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主持调查科的时间不长，便被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兼国民复兴委员会秘书长。但他对调查科这块肥缺是不肯轻易放下的，必欲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在他离任时，便与其兄陈果夫商量，提拔他的亲信张道藩担任调查科长。
张道藩，贵州盘县人，早在天津读南开中学时，便与就读于北洋大学的陈立夫相识。1919年赴欧，考入英国克来佛穆学院，后又考入伦敦大学斯来德艺术学院学美术，并于1923年加入国民党，毕业后又赴法入巴黎艺术学院深造。1926年6月回国后出任广东省政府农工厅秘书，此时，与陈果夫、陈立夫搞到一起。由于他机警善辩，顽固反共，深得二陈信任，成为CC派中的核心骨干，所以陈立夫卸职后便由他主持调查科。
张道藩担任调查科长的时间也不长，很快便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兼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于是，二陈又安排其亲信吴大钧继任其职。吴大钧主持调查科一段时间后，二陈觉得不够满意，1929年8月，陈立夫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后，便将吴大钧调出，担任秘书处所属的中央统计处处长，然后再调另一亲信叶秀峰担任调查科长。
叶秀峰是江苏扬州人，与陈立夫是北洋大学同班同学，后来又一同赴美国留学，二人称兄道弟，私交极深。陈立夫让他主持调查科，是想让他当傀儡，但不久，陈立夫便发觉叶秀峰并不能俯首帖耳听他的话，不几个月便将他撤下，干脆派他的表弟徐恩曾取代其职务，出任调查科第五任科长。
徐恩曾与二陈既是同乡，又是亲戚，他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后入交通大学电机系，并与陈立夫一同赴美留学，在美国加入国民党，1927年回国后即参加CC特务集团，所以深得二陈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徐恩曾对于二陈来说，是一个惟命是从的奴才。所以，陈立夫将调查科长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选定徐恩曾，放心地将科长大权交他掌管。实际上，张道藩也好、吴大钧也好、叶秀峰也好、徐恩曾也好，二陈只是要他们当走狗，执行他们的命令，按他们的旨意办事，整个CC特务集团的大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陈果夫与陈立夫的手中。
由于二陈为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所表现的忠心耿耿及卓有成效，所以深得蒋介石的欢心与赞赏。1931年12月，蒋介石提拔陈立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5年，再次提升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其兄陈果夫则于1933年11月被蒋介石派往中国最重要的省——江苏省，出任省政府主席。从上海四一二政变一直到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在这2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国民党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及党务、经费的管理权与支配权，多半操在陈果夫、陈立夫手中，二人轮番执掌，其他人极少问津。
第三部分特工总部（1）
陈果夫、陈立夫所主持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在配合国民党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活动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而受到蒋介石的高度重视，认为它是破坏革命、保卫其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有力工具。这时，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所谓“安内”，就是消灭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认为调查科这个特务组织将在“安内”的过程中起更大的作用。因此，蒋介石召见了陈果夫与陈立夫，当面表扬了二陈，并表示对调查科寄予更大的希望，要求调查科有一个大的发展。他告诉二陈，他准备对江西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调查科一定要紧密配合，要尽快扩大组织。他表示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随后，蒋介石即指示军需署拨给二陈特务费10万元，以供其扩大组织的需要。
蒋介石的表扬和支持使二陈深受鼓舞，兄弟俩受谕回来后，便诚惶诚恐地开始进行扩大组织的各种准备工作。经过多次密商后，他们决定，以原来从中央军校挑选来的那20名特工人员为基础，再扩大人员编制，成立特务工作总部(简称特工总部)，由他们的亲信徐恩曾为主任，具体负责。
特工总部是以二陈为首的CC派特务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自始自终是一个完全秘密的组织，它不属于国民党的任何党政部门，在国民党的各种组织条例中也没有这个名称。它对外活动从不用“总部”的名义，而是用的化名或代号，如一度以“华统”，“鲁黎”作为其代号。
特工总部的大本营不是设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而是另立门户，由二陈精心选择，设在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号瞻园内。瞻园在南京市区南部，坐落在“烟笼寒水月笼纱”的秦淮河畔，堂宇深邃，园林秀丽，原是明朝开国元勋中山武宁王徐达府内的花园，清朝时期为江宁布政使衙署，乾隆皇帝第二次下江南巡视时，亲笔题“瞻园”二字。太平天国时，该园曾为杨秀清的东王府，辛亥革命后，又为江苏省长公署所在地，现在，则为国民党特务所盘踞。
由于特工总部是秘密的，所以，偌大的花园门口，从不挂机关招牌，朱漆大门总是紧闭。里面有七八个彪形大汉隐蔽于大门旁的两间侧屋内，外人不经通报许可，是不能自由进入的，经通报许可后，也只能从侧门进入。大门一般不开，只是在遇有重要人物，如二陈兄弟或国民党高级领导乘小车进出时，警卫才将大门启开，待车过后，又将大门紧闭。平时，不仅无人光临此园，就是园周围也很少有人滞留，园内园外静得出奇，整座花园尤如一座阴森可怖的阎罗地府。
特工总部建立后，在陈果夫、陈立夫的直接干预下，设置了一整套严密的机构，各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均为二陈的亲信。这样，特工总部内各机构以二陈为中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总部下所设专职机构主要有：1．书记室。为特工总部的核心部门，主要工作为插手各地方的组织人事安排；侦查、破坏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组织；指导逮捕、关押以及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被捕人员进行“审理说服”即劝降诱叛工作。该室地位高于其他各科室，处于二陈的直接控制之下。二陈安排CC派骨干濮孟九任书记，王思诚任副书记。
书记室下设4个组，即指导组，组长田昆生；行动组，组长马啸天；审理组，组长吴若萍(又名李树华)；组织组。以上4组分管各专门事务。
2．总督察。是二陈为了严密控制下属而设置，是特工总部中的一个特殊部门，其职责为监督考核特工人员对二陈是否“忠实”，对特务工作是否“卖力”，有无“非法活动”，如发觉其成员有“不忠”的言行，可以随时进行各种处罚，轻则被训斥、关禁闭，重则被关押，直至处死。督察人员分布在特工总部内各机构，每一机构中有一二人或三四人不等。总督察直接对二陈和徐恩曾负责，一般人员甚至高级人员对于总督察的活动也无法了解。二陈赋予这一部门掌握有对特务的生杀大权，当时被称为“特务中的特务”。先后担任总督察的有二陈亲信刘不同、王杰夫等人。
3．设计委员会。是徐恩曾直接领导的一个咨询单位，主要职责是对特工总部中重大问题进行咨询，参与设计，向总部或直接向二陈提出意见或建议。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陈果夫安插其浙江同乡张冲担任。张冲，字淮南，20世纪20年代初入北京交通大学攻读俄文，后转入哈尔滨法政大学肄业，并在这一时期参加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此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张冲与共产党人有所接触，并受其影响。东北易帜后回南京，由于他才华出众，又能说一口流畅的俄语，还是浙江人，因而受到陈果夫的重用，调入组织部调查科，与陈果夫相处甚密。特工总部成立后，陈果夫便让他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但由于张冲不满徐恩曾的工作作风，矛盾逐渐加深，张冲便不予合作，对设计委员会中事务，概不过问，仅只挂名而已。
第三部分特工总部（2）
4．情报科。主要职责为刺探、搜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情报。二陈对情报科十分重视，他们要求该科将所得的情报逐日编成《每日情报》，分送他们过目，如认为特别重要的，必须用规定的格式纸张抄出，由他们审阅后，再报蒋介石核阅。
情报科科长由陈果夫指定其心腹刘桂担任，副科长由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张国栋担任。情报科内分设指导、编审、译电三个股，分别由CC派死硬分子王广来、杜品山、薛敦平担任。另外，科下还辖有三个情报站，分别设在北平，天津、上海三地，北平站站长是后大椿、天津站站长是张庆恩、上海站站长是邓达谧，各情报站都配有电台，与南京总台直接联系。
5．训练科。其职责为对特工总部及所属特务室人员施行训练，以强化其反动思想，提高特务伎俩。另外，还负责编辑《动力》、《群力》两种小型内部刊物及其他书刊。训练科成立后，遵照二陈的指令，举办过多次训练班。陈立夫特别注重对特务的训练培养，他在谈到培训特务时说：“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
我们不许用那种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自己的兵。我们要孙猴子，找了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因此，每次训练班期间，不是陈果夫，就是陈立夫，他们再忙，也要亲临向学员训话。训话时，总是反复强调特务们对蒋介石要忠心耿耿，他们提出，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他们还散布，一切问题全凭领袖的脑壳去决定，领袖的脑壳要怎样就怎样，我们一切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随领袖的脑壳去做，你可以万无一失。特别是陈立夫，他十分善于捕捉特务们的心理，平时，他对特务们总是温文尔雅，十分客气，训话时也总是像谈家常，娓娓道来，不是对他们表示关心，就是为他们撑腰打气，他说：“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在别的地方遇到困难，吃了苦头，得不到半点支持和温暖，在我们这里就不会，绝对不会，只要你不出卖组织，天大的事情我陈立夫包下来!”这些话对一些没有经验的新特务能够产生一定的向心力。二陈就是这样通过训练、训话等方式，提高特务的思想素质，培养特务对他们的忠顺精神。训练科科长为CC派骨干王云亭，副科长为薛秋泉。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
6．总务科。其职责为主管会计、事务、文书，保管武器弹药等。科长初由周伯良担任，周于1936年病死后，改由徐恩曾的上海交大同学章祖模继任，副科长由仝道云担任，计有工作人员10多人。
7．电讯总台。其职责是与所属机构及临时派出活动的小组联系通报。其联络工具为电讯总台，总台下辖五六个分台，分别与各地联系通报，电台所发出去的电码不同于一般电报局所使用的电码。总台长由徐恩曾在上海交大时的同学范本中担任，分台长由袁更、陈玉堂，吴世昌、王正鸿等担任。
除此外，特工总部还在各省市建立了下属机构，上海、南京等特别市称为“区”，省、市及铁路干线则称为“特务室”。省特务室设室主任1人、秘书1人，下设总务、情报、组织、行动等4个科，较小的室只设3个科，各设科长1人，其编制人员无定额。
特工总部建立后，在二陈指挥下，与国民党宪兵、警察结成一伙，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广大革命人民进行调查、监视、跟踪，必要时实施逮捕和杀害，而尤以上海地区为最甚。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上海，因此，特工总部的活动中心也放在上海。平时，在上海只设特务室，1931年，陈果夫和陈立夫在召见共产党叛徒顾顺章的时候，顾顺章建议，要彻底动摇共产党在上海的根本，就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二陈接受了顾顺章的建议，即在上海筹备建立行动区，并派其亲信史济美到上海行动区主持特务工作。
特务对共产党的活动一是侦查，二是破坏。侦查即采取盯梢、守候、刺探等办法，了解共产党的线索，并将其线索迅速提供给行动组，行动组得到线索后，即根据线索开展破坏，破坏就是捣毁组织，逮捕人员。有时，特务们配合军、警、宪等机关公开捕人，有时则采取绑架、诱捕等办法秘密捕人。1933年3月逮捕共青团中央王云程等人就是采取绑架的方式，1935年逮捕田汉就是采取诱捕的方式。
除此以外，特务组织还采用极其毒辣的“细胞”政策，所谓细胞，即指特务的耳目，他们打入中共组织内进行破坏活动，其任务除收集情报、提供线索和密切注意周围的异常情况可疑人员的活动外，还要有意识地伪装进步、积极，以求长期活动。按徐恩曾的说法，是特务机关“暗地培养一批伪装思想左倾而常有不满现实言论的干练人员，作为诱饵……等候匪党分子吸收，由此打入匪党组织，充作匪党党员，了解匪党内部情况”。陈立夫对这种办法十分欣赏，他鼓励特务们多打进共产党去，从思想上、组织上破坏，瓦解共产党。在陈立夫的指使下，一些特务以各种方式打入中共上海各区委，起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作用，“甚至有两个区委的领导权”也被特务所控制。
第三部分特工总部（3）
由于二陈指挥的特工总部的猖狂活动，也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一时期中共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一些机关被捣毁、封闭，党员很多被捕或被杀，进步分子也遭到迫害，损失极为惨重。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在他所写的《暗斗》一书中十分得意地炫耀其“战果”，当时中共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或部分破坏的次数为：中央在上海的领导机关14次，江苏省委4次，山东省委3次，陕西省委2次，共青团中央3次，河北、河南、贵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1次。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捕去的中共党员和干部计24800人，其中；历届中共中央总书记3人(向忠发、陈独秀、瞿秋白)，中共中央委员40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市级干部计8199人，一般干部和党员计15765人。以上这些数字虽有夸大，但可以说明，二陈指挥的特工总部对中共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当时，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以致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被迫迁往苏区。
特工总部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陈果夫、陈立夫也因实施特务政治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地位如日中天，达到鼎盛。
第三部分设立“反省院”（1）
二陈指挥的特务组织逐步发展，遍及全国，其主要职责是直接参与侦查，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活动。陈立夫十分强调不择手段破坏共产党组织，杀害共产党人，从根本上消灭共产党。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又不断地改变策略，变换手法来对付共产党，他看到，“四一二”和“七一五”后，国民党采用最残酷的屠杀办法来消灭共产党，但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活动反而更加频繁，同情、拥护共产党的人更多了。因此，他认为，单凭镇压和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还必须用“软”的办法，即采取政治欺骗的手段，引诱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叛变自首，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共产党内部的机密，再以武力一举而歼灭之。于是他积极向蒋介石建议，在反共过程中，应采取暴力镇压与政治软化两手相结合，这项建议为蒋介石所接受。
1930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如主动向国民党自首者，视不同情况，可予免刑或减刑。这样，为了争取一些共产党人向他们自首，陈立夫指挥特务在以武力迫害共产党的同时，加强了政治软化和劝降审讯工作。正如周恩来所总结的那样：“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我们是硬打、硬捉、硬杀。但‘九一八’前后，他也采取了一些软的辅助办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内线政策等。”这一办法果然有一些效果，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特务通过劝降审讯，政治软化等手段，确实收买了极少数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共党员，这些人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引诱下自首投敌，成为可耻的叛徒。
193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被特务捕获后，陈立夫立即指示将其关押在条件优越的上海东方旅馆内，并派特务轮番到旅馆对卢进行劝降。结果，在特务的利诱下，卢福坦表示愿意自首，叛变共产党。这使陈立夫十分得意，他认为，像卢福坦这样的高级干部尚且容易劝降，一般的共产党干部和普通党员是可能自首的，因此他便在更大范围内采用了劝降和自首的办法。
1934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盛忠亮被捕，特务们开始严刑拷打，盛忠亮态度十分坚定，毫不屈服，后来陈立夫指示用“软”的办法。特工总部了解到盛忠亮与已经被捕的秦曼英感情很好，便首先将秦曼英劝降，然后对盛忠亮以“礼”相待，不再用刑，并改善生活条件。几天后，便派特务来作劝降工作，特务劝说了半天，盛忠亮仍不动心，这时特务摊牌了，说，“秦曼英已经自首了，你又何必坚持呢?只要你自首，我们成全你们的好事。”盛忠亮果然转变了态度，说要见秦曼英一面，特务连夜将秦押解到上海与盛忠亮见面，盛忠亮得知秦曼英确已自首后，他自己的防线也彻底崩溃，很快投入敌特怀抱。
有些共产党员思想也较坚定，并非一下子就可以劝降的，对这些人，陈立夫则采取逐步升级的办法，即待遇逐步优厚，派去劝降的特务水平一次比一次高。如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经很长时间的劝降审讯，都无效果，李竹声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其他什么也不肯讲，更不愿自首变节。陈立夫即采取升级办法，将李竹声从上海移送南京，提高生活等各方面待遇，并派有一定理论修养和劝降水平的特务进行说服，结果，李竹声经不住考验，叛变自首。
除此外，还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徐锡根等，也在国民党特务的劝降审讯下自首变节，成为可耻的叛徒。
当然，更多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而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1935年，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为国民党宋希濂部所捕。这一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十分兴奋，他想，瞿秋白是共产党的大人物，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如果劝降成功，对国内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至少也可以得到共产党内若干机密情报。于是，他挑选了一名专门从事劝降工作的高级特务——特工总部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前往福建，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福建党务视察员的身分，去作瞿秋白的劝降工作。陈立夫十分自信，他以为，凭以往的经验，凭王杰夫的劝降手段，这一次一定会成功，瞿秋白一定会叛变自首的。王杰夫到福建后，会同所属福建省特务室主任钱永建一道对瞿秋白进行劝降。他们多次商讨对策，采取种种办法，与瞿秋白进行多次谈话，企图让瞿就范。但瞿秋白一身正气，威武不屈，丝毫不为所动，誓死不投降，直至最后英勇牺牲。在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前，陈立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
为了更好地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根据二陈的建议，国民党专门建立了从事此项工作的机构——反省院，同时还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将反省院纳入政府机构。特务们常常将抓来的共产党人关进反省院进行所谓反省，“反省合格”后予以释放，并从中挑选出一些出卖灵魂的人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的活动。
第三部分设立“反省院”（2）
1930年，国民党首先在长沙设立了湖南反省院，但并不为二陈所掌握，而是由湖南省主席何键直接控制。后来，各省相继建立反省院，这些反省院按组织系统隶属于法院。但反省院原司法人员对共产党人的劝降、诱骗办法远不如CC特务阴险毒辣，而且收效不大。为了使反省院成为更有力地破坏革命的工具，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陈果夫与陈立夫极力想控制这一机关，并为此进行了很多活动。
二陈先行密商，提出了一整套对反省院加强管理和实施诱叛的办法，然后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出面与司法院长居正、司法部长谢冠生等商议，要求整饬反省院组织，订立更加完整的制度，使其更有效地实现欺骗诱叛、瓦解革命阵营的目的。他们还提出，反省院除接受高等法院送来的“反省人”外，还要接受调查科送来的“反省人”，并要求司法部门接受中央组织部推荐的CC特务担任各地反省院院长。居正与谢冠生碍于二陈的权势，只好答应。
1932年以后，二陈陆续从CC特务中挑选出一些得力干将到各地反省院去担任院长。如首都反省院院长廖家楠，苏州反省院院长刘云、安徽反省院院长仲建辉、湖北反省院院长郭良牧、浙江反省院院长方青儒、山东反省院院长赵伟民等均为二陈的亲信。这样一来，反省院虽然在形式上仍然隶属于高等法院，实际上已改隶特工总部了。这些CC特务上任后，对于反省院原有人员，除少数被吸收进入中统外，大部分都被排挤或者开除，其空额由特工总部另派人补充。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各地反省院完全被二陈所控制，其一切业务均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后为调查处)所主管，高等法院也不再过问了。
反省院的组织机构比较简单，在院长之下分设训育、管理、总务三个科。其中以训育科为主，直接对“反省人”进行欺骗诱叛，该科所配备人员也最多，除科长、科员之外，还设有训育员、高级训育员若干人。
反省院所拘押的人员大约可分为三类：一为背叛革命不彻底的分子，二为坚决不承认自己为共产党的人，三为托派分子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的分子以及其他思想左倾者。也有少数原属中统，后被认为对组织不忠，对二陈不忠，违反特务纪律的人在此关押。
反省院对送进来的“反省人”进行政治训练。根据二陈的指令，训练的内容有三条：一为以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二为以阶级调合反对阶级斗争；三为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训练的形式以学习、上课、训话等为主。学习，即发给“反省人”一些充斥反共内容的文章和小册子，如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陈立夫的《唯生论》等，让“反省人”自己学习，并写出读书笔记、思想汇报。上课，即由担任训育员的CC特务讲课，内容不外是国民党好、共产党坏之类。训话，即聘请国民党要人，社会名流学者等进行精神讲话，陈立夫常亲自到一些反省院进行训话，老生常谈那些只有叛变革命才有出路之类的陈词滥调，企图对“反省人”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凡参加听课听讲的人，须写听讲笔记、反省笔记等，逐日送交训育员审阅，此外，训育员还经常找一些人进行个别谈话。
反省院规定对“反省人”的反省以6个月为一期，结束时要举行考试，其试题多为“对共产党的认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对苏联的认识如何”、“中苏关系怎样”之类，考试不及格者便要留级，继续反省半年，如果再次考试再不及格，就要严厉惩罚，反省院的训育员常常威胁说：“如果三期不及格者，便要枪毙!”以此造成被拘押者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好迫使他们投降自首。即使从反省院被释放出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还受监督和控制，还须定期向反省院汇报个人思想和言行。
反省院在劝降审讯、怀柔软化的同时，也并不放弃严刑拷打等硬的方式，院内专门设有关押革命志士的特别监狱，里面配备有各种残酷的刑具。尽管这些手段残忍毒辣，但大多数共产党员都英勇不屈，顽强坚持斗争，他们宁肯留级，不出反省院，也不写悔过书，不填写反共申明，并且进行各种形式的特殊战斗。当时各个反省院都有共产党的秘密支部在战斗，绝食斗争时有发生，弄得反省院中动荡不安。也有少数共产党员在反省院软硬兼施的折磨下，经不住考验，自首反省，变节投降。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35年，自首变节的共产党员有276人，其中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干部23人，省一级的干部31人，县一级的52人，区一级的75人。
第三部分设立“反省院”（3）
这些断了脊梁的癞皮狗出卖灵魂，出卖共产党的机密，出反省院后，带领国民党特务、军警搜捕、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1928年初，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秘书何家兴叛变，即将罗亦农的住址出卖给国民党特务，结果，罗亦农被捕。192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企图在中央军委开会时，将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负责人一网打尽。8月24日，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会议，当会议正在进行时，大批特务包围会场，在场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全部被捕，除张际春被营救出狱外，其他共产党人均壮烈牺牲。1932年，中共中央特务科长顾顺章叛变，亲自到监狱认人，出卖了关在苏州监狱里的恽代英，第二天，恽代英即被国民党杀害。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时，就出卖了中共驻汉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及红军二军团的驻汉办事处，结果，这些机关均被国民党特务破获，有10多人被捕，全被杀害。在南京，顾顺章继续出卖共产党机密，供出了周恩来、李维汉等人的5个住址，并派他的亲戚家人在上海进行侦查，在此危急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使其阴谋没有得逞。
陈果夫、陈立夫利用劝降审讯，反省院训练的办法，收买了一些叛徒，再利用这些叛徒对共产党进行破坏，在一个时期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使共产党遭到很大的损失，二陈对此十分得意，认为这是他们在无形战线上的成功之战。但不管国民党特务怎样穷凶极恶，共产党内少数叛徒怎样为虎作伥，都始终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在人民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这是二陈所料想不到的。
第三部分编织罗网（1）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地区陷于侵略者的蹂躏和践踏之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但国民党政府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却一再退让，命令中国军队“力免除扩大事件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
由于民族危机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动摇、分化和分裂，军队将领中出现了马占山等风云一时的抗日英雄人物。更为突出的是，1931年12月，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多人在宁都举行起义，集体参加红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的矛盾和纷争更加激化，反蒋各派趁机向蒋介石集团发起攻势，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实行武力对峙，他们利用全国的民气，极力逼蒋下野。湖北的何成浚则发起九省“联防”计划。张学良联合阎、冯旧部提出北方六省“大联合”的口号。各派势力的这种矛盾与纷争，使国民党统治陷于一片混乱。
蒋介石为此伤透脑筋，经再三考虑后，于1933年元旦通知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迅速前来，有要事相商。二陈诚惶诚恐地来到蒋介石的官邸，见蒋介石铁青着脸，也不向他们打招呼，端坐在上首沙发上，在场的还有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以及黄埔系方面的曾扩情、康泽、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酆悌、戴笠等人，都神情严肃，正襟危坐，不敢有所声息。一看这个场面，兄弟俩便知道今天的召见非比往常，也就很自觉地找了个地方坐下。
蒋介石见人数到齐后，便宣布开会。他先是谈当时国内的形势，越谈感情越是激动，便大声对众人训斥，到后来，竟气急败坏地骂了起来，骂他们特务组织太无能，太不中用，不仅没任何办法对付共产党，甚至连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也无法解除，是一群废物，是一堆饭桶。众人被骂得抬不起头来，一个个面色发白，冷汗直冒，屋子里空气十分紧张。蒋介石足足骂了一个小时，自己也累了，才感到这些话说得有些过分，语气便逐渐缓和过来。他装出十分恳切的样子，要求大家消除误会。团结一致，互相配合，认真对待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以及国民党中各派系，以渡过目前的危机。并让大家想办法。
众人被蒋介石一顿臭骂搞得晕头转向，哪里能猜测到蒋介石找他们来的真正意图，更不知道去想什么办法，蒋介石说完后，一个个都呆若木鸡，半晌没人吭气。
蒋介石见众人不说话，知道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便暗示他们，为了加强团结，统一指挥，可以分别成立两个秘密的法西斯小组织，以这两个小组织为基础，形成国民党的中坚力量。他向众人表示，小组织成立后，他将在各方面予以支持。
经蒋介石这一提示，大家才像从梦中醒来，完全明白了蒋介石今天召集他们开会的意图，训斥、骂人，绕了半天的圈子，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于是，众人诺诺称是，表示竭尽全力，尽快成立小组织。不久，黄埔系方面的人便发起组织了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陈果夫、陈立夫从蒋介石那儿回来后，马上召集其亲信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日夜开会，进行密谋，商讨如何执行蒋介石的旨意，迅速成立小组织。讨论中，陈立夫提出了好几种方案，供大家参考，并直接派人到德国，意大利进行考察。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最后决定，仿效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的模式，建立组织，以便将国民党改造成德国、意大利式的法西斯式的政党，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领袖，使之成为中国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行“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专制统治。
这样，在陈果夫与陈立夫的主持下，以CC派骨干为基础，成立了两个小团体，一个为“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个为“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这两个组织的章程大同小异，政治纲领的主要内容为：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惟一领袖；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等等。两个组织，实际上是一套人马，所以，开张不到半年之久，“青白团”就干脆取消，只剩下“同志会”一个组织了。
这两个组织都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在领袖之下设干事会，干事长为陈果夫，副干事长为陈立夫，常务干事则有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人。由于二陈平日高唱反对在国民党中建立派系，而且总是以反对派系为借口攻伐别人，因此，他们对自己建立的这两个组织总是讳莫如深，不仅对外多次申明无此组织，就是对没有加入这两个组织的一般CC派分子也是绝对保密的。他们发展成员，都有极其严格的手续，而且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
第三部分编织罗网（2）
“青白团”和“同志会”实质上是CC派的核心，因此，吸收的成员主要以CC派的骨干分子为主，再加一些投靠他们的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委员、干部和党员中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的分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也十分严密，参加他们的组织，除手续特别外，仪式也充满封建神秘的色彩。据曾经参加过“青白团”的CC派骨干分子刘不同回忆：“入团手续多在南京陈氏兄弟螺丝转弯故居办理。在这个居所里，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光惨淡，桌前壁上挂着一幅身佩匕首、脚穿马靴、目光凶恶直视的蒋介石像。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或徐恩曾等，就在此阴暗气氛中叫入团者面向孙中山遗像和蒋介石像举起右手宣誓：永久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二陈对“青白团”和“同志会”管束很紧，他们十分强调该组织的纪律性，加入组织的成员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得暴露身分，成员之间禁止发生横的联系，只有单线的纵的关系。成员不能问组织内其他的事，问了就是违反纪律，这些戒律，每个成员必须牢牢记住，如有稍微越雷池一步者，将受到严厉处罚。每当有新成员加入时，陈立夫必然要召集他们训话，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违反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除了遵守纪律以外，二陈还规定，所有加入组织的成员都有维护组织、发展新成员的义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职责；还有监视其他党派甚至国民党员的言行并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得接受组织分派的特殊任务。
青白团和同志会成立后，二陈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地去建立地方组织，如派张道藩到浙江，派吴醒亚到上海，派张厉生到华北，派程天放到江西，派苗培成到安徽，又派吴醒亚到湖北，派叶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苏，派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后，也按中央的一套严密系统，凭借当地国民党省、市党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其中主要有：北平、天津的诚社。张厉生到华北后，秘密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联络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诚社”。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达100多人，其纲领强调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诚”字上下功夫，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统制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诚社总书记为张厉生，副总书记为胡梦华，总干事为李白虹，副总干事为张光涛、赵在田、史国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该组织十分重视，为此拨出专项费用，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诚社办有《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上海的干社。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一些“CC”重要成员，于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纲领、章程与“青白团”和“同志会”所差无几，而且在有些方面更甚，可以说，它的组织形式、领导建制、政治纲领完全是以德国法西斯党为蓝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他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扑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匪徒”等反动口号。干社的社长为吴醒亚、副社长为潘公展，干事长为丁默邨。二陈对上海干社也十分重视，专派他们的堂弟陈宝骅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还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并以此为阵地，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干社成立后，积极参与逮捕、绑架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在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袭击捣毁经营销售左联出版的书刊杂志和鲁迅著作的书局书店，抢占上海青年中学和民光中学等罪恶活动中，干社都充当了主要角色，因而，这一组织成为国民党CC特务的中坚。
除此外，在上海，还有潘公展、吴开先领导的“上海协会”、吴醒亚组织的“寅社”，在东北有齐士英组织的“东北青年学社”，在浙江有罗霞天组织的“五友社”，在山东有王潜组织的“学行社”，在南京有徐恩曾、萧铮、洪陆东组织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在河南有陈泮岭组织的“武德社”和陈泮岭、刘不同领导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等。这些组织建立后，积极拥蒋反共，破坏抗日民主运动，插手文教科学机关，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干了大量的坏事。
“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的建立是二陈CC派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CC派没有下层组织，他们进行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且主要是靠二陈的亲信骨干分子联系、指导工作，自“青白团”和“同志会”建立后，他们便从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严密的、系统的组织，他们以此控制国民党各级党部，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监视人民的行动，剥夺人民的自由，在全国形成一个从上到下、渗透各部门各阶层的一个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网络。
第三部分中央秘书长（1）
1929年4月8日，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上，29岁的陈立夫被选为中央党部三届执委首任秘书长。最开始的提名，是由蒋介石与胡汉民两人共同推荐的。当时陈立夫在国民党中是区区小辈，与胡汉民仅见过几次面，没有任何接触，为什么胡汉民会推荐陈立夫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三全大会上蒋胡合作，打击了汪派势力，胡汉民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作为回报，胡汉民必须有一些亲蒋表示，陈立夫是蒋的亲信，蒋介石不好一人推荐，胡汉民与蒋联合推荐陈是蒋求之不得的事，可以使蒋避免结党营私的嫌疑。其次，陈在为蒋做机要秘书时，所表现出的认真、负责、谨慎、吃苦的精神，胡汉民也略知一二，虽然与陈没有接触，但对陈没有坏感。
正在上海的陈立夫得知中央秘书长的任命后，内心虽然高兴，但也多出一番考虑，他知道自己年轻，担此重任，一定会引来多方注目，于己不利。考虑再三，便以身体不好为由，向中央递上一纸辞职书。蒋介石等知道这是陈立夫故作姿态，因此，在4月11日召开第一次中常会，决议“电陈立夫同志促其即日就职，在陈同志未就职以前，由叶楚伧同志兼代”。其时，叶楚伧已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根本无暇做秘书长工作。陈立夫接电后，知道秘书长非他莫属，于是再度复电请辞其职。4月15日，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中常会，决议再电促陈立夫提早就职，并让其兄陈果夫去函促请。中央越是电召，陈立夫越是觉得有作姿态的必要，于是又上一辞呈云：“余绝非自谦，乃自量无能胜此重任，请另选贤能，免误公事。”4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对陈立夫三次辞呈，有些不满，有人提议另选他人，但蒋介石当时不在南京，未参加会议，胡汉民不敢自作主张，便提出待蒋先生返南京后再商议办法。
这一下，陈立夫倒是慌了，再加上他认为三次辞呈，已转移了各方注意力，表明自己当秘书长是情非得已。于是，急忙由上海返回南京，称病情已有好转。后来，蒋介石回南京，在6月24日第十八次中常会上，陈立夫接受了任命，担任中央秘书长之职。
秘书处是国民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机构，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安排全会和常会的议程，注重重要议案的议程安排，妥善处理所有的决议案，并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处理与政府间有关系的文书及事务，处理党内联系和党外关系，间接监督党内其他组织单位等，权力既大而广，事务既多又复杂。
陈立夫上任时只带了一个人，其他人事，全部照旧，以稳定人心，让大家团结一起，努力干事。
陈立夫上任后，对文书室下的功夫最多。文书室负责复印、印刷、档案分类的工作。由于陈立夫过去搞工程工作，在美国待过多年，他引进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使印刷效率提高了好几倍，以前只能印刷200份，现在增加到1000多份。同时，他要求用五笔检字法进行档案分类，使得原来杂乱无章的各种档案一下子井然有序。效率提高了，人的工作减轻了，地方党部的人来看了感到惊奇，蒋介石等人看了满意，秘书处的人也很高兴。
第三部分中央秘书长（2）
陈立夫十分强调工作纪律，他自己先做出表率，每天早上，他比秘书处其他职员早到办公室，晚上过了7点才离开，全秘书处四五十人，见陈立夫如此，无人敢迟到早退。这样，严格的办公纪律建立起来。
为了协调中央党部各部门的工作，增进各部门的合作精神，提高工作效率，陈立夫对秘书处工作作了改进。其中重要一项是：当秘书处收到有关组织部公文，便将副本送组织部，如果文件涉及其他有关部门，如青年部、妇女部等，便将副本送一份到青年部、妇女部并附上字条，说明组织部门会将直接与他们联系。这一办法有很大好处，它使各有关系的不同部门都会很快得到公文的消息，加强各部门的联系，也能提高各部门的工作效率，也受到各部门的欢迎。
秘书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接待来中央的各地方党部人员，陈立夫从不拒绝任何人来访，他每天平均接待20多位来访客人。接待中，陈立夫总是认真听取地方党部人员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并将这些情况按类别整理成文字，送到各相关部门，有些直接送蒋介石和其他常委。通过这些接触，陈立夫认识了各地方党部的大量官员，与他们加深了感情，并将一些信任者纳入自己的派系之中。
陈立夫在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不久，1930年12月，中央常委委员会便任命他兼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中央政治会议是研究政策的单位，凡与政府有关的重要问题，由中央政治会议来处理，它是国民党联系政府的一个单位，主席由蒋介石担任。政治会议下设有内政、教育、财政、经济、外交等小组委员会，秘书处为具体办事机构。
政治会议秘书处工作比较简单，主要工作是会议的筹备，例行性公事并不多。在准备会议时，就提交会议的议案翻阅档案找寻先例，然后进行系统整理、分类排印，使得开会的每位委员都有一份特别案例的资料及所有先例的报告书。有些重要议案，必须在议案提出前，将议程送给蒋介石看，如蒋有指示，还须将指示告诉各位委员，使之照指示通过。
由于中央政治会议地位的特殊，开会通过的决定不对外公布，而是呈中央常委会通过后再交国民政府公布，因此保密性很强，弄不好有泄密的危险，造成重大损失。因此，陈立夫担任政治会议秘书长期间，花很大精力做保密工作，用办特务机构的办法来领导秘书处，使得这个党务机构在外人眼中既神秘，又恐怖。
陈立夫在担任中央秘书长和政治会议秘书长期间，希望通过他的努力工作，实现他创新国民党的理想，即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以陈氏集团为主流派的统一的政党。为了传递他们的心声，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一起创办了一个刊物《政治评论》，由中央秘书处出资，蒋介石作后台老板，由郑亦同具体经营。
《政治评论》发表大量文章，鼓吹所谓“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大造舆论，树立蒋介石在国民党的绝对权威。因为他们知道，蒋介石的权威一旦形成，二陈的重心在国民党内也就自然形成了。
第三部分助蒋陷胡（1）
国民党三全大会确立蒋胡合作体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胡汉民的话，蒋介石还是愿意听的，蒋胡关系一度比较融洽。在征讨各方势力的斗争中，胡汉民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有人概括胡汉民的作用说：“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蒋介石在胡汉民的帮助下，地位得到巩固后，逐渐变得独裁起来，而权势欲也很强的胡汉民又不肯与让寸分，于是，双方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冲突，最开始缘于与二陈的矛盾。胡汉民本来是国民党中二号人物，高高做官就是了，但却常常事无巨细去管党务，胡自己就说：“关于党务的，我不但愿意多谈，而且谈的非常认真，虽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陈立夫说他“每一个会议，哪怕是比较不重要的小组会议，也场场必到”，引起二陈不满。
当时，经过清党整顿后，确定中央组织部由陈果夫掌管，组织部的一切事务，自然是陈果夫说了算，特别是由中央派往各地方党部的党务指导员，往往是陈果夫亲自挑选，亲自谈话，再派往各地。但胡汉民却总是进行干预，后来干脆成立了一个党务审查委员会，对陈果夫挑选的人进行审查，挑出种种理由不予通过，建议换人。陈果夫不肯让步，矛盾越来越大，陈果夫搞不过胡汉民，便跑到蒋介石那儿夸大其辞地告状。
蒋介石听了心中也老大不舒服，总想找个机会劝说一下这位高傲的元老。一天，蒋介石见到胡汉民，尽量压低心中的火气，平和地说：“胡先生常常严责党务工作人员，弄得这些人都惶恐不安，这对于胡先生的印象恐怕也不好。”但一向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的胡汉民并不把蒋介石看在眼里，毫不客气地回应道：“我严责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们。任情所为，擅离职守，国家体统何在，这些人还不该受我教导吗?”几句话煽得蒋介石火冒三丈，但他还是忍了忍，略为提高声音说：“胡先生一定要责备他们，还不如先责备我吧!”蒋介石以为，把他自己的牌子搬出来，应该足可让胡汉民息事宁人，哪知胡汉民并不买账，鼻子哼了一声，轻蔑地说：“他们且不能责备，何况你?我亦又未尝不责备你，但可惜你不能受听，转而发生其他感想罢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令蒋介石无地自容，这样，蒋胡之间的冲突达到白热化。
蒋介石虽一介武夫，但他深知道，对胡汉民这种资历、声望比他高的人，不能硬来，必须先使软刀子，让他吃点亏，挫挫他的威风。蒋介石即将陈果夫、陈立夫叫来，一一进行交待，让他们去与胡纠缠。
当时，因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在前线指挥战争，由胡汉民在南京主持中央党部会议或中央政治会议。每到讨论至关键问题时，陈立夫总是不紧不慢提醒大家，应该听听蒋介石的意见。实际上，每到开会前夕，陈立夫都把议案内容电告蒋介石，蒋若同意，会议通过的程序自然生效，蒋若不同意，则以请示为由使议案不能通过。这样好几次，胡汉民希望通过的议案都让陈立夫这么一搅和而打了水漂。胡汉民处处碰软钉子，心中对蒋介石，陈氏兄弟充满了恨意。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认为地方势力已经平定，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做起了建立专制政权、一统天下的美梦。于是，致电国民党中央执委，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设立总统。对此，胡汉民坚决反对，因为设立总统，肯定是蒋介石，到时，五院均为总统府下，真成了蒋介石的天下。因此，在1930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胡汉民借致开幕词的机会，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且批评蒋介石的个人专权与军事独裁。他说：“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尽其所能，把所有的聪明才力贡献给党，但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由他一人去担。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以致兼职之风大盛，实有重新纠正的必要。”蒋介石并不理睬胡汉民，仍怂恿手下递交了“制定约法”的议案，倔强的胡汉民也不让步，双方言辞激烈，在四中全会上吵得不可开交。会议开了7天，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制定约法”一案终于搁浅。
四中全会给蒋介石极大的教训，他觉得，软刀子不足以制服胡汉民这种人，必须来硬的。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以开会为名，诱捕胡汉民。那天晚上，所有中央监察委员和执行委员，都被邀请到蒋介石的军校官邸开会和晚宴。胡汉民一到，蒋介石说要与胡汉民私谈，胡汉民刚入内室，便被拘捕。会议开始时，没有胡汉民出席，大家都知道胡汉民就被监禁在蒋的家中，但谁也不敢说话，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陈立夫害怕会引起其他人反蒋，会后他提醒蒋介石，如此监禁胡汉民是否妥当，蒋介石十分强硬地说：“已经做了，我没有办法再掩饰了。”这么一说，陈立夫已知道蒋是下决心倒胡了，因此，自己也觉得腰杆硬了。胡汉民被捕后，囚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
胡汉民被囚禁的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一些汪派分子、丁派人物、粤系军人趁机聚集起来，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等为领袖，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竖起了反蒋的旗帜。为了拉更多的国民党人参加，粤方表示，凡南京中央党部离职归顺粤方的人士，一律按原职酌情提拔使用。
第三部分助蒋陷胡（2）
陈果夫、陈立夫了解到粤方这一态度后，觉得可以利用。于是，他们秘密派遣了一部分自己信任的特工人员，如胡利峰、翁平、梅嶙高等，纷纷离宁赴粤，表示“反蒋拥汪”，取得粤方信任。这些人到广州后大搞情报工作，将粤方的一举一动向南京汇报，使得粤方反蒋活动一直处于南京监视之下。蒋介石得到情报后，分别采取不同对策，对粤方各派势力分化瓦解，使得粤方反蒋活动表面上十分热闹，却不能有所成就。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同“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舆论下，反蒋几个月却毫无成就的粤方不得不坐下来与蒋谈和，经几番讨价还价后，宁粤再度合流。胡汉民被关押几个月后，已是锐气尽减，蒋介石也表示“宽大为怀”，将其放出。而那些粤方的下层工作人员，则受到严厉处罚。陈果夫一声令下，对这些人开除党籍，不再录用，斩除了反蒋派的根基。
胡汉民被放出后，虽官复原职，但受此打击后，情绪低落，郁郁不展，心中窝了一肚子气，无处发泄。1936年5月9日，胡汉民突发脑溢血，经再三抢救也无力回天，这位高傲的国民党元老终于撒手西去，除却了蒋介石心头之病。
在蒋胡争斗中，二陈兄弟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明里所起的阻挠，牵制作用，暗中所起的监视，捣乱作用，大大减缓了胡汉民派对蒋介石的冲击力度。
第三部分捣“政学系”（1）
二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在国民党内争夺党权的斗争中，挫败汪精卫派、丁惟汾派、胡汉民派等元老派，不断取得胜利，其陈家党的地位不断巩固。但他们并不甘心只领有党权，他们还要涉足国民党所控制的政、军、财、经等其他领域。在向这些领域进军中，他们遇到了两大劲敌，即控制军队的黄埔系和控制政权的政学系。
黄埔系崛起最早，而且都是蒋介石的门生弟子，再加上蒋介石对军队控制很严，历来是不肯让别人染指的。对此，二陈内心十分清楚，当然不敢与其争锋。
而政学系就不同了，它崛起于蒋介石取得国民党领导权之后，而且，如陈立夫所说：“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的组织，但他们的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研究汪精卫，想尽办法来逢迎领袖及他身边重要的人，这一做法目的是赢取信任和好感，然后再运用这些权势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的目标——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发财。”虽然政学系发展迅速，成为蒋介石维护自己统治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政治“铁三角”之一，但在蒋的心目中，政学系不仅不能与黄埔系比肩，也不能与CC系并论，充其量是蒋介石雇佣的门卫、管家之类，所以当时就有人私下称政学系头面人物张群为“张总管”、杨永泰为“杨管家”。正因为如此，二陈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政学系。
当时的二陈如日中天，红得发紫，再加在与各派系斗争中，攻必克、战必取，这就使得二陈过高估计自己力量，过低估计政学系力量。首先，二陈过去的胜利是在蒋的支持下取得的，而现在，二陈势力不断膨胀，对于“天下姓蒋党姓陈”的状况，蒋介石不得不有所警惕。尽管政学系不是他的嫡系，但蒋必须利用政学系，使黄埔系、CC系和政学系互相制约，自己的权力才能成为一股凌驾于三种力量之上的平衡力量。这一点，二陈没有看到。
其次，政学系虽没有组织，也无基层力量，但其头面人物都是政坛强人，其在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决不在二陈之下。如杨永泰，早年接受严格的旧学训练，后又接受西方教育，民国后参加国民党，开始在旧官场中钻营谋略，升降浮沉，掌握多种应变办法和官场门道，在老“政学会”中，杨永泰就是重要一员。民国以后一段时期，杨永泰与张群、李根源等投靠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等。后来，桂系失败，杨永泰逃回上海，蛰居沪上，时刻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北伐时，杨永泰看到蒋介石势力强大，便与张群一起投奔蒋，仅取得总参议一职。但杨很会钻营，讨蒋喜欢，正如陈立夫所说：“杨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见蒋先生时，常对重要问题，携带了正面和反面两种方案，他先试探蒋先生的意思。如果蒋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则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蒋先生之意旨。”正因为如此，杨永泰才得以步步高升。1933年，他以一份《政治剿共万言书》获蒋介石称赞，连升数级，被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南昌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一时，“天下谁人不说杨”。在此期间，杨永泰、张群、李根源、熊式辉等人也抱成一团，形成新政学系。对于新政学系头面人物政治上的老辣、深沉，二陈也估计不足。
二陈通过种种手段，派出大批CC系统人员，打入政府部门，渗透于政府各个部门，但都是做小官，做不到省主席这一职，这使二陈十分伤脑筋。同时，在杨永泰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后，陈果夫、陈立夫如要到南昌见蒋介石一面，或者有密件呈蒋，还得杨永泰安排或转呈，这使二陈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不久，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在军事剿共期间，一切服从“剿匪”大计，湖北、江西、安徽、河南是剿共前线，一切由当地军政大员统帅。于是，蒋介石下令将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党部主任委员全部换上军政人员担任。这样一来，湖北省的党部主任便由张群担任，江西省党部主任便由熊式辉担任，安徽党部主任委员由省政府主席吴忠信兼任，河南党部主任则由省政府主席刘峙兼任，而吴忠信畏惧政学系，刘峙则与政学系骨干熊式辉关系深厚，实际上，这四省的党部成了政学系的天下。二陈一下子失去了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党务大权，心中更是充满了对政学系的深仇大恨，二陈便开始了对政学系的反击。
本来，政学系是没有组织，也没有“政学系”这一名称的。二陈在分析调查杨永泰一伙人时，发现他们大多出身旧政学会，陈果夫便将杨永泰一伙人取名为“新政学系”。恰好这时，蒋介石突然下令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陈果夫、陈立夫即向蒋告发杨永泰一伙人搞小组织，成立“新政学系”，破坏党的团结。这一着果然灵验，因政学系过去名声就不好，现二陈一揭发，揭了杨永泰等人的老底，给其重重一棒，当然也引起了蒋介石对杨永泰等人的警惕。
二陈的揭发引起了一些国民党元老人物对杨永泰等的一致愤怒，他们纷纷出场，写文章，发表讲话，大骂杨永泰等人。在此情况下，二陈不失时机地展开了一场“护党运动”。
第三部分捣“政学系”（2）
“护党运动”中，二陈广泛开展各种活动。其一，指使CC派人物大肆宣传国民党元老人物如邹鲁、张继、谢持等人的讲话，宣传当年政学系反对孙中山的罪行，要求将政学系人物从国民党中赶走，从蒋介石身边赶走；其二，指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向中央常务委员会告状，揭发政学系在各地破坏党的纪律，摧毁基层组织的活动；其三，奔走于国民党元老之间，请他们出面，向蒋求情，将国民党湖北、江西等四党部交回中央党部即二陈手中。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果然有些成效，蒋对杨永泰有些疏远，而且答应交出一省党部给二陈。
这一仗取得一定胜利后，二陈即把矛头指向政学系中另一巨头人物张群。
张群，四川华阳人，曾是蒋介石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和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张群的绝招就是在蒋介石面前唯唯诺诺，一切顺从，而且不露阿谀的痕迹，这使他能与蒋保持亲密关系达70年之久。1929年3月27日，张群被任命为上海市长，而上海是二陈势力集中的地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CC派与政学系在上海时有冲突，二陈很早就想进行反击，但苦于抓不住把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很多对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由张群负责，而张参与蒋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怒了广大市民与学生，都大骂张群的这种亲日误国政策。陈果夫抓住这一机会，指示CC派人物，策动一些学校学生、工厂工人、市民等举行一些游行、示威，使张群疲于应付，同时也让张群亲日面目为民众知晓。然后，二陈抓住学生痛恨张群的过激情绪，又下了一着狠棋，二陈秘密指定由顾顺章实施。
一天夜里，8名爱国学生失踪，于是群情激愤，大批学生涌向市政府，要求张群放人。张群即找来警察局长陈希，陈希却满是冤屈，说自己没有抓学生。随后，张群又给特工总部驻上海特派员黄凯打电话，请求帮忙，黄凯冷冰冰地说帮不了忙，张群只好直接向蒋打电话求救。此时，愤怒的学生拥进办公室，将张群团团包围，声称不放学生，决不撤出。
蒋介石接电话后，知道是二陈在捣鬼，即把陈立夫、徐恩曾找来，限令他们放人。陈立夫即通知黄凯，让他放了学生，救出张群。黄凯哭丧着脸说：“我没抓学生，如何能放?”陈立夫冷冷地说：“放学生你不管，你只管救人。”黄凯接令后，不敢怠慢，即从租界捕房中学借来300学生，由特务率领、边喊口号边急行至市政府，说是来接替先期同学，硬是挤进市政府办公室，把张群救了出来，塞进预先准备的小车，往外开去。等学生明白过来时，小车已无影无踪。这时，顾顺章派人来告诉学生，所捕8名学生已放出，学生见已经放人，也就不再闹事，撤出市政府。
张群虽然被救出，但受此惊吓，胆子变得更小，生怕再惹出什么麻烦来，便于1932年1月，辞去了上海市市长职务，在与CC派争斗中败下阵来。
二陈在南面取得胜利后，在北面对政学系重要人物黄郛，也照此办理，踢了一脚。黄郛到华北后，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二陈明知道黄郛是代蒋行事，但认为这是捣毁政学系的绝好机会，便利用鼎沸的民情，唆使其外围组织鼓动学生游行示威，给黄郛造成压力，同时指使一些CC派人物在党内攻击黄郛。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也不好明保黄郛，结果，黄郛内外交困，被迫辞去华北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职务。
在与政学系斗争中，CC派虽然接连取得胜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扳倒政学系，因为蒋介石要坚守平衡原则，不会让政学系太吃亏，也不会让CC派太占便宜，总的来说，“双方势均力敌，难分胜负”。
第三部分斗黄埔系（1）
黄埔系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CC系自然不敢与其争锋，但在国民党的权力系统中，两个组织实力相当，为了争权夺利，必然会发生矛盾，出现争斗。
黄埔系发源于黄埔军校时期的孙文主义学会，是一个在蒋介石卵翼下的反共反新三民主义的右派组织。黄埔系以军人为主，以控制军队为主要目标。本来，黄埔系为蒋介石办军，CC系为蒋介石为党，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但随着蒋介石政权的确立与稳固，双方为在政权中多得一分利益而发生争斗，早期主要是CC系与复兴社的攻伐。
1932年，蒋介石从一本介绍墨索里尼的小册子中受到启发，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小组织。于是他将陈立夫等党务亲信和贺衷寒等军务亲信召集起来开会，要大家想办法，改变被动局面，并暗示成立小组织。结果，二陈心有灵犀一点通，回去后，很快成立了“青白团”、“同志会”等小组织；而贺衷寒等则行动迟缓，被蒋介石再一次找去痛骂了一顿，说：“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挨了骂回来，贺衷寒等终于开窍，决定成立小组织，于是，商议成立“复兴社”，以黄埔学生为基本力量，贺衷寒起草了章程，康泽起草了纪律条例，推蒋介石为社长，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郑介民、邱开基等为中央干事，田载龙、萧育赞等为中央监事。复兴社是一个半公开的组织，其内部结构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外围即复兴社；第二层为革命青年同志会；第三层是核心层，是力行社。进入核心层必须经蒋介石批准。总之，复兴社是黄埔系的核心组织，是为巩固蒋介石政权效力的。
复兴社成立后，即与CC系发生矛盾，这两个派系，“CC举着党部的招牌，复兴社利用军政力量，互相争权夺利，斗争日趋激烈”。
首先，黄埔系抓住机会，向党务部门渗透。当政学系与CC派相争时，杨永泰曾向蒋建议为适应剿共，将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四省党务，由该地军政负责人掌握。黄埔系趁此机会，让大量军人进入四省党部，并将CC派人员驱逐出去，同时将一些意志不坚定的CC派成员拉入复兴社。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有一半的县党部书记长加入或靠拢了复兴社，使得CC派元气大伤。
其次，明争暗抢，向文化系统渗透。本来，按蒋介石的规定，党务、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为CC派的活动范围，军人系统的黄埔组织不得插手。在蒋介石的支持下，CC派准备成立“中国文化协会”，以操纵和控制文化界，这就引起黄埔系的不满，黄埔系自认为搞文化宣传不会在CC派之下，他们中的贺衷寒、刘健群、邓文仪，还是有一定文化理论素养的。于是，复兴社壮着胆子与CC派争夺文化阵地，将“中国文化协会”这块牌子抢过来。由复兴社主要成员黄少谷、刘炳黎在武汉创办的《扫荡报》受黄埔系之命，突然在该报第一版上用通栏特号大字标题，抢先报道了由黄埔系主持的“中国文化协会”成立的消息和协会负责人的名单，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让CC派控制文化领域的计划转瞬间破灭，而黄埔系却兵不血刃，独占先机。
面对黄埔系咄咄逼人的攻势，二陈也不甘屈服，挺而反击。二陈是文人，爱动脑筋、想计谋，谋划一番后，先找蒋介石告状，再找陈布雷帮忙。蒋介石居中调停，还支持二陈继续在文化界活动。陈布雷与二陈关系深厚，其加入国民党，就是蒋介石和陈果夫一起作的介绍人，因此也答应帮忙，当然只限于舆论和文字上。
二陈心中有了底，回来，由陈立夫召集张道藩、程天放、吴醒亚等“CC”骨干开会，决定文化协会还得办，但名称已被复兴社盗用，怎么办呢?这时，吴醒亚提出，加上“建设”两个字，就叫“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这一说，大家拍案叫好，于是按计划分头行动。
陈布雷对二陈鼎力帮助，他起草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宣言》、《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纲领》两份重要文件。由于陈布雷的文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文化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诱惑力。三天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大厦的大礼堂正式成立，陈立夫、张道藩等CC派骨干亲临大会。第二天，向全国发布了消息。这一战，只是为二陈挽回了一些面子，并没有止住复兴社进军文化领域的势头。随后，“中国文化协会”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都向各地发展，双方争斗更加频繁。
党方和军方在文化界的争斗一般说来，吃亏的是党方，军方有蒋介石的坚强后盾，可以说是有恃无恐；再加上有武力作为前导，在这种攻势面前，党方是无能为力的，可以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二陈为此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只好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机会果然来了，1934年6月，南昌机场发生大火，原因是航空署长徐培根贪污汽油巨款，故意纵火以烧毁罪证所致。而黄埔系骨干邓文仪追查不力，受到蒋介石的训斥。陈立夫抓住这一机会，添油加醋向蒋告状，说邓文仪不务正业，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工作方面。陈布雷也在旁助威，说：“各方负责人要一心搞好自己的工作，在军言军，在党言党。”蒋介石一听，觉得有理，当即下令，让复兴社马上解散中国文化协会。
CC派与黄埔系的斗争，终于取得了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胜利。
第三部分斗黄埔系（2）
经过这一次失败后，黄埔系更加怨恨CC派，但怕蒋介石干预，便从明转到暗，从上层转到下层。在各地方发展基层组织时，黄埔系与CC派互相挖墙脚，互相打击对方人员。如河南大学教授张金鉴，本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属CC派，复兴社找上门来，逼其改换门庭，加入复兴社，张金鉴不愿意，结果被复兴社绑架。再如在中央政治学校，复兴社威胁三名学生，让其加入复兴社，三学生不答应，结果，复兴社南京负责人任觉五带领一批军人将三学生绑架并杀害。
事件发生后，陈果夫把官司打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见死了人，便将任觉五予以处分，但暗中却仍旧支持黄埔系。由于蒋的制衡手段，使得黄埔系与CC派的斗争愈演愈烈。到后来，两派之间还玩起了特务手段，不择手段安插内线，破坏对方。黄埔系曾派人打入CC派，破获CC派秘密的制毒机构；而CC派也派人混入黄埔系，对其骨干人物进行策反。
黄埔系更为大胆，将一个叫向心影的女特务派到二陈身边。这个向心影，本是戴笠的小姘头，后被戴笠派往殷汝耕身边做情报工作，因殷汝耕准备成立伪政府，戴笠命向心影下毒干掉殷汝耕，结果为殷汝耕发觉，抓起来投进大牢。后来戴笠花钱买通看守人员，将其救回，然后派往二陈身边。
二陈对向心影一度曾有好感，但不久，CC派中一特务认识向心影，悄悄向二陈告密，二陈才大吃一惊，即将向心影赶出CC派。
不仅向对方派人员刺探情报，就是上层人物，互相也做鼠窃狗偷之事。一次，贺衷寒去中央党部拜访陈立夫，陈不在，贺便偷看桌上文件，发现桌上一封已拆阅的信是复兴社号称“十三太保”之一的葛武启写来的，内容涉及复兴社高层的机密。贺衷寒见四下无人，便将信偷回，呈报蒋介石，要蒋按复兴社纪律处理葛武启。蒋介石听了报告，反而劈头盖脸将贺骂了一通，说贺衷寒到中央党部偷文件，是无耻之极。因蒋认为，葛武启卖主求荣不对，贺衷寒干梁上君子勾当也不对，此风一长，那便党将不党，军将不军了。
总之，黄埔系与CC派是犄角相向，水火不容，但蒋介石需要他们同在一个政权中存在，因此，双方虽有争斗，却谁也不能除掉谁。由此看来，CC派和黄埔系的斗争，与CC派和政学系的斗争不同，一个是争衡，一个是争锋。CC派和黄埔系的斗争，谁胜谁负，谁消谁长，不是看谁的实力强大，而是看蒋介石的态度，看蒋介石制衡的需要。
第四部分疏导淮水（1）
1932年7月，陈果夫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为什么蒋介石要将长期从事党务的陈果夫调去负责水利工程呢?这并非蒋用人不当，乱点鸳鸯谱，实际上，陈果夫对水利问题一直十分注意，并多有研究。
还在幼年的时候，陈果夫家乡常遭水灾，每当这种时候，陈果夫总爱到湖州驿西桥和管驿河头去看那汪洋恣肆的大水。有一次，他亲眼看到一只逃难的小船刚出桥头，便被大水卷走了，顷刻之间在附近沉没，船上4人死于非命。这可怕的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陈果夫的妹夫沈百先考入河海工程学校，每次见面，陈果夫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沈在学校所学的有关水利工程方面的问题，从工程设计，施工到工程预算等大小问题，都问得十分仔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沈百先毕业后，先后在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华北子牙河、上海浚浦局、广东韩江等水利工程处工作。这期间，陈果夫对水利的兴趣更加浓厚，常常与沈百先一起讨论有关水利工程的问题，学习到一些水利工程的知识，并由于沈百先的关系，先后认识了许多水利专家，与他们结成很好的朋友。
1929年初，沈百先任职于导淮委员会后，陈果夫对治理淮河关注起来，他阅读了许多有关淮河历史与现状、地理与水文方面的书籍，并时常向沈百先请教有关治淮工程的问题。有时，沈百先遇有重大问题要报告蒋介石，便请陈果夫代为转呈。陈果夫在转呈报告时，常要和蒋介石谈及有关导淮的工程情况，谈话中，既表现出他对导淮工程的热心，同时，也显露出他对水利工程的熟悉和研究有素。有一次，陈果夫在代沈百先转呈报告后，还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些有关导淮方面的政策建议。蒋介石听了，一时没有回答，沉吟半晌，突然说：“你去帮我办这件事，好不好?”陈果夫吃了一惊，平时虽说对导淮工程十分关注，但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自己去指挥这一重大工程，他实在没有思想准备，便说：“我是外行。”想以此作为推词，他说的也是实话，他毕竟是搞政治的，过去在学校也从没学过工程技术。但蒋介石坚持说：“你知道注意这件事，而且所建议的并不是外行话，所以这件事，就是你去办吧！”陈果夫深知蒋介石的脾气，他坚持的主张是很难改变的，也就不好再拒绝了。他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己从小就对水利发生兴趣，多年来这个兴趣一直没有减弱，幼年时见到的那一幕大水卷走小船的悲剧还常闪现在他脑际，现在具体指挥治淮这一大型导水工程，正可施展自己的抱负，造福于淮水两岸的人民，因此，也就十分坦然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向东流经安徽、江苏两省，原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但从1128年后，黄河多次决口，夺淮入海，其所挟带大量泥沙，淤高了淮河河床，使中游河槽变成半地上河，下游入海出路被淤塞，整个水系被打乱，每遇汛期，不能畅通泄水，以致破堤决口，泛滥成灾。千里淮河两岸，“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成为洪、涝、旱灾俱全的重灾区，“数千百万之全淮民众，无日不沦于饥馑，无刻不泣对洪波，此淮之导，所以不容稍缓也”。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治理淮河，在建设委员会下设立了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主要任务是搜罗关于导淮计划、图表及各方面的建议，并进行整理，分类，并印成《导淮图案报告》一书，为导淮工程作准备。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正式成立导淮委员会，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导淮工程的重视，亲自担任委员长，具体工作由副委员长负责，特派委员20人，并聘请德国汉诺威工程大学方修斯教授为顾问工程师，同时广泛征集专门人才，进行导淮的前期准备工作。从1929到1931年，导淮委员会集中了全国一些优秀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对淮河入江入海各路河线进行了实地勘查、测量，广泛调查、搜集各方面资料，进行反复论证、研究，并根据研究成果，拟定了整个导淮工程的总体计划，呈奉国民政府核准后再予实施。
导淮工程计划确定了江海分疏原则，即整治淮河入江入海的水道，使之便于航运、防洪、发电等，据概算，整个工程需经费2亿元。由于蒋介石正和各军阀混战，军费开支都十分困难，哪来如此巨款去搞导淮工程呢?所以在此期间，导淮工程始终是纸上谈兵，不能付诸实际。
1932年7月，陈果夫正式就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主持导淮具体工作。10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导淮委员会组织法》，赋予导淮委员会在淮河流域内对公私土地清丈、登记、征用、整理等处理全权。陈果夫鉴于工程浩大，费用过巨，筹款不易，便决定先借用庚款，到时还本付息及自筹资金等办法，并采取分期施工的形式。为此，陈果夫与水利专家一起制定了两年施工及整理土地的第一期工程方案，即建造三河活动坝、邵伯船闸，淮阴船闸等一系列船闸，进行三河坝上下切滩，对淮阴闸上下、张福河上下进行疏浚整理，使淮河入江水道得以整治，然后再进行导淮入海的工程，计划工程费用1380万元。
工程计划经国民政府通过后，陈果夫便急忙筹钱，他亲自到中英庚款会要钱，并派专人进行催促，使庚款会不得不立即开会研究。该会的主要董事是上海英商商会会长马歇尔，他见陈果夫急着要钱，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急，不能拖些时日吗?”陈果夫说： “导淮工程倡了六七十年之久，现在才做，不能算急了。”马歇尔说：“你们钱都没有准备好，就做起来，太冒险了。”陈果夫正色说：“钱在你们庚款会很多，我不怕没钱，只希望你们赶快通过我们的提案。
第四部分疏导淮水（2）
不然我们的工程停顿，那将是你们的责任。”马歇尔不敢再拖延，于是，庚款会很快开会研究，通过了提案，并如数拨了款子。
陈果夫得到钱后，便将这笔款项用于张福河道疏浚工程中。经过一个夏季的奋战，终于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程。工程完工后，陈果夫有意邀请马歇尔及庚款会董事们前来参观，他们参观后，都对工程质量表示满意。陈果夫即抓住机会，趁热打铁，向董事们提出第二项工程费用，董事们当场拍板拨款。于是，这笔钱很快投入邵伯、淮阴、刘老闸三大船闸的建造。
待这三大船闸工程完成一半的时候，陈果夫如法炮制，像上次一样，邀请马歇尔等庚款会董事们前往参观，待他们参观后，兴致很高的时候，又和他们订立了另一工程费用的合约。这笔费用下达后，陈果夫即开始了杨庄、周门、刘老闸三大活动坝及高邮湖通运河间的小船闸等的修建。
正当导淮入江的工程热火朝天进行的时候，陈果夫于1933年10月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主席，这对他的导淮工程无疑增添了很多方便，他正是考虑到对导淮有好处，才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陈果夫主持苏政后，即利用他的行政权力，让江苏省主动承担了导淮工程中一系列重要的子工程，如疏浚六塘河，兴建里下河通海各港水闸，将淮阴、邵伯间所有的护岸改为块石修建等。特别是承担了导淮入海的工程，本来这一工程是要等导淮入江工程完成后，再根据资金筹备情况选择适当时候进行，陈果夫认为这样太慢了，不能让导淮工程尽快完成而发挥它的作用。
根据江苏省的经济状况，完全可以承担这一工程，另外，他还提出了发行公债以筹集资金的办法。国民党中央批准了陈果夫的请求，决定发行公债2000万元，用于导淮入海工程，这一工程由江苏省具体承担。
1934年11月1日，导淮入海工程举行开工典礼，陈果夫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典礼，他亲自拿起铁锹，破土奠基。这一工程是开挖一条长176公里、底宽35米、两堤相距250米的一条运河，取名“中山河”，淮河水将从这条河疏导入海。
中山河工程主要是征调民工参加建设，每年1月至3月、11月至12月是农闲时间，大批农民被征调来做工，征工最多时达24万人，整个工地人山人海，雄伟壮观。
沿线专员、县长、区乡、保甲长都卷入这无休无止的征调民工之中。在征工中，不管农民具体情况，只要是劳动力，均要上工地，而且在工地上，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险全无、所用工具基本上是牛车、独轮车、挑畚，人力戽水车等，再加生活艰苦，无医少药，因此，工地上死伤事件时常发生。就连陈果夫自己也说：“其辛苦劳瘁，非身经其事者听可得知。”但陈果夫不顾人民死活，强征硬派，待遇菲薄，只要劳动效率，不管安全保险，这就闹得广大人民怨声载道。整个导淮工地上，洒满江淮人民的斑斑血泪。
1937年4月，中山河工程完成，至此，整个导淮工程大部分竣工，对此，陈果夫充满成功的喜悦。5月初，他不顾身体衰弱，在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李仪祉和江苏省建设厅厅长沈百先的陪同下，前往中山河视察。他们兴致勃勃地沿河岸大堤步行，此时，中山河已经通水，河面波光粼粼，一直伸向远方，两岸是雄伟的长堤，一望无际。看到这一切，陈果夫十分欣慰，步行半个小时仍不感觉累。看完中山河后，他又饶有兴致地登上直升飞机，察看了整个导淮工程已告完成的部分。他从飞机上看到这一带与前几年相比已大不相同，田畴平整、河网如带、树木葱郁、房舍俨然。这一切都令陈果夫高兴万分，他觉得自己干成了一件大事，很快便可以向蒋介石交差，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将会更高，其他派系的人物将会对他侧目而视。想到这里，他差点笑出声来。
视察完毕后，淮阴等6县联合举行欢迎会。陈果夫在会上发表即兴演说，强调导淮之完工，证明人力之伟大，更证明有志竟成、事在人为之至理，并希望各地更进一步群策群力，继续建设，完成导准工程所有建设任务，彻底治理淮河，不使洪灾、涝灾、旱灾再出现于江淮大地。当晚，陈果夫久久不能入睡，他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便起床来，写下了一道导淮入海歌：淮河!淮河!利我江北乎?害我江北乎?全在我江北人能力如何。
我有能力，水为我用；我无能力，我为水用。
我善用我力，淮水为我操纵。
导淮入海，要将西水导入东海中。
大水不为我害，大水不为我害。
大旱亦收灌溉之功。
第四部分疏导淮水（3）
大家齐用力，为了大家安乐与年丰!大家多用力，为了永久安乐与年丰。
治淮的初步成功，对陈果夫的确是很大的鼓舞，他决心再接再励，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其他工程，以达到彻底根治淮水的目的。1937年先后开工的工程有：兴建周门活动坝、兴建刘涧浅水坝、兴建中运河涵洞、开挖里运河浅段、疏浚皖淮浅段等，但后来均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相继停工，所有运到工地的钢料，水泥，涵管、石块等，均损失殆尽。
1938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军事上的败退，整个淮河流域全部沦陷，导淮业务，陷于停顿。在此情况下，导淮委员会便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为了避免在导淮委员会服务的专业水利人才逃离星散，陈果夫向蒋介石建议，仍然保存导淮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为了保证这些人有事做，将四川省内的一些水利工程交与导淮委员会承办，如綦江工程、乌江工程、赤水河工程等。这样，导淮委员会在实施这些工程中，保存、培养了一大批水利建设人才。
陈果夫在主持导淮委员会工作期间，积累了很多治水的经验，他在一些文章中进行了总结，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治水必须达到综合利用的目的。陈果夫认为，治水是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工程，不能为治水而治水，必须使水利能综合利用，即治水后，不但使之能防洪防涝，而且要达到航运、发电、灌溉、水土保持等综合利用的目的。他说：“为国家长治久安计，每一河道应有详密计划，务使自上游至下游之水，均能尽其利。在山地高原之河道，如何建蓄水库及发电厂，利用水之冲击力，使水力电源，能协助工矿业之开发。如何兴建灌溉渠道及水闸等，利用水之渗透力，促进农田之生产。又如何改善渠化河道，利用水之浮载力，使航运畅通，以协助交通之发达。……自夏禹以来，中国治水，均以排洪水为能事，今则洪水泛滥，不应看得太重，而着重利用水之三种能力，以建国家，若三者同时建设，则洪水自然可以免除。”他多次强调：“一定要懂得水的三种力量，第一是渗透力，第二是冲击力，第三是浮载力，这三种力量都能尽量利用，使它发挥到最大的效用，才算是水利。”第二，治水必须上、下游兼治。陈果夫反对治水非先治下游不可的意见，他说：“我在最初担任导淮工作时，就反对那种治水非先治下游的成见，后来我经过湘西、黔东及四川各地，又做过綦江蒲河流域的工程而后，更觉得治水非上下兼治不可，形成我对于治水的一个主张。水与旱相反而实相成，上游患旱，就因为下游患水，反之亦然。所以上游的水能积蓄起来，则上游也不致患旱，下游亦不会成灾，双方都有利益。”第三，水利兵工化。陈果夫认为水利是规模巨大的工程，常需众多人力物力，因此，除临时征调民工外，需要有一支常年工作的水利队伍，他建议可以实行水利兵工化，将现有的军队拿出10万人改编成水利工兵，“每师增置技监1人，每旅增置技正1人，每团增置技士1人，每营增置技佐1人。均各叙以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相等之军职，协同指挥”。认为照此办理，可以革命之精神，作非常之建设，能保持常年有人管水利，也能较快地完成一些艰巨的水利任务。
陈果夫上述有关水利的主张，应该说是有一定见地的。
第四部分革新吏治（1）
1933年5月，陈果夫辞去监察院副院长职务。10月，蒋介石任命他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当了多年的京官，现在一下子去当地方官，似乎多有降职之嫌，但陈果夫此时还很高兴。其一，他认为“省主席是独当一面的职务，中国一省，其幅员每等于欧洲一国乃至数国，故省主席的职务相当繁重”。其二，江苏省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所在地，其地位更在一般行省之上。其三，他正担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率领10多万水利大军进行导淮工程，而导淮工地主要在江苏，担任江苏省主席，将会给他的导淮工程带来诸多方便。所以，陈果夫倒是十分东意到江苏省任职。
但江苏人并不欢迎陈果夫主掌苏政，因为都知道他是国民党党魁、CC派首领，由他当省主席，将会给江苏带来灾难。因此，社会各界便联络起来，发了一个挽留前任省主席的通电，用意十分明显，不欢迎陈果夫。这对兴致勃勃前来赴任的陈果夫无疑是当头一盆冷水。
10月12日，陈果夫率省府各委员在镇江正式就任。就职典礼上，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提出4点意见。第一，一切遵照宣誓词实行；第二，对前任卓有成效的规程，一定萧规曹随，决不轻易变更；第三，做事必须科学化；第四，一切工作必须切实。对于“切实”两个字，陈果夫特别重复了几遍，以便引起大家的重视。很显然，陈果夫是要给那些不欢迎他的人一个好的印象，以表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不务实际的人。
不久，江苏省党政官员举行联合纪念周，司仪唱了静默3分钟后，不过1分钟便唱静默完毕。陈果夫即走上前去，拿出当年军人的威严，命司仪立正，重唱静默3分钟，他看着表，到确确实实立了3分钟才终止。静默后，陈果夫走上主席台，借题发挥，向全体官员训话，将上次他在就职典礼上所说的“切实”两个字再次加以说明：“如说3分钟，必须恰是3分钟，才算是切实，不可为2分59秒，亦不可为3分零1秒。准时到，准时退，都是切实，从事建设不切实即不易成功。马马虎虎的习惯，必须革除。”陈果夫的这一下马威确实很见成效，众人都低下头，屏住声息，听他训话，自此以后，省府党政官员在陈果夫面前都不敢马虎从事了。
陈果夫主政江苏后，第一个重大举动便是革新吏治。他认为大凡担负某方面责任的人，在受命之始，必须注意的是怎样能够得到切实合作的帮手。治理一个地方，负主要责任的人很重要，他手下的帮手也很重要，不能忽略。在一个省当省主席，主要的帮手便是主管各厅的厅长、省府委员、省府秘书长及各县的县长。其次便是各厅的局、处长及县以下的佐治人员。而现实中国的官场虽经辛亥革命、大革命的洗礼，仍是十分黑暗，任人唯亲、结党营私、贪污腐化、欺上瞒下、不求政绩、不思进取等现象相当严重。陈果夫在国民党内干了多年，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他觉得，不对吏治进行一番革新，他不可能干出什么成绩，甚至会站不住脚跟，为此，他要在自己主掌江苏期间，对政治来一番刷新。
首先是选择各级官吏，陈果夫十分严格和谨慎。对各厅厅长，他要求的条件是：干自己主管之事有专门研究和实际经验；有责任心、有创造力；对于省主席有相当信仰，能够接受他的指挥。特别是最后一条，陈果夫十分强调。对各县县长，陈果夫要求其有主管全面事务的能力，有把一个县办好的志愿和抱负；对省方的命令和计划要切实执行。不管是厅长也好，还是县长也好，陈果夫最重要的是要求他们对自己信仰，听他的话，做他的忠实臣仆，这样，他在江苏就可以令行禁止，江苏便可以成为他独来独往的自由王国。
为了选择好各级官吏，陈果夫在省政府成立了一个甄审委员会，甄审委员由省府委员充任。凡属任命官员，都得经过甄审委员会严格审查，不但看他的学历、文凭、谈吐、文章，更重要的是详细调查他过去的经历及其政绩，过去做事有无功过，何以会有此功过等。考查后，如果各委员都赞成，才予以任命，如意见不统一，最后由省主席决定，官吏任职后，必须定期报告自己的工作，省府经常对其工作进行检查，每隔一段时期，便召开会议，对有政绩的官员进行表扬与奖励，对没有政绩甚至有过错的官员进行训斥和处罚。奖优罚劣，功过分明，这一办法收到一定效果。
在用人时，陈果夫不限制籍贯与私人关系。他初到江苏时，常听到人将江苏分为江南与江北，他颇不高兴，加以申斥，他说：“我自己是浙江人，在江苏做事，从不想他是江苏，我是浙江。假使我用人限于浙江人，那就糟了。浙江的人才未必都来，而我就被同乡观念所限，用不着人才了，我又如何做得好事?所以我认为限于用同乡、同学、或亲族之类，都是自己把自己的范围缩小的一种表现。”当时，江苏省的县长中有22省的籍贯，东北人用的较多。当然，在一些关键部门中，陈果夫仍然用他的同乡、同学、亲族，特别是一些CC派人物，都被他安插在重要位置上。他自己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超脱和清廉。
为了使各级官员能克己奉公，廉洁自持，陈果夫开展了惩治贪污的行动。为了表示他对贪污行为依法办理、毫不容情的决心，一下子处理了三名贪污有据的县长，其中二名现任县长职期间，大肆贪污钱财，中饱私囊。查出后，陈果夫即令撤职法办，并勒令退还贪污款项，有一名现任县长与陈果夫有亲戚关系，事发后，找到陈果夫三叔陈其采，希望从中通融，陈其采为此专门写信说情，陈果夫考虑再三后，还是将这名贪污县长依法严办了。还有一名是10年前当过县长的，在任期间贪污款项10万多元，一直没有过问，他自以为年代久远，时过境迁，不会有什么事了，便特来应县长甄审，想再度出任县长，结果被审出10年前的贪污事实，陈果夫即将此人扣留，并严加惩处。
在惩治贪污官吏的同时，陈果夫还采取了其他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他认为，光靠惩治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第四部分革新吏治（2）
首先，陈果夫指示省政府提高各级官员的俸禄，并在每个月发放奖金，使他们的经济收入高于一般人员，即使一般的县佐治人员也能养活8口之家。他认为，“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俸禄提高后，贪污现象将会减少。
其次，规定各级官员的婚丧喜庆应有限度，送礼的规格也应有限度。陈果夫认为，婚丧喜庆请客送礼，本来是中国社会一种重情谊、互助合作的好习尚，但越出范围，就不好了，尤其是下级对上级的送礼，足以造成贪污行为。1934年春，陈果夫主持制定了《婚丧喜庆送礼办法》，规定每一份礼以其每月薪水收入的1/100为限，对其他如宴会筵席的送礼规格，也加以限定，并不准借做阴寿为名，收受礼品。为了让大家都记住这些规定，陈果夫指令省府印制了“送礼办法”的宣传品，规定凡送礼时必附一纸，以为宣传。为了带动各级官员廉洁奉公，陈果夫也带头不接受别人的礼品。有时地方的县长、专员到省里报告工作或办事，带些土特产来，陈果夫不但不收，还加以训斥，他说，到省里来最好的礼物是工作成绩报告。
再次，严格规定不准太太干政。陈果夫说，“女子主持家务，对丈夫在外面所做的工作，绝对不可干涉，除非她们自己有能力去参政。然而即使参政了，与丈夫的政治工作各有职守，也须分别清楚，不能混为一谈。……女子要参政须靠自己的能力，决不能依赖丈夫，妄事干涉。”他规定从省到县的各级官员，不能让自己的太太干预政务，如有干预者，即撤除职务。他自己的夫人朱明也从不干预他的政务，他当省府主席，朱明却默默无闻。
陈果夫不但要求各级官吏守法奉公，还要求他们提高行政效率，但又不作死硬的规定。有人认为，提高行政效率，必须是“案无留牍”，公文不能积压，当天的公文当天办结。陈果夫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当天的公文当天办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公文的内容有简单和复杂之分，有些可以立刻办结，有些则需要广泛查询、查卷，有些还须与各方面会商，听取意见，不能一下子办结，也不必急于办结，即使为了满足形式上的效率而很快办了，反而会贻误大事，倒回头还得重新再办，这样效率更差。他以为，行政人员知识丰富、判断力强、文字熟练、思路清晰，再加安排适当，配合默契，自然会有很高的行政效率。所以，陈果夫更注意各级官员的业务能力。他要求各级官吏要多看书，多学知识，他还把一些县长送到中央政校学习，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提高全省各级官员的行政效率。
通过几年的努力，革新吏治有了一些成效，任人唯亲、贪污腐化、不求进取的现象少了，行政效率也有所提高，官场的风气也较前有所好转。但陈果夫却乘机加强了CC派对江苏省党政各部门的控制，他自己也成为江苏的太上皇。
第四部分整治民风
陈果夫主政江苏后，在整肃吏治的同时，所采取的第二大举动便是整治民风。他认为社会风气反映一个省的精神面貌，而精神面貌又是一个省经济是否发达的表现。因此他十分重视民风民俗的转变。
首先，大力提倡科学、讲究卫生。陈果夫说他到江苏的第二个理想是要建成一个健康的江苏。陈果夫对自己家乡湖州落后、愚昧、迷信的社会风气深有体会，他认为要转变这种风气，就要提倡科学。他在江苏主政期间写了很多文章，向人们宣传科学，对人们所敬畏、恐惧、迷信的字纸、梦魇、狐仙、语、仙方、符咒、相术、风水等一一进行科学的阐述，要人们不要相信迷信，并通过各级政府广为宣传。同时，陈果夫为开化风气，增加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倡各地大办学校，鼓励人们进校学习，要求地方除办正常的小学、中学外，还办社会教育训练班、女子生活学校、男子生活学校等。人们的文化程度提高了，就不会去相信那些荒诞迷信的东西。
陈果夫认为落后民风中对人们危害最大的是不讲究卫生。他到任的第二年便成立了江苏医政学院，他说他办医政学院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转变人们不讲卫生的习惯。他亲自担任医政学院的院长，亲自办理学院的一些事务。该院设有医科、卫生行政科、卫生教育科等科系，除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正规培养外，还经常临时性招收初中、高小毕业的青年进行为期6个月的短期训练，使他们成为普及医学知识的宣传员和各乡村、小城镇的简易医生。为了形成医疗网络，陈果夫还指示各县建立了县立医院，乡镇建立医疗诊所，为地方病人服务。他还亲自编写了《饮水卫生》一类的影片，以配合各地所进行的通俗化卫生宣传。在宣传中，提倡讲究个人和公共卫生、勤洗衣被、勤换衣裳、剪指甲、理发、不准随地吐痰等，基本上是蒋介石在江西实行的新生活运动的内容。
其次是开展禁烟禁毒的活动。烟毒危害中国近百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曾沽名钓誉地搞过所谓禁烟活动，而实际上是屡禁不绝，越禁越盛。特别是江苏，因紧邻上海，其吸烟吸毒者比其他省更为严重，虽在皇城脚下，南京政府也无可奈何。
陈果夫到江苏后，决心在禁烟方面打开新的局面，以表明他在施政方面超过他的前任。他说：“我在江苏禁烟，自始即下了一个决心，即是不戒则已，戒必不顾一切，务期贯彻到底。禁烟如同打仗，有了决心，自然可以打胜仗，至于打得吸烟的人呼痛叫惨，喘息不安，这是不应有所顾忌的。”刚开始，他并不是像其他省一样，立即公布禁烟方针，而是先派员到各地调查禁烟与吸毒的基本状况，然后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与省府委员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陈果夫提出3条禁烟的原则，即禁烟不以筹款为目的；禁烟以控制烟民为根本；禁烟必须有其他各部门的配合。然后，将此事交给民政厅，命令省民政厅制定切实有效的禁烟法规与办法。
省民政厅接到陈果夫命令后，即组织专门人员商讨研究，他们根据陈果夫所提的3条禁烟原则，根据历年禁烟屡禁不止的情况，根据江苏本省的实际，在很短时间内制定了《禁烟大纲》，认为禁烟既是长期的任务，也要有短期的禁期，规定4年为绝禁期，4年以后也还须进行宣传、教育，随时出现吸毒现象，随时打击。
1934年4月，陈果夫主持的省府会议通过了民政厅所制定的《禁烟大纲》，正式向全省公布执行。同时，为了加强对禁烟的领导，陈果夫指示成立了省禁烟委员会，各县也相应成立了县禁烟委员会，具体负责各地的禁烟行动，并在省城和各县城建立收容烟民的戒烟所，作为常设的禁烟机构。
禁烟开始后，各地禁烟委员会根据陈果夫的命令，以雷厉风行的速度，将一些烟馆和变相的烟馆封闭，找到吸烟的烟民，不使一个漏网，然后将他们送进戒烟所，由戒烟所对他们进行教育，医治他们的胃病，教他们练习太极拳，使他们尽快戒烟。戒烟后，贷以小本资金，让他们从事生产和经营，以自食其力。禁烟期间，在社会上造成禁烟声势，小学生唱禁烟歌，中学生搞禁烟讲演比赛等。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禁烟还是收到一定效果，据陈果夫自己说，戒绝烟民已达总数的3/4，尽管这有些夸大，但应该承认，确实有一些烟民戒了烟，走上了正道。
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开展了禁赌禁娼的活动。对禁赌，陈果夫搞了一阵子，但成效不大，以后也就不了了之。对禁娼，陈果夫更显得无能为力，他甚至认为，对娼妓，无法使之不存在，与其禁止，不如放开。因此，他实行了所谓有管制性地放开的办法，实际上使这一丑恶现象置于合法的地位。
其三，引导、改善旧风俗向好的方面发展，提倡新风新俗。对地方上旧有的风俗，陈果夫善于加以引导，如江苏有比赛水龙的习俗，陈果夫便规定每年5月20日、10月20日进行水龙比赛，以此宣传防火、救火知识，训练救火人员。再如对庙会，以前政府是禁止的，陈果夫认为：“庙会为民间风俗之一，且隐然为平民生活之重心；百戏杂陈，负贩云集，则又为民间娱乐及临时贸易之集会，可以收教化之助，庶一举而两得。”因此，他大力提倡，使江苏各地庙会兴盛起来。
为了提倡新的风俗，陈果夫指示有关人士，编成了改良风俗的日历，根据时序的需要，加以新的内容，如1、2月与8、9月，为鼓励青年入学与立志月；3月为植树造林月；4月进行改良蚕丝研究月；5月为发扬民族意识月；6月为拒毒运动月；7月为合作运动月；5、6、7三个月为注重体育、卫生月；8月为艺术运动月；11月为造路运动月；12月为公共建设运动月等。陈果夫命人将这些日历发到全省各地，广为宣传。他说：“如各地人民月月行之，年年习之，三年而后，因风俗习惯之转移，其有助于心理及物质建设，必有可观者矣。”陈果夫在主掌苏政期间，对改革旧的民风民俗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也多少有些成效。但总的来说，声势很大，收效甚微，特别是对一些丑恶现象，不能彻底根除，只能是沽名钓誉地做做样子而已。而且，他的整个整治民风的活动只不过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部分省府卸职（1）
陈果夫主政江苏后，除了革新吏治，整治民风之外，还大力推动该省经济建设的发展。他说：“我第三个理想是要造成一个富足的江苏。”为了发展江苏经济，陈果夫首先抓金融工作，他认为，要进行经济建设，没有资金是不可能的。江苏省原有两个银行，即江苏省银行和江苏农民银行，这两个银行没有明确业务分工，常为争夺蓄户而发生矛盾。陈果夫便以省主席的身分出面调解，使两行业务范围分开，江苏省银行专作发展工商业之用，江苏农民银行则致力于农村金融的推进，并由每行合作，组成全省金融网络。这样，两行的业务发展很快，特别是江苏农民银行，原是由陈果夫等人创办，现有陈果夫行政权力的支持，发展更快，成为与江苏省银行匹敌的银行，到1937年，江苏农民银行与江苏省银行两行资金共达6000多万元。这也为江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其次，兴修水利工程。陈果夫在此期间集中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导淮工程，并在各县建成了众多小型水利工程，同时大力发展植树造林、出海捕鱼、养蚕、植棉等经济事业，使农村经济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再次，发展工商业。江苏最大的缺点是地下资源比较贫乏，这就制约了江苏工业的发展。陈果夫到江苏后，即组织人员对江苏的资源进行广泛调查。通过调查，发现肖县有较丰富的煤矿资源，陈果夫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即指令省政府投资，进行开采。很快，肖县煤矿建成，并投入生产，到1937年，已达到每天出煤100多吨的规模。对江苏能源的缺乏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通过调查，还发现宿迁县有玻璃资源，而且质地非常好，陈果夫便先在宿迁设立了玻璃职业学校，以培养玻璃生产技术人才。然后准备投资建设一个新式的玻璃厂，因抗战发生而中止。他还让省府投资，扩建了宜兴陶瓷厂，建起大窑，使之成为能生产浴盆等新式卫生陶瓷用具的大型陶瓷厂。除此外，陈果夫还准备在扬州设立酱菜厂、在苏州办糖果厂等，也因战争影响而未能实现。
为了培养经济人才，陈果夫在江苏各地办了一些职业学校，如宜兴陶瓷学校、扬州酱菜学校、苏州糖果学校、松江五金学校等，都是配合生产而设立的，这些，对江苏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除此外，陈果夫在主掌苏政期间，还在教育、文化、合作、体育、交通、保安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并小有成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战爆发，8月上海抗战再起，战事沿京沪铁路逐渐向西扩展，各地秩序，日渐混乱，到处人心惶惶。12月23日，江苏省召开政府全体委员会议，研究撤退方向。大多数主张往南或者往西撤退，陈果夫则主张撤往苏北，他说：“向淮河去是我的正路，因我是苏省主席，不能不顾苏北，且是导淮副委员长，尤不能不在淮域，即殉职亦无悔。个人已不计，惟求如何可以帮助军队从事长期抵抗耳。”大家见陈果夫如此慷慨陈言，也就不好反对了，一致同意先迁往扬州。但实际上，陈果夫并不是真心实意想留在苏北，支持军队抗战，他在一面提出省府迁往苏北的同时，一面向蒋介石写了辞职报告，表示自己体弱多病，不能胜任烽火年月的省府主席，蒋介石见他态度坚决，只好准其辞职。11月26日，江苏省政府迁往扬州。27日，国民政府改组江苏省政府的命令下达，陈果夫卸任省主席。
11月28日，即他卸任省主席的第二天，便乘汽车离开了危城扬州，离开了战火硝烟的江苏省，前往安徽安庆，然后到江西九江，与他先期离开江苏的夫人朱明、父亲陈其业、弟弟陈立夫等家人汇合，再乘轮船到达战时首都武汉。不久，武汉危急，他又迁往长沙，最后到达重庆，远离战争前线，“隔江犹唱后庭花”去了。
陈果夫主政江苏四年一个月零十八天，在整肃吏治、革新民风、倡导科学、鼓励建设等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努力，也多少有些成效。以致他在离任后，曾十分得意地说：“我们这些党人，不像老官僚一样，而是真正替江苏做了事的”，他还说；“自问在此四年中，各项事业虽不无些许成就，仍说不上有多大成绩。但地方政治风气，却因此不无转变，树立了‘廉洁’、‘切实’、‘服务’的政治风气。”这里陈果夫所说的实在带有自我炫耀的色彩，他在江苏期间，既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转变社会风气、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黑暗，各级官僚贪污腐化现象依然在，赌博、娼妓等不但没有杜绝，还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这些丑恶现象的存在本身是社会制度的反映，不是靠一次什么运动或者一纸什么法令所能根除的。
第四部分省府卸职（2）
陈果夫离职后，并没有担任中央要职，暂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因为蒋介石对陈果夫已经有所防范，怕他在中央久了，会形成威胁其统治的盘根错节的势力，原来让他到江苏当省主席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但那时陈果夫还没意识到，他在江苏四年后，开始有些醒悟，认为在地方久了，有碍CC派势力的发展。
这次辞职后，希望重返中央，担任要职，但蒋介石只让他在中央政校代理教育长，心中老大不高兴，又无可奈何，整天郁郁不展。
蒋介石有自己的考虑，他不任命陈果夫在中央的正式职务，还是想把他放到省里去。1938年8月，蒋介石内定陈果夫为甘肃省主席，想让他到大西北去。对此安排，陈果夫满腹牢骚，考虑再三后，他即回电蒋介石，婉言予以拒绝。他说，现在抗战军兴，“以不主张此时更动甘肃省主席，军政仍应统一，及考虑盛氏(指新疆盛世才——著者)之猜疑为主旨”。蒋介石接电后，认为也有道理，便放弃此议，但将陈果夫挤出中央的念头一直没断，此后，蒋介石又有几次想让陈果夫去当省主席，陈均以身体不好为由加以拒绝。
直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仍想让陈果夫到省里任职。1946年，蒋介石召见陈果夫，告诉他，浙江省主席黄季宽要辞职，想让他去接替黄，到家乡去当省主席，为家乡人谋些利益。陈果夫当面不好峻拒，只好再次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他说：“现在可当省主席之人不算少，余身体尚未痊愈，此时去任此职，一若前年之任组织部长，身体即无好的希望。”蒋介石见陈果夫受命中央职务时，总是欣然接受，而只要一提当省主席，则总是以身体有病为由而加以拒绝，不由一时火起，冲着陈果夫直截了当地说：“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陈果夫见蒋翻了脸，他也忍不住了，多年的怨气一并发出，板着脸，反问蒋介石：“现在中央谁做得好?”蒋介石被问的无话可答，双方不欢而散。这是几十年来，陈果夫第一次顶撞蒋介石。
陈果夫不是不愿做省主席，而是不愿被蒋介石挤出中央，使CC派失去首领而陷于衰落，虽然有陈立夫，但毕竟孤掌难鸣。他知道蒋介石为了扶植太子蒋经国，时刻在防范他，在限制他的势力，他不愿就此干休，他要赖在中央，决不到省里去。另外，他从在江苏省四年地方官经历中，深深体会到省主席不好当，蒋介石大搞独裁专制，一切权力集中在中央，集中在蒋介石手中，什么事都得请示蒋介石，省主席只不过是代理人而已，因此他也不想当这种傀儡。
陈果夫自主政江苏后，再也没有当过省主席和其他地方行政官。主政江苏成了他一生中主持地方全面行政的仅有一次，因而也特别值得他深深地留恋。后来，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如《苏政回忆》、《苏政四年之回忆》、《我在江苏的业余兴趣生活》等，来回味这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历程。
第四部分独辟幽径（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紧，到华北事变前后，中华民族已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日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蒋介石难以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便开始逐步调整其对内对外政策。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继续将大量军队用来对付共产党和红军，另一方面也开始对日整军备战，并在国际上与苏联亲近。
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呢?因为蒋介石十分清楚，在国际上，能与日本抗衡的，除了英美外，还有与中国北邻的苏联，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为了联合苏联遏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扩张，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与苏联谈判，并极力表示与苏联的友好。
1932年一二月，蒋介石采纳了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人的建议，派颜惠庆到日内瓦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特维若夫进行谈判，并签署了《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中苏邦交。
1934年，蒋介石派他的幕僚，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蒋廷黻利用暑假前往欧洲活动。临行前，蒋介石当面向他交代，要他“尽可能地把时间用在苏联”，希望他能够“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并嘱其“注意研究苏联的情况”。蒋廷黻到达苏联后，曾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莫尼雅科夫会晤，双方谈得十分融洽，都表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会谈后，蒋廷黻即向蒋介石“提出详细报告，并且建议仔细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接报告后十分高兴，“复电甚表嘉许”。以后，蒋介石便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苏联的联系，以达到改善中苏关系的目的。
1935年初，蒋介石委派驻苏大使颜惠庆率中国文化艺术团赴莫斯科演出，演出期间，颜惠庆与苏联领导人及各方人士进行了接触，加深了了解。4月，蒋介石派复兴社骨干邓文仪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并给他交代了争取苏联军事合作的任务。邓文仪赴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他两次与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会晤，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了有关“中俄合作，共同防御日本侵略”的意见。
中苏关系的逐步进展，使蒋介石深受鼓舞，与此同时，在国内，蒋介石一方面对共产党大军“围剿”的同时，也开始寻找同中共接触的途径，以在适当的时候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
陈立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此时已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他对蒋介石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调整国共两党关系、中苏两国关系的政策是赞成的。他以前就认为，对共产党不能完全靠武力的办法去消灭，应以招安的办法和软化的办法使之就范。现在大敌当前，用大军“围剿”而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这种办法显然不是上策。在国际上，他认为中国与苏联接壤，应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建立共同战线，就可以抵御日本的进攻。因此，陈立夫也主张和共产党接触，同苏联接触，在相互接触中改善关系。
1934年年底，陈果夫与陈立夫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们主持同苏联驻华大使的外交谈判，并寻找同中共接触的契机。当时，陈果夫还在担任江苏省主席，省务繁忙，脱身不得，这项工作实际上是陈立夫一人担当。
陈立夫接受使命后，即参与了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早期会谈。这种讨论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会谈内容一直没有对外公布。1977年，陈立夫在与一位美国学者交谈时，笼统地透露了一些当年会谈的内容。当时，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虽然开始了接触，实际上还互不信任，各存戒备之心，这种态度也影响了陈立夫和鲍洛莫洛夫的会谈。陈立夫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关键时刻，莫斯科之所以愿意与南京亲近，主要因素是它害怕中国妥协，与日本携手合作。这样，可能会导致蒋介石答应日军通过内蒙古直达苏联边境，而当时德国也正从西线窥测苏联，那么，苏联将会面临德日两线入侵的威胁。因此，陈立夫在会谈中，既表示愿意与苏联友好，又显露出有恃无恐的态度。而鲍格莫洛夫既担心中国的妥协会导致日军对苏联的进攻，又认为中国国力太弱，以致在日德联合进攻苏联时，对苏联不会提供多少军事帮助。中苏改善关系，结成友好联盟，至多只是有助于防御日德的联合进攻而已，其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因此在会谈中，鲍格莫洛夫一方面表示愿意中苏友了，但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不太迫切与不太积极的态度。
由于中苏双方各打各的算盘，这就使得陈立夫与鲍格莫洛夫的秘密会谈虽进行了很多次，却总是没有什么重大突破，双方都小心谨慎，如履薄冰。陈立夫曾经向鲍格莫洛夫提出了一个军事协定，但鲍格莫洛夫却认为这个协定只是对中国有利，苏联所能得到的好处并不多，而且万一协定公开，将会使苏联陷于很危险的境地，因此不肯与中国订立协定，这种讨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还是没有多大进展。
陈立夫不时将会谈情况详细报告蒋介石，苏联的消极态度使蒋介石大为不满，他也不想在中苏会谈中表现得太主动，便指示陈立夫继续与鲍格莫洛夫进行这马拉松式的会谈。但到了1935年，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河北事件、张北事件、香河事件等相继发生，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安了，他急忙找来陈立夫商量对策，陈立夫提出应该加快对苏交涉的步伐，在短时期内建立中苏合作关系，以便在必要时打出苏联这张牌。蒋介石点头表示赞许，并决定自己亲自出面。
1935年10月18日，由陈立夫陪同，蒋介石在孔祥熙的官邸接见了苏联大使，对有关问题阐述了中国的态度。在谈话中，蒋介石暗示，希望中苏两国尽快改善关系，希望尽快同苏联缔结秘密军事协定。他还向鲍格莫洛夫保证，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日本签订反苏的军事协定。蒋介石的保证使鲍格莫洛夫心中的疑虑一扫而空，同时，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也感染了这位苏联大使。因此，鲍格莫洛夫向蒋介石提出一个建议：最好由南京国民政府派遣一名高级官员访问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会谈。蒋介石点头同意，接受了鲍大使的建议，心中也开始考虑出访莫斯科的人选。
第四部分独辟幽径（2）
在蒋介石接见鲍格莫洛夫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0月下旬在国内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这是蒋介石为争取中苏友好所作的一大姿态。
为了使鲍陈密谈向前大进一步，为了尽快缔结中苏秘密军事协定，也为了找到与中共接触的契机，12月，蒋介石决定派高级官员出访莫斯科。那么派谁到莫斯科去呢?蒋介石选定了陈立夫，将出访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力争缔结军事协定，并寻找机会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进行接触这一重大而秘密的使命交给了他。此时的陈立夫可谓官运亨通，在12月2日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已高升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步入国民党高级中枢领导人之列，成为蒋介石左右不能离的至关重要的人物。所以能受蒋介石如此重托。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蒋介石将这样重大的使命交给他，说明他在国民党中的作用已非他人可以取代了，想来真有点受宠若惊；忧的是此去责任重大，不知能否成功归来，想来又有点惶恐不安。但事已至此，还得努力去做，能否成功，只得听天由命了。陈立夫迅速做好了一切准备，再次晋见蒋介石，在聆听了蒋的训示后，便打点行装，启程赴苏。
1935年12月24日，陈立夫化名李辅臣，从南京乘车到上海，在上海秘密登上了一艘名为朴次丹号的德国邮船，他准备先到德国柏林，再从柏林转赴莫斯科。与他随行的是特工总部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张冲，他化名江融清；另外还有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及随员。邮船离开上海码头后，很快便驶入辽阔的大海，海面上一碧万顷，不时有海鸥掠浪而过，陈立夫此时无心欣赏海上壮观的景色，他望着水天交接的远方，深深思考着很多问题。他想，到莫斯科后，将与斯大林谈判，斯大林的性格、品质会是怎样的呢?自己将如何进行这场谈判呢?如果谈判成功，签订了军事协定，将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倘若谈判失败，后果会如何呢?想到这里，陈立夫顿时感到肩上任务的沉重，他的内心，也如这大海一样，蕴藏着不可估测的种种神秘。
由于同船还有电雷学校20多名学生准备赴德进修，他们不久前都听过陈立夫的演讲，因此，陈立夫不得不尽量做到保密。船每到一个检查站，旅客必须到甲板上接受检查，这时，陈立夫便戴上大墨镜，以免被人识出。平时，便蛰居舱房，托词有病不出门，饮食用品一律送到房中。
船到法国马赛时，上岸很麻烦，在检查护照时，全都集合在一个大厅中。于是陈立夫便要张冲先去，到最后一名时他才去，这时检查人员也很疲困，得以安全过关。然后，他们托船上茶房代为找了一家旅社，稍事休息后，到了晚上，便乘火车去了柏林。
陈立夫到了柏林后，与张冲住进市中心一家出租房间，这儿离中国大使馆较近，程天放则去大使馆就职，陈与蒋介石来往电报由程天放负责。当时，希特勒当政，正处于权力顶峰，大街小巷特工密布，气氛十分紧张。蒋介石要求陈立夫在柏林静等行止，何时进入俄罗斯，要根据形势演变决定。由于陈立夫此行是秘密的，他与张冲不能公开活动，一般情况下都闭门不出。他只是希望尽快得到蒋介石的指令，好尽快东行，但天天盼望，都无消息，只能在惶惶等待中消磨时光。
后来，终于得到蒋介石的指示，说是到俄国“为时尚早，可先到法国、瑞士、意大利一行”。于是，陈立夫与张冲便遵嘱前往这些地方旅行，为了避人耳目，每到一地，都住最贵的旅社，因为这类旅社，一般中国人是不去的。他们白天蛰伏，晚上出来逛夜总会、看电影，打发时光。
陈立夫在出国时，为恐走漏消息，曾写了十几封亲笔信，嘱夫人孙禄卿隔几天便从杭州发往南京，告诉亲友与相关人士，说他在杭州有病休养，所以报端没登载陈立夫出席国内一些会议的消息，虽有种种猜测，但很快释疑。
日本方面不知怎么探知蛛丝马迹，不久便放出试探的谣言，说蒋介石派陈立夫赴苏俄，将与苏俄联合对日等。苏联听此消息后十分害怕，恐轴心国因此而联手制俄，因此对陈立夫赴俄不再热心。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对中苏关系作了错误的分析，他认为：“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割。日俄两国……为了共同对付西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基于这种错误的分析，蒋介石认为直接与苏联进行高级会谈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匆匆行事，到时机密泄露，将使中国陷于难堪境地，因此，急令陈立夫取消赴苏计划，迅速返国，不得有误。
当时，陈立夫正在匈牙利旅行，中国驻土耳其大使贺耀祖专程到匈牙利，传达蒋介石指令说：“现在情势不佳，风闻日本已推测蒋委员长派陈立夫到苏俄去，苏俄获此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轴心国家对苏俄发动战争，故蒋委员长已令我转告不必去苏俄了。”陈立夫接电后，感到十分意外，他还不知个中底细，当然更不知道蒋介石的用心何在，他只知道服从命令，这是他跟随蒋介石多年所形成的习惯。因此，他接到密令后，二话没说，即收拾行李，与张冲一道，踏上了返国的旅程。
第四部分独辟幽径（3）
关于陈立夫这次中途而返的莫斯科之行，有的外国学者提出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陈立夫到过莫斯科，并与苏联党政领导人进行过会谈。如美国学者约翰·W．加佛在他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由来：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样写道：“陈在柏林待了两个月后，取道莫斯科回国，虽然陈在莫斯科逗留了几个星期，但斯大林既不愿见他，亦不愿向其他中国外交官表达他对中苏关系的意见，苏联领导人的确对中国使苏日陷入麻烦的计划有疑虑。斯大林与蒋均希望利用中苏关系改善本国与日本的关系。……陈在莫斯科主要是跟苏外长李特维若夫会谈。
双方曾达成一个互不侵犯的协议草案，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虽然陈李会谈的档案迄今没有公开，但他们可能就中苏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们认为这位美国学者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陈立夫没有到过莫斯科，当然也不会与苏联外长李特维若夫会谈。
第一，在国民党的官方材料中，没有提到过陈立夫到过莫斯科，也没有陈李会谈的纪要。台湾官方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是这样记载的：“12月24日，陈立夫偕张冲秘密离上海赴欧洲(苏俄史达林请蒋委员长派人密商，陈奉命前往，与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同船。陈在欧洲留四个月，未获与俄方代表会晤，无结果)。
这条材料说明陈立夫在欧洲停留，没有到莫斯科，当然，莫斯科也属欧洲范围，但如果陈立夫果真是去了莫斯科，“史事日志”应该会清楚注明的。
第二，陈立夫在美国时，曾与人谈到过他这次中途而返的赴苏之行，没有透露他去了莫斯科，他写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这篇文章也回忆到他与张冲秘密前往苏联，“企图就对日军事同盟的设想与苏联政府商谈”，说是中途返国，没有说到过莫斯科。他晚年写的回忆录《成败之鉴》，明确说明是在匈牙利接到蒋介石命令，取消莫斯科之行，中途而返的。
第三，国内一些人写的回忆文章及港台学者撰写的著作，在谈到陈立夫赴苏谈判时，都一致认为是中途回国，没有成功。
第四，当时在莫斯科担任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的邓文仪后来写的《冒险犯难记》一文也没有谈到陈立夫的莫斯科之行。当时邓文仪在莫斯科，也负有与苏联政府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的使命，如果陈立夫去了莫斯科，那么一切情况他是最清楚的，《冒险犯难记》正是记述他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中共代表团会谈的情形，不会对陈立夫的活动毫无涉及的。
根据以上几点理由，我们可以说，陈立夫没有到过苏联，是一次中途而返的莫斯科之行。陈立夫回国了，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也难于言表的，既有失去了一次打开新局面的遗憾，同时又为免去了一次与共产党领导人交手的麻烦而感到少有的快慰。
第四部分秘密谈判（1）
陈立夫从柏林回国后，继续参与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判。这时，中日关系更加紧张，日本帝国主义陈兵华北，觊觎整个中国。在此情况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共产党为了集结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动抗日战争，及时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果断地停止了反蒋宣传，放弃了打倒国民党、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主张，并为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冲击下，在中国共产党合作诚意的感召下，同时从国民党本身的利益出发，蒋介石感到“围剿”共产党、“围剿”红军的政策难以继续推行下去了，不得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
此时，陈立夫与鲍格莫洛夫关于中苏缔结军事协定的谈判正在紧张进行。在谈判中，苏联方面提出了改善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鲍格莫洛夫一再向陈立夫表示：“苏联政府特别注意蒋介石同中国红军的关系。他说，如果蒋介石的主要力量用于‘剿共’，蒋介石的军队同红军间不实现统一战线，那么，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对于鲍氏的意见，陈立夫认为是有道理的。九一八事变后，陈立夫的思想就有了些变化，他认为日本侵略中国，造成了民族危机，现在是外敌当前，如果仍然将国民党大部分军队调往苏区，去“围剿”红军，以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这种办法不但行不通，而且容易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反对。因此，他主张和共产党接触，用招安的办法接纳共产党，在中日战争发生时，还可以利用共产党的武装去抵御日本的进攻。正是基于这种想法，陈立夫即向蒋介石报告了与鲍氏谈话的内容，特别报告了鲍氏提出的改善国共关系的建议，并陈述了自己对国共两党重新接触的想法。
对于改善同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也早有考虑，他认为：“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1934年底，蒋介石在交给二陈主持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外交谈判的任务时，就另外给他们一项秘密任务，即寻求与中共接触的途径，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一直再没有过问。现在，蒋介石听了陈立夫的报告后，重新又勾起了他与中共接触的兴趣，而且较以前还要浓厚。蒋介石心里明白，既然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同时也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就不能不考虑在国共两党关系上作出新的姿态。
1935年夏天，蒋介石在陈立夫的陪同下，又一次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见时，他向鲍大使表示遗憾，说：“中苏之间发生了一连串误会，特别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他说他正着手改善同中共的关系，准备同中共讨论抗日问题，但他又强调，中共可以合法存在，但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鲍大使表示理解。
在蒋介石接见鲍格莫洛夫后，陈立夫继续与鲍氏的谈判，在谈判中，陈立夫代表蒋介石多次向鲍大使提出要求，希望苏联出面向中共作工作，说服中共“解除武装……以政治方法来解决”。以实现中国的统一。陈立夫还表示：“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表示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真诚的同盟者。”但当时的苏联并不想在中国的国共两党关系中充当调解人，因此，鲍格莫洛夫向陈立夫反复申明，苏联在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中将不起任何中间的作用，蒋介石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谈判。这样，蒋介石希望通过苏联的关系达到与中共接触的途径便断绝了，他只好自己去寻找同中共接触的机会。
早在1935年秋天的时候，陈立夫在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就曾与蒋介石商定，准备通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与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当时，正好驻苏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已到了新疆，陈立夫便建议让邓文仪具体承办此事。于是，蒋介石即令邓文仪迅速回莫斯科去，说有要事让他去办，这要事即是到莫斯科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接触。邓文仪接到命令后，不敢怠慢，南京也没回，马上从新疆启程赴苏。
第二年春天，邓文仪返抵莫斯科。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邓文仪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双方进行了恳切的会谈。据邓文仪回忆：“三月初，回到莫斯科后，除积极筹划开展武官处的工作外，对于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俄国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及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代表，曾有相当联系及恳谈。”在谈话中，邓文仪按蒋介石与陈立夫的旨意，向王明提出了三项条件：(一)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其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二)改编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军作战必须有统一的指挥；(三)国共两党恢复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邓文仪还提出，改编后的红军可以开到内蒙古前线抗日，或划给西北部分区域作为红军的基地。王明向邓文仪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邓文仪表示理解，并告诉王明，蒋介石看到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言和有关文章后，就决定同中共接触谈判。同时，邓文仪还提出，国民党可以派高级领导人到莫斯科来和王明会谈。邓文仪与王明进行了多次讨论，最后，王明认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中央都在国内，双方领导人也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不久，中共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与邓文仪会见，并派潘汉年回国，与国民党代表继续谈判。
当邓文仪在莫斯科与王明频繁接触、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陈立夫在国内也在另辟蹊径，试图打通共产党的关系，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其亲信曾养甫，由曾养甫具体经办。
第四部分秘密谈判（2）
曾养甫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铁道部政务次长。他接到任务后，深感其艰巨性。因为当时国共两党还处于敌对状态，在苏区，蒋介石调动大军进行多次“围剿”，致使红军不得不举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又亲临西北，派兵重重包围，欲除之而后快，在这种状态下，是不能到西北去与共产党接触的。在国统区，由于国民党的大肆屠杀，共产党已完全处于地下状态，平时特务们想抓到一个普通的共产党都难上加难，现在到哪里去找到共产党负责人，与他们接触呢?他感到找共产党之难，难于上青天。
曾养甫经过几天认真考虑后，终于有了办法，他找来了在他主持的杭州浙赣铁路理事会担任秘书的谌小岑，将与共产党接触的任务交给了他，并告诉他此事是由陈立夫在主持，陈对此事十分关注，要他尽快完成。曾养甫为什么会选择谌小岑呢?因为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且与周恩来有私人关系，曾养甫便认为谌一定还与周恩来保持联系，也一定知道中共的行踪，是能够找到共产党的。
其实，谌小岑与周恩来及中共已经完全没有联系了，他接受任务后也毫无办法，想来想去，他想到了时任北平中国大学教授、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的吕振羽，因为自由职业者大同盟是一个进步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影响很大，谌小岑认为这个组织一定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吕振羽也一定是共产党员，很可能还是共产党的什么官。因此，谌小岑便根据曾养甫和陈立夫的旨意，于1935年11月给吕振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吕振羽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他接信后，即向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作了汇报，周小舟按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先派吕振羽“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待吕振羽出发后，中共北方局又派周小舟于1936年1月专程赴宁与吕振羽商谈谈判事宜。为了取得中共中央的支持，2月，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的王世英离开天津，经西安来到山西前线，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与南京方面接触的情况，毛、周均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对王世英作了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指示。根据这一情况的变化，毛泽东指示中共方面应作出姿态。5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东征回师通电，要求南京政府“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以推动国民党加快合作的步伐。
同年3月，中共北方局派周小舟再次赴南京，直接和曾养甫谈判。这次，周小舟带来了一封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具名盖章写给曾养甫和谌小岑的信，信中重申了中共《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主张，对于国民党方面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举动表示欢迎。
在曾、周谈判中，曾养甫因为有陈立夫作后盾，表现出迫切的心情，他希望两党能尽快合作，说：“现在正是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日本人打到我们家门里面来了，应该大家携手努力奋斗。”他还说，红军既要抗日，就加入国民革命军好了。周小舟见曾的兴致很高，便抓住时机，提出就一些有关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但曾养甫没有得到陈立夫的具体指示，不敢贸然行事，这次会谈虽然气氛融洽，但没有明显结果。
后来，中共方面又一再提出，要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谌小岑也再三建议，应该给中共一个关于双方联合抗日的具体条件的回信，曾养甫便向陈立夫报告了与共产党人周小舟几次谈判的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应该就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陈立夫对国共两党间的初步接触是满意的，但关于具体条件，他也不敢自作主张，他需要向蒋介石请示。
为了使国共之间的秘密接触更进一步，陈立夫晋见了蒋介石，向他报告了国共初步接触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蒋介石表示：只要红军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保存现有编制，参加抗日，他可以同中共谈判。陈立夫便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拟定了一个大概的条款，在送蒋介石审阅，得到蒋的同意后，准备对中共方面给予答复。
1936年5月中的一个上午，陈立夫来到曾养甫家，说有重要事情交代，并要谌小岑也参加，曾养甫即用电话找来了谌小岑。陈立夫神情严肃，要曾养甫找来笔和纸，他自己坐在沙发上一字一顿地口述，让谌小岑代笔，给中共方面写回信。陈立夫指示谌小岑，用“K”字代表国民党，用“C”字代表共产党，他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四项办法：(一)K方欢迎C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选择；(四)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这四项条件由谌小岑抄写成多份，从几个渠道转交给中国共产党。
第四部分秘密谈判（3）
6月1日，两广事变发生，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蒋介石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为了急于摆脱困境，他指示陈立夫加快“打通共产党关系”的步伐。这时，中国共产党方面通过吕振羽提出了两个具体问题，即划定防区让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与释放政治犯，要求国民党方面给予答复。陈立夫由于得了蒋介石的指令，他的积极性比以前明显提高。对中共提出的两个问题，他略加考虑后即表示：释放政治犯可以办到，只要中共开出名单来，就可照办；划定防区则暂时可以不必，但南方红军可以分散北上。为了进一步加深双方了解，陈立夫准备派曾养甫到延安去，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他还发出邀请，要周恩来到南京，当面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对抗日的“最后关头”有了比较明确的解释，他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表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有了比较明显的转变，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蒋委员长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并提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要求，表示：“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诚意，都给陈立夫以很大的鼓舞，他希望尽快解决两党合作的问题，一则于国家于抗日有好处，二则国共两党合作后，肯定会有一番新的局面，他将因此而进一步提高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于是，陈立夫通知曾养甫尽快作好一切准备，随时听命赴延安谈判。
7月底，陈济棠反蒋失败，宣布下野，离粤赴欧，蒋介石派员主持广东，粤事解决，使两广事变形势发生有利于蒋介石的变化，蒋介石趁机压迫李宗仁、白崇禧，使他们难于支持。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又得意起来，而对国共接触的步伐又放慢下来，再加具体经办的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陈立夫只好另选他人，并推迟了去延安的日程。去延安的人选虽然换了，但陈立夫并没有停止曾养甫打通共产党关系的工作，为了防止关系中断，他甚至允许吕振羽随曾养甫去广州，以便随时联系。同时，陈立夫还再次发出邀请，希望中共方面派高层次的代表到南京来谈判。
对此，中共方面仍然积极响应，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给曾养甫的信中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并提出具体方法为：“尚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策划。”周恩来的回信使陈立夫十分高兴，虽然不能预料这次谈判会在什么时候举行，但他与中共的关系毕竟打通了，国共两党之间有了接触，也有了对话，这是两党关系的重大突破。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一面酝酿派人到延安去谈判，一方面也作好准备，迎接中共高级代表的到来。
第四部分一波三折（1）
就在二陈兄弟翘首以盼周恩来或者中共其他高级领导人到南京来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由王明指定的中共代表潘汉年于1936年六七月间从莫斯科回国，抵达香港。潘汉年到香港后，考虑到在香港与国民党代表会面不会引起其他方面注意，即写信给陈果夫，请他派人到香港接谈。陈果夫经与陈立夫商量，即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前往香港，会见了潘汉年。经过交谈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共识，然后，他们决定去见二陈兄弟，这样，潘汉年由张冲陪同，抵达南京。
陈立夫早就看到过邓文仪从莫斯科写回的书面报告，他知道潘汉年是王明派回来主持国共谈判的，而且知道潘才华横溢，年轻有为，他极想见见这位共产党的才子，所以潘汉年到南京后，陈立夫便十分高兴地会见了他，并就国共双方合作抗日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交谈中，陈立夫再次重申了他以前提出的四项条件，他说这是国民党关于合作的基本意见，希望共产党能拿出自己的具体办法，以便双方进行讨论。同时，陈立夫希望周恩来能到南京来，举行国共两党的高级谈判，尽快达成协议。
潘汉年由于刚刚回国，对于以前国共之间的秘密接触还不甚了解，对于国共合作的具体办法他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潘汉年在与陈立夫会面后，即离开南京，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中共中央在听取潘汉年的汇报后，即派潘作为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于1936年9月从陕北来到上海，他携带了毛泽东致国民党一些中枢领导人，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的信函以及中共中央拟定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毛泽东在致蔡元培的信中称陈果夫为“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并要蔡元培代以致讯，“率尔进言”。周恩来给陈果夫与陈立夫的信全文如下： 两先生：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果夫先生如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伫待回教。专此，并颂时祉!周恩来九月一号中共领导人的来信洋溢着爱国热情，字里行间充满了殷殷希望，这些对陈果夫与陈立夫来说，是有所感触的。二陈看信后，也不能不为中国共产党深明大义，坦诚合作的磊落胸怀所感动。陈立夫专门指示曾养甫研究周恩来信函，并提出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者香港会谈，因南京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同时，陈立夫还希望陕北与武汉电台通过密码直接联系。照理，在这种基础上，国共两党的合作应该是很快可以形成了。
但在这关键时候，国内外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深深地影响到蒋介石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9月中旬，李宗仁、白崇禧等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并于9月17日与蒋介石在广州会晤，各派融融一堂，握手言和，至此，两广事变宣告平息。同时，在国际上，英美等国对日态度也较以前有所强硬，英国还答应给国民党贷以巨款。
另外，日本方面也似有缓和之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企图乘此时机，一举实现国民党的一统天下。他估计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最多不过3万人，只要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飞机，即可在二三个月内，将红军大部歼灭在陕北，他扬言：“共匪与军阀之势力，已不足为中国之患，且也闽变数平，两广就范，中国统一之局已达于垂成之域矣。”既然如此，那早先开始的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接触，蒋介石当然认为是多此一举了，他即令二陈提高谈判条件或是尽快结束这种谈判。此后，二陈虽然与共产党还保持联络，但只是为了在政治上留有回旋的余地而已。
第四部分一波三折（2）
针对国民党方面这种敷衍态度，9月22日，周恩来直接致书蒋介石，严正指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同时警告说：“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但蒋介石自恃形势对他有利，仍执迷不悟，对国共两党的合作采取消极态度。
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融洽的气氛没有了，本来就很少笑容的陈立夫又摆出了那副阴冷的面孔，完全是以政府官员的姿态君临的。谈话一开始，潘汉年说明了中共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该协定指出：(一)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三)必要步骤1．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2．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3．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共产党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的人员，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现政府；4．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5．建立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红军派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6．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
(四)两党各派出同数的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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