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濑一郎说：“我们知道，卫勃先生曾经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战争行为，因此，你已经丧失了公正客观的立场。”
卫勃马上说：“我认为我在新几内亚和其他地方作的调查和我作为审判长坐在这里，没有关系。本法庭宣布休庭。”
话音未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夺过清濑一郎的话筒说：“要是对法庭有反对意见，应该用书面形式提出。”但清濑一郎坚持讲话，要求卫勃回避。
卫勃打断了清濑一郎的发言，不让他再讲下去：“我不和你讲条件，现在休庭，要是其他法官想听这种议论，休息之后再来，我不来。”
说完，卫勃火冒三丈地离开法庭。
清濑一郎说得没错，卫勃在来东京之前，的确曾经主持调查了新几内亚日军犯罪事实，而且对日本人在那个地区所犯下的暴行了解很多。
梅汝敖的日记记述了法官们在退庭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紧张的空气中讨论的结果是：根据法庭宪章第二条，法官们是由盟军最高统帅依照各国政府的推荐而任命的。既然如此，我们法官们自然没有任何权力决定我们自己之中任何人的任免或是回避。这件事决定以后，我们请老卫来出席，把结果通知他。
法庭重新开庭，法官代表把会议的结果通知了在场的人，于是卫勃回到庭长座位，继续主持审判。
法庭对被告作“认罪传讯”。这是英美法中为了使审判成立的必要程序，被告必须回答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的罪行是否承认有罪。要是被告承认有罪，就不需要法庭调查和辩论，直接量刑；要是被告认为自己无罪，法庭就开始审判。
按照战犯名字的英文字母排列顺序，第一个站起来回答的是荒木贞夫。荒木贞夫，曾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陆军大臣，1931年，他直接参与了阴谋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卫勃：“被告荒木贞夫，你认为有罪还是无罪？”
荒木贞夫迟疑了片刻说：“我已经阅读了起诉书，同时知道我是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有关所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对和平以及人性的犯罪，荒木我在70年的生涯中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梅汝敖看到荒木贞夫拉开架式象要进行长篇大论的演说，就立即对卫勃说，赶快制止他！卫勃当即打断了荒木贞夫的话说，“现在不是演说的时候，你只需要回答有罪或者无罪。”
荒木贞夫：“我不承认任何指控。我是无罪的。”
东条英机是第26个被叫起来的。他说：“对全部指控，我，认为，无罪。”
在法庭上，所有战犯都声明自己是无罪的。一个日本记者的报道说明了当时日本人的矛盾心情：“按日本人的想法，罪行那么明显，还要在认罪传讯时宣称无罪，很容易被人看成耻辱。”
被告辩护团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在认罪传讯结束后立刻就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发起了新一轮攻击。
这次他们对“法庭的司法管辖权”中的“破坏和平罪”和“个人该不该承担战争责任”提出了强烈质疑。辩护团认为，在1946年以前，国际法中根本没有破坏和平罪这一说法。
首席检察官季南对被告辩护团的发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他提醒人们：
“同盟国是用武力结束这场侵略战争的，日本是无条件投降的，而且日本也是1919年凡尔赛条约缔约国，在那个国际条约中，明白无误地规定了侵略战争构成对人类的国际犯罪。所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然有资格对日本战犯进行指控并进行审判。至于个人，在处罚所有战争犯罪行经中，包括审判战争的发动者，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是理所当然的。”
1946年5月17日，辩护方面的观点和动议被法庭全面否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的序幕就此结束。
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来，日本观众席上每天都座无虚席。
一时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旁听券洛阳纸贵，甚至还出现了黑市倒票现象，特别是在东条英机受审的那些天，法庭旁听券的黑市价格竟然卖到了800日元一张。在当时，一个普通日本人一个月的薪水也就是500日元的样子。
1946年6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大戏正式登场。
人们紧张地注视着，在法庭控辩双方激烈的对抗中，谁将占得上风？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末日审判（三）检察官手中的王牌
法庭现场
1946年5月，一场对日本战犯的世纪审判拉开大幕。
一个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战犯提出起诉。国际检察局的检察官们提出证据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毒化国民、走上军国主义战争道路的事实，接着，法庭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是满洲阶段。
满洲阶段即日本阴谋侵略中国东北阶段。这也是起诉书控诉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
美国检察官达尔西出庭发言，他从日本1928年制造“皇姑屯事件”开始，直到1932年在日本扶植下建立溥仪傀儡政府，揭示了日本阴谋破坏和平，发动战争的过程。
1946年7月5日，一个神秘证人突然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这让所有被告和他们的律师感到震惊。
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手中掌握着的第一张牌。
1942年退出现役的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田中隆吉出庭作证
田中隆吉，1923年陆军大学毕业，一直在日军参谋本部工作，1927年派驻北京，1930年派驻上海，5年后任关东军参谋。
宋志勇：“田中隆吉这个人，他是东条内阁时期的陆军的军务局长，职位是非常高的，但是因为跟东条意见不合被东条罢免了。”
田中隆吉突然出现在法庭上，引起被告的一阵骚动。
美国检察官萨盖特出场讯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炸死张作霖的，究竟是谁？
田中隆吉作证说，我查过卷宗，张作霖之死，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6月3日，在南满铁路和京奉线交叉处爆炸了北京开来的列车，张作霖第二天就死了。
田中隆吉的证言极具杀伤力。被告们鸦雀无声，特别是东条英机，狠狠地盯着过去的部下，满脸怒容，焦躁不安。
但田中隆吉却一发而不可收，在法庭上把自己知道的日本军部的内幕一一道来。就日本发动“九·一八”事件、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等等继续作证。
随着法庭调查的深入，检察官揭露了“九·一八”事件的发生。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政府就提出，必须把东三省从中国剥离出去，建立一个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傀儡政权。他们推出了一个重量级人物：已经被废黜的清帝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第一次出现在法庭上、中国检察官向哲浚陪同季南前往驻地看望溥仪
1946年8月16日，溥仪第一次出现在法庭上。日本的《朝日新闻》把溥仪的出庭说成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个曾经的清朝末代皇帝要在军事审判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空前的。
上午11点25分，卫勃传证人到庭。溥仪身穿一套浅蓝色西服出现在东京法庭的证人席上。在法庭宣誓之后，首席检察官季南开始直接讯问，请他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
溥仪：“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1909年就任清朝皇帝。1911年的时候，在中国发生内部的一种革命……”
在溥仪讲述了他被逐出皇宫，来到天津的经过之后，法庭开始对他进行讯问。季南问道：你是怎样离开天津到东北去的？是胁迫还是自愿？
溥仪异常小心地说，他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胁。由于有所顾及，溥仪在法庭上坚持认为自己是被日本人绑架的受害者。
当溥仪谈到在旅顺与关东军上校参谋板垣征四郎会面的时候，季楠检察长发出一系列的讯问：
“板垣上校对你讲了什么?”
溥仪说：“大概谈了两个半钟头。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权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
季楠问：“这是板垣自己的主张，还是他奉了上司的命令？”
溥仪说：“他是遵照本庄司令官的命令和我说的。”
季楠问：“他说希望你担任什么工作呢？”
溥仪说：“他说因为我是满洲人，请我当新国家的元首。还说日本对东三省没有领土野心，成立完全独立的政权。”季南问：“你答应了吗？”
溥仪说：“我拒绝了！”
季南问：“为什么拒绝？”
溥仪说：“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要求和‘满洲国’人享受同等待遇。”
季南问：“在板垣请求之前，日本军队在满洲做过什么？”
溥仪说：“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同时在沈阳由日本人协助组织了地方治安维持会。土肥原便是组织维持会的主要人物。”
季南用手指了一下被告席，问溥仪：“你所说的那个被告板垣大佐，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
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就是他。”
被告席上，板垣征四郎气得脸部抖动不止。
季南最后问：“你有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
溥仪说：“我从小就让出了政权，一点也没有政治经验。”
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当他回答季南讯问在伪满洲国当皇帝是否有个人行动自由时，溥仪十分恼怒：“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
溥仪开始在法庭上控诉日本人密谋借着治病杀害他的妻子谭玉龄。溥仪和谭玉龄婚后感情不错。但谭玉龄得了重病，治了很久也不见效。但日本医生插手给她治病的第二天就死了。溥仪认为她是被日本人毒死的。因为不久日本人就张罗着要给他找个日本太太。
这是溥仪在法庭上第一次情绪失控。在他说到妻子被日本人毒死的时候，他使劲连续用手拍打证人台，吼叫着。在接下来讲到他前往日本，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的时候，溥仪再次情绪失控。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屈辱。
他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
季南继续讯问:对于你这样一个做了伪满洲国皇帝的人，你是否向关东军司令和其他日本人表达了对他们操纵你国家的感谢？
溥仪：没有。
检察官季南：那么，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对于日本向英美宣战，你提出反对意见了吗？
溥仪：没有。
但被告的辩护人陆续对溥仪进行了激烈的盘问。他们千方百计试图证明溥仪在说谎，他的证词是虚假的，并公开说，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证明溥仪在法庭上撒谎，让溥仪丧失做证人的资格。
特别是梅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在历时3天的盘问中发起了“令人恐怖的冲锋肉搏式的”攻击。
溥仪顶住了辩护律师一轮又一轮的威胁与恐吓，完成了他的作证。
从1946年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8月27日，在最后一次作证结束后，法官们让溥仪暂时留在东京听候通知。溥仪在苏联和美国宪兵保护下退庭。
溥仪被送回苏联关押。1950年被引渡回国，受到审判。9年后，被中国政府特赦。溥仪在他后来所写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坦率承认，在东京审判期间，为了逃避责任，在有些方面，他说了违心的话，做了伪证。
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
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来，中国检察官一直为错综复杂的法庭斗争感到担忧。
在美国人占主导的法庭上，他们更重视那些发动对美国袭击的日本战犯，对他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搜集的证据也更多、更严密、更具有杀伤力。但对于像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这样的侵华老手、阴谋家，重视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对于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人员来说，他们心情非常紧张，因为他们主要面对的两个被告，一个是日本在中国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老谋深算一言不发；另一个是气势汹汹、号称要在法庭上和中国人大战三百回合的板垣征四郎。
在东京审判期间，美国投入的力量最大，兵强马壮；就连仅仅和日本打了两次小规模边境战争的苏联最初都计划派出70人的庞大工作班子参加审判。但中国呢？参加法庭审判工作的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超过10个人。
由于中国检察方面的力量势单力薄，国际检察局已经决定把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指控与盘问的任务，分配给了菲律宾检察官罗贝茨负责。这让中方人员颜面尽失，无地自容。
1946年深秋，向哲浚趁法庭进入太平洋战争阶段审理之际，回国述职。他一再向司法呼吁，请求派精兵强将支援审判。
就在这时候，一个刚刚得到的消息让向哲浚喜出望外：他的老朋友倪征燠回来了。
倪征燠
倪征燠回国后从事司法工作，1945年出国考察欧美司法制度，刚刚回国，向哲浚就来找他。听了向哲浚的介绍，他知道审判进行得不顺利，
对于中方来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之难，难在举证上。特别是像土肥原这样的战犯，他本来就是从事阴谋活动的，躲在幕后策划指挥，小心谨慎，知道不留证据和随时销毁证据，很难抓住他的什么重要把柄。国民政府军政部、司法部都找不到他的任何材料。
土肥原贤二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1913年来到北京，在日本特务机关“坂西公馆”担任坂西的助理，就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间谍生涯。
向哲浚和倪征燠商定组建一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组”，倪征燠担任顾问组组长。他们约定，向哲浚先回东京关照法庭上的事情，倪征燠带人在国内搜集证据。
时间已经进入1947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仍在进行中。此时，在东京的向哲浚和梅汝敖急切盼望倪征燠他们带来证据，支援审判。
倪征燠接到外交部的紧急通知，东京方面电催检察官顾问组能否立刻动身前往东京。
当倪征燠看到这封十万火急的催促电报时，不敢有片刻耽搁，匆匆收拾了行装上路了。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末日审判（四）舌战侵华元凶
倪征燠到达东京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有些极其重要的战争罪行和战争罪人轻易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特别是日军的七三一细菌部队和毒气施放部队就被人为地掩盖了。
但日本在中国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和侵华急先锋板垣征四郎是绝对不能从中国人手中漏过去的。
在审判开始的时候，由于首席检察官季南看到中国检察方面的力量实在单薄，就把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起诉和指控任务，指派给了菲律宾检察官罗贝茨。
此刻，中国检察官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在被告进行个人答辩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反驳和提出有力的新证据；同时，向首席检察官季南提出请求，将土肥原和板垣的指控改由中国检察人员担任。
但经过双方协商，问题得到了解决，菲律宾检察官罗贝茨负责东南亚阶段的审讯，中国检察官则负责中国阶段的审讯。
倪征燠他们面临着极为艰难的处境，他们在国内找到的证据不多，来到日本，人生地不熟，想有针对性地寻找被告的犯罪证据就更困难了。
日本政府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在投降前后迅速销毁了大量的秘密档案和文件。在日本各地，在中国和东南亚，凡有日本陆海空兵团和司令部的地方都在忙于销毁文件，他们干得是如此彻底，甚至连销毁文件的命令也被销毁了。到哪里去寻找证据呢？
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
中国检察官决定，通过中国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直接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申请，要求盟军总部让中国检察官成员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有关战犯的罪证。
中国检察官从那些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的资料中，搜寻证据。这就像大海捞针，他们必须小心翼翼，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尽可能从损毁的公文档案中拼凑被告犯罪的全景图。
除了高强度地搜集证据资料，中国检察官还在一起研究对付日本战犯和为他们辩护的日本与美国律师的策略，模拟可能会在法庭上发生的辩论场面。
1947年9月10日，法庭进入被告个人辩护阶段，这也是检方反驳、反证的关键时刻。双方都打起十二分精神，丝毫不敢大意。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指控土肥原贤二主要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
1947年9月16日，开始土肥原贤二个人辩护阶段。倪征燠登场进行盘问和反驳。
在法庭上，土肥原显得十分紧张，脸上挤出了两个深深的凹坑，神经质地蠕动着，瞪大眼睛盯着法庭审理的进行。
土肥原的第一个证人，是土肥原主持沈阳奉天特务机关时的部下、新闻课长爱泽诚。爱泽成作证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当时他们主要是收集新闻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
倪征燠讯问爱泽诚说，你是否知道你的上司土肥原1935年想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的事情？
爱泽诚摇头说，不知道。
倪征燠问，既然你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新闻课课长，当时外国报纸对此有大量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
倪征燠拿出一份由爱泽成签字并上报日本政府的外国报纸出示给法庭。
爱泽成无话可说。
倪征燠没给对方喘息的机会，立刻就向法庭提出了一件物证：
《奉天特务机关报》。
1935年，在日本关东军出版的《奉天特务机关报》上有这样一段话：
“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倪征燠引用这份文件，把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联系在一起。
倪征燠所提出的这份物证被法庭采纳。
土肥原的辩护律师们提出的另一个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天，当土肥原到天津活动，打算挟持溥仪前往长春时，桑岛主计曾多次对土肥原进行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务省担心在外交上陷入被动，曾经指示桑岛劝阻土肥原。
但桑岛主计出庭作证却说，当时他的所有报告都是听信了社会上的流言写出来的，不可靠。
倪征燠立刻向法庭出示了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查到了一份桑岛主计打给日本外交部的电报。
倪征燠质问道：“在打给外务省的电报中，你不是汇报说，你和土肥原有过多次谈话，他仍然不听劝告，一意孤行，这，也是外边的流言吗？！”
桑岛主计看着那封电报，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土肥原的辩护律师继续提出了许多证人和证据，法庭在你来我往的辩论中接近尾声。人们希望土肥原能自己站出来为自己辩护，倪征燠更希望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抓住他的马脚。
但是，土肥原贤二自从在东京审判开始时当庭说了两个字“无罪”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也不为自己作任何陈述。依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英美法的诉讼规则，被告有权力保持沉默，法庭不能强迫被告出庭发言。
土肥原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面就没有理由在法庭上对他直接盘问，也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
中国检察成员在秋高气爽的东京严重受挫，而他们下一个要面对的，则是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会合的日本陆军上将，板垣征四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指控板垣征四郎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
板垣征四郎和他的律师组织了15个证人为他作证，板垣征四郎自己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打算亲自出马，为自己辩护，可谓来势汹汹。
板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从1947年10月6日开始。
倪征燠登场对证人进行盘问和反驳、板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
倪征燠出场，反驳板垣的第一个证人岛本。
岛本是1931年9月18日当晚在柳条沟附近驻扎的日军一个联队的联队长。
岛本说，他当天晚上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酒喝多了，没有回去。后来，等他酒醒了回到驻地，他才接到有关柳条沟爆炸事件的报告。
倪征燠立刻打断他的话说：庭长，各位法官，证人岛本既然声称自己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糊涂的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能出庭作证人呢？
就这样，岛本被中国检察官出其不意的轰下法庭。
板垣任陆军大臣时的陆军副部长山胁上场作证。山胁在为板垣作证时说了不少颂扬板垣的好话。
倪征燠当即反问道：“你身为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板垣认可的了？”
山胁说，是。
倪证燠问：那么1939年2月，山胁以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也是按照板垣的意旨承办的吧？
山胁回答：是。
倪征燠当庭指出：这个文件中列举了回国日军对亲友谈话的内容，如
“所有在中国的日本作战军队，经调查，没有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的”；
“日军军官告诫他们的士兵，如果发生强奸事件，或者给受害者金钱打发走，或者在强奸之后杀掉灭口”；
这些谈话，反映了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的实况。日本陆军省怕这些谈话在日本国内广泛传播，暴露其罪恶行径，才下达了《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这种举动的本身，不就说明了被告板垣征四郎所犯罪行是确凿无疑的吗？
山胁无言以对，不但没能为板垣开脱罪责，反而为中国检察方面提供了一个相当有力的反证。
1947年10月9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极其精彩的一天。
按照程序规则，板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长达48的书面证词。他主要想说明“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七七事变后，他担任陆军大臣时，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言和。
倪徵燠整整用了一天的时间大战板垣征四郎。中国检察方面很紧张，板垣征四郎也很紧张。
作为证人的板垣征四郎受到了倪征燠严厉的盘问。
板垣征四郎则是摆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当讯问进行中问到让他难堪的问题时，他就会生硬地顶撞：“不知道！”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板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检察官所说的关东军蓄谋发动的主张，一口咬定像关东军宣布的那样，是由中国军队进攻引发的偶然事件。
倪征燠根据他们找到的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中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等重要材料，一连盘问反驳了板垣征四郎整整三天。
面对大量铁一般的事实，板垣无话可说。
对于板垣征四郎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一事，倪征燠穷追不舍：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他任陆军大臣以后？这是从中国撤军还是进军？
板垣想了半天，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好点头说，是进军。
但此时的倪征燠并没有忘记另外那个被告，土肥原贤二。
在倪征燠的最后总结陈词中，为了让法庭注意力不至于因为土肥原贤二不上证人席而受到忽略，他发起了新一轮攻击。
倪征燠：你任陆军大臣的时候，在中国拉拢吴佩孚、唐绍仪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充当沈阳市市长、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的那个人？！
是不是就是坐在被告席右面的那个土肥原？！
板垣征四郎不得不点头说，是。
由倪征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整整持续了10天。在这10天里，倪征燠代表中国检察官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激烈的攻击。
倪征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整整持续了10天
倪征燠和中国检察官不辱使命，在法庭的激烈交锋中打赢了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这一仗，日本战犯和他们的律师精心组织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土肥原贤二的判决书中，判定他在满洲对华侵略战争的策划与发动、阴谋炮制建立伪“满洲国”有罪；判定他在中国其他地区实行的政治谋略、武力威胁、扩大事态进展上有罪；在对苏联以及对1941年至1945年实施侵略亚洲各国的战争中有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板垣征四郎的判决书中，判定他在参与中国满洲事变、建立傀儡伪“满洲国”的阴谋中负有主要责任；对建立内蒙古与华北傀儡政权负有主要责任；对扩大在中国的进攻范围负有很大责任。法庭最终判定他有罪。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末日审判（五）南京大屠杀真相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进行中，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幕发生在对“南京大屠杀”审理的时刻。人们需要弄明白：
那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究竟发生过没有？为什么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日本当局要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他们害怕什么？在中国南京被攻陷前后究竟都发生了什么？
1946年9月，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