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陈立夫继续努力，在台湾确立了中医的法律地位，在台湾一些公、私立医院陆续设立中医部，公劳保中医也能享用，台湾卫生署对中医的态度也逐渐改变。看到已取得的成就，陈立夫觉得十分欣慰。
(二)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所著，分7卷共12册，总计850万字，此书涵盖了中国古代的自然科技，并兼及中国古代人文和社会科学。李博士以大量的史实证明，当西方还在黑暗中摸索时，中国的祖先已在数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医学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成绩。他认为没有中国先进的科技对西方的辐射和影响，也就没有16世纪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发展。
李约瑟博士抗战时期曾在陪都重庆英国驻华使馆中英科学联络处工作，与陈立夫常有交往。李约瑟热爱中国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有浓厚的兴趣，想写中国科技史，多次就著书计划求陈立夫予以帮助。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鼓励他写作，并赠送他一部《汉书》，介绍有关人士和机构，为他调查、写作提供帮助。
第七部分复兴文化（2）
同时，教育部还推荐了10名中国学者参加工作，特别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化学家鲁桂珍博士，长期参与合作，后来与李约瑟结为百年之好。
由于中外科学家的鼎力合作，中英联络处的研究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李约瑟的足迹遍及大后方各主要研究机构，学术文化中心，收集了大量资料，并与中国工匠进行接触，探讨一些器物的制造方法。这些，都为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由于陈立夫与李约瑟长期形成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友谊，所以当陈立夫提出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时，李约瑟即表示赞成，并至函说明：“翻译我这本书时，可以不必依其原本厚度，可拆开依照其分量分成几本。”陈立夫要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消息传出后，得到各方大力支持，经济上得到著名船王董浩云(董建华之父)、嘉新水泥公司张敏钰等企业的财力资助，董先拿出4万美元、张则拿出1万美元。陈立夫向蒋介石汇报后，蒋也给予鼓励，说：“这计划很好，如经费不足，我会支持你。”出版上得到台湾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承诺。于是，陈立夫很快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由孙科任召集人，王云五为顾问，委员会下成立由陈立夫为主译，刘拓为辅助的理事机构，遴选各方专家学者共策进行，这样，译事工作全面启动。
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工程十分浩大，蔚为大观，参与人数之多、涉猎范围之广，均为台湾过去所没有。到1986年，已译成并出版计14册。与此同时，陈立夫又利用各种资料之便，编成了一套《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计25册，涵盖我国所有科技如农业、水力、盐业、蚕业、工艺等，以补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之不足。
(三)阐扬儒学。
陈立夫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用之于身则身修，用之于家则家齐，用之于国则国治，用之于天下则天下平，像这样精致推展的系统理论乃我国独有之宝贝”。他说：“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集合12亿人民为一家，持续五千年光荣历史而不坠，并具有大刚中正之民族特性者，是因为我们祖先发明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之原理。此一原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继不绝，及孔子集大成以公、诚、仁、中、行立教形成道统。”这就是儒学。陈立夫提出，要“重建儒学，再造国魂，发皇内圣之学，新开外王事功”，因为儒学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学应该流芳千古。
为了更好地阐扬儒学、陈立夫担任了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长的职务(蒋介石为荣誉理事长)，他到任后，为孔孟学会制定了两条工作方针：一是向下扎根；二是向外发展。为了向下扎根，学会办了两个刊物，一是每月发行的《孔孟月刊》，二是每年出版两次的《孔孟学报》。除此外，每月举办一次讲演会；在大中学中举行有关儒学的论文竞赛；在小学举行书写四书文句的比赛；暑假中举办国学研究会，分教师班和学生班，每班各100多人，进行学习研究；在台湾各地促成建立孔庙并建立地方分会。为了向外发展，召开了孔孟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市，协助当地建立文化公园，公园中建有孔子铜像、中山纪念堂、中国式牌楼、梅花亭等，在德国、日本，协助当地建立孔庙；凡与台北市建立姊妹市的外国城市，由台北市政府赠送孔子像；促成美国，加拿大一些城市举办祭孔大典等。
除进行以上工作外，陈立夫本人还亲自到台湾师范大学为博士生讲《人理学》课程，宣传儒家经典。他本人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研究、阐释儒学的大义，如《人理学》、《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道德伦理思想》、《从根救起》、《中国文化概论》、《四书中的常理及故事》、《陈立夫儒家研究言论集》、《孔子何以被尊称为万世师表》、《孔子思想对世界之影响》，《易学应用之研究》等。
由于陈立夫在阐扬中国文化方面的努力和成绩，在他80岁生辰时，蒋经国亲自为他颁发了中山文化奖，以表彰他弘扬文化之功。1982年，台湾当局又为他颁发了“国家文化奖”。1999年4月，《财讯》杂志采访陈立夫，谈到他对文化的贡献时，陈立夫说，他已经写了30本书，编了70本书，翻译了15本书，并自豪地说：“这是很少有人做到的”，他还表示：“以后看我活多久，也许还要写。”
第七部分壮心不已（1）
陈立夫在潜心研究学问的时候，并非完全钻进故纸堆，忘记了政治、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陈立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反省自己的过去，更着眼于未来。晚年的陈立夫十分关心中华民族的发展，他对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与兴趣，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他希望祖国统一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对实现统一的思想基础、形式、进程、前景等方面都作了很深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主张，为此而大力呼吁、多方联络、积极行动，为促进台湾当局改善与大陆的关系，做了很多工作。
1973年，陈立夫满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海峡两岸的客观形势，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用了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的化名。在文中，陈立夫指出：“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陈立夫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强大起来，经济发展，文化发达，两岸必须统一。同时，陈立夫还认为，中国的统一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他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文章的结尾，陈立夫对祖国的统一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说：“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这里，陈立夫希望祖国强大、为世界所景仰、盼望海峡两岸统一的爱国之情洋溢于文章的字里行间，殷殷可鉴。
1975年，陈立夫开始生出一种想法，他认为国共两党有过北伐时期和抗战时期合作的先例，特别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从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出发，能够捐弃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在互相接触、谈判的基础上重新握手，进行合作；那么，在海峡两岸隔绝了几十年后，为了国家的统一，国共两党也一定能够通过谈判而渡尽劫波，再度合作的。基于这一想法，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但当时中国大陆正进行“文化大革命”，因此，陈立夫的这一信息没有引起任何反馈。
虽然如此，陈立夫希望国共两党进行和谈的心情依然十分迫切，他在没有得到中共回音的情况下，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殷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呼吁希望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怎样统一中国，以什么思想来统一中国呢?这是陈立夫经常思考的问题。1980年年底，他看了王思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的文稿，一时很多感慨，第二年新春伊始，便为此书写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之演变，由传统进入现代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新，而成于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各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惟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国传统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尽丧……余确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若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何如耳。
这里，陈立夫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对于维系祖国统一的强大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将这种思想发展最后归结到三民主义，这又是错误的。以三民主义思想不能统一中国、发展中国，这是早就为历史所证明了的。陈立夫看不到这一点，他在正确与错误的十字路口上下求索，希望找出一条统一祖国的正确道路。
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陈立夫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逐渐放弃错误想法，接近正确的轨道。1988年7月14日，陈立夫在“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联合32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共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在此提案中，陈立夫等人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同时还强调，中国的统一“必须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非第三者所愿或所能助成者”。怎样实现祖国统一呢?陈立夫等人认为：“谋求统一，必行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互信生，自会团结统一”，在这些方面，共信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华文化为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所以陈立夫等人明确提出以中国文化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思想基础。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陈立夫等人认为，有了共信，才有互信，然后以台湾的科技潜力，与大陆的人力、物力资源，合为互助的基础，“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进委员会”，以开展两岸经济的合用，进而在合作的过程中消除双方的敌对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两岸经济、政治等的全面合作。为了建立互信，陈立夫等人主张“惟若统一有望，有限度的接触，为不可避免”。
第七部分壮心不已（2）
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尽管在某些方面还有些不适宜的提法，但是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两岸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同时，我们从提案中可以看出，陈立夫已经放弃了原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首次肯定国共两党可以通过中华文化的认同，达到经济合作互惠，消除敌对情绪，建立互信，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统一大业，这是颇有见地的。因为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凡是中国历史上对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优良传统有所贡献者，无不执著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国共两党如都以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振兴中华为鹄的，实现祖国统一就有了共同基础。
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公布后，立即在海峡两岸和海外侨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提案表示赞赏，《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陈立夫等人的提案“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该文还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是海峡两岸建立共信和互信的一个重要基础。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维系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灭，是所有中国人的根。”这就肯定了陈立夫等人关于统一祖国的思想基础的提法，认为该提案如能付诸实施，“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世界各地的华人和侨胞也对这一提案表示肯定，他们纷纷撰文表明自己的看法。
这些，使陈立夫深受鼓舞。此后，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发表谈话，表明自己对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1988年8月，陈立夫向台湾《中国时报》记者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8月20日，陈立夫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说：“现在海峡两岸若透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上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在另一次接受台湾《联合导报》杂志社记者访问时，陈立夫表示：假如中国大陆的邓小平请他去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但又说，台湾的“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陈立夫的提案及一系列谈话，对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三不”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国民党当局既对他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最后武断地否决了他们的提案。
这对陈立夫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下子陷入迷茫之中。他不理解台湾当局为什么如此顽固，他在回忆录中深为惋惜地说：“我与赵耀东同志、连同中央评议委员32人，提案以中国文化建立两岸之共信，并以一百亿元与中共共同开始建设国父实业计划之一部分。藉以建立互信，进而达致两岸之和平统一，此案通过中央评议会议，此一构想有胜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号召，中共方面有赵紫阳之反应赞成，但吾政府方面，似怕中共之乏诚意，未有进行”，尽管“海内外各方面反应”极佳，“此案仍不免胎死腹中，殊为可惜”。
中国文化统一论的提出，以及陈立夫诸多有关统一的言论，奠定了他在海峡两岸关系上的特殊地位，台湾媒体尊之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他还当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1994年，陈立夫向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赠送一幅墨宝，书云：“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表达了他渴求祖国统一的心情。
李登辉上台后，鼓吹“台独”，对要求统一的台湾爱国人士进行打压，不仅不尊重陈立夫等人有关统一的设想和建议，连陈立夫的“总统府资政”的头衔也给拿掉，对此，陈立夫既感到愤懑，又感到忧虑。1999年4月，《财讯》杂志采访陈立夫时提起此事。陈立夫说：“曾经有人帮我问过李总统，为什么不让陈立夫做资政了?他说，因为我常常在美国。其实我没有，我去美国不超过3个月，每次都请假，回来也会销假。”原因是什么呢?陈立夫说：“他有时候要搞台独。”对李登辉上台后的言行，陈立夫十分不满，他说，蒋经国逝世后，推李登辉代之，“及国大召开，一部分代表有不同意见，拟另推他人，乃有八大元老出面斡旋之举，不料事后老国代被迫退休，二届国代，另行产生，并主修宪，台独嚣张……”当记者问如何看两岸统一问题时，他信心十足地说：“现在是中国发展的最好时刻，美、苏两强都有困难，只要两岸把真话讲出来，统一蛮容易”，“我相信不要多少年，中国会世界第一”。
第七部分壮心不已（3）
对于台独，陈立夫坚决反对，他接受大陆学者陈秀惠访问时说：“在自己漫长一生中，从小时候起就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要说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谁代表中国的正统之争。如果台湾有人宣布世界上有两个中国，我想事情一定会变得相当严重，不但我们的文化生命会立刻紧张起来，整个民族生命也会立刻紧张起来，一定会国无宁日。”他还说：“台湾的根在大陆，‘大台湾’再大也是弹丸之地，岛内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太长，尤其在日据时期祖国文化几被摧残殆尽，数十年来虽然吾辈上下辛勤耕耘稍有进步，然当今主事者甚至连对国族认同都发生问题，我还能指望这些人热心于文化认同?故以为中国文化之伟大复兴全赖大陆。”因此，他认为：“国民党必须挺身而出突破危局，与大陆当局商谈两岸一切问题，两岸和平统一了，国家强大了，中国文化的再发展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陈立夫十分关心大陆的发展，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关心台湾，也关心大陆”，对大陆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他予以充分肯定，说：“大陆从文革结束到现在20多年，人们可以继续说三道四，可谁也无法否认其国力的日益强盛。”大陆对陈立夫也十分关心，充分肯定他为两岸统一所做的工作，邓小平曾托程思远找到陈立夫，邀请他回大陆看看，但最终没能成行。对此，陈立夫无奈地对媒体说：“是‘三不政策’让我出不去。”正是台湾当局的顽固态度，使陈立夫没能担当起统一使者的大任，也使他最终没能看看他可爱的故乡。
2000年6月16日，在台湾国民党第十五届中央评议委员第四次会议上，陈立夫与梁肃戎联署提交《国共第三次合作，共议和平统一案》，提出三点具体建议：第一，由连战率团访问大陆，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进行高峰会议，发表声明，共同反对台独，朝向统一的道路前进；第二，加强国共两党间的合作，组成国家统一委员会，在两岸互设办事处，进行政治、经贸、文化、体育等各项交流活动；第三，在最短期间内积极推动三通，增进两岸人民感情，减少敌意，为两岸和平统一奠定基础。
当然，陈立夫等的提案不可能为台湾当局采纳，但陈立夫并没有丧失对祖国统一的信心。但当他在夜空中眺望海峡对岸的大陆的时候，当他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大陆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的时候，当他从散发着幽香的史书古籍中找到微言大义的时候，他又生出了无限的希望，这就是：祖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第七部分人间晚晴（1）
陈立夫和平统一祖国的提案虽然被台湾当局所否决，但他并不灰心，这位性格倔强的老人继续致力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他密切注视大陆的建设与发展，广泛加强与大陆各方面的联系。
曹操诗曰：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陈立夫对自己的家乡怀有缕缕深情，那冈峦起伏、竹木荫翳的山林美景，那帆樯出没、田畴交错的水乡画图，常常进入他的梦境，使他更加怀念大陆，思恋故土。陈立夫离开家乡几十年了，在美国也住了20年，但却乡情依旧，乡音无改，说话依旧是浓重的湖州口音。一些与陈立夫一起来台湾的湖州老友都已先后谢世，陈立夫在台湾很难听到熟悉的乡音，使他对自己的家乡有恍若隔世之感，他思乡的情绪愈到老来愈是强烈，对家乡也更加关心。1990年5月，陈立夫夫妇的家乡湖州市铁佛寺举办《海峡两岸书画展》，陈立夫得此消息后，分外高兴。为了表示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夫妇俩挥毫泼墨，给湖州有关方面寄来了他们的绘画和书法，为时人所称颂。陈立夫写的是：大勇生于大智，求智原为求仁；不惑不忧不惧，全凭无间精诚。
孙禄卿画的是一幅山水画，笔法洗练，画意深长，上有陈立夫的题词：高山藏古寺，飞瀑发雷声。
这些诗画、书法，表达了他俩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1988年8月，由陈立夫担任主席的台湾中西医结合研究推行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提出：“大陆对中西医药的研究和发展异常重视，为了解情况，拟组团前往考察，以资借鉴。”1989年3月，台北中医师公会第一个组成考察团，行前陈立夫亲自拟定考察提纲，提纲中对大陆的中医药事业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医药之弘扬全赖大陆”。这个58人的台湾中医考察团赴大陆，拉开了两岸文化交流实际运作的序幕。
同年秋天，由陈立夫任会长的台湾孔孟学会派出代表团，应邀参加北京举行的“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陈立夫还向大会提交了《儒家思想与台湾经济发展之关系》的论文。
1991年1月5日，中国第三届唯象中医研究会在深圳召开年会，研究挖掘和开发自然疗法等问题。陈立夫原决定参加会议，后因种种原因不能亲自与会，但他给大会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云：中医学源于易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人生于天地之间，象与形在变，人亦受其影响而变，变而失去中和则病，使之回复中和曰医。故中医之病名，都与天象气象有关，如风湿、温症、伤寒等，西医则不然。诸公如能在唯象方面整理使之成一完整之体系，与西医之唯形方面之体系，相互辉映，合之则医学之全全大用明矣。
贺电表达了陈立夫希望祖国中医药事业不断发展的心情及对祖国大陆的向往之心。
1991年4月16日，中华中医学会主办的张仲景学术国际研讨会在河南南阳开幕，陈立夫向大会寄去了自己多年研究而撰写的论文，并在来信中称“大陆中西医携手并进，若干年后，世界新医学必然产生，集传统与现代之所长，共为人类造福，功德无量”。
陈立夫还向湖北洪湖市“天下名人收藏馆”寄来了自己的手稿，向南京中医学院赠字等，并与大陆许多文人、学者和诗酬词、鸿雁频繁。所有这些，都增进了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推动了两岸的文化交流。
1991年，大陆举行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大型活动。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陈立夫也感慨万端，他向大陆寄来了亲手书写的条幅，条幅上恭录了孙中山一段话：“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以行之者，未有不成者也。”在陈立夫看来，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人群之需要，合乎世界之潮流而取得的。当前，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也是适乎中国人民之需要，合乎世界之潮流的，这个趋势，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
为了祖国的统一，陈立夫利用一切机会，加强与大陆的联系，他不仅与大陆的名人来往，也与普通人相交，不仅与年岁相当的当年故旧书信频繁，也与十几岁的少年结成了忘年之交。他与福州英华英语学校14岁的陈立同学的交往，在海峡两岸传为佳话。1988年9月，大陆中学生陈立从《人民日报》上知道陈立夫的名字，因为“陈立夫”比“陈立”多了一字，所以印象十分深刻。1991年春节前夕，台湾学者陈大络到大陆看望陈立的父亲，陈立突发奇想，拿出自己的书画，请陈大络带到台湾，送给陈立夫爷爷。她挑出一副猫头鹰图，题了“独具慧眼”四个字，还画了一副“水仙花”，请陈立夫爷爷题字。
陈立夫收到书画后，十分高兴，立即在“水仙花”上题款：“水有仙，火有神，人非水火不生活，神仙扶持可放心!”并给陈立同学复信：“你的名字比我少了一个字，而年龄相差七十九岁。”“你仅十三岁已能画出这样美丽的画，真是可爱。”还特意告诉陈立：“你送来的‘独具慧眼’，装裱后就挂在我的书屋内。”从此，陈立夫殷殷关心在大陆的小陈立，通信不断，到现在，陈立夫已给陈立同学写了25封信，寄了28件字画。陈立同学的每一点进步，都使陈立夫感到高兴。
在他知道陈立在福州市第九届中学素描写生大赛和全国华夏作文首届大赛获奖的喜讯后，立刻致信恭喜，希望“再接再厉，多多获得殊荣”。有一次，陈立用《海峡情》征文中获得的奖金，买了一个精致的小相框，托人捎给陈立夫。陈立夫十分兴奋，他致函说：“你花了稿费去买这样一件可爱的小礼品送我，意义深远。”他特地委托侄儿赴大陆时给陈立送去一盒精美的意大利巧克力糖，作为嘉奖，还把平生仅画过的两幅画的复印本送给陈立，一幅是鸡冠花，一幅是牵牛花。
第七部分人间晚晴（2）
对这个大陆的中学生，陈立夫寄予了很多希望，他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教育陈立同学，把忠心献给国家，把孝心呈给父母，把爱心献给家人和大家。
一次，陈立夫收到陈立的来信，信中，陈立同学告诉他，心中有个小小愿望，盼望有一天能在陈立夫爷爷的书房中作画。陈立夫的心被深深撼动了，想到盈盈一水，将两岸隔开，自己不能回到故乡看一眼养育自己的山水，也不能与在大陆的新老朋友见面，这是多么的不幸。想到这里，他于里暗暗下定决心，将自己的余生献给祖国的统一事业，让小陈立的愿望、让海峡两岸人民的愿望能尽快实现。
1993年陈立夫94岁生日到来时，湖北青年书画家、收藏家王建新画了一幅国画《祝寿图》，向他祝寿。陈立夫立即亲笔回信，表示：“大作《祝寿图》敬收致谢”，并书写对联一副，赠王建新收藏，其内容是民国时期总统徐世昌的联语：古今往事千帆去 风月秋怀一笛知不久，王建新创作了《红梅清香满乾坤》，请陈立夫指正。陈立夫即在其作品上亲笔题写“香溢乾坤以迎春”，寓意十分深刻。
此后，王建新先后创作了《兰石图》、墨竹《风雨知高节》等作品，寄往台湾，请陈立夫指教。陈立夫对这位大陆青年在书面创作方面的不断进步感到十分欣喜，为了奖掖后学，他亲笔题写了“学无止境”，“修己爱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条幅及“隔岸秋江横白露，一船明月漾清风”，“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道无私故常在，德不孤必有邻”，“无欲理自直，有志事竟成”等对联多副，对王建新予以鼓励。
1996年2月，当陈立夫得知王建新即将举办个人画展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以97岁高龄亲笔写下了“王建新百梅画展”的展标，表现了他对青年人的爱护与期望之情。
陈立夫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他广交朋友，多方联络。不仅与大陆方面的新朋旧友鸿雁不断，而且想尽一切办法与大陆来台人士广泛接触，增进友谊和了解，做了很多工作。
1990年8月，中国著名的中医学教授、肾病专家、天津医学院副院长张大宁先生访问台湾。陈立夫知道后，立即向张大宁发出邀请，盼到他家作客。8月27日，张大宁先生驱车来到坐落在台北著名风景区阳明山的陈立夫先生寓所，成为第一位受到陈立夫接见的大陆访台客人。陈立夫对张大宁执以大礼，给予热情接待，他对张大宁在中医方面的博深造诣十分敬重，二人谈得十分投机，乐也陶陶。以前，由于蒋介石不信服中医，以致台湾的中医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自陈立夫从美国返台后，经多方奔走，惨淡经营，终于办起了台湾惟一的一所相当规模的“中国医药学院”。现在张大宁访问台湾，机会难得，陈立夫便请张先生到该院讲课，他告诉秘书：“让研究生全部去听课。”表现了他求知若渴的精神。
1990年底，大陆已故文学家郁达夫的前妻王映霞女土应台湾传记文学社邀请，由其女钟嘉利陪同，访问台湾。陈立夫知道消息后，即托人告诉王映霞，说他要亲自到王的住所看望，王映霞连说担当不起，表示自己前往陈立夫的寓所拜访。
1991年2月20日下午3时，王映霞由其女钟嘉利陪同，驱车来到陈府，穿过走廊，进入客厅，陈立夫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与王映霞谈起五十年前的旧事，十分兴奋。他说，他过去曾见过毛泽东，并和周恩来谈判商定了国共共同抗日的条件及宣言，但是没见过邓小平先生，言谈中表现出遗憾的心情。这天，陈立夫格外高兴，他与王映霞谈了很多，当他知道钟嘉利是学数学的时候，感慨地说：“我少时非常喜欢数学，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都是考满分的。”他又沉浸于昔日工程师的旧梦中。
临别时，陈立夫将他自己所著《我的创造、倡健与服务——九十忆往》、《中国文化与世界前途》、《真理不灭，孔孟之道永存》三本书送给王映霞女士，并在扉页上分别题有“映霞姐指正”、“映霞姐惠存”等字，王映霞也将所著《自传》回送陈立夫。
送走王映霞女士后，陈立夫的心情仍不能平静，他即兴写了两幅立轴，派人送给王映霞与其女钟嘉利，给王映霞题的是：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
叹人生容易老，总不如盖一座安乐窝，上挂着渔读耕樵。
闲来湖上钓，闷时把琴搞，喝一杯茶乐陶陶，我只把愁山推倒了。
为钟嘉利题的是：“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斯三者不易诘究，诘究之者惟科学能之，而其基础乃在数学。”不久，陈立夫收到了钟嘉利从大陆寄来的刊有他照片的《团结报》、《上海文史》等报刊，这使陈立夫更是兴奋，他在给钟嘉利的回信中十分自豪地说：“承将访台相片刊登，谢谢，大家对此感兴趣，因为我曾想尽办法促进和平统一之故。
”1992年9月5日，为了打开海峡两岸新闻双向交流的大门，首批大陆记者访问台湾，陈立夫对此十分重视，认为是改善两岸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因此，他十分高兴地接受大陆记者的采访。
第七部分人间晚晴（3）
9月9日下午3时，大陆记者乘车来到台北郊外风光旖旎的阳明山下，一幢白色2层小楼便出现在眼前，这就是陈立夫的寓所。记者们下车后进入客厅，客厅不很大，但充溢着儒雅之气：孔老夫子的画像，三凤开屏的壁雕，几尊古董器皿，一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对联，置于高几之上的兰花发出淡淡的幽香。
3时30分钟，陈立夫很准时地步入客厅，他这天穿一身灰黑色西装，配着碎花领带，白皙而清瘦的面庞上浮现出真诚的笑容。他像见到自己亲人一样，与大陆记者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他说：我和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先生的交往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共同目标是北伐，要打倒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抗日，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当时目的一致，平等合作。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是要用中国文化迎接21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目标更为伟大。我们应该抓住机会，争取在文化、经济方面为世界作出贡献。
陈立夫认为两岸负责人应该有远见，他说：“苏联强国已经解体，美国经济也日渐走下坡，正是中国站起来的契机。等中国站起来，不仅可以在文化上帮助全世界，也可在经济上帮助全世界。”他主张国共两党“先坐下来谈”，海峡两岸“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在文化、经济方面互相帮助”。陈立夫认为国共两党应该实行第三次合作，使祖国尽快统一起来，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强国希望中国统一，因此我们自己要胸襟大，不要在小问题上弄得情绪不好。
记者们问他是否要回大陆，陈立夫说：很可惜我和邓小平先生没有见过面。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时，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
陈立夫还向记者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孔孟之道，他的秘书宋润身担心他说话太多而伤神，特意写了张纸条，提醒他注意时间，陈立夫却连连摆手，继续说下去。他说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谈及养生之道，他概括为八个字：养生在动，养心在静。
在宋秘书和海基会工作人员的催促下，陈立夫打住话语，他主动走到院内，在青翠繁茂的榕树前，与大陆记者留下了挽肩拉手的合影。
1993年10月，大陆中南财经大学博士导师杨时展教授、郭道扬教授等一行9人，应邀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会计学术讨论会。赴台前，杨时展在答复邀请方询问时表示，希望在台湾见到他的老师陈立夫先生。1932年，杨时展求学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会计专业，陈立夫当时在校主讲《唯生论》，其深入浅出的讲解与渊博的学识给杨时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立夫听说他的学生杨时展等一行大陆学者到了台湾，十分高兴地说：“很希望多见到一些大陆来的学者，我明天就见他。”10月16日上午，在台湾管理学会负责人李宏健教授陪同下，杨时展等人在孔孟学会拜访了陈立夫。师生见面，十分亲热。杨教授从陈立夫先生的长寿揭开话题，接着便向陈立夫介绍了十多年来大陆改革开放的形势，希望他能回大陆的家乡看看。陈立夫马上说：“如果回去对祖国统一工作有帮助，我一定会回去。前不久，我到香港，有记者问我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时候回大陆；一是对和平统一中国的看法。我的回答是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现在正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极好机会，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统一起来能干更大的事，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杨教授提到目前“台独”势力猖獗时，一直轻言细语的陈立夫立刻变得异常愤慨，以极端鄙视的口吻斥责“台独”分子“数典忘祖”，干的是出卖祖宗的无耻勾当。
随后，杨时展再一次希望自己的老师回家乡看看，并说：“大陆和浙江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英士先生，在杭州湖滨，至今还保留着英士路。只是英士先生的铜像不在了。”陈立夫立刻说：“不，铜像还在，不在湖滨，陈列在博物馆里了。”他还说：“‘文化大革命’时，农民把我们的祖坟挖了，但现在又重新修复，而且修复得比原先更好了。家乡人不断请我回去看看，并告诉我湖州办起了英士中学，还有人提出恢复英士大学呢。”师生之间60年的离情别绪，说不完道不尽。末了，大陆学者希望陈立夫签字留念，陈立夫十分高兴地说：“好，我一定写几个字分送各位，改天，我请各位吃饭。”10月21日中午，杨时展一行在李宏健先生陪同下在来来饭店同陈立夫共进午餐。
席间，陈立夫如约送了杨时展等每人一幅条幅，并照了像。送给杨时展的条幅上书写的是“修己爱群”四字。
陈立夫致力于祖国的统一、中华的振兴，利用一切机会为之鼓与呼，为之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就像当年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奔走一样。人们发现陈立夫变了很多，变得通情达理、豁达大度了，变得热情洋溢、与人为善了，他为祖国统一所做的工作为两岸人民所赞许。古人云：人间重晚晴。晚年的陈立夫真正面对了历史，面对了人民。
第七部分人间晚晴（4）
晚年陈立夫渴望祖国统一，思念自己的家乡，每次大陆亲友的来访，都勾起他浓厚的乡情，但由于人为的原因，使得故乡犹如关山重重阻隔、相见亦难。陈立夫很少写诗，他在夫人孙禄卿的一幅画中曾有一首题款，云：“小村人好静，瀑声恰如雷；久听不复闻，是谓心不在。”诗中，裹夹着他日暮乡关的愁绪和梦入故里的乡情。每年清明，陈立夫总要去为父亲和兄长祭扫坟茔，当他默默肃立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墓地时，看白云环绕，听松柏细语，就会想到自己家乡湖州城北门外的弁山，也是如此景色秀丽，满目苍翠，他心中暗暗祈祷：“但愿两岸的沟壑早日填平，或许还能携父兄的尸骨还乡。”1992年9月29日，他夫人孙禄卿逝世，老人十分悲伤，他表示：“内子葬观音山是暂时的，一旦水路交通恢复，即拟运回湖州与祖坟安葬在一起。”此时此刻，乡情、亲情，在他心中化作一种强烈的呼唤：祖国啊，盼望你早日统一。
1993年夏天，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应邀来大陆讲学，他非常希望父亲与他同行，陈立夫再一次拒绝了。但他对儿子去大陆十分关心，临行前反复叮嘱，要回老家看看，多拍些照片回来。儿子走后，陈立夫心事重重，寡言少语，时常在避静处一人沉思，他的心已随儿子去了大陆，去了他梦魂牵绕的故乡。为什么他不回大陆看看呢，后来，他对记者谈了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近亲没有一个在大陆了，二是不愿添麻烦。他告诉记者，他的朋友如赵耀东、李国鼎，在台湾都是有政治地位的人，只是因为去大陆开了个国际经济会议，回台湾后，李登辉就不理他们了。是啊，太重的历史负担，太多的政治压力，让陈立夫“雪拥蓝关马不前”了。
第七部分回归大地（1）
陈立夫虽然年事逐年增高，但身体硬朗，犹如年轻人一样。他长寿的重要原因是心态好，心理承受能力强，宠辱不惊，随遇而安。过去，他在国民党中如日中天，红得发紫，后来客居美国，成为养鸡的老农，如此的落差，他泰然处之，虽有不平，虽有忧虑，但很快能消除，积极入世，乐观依旧。他强调，遇到困难，要有信心去克服；遇到挫折和委屈，尽量保持不生气。以平常心去待人、处事、接物。
其次，陈立夫平时很注意养生之道，生活极其规律。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生活经验，总结出一套养生法，云：养生在动，养心在静。
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物熟始食，水沸始饮。
多食果菜，少食肉类。
头部宜冷，足部亦热。
知足常乐，无求常安。
陈立夫晚上9时30分入睡，早晨5时30分起床，保证8个小时睡眠。起床后运动约35分钟，沐浴，大约在6时30分早餐。早餐后，在空气新鲜、花木葱郁的庭院中散步约500步，然后开始看书、写文章，或做其他工作。中餐12时开始，饭后在客厅、阳台来回踱步，然后午休约一个小时，起来后再开始工作。晚餐约在6时30分开始，边吃边看电视新闻，饭后散步又约500步。如没特殊情况，常年如此，形成规律。
陈立夫饮食清淡，喜欢吃青菜豆腐，油腻肉类很少，胆固醇高的食物也很少，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有时买一个猪心吃，通常一个月吃一次，再加以隔一二个月吃个猪脑，自应无问题。”他认为，胆固醇太高的食物，实不宜多吃，要能做到恰到好处，即能供其所需分量，便没有什么危害了。
正因为如此，陈立夫便能跨越3个世纪，横垣两个千年，活到百岁以上。
陈立夫回台湾后，虽没有担任政治职务，但蒋介石对他的社会活动、学术活动予以大力支持，使得陈立夫在文化研究方面如鱼得水，心情十分愉快。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使他开始有人生苦短之叹，但更多的还是乐观面对未来。当时，蒋经国拉着他的手，在蒋介石灵柩旁跪而泣曰：“我已失去父亲矣，你是我惟一的哥哥，以后务请你多扶助!”陈立夫慰言以告：“这是我应该的，请节哀保重，以当大事。”蒋经国十分尊重陈立夫，平时对陈总是执晚辈之礼，时时登门拜访，有人馈赠食品，必分敬于陈，凡政府有重要人事决定以及重要政策之推行，必然先征求陈立夫的意见。对陈立夫的各种活动，也是全力支持。小蒋的年代里，陈立夫也是在惬意中度过。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过早去世，陈立夫扼腕叹息之际，开始对时局忧虑。果然，李登辉上台后，实行分裂国家的政策，而且在政治上打压陈立夫等爱国人士，陈立夫的活动空间被大大缩小。一向乐观的陈立夫在晚年却开始蒙上忧虑的阴影。
1992年9月29日，陈立夫的夫人孙禄卿去世，对陈立夫是个重大打击。孙禄卿与陈立夫相伴大半个世纪，相濡以沫，共同遮挡人生的风雨，“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陈立夫怀念夫人，徒自生出许多伤悲。
但陈立夫毕竟是陈立夫，政治压力，丧失亲友的悲痛，都不能压垮这位刚强的老人，他依旧豁达大度，依然精神饱满，依然乐观微笑着干他自己的工作，进行自己的生活。
1999年9月6日，是陈立夫的百岁寿辰，台湾各界在台北园山大饭店为陈立夫举办寿庆，连战、宋楚瑜等党政要人都前往祝贺，陈立夫西装革履，端坐轮椅上与宾客见面，他满面笑客，拱手向来宾表示谢意，他的答礼是刚刚出版的著作《我怎么会活到100岁》。整个庆祝期间，岛内举行了各种活动，如台湾书画名家的《百家书画联展》、《陈立夫百年华诞墨宝展》、台湾政治大学校友会庆祝陈立夫百岁寿宴、“立夫综合医疗大楼”落成剪彩，“立夫先生会客室网页”的开通等，可谓盛极一时，也反映出民众对他的尊敬与热爱。
陈立夫身体状况一直不错，但毕竟年事已高，稍微有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他的健康。2000年秋风萧瑟的10月，陈立夫偶感风寒，引起肺炎，住进医院后又并发心肌梗塞，院方于11月为其做了心导管手术，病情稍有好转，陈立夫以为无碍大事，一定会像过去多少次与死神打交道一样，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但过了不几天，又因肺部积水而使病情急转直下，医院已向家属发出病危通知。为了抢救病人，院方于12月再次为陈立夫进行右心心导管手术，但这次手术后发出伤口有霉菌感染，而且逐步扩散。医院再次发出病危通知，家人也签立了放弃急救书面同意书，坐以待毙了。
第七部分回归大地（2）
陈立夫以百岁高龄进行两次心导管手术已属奇迹，现在伤口又遭霉菌感染，生命面临巨大威胁，但他生存的意志十分顽强，他仍面带微笑，安慰家人和亲友，说他没问题，还会重新看书、写文章、参加社会活动。
病魔带着陈立夫的生命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但他的生命之火却如此倔强地向上燃烧，终于，又坚持了两个多月，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最后一次体验了世上融融亲情，享受了人间无尽的欢乐。
2001年2月8日即蛇年元宵节后的第二天下午8时50分，陈立夫因年事过高，多器官衰绝，在台中逝世，走完了他漫长而传奇的一生，享年102岁，积闰105岁。
2月15日，在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景行厅举行陈立夫先生的公祭仪式。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主祭，“总统”陈水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前“行政院长”李焕、郝柏村、肖万长，“立法院长”王金平，“考试院长”许水德，“监察院长”钱复，“行政院长”张俊雄，新党大老王建煊，以及中央日报董事长兼社长等参加致祭哀悼，场面气氛肃穆，备极哀荣。公祭后，陈立夫被安葬于台北郊外观音山陈家墓地，这里安葬着他的父亲陈其业、长兄陈果夫、夫人孙禄卿等亲人。陈立夫回归自然，与亲人长眠地下，倾听树啸鸟语，迎送云来雾往，似乎满足了他的愿望。但陈立夫更喜爱他的家乡，他生前就希望祖国统一后，将亲人的尸骨运往家乡安葬，而他自己也想永远倚偎在秀丽的莫干山边，浩瀚的太湖水旁，而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只能静静地躺在观音山，任浅浅的一湾海峡将他隔在天之一隅，水之一方。
陈立夫的一生复杂、坎坷，充满传奇色彩。早年，他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刻苦攻读、留学美国，回国后却跟随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但在抗战期间力主抗战，并主持教育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晚年，热爱祖国，阐扬中国文化，拥护祖国统一，将自己的有生之年致力于统一大业，为海峡两岸人民所尊敬。
陈立夫生前对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十分推崇，认为周恩来的人格人品值得尊敬。
同样，周恩来也赞许陈立夫说：“陈立夫是一位值得被尊敬的敌人。”是的，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做过有益贡献，推动过历史前进的人，我们都会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他。
第七部分后记
陈果夫与陈立夫是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是国民党的元老重臣，是蒋介石的亲信与高级幕僚，他们同国共两党的合作与斗争相关联，与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因此，对他们的研究，应该是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国共两党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我经过多年收集资料，先写成《二陈与CC》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后与李永铭先生合作，深入研究，辛勤写作，又完成《陈果夫与陈立夫》一书，由武汉出版社1993年出版。不久，我从二陈与国民党关系角度，再写成《蒋家天下陈家党》一书，由台湾周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出版。三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此次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在前三书的基础上，收集资料，再行研究，反复推敲观点，悉心修饰文字，终于写成《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夫》一书，力求内容比过去丰富，资料比过去翔实，文字比过去生动。另外，此次增加了大量照片，也是希望图文并茂，增强可读性。
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吴剑杰教授热心向我提供资料，并给予关心和鼓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永铭教授是我多年的朋友，他一如既往地给我以资料和写作上的帮助；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所所长张笃勤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徐凯希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雨辰教授以及白雉山、张艳国、苏少之等诸位先生，都在我写作中给予各种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此外，本书引用了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李海生、张敏著：《民国两兄弟 陈果夫与陈立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杨者圣著：《国民党教父陈果夫》(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陈立夫、陈秀惠著：《陈立夫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等，在此向作者表示衷心谢意。
在此，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妻子肖海燕，我妹妹范宝琴，我女儿范依依，她们全力操持家务，使我能集中精力，完成写作。
虽然我作了最大努力，想将一本好书献给读者，但毕竟学识绵薄，能力有限，书中肯定会有种种谬误和不当之处，祈望学术界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范小方2004年8月22日于武汉市洪山竹苑小区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