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主掌中国农民银行后，便以其金融上的优势，开始角逐工商界，他采取接收、投资、入股等各种手段，把一个个工商企业夺过来，由CC派所控制，而且美其名曰“党营事业”。所谓“党营事业”，是借口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经费过去可以列入预算，由国库开支，“行宪”后，这项开支将取消，为了保证将来有一个“党有”的经济基础，国民党便开始经营工商企业，这些由国民党直接经营管理的工商企业便叫“党营企业”。“党营企业”标榜的是为了解决国民党的经费问题，因此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大批敌伪财产需要清理接收，而当时正处于新旧交替之时，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系统紊乱，权责不明，有利相争，遇事相诿，形成无组织状态”，既乏章制，也无规则，因此，“接收”无异等于“劫收”，一些贪财枉法之人乘火打劫，大发接收财，国民党的官僚、党棍、军官、警察等党政军警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纷纷投入这场大洗劫中，老百姓讥讽为“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二陈兄弟正是把握了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以国民党高级要员的身分，也参加了这场抢掠财富的战争。
在大接收中，由于陈果夫的积极活动，蒋介石特别允许在接收敌伪产业中划出一部分作为“党营事业”。1946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二陈提出了“党营事业的建立和管理计划方案”，由于蒋介石先前已经同意，虽然党内各派意见分歧，结果方案还是获得通过，决定在接收敌伪工商企业资本时，拨出5000亿元为“党营事业基金”，并且由二陈组织该基金的专门管理机构，这样，二陈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大接收了。
陈果夫先是在金融方面接收了敌伪台湾银行，不仅得到了该银行的一般资产和房屋，还得到了存在该银行的敌伪从中国人民身上搜刮去的大量金银财富。
随后，二陈开始接收日伪工商企业。陈果夫看中了山东青岛的几家大工厂，便指使手下CC系人物组织了一个所谓的“齐鲁企业公司”，接着便向敌伪产业管理局提出要购买全国最大的青岛橡胶厂及青岛啤酒厂等一批大型工厂，敌伪产业管理局哪敢说个不字，既不评估资产，也不经过核算，随便开出了200亿的低价。陈果夫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家大工厂，竟只要如此低的价格，便急忙向四联总处借来360亿元，交出200亿买工厂，还多余160亿元。青岛橡胶厂等工厂原来都有大量成品堆在仓库，来不及处理，陈果夫待这批工厂到手后，即将堆在仓库的成品出售，仅此一项，就还清了四联总处的全部借款。这样，二陈兄弟一文没出，不仅得到了这些家大工厂，反倒落了160亿元的现款，这可以说是千古没有的奇事。
陈果夫对这一经济壮举十分得意，他急于要看看这些不花钱而得来的工厂。1947年8月23日，他不顾多病的身体，从南京飞抵青岛，一连用了好几天视察齐鲁公司管辖的橡胶厂、啤酒厂、面粉厂、烤烟厂等大型企业，并对生产各个环节仔细询问，了解这些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现状，鼓励他们大力发展。
除齐鲁公司外，陈果夫还在天津组织了恒大企业公司，接收了原日伪经营的东亚面粉厂、东亚烟厂、中华火柴厂、协和印刷厂等多家大型企业。另外，在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地，陈果夫也接收了一些日伪企业，然后变成他们的“党营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到1947年，二陈兄弟接收的日伪大中型企业达80多家，这样，一大笔日伪财产落入二陈之手，奠定了“党营事业”的基础。
除了接收日伪财产外，陈果夫开展“党营事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其金融优势，投资工商业，通过投资，逐渐控制这些企业，最后全部拉过来，成为陈记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于1947年底，陈果夫的农民银行共投资77个单位，投资额达170多亿元，投资单位涉及农产品加工运销、农业机械、制茶、棉织、麻织、毛纺、造纸、酿榨、制药等，还有对文化、公用事业的投资。在这些行业中，投资金额较大的有太一实业公司、庐山电力缆车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通济贸易公司、中国造纸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川康兴业公司、中国麻业公司、甘肃矿业公司、江西兴业公司、上海中兴制药厂、中原煤矿公司、贵州煤矿公司、昆明电力制钢厂、中国植物油料厂等，这些公司后来都逐渐变成二陈所控制的“党营企业”。
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将原来由国民党党务系统所控制的新闻、文化、出版、广播、电影等事业统统改为企业性质，从原来由国库支付开支变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单位，由此而建立了“党营”文化事业的系统。其中比较重要的如中央广播公司、农业教育电影公司、中国新闻事业公司、中国文化服务社、正中书局、大东书局、金融日报、商报、民力报、大刚报、东南日报、中央日报、东方日报等。后来，陈果夫还通过银行投资，成立了一些新的文化企业，如自由论坛报公司、中国文物公司、中美日报等。1947年，陈果夫还在无锡发起组织了中国塑像公司，自己亲自担任董事长，他设想将中国古今名人塑成泥像，成套分装，并附上名人传记，一定会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将又可以大赚一笔钱，后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一发财梦也就归于破灭。
第六部分党营事业（2）
二陈的这些所谓党营事业，由于有行政权力的支持和强大的金融优势，他们垄断原材料，垄断商品市场，欺行霸市，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他们利用金融优势，大搞垄断，不仅垄断原材料，而且垄断原材料的收购，并囤积居奇，获取暴利。如所谓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利用农行投资和借款，囤积生铁及粮食等，从中渔利。”再如中国农业供销公司，他们专门收购以棉花为主的农产品，以前都是由私人棉商在各地收购，在产棉地区，都有一些较大的私人棉花收购公司，但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成立后，“转以大量国家资本加入竞争，殊使棉业人员为之心灰意短”。当时就有人指出：“其后果将引起百千万棉业从业人员之失业，及其原有资金不获正当出路，势将趋于投机囤积之一途。”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大发其财的后面，是千百万私人企业和棉商亏本破产的辛酸的血泪。
二陈挤垮私人企业，实行垄断的另一优势便是行政权力。由于他们是以“党”办企业，打出的招牌是“党”、是“国家”，所以其他私人及私人企业莫敢与之争锋。如陈果夫的中和盐业公司，经当时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同意，由其公司及下属盐号经营，几乎独占了食盐的运销业务，于是陈果夫在天津、汉口、长沙、南昌、广州等地大量增设分公司，在中小城市及乡镇设立盐号，其势力遍及蒋管区各地大中小城镇，由于有政府的撑腰，中和盐业公司不仅将大部分私人盐号挤垮，而且“在官僚资本盐业企业中首屈一指”。
再如中国蚕业公司，原是敌伪时期华中、华东一带的多家蚕丝企业，二陈兄弟接收后，即组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产、供、销一体化的党营集团企业。公司成立后，打着“国家”的招牌，进行垄断，使一些民营蚕业企业大受摧残。他们由于手中掌握有农贷发放权，迫使蚕农不得不将春蚕出售给他们，于是中蚕公司乘机大杀蚕价，按正常价格，每担至少要卖15万元以上，而中蚕公司规定只10万元，而实际付款，一般在7万元左右。对此，嘉兴蚕农愤怒指出：中蚕公司“挟其雄厚资金……垄断贷款、操纵蚕价，剥削农民获致暴利，但求官囊充裕，何恤国脉民命”。蚕农遭劫，难以生存，而私人蚕业企业也陷于随时破产的威胁中。对此，浙江蚕业联合会曾致函国民政府，对中蚕公司提出控诉，认为该公司“杀低蚕价、鱼肉乡民、粗制劣种、贻害蚕农、巧立名目、化名垄断、舞弊渎职、迹近翻戏、滥用私人、保团贪污……”但国民政府本身是二陈的保护伞，对来自各地的大量举告、控诉根本不予理睬，浙江蚕业联合会的控诉信函发出后，也只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陈氏兄弟照样我行我素，继续利用金钱和权势，大做发财的买卖。
除垄断外，二陈的党营企业还大搞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如他们经营的大同盐号在销售盐斤时，均在盐内加入15%的泥沙。再如他们直接管理的宏丰公司以官价向炼油厂购买汽油15000加仑，到手后，以黑市价格出售，仅此一项获利1000万元。
二陈兄弟依靠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利用各种巧取豪夺的手段，使他们所经营的“党营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他们的“党营事业”越发展，国民经济越是停滞落后，人民越是困苦不堪。最后，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这些靠剥夺人民起家、发展的所谓“党营事业”最终回到了人民手中。
第六部分合作金库（1）
早在1918年，陈果夫在晋安钱庄供职时，便常与他的德语老师薛仙舟讨论合作问题。薛仙舟，广东人，曾留学德国，研究财政经济，因德国合作事业比较发达，薛深受影响，积极主张合作运动。陈果夫随薛仙舟学习德语时，经常一起讨论，但只限于说说而已，并没付诸行动。1920年，陈果夫在上海组织了《上海合作同志社》，专门从事合作研究与宣传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果夫再次找到薛仙舟，与他讨论合作问题，他要薛仙舟写出一个全国合作化的方案来，并特别强调：“合作必合于民生主义，始可针治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之妄。”后来，薛仙舟写成了“全国合作方案”初稿，刊载在《中央半月刊》上，陈果夫为之作跋，指出这种合作就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主旨的运动。此后，陈果夫极力宣传合作运动，高唱什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互助为合作之精神，合作是公平的事情。农业振兴，工业改进，不可恃资本者之相竞，就从平民自身来造成。货物不必靠商人，消费者自己经营。”陈果夫企图通过这种宣传，捞取个人政治资本，控制合作运动，进行反共活动。后来，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提出《本党应特别提倡合作运动案》，被蒋介石所采纳，国民政府依照这一方案，将合作运动正式列入地方自治运动之一。
1928年12月22日，陈果夫主持成立了“中国合作学社”，并亲自出任理事长，随后，国内一些地方开始成立合作社。至1931年，在全国1932个县中，有164个县成立了合作社，占1/10弱，以后逐步增加，大多数县都有了合作社。1933年10月陈果夫主持苏政后，江苏省的合作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到1937年初，江苏全省有合作社1800多处，入社人员达79000多人，社员股金达814000多元。为了对社员股金进行集中管理，1936年，国民党实业部公布了《合作金库规程》，规定各地合作社可以建立金库组织，专门管理社员股金。
鉴于全国合作的发展，社员股金的日益增多，陈果夫便想将散处在各地的合作金库统一进行管理，使之集中起来，形成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当陈果夫于1940年担任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后，便与其弟陈立夫商量，拟将各地合作金库统一由农民银行进行管理。1941年12月5日，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陈果夫、陈立夫联合CC派人物潘公展、程天放、赵棣华等人提出了《拟请切实改善合作金融发展合作事业以奠定抗战建国之社会经济基础案》，该案指出：“我国推进合作运动已22年，组织单位已相当普遍，现并实施县合作社组织大纲，行将见每乡镇每保均有合作社之组，以与地方自治之工作相配合。……但合作事业以合作金融为命脉。如合作金融不能适应合作事业之需要，及配合合作行政之方针，则合作组织对于抗战建国之机能，势必大受其限制，而不能充分发挥。”因此，陈果夫等建议，尽快成立中央合作金库，“将现有各行局所办之合作贷款业务，加以调整与补充，此时需要更为迫切，理应切实付诸实施”，并要求：“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应即于各省成立省合作金库，于各县成立县合作金库，运用金融力量，促进合作事业之发展”。该案还对中央合作金库的资本、职能、体制等都作了规定。
由于当时陈果夫刚刚插手金融，在金融界还没有形成大的实力，因此，在金融界各方势力反对下，此方案没获通过。
1945年10月陈果夫当选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后，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建立中央合作金库的建议，于是，国民政府采纳了陈果夫等搁置了五年多的提案，决定设立中央合作金库。1946年11月1日，中央合作金库正式在南京开业，陈果夫被任命为合作金库理事长，其亲信寿勉成为总经理。在开业典礼上，陈果夫向大会致词，他再次强调：“合作制度，是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端中间的一条中庸大道，它调合着公利及私利、公有和私有，公营和私营，而且具有计划统制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的康庄大道。”在大谈了合作制度的所谓优越性后，陈果夫也看到，他的中央合作金库刚刚成立，要与孔祥熙、宋子文的国家银行一比高低，谈何容易，因此，他告诫大家：“机构成立伊始，组织既没完备，运用自难裕如，在短期以内，恐怕难以满足各方的希望”，他要合作金库的全体员工，参加股金的合作社员，“必须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来担负这一历史的任务。”陈果夫为什么对合作金库如此感兴趣，愿花如此大的精力去经营它呢?按道理，他既当上了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手中有了这个全国性的金融机构，应该说是满足了，现在再成立一个合作金库，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实际上，陈果夫与陈立夫办中央合作金库，自有他们自己一番周到的考虑。
首先，二陈想在金融上压倒孔、宋。当时全国中央级的金融机关有6个，二陈已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已由陈果夫的亲信赵棣华担任，中央信托局的局长也换上了CC派人物，现在再成立一个中央合作金库，那么四行二局一库这7个中央级金融机关中，二陈便占了4个，其发展趋势足可以超过孔、宋，俨然成了蒋介石控制金融的红人。
第六部分合作金库（2）
其次，二陈需要更加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他们虽然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有了金融优势，但农民银行有一个“农”字，尽管二陈不受此限制，已经将其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但总觉得不那么自由，不那么方便。特别是反对他们的政敌，总爱抓住农行进行越轨业务的把柄，而对他们实行攻击，这使二陈总得时常提防，心里总不太舒服。现在建立中央合作金库后，就大不相同了，合作是没有什么限定的，农业可以合作，工业可以合作，金融、商贸、保险、加工、交通运输等，都可以合作，只要能够赚钱，合作金库就可以毫无限制地参与，比农民银行显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此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社会秩序比较混乱，陈果夫不敢明目张胆地用农民银行来做违法的事，便利用中央合作金库大肆套购物资，搞投机倒把活动。如在东北，陈果夫利用合作金库的资金大量抢购大豆，在长江流域，则抢购布匹、粮食等物资，并在各地建立很多仓库，囤积居奇，以获取高额利润。1948年底，陈果夫在中央合作金库内成立了“辅盛盐号”，刚开始，想专门做盐生意，以和“中和盐号”互相补充，后来，陈果夫看到黄金买卖更可以骤致暴利，“因此辅盛盐号后来干脆就放弃原定计划而成了买卖黄金美钞的一个机构。它所用的资金就是以盐名义向上海分库借来，再于运用之后如期归还金库。这基本上是一种偷天换日借公济私的办法”。能够毫无顾忌地进行倒买倒卖、投机倒把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暴利，这是陈果夫办中央合作金库的又一重要原因。
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陈果夫为了迅速形成一个遍及全国各地的金融网络，他开始了紧张筹备分库的活动。首先，他在上海成立了分库和信托部，然后在南京、汉口等一些金融中心成立分支库，形成最低限度的金融网，再向其他中小城镇发展。
中央合作金库的业务，名义上是以国家专款开展贷款业务，以支持农村合作事业，在刚成立时，蒋介石特别同意由国库拨款100万元作为其开展贷款业务的专款。
但陈果夫钱到手后，便开始转变业务方向，他认为，单靠专款是不够用的，必须大量吸收存款，因此他规定，各地的分库及分支机构，均可办理汇兑、吸收存款，以增加金库的资金来源。
后来，合作金库还与农民银行共同分担了为国民党代购军粮的任务，这就把合作贷款变成向农民购粮的条件，受剥夺的仍然是广大农民。1948年，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曾经召开过一次由总库、分库、分支库高级干部参加的业务会议，会议检查两年来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只办了两件事，一是大量吸收农村存款，使之集中到合作金库来，二是为国民党政府收购军粮，以维持前方的战争。至于原来所标榜的向农村贷款，支持农村的合作事业，基本没怎么做，“事实上业务部门两年间所办的贷款里面，合作贷款只占很小的比例，可以说完全是空谈”。
正是由于一方面截留国库所拨专款，一方面又大量吸收农村存款，所以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久，就显示出它的经济实力和有利可图。这就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对此眼红，蒋经国极力想挤进合作金库，便向陈果夫推荐他的亲信黄密担任上海分库的经理，陈果夫一看来者不善，不但坚决拒绝了蒋经国的推荐，而且亲自任命CC骨干张道藩的亲戚徐义衡担任经理。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有个交代，便将黄密改派成上海信托部的经理，时刻置于CC派的严密监督和控制之下。
陈果夫常年多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合作金库事无巨细，他都想过问，不容他人染指，但又无能为力。因此，他向蒋介石建议并得到同意，于1947年成立了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他先提出要将主任委员一职让给他弟弟陈立夫，他的用意十分明显，因为陈立夫是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以陈立夫为主任委员，可以使合作金库及整个合作事业置于党务系统的领导之下，使之进一步党化，而且陈立夫年轻、身体好，让他负责，可以更好地运用合作金库的资金优势，达到获取暴利的目的。但蒋介石一眼看穿了陈果夫的心思，偏偏不批准陈立夫的任职，坚持让陈果夫当主任委员，而且还将谷正纲塞进了指导委员会，以造成分权之势。这样一来，陈果夫反倒作茧自缚，有什么事得通过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不像以前那样独断专行、自由自在了。
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到三年，便随着他们内战的失败而彻底完蛋，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并不是像陈果夫所标榜的那样：改造社会经济，使能达成公平管理的境地，人人都能享受美满生活，谋社会经济问题整个解决。而实际上只是二陈兄弟发财致富，与孔、宋等金融财团争权夺利的工具。
第六部分胜利伊始（1）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过八年御侮、浴血奋战，终于1945年8月迎来了伟大的胜利。8月14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时，日皇命令日本军队立即停止战斗。9月2日，日本政府向盟军签订无条件投降书，9月9日，日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9月10日，各报均发表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顿时，全国沸腾，一片喜庆。陈果夫、陈立夫也为这振奋的消息而欢欣鼓舞，卧病经年的陈果夫听到消息后，精神为之一振，一扫病容倦态，竟能起床读书会客了。以前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很少会客，即使与客人交谈，也限制时间。现在，整天与来访的客人长谈，直到夜深也不能入睡。10月，值司法院长居正70寿辰，陈果夫在给居正的寿词中情不自禁地写道：“在兹胜利双庆月，举觥宜称万众心。”表现了他与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高兴心情。
这一年年底，重庆城里，寒气逼人，可大街小巷爆竹声声、锣鼓阵阵，城里市民举行庆祝胜利、庆祝新年的双庆活动，到处弥漫着喜庆的暖流。陈果夫也深受感染，12月31日，他早早起了床，一时兴起，磨墨铺纸，一口气写下了好几副春联，都是庆祝抗战胜利的，其中如“胜利还乡，勿忘八年苦战；和平建国，正是千载良机”、“研究科学，必须赶上原子弹；从事建设，不可习染旧官风”等，都表现了他希望和平建国，在经济、科学方面赶上世界强国的心情，当然他也希望在政治上革除一些弊端。但他总的思想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全国应该成为国民党的一统天下，CC系统将大有可为，应该好好地协助蒋介石，在加强一党专政的前提下从事和平建设及科学研究。
陈立夫与陈果夫一样，为抗战的胜利所陶醉和鼓舞。他也同样认为，抗战胜利后，是CC派发展的大好时机，因此他积极收罗旧部、安插亲信，向新接收地区大量派出CC派骨干，占领地盘，发展势力，他为自己勾画了一幅陈家党大发展的美好前景。
在为抗战胜利欢呼、高兴过后，二陈兄弟开始冷静下来，他们比较多地考虑到国民党的种种弊端及其命运，也考虑到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及其前途。其一，关于国民党的问题。由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及他们兄弟俩的长期控制，已存在种种弊端，国民党的腐败、贪污、专制早就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特务政治，这对主持党务的二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们明显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但是，对国民党本身弊病，二陈并不回避，他们认为国民党组织松懈，缺乏纪律，没有民主训练和宣传；许多党员不关心党的原则，只求升官发财，导致了普遍的贪污腐化、欺上瞒下。总之，这个党已经是老态龙钟，再也看不到原来那种向上的朝气了。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日益发展壮大，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这种情况，不得不令二陈忧虑。当然，他们永远也不会承认，国民党的腐败与蒋介石有关，与他们兄弟俩有关，与CC系有关。其二，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虽是国民党的高层领导，但二陈知道，自从西安事变以后，他们与蒋介石的关系总好像渗入了点什么东西，再不如原来那样亲密无间了。相反，蒋经国太子派扶摇直上，黄埔系力量有增无减，政学系仍然受到重用。战后对二陈刺激最大的，便是蒋介石命令两位政学系成员熊式辉和陈仪，分别负责东北和台湾的接收工作，而东北和台湾又是最有油水的两个地区，二陈早就想占据这两个肥缺，现在却让人捷足先登，而且蒋介石这一姿态好像是故意做给二陈看的，二陈开始担心，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他们是否会被蒋介石抛弃。
对于这两个令人担心的问题，陈果夫和陈立夫通过密商后，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坚决反共，在反共中既可发展巩固特务势力，强化特务政治，又可以获得蒋介石的重新信任；二是对孔、宋裙带派和政学系发动攻势，攻垮他们，才有CC系的地位，同时也可以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来一番刷新。
抗日战争中后期，二陈由愿意与共产党合作越来越趋向反共，陈立夫曾插手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在分析皖南事变原因时就指出：“CC系陈立夫等经过反共、准备投降的阴谋活动”，并主张驱逐陈立夫。到后来，二陈反共态度更加顽固，在抗战胜利前夕一次国民党高级官员茶话会上，有人提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是否还应实行合作，陈立夫唰地站起来，板着脸，气势汹汹地说。
对党内只有一手执《可兰经》，一手执剑；对党外只有一手执棒，一手执肉。现在敌人是共产党，对共党只有杀，我已杀了他们高级(党员)二千几百几十几，普通党员二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了，怎么还有人说国共合作。
抗战胜利后，陈立夫又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尽快占领东北地区，消灭共产党。陈果夫还反复强调要统一军令，不能让共产党节外生枝，并提醒蒋介石，不要与共产党再合作。
第六部分胜利伊始（2）
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现状，二陈表现出不满态度，并不时给予批评，主张有所革新。还在抗战期间时，有一次，陈立夫便向他的亲信徐恩曾、张道藩、余井塘等人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大发一番宏论，他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关系，看起来，好像是复杂的，其实并不复杂。而是很简单，关系不外是三种。”哪三种关系呢，陈立夫说：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实行了干同样的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作法。有政治组织才有力量，用这个力量才可以产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结果。北洋军阀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及我们，所以他们完蛋了。共产党把这个关系当作惟一的关系，所以他们打不散，弄不倒，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不重视这个首要关系，另作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是我们的致命伤。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曰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
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性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列入这类关系。我们各机关里如果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然是这种关系猖獗的时候……可是今日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多可怕，这多危险!平心而论，陈立夫的话，倒还抓住了国民党腐败的症结，但由于他本人的扶摇直上以及他手下的CC派骨干受到重用也逃不出“美其名曰经济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这一关，所以他只能对那些在“亲情关系”方面比他们更胜一筹的蒋经国、孔祥熙、宋子文等裙带派人物表示些不满，发发牢骚而已，而不能找到医治这种症结的办法。
抗战胜利后，以二陈为首的CC系便对孔、宋裙带派和政学系发动攻势，一些CC系的中层干部成为进攻的主将，二陈表面上保持沉默，实际上暗中指挥。他们认为国民党腐败完全是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灏、王世杰等元老派人物造成的。他们还认为，国民党已经十分积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这种不满“正是为革新和新生命的诞生创造了良机”。
二陈虽然表面上保持沉默，但有时也放上一枪一炮。抗战刚胜利时，陈果夫经过深思熟虑，向国民党提出了八点建议：(一)官僚作风与军阀作风不可再留。(二)政治应有方法，使早澄清，入法治之轨。(三)制度不立，无以为政。(四)为求安定，有时反种将来不安之根。(五)性格不可让人摸着，知注重某点，而窃取其他之点。(六)党无基础，共党如来合作，则我危险。(七)多听取老同志及新同志意见。(八)同志应培植，否则，将来无可用之同志，呼应不灵，难应付意外之事变。
这些建议，一方面反映了陈果夫对国民党现状的不满，他对国民党的官僚作风与军阀作风、政治昏庸、制度不立、党无基础、人才匮乏等腐败现象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认为不可再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顽固反共的立场及对共产党的偏见。陈立夫也在一些刊物上发表文章，阴阳怪气地对国民党进行批评。
二陈与CC系分子的议论及对国民党的批评，曾引起了蒋介石一定的重视。蒋介石曾邀请他们商量有关政治革新的计划，并给予他们一些鼓励。他们的活动也导致孔祥熙丢官弃职、远走美国，宋子文从行政院长宝座上翻落下来。在国民党六全大会和六届二中全会上，他们也取得成就，使大会作出决议，要求对国民党员进行总清查。在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甚至反映了他们提出的没收贪官污吏财产的要求。看样子，蒋介石似乎容纳了他们的建议，似乎要对国民党动一番手术了。
实际上，二陈对国民党提出的批评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独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只要要求打击一下孔宋裙带派，赶走政学系，由他们取而代之。他们对国民党的批评也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决不是想否定国民党、否定蒋介石的统治。所以，他们反对任何激烈的批评。当有CC分子请陈果夫向蒋介石转交一封提倡政治改革的信件时，陈果夫拒绝了，他说里面对蒋介石的批评太露骨，是不适宜的。陈立夫也不赞成自己否定自己，他在大多数时候仍然是为国民党评功摆好。
另外，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也鼓励了这些革新派，但内心却是讨厌的，他认为这是对他权威的挑战，到后来表面上也不支持他们了。正因为这些原因，到1947年以后，要求对国民党进行所谓革新的波纹逐渐消失。二陈与国民党一起，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反动。他们拒绝和平、鼓动战争，拒绝国共合作、鼓吹消灭共产党，最后只能走向失败。
第六部分论战毛泽东（1）
陈果夫、陈立夫对国民党现状的批评以及不与共产党合作的主张，从本质上讲，蒋介石是赞成的，但蒋介石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对国民党的批评，蒋介石认为二陈太过，国民党还不致于那样坏，不致于无可救药，他完全可以领导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统治全国。不与共产党合作，蒋介石又认为二陈太直，如果公开拒绝和共产党合作，拒绝和平，发动战争去消灭共产党，那将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那对国民党是不利的，他既不愿和共产党合作，又不愿承担合作破裂的责任。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决心消灭共产党，又要将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这是他自认为比二陈高明的地方，也是二陈还不能窥测到的他内心的秘密所在。
正是基于此种目的，蒋介石接受了政学系头目吴鼎昌的献计，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的意图是：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就可以借此宣传共产党没有和平的诚意，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重庆，他们可以利用谈判之机，抓紧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错误地估计到毛泽东不会来重庆。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乘飞机从延安到了重庆，这一消息震动了山城重庆，也震动了全国，更打乱了国民党的反共计划。蒋介石无奈，只好坐下来，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
对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二陈是不赞成的，在一系列会议上，陈立夫都公开表示反对。当吴鼎昌向蒋介石提出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陈立夫当场就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断不可行。后来，他又几次向蒋介石提出，不可与共产党谈判，应该以武力消灭。陈立夫的亲信胡健中就公开说：“立夫先生不赞成这种搞法，他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他说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蒋介石内心深处倒是十分欣赏陈立夫这种坚持反共的顽固态度的，但又笑他像小孩一样，在政治斗争中没有头脑，没有策略，只是一味莽撞蛮干，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已和抗战前完全不同了，以武力消灭和大军围剿的办法显然不是上策，显然要等待时机。但蒋介石内心的想法又不好完全向陈立夫倒出，也不能向他细作解释，只好不理睬他，并不再让他主持国共的谈判，甚至连和谈代表也没让他当，只委派了王世杰、张群、劭力子、张治中等作为国民党代表与中共进行谈判。二陈对这次国共和谈始终采取消极态度。
9月1日，刚下过一场雨，重庆显得干净凉爽，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主持人孙科、张治中、邵力子向国共两党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派负责人、文化艺术界人士、社会知名人士发出了邀请。陈立夫也得到了邀请，但他预先并不知道共产党代表会去，晚上7时，便兴致冲冲地来到中苏文协大楼，一到这儿，便觉气氛不对头，今天人特别多，整个二楼都挤满了，国民党要人孙科、冯玉祥、覃震、宋庆龄、张治中、邵力子、翁文灏、王世杰、陈诚、朱家骅、吴铁城、贺耀组等人早已来到会场，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罗申武官也到了，正和人热情握手，各党派负责人及社会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马寅初、谭平山、王芸生、左舜生、傅斯年、王昆仑、张申府、郭沫若、茅盾、史良、侯外庐等人也陆续来到，只见人们十分兴奋，到处是欢声笑语，似乎还有什么重要人物参加。
陈立夫正在纳闷，忽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只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及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满面笑容地出现在大厅门口，毛泽东和孙科等人握手后，一眼看见了陈立夫，便大步向他走来，没等陈立夫回过神，一双有力的大手已经握住了他，陈立夫一时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重复着“欢迎”两个字，显得十分尴尬，还没等他想起应说几句什么话时，毛泽东已和其他人握手交谈去了。一会儿，宴会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在各室巡历一周，频频和大家干杯，来到陈立夫面前，毛、周二人友好地向他微笑，陈立夫举起酒杯，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衷心祝福，并将酒喝干。
一次握手，一次干杯，这一瞬间的接触，在陈立夫的心海中搅起了阵阵波澜，毛泽东、周恩来博大的胸怀，待人的坦诚，令他感动不已，使他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但他从宴会上人们对毛、周的敬仰之情看来，感到共产党已经深得人心，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他想，一定要劝说蒋介石，采取决断办法，与共产党分裂。
后来，陈立夫还参加了一系列与毛泽东礼节性的会见。9月2日，蒋介石在自己官邸宴请毛泽东，陈立夫出席作陪。9月5日晚8时，蒋介石在中央干校举行茶话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其馆员，并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作陪，陈立夫也参加了茶会，蒋介石首先上台致欢迎词，毛泽东致谢词，陈立夫对毛泽东的湖南口音不能全懂，但其中有一句“和为贵”他听得十分清楚，对他的感触也很深。这晚还由著名的厉家班演出京戏《穆桂英挂帅》，陈立夫并无多少心思看戏，他还在考虑“和为贵”这三个字，陷入深深的沉思。9月6日，于右任宴请毛泽东，陈立夫也出席作陪。这几次，陈立夫见了毛泽东，只是礼节性握握手，说上两句客套话，然后便不苟言笑，正襟危坐，一副十分肃穆的样子，在他内心却在深深考虑，如何说服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三民主义。
表面上，陈立夫对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十分客气，背地里却进行破坏活动，他不敢让CC派特务直接加害毛泽东和中共其他代表，因为这是蒋介石请来的“客人”，而且有美国人插手。但他认为可以乘机侦察共产党和进步团体，他暗中指挥特务密切注意各方面情况，只要有人和共产党代表接触，当时不便逮捕，也要进行登记，以后对这些人再行迫害。
第六部分论战毛泽东（2）
陈立夫还指使国民党各报纸对重庆谈判尽量少报道，以降低中共的影响。他还临时派一个叫卜锐新的中统特务到《中央日报》任记者，专门刺探中共方面的情报，这个卜锐新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为掩护，经常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纠缠，探得情报后直接交陈训或陶希圣，再由他们转交陈立夫。
尽管陈立夫对共产党深怀敌意，毛泽东仍不在意，他提出要去拜访陈果夫与陈立夫。对此，中共代表团一些人员感到十分意外，认为像陈立夫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毛泽东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9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一起前往陈公馆，去拜访陈立夫，不巧，陈立夫正好外出未归，毛泽东等人只好扫兴而归。
9月18日，毛泽东前往拜访陈果夫，陈果夫万没想到毛泽东会亲自登门，拜访他这位反共人物，他委实没有思想准备，深怕慌乱中出了岔子，再加一副病容，实在难以会客，便以久病床褥，体败身衰为由，闭门谢客，毛泽东再次扫兴而归。
9月20日，毛泽东与王炳南一起，再顾陈公馆，第二次拜访陈立夫，陈立夫已经知道毛泽东前次来过，所以心中已有了思想准备，他也想和毛泽东谈谈，劝说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双方寒暄坐定后，毛泽东充满情谊地回忆起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两党携手奋战的动人情景，想以此勾起陈立夫对往日的怀念，打消其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但陈立夫并不想回忆过去，他一开口，就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即放弃马列主义，他说，中国人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只有三民主义才能解救中国。毛泽东一听，笑了起来，他边笑边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们的三民主义却是反共剿共、压制工农的错误政策。说到这里，毛泽东收住笑容，严肃地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几句话，说得陈立夫满面通红，毛泽东看到陈立夫很难堪，便又笑了起来，诙谐地说：“你们的三民主义还是不行啊!”陈立夫见说不过毛泽东，便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说：“一国之中，不能有多种政权，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应该放弃党的武力政权。”毛泽东对此即予反驳，他说，所谓的武力政权是你们逼出来的，“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就这样，毛泽东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巧妙地加以批评。同时，毛泽东还向陈立夫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时局的主张，希望国民党人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误国害民。
面对毛泽东坦荡的胸怀，机锋的议论，诚恳的态度，陈立夫一时窘迫无词，竟手忙脚乱起来，他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讲的是事实，说的有道理，并表示对这次国共合谈“尽心效力”，使合谈成功。
毛泽东的来访，给陈立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产党人的胸怀、度量、才华都令他深为佩服，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他也认为不无道理，但他却不能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也不能转变反共的立场，他自恃国民党是大党，有枪、有政权、有钱、有美国人的支持，而共产党枪少、人少，偏于穷山沟一隅，虽然民心所向，却是怎么也不能与国民党抗衡的。他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顽固，顽固得有点不近人情。当有人当着他的面提出，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国民党所提条件不要太苛刻了，这样容易丧失民心时，他立刻沉下脸来，横蛮地说：“我们有多少人？共产党有多少人？我们占好宽的地盘，共产党占好多地盘?政治斗争靠实力，不要只看共产党吹得凶。”陈立夫无视人民，无视民心所向，他不能正面历史，也不能遵循历史的规律，所以他在临近失败的时候，却以为失败的是对方，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
正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使他在民族大义面前也不能分清是非。抗战胜利后，人民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很高，汪精卫已经死了，周佛海与陈公博便成为最大的汉奸，当时这两人已被国民党有关部门关押起来，全国人民都一致要求尽快将陈、周两大汉奸处决。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为了使周免于一死，专程找到陈立夫，希望得到他的帮助，陈立夫念周佛海反共有功，竟然为周出具一张证明，要杨淑慧拿着这张证明去找蒋介石，证明上写着：“周胜利前一年所表演者，全能按照第三战区之预定计划……在京沪一带暗中布置军事颇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胜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如蒙钧座开恩，免其一死……”后来，杨淑慧将此证明托陈布雷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果然以国府主席名义，下令把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可见，陈立夫的证明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第六部分破坏政协（1）
根据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签订的《会谈纪要》规定，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这次会议是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中，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坚决斗争下，以及国民党发动全国内战尚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的。
对于召开政协会议，二陈是坚决反对的。陈立夫多次提醒蒋介石，不可上了共产党的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国民党没有好处，后来为形势所迫，他才没再说话。当时国民党根据协商规定的名额，派出了8名代表参加会议，蒋介石为了加强国民党代表团的阵容，委派陈立夫为政协代表，于是，陈立夫踌躇满志地参加了会议，他以为凭着他手中的权力，凭着国民党各方的优势，就可以在会上压服共产党，服从他们的意志，达到他们利用政协会议，削弱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力量的目的。
陈果夫没有陈立夫那样乐观，他对召开政协会议忧心忡忡，会议开幕那天，他不顾长期卧病的身体，竟然起了床，经过认真考虑后，便拿起笔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武断地声称：“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他还以法国为例，告诫蒋介石，不能听从共产党提出的废除一党专政的主张，说：“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并劝美国勿误中国并以自误为幸。”蒋介石看信后，陷入深深的沉思，他认为陈果夫信中所说的确是忠臣之言，但又笑他长期患病在家，不了解外面的形势，竟如此迂阔。陈果夫确实不了解蒋介石的真正用心，蒋介石同意召开政协会议，除了为形势所迫外，其主要目的是企图通过政协会议，达到剥夺与消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目的。因此，还在政协会议开幕之前，蒋介石就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至于针对共方，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其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至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之。”他准备在会议上采取一切手段与方式，达到这一目的。当然，蒋介石也考虑到，万一会议不按他的意志去办，通过了不利于国民党的决议和路线，他认为也没什么了不起，国民党大权在握，是绝对不会受其制约的。
中国共产党尽管知道蒋介石并无合作的诚心，也无和平的诚意，但还是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并利用政协会议这个合法的形式进行合法的斗争，力争取得最大的胜利。
会议开始后，国共双方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重庆谈判中所没有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即所谓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
关于军队问题，陈立夫与张群等人仍然坚持“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这一主张即受到中共的反对，周恩来认为，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政的政府，把人民的军队交给政府，实质上是交给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就会变成国民党的军队。周恩来坚持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的原则立场，提出了军事改革12条建议，为了争取和团结中间派的绝大多数，中共作出重大让步，提出“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通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了折衷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及“以政治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陈立夫等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没有实现。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围绕十年前国民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一党专政还是多党制问题，关于宪章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上，陈立夫十分活跃，他多次发言，顽固地坚持旧代表仍然有效，坚持在中国应实行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等。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的代表都认为1936年选出的代表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是在国民党控制下选举的，对此，陈立夫迫不及待地起来发言，为其专制行为进行辩解，他说：“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其实中国要进至民主，还要相当时间。”中共代表邓颖超当即起而驳斥陈立夫，她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固然要一定时间，但即使在现在的中国，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第六部分破坏政协（2）
陈立夫仍然进行狡辩，说什么“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尚清高而不愿竞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陈立夫的顽固态度引起与会代表强烈不满，中共代表陆定一据理反驳，他说：“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有不愿参加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实，但数量很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陆定一说的句句在理，句句是实，陈立夫再也无话可说。
关于实施什么政治制度的问题，陈立夫仍然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还美其名曰是学习苏联的办法，他振振有词地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大家要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同时，他还攻击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三三制政权，说他们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代表中所占的比例比中共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对此，中共代表陆定一反驳道：“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过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要少，这是难以相信的。”陆定一还说：“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权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要不胜感谢，而事实确是大家所共见的。”陆定一强调：“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陆定一还回顾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以有其功绩，乃因两党或多党合作”。陆定一的发言得到多数代表的赞成，陈立夫一时无辞辩解，十分狼狈，好半天不再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的努力下，政协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以及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协议的种种规定，虽然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受到人民的欢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协议成了广大人民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能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
对于政协会议的成功，二陈十分沮丧，却又奈何不得。陈果夫在病床上得知政协会上的情况及闭幕的消息后，深感大势已去，他抚今思昔，长长叹息道：“因党的组织不如人，致受共党甚至其他无人之党之欺凌侮辱，实在无以对前辈、无以对死者。”这位国民党的党务专家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国民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面对现实，但他又不能回答国民党为什么存在这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找到如何医治这些症结的办法，他希望蒋介石今后“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宜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陈果夫的意思十分清楚，他希望蒋介石能采用一手执刀，一手执礼的办法，而不宜完全用武力镇压人民。他已经开始认识到，武力镇压，对共产党和人民来说并不是万能的。
与陈果夫不同，陈立夫根本不愿承认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他还是有恃无恐，根本不把民意放在眼里，决心和人民作对到底。政协会议后，他去见蒋介石，领取指示。蒋介石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命令陈立夫等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他们经过密谋后，决心撕毁政协决议，以武力和恐怖对待共产党和广大人民。
还在政协会议召开时，陈立夫就密令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和CC派特务密切注视共产党及各党派的活动，在他的指令下，特务们无法无天，到处制造事端。当陪都各界协会在沧白堂连续举办讲演会时，国民党特务就在会场起哄以至动手打人，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造成沧白堂事件，受到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愤怒谴责。
政协会议闭幕后，为了巩固会议成果，促使政协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迅速贯彻实施，重庆各界二十余团体准备于2月10日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都准备参加大会，人们情绪之高，会议规模之大，社会名人出席之多，是当时罕见的。
第六部分破坏政协（3）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消息发布后，陈立夫如坐针毡，他急忙找陈果夫商量，这时，陈果夫也顾不得什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了，兄弟俩通过密谋策划后，准备实施彻底性的破坏。后来发生的较场口事件，完全“为CC方面所为”，是“中统局所主使”。
经过密谋商定后，陈果夫也不顾体弱多病了，他与陈立夫一起乘小车急赴林园，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坐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听完兄弟俩关于如何破坏会议的整个方案后，半晌也没有说话，陈立夫急了，再次追问方案是否可行，蒋介石睁开眼睛，看了他们一下，又闭上眼养神去了。二陈知道，再问也是无益，只好告辞退出。陈果夫心里十分清楚，蒋介石对这类事情，如果不置可否，便是默许，他要陈立夫抓紧时间，赶快去布置，尽量做到天衣无缝。
陈立夫回来后，便亲自出马，召集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中统局副局长叶秀峰等人面授机宜。2月6日，陈立夫正式向特务们发出捕令，要以“民众对民众”的方法来破坏各界人士举行的庆祝大会。方治、叶秀峰接到命令后，即开始紧急布置。2月8日，方治召开重庆市党部第20次临时执委会，传达了陈立夫破坏大会的指令，并对此专门进行研究。通过密谋后，作出四项决定：(一)转变会议内容，设法推出刘野樵为大会总主席，派擅长辩论的国民党员参加讲演。(二)把握会场情绪，发动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社会服务队队员共600人参加大会，党员200名由市党部组织科负责发动，团员200名由陈介生干事长负责发动，社会服务队队员200名由徐鸣亚委员负责发动。(三)请警察局派警察到场维持秩序，逮捕人犯。(四)遴选干练的人担任大会司仪，控制扩音器，参加大会的党、团、队员应于10日上午8时前到达会场，环立主席团前，保护“主席团”之安全。随后，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还东拼西凑，搞了个所谓9人的主席团，并恢复了早已停刊的《新蜀夜报》，作为进行破坏的宣传工具。
与此同时，叶秀峰也遵照陈立夫的旨意，调动大批中统特务，进行了布置，作好了一切行动准备。
2月10日这天，大会定于9时半在较场口广场举行。但8时刚过，国民党御用组织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市教育会理事吴人初、市商会代表周德侯、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李森普、市妇女会常务理事傅伯群、市会计师会理事古锋、市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市律师会会长张晃、市党部科长庞仪山等，纠合特务打手共800多人，提前进入会场。以20多人为一组，分30多个组，分布在主席台下四周，还拉来一个未经大会聘请的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刘野樵等人气势汹汹地跑上主席台，霸占了讲台。
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大会筹备委员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郭沫若等来到主席台时，刘野樵等人便对李、章等人破口大骂，事先布置好的台下特务一拥而上，对李公朴、章乃器拳打脚踢，顿时台上台下秩序大乱。尽管到会群众竭力维持秩序，由于特务们事先准备了铁条、砖头等凶器，蓄意制造事端，到会群众当场负伤和失踪达60多人。李公朴头部被铁尺打伤，马寅初的马褂被剥去，文稿被抢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被暴徒追逐，一些记者也遭毒打。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到达会场时，特务们已经大打出手，会场已是一片混乱。目睹惨状，周恩来不胜悲愤，连声痛斥：“这是什么国家!”群众离开会场后，特务们继续在场上吵吵闹闹，冒充大会的名义，通过所谓“宣言”，大肆攻击《政协决议》，攻击中国共产党。然后，将会场上的布标、旗帜、桌凳抢掠一空。这就是蒋介石、陈立夫一手制造的较场口血案。
较场口血案后，陈立夫完全撕破了和平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指挥中统特务在全国各地进行破坏活动。
2月22日，国民党CC派特务冲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中共办公室进行捣乱。
2月23日，由陈立夫所指挥的100多名CC派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重庆新华日报社，“将营业部四层楼各室彻底捣毁，门窗桌椅，荡然无存，杯碗炉灶，片物不留，书籍报纸，逐一撕毁……而本报营业部主任杨黎源，图书科主任徐君曼及职员管佑民等横遭凶殴，身负重伤”。
6月中旬，上海各界人士鉴于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内战，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胡厥文、胡子缨、雷洁琼等为代表，于6月23日赴南京请愿。
当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陈立夫早已布置好的中统南京实验区的特务蜂拥而上，对代表围攻殴打，致使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受伤，酿成下关惨案。中共代表团当夜知道消息后，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查办凶手，保障人权。第二天，京沪各报纷纷报道，全国哗然。事情闹大了，蒋介石将陈立夫找去训斥了一顿。陈立夫回来后，也埋怨叶秀峰计划不周，不应该伤人，使事态扩大。并要叶秀峰处理善后事宜，叶秀峰只得找了两个替罪羊，扣押了两个月，等风头一过，即放了出来。
二陈的特务政治闹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后来，就连国民党内一些稍有正义感的人士都对陈立夫不满，甚至美国人马歇尔也指责陈立夫为“反动分子”。陈立夫却毫不在乎，他钻牛角尖是钻到底了。
第六部分偷梁换柱（1）
蒋介石虽然指示二陈破坏政协决议，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但对他在政协会议上曾经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却不敢公开耍赖。当时，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政协会议上许下了四项诺言，其中第一项便是取消特务政治，保证“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政协会议后，随着特务在各地的肆意横行，更加激起人民极度的不满，全国上下都一致要求蒋介石尽快实行他的诺言，特别是诺言的第一项，取消特务政治，还人民以民主自由。
蒋介石对于他赖以进行独裁统治的有力工具——特务机构当然不会轻易放弃，陈果夫与陈立夫更是难得割舍。随着时局的发展，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态度越来越顽固，陈立夫公开叫嚷：“国民党不能允许共产党并存”，既然如此，他们必须牢牢掌握特务这一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一方面是人民的呼声，包括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要求取消特务政治；一方面是蒋介石本人，包括陈果夫、陈立夫，企图保留特务势力。蒋介石十分为难，他必须想出个两全之策才能应付过去。1945年底，蒋介石下达手令，指定张道藩、余井塘、戴笠等人组成一个7人小组，由陈立夫主持，共同研究对策，以决定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去留。
这帮中统、军统的头面人物经过反复密谋后决定：将两大特务机构改头换面地完整保存下来。军统改为保密局，隶属于国防部下；中统则改为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的机构，隶属于司法部。
这一方案提出后，蒋介石表示同意，因为它既可以蒙哄广大人民，又可以保留特务力量，实在是偷梁换柱的好办法，因此，他即批准施行。在施行过程中，军统方面比较顺利，而中统方面，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坚决反对中统隶属司法部。陈果夫与陈立夫一时没有办法，只好找内政部长张厉生协商，拟将中统局改为调查局，隶属于内政部下，张厉生原属二陈的老部下，不敢得罪二陈，只得同意，但提案送到立法院后，受到许多立法委员的反对，这个方案只好搁浅。二陈到处碰壁，满腹怨气，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再次密商，提出第三种方案，将中统局仍旧放在党务部门，改称“中央党员通讯局”，表面任务只是负责国民党中央和普通党员间的联系。由于二陈在国民党内还有势力，这个方案没有碰到什么阻力，便得到通过。
1947年秋天，国民党中央下令撤销中统局，同时成立“中央党员通讯局”，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
此时，陈立夫已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担任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他便一心经营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的人事由陈立夫一手安排，他完全以原中统的班底为基础，只是略加调整：局长叶秀峰、副局长郭紫峻、季源溥；主任秘书王述先，秘书万大、潘泽筠；总务处处长韩克温；指导处处长杜衡，副处长黄九成；研究处处长徐兆麟，副处长王惟理；党政处处长王秀春；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尧；登记处处长张国栋；交通处处长王劲；人事室主任刘光煜；会记室主任郭功丰；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副主任霍志；训练委员会主任蒋静一；纪律审查委员会主任王述先(兼)，副主任马绍伯；专员室人员无定额，由局长直接领导。在秘书处下设有三个室：机要室，主任原汾；译电室，主任陈真；密电研究室主任武子明，副主任陈文彬。原中统局所属各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也相应改称省党员通讯室，其组织与人事均无变动。这样，中统局从表面上看是取消了，实际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在二陈的精心安排下，以改头换面的办法完整地保留下来。
对于蒋介石、对于二陈来说，这个办法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只是有一个实际问题，却是难以解决，即经费问题。中统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后，庞大的经费仍由党部开支，而当时国民党内机构林立，组织臃肿，开支浩繁，蒋介石既然要实施所谓的宪政，也得装一下样子，即国民党的经费不能从国库开支的太多了，这样一来，国民党也就养不起二陈的这一大帮特务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立夫经过考虑再三后，想出了一个本着“溶党于政”的精神、设立外延单位的办法，即将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无法容纳的部门和特工人员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一部分一部分地安置到行政机关，以“集体转业”的办法，在行政机关里增设机构，由中统高级特务直接控制、中央党员通讯局幕后指挥，成为党员通讯局与行政部门“一子双祧”的特殊机构，这种机构被称为局本部的外延单位，当时主要有三个：(一)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第六、第七科。主计处本来是为CC派所控制的部门，其主计长陈其采是陈立夫的叔父，统计局局长吴大钧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CC派的骨干，所以陈立夫一提出在主计处增设单位的主张，马上为陈其采所采纳，吴大钧也同意在他的局下增设。于是，在统计局原有五科之外增设了第六、第七两科，这两科从科长到办事员，均由陈立夫委派中统特务充任，王宗梧任第六科科长，张义城任第七科科长，另派原中统局第三处处长王秀春任统计局帮办，统率新成立的两个科。第六科的公开业务为行政效率统计；第七科的公开业务为施政成绩统计。在地方各省市，也如法炮制，增设相应的单位，以同样的办法安插特务。所有安插在主计部门的人员表面上做着行政统计的一般业务，实际上，均从事“党政情报”的特务工作。
第六部分偷梁换柱（2）
(二)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当时CC派骨干张厉生任内政部长，陈立夫提出在内政部建立外延单位，即得到张的支持，于是，张厉生将该部新设立的人口局划出第四处给陈立夫。陈立夫便派原中统局秘书张国栋率30人前往任职，张国栋任人口局局帮办兼第四处处长，下辖三个科，分别由周汝唐、李道生、刘国刚任科长，其公开业务是人口政策的研究和人口问题资料的搜集，秘密任务则是党派人事登记，特别是对共产党、民主党派、进步人士进行档案登记编卡，供蒋介石反共之用，这个处在各省市无下属单位。
(三)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1947年，国民党公布“行宪法规”后，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青年党负责人李璜谋得了政务委员和经济部部长职位。陈立夫便找到李璜，要求在经济部设立外延单位，李璜一方面想巴结陈立夫，另一方面又不愿CC派势力渗透到经济部，开始不同意，经讨价还价，达成协议，在经济部增设一个特种经济调查处。陈立夫派中统特务郑尧为处长，赵毓麟为秘书。
青年党派姚仲良为副处长。该处下辖四科一室，其中三个科长由陈立夫安排，容纳中统30人，另外一科一室人员由青年党安排。该处公开的业务是调查非法经济活动，取缔黑市、走私和囤积居奇等。秘密任务则是收集中共情报，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运、拦截运往解放区的物资。这个处在全国一些重要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如武汉、广州、太原、开封、重庆等城市都设有办事处、调查站，人员均由陈立夫从中统特务中选派。
这些外延单位形式上隶属于行政部门，实际上直接由陈立夫领导，而且在中央党员通讯局内都有自己机构的名称，如主计处第六、七科为“党政调查处”，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为“人事登记处”，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与在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完全相同。这些单位虽有表面的行政业务，而主要却是执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秘密任务，即在行政机关掩护下从事特务活动。
由于国民党标榜行宪，在“中央党员通讯局”时期，中统局的机构和人员虽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但特务们毕竟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了。“党通局”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各级“特种会报”联合执行，陈立夫本人更是居于幕后进行策动。其具体措施是渗入、控制各级“会报”机构，提供情报，拟具对策，提供黑名单，参加联合逮捕，或者在捕后移送“会报”处理执行。
所谓“特种会报”是国民党党、政、军三方面统一步调，联合反共的一个组织、指挥和决策机构，它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原为“党政军联席会报”，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党政军干部联席会报”。“特种会报”分甲乙丙三种(即三级)，召集人和参加人各不相同，各级会报定期举行或临时召集，会后的日常事务由“联合秘书处”或秘书处理。“党通局”的重大破坏活动都是通过“会报”组织来进行的。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更加恶化，蒋介石为了作最后挣扎，下达了“戡乱动员令”。9月27日，蒋介石将陈立夫等人找去，召开了秘密会议，命令特务们在“戡乱动员令”下达后，要配合军警宪对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陈立夫领旨回来后，即通过“中央党员通讯局”向全国的CC特务下达了反共命令，要求各地特务尽快行动，将当地活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列入黑名单，与军警宪联合行动，将其逐一实行逮捕。
于是，特务们纷纷行动，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调查、侦探、登记，致使全国大约有6万多人列入黑名单。仅10月1个月，在上海等8个城市就有2100多人被杀害，如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就于10月29日被杀害于狱中。因浙江大学是京沪杭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陈立夫对浙大十分注意，他多次电令CC派骨干，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罗霞天将浙大作为重点破坏目标。罗霞天认为于子三是个重要人物，将他搞掉，可以给共产党以重大打击，于是，派出特务将于子三逮捕，并在浙江省保安处秘密杀害。1948年，中统天津区长郭乾辉向“特种会报”提供黑名单，并参与行动，在南开大学逮捕进步学生10多人。中统四川负责人先大启向“会报”提供黑名单，一举逮捕进步人士30多人。1949年，中统特务先大启再次向“会报”提供黑名单，并派行动员陈国荣等参加行动，在成都逮捕石室中学教师刘骏达等多人。
这些恐怖的特务活动，都是由陈立夫幕后所指挥。他表面上道貌岸然，说中统已经解散，中国不存在特务政治了，实际上，特务政治一直伴随蒋家王朝走向穷途末路，而且越是到失败之际，越是作困兽之斗。“中央党员通讯局”这块招牌无论怎样冠冕堂皇，也掩盖不住中统犯下的罪恶。
第六部分苟延残喘（1）
1948年，中国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而一筹莫展。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也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了稳定人心，装出要“行宪”的样子，匆匆召开了所谓“行宪国大”，经过一番剧烈的明争暗斗，蒋介石当选为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陈立夫也居然当选为立法院的副院长，这年年底，他还兼任了行政院不管部部长，官运虽然亨通，只可惜蒋介石的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他的高官也当不了几天了。
蒋介石当了总统，不得不玩弄一些“还政于民”的把戏，实施所谓“宪政”。但实施宪政后，国民党的党务经费就不能再在国库开支了，庞大的中央党员通讯局这个包袱太大，尽管陈立夫搞了些外延单位，最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党员通讯局不得不再次改组。
这时的陈立夫由于当上了立法院副院长，对党员通讯局的改组他积极赞成，并很快付诸行动。但对于中统这摊人马，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他仍然采取上次的办法：换汤不换药，将中统想办法塞到行政部门去，以解决经费问题。陈立夫通过与中统骨干几次密商后，决定在内政部下设调查局，将中统组织全部塞进局内，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仍然保留，只是成为一个单纯党务机构，而中统全班人马则从党通局移到内调局。
这一计划提出后，即得到内政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在立法院讨论时，陈立夫吸取上次搁浅的教训，这次他以立法院副院长的身分，动员了一些CC派及与CC派亲近的立法委员施加影响，才勉强通过。
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正式成立。其局本部及下属各级分支机构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均由陈立夫一手安排。
内政部调查局按规定设局长一人，陈立夫便委派老牌中统特务季源溥担任；副局长一人，陈立夫原准备让党通局副局长王保身担任，但后来内政部长张厉生下台，李汉魂当了部长，他也想插一手，便推荐桂系的张益民任副局长，陈立夫为应付新的形势，只好答应。局本部设四处二室：第一处为指导处，处长张庆恩，副处长朱凌云，第二处为研究处，处长徐政，副处长黄九成；第三处为交通处，处长苏恕诚，副处长袁更；第四处为总务处，处长陈庆斋，副处长朱韵涛；人事室主任李裕德；会计室主任王大光。
局本部建立后，分别在各省市设立调查处，规定各调查处设处长一人，副处长一人，秘书一人，调查处下一般设三个科，分管与局对口的各种事务。另外，还在贵阳、重庆、海口、华北、台湾五个地方设立了办事处。内政部调查局就这样开张了。
内调局可以说生不逢时，它成立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南京宣告解放，各路大军正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大进军，迅速消灭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城里一片混乱，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在打点行装，纷纷准备飞台湾、跑香港、逃海外。陈立夫在这乱世之中，所能做的工作也只是收拾残局了，因此，内调局成立后，其主要工作，便是着眼于大陆解放后的潜伏和破坏活动。
陈立夫在与内调局长季源溥反复商量策划后，主要办了三件事：第一，派第一处副处长朱凌云到香港去，筹办潜伏特务训练班，他们计划以香港为据点，陆续派特务到这里受训，训练后再派遣回大陆实施破坏。第二，派中统骨干黄雨青到华北去，与当地中统特务取得联系，准备在绥远或者北平建立华北潜伏据点，然后就地派遣特务，在华北地区进行潜伏破坏活动。第三，将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大陆周围的东南亚一带地区，陈立夫认为，随着大陆的解放，大陆共产党的情报对于他们是十分重要的，在东南亚一带建立情报据点，可以对大陆造成一个情报包围圈。陈立夫与季源溥特拟定了一个计划呈报蒋介石，蒋看后甚为赞赏，特拨出10万银元作为经费，要他们尽快将情报点建立起来。后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陈立夫的这些设想，有的成为泡影，有的虽然进行了筹办，也因种种原因而没有办成。
此时，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上海、横扫江浙、进军闽南、逼向广州，国民党政府只好西迁重庆，陈立夫知道大势已去，他一方面派季源溥到台湾去建立内调局局本部，另一方面派副局长张益民急飞重庆，尽快筹建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张益民到重庆后，经过很大努力，工作却不见成效，因张益民属桂系，CC派人物都不太听他的话，所以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后来，张益民搞了个“西南游击区”的计划，他委派一些中小特务到各县去发动当地恶霸势力和中统外围组织，建立反共游击军和游击根据地，但他们的计划还没付诸实施，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重庆，重庆陷于一片混乱。
为了稳定人心，陈立夫于1949年10月与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一同坐飞机来到重庆。因局势紧张，社会秩序混乱，陈立夫到重庆后深居简出，不肯随便露面。
第六部分苟延残喘（2）
内调局重庆调查处处长王难三来见他，表示要举行一个盛大欢迎会，让他和调查处工作人员见见面，讲讲话，陈立夫即沉下脸来，冷冷地说：“时局如此艰难，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必要搞欢迎会，只须找个较为清静的地方，同大家见见面，谈谈心。”并再三嘱咐王难三，会议规模不要大。他有他的考虑，局势一天天紧张，如大张旗鼓地开什么会，影响也大，于他自己的安全不利。
遵照陈立夫的嘱咐，王难三将宴会地点选在江苏同乡会举行，由重庆皇后餐厅承办六菜一汤的湖北菜，而且严格控制宴会规模，参加人员除了内调局科级以上人员与重庆调查处骨干分子外，还有重庆市党部委员和重庆市参议员中的CC派分子以及立法委员，国大代表中的CC派分子，总计人数不超过100人。
这天，陈立夫准时来到江苏同乡会，他知道自己是为稳定人心而来重庆的，应该有一种“骤然临之而不惊”的气概，因此，他不时和一些人谈家常，谈地方风土人情，尽量装出轻松自如、若然无事的神态。宴会开始时，他站起来，向大家发表演说，他说话很慢，声音也不大，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他从国内的局势谈到国际形势，他说美国原来的政策是“先欧后亚”，现在由于中国形势发生变化，“先亚后欧”的论调抬头了，这样看来，美国是决不会放弃中国的，一定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民党的。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短时期内一定要爆发，世界大战一爆发，美国就会介入中国战争，国民党就会转败为胜。因此他要求在座的人都留在大陆，作好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作复兴党国的中坚。陈立夫的话只是在少数特务中引起了波动，他们真以为美国会支持他们，也真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蒋介石会打回来，便决定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但多数特务都耷拉着脑袋，心猿意马，各打各的算盘，不怎么理会这位党国要人的精神训话，陈立夫看到这场面，也觉无趣，便话锋一转，草草结束了他的讲话。
在重庆的几天，陈立夫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他行动诡秘、行踪不定，有时出入一些特务据点，有时找来特务面授机宜。他知道内调局在大陆已经是寿终正寝了，要紧的是在重庆留下几个通讯点，将来能与台湾联络通报。为此，他找来渝调处处长王难三，交给他300美金，指示他选定可靠人员在重庆布置一部潜伏电台，以便在大陆解放后发挥作用。他再三强调要选择可靠人员，王难三按照陈立夫的交代，选定曾任中统重庆区电台台长的彭衡负责办理。并向陈立夫保证，这个彭衡绝对可靠。但就是这个可靠的彭衡，在重庆解放后，即向人民政府自首，交出了这部潜伏电台。不久，内调局四川调查处、重庆调查处、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即土崩瓦解。
1949年11月23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攻打重庆，内调局副局长张益民仓皇逃往香港，其他大小特务在中统西南区区长徐政带领下，狼狈逃窜成都。到成都后，谁也没有心思搞什么反共计划了，都各找门路，准备逃跑。
为了收拾残局，陈立夫壮着胆子飞往成都，他一下飞机，便召集特务进行训话，给他们打气，说什么“只要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党国即可复兴”。但他的话再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因为此时，人民解放军已解放重庆，正以迅猛的速度向成都推进，特务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性命，都纷纷要求陈立夫安排他们逃跑，面临这一大堆特务的后事，陈立夫确实为难了，他知道，运送逃台的飞机极少，国民党一些重要人物都难以安排，何况这帮小喽罗呢?他只得把事情推给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谷正纲，说成都飞台湾的飞机全部由谷控制，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也不能乘飞机，并要求大家鼓起勇气，坚持到底。
特务们似乎都清醒过来，他们知道此时此刻，陈立夫是不会管他们的了，于是，陈立夫讲完话后，特务们便四处奔走，想尽办法争取登上飞台的机舱。由于机少人多，结果，少数逃到了台湾，多数则被抛弃在大陆，这些中统特务，平时作恶多端，以为准没命了。但后来，共产党并没有杀他们，而给他们以多方面教育，使之获得了新生。
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在中国大陆只存在了7个月，便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崩溃而结束了，这个机构的结束，标志着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开始，以反共起家、危害中国革命、危害中国人民的中统特务系统在中国大陆彻底瓦解、彻底完蛋了。
陈果夫与陈立夫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资本也基本输光了。
第六部分败走孤岛（1）
陈果夫与陈立夫自恃国民党枪多人多地盘大，又有美国人的支持，因此，他们竭力反对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政协会议后，他仍支持蒋介石撕毁协议，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他们以为很快便可以消灭共产党，实现其独裁专制的一统天下。
但战争爆发后，并没有按他们的愿望发展，恰恰相反，结果是国民党军事大溃败、政治大腐败、经济大危机，国民党内也四分五裂，陷入一片混乱中。以蒋经国为首的三青团派逐渐崛起，企图以团代党，这对掌党的CC派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挑战，二陈为此十分不安。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二陈找来一些CC派高级骨干进行密谋。大家认为，蒋经国的势力已不容忽视，由于有蒋介石的关系，他们不可能与之争锋。最后，大家想出个妥协办法，即“党”“团”实行合并，以此消弥三青团与CC派的矛盾，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由庞镜塘等人提出了“党与团应统一领导”的提案，这一提案得到蒋介石的赞成，他也认为这是处理党团矛盾的最好办法，因为在党团争斗中，他既不愿儿子吃亏，也不能没有CC派，只有党团合并，双方妥协，利益均存，才可以消除矛盾。他说：党团如再不合并统一，“党与团惟有同归于尽”。于是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议，“撤销三民主义青年团，归并本党”。蒋介石为了表示他不偏向三青团，他将党团统一事务交由陈立夫与吴铁城、陈诚具体办理。
1947年9月9日至13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中央党部党团组织案》，实现了党团合并。陈果夫与陈立夫虽然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以蒋经国为首的大批原三青团骨干，却一跃变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很明显，党团合并加强了蒋经国太子派的势力，二陈势力已成了强弩之末，“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时代宣告结束。
时局一天天紧张，呆在上海养病的陈果夫似乎也感到了蒋家王朝末日的到来。1948年的岁末充满了阴冷、肃杀的气氛，上海表面上华灯初照，霓虹闪烁，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实际上，国民党达官贵人都在此清理财产，准备逃往台湾，到处是乱糟糟的。
国民党政权江河日下，陈果夫的病情也一天天加重，一些亲友都来劝陈果夫到台湾去养病，他却故作镇静地说：“余实不能打算私事也。人之生命实不能由自己作主。如其事业可随便放弃，生命即失却主宰，余病多年而不死，即因有事业维系之故，今如放弃事业，即无命可逃。况此时何能庸人自扰耶?”话虽这么说，内心并不能安定下来。11月13日，蒋介石高级幕僚陈布雷自杀，这在陈果夫心中也投下了一道阴影，心情越是沉重。再加，每天传来的消息都是国民党军队丢城弃地，人民解放军进展神速之类，陈果夫似乎听到了由北而南的隐隐炮声，他开始胆怯了，他开始考虑自己的生命了。11月15日，陈果夫终于拿起笔，向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提出要离开上海到台湾养病的要求，蒋介石很快给予批准。
12月6日晚10时，陈果夫登上中兴轮，离开上海前往台湾。他看着上海滩上那高低明灭的霓虹灯、那参差巍峨的楼宇，想到这一去不知能否再返这十里洋场，再返这生他养他的大陆，脑中不禁涌出了“一任朱帘闲不卷，终日谁来”的诗句，轮船徐徐开动，陈果夫长长叹了口气，一股无名的惆怅在袭击着他的心。
12月7日下午，陈果夫抵达台湾基隆港口，上岸后，再坐上火车，8日到达台中市，住进双十路8号一间公寓，他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多的岁月。
蒋介石与二陈都希望通过党团合并来弥合CC派与太子派的矛盾，但这种形式上的合并却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国内形势继续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到1949年1月，国民党陷入军事总溃败、经济总崩溃、政治总危机之中，在此困境下，美国支持桂系加强了倒蒋活动。蒋介石多次请求美国给予援助，均遭美国拒绝，后又派宋美龄赴美活动，也一无所获。与此同时，国内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不失时机地发动了逼蒋下台的攻势。
面对重重危机，蒋介石在接连碰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月16日召开国民党要人及民社党、青年党代表开会，商讨对策，一些人主张“政府迅速向中共求和”，邵力子“公然主张无条件投降”。陈立夫也参加了会议，他虽然坚决反对投降，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坚持到底，但却是色厉内荏，他对目前的形势也没有把握，认为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已无能为力，他的下野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了。
1月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政务会议，决定“愿与共方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与此相呼应，社会舆论一致提出“非蒋介石下野，则和谈不能进行”，时局至此，蒋介石深感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便于1月21日发表“引退”声明，提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随后回奉化溪口老家。
蒋介石的下野，使二陈似乎已看到了国民党的最后失败，也感到自己失去靠山，行将走向末路，因此他们深感痛心。
正在台湾养病的陈果夫得蒋介石下野的消息后，十分感慨，他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第三次下野。前二次均有外敌侵入，一般人因而觉悟。这次共军必更深入无疑，而各报对蒋先生之退并无惋惜之口气，人心如此，有何公理。”他对逼蒋下野的李宗仁等桂系人物十分愤慨，认为他们为了自己私利而不顾党国的前途。
第六部分败走孤岛（2）
陈果夫错误地认为，造成今天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插手，“欲过问中国事，竟使中国沦入共党之手，此时虽觉悟，亦已迟矣。”陈果夫始终也不明白，他们之所以失败，是违背了人民的意愿，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不管是美国的支持也好，还是蒋介石重新上台也好，都不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二陈虽然对蒋介石的下野痛心疾首，表示自己的忠心，但蒋介石并不感激他们，相反，他认为是二陈坏了他的事。是二陈操纵党务，培植CC派系统，使党内派系重重，矛盾迭出；是二陈搞特务政治，激起天怨人怒，才导致了他的失败。蒋介石根本不愿承认所有这些都是他纵容二陈搞的，他把一切罪责全推到了二陈身上。21日，当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后，准备乘飞机离开南京时，陈立夫等人为了表示自己对蒋的忠心，前往送行。只见蒋介石铁青着脸，见了陈立夫，气不打一处来，厉声说：“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陈立夫见此，便低下头，不敢再说话。蒋介石还觉不解气，用手指着陈立夫的脸，气冲冲地说：“就是你们一班人”，并愤愤地发誓，再不入中央党部的大门。这是陈立夫跟随蒋介石20多年来，蒋介石第一次在他面前发脾气。陈立夫在众人面前被骂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呆在那儿半晌也说不出话来。
回来后，陈立夫想起被蒋介石痛骂的情景，又是委屈，又是恼恨，心想自己的一切行动都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要说错，首先应错在他老蒋，想不到他下台后，一股怨气都发在自己身上，真是晦气。他饭也不吃，蒙头便睡，好些天都无精打采，见了人也懒得说话，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后来，陈立夫又原谅了蒋介石，因为他离不开蒋介石这座靠山，他专程去了一趟溪口。也许蒋介石觉得上次说话太过火，这次见了陈立夫显得格外亲热，于是陈立夫心中的恼恨也烟消云散。蒋介石要他不与李宗仁合作，要他把CC派、孙科及其他不满李宗仁的党政要人运动起来，拆李的台，造成混乱，他好乘机东山再起。
陈立夫接受密旨回南京后，便开始暗中活动，他劝说孙科将行政院搬到广州，使李宗仁的总统府只剩一块空招牌，对此，李宗仁回忆说：“在蒋氏幕后指挥下，孙科派和CC系就联合一致，共同来陷害我。其第一步就是把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堂堂一个总统府设在南京，而行政院却迁广州，这成何体统，李宗仁又气又恼，他一面打电话给蒋介石，指责他不顾大局、暗中拆台的恶劣行为，一面给孙科打电话，要求行政院立即迁回南京。
蒋介石知道孙科耳朵软，听了几句好话就变卦，怕他顶不住，即令陈立夫急飞广州，稳住孙科，不理睬李宗仁。李宗仁见广州方面按兵不动，知道行政院迁回南京已无望，便使出最后一招，决定在南京召开立法会议，准备搞掉孙科，宣布行政院迁广州是非法的。陈立夫得知消息后冷笑几声，他心中自有主张。他是立法院副院长，对立法院在什么地方开会完全有权决定，李宗仁要在南京开会，他便提出在广州开会，并暗中将很多立法委员接到广州，李宗仁在南京开会的计划落空。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李宗仁只好派张群到广州做说服工作，孙科由于有陈立夫的撑腰，干脆不见张群。李宗仁还是不甘心，只好于2月22日亲赴广州，陈立夫与孙科都到机场见李，李宗仁避开陈立夫，单独找到孙科，向他摊牌：现在华盛顿支持的是南京，不是溪口。孙科考虑再三，权衡利害，终于答应将行政院再迁回南京。陈立夫知道后，气急败坏地直奔孙科官邸，说：“你真糊涂!你知道背后谁在撑腰，他李宗仁能和总裁比吗?”但孙科自认美国支持李宗仁，还是决定迁回南京。陈立夫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孙科的行政院重回南京，他只能让自己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不回南京仍留广州。
孙科的行政院回南京不久，1949年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23日，解放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南迁广州。这时，陈立夫知道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不会久远了，他开始布置撤离大陆后的特务行动计划。
第六部分败走孤岛（3）
正如前面所述，首先，陈立夫派CC派特务骨干朱凌云到香港筹办潜伏特务训练班，计划以香港为据点待大陆解放后，潜回内地进行破坏。其次，派特务到华北去，准备在绥远和北平建立华北潜伏据点，以备将来进行破坏活动。再次，把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东南亚一带地区，以对大陆造成情报包围圈。对陈立夫的整个特务行动计划，蒋介石十分赞赏，他专拨10万银元作为经费，给予资助。
但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些计划好多都没有成功。
10月14日，广州解放，国民政府匆匆逃往重庆。为了稳定人心，陈立夫也飞抵重庆。因局势紧张，他为安全起见而深居简出。不肯随便露面。
在重庆，陈立夫加紧了布置潜伏特务的工作，他兴致勃勃地准备筹建“大西南指挥中心”，还派一些特务到四川各县去建立根据地，以便同共产党周旋。但这些计划有些刚刚实施，有些还在拟定，人民解放军就已逼近重庆。11月1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企图作最后顽抗，但也无任何办法，陈立夫后来回忆说：“继而重庆吃紧，共党已侵入外围，钱币一天天贬值，那时共党特务工作比我们做得好，政府的一切行止，他们都清清楚楚，‘兵败如山倒’，蒋公到重庆没多久，政府再从重庆迁到成都去，我也去了，那时乱得可怕，我的汽车也被抢去了。蒋公离开重庆时，座车几乎开不出去，好不容易才开到机场。”12月23日，重庆解放。
29日，国民政府西逃成都，以作最后的挣扎。
为了收拾残局，陈立夫也随蒋介石来到成都。他将特务召集起来进行训话，说什么“只要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党国即可复兴”。但这些话也不能维系人心了，大小特务纷纷要求陈立夫安排他们逃往台湾。陈立夫仍然要求他们鼓起勇气，坚持到底。蒋介石到成都后，提出一个新的战略计划，当时有三种构想，一是退守云南，二是固守川西，三是撤到西康。但当时川军将领都不理睬蒋介石。一天，蒋对陈立夫说：“真奇怪，我召集军事会议，一些人都不来了。”陈立夫一听，就预感到要出事了，他认为三种构想已不能实行。当时蒋介石说：“下一步，你和阎院长先飞台湾，我准备去西康。”陈立夫即反对：“不能去那里，刘文辉在那里搞了几十年，他如在机场请总统训话，再来一次西安事变的翻版怎么办呢?”蒋介石沉凝一下说：“那我去云南好了。”陈立夫又表示反对：“卢汉也靠不住，云南绝对去不得。”蒋介石终于打消念头，改派张群去，结果被卢汉扣留，几天后，云南正式宣布脱离蒋政权转向共产党。后来陈立夫十分得意地说他在最后时刻做了对得起蒋介石的三件事：第一是有效地阻止了李宗仁对党政权力的进一步谋取；第二，促成了蒋的复职；第三，救了蒋的性命。
此时，川军将领纷纷起义，人民解放军连克成都以南的简阳、仁寿、乐山等地，切断了国民党的退路。陈立夫见势不妙，虽要别人坚持到底，自己却一分钟也不能坚持，慌忙登上飞机匆匆逃离成都。不料飞机赴台途中，遭遇寒流、驾驶员临时决定返回成都，当飞机缓缓降落时，陈立夫发现城市灯火辉煌，疑为是到了汉口，当时从皮包内取出手枪，准备自杀。旁人觉得奇怪，问明情由，告知是成都，一场虚惊才化为乌有。陈立夫忙问返航原因，才知是同机的阎锡山携带了数十箱金条，负载超重所致。后来，阎锡山减少了卫士，第二天飞机重新起飞，真正要离开大陆了。当飞机穿越群山之间，徘徊于云海之上时，陈立夫的心情格外难受，作为败军之将，他有一种被自己国家抛弃了的感觉，将来的归宿在哪里，将来的命运如何，他自己也不能定，一种“天涯芳草迷归路”的心情油然而起。
第七部分曲终人散（1）
当中国大陆欢庆解放，鼓乐高奏，礼炮声声，万众欢颜之际，陈果夫与陈立夫及他们的父亲、家人在台湾孤岛的台中市，在唉声叹气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1950年的台湾，处于一种极度混乱之中。
经济上，台湾全岛面积只有36000多平方公里，山脉占去三分之二，可耕地不及三分之一，人口600万。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生活尚能过得去，现在一下子涌来200多万军民，人口压力大增，这就使经济状况本来不太好的台湾陷于生产失调，通货膨胀中。
政治上，国民党大陆政权完蛋，败走孤岛后，各派系互相埋怨，互相争斗，矛盾更加激烈。李宗仁远走美国，蒋介石复出未久，各行政部门残缺不全，一盘散沙，物换星移，人事全非。
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虽还剩下60万，但都是败兵残卒，乌合之众，虚张声势有余，正式临战不足，官兵成分五花八门，而且惊魂未定，充满恐惧心理。总之，整个台湾岛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陈立夫到台湾后，还想整理一下旧部，再张昔日雄威，但CC派有的留在大陆，有的逃亡海外，来台的一些CC派人物，有的忙于找房子安排家属，有的不想重操旧业，还有的刚从大陆逃来，余惊尤存，因此一下子很难再成势力。陈立夫面对这倒塌了的CC派乱摊子，不禁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整天在百无聊赖中度日。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复职，他将大陆失败的责任一概推给李宗仁，开始着手收拾残局，苦心经营台湾孤岛。蒋介石认为，台湾目前局势不稳，以前大陆的一套人事显然不适用了，要稳定人心，必须调整人事，因此，他大幅度更换了各级行政人选。其中包括：提拔陈诚担任行政院长，以取代阎锡山；派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提拔年轻的周至柔任国军总参谋长兼空军总司令，非黄埔出身的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仍由桂永清担任，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
对于特务工作，蒋介石依然十分重视。还在1949年7月，蒋介石就在高雄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召集人为唐纵，主委周至柔，成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等。其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到了1950年，“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并规定“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均归其管辖指挥”。实际上，这个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取代了原中统，军统的一切业务。
在蒋介石关于人事变动的所有新任命中，都没有二陈兄弟的份，此时，陈果夫正在重病中，不可胜任工作，但陈立夫却还年轻，仅只50岁，且身体正好，很可干一阵子，而蒋介石不给予他在调整后的政权中占一席之地，这说明陈立夫在蒋介石心目中已无任何地位了。过去的CC派分子，一部分见陈立夫倒霉，便纷纷改换门庭，投奔蒋经国的门下，一部分无门可投的便似无娘的孩子，没有着落。而此时，陈诚、蒋经国已统一了原军人势力和团派势力形成绝对优势，CC派锋芒尽揠，锐气尽消，从此一蹶不振。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台湾岛内一片惊慌，蒋介石宣布台湾进入战时状态。6月初，“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宣称要“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台湾岛上再次笼罩恐怖气氛。后来，朝鲜战争爆发，这种气氛才逐渐冲淡。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开始考虑如何整饬政治，以匡系人心，早在1949年的岁末，蒋介石就反省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国民党本身的腐败，“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摩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至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因此，需要彻底改造国民党。基于这一目的，1950年1月，蒋介石便一手操纵成立了“国民党改造研究小组”，加快了国民党改造的步伐。
蒋经国、陈诚的势力逐步强大后，便开始向一蹶不振的CC系发动总攻击，他们提出必须对大陆失败的责任进行清算。陈诚首先向陈立夫发难，他指使在立法院的青年团委员提出一个议案，要求扩大行政院职权，削减立法院的权限，结果，陈立夫组织反击，在立法院会议上否决了这一提案。陈诚知道后大发脾气，愤怒地说：“他们一定是CC派，现在这个行政院长，除了陈立夫之外，没人能干得了，我不干了!”陈诚知道自己光有军方力量还不行，必须联合蒋经国才能赶走陈立夫，不然，自己没有出头之日。为此，蒋经国、陈诚大造舆论，认为大陆的失败是党的失败，党的失败是CC派的失败，作为CC派的首领，二陈兄弟应对失败负责。
在此攻势下，清算二陈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50年7月12日，在台湾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240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实施本党改造，清算CC派。在此情况下，陈立夫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也表示赞成改造党，他向蒋介石说：“从本党历史看来，每次挫败后，急应把党改造一下，以期重振革命精神。”并主动承担责任，说：“党没办好及一块缺失，最好把责任推给我们两兄弟，将来改造后，我兄弟二人亦不必参加，庶几总裁可以重振旗鼓。”陈立夫一番先入为主的陈言，倒使蒋介石有些为难，下不了抛弃二陈的决心。
第七部分曲终人散（2）
但陈立夫手下的人却不懂其中的玄机，企图给蒋以压力，阻止改造党。在一次中央委员谈话会议中，李宗黄等表示：“我们的意思是认为本党之改造，至为必须的，最好是由干部作建议，请总裁决定执行，免得总裁为难，而且亦合乎民主。
”蒋介石一听勃然大怒，深恐改造大事一经讨论便节外生枝，愤然斥责道：“你们如果不要我来改造党，你们跟陈立夫去好了。”蒋认为陈立夫嘴上说得好听，暗地指使人反对他改造党。对此，蒋介石也不得不作认真考虑，他与二陈的关系虽然渊源深远，但在目前情况，他深知，要渡过难关，必须倚恃忠心的军队和美国的援助，他不能得罪军方实力派陈诚，也不能为了二陈而失却美国的援助，因为美国人对二陈，特别是对陈立夫十分反感。同时，他要将大权传给儿子蒋经国，而不赶走CC派势力，就不能铲除蒋经国当权的阻力，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蒋介石决定抛弃二陈。
7月22日，蒋介石在台北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通过《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会议决定授权蒋介石遴选15～20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均停止行使职权。7月26日，蒋介石发表演说，声称国民党在大陆造成失败，必须自我检讨，说如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他提出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负责重组国民党，过去庞大的组织由大改小，撤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改以中央评议会代替。他宣布了酝酿已久的国民党改造方案和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会委员名单。
新成立的中央改造委员会由陈诚、蒋经国、谷正纲、张其昀、张道藩、胡健中、陈雪屏等16人担任委员，中央评议会聘任吴敬恒、居正、于右任等25人为委员。
在16人的改造委员会中，二陈兄弟均未上榜，CC派中仅张道藩列名其中；25人的中央评议会委员中，也仅只病入膏肓的陈果夫一人列名其中，从以上安排中，已经可以闻到人事倾轧的浓浓的火药味了。
国民党这次改造的结果，首当其冲地解除了陈果夫与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的“党治”大权。二陈执掌国民党党权长达20多年，权力膨胀造成了绝对的腐化，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又主持国民党中央财委，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董事长，大肆敛财，使国民党集贪污腐化于一身，就连与他们关系一直很好的陈布雷生前对他们也有意见，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
”陈布雷当然看不到，CC派的腐败实质上是国民党的腐败。现在，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了，CC派便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代替整个国民党、代替蒋介石负起了大陆失败的整个责任，他们被排斥在权力之外。从此，二陈在国民党中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他们所领导的CC派开始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名词。
陈果夫与陈立夫以反共开始，为巩固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想到蒋介石为开脱自己，竟将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他们身上，为了传位给儿子，又将他们一脚踢开，心中不免又气又恼，又怨又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又不好发泄，只得寻找机会，借题发挥。
病中的陈果夫受此打击，病情越益加重，遵医生嘱咐，不可说话，陈果夫痛苦难言，以此为题，作了一首哑巴歌，歌词曰：“哑巴哥，说不出话真痛苦，……听得人家说话，肚里更加不开心，若闻笑骂声，面孔胀得红又青，摩拳擦掌，胆小不敢争。有时候像煞吃过黄连嘴里苦，有时候像煞受了冤屈没处伸。哑巴哥，不能说话苦得很。”这哪里是写自己的病情，分明是受了陈诚、蒋经国的攻击，得不到蒋介石信任时自己委屈、苦痛心情的一种曲折反映，也是对蒋介石的一种无力的抗争。
当然，陈果夫在表面上也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合法、合情、合理，做成大事；轻权、轻利、轻名，修得长生”，以为警戒，似乎他把名利看的十分淡薄，但内心总是觉得不舒服，有时又不免大发牢骚。8月20日，张道藩来访，陈果夫见了老部下，顿觉十分亲切，张道藩虽然名列改造委员会委员，但CC派既然完蛋，他也只是一种摆设，大权实为陈诚、蒋经国在握，二人见面，都有一种惺惺惜惺惺之感。二人谈起台湾政局，又不免议论起陈诚与蒋经国来，陈果夫又是一阵冒火，张道藩即劝他此种情况下以不多说话为佳，陈果夫仍然不能平静下来，他说：“有关国家前途之事，此时不言，实在有点忍不住。”但不管陈果夫发牢骚也好，借机讽喻也好，他们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陈立夫与陈果夫不同，他对蒋家政权，既有不满的言语，更有不满的行动。他还年轻，身体也还可以，他似乎要对自己过去的一切，不管是辉煌的也好、是肮脏的也好，进行冷静的思考和反省，他要躲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他也似乎看穿了自己曾经从事过的，现在又抛弃了自己的“政治”，他觉得台湾这小小的岛屿没有自己的立身之地，多有“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之慨，他要离开台湾，离开“政治”，远走重洋。他向蒋介石表明了自己的打算，他诚恳而坚决地说：“我受总统熏陶25年，但我很惭愧，没什么表现，很感罪戾。我出国了，今后一切政治问题，请勿再找我，我一向对此不感兴趣，……”言语之间，一半是哀怨，一半是愤懑。
第七部分曲终人散（3）
陈果夫知道弟弟要离开自己、出走异国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感伤，这一去可不像当年留学美国，几年后还会回来，他知道陈立夫的性格，这一去再不会回来了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陈立夫远走高飞，台湾的现实他比谁都清楚，人事倾轧，残酷无情，陈诚、蒋经国已露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因而离开台湾是最好的选择。但他知道自己病情日益沉重，将不久于人世了，这次离别将是兄弟间永久的诀别。8月3日，陈果夫顾不得病痛之苦，爬起床来，支撑着身体，给陈立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虽也冠冕堂皇地要陈立夫离台到国外后，多“考察研究经济恢复与建设事业”，但更多的却是在平淡的语言中所透露出的他与陈立夫之间的手足深情。
陈立夫在一切都准备好后，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是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这个协会是陈立夫所能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在和会员们见面时，一些CC派分子都劝他不要离开台湾，表示愿意继续跟随他奋斗。这种情谊令陈立夫十分感动，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出走是否正确。但也就在此时，蒋介石派人送给他5万美元，说是作为资助费用，这架势，实际上是赶他快点离台。蒋介石这一举动促使陈立夫下定最后决心，尽早离开台湾。
临行前，为了顾及各方面影响，陈立夫还是专程去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正好外出没回，宋美龄在家。宋美龄知道陈立夫要走了，装出十分亲热的样子，送给他一本《圣经》，关切地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没想到几句关心的话，倒激起了陈立夫心中无限的怨气，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字字含恨地说：“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介石)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耶稣的信任吗?”说得宋美龄一时无话可答，十分尴尬。
1950年8月4日早晨8时，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及一子一女，由台北坐飞机启程。他将先到菲律宾，再由菲律宾飞往法国，转瑞士，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开完会后，他将寄居美国，在那里度过他晚年的岁月。这天早晨，到机场送行的有300多人，大多为陈立夫的门生故旧，即CC派同人，也有亲戚朋友，台湾党政要人，这些人中，有的是怀着真心实意的情感来送行，有的是碍于情面，作礼节上的应付，有的则是幸灾乐祸。总之，300多人的送行场面，既壮观，也热闹。但对于陈立夫来说，此时此刻，心中多少滋味，却是难与君说，飞机徐徐升起，他望着那逐渐模糊的人群，逐渐模糊的海岛，突然想到了杜甫的两句诗，“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一种孤独感涌上了心头，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台湾，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他的家乡——吴兴。
第七部分死而有憾（1）
1950年8月5日，也就是陈立夫离开台湾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替原中央党部职权，挂牌办公。这样，自1926年以来，第一次没有陈氏兄弟参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开始运转。此时，留在台湾的陈果夫所有的要职都被拿掉，只保留了3个荣誉性的职务：中央评议委员、交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理事。当然，这些对陈果夫来说，已是无所谓了，因为他已是一步步走近死亡的人了。
最关键的是经济上陷入困境，陈果夫所患的是肺结核与肋膜炎，以及晚年并发的喉结核等，这些病都需要高昂的药费，有些药要到国外去买。过去权高位重，这些问题自然好解决，现在时过境迁，陈果夫开始体验到捉襟见肘的尴尬。刚开始，陈果夫自视清高，不肯仰人鼻息，后来，日子一天天艰难，他才不得不放下架子，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自己的处境后，提出发给自己兼职董事车马费的要求。赵棣华多年为陈果夫部下，素知他的为人，现在见其亲笔信，知道他实在是困苦不堪，于是亲自将车马费送至府上。同时请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将陈果夫的窘境转告蒋介石。
蒋介石得知陈果夫状况后，似乎有点过意不去，想到当年陈其美对自己的恩情，也想到二陈兄弟对自己的忠心耿耿，同时也为了安慰一下那一些被踢开的老部下的人心，蒋介石当即给陈果夫批了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还批给一笔特别费用，以作紧急之用。1950年10月29日，正逢陈果夫59岁生日，蒋介石带着太子蒋经国亲自前往陈家祝寿，并亲切询问病情及治疗情况。听陈果夫说主要以中医治疗后，蒋介石还劝说“还是西医可靠”，表现出一片关切之情。尽管如此，陈果夫“郁郁苦不展”的心情还是难以抚平。
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再加疾病缠身，他内心极度痛苦，1950年是他最难熬的一年。为了消磨时光，他想写一本回忆录，将他40多年来的经历与主张，如水利、合作、广播、电影、金融、礼俗、医药、卫生、建筑、计划、经济、教育、人事、个人道德、组织、政治制度、世界大同、CC来源、党务、豪门等分门别类写出来。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俾世人瞭我心之所向，与遭谤之由来”。实际上，他是要向蒋介石表白，他是忠于蒋介石，忠心耿耿为蒋介石办事的，希望以此让蒋介石能发恻隐之心，对他陈家另眼相待。
他雄心勃勃，希望在短时期内完成这部大型回忆录，但他的病情却是一天天加重。9月份，吐血一直不能停止，断断续续拖了一个多月。后经台中陆军医院副院长徐佐周、外科主任王佶、内科主任张协时等到寓所联合会诊，方才止住，但体质已比前大为虚弱。
9月份，张静江在美国纽约病故，消息传来，陈果夫又是一阵感伤，不禁想起当年在上海办交易所时二人亲密相处、大革命时期二人过从甚密的情谊，便勉强支撑起床’，写了一篇《纪念静江先生》的短文，交《中央日报》发表。不久，他的故友赵棣华、张简齐、俞松筠等相继谢世，更添几分惆怅，不觉有一种“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的感觉，他感到死神也在慢慢向他逼近。
陈果夫虽然躺在病床上，他还是比较注意大陆及海外各方面的情况。12月，他得知大陆方面召开中医药会议，很是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党各方对此似比吾人在京时更为重视。”这在当时海峡两岸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陈果夫的态度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1950年年底，陈果夫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他似乎松了口气，自觉精神状态还好，准备到了第二年，再写其他方面的回忆录。12月31日，陈果夫坐在床上静默沉思，很多往事都涌上心头。每年的最后一天，他总有回顾一年工作的习惯，这一年，他似乎感慨更多。回首往事，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大概的总结，认为他自己在好多方面做到了超凡脱俗，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住繁华都市多年，未尚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二)管钱始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三)读书未尚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五)做官未尚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倖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六)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七)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八)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客观地说，陈果夫为自己所作的这个总结，有些还是公允的，如第一条、第三条、第八条，陈果夫基本上是做到了。但其他各条，却是自欺欺人的，不爱钱吗?不植党吗?不作威、不作福吗？不作固位之想，没有倖进之图吗?陈果夫的一生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1951年1月22日，陈果夫由台中市迁往台北市，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到台北后，延医购药比以前方便多了，这对医病确实有利。但来访客人却比以前增多，这又不利于病人的休息。而且台北是整个台岛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处于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像在台中那样说话随便。一天，有位来客开玩笑说：“台中天高”，陈果夫马上接道：“皇帝远！”这一幽默的对答曲折地反映了陈果夫在台中的自由心境及在台北的谨慎处世态度。
6月至7月间，台北天气酷热无比，处于病中的陈果夫觉得十分难受，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一点便不能支持，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体温总在摄氏38度左右，而且肺部“脓愈多，心脏亦渐弱，自12日起，由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入，每针药水原为10CC。但初次仅打2CC，约3刻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已入空洞矣。14日注射4CC，越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由左肺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再由血管侵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时期。陈果夫知道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一种“日觉死生忙”的感觉悄然升起。但他还关心着台湾的政局，还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他将自己经过长期考虑的对国民党、对政府、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于纸上，名曰“诤谏之文”，派人呈送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
第七部分死而有憾（2）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呓语，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5度，医生匆匆赶到，进行紧急会诊后，便觉再无回天之力，延至4时52分，陈果夫溘然长逝，终年60岁。
陈果夫死了，他是在愁思重重而又强作欢颜的复杂情感中离开人世的。在他60年的岁月中，在他从家乡吴兴出发直到台湾海岛的漫长人生轨迹中，他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无疑是做了一些好事的，如在辛亥革命中，他积极参加反清斗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抗战时期，他主张抗日，主张国共合作，为时人所称道；在主持苏政时期，他治理淮河、整治民风吏治，多少对人民是有益的。但陈果夫把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顽固地反共反人民，为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尽心尽力，到头来，不仅不能有所成就，相反为蒋介石所抛弃，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人物，这是陈果夫所不能预料到的。
国民党蒋介石虽然对陈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已经死了，也得装模作样地表示一下哀悼，以安抚其他在台的CC派人物以及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在陈果夫逝世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推定委员37人，重要人物有陈诚、蒋经国、何应钦、王世杰、吴国祯、周至柔、张道藩等，由CC派骨干洪兰友任总干事。
8月26日，陈果夫的父亲，81岁高龄的陈其业专程从台中赶至台北护丧。26日、27日蒋介石两次到存放遗体的极乐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现出哀痛的神情，几度鞠躬，似乎要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予以原谅。同时，蒋介石还送来了亲笔写有“痛失元良”的挽额，可谓仁至义尽了。其他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即使一些原是陈果夫敌手的人，也跟着蒋介石来称赞陈果夫，说他是“标准党人，是北伐到迁台之前的中心人物”，“在党内确有其组织的天才和领导的高度智慧，非常人所能及”等，总之，一夕之间，陈果夫成了千古完人。
蒋介石回来后，还觉不尽满意，9月15日，他亲自颁布了所谓“褒扬令”，称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缵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对他民前加入同盟会、参与武昌起义、讨袁、北伐，抗战等一一历数，对他办黄埔军校、主持淮河水利，匡维礼俗，研考卫生、改革地政、倡导合作等一一称道，认为“卓著勖勤”、“均彰懋绩”，特别是刻意表彰他“对于共匪倡乱，尤能烛识机先，悉力防杜，冒险犯难，弗渝初志”。以期借陈果夫之死，在台湾岛内掀起反共声浪。但蒋介石越是这样三番五次地哀悼、吊唁、表彰，越是使人感到他的装模作样和虚伪做作，是一套笼络人心的做法。
此时，远在美国的陈立夫得知乃兄逝世的消息后，悲从中来，但他没得到蒋介石的许可，不敢贸然返台参加葬礼，只能独处异乡、洒泪遥祭。
陈果夫的墓地选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一块山地上，这里环境幽静，景色秀美，是十分理想的地方。但陈果夫倘若地下有知，也并不会中意的，他倒是喜欢他的家乡浙江吴兴，莫干山的娴雅多姿，太湖水的浩瀚无际，这是他始终萦怀于心的。他曾经写过一首名为“故乡”的诗：“我希望我的故乡，山河无恙；我希望我的故乡，人文发扬；我希望我的故乡，腥膻洗尽，从此无人敢侵略；我希望我的故乡，爱我如慈母，不让我飘泊他乡，我爱我的故乡，我永远不愿离开我的故乡。”诗行中，跳跃着他爱故乡的乡心，诗韵里，寄托着他爱故乡的乡情，可现在，他却离开了他的故乡。秀丽的观音山和浩瀚的太湖虽然都是中国的锦绣山河，但茫茫的海峡却将它们隔成两个天地。尽管吴兴已是山河无恙，人文发扬，腥膻洗尽，无人敢侵略，而陈果夫只能抛骨异乡。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灵柩在观音山墓地举行了安厝典礼，鼓乐声中，一代特务政治的始作俑者就长眠在这里。
第七部分客居异国（1）
陈立夫曾于1948年参加过一次世界道德重整年会，那次是由美国参众两院45位议员联名邀请，何等荣耀之至。而今才过两年，陈立夫已是被人抛弃的败军之将，由于当时瑞士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不欢迎陈立夫，使之连入境都成困难，后由世界道德重整会议担保才予签证。两次开会，待遇有如云泥之隔，陈立夫不由感慨万端。因此，会议开完，他便搭乘一艘英国邮轮，前往美国，并决计长住那里。
陈立夫到了美国，说是要息影政治，但真要远离政治又谈何容易，长期以来形成的立场、观念，要改变却并非易事，“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
到美国后，从事什么工作以打发余生呢?陈立夫正在筹划之时，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当地华人中有一份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华美日报》要转让，而且风闻中国共产党急欲将此报买到手。陈立夫一听，心中的反共情结又被勾起，他想，不能让报纸被中共买去，成为其宣传工具，一定要抢购过来，以此为阵地，宣传反共复国，使之成为反共的精神堡垒。
于是，陈立夫匆匆找来了在美国的一些故旧和CC派人物，由曾担任过粮食部长和财政部长的徐堪拿出一万美金，陈立夫、潘公展、项定荣、薛光前、赖琏、董霖、陈庆云等七人凑足一万美金，共2万美金买下了《华美日报》，由徐堪任董事长、陈立夫任副董事长、潘公展任社长、赖琏任主笔，开始了办报的行当。
陈立夫广泛利用过去的关系，罗致一些舆论高手，撰写各类文章。由于潘公展曾担任过《申报》总编辑，赖琏担任过《中央日报》总编辑，有办报的经验，因此，《华美日报》一度办得较有起色。而办报也成为陈立夫到美国后所做的第一项工作。
但报纸的发行量毕竟有限，经济收入也不大，不是养家糊口的长久之计，必须再找另外的工作。最初，有很多人介绍他去大学教书，陈立夫颇是有些心动，因为他是学矿冶的，可以教矿冶学，另外，他对哲学和中国文化也有研究，可以教哲学或中国文化，他也很愿意去做教师工作。但就在此时，他女儿陈泽蓉中学毕业，要到纽泽西湖林城一所私立学院学美术，为了照顾女儿生活，陈立夫想到湖林城去。
湖林城冬天十分暖和，是美国著名的避寒胜地，这里有很多颇具规模的大旅社，冬季生意兴隆。同时，湖林城又是美国有名的养鸡中心，大大小小遍布众多的养鸡场。这时，有个叫胡定安的人，过去曾任江苏医学院院长，也在美国谋生，他与陈立夫过去私交很好，便找到陈立夫，提出到纽泽西去办养鸡场，陈立夫没多考虑便一口答应。
陈立夫为什么愿意到纽泽西去养鸡呢，据他所说，有三条理由：第一，可以照顾女儿生活；第二，美国蛋价较高，养鸡颇能赚钱；第三，此前投身政治，伺候蒋介石和党内党外不少人，而竟不被谅解，此后不想再伺候人，现在去照料鸡，去找一种与伺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恐怕第三种理由是最重要的，也是他之所以要去办养鸡场的内心真实写照。
陈立夫约好胡定安，先去纽泽西考察了数十家养鸡场，最后选择一家比较便宜的小型养鸡场并买了下来。成交时要47000元美金，可先付2万元，其余分期10年内给付。尽管首期只付2万元，但对陈立夫来说，是一笔大数额，他当时只有4000元家当，而胡定安也只能拿出4000元，陈立夫只好向一些朋友去借，孔祥熙十分慷慨，一下子拿出8000元，另外4000元则由其他朋友凑足。这样，养鸡场终于买了过来，陈立夫也开始从事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职业。
美国养鸡，一般都是机械化，饲料都是用机器定时传送和控制，鸡蛋的挑选、分类、装箱也一般用机器。而陈立夫的鸡场则是简陋的小鸡场，十间鸡舍，每间养500只鸡，总共养了5000只鸡。什么都是人工，好在当时陈立夫50多岁，健康状况还好，一百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能扛起来，成天在鸡场干得乐呵呵的，甚至过去有的脊背疼宿疾，也经鸡场的劳动而不再复发了。
陈立夫是学工程的，什么都讲按科学办事，实现从党务专家向养鸡专家的转变并非难事。他喜欢钻研，喜欢看书，他很快掌握了一些养鸡的专业技术，如他自己所说：“干哪一行，必须了解一行”。通过学习，他懂得了“买小鸡也是一项大学问，最重要的是能辨别雌雄问题，因为买了雌鸡才会下蛋，如买来公鸡就蚀老本了”；小鸡买回来，“冬天又怕冷，要有保暖设备，待慢慢大起来，并须请专家打针，然后放到室外，且应严防黄鼠狼侵害，因此门窗要紧，日夜加以照料”；鸡下蛋后，对蛋的销售，“也有一定程序，通常是以机器挑选、分类，使蛋能保持一定重量，不使过小者掺杂其中，并加以洗濯，以维护生产品质与信誉，为保持新鲜度，须当天装箱，以供收买者取货”等。为了节省运费，陈立夫买了一辆破旧汽车，鸡蛋装箱后，他自己亲自驾车，将鸡蛋运到附近销售。
第七部分客居异国（2）
在陈立夫的辛苦努力下，鸡场顺利办下来了，半年下来，竟赚了5000元，为了减轻劳动力，加快鸡场发展，陈立夫用所赚之钱买了三部输送饲料的机器，并开掘了一口深水井，逐步改善了养鸡的条件。再加运气好，没有出现鸡瘟等麻烦事，鸡场的利润也提高很快，一片兴旺景象。陈立夫十分开心，精神比以前好多了，开始从“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的苦闷情绪中解脱出来。
但好景不常，几年后，美国东西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使纽泽西养鸡中心的地位受到巨大威胁。因西部地区养鸡是放饲于田野间，鸡蛋质量好而且成本低，高速公路的开通，使之能够非常便捷地运到纽约市场销售，纽泽西失去了近水楼台的优越性，市场份额逐步被抢走。陈立夫隔壁是一个犹太人办的鸡场，他很有眼光，告诉陈立夫说：“高速公路一通，西部鸡蛋源源运来，竞争困难，我们不能养鸡了。”于是，犹太人断然把鸡场卖掉了。与陈立夫合伙的胡定安见势不妙，也抽掉股份走了，剩下陈立夫夫妇留下来惨淡经营。
陈立夫的鸡场每况愈下，每月最少减收3000元，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尽管一再节省开支，还是周转不灵，不得已，只得向朋友借贷维持，待辛苦赚得一点微薄利润时，又忙着去还贷，处于负债经营，捉襟见肘的境地。远在台湾的蒋介石知道陈立夫的窘境后，出于旧情，每年总有一两次寄来二三千元，数目虽不多，对陈立夫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也使得陈立夫在岁月洗刷下逐步抹去怨蒋情绪时，又淡淡生出一丝感激之情。
虽然鸡场经营困难，生活艰难窘迫，但陈立夫十分乐观，白天，他像年轻人一样奔忙于鸡群之中，手不停脚不停地做着重活、苦活；晚上，闲了的时候，陈立夫找来一本《易经》，看得津津有味。这部完成于殷周之际的书，一下子对陈立夫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那晦涩的语句阐述的万物交感、发展变化的观念，似乎与心有灵犀的陈立夫有相通之处，特别是书中所强调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这种物极必反的原则，似乎早就为陈立夫指明了他在国民党中由泰到否的这种必然归宿，他越看越有兴趣，以至一放下手中的农活便拿起这部奇书，不倦地看、反复地读，并融汇自己的体会，写出读书心得。同时，陈立夫将儒学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四书全部集纳，重加次序，归纳诠释，使之成为一个系统整体。后来汇集成册，取名《四书道贯》，本来，陈立夫从抗战时就已开始做这一巨大的文化工作，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没能做成。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周恩来见了陈立夫，都关切询问《四书道贯》的撰写和进展，称赞他在进行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由于政治事务缠身，也无暇完成这一工作，现在异乡他国，终于能坐下来，完成这一心愿了。
《四书道贯》写成后，陈立夫将初稿送给一些朋友阅读，如刘百闵、潘公展、陶百川、钱穆等，请他们提意见，这些人看后一致称赞，认为有学术价值，钱穆还为书写了序言。世界书局的吴开先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是陈立夫的老部下，出于对过去上司的尊敬，答应承印《四书道贯》一书。结果，出版后，竟十分畅销，一版再版，总销量达万余册，学术上的收获使陈立夫陶醉，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精神寄托。
陈立夫“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隐居生活没有过多久，便有人知道了他的行踪。于是，不时有记者、作家及当年故旧前来访问，陈立夫的平静生活又被打乱。他热情地接待客人，向客人介绍他的农场、他的经营、他的生活、他的读书体会，对这些，他津津乐道，兴趣盎然。一旦客人谈及台湾政治及以往在大陆时期的经历，他就缄口不言，保持沉默。有些记者并不灰心，穷追不舍，再三提问，陈立夫实在被问急了，便简单地回答：“过去国民党是我一手搞的，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打败了，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有什么好谈的呢?”有人问他是否还准备再回到台湾，重返政坛，他的回答十分坚决：不想回台湾，更不会再返政坛。表示要在美国度过他的人生的最后岁月。
但世间的事情往往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1961年2月中旬，陈立夫接到蒋介石从台湾拍来的电报，告诉他“尊翁病危，盼即返国”这一消息，使他百感交加。他想到10年前，为了政治原因而义无反顾地丢下80高龄的老父远走异国他乡，已属狠心；后来其兄陈果夫病逝，他强忍悲痛，没回台湾，也属不近人情；这次老父病危，如果再不回台湾，必为千夫所指。作为提倡中国文化、提倡传统道德，把忠孝二字挂在嘴边的陈立夫来说，没有理由不返台看望父亲。于是他将农场的几千只来亨鸡卖了，辞退了工人，然后返回台湾。
第七部分客居异国（3）
2月24日下午3时20分，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在蒙蒙细雨中飞抵台北机场，1000多人守候在机场迎接，台湾党政要人陈诚、蒋经国及故旧朱家骅、李石曾、陈启天、莫德惠等人亲临机场，欢迎这去国十年的天涯游子。对此，陈立夫深受感动，他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说明自己回台湾纯粹是探望病中的父亲陈其业，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不久，他将返回美国。说陈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完全熄灭，也不符事实，几十年的政治生涯，留给他的印记是深刻的，他当年远走美国也只是想避避风头，后来看到陈诚、蒋经国的根基越来越稳，他东山再起的念头才逐渐打消。这次有机会重返台湾，看望父病是主要的，但他也还想顺便观望一下台岛的政坛，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如台湾能够容他，他想尽快结束寓居海外、自谋生计的这种孤独生活。
第二天上午9时，陈立夫前往总统官邸晋谒蒋介石。显然，陈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并没有完全熄灭，他想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是否会因岁月的流逝洗刷一些过去的恩怨，对他有所回心转意。但陈立夫想错了，此时的蒋介石，正一心要把太子蒋经国扶上总统宝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他怎能让陈立夫卷土再来，扰乱他这个独来独往的王国呢?所以，蒋介石见到陈立夫后，表现出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只是询问了他在美国的一些情况，并告诉他陈其美夫人姚文英在台湾大学卧病的情况，以及陈果夫当年逝世的后事处理情形，说完这些后，便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除蒋介石不冷不热的态度外，台湾各报对陈立夫的返台也很少报道，“新闻界除对陈氏行踪及其尊翁病况略有报道，此外甚少评论，以陈氏过去之煊赫，受其扶掖提携者颇不乏人，似不应相喻于无言中，显出如此落寞。尤其与陈氏关系极深的某党报(指中央日报——著者)，竟无一词一字欢迎之意，不得不令人有冷暖炎凉之感”。当然，这怨不得新闻界，报纸宣传的基调是蒋介石对陈立夫态度的反映。蒋介石不欢迎陈立夫，报纸岂敢去大张旗鼓地宣传呢?台湾的一切令陈立夫十分灰心，他决心处理父亲的事后即离开台湾。
陈立夫返台后，主要是侍候病重的父亲。他一下飞机，“即奔侍病榻，目不交睫者二十日”。但陈其业年事已高，虽经名医诊治，终于寿终正寝。陈立夫办完丧事后，即悄悄返回美国。他这次总共在台湾呆了42天。临行前，他考虑到将来不可能再回台湾，特别去游览了日月潭和高雄港，再次领略了台湾宝岛的壮美风光。
第七部分涸辙犹欢（1）
回到美国，陈立夫整理家园，再续旧业，一切又和以前一样，喂鸡、卖蛋、读书、写字，又成为陈立夫的主要乐趣，由于时间充裕，他还应邀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隔几天，到大学去讲讲课。日子过得倒也逍遥，真有一种“或植杖而耘籽，乐琴书以消忧”的快乐心情。
然而，养鸡场困难越来越大，销售额直线下降，陈立夫再也不能为此冒险犯难死撑下去了，于是，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关闭养鸡场。从1953年开始到1961年，八年的养鸡生涯终于结束了。
鸡不养了，无事可做，陈立夫反倒有一种失落感，似乎自己远离了社会，远离了生活。正在此时，一个中国人办的基金会向他发来了邀请。这个基金会想将普林斯顿大学盖斯特图书馆数千本中国医药书籍加以整理，考虑到陈立夫对中国医药事业的研究兴趣和厚实的中国文化根底，便请他主持其事。陈立夫正闲着无事，想到如能将这些中医典籍整理出来，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因此一口答应下来。
普大图书馆的这批中国医药典籍，是由一位犹太人盖斯特先生所收集。这位盖斯特先生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早年曾患有严重眼疾， 给他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事业有成后，遍访世界各地名医，但始终不能如愿治愈。后来，他到了中国，了解到河北定州的眼药自古以来就十分出名，于是他买来定州眼药，使用后不久，盖斯特的眼疾奇迹般地痊愈了。因此，盖斯特深感中国医药的神奇与伟大，以后，他每年拨出一笔资金，交付大使馆里友人代为收购中国医药书籍。若干年下来，为数已相当可观，他便把这些书运往加拿大，暂时放置在一政府机构的地下室，但地下室通风条件不好，不利于古籍的保存。后来，他想将书放到友人爱因斯坦那儿去，因那儿有个研究中心，爱因斯坦说：“我的研究中心不大，没地方存放，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刚刚落成，宽敞明亮，条件不错，可以存放在那儿。”于是，这批中国医药典籍便存放到了普大图书馆。普大图书馆曾邀请胡适做目录，胡适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这一任务，可见这批典籍数量之多。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很快拟定了一个古籍整理计划，大要是将中医对各种疾病如伤寒、中风、糖尿病等的诊断、医治及治病的各种药方编成一套中医药大全的书，并作中、西医的对照。计划送到基金会，该会主席弗格森提出一个建议，说是既然搞中西医对照，最好找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西医教授一起参加，将会有利于整理工作。于是陈立夫找到了一个叫莫尔的普大医学教授，莫尔的夫人是中国人，他本人也会说中文，陈立夫问他是否有兴趣共襄义举，莫尔欣然接受了邀请。
随后，基金会请著名中药研究专家陈克恢先生审阅了陈立夫上报的计划，陈克恢看后十分满意，在审阅意见中表示：“请陈立夫先生主持此计划很好，因他对中医药也深有研究。”于是，基金会通过了陈立夫的整理计划，表示第一年给予2万美金的费用，此后每年也将陆续拨给经费。
如果此计划能完成，真可说是件名利双收的事情。但天有不测风云，那位协助的美国人莫尔却起了黑心，他想排开陈立夫，由他自己独做，以独享这巨大的名利。莫尔单独向基金会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结果，基金会主席弗格森断然拒绝了莫尔的意见，弗格森说：“此事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该计划最初是由我们邀请陈先生并由陈先生拟定整理计划的，你是帮他，加个名字而已，你只可帮他，怎可喧宾夺主呢?”莫尔见其狡计不能得逞，便以退出作为威胁。陈立夫亲自登门协商，莫尔却不接见。后来，陈立夫又托普大图书馆中国图书管理人童世纲转圜，表示：“阁下要办也可以，我帮你也行，但应规规矩矩的把整理工作做好，而不要拿了钱不干事。”莫尔是想根本排掉陈立夫，自己独干，而且是想拿了钱应付一下了事，所以再次拒绝了陈立夫。
这样，整理中医药典籍一事因莫尔的捣乱而功败垂成了。陈立夫深深感叹，美国社会，人心也实在险恶。
整理中医药典籍没弄成，陈立夫经济已是十分困窘。此时，他的好友何廉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便好心地和校长商量，聘陈立夫为该校高级研究员。由于该校现代史研究所韦勒伯博士正主持一项中国近代历史笔录计划，包括访问孔祥熙、李宗仁、顾维钧、陈光甫、曾琦、张发奎、胡适之等中国近现代社会名人，记录整理后出版回忆录。因此让陈立夫协助做这一工作，并要陈先整理自己的回忆录，以第一章作为范本，向福特基金会申请批准赞助经费。
陈立夫接受了邀请，于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派一位叫夏莲英的华人小姐，每周到陈立夫家作录音访问一天，这样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哥大现代史研究所认为陈立夫还年轻，应先去访问年龄较大者，因此便将夏小姐派往香港，去访问陈光甫、曾琦、张发奎等人，而将访问陈立夫的事搁置下来，陈立夫也就无事可干了。
万般无奈之下，陈立夫便和过去几位养鸡的朋友商量，合伙做皮蛋生意。他们说做就做，弄来一张做皮蛋的方子，利用陈立夫闲置的鸡舍做厂房，很快，皮蛋做出来了，而且漂亮好吃，拿到市场上去卖，很受华人欢迎，称之谓“陈立夫皮蛋”。
生意一炮打响，使陈立夫很受鼓舞，于是他们扩大业务，将皮蛋厂组成食品公司，扩大规模，增加品种，如做月饼的蛋黄、湖州粽子、年糕、辣椒酱等。这些产品虽说手艺不是最佳，但在异国他乡，很能勾起华侨的乡情，受到华侨的喜爱，都深受欢迎。特别是辣椒酱，味道好、价格便宜，远销到西部旧金山一带，华人亲切称之谓“陈立夫辣椒酱”。
第七部分涸辙犹欢（2）
正当陈立夫的食品公司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一场森林大火突然发生，陈立夫的三排鸡舍厂房、外加他一部新买的座车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望着败壁残垣，焦土余烟，陈立夫心中也如死灰一样，伤心到了极点，燃不起半点希望。
本来，陈立夫的养鸡场过去一直是投保1.6万元，后来不养鸡了，鸡舍闲置。保险公司的人因和陈立夫有8年的交往关系，便好心地劝他说：“鸡不养了，何必再保那么多的险呢?可以少保一点。”这样，陈立夫便只投保4000元，但刚好退掉不久，便发生了这场大火，因此保险公司只理赔4000元，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这时，好心的人劝陈立夫卖掉地皮以安度余生，也有的劝他回台湾去，免得为生计发愁，儿女们都打来电话，写来充满亲情的信，希望他和子女们一起，安享天年。
儿女们的建议一度打动过陈立夫的心，此时，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在威斯康辛大学已获博士学位，次子陈泽宁也已完成博士学业，服务于美国一家大电子公司，女儿陈泽蓉已结婚，家庭经济条件十分优越，老四陈泽宠在普渡大学研究所攻读航空工程，可以自立。陈立夫与子女多年不在一起，现在是困难时期，确实想与家人团聚，得到亲人的温暖，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是每一个老人都有的心情。但不久，陈立夫就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也留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农夫生活。
陈立夫于火灾后又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他以保险公司赔偿的4000元作为本金，在焦土上又修造房屋，买来少量的来亨鸡喂养，并少量的制作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等到附近镇上去卖，活脱一个乡下老农的模样，他已完全洗尽了过去CC派领袖的政治铅华。
当陈立夫手工制作这些食品时，夫人孙禄卿给他当副手，切豆腐，理粽叶，伴调料，干得十分起劲，正是“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有时闲下来，陈立夫看书，孙禄卿则重操旧艺，画上几幅国画，拿到镇上去卖，也可聊解无米之炊。每日劳动，虽十分辛苦，但夫唱妇随，相濡以沫，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第七部分重返台湾（1）
在得知陈立夫的鸡场毁于大火的消息后，蒋介石曾表示关心，他让蒋经国给陈立夫写信，希望陈立夫能回台湾工作，并先后开出了一些工作岗位，如驻联合国代表、驻日本大使、考试院长，驻西班牙大使，驻希腊大使、巡回大使等，但都为陈立夫一一拒绝，虽然他很想回台湾，但不愿在自己困难时去接受别人的施舍，这是他的性格。
后来陈立夫夫妇重振家园，渡过了难关。正当他们在“不觉辛苦亦觉甜”的村野生活中过得十分顺心的时候，1966年10月，又收到了蒋经国的来信，信中说：“今年适逢家父80寿辰，准备好好庆祝一番，亲朋故旧能济济一堂，也算图个圆满。”邀请陈立夫回台湾参加庆祝活动，并盼能返台定居。尽管陈立夫与蒋介石有过那么多的恩恩怨怨，但他仍然是忠于蒋介石的；再加人至暮年，锐气消尽，过去的恩怨已被岁月的流逝所洗褪；而且，他在困难时，蒋介石给他寄过钱，有过工作安排，这些帮助令陈立夫心存感激。因此，他不想扫蒋介石的兴，便答应了蒋的邀请。
去参加蒋介石的生日庆典，以什么作为寿礼呢?陈立夫颇费了一番心思。他还清楚地记得，1944年，蒋介石过生日的时候，朱家骅为了讨好蒋，请人铸了9个直径2尺的铜鼎献给蒋介石。结果，美国人对此大肆渲染，说蒋介石让人给他献九鼎，寓意是想当皇帝。国内舆论也紧跟其后，指责批评蒋介石的封建思想，搞得蒋介石不好下台，气得蒋介石大骂朱家骅“混蛋”，而朱家骅画虎不成反类犬，此后，仕途受累，一蹶不振。过去的历史已成教训，陈立夫知道自己虽早已远离政坛，但也是个敏感人物，寿礼送的不适，会平白招惹是非，马虎不得。基于这些考虑，陈立夫便把自己多年精心钻研所著的《四书道贯》作为寿礼。一则，表明他不过问政治的意愿，以文化品物作为寿礼，志趣高远，符合气氛；二则，蒋介石国学根底深厚，但多年来，人们只知他是军事人物，寿庆上来个附庸风雅，蒋介石会高兴。
1966年10月26日，陈立夫悄悄回到台北，虽然如此，还是有人知道了他的行踪，一些记者拥向机场。陈立夫一下飞机，就对守候在机场的新闻记者表示：“此次返台，专为总统祝寿，别无他意。”希望媒体不要过分渲染他的返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在“总统”府，陈立夫见到了蒋介石，他发现，这次返台，蒋介石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过分的亲热，紧紧握住陈立夫的手不肯松开。陈立夫深受感动，即捧出寿礼，献给蒋，蒋介石接过来，见是一本书，果然十分高兴，他饶有兴趣地翻开扉页，口里喃喃念道：“四书道贯”。
陈立夫诚恳地说：“这是我在美国学习《易经》、整理四书的一些心得，还请总统多多指教。”实际上，蒋介石也了解陈立夫写《四书道贯》的情况，并知道此书在海外有影响，已重印了好几次，而且知道陈立夫将此书作为寿礼的用意，当即表示：一定认真阅读。
蒋介石在生日庆典后，专门邀请陈立夫到慈湖他的寓所去住了一晚上。在慈湖，青山秀水下，两位白发苍髯的老人促膝谈心，互诉肺腑之语，完全像一对知心的朋友。
思古怀旧是老人的通病，陈立夫感慨地说：“立夫身在异地，思乡思亲，如煎如熬，心中没有一日平静……”说到这里，一时语塞，老泪都几乎滚落下来。
蒋介石急忙安慰说：“人老了，总想过去的事，水是家乡的甜，人是故旧的亲。
”“是啊，总想过去的事，可是过去的事没办好，累及总统……真是惭愧啊!”陈立夫的话，一半是自悔，一半也道出了自己不快的情绪。
蒋介石听出陈立夫话中的怨艾，便略带歉意地叹道：“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瞻望未来才是重要的。”顿了顿，蒋介石正式向陈立夫提出邀请，希望他回台湾居住。蒋介石诚恳地说：“你还是回来吧，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总不至于在外漂泊一辈子吧。趁我还在，早作些安排，晚年可以过得安稳一些。果夫去了，我必须为你负责，否则，百年之后，我何颜面重见英士先贤。”听蒋介石提到他二叔的名字，陈立夫感到与蒋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久已淡漠的“蒋陈情结”又清晰起来。对蒋介石的邀情，他默默无语，不再拒绝。蒋介石的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变化，是由于陈诚逝世了。蒋经国通往“总统”宝座的道路已经铺平，陈立夫也垂垂老矣，不能对“太子”造成任何威胁了。对此中微妙，陈立夫十分清楚。但多年客居异国的生活使他感到孤独，他十分想念自己的祖国，台湾虽然不是他的故乡，但总是中国的土地，他一踏上这块土块，便感到格外亲切，他的内心是愿意居住在自己国土上的，年纪越大，这种思想越强烈。
第七部分重返台湾（2）
慈湖的谈话，天南海北，无所不及，这是陈立夫与蒋介石相处多年来一次最自由的谈话。他们谈美国，谈台湾，谈过去，谈现在，又谈到了陈立夫写的《四书道贯》，蒋介石说：“我先看过你这本书的前言及结论，觉得你写得很好，只是书名太深了一点。”陈立夫即请蒋介石提一个更好的书名，他说：“假若总统有更好的书名，待下次再版的时候可以更改。”蒋介石说：“让我再想想看。”并提议让陈立夫到台湾各军校去作演讲，陈立夫欣然答应。
过了两天，蒋介石让蒋经国带来他的亲笔题字和口信，说：“《四书道贯》不必改名了，只要把我的题字插入该书第一页就好了，使‘道贯’二字更易使人明了。”蒋介石的题字是：“陈立夫著‘四书一贯之道’”，落款“蒋中正”。蒋介石的题字和口信使陈立夫“殊深感激”，返台定居的心情也逐步强烈起来。
根据对蒋介石到军校演讲的允诺，陈立夫开始到各军校演讲。台湾军校有十几所，讲完后，其他非军事学校也来邀请，这样一讲就不可收拾，在讲到第七十五所学校时，就感觉体力不支，终于在台北国际狮子会作演讲时病倒了。很快，陈立夫被送到荣民总医院诊治，确定为急性肝炎。
蒋介石知道后，亲自到医院看望，并关切地向医生询问病况，医生说明病情后，蒋露出焦虑的神色，嘱咐医生尽力医治。随后，蒋又专门从香港请来著名的肠胃科专家张光璧先生进行会诊，张先生说：“荣民的医治很好，陈先生的病虽很严重，但无危险，要多休息!”一场虚惊很快过去，陈立夫的病情逐趋稳定，再而渐渐痊愈。病中蒋介石的关照又一次感动了陈立夫，也使他最后下了决心，离开美国，返台居住。不久，他回美国，将各种事务处理完毕，于1969年4月正式回台湾居住，结束了20年的流亡生活。几番风雨，几许沧桑，回首过去，陈立夫当有无尽的感慨。
20年的岁月给陈立夫留下斑白双鬓，也冲刷了他的冷酷与傲慢，走下飞机的陈立夫如一谦谦君子。他向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自己能平平静静地安度晚年。他知道自己的政坛生涯早已结束，不想再卷入政治漩涡。当有人问他是否出任要职时，他一口回绝，说对政治已完全失去兴趣，宁愿做些知识性的研究。陈立夫是明智的，他多年追随蒋介石，对蒋深有了解，当年台湾危机重重时，蒋介石尚且把他逐出政坛，现在台湾已趋于稳定，怎么还会重用他呢?“之推辟赏从，渔父濯沧浪”，他十分欣赏古人的风范。当年在大陆时，权倾一时的他不能有所作为，在弹丸之地的台湾，他还能施展什么抱负呢?他深深明白，年高体弱的他是不可能东山再起了。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我在这时，也感觉到自己为国民革命大业所奉献的一生的精力与时间，也都如春水东流，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果然，蒋介石只把他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看待，给了他“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荣誉职务，对此，陈立夫很乐意接受。他既已回到台湾，就要维持蒋、陈两家形式上的亲密关系，就要给自己创造一个颐养天年的好环境。过去的那种桀骜不驯的性格完全找不到了，他活脱脱是位和蔼的老人。
第七部分复兴文化（1）
陈立夫说他对政治完全失却兴趣，只是给蒋介石听的，以消除蒋介石对他的戒心。实际上，他的心灵深处时时燃着政治的欲火。他回台湾后，住在台北的天母大街。为了表示他不问政治，开始一度闭门谢客，拒绝和来访者见面。但不久，便觉于情理不可，于是，每星期定出两天时间，这两天中划出两小时，在家里约见亲友和访客。在与客人交谈时，开始只谈家庭、生活、玩乐等，后来，渐渐扩大内容范围，谈海岛、谈大陆、谈政治、谈时局，无所不议，无所不谈了。
不久，蒋介石找到陈立夫，给他一项具体工作，担任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为蒋介石)，陈立夫还想推辞，蒋介石说：“这个职位，不是官啊，你不能再推辞了。”陈立夫只好接受下来。
陈立夫担任文化复兴会副会长后，不辞辛苦，踏踏实实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有：(一)振兴中医药事业。
由于台湾曾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达半世纪之久，中医被歧视、中药不能开，民间治病由日式西医取代。日占据前，岛内曾有中医1988人之多；光复时，有营业执照的仅剩8人，祖国医药事业惨遭摧残。对此现状，陈立夫心急如焚，决定首先振兴中医药事业。
怎样振兴中医药事业呢?陈立夫觉得应从舆论入手，改变人们对中医药的偏见。为此，他亲自写文章、作演讲，宣传中医药的好处。他在《我对于中西医药的看法》的演讲中，公开提出，要为中医打抱不平，他说：“我支持中医的主要原因是看不入眼社会上不平的事，尤其是借外人的势力来欺侮中国人，西医压迫中医，我是要‘打不平’的。”陈立夫认为中医衰落的原因有三：一是五四以来，把中医当作是封建文化加以反对，使中医的理论基础动摇；二是教育制度，西医由于外国教会介入而建立学校，而中医却始终沿习师徒传授，使之后继无人；三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多由西医霸占，使中医受排挤、歧视。他认为大陆方面做得好，所有卫生机构都是中西医并重，中医药列入劳保范围，中医院校遍及各省，中医、中药学研究成绩斐然，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把中医“革”去。
陈立夫进一步指出，文化本身没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别，只要对人类有益、是科学的，都应该采纳并用。中医发汗采用桑叶、薄荷，西医发汗采用阿斯匹林，两者都适用，允许并存，而不应用阿斯匹林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人非走十多里路进城买西药不可。这叫“道并行不相悖”。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也有西医无可取代的优势，应该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陈立夫的演讲由于持理公允，说理有据，又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深受公众欢迎，一时间引起轰动，为中医正名奠定了基础。不久，台湾中国医药学院内部发生纠纷，一时无人主持。当时，“教育部”派了15名董事进行改组，而15名董事中，9人为西医，由西医主持中医药大学，引起学校一片反对之声。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便找到陈立夫，与之商量说：“中国医药学院依照教部之处理办法，必将垮台，只有你去，才能挽救，中医欢迎你，西医不便反对你，因为你一向为中医说话，但你是学科学的。”陈立夫想到要振兴中医药事业，必须振兴中医药教育，因此欣然受命，担任了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
陈立夫到任后，解散了原来的董事会选了5个中医、5个西医、5个对学院关心而非医生者，共15人组成董事会。院长一职，由于一时无法找到兼中西医二者之长者担任，不得已，只好聘请著名教育家郑通和先生担任。
在陈立夫指导、郑通和具体领导下，中国医药学院发展很快，他们从香港请来教授，自己编写教材，克服很多困难。开始，学院没有自己的教学医院。陈立夫亲自找到蒋经国，请予支持，蒋经国即专门拨出款项，建起了教学医院，有病床800多张，成为台湾惟一的一所中西医合作的医院。学院也逐步具备了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资格，每年毕业700多学生，深受社会欢迎，为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准备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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