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传奇家世（1）
离人间天堂杭州以北不过一百公里的地方，有个山明水秀，风光宜人的地方，这就是浙江省吴兴县。
吴兴地处浙北，历史悠久。远古时，这里相传为防风氏之国，战国时期，楚春申君在此建菰城，起楼连延五公里，俨然已成为一个大型聚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越人迁徙于此，建乌程县。三国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吴归命侯置吴兴郡”，从此，这里便升格为州级城市。“南北朝时，梁绍泰初改吴兴郡为震州，盖取震泽为名，陈初罢震州，复为吴兴郡”。到了隋朝，“废吴兴郡，仁寿二年，于此置湖州”。一直迄于清末。民国后废府，复为吴兴县。
吴兴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水上帆樯出没，两岸田畴交错。城北有弁山，“高出云霄，非天高日晶，不见其顶”。城南有莫干山与天目山，瑰丽挺拔，幽雅多姿，城北则是浩瀚无际、一碧万顷的太湖，其“吐吸江海，包络丹阳”的气势，令人心旷神怡。吴兴的山水真可谓是妩媚旖旎，相映交辉。
除山水秀美之外，这里的物产也很丰富，其中尤以丝和湖笔为最佳，自古以来，这里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而湖笔则驰名天下，成为文房四宝之一。
当然，吴兴的出名不仅仅在于地灵，关键还在人杰。近现代史上的浙江，是中国十分有名的地区之一，当年江浙的爱国志士都把这里称为“中国文明之制造厂”或“文明中心点”，但同时也谴责这里是“中国不适于天演之弊害之制造厂”。
在这块土地上，产生了许多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等各式各样的有名人物。吴兴虽是浙江的一个小县，历代也是人才辈出，在近现代史上，它产生了国民党一批重要的党政官员，如张静江、朱家骅、戴季陶、钱新之等，而国民党内极有权势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也出生在这里。
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七日）下午4时，陈果夫出生在湖州府学前街“谷诒堂”（后称“五昌里”），在这“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的深秋季节，陈家喜得贵子，一片热闹，忙得不可开交。全家上下，都希望这孩子将来能成为家族的荣耀。孩子的哭声不紧不慢，从容不迫，似乎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信心。满月那天，父亲给孩子取名祖焘，字果夫。
两年后，陈家又添一丁，但正当全家高兴之极时，这个男孩却很快夭折，使陈家上下一下子跌入悲痛的谷底。后四年中，陈家虽又增两口，却都是女孩子，这就是陈果夫的大妹和二妹，大妹名祖孝，字顺夫；二妹名祖恭，字敬夫。这种情况，使得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陈氏家族，一方面更加疼爱陈果夫，另一方面则希望家中再降男丁。
果然，又过了两年，距陈果夫出生八年后，即1900年8月21日，陈家又添一个男孩，这给陈家带来了无比欢欣。喜庆之余，给孩子取名祖燕，字立夫。陈家人希望立夫与果夫一样发达，能给他们家族带来名望，带来辉煌。这个希望没有落空，陈氏二兄弟后来成为国民党内极有权势的显赫人物。
关于二陈兄弟的权势，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这样描写道：“如今，一个腐败的政治派别控制着国民党。它既有坦慕尼大厅（纽约民主党部所在地）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又有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沉默寡言，神秘莫测的兄弟俩陈立夫和陈果夫……实际上通过恩赐，秘密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的思想。”陈氏二兄弟控制了整个国民党，一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这种权倾华夏的势力，又是与他们父辈的业绩密切相关、紧紧连在一起的。
吴兴陈氏，出自妫姓，相传远祖为虞舜，其得姓始祖为舜的第56代孙胡公满，胡公满被封于河南宛丘，因为这块土地曾经为黄帝家族中的陈丰氏部落定居过，号为“陈洲之山”，于是胡公满便在这里建立起陈国，并且以国为姓，确立了自己的姓氏。
陈姓家族的发展史既艰辛又极具悲壮色彩，到后来家族越来越大，支系越来越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活动范围一直在河南。据陈立夫自己说，他“原先的祖籍是河南郑州，后来向东南迁至安徽，到了17世纪，明朝中叶年间，祖先的一支就到了吴兴定居下来”。开始，陈家祖先——胡公满第78代孙陈缜（字帮德）率族人在湖州府归安县东林山一带居住，此地距湖州府城东南45公里。传到陈缜的第17代孙陈应恪（字敬山）时，才迁至湖州府学前街谷诒堂。世代经营丝业而起家，到了第23世陈丰时，家业才逐渐兴盛起来，慢慢成为当地的望族，“以孝义受钦于乡里”。受到当地乡民的尊重。第24世陈绚，因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地方政府曾题“圣门狷者之流”的匾额赠给他。到了第25世陈延佑时，正逢太平天国革命兴起，作为当地富豪的陈家理所当然地受到农民革命军的冲击而家道中落了。
后来，太平天国革命失败，陈延佑重振家业，苦心经营，使家道又复兴如初。
陈延佑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陈其业，字勤士；次子陈其美，字英士；季子陈其采，字蔼士。
陈其业三兄弟的青年时期，正是民族灾难深重，社会动荡不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和发展的年代，“满腔都是血泪，无处不著悲歌”，三兄弟必须面对现实。
第一部分传奇家世（2）
老大陈其业，生于1870年，早年熟读诗书，有意仕进，食廪后，目睹清朝统治者的黑暗，对政治也淡漠起来，他曾赴日本考察工业，希望能对国家有所裨益，但回国后却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心灰意冷，便回到故里经营丝业。陈其业对地方公益也颇热心，“诸如蚕丝之改良，以维国权；典库之低率，以通民财；河流之疏浚，以广灌溉；他如襄助政府，绥靖闾里，有功桑梓者，不可悉数”。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其业到达重庆，被推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大代表，全国商联常务理事、全国工联会理事等。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随蒋介石到台湾，晚年，思念家乡之心与日俱增，1961年病逝于台湾，终年91岁。
老三陈其采，生于1879年，早年赴日本学习陆军，1902年回国后，创办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其时，秘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后任清军南京第九镇参谋，不久，荣升中枢军谘府第三厅长，掌理全国新军及调度事宜，并一度兼任保定军校监督及主办秋操。后来因参加同盟会为清廷发觉，处境危险，便南下到上海，继续从事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总统府参谋本部次长，后经营实业转入金融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任江苏、浙江财政厅长，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主计长，后又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代理董事长等职。于1954年8月在台北逝世。
三兄弟中的佼佼者是老二陈其美，生于1877年，按其父的意愿，是要他哥哥和弟弟读书，他则学习商业，以维持家计。因此，他早年只在乡间读过几年书，到了15岁那年，便离开父母，到吴兴县属石门镇的一家当铺，随杭州人吴小舫学习典当业。学徒之余，他常看些书报，渐渐知道了一些国家大事。那时，正值甲午战败，清廷对日本割地赔款，他非常气愤，曾写信给他弟弟陈其采，劝其学习西学，以求实用，他自己也于1903年到上海学习商业，并在一家商店里当上了会计。
上海当时是新学运动的中心，也是救国运动的中心，陈其美到上海后，结识了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谭人凤、张静江等，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活动。
这时，他才感到自己所从事的商业于国于民没有什么用处，他曾慨叹道：“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于是，他放弃了商业救国的理想，于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入警监学校，后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也就在这时，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这一年，蒋介石也来到日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相识了。由于都是浙江人，再加上意气相投，一个是自诩“以冒险为天职”的革命家，一个是渴望投身行伍以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青年，二人彻夜长谈，相见恨晚，很快便义结金兰。不久，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青帮和同盟会，成为蒋介石一辈子感激的恩人。
1908年春，陈其美由日本返国，在上海广泛联络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策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他亲自到浙东各地联络会党，组织各种秘密团体，为发动起义作了很多工作。他还与北方拳击大师霍元甲一起组织精武学校，准备培养一批体力健壮，富于军事知识的革命干部，这一计划后因霍元甲被毒死而无法实现。
后来，他与谭人凤、宋教仁一起组织了中部同盟会总部，作为长江党务的中枢，他深入浙江各县，密结团体，广联志士，作了很多准备工作，促进了长江各省革命的迅速发展。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在上海发难响应，调集工人、防营和会党发动起义攻克江南制造总局，占领上海，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两省的独立，给武汉的革命以有力的支持。正如孙中山所说：“武昌既稍能持久，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时响应之最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惟上海”。二次革命时，陈其美起兵讨袁，自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因孤军作战而失败。讨袁失败后，陈其美赴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并成为该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干部，两个月后，陈其美回国，继续从事反袁斗争，连续发动三次起义，均告失败。1916年5月 18日，陈其美被袁党刺杀于上海萨坡赛路14号，结束了其短暂而光彩的一生。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不顾危险，将陈的遗体运到自己所住室中，“中夜不寐，痛哭失声”，并帮助料理后事，十分悲痛。5月20日，蒋介石在祭陈其美的祭文中，以极悲伤的语调说：“自今以往，也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可见他们情之深，意之浓。
客观地说，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陈其业兄弟三人多少都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三人的人生道路并不完全相同，陈其业走的是实业救国道路，后来依附蒋政权；陈其采先是革命救国，再蜕化为蒋政权的高级经济官员；只有陈其美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走到了尽头，他是陈氏家族中一颗耀眼的星星，不仅在同辈人中闪射出烁人的光芒，而且还以其光亮昭示下一辈人走向显赫的道路，陈其业的两个儿子陈果夫和陈立夫便是通过这条道路迈向国民党最高权位的。
第一部分烂漫童年（1）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童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统治下，国家、社会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个人、家庭是饥寒交迫，身世浮沉。陈氏家族虽已破败，但在湖州小镇还算得上是殷实人家，在长辈的强力支撑下，幼小的二陈兄弟还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他们和所有的孩子一样，都无忧无虑，对未来怀着美好的憧憬，并无任何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显兆，生活充满天真浪漫的情趣。
幼年的陈果夫与陈立夫相貌清秀，但身体都很瘦弱，陈果夫显忠厚老成，陈立夫则机灵敏捷。由于陈果夫年长陈立夫8岁，总像大人一样护着弟弟。因此，兄弟俩小时就相处很好，从不争嘴吵闹，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后来陈立夫总结说：“这是受了父亲叔叔们的影响，这种优良的家风一直延续下来，现在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一样，年幼的总会接纳兄长的建议，的确是兄友弟恭，而‘悌’道长存于我们兄弟姊妹手足之间，也是很有意义的。”二陈兄弟身体虽然瘦弱，但在家里被管得很严，不让他们运动。原因是他们的祖母喜爱清静，不准小孩蹦跳追逐，嘻笑叫嚷，谁要是打扰了她，老人家一定会大声训斥，决不容情。二陈的母亲虽然希望孩子们天真活泼，加强运动，以利身心健康，但为了不使祖母生气，只好严厉管教二陈，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尽管如此，兄弟俩还是偷着乐，到户外去玩，这一点，母亲不但不管，还支持他们。幼年的陈果夫喜欢玩蟋蟀，约上三五个小朋友到野外去抓蟋蟀，田头地角，断垣残壁，是他们驰骋的战场。为了抓上一只蟋蟀，他们钻丛林、爬墙角，什么也不顾，弄得头上、脸上、衣服上到处是灰泥。有时，与隔壁沈老虎的儿子在自家园中捉蟋蟀，他们翻乱石、抓乱砖，在荒草丛中滚爬，终于抓到几只蟋蟀，可手弄脏了，汗湿的头发贴在挂灰的脸上，衣服也割破了，一副狼狈相。母亲是十分爱干净、讲整洁的人，见到果夫这模样，从不责备，总是边笑边给他洗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
有一次，陈果夫抓到一只相当威猛的蟋蟀，经过几次征战，所向无敌，将小伙伴们的蟋蟀一一打败，陈果夫因此自豪了好几天。但好景不长，一天下午，小朋友们相约又来看蟋蟀，陈果夫小心翼翼地捧出盆子，揭开盖子，一下子，竟傻眼了，盆子里空空如也，威猛的蟋蟀不见了。陈果夫慌忙问他母亲：“怎么盆子里的蟋蟀没有了？”母亲说：“只有你大叔来看过。”陈果夫十分伤心，喃喃地说：“我的好蟋蟀不见了！”母亲说：“什么好的坏的，蟋蟀都是给人看的，玩的，有什么希奇？”陈果夫越想越难过，眼泪也流了出来，甚至哭泣不休。母亲见他这样子，发起火来：“为了一只小虫，哭得如此做什么？你再哭，惹得我火起来，通通放掉它，一只也不剩，好落得个干净。”陈果夫知道，母亲发起火来，是不可挡的，只好不吭声了，但内心仍然难过，忘不了那只威猛的蟋蟀。以至几十年后，陈果夫还回忆说：“我始终纪念着这只蟋蟀，一直到如今，脑海里还有这回事。”斗车前草，也是二陈兄弟爱玩的游戏，即两人各用一根车前草叉着用力拉，谁断了谁就输。一天，陈果夫与邻居家小孩茂生斗车前草，由于陈果夫采的车前草多，且较老粗，所以一连胜了好几次，而茂生则采的少，且嫩细，总是输。后来，茂生急了，一把将陈果夫的车前草夺了就跑，果夫哪肯轻饶，在后面急追，一不小心，在阶沿石边绊了一下，鼻梁正磕在门槛上，鲜血流了满面，哇哇哭叫起来，母亲急奔出来，抓了一把香灰，捂在鼻梁上，终于止住了血。茂生的父亲前来赔礼，并罚茂生跪地。陈果夫的母亲则说：“小孩相貌好的，要破了相才可以养得大。”一场纠纷也很快平息。
陈氏家族的女人们基本上都信仰佛教，特别是二陈的继祖母杨太夫人更是虔诚信佛，每次到庙里烧香，总是要带兄弟俩去，虽然他们的母亲并不愿意小孩到庙里去，但拗不过杨太夫人，也只好顺从。由于兄弟俩记忆力都好，看了一些佛经也能背诵一二，深得杨太夫人喜欢，以为他们真心信佛，因此每次带他们到庙里后，自己去烧香，任兄弟俩自由玩耍。这时候，果夫、立夫二人在庙里庙外捉迷藏、斗车前草，真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觉。他们愿意跟杨太夫人进庙烧香，而且总是盼望这种美好日子的到来。
陈果夫小时候爱吃糖果，家里来了亲戚，都爱送他一些，他自己总爱找母亲讨，母亲高兴时，便给他买很多糖果，给他慢慢吃。但在不顺心或生气的时候，陈果夫如果去要，肯定会挨巴掌。每当这时，他就去找二姑母惠姑要。惠姑是个豪爽的女子，很爱喝酒，喝酒后爱笑。她十分喜爱陈果夫，喝酒时总爱把他拉在身边。她知道陈果夫爱吃糖，总是买很多放在家里，陈果夫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她要到糖果。有时她睡了，便用手巾包好糖果，再用竹竿送出去，以致陈果夫成年后还念念不忘，说：我看见了酒，就要联想到惠姑，更要想到她酒醉后的笑；我看见糖果，就要想到我家西边的窗，就要联想到惠姑在那一所自起造以至变卖都为她亲见的房子里，用一根竹竿缚着手巾包裹，从窗口铁楞里送进糖果来的故事。
第一部分烂漫童年（2）
幼年的陈果夫爱听故事，特别爱听童话故事，总是缠着母亲讲给他听，而且总是没有满足的时候。母亲的口中并不是童话的源泉，也有被逼到江郎才尽的时候，她希望陈果夫快点长大，大孩子便不会再对童话有兴趣了。但陈果夫稍大上学后，幼小的陈立夫便取代了乃兄的位置。他也爱听童话故事，而且要求母亲讲故事时更加动情，手段更加高明，以致母亲在把过去讲给陈果夫听的故事重复一遍后，还得绞尽脑汁，去寻找记忆中残存的新的故事。有时，陈果夫寒暑假在家里，总会从外面买些童话故事书，如《大拇指》、《小人国》等，作为给陈立夫的礼物，并得顶替母亲，给小立夫讲童话故事。不几天，故事讲完，陈果夫便编造了许多来讲。据他说：有一天，创造了一篇童话，说是天生了一只大石榴。一天，石榴成熟裂了开来，里面有500粒籽，每粒籽生出1个小孩，每个小孩有半寸长。继续将每个小孩的故事，一天一天地讲下去，一直讲了59个小孩，因为天气凉了，没有再继续下去。
后来想想，这种瞎造童话，实在可笑！但就是这种瞎造童话，深深地吸引着陈立夫，他有时紧张得睁大双眼，屏住声息，有时又被逗得哈哈大笑。
二陈的幼年充满了童话色彩，但童话的世界却是没有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未来，这未来的前景是绚丽多彩，还是黯淡无光，这得由各种因素决定，陈果夫与陈立夫的未来如何呢？除了促成他们成长的各种因素外，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创造。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必须面对社会，面对现实，他们要学习知识，学会生活，要走自己人生的道路。
三、严厉母亲中国人有严父慈母的说法，陈果夫与陈立夫却有个严厉的母亲，这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母亲对他们的幼年教育，给兄弟俩的成长以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陈兄弟的母亲何夫人，也是出自湖州的望族，她娘家有兄弟各一人，大哥早年外出求学，后在上海办了一座缫丝厂，很有成就，陈立夫在上海读中学时，常去参观大舅的工厂，对那些飞转的机器感到十分好奇，心中也立下志气，将来学工业，走工业救国的道路。何夫人的弟弟虽读书不多，也走上经商之路，在上海经营一个规模不小的盐铺。另外，何夫人还有一个妹妹，生活十分不幸，出嫁不久便死了男人，一直守寡在家。
何夫人于1887年嫁到陈家后，由于丈夫陈其业是老大，陈家的男人们长年在外奔走，因此，在家中的女人世界中，成为一家之主。她服侍老人，照料小孩，还掌管着家中的经济大权，十分繁忙。但何夫人任劳任怨、从不叫苦，而且她胸襟开阔，对诸事都十分有见解，时间不长，便赢得了陈家上下对她的尊敬。就连像陈其美这样性格要强的人，在家中一般人很少能说服他做任何事情，但却只听何夫人的话，有什么事也只是与何夫人商议，听取嫂嫂的意见。
何夫人为陈家生有四个子女，并精心抚养他们。何夫人对子女十分疼爱，但管束却十分严厉，她常说：“小时候应该习劳苦，倘若舒服惯了，眼睛高了，长大以后决计做不好什么事，父母爱儿女切不可溺爱。”何夫人自己不溺爱孩子，也不让别人过分宠爱她的孩子。当陈果夫长到会哭会叫的时候，由于相貌长得还好，很逗人喜爱，有好多人常来抱着玩。何夫人却首先约法三章：第一，不准买东西给他吃；第二，不准高举起来逗闹；第三，不准抱到外面去玩。如果谁违反了，她便毫不客气，当面数落一阵，甚至开骂起来，常常是闹得一些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有时甚至弄得一些亲朋好友也十分尴尬。
何夫人自己骂人，可不准孩子们骂人，即使是学着人家骂一声，也会遭到她严厉的训斥，如果有谁不服气，或者哭闹，她就会使用武力，打得孩子不哭，并声明以后不再骂了，才肯罢休。有一次，陈果夫骂了隔壁张妈妈一声“那妈……”被母亲知道了，除打了一顿不说，还将他关在柴房里，禁闭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承认错误，做下保证后才放了出来。这件事给陈果夫印象十分深刻，以至年纪大了时回忆起来，还历历如在眼前。
除了不准骂人外，何夫人还不让陈果夫兄弟俩在外与别的孩子相打或者相骂。如果发生了此类事情，她总是认为责任全在兄弟俩，是他们的不对，她说，别人的孩子不好，有他的母亲管，自己的孩子自己要管好。每当这种时候，她会气得面色铁青，将打架的孩子找来，狠狠地痛骂一顿或者痛打一顿，然后是愁闷得连饭也吃不下，两眼发呆，悄悄地掉下泪水。待气稍平一点，这才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的孩子们叫到跟前，苦苦进行教训。反复说明相打相骂的不当，互谅互让的好处，往往一口气讲三四个钟头，孩子们的腿站麻木了，话也听腻了，把母亲的话也能背诵出来了，并保证以后再不做此不当之事了后，母亲才善罢甘休。事情过后，母亲似乎觉得自己过分严厉，为了表示她打骂孩子的歉意，她会恢复事前的慈祥态度，拿出东西要孩子们吃，或者带他们出去玩，另外，还会讲一些优美的故事，当孩子们沉浸于故事中的生动情节时，一场风波归于平静。
第一部分烂漫童年（3）
小孩是最容易忘事的，假如以后孩子们忘记了妈妈的训导，又发生相打相骂等类似的事情，母亲便再也不讲那些道理了，只是用严峻的眼光看着犯了错误的孩子，要他们讲述自己的过失及上次所受的教育，这种办法比打骂还有作用。据陈果夫回忆：我们犯了过失，“经过第二次自己的回忆，或者看看母亲的脸，就不再犯了，渐渐地，也能够自治了”。
何夫人不许小孩到外面用钱买东西，她说，小孩子“长大了自会用钱的，小的时候，不可弄惯，要吃东西要用东西有大人管，不用小孩子自办”。有一次，8岁的陈果夫拿了十个铜钱去买黄连头，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二话没说，将陈果夫按在床上，掀开屁股，便是一阵猛打，自那以后，陈果夫再也不敢自己拿钱买东西了。在这种严厉家教下，陈氏兄弟到10岁时也不会买东西，不是不懂，而是没有经验，不敢去尝试。
何夫人还有个特点，就是对自己的孩子从来不当面夸奖，也不在别人面前称道他们的好处，只是每天不知疲倦地重复地唠叨一些要他们学好的话，好像这些孩子永远是那么调皮，永远也不能达到她的要求似的。
何夫人要求孩子们养成良好习惯，要谨慎细致，注重小节。据陈立夫回忆，一次，有件东西掉在地上，他路过时并没有马上捡起来，母亲急忙过来，把东西捡起，并责备陈立夫说：“你的眼睛在哪里，怎么见到不应该在地上的东西不把它拾起来，以后不能这样。”还有一次，扫帚倒地，陈立夫没有即时扶起来，母亲十分生气，责备他为什么视而不见。从家有来客应让座倒茶，到剪刀用完应放回原处的唠叨；从坐有坐相、立有立相的规矩，到餐桌上不许有剩饭的絮语，天长日久，积少成多，对二陈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认为，人应该随时留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对任何事物不应任意放过。母亲的教育，使得二陈兄弟后来养成了谨慎待物，处事细致，注意小节的好作风。
对于孩子们的吃、穿，何夫人要求更加严格。按当时陈家的经济条件，虽说家道不如以前，但在湖州城里仍是望族，中国有句俗语：瘦死的骆驼比马壮，陈家虽然在衰落，但比起一般人家来说，仍然殷实得多，小孩们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完全能办到。但何夫人却不让孩子们吃得太好，穿得太漂亮，她认为这样对孩子们没有好处，从小吃好穿好，不知稼穑之苦，将来长大了是不会有吃苦耐劳精神的。她要求孩子们穿得整整洁洁，干干净净，讲礼貌，习劳苦。她最不喜欢孩子们身上弄得污秽，她每天都十分细致地对孩子们的衣服一一进行检查，如有脏的地方，是要挨巴掌的。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陈果夫与陈立夫在小的时候，都有个良好的习惯，凡是恶浊的地方都不去，有时即使被小朋友拉了去玩，也只是站在旁边看，而不参加进去。有时惹得小朋友们噘起小嘴生气，他们也不敢上前，因为一想到母亲那张严峻的脸，想到母亲要打、要骂、要严厉责备，他们纵使内心想玩一下，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何夫人虽然是个不通文墨的女子，却也颇懂得因材施教。陈果夫生性好静，根据这个性格特点，在他长到六七岁时，母亲便常常教他做手工，以此来发展他的智力，在母亲耐心教授下，陈果夫小时竟学会了绣一手好花。有一次，他外公到家里来，陈果夫将自己做的绣花油褡给外公看，外公看到油褡上绣的花绚丽多彩、栩栩如生，十分惊奇，内心不免有些疑惑，不相信自己七岁的孙子竟能女红，而且手艺如此娴熟，便要当面考他一下，陈果夫当着外公的面飞针走线，顷刻之间便绣出了一朵花，外公这才相信，一时十分欢喜，竟破例地当着他母亲的面夸奖了他。
而陈立夫却不同，他生性机灵，而且好动，因此，他母亲便不像对果夫那样，要求学习女红，而准许他出去与其他孩子一起玩，去见识外面的世界。
何夫人教育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实在在，要他们堂堂正正做一个人，而从来不用所谓的“名”、“利”等来刺激他们，而且也并没有奢望她的孩子将来成为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她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一个很普通的但对社会有益的人。可以说，二陈兄弟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旧式中国妇女，中国母亲的形象。
何夫人虽没念过书，但却很能识大体，也懂很多道理，讲起来可以滔滔不绝，她讲不出一套一套理论，但朴素的话语中却能蕴藏一些深奥的哲理。她虽是个旧式妇女，但对外边的政治、形势很感兴趣。陈果夫的二叔陈其美有时从外边回来，也极喜欢和这位嫂嫂谈论国家大事，谈论反清、谈论排满、谈论革命，而这位嫂嫂常在谈论中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有时竟令陈其美也由衷地佩服，感到嫂嫂不同凡响。陈其美后来回忆说：“我回到家里，只有嫂嫂可以和我谈革命，谈排满，其他的人都不能相谈。”何夫人太爱自己的孩子了，她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孩子们身上，她希望孩子们能正常生长，不希望有任何不好的东西来打扰他们、影响他们。按当时湖州风俗，孩子很小的时候便要对上亲家，但何夫人认为这种习俗不好，会影响孩子的正常生长，因此，二陈兄弟在几岁时，虽有很多人上门提亲，何夫人均予拒绝。她说：“孩子们年纪太小，大家不知以后怎样，长大了再说罢。”这在当时的湖州，确属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它使幼年的二陈能健康地成长，也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第一部分烂漫童年（4）
尽管亲戚朋友恭维陈家，说这兄弟俩相貌清秀，将来定成大业，就连常存革命之慨的陈其美也夸奖说：“果夫，吾家之龙也。”但何夫人却从来没有企望二陈将来会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她只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能够自主的普通人，成为对社会有用、为社会欢迎的正直的人，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的心愿，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母亲的心愿。 陈果夫与陈立夫的幼年，正是在这位严厉的母亲的严格教育下度过的。母亲给他们以良好的教育和母性的爱护，给他们以启蒙的知识和生活的能力，当然，有些教育的不当也给他们留下了不良的后果，但总的来说，母亲给予他们的教育本质方面、主流方面是好的，因而陈果夫与陈立夫彼此都感到：“我们的母亲是非常慈爱的，始终怀着依恋和感激的情绪，而在这依恋感激的成分中间，我们更抱着一种敬畏的心理。”陈果夫曾追怀说：“我母亲的胆量魄力见识都有过人之处，她的意志非常坚强，什么人不能动摇她的，她教训我们从来不像别人用名利来教，她只要我们做一个‘人’。”1911年，二陈的母亲怀孕在身，正月里的一天，她走过黑街巷，正好一位亲戚也路过这儿，因为光线很暗，看不清面孔，以为是二陈的祖母，便扑通下跪，给她拜年。何夫人吓得惊叫一声，掉头疾跑回家，因身体虚弱，又受了惊吓，回来后便一病不起。虽请名医诊治，也不见效，病情愈加严重。在病重之时，她特别想念自己的孩子，总是要顺夫、敬夫、立夫站在她的床前，久久地望着他们，并常念及远在外地读书的陈果夫，希望能与陈果夫见上一面。
此时，陈果夫正在杭州读陆军小学，据他回忆：“2月25日晚，余忽不能成寐，念母病已重，当告假回湖一视，翌日遂乘舟赴湖，母病果十分沉重，而家人对余之回家，各以为必有人通知，母意父当有函催归，而父以为必另有人催余速归者。
事实上关于母病不好消息，固未尝有人来函告余也。”可见陈果夫对母亲感情之深。
何夫人望着兄妹四人，态度十分安详。她知道自己的病是不会好了，惟一难舍的是儿女，他们还小，还需要母爱，这种爱是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但她不愿增加儿女的痛苦，又觉儿女们都很懂事，她能够放心了。
面对全家亲人，何夫人内心难割难舍，她凝望每一个人，十分平静地说：“我恐怕活不下去了，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两个女儿，我死后就没有人能照顾她们了，她俩须得自爱自立；对于果夫、立夫，倒没什么可挂念的，因为他们对人对事都将会应付和处理得很好，我很放心，相信他们不会出差错的。”母亲的话，敲打着二陈兄弟的心，他俩默默立下誓愿，将来照顾好姐妹，应付和处理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人生的路，让母亲放心。
2月27日晚，何夫人病情转危，再加难产，不到10分钟便咽气逝世了。这一年，陈果夫20岁，陈立夫才12岁，对于母亲的死，他们悲痛万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他们，而他们却不能报答于万一，他们只是在心中永远地、深深地刻下母亲的形象。陈立夫到了90岁以后还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在产后临终前所说的那一番话。”陈果夫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说道：“她的一切萦绕在我的脑际，并不因为时间久远，而稍有淡漠。”母亲逝世后不久，父亲陈其业又娶继室黄氏，黄夫人又生了两男一女，两男一名祖蒸，字民夫；一名祖烈，名夫。一女名祖思，字赞夫。其中，陈祖烈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篮球健将。这样，陈果夫、陈立夫，加上顺夫、敬夫、同父异母的民夫、夫、赞夫，共兄弟姊妹七个。
第一部分塾馆残梦（1）
人生识字忧患始，虽然忧患不是好事，但人们还是要认字、要学文化。陈氏兄弟的父亲陈其业是前清秀才，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了，虽然此时，陈其业已厌恶走读书仕进的道路，但他毕竟是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一方面，他对清王朝的黑暗、封建制度的腐朽十分痛恨与不满；但另一方面，对传统的封建文化却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他始终认为孔孟思想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虽然半部论语并不可能治天下，但仍然是人们做人处事的指南针。陈其业也没企想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治国平天下，但他觉得齐家还是需要的，陈家一定要后继有人，因此字还是要识，孔孟的书也还是要读，他要陈果夫、陈立夫都好好念书，在儒家学说中去寻找深刻的微言大意。
二陈兄弟的启蒙教育，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陈果夫说他最初识字是父亲教的，他回忆道：“父亲教识字的时候并不很凶，不过我不识得字的时候，见了父亲，非常害怕，因为父亲不用手打我，是用最响的声音从我耳朵里打动我的脑筋，所以每次遇到一个字不认识的当儿，经父亲括辣辣的一声，连其他已认识的字也会忘记了。” 父亲的教育方法简单，教字也没有什么计划，每天规定认八个到十个字，这些字都是父亲随意写的，要求会认会写。小时候的陈果夫似乎并不聪明，有时一天不能将所学字全部认会，有时甚至一个字认一天也认不会。一次，父亲教陈果夫认一个“沓”字，陈果夫认了好几天，还是不会，他父亲特别恼火，一气之下，将他鞋子脱去，赤脚挂在方凳上，反锁在房里。陈果夫吓得直哭，但不能获得父亲的谅解，到了傍晚，母亲做完事，打开房门，才将哭得声嘶泪尽的果夫领出来。
对父亲的这种行为，母亲十分生气，她责怪道：“你这种教育不适当，你的声音愈响，他就愈怕，愈怕就愈不认识了。”父亲嘴上不说，内心也颇有些后悔，自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采取这种关禁闭的办法进行惩罚了。陈果夫并不怨恨他父亲，他认为责任全在自己，是因为自己太蠢了，几天连一个字也认不会，才被罚的，所以罚之有理。
认字逐渐多了以后，陈果夫便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这一类书大都是由他大姑母教的，大姑母很喜欢陈果夫，也极愿教他读这一类书，“大姑母教这种有韵的书是很高兴的，因为她有时候自己也要摇摇摆摆读几首唐诗，唱几支小调来解气闷的”。因此，大姑母只要有时间，便要拉着陈果夫，有板有腔地教他读“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东西。对读这些东西，陈果夫觉得比认字有趣，一句一顿，朗朗上口，而且又有韵味，慢慢就会背了。当然，陈果夫并不完全理解，只粗略知道“赵钱孙李”是姓氏，而“人之初……”只能模模糊糊晓得一点，至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则根本不知其意。只是认为，既然大人要读、要背，一定会有用处的，于是陈果夫也就跟着大姑母摇头晃脑地读这些玩意，用尽心机地背这些玩意，并在这咿咿呀呀的读书声中度着烂漫的童年时光。
儿童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上学念书，湖州儿童上学启蒙，俗称“开荒”，陈果夫是八岁才“开荒”的，“开荒”老师是个叫沈若臣的老先生。
“开荒”的那一天，仪式办的非常隆重。据陈果夫回忆：“外婆家办好了三牲、糕点、水果、香烛之类，预备我拜文昌；又买了许多书籍文具，用红纸包着送给我，同时，又有一套小小的礼服，命我穿着拜文昌，拜先生。我父亲和先生也穿了礼服。我拜了先生之后，先生命我坐在旁边，教我上第一课书。当时所用的课本是《书经》。我读《书经》中的‘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民于变时雍。……’那几句，读熟了，然后我父亲恭恭敬敬地请先生吃酒席。接着亲族中，有送书籍文具的，亦有向我父亲母亲道喜的，整整忙了一天。第二天，父亲还领着我去谢先生。”“开荒”后，陈果夫即正式入塾读书，第一个老师是西边隔壁的叔祖陈锡百先生，陈果夫管他叫五公公，这位五公公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教了八九个学生以度残年，因此，对学生并不严加管教。开始，他教陈果夫唐诗，只是辨一下平上去入，并不讲解诗意，便要学生去死记硬背，当老师的应付了事，做学生的也落得轻松。后来，陈老先生要学生读《史鉴节要》、《天文歌诀》、《地理歌诀》等书，也不讲解文章大意，只是一味要学生背会。当学生读书的时候，先生在藤椅上昏昏欲睡，学生见有机可乘，便哄骗老师，刚开始背时，便高声报告：“先生，我背书了。”先生睡眼不开，地答应一声：“嗯”，学生便呜里哇啦胡乱地背上几句，再高声报告：“先生，背完了！”先生又是一声“嗯”，马虎地点点头，然后放学生回家。
如此稀里糊涂混了两年，陈果夫毫无所得，他父亲便将其转入东边族叔陈元章新办的私塾继续读书。这位元章先生比五公公年轻得多，教学态度也比较认真，教学方法也比较得当，这样，陈果夫在元章先生的教育下，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及《孟子》一部分。但好景不长，半年后，元章先生便不务正业了，他嗜好很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异，春天画画，夏天养鸟，秋天抓蟋蟀，冬天抹纸牌，最后，索性抽起鸦片来，甚至与人合伙开烟馆，对教学生读书根本不放在心上，每天教书不上半天，就开溜了，有时连夜学也不回来放，让学生等到天黑自己回家。陈果夫后来回忆道：每逢天黑了，先生还没有回来，我们这些没有大姐、娘姨来陪的人，最是上当，只有天越黑，读书声越响。希望师母从里面出来发慈悲。有一天，暮色苍苍，黑得连书上黑白都一点分辨不出来，我读书的声音也喊哑了，可是先生终不回来。
师母在里面叉麻雀又忘记了发善心，一直等到大家在黑暗中哭，哭得非常悲哀，二公公从外面回来听得了，才放了我们。
陈果夫的父母亲认为这种私塾实在是误人子弟，再读下去没有任何益处，便再次决定改送其他私塾。在陈果夫12岁时，进了他的“开荒”老师沈若臣先生的私塾。沈先生是一个正正规规的教书先生，在教学方面确实比前两位先生要强得多。
第一部分塾馆残梦（2）
陈果夫在沈先生的指导下，先复习前两位先生所教的内容，温习了三个多月，对以前所学的内容掌握了，沈先生才开始教他学《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一类的书。沈先生与前两位先生最大的不同是讲解课文的内容，待学生完全理解文章意思后才要求背诵。学生对文章的意思理解了，背诵起来也比较容易，而且不容易忘记。学生一时背不会，他也不打手心，因此，学生很喜欢这位老师。在沈先生这儿，陈果夫除读完《四书》外，还学完了《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等。
这位沈先生思想比较开化，他除了教学生读儒家学说外，还介绍学生看报刊杂志，要求学生圈点报纸。他从上海买来《申报》，推荐给学生看，这在当时私塾先生中确是少见的。正是在沈先生这里，陈果夫从《申报》上了解到国内的政治形势。他知道了《辛丑条约》、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古文上所没有的崭新的内容，他才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屈辱的国度里，他渴望知道更多的东西，对国家的关心、对社会的关心开始在幼小的心灵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沈先生的指导下，陈果夫开始学着写文章，并学着向报纸、刊物投稿。
沈先生要求学生写作文，不是在塾馆里闭门造车，而是领着他们出去游玩，这在当时小小的湖州城也算是创造性的举动。沈先生有时带他们到野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有时则带他们去看庙会，领略乡下人赶会的热闹。有一次，竟然带陈果夫进了茶馆。后来，陈果夫曾以十分留恋的心情回忆道：这是我初次上茶馆，茶馆里的形形色色，确是有好看的地方。却巧那天楼下正在讲茶，讲到后来，连茶碗也发起声来了，幸而那天从看会回来讲道理的人很多，竟把那个凶横无理的判决了，先生问堂倌，堂倌说没有什么事，这种讲茶常常有的，而在我这个城里人却是初次见识。
外界的事物令陈果夫大开眼界，他开始接触这个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下层社会。回来后，沈先生便要学生们作文，将先一天旅行的所见所闻写进去。陈果夫觉得这种作文十分好写，提起笔来，旅行中的情景便跃然眼前，下笔也如有神了。
在沈先生的塾馆里，陈果夫学到了很多知识，沈先生的为人、沈先生的教育方法、沈先生对学生的企望，都令陈果夫终身难忘。1940年，沈若臣先生病逝，陈果夫十分悲痛，亲笔写下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做一世教书先生，严谨而有恒，医若干贫病乡民，济众难自救看两载敌伪暴行，痛苦未便说，蒙多年殷勤作育，解厄愧无能这副挽联表达了陈果夫对他这位启蒙先生的敬仰、感激与悼念之情。
陈立夫最开始是跟母亲学识字的，母亲在家务之余，便教他从最简单的“人、口、手、天、工、王”等字认起，几年下来，也认了好几百个字。
陈立夫与他大哥陈果夫一样，也是八岁“开荒”的，所不同的是他没有遭遇两个糊涂先生，而是一开始便从大哥的业师沈若臣读书。此时，由于父亲在外经商、果夫已外出求学，家中没有人能管着他，而祖母又极疼爱这个聪颖机灵的孙子，因此，陈立夫较他的大哥来说自由得多。
沈先生现在所教的学生比以前增多了，全班有近40名学生，在那时的湖州，已经算是很有规模的了，为了使每个学生学得其所，沈先生依照各人的文化程度分别教学。先生要求严格，每天都要求学生将先一天所上的课文先讲解一遍，然后再背诵，而且不准错一个字。先生的脾气也不如原来好了，原来不会背书，只是责备几句，现在可不同了，如果背不出，就要打手心，错一个字打手心五下，有时错字多了，挨打次数增加，学生痛不可当，嗷嗷直叫，也不罢手。尤其是冬天，更是疼痛难禁。
每天上午，沈先生都要学生练书法，要求交大字一张，并在上面注明，今天是第几名到馆，“陈立夫每天都是七点左右第一个到馆，所以他常常一口气写了三张分三天交上，他读了六年的私塾，十有九次他都是第一个放学回家”。
塾中教室分内外两间，沈先生的讲台摆在外室，讲课时，他是瞧不见内室的情形的，因此，只有认真听讲努力读书的好学生，才有资格坐在内室，陈立夫是被安排在内室的学生之一。
陈立夫启蒙的第一本书是《小学》，内容是有关礼仪和行为的规范，由于四字一句，并有押韵，读起来很有意思，这使陈立夫一下子对学习产生了兴趣。接下来便读《幼学》、《四书》、《五经》等。陈立夫记忆力特别强，每次沈先生布置的作业，他不需多时，便能朗朗上口，背诵得丝毫不差。因此，他不需将所有时间花在读书上，学习之余，总是和一些孩子嘻闹玩耍，踢球、爬树、投石子、斗蟋蟀、捉迷藏等，而且常常是玩而不厌，乐而忘归。尽管如此，在沈先生的心目中，陈立夫仍是一名用功的好学生，不时给予鼓励和表扬。
第一部分塾馆残梦（3）
塾馆有两项规定：一是最早到学堂的，可以最早放学；二是谁在学堂表现不好，功课又差，就必须到天黑才准回家。由于陈立夫每天最早到校，功课又好，所以总是最早回家。每天到了放学时候，沈先生总是一个个点名，每一个学生只有在听到叫自己名字时，才到老师那儿去，拿回自己的作业和批改的习字，才能回家。当时，每个学生的作业及所学习的内容，彼此都不相同，有人念《论语》，有人读《孟子》，多数是学中国的古籍，有时也会念一些诸如商务印书馆出的新教科书。陈立夫认为这种教学方法很好，以至好多年后，他还评价道：“这种教育方式，看似混淆麻烦，但是因材施教，因程度不同而分别教学，彼此都不会阻碍别人的发展，这实在是一种极为理想的教育方式。”陈立夫虽然用功学习，但毕竟是小孩，难免顽皮习气。有一次，老师离开课堂外出，陈立夫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放下手头的书本，跑到外室，和其他同学猜拳玩游戏。整个学堂一下子乱了套，喧闹成一片。正玩得兴起，沈先生回来了，同学们如鸟兽散，纷纷逃回自己座位，塾馆顿时寂静下来。沈先生大声责问，有哪些人参加了游戏，同学们都低着头，噤不作声。这时，陈立夫站了起来，坦白告诉老师，他是发起者，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沈先生一脸怒气，将其他学生每人打了五板手心，奇怪的是，却放过了陈立夫，没有处罚他，实际上是对陈立夫诚实、勇于承认错误的鼓励。
少年时代是天真烂漫的，很少人在这种时候就具有成年人百折不回，坚忍不拔的精神，陈立夫就是这样一个无忧无虑的顽童，他沉醉在一个调皮、玩耍的儿童王国中，根本没有去考虑他的未来，他的理想，更没有考虑到怎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有一件普通的小事，却深深地打动了他年幼的心。
每天清晨，陈立夫上学的路上，总会遇到一个长发和尚，头上系个铜箍，背后背着韦佗菩萨像，走三步拜一下，这样看了好几年，和尚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天天都是如此，从不间断，从不停歇。有一天，陈立夫忍不住好奇地问他：“法师，您为什么这样跪拜，这是什么意思啊?”和尚答道：“我要造一座庙，所以天天在城里化缘，已经有七年了。”“您这样能盖得成庙吗?”陈立夫觉得真是天方夜谭。“一定可以的，你小孩是不懂的。”和尚说完，又三步一跪地走了。
和尚走了，陈立夫还呆在那里沉思，他不相信和尚的话，但和尚的精神却使他深受感动，他觉得自己也应该立个志向才行。
没想到好多年后，陈立夫24岁大学毕业那年，因为写论文，和同班同学叶秀峰回到故乡外弁山进行矿产、地质调查。有一天，他们在山中，突然遇上倾盆大雨，全身被淋得透湿，而且山中大雾弥漫，他们又迷失了方向，一时进退两难。
这时候，来了一位回庙去的和尚，见他们狼狈的样子，就将他们领到自己庙中避雨。这是一座刚盖起不久的庙宇，大雄宝殿的佛像尚没镀金，偏殿也才盖一半。
他俩换上干净的和尚衣服后，陈立夫才发现这位和尚十分面熟，就问他：“您是否就是发心建庙的拜韦佗的和尚?”和尚很惊讶地回答：“是啊，施主为何动问?”陈立夫便将幼年时代二人碰过面的事说了出来，和尚很动感情地告诉他，一个人只要立下志向去做，没有不成功的。这一席话，对陈立夫影响极大。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的塾馆生活，虽然从他们后来的回忆看来，也不乏烂漫有趣，但总的来说，是呆板的，苦涩的，死气沉沉的书院生活。当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于从旧式塾馆到新式学堂的蜕变阶段，由于保守派的抱残守缺，师资、设备等各方面条件都受到限制，使这一蜕变的进展十分缓慢。一方面是通都大邑，已出现了以新的教育方式传授新的教学内容的新式学堂；而另一方面，在内地、在广大农村，教育领域依然是塾馆的一统天下，教书育人的事，千百年来一脉相承，操纵在职业教书匠手里。那时，塾馆的教师，不是科举场上败落下来的秀才，就是会做做八股、写写行楷、吟吟诗赋、百无聊赖的书生。那么，正是在这些人毫无生气、晦涩刻板的教育下，二陈兄弟就像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孩子一样，步履蹒跚，一下子就踩进了一个光怪陆离、充满封建酸腐味的知识领域，这些封建文化，对以后二陈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由于年龄相差较大，所以幼年时期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且无共同的语言与爱好。陈果夫上塾馆时，陈立夫尚一二岁，而当陈立夫读书时，陈果夫又远走湖南，弟弟只知遥远的湘江滨有个兄长，而哥哥也只是在家书中说些勉励弟弟努力学习的套语。因此，兄弟俩的感情只是血缘性的，他们各自在四书五经的封建文化堆里打滚，受着共同的旧式教育，对于二陈兄弟来说，塾馆生活，实在是些不堪回首的残梦。
第一部分他乡求学（1）
湖州虽是个州城，但毕竟是个小城镇，当陈果夫兄弟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便开始感觉到家乡的狭小、偏僻、闭塞与落后了，家乡日益不能满足他们求知的偌大欲望，也日益不能成为他们活动的人生大舞台了，他们必须到外面去闯世界。
陈果夫13岁那年，他二叔陈其美从上海回家，向他讲了很多外面的事情，讲到上海的新式学堂，在这种学堂里，学生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全新的知识；讲到革命运动，如收回利权运动、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等；讲到外国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等。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有趣，他第一次听到了“立宪”、“共和”、“救国”等全新的名词。
在二陈兄弟的眼中，二叔陈其美是个了不起的英雄，那与众不同的气质，那传奇色彩的经历，那出口不凡的语言，常常深深地影响着他们。陈其美在上海时，常给他们写信，要他们努力学习，不务虚名，总是强调知识的重要，告诫他们：“为一身为国家皆非学问不成。”并每每询问他们的功课。
回到家里，陈其美除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外，还要他们立下学习为救国的志向，他对陈果夫说：“尔当教尔弟妹，好好求学立志救国，不可教其将来为饭碗计而勤学。普通人教子弟当作如是想，吾辈当切戒之。凡存心谋个人者，即不足与谋，谋国须比谋一身为重，对于自己一身，但当勉其成为一有能力可以救国之人足矣。”“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陈其美的话，深深打动了二陈幼小的心。他们把陈其美看成英雄，就像陈果夫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英士先生一生做事的勤奋和临难不苟的精神，不能不使人崇拜，而且处处可以做我们后生的模范。”特别是陈果夫，他年纪大些，总喜欢缠着二叔给他讲外面的情况，他知道了很多新奇的东西，如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中国人反洋人的斗争，如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还有新式学堂，还有立宪、共和、救国等一些全新的名词。这一切都把他引入一个新的天地，他对学习有了新的认识，而且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认为自己所学的知识太少且对社会，对国家没有实用，他必须去学习更多的有用的东西，以救国救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而湖州没有这种新式的学堂，他必须离开家乡，到外面去求学。
1904年年底，陈果夫的二叔陈其美、三叔陈其采都回家过旧历年，合家团聚、十分热闹。家人在一起，自然也要谈到外面的新鲜事。陈其美高谈上海的革命情况，陈其采则大讲湖南的风土人情。因陈其采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正任职于湖南武备学堂，因此对湖南是津津乐道，其中特别谈到了湖南的学校，说那里的学校教学质量如何高，教学内容如何新。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13岁的陈果夫心动了。三叔对湖南的赞誉激起了他对美丽的三湘四水的向往。他即向家里提出了要到湖南读书的要求。
父亲陈其业也曾留学日本，他没有理由反对儿子外出求学，母亲深明大义，并不反对，但对年幼的陈果夫远走湖南去读书，总不太放心。最后得听祖母的意见，祖母在这里是绝对的权威。祖母年纪虽大了，但思想很开明，当年儿子海外留学，她不反对，现在孙子外出，她当然也支持。但她一生笃信佛教，说是问了菩萨后才能决定。
对于祖母的话，大家都不敢违抗。大年初一，陈其美、陈其采便带着陈果夫去庙里求签。开始抽出一支来，签上的话却是坏的征兆。陈果夫心一下子全凉了，心想肯定去不成了。可陈其美说：“不要相信这些，把它烧掉，再抽一支。”在二叔的鼓励下，陈果夫再抽一支，却是吉利，便带回来给祖母看。祖母信以为真，说：“既然菩萨说好，那就跟三叔去吧!”这样，陈果夫便实现了到湖南读书的愿望。
1905年初，陈果夫告别了家人，告别了故乡，与三叔陈其采一起启程。“为谁流下潇湘去?”他们首先到了上海，陈果夫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既有高耸入云的洋楼，也有破烂不堪的民房；既有五彩缤纷、笔直宽阔的大马路，也有拥挤狭窄的小巷；有拉着小车、躬着腰艰难行走的中国人，也有昂首挺胸、气宇轩昂的外国洋人。这强烈的对比，深深地刺激了陈果夫。
随后，陈果夫随三叔坐上长江轮船，逆流而上，入洞庭湖、进湘江，终于到了长沙，进入明德学堂小学乙班学习。
近代的湖南，虽然深处内陆堂奥，却是个开风气的地区，戊戌维新时，这里是响应变法最热烈的地区，正是这个地区，培养了唐才常、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大批革命人才，有如群星灿烂，闪耀在三湘星空。省城长沙是一个文化气息很浓的城市，1904年，海关专员把这个城市的特征描述为“一个正规的大学城市”。
1902至1905年之间，就有好几十个学校建立起来，而且涌现了为数可观的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并举办了女子教育。这里书院众多，学堂林立，文化气氛相当浓厚。陈果夫所在的明德学堂是最负盛名的，也是湖南第一所新式的私立学堂。1903年由留学日本回国的湘潭贡生胡元和长沙绅士自由主义派的领袖龙璋开办。它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完全是西方的一套，所请教师都是外国人或曾留学国外的新派人士，如黄兴等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都曾在明德学堂任过教席。
第一部分他乡求学（2）
陈果夫进校后，第一次接触到自然科学知识和各种新的文化知识，他感到新奇、有趣。但由于以前没有任何基础，再加语言的障碍，最初一段时间，学起来十分吃力。但他想到父母的嘱托、二叔对他的企望，便下苦功，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学习上，连休息时间也不放过，每天如此，坚持不懈。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生活上习惯了，学习也赶上去了，成为班上的佼佼者。他后来回忆：“初进去时，言语不通，好像做了二三个月的哑子，过此才渐渐的听得懂，而且也能讲几句湖南话。暑假考试，得了第一名。有两位教员主张把我和第二名一位姓罗的同学，一道升入甲班，向胡监督请示了两次，终于答应了。我和姓罗的同学，在甲班只须读半年，就可毕业，总算跳了一年。”但世界上的事情并非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陈果夫虽然跳了级，但问题也接踵而来。由于在半年之内除了跟随班上同学一道上课外，还得将没上过的一年课程补上来。陈果夫身体不好，连天上课，课余时间也得十分紧张地补习，他虽然聪明，但超负荷的重压使他狼狈不堪。到毕业时，陈果夫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只在全班17名同学中名列第11，而且精神和身体受到不小的打击。对此，陈果夫深深感叹道：我因此认为，这种跳级的办法，做学生的固然不可希望，就是在学校方面，也不应随便把学生破格提升，使他们的学业基础，大受影响。
小学毕业后，陈果夫再接再厉，准备投考明德学堂的中学班。但明德学堂对英文要求很高，而陈果夫在家乡时没有学过，只是来湖南后才从字母学起，所以英文成绩一直不好。为了升中学，陈果夫放弃了寒假休息，不仅没回家乡，连三叔那儿也没去，一人呆在学校补习英文。由于天气寒冷，他总倚在火炉边看书，这样竟将左眼伤了，以致左眼视力不如右眼，而且小了些。后来，陈果夫只好配上一副眼镜。但艰苦的努力却有了收获，他的英文程度大大提高，在升学考试中，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样，陈果夫在15岁时，进入明德学堂中学班学习。
进入中学后，陈果夫接触了大量科学知识，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特别是民主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更深。近代的湖南，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之一，而省城长沙则是革命中心的活跃点，在这里读书，“学生们在教室内接触到新的、经常是民族主义的观念，在校外则接触到日益活泼、直言不讳的报刊”。
1905年爆发了抵制美货的运动，这是中国人民为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而发动的一次群众运动，提出“不可仰鼻息于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的口号。一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运动蓬勃发展。
运动波及到长沙后，首先是学生群起响应，他们联合湖南商务总会进行抵制，学生们走上街头，进行演说，并制定抵制的措施，成立拒约会等团体。学生商人互相鼓励，积极活动，长沙古城出现了商号不定、不卖美货，人们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卸美货的联合行动。
群众的爱国热潮深深地感染了陈果夫，他身上也奔涌着一股爱国主义的热血，也积极参加到运动中来。但他平时不用什么美货，现在提倡国货，也不好怎么表现出来。他看到三叔陈其采买本国的三星牌香烟吸，说是为了抵制美货，不买美国品海牌香烟。陈果夫也学着去买中国香烟吸，以表示自己的爱国主义。据他后来回忆，在群众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因此我也跟着提倡的潮流吸起香烟来了，自己觉得很得意地对人家说：‘我吸香烟是提倡国货三星牌，不是吸品海牌！’”虽然后来为此上了瘾，到戒的时候不习惯了好些天，但他仍旧认为“也是一件很痛快的事”。
除了学业、革命外，陈果夫在长沙的生活也十分愉快。他常到湘江边，看那滔滔北去的江水，有时也登上岳麓山，看那冉冉东升的旭日。特别有兴味的是骑了三叔的马出去玩。他雄踞高头大马之上，摆出一副傲然的样子，似乎自己也当了官，这时也想到了有朝一日，他也许会真的当上大官。
这种惬意的日子没有过多久，陈果夫的生活道路又出现了新的转折。1906年秋天三叔陈其采调离湖南，到南京担任第九镇正参谋，陈果夫一下子失去了依靠。刚开始，他由于舍不得离开长沙、离开明德学堂，还想坚持读下去。但后来确实感到在长沙举目无亲，“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不禁生出许多离愁来，越发想念家乡。他父亲也不放心他一人在外，正好有个在长沙做事的姚新才表叔要回湖州，陈果夫便与这位表叔同行回家。当他乘一艘煤船离开长沙时，不禁对这座他生活了两年多的古城充满了无限眷念之情。
回家后，陈果夫按父亲的意愿，原准备插入湖州中学二年级，但在该校的考试中竟未能被录取。这样，他只好到南京三叔那儿就学。这次比较顺利，进入浙江旅宁公学读预科。但他在这所学校并没有呆多长的时间便离开了，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保守而受到了同学们的孤立。陈果夫刚上学不久，旅宁公学闹了一次学潮，学生因校方伙食开得太差而举行罢课，而陈果夫却不赞成学生的举动，他认为学生应该吃苦，不能因为伙食差便闹学潮，他拒不参加罢课。他的举动使学生们十分气愤，有的学生指着他痛骂，有的甚至要打他，但他却一直坚持没有参加。据陈果夫回忆说：“风潮闹了一个月之久，学生终于失败了，我却始终在房里读我的书。毕业考试我的学科成绩比第一名同学少了几厘。校长加了我的品行分数，改列第一，当众宣布，并当面称道我不少过分的话，而且要我下半年一定要读下去。”校方的表扬使学生对他更加反感，原来与他相好的同学也疏远了，陈果夫只能一个人“寂寞开无主”了。
第一部分他乡求学（3）
遭到学生们的孤立，使陈果夫十分痛苦，他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在二叔陈其美的怂恿下，便匆匆离开了金陵这虎踞龙盘之地，来到了人间天堂的杭州，于1907年考入浙江陆军小学，开始学习军事。陈果夫对军事并没有什么兴趣，他进入陆小实在是受陈其美的影响。因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要推翻清王朝，纷纷在各地运动军队、会党举行起义，革命十分需要军事人才，陈其美希望陈果夫能成为这样的人才，以为革命服务。但陈果夫对这一类课程并不太用功，爱看一些他感兴趣的书籍杂志。他说：“我在这个学堂里对学科太不用功，尤其是英文一类的课程，下课以后就丢在抽斗内不太去看，而我所看的书，都是些《警察法》、《教育学》、《卫生学》、《国际公法》、文学书、小说以及各种杂书，而尤其喜欢看各种杂志，更喜欢看报，报中最好看的是两报的辩论。因为我不喜和人家争夺来看，所以我看报时间总是在饭后大家休息的时候。”由于看了大量杂书，一方面，他更多地了解国内外的大事，他为祖国的弱小担忧，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横行感到气愤。但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思想日益趋向保守，既对现实不满，又不愿采取变革现实的激烈行动。同学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老太婆”，后来又叫他“道德经”。正是在改良思想的指导下，陈果夫与同学吴一峰发起，在学校办了一张小报，取名《励言》，其宗旨是勉励同学一心学习，不受外界影响，学好知识，以救国家。“这张三日刊，也办了三四个月，可以销售到40多份，起初3个人办，后来他们两个都有别的事情忙，无暇兼顾，只好由我一个人独立经营，仍旧保持原来的销路。”当时学校中还办有其他好几张小报，因鼓吹反清、排满、革命，因此无一例外地遭到校方查禁。“我们这张报纸，对学校当局也有不满的话，因为我们的态度是忠告，是劝励，所以他们不来禁止。”《励言》这种温良恭俭让的态度正是陈果夫内心世界的反映。
在对待革命的问题上，陈果夫不仅言论上是温和的，在行动上也是迟缓的。他不愿与旧的思想观念作决裂，对旧制度、旧思想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908年，剪辫风潮波及陆军小学，学生们受革命影响，纷纷剪辫，以示反清的决心。陈果夫见大家都剪了，怕自己不剪，又会发生像旅宁公学那样的遭遇，因此，他还是忍痛剪了辫子。但剪下的辫子又舍不得丢下，而是“结成一条辫，常常随带在箱子里，一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还是带着”。
陈果夫的思想尽管如此保守，但全国革命的形势却是在急剧变化，这些不能不对陈果夫发生影响。再加上他二叔陈其美对他总是不断给以教育和鼓励，这也使陈果夫的思想不可能一成不变。后来，一件偶然的事情，竟促使他参加了陆小的一次学生风潮。
陆军小学本来是3年毕业，但1910年，皖系军人为了安插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毕业生，竟无理要求陆小延长一年的修业期限，当时陆小的张总办却答应了这一要求，这就激起了学生的愤怒。陈果夫便将这位总办平时吸食鸦片、腐败不堪、欺压学生的所作所为写成文字，告诉在上海的陈其美。陈其美看到这篇文字后，认为是揭露清朝官僚统治的好材料，便在他主办的《中国日报》上刊登出来。这样一来，陆小的学生犹如火上加油，决定集体罢课。事情越闹越大，陈其美专程来校指导，上海学生也给予支持。结果，学校总办被撤职，斗争取得胜利。从此，陈果夫成了学生领袖，他再也没有理由瞻前顾后了。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他只得往前走。后来，他与一些同学合办了一个革命性的秘密组织“襄义社”，吸收社员30多人，鼓吹反清革命。
1911年4月，陈果夫从浙江陆军小学毕业，6月，考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这样，他离开西子湖畔，再返石头城。这时，他已是20岁的青年了。南京的学习十分短暂，以至他还没有来得及游玄武湖、登紫金山，领略十里秦淮的美丽风光。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陈果夫便结束了学习生活。这短短的几个月，陈果夫革命的热情进一步勃发，并且填具誓约，正式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革命党中的一员。这对陈果夫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陈果夫后来回忆说：这时候，个人的人生观比以前有进步，革命情绪一天高涨一天。在中学所上的功课和以前差不多，觉得无聊，便联络同学做组织和宣传工作，武汉起义后，更是积极进行。阴历九月初离开了学校，参加武汉保卫与支持的工作。我的学校生活从此可以说告以结束。
陈果夫时而在湖南、时而在杭州奔走求学，陈立夫十分羡慕，他也想外出闯世界。但父亲不让两个儿子都外出，另外，继祖母又特别宠爱陈立夫，所以陈立夫在沈氏塾馆一直念到了11岁。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对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更加向往。此时，辛亥革命发生，上海光复，二叔陈其美正受任革命军沪军都督之职，便一再来信催促，希望陈立夫来上海读书。正好，三叔陈其采在上海，陈果夫因患肺病也在上海养病，为了阖家团聚，陈立夫一家，除父亲陈其业因商务上事情还留在吴兴外，其他人都来了上海。
在上海，陈立夫一家住在英租界跑马场附近的马霍路。一个乡下孩子，第一次来到大城市，高高的洋楼，宽阔的马路，飞驰的汽车，都使他感到新奇。但同时，在租界，经常可以看到英国人侮辱中国人的举动，印度巡捕当街踢打中国同胞，这些都深深刺伤了陈立夫内心的人格尊严。他感到了国家的落后和民族的积弱，暗暗下定决心，学好知识，拯救自己的国家。
第一部分他乡求学（4）
陈立夫虽在湖州念完了小学，但要考进上海的中学，并非易事，因考试科目中有英文一项，而陈立夫从没学过英文，必须进行补习。于是，陈立夫首先进了湖州旅沪公学，专门补习英文。这所学校是当时居住在上海的湖州商人所设，专招湖州子弟学习，陈立夫进校后感到如在家乡一样，乡音乡俗，十分亲切。教英文的老师叫沈阶升，此人教学态度十分认真，不厌其烦，循循善诱。陈立夫在这位沈先生的教育下，英文学习进步很快，而且，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师生关系，后来，陈立夫当了国民党大员后，一度聘请沈阶升先生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
在旅沪公学补习几个月后，陈立夫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上海南洋路矿学校。这是一所西式学校，校长林兆禧长期生活在国外，英语相当好，治校严谨。由于陈立夫从没接受过新制下的小学教育，而且又无文凭，只能先读预备班，学习以前没学过的数学、自然科学等课程。
南洋的教材几乎都是英文原版，这对只读过几个月英文的陈立夫来说，真是苦不堪言，刚开始英文考试竟不及格。但陈立夫聪明，且能刻苦，一年下来，成绩名列前茅，数学还考了第一。
1913年，陈立夫正式开始了在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的4年课程学习，这所西式学堂，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天地，陈立夫一下子竟爱上了自然科学，对采矿技术尤感兴趣，心中立下志愿，将来当一个采矿工程师。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孜孜不倦地看各种书籍，再加本身的聪明，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不久，二叔陈其美前往东北大连筹设奉天革命党机关，离开上海，但他在经济上给予陈立夫全力资助，为他在上海安心读书解除了后顾之忧。此时，陈果夫也因百无聊赖，便与三叔陈其采还有杨普竹等人，一起拜刚从国外回来的经济学家薛仙舟为师，学习德文。每天早晨7点钟，便在上海阿瑞里王亮畴先生的家中听薛仙舟讲课，遇到星期天，陈立夫也来到这里，跟着他们学习两句德文。上完课后，陈果夫与陈立夫便拉着三叔陈其采一起去逛街，或到豫园去游玩。这段时间，兄弟俩第一次有较多的时间呆在一起。他们学习、玩耍、交谈，过从甚密，这使兄弟之间更加亲密，一时间，他们经济上有陈其美的支持，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生活得无忧无虑，真可谓“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可是好景不长。就在陈立夫到上海上学后的第三年，即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二陈在上海失去了强大的经济后盾，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无奈，陈果夫只好回浙江。陈立夫也想辍学，他的学业正处于关键时刻，如果丢下，将前功尽弃。因此，三叔陈其采坚决不允许他回家，并答应今后的生活费用一概由他负责。因陈其采此时已进入上海金融机构，负担一个人的生活与学费还是有能力的。这样，陈立夫便留下来继续完成他的学习任务。只是，经济上不如原来宽裕，再加陈果夫也不在上海，平添了许多孤独，但却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
南洋学校对学生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学生必须全学期的成绩分数总平均85分以上，而且全勤，没有一次缺课请假，方可拿走学校颁发的奖状。陈立夫在校4年，8个学期，平均都在95分以上，数学成绩好几次满分，但由于有一次为参加哥哥陈果夫的婚礼，请了两小时假，只拿了7个学期的奖状。
4年的中学学习很快过去，陈立夫家中经济情况愈见艰苦，父亲陈其业的生意陷于低迷，明确表示没有能力供他继续升学。三叔陈其采自己有子女3人，另外因二叔陈其美遭袁世凯枪杀，还得负责二婶家的生活，也希望陈立夫能立刻就业，分担家计，他到处托人，在京沪铁路局找到一个随车检票的工作。但陈立夫求学心切，根本不想就业，他考虑到家庭确实困难，便报考了天津北洋大学，因这里每学期只收学费10块大洋，并免费提供课本和实验设备。但由于是名校，报考学生很多，当年在上海只录45名，而报名学生达六七百人。陈立夫没跟家里讲，便偷偷报了名，并偷偷参加了考试。
终于到了发榜的时候，陈立夫怀着紧张而焦急的心情来到榜前，只敢从榜尾看起，一个一个往上看，但总不见自己的名字，内心已经开始失望，直到最后几个名字，终于看到了“陈立夫”三个字，他竟然考了第五名。此时，他才敢把消息告诉家里人，父亲来信严厉责备了陈立夫，说他不经许可，自作主张，并说无钱供他读书。三叔默不作声，因他知道陈立夫成绩好，应该深造，但自己又无力资助。只有哥哥陈果夫最为高兴，因自己没有机会再学习，真诚希望弟弟能上大学，并给了10元钱，鼓励他好好读书，专心求学。
为了筹措学费和去天津的盘资，陈立夫返回湖州，他的二婶母、四姨母及其他一些至亲都分别或多或少给了一些钱，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正当陈立夫苦恼万分的时候，父亲叫了他去，拿出25块大洋，交给陈立夫，十分恳切地说：“这些钱是我多年的积蓄，也是我尽可能给你的学费，从今以后，一切就要靠你自己了。
”接过父亲的钱，听了父亲的话，陈立夫泫然泪下，一方面感激父亲的爱子之情，另一方面也考虑今后要节省，克服困难，完成学业。
1917年8月底，陈立夫坐上了一艘上海驶往天津的海轮，站在三等舱的甲板上，望着海天一色的远方，他心中虽有一丝天涯孤旅的愁怅，但更多的则是心想事成的惬意，以及对未来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
第一部分江汉从戎（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迅速取得胜利。武昌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推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发展，革命的浪潮激荡全国，反动的清王朝面临灭亡。
陈果夫为武昌起义的胜利而欢呼雀跃，但又不知如何响应。这时他二叔陈其美从上海来到南京，准备在南京发动起义，带动东南各省，以响应武汉的革命。陈其美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了陈果夫，陈果夫也深受鼓舞，表示愿随陈其美一起行动。
于是，陈果夫首先将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的同盟会员联络起来，大约有三四十人左右，由陈其美统一指挥。他们“每晚在操场中开会，筹划在南京起义之事”。为了便于领导，他们成立了陆军第四中学同盟会分部，并积极进行起义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但不久，他们的行动为满清官吏所发现，清军对四中加强了防范，并采取了一些行动，如将原储藏在这里的子弹运走，枪械也锁了起来，将与革命党人有联系的第九镇军队也陆续调往城外。而此时，陈其美又回上海去了，陈果夫一时束手无策，只好和另外两名同学赶往上海请示办法。但不巧陈其美刚离开上海到杭州去了，陈果夫只好找到黄兴、宋教仁等人，向他们汇报南京的情况。黄兴等人认为，既然清军已加强防范，南京革命可以暂时推迟。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支援武汉革命，发动起义是支援的一个方面，还可以直接动员大批同盟会员到武汉去参军参战，保卫武汉。
一席话激起陈果夫满腔热情，他认为黄兴说的有道理。当时，清政府正调动大军围攻武汉，首义之城危在旦夕，“我革命策源地有动摇的趋势，如果我们能支持武汉这个据点，可以待各省响应，能多支持一天，形势就会好转一天。若是武汉根据地失了，各处就很难响应”。想到这些，他立即决定不回南京，转赴武汉。
青年陈果夫“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一腔热血，赶到武汉。此时武汉已是三镇烽火，满城硝烟。袁世凯派冯国璋出动全军，向汉口进攻，革命军奋力抵抗，伤亡甚多，退守大智门，汉口岌岌可危。
陈果夫在民军军务部找到了部长孙武。孙武向他们介绍了武汉的战事，说汉口战事不利，汉阳前一天也发生兵变，情况也很危急，他表示欢迎大家支援武汉的战争。陈果夫急于参战，请求安排具体工作。孙武说：“现在汉口可能不保，而且一时难以恢复，而汉阳必须守住，你们愿意去汉阳吗?”陈果夫回答：“我们为赴难而来，任何危险的地方都可以去。”孙武十分赞赏陈果夫的勇气，即给他发了护照，命他到汉阳去报到。
汉阳的情况十分不妙，原守在这里的民军听说汉口即将失守，军心骚动，几乎都哗变而散。陈果夫报到后，被分到炮兵排当了一名士兵。本来，按他陆军中学的程度，可以当一名下级军官，但陈果夫并不计较这些，他倒愿意先从士兵当起。
炮兵排长姓邱，也是从南京来的，他对陈果夫很是信任，常常带着他到长江边巡逻，有时，到龟山上让他试炮。陈果夫原来在学校就学过放炮，但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这一次能够直接为革命服务，他心里觉得十分自豪。
当兵的生活是艰苦的，特别是晚上睡觉，几乎就是受罪。没有铺盖，大家都穿着衣服，挤在一起，随地躺一下。有时遇到紧急情况，还得在战地上睡觉。每当这时，陈果夫总是睡不着觉。他望着遥远的夜空，听着江边传来稀疏的枪声，头脑里构制着一篇篇有趣小说，心想，将来反满成功，一定做个小说家，但又认为这太浪漫，自己的学识太少，怎能写出传颂千古的小说呢?陈果夫的思想能够适应这艰苦的环境，可他瘦弱的身体却难以适应。本来，他的肺病刚刚有所好转，吐血已愈。但来武汉后，白天紧张的工作，晚上又睡不好觉，极少休息，渐渐身体支持不住了。有一天晚上，他与部队一起运子弹到黑山，回来时，摇铁道上用的手摇车，十分吃力，但他还是坚持摇，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倒在地上便不省人事，长达10余小时才醒过来。他醒来后，二话没说，即投入工作，同伴们见他身体如此虚弱，都劝他回去休息，但他不肯，与大家一起，坚持下来，使其他士兵深受感动。
10月28日，冯国璋率清军向汉口发起总攻击，民军英勇拒敌，广大市民也积极参战，他们自动给民军探消息、送粮食、送军火，汉口商人也“出应箪壶，供给粮秣，所需款项，皆系解囊自助”。军民同仇敌忾，奋力战斗，打破敌人数次进攻。但由于军事指挥上的失利，汉口终于失守。
汉口失守后，汉阳便成了战争的前沿阵地，汉阳军民曾经几次组织反攻，均没成功，自己反受损失。这时，清军也摸清了汉阳军事实力，即向汉阳发动强大攻势。民军英勇御敌，战斗十分激烈。此时，陈果夫受命守卫设在汉阳兵工厂的民军司令部，他与其他士兵日夜坚守岗位，不敢懈怠半分。
第一部分江汉从戎（2）
一天，清军所派的奸细在民军司令部附近放火放枪，以策应清军大部队的进攻。
司令部人员以为敌军已攻进汉阳城内，有的急到军中亲自指挥，有的去组织救火，还有个别的竟临阵逃避。司令部主持工作的几位头面人物一下子全走光了，只剩下陈果夫与四五个卫兵守着空空的司令部大厅。有的士兵见此情况，也要离开，他们认为守着一个空房，不如直接投入战斗。但陈果夫坚持不离开。他认为司令部指挥官虽然走光了，如果卫兵在这儿，还可以唱唱空城计，如果卫兵都走了，那人们一定会以为司令部完蛋了，军心将会大乱。于是，他让几个卫兵守在门口，自己选了一支最好的枪，带足了子弹，坚守在大厅里，演出了一场“空城计”。
不一会，民军及当地市民将放火放枪的奸细抓获，一个个送到司令部。他们以为陈果夫是司令部指挥人员，便交给他处理，陈果夫只好假戏真做。但司令部只有几名卫兵，他一人又不好审问，审问了也不好擅作主张处置，因此，他便装着严厉的样子说，今天时间已晚，明天审理，便要卫兵将这些奸细分别关在大厅旁的房间里。
几小时后，清军攻势退下，火也被扑灭，司令部的人陆续回来。民军负责人听了陈果夫的报告后，对他在紧急情况下的机智与勇敢行为进行了表扬。后来陈果夫想起这件事来，还真有些后怕。他说：“幸而那些奸细没有知道我们虚实，否则我们虽扣着门，而窗子是洞开的，又没有将他们缚住，或者我们胆怯了些，就不会得到这样顺利的处置了。”陈果夫与革命军坚守汉阳一个星期后，当战局进入关键时刻，黄兴来到了武汉，任战时总司令，民军士气大振。黄兴来汉后，遇到陈果夫，他见陈只当了一名士兵，觉得委屈了他，便把他转到汉阳府中的军政科办事。军政科的任务主要是招募、训练新军，为保卫汉阳输送武装力量。陈果夫到任后，经常到民众中宣传，强调保卫汉阳的重要性，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于是一些市民和郊县的农民都前来参军，很快便组织起了一支近千人的防城营和巡城营。陈果夫每天对这支部队进行训练。他将在陆小和陆中所学的军事知识都教给战士，训练十分严格。短短的时间，这一千人的队伍便掌握了初步军事知识，能够应付战争需要了。 陈果夫的出色工作，令科长刮目相看，也对他十分信任。科长常常有事到武昌，整个科的大小事情都托陈果夫代理。
11月23日，清军向汉阳猛扑，民军扼守的米粮山、锅底山、扁担山先后失守。清军突破三眼桥防线，夺取汤家山，并与乙支队会合，进攻十里铺，汉阳形势十分危急，军政府各机关人员也纷纷上前线杀敌。陈果夫将在汉阳的原南京陆军中学的学生集中起来，组成一支100多人的队伍，也拉上前线，配合大军战斗。陈果夫与陆中同学作战勇敢，奋力杀敌，一些同学先后牺牲，鲜血洒在了江城。26日，十里铺一线终被清军攻破。27日，民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汉阳兵工厂也被清军占领，梅子山、龟山相继丢失，民军的精华已丧亡殆尽。在此情况下，只好退至武昌，汉阳终于为清军所占领。黄兴悲痛地说：“汉阳失守，吾何颜见人，惟一死耳！”想以死殉职，后在同志的力劝下退至武昌。
黄兴撤退至武昌后，连夜召开军政紧急会议，认为武汉已连失汉口、汉阳两镇，武昌已成孤城，现在应顺流而下进攻南京，建立东南革命基地，到时再收复武汉。黎元洪赞同黄兴意见，但多数革命党人都表示反对。共进会领导人张振武当即拔刀而起，厉声说：“敢言放弃武昌者斩!”全体掌声如雷，一致决议守武昌。黄兴见大家不赞成他的意见，开完会后即乘轮离汉东下。
陈果夫认为黄兴的主张不无道理，在武汉战事紧张的情况下，光复南京是挽救武汉危局、支持武汉首义的正确决策，可以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因此在谭人凤的支持下，也离汉东下。当他望着饱受战火洗礼的武汉时，那焦土余烟、断垣残壁似乎格外使他留恋。武汉是他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参加革命的第一站，那历历晴川，还回荡着他的呐喊，那萋萋芳草，也留下他奔走的足迹。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甚至没有来得及领略一下武汉的风光，便要离开了，但他又不得不离开。他要到南京去，他希望能亲自参加光复南京的起义，以南京的胜利解武汉之危。他是匆匆地来武汉的，现在又匆匆地离开了武汉。
第一部分沪上讨袁（1）
当陈果夫离开武昌，匆匆东下的时候，南京已在沪军与江苏、浙江等地民军联合进攻下光复，他为没能赶上这一战斗而深为遗憾。这样，他干脆直抵上海，找到二叔陈其美，希望能参加一些实际的革命工作。
陈其美根据陈果夫的身体状况，便分配他去做接待工作，因为当时汉口、汉阳被清军占领后，很多革命党人纷纷东下，云集上海，这些人来后，需要有人接待并安排适当工作。陈果夫接受任务后，便在上海望平街租了一间房子，作为招待所，专门接待东下的革命党人。他态度和蔼，诚恳热情，每当有人来时，先安排住处，发给生活费用，然后弄清每个人的专长并征求其对工作的要求，最后才将他们介绍到军队及革命机关中去工作。这种接待工作并不如战场上的斗争轰轰烈烈，却十分麻烦、艰苦。陈果夫的细致工作，使从首义之区东下的革命党人来上海后如坐春风，感到十分温暖，都更加努力地去参加上海的革命，这对上海的光复起了很好的作用。11月3日，陈其美领导上海的同盟会发动工人、防营、会党举行起义，次日攻克江南制造局，占领上海，起义取得胜利。在上海影响下，江苏、浙江也宣布独立，这就稳定了全国的形势。
1912年元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通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也就在这一年，陈果夫第一次见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于孙中山，陈果夫早就十分景仰，还在当学生时，就总是听他二叔陈其美讲到孙中山是一个伟大人物，说“此刻中国有世界眼光，有建设计划，有坚忍不拔精神的，除了孙中山先生以外，再没有第二人”，但却一直没有见到孙中山，亲睹伟人风采，更没有聆听孙中山的讲话。民国成立后的一天，陈果夫与一位同志到沪军都督府办事，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据他回忆：“总理正和一位廖君谈话，用广东话，我听不懂。但他慈祥而又沉着的态度，使我肃然起敬。”但此时的陈果夫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瘦小青年，孙中山不认识，他也不可能与孙中山谈话，只能是在一旁多看几眼这位伟人。
不久，陈果夫再次见到孙中山，并且有幸聆听了他的讲演。他说：这次见到孙中山，“是在上海南京路国民党本部。总理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分析批评，至为详尽。他演讲的姿态、声调，非常动人，那次留下的印象，永远没有淡忘”。后来陈果夫又多次见到孙中山并聆听训示。如有一次，听孙中山详细地讲解瑞士的地方自治制度；还有一年元旦，陈果夫和许多同志去给孙中山拜年，总理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恭喜发财”，然后又借题发挥，谈“大家发财”的民生主义，这些都令陈果夫难以忘记。他从孙中山的演讲中受到教育，也为孙中山的革命意志和人格所感动，因此，陈果夫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志更坚定，思想也日趋成熟。
民国成立后，整个社会一度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革命党人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可以刀枪入库了，于是有的去从事实业，有的重新进入学校读书，有的要出国留学，似乎一个建设新中国的时期已经到来了。
这时，陈果夫原来所在的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已恢复正常学习，好多同学都返回学校，继续学业。陈果夫原也想复学，但经医生检查身体后，认为他肺部有病，不宜再学军事。他本来对军事兴趣不大，也就放弃了。不久，又有人建议他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他接受了这一建议。他向往那产生过卢梭、伏尔泰、拿破仑的地方，那雄伟的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那美丽的塞纳河，那神秘的巴黎圣母院，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决定到法国去。他收拾行装，告别亲友，欣然西行，但还没走出中国，肺病加重，法国之行也只好取消。这时的陈果夫心情坏极了，国家百废待举，极需人才，而自己却成了个废物。他认为“这是生平最难过的事”。
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二叔陈其美给他很多鼓励，并劝他到日本去养病，待病愈后到美国去留学。陈果夫似乎又看到了很多希望。为了到美国留学，他决定先养好身体。1913年3月，他东渡日本，即进入东京杏云堂医院诊视，结果是心脏先天偏左，肺之左尖部分衰弱，便以注射法治疗，然后到海滨休养一月。此间陈果夫的游踪遍及东京、箱根、大阪、神户、长崎、名古屋等城市各处的名胜古迹，还考察了一些工厂，阅读了日本一些工业管理书籍，精神上愉快了，身体逐渐好转。
他准备过段时期再去医院复查，如没什么大问题，便准备直接飞入美国留学。
但就在此时，陈果夫接到了陈其美的电函，告诉他，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国内震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非去袁不可”，正在各地兴师讨袁。
上海方面正积极准备，希望陈果夫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回国参战。陈果夫接电后，迅即离开日本回国。他放弃了留学美国的计划，人生的历程又一次被改变。
第一部分沪上讨袁（2）
放弃留学，对陈果夫来讲，虽有过暂时的烦恼，但慢慢的，他对学习知识有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探求学问不一定非到国外去不可，他后来在《生活回忆》一文中说：“经过三次失败，心里不免烦恼，后来遇到许多留学回国的亲友，感觉到他们到外国去了几年，并不能都有了不起的收获。因此我的心里又起了一度的变化，就是：要求学问，并不一定要留学，只要自己肯用心研究，或留心事物，也一样可以长进。”当然，“一个人做到老，学不了。能够到国外去一趟，求一点学问回来，自然是好的，但留学是留学，总不能为留学而老死外国。我的留学机会虽然一一消失了，我的读书兴趣却并没有因此减低。我自己相信，只要这样继续不断地学，活着一天，就学一天，比那远涉重洋，耗费大量金钱，去外国大学求得一纸文凭，或加上一个外国博士头衔，要实际得多”。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些人对于外国的事物自以为很有认识了，而对于本国的事物却全不明了，或仅仅一知半解，这样，又怎样改良本国的社会，为国家尽最大的贡献呢？我是中国人，如果有机会，希望到外国去，研究学问，但我对于中国的事物，知道的并不多，我还是先明了自己的吧。方寸既定，便丢开一切的胡思乱想，专心补习中国书，有时也涉猎许多新的学识，随时订购各种杂志报章。如有一事不了解，则在有意无意之中询问别人，总以求得了解为止”。再说，一个人“只要学问不断的上进，人家不见得不承认他已经具有的高深学识，比对于普通大学生或留学生也不见得不敬重呢。自强不息与自暴自弃，其结果相差如此之远，这在当时的我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我的志向亦就安定下来，向‘自求进步’的路上迈进”。
陈果夫回上海后，迅速投入反袁斗争。此时，袁世凯已凶相毕露，6月间，他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尉的职务，并派大军南下，发动反革命内战。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组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上海、江苏等地先后宣布独立，响应李烈钧，“二次革命”爆发。7月16日，陈其美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果夫积极参加了这辛亥革命的最后一战。据他回忆：民国二年6月15日，我从日本回到上海，17日即和二叔英士先生商谈讨袁革命进行事宜。英士先生要我和任君合作招集军校同学，其关于经济事项，则和张静江先生商量，军事事项和蒋先生商量。从此每日从事于集合同学之接洽和招待。到6月底同学报到的达数十人……7月10日至12日，我和任君，住在蒋先生寓所，计划奋勇军的组织编制预算和人选……18日，我们出发到梅家弄，在某施医局里面成立奋勇军，共计200名左右，随即发给枪械。奋勇军设司令长和副司令长，由任君和我分别担任。
奋勇军成立后，陈果夫指挥这支军队，积极配合讨袁军作战，作出了很大努力。
“二次革命”上海方面的战事首先在龙华爆发，陈果夫率领的奋勇军与钮永键所指挥的松军别动队协同作战，向袁军所固守的西炮台发动攻击。战斗刚刚打响，一部分松军因未经过军事训练，陡闻枪声，便仓皇后退。在松军之后的奋勇军一看情况不佳，便临时自动地负起了督战的任务。在陈果夫的指挥下，奋勇军皆持手枪，迫令后退的松军一律归队，不服从命令的当即枪毙。这样，逃散的松军纷纷归队，前方军心稳定下来。接着，陈果夫率奋勇军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前进，终于一鼓作气占领西炮台。7月19日，讨袁军控制了南市龙华一带。战斗中，陈果夫率领的奋勇军勇于攻击、不怕牺牲的精神令敌人胆寒，当时上海各报对此连日均有详细的报道。
随后，陈果夫指挥的奋勇军与讨袁各军向敌军盘踞的重点——江南制造局所在的高昌庙发动总攻击。“围攻五日，以北洋军炮火猛烈，革命军死伤重大，官兵疲惫不堪，乃奉命撤退至吴淞炮台，会同居正等守御”。但此时，原来保持中立的海军发生突变，向讨袁军开战。吴淞口外，海军舰队大量集结，巨炮连发，压制了吴淞炮台的炮火。奋勇军奋力拼战，一些同学英勇殉难，总计“死12人，伤30人，不知下落者9人”。在这种情况下，陈果夫只得率军退到闸北。
此时，帝国主义完全站到了袁世凯一边，“英租界当局忽然与袁氏沟通了，派了军队越界，趁我们子弹还没有补充的时候，把我们的枪支都缴了去，这是当时最使人痛心的一件大事”。这样，上海完全为袁军所掌握。陈其美与蒋介石曾到宁波运动军队，似以宁波为根据地，也没有成功。至8月13日，终以失败而结束，这是一场叫人不能甘心的失败。
这次讨袁失败，使上海革命党人的士气大为消退，一些原来十分坚定的革命者，这时也沮丧不已，有的悄然离去，有的从此缄口不谈革命。“数千人中间，始终如一的不及百分之一”。而陈果夫却并没有被袁世凯的汹汹气焰所吓倒，他革命的意志愈加坚定，与陈其美一起，继续从事反袁斗争，密谋待机而起。
第一部分“肇和”举义（1）
全国反袁失败后，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被扣以“乱党”名目，严令通缉，他们只好再一次逃亡日本，其他一些反袁重要人物也成为袁世凯缉拿的对象。
陈果夫由于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他的行动也受到袁世凯侦探的注意，因此须格外小心。有一次陈果夫外出执行任务，发现有一个熟人追随自己不舍。这人原是陆中同学，后投靠袁世凯，充当侦探。当然，陈果夫此时并不知道此人已当侦探，只是觉得这人鬼鬼祟祟，十分可疑，大意不得。他立即作出决定，摆脱此人的跟踪。此时，刚好一辆电车过来，他忙跳了上去，待电车驶出一段距离后，又跳了下来，这样，终于摆脱了侦探的跟踪，脱离了危险。
陈其美随孙中山赴日本后，继续坚持斗争，“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他协助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后，于1915年从日本回国，以便从运动海军入手，掀起更大的反袁高潮。这样一来，陈果夫与二叔再次见面。在陈其美主盟下，由周炎游介绍，陈果夫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此后，他奉命负责联络通讯工作。
策划这次海军起义的行动，从一开始就不顺利，本来，已将停泊在黄浦江的“肇和”、“应瑞”二舰运动得相当成熟，万事俱备，只等一声令下。但袁世凯那边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突然决定要将“肇和”、“应瑞”二舰调离上海。陈其美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掉，临时决定提前起义，时间为12月5日。
据陈果夫回忆：我当时是专负联络通信，及内部抄写等工作。“肇和”舰的布告及陆上举事的布告，就是我担任抄件的一部分。命令发出后，大家在渔阳里候消息。忽然孙祥夫回来报告，士兵半数已上船，还有一半为巡捕干涉，不能上去，请示方针。二叔这时担任总司令的职务，嘱我和周炎游随孙祥夫同去，召集所部，设法上船，务必达到任务。我们同到孙的寓所，才知孙部因为纪律不严，没有上船的纷纷作鸟兽散，亦有在附近沐浴的。正在召集时，“肇和”舰的第一炮已放，孙一面焦急，一面羞愤，意欲自杀。我同周同志竭力劝阻，并归报总司令。总司令正准备出发，临行口号命令，要我和周同志协助，仍须达成任务。可是我们虽多方设法，一因江面戒严，行动不便，二因星期不易租得船舶，不能上“应瑞”舰。只好命孙集合全部人员在寓所候命，一面归报总司令。此时，总司令和参谋长蒋先生亲到南市督战，因为我陆路攻击部队，未能占领警署及其他目的地，乃由水路乘小船回法租界，约十一时左右到达渔阳里五号寓所。
这时，陈其美、蒋介石、邵元冲、杨沧白、吴礼卿等人正在楼上开会，由于已进入严冬，外面北风呼啸，天气极冷，开会的同志冷得两脚直跺，陈果夫便下楼来准备生火取暖。忽然有人打门，他开了门，只见门外站着五个凶狠的巡捕，均以手枪对着他的胸口，不准他乱动。陈果夫想到楼上开会的革命党人，必须拖住巡捕，不能让他们冲上楼去，他急中生智，作出种种响声，如“撼窗作声，排门作声，以脚勾倒椅几作声，以引起楼上的注视”。
正在着急的时候，另一革命党人俞剑光恰从前门进来，陈果夫即挥手示意，但为巡捕察觉，即有两个巡捕向前门追去，楼上开会的人听声音有异，又见巡捕追着捉人，于是一个个都越屋而逃，等巡捕再上楼搜索，开会的人全部逃光，巡捕扑了一空，毫无所得。便将陈果夫关在屋后面的亭子间，陈果夫看清巡捕只扣了门而没有扣窗，待巡捕出去后，便从窗门跳出，免遭衙狱之苦。
“肇和”舰上的官兵不知外面情况，仍按预定计划行动，昂首的大炮褪去炮衣，向制造局方向吐出阵阵火蛇，隆隆的炮声成了指挥令，催促着革命党人去战斗。
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以为占领了“肇和”舰，便命令市区发动起义，以响应肇和舰，于是陆路纷纷举义。
下午，起义仍在进行。为了便于指挥，陈果夫随二叔陈其美及参谋吴忠信冒险从租界出来，回到华界，但此时，市区各路起义军均告失败，敌方到处布下军警，准备缉拿革命党人，陈其美等人只好退回寓所。而渔阳里5号已被敌人破获，陈果夫远远望见住地周围有生人，知道情况有变，急与陈其美等从旁逃避。
由于指挥中枢遭到破坏，各方联络也中断了，军事进行益感困难。陈其美断然决定，雇小船，登上“肇和”舰，然后凭借军舰优势，杀出血路，占领他埠，作为根据地，以图再起。考虑到船上既无粮草，也缺燃料，便派陈果夫负责采办，并将得来物品运送上舰。陈果夫接受任务后，迅即派人往市内采购物品，自己则到江边雇小船，以便运输物品。他很快雇得一船，到指定地点等候。但采办物品的人却迟迟未到。等了两三个小时，仍是杳无人影。陈果夫无法，只得返回。
第一部分“肇和”举义（2）
此时，“肇和”舰已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由于袁世凯派淞沪护军使杨善以大量金钱收买了“应瑞”舰上的官兵，“应瑞”舰背叛革命党人，协同“通济”舰，向“肇和”舰施行夹击。在“肇和”舰上指挥的革命党杨虎等人以为“应瑞”舰是自己人，毫无戒备之意，当“应瑞”向“肇和”连发数炮后，杨虎等人才如梦初醒，仓促应战。结果官兵死伤无数，舰上的气炉也被炮弹击中，气炉炸裂，又造成同志死伤多人。杨虎等见大势已去，便易装泅水而逃。敌军很快占领“肇和”舰，不及脱逃的悉行就义。至此，这场轰轰烈烈的讨袁战争，即以失败宣告结束。
肇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烈士们的英魂却并没泯灭，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始终激励后人，永远奋进。
肇和举义虽然失败，但它的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正如国民党重要领导人邵元冲后来所总结的那样：这次起义“不仅影响到全国，而且影响到世界。在国内可以打破袁世凯武力万能的迷梦，促进一般人的觉悟。在国际上可以揭破袁世凯种种欺骗的宣传，纠正袁世凯兵力能够镇压全国的错误。同时在本党中间也因此重复鼓励起各同志积极的勇气，在各处做种种发难的准备。所以不久云南起义以后，各省都能很快地响应，到底推倒了袁世凯的帝制，这后来很大的成功，实不能不说因肇和战役传播了最初伟大的发难种子所得效果”。而陈果夫在肇和举义中所作的各种工作也是不可埋没的。他亲眼看到了革命党人屡仆屡起、永不言败的顽强斗志，他不能忘记，二叔陈其美在肇和起义失败的当天，鼓励同志们的话：“革命事业，失败不足怕，我们应该检讨得失，及时再起，必有成功的一天。革命党人不可颓唐，意志消沉，则永远不会有成。所以我们以后仍要积极进行，革命的成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想到这些，陈果夫似乎明白了更多的社会、人生意义。
陈其美几次讨袁，屡败屡起，其不屈不挠的意志令袁世凯既害怕又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袁贼通过他的党羽在上海以巨金买通了国民党的一名叛徒李海秋。李海秋探知陈其美经济十分拮据，想募款起事，又苦于没有办法。于是，李海秋便派人出面组织了一个鸿丰煤矿公司。他找到陈其美，说是鸿丰公司有块矿地，预备向日本抵押借款，如果他能从中介绍签约，将来借款成功，可以40%帮助他作革命军费。陈其美听了大喜，当即答应与鸿丰公司经理见面。
5月18日，李海秋等5人来到萨坡塞路14号陈其美的寓所，陈十分高兴，在客厅里招待他们。一会儿，李海秋说忘记把合同底稿带来，起身出门去取，陈其美在客厅继续与其他4人交谈。这时，“外面忽然闯进两个凶徒，拔出手枪向他射击，头部连中数枪，顿时气绝”。等到陈果夫等闻讯赶来时，陈其美已死约一小时。缔造民国的一代豪杰与世长辞。
陈果夫失去了亲人、导师，不仅在革命路上徘徊犹豫，无人指点，甚至连生计也发生了困难。他在上海呆不住了，也不想在险恶之地继续呆下去。他觉得前路灰暗，祸福难测。残酷的现实如一盆凉水浇灭了他的理想之火，他不禁发出了“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的慨叹。他要找个避风港，远离革命和政治的漩涡，于是便打点行装，步履蹒跚地回到了家乡湖州。
陈果夫的军事生涯结束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也结束了。对于这段不寻常的军旅生活，他还是颇为留恋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一次对青年的讲话中以十分惋惜的心情回忆道：“我很惭愧，因为身体不好，落了伍。我很希望我的身体完全恢复，再恢复我的军人生活，和现在一般青年一样，热烈地参加这一次伟大的抗战。”他把自己的落伍归结为身体不好，实际上，他思想的犹豫徘徊、意志的不坚定则是主要的因素。
第一部分洋场纵横（1）
陈果夫回到故乡后，似乎也要过一种像陶渊明那“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逍遥生活。闲暇时候，便找来当地各种志书研读，他对地方的风俗习尚、出产十分感兴趣。湖州人信鬼，因此对做梦、鬼怪、狐仙、神灵、异象等十分醉心，往往说得绘声绘色，神乎其神。针对这种情况，陈果夫写了《电感论》等一些文章，对宣传科学、破除迷信起了一些作用。同时，他还对教育、医学等方面多有研究。这些，对地方的移风易俗多有促进。有一段时期，他还对小说发生兴趣，并负责办起了一个儿童文艺杂志。因家乡有个美丽的碧浪湖，陈其美死后便葬在这风景秀丽的湖边，为了纪念他二叔，为了宣传家乡，他将这份杂志取名为《碧浪》。陈果夫后来回忆说：“编这种刊物的时候，最困难的是常常感到稿荒，记得那时候我不知写过多少信给许多朋友要稿子，可是等了好几月，他们寄来的稿子还是很少。后来我因为右臂伤了，于是用左手又写了许多封反字的信，并限定时期请他们交卷，这样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刺激，他们才如期交了许多稿子来。
”除了向朋友们约稿外，陈果夫自己也写了一些文章在《碧浪》发表，这些文章后来收在由王凡夫编的《果夫小说集》里。
陈果夫对家乡这种“南窗寄傲”、“清流赋诗”的隐居生活倒十分惬意，但他的岳父朱五楼先生却认为，闲居在家，终非长久之策，便从上海写信给他，希望他进入商界或金融界工作。对此，陈果夫心动了，他极愿在金融界工作。他认为：“金融界是商业中枢，我的岳父又是老金融界的领袖，与人接触的机会也许比较多。在我结婚的时候，金融界的老前辈，大半都已见过面”，进入金融界，关系比较好相处。因此他即回信表示同意。
第二年春天，岳父又来信，说金融界有两处地方，由他选择：一处是银行，一处是钱庄，都是新开设的，而且与他有关。陈果夫认真考虑后，选择了钱庄。他认为，“对于银行制度，自己可以看书研究，钱庄是老式的，究竟内容如何，无书可看，不容易知道，颇希望借此机会，进去探究”。可见陈果夫进入金融界并不完全是为发财，多半还为了学些知识。为此，他还专门写信给蒋介石，征求意见。蒋介石也赞成他进入钱庄，希望他多学点旧式的东西，并在必要时可以作为革命工作的掩护。这更坚定了他进入钱庄的决心。
1918年5月5日，陈果夫离乡赴沪。搭乘轮船，售票时，付款8角。待船开后，才知自己一人一室，并无其他乘客。他认为付款太少，便找售票员，要求补票4角。但售票员并不接受，说何必如此计较。陈果夫说：“吾与汝本无须计较，但此非关个人，乃予与公事与其他人之计较，惟我与汝相识，尤不能不作一公正交易。”售票员还是不肯接受，说：“凡公正交易，须使众咸知，今惟我与汝两人，何必尔?”陈果夫十分认真地说：“不然，惟其吾侪二人外无他人在，尤当如是，盖人之坏每坏于无人处。予不愿此日为予始坏之日，此事为予始坏之事，尔同取去，毋稍客气。”售票员见陈果夫如此坚决，才接受了补票款。这一夜陈果夫睡得特别舒服。
陈果夫到上海后，即进入晋安钱庄，担任助理信房。信房的工作便是处理各地与钱庄有业务关系的信件。每天都有一大堆信要看，要处理，因此十分繁忙。但陈果夫却干得十分高兴，因为里面好多程序和知识，他原先并不知道，现在接触感到很新鲜，很有趣。
由于陈果夫只是信房的助理，工作再忙也不显得累。但不久信房先生病死，陈果夫奉命代理信房，原来的信房先生是经理的同乡，月薪32元、陈果夫由于是刚开始进入钱庄，月薪只有8元，现在助理信房不再配备，这样，两人的工作只由一人承担，而后业务信件一天多过一天，且月薪仍只有8元，陈果夫才感到工作既忙且累，竟然病了一场。后来朱五楼看不过去，出面找经理说话，才加了4元薪水。
虽然如此忙碌，陈果夫还经常抽出时间来，去帮助别人工作。因为他想学习钱庄各部门的知识，只有在帮别人工作时，才可以接触这些部门，才可以学得知识。
到了晚上，他常常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翻阅银行或经济学知识的书籍，遨游于知识的海洋。有人约他逛街上酒店或者去妓院，他都予以拒绝。他说：“我有我的兴趣所在!我愿一天忙到晚，自己找事做，可不愿和庄上的同事同流。”第二年春天，陈果夫约了几个好朋友共同向蒋介石借了一笔钱，做洋钿生意，结果，不到20天功夫，竟赚了600多两银子。旗开得胜，令陈果夫好不得意，因当时陈果夫除了自己生活外，还要接济弟弟陈立夫的学费，一个月的工资实在不够花销，他必须自己做生意，才可赚更多的钱。他心想，还要把这种生意做下去。
正当陈果夫在晋安钱庄碌碌奔忙的时候，蒋介石找到了他，交给他另一项任务。
原来，孙中山护法失败后，为了筹借经费，以救济革命先烈遗孤，并资助革命秘密工作，便鼓动江浙财阀虞洽卿出面主持，命一些国民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便属其中之一。他接受任务后，首先将此事告诉了陈果夫，希望陈果夫参加。陈果夫也正感在上海经济困难，难以施展，因此欣然同意，便参与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
对于证券物品的交易，陈果夫从来没有做过，而且这方面的书也没看过，得从头学起。首先，陈果夫跑到日本人在上海办的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了解了证券物品交易的一般知识，然后去请教上海金融界的巨头，如钱业董事及银行、钱庄经理之类。这些人向他面授机宜，说是要闯金融界，必须会嫖、会赌、会吃、会穿，陈果夫觉得这些话并不对，老子说的“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的道理才是对的，他决定不按此道去办。
第一部分洋场纵横（2）
为了取得上海经济界的支持，陈果夫与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先组织了一个“协进社”，拉拢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等为社员，然后由他们出面，向农商部提出申请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要求给予批准。经多方面活动，由农商部核准。
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成立，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6人，理事17人，监察人为蒋介石的老师周骏彦。在理事长虞洽卿的号令下，一声锣响，经纪商们鱼贯拥入交易大厅。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开张，标志着陈果夫开始了他的新经济事业，用陈果夫的话说，亦即“我的商业经验又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交易厅中，陈果夫的席位排序54，号名茂新，专做证券、棉花两种生意。开始，整个交易所资本共35000元，1000元为一股，共35股，股东17人。其中张静江5股，张静江兄、侄共8股，蒋介石4股，戴季陶2股，陈果夫1股，这样，张静江一家和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共20股，占全部股份的4/7。而陈果夫茂新的资本只有3000元的现金，由陈果夫向晋安钱庄借了1000元，朱守梅、张静江等人出2000元，仅以这微量本金，便开始做起了证券物品买卖的大生意。
开张的第一天，由于上场的代理人没有经验，场账不清，不能把握价格的变化，结果亏本1700多元，茂新的资本去了大半，真可谓出师不利。陈果夫伤心透了，但他并不气馁，认为商业场上的沉浮起落是正常的，只要吸取教训，是可以转败为胜的。他开除了那位误事的经办人，作出谨慎行事、兢兢业业、稳扎稳打的决策。并且，他也从晋安钱庄辞职，一心一意做起他的交易所生意来。
半年后，茂新稳住了阵脚，陈果夫也学会了很多证券交易的知识，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为了把茂新办好，陈果夫给职工规定的做生意的四条原则：一、不作弊；二、不随便拉客人；三、不劝客人做多；四、认真。为了防止职员利用茂新的牌子自己做生意，陈果夫做出规定，禁止职员自己做生意。为了拉拢职员，他向股东会提出，将红利的分派额酌情予以增加，以使职工为他们卖命，不再斤斤计较于自己的利益。为了便于他掌握每天的行情，陈果夫规定当天的账一定要清算。所以每天晚上，别的经纪人号都熄了灯，惟有茂新的职员还在工作。
陈果夫制定的这些规章，确实给茂新带来了新的面貌，在上海商业场上获得了信誉。当然，有些规章冠冕堂皇，说得好听，但实际上不一定都能做到，为了赚钱，他们是可以打破这些原则的。在陈果夫看来，不管有多少原则，赚钱就是最高原则，整个上海商业场，就是一个互相欺骗、互相吞并、互相厮杀的战场，充满了冒险与残酷，不昧良心绝对不能发财。陈果夫这样想，也是这样干的。有一天，交易所场务科本来拍错了板，但陈果夫凭着他对交易行情的熟悉，将错就错，经过一天的争辩，竟使对方胆虚退让，结果，“赚了1800余元，不但翻回第一次的本，连利息亦有着了”。茂新就是这样由小到大，不断盈利的。据当年交易所理事之一的魏柏桢回忆：“开始时，股票价在30元左右。到了1920年春已拍到每股50多元。及至年终每股涨到120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3/4，即37元5角已全数缴清，交易所已收股500万元。”陈果夫等大获其利。
茂新的股本不断增加，于是陈果夫想扩大生意范围。他与蒋介石等商量后，便又开了一家经纪号，取名鼎新，由朱守梅任经理，他自己做协理，专门经营棉纱与金银生意。这样，陈果夫的交易所不再是单一经营，可同时做棉花、棉纱、金银、证券四大生意了。因此，本大业大，营业更加兴旺。这一期间，陈果夫的交易所大约做了好几亿元的交易，佣金总收入在20万元以上。
陈果夫大发其财，不仅能支持他个人在上海高昂的生活费用，也能较多地支持正在北洋大学攻读的弟弟陈立夫的生活、学习费用，“甚至当粤军于这年8月(按指1920年——引者)回师讨伐桂系时，饷糈奇绌，亦赖以经营所得助之，始得开拔”，多少资助了孙中山的护法革命运动，这当然是一举数得的大好事。
陈果夫发达了，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圈里人视其为异类，背过脸叫他“古板先生”。陈果夫生意照做，钞票照赚，吃喝嫖赌一样不来。后来，他从《商业场中》一文里专门谈了为什么与众不同的原因，他说：“我自信如不与他人同流，我的工作未必就不能胜人。所以在交易所时，以至于上溯到钱业时期，始终保持这种态度，没有把我的信念动摇。这在事业的初期，当然要吃亏，第一天的亏本即其实证。不过结果我还是不失败，并且可以说是成功，因为我们生意不在十名之下。张静江先生等当时对我们的作风也加以称誉，渐渐地他也做了我们的股东”。可见，“事在人为，而且只要自己立得稳，人家相信你可靠，更不怕自己没有地位了”。
孙中山建议创办证券物品交易所，主要是为了筹措经费，同时也有救济烈士遗属的考虑。陈果夫在交易所经营中，也是以此为宗旨，他惟恐勤勉不足，有愧同志和革命，努力工作中，也生出许多额外负担，他说：“同志、亲友们看见交易所赚钱容易，往往要托我们代为做些，那些穷苦的同志来托付时，尤其不能拒绝。
他们不能亏本，只有赚钱之一法。所以那时候，我们送同志、亲友的钱，只好我自己做输赢，输是算自己，赢则写上某某记，写一张报告单，联同支票一并送去。在两年之中，我们用这种方式，也送上了万元之数。这些地方，我们对于同志、亲友，可算无愧。”陈果夫以诚信待人，以严谨为业的风格，终于博得了同行们的默认和赞许，他们再与“古板先生”交往，也习惯遵守陈氏规则，乐于与他做生意，陈果夫在生意场上站稳了脚跟。当然，从总的来说，陈果夫可能比那些靠欺骗、哄诈发财的大亨要正派一些，但在旧中国激烈竞争的上海商业舞台上，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清正廉洁可言的，“在这个投机市场中活动的各种人物，发财的心理虽同，手脚却各有巧妙，好比群鱼争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是普遍的现象”。
第一部分蒋陈世交（1）
陈果夫在上海十里洋场翻云覆雨、纵横自如，使证券物品交易所大获成功，除有经济上的收获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收获。这一时期，他与同在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开始了密切交往，这几个浙江人以地域关系作为纽带，紧紧地抱成一团，后来成为江浙财团及上海帮会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特别是与蒋介石的交往，更为他今后政治上的发达和权势的不断膨胀奠定了基础。
蒋陈的手足情缘，可以追溯到1908年的夏末，那时，陈其美正在日本留学。一天早晨，他乘着习习凉风，沿湖边散步，看见一相貌英俊的中国青年正临风舞剑，功夫虽欠火候，一招一式却也有棱有角。他上前打听，知道青年叫蒋介石，浙江奉化人，是清廷官派的留学生，正在士官学校读预科。陈其美见蒋介石一身军人气质，谈吐不俗，又是浙江同乡，便开始与其交往。一段时期后，陈其美发现蒋介石做事积极投入，很合自己的脾性，不禁勃发江湖豪气，提出与蒋拜把结盟，蒋即表示同意。于是，陈其美、蒋介石，还有黄郛，三人互换兰谱，立誓具约，结拜为兄弟，陈其美老大，黄郛老二，蒋介石老三。事后，蒋介石郑重其事将誓约刻在宝剑柄上，送给大哥、二哥，誓约云：“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蒋陈结盟后，陈其美即介绍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更深厚了这种同志加兄弟的关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正在上海准备革命以响应武昌，当时急需人才，因此，电召蒋介石回国。当时，蒋介石军校还没毕业，正在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第十五联队服役实习，接到义兄电文，蒋介石即去找部队长请假，但没获准。在此情况下，蒋介石顾不得军校毕业拿文凭了，尽管那是他梦寐以求的，现在一概置之度外，他脱去军装，将衣物和军刀送还部队，毅然踏上了归国的行程。这番以个人仕途换取忠诚情义的壮举，曾让陈其美感动不已。
蒋介石回国后，受陈其美指派，先至杭州，组织敢死队，攻打浙江巡抚衙门，赢得光复杭州的胜利；随后，蒋返回上海，在新任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为巩固上海新政权而斗争。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任命浙江都督汤寿潜为交通总长，这样，便空出了一把“都督”交椅，谁来补上这空缺的位置呢？汤寿潜提出了章太炎、陶成章、陈其美三个人选。章太炎天性狷介、公开表示，不愿做都督，便剩下陶成章和陈其美两人。陈其美认为杭州光复，自己运筹有功，他也想做一下家乡的父母官，于是派蒋介石到浙江游说，结果收效不大，浙江的革命党积极推荐陶成章继任。
陈其美眼见陶成章要坐享其成，心里不是滋味，再加以前与陶心存芥蒂，竟萌生了杀陶的念头。便此事关系重大，自己又不便亲自出面，于是便与蒋介石诉说了内心的苦衷，当即激发了蒋介石为义兄两肋插刀的一番义气，于是蒋收买了一名叫王竹卿的杀手，让他伺机而动。1912年1月12日，王竹卿潜入上海广慈医院的陶成章病房，枪杀了陶成章，为陈其美扫除了政敌。
对蒋介石的这种“侠肝义胆”，陈其美大为感动，以后，陈其美多次引荐，让蒋介石接近孙中山，并在孙中山面前夸奖蒋介石，以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和赏识。蒋介石对陈其美也更加感激，惟陈其美马首是瞻。蒋介石曾描述他们之间的感情说：“不终不已不成，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书握别扶桑‘第二化身’之讦语，以守我之信，践我之约。”陈其美以蒋介石为其“第二化身”，足可见二人关系之深，情感之浓。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如丧考妣，哀痛欲绝，他写了多篇悼念陈其美的文章，推许他为当今英杰，说：“吾党之能言行一致，俯仰无愧如陈公者，其有几人。”由于陈其美的死，蒋介石爱屋及乌，将感情移到陈家下一辈，即陈果夫和陈立夫身上，以后蒋介石掌握民国党政军大权，二陈兄弟也水涨船高，权倾一时。
陈果夫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是1911年的冬季。那时武昌起义刚刚爆发，陈果夫准备西上武汉，前去参军参战。临走时，因陈其美正患病卧床，便到家中看望。在陈其美的床榻前，陈果夫见到一个身材削瘦、表情严肃的青年正与二叔谈话。二叔即向陈果夫介绍说，这是蒋中正先生，浙江奉化人，现正主持杭州方面敢死队的工作。陈果夫原来也听他二叔谈起过蒋中正，但一直没有见过面。这次见面，果觉他与众不同，便在一旁听这位蒋先生和二叔商谈策动革命、训练军队和起义日期、地点等问题。他们谈得十分投机，陈果夫也听得入迷。对于这位年轻的蒋先生，他有了很多好感。他说：“蒋先生威毅稳重的风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陈其美死后，陈果夫也常去蒋介石处拜访，交往较前密切。他觉得与蒋介石相处，受益很多。据他回忆：二叔殉国之后，我常常到他生前许多同志好友处拜访，屡屡见他们生活不整饬的情形，甚至有吸鸦片赌钱等腐化行为，会客的时间也无限制。其时革命环境至为恶劣，而党内一部分同志生活毫不振作，为之太息。但每次去晋谒蒋先生时，情绪就不同了。先生生活严肃……他不在家时，我就在他的书架上抽阅很多有益身心的书籍。蒋先生生活有规律。来客到了黄昏10时，他就请你回去，明日再谈。
因此，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便与日俱进。
第一部分蒋陈世交（2）
当然，陈果夫在这里所说杂有阿谀之辞。实际上，陈果夫在蒋面前，是一个后辈的身份，蒋介石在他面前，当然是装模作样，故作严肃，“所谈不外乎对革命的指示和大局的分析”。这时，陈蒋二人并没有什么太深的感情。
陈果夫与蒋介石的深交是在上海从事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的时候，可以说，两人的感情是在商业场上投机取巧的风险活动中建立起来的。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蒋介石心灰意冷地来到上海。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正处于低潮，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已临近终结，蒋介石对革命正在失去信心。他抚今追昔，无限感叹：尔来感慨身世，恍若有亡。倾东海之水，岂能涤我愁肠。
他原来投身革命，本想有番作为，现在革命屡次失败，自己一事无成真是追悔莫及。来到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自己一无所有，触景生情，怎一个“愁”字了得。
当蒋介石潦倒失落的时候，陈果夫正在商业场上逐渐走红，晋安钱庄经理已视他为庄上股肱，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对蒋介石冷眼相看。蒋介石向他谈了办交易所的计划后，他立即响应。在他看来，跟蒋介石合作是有希望的。这与晋安钱庄不同，晋安钱庄只是给予他经济上的收获，而与蒋合作会导致政治上的收获，这种合作奇货可居。因此他很快便与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搞到了一起。此时蒋分文无有，交易所股本资金主要由陈果夫与张静江拿出，因此，交易所成立时，张静江做了监事，“陈果夫做了交易所的经纪人。蒋介石、戴季陶那时是依靠国民党津贴度日的，只附名在陈果夫户名下做投机买卖，将上海的日本取引所的大赌博场面转到英美系买办资产阶级这边来”。
交易所开张后，居然大获其利，除少数应付其他外，其余全为陈果夫、张静江等人所有。虽然蒋介石并没投资分文，陈果夫与张静江依然主张按原来所算股份分给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大受感动。在交易所不断获利的情况下，蒋介石以为他们有实力，要陈果夫大做本所股买卖。陈果夫本来认为股票价格已过饱和点，不能再有所发展了。但他还是听了蒋的话，因而使股票一涨再涨，似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
交易所原来订有120多条营业细则，规定卖主或买主缴各种证据金，以防止卖主到期不交货和买主到期不缴款，陈果夫一直严格执行。但后来，蒋介石等认为交易所有实力，所以不缴证据金，陈果夫也听从照办了。他们“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同时现货与期货(本月期货与下月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越多，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而陈果夫与蒋介石仍然不思回头，他们像赌博一样，企望在山重水复中出现柳暗花明的奇迹。
正是在饱尝了交易所经营的甜酸苦辣后，陈果夫与蒋介石结成了知己，二人之间的感情得到了升华。1921年6月14日，蒋介石母亲王夫人逝世。陈果夫如同自己母亲死了一样伤心。他专程赶赴奉化，代表孙中山致祭并读祭文。当他读到“文与郎君介石游10余年，共历艰险，出入生死，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时，似乎说的就是他与蒋介石的情谊，不禁真情显露，潸然泪下。他在帮助蒋介石料理丧事后，还在溪口陪蒋介石守灵数日，才返回上海。
后来，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在上海求学时，蒋便将儿子托付给陈果夫，而陈果夫也在生活、学习上给予多方照顾。蒋介石在给蒋经国的家书中，曾谆谆嘱咐：每月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银3元。如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兄商定为要。
再嘱你请果夫哥哥寄陈舜耕银20元，给其做学费为要。
你有空暇的时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拣选几本小说来看看。但是小说不能作正项功课，只可算是解心郁、发性灵的读物咧。
从这里可以看出，陈果夫与蒋介石的关系已超出国民党中的一般同志了。蒋介石要远离家乡、父母的儿子以陈果夫为倚靠，学习、生活等方面均要与其商量，这种亲密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相比的。
陈立夫见到蒋介石要晚一些，是在二叔陈其美家里，那时陈立夫还是个中学生，蒋介石曾开玩笑地问他：“将来想干什么？”陈立夫相当认真地回答：“我要学采矿。”蒋笑着追问：“为什么要学采矿？”陈立夫振振有词地说：“我最喜欢数理化，适宜于学工程。我相信机器所用的钢铁和锅炉里烧的煤，都是从地下采出来的。”一番话说得蒋介石频频点头，连夸小立夫有志气。后来，二陈与蒋介石接触多了，兄弟俩都亲热地称蒋为“蒋三叔”。陈果夫将蒋介石视作自己的精神支柱；陈立夫则将蒋与二叔陈其美相提并论，他说：“对于蒋介石，不但能有机会耳闻其言，更能目睹其行有二十五年之久”，从他身上，“似乎又看到了二叔的精神与风范”。
“日中则仄，月满则亏”，交易所的好景并不长久。“……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1922年2月交易所宣告破产，大量股票变为废纸，陈果夫、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从买空卖空的巅峰跌落下来，一时的富翁变为穷光蛋。蒋介石见势不对，便裹挟了4万元，与他的老师周骏彦到广东去了。其他人也树倒猢狲散，纷纷离开交易所，只留下陈果夫，一边收拾残局，一边维持生计，继续做些小生意，并企图东山再起，重温旧梦。
第一部分蒋陈世交（3）
这一时期，陈果夫在交易所做经纪人的同时，还替戴季陶主办的《星期评论》做发行工作，业余时间还喜欢读报、剪报，并有时向《星期评论》、《商报》投稿。据罗时实回忆：陈布雷先生在沪《商报》主笔政，小义论周匝，文字雅俊蜚声报界。先生时相过从。国民党有重要动作，先生则与布雷先生晤谈，无不撰刊评论，为党作侧面的宣传。国民党之一切主张，乃成为一时之公论。
交易所破产后。陈果夫竟大发雅兴，居然做起小说，编起戏剧来，一时写出了《大家庭中之故事》、《为什么这样快》等小说及《提灯会》、《瞎说》、《做大总统》等短剧，并曾发起组织少年演讲会，以训练儿童的演说口才。
每当闲暇的时候，陈果夫总爱回想他与蒋介石在交易所建立起来的感情，思绪便飞向了南方的广州。他希望蒋介石在南方的政治活动中能够发迹，就像交易所开始后的那样，创出一个新的天地。蒋介石政治上成功了，他也将会水涨船高，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那时候，他陈果夫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窝囊了。他这样想着，也这样盼着。
第一部分五四洗礼（1）
当陈果夫在上海十里洋场中盈亏增损，升降浮沉，历尽种种喜悦与辛酸时，陈立夫正在天津北洋大学孜孜苦读。
按当时的教育制度，学生入校后，必须先读两年预科，然后才能正式进入本系就读，陈立夫也是经过两年预科后，才正式进入矿冶系学习的。北洋大学是全国著名的大学，这里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如王宠惠、王宠佑、王正廷、徐谟、吴南如、孙越琦、谌小岑等，学校对学生的训练十分严格，大部分教师都是美国人，全用英语讲课，只有极少数预科课程才用中文，中国教授也一般用全英语讲课。为了鼓励学生用功学习，学校规定，学习成绩总平均在85分以上者，可以减免学费。同时又规定，只要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就要退学。
陈立夫进校后，感觉最困难者为语言关，陈立夫虽在中学也学过英语，但基础并不怎么好，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就感到吃力，对功课有相当影响。为此，陈立夫好长一段时间用很大精力攻英语，他看英文书，每天早晨起来读英语，与同学用英语对话，多与美国教师交流，慢慢地，英语提高很快，完全习惯课堂上听老师用英语讲课了。这一关过后，其他各科成绩也提高很快，成为班上优秀学生，有好几个学期获得了减免学费的奖励。
其次，便是经济困难。半年过后，父亲给的25块大洋用完了，生活开始感到窘迫，仅靠每月大哥陈果夫所寄6元应付各种开支，4元作为伙食费，2元作零用。当时，学校伙食分开处理，有以米食为主的南方伙食，也有以面食为主的北方伙食。
陈立夫为了节省，作为南方人却加入了北方伙食团，并被推为该伙食团的学生管理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督导膳食卫生以及记账。
虽然这项工作很费时间，陈立夫还是欣然接受，并尽职尽责做好此项工作。学生饭菜的卫生工作主要是苍蝇问题，按规定，只要发现菜中有苍蝇，就得重新换一盘，而找厨师换菜，也得由陈立夫具体交涉，虽然麻烦，陈立夫还是乐此不疲。
他向校方提出建议，将饭厅做好纱门纱窗，同时，在菜上面加上罩子，并责成厨师和工友勤打苍蝇，很快，饭菜卫生方面有了改观。但有些调皮的同学故意捣蛋，在菜快吃完时，故意放只死苍蝇，大喊大叫，要求换菜。在此情况下，陈立夫不顾同学情面，当场揭穿他们的恶作剧，并责备同学不应愚弄和欺骗厨师。由于陈立夫认真且热心做这种公益工作，既赢得了同学的好感，厨师也感谢处事公正，与他合作良好。陈立夫这个业余的学生管理委员会主任竟做了两年多，成为任期最长的主任。
1919年5月1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于是，以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为标志，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天津，是最早响应爱国学生运动的城市，5月7日夜，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24人聚会，决定成立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并决定速开天津国民大会，去电支援北京学生，同时发动天津商会和学生采取一致的爱国行动，五四运动的浪潮急剧拍打着天津这座近代化的商业都市。
陈立夫所在的北洋大学是天津学生运动的主体学校之一，学生们迅速行动起来，联合南开大学等其他各校学生，开展游行、示威、罢课等爱国行动。
此时，陈立夫在学校正负责北洋大学日刊的出版与发行工作，整天忙于编报业务，很少有时间参加学生的直接行动。虽然如此，陈立夫当时的思想、感情、立场都是站在爱国学生一边的，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当时，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而五四运动的发生，也就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会有全国人民共同的愤愤不平。中国既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盟国，何以还要受到割让山东半岛的不平等待遇，就在群情激愤，爱国情绪高涨之中，国民都期盼着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能有所表现，据理而力争；但列强诸国，却弃正义真理于不顾，彼此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纷纷帮助日本说话。这时，我才了解到苏俄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五四运动无疑是促进中国争取独立平等的导火线。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同学们爱国热情影响下，陈立夫尽管事务性工作很多，还是投入到运动中，参加了好几次游行示威和请愿活动。
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推举高等工业学校学生谌至笃为会长，南开中学学生马骏为副会长。随后，举行盛大集会、游行，陈立夫参加了这次活动。
会上，青年学生满怀爱国激情，登台演讲，南开的周恩来，女子师专的刘清扬、北洋大学的谌小岑等，给陈立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觉得他们十分优秀，非常能干。游行中，陈立夫也和大家手挥小旗，高呼口号，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这一时期，陈立夫在新思潮、新思想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苏俄产生了广泛兴趣。对于当时时髦的《新青年》、《新思潮》等刊物，是每期必看，有些文章还反复吟读。特别是对陈独秀的作品非常欣赏，陈独秀文章中勃发的革命激情和充满煽动性的文字、深刻的哲理、精辟的分析，都给陈立夫留下深刻的印象。除此外，陈立夫还看了很多有关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书籍，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当时很多热血青年一样，陈立夫也产生过激烈的想法，觉得中国也应该像苏俄一样，用革命方法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国家的新生。
第一部分五四洗礼（2）
对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陈立夫则多一份保守与理智，由于他出身的家庭，他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当时思想界提出的“打倒孔家店”、“扫除旧道德”等口号，他并不赞成，认为传统文化并不怎么不好，把旧传统说得一无是处，提倡一起打倒，是过分情绪化。他说：“我深信完全否定自己传统文化的价值，一味模仿西洋和俄国的作品，未必就能使我们国家强盛，所以我一直认为‘打倒孔家店’，如果只是一句宣传口号，旨在唤起民族的觉醒，则尚无不可，如果是用以全盘否定传统的文化，则是矫枉过正，流于偏失了。”事实上，五四时期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应该说是一句宣传口号，旨在唤起民族的觉醒，因为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不把人们从传统的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就不能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陈立夫的看法从学理上说，有一定道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多地表现了他思想的保守性。
正因为如此，陈立夫虽然也参加了一些爱国的实际运动，也看了一些共产主义和苏俄的书籍，但并没有像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等五四青年一样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而是在关键时刻，“雪拥蓝关马不前”了。陈立夫自己说：“在这个时期，我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主义与思想，并没有很深的认识，倒是有感于当时的国情和列强的侵害，我倒很向往共产主义所说的一套，共产主义一向很容易煽惑青年人，所以同学之间，经常在传阅着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些同学还赞成了共产主义，也有一些同学是信奉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自己却觉年纪尚轻，同时对政治兴趣不高，所以就没有参加任何政党组织。”年纪尚轻，对政治兴趣不高，只是一般的理由，陈立夫不愿意参加政党组织，不愿意信仰共产主义，主要原因还是思想的保守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虽然如此，陈立夫毕竟经过了五四风雨的洗礼，这场伟大的革命风暴在他心中所引起的震撼是巨大的，那爱国主义的呐喊不时在他心中回响，直到他的晚年。
陈立夫的政治兴趣不断减弱，他一门心思放在了学业上，快毕业时，他又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为了出国，他参加了练习英语的社团，以努力补足最弱的英语课程。在陈立夫临近毕业时，有了一次赴美的机会，当时清华大学选派一批学生赴美留学，同时也提供了校外学生两个名额，给予全额奖学金，南方北方各取一名，陈立夫参加了北方考试，但北洋大学还有一位叫李书田的同学参考，这位李书田，是学校最用功的学生，平时功课都在95分以上，他的参考使陈立夫失去了公费留学的机会。但陈立夫并不灰心，仍各方打探讯息，寻找各种能够出国的机遇。
这种机遇很快就来了。陈立夫继祖母杨氏家中有位独子，小名叫宝宝，一向甚得父母宠爱，家庭富有，但教育无方，宝宝在国内书没念好，便想换个环境，到国外去学习，却苦于无人陪往。听说陈立夫想出国留学，便提出由陈立夫陪宝宝一同赴美，其路费由宝宝家资助。陈立夫听说到美国留学，可以半工半读，便一口答应，这样既照顾了宝宝，又圆了自己的出国梦。想到这些，陈立夫满心高兴，他的思绪也飞到了大洋彼岸，对未来的留学生活，充满了无限的遐想。
第二部分留学匹兹堡（1）
1923年的夏天，陈立夫在天津北洋大学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六年的大学生活，对陈立夫的性格有很大改变，他似乎变得比以前成熟，脸上完全脱去了稚气，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活泼、好动的顽童了，他变得与他哥哥陈果夫一样，严肃、沉默寡言、城府很深、派头很大，只是一双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机灵、有神，显示出很有智慧的样子。
此时的陈立夫，科学救国的幻梦做得正酣，他以为凭着自己的一点知识，就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并很快昌盛富强起来。只有多读书，多掌握知识，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因此，他选择了继续读书的道路，决定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矿冶工程。
对于弟弟的选择，哥哥陈果夫全力赞成与支持，一则出国留学曾是他的美好愿望，但由于身体患病，又由于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出国的计划几次搁浅。虽然他并不后悔，却总以为是一种遗憾。现在弟弟能出国留学，正好弥补了自己心中的憾事。二则，中国的社会现状十分险恶，自己走了从政、从军、从商的道路，希望对这个社会有所改变，但春秋荏苒，社会依然，他感到自己走的路太艰难、太费力了，或者像弟弟这样沉醉于科学之中，躲进象牙之塔，比自己要轻松、高雅，这条路或者是对的。因此，他极力促成陈立夫前往美国，继续深造。
虽然宝宝家提供了陈立夫赴美的路费，但那时，到美国留学，还需要一笔昂贵的费用，这让陈立夫为难了。因为当时，父亲陈其业的生意一直不好，他上大学的经费主要是由哥哥陈果夫支持，现在陈果夫交易所刚刚破产，自己都难以生活，怎能再拿出这一大笔费用呢。他考虑再三，心想，万一凑不齐费用，就放弃留学算了。
陈果夫知道情况后，对弟弟百般鼓励和安慰，劝他千万不要放弃，说考上美国著名大学是不容易的，再困难也要想办法克服，并答应筹备费用的事包在他身上。
陈果夫利用自己原来在商界中的各种关系，广泛联系，多方奔走，一处借一点，一处贷一点。“陈果夫为筹措费用，准备一切，甚费苦心”。在他的努力下，终于凑齐了所需费用。
1923年，“江南正清秋”的时候，陈立夫离开中国赴美留学。他先从上海坐船到日本，再由日本乘机飞往匹兹堡。一个秋雨淅沥的天气，陈果夫亲自送陈立夫到船上，蒙蒙的雨雾，更增添凄凉之意。兄弟二人，相顾无言，双方内心都涌起一种依依惜别的特殊情感。本来，兄弟俩由于年龄的悬殊，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
陈果夫远走湖南、南京读书时，陈立夫在家乡湖州；陈立夫到天津读书时，陈果夫又在上海，二人天南地北，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挂念，也没有太多的分别苦痛。现在，陈立夫一旦离开中国，要到西半球另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去单独生活的时候，兄弟俩才感到这才是真正的离别了，都感到了一种“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的孤独。然而，他们都还年轻，都要走自己的路，纵然有太多的惆怅，还是要分别的。轮船启动了，兄弟俩挥手告别，各自在自己选择的不同道路上继续前行。
陈立夫带着宝宝到美国后，一边在匹兹堡大学读书，一边利用周末到附近一家中国餐馆洗碗打工，赚些小钱以供零用。而宝宝家寄来大量资金供其挥霍，宝宝有如此优越条件，却仍不肯念书，一年后，陈立夫设法托人将其带回国内老家。
匹兹堡大学教学严谨，而且十分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陈立夫的指导教师勃莱克教授是采矿工程学系主任，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几乎每周都要带陈立夫等几名学生到附近煤矿场参观勘察，并与他所施教的课程结合起来。如教到矿内排水系统这一章时，勃莱克教授便带陈立夫一行到一家排水工程最好的矿场去实地勘测，回来后要求立刻做成报告。这种教学方法，使陈立夫不仅看到了美国先进工业的现实，而且学到了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生活的艰辛和优越的学习环境，使陈立夫尤感学习机会来之不易，需要万分珍视。因此，他学习十分用功，抓紧一切时间看书，上实验室、请教老师、撰写实习报告。仅仅一年时间，便完成了学业，写出了《中国煤矿业的机械化与电器化》的硕士论文，并顺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
从匹大毕业后，陈立夫参加了美国矿业局的培训，又学习了一些矿坑爆炸的应变措施，经过考试，得到了一个由矿业局发给的证书，这才具备了煤矿工作的资格。
学业的完成，资格证的取得，令陈立夫十分高兴。来美国一年多时间，一直醉心于学习，还没有领略这个国家的山川地理、社会历史、风土人情，现在有了闲暇时间，陈立夫想到各地游览一下。正好，同在匹大学习的徐恩曾刚买了一部新的福特篷顶汽车，还约了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的陆子冬，一齐驾车从匹兹堡出发去旅行。
徐恩曾刚学会驾车，技术并不熟练，在开往费城途中，由于路标稀少，经验缺乏，再加车速过快，一个陡坡下去急度转弯，车子失去平衡，翻倒在路边，而离此2米的地方是万丈悬崖，如果车子再翻一个九十度，后果不堪设想。3人倒悬在座位中，不能动弹，好在并没受伤，只是陈立夫手指擦破皮而已。而篷车顶部被压扁，挡风玻璃全部破碎，一个车轮折损，方向盘也断了。3人不能出来，只是拼命按喇叭，希望有人来救。
大约过了20多分钟，终于来了一辆载有10来个工人的大卡车，他们合力把车抬起，才将陈立夫等3人救出。这些美国人还热心地帮他们联络福特的维修服务站，很快，服务站派人来将摔坏的车拖去修理。陈立夫等人十分感动，拿出10美金作酬谢，但美国人坚辞不要。
第二部分留学匹兹堡（2）
这一夜，陈立夫等在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到了第二天下午，便得到福特维修服务站的通知，摔坏的车已完全修好，这种高效率的服务精神，给陈立夫留下良好印象。3人惊魂未定，对于是否继续旅行发生分歧，结果，陆子冬决定放弃旅行，陈立夫与徐恩曾立场坚定，继续结伴前行。
由于吸取了教训，徐恩曾驾车十分谨慎，因此一路十分顺利。在费城，他们参加了中国同学会的年会，结识了好多朋友。随后他们前往芝加哥，参观了一个规模极大的屠宰场，只见活生生的猪、牛从这边进去，不一会，就已经宰割洗净，从另一边出来，一部分是准备冷藏的肉，另一部分是装好了的罐头食品，令陈立夫等叹为观止。他们又到波士顿，然后至大西洋城，观赏了那里正在进行的选美比赛，那争奇斗艳的花车游行，那花样百出的泳装表演，令陈立夫等目不暇接。在玩了纽约、华盛顿后，他们还去观赏了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壮观景象，并到了加拿大的边界。接着他们南行到了底特律，参观了著名的福特汽车厂，该厂分工之细，生产之快，效率之高，令陈立夫等大开眼界。
一路上，陈立夫与徐恩曾游览风光、深入社会、参观工厂、了解民情，对美国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
这次美国大旅行，对陈立夫触动很大，回到匹兹堡后，他总是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如此落后，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有美国这样的繁荣和发达。于是，他常和同学讨论中国政治，并开始接触孙中山的思想，特别是关于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的论述。对于孙中山，陈立夫还在上海读中学时，曾随陈果夫听过他的演讲，但并无太深的印象，现在读他的书，才引起共鸣，正如陈立夫后来所说：“将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详为研读，深佩其见解独到精辟，诸如公路、铁路之修筑，三大港口之兴建，其他各类工业之发展，这些都是建国之根本。……我始终认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工作，实在是建国的首要步骤，国内的军阀一天不打倒，国家的统一与建设就一天无法开始。”于是，不过问政治，不参加政党的陈立夫转变了观念，在匹兹堡的留学生中，他第一个提出申请，于1924年在旧金山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为了更好地了解现代化的煤矿工作，好将来回国服务，陈立夫开始在美国找工作，最初在一家砖厂任职，从混土、切割，到加热等工作都一一做过。一个多月后，陈立夫终于找到他理想的工作，正式进入匹兹堡煤矿公司，开始了矿坑的本行工作。
为了掌握不同煤矿的不同情况与需要，陈立夫在短短六个月中，换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煤矿工作，学到了很多知识，积累了可贵的工作经验。后来，他转到史克兰敦白煤矿区的麦文矿业公司工作，该公司有工人4000多人，规模相当大，机械化程度也高，陈立夫在这里工作了8个多月。
陈立夫虽是硕士生，由于是中国人，还是受到少数自认高贵的美国人歧视。有一次，一个叫约翰的电气修理师，指使陈立夫替他找锤子，陈立夫只找到一把破旧的锤子，约翰轻蔑地说：“这锤子像你们中国人。”陈立夫一听，怒火中烧，便和约翰打了起来，事情闹到公司，陈立夫据理力争：“他侮辱我的国家，我不能原谅他。”公司只好认定“陈是对的”。还有一次，矿内的抽水机坏了，一个美国修理工弄了半天没修理好，领班便让陈立夫去修，陈立夫明白，全场的人都看着他，所以一定得把机器修好。由于他平时有实际经验，一会儿，机器修复了，使得在场的美国人都对这个中国青年刮目相看。由此，陈立夫汲取了一个经验：“中国人应该有自信。”有一天，陈立夫应邀到教堂参加美国人举行的一个晚会，其中有个节目是让大家轮流从一个箱内抽取纸条，回答上面所提的问题。陈立夫抽到的纸条上写着：“1924年发生的最大事件是什么？”陈立夫即慷慨陈辞：“1924年发生的事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立法禁止中国工人入境，这种排华举动完全违反了基督徒博爱平等的精神，也与美国的民主立国精神背道而驰。”陈立夫的话字字铿锵，落地有声，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件事使陈立夫认识到，国家的尊严是最重要的，同时，广大美国人民对中国是友好的。
采矿业是高风险工作，陈立夫也常遇到这种危险。一次收工的时候，他最后一个离开坑道，还没走到坑口，觉得有什么东西忘记了拿，便转身往回走，刚走几步，听到砰地一声，顶架倒塌了，整个坑道一片漆黑，由于陈立夫平常对坑道十分熟悉，竟然在漆黑的坑道中，摸索到了一个小洞钻了出来，逃过了一劫。
还有一次，陈立夫和一名修理工正在矿下修理坑门，他突然敏感地听到一种异常的声音，便急忙拉着同事向后跨了一步，刹那间，一辆吊车滑下，将坑门砸得粉碎，陈立夫又躲过一难。
虽然如此，陈立夫仍然热爱煤矿工作，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在所有来美学矿业的同学中，他是在坑道内工作最久的一人。他对坑道里的撑木、通风、排水、装运、钻探、采煤、装电线、修铁路，甚至驾驶地下电车等，都亲自学过和做过，这些，使他学到了很多知识，积累了很多经验。除此外，他还虚心学习美国的管理经验，美国在企业管理中，鼓励工人提合理化建议，以及分层负责的制度，对陈立夫印象尤深。陈立夫在美国勤恳工作，努力学习，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将来回国后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
本来，陈立夫在美国，“眼见异邦的发展与建设，益感返国献身革命和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后来，继祖母杨太夫人的逝世，使他心中涌起了思乡和怀亲之念。再加上他大哥陈果夫这时函电交催，说他在美国已完成学业，又工作多时，现在也该回国服务，献身革命和建设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决定回国。
带着一丝羁旅天涯的愁肠，怀着满腔赤子报国的热情，青年陈立夫于1925年9月，在温哥华登上一艘油轮，踏上了返国的航程。
第二部分崭露头角（1）
陈立夫在美国留学期间，留在上海的陈果夫在失意与挫折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改组国民党，大会通过了新党纲、新党章及改组国民党的具体办法。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用革命的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就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发展革命的武装力量，并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在黄埔军校筹备期间，蒋介石为发展个人势力，曾电邀陈果夫到广州协助工作，但此时陈果夫因病没愈，想到广州医疗条件不如上海，便没有应召前往。后来蒋介石又亲自写来一信，要陈果夫在上海代为办理军校学生的制服及一切军用品和印刷品、机器等，因为当时广州的风气不好，价格又昂贵，所以要到上海制办。
这样，陈果夫便在上海为筹备各种物资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在上海采办物资虽然较广州为便宜，但要将这些物资运送出去，却又是极其困难的。据陈果夫回忆：第一批东西，系五百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衬衣等等，正式报关由运输公司起运。哪知服装店经理巴结生意，在每件制服里面，钉上一块白布，海关上一检验，觉得特别触目，认定是军装，就全部扣留，我得了这信息，焦急万分，一面打电报报告校长，一面托人各处想办法，向海关许监督交涉，又转托叶琢堂、王一亭、沈田莘、虞洽卿等从中帮助，经十余天之努力，终算将被扣留的军服等收回。不过其中有束腰皮带枪带和刀鞘三样东西，海关方面认为军用品必须充公。许监督对我说：“这一点东西，不过是作为酬谢关员的意思，你也不必再追究了。”所以这件事，只好承认晦气，损失数百元。可是军服等虽已收了回来，仍然不准出口，这又使我感觉困难，几次同海关监督公署商量，没有办法。据该署中人说：有一路可通，不过要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官家是绝对不能通融的。于是托人打听，探得上海有一家公司，专门偷税，包运货物，并且运费较正式报关起运为便宜。我找到之后，深恐靠不住，先派人用少数东西，试了一试，过几天广州来电，居然如期到达，并没有出什么岔子，这才放心，将这一批服装等等，完全交由该公司代运，不久全部到达广州，送到指定地点，而且计算起来，比正式办法便宜数百元。后来黄埔军校所用的军装皮件，以及教导团第一、二团全部的棉衣军毯等等，均在上海制办，都是交付那个公司负责装运，几件大衣或几套棉衣，包成一包，每包至少比正式报关起运要便宜一元几角，而且稳妥简捷。
陈果夫通过这次经验之后，再给广州方面采办物资就方便、简单多了。当然，在采办过程中，由于上海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再加物资种类多，而且数量、价格都不等，所以仍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冒极大的风险。这段时期，陈果夫几乎将整个心力都投入到采办物资中去，想尽各种办法，才很好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采办任务。
到了年底，孙中山任命陈果夫为招兵委员，同时被任命为招兵委员的还有赵澄志、刘祖汉二人，并且指定由陈果夫负责主持其事。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为黄埔军校一、二两个教导团招募士兵，而且要求他们一般只在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进行。此后，蒋介石恐他们力量薄弱、人手不够，又陆续从广州派来陆福廷、戴任、王震南、王伯群、胡公冕，陈乐亭、周少游等人来上海帮助陈果夫进行工作。
采办物资是困难重重，而招募士兵则困难更大。第一，当时正值江浙战争爆发，军阀齐燮元、卢永祥为了打仗，拼命补充兵源，正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招募新兵，这就使陈果夫的招兵工作遇到了竞争对象，而齐、卢军阀有钱、有粮、有势，陈果夫根本竞争不过。有时，通过各种办法，辛辛苦苦招来的新兵，还不及到达上海，就在半路被齐、卢军阀或者扣留，或者高价收买，或者诱骗过去。第二，各地方军阀为扩大势力，也在广招兵源，当陈果夫招来的新兵从上海到广州时，多在中途被他们截留，如地方军阀张毅、张贞、洪兆麟、范石生等，都曾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处诱骗，截留过新兵。第三，上海各种反动势力对招兵工作多方破坏，如当时上海码头上的一帮流氓，对招来的新兵乘机敲诈，规定每名新兵上船，须缴款一角至三角。再如，张宗昌的宪兵随意到招兵机关捕人，开始，陈果夫在中国地界小东门租了一处房子，挂了一张揭普道路募工驻沪办事处的招牌，对外称招募工人，同时还常常到法院与县公署各方面去接洽，所以工作还进行得比较顺利，后来张宗昌的宪兵队打听到是招兵机关，于是派了大批宪兵来捕人，陈果夫急忙躲避，结果，招兵机关被捣毁，一切东西抢个精光。在这种情况下，陈果夫只好将招兵机关转移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表面做生意，暗中进行招兵事宜，但还是有各种不明身份的人来此捣乱。没办法，陈果夫将招兵机关搬到了季陶办事处，当时，戴季陶正在此埋头撰写《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等书，他十分欢迎这位交易所时期的把兄弟来此居住和工作，但陈果夫的招兵机关并不能避免无端的滋扰，为了招兵工作的正常进行，也为了不影响戴季陶的正常写作，陈果夫只好将招兵机关搬到杭州，这里远离上海的尘嚣，反动势力也较上海薄弱，招兵工作才能比较顺利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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