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文化之迷
河姆渡村北边有一条叫姚江的大河。1973年夏天，村民们计划在雨季到来之前，在一个低洼处建排涝站。就在他们挖到1米多深的时候，开始遇到了麻烦。一些杂乱的东西和一些很石头影响了施工的进度。
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发现了在木桩和木板上分别凿出榫卯
当时来到这里检查施工进度的负责人，发现泥土中混杂的这些碎石块好像是有人加工过。他挑选了一些有加工痕迹的石头，很快送到了专业考古人员那里。
6000年前居住在河姆渡的古人类已经能够的掌握水稻种植技术
几天以后，考古人员来到了河姆渡。挖掘工作开始不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木头，这些木头虽然已经糟朽，但还能清晰地看到人为加工过的痕迹。
经过清理，考古人员发现，这是一口水井，井深有1.4米。由于这口水井的出现，考古人员推测，这个地方可能不仅仅是几个墓葬遗址，很可能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
北纬30度线是一个神秘的地带，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自然之谜和人类文明之谜都贯穿在这个北纬30度线
在距离地面2米深的地方，考古人员挖掘出11座墓葬和3个灰坑，还有大量的陶片、石器。
他们继续向下挖掘，在这个文化层仍然有一些陶器出土，只是在这一土层没有发现红陶，大部分是灰黑色夹砂和夹碳的陶器，这些陶器的质地比较粗糙，从表面留下的痕迹，专家判断它们应该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加工出来的。这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这里生活的重要证据。
河姆渡村
当考古人员挖掘到距地面3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在黑褐色的土层中，闪出了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是很快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
考古人员拣起混在泥土中的褐色颗粒，经过仔细的辨认，他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居然是炭化了的稻谷。
考古人员甚至不敢相信这些稻谷会在距今6000年前的地层中发现，它们真的在地下埋藏了6000年吗？难道新石器时代在这里生活的河姆渡人就开始种植水稻了吗？
河姆渡人除了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以外，已经开始驯养家畜
在这个土层下，不断地有混在泥土中的稻谷被发掘出来。如此大量的囤积，为考古人员提供了重要证据。6000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古人类当时已经发展到能够熟练的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了。
河姆渡人的干栏式建筑是原始人从树上的巢居向地面居住过渡的一种建筑形式
在离稻谷不远的地方又有了新的发现，泥土中出现了许多骨制的东西。在这些出土的骨制品中，他们发现其中的一件上面还缠着葛藤，这正是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骨耜。
骨耜的出土为河姆渡人种植稻谷找到了重要证据，河姆渡出土的骨耜，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骨制农具。
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骨耜
大量骨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
接下来的发现让人费解，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木板和木桩。在这些木桩和木板的两端，居然出现了榫卯的痕迹，
河姆渡先民正是用磨制的方法，制造出精巧小型的骨制工具
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发现了在木桩和木板上分别凿出榫卯，可以使木桩和木板牢固地连接在一起，他们将石头加工成锋利的工具，再用这些石制工具去加工木材。今天这些石制工具依然非常锋利。
考古人员将这些木板、木桩及木构件进行复原。展现出当初的建筑形式。
考古人员挖掘出的11座墓葬
中国的建筑专家将这种地上架空的建筑称之为 “干栏式建筑”。他们从中国“有巢氏”的传说推断，河姆渡人的干栏式建筑是原始人从树上的巢居向地面居住过渡的一种建筑形式。
在木桩和木板附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用芦苇编织的席子，这些苇编与今天当地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苇编，从图案到编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
有人认为这些挖掘出来的木板和木桩，可以推测出远古时代这里可能是个海湾
对河姆渡出土文物的碳十四测定，也有了结果：河姆渡遗址叠压着四个文化层。最上面的一层已有4700年；第二层有5800年；第三层和第四层距今6210年到6950年。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前，几乎所有的出土证据都表明，中华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诞生于黄河流域。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史学界和考古界提供了一个依据，那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仅仅局限于黄河流域一个地方，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在河姆渡遗址居住区域发现的大量古器
生活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不可能留下文字的记录，但从他们留下来的140多件骨制品、大量的石制品和陶器中，我们试图一点点地解读他们在七千年前的生存状态。
河姆渡遗址分布范围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200米左右，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这里地势低平，地表平均海拔高程为１.１米左右。
在河姆渡遗址居住区域发现的陶罐
从出土的大量野生果实来看，这里以前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有许多野生果实可以供河姆渡先民采集。
就像古埃及人用绘画记录他们的生活一样，河姆渡人将他们劳作生活的片断记录在了陶器上。他们除了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以外，已经开始驯养家畜。
在河姆渡发掘出的61种动物骨骸，分属于34个种属。它证明7000年前，这里气候温暖湿润，这种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是动、植物生长的天堂。
这口水井的发现使考古人员推测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
河姆渡人正是选中了这样一个天堂，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对河姆渡遗址方位的测量中，考古人员吃惊地发现，河姆渡遗址位于东经121°22’，北纬29°58’，几乎在北纬30度线上。北纬30度线是一个神秘的地带，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自然之谜和人类文明之谜都贯穿在这个北纬30度线上。
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古人类学家对出土的几十具河姆渡人的骸骨进行了研究。这些骸骨身高大约在1.63米到1.69米。面部有宽大的颧骨，眶角圆钝，鼻骨低平，铲型门齿，是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
所有的发掘证据，都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河姆渡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氏族聚落生活遗址，他们从附近的山上砍伐树木，构建起了干栏式房屋，他们靠种植水稻、采集、捕鱼、和狩猎为生，他们已经开发出了芦苇和麻制品。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2000年，但奇怪的是这里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
1998年的一次洪灾，给河姆渡研究者带来了灵感。
中国的建筑专家将这种地上架空的建筑称之为 “干栏式建筑”
他们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持久的特大洪水。第一次发生在距今600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距今500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而且还在遗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间冲刷出一条100余米宽的河道，使原来向北流的姚江改成向东流了。
在连续不断特大洪水的切割下，“工”字形高地终于被冲出一个大缺口，姚江完成了改道东流的剧变。海水沿河道上溯，从此河姆渡开始遭受洪水的威胁，而变成一片水乡泽国，河姆渡的先民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迁徙，离开这块生息了2000年之久的土地。
河姆渡文明就这样被永远地埋在了深深的地层之下……
河姆渡的地理、历史
1973年夏天，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浪墅桥村(原余姚县罗江公社渡头村)发现了一处史前文化遗址——河姆渡遗址，这个发现是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该遗址以其久远的年代、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保存完好的文物资料震惊了学术界，引起世界广泛的关注。
河姆渡是个古老的渡口，东距宁波市区25公里，西离余姚市区24公里，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姆渡遗址就位于它的北岸。遗址往东1公里处，有一群略呈南北向的小丘陵，向西与宁绍平原接壤，向南500米远即是峰峦叠嶂的四明山脉，山地高度在300～400米之间，北面是一片宽阔的平原，越过平原有一块丘陵，翻过丘陵即是杭州湾。遗址与四明山之间有姚江相隔，百里姚江发源于四明山腹地的大岚，自西向东蜿蜒流淌，到达宁波三江口与奉化江汇合后注入甬江。江水悠悠，日夜不息，它似乎在向人们娓娓地讲述着千百年来，在它身边发生过的故事。
历史上河姆渡曾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门户，在它以东3公里的城山渡曾是越国海防要塞句章城旧址。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西汉武帝时东越王余善背叛中央，汉武帝派横海将军韩说率军队从句章出发，经海路抵达福建讨伐。河姆渡西面3公里的车厩是越国屯积粮草军马的后方基地，有越王庙遗址尚存。河姆渡适在其间，想必是几度热闹几度寂寞，但究其地名也可以追溯到汉初，与一位叫夏黄公的隐士有关。《史记·留侯世家》载，秦汉之际夏里地方有位姓崔名广字少通的学者，与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三位名士隐居于商山，四人鹤发童颜，名声远播，史称“四皓”。后来四人被吕后用计赚入宫中辅佐太子刘恒，在宫廷夺嫡斗争中获胜，使太子在高祖刘邦死后成为汉朝第二代皇帝。但不久崔广不满吕后擅权，改名黄公躲避甬东，隐居在河姆渡附近老死终生，埋葬处清初史学家黄宗羲《四明山志》有考略，“黄墓山，其山带江，有覆船之号，有大里黄公墓，”这覆船山即屹立于渡口南岸的渡头山。迄今，渡口北岸凉亭内还保存着一块清乾隆五十一年立的“黄墓渡茶亭碑”，证其山名、地名、村名、渡名皆源于夏黄公其人。自汉以降，这里人口再度稠密，特别是三国两晋时期北方大批移民抵达这里，使河姆渡成为杭州至宁波交通线上的一个中途站，据方志记载，南北往返姚江两岸的山民、村农、商贩及来此寻访黄公遗迹者每日有千百人过渡。1973年遗址发现时，渡口北岸遗址之上的渡头村有34户村民，渡口南岸的河姆村有230多户村民。此地农历四、八集市，每逢市日，周围各地山民纷纷来此赶集，山货特产摆满长街，呈现一派热闹繁华景象。至于黄墓渡何时称河姆渡，乡土文化研究者认为这是书面语与方言转音的缘故，这个说法也自有道理。渡口两岸的居民都是外地逃荒要饭过来的难民，河姆村230多户村民竟有80多个姓氏。最早落户的是应、崔两姓，如今姓应的屈指可数，姓崔的只剩下1人，没有望族大姓，形不成姓氏称谓的村落名称。而众姓杂居，言语混杂，容易把字读别。不过宁波人把母亲称为阿姆，“阿”是语气字，“母”即“姆”，河姆渡附近还有郭姆、姆湖、所以“姆”的名字也许是河姆渡血缘氏族时期遗留下来的称谓吧。
河姆渡遗址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命名
人类在长期居住或活动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的堆积叫文化层。而考古学文化的含义，则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一个遗址至少包含一个文化层，也可能叠压着多个文化层。当原始人群选定某个地方居住下来以后，可能因为水灾、火灾吞噬了他们的家园，出于恐惧，便扶老携幼迁往它处，开辟新的家园。也可能居住久了，由于过度的渔猎、采集，原先丰富的食物资原变得贫乏了，人们不得不放弃这块土地，再去寻找理想的乐园。他们离开后，雨打尘封，荒芜的村子被埋入地下，形成一个文化层。几十、几百年后，根据上辈口头流传下来的故事，后代子孙又来这里巡游，经过休养生息，这里水丰鱼肥，鹿鸣猿啼，又恢复了曾经有过的优越环境，于是再次定居下来。当然也可能来的是另一个氏族，他们的遗弃物便成了新的文化层。
河姆渡遗址文化堆积厚度4米左右，自下而上叠压四个文化层，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它犹如一部资料详实、内容全面的史书，逐章、逐节、逐个时代地记载着河姆渡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遥远的年代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在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工作者根据地层的土质、土色，各地层的上下叠压关系，出土文物的器形特点以及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可以初步推断每个层位的大概年代。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清楚地揭示了该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自上而下分别为:
耕土层，为土质松软的灰黑色土，厚10～98厘米。
冲积层，为土质纯净的黄褐色土，厚O～100厘米。
第一文化层，为土质坚硬的黄褐色灰土，厚O～106厘米。发现11座墓葬、3个灰坑和坩锅状柱础，主要出土文物有石器和陶器两大类。石器有斧、锛、凿、钺等。陶器按质料分有夹砂红灰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等陶系。主要器形有釜、鼎、盉、甑、罐、豆、盆、盘、钵、杯、支脚等。在文化层的底部还发现大量呈颗粒状的红烧土块。
第二文化层，又可分为两个小层，每层堆积都比较薄。
第一层，为土质坚硬的黄绿色土，厚O～30厘米。由西向东逐渐减薄，出土陶片甚少。按质料分，夹砂红陶居多，少量夹炭红衣陶和泥质黑陶。器形主要有釜、鼎、豆、罐、盆和支脚等。
第二层，为青灰色粘土。发现墓葬3座，还有零星柱洞、垫板，灰坑6个。第一次考古发掘时，还发现木构水井一座。出土的陶系有夹砂灰陶、夹炭灰陶和泥质黑陶等。主要器形有釜、鼎、豆、罐、盆等，另外还发现陶盉、异形鬹、石锛、石刀、石蝶形器、骨耜、木耜等。
第三文化层，又可分为3个小层。
第一层，为黑色粘土，堆积较薄，厚O～50厘米。出土遗物有石、骨、木器。陶系有夹砂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几乎没有完整器和复原器，可辨器形仅有釜、豆、罐。
第二层，为土质松软的砂质灰土，堆积厚度10～30厘米。发现有木柱、木板、木桩及木桩板等木构房屋建筑构件，灰坑7个，墓葬7座。出土遗物丰富，石、骨、木、陶器均有。陶系以夹砂灰陶为主，还有夹炭黑陶和泥质红陶。主要器形有釜、罐、钵、豆、盆、盘、灶、甑、器盖、釜支架、小陶器、纺轮和陶塑制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发现象牙蝶形器和木胎漆碗。
第三层，为土质略硬的绿色砂土，厚O～60厘米。除发现2个灰坑外，其它遗迹、遗物发现甚少。
第四文化层，为河姆渡遗址的主要堆积层，堆积最厚，内涵也最丰富，遗迹、遗物的保存状况也最良好，它又可分2个小层。
第一层，为土质松软的黑褐色土，厚42～106厘米。发现大面积稻谷、谷壳、稻杆、稻叶及木屑等组成的稻谷堆积层，发现大片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灰坑5个，婴儿骨架2具，还有不胜细数的动物骨骸和大量保存器新鲜的橡子、菱角、酸枣等植物果实，还发现大大小小的苇编。出土的遗物很多，有石、木、骨、陶器等。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夹砂黑陶次之。石器以小型石斧、石锛为多见。骨器以骨耜、骨哨为典型。
第二层，为土质松散的灰褐色土，厚16～90厘米。发现鳞次栉比的木排桩和地龙骨，大部分出土物与上层雷同。还新发现了彩陶片，有藤条捆扎木柄的骨耜和木筒等。
生土层，为浅蓝色海相亚粘土沉积层，含有海洋性微生物化石。
河姆渡遗址发掘以后，考古专家以及广大考古工作者面对如此丰富的出土文物惊喜不已，然而对于遗址的年代，大家却意见不一，特别是第三、四两个文化层，揭示的是一种完全新颖的文化类型，在浙江省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未曾遇见。
为了全面认识河姆渡遗址的文化内涵，浙江省文化厅于1976年4月5日至12日，邀请来自全国的文物、考古、历史、农史、古动物、植物、地质、水文和古建筑专家、学者30多人，在杭州举行“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并前往河姆渡实地考察。与会者一致认为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叠压关系清楚，每层遗迹各有特色，特别是第二文化层出土的文物同分布在钱塘江北岸杭嘉湖地区当时最早的马家滨文化面貌接近，所以叠压在这层之下的第三、第四文化层便成为长江下游最早的全新的文化类型，距今约有6000～7000年之久。但是也有学者认为，6000～7000年前的南方不可能有如此先进的生产力水平，遗址出土的彩绘陶片应相当于庙底沟二期(距今约4800年)，也就是说河姆渡遗址的年代应在距今5000年左右。为了搞清它的实际年代，浙江省考古部门便将有关标本送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和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进行碳-14年代测定。用碳-14法测定地层的年代是考古学上的一项新技术，我国在70年代才引进。其测定原理是，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含有碳元素，当其活着的时候，碳元素始终保持一定的数量，其死后，碳元素失去补充的来源，遂慢慢减少，其半衰期为5730年。所以只要测出有关地层中出土的含碳物体如木构件、稻谷、动物骨骸中碳元素含量，便可以计算出它死亡的年代，从而推断出它所在的文化层的绝对年代。在送去的30多个标本中，其中第四文化层共测定9个标本，最远的数据是6950年，最近的是6570年，平均值为6770年，上限已达7000年。第三文化层测定标本4个，年代平均值为6141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573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000年前后，共延续2000年之久。
面对如此久远的年代数据，人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稻谷、稻叶、木构件以及动植物遗存等有机质，为什么在地下埋了这么多年，仍能保持它原有的形态和色泽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历经几千年而不腐朽呢?原来，遗址所在的姚东平原地势低洼，平均海拔不足5米，到河姆渡附近只有2米左右，地下水位高，遗址文化层被长期浸泡在水里。同时遗址与姚江紧临，姚江正常水位也在文化层之上，这些原因使得遗物与外界空气隔绝，起到了良好的密封作用。另据专家研究，河姆渡遗址的土质与水质皆呈弱酸性，非常有利于有机质的保存。
河姆渡遗址发现和发掘之初，从遗址的年代数据和完全新颖的文化面貌看，绝对早于浙江省境内其它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被学术界命名为河姆渡文化。但是一部分专家仍坚持认为，河姆渡遗址上面两个文化层与下面两个文化层之间有明显的缺环。其第一文化层与崧泽文化相当，应归属崧泽文化；第二文化层与马家浜文化相当，应归属马家浜文化。然而，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经提出:“一种文化所特有的一群特征，是别的文化所没有的，这并不是说别的文化遗存中绝对不包含有这一群特征性的类型品种之一二，但是不会包含全部整群”。尹达先生也曾提出:“一个文化的命名应当是能够反映出一定时期，一定地区的某种文化遗存的基本特征，它必须反映着一定的时间观念和空间现象，必须能够概括它各方面的相互关联着的主要内容，然后审慎地选择典型性的遗址，以遗址所在的地名命名”。根据以上关于文化命名的基本原则，结合河姆渡遗址所揭示的文化内涵，四个文化层都是河姆渡文化有机组成部分。
1994年，河姆渡以东1公里处鲞架山遗址的发掘，填补了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与第三、四文化层之间的某些缺环，进一步支持了河姆渡一至四层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观点。
长江下游最古老的稻作遗址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类在长期的采集和狩猎活动中，已逐渐积累并掌握了一些植物生长规律，发现有些植物的种子或块根等，在适宜的气候、水分、土壤中，能够萌芽、生长、结实和成熟。受此启发，原始人类逐渐在住地附近的一些适宜地方开始有意识地尝试栽培植物，于是就出现了最初的农业，社会也从此跨入了以生产食物为主的新时期——新石器时代。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至少可追溯到1万年以前，到了距今7000年左右，大江南北普遍已由原始的“刀耕火种”发展到较为发达的“耜耕”或“锄耕”农业阶段，人类的定居生活也更趋稳定。此时，长江下游的河姆渡人的原始农业是以种植水稻为主，且已较为发达。
1973年和1977年河姆渡遗址两期大规模考古发掘，在大多数探方的第四文化层上部普遍发现了稻谷、稻杆、稻叶和木屑等组成的稻谷堆积层，一般厚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00厘米。在这一稻谷堆积层中间夹杂着灰、黄、白三色粘性细砂土，形成2～10厘米厚的多层次连续堆积。稻谷堆积层的主要成份是秕谷、谷壳及碎木屑，其中所含稻谷的比例很小，是河姆渡人稻谷脱壳后的废弃物与建造房屋时砍削加工木构件留下的木屑等形成的垃圾。稻谷已无多大的食用价值，尽管如此，考古学家仍从其中挑选出大量谷粒饱满的稻谷而且保存也十分完好，这在全国，甚至世界其它史前遗址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经碳-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距今约7000年，是目前长江下游地区最古老的稻谷之一。
河姆渡遗址刚出土的稻谷色泽金黄如新，可惜不久便炭化变色，但外形大多保存完整，有的稻谷连稻壳上的隆脉、稃毛及芒尖等仍清晰可辨。每千粒稻谷重量14～22克，已接近现代栽培水稻，单粒稻谷的重量更远远超过了普通野生稻。这些稻谷经农史学家们的多次抽样鉴定，已有和籼、粳之分，是一个存在类籼、类粳及中间型等各种粒型的亚洲栽培稻属杂合群体，但以籼稻为主。最近，中日学者共同合作利用电镜扫描技术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中还鉴别出4粒普通野生稻，这为研究新石器时代野生稻的分布及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河姆渡遗址栽培稻的发现，不仅纠正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有粳无籼”的说法，而且还把我国种植水稻的历史往前推了2000多年，并首次以实物证明了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人工栽培水稻的国家之一。
生产工具的发展是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尺度，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显著标志之一。河姆渡人已普遍使用骨耜耕作，用骨、石、蚌制作工具收割稻穗，并且用木杵和陶臼脱壳，标志着当时的稻作农业已脱离原始的刀耕火种阶段进入到和耜耕农业阶段。
骨耜是河姆渡文化中最具特征的一种农具，二次考古发掘共出土170余件。它们都是以水牛、大象和梅花鹿等大中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加工而成的，外形基本上保留着肩胛骨的自然形状，上端绑柄部位厚而窄，下端刃部薄而宽。因势加工，肩臼部位顶端和脊椎一面削磨平齐，另一面略加修整。骨耜平整一面中央挖凿一道纵向浅槽，其下端呈圆舌形，浅槽两侧凿琢有两个长方形孔，大部分肩胛骨颈部还穿凿横向方銎，这些圆孔都是为使木柄安装得更牢固而设计的。遗址第二期发掘时，曾出土一些长木柄，捉手部位加工成“T”字形或透雕出三角形等，同时还发现一件用藤条捆绑残木柄的骨耜，表明河姆渡骨耜是一种用藤条捆绑了竖向木柄的复合农具。装上木柄后的骨耜，修整光滑的骨和肩臼部位还可供人足踏推耜刃入土，其使用方法犹如现代使用的铁铲，既省力又省时，提高了劳动功效。骨耜的刃部，形式多样，有的刃部大致平齐或略成孤形，有的刃部呈双齿形，有的刃部呈斜状等。刃部呈双齿状的骨耜，器身最长，数量也较多，以第一期发掘为例，第四文化层共出土53件较完整的骨耜，其中双齿刃的就占了2/3，利于剌土深耕，是河姆渡人耕作水田的主要农具；刃部呈斜状或平齐的骨耜，是双齿刃骨和在使用过程中两侧刺状刃折断，磨损后再加工、再利用的产物，因此，器身已较短，显得通体光滑。由于它们的刃部都较宽阔，故有利于铲土，可作为挖掘或铲土的工具，当时用来开沟、掘渠、构筑田埂等。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共出土骨、木、石、陶质文物6700余件，其中仅骨器一项就占了3000余件，可见河姆渡人有大量使用骨器的习惯，这与当时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7000年前河姆渡周围有适宜各种动物繁衍生息的优越环境，给河姆渡人提供了肉食来源和御寒的皮毛，而食剩的大量兽骨，不但在取材上为河姆渡人制作工具节省了人力和时间，而且骨制工具使用时也比石质工具轻便，减轻了劳动强度。但是，到了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阶段，由于狩猎经济的衰退和保存条件差，用兽骨制作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器迅速减少，有的甚至绝迹。与此相应，在河姆渡文化晚期代替骨耜而兴起的是木耜，木耜平面为长方形、相面正中也像骨耜一样加工了一道纵向装柄浅槽，两侧分别凿有一个长方形孔，用作栓绳捆绑木柄。很明显，木耜的形状和制作方法都是沿袭了骨耜的，其用途也应相同。
河姆渡人收获稻谷除用手直接摘取稻穗外，还大量地使用石、骨、蚌制的收割工具。遗址中曾发现一件用兽类肋骨制作的锯齿状器，锯齿成斜状，错磨得非常锋利，考古学家推测是一件收割农具——镰刀。另外，在遗址中还发现少量石刀，外形扁平长条形，对钻2～3个小圆孔，双面刃，也是当时先民收割稻穗的农具之一。
河姆渡人脱稻谷壳的工具，主要是木杵和陶臼。木杵发现于第四文化层，保存较好，横断面呈圆形，杵头硕大，长92厘米，杵头直径8.3厘米，杵柄直径5厘米。与木杵配套使用的是一些器壁特别厚重的陶臼，如其中的一件陶臼，为夹砂灰陶，敞口，深弧腹，小平底、近圆，外腹壁安二鸡冠状耳，器壁厚达2厘米左右。口径41厘米，高22厘米，底径15厘米。但这种陶臼至第二文化层中才有发现，估计第四文化层时大概在地上挖个洞，铺上兽皮作臼使用。
建筑遗迹和带榫卯的木构件
一、干栏建筑
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使人们的定居生活更趋安定；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又必须以一定规模的定居生活为前提。河姆渡人的稻作农业已进入到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阶段，稻米已成为河姆渡人的主要食物，与此相应，河姆渡人的定居生活也已十分稳定，并形成了4万平方米的长期定居村落。
河姆渡遗址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除第一文化层外，在第二、三、四文化层都发现了木构建筑遗迹，其中尤以第四文化层最为密集和壮观。在发掘区随处可见密密麻麻的木板和纵横交错的一排排桩木、长圆木，其总数达数千件以上。桩木有三种：圆桩木、方桩木、板桩。圆桩木一般直径较小，方桩较大，板桩厚约3～5厘米，最宽达55厘米。桩木都下部削尖，打入地下。桩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地梁的维护桩，往往较小，入土深30～50厘米；另一种是主要的承重大桩木，入土深达100～115厘米。长圆木往往与桩木组合在一起，形成一列列排桩。木板发现数量也较多，一般厚5～10厘米，长80～100厘米，大多垂直于排桩走向布置，是铺在干栏式建筑地梁上作地板用的。
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时，在第四文化层下部发现13排排列有序的桩木，多数排桩的基本走向是西北一东南，部分近南一北。从这13排桩木的不同走向分析，这里至少有三栋以上的建筑。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表明，河姆渡人构筑房屋时，利用前期已毁的旧构件的现象比较多，有的直接利用原件，有的梁改柱，柱改梁或桩；木构件焚毁的残段，则改作小构件使用，如梁、枋之类劈作地板和桩木等使用，因此出土的不少桩木、地板上都留有完整或残缺的榫卯。木构件的重复利用，可以减少采伐、运输、成材等加工工序，即使不是被直接利用而是加工改制新件，也比较省工。直到现在，民间建筑的柱、枋、橡，甚至门、窗等还是反复利用的。另外，从部分桩木上端残留的火烧痕迹看，建筑失火现象也比较严重，况且河姆渡人的房屋又是以树木等有机质材料构筑而成，经过几千年风雨等侵蚀，故至今未见结构完整的建筑遗迹。这给河姆渡建筑的复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根据考古学家和古建筑专家分析，河姆渡的房屋是以一排排桩木为支架，上面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离地80～100厘米高的架空基座，于其上再立柱架梁盖顶的干栏式建筑。当时的房屋是背山面水呈扇形布置，顺排桩轴线方向成长条形，其中最长一栋房屋面宽达23米以上，进深7米。房屋前檐有宽1米左右的前廊过道，过道外边设直棂木栏杆。
河姆渡人的建筑在近2000年时间里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栽桩架板的干栏式建筑，根据住面的高度可分高干栏和低干栏。高干栏建筑构件大部分露头于第四文化层上部或第三文化层底部，打入生土层，主要有地龙骨，板桩，圆木桩和木板及木梁等，少数板桩和木板带有榫头、卯口，个别较粗大的竖桩上端开杈，呈“Y”形，是一种承重桩。低干栏木构件有圆桩、排桩、木板及木梁等，大部分露头于第四文化层上部，见底于本文化层中部。第二阶段是栽柱打桩式建筑，构件大部分露头于第三文化层上部，也有露头于第二文化层上部，见底于本层中、下部。栽柱式建筑，是先挖好柱洞，而后放入木垫板，再放进柱子；打桩式建筑，不挖洞，将木桩直接打入地基。第三阶段是栽柱式建筑，先挖好柱洞，而后放进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层层填实加固，使之形成倒置的“钢盔”一样柱础，于其上立木柱。
河姆渡人这种以架空基座为特征的干栏式建筑，是古代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较普遍流行的一种原始居住形式，是与南方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产物。由于它既具有防止蛇虫猛兽危害，又可避潮湿，上可住人而下可象养禽畜等作用，因此，历数千年而不衰。时至今日，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仍可以见到这种古老的建筑形式。
二、榫卯类型
河姆渡出土木构件中除桩木、长圆木和木板外，还发现不少带凹槽及顶端带杈的木构件，表明许多复杂的节点仍然使用捆扎的方法。但在一些垂直相交的节点已采用榫卯工艺，堪称为我国木构建筑史上的奇迹，它对中国古典建筑的影响深远。河姆渡遗址共出土带有榫卯的木构件上百件，都是垂直相交的榫卯。归纳起来榫头的类型有梁头榫、柱脚榫、燕尾榫、双凸榫、柱头刀形榫、双叉榫等。其中两件榫头截面长宽比例为4:1，符合受力要求，结构科学，被后世称为“经验截面”。另有一件带有梢钉孔的榫，榫头中部凿一直径3厘米的小圆孔，用以安插梢钉，目的是为了防止构件受拉后脱榫，从中反映出当时木构技术已相当成熟，连系梁、柱等的节点构造已较妥善。
卯孔是与榫头交互配合使用的。河姆渡的卯主要见于较粗壮的木柱等构件上，如一根带榫木柱，在榫头下20厘米处两面对凿出长9厘米、宽7厘米的长方形卯孔，这种卯孔，可以两侧对插入横梁或枋木的榫头，是后世所称“平身柱”的鼻祖。另在一根圆立柱的同一高度开凿出两个互成直角的长11厘米、宽6厘米的卯孔，是连接两个垂直的横向梁彷构件的转角立柱。此外，还出土一段方木，上面等距挖凿出长4厘米、宽3.5厘米、深1.5厘米的卯眼，是插入栏干直棂所用的构件。
河姆渡人的企口拼板技术也比较高超，在一块残长79厘米、宽17厘米、厚5厘米的木板上，两侧各凿出一道宽1～2.5厘米、深2.3厘米的企口，可用以插入砍削成梯形截面的木板，而衔接处不见通缝，是当时密接拼板工艺进步的实证。总之，河姆渡人使用的榫卯构件制作已相当精巧，结构也相当科学，并能根据构件的不同受力情况进行相应处理，其榫卯形式都基本上符合受力的要求，有些甚至与晚期木构件所见相同，只是加工较为粗糙而已。
三、木构件加工工艺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木桩、木板及梁柱等木构件，通常可以见到劈削或平木加工留下的斧、锛痕迹，在一些柱子等构件两端和榫头横断面上，也呈现出剁砍的累累斧痕，而有些木板、方木，因其表面未经进一步加工而留有木纹纵裂面，则显示出以楔具打人原木的纵向劈裂痕。由上可知，河姆渡人使用的木作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石楔及骨(角)凿等几种。
石斧，形体厚重呈梯形和长条形，最厚处开始磨刃，两面刃部往往不对称，但极锋利，有弧刃、平刃等，器身可见麻点状打琢痕迹。石斧柄是截取分杈的树枝或鹿角制成的，较细长的一端作手握柄部，粗壮的短杈下端截去右半边，留下半边做成“榫头”状的捆扎面，安装时把石 斧柄部较长一面平贴在器柄头部短杈下的“榫头”处，然后用藤条捆扎结实。这种安柄方式较宜于斜向挥动，提高了小型石斧砍伐树木的效能。在发掘出土的木构件上的斜向砍削处的平直砍痕，应是这类石斧所致。石锛器形较小而扁薄，一面磨出刃部，平面有梯形和长条形等。锛柄，仅见一件残木柄，亦是以树杈加工而成，唯短杈较狭较厚，捆扎面在后侧，适宜于安装器身较厚较长的石器。一些木构件上弧凹的印痕是这类石锛所致。石凿，器身稍长而厚重，背面略弧，单面刃，也有双面刃的，制作较精细，用以挖制卯孔。石楔，器身大多十分厚重，两面刃部对称，而呈“楔”形，顶端有因重力捶击留下的击痕或崩损，用于开裁原木或木板。骨(角)凿，是用动物尺骨、肢骨或鹿角等制成，出土的骨(角)凿大多保留着骨髓原始形状，上端稍磨平，下端错磨出锋利的双面刃。此外，在用凿挖卯孔及用石楔开裁木构件时，还需要木棒、木捶或石块等捶击工具。
按木构件所见加工痕迹可知，伐木和横断木材的工具主要是石斧。伐木是沿树木近根部位拟断线一周，先斜劈，然后横向砍断一片，这样劈裂一片，砍断一片，直到沿断线形成大半周槽。为了控制木材倾倒方向，浅槽一般不能周匝平均砍伐，而是略偏向一侧，最后向浅槽较深的一方拉倒即可。用石斧砍伐木材端点略呈尖桩状，但尖端略偏向一侧，所遗留的树桩是毛碴的面。横断木构件大致也用类似方法，这时木材可以平放，所以操作时石斧可沿拟断线周匝砍成凹槽，然后折断。因此，木材的两个截面皆呈尖桩形。原木加工成方木，如果只是将圆形截面加工成方形截面方法比较简单，只要用石斧、石锛削刨就行。大原木剖成小方木或板材，即将原木纵向剖裂，难度较大。工具主要是石楔和捶击工具，操作方法如现代裁开石板，沿拟断线并列加楔。即在原木上顺纵向木质纤维的劈裂线上，每隔一定距离打入石楔，每楔嵌入原木中便会产生一段胀裂。各楔造成的裂痕连接起来就构成顺纹断线的通缝，然后再于原木通缝的相对一面用同样方法加楔，使之产生对应的通缝，不断打深石楔，直到原木完全裂开。这种开裁木材的原始工艺在近代西藏、甘肃等偏僻地区，在没有锯的情况下仍在使用，足见其影响的深远。木板截断，是在正反两面用石斧砍成对应的凹槽，然后折断而成，如不作进一步的修整，则两端都呈砍削的扁尖形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多数木板即是如此。榫头的制作主要是用石斧砍削而成的，卯孔一般用石凿、骨凿或角凿挖成。用凿挖卯孔一般需要捶击操作，不过骨(角)凿刃部都较小，如木材不甚坚硬或刚砍伐不久的，或可无需捶击而直接用以挖制卯孔。
独具一格的制陶艺术
陶器的发明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最初人们用竹、藤、树枝等编成的篮子等涂泥后盛水，因偶然失火，篮子烧毁，泥土烧硬而发明了陶器。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陶片中，器内部分常见篮纹样印痕，就是采用了树枝编成器模，俟泥土硬化后便将篮模烧掉的最原始“模制法”制陶技术。类似的陶器成型技术在云南沧源县佤族、台湾高山族聚居区一直保留到近现代。后来，人们经历了脱卸篮模继续整形的过渡阶段，才进入不用篮模，直接成型的制陶阶段。到了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其制陶工艺已渐趋成熟，且独具一格，其具体操作程序如下:
备料。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鉴定: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制陶所选的泥土是含铁量非常低的较纯绢云母质粘土。为了减少坯体干燥和烧成时的收缩，防止产生开裂，同时为了提高陶器的耐热急变性能，河姆渡人在粘土中拌和了经过燃烧炭化的一些植物茎叶和稻谷等。一般认为，由于烧制时温度低，加上缺氧，故陶胎中的有机质仅达到炭化程度，器表因之也呈黑色，所以称之为夹炭黑陶。到了第三文化层时期随着器表泌浆工艺的出现及烧成温度的增高，夹炭陶也随之演变成灰黑色，有的还在器表饰上红色化妆土，烧成胎黑表红的夹炭红衣陶。河姆渡遗址中除陶土中掺和炭化植物茎叶、谷壳等外，也掺和细砂粒，这种掺和细砂粒的陶土称为夹砂陶，其作用也与陶土中掺炭相同。夹炭陶土和夹砂陶土是河姆渡制陶的最主要陶土原料。随着时间的流逝，夹炭陶的数量逐渐减少，夹砂陶的数量增多，但两种陶器外表颜色变化基本一致。另外，自第二文化层以后，随着制陶成型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开始出现少量的比较纯净泥质陶，并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成型。在河姆渡文化较早阶段的陶器成型技术中，还保留着从模制陶器发展而成的贴塑法原始制陶工艺，这种制陶术曾在新石器早期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湖南澧县彭头山等遗址中极为流行。到河姆渡文化阶段早期，这种制陶技术已弃置不用，取而代之的主要是一种新的制陶技术——泥条盘筑法。即先将陶土捏成长条状，再把泥条圈起来，并抹平里外的接缝处，制成所需要的器形。河姆渡早期陶器都是分别做好口、沿、颈、肩、腹、底，然后待其略干再分段拼接。拼接时大多用泥条或泥片粘贴接缝。另外，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片中，经常可以看到单独的器耳、把手、钮、嘴、圈足等附件，而陶器的相应部位也有相应的粘接痕迹，看来这些附件是先分别制成后，再拼接在陶器上的。而对于小件结构简单器物，如陶玩、纺轮等，则直接用手捏制。追至河姆渡第一、二文化层时期，陶器造型都较规整匀称，圆度较好，器壁厚薄适中。其弧度自上而下有较为一致的中心轴。因此许多专家一致认为第二文化层和第一文化层已使用慢轮修整技术，部分器物甚至已使用慢轮制陶技术。
加固、修整。在贴塑法和泥条盘筑法制陶时，陶器成型及雏型制成以后，为了使各层泥片及泥条间粘结致密牢固，一般需要用陶抵手抵住内壁，外壁用木拍或陶拍，对陶坯表面拍打加固，其使用工具是陶拍和抵手。陶拍一般均有手握的柄部或把手，拍面多呈长方形，有素面和刻划花纹两种。前者使用之前一般要缠绕粗或细的绳子，才能够拍打陶器坯胎，后者则用于拍印陶器表面的花纹。河姆渡发现的素面陶拍头呈蘑菇状，柄部略呈圆柱形，长约7厘米。刻纹陶拍呈扁圆形，拍面刻划绳纹。云南的西盟佤族，景洪傣族常用鹅卵石作拍打陶胎时的抵手，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鹅卵石也应有相应用途。同时，河姆渡人还可能用鹅卵石打磨修整陶坯，或蘸水抹陶器，使之平滑光洁。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还发现不少保存较好的葫芦籽和葫芦皮，这些葫芦除了食用外，也可作为修整陶胎时的抵手，与天然鹅卵石具有相同的功能。经拍打加固后的陶器往往还需要经过刮削打磨，这在河姆渡文化较晚阶段比较流行，目的是使器表光亮致密，掩盖拍打和制作的痕迹等。刮削打磨工具一般是窄长的竹或木片制成，一端作斜刃，形如匕首，长约15厘米，也有刃部为半圆形，是刮削陶器器表或修整口沿等必不可少的工具。河姆渡人早期阶段使用的刮削工具还包括骨匕，它们以兽类肋骨对剖后磨制而成，前端呈圆弧形。这些骨匕的用途比较广泛，其中之一是用作刮削打磨成型后陶坯，致使匕身一侧留下明显的刮削痕迹。
装饰。陶器经加固、修整后，往往在未干之前还要刻划花纹。河姆渡陶器的装饰注重实用，根据陶器的不同用途、质料和部位，施以不同的花纹装饰。我国远古人类有席地而坐的习惯，故陶器装饰也大多选择在人们席地而坐时显见部位，如陶器的口沿及颈肩部或不太易磨损的部位。装饰技法主要有刻划、压印、拍印、戳印、按捺等多种，最常见的纹饰是绳纹和几何纹，其次是弦纹、谷粒纹、贝齿纹、波浪纹、锯齿纹、圆圈纹、篦点纹和禾叶纹等，其装饰图案或简或繁，组合有序，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在陶质较差的陶器或陶器中较隐蔽易磨损的部位，如腹部、底部、外口沿突脊下，装饰就较简单粗糙，或者就是素面。其中的绳纹普遍见于陶釜下腹部和底部，是用缠绕或刻划绳纹的陶、木拍拍印而成。在陶器表面拍印绳纹最初是为了加固胎壁，其次拍印细而规则的绳纹能美化器物，起到装饰的作用。此外绳纹所形成的凹凸不平的器表，在烧火做饭时可增加吸热量，缩短了炊煮时间，同时也减缓炊煮过程中剧热、剧冷对陶器的破坏作用。陶器上的线段、弦纹、波浪纹、圆圈或刺点纹所使用的工具是骨(角)、木锥刻划、锥刺而成的。骨(角)锥，锥尖磨制精细，其余部位略加刮磨，以便手握，其中相当数量鹿角及动物骨制成的骨锥锋部圆钝，显属刻划陶器花纹图案的工具。木锥，上有圆而束腰的柄部，下为细小的尖锥。至于贝齿纹，有的是以带齿的贝壳边缘压印，有的圆圈纹则用稍经加工的禽类肢骨或芦苇管戳印而成，有些陶器所附的突脊或鋬手上，也有以手或指甲捏捺，掐印出花纹的现象。以直线、竖线、斜线、曲线、圆圈、圆点等纹样构成的几何纹是仅次于绳纹的陶器装饰，大多见之于日常用器的口沿和肩部，少见于罐、纺轮上。禾叶纹多运用曲线连接，线条流畅自然，构图意境讲究对称，常以植物的叶与茎相间排列成三角形，有的还以弧线或圆圈点缀，并以此连环相接，施于盆、盘的口沿，也偶见于釜的口沿。总的来看，第四文化层陶器装饰极盛，几何花纹占84%，线条以直线为主，植物图案多于动物图案。第三文化层陶器素面增多，装饰数量下降，装饰纹样趋向简单精炼。第二文化层素面陶器剧增，动植物图像基本绝迹。第三、四文化层盛行的突脊已趋向弱脊或暗脊，并且新形成附加堆纹，镂孔和表面施红或黑色陶衣较为流行。第一文化层仍以素面陶器为主，纹饰一般较单调，陶器表面施陶衣现象较为流行。最具特征的是豆把上的镂孔装饰盛行，形式多样，有圆形、三角形、方形、长方形、菱形等镂孔，有时还和弦纹或弧线组合，环绕于把上一周或数周。
烧造。河姆渡第四文化层陶器器壁往往较粗厚，胎质疏松，硬度低，吸水性强。器表黑色，系其胎体中夹杂大量炭素的缘故，同时也是烧成温度低，方法原始，形成很强的还原气氛下烧成的结果。当时陶器烧成温度800～850℃之间，最高不超过900℃。第三文化层陶器表面大多呈灰色，少数已呈淡黄色，表明还原气氛大为减弱,这与烧制方法的改变与提高有关.到了第一、二文化层时，已能按不同的用途分别选用夹砂陶和泥质陶。如炊器多用质硬耐高温的夹砂陶制作，而盛贮器多用泥质陶制作。从出土遗物所反映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陶器制作工艺技术考察，当时已有一部分人专门或至少大部分时间从事陶器的制作和烧造，以保证氏族内部对陶器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河姆渡人也可能建造了相应的固定窑体。比如，选择较高处挖筑半洞半露的地窑，窑底码以干柴，中间迭放器坯，上面再覆以柴和泥，并设相应烟筒，待窑内柴禾燃旺后，再用泥将烟筒糊住，让火慢慢燃尽熄灭，然后扒泥取器。第一文化层陶器多数器表呈红、灰、黑等各种颜色，当时可能出现了由火口、火膛等组成的用火直接烧制的固定陶窑，并且已能够根据封窑与否来掌握和控制烧制陶器时的氧化-还原气氛，以控制陶器颜色。
从编结到纺织
山顶洞人遗址发现的骨针，预示着原始人类至迟到距今1.8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穿上用兽皮或树叶缝缀的“衣裳”。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逐渐利用野生植物纤维如麻、葛等，经脱胶后，捻线织布，出现了原始纺织技术。但纺织业的出现是以编结技术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
河姆渡人的编结技术比较发达，主要有编织苇席和搓绳等。在河姆渡遗址第三、四文化层木构建筑周围和与一些灰坑底部曾出土百余件苇席残片（如图），小者如手掌，最大可达1平方米以上。苇席也称苇编，刚出土时色泽鲜黄，纹理清晰，保存良好，但不久便变色、干燥龟裂。苇席的加工方法相当科学，是以当地湖沼中生长的芦苇为原料，截取苇杆，剖成宽0.4～0.5厘米的扁形长篾条，篾条大多修整细薄、规整，粗细一致，厚薄均匀。编织时一般以2条蔑为一组，也有以4、5或6条为一组的，竖经横纬，依次编织而成，这样编成的苇席基本上是经纬垂直的斜纹或人字纹。当时苇席的用途颇广，既可用于木构房屋椽木上承托茅草屋面的席箔，也可用于分隔房间。有些蔑条修削工整，编织讲究的，甚至用作座卧用具；而一些灰炕底发现的席片，则是窖藏底部的铺垫物。
搓绳也是编织技术的一种，原始人类在从事生产活动时，早已对某些葛、麻等野生植物纤维的性能积累了一定的认识，因之被用来作为搓绳的原料。河姆渡遗址发现数段粗细不一的绳，粗者如手指，直径约1.2厘米，是由三股植物纤维搓成。细者如铁丝，直径约0.2～0.3厘米，由二股植物纤维搓成。河姆渡出土绳子的外观与今天人们合掌搓成的绳子差别不大。有一段绳子出土时还穿在陶罐的耳上，可见当时绳子除了用于捆扎，还用它穿在陶罐上作汲水工具。
与此相应，河姆渡人的纺织技术也相当发达，虽至今没有发现纺织品实物，但出土文物中以编织纹装饰的屡见不鲜。更为重要是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珍贵的纺织工具，品种繁多而齐全，主要是纺纱工具，织布工具和缝纫工具三类。
纺纱工具，主要是捻线用的纺轮，出土数量很多，大多数是陶纺轮。陶纺轮都以手捏而成，外形比较规整，表面多数没有花纹装饰，形状以扁平圆形、断面矩形者为主，亦有断面工字形和梯形的。遗址发现的一件陶纺轮，一面阴刻圆涡纹，另一面阴刻植物叶纹；另一件一面用弧线刻出多组五角星纹，另一面无纹。纺轮在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往往是作为妇女的随葬品，而在男子墓葬中极少发现。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妇女就是纺纱织布的发明者和生产者。
织布工具，多为硬木削制而成，少数为鹿角磨制。有定经杆、综杆、绞纱棒、分经木、骨梭形器、机刀、布轴及齿状器等，均是原始织机上的部件。河姆渡发现一大批大小不同的硬木棍，断面圆形，有的一头削尖，另一端修平或磨圆；有的两头都削尖；也有的一端或两端都加工成小榫。这些尖头木棒和带榫小木棒，大多是原始织机上的定经杆、综杆、绞纱棒、分经木之类部件。梭是织纬的工具之一，起着引纬穿经的重要作用。河姆渡曾出土数件以鹿角磨制而成的梭形器，其中有件梭锋较尖，后端错磨出一周突棱，梭身正面凿两个长方形孔与背面所凿的长方形凹槽相通。另一件梭身微弧，通体磨制得匀称光滑，中部有一倒钩，梭锋圆钝。机刀，也称纬刀或打纬刀，是织纬时用于击纬，使之紧密均匀的织纬工具。一般多以硬木制成，背厚刃薄。机刀较修长，大小有两种。较小者，一侧厚而平直，另一侧较薄，斜刃，长16.3厘米，宽2.6厘米。另一种是形似大刀，残长39厘米。布轴，也称卷布轴，是原始织机上的重要部件。布轴的长度与人的腰部宽度相近，两端大都有缺口或凹槽，以便拴系腰带及防止布轴转动，便利织布。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少量残木齿状器，推测是梳整经纱和固定经纱用的器物。这表明河姆渡人已使用原始织机，其操作过程依次是立刀引纬——用机刀打纬——提综开口——立刀引纬；再以机刀击纬——放综立刀——引纬打纬，如此一升一降反复进行。
缝纫工具，主要是骨针和一些细小的骨锥、管状针及小石锛等。骨针数量较多，长短不一，大小与现代缝麻袋的钢针相近。一般磨制都较精巧细致，后端小针眼孔径仅0.1厘米左右，这就要求缝纫用的线质量较高，不但要细，而且要软而坚，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纺织业的发达。骨锥是用动物肢骨剖开后磨成，一般都较细长，锋部尖锐。管状针是利用禽类肢骨制成，中空，锋部大都磨成斜状，后端也常有针眼。河姆渡遗址出土少量磨制特别精细的小石锛，用以裁剪兽皮或纺织品。
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桨
河姆渡地处江南滨海平原，这里背山面水，气候温暖，降水充沛，周围湖泊沼泽遍布，河流纵横交错，有着辽阔的水域，因此河姆渡人也早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河姆渡遗址中曾出土大量的龟鱼类的骨骼、蚌壳和菱角等水生动植物，有的陶釜底部至出土时还残存着鱼骨，显然水生动植物正是河姆渡人的重要食物来源。甚至连海龟、鲸鱼、鲨鱼和生活在滨海河口地带的鲻鱼和裸顶鲷等海生鱼类也是河姆渡先民的盘中餐。在近岸浅水区域，人们可以捕鱼捞蚌，但在深水或滨海地带就须借助原始舟楫了。舟楫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渔业的迅速发展，而且还扩大了河姆渡人的活动范围和同周围原始文化交流。已有的考古发现及研究证实，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南岸两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而又平行发展的原始文化，滔滔钱塘江水和波涛汹涌的杭州湾并没有阻碍这两支近邻文化间的文化交流，这中间舟楫等水上交通工具是功不可没的。
河姆渡遗址共出土8支木桨，都是用整块硬木为材料加工而成的。木桨柄部粗细适中，可容手握，大多数加工成圆形，也有少数方形，桨叶多呈扁平的柳叶状，且自上而下逐渐减薄，制作都比较精细，外形和现在江南水乡农村小船上用的木桨基本相近。其中有一支木桨，木质坚硬，出土时呈赫红色，桨柄上部略残，但在柄与叶的连结处，还刻划直线和斜线构成的几何图案花纹，既美观又实用。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木桨制作都比较讲究，桨叶轻薄，在制作上属于比较成熟的类型。尽管如此，它们仍是迄今为止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桨。
一般认为，船的发明比桨的出现要早，因此有桨必定有船。根据民族学材料，制造独木舟的方法比较简单，先把选好的粗大木头对剖或一面砍平，接着在平面的中间部位用火烧烤，然后用锛、凿等工具挖凿，这样边烧边挖，逐渐把船舱扩大、加深，直到全部挖好，再稍加修整即成。河姆渡人既能用火和石器制作木器和加工先进的榫卯木构件，想来用石锛、石凿及火挖制独木舟也并非难事。然而由于河姆渡遗址两期发掘位置都在村落中间，而不是停泊舟船的河湖岸边，故至今没有发现独木舟之类的水上交通工具实物。弥足珍贵的是，擅长陶塑艺术的河姆渡人，为我们遗留下两件以当时独木舟为原型捏塑的艺术品。其中一件外形如长方槽形，一侧稍残，长8.7厘米、宽2.6厘米、高3厘米，是一种方头的长方形独木舟的模拟品；另一件舟体侧视如半月形，俯视略呈梭形，中间挖空，两头稍尖而微上翘，头部之下还附一穿孔的扁平小耳，用以穿系缆绳之用，表现的是一种两头削尖的梭形独木舟。
《世本》云:“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易经》也说:“利涉大川，乘木有功”。可见远古时代的筏和舟之类是受落叶，树木等浮水的自然现象启迪而发明的。又据《物原》“伏羲始乘桴，轩辕作舟”和《拾遗记》:轩辕氏“变乘桴以造舟楫”的记载，舟是由桴发展而成的。桴今称筏，是用一定数量竹或木编扎而成的水上交通工具。由于竹木筏取材容易，加工方法简单，故早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就可能已经出现。绕在浅水中可用树杆或竹竿作撑篙，在近海中也可用桨推进。筏由于制作简单，行驶稳定安全，载重量大，故一经出现便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历经近万年而长盛不衰，直到10万吨、20万吨巨轮远航大洋的今日，在一些山区的江河、溪流中，仍时常见到竹、木筏的踪影。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藤条、绳索以及木构件所反映出高超木作技术看，尽管至今未见筏的实物，但河姆渡人使用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此外，河姆渡人还可能用兽皮缝制的皮筏等工具渡水。
水井的发明
水井的发明，是随着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的发展而出现的，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是生产力进步的一种标志。到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农业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并且逐渐成为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成份。大量先进的磨制石耜、骨耜等农具开始广泛应用于先民的农耕活动之中，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粮食产量，食物开始有了较多的剩余，先民就用最简单的晾晒方法将剩余的食物保藏起来，有的则用挖地窖方式埋藏。在一些遗址中发现的不少直壁深腹窖穴，几乎就与后代出现的水井形状相同，可见六七千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已具备了挖掘水井的技术条件，从而促使水井的很快发明和普及，并为原始居民的定居生活，乃至生产力的提高，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河姆渡水井发现于T34～T37中部的第二文化层上部的黄绿土之下，距今约5600年左右，水井底部深入第三、四文化层。水井由200余根桩木、长圆木等组成，分内外两部分。井底距当时地面深1.35米，外围是一圈近圆形的栅栏桩，直径约6米，面积28平方米。栅栏桩共28根，桩距不甚匀称，西、南、东北都有缺桩，桩径一般5厘米，垂直打入土约100厘米。栅栏桩范围中心偏西北处有16根平卧的长圆木构件，长约196～260厘米，直径15～18厘米，出土时架成一个边长约2米的近方形平面，其中6根的一端有桠杈，一根一端有“十”字形斗口。在这16根长圆木下，有四排垂直入土的桩木，两者套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近方形竖井，每排桩木的数量为21～40根，桩径约6厘米，排列紧密，彼此大体平行。转角处的桩木较粗。四排桩木内侧又各紧贴一根圆木或半圆木，互相套接成一个方框，其中南、北两根为直径17厘米的半圆木，两端各有一个13×18厘米的卯孔。东、西两根为圆木，两头有榫，出土时榫头还紧楔在南、北两根半圆木的卯孔内。此外，井内还发现平面呈扇形排列的圆木构件、苇席的残片以及大石块等。石块大都在栅栏桩内和竖井之外的淤泥中，较平整的一面朝上，深浅不一，多见于南半部。井内出土较多陶器和工具。
水井所在的地点原先是一个天然或人工开挖的锅底形水坑，在雨季坑内积满了水，日常人们就在水坑边取水。随着旱季的到来，坑内水位逐渐降低，人们为了取水，不断在坑内垫石到坑中取水。在干旱季节，有时坑内水源接近枯竭，人们为了解决用水，在原先的水坑中部挖一竖井。其方法是，在原有的水坑中部，先打入四排小桩木，组成一个方形的桩木墙，然后将排桩内的泥土挖空，为了防止排桩向里倾斜，人们在排桩内顶套一个方木框。排桩上的16根长圆木，很可能是构成井口架或为了加固井口而设置的构件，水井外围的圆形栅栏桩是为了防止水坑岸倒塌等而设的。
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发现的木构浅井和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发现的二口马家浜文化水井，是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水井，比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的河南白营遗址的龙山文化水井要早1000多年。可见，水井首先是由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人和马家浜人发明的，然后才传入黄河流域及其它地区。究其原因是长江下游地区由于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而水量丰富，一般的开沟挖坑至1米多深就会有地下水出现，所以挖井工程量小，而且容易，水井出现的时间就早。同时，由于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大多分布在7000年前才海退的低洼滨海平原上，周围虽湖河沼泽遍布，但其水体与海相通，受潮汐影响很大，致使河湖水体盐份升高、苦卤而不堪饮用。所以，人们就开始利用天然积水坑或人工开挖积水坑和浅井的方法以获取生活必需的淡水资源。水井的发明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清洁的生活用水，而且还扩大了人类活动的地域范围，从而为开发利用没有地表水资源的区域创造了有利条件。
消失的良渚古国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浙江省余杭县长命乡的一个农民在农田翻地时，意外地挖出了一些古玉器。过文物部门鉴定，这个农民挖出来的古玉，是属于距今5000年前的玉器。
考古人员沿着这个线索寻找，最后找到了一个叫反山的地方。说它是山，不过是比其他地方高出4、5米的一个大土堆，这个土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人工堆筑的熟土堆。是什么人在什么年代为什么而堆的？在这个土堆附近，为什么会出现古玉？考古人员立即想到了“良渚文化”。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浙江省余杭县长命乡的一个农民在农田翻地时，意外地挖出了一些古玉器
“良渚文化”是一个考古学名词。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位叫施昕更的学者在家乡余杭县良渚镇，首次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石器和玉器。1949年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太湖周边的许多地方，又陆续发现了相类似的遗存，以夏鼐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专家将这些史前文化遗址正式定名为“良渚文化”。
安溪镇位于良渚镇西北方向5公里处，从农民挖出的古玉看，材质和器形都与“良渚文化”的文物类似。难道反山土堆下面埋藏着“良渚文化”的遗存？
现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多达500多处，散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1986年， 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组成的挖掘小组进入反山工地，他们在将近2000平方米的地方，开掘了6个10米见方的探坑。
就在发掘进行到第22天的时候，人们在一个南北走向的墓坑中有了发现。
施昕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
暴雨迫使他们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第三天下午，终于雨过天晴了，发掘队的全体人员都聚集在这个墓坑的边上。突然，在坑下作业的人员大喊一声，人们的目光投向他用铁铲翻起的泥土，泥土中露出一个带有温润光泽的绿色器物的一角。
在12号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
从泥土中清理出的这个器物，是一件精美的玉器。这是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玉琮。以往的良渚文化遗存中也有玉琮出土，但像这么大、这么精美的玉琮却从没有见过，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12号墓中的玉器全是真玉
紧接着，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各种形状的玉器不断被发现，在这个编号12号的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十分讲究，似乎在表达着某种信仰和理念。
12号墓清理完了以后，考古人员在6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又陆续发现另外10座良渚时期的墓葬，出土玉器达5000多件（组），这是良渚文化考古发掘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发掘。
根据碳十四测定，良渚文化距今大约5300年至42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重要文化。现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多达500多处，散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在反山墓葬发掘前，考古学界一直把有独特风格的黑色陶器和打磨十分精巧的石器作为良渚文化的典型标志。反山良渚墓葬出土大量玉器，使中国玉器的历史一下前提了两三千年，也使民间传世的古玉价值陡然剧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瑶山盗掘古玉，而这竟引发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掘。
莫角山土墩的泥层面上，有密集而清晰的夯窝
瑶山是一座海拔38.2米的自然小山，在山顶下西北部的缓坡地带，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夯土建筑。接着，考古人员又在土台上发现了12座墓葬，并从这些墓葬中发掘出1000多件器物，其中90％以上是玉器。从出土文物的器形和大量的玉器可以判断，这些墓葬属于良渚文化。考古人员确信，这座土台是远古人们从事某种精神活动的祭台，而墓葬中这些形态各异的玉器便是见证。
夯窝洞内有木柱腐朽的痕迹，洞底有坚硬的台面
良渚墓葬出土的玉器，有60多个种类。
在良渚玉器中，玉琮是最典型的代表。专家们对玉琮的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良渚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这种叫璧的玉器。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面上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起初人们对这个图案并没有在意，但它反复出现在不同地点出土的不同玉器表面，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有一点确信无疑，这是一个神徽，而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与那个神秘的祭坛共同承载着良渚人神圣的祭祀活动。
在良渚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这种叫璧的玉器
从矿物学上说，玉分真玉和假玉。假玉是指似玉的彩石。
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
在对良渚玉器进行矿物学鉴定时发现，反山大墓中出土的玉器全部是真玉，另外一些规模稍次的墓葬中，真玉居多杂有假玉，而规模一般的墓葬中，则真假玉参半。这说明当时的人们不仅能准确地区分玉的真假，而且基本形成了用玉的等级制度。
在对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挖掘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良渚先民已经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犁耕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而且已有用于纺织的原始腰机。在浙江湖州的良渚文化遗址中竟出土了5000多年前的丝带、麻绳、麻布片，最让人惊叹的是还有一块没有完全炭化的绢片，说明当时良渚人的纺织技术不亚于他们制作玉器的技艺。
举行仪仗时使用的这个器物叫“钺”
考古专家对反山12号墓的墓主人反复研究，为什么只有他墓中的玉器全部是真玉？为什么只有他的墓中同时出现玉琮、玉璧和玉钺？这是否代表他集神权、财权、政权于一身？他是否就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呢？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发现。莫角山位于反山遗址的东南面，这里有一个比周围高出3至8米的长方形土墩。这个土墩与反山一样，也是人工堆筑的，面积有30万平方米。大土墩上还有三个小土墩。
一块没有完全炭化的绢片
考古专家严文明推测：这里一定有成组的大型房屋建筑。这在当时条件下，可以算是颇为雄伟和气派了。很有可能，它就是中国最早的宫殿。
也许这里埋藏着的，正是5000年前良渚古国的都城；这片恢弘宫殿的主人，也许就是死后葬在都城外反山大墓中的那个人，那个统治良渚古国的国君。
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面上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
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在古文献收录的远古传说中，还是能隐约找到良渚古国的影子。
在中国一直流传着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手下有一个重要的诸侯防风氏，他统领的古国据说就是良渚古国。然而有专家考证，古防风氏之国应在今天的山东境内，而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在浙江和江苏的环太湖地区，地理位置相去甚远，他们更主张良渚古国可能是蚩尤部落集团中的羽人国。
这些刻在玉器、陶器上的神秘符号，是否就是良渚人创造的原始文字
相传蚩尤麾下有一个九黎族，九黎族中的一支把鸟、兽当作祖先，崇拜鸟兽图腾，被称为羽人国。在良渚玉器上，有很多鸟兽图案，以此良渚古国很可能就是属于蚩尤集团的羽人国。
的确，目前对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就是对反山的大规模挖掘也只探查了这个遗址的很小一部分。由于眼下文物保护技术还比较落后，考古专家们不愿意把埋在地下的宝藏马上打开。他们回填了所有的遗址，为了保护这片土地下的人类记忆，他们默默地等待着能够解开秘密的一天。
1929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农人燕青保和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宝藏。在那一两年间，广汉月亮湾挖出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闻讯后蜂拥而至。燕道诚与众多玉器商人所不知的是，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下沉寂着为数更多的千年宝藏。
直到五十七年后的1986年，这些器物的一部分才得以重见天日。
三星堆遗迹位置
1931年春，正在广汉做传教士的英国牧师董宜笃从燕道城手中拿到了几件玉石器，随即送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戴谦和教授。美国人葛维汉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第一次见到那几件玉石器时，隐约地感到一个重大的机会即将来临。
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起一支考古发掘队。他们在月亮湾燕道诚家的院子旁首次进行了发掘工作，从而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但是这一次他们和仅仅600米外的三星堆遗址错肩而过。
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先生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家佑等人来到广汉。他们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三年后，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王家佑在燕道城家里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城一家终于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石壁等文物贡献出来。
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又对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作了全面调查。
从1970年开始，有人在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起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那时，正在广汉文化馆当文物干部的敖天照见此情形很是上火。
敖天照先生为古代遗存四处奔走，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考古者发现了龙山时代和据今3000—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的陶片标本。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这一年，是中国的虎年，按照传统的说法，会有许多人成为命运的幸运儿。
四川大学的林向教授与霍威、李勇宪及20名考古专业的学生一同参与发掘。
在考古现场，考古者小心地揭示着表土下面的蛛丝马迹，而砖窑厂的工人们却加大力度拼命挖土。
一个巨大的秘密已经是触手可及了。
1986年7月18日。这天下午，砖厂工人一个惯常的动作突然改变了考古发掘的全部节奏。
陈显丹：“我们当时在那里整理这一年年初的挖掘材料和资料，在我们整理时的有一天下午，有一个民工，就到我们这告诉我们说，又挖到了几件玉器，几件玉器被他们挖土的民工抢了，大家把它们哄抢了。”
通过考古队的成员向当地百姓的宣传，大家最终还是归还了这一批玉器。
一个宝藏的门显现出来，但谜底是什么呢？
陈显丹：“我们当时判断以为是一个大墓，象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样。”
7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陈显丹先生和几个助手正在现场值班。现场显得非常安静。有一个细节引起陈显丹的警觉――当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件东西。
陈显丹：“那天晚上就打开了这个宝库的大门，在2点30分的时候，我们就挑出了在灯光底下一点点发光的东西，上面有一些花纹，这些花纹是一条鱼，当时一看是黄金的，我以为就是一条金鱼，接着我就用竹签慢慢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长越挑越长后来弯弯曲曲的就出来了，有一米多长，我们就不敢往下做了。”
当夜，四川省考古所的赵殿增先生听到了敲门声。
赵殿增：“当时那会儿我还是单位的这个主任，这个陈德安就是晚上敲的我的门，一开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重大发现，重大发现，跟真人那么大的铜头、铜人头，而且还有一个金拐杖，金灿灿的，我们赶紧给它盖了，是派人去守了，说赶紧去。”
考古者从坑底清理出众多器物。奇怪的是，这些器物或被损毁或被火烧过，并有许多牛、羊、蚌壳以及人骨渣。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也许，这些迹象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是有关系的。
当人们看到一号坑出土的众多器物时，空气仿佛凝固了。
1986年8月14日傍晚，一件另所有的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又发生了。砖厂工人在距离一号坑30米的地方挖土时，一个埋藏着宝藏的地点暴露出来。考古者迅即赶到。
经过七天的准备工作，考古队于8月27日下午对二号坑开始发掘。
他们凭借娴熟的手工技术一层一层地拨开坚硬的表土。52年前，第一次接触三星堆考古的人也许曾经脚踏过这里。那时，葛维汉、林名均在燕家院子藏有玉石器的坑旁发掘出一些玉石器和陶器残片。林名均教授想起了一个人，旅居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接到林名均先生寄去的照片和说明后回了一封信。他认为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玉圭等器物均与华北、华中出土的相似，这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文化接触的证明。他又说，“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过。
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只不过是邦外之长。到了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片段关于蜀的历史和传说记载。
先秦的蜀国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单一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分别由蚕丛、柏灌、鱼凫、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统治。
到了开明九世，开始建造都城成都。在今成都市北门外驷马桥以北1公里处，曾经有一座高10米、直径140米的土丘，那便是羊子山土台遗迹。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使人们和三星堆联系到了一起。三星堆的建造年代比羊子山土台更早。其方向被后人测定为北偏西约45度。引人注意的是，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也是北偏西45度。而考古者在1986年发掘的两个器物坑的方向同样也是北偏西45度。这种方向的一致性如果不是巧合的话，那么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妙的信息呢？
三星堆：文明孤旅（2）
三千两百年以前，在三星堆，因为一个神秘事件的发生，致使几千件王国的宝器历经损毁埋入地下。
1986年8月14日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被发现。坑内堆积迭压着大量遗物。
人们最先看到的是一件体量巨大的青铜器物，它与众多的其他器物杂乱地垒压在长方形坑里。
陈显丹：“那个纵目面具，当时是倒着的，它的下颌朝上，头顶朝下的。当时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最后发掘完了之后，发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面具。”
这件造型奇异的器物当年被埋入坑中的时候，曾经历过人为的损毁。考古者将它命名为青铜兽面具。
青铜兽面具是众多面具中的最大者，体高65厘米，体宽138厘米。与同期出土的其他青铜人头和面具截然不同的是，兽面具的五官非常特殊，两只凸显的眼睛直径13点5CM，长度达16点5CM，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凸目面像。与凸目面像同期出土的所有青铜人头与青铜面像的眼睛造型均突出于眼眶。
《华阳国志-蜀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纵目。蚕丛，即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
古代蜀人的先祖名为蜀山氏，一种观点是：蜀山氏与后来的蚕丛氏最初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
岷江上游的地方，有一些羌族人的聚居地。
段渝：“古代的羌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民族群体，整个中国西部基本上都是羌族。中国西部基本上都是羌族及其后代的分布地域，它有一个从北往南发展的历史。”
古蜀人有大石崇拜的习俗，他们相信某些巨大的石头林中曾诞生过自己的祖先。传说大禹出生在北川县禹里乡的石纽，在那里，一块刻有石纽字样的巨石面朝西北方向。
生活在茂县蚕陵重镇的人们叫做蚕丛羌，他们认为自己是蚕丛氏的直接后裔。这个地方的石头很怪，传说这片大石头林就是蚕丛的故里。
今天的羌族人也许就是古羌人的后裔或是一个分支，当然，我们将今天的羌人与古蜀人建立一种渊源联系还只是多种假设之一。
让我们回到三星堆面像的眼睛上来。纵目，指的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呢？林向先生分析说：“东巴文字里面就有这个说横目的显于善，纵目的显于美。他纵目他就画这个刁起来的，眉毛也刁起来的，眼睛也往上刁的。跟我们现在这里所出土的三星堆出土的那个神像完全是一样的。”
龙晦先生认为，凸目面具代表的是鸟的形象。江章华、李明斌先生认为，三星堆人相信他们的图腾祖先与鸟有关，纵目面具实际上也应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古人相信，人和图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方古族，对鸟形的崇拜同样存在，这其实也构成了另一种假设：古蜀人可能缘起于东方。
龙晦先生在《广汉三星堆出土铜像考释》一文中指出，人形凸目铜面像的两个尖尖的耳朵是杜鹃鸟的两只翅膀。它的勾啄般的鼻子则象征它是鹰隼一类的鸟。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
距离三星堆遗址很近的地方有一条大河叫鸭子河。现在，依然有打鱼的人在这条河上豢养鱼鹰。这种能战胜鱼的鹰也许在远古时代被人们仰慕，所以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和鱼鹰或者和鸟类似的造型。
在三星堆青铜器中，人们发现了很多奇怪的器物，它们是菱形的、钩云形的和圆袍形的。它们也被看做是眼睛。
说到眼睛，也许可以从甲骨文中的蜀字谈起。在甲骨文中，蜀字有二十多种形式，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字的上方都有一个大眼睛，下方是一个弯曲的身体。最早的蜀字是没有虫字的，虫是后来发展的，金文时期将它固定起来，然后直到汉隶才把它拟定为现在的蜀字。
赵殿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蜀这一支人在商代的时候就是殷商的时候已经和中原有密切的关系，这个甲骨文有几十处记载，那么也就是反映了他整个的一个祖先传统，那么现在找到的这个三星堆的这个青铜面具和大量的眼睛很可能就是蜀国祖先的一个象征，也是蜀国的一个象征，蜀人的一个象征。”
古代有一个俗语，叫做蜀犬吠日。
段渝：“就是蜀这个地方，四川的狗很少看见太阳，一当太阳露出脸的时候，它感到很奇怪，感到是个怪物要去叫,要去咬它，那么突出了眼睛就希望能透过这迷雾看得远，而那个青铜大面具，有凸目还有很高的耳朵，这个耳朵就能听的很远。”
对于三星堆铜人像的眼睛以及大面具凸目的理解起源于不同的判定角度。刘兴诗先生从一个医学现象分析说，早在远古时期，生活在岷江上游山区的人群由于缺碘，普遍患有甲亢病，眼睛突出是其症状之一。段渝先生则认为，古蜀人制造的头像，其突出的眼睛与粗壮的脖子是基于美学方面的考虑。
三星堆的铜人像存在着眼睛没有瞳孔的现象，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对于这些人像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对三星堆铜人像的观察出于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或许我们可以推测鱼凫就是制造面像的决定者。段渝先生认为古代蜀人正是通过制作并供奉这件蚕丛氏的面象，使鱼凫王卓有成效地控制了蚕丛氏遗民对其先王的偶像崇拜，从而相当成功地达到了合法统治蚕丛氏遗民的政治目的。
显然，没有人能戴上体量如此巨大的面具。或者说，凸目面具并非面具，它是一张被夸张的脸，是三星堆王国在特定的情景下需要的超现实的脸。
孙华先生根据三星堆不同类铜像间眼睛的差别来区分通向的身份，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眼睛的瞳孔如柱形突出于眼球之外的这一类是神而不是人；眼睛中间有一道横向棱线，没有表现瞳孔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人；眼睛中或有眼珠或用黑墨绘出眼珠的才是普通而真实的人的形象。
根据民族志的材料，许多民族的神职人员在通神做法的时候，往往要服用某些令人致幻的药物，凭借这些药物的力量达到迷濛仿佛与神交往，他们被称为萨满。
在三星堆文化中，那些不表现瞳孔的大眼睛的铜人可能有几种身份，其中一种可能是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
而孙华认为，这些人可能是一个叫做鼓矇阶层的公职人员，他们是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今天的人们会问，在三星堆王国的神圣阶层中，果真有一群瞎子吗？
三星堆：文明孤旅（3）
在三星堆文化中，对于许多铜人的眼睛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的看法很不相同。孙华先生认为，大眼睛的铜人可能有几种身份，其中一种可能是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可能是一个叫做鼓矇的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
对鼓矇阶层的推测是以中原周人的历史为依据的。在三星堆的统治阶层中，如果真有这样一群人，那么他们是三星堆本地的人，还是来自中原的呢？
陈显丹先生从当时的祭祀习俗推测到：掌握神权的巫师不会自己制造危害自己生命的祭法，当时的古蜀人为求得神灵的保佑或宽恕非自我牺牲不可，因此制造出若干个替身。这些替身中，不排除是他们仇视的人或鬼神以及战俘的偶像。
在三星堆王国的时代里，同一时间或以后的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关于祭祀、下葬或重大活动中，以人作为牺牲的记录。在三星堆的墓葬中，人们至今没有发现有人牲或殉人的现象。如果这些铜人头就是用作牺牲的话，那也仅仅是某些人头的替代品。
三星堆的铜面像既不像现在的四川人，也不像蒙古利亚人，它们所代表的是哪一支人群，一直是人们猜测的话题。
孙华：“所有的人，不管是地位高的、地位低的，不管是神还是人，不管是大还是小，它的脸部造型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这是当时人们认为可能是最好的一种面部的表现形式。”
从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与戴金面罩的铜人使人们的联想多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