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水之战结束后，指挥这一战役的韩琦和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都被贬官降职。
好水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典型战例，至今出现在中学生的历史课堂上。
好水川之战后的第三年，公元1044年西夏又与辽王朝就辽境内党项民族的归属之争引发了河曲之战。此战元昊采取了坚壁清野，制造赤地，断绝辽军粮草的战法，又大败辽军。也正是这一仗，奠定了西夏与宋与辽三分天下的格局。
当年李元昊在军事扩张的同时，并没有疏忽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他在宜农宜牧的条件下开始了精细的农业管理。在宁夏地区不仅充分利用历史上留下的汉延渠、唐徕渠，还新开挖了昊王渠。
西夏王朝在近200年的历史中历经十世，在位时间最长的是第五代帝王李仁孝，西夏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中国中古时期惟一原本保存完好的国家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国第一本双解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都是在这一时期修订完成的。
西夏后期，随着王朝内部出现分裂，和党项人原有尚武精神的退化，这个统治了中国西北部近两个世纪的少数民族王朝开始走向了它的衰败。是战争将它最终深深地埋入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第四部 发现传奇
亚洲腹地的金字塔（四）
被炸倒塌的古塔中的文物
1990年的冬天，在中国宁夏贺兰山北段的这条山沟里，一座历经沧桑的千年古塔被炸倒在了盗宝罪犯的脚下。
废墟下若个件珍贵的西夏文物得以幸存。经考古人员清理，一套用西夏文印制的九卷本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和其他几件有价值的西夏文物被拂去历史的尘埃，展现在考古工作者的面前。
其中《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文中不该出现的倒字和边缘不齐、线条不正等现象引起了宁夏考古所研究员牛达生的注意，因为这是雕版印刷品不可能出现的错误。他的这一发现为活字印刷最早出现在中国找到了确凿的证据。
就在贺兰山方塔被炸的前后，甘肃武威缠山村的村民们在修复祁连山北麓古寺亥姆洞的施工中，也发现了一批被压在地砖下的西夏文经书。
当时村民们见上面的字一个不认识，怕招来灾祸，于是就一本本的投向了火焰。仅剩的几本还是被一位老者藏在石缝里才得以幸存，其中一本有幸转到了武威文化馆原馆长孙寿岺的手中。
孙寿岺见到这本名为《维摩诘所说经》藏本后，惊异地发现此经是古泥活字印本。
刻本西夏译经图
北京图书馆馆藏的1917年出土于宁夏灵武县的西夏文献中，有一幅珍贵的刻本西夏译经图。图中刻有僧俗人物25身，并有西夏文题款，标明图中人物的身份和姓名。
此图形象真实地描绘了西夏时期译经的场面。
文献记述：西夏时期僧人非常之多，在佛教最兴盛时，西夏法律还曾限制过老百姓出家，但其统治者却始终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广建寺院佛塔。近千年过去了，宁夏境内至今仍有大小佛塔400百多座，被称为佛塔的博物馆。一些古塔，由于历史上没有留下准确的始建年记载，致使一些西夏时期的佛塔始终被披着元或明、清的外衣。
宁夏的一些西夏古塔一直被认为是别的时期的古塔
应当说，现存于在宁夏境内的400余座佛塔中，只有一座是历史上就有定论的。它就是始建于西夏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的承天寺塔，又名“西塔”。
传说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死后，他的私生子谅祚刚满周岁便登了基。元昊的地下夫人没藏氏为保儿子“圣寿无疆”，役使兵民数万，用了五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在兴庆府建造了承天寺塔。
当年承天寺塔与位于河西走廊凉州的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都是西夏时期著名的佛教圣地。
一百零八塔
至今供奉在甘肃河西走廊张掖市，古称甘州大佛寺内的卧佛，恐怕是我国历史上留下的最大卧佛。历史上有关大佛寺的卧佛的建造有两种说法，但都与西夏有关。
位于银川市城北三十里，贺兰县境内有一座许多年一直呈倒塌状的藏传秘宗喇嘛斜塔名为潘昶塔，人们一直戏称此塔为比萨斜塔。
1990年6月宁夏考古研究所在对这座建造风格独特的佛塔进行维修时，意外地发现塔内藏有大量的西夏文残经和精美的彩塑佛像，以及罕见的早期佛教绘画等珍贵文物。
它是西夏时期保存下来的佛教建筑，而且这种类型的佛塔是目前国内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藏传佛教建筑遗产
这的确是意外中的意外，事前没有人会想到这座残塔会藏有如此多的西夏文物，应该说它是继黑水城发现西夏文物后又一次重大发现，另外根据塔中文献提供的线索，此塔并不是人们一直称呼的潘昶塔，而叫宏佛塔，始建于西夏。
在黄河中上游青铜峡水利枢纽附近峡口地带的黄河岸边，有这样一组奇特的佛塔建筑群，人们称之为一百零八塔。随着文物考古部门1987年对它的发掘清理发现，它是西夏时期保存下来的佛教建筑，而且这种类型的佛塔是目前国内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藏传佛教建筑遗产。
藏传佛教不仅在元代以前就传入西夏，而且已形成了很强盛的规模。可以说，西夏是藏传佛教进入中原地区的一个桥梁。大概正是西夏这个桥梁作用，才为后来元代统治者与吐蕃接触，达成西藏统一谈判，提供了融洽的政治气氛和宗教亲和力。
西夏时期这里曾分布着几万平方米的寺庙建筑
横穿宁夏川区南北延绵200多公里的贺兰山，在西夏是党项人心中的神山。整个山脉分布着三十七个沟口，每条沟里都是一个历史文化的长廊,山内岩石上壁画、岩画以及寺庙遗址随处可见。
贺兰山的岩画应当称得上全国之最，很多伸向沟内的岩石上都有史前人类留下的刻痕。一幅幅构图简单的岩画，既有原始宗教含义的作品，也有生殖崇拜的图腾，但让人难以解释的是岩画中那些带有宗教含义的西夏文题记，这是否可理解为尽管西夏时期佛教昌盛，但来自原始社会氏族阶段的党项人对自然崇拜、性崇拜的观念依然强烈而深刻。
贺吉德：“在这个贺兰山岩画图案上面，有很多西夏的文字，这五个字能、昌、盛、正、法这五个字，这五个字是西夏字的“佛”字，在这个沟口里面内外都发现了西夏的文化遗址，那么党项人呢，肯定是在这个贺兰口曾经频繁地活动过。”
贺兰山留下的党项人岩画
1986年4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在市内繁华地段、新华东街重修百货大楼的施工中，一批精美的文物包括七尊通体鎏金的青铜造像破土而出。当时的情景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倒吸一口冷气，真是天意，因为铜像和打桩机锤打的距离几乎是擦边而过，稍偏毫分，这些铜像都将毁于一旦。这些文物经专家鉴定，均出自于西夏。
历史上很少有人会把敦煌艺术，这个世界级的宝贵遗产和西夏人联想起来。然而在1964年的夏末秋初，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会同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的敦煌西夏洞窟专家考察组，经过三个月对洞窟的考察，发现在这里的500多个洞窟中，西夏洞窟竟多达80多座。
通体鎏金的青铜造像
西夏在此统治时期，从没中断过对洞窟的开凿。这期间不仅政府出资操办，一部分党项人也加入到出资行列，他们就是迄今仍然留在敦煌石窟壁画中的西夏供养人画像。
西夏晚期的人物在敦煌榆林窟中表现得极有特色。这些人物面部丰满而微长，鼻梁较高、身材魁梧，与史料中记载西夏人面部特征“圆面高准”正相吻合。今天，这已成为研究西夏文化的活化石。
西夏佛教在西夏文化和中国佛教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西夏王朝灭亡以后，他们的后裔又通过佛教信仰延缓了党项民族消亡的时间。
第四部 发现传奇
亚洲腹地的金字塔（五）
居庸关
居庸关是万里长城八达岭上的一座重要隘口，在隘口过街塔云台门洞的石壁上刻有六种文字的佛经，其中一种就是西夏文。
1879年英国学者伟列见到它时，说是女真小字。之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却又小心翼翼地猜测可能是西夏文。当时国内学者的推测也是无花八门，直到上个世纪初，俄罗斯人根据黑水文献中发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破译西夏文字后，这桩笔墨官司才算了结。
居庸关过街塔修建时，西夏王朝已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达一个世纪之久，可它的文字为什么会在它消失后出现在这里呢？这是当时关注西夏历史的学者们对西夏后裔的去向产生最初兴趣的初衷。
史料记载：公元11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越过漠北在图谋中原的征途中，矛头首先指向了途经之地的西夏王朝。从1205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收纳蒙古仇人攻入西夏境内开始，共耗时22年先后六征西夏。
1225年，西征胜利归来的成吉思汗又亲率大军十万，先破黑水城，后占沙洲，一路席卷河西走廊，尔后兵锋直指西夏国都兴庆府。但就在这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却因病魂断六盘山。
成吉思汗之死招致了蒙古大军更为残酷的杀戮，血腥的屠城加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使西夏军民“免者百无一二，尸骨蔽野”，兴庆府变成一座死城。
当年蒙夏之战究竟惨烈到什么程度，通过宁夏海原县临羌寨这座古城遗址中发现的填尸坑可略见一斑，历史上，这里曾是蒙夏之战的一个重要战场。
蒙夏古战场的遗存
1976年9月，西夏学者史金波、白滨在甘肃酒泉考察时无意中发现了《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碑中篆刻的内容记录着当年蒙古军队攻打西夏肃州时，肃州城内党项上层率部投降，被任命为肃州长官，并世袭“大达鲁花赤”官职的经过和部分西夏军队被充入蒙古军队、以唐兀军的名号与蒙古大军一起逐鹿中原的记载。
正是这块碑也为西夏后裔的去向提供了准确的信息。
在酒泉唐兀碑发现后不久，又一块记录着西夏人历史的唐兀碑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河南省濮阳市被发现。
碑中内容将一支西夏后裔的迁徙图清清楚楚地勾画了出来，它记载了周围杨氏家族的祖先唐兀台和他的儿子闾马跟随蒙古大军，从西夏故地一路征战来到这里并接受册封的经历，碑文中“世居宁夏路贺兰山”的刻痕至今清晰可见。
以杨十八郎村为中心，周围十多个自然村的杨氏村民世世代代都是通过这块唐兀碑了解到了他们的祖源。杨氏村民们把这块碑看成他们的根。
1975年9月，史金波、白滨听说在河北保定发现的两个八棱经幢上刻有一种不认识的奇怪文字。当白滨站在八棱经幢前看到石刻上的文字时，他愣了。上面确凿无误是西夏文。
白滨用了九天的时间，拓制了32幅拓片带回北京研究。在翻译了拓片上的西夏文字后，从中得出保定有西夏后裔存在的惊人信息。同年12月白滨又和史金波重返保定寻找经幢出土的地点。在保定北郊韩庄村他们了解到，这所学校就是原寺庙遗址，当地人称之为“西寺”，经幢正是出土于这里。
经幢上的题记告诉学者，这座经幢是明朝弘治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02年刻制的。上面近百个人名中不乏党项人姓氏，说明在明代中原保定一带仍有党项人居住。它的发现把西夏灭亡后西夏后裔的活动及西夏文字的使用下限，比过去至少推迟了150年。
1980年史金波同西夏学者吴峰云来到了安徽合肥，就元代唐兀人余阙的后裔进行调查。
史料记载余阙祖籍系西夏时的甘肃凉州，其父沙剌藏卜于元代自凉州随军迁到了今天的安徽合肥。调查中，史金波、吴峰云根据《庐州府志》上提供的线索几经周折，找到了余阙的后人余章元、余国铨。还在合肥小南门外的二里桥和桐城市洪涛山分别发现了《余氏宗谱》。根据宗谱的确切记载：余氏家族是经过七百多年传承至今的西夏后裔。
史金波：“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老祖先是余阙、是从武威那边迁过来的，西夏地区迁来的，而且还讲了他们的民俗，他们过年的时候都要挂灯笼、灯笼上写着“河西郡”“武威郡”，都是还说的是西夏的事情。”
从近年来西夏学者考察掌握的材料中，我们发现，历史上因亡国被充入蒙古军户的西夏人除河南、安徽的杨氏、余氏家族外，还分布在河北、山东、江苏、江西、云南、四川等地，但大都已被汉化。党项这个词对他们只是一种陌生的称谓。
文献记载，党项族在唐代自松潘一带向北迁徙时，有一部分仍留在了当地，被称为“弭药人”。一千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后裔仍生活在这里。有专家认为：西夏灭亡后，一部分党项人很可能受着魂牵梦扰的故乡召唤，从战火中逃了出来，横穿松潘草原，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回到了他们的发源地，这个今天被称为木雅的地方。
生活在这里的木雅人同属藏族，居住在一条被称为木雅河的两岸。由石头构筑的村庄与随处可见的石雕协调地结合在一起。木雅人居住的环境和衣着服饰，粗看和藏族没什么两样，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实际上处处都与藏族存在着差异。尤其是流传于木雅人之中，被当地藏族称为“鬼话”的木雅语，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此种语言的渊源，这是否与西夏语有关，同样是专家在研究的课题。
城内有座安确寺，寺里的喇嘛是清一色的木雅人，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虽略知一二，但也说不太清楚。
据专家分析，西夏灭亡后，仍有相当一部分党项人留在故地。元代过后，原来属于西夏的部分地区开始大量迁入汉人、蒙古人、回鹘人，他们与西夏遗民和睦相处、繁衍生息。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党项人连同那独特的民族文化一起被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第五部 梵音净土
青州佛像之谜
德国亚太文化展中的“青州佛像艺术展”
1996年10月的一天，青州市一所学校正在为修建操场紧张的施工。一直轰鸣的推土机似乎感到有些异样，工人们走到车前扒开浮土，一幅惊人的场景出现在他们眼前。青州佛像窖藏随着这次偶然的发现被开启了。
抢救性的青州佛像考古挖掘工作迅速展开。考古人员采用局部发掘的方式整整工作了七天七夜，覆盖着泥土的佛像逐渐显露出他们本来的面貌。
青州市博物馆
夏名采：“有一尊观音菩萨吧，它出土的时候完整地躺在那个地方，相当的优美，人家都说维纳斯漂亮，我看这里几尊比维纳斯还要漂亮。”
这里为什么会集中埋藏着佛像？
考古人员采用了局部挖掘的方式
这个问题似乎很好解释，因为在窖藏坑被发现之前，当地人就知道这里曾存在着一个古老的寺庙，县史书上记载叫龙兴寺。龙兴寺在公元500年前后就已是远近闻名的大寺院，此后香火繁盛长达800多年的时间。但公元1300年前后，龙兴寺却奇怪的消失了。
考古人员在清理出土的佛像
在进行完修复和拼对之后，佛像的总数已达到400余尊。一个面积只有五十多平方米，深度不到三米的窖藏坑内为什么会埋藏着数量如此之多的佛像。许多佛像在经过艰难的修复比对之后，仍然无法完整地再现原貌，他们原本只是一些残缺的肢体，或是一些没有身体的佛头。一些碎块表明，他们曾被人为的砸碎。
刚出土的观音像
考古学家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手段就从题材和雕刻技法上判定，这批佛教造像绝大多数完成于公元5到6世纪，南北朝时期。
青州的佛教造像大多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完成的。
佛像
青州佛教造像中年代最早的是北魏晚期的作品，数量不多，其中绝大多数是这种带有背屏的造像，这是最早从中亚传入的中国造像样式之一。
造像的主体大多由三个佛像组成，两旁是胁侍主佛的菩萨，中间是被供奉的主佛，主佛的形象主要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
在龙兴寺出土的石碑
佛主与菩萨身下的基座往往被姿态各异的荷莲连接成一个整体。与众不同的是，中国的古老图腾——龙的形象也出现在佛像的底座上，这在中国其他地区出土的佛像上还从未见过。
在北魏至东魏时期的造像中，佛像身后的背屏用来表现佛主身上闪耀的佛光，这是佛教世界里众神不同于凡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背屏也成为一个表现佛教世界的载体，在许多背屏的上部都用浮雕手法精细地刻画出一组飞天的形象。
许多佛像在经过修复后仍无法再现原貌
北魏建国后，佛教逐渐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北魏的皇帝、皇后和一些王室贵族都是积极倡导佛教的虔诚信徒，巨大的石窟佛像因而在这时开始大规模兴建。造像的风潮也同样出现在青州。今天在青州市附近，还保留着几处公元6世纪到7世纪建造的佛教石窟。
与这些石窟同时建造的，当然还有大量的寺院庙宇，以及庙宇中供奉着的佛像和菩萨。有一点可以肯定，青州地区当时的佛像雕刻技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深的水平。
考古学家判断这批佛像大多完成于五到六世纪
在龙兴寺窖藏坑出土之前，青州及其周围地区就已经陆续出土了一些佛教造像，目前总数已有一千多件，这些佛像与龙兴寺佛像所处的时代大致相同。这更加有力的证明，当时的青州不仅是一个佛教中心，还是一个佛像制作的中心。
在北魏晚期到东魏时期的青州佛教造像中，佛像大多身材单薄、肩部低垂，是典型的中国汉人的体态。
青州佛教造像中年代最早的是北魏晚期的作品
佛像面部的颧骨微微突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智者的形象。这样的造像风格被称为秀骨清像，他们深受汉族士大夫阶层传统审美情趣的影响，它先在南方的汉族王朝兴起，很快又波及北方。
佛像在服饰上的风格也来自南方汉族王朝的影响，从印度远道而来的佛只是到了中国后才穿起这种宽衣大袖褒衣博带的长衫，这是典型的汉族传统服装。
造像的主体大多由三个佛像组成
佛像上的汉化风格是当时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普遍汉化倾向的一个缩影
但是，公元六世纪中期以后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早前秀骨清像的造像特征完全被新的造像风格所取代。早期从印度传入的艺术风格再次成为主流。
龙的图像也出现在佛像的底座上
在青州地区出土的北齐时代的石刻拓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胡人已经广泛地进入到青州地区进行经济和文化活动。与异域的交流也体现在同时期的佛教造像上。
另一些佛像，他们或是采用凸棱的方式刻出衣纹，好像打湿的衣衫紧贴身体，或是身上没有任何皱褶，肌肤的轮廓充分显现着人体的优美，他们很可能就是史书文献中记载过的“曹衣出水”的样式。
在许多背屏上都精细刻画有飞天的形象
与佛像简练明快的风格相反，北齐时期单体的菩萨造像在雕刻风格上却表现出极为繁复、细腻和华丽的风格。
思维菩萨像是造像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它表现的是释迦在菩提树下进入冥想而最终大彻大悟的故事。优美的姿态，残留的贴金彩绘和残缺的左臂引领着心灵无限的遐想，而神秘的笑意在婴孩一般天真的面庞中微微流露，仿佛在冥想中已顿悟佛的真谛。
在青州佛教造像挖掘出土之后，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学家，数量如此之多的精美佛像为什么被埋入地下？而且，从挖掘的现场看，这些佛像在埋葬时已经被人为地砸坏，那么，砸毁佛像的原因是什么，砸毁佛像与掩埋佛像的人会是同一批人吗？
龙兴寺遗址出土的这些佛像究竟出自谁手，至今仍是一个谜
种种细节说明，这是一次有计划的、精心安排的掩埋行动。那么真正砸毁佛像的人又是谁呢？
金维诺：“应该是和灭佛有关系，这就是在晚唐时期，在五代时期，有两次很大的灭佛，我们说这个灭佛以后呢，就可能这些石雕破坏了。”
在一些佛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火烧过的痕迹和修复的痕迹，他们很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历次毁佛灭法运动中被砸毁，又在此后随着佛教的重新兴盛而被修复的。
青州的佛像雕刻当时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在龙兴寺窖藏坑内发现的几件造像，根据鉴定为北宋时期的佛像。在一件佛像上还发现了“北宋天圣四年”的字样，北宋天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26年，这距离南北朝时期的最后一次灭佛运动已近500年。如果是这样，那么之前关于佛像毁于南北朝灭佛运动并在此后被埋葬的假设就不会成立。
龙兴寺窖藏佛像出土前，青州及周围地区就已经出土了一些佛像
夏名采：“北宋末年，中国出了一场大动乱，根据文献记载，金兵在三年之内，五次攻打青州城，五次攻进来，有四次退出来，所以交叉战斗就在龙兴寺这一带相当激烈，就在城墙边，所以龙兴寺的佛像，我认为是在这一次被毁的。”
北齐时期的造像
然而，青州佛像是否毁于金人南侵，仍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个猜测提出了质疑。
北齐时期的石刻拓品
那么，如果这些佛像的掩埋既不是源于南北朝时期的毁佛运动，又不是因为金人南侵，会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泥土的隐埋中沉睡了漫长的时间呢？
考古学家将目光投向了青州附近出土的一块石碑。这上面的文字或许就是打开青州佛像之谜的钥匙.
思维菩萨像是造像中较特殊的一种
这个线索可以推测，在北宋这个时期，青州地区的寺院应该盛行着一种隆重的法会，寺院的僧人将早年在各种灭法活动中损坏的佛像或者经年累月破旧的佛像集中起来，然后举行隆重的仪式，将他们埋葬起来，以积累功德。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龙兴寺的窖藏中，以曾经发生过灭法运动的南北朝时期佛像居多，而隋唐到北宋的佛像却十分少见的原因了。
然而，还有一个疑惑仍然困扰着人们，假设这些前代的佛像在北宋时期才被埋葬，历经几百年时间，他们身上的贴金彩绘估计早已褪去了。而直到今天，这些千年以前的佛像仍然散发着动人的光泽和炫目的色彩，这又如何解释呢？
第五部 梵音净土
法门地宫的秘密
法门寺与法门寺塔
法门寺在西安西边110公里的扶风县内。关于这座佛教寺院的最早记录是在公元五世纪的北魏时代，但民间传说中的法门寺，却源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
公元前486年，80岁的释迦牟尼在北部印度一个树林中去世，弟子们哭泣着将他的尸体焚化，焚化后的尸骨结晶体和未烧尽的遗骨，被称作舍利，由他的亲属和弟子们作为圣物收藏起来。
释迦牟尼死后250多年，古印度一位伟大的国王——阿育王统一了部族纷争的印度。为了传播佛教，他将佛祖留下的舍利收集起来重新分成若干份，送往世界各地，建塔供奉。据说，这些舍利的一部分传到了中国，中国各地便有了佛教舍利塔，而法门寺塔就是其中的一个。
1987年春天，人们开始对法门寺塔进行考古发掘。
1987年开始对法门寺塔开始考古发掘
考古人员很快清理出明代的塔基，并在明代塔基中又发现了唐代的塔基。考古人员在塔基的正南面找到了进入地宫的通道。
在挖掘出19级青石台阶后，一道石门显露出来。第一道石门后面是长长的甬道，甬道尽头又是一道石门，石门前立着两块刻满汉字的石碑。
这块碑上的文字，记载着从阿育王分送舍利于法门寺供奉，到中国历朝特别是唐朝皇帝供养佛指舍利的盛况；而这块碑上详细记录着为供奉佛指舍利捐献物品的名称、数量以及奉献者的姓名。
人们发现了一道神秘的石门, 石门上刻有至今仍没有破解的符号
两块石碑告诉人们，那个神秘的佛指舍利和无数珍宝是存在的。然而，它们是在这座地宫中吗？
虽然由于塔身的巨大压力、地震以及年代久远造成天顶和地面损毁，但考古人员发现，洞内放置的物品却安然如初。
这是一座阿育王塔。它用整块汉白玉雕成，塔的四面雕刻着身姿婀娜的菩萨像，朱红色的裙裤和粉绿色的披带，就像刚刚画就的一般。
在阿育王塔四周的地面上堆积着无数的丝织品。而在一个白藤箱中发现的已经粘成一堆的丝绸服装，更让考古人员兴奋不已。
第一道石门后面是长长的甬道，上面铺着厚厚的钱币
考古人员对照门外的石碑，发现这些物品在碑上都有记载，这使他们能够确认这些丝织品属于唐代皇室。其中“武后绣裙”就是指当时还是皇后的武则天，后来她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而这腰绣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一件武则天的遗物。
遗憾的是，大部分丝织品已经炭化和部分炭化。在炭化的丝织品中，人们惊讶地发现有5件蹙金绣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正是这些镶嵌在织物中的金线阻挡了时光的侵蚀，让我们在1000多年后还能一睹唐代丝绸的真容。
第二道石门外有两块石碑
为防止地宫突然坍塌造成文物损失，考古人员决定把最初发现的那个地洞中的宝物先取出来。
用整块汉白玉雕成的阿育王塔
地洞位于法门寺地宫的后部，应是地宫的后室。当考古人员揭开那块已经破碎的大理石盖板，直接从顶部进入时发现，这间石室中摆满了珍宝，其中金银器具有121件，各种珠宝玉石400多件。
在金银器中，最奇妙的是这两个鎏金银质圆球，它叫“香囊”，为了防止香囊晃动时香料流出，工匠们在内部装了两个平衡环。圆球滚动时，内外平衡环也随之滚动而香碗的重心却不动。
已经粘成一堆的丝绸服装
锡杖相传是佛祖释迦牟尼出行时驱赶毒蛇害虫用的，后来演变成佛教权威的象征。这根长1.96米的双环12轮鎏金银锡杖，被称为“世界锡杖之王”。
丝绸修复专家在努力恢复这些一千多年前的丝绸
第三道石门后是地宫的中室。一顶硕大的汉白玉灵帐几乎把中室占满了，灵帐顶端罩着三件用纯金罗纹线和丝线交织而成的袈裟，旁边还放着一双金丝绣鞋。
考古人员在灵帐后边发现了一只已经腐朽的檀木箱，箱中装满了瓷器。初看起来，这些瓷器不过是碗碟一类的生活用具，但仔细端详发现这些瓷器的颜色非同一般。
在被炭化的丝制品中，有5件蹙金绣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禚振西：“《物帐碑》里记载得很清楚，最重要的就是这三个字“瓷秘色”。瓷秘色实际上就是秘色瓷。”
法门寺地宫剖面图
中国人烧制陶瓷的历史已有几千年，在唐代，陶瓷的烧制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出现了色彩斑斓的唐三彩，而且有了晶莹润泽的青瓷，而秘色瓷就是青瓷中的顶级之作。
古代中国人并不擅长制作玻璃，但在法门寺地宫中室，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了20件玻璃制品。古专家相信，这些玻璃制品来自异域。
鎏金银质圆球，它叫“香囊”
这个玻璃盘被认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伊斯兰釉彩玻璃。
地宫中的发现，不断让人们沉浸在兴奋中。考古人员又发现了这套标有“五哥”字样的茶具。“五哥”是唐代第18位皇帝唐僖宗的乳名，把乳名刻在茶具上，足见这位皇帝对茶具的珍爱。
出土金银物
唐代盛行茶文化，但当时人们不是饮茶而是吃茶。先用特制的茶碾把茶叶研磨成粉，用茶罗过细，再用水打搅成糊状，掺和香料，放到茶炉上煮，然后倒入秘色瓷或玻璃杯盏中品尝，这个过程就是鲜为人知的唐代皇室茶道。
秘色瓷
地宫内的挖掘已接近尾声，只剩下前室的阿育王塔、中室的汉白玉灵帐和后室的一个用丝绸包着的大包裹没有打开。考古人员开始小心地解这个包裹已经炭化的结。光彩夺目的宝函露出来，宝函一层套着一层，一共套了8层，最里面是一座闪闪发光的纯金四门小塔。
韩伟：“我把那个宝珠顶的单檐四门纯金塔动了一下，我发现它是可以移动的，然后我就把那个盖子揭开，揭开以后呢，就在那个塔座上有个银柱，银柱上套着一个白色的管子。这下大家全都愣了。这是什么？”
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此时是1987年5月5日凌晨1点，在古老的东方历法上恰好是佛诞生的时刻。那个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在古籍中记载、在信徒心里膜拜的佛指舍利真的在法门寺地宫出现了。
然而，人们激动过后仔细鉴定，发现这枚舍利是玉质的。就在人们有些失望地离去前，一位考古人员无意间发现，已经清理空的地宫后室，有一个角落有片松动的浮土。一个密龛显露出来，密龛中有个不大的包裹，里面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函。
考古人员在法门寺地宫以外发现了20多件玻璃制品
打开铁函，里面又是一层套一层。最里面是洁白的小玉棺，一枚佛指静静地躺在玉棺里。这枚骨质的舍利，毫无疑问就是至高无上的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
接下来，人们从汉白玉灵帐和阿育王塔中又发现了两枚玉质的佛骨。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玻璃制品
在唐朝，人们一直相信法门寺塔30年开启一次，把佛骨请出来让世人瞻仰，就会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32年命令开启法门寺地宫，让人们礼拜佛指，祈祷佛祖保佑平安。这个先例开创了唐代狂热的迎送佛指活动。
事实上，在唐朝3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有6位皇帝迎奉过佛骨，每一次开启法门寺地宫，都会引起人们理性的眩晕和情感的痴狂。
然而，唐代第15位皇帝唐武宗却不喜欢佛教，他上台后，颁布法令抑制佛教并要毁灭佛骨。
佛指舍利
韩金科：“这个石碑上记载，就是要把舍利调到武宗的当面要当殿碾碎。法门寺的和尚冒着生命危险把舍利保留下来，搞了一个复制的，把皇帝搪塞过去。”
法门寺地宫中的4枚佛指舍利，与这一说法吻合起来。一枚真身佛指，是灵骨；三枚玉质佛指，是影骨。影骨既是保护真身的复制品，又是真身的影像。
第五部 时空隧道
6500年前的祭祀：地下星图
天文学与考古学可谓有天壤之别，难道能在黄土之下找到数千年前的星斗吗？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古人将自己的骨骸与星宿埋葬在一起呢？
在豫北平原的一次偶然发现，使得古墓的“天机”显现了端倪……
45号墓墓主东边是用蚌壳摆塑的龙，西边是虎， 墓主到底是谁
一切文明的历史几乎都是从神话开始的。从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传世文献《尚书》中可知从三皇五帝时代起古人对星象的观测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体系中，被古人称为“帝星”的北极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45号墓中仅存的唯一殉人
远古时代，古人发现与北极星密切相关的是北斗七星，它终年不没入地平线，一年四季都能被看到。同时，北斗的位移明显而有规律，民间的一切节令，无不与它有关，所以，古人把北斗七星不仅作为时间的指示星。
以北极星和北斗星为基础，古人把整个的天区划为五个宫，也就是中宫和东西南北四个宫，中宫的主要星象就是北斗七星，也就是当时的极星，东西南北四个宫管辖着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又称“二十八星座”是古人观测行星、记录特殊天象的背景，也是绘制星图、制定历法的基础，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主体部分之一。二十八宿在东、南、西、北四宫中各有七星。为了便于识别和记亿，古人将它们分别想象为一种动物，即东宫像苍龙，南宫像朱雀，西宫像白虎，北宫像玄武，这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四象”。
一九七七年，湖北随县发现了一座战国早期墓葬，墓主是一个小诸侯国一一曾国的一位名叫乙的国君，这就是著名的曾侯乙墓。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编钟，以其瑰丽的造型、雄浑的气势、准确的乐音轰动了全世界。
6千多年前的祭祀仪式
就在音乐史家和全国上下沉浸在编钟带来的惊喜之中时，细心的天文学家却从一只漆箱的盖面上发现了又一个巨大的惊喜。墓中出土五只样式相同、大小相近的衣箱，箱身和箱盖分别是用整块木料雕凿而成的，外表髹(xiu1)有漆。
此漆木衣箱之珍贵，并不在它的制造工艺与髹漆技术，而在于它的盖面上所书写的二十八宿名称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关于二十八宿的最早文字记载，是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一件重要文物。
曾侯乙漆箱盖星图中左青龙、右白虎与二十八宿同时出现，证明了“四象”并非汉代儒家的附会。
曾侯乙墓下葬的年代是公元前四百三十三年左右，这表明至迟在公元前五世纪初，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但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它的源头必然要远远早于此。
河南登封的古观象台
一九八七年盛夏，仰韶文化聚落遗址被发现。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奇迹，其中最神秘的是一座编号为M45的古墓。
墓葬中的北斗图形
一位男性墓主头南脚北地仰卧于墓中，周围葬有三具殉人。特别奇怪的是，在墓主骨架两旁，有用蚌壳排列成的图形。东方是龙，西方是虎，形态都颇生动，其头均向北，腿均向外。在墓主脚下，另有蚌壳排列成的一处三角形，旁边还有两根人腿骨。同时，在45号墓室以外的同一层位上，另有两处也用蚌壳排列的龙、虎、鹿等动物图形，这两处图形和45号墓排成一南北直线。
墓葬的年代无论是通过考古学的研究还是碳十四的测定，都把它限定在公元前四千五百年左右。
西水坡45号墓照片
对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未解之谜发表过意见的学者当中，最具有鲜明特点的，也许要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冯时教授。
冯时教授在整理西水坡45号墓发掘资料时，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细节引起了他的及大关注，照片中为什么没有人腿骨和蚌壳合摆的图形呢？
西水坡遗址出的蚌龙图形，被当地称为中华第一龙
在发现西水坡遗址十六年后的今天，冯时教授专程赶到濮阳与当年发掘现场的负责人孙德萱一起来到现已是供水调节池的发掘现场。
经过现场了解后，孙德萱先生邀请冯时教授到存放西水坡文物的戚城文物仓库对残存的有关物件进行检视……
现在已是水库的西水坡遗址
当年在发掘西水坡45号墓时，由于种种原因，而出了不少意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使许多及为珍贵的信息自此变得不可复得。
经过认真地观察、比较后，冯时教授发现了一个值得仔细关注的线索。
旭日东升黄河大拐弯
在这个45号墓虎的腹部的下边有一堆散乱的蚌壳，但是在这个墓的其他位置没有任何零乱的蚌壳，只能在这个虎的肚子底下有这么一堆蚌壳。那么在这个曾候乙墓的漆箱盖的腹部下边也有一个类似于火型的这么一个图像，这两个线索该把这两个图像紧密地联在一起。也就是西水坡的45号墓的这个图形和曾候乙墓漆箱盖的图形，他们所反映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因此我们确定它就应该是一个星图。
整个45号墓它有三殉人，这三个人在墓葬中处的位置非常有意思，非常特别。
有关星象图在古文书中都有记载
在注意这些特殊的安排的同时，科学家还考虑了这些殉人的年龄，经过骨架鉴定，他们都属于十二至十六岁的男女少年，而且他们的头部有刀砍的痕迹，均属非正常死亡。
这些事实促使人们不得不将墓穴表现的这种奇异现象与《尚书·尧典》的记载加以联系，在这部书里，古人当时已有一个很完整的文化观念，认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由四位天文官分别掌管着，及所谓的“分至四神”。
这个墓中的三个孩子分别象征司掌春分、秋分和冬至的神，我们又找到了代表司掌夏至的那个神的殉人。
墓葬中呈现的这一切意味着当时的古人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回归年，也就是说，最原始的历法很可能产生了。同时，也证明中国的早期星象在六千多年前已经形成了体系，尽管这些答案的象征意义十分强烈。
这个墓主人的地位一定不会很低。他虽然没有瓶瓶罐罐，没有日常的生活用具，但是在他的墓葬中随葬的是整个的星斗，是整个天上的星斗，这个表明了是他生前所掌握的职系的一个特点。
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献《尚书》
被称为“颛顼之墟”的濮阳地区，在上古时代是五帝之一的颛顼及其部族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古称“帝丘”。正是在宗教兴盛的帝丘时代，颛顼帝实施了“绝地天通”的重大举措，大大推动了天文科学的发展，创制了中国第一部天文历法“颛顼历”，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贡献。
颛顼死后葬埋于帝丘濮阳，但灵魂升天，乘龙而达至四海，这些事迹与西水坡壮丽的宗教遗迹所表现的内涵难道不是太相似了吗？
令世人震惊的濮阳西水坡M45号墓遗址的发现，可以说是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幸运，它为进一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五部 时空隧道
4000年前的叙事:远古年轮(上)
青铜板上的中国历史
西周晚期，周厉王在位。厉王重用奸佞之人，侵占国家的公产。谁敢批评他，他就敢杀谁的头。人们在街上相遇，不能用嘴，只能用眼睛互相打招呼。
有大臣对他说，人有嘴，就像大地有山川一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哪里听得进去。
这么搞了三年，国人终于造反了。
魏国史书
厉王被赶到山西去了。从此，他再没能回来。
《史记》上说，没了王的国家，国事由两个大臣来管理。并把这一段历史时期叫做共和。十几年后，这两个人就还政于厉王的儿子，周宣王。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汉墓年表
厉王逃走的这一年，就是公元前841年。但是这一年以前的事情都没有历史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