此，五月十八日辰时，我与张震同志联名向军委、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已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意见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吴凇，而以第九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尔后会攻苏州河北，如此实施，则我楔入敌之纵深不致被动。“惟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
当日，总前委复示
“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十九日，又得到中央军委电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巳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于五月二十五前后开始攻城？于是，我们制定了总攻的部署，并于二十一日午时上报了军委。部署将总攻分为三步：第一步全歼浦东之敌；第二步夺取吴淞、宝山及其外围阵地，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军之包围，攻占苏州河以南并沪西区及南市区全部，第三步聚歼可能溃缩在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的江湾地区之敌，达成全部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这个部署上报后，军委于二十二日复示：“同意二十一日午电所述主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二十三日，我侦悉汤恩伯已率其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南仅剩下五个交警总队。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判断敌将撤离上海，便决定当晚发起总攻，第一步和第二步攻占计划，同时进行。
二十四日，第二十军攻占浦东市区，第二十七军攻占虹桥及徐家汇车站；第二十九军攻占月浦南郊之小高地。敌为保住海上的逃路，以四个营的兵力在八辆坦克支援下，向我月浦南郊之小高地反扑，并将己调至高桥的第七十五军一个师，调回月浦增援，但未能阻止我军之攻势。
二十四日夜，第二十七军由徐家汇、梵皇渡之线攻入市区，第二十二军由龙华附近攻入市区，第二十军主力从高昌庙西渡黄埔江攻入市区。二十五日晨，我军攻占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当晚第三十、第三十一军攻克高桥。敌殿后部队指挥官派员与我军接洽投降，我一面派人与其接洽，另一面令各部迅速向各攻击点猛插。
二十六日，各部攻占吴淞、杨行、宝山、江湾、大场及苏州河以北之市区。当日，残留在杨树浦等地之敌人，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率领下向我投降。二十七日肃清了在市区的残敌。至比，上海战役胜利结束。
至此，总前委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赋于我第三野战军的任务全部完成。
这次战役，在上海外围特别是吴淞口地区，打得十分激烈，用的时间也较长。但在市区打得并不激烈．用的时间也较短，这样既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而市区也没有遭受大的破坏，这正是战前我们期望的最佳结局。
在这里我更特别提一下上海党组织的作用，上海党有悠久的斗争历史和坚强的群众基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为解放区输送了大批干部，帮助采购、转运了大量物资、药品，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在上海的解放中，他们更作了大量艰苦扎实的工作，是我军解放上海的坚强内应。战斗发起前，他们对上海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分布作了周密的调查，绘制成图，送给了我军。攻城战斗发起后，他们组织了工人护厂，学生护校，保护公共财物，维护社合治安，积极支援上海的解放斗争，使上海在攻城战斗中，没有停过电，没有停过自来水，电话局照常工作，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迹。
战上海的枪声刚停，我接管的工作人员即随部队进入上海市区，在地方党和群众配合下，按系统有秩序地展开了接管工作。参战部队除担负警备任务者外，立即撤离了市区。进入市区的机关和部队，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坚决执行约法八章，并把后方置于十五公里路之外。当时正值梅雨季节，部队露宿于阴雨连绵的街道上，吃的是从十五公里路外送来的冷饭。在币制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购买物品。同时积维护社会秩序，制止不法行为，打击敌特破坏活动，收容散兵游勇，保护公共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外国侨民等。我军的这些行为，得到上海市各阶层人民的拥护、爱戴和赞扬，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所以说上海战役我军不单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上海解放是继南京解放后又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它的意义，正如当时新华社时评所指出的：上海解放，表示了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都已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结束了国民党二十余年的反动统治，也表示了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结束了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因此，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渡长江、战上海．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战争的硝烟早巳消失。但这个重大战役，导致了旧中国的结束，新中国的诞生，已永远载入史册，供后人研究和思考。
第十九章真正的铜墙铁壁
山东临沂地区的同志．约我写一篇解放战争时期在他们那个地区作战的回忆录。在回顾中，我不禁想起，山东人民群众对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援。那些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那些军民相依，鱼本情谊的动人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激荡胸怀。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高度政治觉悟的山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对山东人民一直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盛激。
人民是父母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侵吞解放区，消灭解放军。华东地区，南连京沪，北近平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华中野战军的部分主力为执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于同年七月中旬至八月底，在华东解放区前沿的江苏泰兴，如皋、海安、邵伯地区，胜利地进行了苏中战役，歼敌五万余人。之后，与山东野战军在苏北会师，组成了华东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一月北撤山东。
华东野战军北撤山东，是为了进一步集中优势兵力，在解放区内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地机动作战．以更多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时，不少同志对这一发展的重大意义，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而且，原华中野战军的指战员多数是苏中子弟兵，要他们在刚刚打了胜仗之后，就撤离自己用生命和鲜血保卫过的土地，使养育自己的人民群众遭受国民党军队带来的可以想象的灾难，思想上的弯一时也不容易完生转过来。加之由苏中到山东，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变化，使许多同志思想情绪上有所动荡。所以，解决普通存在着的这些问题，是巩固和提高战斗力的关键，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中心任务。当时，部队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干部，进行了大量的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同时，山东的党，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原华中部队进入山东后驻扎的临沂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天寒地冻的严冬季节，给部队以热烈的欢迎和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照顾，那种深情厚谊、鱼水之情，使全体指战员感到无比的温暖。临沂地区的人民，宁肯自己吃糠，吃地瓜叶，甚至以树叶，野菜充饥，也要把用小麦、玉米、小米、高梁做的煎饼送给部队。宿营时，有的群众把刚结婚的新房也腾给我们住，妇救会、“识字班”的妇女到各班去问寒问暖．抢着缝衣服、鞋袜；许多老大娘把自己赖以换取油盐的鸡蛋拿出来，甚至杀了老母鸡，送给部队的伤病员。山东人民在战争中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车轮滚滚，担架如林，前送粮弹，后运伤员，放哨带路，看押俘虏……他们是那样地坚强勇敢，不怕困难，奋不顾身，竭尽全力地支援人民子弟兵。但是．对蒋介石他们又有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要求部队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保卫解放区，扩大解敢区，解放还在苦难火海中的人民。他们这种坚定鲜明的阶级立场，崇高炽烈的革命感情，使原华中野战军的同志受到了生动而实际的教育。对部队的思想转弯，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人民对了弟兵的热爱，关怀，始终是鼓舞部队前进的巨大力量。
一切为了前线
一九四七年一月，陈毅同志主持召开了鲁南会议，照中央的指示，华东野战军进行了统—整编。这时，山东已成为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之—，华东战区一系列重大战役大都是在山东境内进行的。当时，全国解放区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各解放区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决战争的一切需要。除了武器弹药主要取之于敌人外，其它一切都要依靠人民群众。当时华东野战军，连同地方党政机关共约三十多万人。山东人民不仅要担负这三十多万人衣食住用的物资供应，还要担负起战争的巨大消耗。而那时的山东解放区只有十二万六千平方公里的面积，二千六百多万人口，大部分城镇和铁路交通线又被敌人占领，抗日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军破坏的经济，还没有得到恢复，广大农民少吃缺穿，生活极为贫困。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英雄的山东人民始终以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勇敢地承担起了支援连续进行的、大规模战争的重担。
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直接领导下，山东的党和人民政府，贯彻执行“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方针，积极发展战时经济，把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科学地调动和组织起来，既照顾到军队的需要，又注意到人民负担的可能性，实行“耕战互助”、“以战养战”，把土改、生产，支前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较好地解决了解放区经济的主要支柱——粮食问题，为支援战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山东的党、政府和人民，在蒋介石发动军事进攻的前夕，就积极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改运动是一场解决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伟大革命，反映了中国农民上百年来的愿望，几百万亩土地回到了农民手中，大大地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他们第一次在自己分到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努力生产。虽然还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但是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生产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土改的胜利为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前线战争的胜利，又保卫了土改的胜利果实。翻身农民是战争重担的主要承担者。蒋介石的疯狂进攻，使千百万翻身农民，从切身利害中更深刻地体验到解放战争的正义性质，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战争的胜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对战争的支援看作是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
“一切为了前线，
—切为了战争胜利”．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响亮口号。尽管是在遭受敌人摧残，自然灾害严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山东广大翻身农民却自觉自愿地为革命节衣缩食、茹苦含辛，甚至不惜破产毁家，承担着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全心全意地爱护军队，支援前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神圣的人民解放战争。
不竭之源
华东野战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连续打了宿北、鲁南、莱芜、盂良崮等战役，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战争进入到第二年，为彻底粉碎蒋介石妄图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以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以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同时，以—部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留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华东战场上的战争越打越大，而且打的大都是硬仗、恶仗，我军有了较大的伤亡、减员。因此，补充兵员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
为保证华东野战军有充足的兵员，山东解放区的党和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土改、复查、反霸斗争的基础上、结合蒋介石疯狂进攻解放区残酷杀害人民的现实，深入开展反蒋诉苦、庆祝翻身和土地还家等活动，号召人民群众“到前线去，到主力去”。千百万翻身农民把参军当作一项最光荣的任务，争先恐后、积极报名，涌现出许许多多“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相争”，“村干带头”的动人事例。他们说；“穷人挨冻受饿，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有地没人保．还是不牢靠。”有家农民两个儿子争着参军，互不相让．只得开家庭会解决。他们在参军大会上说：“国民党害了咱，共产党救了咱，没有解放军上哪捞胜利，咱不参军谁参军”。有个农民，战争开始时，送大儿子参了军、后来又送来了二儿子，为打败蒋介石，他还要把三儿子送来。胶东莱阳县赤山区，一千名民兵集体参军，编为—个营，加入了主力，成为当时闻名胶东的“赤山营”。淄川县当时只有四十余万人，土改复查后，一次扩大一个团，两千余人补进了主力。仅一九四七年一年间，就有二十九万五千余名翻身农民的优秀子弟光荣入伍。在战争中，我军补充了大量解放战士。翻身农民的优秀子弟，作为人民军队的主体和骨干，对把解放战士教育改造成为人民而战的革命军人，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共发动了四次大的参军运动，送出了五十八万九千余名优秀子弟参军。他们象千百条小溪流渠，汇成了奔腾万里的大江长河，源远流长，滚滚向前，使华东野战军越打越多，越战越强。有这样的人民．还有什么敌人不可战胜呢？
英雄的山东民兵
在解放战争中，山东的民兵和地方武装，发扬了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光荣传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谱写了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巨大威力的新篇章。一九四六年底，我军进行鲁南战役前夕，鲁南第三军分区地方武装在郯城县码头、新村一线，沿沂河东岸进行防御，保证了北上主力侧翼安全，维护了华中至山东的交通线。一支支民兵爆炸队，深入到兰陵、邳县，峄县、台儿庄等边沿区，在敌人经常出没的河边、路旁，直至据点周围，大摆地雷阵，袭扰、杀伤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鲁中沂南县高、金飞行爆炸队，从博山调至鲁南后，转战于锄头林、兰陵、洪山等地，四次用地雷阻击了二十六倍于自己的敌人，圆满完成了任务。在广大民兵、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我军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取得了鲁南战役的巨大胜利，歼敌五万二千余人。
鲁南战役后，蒋介石判断我华东野战军在苏北、
鲁南连续作战，“伤亡重大，不堪再战”，临沂又是山东解放区首府，我必固守。遂集结了十一个整编师（军）于第一线，企图在鲁南与我决战。我华东野战军根据敌我情况，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果断改变诱歼南线之敌的方案，出敌不意，挥戈北上，先打莱芜的李仙洲。此时，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大造欲攻兖州的声势．并在运河上架桥，在黄河岸边筹集渡，制造西渡黄河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会合的假象，迷惑欺骗敌人．使其判断错误，保证了我主力部队隐蔽开进。战役打响后，山东的党和政府组织了一百二十个子弟兵团，村村布雷，节节阻击，日夜袭敌，积极配合主力作战，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胶济线两侧的广大民兵和地方武装，一夜之间将坊子至兰村一百余公里的铁路完全破坏。莱芜县委组织十万余民兵，连续七夜大破袭，敌人白天修，他们夜间扒，完全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使敌人前进不得，后退无路，联络中断，咫尺不能相援，成了瓮中之鳖，为主力部队分割歼敌创造了条件，为保证战役胜利赢得了时间。
民兵，虽然不能象野战军那样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战，但是，他们却是野战军的得力助手。有了这个得力助手，就使野战军如虎添翼，耍打就打，要走就走，在运动中选定有利战机和战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有生力量。孟良崮战役后，敌人经过四十天的休整，再次调集了十一个整编师，问鲁中山区进攻。为配合主力转入外线作战，鲁中军区监护营—连，在蒙阴县方圆只有—千多平方米的岱崮山顶上，凭借着险要的地形，依靠人民的支援和民兵的积极配合．坚持了四十一个昼夜。他们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忍受着疾病和伤口溃烂的折磨，以惊人的革命毅力，主动派小股部队下崮打击敌人，炸毁了敌人的弹药库和车辆，烧毁了敌人的粮食和被服，搞掉了敌人的一个师供绐所，有力地牵制了敌人。这个连队，战后被鲁中军区授予“岱崮英雄连”的光荣称号。
一九四七年秋，华东野战军大部主力挺进中原转入外线作战后，国民党加紧了对胶东解放区的进攻。胶东有二百多个民兵爆炸营、队，配合坚持内线作战的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开展阵前爆炸，同主力部队一起，迫使敌人付出惨重代价，费了近个月的时间，才爬行似地到达烟台，占领了几座空城。当时，整个鲁南地区坚持敌后斗争的都是地方武装和广人民兵。他们有时分散作战，有时集中作战，担负着围困、打击敌人孤立据点．歼灭匪特、土顽、还乡团，保卫生产和巩固后方的重大任务。英雄的鲁南赵博县民兵和地方武装，在我军主力撤出后，坚持斗争十个月，粉碎了敌人多次“清剿”、“扫荡”，与敌作战千余次。消灭瓦解残匪、土顽四千五百余人。一九四七年底便收复了失陷的全部地区。沂南县委组织几十个村的民兵进行联防作战，在沂河一线五十公里长的边沿区，开展“万雷区”活动，阻止了土顽及还乡团的进犯，保证了秋收秋种顺利进行。鲁中区民兵和地方武装，全力以赴地围剿残匪，七天之内收复了临朐、蒙阴、沂源、莱芜之间纵横一百五十余公里的敌伪统治区．打通了蒙山区和沂山区的联系。我主力部队回来后，如同走进了温暖的家门。为部队休整，准备再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他们还担负了警卫桥梁、看守公路、电线、仓库、以及站岗、放哨，守护战利品、押送俘虏，打扫战场、捕捉逃敌等繁重的战勤任务。—九四八年秋，我军攻克济南后，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副司令牟中珩、伪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等人，化装潜逃。但是，不久我们就接到报告，这三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要员，虽然侥幸逃出济南，还是分别在寿光县、胶县和滕县被勇敢机智的民兵捉住了。人民战争是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是一条真理。
三年解放战争中，我山东民兵和地方武装直接歼敌灭匪即达六十九万余人。在野战军获取的巨大战绩中，也都包含着山东以及华东解放区其他地区的民兵、武装力量和全体人民群众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
我国革命战争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是大兵团作战。战场范围广，参战兵力多，战役规模大，机动性强。要取得胜利，需要有雄厚的后勤支援力量。当时华东野战军本身的后勤力量有限．衣食住用及计多战勤工作几乎全靠人民群众来承担。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有七百多万人参加了支前行列。将四亿二千五百多万公斤粮食及巨量的作战物资运达前方，保证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使我数十万华东野战军，在大兵闭运动作战中，有了可靠的物资保障。鲁南战役后，我军原拟在南线继续歼敌，庞大数量的支前物资都已运往南线。由于敌情变化，我军为抓住有利战机，大量歼敌，决定改变作战部署，主力部队突然迅速北上围歼李仙洲。当时，我们最为担心的是粮草、弹药等能否及时转移。在这个长达一百七十余公里的战场上，几乎全靠人挑，畜驮、独轮小车装，要把数以亿万公斤计算的弹药物资运往前线，困难是很大的。但是，英雄的山东支前群众，毅然掉转方向，随军北上，以顽强的意志，高度的智慧和艰苦卓绝的行动，长途跋涉，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昼夜不停，将急需的粮弹和各种物资，及时转运到北线，从而有力地保证了莱芜战役的胜利。一九四七年秋天，为解决我转入外线作战部队的冬装，华东野战军领导同志要后勤部门，在十月前务使前方战士都穿上棉衣。但原在滨海地区做好的棉衣，无法运到，后勤部门的同志带着这一紧急任务，来到惠民地区。那里的地方党、政府和人民群众听说要为子弟兵赶做棉衣，全力以赴组织布匹，棉花和生产工具，日夜赶制，有的群众甚至把自己棉衣、棉被中的棉花取出来，絮在指战员的棉军装里边。在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间，就提前完成了赶做棉衣的任务。
山东人民对战争的伟大支援，在淮海战役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同中原野战军的联合作战。参战兵力约六十万人。作战地域，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参战部队加支前民工等每日需粮食数百万公斤。加之气候寒冷，供应线长，运输不便。因此，粮食的供应，就成为淮海战设能否取胜的一个重要关键。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民工一百三十万人三至五个月的口粮、以及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那里”的口号，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山东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省吃俭用，保证了部队用粮。鲁中有个区，预征一百万公斤粮食，群众却提前两天征粮六百—十五万公斤，超出原计划六倍。解放不久的济南市宝丰面粉厂全体职工，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抢修机器，夜以继日地生产，产量提高一倍，为前方突击生产面粉六百万公斤。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每天平均运出原粮一百五十万公斤，在各解放区支援前线的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粮食中，山东就占一亿一千五百万公斤。准海战役后期，敌人在我军重重围困中，因断粮而互相殴斗、火并，甚至掘地挖坟，以棺木死尸为柴，烤烧战马充饥。我军阵地上．却是粮足饭香，兵强马壮。待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二千多万公斤。
山东人民不仅无私地献出大量的粮食，而且及时克服种种田难，将粮、弹、草料源源送往前线，表现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运送中，有的民工遇到雨雪．就把自己随身携带的蓑衣、狗皮，甚至脱下棉衣盖在粮弹上。遇到山高坡陡、道路泥泞，不便推车，就卸下粮弹，改用肩扛。遇到敌机轰炸扫射，自己的同伴不幸牺牲了，就把他们车上的粮弹装到自己车上，继续前进。有的民工在自己带的粮食吃完的情况下，宁肯饿着肚子，也不动用车上一粒粮。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我军在河南水域东北陈官庄地区围歼杜聿明集团时，北风刺骨，地冻天寒。鲁中一分区为给前线送粮，从泰安经兖州、济宁、韩庄、徐州、肖县，到随军粮站，最后运到部队炊事单位，共用了小车、火车、木船，汽车、小挑等五种运输工具，经过七道手续，征途千里，辗转换载，保证了前线的粮食供应。腔东有位农民，为给前线送粮，涉冰河、顶风雪，日夜奔波，鞋子磨烂了，就光着脚推车子。他带了—根在旧社会讨饭用的小竹棍，每到一地就在上面刻上地名．支前结束时，上面别满了山东。汀苏、安徽三个省八十八个城镇和乡村的名宇。这不是普通的里程记录．而是千百万英雄民工所走过的艰苦光荣的战斗历程的缩影，是山东人民英勇支前的有力见证。
大兵团作战，部队总会有伤亡，能否把伤员及时抢救下来，直接关系到伤员的安危，影响着部队的土气。在炮火纷飞的战斗中，在敌我厮杀的阵地上，担架队员们拚着生命抢救伤员，有时在敌人火力底下不能抬也不能背，就趴在地上，再把伤员背到自己身上，驮着往前爬行。为了减少伤员的痛苦，天冷时，许多民工把自己的被子，狗皮给伤员垫在身下，把棉衣盖在伤员身上，天热时，在担架上搭棚给伤员遮荫凉。不少民工用嘴给伤员吸痰，用自己的吃饭小瓢给伤员接屎接尿，遇到敌机轰炸扫射，就争相掩护伤员，宁愿自己牺牲，也不使伤员再次负伤。原藏马县子弟兵团，冒着炮火抢救伤员，冲破敌人数道封锁线，一次行军千余里，把伤员安全送到后方，荣获“陈毅子弟兵团”的称号。渤海一分区某担架团，在淮海战役中，得了六十多面奖旗，荣获“模范担架团’的称号。该团有位特等功臣，将自己棉袍中的棉花撕下来给伤员擦污物、血迹，一件棉袍竞撕去了半截。华东野战军的指战员们都深深感谢山东人民。他们说；有这样的担架队随军救护，打起仗来心里踏实，负了伤准能被抢救下来，从而更加鼓舞起战斗的勇气和信心。
山东解放区的广大妇女和儿童，在男青壮年大部出工支前的情况下，积极参加生产，为前线多作贡献。她们日夜赶做军鞋，家家碾米磨面，在柴草缺乏的时候．她们甚至拆掉自己的草房当柴，烙出煎饼支援前线。伤员从村里转运时，她们精心服侍，洗衣烧水送鸡蛋；部队行军从村里通过时，她们在路两旁摆设茶水站，将一碗碗深情的大枣水、绿豆汤送到每个战士的面前；部队道路不熟时，她们就主动当向导，带路走在前；部队住下时，她们又带上针线，补补连连，挨班慰问。指战员们亲身体会到，解放区处处有亲人，村村都温暖。
山东人民还在我军前进时，修桥补路，使部队行军作战，畅通无阻。有的农民将自己的大车推到河水中，给部队架桥，有的甚至拆了自己的房子，用木料作桥梁。淮海战役前，敌人将徐州北边茅村铁桥炸毁，妄图阻止我军前进，要修复需半月时间。我军为能迅速前进，围歼敌人，必须尽快将桥修好。为此我们要求鲁中南区党委想尽一切办法，三天之内将桥修通。鲁中南区党委派专人负责，发动群众，结果只用两天半就把桥修通了。当我们在指挥所里接到这个报告时，都被山东人民这种英勇顽强，战胜困难，坚决完成任务的精神所感动。
每当回忆山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援，我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华东战场，听到了那隆隆的炮声和千万辆支前小车发出的有节奏的鸣响，也仿佛看到了英雄的山东民兵和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工在随军转战、奋勇支前的情景。我不由地想起了陈毅同志在《记准海前线见闻》中的诗句：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
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
稳步轻行问伤病：
同志带花最高贵，
疼痛可减退?
……
这就是对当时民工支前的真实写照。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山东人民又“推起小车下江南”，同其他解放区的人民—起，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一直随军打到浙江、福建等地。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英雄业绩，将永垂史册，永放光辉。
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今天，当我们回忆山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巨大支援的时候，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完全正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作战方法的变革，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必将极大地不同于过去的革命战争。但是，人民战争的根本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蠃得战争的胜利，仍然必须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真正的铜墙铁壁，仍然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这是肯定无疑的。
第二十章粟裕谈淮海战役
编者按：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最大的一个战役。粟裕同志是淮海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他生前没有系统地谈过淮海战役，只是即席回答过有关同志的一些提问。粟裕同志的夫人楚青应中央党史办(文献研究室)特别约稿，将这些谈话整理成文，发表在《党的文献》上。《粟裕战争回忆录》第一版时未将此文收入，此次再版特将此文刊出，以供读者阅研。
一、当有人请粟裕谈淮海战役时，粟裕说：
淮海战役是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取得胜利的。淮海战役这个大题目要请小平同志来讲。
毛主席对淮海战役有一句精辟的概括：一锅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我的理解，是指淮海战役发展成为南线战略决战并取得胜利的条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形势的发展变化多端，中央军委、总前委审时度势，统一筹划，集中集体的智慧，正确指导了战役全过程，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还乘敌之隙，充分利用了敌人的错误，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所以，必须从战局变化中，从发展阶段中，来研究淮海战役，这是应该注意的。
二、有人请粟裕谈谈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建议时的考虑，粟裕说：
谈这个问题要从豫东战役说起。在豫东战役之前，1947年第四季度，我三支大军已经在中原成品字形，完成了战略展开。但蒋介石在中原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敌人利用优越的运输条件，又常临机变动建制，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我兵力分散时则集中进犯，我兵力集中时则后缩，敌我兵力想当时则与我纠缠。一段时间里敌我形成拉锯状态。
为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我反复考虑了我军的作战方针，认为面对敌人的新情况，我军必须把歼灭战发展到更大规模。如果我军不能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而是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就很难寻找。当时三支大军各自对付当面敌人均显不足。从华野外线兵团的兵力来看，彻底歼灭敌人一路的力量是够的，但必须邻区协助打援或箝制。
我估计，只要我军能打两三个大歼灭战，形势必将改观。为此，我于1948年1月22日向中央军委建议，三支大军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针，以集中更大兵力，寻歼敌人重兵集团，兼顾开辟新区工作。1948年4月18日我向中央建议华野1、4、6纵暂不渡江，会同3、8、10等纵队，并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集中于黄淮海地区打大歼灭战，也是基于上述考虑出发的。
豫东战役歼敌九万多人，证明打大歼灭战的想法符合实际。解放战争以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
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冀鲁豫老根据地，地处华东、中原接合部，距华北也不远，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还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蒋系的徐州集团。如兵出中原，我军将处于白崇禧的武汉集团与刘峙的徐州集团之间，桂系可能参战。
为此，在济南战役前，我就考虑到打下济南以后华野向何处出动？1948年8月23日我们在上报军委的一个电报中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当时就是想以这一作战行动为下一个作战和渡江创造条件。
济南战役敌人援兵没有来，我们有必要，也有足够的力量，同敌人在江北再作大的较量。所以，我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1948年9月24日早晨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1948年9月25日，中央军委复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所以说，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我是经过较长时间考虑的。
三、有人请粟裕谈谈在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战略决战过程中个人的考虑，粟裕说：
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战略决战，是中央军委审时度势，不失时机作出的战略决策。
我9月24日向中央军委的建议是：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即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中央军委在9月25日复电中指示：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
先打黄百韬，加重了我们的任务，我们预计第一仗打黄百韬是个大仗、硬仗。
但是，这时的淮海战役计划，还只是由华野在中野的战略配合下来进行的。中央军委在10月11指示中提到：孙元良三个师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这个指示，估计淮海战役结束“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
这时，刘伯承同志率中野两个纵队在豫西作战，把敌人引向桐柏山区；陈毅、邓小平同志率中野主力于10月22日晚攻克郑州，24日收复开封。25日陈毅、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军委建议所部下一步不去淮南，而是集结于永城、毫州地区，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都更方便。中央军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于30日指示陈、邓进至肖县地区，对徐宿(县)、徐砀(山)两线相机行动，这样，中野、华野便将在战役上协同作战了。
我于10月31日电报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于11月1日复示：“整个战役受陈邓统一指挥。”这就从组织领导上明确了两大野战军在一个战场进行战役协同。这是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决战的一个重要条件。
演变为南线决战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没有辽沈战役的胜利，我们也不敢下那样的决心。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一个多月东北野战军歼敌45万人，全国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已在全国范围内，在数量上、质量上、技术上都占优势了。
这时，当面敌情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1月7日我们得知敌44军已在6日撤离海州，向黄百韬兵团靠拢，我军立即进占海州、连云港。原定攻打海州已不需进行。当时东北之敌只剩下锦西葫芦岛一处。中央军委几次通知我们这处敌人的动向。海州、连云港被我攻占后，如蒋介石将该处敌人经海路南调徐州战场，也只能绕道上海、浦口，再转运到蚌埠，将失去及时支援的时机。
同时，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中的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即将率部在台儿庄、贾汪地区起义，一旦起义成功，华野可以通过其防区迅速切断黄百韬的退路，全歼黄百韬兵团已更有把握。此外，我们又得到敌人有撤退徐州，以淮河为第一线防御之说。
有了上述这些条件和情况，我觉得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我们对战役发起后及下一步作战形势作了估计，我和陈士榘、张震于11月7日午时联名发电谭震林、王建安，并报中央军委、陈邓，建议中野主力直出徐蚌段，切断徐敌退路，使邱、李不能南撤；华野主力于歼灭黄百韬后，协同中野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下一步或继歼黄维兵团，或歼灭孙元良兵团，或夺取徐州。当时我们认为，不论如何发展，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
11月7日夜，陈士榘已赴前指，我进一步就争取在长江以北与敌人决战的问题与张震同志商谈。我们多方分析后于11月8日辰时发电报告中央军委、陈邓并报华东局、中原局。在这份电报中，我们估计了蒋介石可能采取的两种方针：
第一、以现在江北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华南防御。
第二、立即放弃徐州、蚌埠、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
接着我们分析了蒋介石若采取这两种方针对我之利弊。认为蒋如采取第一方针，使我在江北仍有大量歼敌的机会。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在解放后容易恢复。但如此对江北及华北各老解放区的负担仍将加重，又为不利。
如果蒋采取第二方针，可以大大减轻我江北及华北各解放区的负担，使这些解放区迅速得到恢复，但我今后渡江要困难一些(当然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并且在渡江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尚须进行一些严重的战斗和部分的拉锯战，且在江南大量歼敌的条件比江北差，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我们建议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百韬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即以主力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歼孙元良兵团，或歼黄维兵团)。
我们的建议电报发出后，先收到中央军委11月7日晚的指示：第一仗如能歼敌21至22个师(整编旅)，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整个局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
但是，如果徐州的敌人南撤，我们怎么办？这个电报还未明确。接着收到了军委8日电示：“虞(7日)午电悉。估计
及部署均很好。”随即又收到军委9日复示：“齐(8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这个电报虽短，真是字字千钧。中央已定下决心将徐州之敌就地歼灭，将淮海战役变成南线决战。
后来，刘伯承同志率中野两个纵队由豫西进入淮海战场。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组成总前委，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
四、有人请粟裕谈谈歼灭黄百韬的作战，粟裕说：
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是一个大仗、硬仗，是由运动战转为村落阵地攻坚战。打黄百韬有许多值得谈的问题，我只讲讲几个特点。
第一、黄百韬兵团辖四个军，后来敌44军从海州西撤也归他指挥。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力虽不算一等强，但也不弱，在敌徐州集团中算中等偏上的。在作战中一定数量的增减有时反映了一定质量的变化。这次战役的第一个阶段就要歼灭敌人五个军，这样规模的仗我们过去没有打过。这一数量的增长必然带来兵力使用和战术、技术等一系列的新问题，增加指挥与作战过程中的难度。这是打黄百韬兵团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解放战争，我们打了一系列的运动战。随着战争规模的发展，在大兵团作战中，当我们以野战方式对敌人达成包围后，由于敌人有强大的后援力量，加之敌人积20年作战经验，构筑工事的效率和守备技术已有大的提高，在被包围后，迅速构筑工事顽强抵抗，作战方式就转换为阵地战了。例如孟良崮战役就是先为运动战，后为阵地战。打黄百韬，这个特点表现得更为显著。孟良崮敌人是以山岩巨石为依托，居高临下，进行固守和反冲击，还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碾庄一带的地形、工事情况与孟良崮不同。碾庄周围共有十几个村庄，每个村庄都有二三尺高的土围子，土围子周围为洼地、水塘，地形开阔。该地有原敌李弥兵团构筑的完整的防御阵地。黄百韬退守到这里后，利用这里的地形和原有阵地，构筑堑壕、交通壕，形成环形阵地，每个村庄都可以独立防守，村与村之间又可以火力互相支援。起初，我们力争在运动中急袭歼灭之，强调动作勇猛迅速，但也考虑到用野战急袭难以达到全歼的目的。所以我们在11月9日致各兵团的电报中就指出，如敌已固守村落据点，我应完成包围，绵密组织火力，应将对运动之敌与驻止之敌的打法严格分开。但是，我们是从迅猛的追击状态转换为攻坚，许多攻坚准备难于在运动中完成。这一点又不同于打济南。打济南我们是在充分准备的条件下攻坚的。所以，完成对黄百韬的包围后，开始三天进展不快。我们即于11月14日晚召开担任主攻的六个纵队首长会议，调整部署，明确作战方式应由野战攻击转为近迫作业。要求利用暗夜把交通壕挖到敌占村庄附近，距敌前沿阵地50米至30米处。要逐个争夺敌人的火力点及所占村庄。在逐点争夺中，要集中炮火。在选择攻击村落时，要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方法。同时增调炮弹、炸药，加强攻击力量。在战役指挥上重视和掌握作战方式的转换以及由之引起的战术、技术上的变化，是一条重要经验。
第三、从11月14日对黄百韬转入阵地攻坚战到22日将其全部歼灭，历时八天。在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过程中，中野担负箝制、阻击，11月16日凌晨攻克宿县，以一部阻击由蚌埠北进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另一部阻击黄维兵团。两大野战军的协同作战，使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完成了全歼黄百韬兵团和切断徐蚌线，孤立徐州的任务，为同敌人决战于长江以北，夺取全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里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是两个野战军共同作战，是打不成淮海战役这样大仗的。在研究淮海战役和大兵团作战时，必须把主攻战场和箝制、阻击战场结合起来看，必须把战役的各个阶段联系起来看。
五、有人请粟裕谈谈华野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粟裕说：
中央军委随着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对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任务曾作过多次设想和调整。
我们于11月8日依据全国及当面形势建议淮海战役下一阶段不攻两淮(海州之敌已撤退)，而以主力协同中野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下一步或歼黄维，或歼孙元良。
11月11日中央军委设想战役第二阶段歼灭邱、李，夺取徐州。鉴于情况多变，中央军委又于11月15日指出：下一步作战方针，需待黄百韬兵团被歼后，依据邱清泉、李弥、黄维三部的情况最后决定，惟目前华野仍应争取在歼灭黄百韬后再打邱、李。我们根据军委的指示，部署在邱清泉、李弥兵团积极东援的情况下，首先分割包围歼其一部，然后再看形势。但是邱、李兵团惧我围歼，虽我军主动撤出部分阵地，东援仍不积极。这一情况我们在11月15日到18日的电报中作了反映。在碾庄即将被我攻克时，邱、李进一步调整部署，重点收缩至大许家以西加筑工事，原设想的邱、李积极东援的情况并未出现。
11月19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同志于研究敌我双方情况后认为，华东野战军打黄百兵团已想当疲劳，完成歼灭黄百韬任务后，如不休整，接着又歼邱、李兵团，不易达成预期目的；同时中野以现有兵力阻击黄维及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困难较大。建议第二阶段华野以主力一部箝制徐州之敌，争取休整，以主力另一部协同中野歼击黄维兵团并担负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任务。
我们在收到刘陈邓首长的电报后，立即于11月20日发电报告刘陈邓及军委：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华野可抽出四至五个纵队，必要时还可增加三个纵队，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建议首先求得彻底歼灭黄维兵团。同时建议对华野部署进行调整，以原负责歼灭邱李的华野北线部队，大弧形包围徐州，继续监视箝制徐州之敌，阻其南援。如果徐州、蚌埠、蒙城的敌人，以宿县为中点对进，打通南北联系，我们负责阻击，以全力保证歼灭黄维的胜利。并且决定当晚派两个纵队南下。
这时我们收到中央军委11月19日19时的电示：刘陈邓主力歼击黄维，以一个纵队对付刘汝明，无力顾及李延年。在此种情况下，华野必须将邱李之作战，在目前短时期内只限制于四五个师的范围，以便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21日5时军委再次电示：“华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23日辰时刘陈邓首长也发来电报指出：“战役第一步由中野全力对黄维，华野全力歼灭李延年、刘汝明(宿县城由华野控制)，尔后再视战况发展，实行调整。”按照这时的设想，战役第二阶段，除阻击徐州杜聿明集团外，围歼的对象同时有两个，一是黄维兵团，一是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
情况仍在变化。11月23日刘陈邓首长来电指出，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要我们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加歼击黄维的作战。11月24日15时中央军委电示：“完全同意先打黄维。”这样，第二阶段歼击对象为黄维最后定下来了。华野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也就变换为箝制、阻击徐州杜聿明集团及南线之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同时以必要兵力直接参加打黄维。后来杜聿明突围，箝制、阻击杜聿明的任务发展为追击、合围。
在第二阶段中，徐州敌人的动向一直是我最关注的问题。当时我特别关心围歼黄维兵团的时间。依据我们打黄百韬的体会，估计黄维被合围后，我军难于以野战手段迅速达成全歼，势将转入以近迫作业为主的阵地攻坚战。因此对围歼黄维兵团的时间要作足够的估计。我把这一点作为部署华野箝制、阻击作战的出发点。我分析杜集团下一步的动向有两个可能，一是固守徐州；一是突围。敌人突围对我并非不利，因为如敌人固守徐州，以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为依托，将加大我军歼击该敌时的难度。问题是如果敌人突围，我们必须把敌人围死在一定的地域，以求全歼。我们决定不把敌人堵死在徐州，而准对付敌人突围。
对于杜聿明突围的方向，分析有三个可能，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但要迅速解决装载三个兵团的船只、码头是困难的。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但这一路河川纵横，要经过水网地区，不便于大兵团、重装备行动。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一带地形开阔，道路平坦，距黄维兵团又近，可以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呼应，南北对进，既解黄维之围，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河。敌人极大可能走这一路。一旦杜聿明与黄维会合，战场形势将发生不利于我的大变化，所以这也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一着。正在这时，我们收到军委发来的军情通报，得息杜聿明将从两淮方向撤退。这使我左右为难。我虽认为敌人不会由此方向逃窜，但又有情报。万一敌人由此方向逃窜，而我军部署失当，个人贻误军机且不说，势将影响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相信这个情报吧，如果杜聿明不从这边走，而是向西南，与黄维会合，后果更难设想。我再三分析，认为敌人走两淮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将北线七个纵队部署于徐州以南津浦路的东西两侧，注意力的重心放在西南，如杜聿明三个兵团向两淮突围，要经过水网地区，速度不会快，我们也可以赶得上。
但是，我在指挥上的难处还不仅在于此，还有南线一头。南线的敌人有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黄维兵团被合围后，有个估计三天可以全歼。中央军委于11月27日电示我们，当黄维兵团快要歼灭，但尚未能歼灭之际，对李延年正面阻击兵力后退一步，引其前进，以主力从侧后打去，求得歼其一部。这使我极度紧张。我担心我们打上了李延年，而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未能迅速结束，杜聿明又跑出来了，不仅不能再增调兵力打黄维，而且只靠北线七个纵队，也难于完成追击合围杜聿明的任务，杜聿明集团可能跑掉(当然完全跑掉也不可能)。如果杜、黄会合，战场形势将起重大变化。当时我日夜守候，注视着情况的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
军委28日还发来电报。要我们在歼灭固镇、曹老集之敌以后，考虑以2、6、7、11、13等五个纵队乘胜渡淮南进，切断蚌浦线，合围并相机夺取蚌埠，但29日军委取消了这个决定。
李延年这个人动作不积极，我们一动，他就向后缩，我们没有打上。幸好没有打上，当杜聿明突围时我们才得以从南线又抽出三个纵队，和北线的七个纵队，以及刚南下的渤海纵队，共十一个纵队，一起参加兜围。
杜聿明于12月1日率30万人全部撤离徐州。我们以多路多层尾追、平行追击、迂回截击、超越拦截相结合，尽全力追击。实际上我们对杜聿明是网开三面，你向西去也好，向北去也好，向东去也好，就是不让你向南。其他方向都是唱空城计。说明我们的力量也差不多用尽了。12月4日拂晓，我们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合围于陈官庄地区，并于12月6日全歼了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孙元良兵团，仅孙元良化装逃脱。杜聿明被我们“夹”住了，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密切注视着形势。这时有消息称：敌宋希濂兵团已到浦口，向蚌埠前进。蒋纬国也到蚌埠指挥北犯；杜聿明曾建议从西安、台湾及甘肃抽调几个军空运蚌埠，组成一个兵团，与李延年、刘汝明、宋希濂合股北援。我们分析：歼灭杜聿明的作战估计还需半月至二十天，中野及华野已分成三个战场作战，兵力均感不足，尤其南线阻击李、刘兵力不足；不论杜聿明的建议是否能实现，即使宋希濂兵团赶到，我南线阻击部队必更吃紧，万一出乱子，势必影响对黄维的作战。为此，我们立即于12月10日晨发电刘陈邓并报军委、华东局，报告了上述情况和分析，建议再由华野抽出一部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对杜、邱、李暂采取大部守势，局部攻势。尔后中野负责阻击李、刘、宋，我们再集中力量解决杜、邱、李集团。当即得到总前委电话复示同意，又经中央军委同意，决定集中足够兵力，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后来刘帅把这形容为“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
12月15日黄维被全歼。华野也已全歼了孙元良兵团，并将李弥兵团歼灭近半，将邱清泉兵团歼灭了三分之一。
华野第二阶段作战任务的变换，并不意味着任务的减轻。我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有三个最紧张的战役：宿北、豫东和淮海。而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我曾经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带病指挥。战役结束后，这个病大发作起来了，连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参加。
我在第二阶段特别紧张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第二阶段是承前启后的阶段，全战役的关键。我必须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这一阶段，以争取全战役的转折早日实现。淮海战役的转折是在杜聿明集团被围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被阻住，我军已能集中足够兵力全歼黄维兵团的时候。因为，在此以前，战场形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此以后，我们已有把握夺取全战役的胜利了。
其次，在大兵团作战中，箝制、阻击方向集中想当大的兵力；有时大于主攻战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就是这样。箝制、阻击战场不仅直接保障主攻战场，而且关系到战役下一阶段的发展，稍有失误，便会给全局带来难以预料的结果。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我箝制、阻击敌人一个剿总指挥部、五个兵团，兵力约40余万人，距主攻战场最近只有五六十公里，其对全局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第三，我们要在几个方向作战，加之情况复杂多变，特别是徐州的敌人全力突围，作战方式立即由箝制、阻击转换为追击、合围，这些都大大加重了指挥员临机处置的难度。
在第二阶段，华野部队因部署多次调整及转移使用兵力，作战行动很紧张。华野共16个纵队，先后归中野直接指挥参加歼击黄维兵团的有7、13、鲁纵及特纵主力共五个纵队；另以五个纵队担负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保障中野侧背安全，并作为战役预备队；而追击合围杜聿明时最大使用兵力为十一个纵队。这不仅可以看出转移使用兵力之频繁，也可以看出当时兵力使用已达到极限了。我各纵都很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六、当有人问到战役第三阶段情况时，粟裕说：
战役到了第三阶段，形势就完全明朗了。我军已占绝对优势，杜聿明成了瓮中之鳖，绝对逃不脱被全歼的命运。问题是从全局来看，什么时候发动总攻为有利。中央一度要我们围而不攻，目的是为了稳住傅作义，不使其海运南撤。再就是对饥寒交困中被围之敌，进行瓦解工作，以尽可能地减少我军的伤亡，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总攻的胜利。这对我军保存更多的骨干，使之在渡江南下作战中发挥作用也有重要意义。
杜聿明被围后，开始突击了三天，我们顽强阻击，紧缩包围。大约到了第四天，他就软下来，第五天就更软了，第六、第七天就没有劲了。坦克也用尽汽油了。他们同我们对峙起来。我们把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紧。敌人靠空投汽油，空投馒头、大饼、大米。可是敌人的战场越来越缩小，开始大部分物资空投在敌人范围内，以后是一部分物资空投到敌人那里，最后只是一小部分投到敌人那里，大部分投到我们阵地范围来了。敌人饥寒交迫，把麦苗、树皮、马皮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为了争抢空投物资，竟致互相残杀。
我们的形势越来越有利。敌人的士兵在他们那儿士气十分低落，可是一到我们这边，马上可以打仗。我们实行即俘即教即战的政策，非常成功。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36.9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我们有完善的后勤保障。后方党政军民全力以赴，使战争支持了两个月。我曾经说过，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淮海战役时，我们不仅自己有吃的，还可送给敌人去吃。敌人被包围了，我们每天晚上送大米饭、馍馍，送到阵地前面，第二天早上喊话。开始敌人不敢来吃，怕我们打枪，后来见我们并不打枪，就来了。每天早晨来抢饭吃，越来越多了。就这样被我们从政治上瓦解了不少。我军包围敌人一个多月，毙伤、瓦解了敌人十来万人。
最后，我们对杜聿明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到了1月6号那天总攻击的时候，他还有十多万人，我们只用了四天就全部解决了。
解放战争以来，敌人突围没有一次突好过。每次突围都是失败。一突，士气就突掉了。这次杜聿明也不例外，三十万人突围也是失败了。
七、粟裕还顺便谈到敌方的指挥，他说：
敌人犯错误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客观因素。战役开始前，敌人对我军的战略意图并无所知，对我军主力的攻击矛头指向何方，模糊一片，曾一度想撤离徐州。战役开始后，敌人没有估计到我们会同他们决战，仍然以旧眼光看我们，以为打一仗就会停一停。敌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同我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打算的。战役开始后，敌人着着被动，部署错乱，终至完全失败。
从敌人的失败，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个人很“小气”，他有一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他连半点也不给你，如果你拿下了他的大的呢？他连小的也不要了。这次淮海战役，他又很小气。开始舍不得丢44军，黄百韬在新安镇等待连云港撤来的44军，结果，黄百韬陷入重围。黄百韬陷入重围以后，他又舍不得丢黄百韬，不但派邱清泉、李弥来救，还派黄维来救，结果，黄百韬没有得救，黄维又被包围了。他又让杜聿明来救黄维。结果黄维没有得救，又丢了杜聿明的三个兵团。
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他在印缅作战时，有美国的供应，出过风头。在东北时，有火车、轮船、飞机源源供应。但这次被我们包围在永城地区，突不出，守不住，被我们全部歼灭。
第5军邱清泉，一直是华野寻歼的对象。5军战斗力比74师稍差，与18军不相上下，各有所长。邱清泉好打滑头仗，跟友邻关系不好。这次解决他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
粟裕夫人为《粟裕战争回忆录》（遗作）所写的后记
编后记
粟裕同志的遗著《粟裕战争回忆录》即将付排，面对这一摞摞的稿纸，我的心情难以言喻。
粟裕同志决心写战争回忆录是在“四人帮”最后一跳的一九七六年夏。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对出现在军事领域内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等倾向即有不满。他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是唯物辩证法，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归结为几条固定的公式，把错综复杂的战争进程表述为高明的指挥者早就规划好的，并以这些观点来教育下一代，打起仗来是会害死人的。当时他处于逆境。一九五八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他受到错误的批判，由总参谋长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他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坚韧不拔，积极协助叶剑英元帅开拓军事学术研究。我的头脑很简单，有一次我对他说，你既对现有的一些材料不满意，何不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体会写出来。以后我又几次说起，每次他都默默不答。
十年动乱期间，他一直受总理的保护，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点工作。一九六九年冬的一个夜晚，他回到家中激动地对我说：总理找我个别谈话，总理说：“你现在已回不了部队，你就在我身边、在国务院做点工作吧!”我说：“我打了一辈子的仗，不会做地方工作。”总理说：“不会做，可以学嘛!”我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上前线!总理立即答应我。并说：“那当然”。一九七○年四月，周总理给了他一次沿我国北部边界视察的机会。他在五十天内，乘坐吉普车，沿边界荒漠地区，行程五千余公里。他亲自察看地形、工事、哨所、兵营，找各级指战员交谈，召开座谈会。他亲跟见到我军的军事思想、国防建设受到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极“左”思潮的玻坏，同时也了解到许多指战员的心声。回京后，他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汇报。周总理说：“我同意你的观点。”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了，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对未来战争的一些想法报告中央、中央军委。由于他的不少观点同当时占统治的观点相对立，执笔的同志出于好意，迟迟不敢落笔。他得知后决定自己动手，他口述，要我作记录。我心情紧张，抱后腿说：“你这是何苦，难道你为直言而吃的苦头还不够么!”他严肃而又激动地责备我说：“战争是要死人的!我是一个革命几十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对新的形势，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来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价。而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为他的革命精神所教育，再也没有干扰他。以后他还陆续写过一些报告。然而，当的“四人帮”仍占统治，他的报告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一九七五年十月，他在多次发作心脏病的基础上突患心包炎、胸膜炎、肝炎。脱险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又一次发作心肌梗塞。夏季，重病初愈，对当时的形势极度忧虑和悲愤。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多次希望我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战役、战斗写出来，但我从来不准备写。现在，我郑重地考虑了，决心写。这也许是现情况下我能够为党做的一点工作了。”他说：“我也考虑到了，即使写成了，不一定能出版。那不要紧，留给家人、儿孙们当故事看看也是好的。”他又说：“我将主要地写战役、战斗的背景，作战方针的形成，战场形势的演变以及我个人在当时形势下所作的若干考虑，以求能如实地反映一个战役指挥员是怎样去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以夺取胜利或者导致失败的。我这样写，可能会受到有些人的非议，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离开战争指挥者的种种思考去写战役、战斗，就是死的；最多也只能算是战斗详报，而我没有办法去写其他指挥者们的具体思考。”他为我们规定整理材料的指导思想说：要写，就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历史的真实来写。时间隔得很久了，你们要对我的回忆找有关材料核实。至于观点，我欢迎你们参加讨论，提出意见，但是最后还要按我所认识的程度来写。这就是实事求是和文责自负。
我们开始工作。他讲述，我们记录整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他欢欣鼓舞，积极投入到拨乱反正的斗争中。他说，写回忆录的事，现在不急了。我也把希望寄托在待他工作稍稍轻松，身体进一步康复的时候。虽然讲述和整理工作一直在进行者，但进展很慢。不料，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他突发脑溢血。我悔恨欲绝，责备自己未能抓紧时间请他多谈一些。两个月后，他的病情竟然得到稳定和好转。我小心翼冀地试探他的记忆和思考力，发现他的记忆力衰退了，但分析、思考能力仍知既住。一天，我问他，还想完成那本回忆录吗?他说：“当然想的”。再如过去那样由他作系统的回忆和讲述是不可能了。我在保护他的健康的情况下，以闲谈的方式向他提问。每次，他都能简明扼要地答复我。少数时间，他精神好时，还能就某一战役作比较系统的回忆和讲述。就这样，我们一点一滴地继续积累了若干材料。在他重病之后，由组织上指派帮助整理材料的几位同志陆续回到其他工作岗位。整理回忆录的工作基本上停顿下来。但我想只要能把他的回忆材料留下来，将来总可以再想办法整理出来的。
不幸接踵而来。数月后，他又发作脑血栓，此后便反复发作。他的语言、思维逐渐地迟钝了。但在每次病情好转后，我仍不放弃一点一滴地问问他。有一次、对一个重要问题，必需听取他的观点，我几天内多次向他提问，希望他谈一谈。不料，他每次都默默地望着我而不答言。我心急如焚，悔恨交加，掉转头泪如两下。我说得这项工作实在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如果再进行，对病人来说就大残忍了。几天后，他忽然力我说：你不要着急，你问我的问题我心里是明白的，只是我现在表达能力很差，慢馒地我会讲给你听的。就这样，我们又坚持工作了下去。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下午四时，粟裕同志终于离开我们而去。当时我立在他的身边，在极度悲痛的心情下对他立下誓言：你安心地去吧!我一定要完成你交付给我的任务。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中央军委杨尚昆副主席由外地赶回京为粟裕同志治丧。他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接见并慰问我。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向杨副主席报告：“我和子女都没有什么困难。只有一件事，就是粟裕同志的战争回忆录还没有完成，他留下不少口述材料和文字材料，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直到完成。”杨副主席立即批准了我的请求，并批准粟裕同志原秘书朱极同志作为专职干部参如这项工作。后来，杨副主席又为本书题了词。这对我真是最大约安慰了。
这时，不少粟裕同志的老战友、老部下以至一些青年同志，也在关切这本回忆录。当他们得知中央军委已经报准继续进行时，元不感到欣慰。有几位同志主动地表示愿意和我共同承担这项工作。就这样，写作力量得到解决。我们的工作无疑困难得多了。我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力求使整理的材料符合粟裕同志的原意。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有多少重要的思想、观点、材料已经随粟裕同志的离去而失去了。
以上种种情况，不能不陵攻木《粟裕战争回忆录》在思想、内容、文笔、风格等吝方面带有明显的特色和不可弥补的缺德。这是我要写这扁编后记的主要原因。
在困难的情况下，主动协助整理材料的有：姚旭、周乐亭、周蔚昌、徐充、徐玉田、秦叔瑾诸同志；曾在不同程度上协助整理过材料的有：奚原、王希失、胡石言、吴克斌、郭树元、项明、张卫明、白艾、陈佐、熊铮彦、刘立勤诸同志；协助参加过文字修订工作的有：金子谷、张剑、张志学、严报衡诸同志。刘祥顺、鞠开同志以及更多的同志曾参加了技术、资料、图片等等各方面的工作。解放军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积极而热情的支持。
让我用粟裕同志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编后记。粟裕同志曾不止一次地对协助整理材料的同志说：“回忆录今记述的一切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是参与革命斗争的所有人们，特别是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至于这本回忆录的能够成文，则是我与同志们的合作。”
谨向参加《粟裕战争回忆录》的整理、出版等各项工作的所有同志致哀心的感谢。
楚青
一九八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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