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检察官萨顿首先主持讯问。他在开场词中说：“南京，在一场违反国际法和全部战争法规的军事侵略中沦陷了，被洗劫、炸毁和烧光了。”
第一个在法庭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许多中外同事逃离南京避难的时候，威尔逊留了下来。
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
就在他的医院里，不断有被日本兵刺伤、砍伤、烧伤和强奸或者死里逃生的人被送来，这个拥有180张床位的医院始终爆满，从12月13日开始，在六、七个星期里日本军队一直在屠杀中国人。
3个死里逃生的中国证人出现在法庭上，他们是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
尚德义、约翰·马基
这些幸存者在法庭上的证词惊心动魄，给所有在场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尚德义与伍长德、陈福宝的证言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重视和很高的评价。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向法庭提供了包括中国和美国人在内的13人证词。
曾经到南京等地实地调查的美军上校托马斯·莫罗检察官向法庭提供了8件证据确凿的宣誓证词。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得到了一份十分珍贵影像资料，作为物证当庭放映。这是一部16毫米老式电影摄影机拍摄下来的历史胶片，画面记录的是日军进入南京的情景，也是迄今为止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影像资料。拍摄这些画面的人，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基。
1938年5月16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率先刊登了约翰·马基由电影胶片冲制的南京大屠杀照片，令世界为之震惊。
1946年10月，约翰·马基牧师出现在东京法庭的证人席上。
检察官：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你在南京吗？
约翰·马基：是的。
检察官：日军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之后是怎样对待中国老百姓的？
约翰·马基：他们立即采用各种各样的途径进行屠杀，通常由个别日本士兵进行的，但在那里很快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屠杀，有数百人是刺刀捅死的，有个妇女诉说日本士兵将她的丈夫捆缚后，就在她的眼前扔到水池里而被杀死的，她什么也做不了，他就在她的眼前被淹死的……
约翰·马基神父的作证和他所出示的影片资料让法庭上的所有人感到惊愕不已。东京的日本记者在他们的报道中一连用了“惨惨惨”3个字形容说：“那一刻，令人战栗不已。”
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时，还接受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作证文件，那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拍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
电报在概括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之后，结语是这样说的：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中国法官梅汝敖在1963年撰写的回忆东京审判的文章中提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于时间仓促，忽略了在南京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屠杀。那次大屠杀发生在日本军队攻占南京后的第5天，1937年12月18日。
那天夜里，日军把被围困在幕府山的男女老幼总共57400人全部驱赶到南京下关的草鞋峡，用机枪进行密集扫射杀死，事后，为了掩盖罪行，日军把汽油浇到尸骨上点燃，焚烧灭迹。
高文彬记得，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整整20天里，是整个审讯过程中最沉重的时刻。除了那些日本战犯，法庭内外的人们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军队会像野兽一样发疯？
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召集参战军官制定《攻克南京作战纲要》。
松井石根亲自向所属各作战部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
在攻陷南京前的这道命令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那就是鼓励和纵容他的部下变成失去人性的野兽。
随着法庭调查揭露出的血腥罪证，同样让日本国民深感震惊。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在他们心目中一向军纪严明、士气高涨的“大日本皇军”竟会是一群屠夫、强盗！
高文彬：“好多日本人听了南京大屠杀审理以后，好多女的跑出去都低着头，我们中国人，在检查组的人经过的话，她们连正眼都不敢看我们一眼，他们觉得羞愧。”
随着法庭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地犯罪事实被揭露出来。
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些战犯，特别是松井石根表情极为难堪。
1937年12月17日，也就是在南京陷落后的第4天，松井石根骑着一匹战马进入南京城，检阅他攻城掠地的部队。
一个在法庭作证的证人说：就在那天，南京城内不但尸陈遍地，而且还有14个火场正在熊熊燃烧。
在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讯中，他的辩护律师组织了一系列反证证人，试图为他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开脱。
日本辩护团的观点是，屠杀南京市民是绝对没有的；屠杀中国军人俘虏是误传；对外国权益和财产的侵犯是中国士兵干的还是日本士兵干的现在还搞不清楚；对妇女的不法行为和抢劫是小规模的。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愤怒至极，他出庭指控松井石根说：
“在中国军队停止了一切抵抗，南京市完全由被告松井石根指挥下的军队控制后，开始了暴行和犯罪的大骚乱，一直延续了40多天无人控制。”
接着，美国检察官莫罗出庭讯问，他指控以松井石根为首的日军使中国南京居民深陷极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妇女遭到野兽般的奸淫，一群群日军暴徒用枪弹、刺刀不停地制造举世罕见的死亡和恐怖。
松井石根再也坐不住了，开始为自己辩护。
莫罗质问道：“你作为进攻南京的最高指挥官，怎么能说后来才听说发生这种‘过失’呢？”
松井说：“攻打南京的当时，我正在距该城140公里的苏州卧床养病，并不知道他们违抗我的命令，竟干出这般暴行来。12月17日我到达南京后，从宪兵司令部那里第一次听到这种意外事件，我立刻下达了命令，敦促各部队调查此事件并严惩肇事者，因此，把全部罪责都加在日本军官和士兵头上是不公正的，我是在日本投降后才第一次听到南京惨案的。”
日军成立“宪兵队”，是因为在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工作的西方人士将自己看到的日军暴行写成“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向日军当局每天提出两次的抗议的结果。
检察官问松井：看到过这些备忘录吗？
松井答道：看到过。
检察官问：采取了什么行动？
松井说：我出过一张整饬军纪的布告，贴在寺庙门口。
检察官再问：你认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到处杀人如麻，每天成千上万的中国男女被屠杀、被强奸，你的这样一张布告会有什么效力吗？
松井石根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
检察官追问道：有多少名宪兵？
松井答：记不清了，大约几十名。
讯问：你认为在好几万日军到处疯狂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的宪兵能起到制止作用吗？
松井想了半天，低声说，我想，能够。
于是，法庭传讯证人，证人根据他所目睹的事实，证明当时南京全城总共有日本宪兵17名，而就是这17名宪兵，非但不制止任何日军暴行，而且他们自己也加入了暴行的行列。
在证人面前，松井石根无言以对。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制作的判决书中，对于发生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做了如下认定：
“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六个星期内，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２０万以上。”法庭所做出的这个估计无疑是相当慎重、甚至是保守的，而被烧毁、投入长江灭迹的，尚不完全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
据2003年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公布的调查统计数字显示：在南京，遭到日军屠杀的中国军民总人数是30多万人。
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进行中，中国政府对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同时进行了审判。
1947年4月26日，松井石根的部下，最先攻入南京制造屠杀惨案的第6师团指挥官谷寿夫在南京执行枪决。
这是在1937年日军攻入南京后不久，刊登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上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为了赞颂他们所谓的大日本皇军攻城略地武士道精神。照片上的两个日本军官持刀而立，威风凛凛。他们刚刚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的项目是杀人，看谁砍中国人的头砍得多。
1948年1月28日，中国军事法庭对向井敏明、野田岩进行审判后判处他们死刑并在南京执行枪决。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对战犯松井石根所犯的罪行做了如下认定：
松井石根是日本陆军的高级军官，他在陆军中具有丰富的经验，理应知道在中国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控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玩忽职守，他必须对南京大屠杀承担责任。
法庭判定，松井石根有罪。
在南京大屠杀审讯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相继审理了发生在菲律宾的巴丹死亡行军和泰缅铁路战俘事件，这是和南京大屠杀并称为二战期间的三大屠杀，同样也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点审理的案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这3个极为突出的重点案件，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审理，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残暴与兽性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末日审判（六）被告席上的东条英机
法庭现场（右幅特写为东条英机）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内幕也越来越多的被揭露出来，独霸亚洲，统治世界的阴谋正在一点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随着太平洋阶段的审理开始，法庭也进入了庭审中的最后一个高潮：
那个自杀未遂的日本军国主义头子、战争元凶东条英机被推向前台。
这是人们期待已久的。
检察官塔培纳指控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9名被告对德意日三国结盟和发动太平洋战争负有责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迎来了一个新高潮，美国人摩拳擦掌，他们要一笔笔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行。
美国检察方面全力以赴地在法庭上证明：日本对美国的战争行动是蓄谋已久的，他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是不宣而战。
1947年12月2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东条英机进行审理。世界各主要媒体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早早就守候在法庭上严阵以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贵宾席、旁听席都坐满了人，麦克阿瑟的夫人和女儿，庭长卫勃的夫人也前往法庭旁听。
东条英机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孩子
东条英机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孩子也出现在旁听席上。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死了，只有东条英机是这次大战中仅存的最高责任者，也是惟一能说明挑起战争真相的人。
法庭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东条英机自己也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以来，舆论一致认为，预计一定会被判处死刑的战犯只有东条英机一人。作为燃起太平洋战火的最大责任者，东条英机可谓千夫所指，就连关押在巢鸭监狱的其他战犯都不想接近他。监狱中的东条英机孤家寡人，只好把全部的精力花在写口供书上。
1947年12月26日下午，东条英机的辩护人清濑一郎仍旧穿着高腰军靴开始为被告作开头陈述，他声明，除了东条英机自己作证外，辩护方面不打算请任何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也不打算提出任何证据。
清濑一郎在开头的陈述中概括了口供书的要点，完全否定了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清濑进一步强调说，不要忽视了口供书中所主张的，即二战中的日本政策不是侵略，而是为了各民族的独立，为了使各民族从殖民地中解放出来。
清濑一郎居然在这份冗长的口供书封面上，偷偷摸摸擅自加上了“此乃一历史文件也”的字样。
法庭发现了清濑一郎的手脚，卫勃当庭严厉斥责他说：
"何以见得这是一篇历史文件？就这样一篇东西，还配称作历史文件吗？！"
但是，尽管如此，法庭为了维持公平审判的原则，并没有做过多干涉。
接着，法庭传唤被告东条英机。
在例行公事的宣誓后，东条英机开始朗读他的口供书。这份口供书长达220页，4易其稿，弥漫着一股日本记者形容的"东条腔调"。口供书朗读了3天，除了开头部分是他自己朗读之外，其他的由美国辩护律师布鲁韦特代为宣读。
口供书主要内容是东条英机为自己和日本军国主义辩护。
东条英机的口供书立刻遭到国内外的批判、攻击。
美国的《纽约时报》斥责东条的自卫战争论是强盗理论。
从东条英机为自己辩护的口供书里，人们看到了一个坚持军国主义极端立场的顽固形象。
1947年的最后一天，引人注目的首席检察官季南反驳盘问开始了。
季南：被告东条！我对你不叫大将，这你也知道，因为日本已经没有陆军了。
季南的问话咄咄逼人震动了法庭。东条的辩护律师立刻向法庭提出抗议，认为季南的话不合时宜。法庭驳回了辩护律师的抗议。
季南通过盘问，把侵略者的荒唐逻辑暴露无余。接着，季南开始太平洋战争阶段的盘问。
东条英机试图推卸自己在战争中的责任，但季南就是抓住不放，而且他的提问也越来越尖锐，终于把盘问的重点引向日本和美国在开战前的谈判上。
日本人在对美国开战前的最后两个月里，频频召开高层会议，阴谋策划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和美国人周旋，他们制定了两套最后的谈判方案：甲案和乙案。
季南就甲案和乙案盘问东条英机：
季南：东条先生，第二天（1941年11月5日）东乡外相没有向野村大使发下面的电报吗？（电报说）“上述方案不可能达成妥协时，作为最后的对策，准备出示乙案，因此希望火速通报美国方面对甲案的态度。提出乙案时须预先请示。这个电报是东乡外务大臣根据你的训令发出的吗？”
东条英机：不是我的命令，传达的是政府的意思。
在法庭上，东条英机极力想摆脱他下令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所以他才诡辩说是这是政府的意思。而季南之所以抓住东乡茂德11月5日发出的电报不放，就是因为，正是在那一天，东条英机已经明确无误地确定了内阁总方针：如果这最后两个方案都谈不成，日本就要和美国开战。
季南通过盘问，达到了他的目的，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东条英机主持下，已经决意要阴谋发动太平洋战争了，而利用甲案和乙案的谈判，完全是个幌子。东条英机正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
在法庭上，检察方面和辩护方面围绕着一个焦点展开激烈争论。
检察官席根斯指控日本违反国际法，不宣而战，实施了对珍珠港美国海军的偷袭。
席根斯辛辣地说，日本非常狡猾，一面和美国进行谈判，一面进行战争准备，已经决心开战，却又要装模作样地维持太平洋的和平。席根斯还引用了日本内阁的大量文件证明，日本是蓄意进行对美国的偷袭。
这时候，日本辩护团突然组织了一次凌厉的反击，使出杀手锏，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官们大吃一惊：
为日本人作证的，竟是美国陆军部作战局军事谍报部远东科科长，布拉顿上校。
1941年日本与美国开战时布拉顿上校正在华盛顿，他的任务是负责截收、解读、破译日本外交电报。
布拉顿上校作证说，1941年12月6日，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日本在向它驻美国大使馆拍发那份宣战电报的时候，美国陆军部作战局军事谍报部远东科从头至尾都截获了。那个电报很长，一共有14个部分，特别是最重要的第14部分，也就是向美国政府宣布终止谈判的最后通牒，远东科截获的时间，要比日本大使递交给国务卿赫尔的时间明显早得多。
布拉顿上校作证起初使检察官们变得鸦雀无声，没有人进行反驳。
但是，检察官们很快就找到了反击的目标：那就是，无论如何，日本驻美国递交那份电报的时间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一个小时20分钟以后。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没人可以否认。
而且，在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4个小时以后，日本大本营才通过电台宣布，“帝国陆海军于今天凌晨于西太平洋与英美军进入了战争状态”。
华盛顿时间晚上9点40分，日本电台播发了日本天皇裕仁的宣战诏书。
季南在法庭上继续盘问东条英机。他突然就日本舰队准备攻击珍珠港是否天皇知道对东条英机进行质问。
这时候，法庭的气氛突然非常紧张起来，日本天皇是否应当承担战争责任的问题突然间公开在众目睽睽的法庭上。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中，人们感到疑惑的是，难道一个东条英机就能发动对盟国的庞大战争吗？他背后的支持者又是谁？
1948年1月7日上午，卫勃开始代表法官亲自讯问作为证人的东条英机。
卫勃突然问道：是谁最后就开战问题向天皇进言的？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向天皇建议对英美开战的？
东条紧张地歪了歪脑袋：我和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最后决定去见天皇。我和两总长说，为了保证日本生存，简单地说，除了战争之外，没有别的活路。于是天皇接受了建议。
但是，东条英机所说的杉山元已经自杀了，永野修身1947年1月病死在巢鸭监狱了，惟一知道真相的，只有东条英机。但他说的就是事情本来的真相吗？
卫勃在提出这个尖锐而又敏感的问题之后，突然终止了讯问。
这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话题，于是，世界各地的舆论纷纷做出猜测，认为盟军政策将要出现重大变化，日本天皇有可能受到审判。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过程进行中，日本天皇裕仁的确是一个法庭无法绕开的焦点人物。
但是，在卫勃直接讯问东条英机的第二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后，卫勃正式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起诉日本裕仁天皇。
有研究日本史的学者推测，季南和卫勃是故意在审判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把矛盾引向日本天皇，但他们也知道，如果继续下去，将得不到美国政府的任何支持，所以也就及时收场了。
从开始到结束，东条英机不惜一切代价掩护天皇。
这也是战后日本政府和日本战犯以及战犯辩护团从一开始就确定的最高辩护方针。
1948年1月7日对东条英机的审讯结束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认定，被告东条英机自1937年出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以后，在他参与的所有战争阴谋中，他都是主谋之一。
法庭判定他有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要进入最后的尾声。
尽管那些日本战犯和他们的辩护律师尽了最大的力量为犯罪做了辩护；尽管他们想方设法拖延时间，期待世界形势出现变局，让审判不了了之。
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终于就要走到终点了。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末日审判（七）最后的判决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要进入最后的尾声。随着1948年春天的到来，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这些战犯的最终命运到底如何。
1948年4月16日下午5点11分，在检察方面做了最后陈述并向法庭求刑之后，长达两年的审理就此结束了。
日本战犯被押回巢鸭监狱，等待法庭对他们做出最后判决。
由11个战胜国所组成的法庭随即展开秘密讨论，书写二战日本历史的终结篇，并决定日本战犯的命运。
按照预定的程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入起草判决书的工作。经过法官们的讨论，判决书确定为11章。其中对中国的侵略部分单独列为一章。
作为来自中国的法官，梅汝敖理所当然负责判决书《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工作。中国法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向法庭提交了长达两百多页的判决书。这是所有判决书中撰写得最快的一份，并很快获得法官会议的通过。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中间，对战犯的量刑却纷争四起，莫衷一是。法官们各自援引本国的法律条款，坚持着自己的主张，互不相让。
庭长卫勃的想法非常古怪，他主张把所有被告像法国的拿破仑一样，统统流放到一个远离陆地的荒岛上去；
而印度法官从一开始就认为，国家行为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因此他主张全体被告无罪；
法国因为本国废除死刑所以他们的法官不主张对被告判处死刑；
中国法官梅汝敖坚决要求严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
从每个法官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力主死刑的是少数派。
梅汝敖甚至在私下表示，“如不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都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有集体蹈海一死，方能以谢国人！”
这是梅汝敖最艰难的日子。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会议一直都是秘密举行的，所有程序都是口头进行，不做记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之初，参加审判的法官就曾经共同约定，法官会议上的所有投票、表决和彼此之间的意见均对外保密。所有法官都自始至终严格遵守了这一约定。
东京审判的11名法官
量刑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无法回避的使命。
11名法官必须做出他们的清醒而理智的抉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取秘密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战犯的生死去留。
1948年7月27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由美国陆军部9人和日本26个人组成的翻译团将从8月2日进入东京的服部住宅，切断一切同外界的联系，开始进行翻译判决书的工作。显然，这个工作是严格保密的。
在巢鸭监狱，等待判决的日本战犯度日如年。战犯重光葵在他的日记里描述了他们的心情：
“4月16日休庭以后，已经过去3个月了，这3个月实在是太长了。昼夜在刺眼的电灯下受到严密监视，对人的神经是极大的负担……等待命运之日的到来，人们的心已经快要耗干了。”
当1948年初冬来临的时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迎来了它的最后开庭。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庭长卫勃的第一句话是：“现在开始，本法官宣布判决”。
判决书一共宣读了7天。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和根源。”判决书共10章，英文文本总长度1212页。
战犯们提心吊胆听着判决书的宣读，等待着对他们的判决结果。
第7天，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开庭。
下午1点，卫勃开始宣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10章“法庭对检察方面起诉书罪行的认定”。
卫勃逐一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被告起诉书所做出的最终认定：
所有日本被告，有罪。
卫勃接着说：“被告在接受宣判前，退席，按照起诉状排列的名单顺序，再一个一个单独进入法庭。”
15分钟以后，持续了两年半之久的东京审判最紧张、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卫勃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最后一次走上法官席。卫勃的手里拿着量刑书开始宣读：“入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继续进行。根据审判条例第15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所有有罪的被告宣判。
被告荒木贞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终身监禁。
被告土肥原贤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坂垣征四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松井石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席上的日本战犯们
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还有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
东条英机是最后出场的，他穿了一身军服。
卫勃：“被告东条英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绞刑
在宣布判决的那天，东条英机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女儿是在中国中央通讯社驻日分社收听的实况转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判处7名被告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判处7年徒刑。
据以后公开的档案和梅汝敖法官的回忆，法官在最后的投票中是以6票对5票的微弱多数对7名被告做出的绞刑判决。
对于中国法官和检察官来说，这真可谓是一票险胜。
除了梅汝敖之外，其余5票是谁投的，由于所有法官宣过誓，而且没有文字记录，没有摄影与拍照，这就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
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公理与正义得到了彰显。
中国法官梅汝敖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
“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