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只要拿起马赫主义的著作或关于马赫主义的著作，就一定会看到，它们自命不凡地引证了新物理学，而这种新物理学据说把唯物主义驳倒了，云云。这些引证是不是有根据，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新物理学，确切些说，新物理学中的一定学派跟马赫主义和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其他变种有联系，这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忽视这种联系来研究马赫主义，就是嘲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也就是为了恩格斯的某个词句而牺牲恩格斯的方法。恩格斯直率地说：“甚至随着自然科学〈姑且不谈人类历史〉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路·费尔巴哈》德文版第1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编者注）因此，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形式”的修正，对他的自然哲学论点的修正，不但不含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修正主义的东西”，相反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然要求的。我们谴责马赫主义者的决不是这样的修改，而是他们的纯粹修正主义的手法：他们在批判唯物主义的形式的幌子下改◎第182页◎变唯物主义的实质，他们采纳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基本论点，又毫不打算直接、公开、断然地反驳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像“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反杜林论》第5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9页。--编者注）这样无疑是极端重要的论断。
不言而喻，在研究现代物理学家的一个学派和哲学唯心主义的复活的联系这一问题时，我们决不想涉及专门的物理学理论。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从一些明确的论点和尽人皆知的发现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这些认识论结论是很自然地得出的，以致许多物理学家都已经提到它们。不仅如此，在物理学家当中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派别，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正在形成某些学派。因此，我们的任务仅限于清楚地说明：这些派别分歧的实质何在，它们和哲学基本路线的关系如何。
1.现代物理学的危机
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昂利·彭加勒在他的《科学的价值》一书中说，物理学有发生“严重危机的迹象”，并且专用一章来论述这个危机（第8章，参看第171页）。这个危机不只是“伟大的革命者--镭”推翻了能量守恒原理，而且“所有其他的原理也遭到危险”（第180页）。例如，拉瓦锡原理或质量守恒原理被物质的电子论推翻了。根据这种理论，原子是由一些带有正电或负电的极微小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叫作电子，它们“浸入我们称之为以太的介质中”。物理学家的实验提供出计算电子的运动速度及其质量（或者电子的质量对它的电荷的比例）的数据。电子的运动速度证明是可◎第183页◎以和光速（每秒30万公里）相比较的，例如，它达到光速的1/3。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首先克服电子本身的惯性、其次克服以太的惯性的必要，必须注意电子的双重质量。第一种质量将是电子的实在的或力学的质量，第二种质量将是“表现以太的惯性的电动力学的质量”。现在，第一种质量证明等于零。电子的全部质量，至少是负电子的全部质量，按其起源来说，完全是电动力学的质量。质量在消失。力学的基础被破坏。牛顿的原理即作用和反作用相等的原理被推翻，等等。（注：列宁在这里援引的法国物理学家昂·彭加勒对质量概念的论述是符合当时物理学发展水平的。随着电子的发现而来的电子理论的发展，使解释电子质量的性质有了可能。英国物理学家约·约·汤姆孙曾提出一个假说，根据这个假说，电子自身的质量是由其电磁场的能量决定的（即电子的惯性有赖于场的惯性）；于是引进了电子的电磁质量这一概念，这种质量依赖于电子运动的速度；而电子的力学质量，就像任何其他粒子的力学质量一样，被认为是不变的。研究电子电磁质量对速度依赖关系的实验本来应该发现力学质量的存在，但是瓦·考夫曼在1901-1902年进行的这种实验却意外地证明，电子的整个质量具有电磁的性质。由此得出了电子的力学质量消失的结论，而在以前力学质量被视为物质的不可分离的属性。这就成了种种所谓“物质在消失”的哲学思辨的根据。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相对论）证明，力学质量也依赖于运动的速度，不能把电子的质量完全归结为电磁质量。--184。）
彭加勒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物理学旧原理的“废墟”，是“原理的普遍毁灭”。他同时声明说：不错，所有上述同原理有出入的地方都属于无穷小量--很可能有我们还不知道的对推翻旧定律起着相反作用的另外的无穷小量--而且镭也很稀少，但是不管怎样，“怀疑时期”已经到来了。我们已经看到作者从这个“怀疑时期”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不是自然界把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注：按彭加勒的原著，’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应为’时间和空间的框架(cadre)’。--编者注）给予〈或强加于〉我们，而是我们把这些概念给予自然界”；“凡不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无”。这是唯心主义的结论。最基本的原理的被推翻证明（彭加勒的思想过程就是这样）：这些原理不是什么自然界的复写、映象，不是人的意识之外的某种东西的模写，而是人的意识的产物。彭加勒没有彻底发挥这些结论，他对这个问题的哲学方面没有多大兴趣。法国的哲学问题著作家阿贝尔·莱伊在自己的《现代物理学家的物理学理论》（AbelRey.《Lathéoriedelaphysiquechezlesphysicienscontemporains》1907年巴黎F.阿尔康出版社版）一书中非常详细地论述了这一方面。的确，作者本人◎第184页◎是一个实证论者，就是说，是一个糊涂人和半马赫主义者，但是在这里，这一点甚至还有某些方便之处，因为不能怀疑他想“诽谤”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的偶像。在讲到概念的确切哲学定义，尤其是讲到唯物主义的时候，我们不能相信莱伊，因为他也是一个教授，作为一个教授，他对唯物主义者怀着无比轻蔑的态度（而且他以对唯物主义认识论极端无知著称）。不用说，对这样一些“科学大师”来说，什么马克思或恩格斯全不放在眼里。但是莱伊仔细地、一般讲来是诚实地引用了有关这个问题的非常丰富的文献，其中不仅有法国的，而且有英国的和德国的（特别是奥斯特瓦尔德和马赫的），所以我们将常常利用他的这部著作。
这位作者说：一般哲学家以及那些出于某种动机想全面批判科学的人，现在都特别注意物理学。“他们在讨论物理学知识的界限和价值的时候，实质上是在批判实证科学的合理性，批判认识客体的可能性。”（第Ⅰ-Ⅱ页）他们从“现代物理学的危机”中急于作出怀疑论的结论（第14页）。这个危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在19世纪前60多年中，物理学家们在一切根本问题上彼此是一致的。“他们相信对自然界的纯粹力学的解释；他们认为物理学只是比较复杂的力学，即分子力学。他们只是在把物理学归结为力学的方法问题上，在机械论的细节问题上有分歧。”“现在，物理化学的科学展示给我们的景况看来是完全相反的。严重的分歧代替了从前的一致，而且这种分歧不是在细节上，而是在基本的、主导的思想上。如果说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特殊倾向是言过其实，那么毕竟必须确认，像艺术一样，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也有很多学派，它们的结论常常是分歧的，有时候简直是彼此敌对的……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现代物理学的危机的含意是什么和范围多广。◎第185页◎
直到19世纪中叶，传统物理学认为，只要使物理学延续下去就足以达到物质的形而上学。这种物理学使自己的理论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这些理论完全是机械论的。传统机械论〈莱伊是在特殊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他指的是把物理学归结为力学的观点的体系〉就这样超越经验结果，超出经验结果的范围，提供了对物质世界的实在的认识。这不是对经验的假定说法，而是教条……”（第16页）
我们在这里必须打断一下这位可敬的“实证论者”。很清楚，他是在给我们描述传统物理学的唯物主义哲学，可是不愿意说出魔鬼（即唯物主义）的名字。在休谟主义者看来，唯物主义一定是形而上学、教条、超出经验范围的东西等等。休谟主义者莱伊不懂得唯物主义，所以对辩证法、对辩证唯物主义同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也就一点不了解。因此，如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莱伊完全不明白。
“……19世纪下半叶对传统机械论所作的批判破坏了机械论的这个本体论实在性的前提。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确立了对物理学的一种哲学的看法，这种看法在19世纪末几乎成为哲学上的传统的看法。依据这种看法，科学不过是符号的公式，是作记号〈标记，repérage，创造记号、标志、符号〉的方法。由于这些作记号的方法因学派的不同而各异，于是人们很快就作出结论说：被作上记号的东西，只是人为了标记（为了符号化）而事先创造出来(fa?oé)的东西。科学成了爱好者的艺术品，成了功利主义者的艺术品。这些看法自然就被普遍解释为对科学的可能性的否定。只要不曲解科学二字的意义，那么，科学若是纯粹人造的作用于自然界的手段，若是单纯的功利主义的技术，它就没有权利被称为科学。说科学只能是人造的作用手段，而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这就是否定真◎第186页◎正的科学。
传统机械论的破产，确切些说，它所受到的批判，造成了如下的论点：科学也破产了。人们根据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持传统机械论这一点，断定不可能有科学。”（第16-17页）
于是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的物理学危机是科学发展中的一个暂时的外部的偶然事件呢，还是科学突然开倒车并且完全离开了它一向所走的道路？……”
“……如果在历史上实际起过解放者作用的那些物理化学科学在这样一次危机中遭到毁灭，如果这次危机使它们只具有在技术上有用的处方的价值，而使它们失去在认识自然界方面的一切意义，那么，无论在逻辑上或在思想史上都一定会发生根本的变革。物理学失去一切教育价值；物理学所代表的实证科学的精神成为虚伪的危险的精神。”科学所能提供的只是实用的处方，而不是真实的知识。“对实在的东西的认识，要用其他方法去寻求……要走另外一条道路，要把认为是被科学夺去了的东西归还给主观直觉，归还给对实在的神秘感觉，一句话，归还给神秘的东西。”（第19页）
作为一个实证论者，作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物理学的危机是暂时的。莱伊怎样清洗马赫、彭加勒及其伙伴们的这些结论，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现在我们只来查明“危机”的事实和它的意义。从我们引证的莱伊最后几句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哪些反动分子利用了这种危机并使它尖锐化的。莱伊在他的著作的序言里直率地说：“19世纪末期的信仰主义的和反理智主义的运动”力图“以现代物理学的一般精神为依据”（第Ⅱ页）。在法国，凡是把信仰置于理性之上的人都被称为信仰主义者（来自拉丁文fides，信仰）。否认理性的权力或要求的学说被称为反理智主义。因此，◎第187页◎在哲学方面，“现代物理学的危机”的实质就在于：旧物理学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物质世界的实在的认识”，就是说，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物理学中的新思潮认为理论只是供实践用的符号、记号、标记，就是说，它否定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并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的存在。如果莱伊使用正确的哲学用语，他就一定会这样说：为旧物理学自发地接受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被唯心主义的和不可知论的认识论代替了，不管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的意愿如何，信仰主义利用了这种代替。
但是，莱伊并没有认为这种构成危机的代替似乎是所有的新物理学家反对所有的旧物理学家。他没有这样想。他指出，根据现代物理学家的认识论倾向，他们可分为三个学派：唯能论或概念论（conceptuelle--从纯概念一词来的）学派；绝大多数物理学家现在继续支持的机械论或新机械论学派；介于这两种学派之间的批判学派。马赫和杜恒属于第一个学派；昂利·彭加勒属于第三个学派；旧物理学家基尔希霍夫、赫尔姆霍茨、汤姆森（开尔文勋爵）、麦克斯韦以及现代物理学家拉摩、洛仑茨等人属于第二个学派。这两条基本路线（因为第三条路线不是独立的路线，而是中间的路线）的实质何在，从莱伊下面的话中可以看出：
“传统机械论建立了物质世界的体系。”它的物质构造学说所根据的是“质上相同的和同一的元素”，并且这些元素应当看作是“不变的、不可入的”等等。物理学“用实在的材料和实在的水泥建造了实在的建筑物。物理学家掌握了物质的元素、它们发生作用的原因和方式，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实在的规律”（第33-38页）。“这种对物理学的看法的改变主要在于：抛弃了理论的本体论价值而特别强调物理学的现象论的意义。”概念论的观点从事“纯粹的抽象”，“探求那种尽可能排除物质假说的、纯粹抽象的理论”。“能◎第188页◎量的概念已成为新物理学的基础(substructure)。所以概念论物理学多半可以叫作唯能论物理学”，虽然这个名称对于像马赫这样的概念论物理学的代表是不适合的（第46页）。
莱伊把唯能论和马赫主义混为一谈当然是不完全正确的，同样，硬说新机械论学派尽管同概念论者有着十分深刻的分歧，也会得出对物理学的现象论的看法（第48页），这也是不完全正确的。莱伊的“新”术语并没有把问题弄清楚，反而把问题弄模糊了。但是为了让读者知道“实证论者”对物理学危机的看法，我们又不能撇开“新”术语。就问题的实质来说，“新”学派和旧观点的对立，正像读者会深信的那样，是同前面援引过的克莱因佩特对赫尔姆霍茨的批判完全一致的。莱伊在转述不同物理学家的观点时，在自己的叙述中反映出那些物理学家的哲学观点是十分含糊、动摇不定的。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就是：旧定律和基本原理被推翻，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被抛弃，这就是说，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物质消失了”这句话可以表达出在许多个别问题上的基本的、典型的困难，即造成这种危机的困难。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困难。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六）
2.“物质消失了”
在现代物理学家对最新发现的论述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样的话。例如，在路·乌尔维格的《科学的进化》一书中，论述物质的新理论那一章的标题是：《物质存在吗？》他在那一章里说道：“原子在非物质化，物质在消失。”（注：路·乌尔维格《科学的进化》1908年巴黎A.科兰出版社版第63、87、88页。参看他的论文《物理学家关于物质的观念》，载于1908年《心理学年鉴》[《心理学年鉴》(《L’AéePsychologique》)是法国的一种心理学刊物，1895年起在巴黎出版。它的出版者起初是阿·比纳，后来是昂·皮埃龙。--190。]。）为了看看马赫主义者怎样轻易地◎第189页◎由此作出根本的哲学结论，我们且看一下瓦连廷诺夫吧。他写道：“对世界的科学说明’只有在唯物主义中’才能得到确实可靠的论据，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虚构，而且是一种荒谬的虚构。”（第67页）他把著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奥古斯托·里希当作这种荒谬虚构的破坏者举了出来，因为里希说：电子论“与其说是电的理论，不如说是物质的理论；新体系不过是用电代替了物质”（奥古斯托·里希《现代的物理现象理论》1905年莱比锡版第131页，有俄译本）。瓦连廷诺夫先生引用了这些话（第64页）后就大叫：
“为什么奥古斯托·里希竟敢这样侮辱神圣的物质呢？也许因为他是唯我论者、唯心主义者、资产阶级的批判主义者、某种经验一元论者、或者比这更坏的什么人吧？”
这种在瓦连廷诺夫先生看来是对唯物主义者的极端恶毒的谴责，正表明他在哲学唯物主义问题上十分幼稚无知。哲学唯心主义和“物质的消失”之间的真正联系何在，瓦连廷诺夫先生是绝对不了解的。他跟着现代物理学家所说的那种“物质的消失”，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区分没有关系。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举出一位最彻底的、最明显的马赫主义者卡尔·毕尔生来说吧。在他看来，物理世界是一些感性知觉群。他用下图来说明“我们对物理世界的认识模型”，并声明，这个图没有注意大小的比例（《科学入门》第282页）：
附图：◎第190页◎
卡·毕尔生为了使他的图简化，完全抛开了以太和电或正电子和负电子的比例关系问题。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毕尔生的唯心主义观点把“物体”当作感性知觉，至于这些物体由粒子构成，粒子由分子构成等等，涉及的是物理世界模型中的变化，而同物体是感觉的符号还是感觉是物体的映象这个问题丝毫无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按照如何解答我们认识的泉源问题即认识（和一般“心理的东西”）同物理世界的关系问题而区分开来的，至于物质的构造问题即原子和电子问题，那是一个只同这个“物理世界”有关的问题。当物理学家说“物质在消失”的时候，他们是想说，自然科学从来都是把它对物理世界的一切研究归结为物质、电、以太这三个终极的概念，而现在却只剩下后两个概念了，因为物质已经能够归结为电，原子已经能够解释为类似无限小的太阳系的东西，在这个无限小的太阳系中，负电子以一定的（正如我们所看到过的，极大的）速度环绕着正电子转动（注：这里说的是当时的原子结构概念，带有推测的性质。随着物理学的进步，以后人们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1911年，英国物理学家欧·卢瑟福根据用α粒子射击重金属箔的实验的结果，首次提出原子行星模型。按照这一模型，原子质量的大部分集中在一个带有正电荷的原子核中；每个原子有若干电子，其数量与其原子序数相等，这些电子沿圆形或椭圆形的轨道绕原子核运动，就像行星绕太阳运动那样。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尼·玻尔根据原子行星模型用经典运动规律和德国物理学家麦·卡·恩·路·普朗克的量子概念阐明了原子结构，提出了玻尔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电子是循着许多分立的圆形轨道绕原子核运动的，在不同轨道上的电子各有确定的能量；当电子从外层轨道跳向内层轨道时便发射光子。后来电子沿轨道运动的概念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而为量子力学的几率分布概念所代替。依照这一概念，原子中的各个电子都处在各自的一定能量状态中；电子的能量愈大，它与核的平均距离就愈远；原子中的各个电子按其能量大小分布在不同距离的几个“壳层”中，而每一“壳层”容纳的电子数量是有限的。原子核则由核子（带正电的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组成。根据现在的理解，正电子是电子的反粒子。它带的电量与电子相同，但符号相反。它的质量也与电子相同。正电子与电子相逢就发生湮灭而一起转变为两个光子。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正电子不能经久存在。正电子是英国物理学家保·狄拉克于1928年在理论上预言，而为美国物理学家卡·安德逊于1932年在宇宙射线实验中发现的。--191。）。因此，物理世界可以归结为两三种元素（因为，正如物理学家贝拉所说的，正电子和负电子构成“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物质”，--莱伊的上引著作第294-295页），而不是几十种元素。因此，自然科学正导向“物质的统一”（同上）（注：参看奥利弗·洛治《论电子》1906年巴黎版第159页：“物质的电的理论”，即认为电是“基本实体”的学说，“差不多从理论上达到了哲学家一向追求的东西，即物质的统一”。并参看奥古斯托·里希《关于物质的构造》1908年莱比锡版；约·约·汤姆森《物质微粒论》1907年伦敦版；保·朗之万《电子物理学》，载于1905年《科学总评》杂志[《科学总评》杂志即《理论科学和实用科学总评》杂志(《Revuegénéraledessciencespuresetappliquées》)，是法国的自然科学刊物（双周刊），1890年起在巴黎出版。创办者是路·奥利维耶。--191。]第257-276页。），这就是把很多人弄糊涂了的那些关于物质消失、电代替物质等等的言论的实际内容。“物质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至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看来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第191页◎惯性、质量（注：这里是指力学质量。在经典物理学中，它被认为是物质的永恒不变的特性。关于质量概念的变化，参看注73。--192。）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固有的。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
一般马赫主义和马赫主义新物理学的错误在于：它们忽视了哲学唯物主义的这个基础，忽视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差别。承认某些不变的要素、“物的不变的实质”等等，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因此，约·狄慈根着重指出：“科学的对象是无穷无尽的”，不仅无限大的东西，连“最小的原子”也是不可度量的、认识不完的、不可穷尽的，因为“自然界在它的各个部分中都是无始无终的”（《短篇哲学著作集》第229-230页）。因此，恩格斯举了在煤焦油中发现茜素的例子来批判机械唯物主义。为了从唯一正确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问题，我们要问：电子、以太等等，是不是作为客观实在而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呢？对这个问题，自然科学家一定会毫不踌躇地给予回答，并且总是回答说是的，正如他们毫不踌躇地承认自然界在人和有机物质出现以前就已存在一样。问题就这样得出了有利于唯物主义的解答，因为物质这个概念，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在认识论上指的只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并且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任何关于物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等等。不管没有重量的以太变成有重量的物质和有重量的物质变成没有重量的以太，从“常识”看来是多么稀奇；不管电子除了电磁的质量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质量，是多么“奇怪”；不◎第193页◎管力学的运动规律只适用于自然现象的一个领域并且服从于更深刻的电磁现象规律，是多么奇异，等等，--这一切不过是再一次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反对形而上学（是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实证论者即休谟主义者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反对它的片面的“机械性”，可是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了。他们在否定物质的至今已知的元素和特性的不变性时，竟滑到否定物质，即否定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在否定一些最重要的和基本的规律的绝对性质时，竟滑到否定自然界中的一切客观规律性，宣称自然规律是单纯的约定、“对期待的限制”、“逻辑的必然性”等等。他们在坚持我们知识的近似的、相对的性质时，竟滑到否定不依赖于认识并为这个认识所近似真实地、相对正确地反映的客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关于“物的不变的实质”的议论，瓦连廷诺夫和尤什凯维奇关于“实体”的议论等等，也都是不懂得辩证法的结果。从恩格斯的观点看来，不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的意识（在有人的意识的时候）反映着不依赖于它而存在和发展的外部世界。而空洞的教授哲学所描述的任何其他的“不变性”、任何其他的“实质”、任何“绝对的实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都是不存在的。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们表现的只是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新物理学是怎样无意识地自发地动摇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现象论”之间的。辩证唯物主义始终是资产阶级学者所不懂得的，“现象论”不可避免地会得出主观主义的（进而会直接得出信仰主义的）结论。
正是那个奥古斯托·里希（瓦连廷诺夫先生没有能够就自己感兴趣的唯物主义问题向他请教），在他的一本书的绪论里写道：“电子或电原子究竟是什么东西，直到现在还是一个秘密；但是尽管这样，新理论大概注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不小的哲学意义，因为它将会取得关于有重量物质的结构的崭新前提，并且力求把外部世界的一切现象归之于一个共同的起源。
从现代的实证论和功利主义的倾向来看，这样的好处也许是不重要的。理论可以首先被认为是一种便于整理和排列事实的手段，是一种指导人们去进一步探索现象的手段。但是，如果说从前人们对人类精神的能力大概过于信任，把掌握万物的最终原因看得过于容易，那么现在却有一种陷入相反的错误的趋向。”（上引书第3页）
为什么里希在这里要跟实证论和功利主义的倾向划清界限呢？因为，他虽然看来没有任何一定的哲学观点，却自发地坚持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坚持承认新理论不仅仅是“方便的手段”（彭加勒），不仅仅是“经验符号”（尤什凯维奇），不仅仅是“经验的协调”（波格丹诺夫）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主观主义怪论，而是对客观实在的认识的更进一步。如果这位物理学家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他对于同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相反的错误所下的判断，也许就会成为正确哲学的出发点。但是这些人所处的整个环境，使他们厌弃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投入庸俗的御用哲学的怀抱。◎第194页◎
莱伊对辩证法也是一窍不通的。但是他也不得不确认，在现代物理学家中间有“机械论”（即唯物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他说：走“机械论”这条路的，不只是基尔希霍夫、赫兹、波尔茨曼、麦克斯韦、赫尔姆霍茨和开尔文勋爵。“那些继洛仑茨和拉摩之后制定物质的电的理论，宣称质量是运动的函数而否认质量守恒的人，都是纯粹的机械论者，并且从某种观点看来，他们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机械论者，是机械论最新成就(l’aboutissant)的代表。所有这些人都是机械论者，因为他们都以实在的运动为出发点。”（黑体是莱伊用的，第290-291页）
“……如果洛仑茨、拉摩和朗之万(Langevin)的新假说被实验证实了，并且为物理学体系确立了十分稳固的基础，那么现代力学的定律依存于电磁学的定律就会是毫无疑问的；力学的定律就会成为特殊的情况，并且会被限制在严格规定的界限之内。质量守恒和我们的惯性原理就会只对物体的中等速度有效，所谓’中等的’这一术语是对我们的感觉和构成我们的普通经验的现象来说的。力学的全面改造就会成为必要的，因而作为一个体系的物理学的全面改造也会成为必要的了。
这是不是说放弃了机械论呢？决不是。纯粹机械论的传统将会继续保存，机械论将会循着它的发展的正常道路前进。”（第295页）
“电子物理学虽然应该列入按总的精神来说是机械论的理论中，但是它力图把自己的体系加给整个物理学。虽然这种电子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不是取自力学，而是取自电学的实验材料，可是按其精神却是机械论的。因为，(1)它使用形象的(figurés)、物质的元素来表示物理的性质及其规律；它是用知觉的术语表达的。(2)虽然它没有把物理现象看作力学现象的特殊情况，但是却把力学现◎第195页◎象看作物理现象的特殊情况。因此，力学的规律依然和物理学的规律有着直接的联系；力学的概念依然是和物理化学的概念同属一类的概念。在传统的机械论中，这些概念是比较缓慢的运动的模写(calqués)。这种运动因为是唯一已知的并且可以直接观察的，所以就被看作是……一切可能有的运动的典型。新的实验证明，必须扩大我们关于可能有的运动的观念。传统力学依然是完整无缺的，但是它已经只能应用于比较缓慢的运动……　对于高速度，则有另外一些运动规律。物质归结为电粒子，即原子的终极元素……(3)运动，空间中的位移，依然是物理学理论的唯一形象的(figuré)元素。(4)最后，对于物理学、对于物理学的方法、对于物理学的理论以及它们和经验的关系的看法，仍然和机械论的看法，和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物理学的理论是绝对同一的。从物理学的总的精神来看，这个见解比其他一切见解高出一筹。”（第46-47页）
我一大段一大段地全文摘录莱伊的文章，是因为，莱伊总是不敢提“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不这样引证就不能说明他的主张。但是不管莱伊和他所讲到的物理学家们怎样发誓不提唯物主义，然而力学是缓慢的实在运动的模写，新物理学是极迅速的实在运动的模写，毕竟还是不容置疑的。承认理论是模写，是客观实在的近似的复写，这就是唯物主义。当莱伊说在新物理学家中间有一种“对概念论〈马赫主义〉学派和唯能论学派的反动”的时候，当他把电子理论的物理学家们看作是这种反动的代表的时候（第46页），就最好不过地证实了下述事实：实质上，斗争是在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之间进行的。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只是不要忘记，除了一切有学识的市侩们对唯物主义的一般偏见之外，在最杰出的理论家们身上也表现出对辩证法的完全无知。◎第196页◎
3.没有物质的运动可以想象吗？
哲学唯心主义利用新物理学或由新物理学得出唯心主义结论，这不是由于发现了新种类的物质和力、物质和运动，而是由于企图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对这种企图，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作实质性的分析。他们不愿理睬恩格斯的“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想象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9页。--编者注）这一论断。约·狄慈根早在1869年就在他的《人脑活动的本质》一书中说出了与恩格斯相同的思想。不错，他还带着他所常有的那种想“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糊涂意图。我们暂且撇开这种意图不谈，因为这种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狄慈根同毕希纳的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进行论争而产生的。现在来看一看狄慈根本人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说法吧。狄慈根说：“唯心主义者想要没有特殊的一般，没有物质的精神，没有物质的力，没有经验或没有材料的科学，没有相对的绝对。”（《人脑活动的本质》1903年版第108页）这样，狄慈根就把那种使运动和物质分离、使力和物质分离的意向同唯心主义联系起来，同那种使思想和大脑分离的意向并列起来。狄慈根接着说：“喜欢离开自己的归纳科学而转向哲学思辨的李比希，在唯心主义的意义上说道：力是不能看见的。”（第109页）“唯灵论者或唯心主义者相信力具有精神的即虚幻的、不可说明的本质。”（第110页）“力和物质的对立，正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一样，早已有之。”（第111页）“当然，没有物质的力是没有的，没有力的物质也是没有的。没有力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力都是无稽之谈。如果唯心主义自然科学家相信力是非物质的◎第197页◎存在，那么在这一点上他们就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看到幽灵的人。”（第114页）
我们由此看到，40年前也有自然科学家认为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可以想象的，而狄慈根说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看到幽灵的人。哲学唯心主义同物质和运动的分离、同物质和力的脱离之间的联系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实际上不是“更经济些”吗？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假定他抱有这样的观点：整个世界是我的感觉或我的表象等等（如果说的是“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或表象，那么因此改变的不过是哲学唯心主义的一个形式，而不是它的实质）。唯心主义者也不想否认世界是运动，就是说，是我的思想、表象、感觉的运动。至于什么在运动，唯心主义者拒绝回答，并认为这是荒谬的问题，因为只有我的感觉在交替变换，只有我的表象在消失和出现，仅此而已。在我之外什么也没有。“在运动着”--这就够了。再想象不出更“经济的”思维了。如果唯我论者把自己的观点贯彻到底，那么，任何证明、任何三段论法和任何定义都驳不倒他。
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哲学信徒的基本区别在于：唯物主义者把感觉、知觉、表象，总之，把人的意识看作是客观实在的映象。世界是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这个客观实在的运动。和表象、知觉等等的运动相符合的是在我之外的物质的运动。物质概念，除了表示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之外，不表示任何其他东西。因此，使运动和物质分离，就等于使思维和客观实在分离，使我的感觉和外部世界分离，也就是转到唯心主义方面去。通常使用的否定物质和承认没有物质的运动的手法是：不提物质对思想的关系。事情被说成仿佛这种关系并不存在，而实际上这种关系正被偷运进◎第198页◎来；议论开始时，这种关系是不说出来的，以后却以比较不易觉察的方式突然出现。
有人向我们说物质消失了，想由此作出认识论上的结论。我们要问，那么，思想还存在吗？如果它不存在，如果它随着物质的消失而消失了，如果表象和感觉随着脑髓和神经系统的消失而消失了，那就是说，一切都消失了，连作为某种“思想”（或者还说不上是一种思想）标本的你们的议论也消失了！如果它存在，如果设想思想（表象、感觉等等）并没有随着物质的消失而消失，那就是说，你们悄悄地转到哲学唯心主义观点上去了。那些为了“经济”而要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人们向来就是这样，因为只要他们议论下去，他们就默默地承认了在物质消失之后思想还存在。而这就是说，一种非常简单的，或者说非常复杂的哲学唯心主义被当成基础了。如果公开地把问题归结为唯我论（我存在着，整个世界只是我的感觉），那就是非常简单的哲学唯心主义；如果用僵死的抽象概念，即用不属于任何人的思想、不属于任何人的表象、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一般的思想（绝对观念、普遍意志等等）、作为不确定的“要素”的感觉、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的“心理的东西”等等，来代替活人的思想、表象、感觉，那就是非常复杂的哲学唯心主义。哲学唯心主义的变种可能有1000种色调，并且随时可以创造出第1001种色调来。而这个第1001种的小体系（例如，经验一元论）和其余体系的差别，对于它的创造者说来，也许是重要的。在唯物主义看来，这些差别完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出发点。重要的是：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这种意图偷运着和物质分离的思想，而这就是哲学唯心主义。
因此，例如英国马赫主义者卡尔·毕尔生，一个最明显、最彻底、最厌恶支吾其词的马赫主义者，在他的著作专论“物质”的第7◎第199页◎章开头一节就直截了当地用了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标题：《万物都在运动--但只在概念中运动》(《Allthingsmove-butonlyinconception》)。他说：“对于知觉的领域说来，什么在运动以及它为什么运动，这是一个无聊的问题(”itisidletoask“)。”（《科学入门》第243页）
因此，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厄运其实在他认识马赫以前就开始了，就是说从他相信伟大的化学家和渺小的哲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的话，以为可以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时候就开始了。谈一谈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个早已是陈迹的插曲是很适当的，尤其是因为在讲到哲学唯心主义和新物理学的某些派别的联系时，不能避而不谈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
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写道：“我们已经说过，19世纪没有完全解决关于’物的不变的实质’这一问题。这种实质以’物质’为名，甚至在本世纪最先进的思想家的世界观中，还起着显著的作用……”（《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第38页）
我们说过，这是糊涂思想。这里是把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承认在我们意识之外存在着永恒运动着和永恒变化着的物质，同承认物的不变的实质混淆起来了。不能认为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入“先进的思想家”。但是，他显然不懂辩证唯物主义。
“……人们通常还是把自然过程区分为两个方面：物质和它的运动。不能说物质概念已经非常清楚了。对于什么是物质的问题，不容易提出令人满意的答复。有人给物质下定义，说是’感觉的原因’，或’感觉的恒久可能性’；但是，这里显然把物质和运动混淆起来了……”
很明显，波格丹诺夫的议论是不正确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把唯◎第200页◎物主义对感觉的客观泉源的承认（用感觉的原因这几个字含糊地表述的）同穆勒所谓物质是感觉的恒久可能性这个不可知论的定义混淆起来了。这里的根本错误是：作者刚要接触到感觉的客观泉源是否存在的问题时，却中途抛开这个问题，而跳到关于没有运动的物质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去了。唯心主义者可以认为世界是我们感觉（即使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高度“协调起来的”感觉）的运动；唯物主义者则认为世界是我们感觉的客观泉源的运动，即我们感觉的客观模型的运动。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者可以承认没有运动的物质的存在（即使是暂时的、在“第一次推动”之前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者则不仅认为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离的特性，而且还批驳对运动的简单化的看法等等。
“……’物质是运动着的东西’，这样的定义也许是最精确的了；但是这正如我们说物质是句子的主语，’运动着’是句子的谓语一样，是毫无内容的。可是问题也许在于：在静力学时代，人们惯于一定把某个坚实的东西、某种’对象’看成是主语，而像’运动’这种不适合静力学思维的东西，他们只同意当作谓语，当作’物质’的一种属性看待。”
这倒有点像阿基莫夫对火星派（注：火星派即《火星报》的拥护者。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前的《火星报》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201、543。）的责难：在火星派的纲领中无产阶级一词没有用主格出现过！（注：指经济派分子弗·彼·阿基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1903年7月22日（8月4日））上的发言。阿基莫夫在发言中批评《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党纲草案说：在讲党的任务的段落里“党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是完全分离和对立的，前者是积极活动的主体，后者则是党施加影响的消极人群。因此在草案的句子中党一词总是以主语出现，而无产阶级一词则以补语出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27页）阿基莫夫认为，这就表现出了一种使党脱离无产阶级利益的倾向。--201。）说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或者说世界是物质的运动，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相信物质的人说：’……要知道，能量应该有承担者呀！’奥斯特瓦尔德问得有道理：’为什么呢？难道自然界一定要由主语和谓语构成吗？’”（第39页）
这个在1899年深得波格丹诺夫欢心的奥斯特瓦尔德的回答，不过是诡辩而已。我们可以反问奥斯特瓦尔德：难道我们的判断一定要由电子和以太构成吗？事实上，在思想上把作为“主语”的物质◎第201页◎从“自然界”中排除掉，这就是默认思想是哲学上的“主语”（即某种第一性的、原初的、不依赖于物质的东西）。被排除掉的不是主语，而是感觉的客观泉源，因此感觉变成了“主语”，就是说，不管以后怎样改扮感觉这个词，哲学变成了贝克莱主义哲学。奥斯特瓦尔德含糊地使用“能量”一词，企图以此躲避不可避免的哲学上的抉择（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然而正是他的这种企图再一次证明了诸如此类的诡计都是枉费心机的。如果能量是运动，那你们只是把困难从主语移到了谓语，只是把是不是物质在运动的问题改变为能量是不是物质的问题。能量的转化是在我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和人类而发生的呢，或者这只是观念、符号、约定的记号等等？“唯能论”哲学，这种用“新”术语来掩饰认识论上的旧错误的企图，在这个问题上彻底破产了。
请看几个说明唯能论者奥斯特瓦尔德如何混乱的例子。他在《自然哲学讲演录》一书的序言中说：“如何把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的旧困难，如果通过把这两个概念归入能量概念而被简单地自然而然地排除掉，那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注：威廉·奥斯特瓦尔德《自然哲学讲演录》1902年莱比锡第2版第Ⅷ页。）这不是收获，而是损失，因为按照唯物主义的方向还是按照唯心主义的方向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奥斯特瓦尔德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所提出的正是认识论的问题，而不是化学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会由于滥用“能量”一词而得到解决，反而会混乱起来。当然，如果把物质和精神“归入”能量这个概念，对立无疑会从字面上消除，但是鬼神学说的荒谬却不会由于我们称它为“唯能论的”学说而消失。在奥斯特瓦尔德的《讲演录》第394页上有这样的话：“一切外界现象都可以描述为能量之间的过程，其原因非常简单：我们意识的过程本身就◎第202页◎是能量的过程本身就是能量的过程，并把自己的这种特性传给(aufpragen)一切外部经验。”这是纯粹的唯心主义：不是我们的思想反映外部世界中的能量的转化，而是外部世界反映我们的意识的“特性”！美国哲学家希本针对奥斯特瓦尔德讲演录中的这一段话和其他类似的话，非常恰当地说，奥斯特瓦尔德“在这里穿着康德主义的服装出现”：一切外界现象的可解释性竟会从我们智慧的特性中得出来！（注：约·格·希本《唯能论及其哲学意义》，载于1903年4月《一元论者》杂志[《一元论者》杂志(《TheMonist》)是美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哲学刊物，1890-1936年由保·卡鲁斯在芝加哥出版。--203。]第13卷第3期第329-330页。）希本说道：“很明显，如果我们给能量这个最基本的概念这样下定义，使它还包含心理现象，那么这就已经不是科学界所承认的，甚至也不是唯能论者本人所承认的单纯的能量概念了。”自然科学把能量的转化看作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人类经验的客观过程，即唯物地看能量的转化。就是在奥斯特瓦尔德本人的著作中，在许多场合下，甚至可能在绝大多数场合下，能量也是指物质的运动。
因此也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奥斯特瓦尔德的学生波格丹诺夫成了马赫的学生以后，就开始责备奥斯特瓦尔德，这并不是因为奥斯特瓦尔德没有彻底地坚持唯物主义的能量观点，而是因为他承认唯物主义的能量观点（有时候甚至把它作为基础）。唯物主义者批判奥斯特瓦尔德，是因为他陷入唯心主义，是因为他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波格丹诺夫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奥斯特瓦尔德，他在1906年写道：“……奥斯特瓦尔德的敌视原子论而在其他方面却和旧唯物主义非常接近的唯能论，曾引起我最热烈的同情。可是不久我就看出了他的自然哲学的重大矛盾：他多次强调能量概念的纯方法论的意义，但自己在许多场合下却不坚持这一点。在他那里，能量常常从经验事实间的相互关系的纯粹符号变◎第203页◎为经验的实体，即变为世界的物质……”（《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ⅩⅥ-ⅩⅦ页）
能量是纯粹的符号！波格丹诺夫此后便可以随意和“经验符号论者”尤什凯维奇，和“纯粹马赫主义者”、经验批判主义者等去争论了。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将是信黄鬼的人和信绿鬼的人之间的争论。因为，重要的不是波格丹诺夫和其他马赫主义者的差别，而是他们的共同点：唯心地解释“经验”和“能量”，否认客观实在。可是人的经验就是对客观实在的适应，唯一科学的“方法论”和科学的“唯能论”就是客观实在的模写。
“世界的材料对于它〈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是无足轻重的；旧唯物主义也好，泛心论〈即哲学唯心主义？〉也好，都是和它完全相容的……”（第ⅩⅦ页）波格丹诺夫离开混乱的唯能论，不是沿着唯物主义的道路，而是沿着唯心主义的道路走的……　“如果能量被认为是实体，那么这就是减去了绝对原子的旧唯物主义，即在存在物的连续性方面作过修正的唯物主义。”（同上）是的，波格丹诺夫离开“旧”唯物主义即自然科学家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是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他在1906年仍像在1899年一样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而是走向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因为没有一个现代信仰主义的有教养的代表、没有一个内在论者、没有一个“新批判主义者”等等会反对能量的“方法论的”概念，会反对把能量解释为“经验事实间的相互关系的纯粹符号”。就拿保·卡鲁斯（这个人的面貌，我们在上面已经十分熟悉）来说吧。你们会看到，这个马赫主义者完全是波格丹诺夫式地批判奥斯特瓦尔德的，他写道：“唯物主义和唯能论无疑都属于同一范畴。”（1907年《一元论者》杂志第17卷第4期第536页）“唯物主义对我们的启发是很少的，因为它只告诉我们，一切是物质，物体是物质，思想不过是物质的机能。而◎第204页◎奥斯特瓦尔德教授的唯能论一点也不高明，因为它对我们说，物质是能量，心灵不过是能量的因素。”（第533页）
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新”术语怎样很快地时髦起来，以及怎样很快地被发现：表达方式的稍微改变，丝毫也没有取消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哲学的基本派别。如同“经验”等术语一样，“唯能论”的术语也可以用来表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当然，彻底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唯能论物理学是那些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新唯心主义尝试的泉源，这种尝试是由于以前认为不可分解的物质粒子的分解和以前没见过的物质运动形式的发现而产生的。
8.“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和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在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著作中都提出了关于从最新物理学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的问题，并且从各种不同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丝毫用不着怀疑，我们面前有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它不以某一哲学体系为转移，而是由哲学之外的某些一般原因所产生的。上面对各种材料的概述，无疑地表明了马赫主义是和新物理学“有联系”的，同时也表明了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所散播的关于这一联系的看法是根本不正确的。不论在哲学上或在物理学上，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都是盲目地赶时髦，不能够根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某些思潮作一个总的概述，并对它们的地位作出评价。
关于马赫哲学是“20世纪自然科学的哲学”、“自然科学的最新哲学”、“最新的自然科学的实证论”等等（波格丹诺夫在《感觉的分析》序言第Ⅳ、Ⅻ页里这样讲过；参看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一伙人的同一说法）的一切空泛议论充满了双重的虚伪。因为◎第205页◎第一，马赫主义在思想上只和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门类中的一个学派有联系。第二，这也是主要的一点，在马赫主义中，和这个学派有联系的，不是使马赫主义同其他一切唯心主义哲学的流派和体系相区别的东西，而是马赫主义和整个哲学唯心主义共有的东西。只要看一看我们所考察的整个思潮，就会毫不怀疑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就拿这个学派的物理学家德国人马赫、法国人昂利·彭加勒、比利时人皮·杜恒、英国人卡·毕尔生来说吧。正如他们每一个人都十分正确地承认的，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他们有同一基础和同一倾向，但是他们的共同点不包括整个经验批判主义学说，特别是不包括马赫关于“世界要素”的学说。后三个物理学家甚至都不知道这两种学说。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哲学唯心主义。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比较自觉地、比较坚决地倾向于它。拿那些以新物理学的这个学派为依据的、极力在认识论上加以论证和发展的哲学家来说吧。你们在这里又会看见德国的内在论者，马赫的门徒，法国的新批判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英国的唯灵论者，俄国的洛帕廷，还有唯一的经验一元论者亚·波格丹诺夫。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就是：他们都比较自觉地、比较坚决地贯彻哲学唯心主义，不过在贯彻过程中，有的是急急忙忙地倾向信仰主义，有的则对信仰主义怀着个人的厌恶（亚·波格丹诺夫）。
我们所考察的新物理学的这个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否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并为我们的理论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或者是怀疑这种实在的存在。在这里，这个学派离开了被公认为在物理学家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唯物主义（它被不确切地称为实在论、新机械论、物质运动论；物理学家本人一点没有自觉地去发展它），是作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学派而离开唯物主义的。
要说明“物理学”唯心主义这个听起来很古怪的术语，必须提◎第206页◎一提最新哲学和最新自然科学的历史上的一段插曲。1866年，路·费尔巴哈攻击著名的最新生理学的创始者约翰奈斯·弥勒，并把他列入“生理学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全集》第10卷第197页）。这个生理学家的唯心主义在于：他从我们感官同感觉的关系上研究感官机制的功用，例如，他指出光的感觉是由对眼睛的各种不同的刺激引起的，他想由此否定我们的感觉是客观实在的映象。路·费尔巴哈非常准确地抓住了自然科学家的一个学派的这种“生理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即用唯心主义观点解释某些生理学成果的倾向。生理学和哲学唯心主义，主要是和康德派哲学唯心主义的“联系”，后来很长时间被反动哲学利用了。弗·阿·朗格曾以生理学为王牌来维护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驳斥唯物主义；而内在论者（亚·波格丹诺夫竟错误地把他们归入介于马赫和康德之间的路线）中的约·雷姆克却在1882年特别起来反对用生理学虚伪地证实康德主义（注：约翰奈斯·雷姆克《哲学和康德主义》1882年爱森纳赫版第15页及以下各页。）。那个时期许多大生理学家追求唯心主义和康德主义，正如现在许多大物理学家追求哲学唯心主义一样，这是不容争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物理学家的一个学派的唯心主义，既没有“驳倒”唯物主义，也没有证实唯心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联系，这正如弗·阿·朗格和“生理学”唯心主义者曾经枉费心机一样。在这两种场合下，自然科学一个门类中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所显露的转向反动哲学的倾向，是暂时的曲折，是科学史上暂时的疾病期，是多半由于已经确定的旧概念骤然崩溃而引起的发育上的疾病。
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现代“物理学”唯心主义和现代◎第207页◎物理学危机的联系是公认的。阿·莱伊写道：“怀疑论批判用来反对现代物理学的论据，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一切怀疑论者的一个著名论据：意见分歧〈物理学家中间的〉。”他与其说是指怀疑论者，毋宁说是指像布吕纳蒂埃尔那样的信仰主义的公开信奉者。但是这些分歧“没有对物理学的客观性提出任何反证”。“物理学的历史同任何历史一样，可以划分为几个大的时期，各个时期都以理论的不同形式、不同概貌为特征……　只要有一个由于确证了当时还不知道或者估计不足的某一重要事实而影响到物理学各个部分的发现一出现，物理学的整个面貌就改变了，新的时期就开始了。在牛顿的发现以后，在焦耳-迈尔和卡诺-克劳胥斯的发现以后，都有过这种情形。看来，在发现放射性以后，也在发生同样的情形……经过一段必要的时间后，观察事件的历史学家，会很容易地在当代人只看到冲突、矛盾、分裂成各种学派的地方，看到一种不断的进化。看来，物理学近年来所经历的危机，也是属于这类情况的（不管哲学的批判根据这个危机作出什么结论）。这是伟大的新发现所引起的典型的发育上的危机(crisedecroissance)。不容争辩，危机会引起物理学的改革（没有这点就不会有进化和进步），可是这种改革不会改变科学精神。”（上引书第370-372页）
调和者莱伊极力要把现代物理学的一切学派联合起来反对信仰主义！这是好心肠的虚伪，然而终究是虚伪，因为马赫-彭加勒-毕尔生学派倾向于唯心主义（即精致的信仰主义），是不容争辩的。与不同于信仰主义精神的“科学精神”的基础相联系的、并为莱伊所热烈拥护的那个物理学的客观性，无非是唯物主义的“羞羞答答的”表述方式。物理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正如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一样，将克服所有一切危机，但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去代替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第208页◎
现代物理学的危机就在于它不再公开地、断然地、坚定不移地承认它的理论的客观价值，--调和者莱伊常常力图掩盖这一点，但是事实胜于一切调和的企图。莱伊写道：“数学家习惯于研究这样一种科学，它的对象至少从表面看来是学者的智慧所创造的，或者说，它的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不涉及具体现象，因此他们对物理学就形成了一种过于抽象的看法。他们力图使物理学接近数学，把数学的一般理论搬用于物理学……　一切实验家都指出，数学精神侵入(invasion)物理学的判断方法和对物理学的理解中去了。对物理学的客观性的怀疑和思想动摇，达到客观性所走的弯路以及那些必须克服的障碍，往往不就是由于这种影响（并不因为它有时隐蔽而就失去效力）而产生的吗？……”（第227页）
这说得好极了！在物理学的客观性问题上的“思想动摇”，就是时髦的“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
“……数学的抽象虚构，似乎在物理的实在和数学家们为理解关于这个实在的科学而使用的方法之间设置了一重屏障。数学家们模糊地感觉到物理学的客观性……　当他们着手研究物理学的时候首先希望自己是客观的，他们力求依靠实在并固守这个据点，可是旧日的习惯在起作用。所以，一直到唯能论这种想比旧的机械论物理学更扎实地和更少用假说来构想世界，力图模写(décalquer)感性世界而不是重建感性世界的理论，我们总是在同数学家们的理论打交道……　数学家们曾经用一切办法拯救物理学的客观性，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没有客观性就谈不上物理学……　但是他们的理论的复杂性，他们所走的弯路，给人留下了一种笨拙的感觉。这未免过于做作，太牵强附会，矫揉造作(édifié)；实验家在这里感觉不到那种不断和物理的实在接触时所产生的自发的信赖……　实质上，这就是一切物理学家--这些◎第209页◎人首先是物理学家（他们是不可胜数的），或者仅仅是物理学家--所说的话，这就是整个新机械论学派所说的话……　物理学的危机在于数学精神征服了物理学。在19世纪，物理学的进步和数学的进步使这两门科学密切地接近了……　理论物理学变成了数学物理学……　于是形式物理学即数学物理学的时期开始了；这种物理学成为纯粹数学的物理学了，它已不是物理学的一个门类，而是数学的一个门类。数学家过去已习惯于使用那种成为自己工作的唯一材料的概念（纯逻辑）要素，觉得自己受到那些他认为不大顺从的粗糙的物质要素的约束，在这个新阶段上，他们不能不尽量地把这些物质要素抽象掉，把它们想象为完全非物质的、纯逻辑的，或者甚至根本无视它们。作为实在的、客观的材料的要素，即作为物理要素的要素，完全消失了。剩下的仅仅是微分方程式所表示的形式关系……　只要数学家不为自己头脑的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所愚弄……就会看到理论物理学和经验的联系；但是初看起来，以及对于没有基本知识的人说来，大概会觉得这是随意构造理论……　概念、纯概念代替实在的要素……　这样，由于理论物理学采用了数学形式，便历史地说明了……物理学的微恙(lemalaise)、危机及其表面上同客观事实的脱离。”（第228-232页）
这就是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第一个原因。反动的意向是科学的进步本身所产生的。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它向那些运动规律可以用数学来处理的同类的单纯的物质要素的接近，使数学家忘记了物质。“物质在消失”，只剩下一些方程式。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仿佛是通过新的方式得到了旧的康德主义的观念：理性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非常欣赏新物理学的唯心主义精神的赫尔曼·柯亨，竟鼓吹在中学教授高等数学，以便把我们的唯物主义时代正在排除的唯心主义精神灌输给中学生（阿·朗格◎第210页◎《唯物主义史》1896年第5版第2卷第XLIX页）。当然，这是反动分子的痴心妄想；事实上，除了少数专家对唯心主义的极短暂的迷恋以外，这里什么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像快淹死的人想抓住一根稻草来救命一样，企图用多么巧妙的手段来人为地为那种由于无知、闭塞和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荒诞不经现象而在下层人民群众中产生的信仰主义保持或寻找地盘。
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这个原理在旧理论急剧崩溃的时期以特殊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在不懂得辩证法的情况下，这个原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
关于相对主义和辩证法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对于说明马赫主义的理论厄运，几乎是最重要的问题。例如，莱伊像一切欧洲实证论者一样，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仅仅在唯心主义哲学思辨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这个词。因此，虽然他感觉到新物理学在相对主义上失足，可是他仍然绝望地挣扎着，企图把相对主义区分为适度的和过分的。当然，“过分的相对主义纵然不是在实践上，也是在逻辑上近似真正的怀疑论”（第215页），但是，要知道，在彭加勒那里，没有这种“过分的”相对主义。真了不起，像秤药那样多秤一些或少秤一些相对主义，就可以改善马赫主义的境况！
实际上，关于相对主义问题在理论上唯一正确的提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出来的，所以不懂得唯物主义辩证法，就必然会从相对主义走到哲学唯心主义。单是不了解这一点，就足以使别尔曼先生的《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这本荒谬的小册子失去任何意义，因为别尔曼先生关于他所完全不懂得的辩证法只是重复了陈词滥调。我们已经看到，一切马赫主义者在认◎第211页◎识论上的每一步都暴露出同样的无知。
物理学的一切旧真理，包括那些被认为是不容争辩和不可动摇的旧真理在内，都是相对真理，--这就是说，任何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真理是不会有的。不仅整个马赫主义，而且整个“物理学”唯心主义都是这样断定的。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愈来愈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这一切论点，对于所有钻研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现代”认识论来说却是无法理解的。
像马赫特别推荐的皮·杜恒的《物理学理论》（注：皮·杜恒《物理学理论及其对象和构造》，1906年巴黎版。）或斯塔洛的《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和理论》（注：约·伯·斯塔洛《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和理论》，1882年伦敦版。有法译本和德译本。）这一类著作，非常明显地表明：这些“物理学”唯心主义者最重视的是证明我们知识的相对性，而实质上他们动摇于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这两个处于不同的时代并且从不同的观点研究问题的作者（杜恒是专业的物理学家，他在物理学方面工作了20年；斯塔洛以前是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后来却又因他在1848年出版了一本按照老年黑格尔派（注：老年黑格尔派又称黑格尔右派，是19世纪30-40年代黑格尔学派解体后形成的派别之一，代表人物是安·加布勒、赫·欣里希斯、卡·罗森克兰茨等。老年黑格尔派在哲学上承袭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抛弃了他的辩证法，利用他关于宗教和哲学同一的论点，把黑格尔哲学解释为神学的唯理论形式；在政治上拥护封建等级制度，把普鲁士王国看作是“世界理性”的体现，反对资产阶级提出的关于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立的民主要求。--212。）的精神写出的有关自然哲学的著作而感到羞惭），都极力攻击原子论-机械论的自然观。他们证明这种自然观是有局限性的，证明不能认为这种自然观是我们知识的界限，证明那些持这种自然观的著作家们的许多概念是僵化的。旧唯物主义的这种缺点是不容怀疑的；不了解一切科学理论的相对性，不懂得辩证法，夸大机械论的观◎第212页◎点，这都是恩格斯责备旧唯物主义者的地方。但是恩格斯能够（与斯塔洛不同）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且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天才的真理的内核。恩格斯是为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为了那陷入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而屏弃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例如，斯塔洛说：“机械论的理论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理论，把局部的、观念的、也许是纯粹假设的属性群或个别属性实体化，把它们说成是各种各样的客观实在。”（第150页）如果你们不拒绝承认客观实在，并且攻击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那么这是对的。斯塔洛并没有认识清楚这一点。他不了解唯物主义辩证法，因而常常经过相对主义滚入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
杜恒也是一样。他费了莫大的力气，从物理学史上引用了许多在马赫的书中也常常可以看到的那种有趣的、有价值的例子来证明“物理学的任何一个规律都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因为它们是近似的”（第280页）。马克思主义者在读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冗长议论时会这样想：这个人在敲着敞开的大门！但是杜恒、斯塔洛、马赫和彭加勒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见大门已经被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他们由于不能对相对主义提出正确的表述，便从相对主义滚向唯心主义。杜恒写道：“其实，物理学的规律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近似的。”（第274页）这个“而是”，就已经开始虚伪，开始抹杀近似地反映客体的（即接近于客观真理的）科学理论和任意的、幻想的、纯粹假设的理论（例如，宗教理论或象棋理论）之间的界限。
这种虚伪竟使杜恒宣称：“物质的实在”是否和感性现象相符合这一问题是形而上学（第10页），因此取消关于实在的问题吧，我们的概念和假说不过是符号（signes，第26页）、“任意的”（第27页）构造等等。从这里只走一步就达到唯心主义，就达到皮埃尔◎第213页◎·杜恒先生按照康德主义的精神所宣扬的“信仰者的物理学”（莱伊的书第162页；参看第160页）。而好心肠的阿德勒（弗里茨）--也是一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所想出的最聪明的办法是这样地“改正”杜恒的理论：杜恒所排除的“隐藏在现象后面的实在，只是作为理论对象的实在，而不是作为现实对象的实在”（注：杜恒著作的德译本的《译者前言》，1908年莱比锡J.巴特出版社版。）。这是我们早就熟悉的根据休谟和贝克莱的观点对康德主义的批判。
但是皮·杜恒说不上有什么自觉的康德主义。他不过是也像马赫那样摇摆不定，不知道使自己的相对主义依据什么。在好多地方，他非常接近辩证唯物主义。他说，我们知道的声音“是在同我们发生关系时的那种声音，而不是在发声物体中本来那样的声音。声学理论使我们可以认识这种实在，而我们的感觉从这种实在中发现的只是外在的和表面的东西。声学理论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知觉只是把握着我们称之为声音的那种表面现象的地方，确实有一种很小的、很迅速的周期运动”等等（第7页）。物体不是感觉的符号，而感觉却是物体的符号（更确切些说是映象）。“物理学的发展引起了不停地提供材料的自然界和不停地进行认识的理性之间的不间断的斗争”（第32页）--自然界正如它的极微小的粒子（包括电子在内）一样是无限的，可是理性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也同样是无限的。“实在和物理学规律之间的斗争将无限地延续下去；实在迟早会对物理学表述的每个规律予以无情的驳斥--用事实加以驳斥；可是物理学将不断地修正、改变、丰富被驳斥的规律。”（第290页）只要作者坚持这个客观实在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那么这就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十分正确的阐述。“……物理学◎第214页◎的理论不是今天方便明天就不适用的纯粹人造的体系；它是实验方法所不能直接〈直译是：面对面地--faceàface〉观察的那些实在的愈来愈合乎自然的分类，愈来愈清楚的反映。”（第445页）
马赫主义者杜恒在最后一句话里向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递送秋波：似乎给“实验方法”以外的方法开辟了一条小路，似乎我们不能径直地、直接地、面对面地认识“自在之物”。但是，如果说物理学的理论愈来愈合乎自然，那就是说，这个理论所“反映”的“自然”、实在，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的，--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七）
总之，今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正如昨天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不过是意味着自然科学一个门类里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由于没有能够直接地和立即地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而滚入了反动的哲学（注：著名的化学家威廉·拉姆赛说道：“常常有人问我：难道电不是一种振动吗？怎样才能用微小的粒子或微粒的移动来说明无线电报呢？对此回答如下：电是物；它就是〈黑体是拉姆赛用的〉这些极小的微粒，但是当这些微粒离开某一物体时，一种像光波一样的波就通过以太散播开来，而无线电报使用的就是这种波。”（威廉·拉姆赛《传记性的和化学的论文集》1908年伦敦版第126页）拉姆赛叙述了镭转化为氦之后指出：“至少有一种所谓的元素现在不能再看作是最终物质了；它本身正转化为更简单的物质形式。”（第160页）“负电是物质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而正电是一种失去负电的物质，也就是说，是减去这种带电物质的物质。”（第176页）“什么是电？从前人们以为有两种电：正电和负电。当时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最近的研究证明，过去一向叫作负电的东西，确实(really)是一种实体。事实上负电的粒子的相对重量已经测定；这种粒子约等于氢原子质量的七百分之一……　电的原子叫作电子。”（第196页）如果我们的那些以哲学题目著书立说的马赫主义者们会动脑筋，那么他们就会了解，“物质在消失”、“物质归结为电”等等说法，不过是下述真理在认识论上的一种无力的表现：能够发现物质的新形式、物质运动的新形式，并把旧形式归结为这些新形式，等等。）。现代物理学正在走这一步，◎第215页◎而且一定会走这一步，但它不是笔直地而是曲折地，不是自觉地而是自发地走向自然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哲学；它不是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终极目的”，而是在摸索中接近这个目的；它动摇着，有时候甚至倒退。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分娩是痛苦的。除了生下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物，它还必然会产出一些死东西，一些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整个物理学唯心主义、整个经验批判主义哲学以及经验符号论、经验一元论等等，都是这一类废物。◎第216页◎
第六章　经验批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分为两个阵营：一个就是维·切尔诺夫先生和《俄国财富》杂志（注：《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后来成为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和历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著名成员的政论家。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1906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217、400。）的撰稿者，他们不论在哲学或历史方面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彻底的始终如一的反对者；另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最感兴趣的那一伙马赫主义者，他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千方百计地向读者保证：马赫主义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相容的。但是，这些保证大部分仅仅是保证而已：没有任何一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曾打算稍微系统地去阐述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在社会科学中的真实倾向。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个问题。先谈载入文献中的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的言论，然后再谈他们的俄国弟子们的言论。
2.波格丹诺夫怎样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
波格丹诺夫在他的《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生命的发展》(1902)这篇论文中（见《社会心理学》第35页及以下各页），引证了“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在《批判》一书的序言（注：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5页）。--编者注）里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那段著名的话。波格丹诺夫在引证马克思的这段话以◎第217页◎后说：“历史一元论的旧公式，虽然在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可是已经不能完全使我们满意了。”（第37页）因此，作者想从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去修正或发展这个理论。下面就是作者的主要的结论：
“我们已经指出：社会形态属于广泛的类即生物学适应的类。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就确定了社会形态的范围；为了确定这个范围，不仅要确定类，而且要确定种……　人们在生存斗争中，只有借助于意识才能结合起来，没有意识就没有交往。因此，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心理的生活……　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来说，是同一的。”（第50、51页，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
这个结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点已由正统派指出了（《哲学论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183页及以前几页）。但是波格丹诺夫仅仅用谩骂来回敬她，挑剔引文中的错误，说原文本来是“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而正统派却引成了“按完全的含义”。错误是有的，作者完全有权利加以纠正，但抓住这点大叫“曲解”、“偷换”等等（《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XLIV页），这不过是用抱怨的话来模糊分歧的实质而已。不管波格丹诺夫替“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两个词想出了怎样“确切的”含义，有一点却是无庸置疑的，这就是：我们所引的他的那个论点是错误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同一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同一的一样。人们进行交往时，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进行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同一的。在一切稍微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在交往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的，等等。例如，一个农民在出售谷物时，他就和◎第218页◎世界市场上的世界谷物生产者发生“交往”，可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从交换中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的，那就荒谬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
波格丹诺夫企图“按照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精神”来悄悄地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这显然是按照唯心主义的精神来歪曲这些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想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让我们回想一下巴扎罗夫对经验批判主义的说明（不是对经验一元论的说明，怎么可能呢！要知道在这些“体系”之间有着很大很大的差别呀！）：“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露骨的意识和存在的同一论。我们再回想一下内在论者威·舒佩（他像巴扎罗夫之流一样拼命地赌咒发誓，说他不是唯心主义者，并且也像波格丹诺夫一样坚决地声明他的用语有特别“确切的”含义）的公式：“存在就是意识。”现在请把这个公式和内在论者舒伯特－索尔登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驳斥对比一下。舒伯特－索尔登是这样说的：“任何物质的生产过程，总是它的观察者的一种意识过程……　在认识论上，外部生产过程不是第一性的(prius)，而主体或诸主体才是第一性的；换句话说，甚至纯粹物质的生产过程也不能引导〈我们〉脱离意识的普遍联系(Bewuβtseinszusammenhangs)。”（见上引书《人类的幸福和社会问题》第293页和第295-296页）
波格丹诺夫可以随心所欲地诅咒唯物主义者，说他们“歪曲了他的思想”，可是任何诅咒都不能改变简单明了的事实。“经验一元◎第219页◎论者”波格丹诺夫所谓的按照马克思的精神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和发展，跟唯心主义者和认识论上的唯我论者舒伯特－索尔登对马克思的驳斥，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波格丹诺夫硬说自己不是唯心主义者；舒伯特－索尔登硬说自己是实在论者（巴扎罗夫甚至相信这一点）。在我们这时代，哲学家不能不宣称自己是“实在论者”、“唯心主义的敌人”。马赫主义者先生们，现在是应该懂得这点的时候了！
内在论者、经验批判主义者和经验一元论者，在枝节问题上、在唯心主义的一些说法上相互争论着，而我们则根本否定他们三者所共有的一切哲学基础。就算波格丹诺夫在接受马克思的一切结论时最好心好意地宣传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但我们还是要说：波格丹诺夫减去“经验一元论”（更确切些说，减去马赫主义），才等于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种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如果有个别的人把这种理论跟马克思主义，跟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调和起来，那么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人比他们的理论要好些，但决不能说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惊人的理论上的歪曲是正当的。
波格丹诺夫把自己的理论跟马克思的结论调和起来，为这些结论牺牲了起码的彻底性。在世界经济中，每一个生产者都意识到自己给生产技术带来了某种变化，每一个货主都意识到他在用一些产品交换另一些产品，但是这些生产者和货主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在改变着社会存在。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第220页◎展（波格丹诺夫在自己的“理论”中所强调的仅仅是这些废话），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你们过日子、经营事业、生儿育女、生产物品、交换产品等等，这些事实形成事件的客观必然的链条、发展的链条，这个链条不依赖于你们的社会意识，永远也不会为社会意识所完全把握。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
波格丹诺夫承认这一切。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论，事实上被他抛弃了，成了空洞的经院哲学的附属品，成了像“普遍代换说”或“要素”说、“嵌入”说以及其他一切马赫主义谬论那样空洞的、僵死的、无用的东西。但是“僵死的东西抓住了活的东西”。僵死的经院哲学的附属品违反波格丹诺夫的意志并且不依赖于他的意识，把他的哲学变成了替舒伯特－索尔登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分子服务的工具，这些反动分子在几百个教授讲坛上用几千种调子把这种僵死的东西当作活的东西来宣传，以便反对活的东西，窒息活的东西。波格丹诺夫本人是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死敌。但波格丹诺夫的“代换”说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论，却为这些反动派服务。这是可悲的事实，然而的确是事实。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第221页◎论的怀抱。
下面还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僵死的哲学唯心主义怎样抓住了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诺夫。
波格丹诺夫在1901年所著的《什么是唯心主义？》（同上，第11页及以下各页）一文中写道：“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人们对进步的见解是一致的地方或是不一致的地方，进步观念的基本含义始终只有一个，即意识生活的不断增长的完满与和谐。进步概念的客观内容就是如此……　如果现在把我们所得出的进步观念在心理学上的表现和以前阐明的生物学上的表现〈”生物学上的所谓进步就是生命总数的增长“，第14页〉对照一下，我们就不难深信：前者是和后者完全一致的，而且可以从后者中引伸出来……由于社会生活归根到底就是社会成员的心理生活，所以进步观念的内容在这里也还是生活的完满与和谐的不断增长，只要加上’人们的社会生活’这几个字就行了。当然，社会进步的观念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内容。”（第16页）
“我们发现……唯心主义表现着人的心灵中社会性较多的情绪对社会性较少的情绪的胜利；进步的理想是社会进步的趋向在唯心主义心理中的反映。”（第32页）
不用说，在这一套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玩意中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在斯宾塞和米海洛夫斯基那里，我们可以随便发现许多毫不逊色的定义，这些定义除了说明作者的“一片好心”以外，什么也没有说明，而且表明作者完全不懂“什么是唯心主义”和什么是唯物主义。
在《经验一元论》第3卷中，在1906年写的《社会选择》（方法的基础）这篇文章中，作者一开始就驳斥“朗格、费里、沃尔特曼及其他许多人的折中主义的社会生物学的企图”（第1页），而在第◎第222页◎15页上提出了下述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把唯能论和社会选择的基本联系表述如下：
社会选择的每一活动，就是与它有关的社会复合的能量的增加或减少。在前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是’肯定的选择’，在后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是’否定的选择’。”（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像这种难以形容的谬论竟然冒充马克思主义！难道还能想象出比罗列这些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毫无意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意义的生物学和唯能论的名词更无益、更死板、更烦琐的事情吗？这里没有一点具体的经济研究的影子，也没有一点马克思的方法、辩证方法以及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迹象，只有定义的编造，以及把这些定义硬套到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去的企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增长，无疑地是社会整体的能量的增长……”--这句话的后半句，无疑地只是用一些毫无内容的术语重复前半句，这些术语看起来好像是使问题“深刻化”了，事实上却跟朗格之流的折中主义的生物社会学的企图没有丝毫区别！--“但是，这个过程的不和谐的性质，导致它以’危机’、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能量的急剧减少而告终：肯定的选择被否定的选择代替了”（第18页）。
你们看，这不是朗格吗？在危机的现成结论上只是贴上生物学的和唯能论的标签，既没有补充一点具体材料，也没有说明危机的性质。这一切都是出于一片好意，因为作者想证实和加深马克思的结论，但实际上他却用枯燥不堪的僵死的经院哲学来冲淡马克思的结论。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不过是众所周知的结论的重复而已，至于对这种结论的全部“新的”论证，全部“社会唯能论”（第34页）和“社会选择”，都不过是名词的堆砌，对马克思主义的十足嘲弄而已。
波格丹诺夫所从事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是给这种◎第223页◎研究早已获得的成果换上一件生物学术语和唯能论术语的新装。这全部企图自始至终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像“选择”、能量的“同化和异化”、能量的平衡等等概念，如果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成为空洞的词句。事实上，依靠这些概念是不能对社会现象作任何研究，不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任何说明的。再没有什么事情比给危机、革命、阶级斗争等等现象贴上“唯能论的”或“生物社会学的”标签更容易了，然而，也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勾当更无益、更烦琐和更死板了。问题不在于波格丹诺夫在这里企图把他的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的成果和结论塞给马克思（我们已经看到他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上所作的“修正”），而是在于他所采用的这种方法，即“社会唯能论”的方法完全是虚伪的，是跟朗格的方法毫无区别的。
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里这样写道：“朗格先生（在《论工人问题……》（注：即《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编者注）第2版中）对我大加赞扬，但目的只是为了抬高他自己。事情是这样的，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for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律，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第224页◎的方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71-672页）。--编者注）
马克思对朗格的批判的基础，不在于朗格特意把马尔萨斯主义（注：马尔萨斯主义是指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托·罗·马尔萨斯创立的反科学的人口理论。这一理论通过臆造的“人口自然规律”，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的贫困归咎于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1798年）中说，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1、2、4、8、16……)，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1、2、3、4、5……)。马克思揭示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动实质，称它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72页）。列宁在批判这种人口理论时指出：“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当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414页）--225。）硬搬进社会学，而在于把生物学的概念笼统地搬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话。不论这样的搬用是出于“善良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巩固错误的社会学结论，空话始终是空话。波格丹诺夫的“社会唯能论”，他加在马克思主义上面的社会选择学说，正是这样的空话。
正如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认识论上并没有发展唯心主义而是在旧的唯心主义的错误上增添一些自命不凡的胡诌瞎说的术语（“要素”、“原则同格”、“嵌入”等等）一样，经验批判主义在社会学上即使最诚挚地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但还是以自命不凡的空洞浮夸的唯能论的和生物学的词句曲解历史唯物主义。
现代俄国的马赫主义（更确切些说，在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的历史特点是由下述情况造成的。费尔巴哈“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和杜林等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不过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所有这些哲学家和费尔巴哈比较起来，都是一些侏儒和可怜的庸才。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第225页◎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是在与此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这时候资产阶级哲学已经专门从事认识论的研究了，并且片面地歪曲地接受了辩证法的若干组成部分（例如，相对主义），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下半截的唯心主义，而不是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上半截的唯心主义。至少，一般实证论特别是马赫主义是在更多地从事对认识论的巧妙的伪造，冒充唯物主义，用似乎是唯物主义的术语来掩盖唯心主义，而对历史哲学却注意得比较少。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方面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接受了--有时候与其说是接受了还不如说是背诵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但并没有弄清楚它们的基础，即哲学唯物主义。因此，应当把波格丹诺夫这一流人叫作颠倒过来的俄国的毕希纳分子和杜林分子。他们想在上半截成为唯物主义者，但他们却不能摆脱下半截的混乱的唯心主义！在波格丹诺夫那里，“上半截”是历史唯物主义，诚然，是庸俗的、被唯心主义严重地糟蹋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下半截”是唯心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打扮起来的唯心主义。“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集体的劳动过程”等等，这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字眼，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些掩饰唯心主义哲学的字眼，这种唯心主义哲学宣称物是“要素”－感觉的复合，外部世界是人类的“经验”或“经验符号”，物理自然界是“心理的东西”的“派生物”，等等。
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第226页◎
4.哲学上的党派和哲学上的无头脑者
我们还须要考察一下马赫主义对宗教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扩大成了哲学上究竟有没有党派以及哲学上的无党性有什么意义的问题。
在以上的整个叙述过程中，在我们所涉及的每个认识论问题上，在新物理学所提出的每个哲学问题上，我们探究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精神、感觉（用现今流行的术语来说，即经验）、心理的东西等等看作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实际上仍然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根本问题。这方面的成千上万的错误和糊涂观念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在各种术语、定义、烦琐辞令、诡辩字眼等等的外表下，忽略了这两个基本倾向（例如，波格丹诺夫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唯心主义，因为他所采用的不是“自然界”和“精神”这类“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是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这类“经验的”概念。字眼改变了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时期内，在差不多半个世纪里，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尝试当作垃圾毫不留情地清除掉。这类尝试的胡诌瞎说的性质，玩弄哲学上新“主◎第227页◎义”的烦琐把戏，用诡辩辞令混淆问题的实质，不能了解和看清认识论上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这一切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毕生活动中所抨击和痛斥的。
我们刚才说，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其实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无比丰富和彻底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卡·格律恩曾引用过马克思在1843年10月20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注：在列宁引用的卡·格律恩的书中，马克思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这封信是1843年10月20日写的。实际上，这封信写于1843年10月3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3-446页）。--228。），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注：《德法年鉴》(《Deutsch-Franz?sischeJahrbücher》)是马克思和阿·卢格合编的德文刊物，1844年在巴黎出版。主要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卢格之间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杂志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第1-2期合刊）就停刊了。这一期《德法年鉴》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228、415。）写一篇反对谢林的文章。马克思写道：这位谢林是个无聊的吹牛大王，他妄想包罗和超越一切已往的哲学派别。“谢林向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说：我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唯物主义者说：我把肉体和观念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怀疑论者说：我把独断主义摧毁了。”（注：卡尔·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的发展的评述》1874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361页。）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出，不管“怀疑论者”叫作休谟主义者或康德主义者（在20世纪，或者叫作马赫主义者），他们都大声叫嚷反对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独断主义”；他没有被千百种不足道的哲学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体系所迷惑，而能够经过费尔巴哈直接走上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道路。过了30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25页。--编者注）中，同样明确地把他的唯物主义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即最彻底最发展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同时轻蔑地抛开孔德的“实证论”，把当时的一些哲学家称为可怜的模仿者，他们自以为消灭了黑格尔，而事实上却是重犯了黑格尔以前的康德◎第228页◎和休谟的错误。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72页。--编者注）中也轻蔑地斥责“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因为他们不能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且还对他采取轻视的态度（注：关于实证论者比斯利(Beesley)，马克思在1870年12月13日的信中写道：“比斯利教授是一个孔德主义者，因此不能不抛出各种各样的怪论(crotchets)。”（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7页。--编者注）请把这一点同1892年恩格斯对赫胥黎之流的实证论者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2-395页。--编者注）比较一下。）。最后，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一些哲学言论考察一下，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始终不变的主旨：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是以说明这二者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但从教授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也就是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的缺点之所在。事实上，鄙弃这些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无聊的伎俩，正是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的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
和马克思完全一致并同马克思密切合作的恩格斯，在自己的一切哲学著作中，在一切问题上都简单明白地把唯物主义路线跟唯心主义路线对立起来。不论在1878年、1888年或1892年（注：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7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351页、第21卷第301-353页和第22卷第334-361页）。--229。），他对于“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而创立新路线（如创立什么“实证论”、“实在论”或其他教授的骗人理论）的无数煞费苦心的企图，一概表示轻视。恩格斯同杜林的全部斗争始终是在彻底贯彻唯物主义这个口号下进行的。恩格斯谴责唯物主义者杜林用空洞的字眼来混淆问题的实质，谴责他夸夸其谈，采用向唯心主义让步和转到唯心主义立场上去的论断方法。在《反杜林论》的每一◎第229页◎节中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谎言和糊涂观点。只有头脑被反动教授哲学腐蚀了的人才会看不见这种提法。直到1894年恩格斯给《反杜林论》的最后增订版写最后一篇序言的时候，他还是继续探究新的哲学和新的自然科学，还是像以前那样坚持自己的明确坚定的立场，把大大小小新体系的垃圾清除掉。
关于恩格斯探究过新哲学这一点可以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看出来。他在1888年写的序言中甚至提到德国古典哲学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复活的现象，而对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他除了表示极端的轻蔑之外什么话也没有说（不论在序言里或该书正文里）。很明显，恩格斯在看到德国和英国的时髦哲学重复黑格尔以前的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的旧错误时，甚至认为转向黑格尔（注：转向黑格尔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资产阶级哲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趋向。在英国，这种趋向是从1865年詹·哈·斯特林的《黑格尔的秘密》一书问世开始的。在垄断前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时期，经验论哲学（耶·边沁、约·斯·穆勒、赫·斯宾塞）及其伦理个人主义的原则已经不符合英国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利益。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具有从理论上论证宗教的广泛可能，因而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注意。于是一个称为“英国黑格尔派”的派别便应运而起，其代表人物是托·格林、爱·凯尔德和约·凯尔德兄弟、弗·布拉德莱等。他们极力反对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特别是反对达尔文主义。“英国黑格尔派”利用黑格尔学说的保守方面，抛弃它的唯理论和发展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被用来为不可知论作辩护。例如布拉德莱从人的思维的矛盾性质得出结论说，思维只在现象领域运动，因为存在的真正本质是不矛盾的、和谐的、绝对的。在社会学领域，“英国黑格尔派”论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必要性，认为公民的利益要完全服从于这一国家。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在19世纪下半叶也增强了。瑞典哲学家约·雅·波列留斯试图复活黑格尔主义，把它同占统治地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克·雅·博斯特隆、西·里宾格等）对立起来。挪威的黑格尔右派马·雅·蒙拉德、格·威·林格等用神秘主义精神解释黑格尔哲学，而背离它的唯理论，并企图使科学服从于宗教。--230。）（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也会是有好处的，他希望这位大唯心主义者和大辩证论者能帮助人们看出浅薄的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谬误。
恩格斯没有详细考察德国新康德主义和英国休谟主义的许许多多小流派，而根本否定它们的背弃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恩格斯宣称这两个学派的整个倾向是“在科学上开倒车”。那么，对于这些新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例如他们之中的赫胥黎，恩格斯是不可能不知道的）的无疑地是“实证论”的倾向，如果用流行的术语来说，无疑地是“实在论的”倾向，恩格斯是怎样评价的呢？恩格斯宣称：曾经迷惑过并且还在迷惑着无数糊涂人的那种“实证论”和“实在论”，至多也不过是暗中偷运唯物主义而当众对它谩骂和拒绝的一种庸俗手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编者注）只要稍微想一想恩格斯对托·赫胥黎这样一位◎第230页◎最大的自然科学家，这样一位比马赫、阿芬那留斯之流更讲实在论的实在论者和更讲实证论的实证论者所作的这种评价，就可以懂得恩格斯会怎样鄙视现在的一小撮沉溺于“最新实证论”或“最新实在论”等等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因此他们对赫胥黎的评价完全是从彻底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因此他们责备费尔巴哈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责备他因个别唯物主义者犯有错误而拒绝唯物主义，责备他同宗教作斗争是为了革新宗教或创立新宗教，责备他在社会学上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的空话而成为唯物主义者。
约·狄慈根不管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时曾犯过一些什么样的局部性的错误，但他充分重视并接受了他的导师的这个最伟大和最宝贵的传统。约·狄慈根由于发表一些欠妥的违背唯物主义的言论而犯了许多错误，可是他从来没有企图在原则上脱离唯物主义而独树“新的”旗帜，在紧要关头他总是毅然决然地声明：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我们的约瑟夫·狄慈根公正地说道：“在一切党派之中，最可鄙的就是中间党派……　正如政治上各党派日益集成两个阵营一样……科学也正在划分为两个基本集团(Generalklassen)：一边是形而上学者（注：这又是一个欠妥的、不确切的说法，不应当用”形而上学者“，而应当用”唯心主义者“。约·狄慈根本人在其他地方是把形而上学者和辩证论者对立起来的。），另一边是物理学家或唯物主义者。名目繁多的中间分子和调和派的骗子，如唯灵论者、感觉论者、实在论者等等，在他们的路途上一会儿卷入这个潮流，一会儿又卷入那个潮流。我们要求坚决性，我们要求明确性。反◎第231页◎动的蒙昧主义者(Retraitebl?ser（注：直译是：吹倒退号的人。--编者注））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注：请注意，约·狄慈根已经改正了错误，并且更确切地说明了谁是唯物主义的敌对派。），而所有那些竭力把人类理智从形而上学的荒诞思想中解放出来的人应当称为唯物主义者……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党派比作固体和液体，那么中间就是一摊糊状的东西。”（注：见他在1876年写的论文《社会民主党的哲学》，载于《短篇哲学著作集》1903年版第135页。）
正是如此！包括“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等在内的“实在论者”等等，就是这样一种讨厌的糊状的东西，就是哲学上的可鄙的中间党派，它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把唯物主义派别和唯心主义派别混淆起来。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
唯心主义哲学的“科学的僧侣主义”，不过是通向公开的僧侣主义的前阶，这一点在约·狄慈根看来是毫无疑义的。他写道：“科学的僧侣主义极力想帮助宗教的僧侣主义。”（上引书第51页）“尤其是认识论的领域，对人类精神的无知”，是这两种僧侣主义在其中“产卵”的“虱巢(Lausgrube)”。约·狄慈根眼里的哲学教授是“高谈’理想财富’、用生造的(geschraubter)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的有学位的奴仆”（第53页）。“正如魔鬼是上帝的死对头一样，唯物主义者是僧侣教授(Kathederpfaffen)的死对头。”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万能武器”（第55页），它不仅反对“僧侣所宣传的那种人所共知的、正式的、普通的宗教，而且反对沉醉的(benebelter)唯心主义者所宣传的清洗过的高尚的教授宗教”（第58页）。◎第232页◎
在狄慈根看来，自由思想的教授们的“不彻底性”还比不上“宗教的诚实”（第60页），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还“有一个体系”，还有不把理论跟实践分开的完整的人。对于教授先生们说来，“哲学不是科学，而是防御社会民主党的手段”（第107页）。“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教授和讲师，尽管主张自由思想，但总是或多或少地沉溺于偏见和神秘主义……他们形成了一个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反动集团。”（第108页）“为了循着正确道路前进而不致被任何宗教的和哲学的谬论(Welsch)所迷惑，必须研究错误道路中的错误道路(derHolzwegderHolzwege)，即研究哲学。”（第103页）
现在我们从哲学的党派观点来看一看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学派。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死对头，那么只有一个，只有……唯物主义者。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像一根红线那样贯穿着一种愚蠢奢望：“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不断的和始终不渝的斗争。像阿芬那留斯这类人精心制造出来的认识论的怪论，不过是教授们的虚构，创立“自己的”哲学小宗派的企图而已。其实，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想和派别互相斗争的总的形势下，这些认识论的诡计所起的客观作用却只有一个，就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替它们忠实服务。因此，华德之流的英国唯灵论者、赞扬马赫攻击唯物主义的法国新批判主义者以及德国的内在论者，都拼命地抓住这个小小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学派，这实在不是偶然的！约·狄慈根所谓的“信仰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这一说法，正是击◎第233页◎中了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整个学派的要害。（注：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马赫主义事实上正在为那些广泛流行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所利用。在最新的美国哲学中，“最时髦的东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主要是美国哲学）的一个主观唯心主义派别，19世纪7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取代了曾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哲学。实用主义的主要论点是查·皮尔斯在1878年提出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通过威·詹姆斯和斐·席勒的著作，实用主义形成了独立的哲学流派；约·杜威的工具主义是实用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实用主义者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获得符合真理的知识，但是他们却完全歪曲了真理的概念。皮尔斯把认识看作是获得信念的纯粹心理过程。詹姆斯则拿“有用”、成功、有利等概念来取代作为现实在意识中的正确反映的真理概念。在他看来，任何概念，包括宗教概念在内，是不是真理，就看它们是否有用。杜威走得更远，他宣布所有科学理论、道德原则、社会设施都只是个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实用主义者认为知识的“真理性”（即有用性）的标准是经验。他们所谓的经验并不是人的社会实践，而是个人体验。他们把这种经验看作是唯一的实在，而宣布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已经“陈旧”。实用主义者象马赫主义者一样，企图创立哲学中的“第三条路线”，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实际上坚持的还是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用“多元论”的观点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认为宇宙中没有任何内部联系和规律性，而是像一种可以由个人按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个人体验来拼装的镶嵌画。根据当前需要，实用主义认为可以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解释；它宣称不需要任何彻底性，只要对一个人有利，他既可以是决定论者，也可以是非决定论者，既可以承认神的存在，也可以否认神的存在。）
（注：实用主义曾经在美国广泛传播，几乎成了美国的官方哲学。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实用主义作为统一的独立的哲学派别在美国的地位开始下降，但它的基本精神仍起作用。实用主义在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也在不同时期有过支持者。--234。]了（“实用主义”来自希腊文pragma--行为、行动，即行动哲学）。在哲学杂志上谈论得最多的恐怕也要算是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依靠一般实证论思潮，特别是依靠奥斯特瓦尔德、马赫、毕尔生、彭加勒、杜恒，依靠科学不是“实在的绝对复写”的说法；并且……极其顺利地从这一切中推演出上帝，这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实践，这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也没有丝毫超越经验界限（参看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1907年纽约和伦敦版，特别是第57和第106页）。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差别，就像经验批判主义和经验一元论之间的差别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和极不重要的。请比较一下波格丹诺夫的真理定义和实用主义者的真理定义：“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就是经验中的各种特定作业价值(working-values)的类概念。”（同上，第68页））
企图“调和”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相信反动的哲学教授，他们既然相信了，也就沿着斜坡滚下去了。他们企图发展和补充马克思学说的那些手法是很不高明的。他们读了奥斯特瓦尔德的著作，就相信奥斯特瓦尔德，转述奥斯特瓦尔德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了马赫的著作，就相信马赫，转述马赫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了彭加勒的著作，就相信彭加勒，转述彭加勒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的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第234页◎经济学正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的说来，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
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第235页◎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善于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而我们的那些奴颜婢膝地追随反动教授哲学的马赫主义者就是不善于作到这一点。卢那察尔斯基代表《论丛》的作者们写道：“也许我们错了，但我们是在探索。”其实，不是你们在探索，而是别人在探索你们，不幸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是你们根据你们的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为你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去探讨资产阶级时髦哲学的每一转变，而是这种时髦哲学在探寻你们，把它的那些适合唯心主义胃口的新花样塞给你们，今天是奥斯特瓦尔德的花样，明天是马赫的花样，后天又是彭加勒的花样。你们所天真地信仰的那些愚蠢的“理论”把戏（例如“唯能论”、“要素”、“嵌入”等等），始终没有超出狭隘的小学派的圈子，但这些把戏的思想倾向和社会倾向却立刻被华德分子、新批判主义者、内在论者、洛帕廷分子、实用主义者所抓住，并且尽着自己应尽的职责。经验批判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迷恋，正像对新康德主义和“生理学”唯心主义的迷恋一样，很快就会消逝，而信仰主义却从每一次这样的迷恋中得到好处，并千方百计地变换自己的花招，以利于哲学唯心主义。
对宗教的态度和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最好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确实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在利用经验批判主义。
我们来看一看前一个问题吧！卢那察尔斯基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部集体著作中谈到了“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宗教的无神论”（注：《论丛》第157、159页。这位作者在《国外周报》[《国外周报》(《GazetteEtrangère》)是俄国侨民报纸，1908年3月16日-4月13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4号。报纸主要报道侨民的生活，也刊登有关俄国国内和国外事件的材料。该报第2号曾刊登1908年3月18日列宁在日内瓦国际大会上作的报告《公社的教训》。该报也刊登过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宣传“造神说”和马赫主义的文章。
列宁的引语摘自卢那察尔斯基的《简论现代俄国文学》（载于《国外周报》第2、3号。--236。]上曾谈到“宗教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第3号第5页），而在《教育》杂志[《教育》杂志(《Образование》)是俄国一种合法的文学、科普和社会政治性刊物（月刊），1892-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初期由瓦·德·西波夫斯基和瓦·瓦·西波夫斯基主编，从1896年起由亚·雅·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负责编辑。在1902-1908年间，该杂志刊载过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236。]上（1908年第1期第164页）又公然写道：“新的宗教在我心中早已成熟了……”）等等，你们以为这是偶然的吗？如果你们以为这是偶然的，那么只是因为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没有把欧洲的整个马赫主义思潮及其对宗教的态度正确地告诉读者。这个思潮对宗教的态度不仅跟马克思、恩格斯、约·狄慈根，甚至跟费尔巴哈的态度毫不相同，而且根本相反。例如，彼得楚尔特说经验批判主义“无论与有神论或无神论都不矛盾”（《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51页），马赫说“宗教的见解是私人的事情”（法译本第434页），而科内利乌斯（他极力赞扬马赫，马赫也极力赞扬他）、卡鲁斯以及一切内在论者则宣传露骨的信仰主义、鼓吹露骨的黑帮思想。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保守中立，就是向信仰主义卑躬屈膝，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没有超出而且也不能超出中立态度，这是由他们的认识论的出发点所决定的。
只要你们否定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你们就失去了任何反对信仰主义的武器，因为你们已经陷入不可知论或主观主义，而这正是信仰主义所需要的。如果说感性世界就是客观实在，那么其他的任何“实在”或冒牌实在（请回想一下，巴扎罗夫曾相信那些把神说成是“实在概念”的内在论者的“实在论”），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如果说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那么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这个运动、即这个物质的运动的无限错综复杂的表现来对物质进行无止境的研究；在物质之外，在每一个人所熟悉的“物理的”外部世界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存在。对唯物主义的仇视，对唯物主◎第236页◎义者的种种诽谤，所有这一切在文明的民主的欧洲都是司空见惯的，而且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此。而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在大众面前把这一切掩盖起来，他们甚至一次也没有打算把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攻击唯物主义的胡言乱语同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约·狄慈根维护唯物主义的言论简单地对比一下。
但是“掩盖”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同信仰主义的关系，是无济于事的。事实是抹杀不掉的。这些反动教授由于华德、新批判主义者、舒佩、舒伯特－索尔登、勒克列尔、实用主义者等等同他们亲吻而遭到的奇耻大辱，是世界上任何办法都不能洗刷干净的。现在列举的这些身为哲学家和教授的人物的影响之大，他们的思想在“有教养的”即资产阶级的人士中间传播之广，他们写的专门著作之多，都比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那个小小的专门学派要胜过十倍。这个小小的学派该为谁服务，就为谁服务；该被怎样利用，就被怎样利用。
卢那察尔斯基说出的可耻言论，并不是什么例外，而是俄国和德国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产物。我们决不能用作者的“善良意图”、他的话的“特殊含义”来为这些可耻言论辩护。如果他的话里有直接的、普通的、即纯粹信仰主义的含义，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同作者交谈了，因为，大概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这些言论不使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得·司徒卢威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如果不是这样（而且的确还不是这样），那么这完全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特殊”含义，并且在还有可能实行同志式的斗争的时候同他进行斗争。卢那察尔斯基的言论之所以可耻，就是因为他居然把这些言论和他的“善良的”意图联系起来了。他的“理论”之所以有害，就是因为这种理论为了实现善良的意图竟采用这样的手段或作出这样的结论。糟糕的是：所谓“善良的”意图，至多也不过是卡尔普、彼得、西多尔的主观的事情而已，至于这类言论的社会意义却是绝对◎第237页◎肯定的、无可争辩的，并且是任何的声明和解释所不能削弱的。
只有瞎子才看不出，在卢那察尔斯基的“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和波格丹诺夫的心理东西对整个物理自然界的“普遍代换”之间有着思想上的血缘关系。这是同一种思想，不过前者主要是用美学观点来表达的，而后者主要是用认识论观点来表达的。“代换说”默默地从另一个方面来处理问题，它把“心理的东西”跟人分割开来，用无限扩大了的、抽象的、神化了的、僵死的、“一般心理的东西”来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这样就把“人类最高潜在力”神化了。而尤什凯维奇的导入“非理性的知觉流”的“逻各斯”又怎样呢？
一爪落网，全身被缚。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全都落到了唯心主义即冲淡了的精巧的信仰主义的网里去了；从他们认为“感觉”不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而是特殊“要素”的时候起，他们就落网了。如果不承认那种认为人的意识反映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论，就必然会主张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不属于任何人的心理，不属于任何人的精神，不属于任何人的意志。◎第238页◎
结　论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评价经验批判主义。
第一，首先必须把这种哲学的理论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加以比较。本书前三章所作的这种比较，从认识论问题的各方面揭露了用新的怪论、字眼和花招来掩饰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旧错误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十足反动性。只有那些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一般哲学唯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的人，才会侈谈经验批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第二，必须确定经验批判主义这个哲学专家们的小学派在现代其他哲学学派中的地位。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从康德开始，可是他们并没有从他走向唯物主义，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向休谟和贝克莱。阿芬那留斯以为自己全盘地“清洗经验”，其实他只是把康德主义从不可知论中清洗出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整个学派愈来愈明确地走向唯心主义，它和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即所谓内在论派密切结合起来了。
第三，必须注意到，马赫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门类中的一个学派有着无可怀疑的联系。一般自然科学家以及物理学这一特别门类中的自然科学家，极大多数都始终不渝地站在唯物主义方面。但是也有少数新物理学家，在近年来伟大发现所引起的旧理论的崩溃的影响下，在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新物理学危机的影响下，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现今流行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就像不久以前流行过的生◎第239页◎理学唯心主义一样，是一种反动的并且使人一时迷惑的东西。
第四，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像在2000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副武装，它拥有庞大的组织，继续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来为自己服务。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效劳，帮助他们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
1909年5月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5-70、95-104、122-212、235-242、250-255、262-287、316-328、337-346、351-363、374-375页◎第240页◎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1908年9月11日〔24日〕）
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理解、显然避开的革命联系在一起，初看起来，会觉得奇怪和勉强。分明不能正确反映现象的东西，怎么能叫作镜子呢？然而我国的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直接进行革命、参加革命的群众当中，各社会阶层的许多人也显然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避开了事变进程向他们提出的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俄国的合法报刊登满了祝贺托尔斯泰80寿辰的文章、书信和简讯，可是很少注意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这个角度去分析他的作品。所有这些报刊都充满了伪善，简直令人作呕。有官方的和自由派的两种伪善。前一种是卖身投靠的无耻文人露骨的伪善，他们昨天还奉命攻击列·托尔斯泰，今天却奉命在托尔斯泰身上寻找爱国主义，力求在欧洲面前遵守礼节。这班无耻文人写了文章有赏钱，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他们欺骗不了任何人。自由派的伪善则巧妙得多，因而也有害得多、危险得多。请听《言语报》（注：《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241、365、389。）的那些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7、162、241、255、271、389、408、449、529。）的巴拉莱金之流吧。他们对托尔斯泰的同情是最充分和最热烈的了。其实，有关这位“伟大的寻神派”的那种装腔作势的言论和冠冕堂皇的空谈不过是十足的虚伪，因为俄国的自由◎第241页◎派既不相信托尔斯泰的上帝，也不赞成托尔斯泰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他们攀附这个极有声望的名字，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是为了扮演全国反对派领袖的角色。他们极力用吵吵嚷嚷的空谈来淹没人们要求对下列问题作直截了当答复的呼声：“托尔斯泰主义”的显著矛盾是由什么造成的，这些矛盾表现了我国革命中的哪些缺陷和弱点？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信仰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提出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拍着胸脯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身；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饼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疯狂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真可以说：
　　你又贫穷，你又富饶，
　　你又强大，你又衰弱，
　　--俄罗斯母亲！（注：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见《涅克拉索夫作品集》1950年俄文版第241页）。--242。）
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理解◎第242页◎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19世纪最后30多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简直在遭受资本和国库的洗劫。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旧基础，正在异常迅速地遭到破坏。对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议）的角度去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矛盾条件的境子。一方面，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生死搏斗的决心。要求彻底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清扫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这种愿望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历史步骤，而且毫无疑问，托尔斯泰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其说符合于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这有时被人们看作是他的观点“体系”），不如说更符合于农民的这种愿望。
另一方面，追求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农民，是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下列问题的：这种社会生活应当是◎第243页◎什么样子，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才能给自己争得自由，在这个斗争中他们能有什么样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农民革命的利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就必须用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可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我国革命中，有一小部分农民是真正进行过斗争的，并且也为了这个目的多少组织起来了；有极小一部分人曾经拿起武器来打击自己的敌人，消灭沙皇的奴仆和地主的庇护者。大部分农民则是哭泣、祈祷、空谈和梦想，写请愿书和派“请愿代表”。这真是完全符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这种事情的，像托尔斯泰那样不问政治，像托尔斯泰那样逃避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不理解，结果只有少数农民跟着觉悟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走，大多数农民则成了无原则的、卑躬屈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俘虏，而这些被称为立宪民主党人的知识分子，从劳动派（注：劳动派是指劳动团的成员。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244、271、286、291、297、530。）的集会中出来跑到斯托雷平的前厅哀告央求，讨价还价，促使讲和，答应调解，最后还是被士兵的皮靴踢了出来。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
就拿1905-1906年的士兵起义来说吧。我国革命中的这些战士的社会成分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兼而有之。无产阶级占少数；因此军队中的运动，丝毫没有表现出像那些只要一挥手就马上会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全国团结一致的精神和党性觉悟。另一方面，认为士兵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军官的领导，这种见解是再错误没有了。相反，从民意党（注：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13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244、289。）时期以来，革命的巨大进步正好表现在：拿起武器来反对上司的，是那些以自己的独◎第244页◎立精神使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军官丧魂落魄的“灰色畜生”（注：指穿灰色军服的沙俄士兵。--245。）。士兵对农民的事情非常同情；只要一提起土地，他们的眼睛就会发亮。军队中的权力不止一次落到了士兵群众的手里，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坚决地利用这种权力；士兵们动摇不定；过了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在他们杀了某个可恨的军官之后，就把其余拘禁起来的军官释放了，同当局进行谈判，然后站着让人枪毙，躺下让人鞭笞，重新套上枷锁，--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
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耽于幻想、缺乏政治素养、革命意志不坚定这种不成熟性。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斗争的准备，像托尔斯泰那样对邪恶不抵抗；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
常言道：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当然，把革命阶级比作军队，只有在极有限的意义上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和加强那些推动千百万农民进行革命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这些农民由于仇恨地主－农奴主和他们的政府而团结起来了。就是在农民中间，交换的增长、市场统治和货币权力的加强，也正在一步一步排除宗法式的旧东西和宗法式的托尔斯泰思想。但是，最初几年的革命和最初几次群众革命斗争的失败，毫无疑问得到了一种收获，即群众以前那种软弱性和散漫性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分界线更加清楚了。各阶级、各政党彼此划清了界限。在斯托雷平教训的敲打下，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不渝的鼓动下，不仅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中，甚至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也必然会涌现出锻炼得愈来愈好、能够愈来愈少重犯我国托尔斯泰主义历史罪◎第245页◎过的战士！
载于1908年9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35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181-188页◎第246页◎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1909年5月13日〔26日〕）
苏尔科夫代表在国家杜马讨论正教院（注：正教院是俄国管理正教事务的最高国家机关，建立于1721年，当时称圣执政正教院，与参议院的地位相等。正教院管理的事项有：纯粹宗教性质的事务（解释教义、安排宗教仪式和祈祷等），教会行政和经济事项（任免教会负责人员、管理教会财产等），宗教法庭事项（镇压异教徒和分裂派教徒、管理宗教监狱、检查宗教书刊、审理神职人员案件等）。正教院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宗教人士中任命，另外从世俗人士中任命正教院总监对正教院的活动进行监督。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撤销了正教院。正教院后来作为纯教会机构重新建立，是莫斯科和全俄总主教下的咨询机关。--247。）预算案时的发言，以及下面刊登的我们杜马党团讨论这篇发言稿的材料，提出了一个恰巧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和特别迫切的问题（注：指俄国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彼·伊·苏尔科夫在1909年4月14日（27日）的杜马会议上讨论正教院预算案时的发言。1909年5月13日（20日）《无产者报》第42号《党内通讯》栏刊登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就社会民主党对宗教的态度问题的讨论》一文，引用了杜马党团讨论苏尔科夫发言稿的材料。--247。）。凡是同宗教有关的一切，目前无疑已经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使接近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甚至某些工人群众感到兴趣。社会民主党当然应该表明自己对于宗教的态度。
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声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18世纪和德国19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我们要指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通篇都是揭露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杜林没有坚持唯物主义，给宗教和宗教哲学留下了后路。必须指出，恩格斯在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责备费尔巴哈，说他反对宗教不是为了消灭宗教而是为了革新宗教，为了创造出一种新的、“高尚的”宗教等等。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编者注），--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第247页◎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
但是，恩格斯同时也多次谴责那些想比社会民主党人“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谴责他们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即向宗教宣战。1874年，恩格斯谈到当时侨居伦敦的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发表的著名宣言时，认为他们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指出这样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恩格斯斥责布朗基派不了解只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从各方面吸引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自觉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宣布工人政党的政治任务是同宗教作战，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7-595页。--编者注）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无情地斥责哲学家杜林对唯心主义和宗教所作的让步，即使是些微的让步，但也同样严厉地斥责杜林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宗教存在这一似乎是革命的主张。恩格斯说，这样向宗教宣战，就是“比俾斯麦本人还要俾斯麦”，即重蹈俾斯麦反教权派斗争这一蠢举的覆辙（臭名远扬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就是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用警察手段迫害天主教，反对德国天主教的党，即反对“中央”党的斗争）。俾斯麦的这场斗争，只是巩固了天主教徒的好战的教权主义，只是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业，因为他不是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首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首位，使工人阶级和民主派的某些阶层忽视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迫切任务而去重视最表面的、资产阶级虚伪的反教权主义运动。恩格斯痛斥了妄想做超革命家的杜林，说他想用另一种方式来重复俾斯麦的蠢举，同时◎第248页◎恩格斯要求工人政党耐心地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356页。--编者注）这个观点已经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接受，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给耶稣会士以自由，主张允许他们进入德国国境，主张取消对付这种或那种宗教的任何警察手段。“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是爱尔福特纲领（1891年）（注：爱尔福特纲领是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领导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页）。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249、755。）的一个著名论点，它确定了社会民主党的上述政治策略。
这个策略现在竟然成为陈规，竟然产生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歪曲，使它走向反面，成了机会主义。有人把爱尔福特纲领的这一论点说成这样，似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党，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对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对于我们党来说，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在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没有同这种机会主义观点进行直接的论战，但是他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不过不是用论战的方式而是采用正面叙述的方式。就是说，当时恩格斯有意地着重声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1页。--编者注）
从外表上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问题表示意见的经过就是如此。那些轻率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人，那些不善于或不愿意动脑筋的人，觉得这种经过只是表明马克思主义荒谬地自相矛盾和摇摆不定：一方面主张“彻底的”无神论，另一方面又“宽容”宗教，这是多么混乱的思想；一方面主张同上帝进行最最革命的战争，另一方面怯懦地想“迁就”信教的工人，怕把他们吓跑等等，这是多么◎第249页◎“没有原则”的动摇。在无政府主义空谈家的著作中，这种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可以找到不少的。
可是，只要稍微能认真一些看待马克思主义，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就能很容易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虑的；在迂腐或无知的人看来是动摇的表现，其实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论。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宗教采取似乎是“温和”的态度是出于所谓“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不要把人吓跑”等等，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是同它的哲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它同18世纪百科全书派30的唯物主义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也毫不留情地反对宗教。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应当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为什么宗教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中，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阶层中，以及在农民群众中能够保持它的影响呢？资产阶级进步派、激进派或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回答说，这是由于人民的愚昧无知。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传播无神论观点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马克思主义者说：这话不对。这是一种肤浅的、资◎第250页◎产阶级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不够深刻，不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说明宗教的根源。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制，面对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的资本主义（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带来的灾难和折磨多一千倍）捉摸不定的力量，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惧创造神”。（注：这句话出自古罗马诗人普·帕·斯塔齐乌斯的史诗《忒拜战纪》。--251。）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而这种力量确实是捉摸不定的，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的捉摸不定的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么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
由此是否可以说，反宗教的启蒙书籍是有害的或多余的呢？不是的。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应当说，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必须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
一个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原理没有深入思考过的人，也许不能理解（至少是不能一下子理解）这条原则。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进行思想宣传，宣扬某种思想，同维持了数千年之久的这一文化和进步的敌人（即宗教）作斗争，要服从阶级斗争，即服从在经济政治方面实现一定的实际目标的斗◎第251页◎争呢？
这种反对意见也是一种流行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这证明反驳者完全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使这种反驳者感到不安的矛盾，是实际生活中的实际矛盾，即辩证的矛盾，而不是字面上的、臆造出来的矛盾。谁认为在理论上宣传无神论，即破除某些无产阶级群众的宗教信仰，同这些群众阶级斗争的成效、进程和条件之间有一种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他就不是辩证地看问题，就是把可以移动的、相对的界限看作绝对的界限，就是硬把活的现实中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加以分割。举个例子来说吧。假定某个地方和某个工业部门的无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先进的，是相当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当然是无神论者，另一部分则是相当落后的，他们同农村和农民还保持着联系，他们信仰上帝，常到教堂里去，甚至直接受本地某一个建立基督教工会的司祭的影响。再假定这个地方的经济斗争引起了罢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首先考虑使罢工运动得到成功，应当坚决反对在这场斗争中把工人分成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应当坚决反对这样的划分。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无神论就是多余的和有害的，这倒并不是出于不要把落后群众吓跑，不要在选举时落选等庸俗考虑，而是从实际推进阶级斗争这一点出发的，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阶级斗争能把信基督教的工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和无神论这方面来，而且比枯燥地宣传无神论还要有效一百倍。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环境中，宣传无神论，就只能有利于神父，因为他们恰恰最愿意用信不信上帝这一标准来划分工人，以代替是否参加罢工这一标准。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上帝开战，实际上是帮助了神父和资产阶级（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始终在帮助资产阶级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即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第252页◎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对待反宗教斗争问题，他们进行这一斗争不应当立足于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而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善于估计整个具体情况，随时看清无政府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相对的，是可以移动、可以改变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既不陷入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抽象的、口头上的、其实是空洞的“革命主义”，也不陷入小资产者或自由派知识分子那种庸俗观念和机会主义，不要像他们那样害怕同宗教作斗争，忘记自己的这种任务，容忍对上帝的信仰，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而是打小算盘：不得罪人，不排斥人，不吓唬人，遵循聪明绝顶的处世之道：“你活，也让别人活”，如此等等。
凡是同社会民主党对宗教的态度有关的具体问题，都应该根据上述观点来解决。例如，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司祭能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人们通常根据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对这一问题作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但是这种经验并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应用于工人运动的结果，而且也是由西欧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种条件在俄国并不存在（关于这种条件，我们到下面再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在我国是不正确的。不能一成不变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宣布说司祭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也不能一成不变地提出相反的规定。如果有一个司祭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就可以吸收他加入社会民主党，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党纲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同这个司祭的宗教信念的矛盾，也许只是关系到他一个人的矛盾，只是他个人的矛盾，而一个政治组织要用考试的方法来检验自己成员所持的观点是否◎第253页◎同党纲矛盾，那是办不到的。当然，这种情况即使在欧洲也是极其少有的，在俄国则更是难以想象了。如果这位司祭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后，竟在党内积极宣传宗教观点，以此作为他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作，那么党当然应该把他开除出自己的队伍。我们不仅应当容许，而且应当特别注意吸收所有信仰上帝的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我们当然反对任何侮辱他们宗教信念的行为，但是我们吸收他们是要用我们党纲的精神来教育他们，而不是要他们来积极反对党纲。我们容许党内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以自由结合原则所容许的一定范围为限，因为我们没有义务同积极宣传被党内多数人屏弃的观点的人携手并进。
再举一个例子：假定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声明“社会主义是我的宗教”，并且宣传与此相应的观点，对这种党员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概加以申斥呢？不能这样做。这种声明确实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背离了社会主义），但是这种背离的意义和所谓的比重在不同环境下可能是不相同的。如果一个鼓动员或一个在对工人群众讲话的人，为了说得明白一点，为了给自己的解释开一个头，为了用不开展的群众最熟悉的字眼更具体地说明自己的观点，而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回事。如果一个著作家开始宣扬“造神说”（注：这里说的是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造神说。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等人。造神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使科学社会主义带有宗教信仰的性质，鼓吹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即“劳动宗教”。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就是宗教哲学，社会民主运动本身是“新的伟大的宗教力量”，无产者应成为“新宗教的代表”。马·高尔基也曾一度追随造神派。1909年6月召开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谴责了造神说，指出它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潮，声明布尔什维克派同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以及1908年2-4月、1913年11-12月间给高尔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45、46卷）中揭露了造神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13、254、260。）或造神社会主义（就像我们的卢那察尔斯基及其同伙那样），那是另一回事。在前一种情况下，提出申斥就是吹毛求疵，甚至是过分地限制鼓动员的自由，限制他运用“教育手段”来施加影响的自由，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党的申斥却是必须而且应该的。“社会主义是宗教”这一论点，对某些人来说，是从宗教转到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离开社会主义而转到宗教的一种方式。
现在来谈谈哪些条件使“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论点在◎第254页◎西欧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歪曲。当然，这里是有产生机会主义的一般原因的影响，如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工人运动根本的利益。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国家把宗教宣布为私人的事情，但决不认为同人民的鸦片作斗争，同宗教迷信等等作斗争的问题是“私人的事情”。机会主义者把情况歪曲成似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
但是除了常见的机会主义歪曲（对于这种歪曲，我们的杜马党团在讨论有关宗教问题的发言时完全没有加以说明）而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使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对宗教问题采取了目前这种可以说是过分冷漠的态度。这些条件分两种：第一，反宗教的斗争是革命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在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他们自己的革命时代，或者说在他们自己冲击封建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时代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完成了（或着手完成）这个任务。无论在法国或德国都有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这个斗争在社会主义运动以前很久就开始了（百科全书派、费尔巴哈）。在俄国，由于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这个任务几乎完全落到了工人阶级的肩上。同欧洲比较起来，我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的）民主派在这方面做的事情并不是（像《路标》（注：《路标》是俄国立宪民主党政论家的文集，1909年在莫斯科出版，收有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等人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路标派妄图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贬低维·格·别林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德·伊·皮萨列夫等人的观点和活动。他们诬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狂暴中”拯救了出来。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67-176页）。列宁把《路标》文集的纲领在哲学方面和政论方面同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纲领相比拟，称该文集为自由派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泼向民主派的一大股反动污水。--255。）中的那些新出现的黑帮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7、162、241、255、271、389、408、449、529。）或立宪民主党人黑帮所想的那样）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在欧洲已造成了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一斗争所作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歪曲，而无政府主义者，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屡次说明的，虽然非常“猛烈地”攻击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上。罗马语各国（注：指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西南欧国家。--2、255。）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注：布朗基主义者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由杰出的革命家路·奥·布朗基领导的一个派别。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者期待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255。），德国的莫斯特（附带说一句，他曾经是杜林的门生）之流，奥地利8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55页◎在反宗教斗争中使革命的空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难怪现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要矫枉过正，把无政府主义者弄弯了的棍子弄直。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忘记西欧的特殊历史条件，那是不行的。
第二，在西欧，自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以后，自从实现了比较完全的信教自由以后，反宗教的民主斗争问题在历史上已被资产阶级民主派反社会主义的斗争排挤到次要的地位，所以资产阶级政府往往故意对教权主义举行假自由主义的“讨伐”，转移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德国的文化斗争以及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反教权主义斗争，都带有这种性质。资产阶级的反教权主义运动，是转移工人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的手段，--这就是目前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反宗教斗争普遍采取“冷漠”态度的根源。这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应该使反宗教斗争服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以对抗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分子的反教权主义运动。
俄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产阶级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成为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斗争的思想领袖，这一斗争还包括反对陈腐的、官方的宗教，反对任何革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建立宗教的尝试等等。因此，如果说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政党要求国家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的主张偷换成宣布宗教对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本身来说也是私人的事情时，恩格斯纠正这种机会主义的方式还比较温和，那么俄国机会主义者仿效德国人的这种歪曲，就应该受到恩格斯严厉一百倍的斥责。
我们的党团在杜马讲坛上声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这就开创了一个先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次对宗教◎第256页◎问题发表意见时都应当以此为基点。是不是还应该更进一步，把无神论的结论发挥得更详细呢？我们认为不必。这样做会使无产阶级政党有夸大反宗教斗争意义的危险；这样做会抹杀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同社会党人反宗教斗争之间的界限。社会民主党党团在黑帮杜马中应该完成的第一件事情，已经光荣地完成了。
第二件事情，也许是社会民主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明教会和僧侣支持黑帮政府、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阶级作用，这一任务也光荣地完成了。当然，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说得很多，今后社会民主党人谈这个问题还会对苏尔科夫同志的发言作补充，但是这篇发言毕竟是很出色的，我们党的直接任务就是要各级党组织广泛宣传这篇发言。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十分详尽地说明经常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歪曲的“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原理的正确含义。遗憾的是苏尔科夫同志没有这样做。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在党团过去的活动中，别洛乌索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已被《无产者报》（注：《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第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10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190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257、259。）及时指出）（注：指捷·奥·别洛乌索夫1908年3月22日（4月4日）在第三届国家杜马讨论正教院预算案时提出的转入下一议程的动议。他在动议中承认宗教是“每个个人的私事”。1908年4月2日（15日）《无产者报》第28号的社论中曾指出别洛乌索夫的措辞是错误的。--257。）。党团内的讨论情况表明，党团争论无神论问题，却没有正确说明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著名的要求。我们不会把整个党团所犯的这个错误都推在苏尔科夫同志一个人身上。不仅如此。我们公开承认这是全党的过错，因为我们党对这个问题解释不够，没有让社会民主党人充分认识到恩格斯批评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意思。党团内的讨论情况证明，这正是由于对问题了解得不清楚，而决不是不愿意考虑马克思的学说，所以我们深信，党团在以后发言时一定会纠正这一错误。
我们再说一遍，总的说来，苏尔科夫同志的发言是很出色的，各级党组织应当广泛加以宣传。党团对这篇发言的讨论，证明党团在兢兢业业地履行它的社会民主党的职责。不过我们希望报道党◎第257页◎团内部讨论情况的通讯能更经常地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使党团同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党能了解党团所进行的艰巨的工作，使党和党团的活动在思想上趋于一致。
载于1909年5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45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88-401页◎第258页◎
取消取消主义
（1909年7月11日〔24日〕）
读者在这一号《无产者报》（注：《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第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10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190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257、259。）的特别附刊中，可以看到关于布尔什维克会议（注：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于1909年6月8-17日（21-30日）在巴黎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无产者报》“小型”编辑部成员列宁、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亚·亚·波格丹诺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这两人也是“小型”编辑部成员）、阿·伊·李可夫、维·康·塔拉图塔、维·列·尚采尔，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代表米·巴·托姆斯基（彼得堡）、弗·米·舒利亚季科夫（莫斯科地区）、尼·阿·斯克雷普尼克（乌拉尔）。出席会议的还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阿·伊·柳比莫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秘书亚·巴·哥卢勃科夫、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尼·古·波列塔耶夫。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有地方代表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召开的，并且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会议注意的中心是关于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问题，这两派的代表是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和尚采尔（马拉）。在一些问题上他们得到舒利亚季科夫（多纳特）的支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
会议讨论了以下问题：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造神说倾向；关于马克西莫夫就《走的不是一条路》一文（载于《无产者报》第42号）提出的抗议；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关于在卡普里岛创办的党校；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鼓动；关于马克西莫夫分裂出去的问题。）
（注：会议坚决谴责了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号召所有布尔什维克同它们作不调和的斗争。会议也坚决谴责了造神说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潮，并责成《无产者报》编辑部同一切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现进行斗争。会议谴责了召回派和造神派建立派别性的卡普里党校的行为。会议确认布尔什维克中央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的正确性。会议提醒布尔什维克不要进行召开“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鼓动，因为这客观上将导致党的分裂。会议号召不停止同取消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主张同党的所有组成部分接近，加速召开全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由于波格丹诺夫拒绝服从会议决议，《无产者报》编辑部宣布不再对他的政治活动负责任，这实际上意味着把他从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开除出去。会议决议重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利用国家杜马讲坛的性质和目的的决议，强调必须把工人阶级的所有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组织变成由党的秘密支部领导的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据点。会议还通过了改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决定，在决定中规定了中央的新的结构和任务。--259。）的报道和会议通过的决议全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9页和第31-40页。--编者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打算从我们派别的角度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角度来谈一谈如何估计这次会议的意义和会上发生的一小部分布尔什维克分裂出去的问题。
大约从1907年六三政变（注：六三政变（1907年6月3日（16日）的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发动的一次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1907年6月2日（15日）逮捕了他们。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政府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49.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259、267。）起到现在为止的最近两年，是俄国革命史上以及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中发生急剧转变和严重危机的时期。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24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6名。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一些大的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因政治情况变化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的统一；国外事务。
在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代表会议在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央委员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不定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代表会议须规定党在反动年代条件下的策略路线，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孟什维克企图撤销这一议程未能得逞。会议听取了列宁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主要思想已由列宁写入《走上大路》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29-339页），并稍作修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党团活动的决议案，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的具体措施。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其中指出党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团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上，代表会议否定了崩得所维护的联邦制原则。此外，代表会议也否决了孟什维克关于把中央委员会移到国内、取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以及把中央机关报移到国内等建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把党引上了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259。），对目前的政治形势、革命运动的状况及其前途、工人阶级政党当前的任务等问题作了总结。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党的可靠的财富，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拼命想批评这些决议，只不过特别明显地暴露了他们的“批评”是软弱无力的，对在这些决议中剖析过的问题根本提不出任何有道理的、完整的和有系统的东西。
但是，党的代表会议给予我们的还不止这一点。这次代表会议在党的生活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它指出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两派中都产生了新的思想派别。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不管是在革命到来以前，还是在革命期间，整个党的历史中充满了这些派别◎第259页◎的斗争。因此，新的思想派别是党内生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仔细思考，理解和领会这种现象，以便能自觉地对待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这些新的思想派别的出现，简单说来，就是在党的两个处于两极的派别中都出现了取消主义，都出现了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孟什维克中的取消主义在1908年12月以前就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但是当时同它进行斗争的差不多都是其他的派别（布尔什维克、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一部分崩得分子）。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孟什维克反取消主义派，作为一个派别当时刚开始形成，还没有比较一致的和公开的行动。而在布尔什维克里面，两部分人面目分明并且公开行动了：一部分是占绝大多数的正统布尔什维克，他们坚决反对召回主义，并且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代表会议的全部决议中，另一部分是占少数的“召回派”（注：召回派是1908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的一种机会主义集团，首领是亚·亚·波格丹诺夫，主要代表人物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掩护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宣称在反动条件下党只应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召回派的变种最后通牒派则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团必须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否则即将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回。召回派的政策使党脱离群众，把党变成为没有能力聚集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宗派组织。
同召回派的斗争是从1908年春天开始的。1908年3-4月在讨论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头5个月工作总结时，莫斯科的一些区通过了召回派的决议。5月，在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上，召回派提出的决议案仅以18票对14票被否决。1908年6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31号上发表了莫斯科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并根据列宁的建议从这一号起开始讨论对杜马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与此同时，在各个党组织的内部都同召回派展开了斗争。1908年秋，在彼得堡党组织选举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时，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制定了一个特别纲领，作为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案。由于这个决议案在各个党组织得不到广泛支持，召回派才未敢在代表会议上公开提出自己的特别纲领。在代表会议以后，根据列宁的意见，《无产者报》登载了召回派的这个纲领。列宁并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召回主义进行批判。）
（注：召回派的领袖人物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一起在报刊上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卢那察尔斯基并宣扬必须建立新的宗教，把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
1909年，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组成发起小组，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创办了一所实际上是反党派别中心的党校。1909年6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决议，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号召布尔什维克同这些违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反党派别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召回派的鼓舞者波格丹诺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260、282。），他们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不止一次地得到摇摆于他们和正统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最后通牒派”的支持。召回派（还有最后通牒派，因为他们正在滚向召回派）是变相的孟◎第260页◎什维克，是新型的取消派，关于这一点，在《无产者报》上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和说明过了（着重参看第39、42、44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266-282、340-343、367-379页。--编者注））。总之，在孟什维克方面，取消派占绝大多数，而护党派分子对他们的抗议和斗争刚刚开始；在布尔什维克方面，少数召回派公开活动，正统派则占完全的优势，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二月全国代表会议上所表明的党内状况。
什么是取消主义？为什么会产生取消主义？为什么召回派（和造神派（注：这里说的是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造神说。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等人。造神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使科学社会主义带有宗教信仰的性质，鼓吹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即“劳动宗教”。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就是宗教哲学，社会民主运动本身是“新的伟大的宗教力量”，无产者应成为“新宗教的代表”。马·高尔基也曾一度追随造神派。
1909年6月召开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谴责了造神说，指出它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潮，声明布尔什维克派同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以及1908年2-4月、1913年11-12月间给高尔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45、46卷）中揭露了造神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13、254、260。），关于他们，我们下面再来谈谈）也是取消派，是变相的孟什维克？一句话，我们党内出现新的思想派别有什么社会意义，有什么社会作用呢？
狭义的取消主义，孟什维克的取消主义，从思想上来说就是否认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特别是否认无产阶级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这种否认采取的形式当然各种各样，其自觉、激烈、彻底的程度各有不同。可以拿切列万宁和波特列索夫来作例子。前者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所作的估计，使得《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Голос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1908年2月-1911年12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共出了26号（另外还于1911年6月-1912年7月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小报》6号）。该报编辑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从创刊号起就维护取消派的立场，为他们的反党活动辩护。普列汉诺夫于1908年12月与该报实际决裂，1909年5月13日正式退出该报编辑部。此后该报就彻底成为取消派的思想中心。--261。）整个编辑部还在内部（也就是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唐恩、阿克雪里罗得、马尔丁诺夫）发生分裂以前，就不得不同切列万宁脱离了关系，虽然这件事该报编辑部做得极不体面：这就是它在《前进报》（注：《前进报》(《Vorw?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261、488。）上向德国人宣布同这位彻底的取消派脱离关系（注：指费·伊·唐恩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名义在1908年7月1日《前进报》第151号上就涅·切列万宁的《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一书发表的声明。--261。），而不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向俄国读者发表自己的声明！波特列索夫在《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注：《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是孟什维克的文集，由尔·马尔托夫、彼·巴·马斯洛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彼得堡公益出版社于1909-1914年出版。原计划出5卷，实际上出了4卷。格·瓦·普列汉诺夫起初曾参加编辑部，后因不同意把波特列索夫的取消主义文章《革命前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编入第1卷而于1908年秋退出。--261。）中写过一篇文章，非常成功地取消了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以致普列汉诺夫退出了取消派的编辑委员会。
在组织上，取消主义就是否认秘密社会民主党的必要性，因而要脱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退出党，在合法的报刊上，在合法的工人组织、工会、合作社和有工人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上反对党，等等。近两年来，俄国任何一个党组织的历史上这样的孟什维克取消主义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我们曾经指出过（刊登在《无产者报》第42号上，后来《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本小册子作了转载），担任中央委员的孟什维克企图直接破坏党中央委员会，使这个机构不起作用，这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取消主义的例子。参加最近这次党代表会议的“高加索代表团”（注：“高加索代表团”是指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代表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和诺·维·拉米什维里。他们都持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故有此称。--261。）完全是由侨居国外的人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确认（1908年初）《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是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同目前在俄国活动◎第261页◎的一切组织没有任何关系，这可以说是在俄国的孟什维克秘密组织几乎完全瓦解的标志。
所有这些取消主义的表现，孟什维克都没有加以总结。一方面是他们有意隐瞒这些表现，另一方面是他们自己也糊里糊涂，不清楚某些事实的意义，被一些琐碎小事、意外事件和人身攻击弄得不知所措，不会概括也不懂得当前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这个意义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发生危机、瓦解和崩溃的情况下，工人政党中的机会主义派不可避免地不是完全成为取消派，便是做取消派的俘虏。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德语称为Mitl?ufer）参加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不能在发生崩溃的时期坚持下去，最倾向于彻底推行机会主义。瓦解一发生，大批孟什维克知识分子和孟什维克著作家实际上就投向了自由派。知识分子脱党而去，所以孟什维克的组织垮得最厉害。那些真心同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赞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的孟什维克（而这样的孟什维克总是有的，他们为自己在革命中的机会主义辩解，理由是他们希望能估计到一切形势的变动和一切复杂的历史道路的曲折），“又一次成了少数”，成了孟什维克派中的少数，他们没有决心同取消派进行斗争，没有力量卓有成效地进行这场斗争。可是，机会主义同路人愈来愈走向自由主义，以致普列汉诺夫无法容忍波特列索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无法容忍切列万宁，莫斯科的孟什维克工人无法容忍孟什维克知识分子，等等。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孟什维克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分化出来，既然他们走向党，那就势必走向布尔什维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理解这种形势，千方百计地处处尽量把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分开，同后者接近，不过这不是要抹杀原则分歧，而是为了使真正◎第262页◎统一的工人政党团结起来，党内的意见分歧不应该妨碍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冲击、共同的斗争。
但是，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是不是仅仅孟什维克派才有呢？不是的。我们在《无产者报》第39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266-282页。--编者注）上已经指出，这种同路人在布尔什维克中也有，彻底的召回派的整个论证方法，他们论证“新的”策略的尝试的整个性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中，无论那一个比较大的派别，实际上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不能避免或多或少要吸收一些各种色彩的“同路人”。这种现象甚至在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总是同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接触，总是不断从这些阶层中补充兵员。这种现象毫不反常，毫不可怕，只是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改造这些异己分子，制服他们，而不是被他们制服，善于及时认识到谁是真正的异己分子，而且认识到在某种条件下，必须同他们明确地和公开地划清界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在这方面的区别正是在于：孟什维克成了取消派（即“同路人”）的俘虏（在孟什维克自己的队伍中，俄国国内的莫斯科孟什维克拥护者以及国外同波特列索夫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分道扬镳的普列汉诺夫，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在布尔什维克当中，主张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取消派分子一开始就是极少数，一开始就不能为害，随后也就被抛开了。
召回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它也必然导致取消主义，只是形式略有不同，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当然，这里谈的不是个人，也不是个别集团，而是这个派别的客观趋势，因为这个派别不再仅仅是反映一种情绪，而是企图形成一个特殊派别。布尔什维克在革命◎第263页◎前就十分明确地声明过，第一，他们并不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建立一个特殊派别，而是想把整个国际的、革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运用于我国革命的新情况；第二，即使在斗争以后，在现有的一切革命的可能性已不再存在以后，历史迫使我们沿着“专制立宪”的道路缓步而行，布尔什维克也能在最艰难、最缓慢、最平淡的日常工作中尽到自己的职责。任何一个细心一点的读者都能在1905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献中找到这些声明。这些声明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整个布尔什维克派作出的保证，是自觉选择的道路。为了履行对无产阶级的保证，必须对在自由时期（甚至出现了一种“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对主要是被口号的坚决性、革命性和“引人注目”所吸引的人，对缺乏坚毅精神，只能在革命节日，不能在反革命得势时期坚持斗争的人，不断进行锤炼和教育。其中一部分人已经逐渐习惯了无产阶级的工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另一部分人只是死记了几个口号，却没有领会，他们一味重复陈词滥调，而不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运用革命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旧原则。那些想抵制第三届杜马（注：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日（14日）召开的，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1911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1903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1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于1910年批准了以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为基础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264。）的人的演变鲜明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两部分人的命运。1907年6月，主张抵制第三届杜马的人在布尔什维克派中占多数。但是，《无产者报》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反对抵制的路线。生活检验了这条路线，一年之后，“召回派”在从前的“抵制主义”的堡垒莫斯科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中变成了少数（1908年夏是14票对18票）。又过一年，布尔什维克派在全面和反复地讲清了召回主义的错误以后（最近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会议（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40页。--编者注）的意义就在于此），终于彻底取消了召回主义和滚向召回主义的最后通牒主义，彻底取消◎第264页◎了这种特殊形式的取消主义。
但愿人们不要因此责备我们制造“新的分裂”。在关于我们的会议的报道中，我们详尽地说明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用尽了一切可能和一切办法去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我们花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派别，即作为党内思想一致者的团体，在基本问题上如果不一致，是不能进行工作的。从派别分裂出去并不等于从党分裂出去。从我们派别分裂出去的人丝毫没有丧失在党内工作的可能性。或者他们仍旧是“野的”，即处于派别之外，那党的整个工作情况会把他们卷进来；或者他们企图建立一个新的派别（如果他们想坚持和发展自己的具有特殊色彩的观点和策略，那是他们的权利），全党很快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些趋势的实际表现，对于这些趋势的思想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尽力作了估价。
布尔什维克必须领导党。要领导，就要知道路，就不要再动摇，不要再花费时间去说服动摇分子，去同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派别内的斗争。召回主义和滚向召回主义的最后通牒主义同当前形势要求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去做的工作是不相容的。我们在革命时期学会了“讲法语”，就是说，学会尽量向运动提出一切能推动人们前进的口号，加强群众直接斗争的威力，扩大这一斗争的规模。现在，在出现停滞、反动和瓦解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讲德语”，就是说，学会缓慢地（在新的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非这样做不可）、不断地和顽强地行动，一步一步地前进，一点一点地争取胜利。谁感到这种工作枯燥乏味，谁不懂得在这条道路上、在这条道路的拐弯处也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民主党策略的革命原则，谁就是徒具马克思主义者的虚名。
不坚决取消取消主义，我们党就不能前进。但是，取消主义不◎第265页◎只是包括孟什维克的公开的取消主义和他们的机会主义的策略。它还包括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它还包括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因为它们反对党执行反映时局特点的当前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利用杜马讲坛并把工人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半合法组织和合法组织建成据点。它包括造神说和为根本脱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造神说倾向所作的辩护。它还包括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在1906-1907年，任务是推翻那个不依靠党的多数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不仅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甚至崩得分子当时也没有支持清一色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而现在，任务是耐心教育护党派分子，团结他们，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在1903-1905年和1906-1907年，已经同反党分子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为党扫清基地。布尔什维克现在应该建设成党，把派别建设成党，利用经过派别斗争所取得的阵地来建设党。
这就是我们派别根据当前政治局势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总的情况提出的任务。最近的布尔什维克会议的决议又一次特别详细地重申并阐发了这些任务。为了进行新的斗争，队伍已经整顿好了。对变化了的情况已经考虑到了。道路已经选定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很快就会成为任何反动势力也不能动摇的力量，成为我国下一次革命运动中参加斗争的各阶级人民的领导力量（注：不久以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5号和《崩得评论》[《崩得评论》(《ОткликиБунда》)是崩得国外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不定期），1909年3月-1911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5期。--266。]）第2号出版了。上面又是一大堆取消主义的精彩例子，这些例子需要在下一号《无产者报》上用专文来分析和评价。
载于1909年7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46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41-49页◎第266页◎
革命的教训
（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
从1905年10月俄国工人阶级给沙皇专制制度第一次强大打击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无产阶级在那些伟大的日子里，发动了千百万劳动者起来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斗争。无产阶级在1905年的几个月之内就争得了工人等了数十年、“上司”还是没有赐给的那些改善。无产阶级为全俄人民争得了（虽然只是暂时地争得了）俄国从来没有过的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它从自己的前进道路上扫除了冒牌的布里根杜马（注：布里根杜马即沙皇政府宣布要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根据这些文件的规定，在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认为可以参加杜马选举并主张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267、479。），迫使沙皇颁布了立宪宣言，并且一举造成了非由代表机关管理俄国不可的定局。
无产阶级所争得的伟大胜利并不是彻底的胜利，因为沙皇政权尚未被推翻。十二月起义以失败告终，于是沙皇专制政府就在工人阶级的进攻逐步减弱，群众斗争逐步减弱的时候把工人阶级的胜利果实相继夺走了。1906年工人的罢工、农民和士兵的骚动，虽然比1905年减弱了许多，但终究还是很强大的。在第一届杜马（注：第一届国家杜马（维持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共有代表478名，其中立宪民主党人占1/3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布尔什维克抵制了这一届杜马的选举。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向杜马提出了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了以“104人法案”著称的土地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土地份额平均使用土地。沙皇政府于6月20日（7月3日）发表声明，断然表示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可动摇，并于7月9日（22日）宣布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267、401。）时期，人民的斗争又发展了起来，于是沙皇解散了第一届杜马，但不敢马上修改选举法。1907年工人的斗争更加减弱了，这时沙皇解散了第二届杜马（注：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是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的，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草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的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267。），举行了政变（1907年6月3日）（注：六三政变（1907年6月3日（16日）的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发动的一次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1907年6月2日（15日）逮捕了他们。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政府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49.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259、267。）；沙皇违背了他所许下的非经杜马同意决不颁布法律的一切冠冕堂皇的诺言，修改了选举法，使地主和资本家、黑帮政党及其走狗在杜马中能够稳占多数。◎第267页◎
革命的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都给了俄国人民以伟大的历史教训。在纪念1905年五周年之际，我们要力求弄清楚这些教训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而且是主要的教训是：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有教养的人们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枪匹马的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只要这个斗争一减弱，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要被夺走。俄国革命证实了工人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第二个教训是：仅仅摧毁或限制沙皇政权是不够的，必须把它消灭。沙皇政权不消灭，沙皇作出的让步总是不可靠的。沙皇在革命进攻加强的时候就作些让步，进攻减弱的时候他就把这些让步统统收回。只有争得民主共和国，推翻沙皇政权，政权归于人民，才能使俄国摆脱官吏的暴力和专横，摆脱黑帮－十月党人（注：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268、389。）杜马，摆脱农村中地主及其走狗的无限权力。如果说现在，也就是在革命后，农民和工人的灾难比以往更加深重的话，那么这就是当时革命力量薄弱，沙皇政权没有被推翻种下的苦果。1905年，在此之后的头两届杜马的召开及其被解散，都给人民许多教益，首先教会了他们要用共同斗争来实现政治要求。人民觉醒起来参与政治生活，开始是要求专制政府让步：要沙皇召集杜马，要沙皇撤换大臣，要沙皇“赐予”普选权。但是专制政府没有作出这种让步，也不可能作出◎第268页◎这种让步。专制政府用刺刀回答了请求让步的行动。于是人民开始认识到必须进行斗争反对专制政权。现在斯托雷平和老爷黑帮杜马，可以说是更加有力地把这种观念灌进农民的脑袋里。他们正在灌而且一定会灌进去。
沙皇专制制度本身也从革命中吸取了教训。它已经知道不能指靠农民对沙皇的信任了。现在它和黑帮地主以及十月党工厂主结成联盟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现在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就要有比1905年强大得多的革命群众斗争的进攻。
这种强大得多的进攻是否可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谈谈第三个而且是最主要的革命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俄国人民中的各阶级是怎样行动的。在1905年以前，有很多人以为全体人民都同样追求自由，都想得到同样的自由；至少是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俄国人民中的各阶级对争取自由的斗争所持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并且它们所争取的自由也是各不相同的。革命吹散了迷雾。1905年底，以及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俄国社会的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他们实际上是公开亮相，亮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他们究竟能为什么而斗争，他们斗争的实力、顽强精神和能量究竟有多大。
工厂工人即工业无产阶级，同专制制度进行了最坚决最顽强的斗争。无产阶级1月9日（注：指1905年1月9日流血事件。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工人于1月9日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请愿那天，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起点。--269、504。）开始了革命，举行了群众性罢工。无产阶级发动了1905年12月武装起义，奋起保护了惨遭枪杀、鞭笞拷打的农民，从而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1905年罢工工人约300万（如加上铁路员工、邮政职工等等大概有400万人），1906年--100万，1907年--75万。这样强大的罢工运动在世界上还未曾有过。俄国无产阶级表明，在革命危机真正成熟起来的时候，工人群众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世界上最大的1905年罢工浪◎第269页◎潮还远远没有消耗尽无产阶级的全部战斗力。例如在莫斯科工厂区，567000工厂工人罢工54万人次，而在彼得堡工厂区，30万工厂工人罢工达100万人次。可见，莫斯科区的工人还远远没有发挥出像彼得堡工人那样的顽强斗争精神。在里夫兰省（里加市）5万工人罢工达25万人次，就是说，每个工人1905年平均罢工5次以上。目前全俄工厂工人、矿工和铁路工人起码有300万，而且人数逐年都在增加，如果运动有1905年里加那样强大，那他们就能派出1500万人次的罢工大军。
任何沙皇政权也经不起这样的进攻。但是，谁都知道，这样的进攻不可能按照社会党人或先进工人的愿望人为地呼之即出。这样的进攻只有当全国都卷进危机、风潮迭起、爆发革命的时候才可能出现。要为这种进攻作好准备，就必须把最落后的工人阶层都吸引到斗争中来，必须长年累月地进行顽强的、广泛的、坚持不懈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各种团体和组织。
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实力是居于俄国人民的其余一切阶级之首的。工人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工人具备了斗争能力，并推动他们去进行斗争。资本把大批工人集中在大城市，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训练他们同心协力。工人经常与他们的主要敌人资本家阶级发生直接冲突。在同这个敌人斗争的过程中，工人也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者，从而认识到必须彻底改造整个社会，必须彻底消灭一切贫困和一切压迫。工人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者，他们奋不顾身地同阻挡他们前进的一切障碍作斗争，首先是反对沙皇政权和农奴主－地主。
农民在革命中也起来同地主，同政府作斗争，但是他们的斗争力量太弱了。据统计，工厂工人参加过革命斗争即罢工的占多数（达到3/5），而农民参加过革命斗争的无疑只占少数，大概不超过1/5◎第270页◎或1/4。农民斗争不够顽强，比较分散，不够自觉，往往仍然指望慈父沙皇发善心。实际上，1905年和1906年农民只是把沙皇和地主吓唬了一下。应该消灭他们，而不是吓唬他们，把他们的政府--沙皇政府连根拔掉。现在，斯托雷平和地主黑帮杜马竭力把富农培植成为新的地主－独立农庄主，作为沙皇和黑帮的同盟者。但是，沙皇和杜马愈是帮助富农掠夺农民群众，农民群众的觉悟就愈提高，而他们对沙皇的信任（农奴制下奴隶的信任，闭塞无知的人们的信任），也就愈少。农村中农业工人一年比一年多，他们除了与城市工人结成联盟共同斗争外找不到别的自救办法。农村中遭到破产、一贫如洗、忍饥挨饿的农民一年比一年多，--一旦城市无产阶级发动起来，这些农民中就会有千百万人更坚决地、更齐心协力地起来同沙皇和地主作斗争。
自由派资产阶级，即自由派地主、工厂主、律师和教授等等，也参加过革命。他们成立了“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7、162、241、255、271、389、408、449、529。））。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向人民大许其愿，高喊自由。他们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占有多数代表席位。他们许诺“用和平手段”去争取自由，而责备工农的革命斗争。农民和许多农民代表（“劳动派”）（注：劳动派是指劳动团的成员。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244、271、286、291、297、530。）相信了这种许诺，驯服地跟着自由派走，而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采取回避态度。这是农民（和许多城里人）在革命时期所犯的一个极大错误。自由派一只手帮助（即使如此，也是很少有的）争取自由的斗争，而将另一只手始终伸给沙皇，向沙皇保证要保持并巩固他的政权，使农民同地主和解，“安抚”“好闹事的”工人。
当革命进入同沙皇决战，进入1905年十二月起义的时候，自由派就全体一致地卑鄙地背叛了人民的自由，离开了斗争。沙皇专制政府利用自由派这种背叛人民自由的行为，利用对自由派高度信任的农民的无知，击溃了起义的工人。当无产阶级被击溃之后，◎第271页◎任何杜马，立宪民主党的任何甜言蜜语，他们的任何许诺都拦不住沙皇去消灭残留的一点点自由，去恢复专制制度和恢复农奴主－地主的无限权力。
自由派受了骗。农民获得了沉痛然而有益的教训。当广大人民群众还信任自由派，还相信可能同沙皇政权“讲和”，回避工人的革命斗争的时候，在俄国是不会有自由的。当城市无产阶级群众起来斗争，推开那些动摇和叛变的自由派，领导农业工人和破产农民前进的时候，世界上便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俄国自由的到来。
俄国无产阶级一定会奋起进行这种斗争，一定会重新来领导革命，俄国全部经济状况以及革命年代的全部经验就是保证。
五年前，无产阶级给予沙皇专制制度第一次打击。俄国人民见到了第一道自由的曙光。现在，沙皇专制制度又重整旗鼓，农奴主又卷土重来，作威作福，工人和农民依然处处横遭暴力蹂躏，到处可以看到当局亚洲式的专横跋扈和人民惨遭凌辱。然而沉痛的教训是不会不起作用的。俄国人民已经不是1905年以前的人民了。无产阶级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斗争训练。无产阶级将带领他们走向胜利。
载于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工人报》第1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406-413页◎第272页◎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
（1910年12月16日〔29日〕）
一
欧美现代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的策略分歧，归结起来就是同背离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主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流派作斗争。这两个流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在半个多世纪的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这两种背离工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倾向，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各种不同的色彩表现出来的。
单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两种倾向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由某些个别人或集团的错误造成的，甚至也不是由民族特点或民族传统的影响等等造成的。应该有一些由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性质所决定的、经常产生这两种倾向的根本原因。去年出版的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安东·潘涅库克所著《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AntonPaekoek.《DietaktischenDifferenzen　in　derArbeiterbewegung》.Hamburg,ErdmaDubber,1909)这本小册子，是用科学态度研究这些原因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下面我们就要向读者介绍潘涅库克所作出的那些不能不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结论。◎第273页◎
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个事实本身，是周期性地产生策略分歧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根据某种虚幻的理想的标准来衡量工人运动，而是把这一运动看成是一些普通人的实际运动，那就会很清楚，一批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个个新的劳动群众阶层被卷入运动，就必然会引起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犯旧错误，暂时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为了“训练”新兵，每个国家中的工人运动，都要周期性地耗费或多或少的精力、注意力和时间。
其次，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国民经济部门是不一样的。在大工业最发达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它的思想家领会马克思主义最容易、最迅速、最完整、最扎实。落后的或发展上落后的经济关系，往往使那些拥护工人运动的人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的个别部分或个别口号和要求，而不能坚决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一切传统决裂。
再其次，处在矛盾中的并通过矛盾来实现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性质，是经常引起分歧的根源。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因为它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发展了生产力，而同时，在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又阻碍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一方面培养和组织工人，加强他们的纪律性，另一方面又压制和压迫工人，使他们走向退化和贫穷等等。资本主义本身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本身创造了新制度的因素，而同时，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总的局面，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善于把握住实际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实际历史中的这些矛盾。但群众当然是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上学习的，因此个别人或集团常常把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或那种特点、这个或那个“教训”加以夸大，发展成片面的理论和片面的策略体系。◎第274页◎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那些自由派和民主派，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现代工人运动，所以他们经常从一个荒谬的极端跳到另一个荒谬的极端。他们一会儿说一切都是由于心怀叵测的人“挑唆”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结果，一会儿又以工人政党是“和平的改良政党”来自我安慰。应当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是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的直接产物，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只抓住工人运动中的某一方面，把片面观点发展为理论，把工人运动中形成工人阶级在某一时期或某种条件下活动的特点的那些趋向或特征说成是相互排斥的东西。而实际生活和实际历史本身却包含这些各不相同的趋向，正好像自然界的生命和发展一样，既包含缓慢的演进，也包含迅速的飞跃即渐进过程的中断。
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关于“飞跃”、关于工人运动同整个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细小的工作”，特别是拒绝利用议会讲坛。其实，这种策略就是坐等“伟大日子”的到来，而不善于聚集力量，来创造伟大的事变。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阻碍了这样一件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把工人团结成为规模巨大、坚强有力、很好地发挥作用的、能够在任何条件下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组织，团结成为坚持阶级斗争精神、明确认识自己的目标、树立真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组织。
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我们要稍微离开本题附带说明一下，潘涅库克仅仅引用了西欧各国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历史中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分析，而根本没有提到俄国。即使有时觉得他是在暗示俄国，那只是因为我们这里也出现某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基本趋向，虽然俄国在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历史和经济各方面都◎第275页◎与西欧大不相同。
最后，引起工人运动参加者彼此分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策略的改变。如果资产阶级的策略始终是一个样子，或者至少始终是一个类型，那工人阶级就能很快学会同样用一个样子或者一个类型的策略去对付它了。其实，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必然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两种保护自己利益和捍卫自己统治的斗争方法，并且这两种方法时而交替使用，时而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维护一切陈旧腐败制度的方法，毫不妥协地反对改良的方法。这就是保守主义政策的实质，这种政策在西欧各国愈来愈不成其为土地占有者阶级的政策，而成为整个资产阶级政策的一个变种了。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即采取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措施的方法。
资产阶级从一种方法转而采用另一种方法，并不是由于个别人用心险恶的算计，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由于它本身地位的根本矛盾性。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要顺利发展下去，就不能没有稳固的代表制度，就不能不给予在“文化”方面必然有较高要求的人民以一定的政治权利。这种一定程度的文化要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连同它的高度技术、复杂性、灵活性、能动性以及全世界竞争的飞速发展等等条件所造成的。因此，资产阶级在策略方面的动摇，从暴力方式向所谓让步方式的转变，是一切欧洲国家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的特点，而各个不同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又总是主要采用某一种方法。例如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采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典型国家，而德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则始终采取暴力方法等等。
当这种方法盛行于德国的时候，对这种资产阶级管理方式的◎第276页◎片面反应，就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发展，或者按当时的说法是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的发展（90年代初的“青年派”（注：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产生于1890年。核心成员是一些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主要领导人有麦克斯·席佩尔、布鲁诺·维勒、保尔·康普夫麦尔、保尔·恩斯特等。青年派奉行“左”倾机会主义，否定议会斗争和改良性的立法活动，反对党的集中制领导，反对党同其他阶级和政党在一定条件下结成联盟。恩格斯同青年派进行了斗争。当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企图宣布恩格斯和反对派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斯给了他们有力回击，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从此结束了青年派在党内的活动。--277。），80年代初的约翰·莫斯特）。1890年转而采取了“让步”，这种转变照例对工人运动更加危险，因为它引起了一种同样片面的、对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反应，即引起了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潘涅库克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积极的实际的目的就是把工人引入歧途，在工人中间制造分裂，把工人的政策变成软弱的、始终是软弱的和昙花一现的所谓改良运动的一种软弱的附属品。”
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政策，往往能在一定时期达到自己的目的，潘涅库克正确地指出，这种政策是一种“更加狡猾的”政策。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有时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于是修正主义者就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实际上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资产阶级策略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獗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引向公开的分裂。
所有上述一类原因，在工人运动内部，在无产阶级内部，引起了策略上的分歧。况且，在无产阶级与那些同它关系密切的小资产者阶层（包括农民在内）之间，并没有隔着而且也不可能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个别人、个别集团和阶层从小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自然也就不能不引起无产阶级本身策略方面的动摇。
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帮助我们根据具体实践问题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帮助比较年轻的国家更清楚地认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的真正阶级意义，并比较顺利地去同这些背离倾向作斗争。
载于1910年12月16日《明星报》第1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63-70页◎第277页◎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1910年12月23日〔1911年1月5日〕）
恩格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576页。--278。）。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
正是现在，在那些关心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的人们中间，往往有一些人恰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然而谁都知道，俄国近年来发生的急剧变化异常迅速、异常剧烈地改变了形势，改变了迫切地、直接地决定着行动条件，因而也决定着行动任务的社会政治形势。当然我所说的并不是总的基本的任务，只要各阶级间的根本的对比关系没有改变，这样的任务是不会随着历史出现转折而改变的。非常明显，俄国经济（不仅是经济）演进的总趋势，也像俄国社会各个阶级间的根本的对比关系一样，近几年，比如说近六年来并没有改变。◎第278页◎
但是在这一时期，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
为了说明这个意思，我们且看看近六年来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马上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个时期划分为两个三年，前三年大约在1907年夏季结束，后三年大约在1910年夏季结束。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前三年的特征是俄国国家制度的基本特点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的进展很不平衡，向两边摆动的幅度很大。“上层建筑”的这些变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俄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在各个不同舞台上的活动（杜马内外的活动、出版、结社、集会等等），这些活动的形式之公开，力量之雄厚，规模之巨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反之，后三年的特征（我们再说一遍，这里也是只从纯理论的“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则是演进十分缓慢，几乎等于停滞不动。在国家制度方面没有发生任何比较显著的变化。前一时期各个阶级展开各种公开的和多方面的活动的“舞台”，现在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或者几乎完全没有这种活动了。
这两个时期的相同之处在于：俄国的演进在前后两个时期都仍旧是先前的、资本主义的演进。这种经济演进同现存的许多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这个矛盾还是同从前一样，并没有因为某种局部的资产阶级的内容渗入这些或那些个别制度而缓和，反而更加尖锐了。
这两个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一时期摆在历史活动的舞台最前面的问题，是上述那些迅速的、不平衡的变化究竟会引起什么结果。由于俄国的演进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些变化的内容也就不能不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采取某种温◎第279页◎和的自由主义立场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地位而害怕剧烈的变化，力求在土地制度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方面保存大量旧制度的残余。农村小资产阶级是同“自食其力”的农民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它不能不力求实现另一种资产阶级的改革，给一切中世纪的旧东西保留的余地要少得多。雇佣工人既然自觉地对待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就不能不对这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采取明确的态度，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趋向虽然都仍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但是它们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形式及其发展速度和进步影响所波及的广度是完全不同的。
可见在过去的三年，通常称作策略问题的那些问题被提到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形形色色的路标派分子（注：路标派是指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1909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章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关于《路标》文集，见第100注。--280。）认为，由这些问题所引起的争论和分歧，似乎是“知识分子的”争论，是“争取对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斗争”，是“知识分子适应无产阶级”的表现，没有再比这种意见更其错误的了。恰恰相反，正因为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它才不能对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发展中的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个阶级的思想家才不能不提出适应（直接地或间接地适应，正面地或反面地反映）这两种不同趋向的理论公式。
在后三年，俄国资产阶级发展中的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没有成为迫切问题，因为这两种趋向都被“死硬派”压下去了，被推到了后面，被逼了回去，被暂时湮没了。中世纪的死硬派不仅挤满了舞台的最前面，而且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广大阶层的内心充满了路标派的情绪，充满了沮丧心情和脱离革命的思想。这时呈现出来的不是改革旧制度的两种方式的冲突，而是对任何改革的丧失信心、“顺从”和“悔罪”的心情、对反社会学说的迷恋、神秘主义的风行等等。◎第280页◎
这种异常剧烈的变化，既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单是“外界”压力的结果。前一个时期使那些几辈子、几世纪以来一直不关心政治问题、不过问政治问题的居民阶层受到了极其剧烈的震动，这就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重新估计一切价值”，重新研究各种基本问题，重新注意理论，注意基本常识和初步知识的趋向。千百万人骤然从长梦中觉醒过来，一下子碰到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他们不能在这个高度长久地坚持下去，他们不能不停顿一下，不能不回头去研究基本问题，不能不作一番新的准备工作，这有助于“消化”那些极其深刻的教训，使无比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坚决、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定地再向前进。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前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在国内生活的各方面实现直接改革，后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总结经验，使更广大的阶层掌握这种经验，使这种经验深入到所谓底层，深入到各阶级的落后群众中去。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在规定自己的任务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阶级的最广大阶层，在前一时期极片面地、极反常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死记硬背了某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而并不理解这些答案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准则。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结果就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哲学基本原理的“修正”。带着各种唯心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马赫主义（注：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广泛流行，创始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理查·阿芬那留斯。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一些马赫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是孟什维克中的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和布尔什维克中的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俄国马赫主义者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幌子，实际上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反动实质。--281。）的流行病◎第281页◎上。重复那些背得烂熟、但并不理解、也没有经过思考的“口号”，结果就使得空谈盛行，这种空谈实际上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如露骨的或者羞羞答答的“召回主义”（注：召回派是1908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的一种机会主义集团，首领是亚·亚·波格丹诺夫，主要代表人物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掩护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宣称在反动条件下党只应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召回派的变种最后通牒派则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团必须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否则即将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回。召回派的政策使党脱离群众，把党变成为没有能力聚集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宗派组织。
同召回派的斗争是从1908年春天开始的。1908年3-4月在讨论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头5个月工作总结时，莫斯科的一些区通过了召回派的决议。5月，在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上，召回派提出的决议案仅以18票对14票被否决。1908年6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31号上发表了莫斯科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并根据列宁的建议从这一号起开始讨论对杜马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与此同时，在各个党组织的内部都同召回派展开了斗争。1908年秋，在彼得堡党组织选举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时，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制定了一个特别纲领，作为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案。由于这个决议案在各个党组织得不到广泛支持，召回派才未敢在代表会议上公开提出自己的特别纲领。在代表会议以后，根据列宁的意见，《无产者报》登载了召回派的这个纲领。列宁并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召回主义进行批判。
召回派的领袖人物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一起在报刊上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卢那察尔斯基并宣扬必须建立新的宗教，把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
1909年，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组成发起小组，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创办了一所实际上是反党派别中心的党校。1909年6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决议，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号召布尔什维克同这些违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反党派别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召回派的鼓舞者波格丹诺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260、282。），又如把召回主义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合理的色彩”。
另一方面，遍及资产阶级最广大阶层的路标主义精神和脱离革命的思想，也渗透到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纳入“温和谨慎”的轨道的那个思潮中去了。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所剩下的已经只是用来掩盖浸透了自由主义精神的关于“等级制度”和“领导权”等等议论的词句了。
本文的目的当然不是研究这些议论。仅仅指出这些议论，就足以说明前面讲到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经受的危机的深重，以及这种危机同现在整个社会经济形势的联系。对这种危机所引起的问题避而不谈是不行的。企图用空谈来回避这些问题，是最有害的、最无原则的。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
前三年唤起了广大阶层自觉地投入社会生活，这些阶层往往是现在才第一次开始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情况，资产阶级的刊物炮制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荒谬言论，而且散布得也更加广泛。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瓦解是特别危险的。因此，弄明白目前必然发生这种瓦解的原因，并且团结起来同这种瓦解进行彻底的斗争，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
载于1910年12月23日《明星报》第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84-89页◎第282页◎
纪念赫尔岑
（1912年4月25日〔5月8日〕）
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了。全俄国的自由派都在纪念他，可是又小心翼翼地回避重大的社会主义问题，费尽心机地掩盖革命家赫尔岑与自由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右派报刊也在悼念赫尔岑，但是撒谎骗人，硬说赫尔岑晚年放弃了革命。至于侨居国外的自由派和民粹派纪念赫尔岑的言论，则满篇都是漂亮的空话。
工人的政党应当纪念赫尔岑，当然不是为了讲些庸俗的颂词，而是为了阐明自己的任务，为了阐明这位在为俄国革命作准备方面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的真正历史地位。
赫尔岑是属于19世纪上半叶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俄国贵族中间产生了比龙和阿拉克切耶夫之流，产生了无数“酗酒的军官、闹事的无赖、嗜赌成性的败类、集市上的好汉、养猎犬的阔少、寻衅打架的暴徒、掌笞刑的打手、淫棍”以及温情的马尼洛夫（注：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后人常用马尼洛夫来形容耽于幻想的人物。--283。）之流。赫尔岑写道：“但是在他们中间，也出现了12月14日的人物（注：指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贵族革命家，因领导1825年12月14日（26日）的彼得堡卫戍部队武装起义而得名。在起义前，十二月党人建立了三个秘密团体：1821年成立的由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总部设在彼得堡的北方协会；同年在乌克兰第二集团军驻防区成立的由帕·伊·佩斯捷利领导的南方协会；1823年成立的由安·伊·和彼·伊·波里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三个集团的纲领都要求废除农奴制和限制沙皇专制。但是十二月党人害怕发生广泛的人民起义，因而企图通过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军事政变来实现自己的要求。1825年12月14日（26日），在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当天上午，北方协会成员率领约3000名同情十二月党人的士兵开进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他们计划用武力阻止参议院和国务会议向新沙皇宣誓，并迫使参议员签署告俄国人民的革命宣言，宣布推翻政府、废除农奴制、取消兵役义务、实现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会议。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尼古拉一世还在黎明以前，就使参议院和国务会议举行了宣誓。尼古拉一世并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到广场，包围了起义者，下令发射霰弹。当天傍晚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据政府发表的显系缩小了的数字，在参议院广场有70多名”叛乱者“被打死。南方协会成员领导的切尔尼戈夫团于1825年12月29日（1826年1月10日）在乌克兰举行起义，也于1826年1月3日（15日）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
沙皇政府残酷惩处起义者，十二月党人的著名领导者佩斯捷利、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孔·费·雷列耶夫、米·巴·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彼·格·卡霍夫斯基于1826年7月13日（25日）被绞死，121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数百名军官和4000名士兵被捕并受到惩罚。十二月党人起义对后来的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283、450。），出现了像罗慕洛和瑞穆斯（注：罗慕洛和瑞穆斯是罗马神话中的人物，西尔维亚和战神马尔斯结合而生的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生下不久被国王阿穆利乌斯投入台伯河，但河水把这对婴儿漂到岸边。战神马尔斯派一只母狼把他们带入山洞，用狼奶喂养他们。他们长大后体格健壮，膂力过人，性格刚强，见义勇为，深得人民的爱戴。两人中的罗慕洛是罗马城的建造者。--283。）那样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　这是一些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勇士，是一些顶天立地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并洗净在专横暴虐和奴颜婢膝的环境中出生的子弟身上的污垢。”（注：引自亚·伊·赫尔岑《终结和开始》（见《赫尔岑文集》1959年莫斯科版第16卷第171页）。--283。）
赫尔岑就是这些子弟中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唤醒了他，◎第283页◎并且把他“洗净”了。他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1844年写的《自然研究书简》（第一封信。--《经验和唯心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时的哲学家即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一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正因为赫尔岑这样“停住”了，所以他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精神上崩溃了。赫尔岑当时已经离开俄国，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当时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革命家、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是盛行于1848年时代而被六月事件彻底粉碎了的无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形式和变种的一种。其实，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温情的词句，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善良的愿望。
1848年以后，赫尔岑的精神崩溃，他的十足的怀疑论和悲观论，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幻想的破产。赫尔岑的精神悲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这是现在那些用华丽词藻大谈赫尔岑的怀疑论来掩盖自己反革命性并大唱俄国自由派高调的骑士们不理解而且也无法理解的。在这些出卖了1905年俄国革命、根本不再想到革命家的伟大称号的骑士们那里，怀疑论就是从民主派到自由派，到趋炎附势、卑鄙龌龊、穷凶极恶的自由派的转化形式，这种自由派在1848年枪杀过工人，恢复过已被摧毁的皇朝，向拿破仑第三鼓过掌，正是这种自由派遭到过赫尔岑的咒骂，尽管他还没有识破他们的阶◎第284页◎级本质。
在赫尔岑那里，怀疑论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无往不克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赫尔岑在1869年即逝世前一年写给巴枯宁的几封《致老友书》就是证明。赫尔岑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了。诚然，赫尔岑把这种决裂还只是看作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而不是看作相信本阶级定会胜利的无产者的世界观同绝望的小资产者的世界观之间的一道鸿沟。诚然，赫尔岑在这里又重复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词句，说什么社会主义应当“向工人和雇主、农民和小市民同样作宣传”。但是，赫尔岑与巴枯宁决裂时，他的视线并不是转向自由主义，而是转向国际（注：指国际工人协会。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285。），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转向已经开始“集合”无产阶级“队伍”、团结“抛弃了不劳而获者的世界”的那个“劳工世界”的国际！（注：参看亚·伊·赫尔岑《致老友书》（第4封和第2封信）（《赫尔岑文集》1960年莫斯科版第20卷下册第593、582页）。--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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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既然不理解1848年整个运动的以及马克思以前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质，也就更加无法理解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赫尔岑是“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注：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这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285。）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土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他把他在这一方面的得意想法反复发挥了无数次。
其实，赫尔岑的这一学说，也像一切俄国民粹主义--一直到现时的“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于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285、408、468、530、581。）的褪了色的民粹主义--一样，是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气味的。它也像西欧“1848年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一样，是一种表示俄国的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革命性的温情的词句和善良的愿望。1861年农民得到的土地愈多，得到的土地愈便宜，农奴主－地主的权力也就会被破坏得愈厉害，俄国资本主◎第285页◎义的发展也就会愈迅速，愈自由，愈广泛。“土地权”和“平分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追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
1905年的革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无产阶级创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完全独立地领导了革命斗争；另一方面，革命农民（“劳动派”（注：劳动派是指劳动团的成员。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244、271、286、291、297、530。）和“农民协会”（注：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286、291。））力求用各种方式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直到“废除土地私有制”，他们正是以业主的身分，以小农场主的身分进行斗争的。
现在争论什么土地权的“社会主义性”等等，这只能模糊和掩盖真正重要而严肃的历史问题，即自由派资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利益的区别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关于这场革命中自由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倾向、“妥协主义”（君主主义）倾向和共和主义倾向的问题。如果我们是看问题的实质，而不是看词句，如果我们是把阶级斗争当作“理论”和学说的基础来研究，而不是相反的话，那么，赫尔岑的《钟声》杂志（注：《钟声》杂志(《Колокол》)是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国外（1857-1865年在伦敦、1865-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革命刊物，最初为月刊，后来为不定期刊，共出了245期。该刊印数达2500份，在俄国国内传播甚广。《钟声》杂志除刊登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文章外，还刊载各种材料和消息，报道俄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斗争，揭露沙皇当局的秘密计划和营私舞弊行为。《钟声》杂志最初阶段的纲领以赫尔岑创立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极力鼓吹解放农民，提出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和肉刑等民主主义要求。但它也有自由主义倾向，对沙皇抱有幻想。1861年农民改革以后，《钟声》杂志便坚决站到革命民主派一边，登载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尖锐谴责农民改革的文章以及俄国地下革命组织的传单、文件等。《钟声》杂志编辑部协助创立了土地和自由社，积极支持1863-1864年的波兰起义，从而与自由派最终决裂。--286。）所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
赫尔岑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北极星》（注：《北极星》(《ПолярнаяЗвезда》)是一种文学政治文集，1855-1862年由亚·伊·赫尔岑创办的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在伦敦出版，最后一集于1868年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8集。前3集由赫尔岑主编，后几集由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主编。赫尔岑把文集取名为《北极星》并在文集封面上印了五位被判处死刑的十二月党人的画像，都意在强调他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继承关系（十二月党人亚·亚·别斯图热夫和孔·费·雷列耶夫曾在1823-1825年出版了一种叫作《北极星》的文学丛刊）。《北极星》文集刊登了大量有关十二月党人的资料、被检查机关查禁的亚·谢·普希金、雷列耶夫、米·尤·莱蒙托夫的诗，维·格·别林斯基致尼·瓦·果戈理的信，赫尔岑的文章和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奥格辽夫的文章和诗等。《北极星》对俄国进步文学和社会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286。）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杂志（1857-1867年）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
但是，赫尔岑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了俄国，他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可能相信革命的人民。由此就产生了他对“上层”发出的自由主义呼吁。由此就出现了他在《钟声》杂志上写给绞刑手亚历山大二世的无数封充满甜言蜜语的书信，这些信现在读起来不能不令人厌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是新的一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代表，他们责备赫尔岑从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这种退却，这是万分正确的。可是，说句公道话，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第286页◎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
当卡维林这个极其卑鄙无耻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他先前正是由于《钟声》杂志带有自由主义倾向而大加赞赏--反对立宪，攻击革命鼓动，反对“暴力”，反对号召使用暴力，开始宣传忍耐时，赫尔岑就同这位自由派的哲人决裂了。赫尔岑抨击了卡维林为了“替玩弄自由主义手腕的政府暗中策划”而写的那篇“空洞的、荒谬的、有害的杂文”，抨击了卡维林硬说“俄国人民蠢笨如牛，政府则聪明绝顶”的那些“充满政治感伤的格言”。《钟声》杂志发表过一篇以《祭文》为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痛斥了“那些把自己高傲而浅薄的思想编成一整套陈腐谬论的教授，那些一度表现仁慈宽厚、后来看见健全的青年不理会他们的腐败思想就勃然大怒的退职教授”（注：引自尼·普·奥格辽夫《祭文》（《奥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1952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654页）。--287。）。卡维林一看到这种描绘，就知道说的是他。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时，卑鄙的自由主义者卡维林写道：“逮捕并不使我感到愤慨……　革命政党认为可以采取一切有效的手段来推翻政府，而政府也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自卫。”赫尔岑在谈到审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候，正好答复了这位立宪民主党人：“这里有一些可怜的人，草芥不如的人，软骨头，却说不应当咒骂这一伙统治我们的强盗和恶棍。”（注：引自亚·伊·赫尔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文集》1959年莫斯科版第18卷第221页）。--287。）
当自由主义者屠格涅夫私人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于皇朝，并且捐了两个金币来慰劳那些因镇压波兰起义（注：指波兰1863-1864年起义。这次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是由波兰王国的封建农奴制的危机和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加剧而引起的。领导起义的是代表小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红党”所组织的中央民族委员会。它同俄国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中央委员会以及在伦敦的《钟声》杂志出版人建立了联系。它的纲领包含有波兰民族独立、一切男子不分宗教和出身一律平等、农民耕种的土地不付赎金完全归农民所有、废除徭役、国家出资给地主以补偿等要求。起义从1863年1月22日向俄军数十个据点发动攻击开始，很快席卷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并波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参加起义的有手工业者、工人、大学生、贵族知识分子、部分农民和宗教界人士等各阶层的居民。代表大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白党”担心自己在社会上声誉扫地，也一度参加了斗争，并攫取了领导权。马克思对波兰起义极为重视，曾参与组织国际军团，支援起义。1864年5月，起义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数万名波兰爱国者被杀害、囚禁和流放西伯利亚。但是，起义迫使沙皇政府于1864年3月颁布了关于在波兰王国解放农奴的法令，因而在波兰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87。）而受伤的士兵时，《钟声》杂志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圣女马格达琳娜（男性）上书皇上，陈诉她夜不成眠，焦虑皇上不知道她诚心忏悔”（注：引自亚·伊·赫尔岑《流言蜚语、烟黑、炭渣及其他》（《赫尔岑文集》1959年莫斯科版第18卷第35页）。--287。）。屠格涅夫也是一看就知道说的是他。
当整个一群俄国自由派的乌合之众由于赫尔岑为波兰辩护而纷纷离开他时，当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弃绝了《钟声》杂志时，赫尔岑并没有张皇失措。他继续捍卫波兰的自由，痛斥亚历山大二世手◎第287页◎下的镇压者、刽子手、绞刑手。赫尔岑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他写信给屠格涅夫说：“我们挽救了俄国人的名誉，因此才遭到占多数的奴才们的非难。”（注：引自亚·伊·赫尔岑1864年3月10日写的《给伊·谢·屠格涅夫的信》（《赫尔岑文集》1963年莫斯科版第27卷下册第455页）。--288。）
当有消息说一个农奴打死了一个侮辱他的未婚妻的地主时，赫尔岑就在《钟声》杂志上补充说：“干得好！”当听说沙皇政府准备派遣军官去进行“和平的”“解放”时，赫尔岑写道：“如果有一个聪明的上校带着他的队伍，不是去绞杀农民，而是去归附农民，那他就会登上罗曼诺夫王朝的宝座。”（注：引自《赫尔岑文集》1958年莫斯科版第14卷第233和411页。--288。）当雷特尔恩上校不愿做刽子手的帮凶而在华沙自杀时（1860年），赫尔岑写道：“如果要开枪，那就应该把枪口对准那些下令枪杀手无寸铁的人的将军们。”（注：见《赫尔岑文集》1958年莫斯科版第15卷第85和344页。--288。）当别兹德纳村的50个农民被杀死，而他们的首领安东·彼得罗夫也被处以极刑时（注：指喀山省斯帕斯基县别兹德纳村农民起义。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条件的1861年2月19日宣言和条例的颁布，引起了农民的失望和愤怒。他们不相信宣读的条例文本是真的，认为地主和官吏把真正的宣言和条例藏起来了。1861年春，在许多省都发生了农民骚动，而以别兹德纳村农民的暴动规模最大。领导这次运动的是别兹德纳村青年农民安东·彼得罗夫。在他的号召下，农民拒绝服徭役，拒绝向地主交纳代役租，拒绝在确定份地数量和义务范围的“规约”上签字，抢夺地主仓库里的粮食。骚动波及到喀山省斯帕斯基、奇斯托波尔、拉伊舍沃三县以及相邻的萨马拉省和辛比尔斯克省各县共75个村庄。别兹德纳村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1861年4月12日（24日），根据阿普拉克辛将军的命令，向4000名手无寸铁的农民群众开枪，据官方报告，被打死和因伤而死的共91人，伤350人以上。4月19日（5月1日），安东·彼得罗夫被枪决。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16个农民中，5个被判处笞刑和不同期限的监禁。别兹德纳惨案在俄国社会各进步阶层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亚·伊·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对别兹德纳惨案作了详细报道。--288。）（1861年4月12日），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写道：
“啊，俄罗斯大地上的劳动者和受苦的人，但愿我的话能够传入你们的耳鼓！……我要教导你们鄙视彼得堡的正教院和德意志血统的沙皇派来管你们的那些神父……　你们恨地主，恨官吏，怕他们，这完全是对的；但是你们还相信沙皇和主教……　不要相信他们吧。沙皇是跟他们一道的，他们都是沙皇手下的人。你们现在认识他了，你们是别兹德纳村被杀少年的父兄，你们是奔萨城被杀老人的子弟……　你们的神父也同你们一样无知，也同你们一样贫穷……　为了你们而在喀山城遇害的安东（不是安东主教，而是别兹德纳村的安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们的这些圣徒的尸体不会作出48种奇迹，向他们祷告也不会治好牙痛；但是，你们时刻纪念着他们，这就能创造出一种奇迹--获得解放。”（注：引自亚·伊·赫尔岑《愚腐的主教、陈腐的政府和被欺骗的人民》（《赫尔岑文集》1958年莫斯科版第15卷第135-138页）。--288。）
由此可见，那些藏身于奴才式的“合法”刊物中的自由派，只颂扬赫尔岑的弱点而隐瞒他的优点，这种对赫尔岑的诬蔑该是多么卑鄙无耻。赫尔岑不能在40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他在60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第288页◎民时，他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派了。他进行斗争是为了使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不是为了使自由派资产阶级去勾结地主沙皇。他举起了革命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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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开展了革命鼓动。
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注：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13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244、289。）的英雄们。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航海长”。但是，这还不是风暴本身。
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并且第一次唤起了千百万农民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第一次风暴是在1905年。第二次风暴正在我们眼前开始扩展。
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来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各阶级在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粉碎沙皇君主制恶棍，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恶棍的第一人。
载于1912年4月25日（5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261-268页◎第289页◎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1912年7月15日〔28日〕）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一篇文章（注：指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见《孙中山全集》1982年中华书局版第2卷第324-326页）。该文是孙中山1912年4月1日《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的前半部分，译成法文后载于同年7月11日《人民报》，又从法文转译成俄文，同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一起载于1912年7月15日（28日）《涅瓦明星报》第17号。--290。）（我们是从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注：《人民报》(《LePeuple》)是比利时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85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在比利时工人党改称为比利时社会党后，是比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290。）上转载来的）使我们俄国人非常感兴趣。
俗话说：旁观者清。孙中山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旁观”者，因为他虽然是个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但是显然完全不了解俄国。可是这位受过欧洲教育的人，这位代表已经争得了共和制度的、战斗的和胜利的中国民主派的人，在完全不管俄国、不管俄国经验和俄国文献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些纯粹俄国的问题。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象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
旁观者清。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孙中山的文章正是这样的纲领），迫使我们，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方便的机会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态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俄国在从1905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时期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纲领中，特别是把这个纲领同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事态的发展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不仅俄国面临这个问题，整个亚洲也面临这个问题。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第290页◎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从它的早期的单枪匹马的先驱者贵族赫尔岑起到它的群众性的代表--1905年农民协会（注：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286、291。）会员和1906-1912年的头三届杜马中的劳动派（注：劳动派是指劳动团的成员。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244、271、286、291、297、530。）代表止，都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具有完全同样的民粹主义色彩。这里我们试就孙中山的例子来考察一下，目前已经完全卷入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的几万万人的深刻革命运动所产生的思想的“社会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
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问题，或者说，丝毫没有轻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人们自然可以把亚洲这个野蛮的、死气沉沉的中国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比较一下。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受资产阶级操纵的生意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污垢和鲜血--不是国王和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完全变得寡廉鲜耻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出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了。
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第291页◎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落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憎恨过去，善于抛弃过去时代的麻木不仁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不是说唯物主义的西方已经腐朽了，只有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东方才光芒四射呢？不，恰恰相反。这是说，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还会有几万万人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亚洲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还有一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他们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民主派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时，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某个老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
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涨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的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涨。
但是在这位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后面这两种思想政治倾向正是构成具有◎第292页◎独特含义的（即不同于民主主义的、超出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因素。
这两种倾向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意义如何？
如果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最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经历过这种高涨的中国人，从欧美吸收了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提到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摆脱资产阶级而求得解放，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他们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对群众的压迫和剥削。但是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5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的封建主。
因此，这位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
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这是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第293页◎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的看法，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50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即拥有几百万人口的资本家发财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城市。
试问，孙中山有没有用自己反动的经济理论来捍卫真正反动的土地纲领呢？这是问题的全部关键所在，是最重要的一点，被掐头去尾和被阉割的自由派假马克思主义面对这个问题往往不知所措。
没有，--问题也就在这里。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
孙中山在文章的开头谈得如此娓娓动听而又如此含糊其辞的“经济革命”归结起来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通过亨利·乔治式的某种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化。孙中山所提出和鼓吹的“经济革命”，决没有其他实际的东西。
穷乡僻壤的地价与上海的地价的差别，是地租量上的差别。地价是资本化的地租。使地产“价值的增殖额”成为“人民的财产”，也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了这一点，在《资本论》第3卷中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与洛贝尔图斯论战时非常清楚地发挥了这◎第294页◎一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4-15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4-917页和第26卷第2册第163-176页。--编者注）
土地国有化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化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式的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最容易适应市场。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派为了“防止”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一种土地纲领，它的彻底实现会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
是什么经济上的必要性使得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纲领能够在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得到推行呢？是把各种形式各种表现的封建主义摧毁的必要性。
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振兴”中国，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以保证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另一个问题。不同的国家通过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方面和土地方面的民主主义，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情况是错综复杂的。这要看国际形势和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定。看来皇帝大概会把封建主、官僚、僧侣联合起来，准备复辟。刚刚从自由主义君主派变成自由主义共和派（能长久吗？）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将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间实行随风倒的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在发挥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高度主动性、坚定性和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振兴”中国的◎第295页◎道路。
最后，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大概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
载于1912年7月15日《涅瓦明星报》第17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26-432页◎第296页◎
两种乌托邦
（1912年10月5日〔18日〕以前）
乌托邦是一个希腊语词，在希腊文中，“o?”意为“没有”，“τσποs”意为“地方”。乌托邦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是空想、虚构和神话。
政治上的乌托邦就是一种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决不能实现的愿望，是一种不以社会力量为依托，也不以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为支撑的愿望。
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
在现代俄国，有两种政治乌托邦最根深蒂固，并且由于具有诱惑力而对群众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就是自由派的乌托邦和民粹派的乌托邦。
自由派的乌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的、和谐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赶走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俄国，在俄国的政治自由方面，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这是一个自由的俄国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睦相处的乌托邦。
民粹派的乌托邦，就是民粹派知识分子和劳动派（注：劳动派是指劳动团的成员。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244、271、286、291、297、530。）农民所抱的幻想，他们以为可以用公平地重分全部土地的办法来消除资本◎第297页◎的权力和统治，消除雇佣奴隶制，或者以为在资本的统治下，在金钱的支配下，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可以维持“公平的”、“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
这两种乌托邦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在现代俄国相当根深蒂固呢？
这两种乌托邦的产生反映了这样一些阶级的利益，它们进行反对旧制度、反对农奴制、反对政治压迫，一句话，“反对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中，它们又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乌托邦、幻想，就是这种不独立性，这种软弱性的产物。沉迷于幻想是弱者的命运。
自由派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不追求自由和法制，因为没有自由和法制，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彻底，不完整，没有保证。但是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甚于害怕反动势力。因此，自由派在政治上就表现出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软弱和十足的无能。因此，自由派的全部政策永远是模棱两可、虚伪不堪、假仁假义、躲躲闪闪的，他们必须玩弄民主的把戏才能把群众争取过去，同时他们又极端反对民主，极端仇视群众运动，仇视群众的创举和首倡精神，仇视他们那种如马克思形容19世纪欧洲一次群众运动时所说的“冲天”的气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编者注）。
自由派的乌托邦是俄国政治解放事业中的软弱无能的乌托邦，是那些唯利是图，想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平”分享特权并把这种高贵的愿望诡称为俄国民主派“和平”胜利论的富豪们的乌托邦。自由派的乌托邦是这样一种幻想，既要战胜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而又不使他们遭受伤害，既要摧毁他们而又不使他们感到痛苦。很◎第298页◎明显，这种乌托邦之所以有害，不仅由于它是乌托邦，而且由于它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相信这种乌托邦的群众，永远也不会争得自由；这样的群众不配享受自由；这样的群众完全应该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嘲弄。
民粹派和劳动派的乌托邦，是处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小业主的一种试图不通过阶级斗争而消灭雇佣奴隶制的幻想。当经济解放问题也如现时政治解放问题这样成为俄国当前的迫切问题的时候，民粹派的乌托邦的害处就不亚于自由派的乌托邦的了。
但是，现在俄国所处的时代还是资产阶级改革的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改革的时代；彻底成熟了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经济解放的问题，而是政治自由即（就其实质来说）充分的资产阶级自由的问题。
即使在后面这个问题上，民粹派的乌托邦也起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作用。这种乌托邦在重分土地应有（和将有）什么经济结果的问题上虽然是一种空想，但是它却是农民群众，即在资产阶级农奴制的现代俄国占人口多数的群众的波澜壮阔的民主主义高涨的产物和征兆（在纯粹资产阶级的俄国，也象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欧洲一样，农民是不会占人口多数的）。
自由派的乌托邦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民粹派的乌托邦则腐蚀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但它却是群众民主主义高涨的产物和征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高涨的表现。
民粹派和劳动派在俄国土地问题上，用来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手段的是，他们提出并推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本主义办法。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重分土地的“平均制”是乌托邦，但是重分土地必须与一切旧的，即地主的、份地的、“官家的”土地占有制完全决裂，这却是最需要的、经济上进步的、对于俄国这样的国家最迫切的资◎第299页◎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办法。
应该记住恩格斯的名言：
“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编者注）
恩格斯的这个深刻论断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说的：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这种社会主义所以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从交换规律的观点来看，有剩余价值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则是正确的，因为由交换规律产生剩余价值是完全“自然的”，完全“公平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征兆、表现和先声；现在，在20世纪初，这个阶级已成长为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并且正在为此坚决奋斗的巨大力量。
在评价俄国的（也许不仅是俄国一国的，而且是在20世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亚洲国家的）现代民粹派或劳动派的乌托邦的时候，必须记住恩格斯的这个深刻论断。
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
自由派的乌托邦教农民群众放弃斗争。民粹派的乌托邦则反映了农民群众斗争的愿望，答应胜利以后让他们享受千万种福利，◎第300页◎尽管这种胜利实际上只能给他们一百种福利。但是，世世代代处在闻所未闻的黑暗、匮乏、贫困、肮脏、被遗弃、被欺压的境遇中的奋起斗争的千百万民众，把可能得到的胜利果实夸大十倍，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自由派的乌托邦是对新剥削者企图与旧剥削者分享特权的这种私欲的掩饰。民粹派的乌托邦是千百万小资产阶级劳动者要求根本消灭封建旧剥削者的愿望的反映，也是他们要把资本主义新剥削者“一并”消灭掉的虚幻的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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