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的革命言论和行动，使菲勒克分子及其同伙〈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分子〉的哀鸣显得更加丑恶了〈这里是指法国众议院里工人政党的形成和德卡泽维尔工人罢工（注：德卡泽维尔工人罢工是指法国阿韦龙省德卡泽维尔市2000名矿工的自发罢工，从1886年1月开始到6月结束，持续了5个月。罢工是由于劳动条件不堪忍受和阿韦龙矿业公司的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引起的。罢工开始时，工人打死了拒绝听取工人要求的矿长瓦特兰。政府把军队开进德卡泽维尔，这在法国引起了更大的风潮。在巴黎和各省举行了许多抗议集会。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在巴黎的集会上发言抗议政府和企业主的行为。社会党报纸《人民呼声报》和《强硬派报》开展了支持罢工者的签名运动。在法国众议院讨论德卡泽维尔罢工问题时，资产阶级议员，其中包括激进派，支持政府镇压罢工工人。原来参加激进派的工人议员因此脱离了激进派，在众议院中组成了独立的工人党团。恩格斯密切地注视着法国这一事态的发展，认为”法国无产阶级在议院中的这第一次勇敢的独立行动“具有重要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38页）。--724。）迫使法国激进党人离开法国无产阶级一事〉。在最近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中，就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发了言，他们两人都讲得很好。有了这样的辩论，我们又能在上流社会出头露面了，而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常有的。特别是在德国人派了这么多庸人参加帝国国会（不过这也难免）以后，有人出来同他们争夺一下领导权，一般说来是件好事。德国在平静时期一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候，法国竞争的刺激是绝对必要的……”（1886年4月29日的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71页。--编者注）
这就是深受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影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当好好吸取的教训。给予我们这种教训的，并不是19世纪两位最伟大人物的书信中的个别词句，而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经验所作的批评的全部精神和全部内容，这种批评是同志式的、坦率的，绝无外交辞令，决不使用心计。
至于这种精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中究竟贯穿到什么程度，还可以从下面一些虽属较为局部性的但是极能说明问题的言论中看出来。
1889年，英国开始了由没有受过训练的不熟练的普通工人（煤气工人、码头工人等）进行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充满新的革命精神的运动。恩格斯对这件事特别高兴。马克思的女儿“杜西”◎第724页◎(Tussy)当时在这些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恩格斯对她极为夸奖。1889年12月7日他从伦敦写信说：“这里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社会分成大家公认的许多等级，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但同时还有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更高'的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这种东西已经存在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以致资产者要搞欺骗还相当容易。例如，我绝不相信约翰·白恩士(Burns)在本阶级中享有的声望会比他在曼宁红衣主教、市长和一般资产者那里的声望更使他感到自豪。秦平(Champion)（退伍的中尉）在多年以前就同资产阶级分子、主要是保守派分子串通一气，而他在教会的教士会议上却鼓吹社会主义等等。连我认为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物汤姆·曼(Ma)也喜欢谈他将同市长大人共进早餐。只要把他们同法国人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革命有多么良好的影响。”（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8页。--编者注）
这段话是用不着解释的。
再举一个例子。1891年，欧洲出现了战争危险。恩格斯当时常常同倍倍尔通信讨论这件事，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德国受到俄国侵犯，德国社会党人就要同俄国人及其同盟者进行殊死的战斗，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德国如被扼杀，我们也会和它一起同归于尽。若是发生有利的转变，斗争就会异常激烈，那时德国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站住脚，因而我们很可能不得不掌握政权，演一次1793年。”（1891年10月24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81页。--编者注）
请那些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俄国工人政党在1905年所设想的“雅各宾式的”远景不合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们听听◎第725页◎吧！恩格斯直截了当地向倍倍尔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不得不参加临时政府。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对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有这样的看法，他们对俄国革命及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充满了极其乐观的信心，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从这本书信集中，可以看出他们将近二十年来始终这样热情地期待着俄国的革命。
拿马克思1877年9月27日的一封信来看。东方的危机（注：指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俄国在这次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战后，原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正式独立，保加利亚获得自治。土耳其把巴统、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割让给俄国，把塞浦路斯岛割让给英国。奥匈帝国暂时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土耳其向俄国赔款8亿法郎。--726。）使马克思非常高兴。“俄国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由于土耳其好汉……打击了……　变革的爆发将提前许多年。按照一般规则(‘secundum　artem’)，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il　y　auraunbeautapage)。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5页。--编者注）（马克思当时59岁）
老天没有让而且看来也不可能让马克思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但是“立宪的把戏”被他说中了，他的话就像是昨天针对俄国第一、二两届杜马（注：第一届国家杜马，亦称维特杜马，因为第一届国家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1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选举不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不满25岁的青年、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50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手工业者、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般是两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制。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最终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注：第一届国家杜马共有代表47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地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
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沙皇政府在弄清革命力量不强之后，便决定驱散杜马。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马。--726、733、741、765、782。）说的。要知道，告诫人民防止“立宪的把戏”，正是自由派和机会主义者非常痛恨的那个抵制策略的“灵魂”……
再看看马克思1880年11月5日的一封信。由于《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注：指1872年由格·亚·洛帕廷和尼·弗·丹尼尔逊合译的第一个《资本论》俄译本的出版。这也是《资本论》第一次被译成外文。随着《资本论》的出版，70年代在《祖国纪事》、《欧洲通报》等俄国合法杂志上展开了关于《资本论》的广泛辩论。俄国著名的政论家和学者都参加了这场辩论。70年代的革命青年秘密小组和秘密报刊也对《资本论》表现了极大的兴趣。--726。），他感到十分高兴，并站在民意党人（注：民意主义指民意党的学说和主张。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毁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64、139、271、284、294、471、726、764。）一边反对当时刚刚产生的土地平分派（注：土地自由派是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革命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成立，起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民粹派协会，1878年底改称土地和自由社（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俄国革命组织也叫土地和自由社）。该社著名活动家有：马·安·和奥·亚·纳坦松夫妇、亚·德·米哈伊洛夫、阿·费·米哈伊洛夫、阿·德·奥博列舍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奥·瓦·阿普捷克曼、德·亚·克列缅茨、尼·亚·莫罗佐夫、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其基础就是农民村社。他们的纲领提出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以“平均”分配、村社完全自治、“按地方意愿”把帝国分为几个部分等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他们在坦波夫、沃罗涅日等省进行革命工作，企图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他们还出版和传播革命书刊，参加70年代末彼得堡的一些罢工和游行示威。他们的组织原则是遵守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集中制和保守秘密。由于对农村中革命运动日益感到失望，以及政府迫害的加剧，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把恐怖活动作为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的一派。另一派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1879年8月，土地和自由社最终分裂，前者成立了民意党，后者组织了土地平分社。
土地平分派指土地平分社的成员，他们坚持过去的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和策略。主要代表人物有普列汉诺夫、米·罗·波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雅·瓦·斯特凡诺维奇、维·伊·查苏利奇、奥·瓦·阿普捷克曼、瓦·尼·伊格纳托夫、阿·彼·布拉诺夫等。土地平分派出版了《土地平分》杂志和《种子报》。土地平分社的一部分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奇和伊格纳托夫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于1883年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另一部分成员则加入了民意党。到1881年底，土地平分社作为组织不再存在。--414、471、726。）。马克思准确地看出了土地平分派观点中的无政府主义成分（他当时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民粹派-土地平分派后来会变成社会民主党人），并且用尖刻的讥讽词句猛烈地抨击了土地平分派：
“这些先生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第726页◎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斗作准备，而这种学理主义的所谓原则，是由已故的巴枯宁首创而流行起来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3页。--编者注）
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会怎样估计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革命行动”对于1905年和以后年代的俄国的重要意义了（注：顺便谈一下，我记得是普列汉诺夫还是维·伊·查苏利奇1900-1903年期间对我说过，恩格斯曾给普列汉诺夫写过一封信，谈到了《我们的意见分歧》和俄国当前革命的性质。我们很想知道是否确实有过这样一封信，它是否还保存着，现在是否应该把它公布出来。（恩格斯在1885年4月23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谈到了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和俄国将发生的革命的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0-305页）。这封信第一次发表于1925年出版的《劳动解放社》文集第3集。））。
再看看恩格斯1887年4月6日的一封信。“而俄国看来会发生危机。最近的几次谋刺（注：最近的几次谋刺是指1887年3月以列宁的哥哥亚·伊·乌里扬诺夫为首的一批民意党人在彼得堡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事件以及当时流传甚广的关于在加契纳将发生新的谋刺事件的传闻。--727。）使一切都陷入混乱……”（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22-623页。--编者注）1887年4月9日的信上也这样说：“军队中充满了心怀不满的从事密谋活动的军官〈恩格斯当时对民意党人的革命斗争印象很深，他把希望寄托在军官身上，还看不到俄国士兵和水兵在18年后极其光辉地表现出来的革命性〉。……我不认为这种局面能拖到年底……　　只要俄国一干起来(”losgeht“)，那就太好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24-625页。--编者注）
1887年4月23日的一封信说：“在德国，一个迫害接着一个迫害〈迫害社会党人〉。看样子，俾斯麦想准备好一切，以便俄国一旦爆发革命（现在看来，这也许只是几个月内的事），德国也会立即干起来(‘losgeschlagenwerden’)。”（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29页。--编者注）
事实证明，这几个月很长很长。毫无疑问，肯定会有一些庸人要皱眉蹙额，严厉指责恩格斯的“革命主义”，或者取宽容态度，对这位亡命国外的老革命家的陈旧的空想一笑置之。◎第727页◎
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为共和国捐躯”，--恩格斯回忆他1848-1849年期间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情绪时这样称呼那个时代（注：恩格斯写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的一章题为《为共和国捐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90-235页）。--728。）），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当时他们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他们〈贝克尔写的是‘我们’，这是指他自己和他的亲密朋友，见1871年7月21日的第14封信〉为此而牺牲了一个人所能牺牲的一切，冒了一个人所能冒的一切危险……”在同一封信里还说：“如果我们能在三四月间多筹集一些钱，我们也许就能把整个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使巴黎公社得到挽救。”（第29页）但是两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并且确实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摆脱日常的琐碎的任务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官气十足的自由派在宣扬、喊叫和诉说他们的谬论（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是徒劳，反革命的“立宪”幻想妙不可言）时所表现的平庸智慧比较起来，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伟大，千倍地有历史价值，千倍地正确……
俄国工人阶级一定能用他们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来争得自由，推动欧洲前进。让那些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人以没有错误而自夸吧。
　　　　　　　　　尼·列宁
　　　　　　　　1907年4月6日
载于1907年圣彼得堡出版的《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一书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196-216页◎第728页◎
反对抵制（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之一）
（1907年6月26日〔7月9日〕）
不久以前举行了教师代表大会（注：指1907年6月19-24日（7月2-7日）在芬兰举行的全俄教师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社会革命党人50名、社会民主党人23名、无党派人士18名，他们代表了大约2000名有组织的俄国教师。代表大会通过了联合会的章程，并讨论了关于第三届杜马的选举、关于同其他职业性联合会的关系、关于对当前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关于教师职业保障和互助等问题。会议期间，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全俄教师联合会成立于1905年4月，当时称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联合会章程第1条规定，它除了为改善教师物质生活状况进行斗争外，还为争取学校自由而斗争。它既是教师工会，同时又是为争取学校自由而斗争的政治团体。因此列宁称它为政治性的职业联合会。--729。），与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受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其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460、528、649、654、677、729、768。）影响的，大会在社会革命党的一位知名代表的直接参与下，通过了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注：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日（14日）召开的，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1911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1903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1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于1910年批准了以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为基础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其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729、786。）的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教师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注：出席全俄教师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是尼·亚·罗日柯夫。--729。）一起在表决时弃权，因为他们认为这类问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来决定，而不应该由非党的政治性的职业联合会来决定。
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问题，就这样作为当前的革命策略问题而出现了。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社会革命党的正式决定，也没有看到社会革命党的文件，但是从该党代表在上述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来看，社会革命党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决定。在社会民主党内，这个问题已经提出并且正在讨论。
社会革命党究竟用什么理由来为自己的决定辩解呢？教师代表大会的决议实际上讲到了第三届杜马毫不中用，搞六三政变（注：1907年6月3日的政变是指俄国沙皇政府在这一天发动的反动政变，史称六三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15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49.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163、729。）的政府是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新的选举法是地主性质的，等等，等等（注：下面是这个决议的原文：“鉴于：(1)作为召集第三届国家杜马的依据的新选举法剥夺了劳动群众在此以前所享有的、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的一点起码的选举权；(2)该选举法为了居民中最反动的特权阶层的利益竟公然粗暴地强奸民意；(3)第三届杜马，按其选举的方法和组成来说，是反动政变的结果；(4)政府是要利用人民群众参加杜马选举这一点来说明人民承认政变，--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1)拒绝同第三届杜马及其各个机构建立任何联系；(2)不以组织名义直接或间接地参加选举；(3)以组织名义广泛宣传本决议中所表明的对第三届国家杜马及杜马选举的看法。”）。他们的论据是这样提的：由于第三届杜马极端反动，采取抵◎第729页◎制这样的斗争手段或口号自然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论断是不足取的，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对可以实行抵制的历史条件作分析。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实行抵制不取决于某一机关的反动程度如何，而是如俄国革命经验现在也已经表明的那样，取决于实行称作抵制的这一特殊手段的特殊斗争条件是否存在。谁如果不考虑我国革命两年来的经验，不仔细研究这种经验就来谈论抵制，那就只好说这种人是太健忘了，而且什么也没有学到。现在我们就是试图从分析这个经验来着手研究一下抵制问题。
　　　　　　　　一
抵制布里根杜马（注：布里根杜马是指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因为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所以这个拟成立的国家杜马被人们称作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在布里根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包括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主张在杜马选举中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布里根杜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选举，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就迫使沙皇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抵制策略获得了成功。关于布里根杜马的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宪法交易》、《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67-71页，第11卷160-167、172-180、188-199页）等文。--730、776。）无疑是我国革命在实行抵制方面最重要的经验。况且这次抵制还获得了最完全、最直接的成功。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历史条件。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会看到两点。第一，抵制布里根杜马是一场反对我国革命转上（即使是暂时地转上）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第二，这次抵制是在最广泛、最普遍、最强大、最急剧的革命高潮的形势下进行的。◎第730页◎
我们来谈谈第一点。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的产生，或者说得广一点，是反对该机关变为现实的斗争。所以，谁要像普列汉诺夫及其他许多孟什维克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代表机关这种空泛的论断来反对抵制，那就只能暴露出他们的可笑的学理主义。这样来谈论问题，无异于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真理以回避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利用代表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只能赞成在某个机关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不能赞成反对建立这个机关的斗争呢？不，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种空泛的论断只有在不可能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的情况下才适用。所以在抵制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有没有可能来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普列汉诺夫之流自己提出的那些反对抵制的论据，暴露了他们并不懂得问题之所在。
其次，如果说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建立该机关的斗争，那么抵制布里根杜马同时也是反对建立整套君主立宪类型的机关的斗争。1905年清楚地表明，存在着进行总罢工（1月9日（注：1905年1月9日事件是沙皇大规模枪杀彼得堡和平请愿工人的事件，史称“流血星期日”。1905年1月3日（16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爆发了罢工，1月7日（20日）罢工发展成全市总罢工。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工人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讨论请愿书的工人集会上，布尔什维克进行解释工作，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进行革命斗争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但工人对沙皇的信仰还很牢固，因此和平请愿未能被阻止。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通过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决议。沙皇政府从外地调集4万名士兵和警察加强彼得堡的卫戍部队，并于1月8日（21日）批准了驱散请愿队伍的计划。1月9日（22日），14万工人手执圣像和沙皇像向宫廷广场进发。根据彼得堡总督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一千多人被打死，两千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起点。--541、690、731。）以后的罢工浪潮）和军队起义（“波将金号”）（注：黑海舰队“波将金公爵号”装甲舰的起义发生于1905年6-7月间。黑海舰队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原准备在1905年秋天发动舰队所有舰只同时起义，但是“波将金号”在单独出航进行射击演习期间于1905年6月14日（27日）过早地自发举行了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该舰指挥官下令将带头拒绝吃用臭肉做的菜汤的水兵枪决。在起义中，水兵们杀死了最可恨的军官，但起义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格·尼·瓦库连丘克在搏斗中牺牲。水兵们选出了以阿·尼·马秋申科为首的军舰委员会。6月14日晚，“波将金号”县挂红旗驶到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但是敖德萨社会民主党组织联络委员会未能说服“波将金号”的船员们登岸来武装工人并与工人共同行动。该舰船员们只在6月15日（28日）向市当局和军队所在地区开了两炮。6月17日（30日），沙皇政府派来两支舰队，企图迫使“波将金号”投降，或将其击沉，但是这些军舰不肯向“波将金号”开火，而且其中的“常胜者乔治号”还转到革命方向来。6月18日（7月1日），“常胜者乔治号”上的一些军士级技术员叛变，将该舰交给了政府当局。当晚，士气沮丧的“波将金号”偕同所属的第267号雷击舰离开敖德萨驶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6月20日（7月3日），“波将金号”军舰委员会在那里发表了《告文明世界书》和《告欧洲各国书》，表明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的决心。6月22日（7月5日），“波将金号”曾驶到费奥多西亚。由于始终得不到煤和食品的补给，水兵们被迫于6月25日（7月8日）在康斯坦察把军舰交给了罗马尼亚当局。与此同时，“普鲁特号”教练舰于6月19日（7月2日）为支持“波将金号”举行起义，选出了以布尔什维克А.М.彼得罗夫为首的军舰委员会。该舰立即开往敖德萨，但由于“波将金号”已经离开那里而未能与它会合。6月20日（7月3日），没有武器装备的“普鲁特号”被沙皇政府两舰雷击舰扣押。起义的水兵们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视“波将金号”的起义。列宁曾委托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前往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及时赶到。--527、731。）这种直接的群众斗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是事实。另一方面，企图把运动从革命（就最直接最狭窄的意义而言）道路引上君主立宪道路的8月6日的法令（注：8月6日的法令是指沙皇政府1905年8月6日（19日）颁布的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布里根杜马是指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因为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所以这个拟成立的国家杜马被人们称作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在布里根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包括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主张在杜马选举中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布里根杜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选举，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就迫使沙皇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抵制策略获得了成功。关于布里根杜马的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宪法交易》、《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67-71页，第11卷160-167、172-180、188-199页）等文。)。--731。）也是事实。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和君主立宪道路之间的斗争，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当时需要对革命下一步发展的道路作出选择，并且决定这个选择的当然不是这些或那些集团的意志，而是各革命阶级和各反革命阶级的力量。而力量又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衡量和考验。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也就是坚持◎第731页◎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反对立宪君主制道路的斗争口号。当然，在立宪君主制道路上也可能有斗争，不但可能有，而且还不可避免有斗争。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也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酝酿新的革命高潮；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可能进行斗争，而且一定要进行斗争--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曾经非常热心但非常不合时宜地论证过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现在仍然不失为真理。可是当时历史提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阿克雪里罗得或普列汉诺夫的议论都是“文不对题”，换句话说，他们是用从新版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教科书中找出的问题来代替历史提出的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解决的问题。当时，出现一场选择下一步斗争道路的斗争是历史的必然。是由旧政权召集俄国第一个代表机关，从而在一定的时间内（时间也许很短，也许较长）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呢，还是由人民以直接的冲击去扫除（或者至少动摇）旧政权，使它不能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从而保证（也是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当时没有察觉到的问题，而1905年秋天，历史却把这个问题向俄国各革命阶级提了出来。社会民主党对积极抵制的宣传，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提出一个为选择斗争道路而斗争的口号。
宣传积极抵制的布尔什维克正确地理解了历史客观地提出的问题。1905年10-12月斗争实际上是一场选择斗争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起伏很大：起初革命人民占了上风，使旧政权不可能立即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扫除了警察自由派类型的代表机关，建立了纯革命类型的代表机关，即工人代表苏维埃，等等。10-12月时期是群众最自由、主动精神最充分、工人运动发展得最广泛最◎第732页◎迅速的时期，因为当时人民的冲击清除了君主立宪的机关、法律和种种障碍，因为出现了一个“政权空白时期”--旧政权已被削弱，而人民的革命新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等）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完全代替旧政权。十二月斗争的结果却相反：旧政权胜利了，击退了人民的冲击，保住了自己的阵地。但是不言而喻，当时还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胜利是决定性的胜利。1905年十二月起义得到了继续，表现为1906年夏天爆发了一连串分散的、局部的军队起义和罢工。抵制维特杜马（注：第一届国家杜马，亦称维特杜马，因为第一届国家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1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选举不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不满25岁的青年、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50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手工业者、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般是两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制。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最终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第一届国家杜马共有代表47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地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注：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
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沙皇政府在弄清革命力量不强之后，便决定驱散杜马。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马。--726、733、741、765、782。）的口号是为把这些起义集中和联合起来而斗争的口号。
所以，研究俄国革命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经验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抵制的客观根据是一场由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决定下一步发展道路形式的斗争，是一场决定由旧政权还是由新的自发的人民政权来召开俄国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斗争，是一场决定走直接的革命道路还是（在一定时间内）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
因此，过去在书刊中常常出现而在讨论本题时又一再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抵制口号简单、明了和“走直线”的问题，以及是选择直接发展道路还是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直接推翻或者至少削弱旧政权，由人民直接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这无疑是一条最直接的道路，它对人民最有利，但是也需要为之付出极大的力量。在力量占压倒优势时，用直接的正面攻击也能取得胜利。在力量不足时，就可能需要走迂回的道路，需要等待时机、曲折行进、实行退却等等。当然，君主立宪的道路一点也不排斥革命，这条道路也在间接地酝酿并发展革命的因素，不过这条道路要漫长一些，曲折一些。
在所有孟什维克的书刊中，尤其是1905年（10月以前）的书刊中，都贯穿着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和劝导，责难他们“走直线”，◎第733页◎劝导他们必须重视历史发展的曲折道路。孟什维克书刊的这个特征也是一种空谈的例证，他们好像在说什么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注：“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一语出自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文学教师》。小说描写一个名叫伊波利特·伊波利特奇的史地教师，他平时沉默寡言，而一开口总是说些诸如“人不吃东西就不能生存”之类的人所共知的“大道理”。“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是他临终时说的一句话，后来常被人们引用来譬喻空话、废话和老生常谈。--734。），用这种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事实的办法来混淆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历史通常都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重视历史的极其复杂奇特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历史本身提出是选择直接道路还是曲折道路这个问题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东西就丝毫无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刻或时期，用空谈历史通常的曲折性的办法来支吾搪塞，那就等于变成套中人（注：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559、705、734。），一门心思地去琢磨马吃燕麦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情。而革命时期正好多半是这样的历史时期，即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解决国家在一个相对说来很长的时期内是走直接发展道路还是走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重视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绝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善于向群众解释走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善于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历史性战斗结束以后，讥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到底的人。这正像特赖奇克之流的德国警察的御用历史学家讥笑1848年马克思提出的革命口号和所走的革命直线一样。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实际上同它对妥协的态度是一样的。历史的任何曲折转变都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拒绝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跃的经常起作◎第734页◎用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弄不明白这个似乎矛盾的道理，那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
恩格斯有一次在一篇论公社布朗基派（注：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马克思和列宁高度评价布朗基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同时坚决批判他们的密谋策略，指出：布朗基主义企图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是完全错误的。--151、268、493、653、692、704、735。）流亡者的宣言（注：这篇论文编入德文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Internationales ausdem 《Volksstaat》》）。俄译本：《〈人民国家报〉论文集》知识出版社版。）（1874年）的文章中非常清楚生动、简明扼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妥协的态度。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在他们的宣言中写道，他们不容许任何妥协。恩格斯嘲笑这个宣言，他说，问题不在于拒绝利用形势注定我们实行的妥协（或者是：形势强迫我们实行的妥协--因为无法查对原文，只能凭记忆引用，谨向读者致歉），问题在于明确地意识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目的，善于在各种形势下通过曲折道路和妥协来追求这些目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2-594页。--编者注）。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对向群众提出的抵制口号的简单、直接和明了的特点加以评价。这个口号的上述一切特点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这些特点本身好，而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所适应的客观形势中存在着为选择直接发展道路或曲折发展道路而斗争的条件。在布里根杜马时期，这个口号之所以是工人政党的正确的和唯一革命的口号，并不是因为它是最简单、最直接和最明了的口号，而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向工人政党提出了参加争取简单的直接的革命道路、反对曲折的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这样一个任务。
试问，究竟根据什么标准，说当时存在着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呢？究竟根据什么主要的标志，说客观形势的特点使简单、直接、明了的口号没有成为空话，而成了唯一适合实际斗争的口号呢？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第735页◎
　　　　　　　　二
在回顾一场已经结束的斗争（至少直接形式的斗争已经结束）时，根据那个时期各种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标志和征兆，得出一个总的结论，自然是最容易不过了。斗争的结局一举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并且轻而易举地消除了一切怀疑。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确定各种有助于弄清斗争前的局势的标志，因为我们想把历史的经验教训运用到第三届杜马的问题上。上面我们已经指出，最广泛、最普遍、最强大、最急剧的革命高潮是1905年抵制得到成功的条件。现在应该研究，第一，特别强大的斗争高潮同抵制有什么关系；第二，特别强大的高潮有些什么特征和显著的标志。
我们已经指出，对某一机关的抵制并不是在该机关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产生的斗争。任何这样的机关只能从已经存在的即旧的政权中产生。这就是说，抵制是一种斗争手段，用来直接推翻旧政权，或者在冲击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政权时至少用来削弱这个政权，使它不能创立这个机关，不能利用这个机关（注：本文所说的都是积极抵制，即不是简单地不参加旧政权设置的各种机关，而是向旧政权进行冲击。应该向没有读过抵制布里根杜马时期社会民主党的书刊的读者提一提：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公开讲积极的抵制，坚决提倡积极抵制，反对消极抵制，甚至坚决把积极抵制同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所以，抵制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同旧政权进行直接的斗争，需要举行反对旧政权的起义，需要在许多场合下让群众起来抗拒当局的命令（这种群众的抗拒是发动起义的条件之一）。抵制就是拒绝承认旧政权，当然不是口头上拒绝，而是行动上拒绝，也就是说，◎第736页◎不是只表现在各组织的呼吁或口号上，而是表现在人民群众的某些运动上，如不断违反旧政权的法律，不断建立新的、非法的、但实际上存在的机关，等等，等等。这样，抵制同广泛的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就很明显了：抵制是最坚决的斗争手段，它要否定的并不是某个机关的组织形式，而是该机关的存在本身。抵制是向旧政权的直接宣战，是向旧政权的直接攻击。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没有到处越出旧的合法范围的群众骚动，就根本谈不上抵制的成功。
在谈到1905年秋季高潮的特征和标志时，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情况是革命展开不间断的群众性的进攻，不断攻击敌人并迫使敌人退却。镇压不但没有使运动削弱，反而使它更加扩大了。1月9日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罗兹的街垒战（注：罗兹的街垒战是指1905年6月9-11日（22-24日）波兰罗兹市工人的起义。1905年5-6月，在素称工人波兰心脏的罗兹市出现了罢工浪潮。6月8日（21日），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遭枪杀。6月9日（22日），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罗兹委员会号召下，全市举行了政治总罢工。工人们自发地同军警发生武装冲突，全市修筑了约50处街垒。经过三天激烈战斗，起义终于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起义者死伤约1200人。--737。）、“波将金号”的起义。在出版、结社、教育等方面，旧政权所规定的合法范围到处都在不断地被冲破，冲破这种范围的绝不只是“革命者”，而且还有普通人，因为旧政权确实已被削弱，确实已经老朽得失去了控制能力。高潮力量的特别显著和准确无误的（从革命组织的角度来看）标志，就是革命者提出的口号不仅不是毫无反响，而是完全落后于生活了。不论是1月9日的事件，还是以后的群众性罢工和“波将金号”的起义，都走到了革命者直接号召的前头。在1905年，群众对革命者发出的任何一个号召从来没有持消极态度，没有默不作声，没有拒绝参加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抵制是对一触即发的气氛的自然的补充。当时这个口号根本不是什么“凭空虚构”，它只是准确而忠实地表达了勇往直前、走向直接冲击的高潮。恰恰相反，搞“凭空虚构”的却是我们的那些孟什维克，他们回避革命高潮，迷恋于沙皇在宣言上或8月6日的法令上许下的空洞诺言，对转上立宪君主制轨道的诺言信以为真。孟什维克（和帕尔乌斯）当初制定自己的策略时所根据的不是最广泛、最强大和最急剧的革◎第737页◎命高潮这一事实，而是沙皇的向立宪君主制转变的诺言！难怪这类策略成了既可笑又可怜的机会主义。难怪孟什维克凡是谈到抵制时，总是竭力不去分析抵制布里根杜马这一革命中最重大的抵制经验。但是光承认孟什维克在革命策略上的这个也许是最大的错误是不够的。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产生这个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使革命高潮成为现实而使向立宪君主制转变成为空洞的警察式诺言的那种客观情况。孟什维克所以犯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待问题主观上没有革命情绪，而是因为这些可怜的革命者思想上落后于客观革命形势。孟什维克犯错误的这两个原因是很容易混淆的，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混淆这些原因就是不能容许的了。
　　　　　　　　三
抵制同俄国革命某一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关系，还应从另一方面加以研究。1905年秋季和1906年春季社会民主党的抵制运动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运动的内容，当然不是重复抵制这个字眼或者号召不要参加选举。号召不顾专制制度所要求的迂回曲折的道路而进行直接的冲击，也还不是抵制运动的全部内容。上述问题甚至不能和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等量齐观，后者才是整个抵制鼓动工作的中心。这一斗争真正是抵制的活的灵魂。想一想抵制派的讲话和他们的全部鼓动工作，看一看抵制派的最重要的决议，那你就会深信这样的论点是多么正确。
孟什维克从来不懂得抵制的这个方面。他们总是觉得，在立宪刚开始的时期就同立宪幻想作斗争是荒唐的、无意义的，是“无政◎第738页◎府主义”。孟什维克的这种观点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注：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共有157人参加大会。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等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注：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案和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主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和3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697、739、768。）上的一些发言中，我记得特别是在普列汉诺夫的发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至于孟什维克的书刊就更不用说了。
乍一看，孟什维克就像一个人洋洋得意地教训他人说马吃燕麦一样，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确实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在立宪刚开始的时期就宣布同立宪幻想作斗争！难道这不是无政府主义吗？难道这不是荒唐之极吗？
他们在发这些议论时堂而皇之地提到一些简单的常识，从而把问题庸俗化了，这是由于他们绝口不谈俄国革命的特殊时期，将抵制布里根杜马置诸脑后，泛泛地把我国过去和将来的整个革命看作产生立宪的革命，而不去研究我国革命所经过的道路的具体阶段。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之类的人大谈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而又违反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一个例证。
是的，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整个说来，也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建立立宪制度的过程，如此而已。这是公认的道理。这个公认的道理可以用来揭露某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理论、策略等等的冒牌社会主义的步调。可是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例如：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工人政党应该把国家引向怎样的立宪制度；在革命的某些时期，工人政党到底应当怎样为争取特定的（即共和制的）立宪制度而斗争--在这些问题上，你能够从这个公认的道理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吗？不能。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所特别喜爱的这个公认的道理在这些问题上很难给你什么启发，正如马吃燕麦这个信念在你选择合适的马和学会骑马这个问题上很难给你启发一样。
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和1906年初曾经说过，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应该成为当时的口号，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客观形势提出了◎第739页◎一个让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去解决的问题：在下一步将要取得胜利的是直接的道路，即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代表机关的道路呢，还是迂回曲折的道路，即君主立宪和“杜马”类型的警察式“立宪”（带引号的！）机关的道路。
这个问题确实是客观形势提出来的呢，还是布尔什维克瞎扯理论、“凭空虚构”的？对这个问题，俄国革命的历史现在已经作出了回答。
1905年的十月斗争就是反对革命转上君主立宪制轨道的斗争。10-12月时期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广泛的、勇敢的、自由的立宪的时期，这种立宪真正表现了人民的意志，而与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立宪制时期的假立宪迥然不同。开展争取真正民主的（即存在于完全肃清旧政权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丑恶东西的基础上的）立宪的革命斗争，就要求最坚决地反对用警察式君主立宪制来诱惑人民。而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抵制的人却怎么也弄不懂这个并不复杂的道理。
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俄国革命发展的两个时期。高潮时期（1905年）和低潮时期（1906-1907年）。在第一个时期，人民的主动精神发挥得最充分，居民中所有阶级的自由而广泛的组织都得到最大的发展，出版有最充分的自由，人民最不理会旧政权，最无视它的机关和命令--当时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那种得到官僚承认的、用正式规章或条例体现出来的立宪的情况下实现的。接着，在第二个时期，人民的主动精神、组织性、出版自由等等都很不发达并不断低落，--这时存在着由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炮制、为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承认并由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来维护的天知道的“立宪制”。
现在，过去的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一目了然，大概没有哪个学◎第740页◎究敢于否认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反对事态转上立宪君主制轨道的革命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否认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了。
现在恐怕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历史学家都会把1905年到1907年秋天的俄国革命过程划分为这样两个时期：“反立宪的”（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高潮时期和“立宪的”低潮时期，即人民抛开警察式（君主）立宪去争取和实现自由的时期和君主“立宪制”压制人民自由的时期。
现在，立宪幻想的时期，即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注：第一届国家杜马，亦称维特杜马，因为第一届国家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1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选举不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不满25岁的青年、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50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手工业者、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般是两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制。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最终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第一届国家杜马共有代表47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地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
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注：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沙皇政府在弄清革命力量不强之后，便决定驱散杜马。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马。--726、733、741、765、782。）时期，我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弄清当时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的意义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可是在当时，即在1905年和1906年初，无论资产阶级阵营中的自由派还是无产阶级阵营中的孟什维克，都不明白这一点。
而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从一切意义上来说，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立宪幻想的时期。这一时期没有违反过“任何法律非经国家杜马承认均不得生效”这个庄严的诺言。就是说，立宪制存在于纸面上，并且不断使所有俄国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62、298、531、689、707、723、741、762、783。）奴才的心灵深受感动。在这个时期，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都实验了、检验了、试行了俄国的立宪制，竭力使它适应于旧的专制制度。杜巴索夫先生和斯托雷平先生似乎是这个时期最强有力的人物，他们千方百计地努力使“幻想”成为现实。幻想终究是幻想。历史完全证实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正确的。然而，不仅是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试图实现“立宪制”，不仅是立宪民主党奴才们颂扬立宪制，奴颜婢膝地大费唇舌（类似第一届杜马中的罗季切夫先生），证明说君主是没有责任的，说如果认为君主应对大暴行负责，那就是大逆不道。不，不仅他们这些人是这样，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这个时期◎第741页◎中无疑也在不同程度上相信“立宪制”，相信杜马，而不听社会民主党的警告。
可以说，俄国革命中的立宪幻想时期是全国迷恋于资产阶级偶像的时期，就像西欧一些国家有时迷恋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沙文主义等偶像一样。社会民主党的功劳在于：只有它没有受资产阶级的愚弄，只有它在立宪幻想时期始终举着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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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之二）
（1907年6月26日〔7月9日〕）
那么试问，到底为什么抵制是反对立宪幻想的特殊的斗争手段呢？
抵制有一个特点，使得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乍一看到这个特点都会立即不由自主地对抵制产生反感。抵制选举就是放弃议会活动，这就不免使人觉得是一种消极的拒绝、放弃和回避。专门仿效德国的帕尔乌斯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1905年秋天气势汹汹然而一无所得地咆哮了一番，企图证明积极的抵制终究是个坏东西，因为它毕竟还是抵制……　至今从革命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而且愈来愈向自由派演化的马尔托夫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同志报》（注：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这可能吗？》一文。该文刊载于1907年9月26日（10月9日）《同志报》第381号。
《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643、742、766。）上的一篇近作，证明他甚至不会像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做的那样来提问题。
但是抵制的这个可说最使马克思主义者反感的特点，是完全可以用产生抵制这种斗争手段的时代所具有的特点来说明的。第一届君主杜马，即布里根杜马，是诱使人民脱离革命的诱饵。这种诱饵是一个穿着立宪外衣的假人。人人都不免要上当。有的是出于阶级的私利，有的是由于考虑不周，结果都上了布里根杜马的当，后来又上了维特杜马的当。所有的人都着了迷，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参加选举并不是平常地简单地履行普通的公民义务。参◎第742页◎加选举就是为君主立宪上台举行庆典。参加选举就是从直接革命道路向君主立宪道路转变。
社会民主党在这样的时候不得不全力以赴、大张旗鼓地发出抗议和警告。这也就意味着拒绝参加选举，不仅自己不参加而且号召人民也不参加，发出向旧政权冲击的呐喊，而不是在旧政权建立的机关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全民对“立宪”君主制这一资产阶级警察偶像的迷恋，要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向全民“表明”自己反对和揭露这个偶像的观点，全力开展斗争以反对建立成为这种偶像的化身的机关。
这一切都说明，不仅是获得直接成功的对布里根杜马的抵制，而且连看来已经失败的对维特杜马的抵制，在历史上都有充分的根据。现在可以看出，为什么说这只是表面上的失败，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我国革命向立宪君主制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就是转向绝路。君主立宪的幻想原来不过是一种前奏或幌子，一种点缀，一种用来转移视线、好让旧政权为废除这种“立宪制”作准备的东西……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用“立宪制”来压制自由。“始终不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坚持到社会民主党所反对的机关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坚持到俄国革命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这一革命低潮、革命失败的必然标志（在一定时间内）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立宪幻想的时期是妥协的一次尝试。我们曾经竭尽全力同妥协进行斗争，我们不得不进行这场斗争。但既然形势违反我们的意志，无视我们的努力，使我们的斗争以失败告终，从而把妥协强加于我们，那我们就只好参加第二届杜马，只好考虑妥协。至于要妥协多久，那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第743页◎
综上所述，对抵制第三届杜马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也许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立宪幻想时期开始时必须实行的抵制，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也是必要的？这是“类比社会学”式的“卖弄聪明”，而不是严肃的结论。抵制在俄国革命开始时所具有的那种内容，现在已经不可能有了。现在既不能警告人民防止立宪幻想，也不能开展反对革命转上立宪君主制绝路的斗争。抵制中原来的那种活的灵魂不可能再有了。即使要实行抵制，它无论如何只能具有另一种意义，无论如何只会具有另一种政治内容。
此外，我们所研究的抵制的历史特点，还提供了一个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理由。在向立宪转变的初期，全国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到杜马上去了。我们曾以抵制来反对，而且也不得不以抵制来反对把注意力集中到绝路上去，反对这种由于愚昧无知、觉悟不高、软弱无力或出于反革命私利而产生的迷恋。现在，对任何杜马或者对第三届杜马不仅没有什么全国性的迷恋，甚至连稍微广泛一点的迷恋也没有。从这方面来说实行抵制就没有必要了。
　　　　　　　　　四
所以，实行抵制的条件无疑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中去找。从这个观点出发来把1907年秋季和1905年秋季的形势作一比较，就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现在宣布抵制是没有根据的。无论从直接的革命道路和“曲折”的立宪君主制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无论从群众性的高潮来看，无论从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特殊任务来看，目前的形势都和两年以前截然不同。◎第744页◎
当时历史向君主立宪的转变不过是警察的许诺。而现在这个转变已经成为事实。不愿坦率承认这个事实，是一种可笑的害怕真理的表现。但是，如果从承认这一事实得出俄国革命已经结束的结论，那就错了。不，现在还没有根据作这个结论。当客观形势决定要为直接的革命发展道路而斗争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进行这种斗争，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考虑实际上已经确定下来的曲折的转变了。从这一方面来说，俄国革命的进程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在革命初期，出现了短暂的、然而非常广泛又极其迅速的高潮；后来，从1905年十二月起义开始，则是极其缓慢又持续不断的低潮。开始是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后来是向君主立宪转变的时期。
这是不是说后来的这次转变就是最终的转变呢？是不是说革命已经结束而“立宪”时期已经来到了呢？是不是说等待新高潮、为新高潮作准备没有根据了呢？是不是说应该抛弃我们纲领的共和性质了呢？
绝对不是。只有那些自由派庸人，例如我国那些一味以随手拈来的论据为奴颜婢膝的行为辩解的立宪民主党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这样说。这只是说，为了全面维护我们的整个纲领和我们的全部革命观点，我们应该使直接的号召适合当前的客观形势。我们要宣传革命的必然性，经常不断并始终不渝地在各方面积聚燃料，为了这些目的而小心爱护和扶持我国革命最好时期的革命传统，肃清这个传统中的自由派寄生虫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要放弃在向君主立宪日常转变过程中进行日常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我们应该为掀起新的广泛的高潮作准备，但是不问情况硬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我们已经说过，抵制只有作为积极的抵制在当前的俄国才有◎第745页◎一定的意义。这就是说，不是消极地拒绝参加选举，而是为了直接冲击的任务不去理睬选举。从这个意义上说，抵制就必然等于号召实行最有力、最坚决的进攻。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这样的号召就没有意义，可是目前有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呢？当然没有。
说到“号召”，那么现在的形势和1905年秋天的形势在这方面的差别是特别明显的。我们已经指出，当时在整整一年中，对于号召，群众从来没有默不作声。群众的攻势跑到组织的号召的前头去了。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的停顿时期，许多号召始终得不到群众的响应。例如，1906年初扫除维特杜马的号召，1906年夏季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举行起义的号召，为抗议第二届杜马的解散及1907年六三政变而进行斗争的号召，都是这样。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最近这些行动的通报（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就六三政变问题发出的第一封《给各党组织的信》。信中说：“无产阶级和代表它的利益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对政府的横暴行为不能不予以回答和抗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宣布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号召各党组织“支持正在掀起的群众运动，使之进行到底；在有把握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而坚决的支持的地方，要立即发起运动，并把情况报告中央委员会”。--746。）来说吧。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通报中公开号召用各地条件所允许的形式进行斗争（游行示威、罢工、同专制制度的武装力量作公开的斗争）。这是口头的号召。1907年6月基辅和黑海舰队的武装起义（注：这里说的基辅起义是指沙皇军队第41谢连金步兵团和第21工兵营1907年6月4日夜在基辅举行的武装起义。当时社会革命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这些部队里都有较强的力量。第二届国家杜马被解散的消除传来后，社会革命党军事组织召开会议决定举行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军事组织委员会不赞成起义，但在起义已不可能制止时也决定参加。这一起义很快就被扑灭了。
这里说的黑海舰队起义可能是指1907年5月底黑海舰队实习分舰队水兵起义未果一事。1907年5月22日，实习分舰队由塞瓦斯托波尔港起锚驶往坚德拉湾。在发现水兵有发动起义迹象后，分舰队奉命立即返航，于5月28日回到塞瓦斯托波尔港。随后有数十名水兵以鼓动起义的罪名被逮捕并交付军事法庭审判。--746。）是用行动发出的号召。无论哪一种号召都没有得到群众性的响应。既然反动势力对革命最露骨和最直接的冲击--解散两届杜马和发动政变--在当时都没有引起高潮，那么现在有什么根据要以宣布抵制的形式立即再次发出号召呢？现在的客观形势使“宣布”抵制有成为空喊的危险，这不是很清楚吗？当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各地的时候，“宣布”抵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发出战斗的号召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责任。但是这样的斗争既不是可以凭空虚构的，也不是单凭一声呐喊就能触发的。既然我们根据较直接的原因试着提出来的许多战斗号召都没有什么结果，我们自然就应该为“宣布”口号寻找有力的根据，因为如果没有实现战斗号召的条件，宣布这种口号是没有意义的。◎第746页◎
谁要想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深信抵制口号是正确的，他就不应该只迷恋于一些曾经起过伟大而光荣的革命作用的铿锵的话语，而应该仔细想想可以采用这类口号的客观条件，并且应该懂得，提出这种口号，就意味着已经间接假定存在着出现广泛的、普遍的、强大的、急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但是在我们当前这样的时期，在革命暂时停顿的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间接假定有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和整个工人阶级都必须直接而明确地认识并弄清条件。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爱唱高调的人，这样唱高调或者是由于不明白这些高调的真正含义，或者是由于不敢如实说出真相。
　　　　　　　　　五
抵制是俄国革命中事变迭起的英勇时期的优良革命传统之一。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小心爱护这些传统，扶持这些传统，肃清其中自由派（和机会主义）寄生虫的影响。我们必须对这个任务稍加分析，以便正确地确定任务的内容并消除很可能产生的曲解和误解。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第747页◎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总是从当年的革命时期出发来评价后来出现的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政治任务和政治冲突。像桑巴特这样的自由派思想领袖对马克思的活动和著作的这一特点恨之入骨，把它说成是“流亡者怨气的表现”，决不是没有缘故的。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大学中的学蠹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革命世界观的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归结为他们的流亡生活中的个人怨气和个人困苦的表现，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马克思在一封好像是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附带提出了一个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有意思的见解。他指出，德国的反动派成功地把对1848年革命时期的回忆和这一时期的传统从人民的意识中几乎完全抹掉。（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84页。--编者注）这里，反动派和无产阶级政党在对待本国的革命传统的问题上各自所担负的任务恰成鲜明的对照。反动派的任务是抹掉这些传统，把革命说成是“丧失◎第748页◎理智的自发势力”（这是司徒卢威对德文“das tolle Jahr”的译法，德文本意为“丧失理智的一年”，是德国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以至德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形容1848年的用语）。反动派的任务是迫使人民忘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丰富多采的斗争方式、组织形式、思想和口号。愚蠢地赞美英国小市民的维伯夫妇力图把宪章运动（注：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国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266、749。）这个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时期说成不过是傻呵呵的幼稚，是“幼年的罪孽”（注：“幼年的罪孽”一语出自《旧约全书·约伯记》，意指年轻时由于幼稚而犯的错误和过失。--749。），是不值一提的天真，是偶然的反常的越轨。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是这样藐视德国的1848年。反动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如此。这场大革命至今还遭到强烈的敌视，这证明它对人类至今还具有深远而有力的影响。我国的反革命的英雄们，尤其是像司徒卢威、米留可夫、基泽韦捷尔以及诸如此类的昨天的“民主主义者”，在卑鄙地诬蔑俄国革命的革命传统时也是这样争先恐后。自从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群众斗争赢得了为旧政权的自由派奴才们赞不绝口的一点点自由到现在还不到两年，而在我国的政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称为自由主义的（！！）大流派，它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的扶持下，专门把我国的革命、革命斗争方法、革命口号、革命传统说成是某种低级的、原始的、幼稚的、自发的、疯狂的……甚至罪恶的东西……在这方面，从米留可夫到卡梅尚斯基，中间可说是只有一步之差！而反动派的业绩，即起初把人民从工农代表苏维埃赶到杜巴索夫-斯托雷平杜马中去，现在又把他们赶到十月党人（注：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主张用调整租地、组织移民、协助农民退出村社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曾同立宪民主党等结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162、749、762、783。）杜马中去的业绩，反过来却被俄国自由派英雄们当成是“俄国立宪意识成长的过程”。
俄国社会民主党无疑有责任极其仔细而全面地研究我国的革命，普遍向群众介绍革命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等等，应巩固人民中的革命传统，使群众深信唯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多少得到一点重大而持久的改善，应始终如一地彻底揭发那些沾沾自喜的自由◎第749页◎派的卑鄙行径，因为这些人用“立宪的”卑躬屈膝、背叛变节行为和莫尔恰林习气（注：莫尔恰林习气意思是阿谀逢迎，奴颜婢膝。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163、750。）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在争取自由的历史上，十月罢工或十二月起义中的一天，比起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奴颜婢膝地高谈没有责任的君主、高谈君主立宪制度的几个月来，其意义始终要大上一百倍。我们必须注意--除了我们谁也不会注意--使人民对于这些充满生气、内容丰富、意义伟大和果实丰硕的日子的了解，比对于令人窒息的“立宪”以及巴拉莱金（注：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林的讽刺作品《温和谨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词讼、颠倒黑白的律师，自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巴拉莱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为空谈、撒谎、投机取巧、出卖原则的代名词。--750。）和莫尔恰林们崭露头角的那几个月的了解要仔细得多，详尽得多，具体得多，因为在斯托雷平及其书报检查机关的宪兵们的蓄意纵容下，我国自由派政党的机关报和无党派的“民主主义的”（呸！呸！）报刊正在卖力地大肆渲染那几个月。
毫无疑问，许多人之所以同情抵制，正是因为革命家令人钦佩地努力维护以往的优良的革命传统，用勇敢、公开、坚决的斗争的火花使现时沉闷的日常生活的一潭死水重现生机。可是正因为我们珍视这种爱护革命传统的态度，我们才应该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以为采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口号，就能促使这个时期的基本条件重新出现。维护革命的传统，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来进行经常的宣传鼓动，来向群众介绍对旧社会直接采取攻势应该具备的条件--这是一回事；把一个口号从过去使它产生并获得成功的全部条件中抽出来加以重复，并在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去运用--则是另一回事。
马克思高度重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抨击对革命传统的叛卖和庸俗的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1792年法国的“民族”传统也许永远是某些革命斗争手段的典范，然而马克思却于1870年在著名的第一国际《宣言》中，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错误◎第750页◎地在另一时期的条件下搬用这些传统。（注：指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对法国工人的下述忠告：“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回忆所欺骗那样。”（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0页）。--751。）
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应该研究实行抵制的条件，我们应该向群众灌输这样的思想：在革命高潮时期抵制是完全合理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不管那些枉费心机地滥用马克思名字的学究说些什么）。但是现在是否存在这个高潮，是否存在宣布抵制的这个基本条件，这个问题应当善于独立地提出来，并且在认真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我们的责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这样的高潮的到来作准备，并在适当的时机不拒绝实行抵制，可是，如果认为总可以用抵制的口号来对付任何糟糕的或非常糟糕的代表机关，那就是绝对错误的了。
只要看一看那些为在“自由日子”里实行抵制进行辩解和论证的理由，你就会立即知道，在现在的形势下简单地搬用这些论据是不行的。
1905年和1906年初，我们在主张抵制时曾经说过，参加选举会挫伤士气，会把阵地让给敌人，会把革命的人民引入歧途，会使沙皇政府容易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等等。这些论据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明白地说出来的，但任何时候都能意会到，在当时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前提就是不经过任何“立宪的”渠道而寻求直接表现并且已经直接表现出来的群众的充沛的革命毅力。这个前提就是革命势力不断地向反动势力进攻。敌人为了削弱对他们的全面冲击会故意交出阵地，如果我们因占领和防守这些阵地而削弱对他们的进攻，那我们就是犯罪。如果没有这种基本前提而硬搬这些论据，你就会立即感到你的整个“音乐”走了调，基调不对头。
企图借口第二届杜马和第三届杜马不同来为抵制辩护，这也是徒然的。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把人民完全出◎第751页◎卖给了黑帮（注：黑帮是指1905-1907年沙皇俄国警察当局和一些君主派团体为镇压革命运动、杀害进步人士和制造反犹太人暴行而建立的武装暴徒组织。黑帮队伍的主要来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店铺老板、无业游民以及刑事犯罪分子等等。为了同黑帮作斗争，革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战斗队、自卫队等。
在1905-1917年间，黑帮一词也泛指沙皇俄国反动的君主派团体如俄罗斯人民同盟、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以及极右的党派和组织。--544、669、690、701、752、780。）分子）同十月党人有重大的和根本的区别，认为被六三政变所中断的臭名远扬的“立宪制”多少有些现实意义--所有这一切与其说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倒不如说更符合庸俗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立宪制”不过是海市蜃楼，立宪民主党人的空谈不过是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掩盖他们的十月党人的本质，杜马这种机构根本不是能满足无产阶级和农民要求的手段。对我们来说，1907年六三政变是1905年十二月失败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对“杜马”立宪制的好处“入迷”，我们也不会因为涂脂抹粉的、用罗季切夫的空话加以美化的反动变为露骨的、公开的、粗暴的反动而感到特别的失望。这后一种反动倒可能是一个好得多的手段，它能使一切鲁莽的自由派傻瓜以及被他们引入歧途的各类居民清醒过来……
只要把孟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斯德哥尔摩决议同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伦敦决议（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前者是根据孟什维克提出的草案通过的，后者则是根据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草案通过的（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第1分册第153-155、209-210页）--752。）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前一个决议舞文弄墨，言之无物，尽唱些有关杜马意义的高调，因肩负杜马工作重任而趾高气扬。后一个决议则简单扼要，严谨朴实。前一个决议充满着小市民由于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来自人民的新政权”以及诸如此类的官方炮制的谎言）相结合而洋洋得意的情绪。后一个决议则可以大致转述如下：既然万恶的反革命势力把我们赶入这个万恶的畜栏，我们在那里也要为革命的利益工作，不叫苦，也不吹嘘。
还在直接的革命斗争时期，孟什维克就拥护杜马，反对抵制，他们可以说曾经向人民许过愿，说杜马将是一种革命的工具。可是他们许的这个愿是完全落空了。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说曾许过什么愿的话，那么我们只是作了这样的保证：杜马是反革命的产物，不能指望它会办出什么真正的好事。迄今为止，我们的观点已◎第752页◎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可以担保说，这种观点还将从以后的事件中得到证明。不根据新的材料来“修改”和沿用10-12月的战略，俄国就决不会有自由。
因此，如果有人对我说，第三届杜马不能像第二届杜马那样加以利用，也不能向群众说清参加这届杜马的必要性，那我就要回答说，要是“利用”指的是孟什维克侈谈的所谓杜马是革命的工具等等，那当然是不能利用的。可是连前两届杜马事实上也都不过是通往十月党人杜马的阶梯，而我们还是利用过这两届杜马来达到简单而微不足道的（注：参看1905年《无产者报》(《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是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周报）。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稿。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继续执行《火星报》的路线，并保持同《前进报》的继承关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日内瓦出版）关于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60-167页。--编者注），该文指出：我们并不笼统地拒绝利用杜马，但是现在我们要解决我们当前的另外一个课题--为争取直接的革命道路而斗争。还可参看1906年《无产者报》[《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但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注：《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10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190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753。]（俄国出版）第1号上的文章《论抵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36-343页。--编者注），这篇文章强调，杜马工作所带来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目的（宣传和鼓动，批判和向群众阐明当前发生的事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总是会利用那些坏透了的代表机关的。在杜马中发表演说绝不会引起“革命”，利用杜马进行宣传绝没有什么特殊，但社会民主党从这两方面得到的好处，并不比从书刊上发表的文章或在其他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得到的好处少，而有时还要多些。
我们也应该同样简单明了地向群众说明我们参加十月党人杜马的原因。由于1905年12月的失败，由于1906-1907年“挽回”这次失败的尝试没有成功，反动派必然要，而且以后还要不断地把我们赶进愈来愈糟的冒牌立宪机关。我们要随时随地坚持我们的信念，宣传我们的观点，并且总是反复地说，只要旧政权还存在，只要它还没有连根拔掉，我们就不能指望它办什么好事。我们要为新◎第753页◎的高潮创造条件，而在这个高潮到来以前，同时也为了这个高潮的到来，我们必须更顽强地工作，不要提出只是在高潮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的口号。
如果把抵制看作是使无产阶级和一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自由派和反动派对立起来的一种策略方针，那也是错误的。抵制并不是一种策略方针，而是适用于特殊条件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混为一谈，正如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战斗主义”混为一谈一样，都是错误的。1905年春在伦敦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列宁就大会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
（注：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本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动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529、644、754、768。）和在日内瓦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注：指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
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于1905年4月举行。由于参加的人数很少（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就武装起义、农民中的工作、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对其他革命党派和反对派的态度等问题通过了决议。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和第11卷第151-157页）等著作中揭露了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作了非常有力的批判。--529、644、754、775。）分别通过的两个具有原则区别的决议，已经充分说明并体现了孟什维克策略方针和布尔什维克策略方针的区别。当时没有谈到、而且也不可能谈到抵制或“战斗主义”。无论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当时我们不是抵制派），还是在第二届杜马中，我们的策略方针都与孟什维克的策略方针截然不同，这是人所共知的。这两种策略方针在一切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上，在每一个斗争场合都有分歧，但是绝没有形成任何特殊的、为某种策略方针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因此，如果用革命对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的期望的破灭，即“合法的”、“强有力的”、“持久的”和“真正的”立宪制的破产，来证明抵制第三届杜马是正确的，或者由此提出这种抵制，那么这就是一种糟透了的孟什维主义。
　　　　　　　　　六
我们把主张抵制的最有力的和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据放在最后来研究。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积极的抵制就没有意义。就◎第754页◎算是这样吧。可是广泛的高潮是从不广泛的高潮发展而来的。现在已经有某种高潮的标志。我们应该提出抵制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能保持、发展并扩大正在开始的高潮。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多少能够清楚地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为什么有赞成抵制的倾向的基本论据。同时，那些最接近直接的无产阶级工作的同志，看问题不是从按一定的类型“确定的”论据出发，而是从他们同工人群众的接触中所得到的印象的总和出发的。
我国革命发展长期停顿的原因问题，似乎是社会民主党两派至今还没有发生过分歧的不多几个问题之一。“无产阶级没有恢复元气”，这就是原因。的确，10-12月的斗争几乎完全是由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承担的。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经常地、有组织地、不间断地在为全民族而奋斗。在无产阶级占人口比例最小（与欧洲各国相比）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会因进行这样的斗争而弄得精疲力竭，这是不足为怪的。况且，在12月以后，正是无产阶级受到了反动的政府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猛烈攻击，而且此后不断地受到这种猛烈攻击。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警察的迫害和处决使无产阶级人数锐减，而一连串的同盟歇业--从“惩罚性地”关闭官办工厂到资本家以阴谋对付工人--使工人群众的贫困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而现在，有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者说，在群众中已经出现了情绪高涨和无产阶级积蓄力量的标志。对这个不十分明确、不易完全捉摸到的印象作补充的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论据：在某些工业部门中确实出现了复苏。对工人的需求的增长，必然会加强罢工运动。工人必将设法弥补他们在受迫害和同盟歇业时期所遭到的巨大损失，至少也得弥补一部分。最后，第三个论据也是最有力的论据，就是现在指出的并不是没有把握的、仅仅预期可能发生的罢工运动，而是各工人组织已经决定举行的一次最大的罢工。1◎第755页◎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们早在1907年初就曾讨论过自己的处境，并拟订了加强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会的措施。第二次来开会的，已经是2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了，他们决定在1907年7月举行纺织工人的总罢工。直接卷入这次运动的工人会有40万。这次运动是从莫斯科地区，即俄国最大的工人运动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开始的。正是在莫斯科，而且也只有在莫斯科，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才最有希望成为具有决定性政治意义的广泛的人民运动。而纺织工人是所有工人群众中报酬最低、思想最落后、参加前几次工人运动最少、同农民的联系最密切的部分。这些工人的主动精神可以说明，卷入这次运动的无产阶级阶层将比过去广泛得多。而罢工运动同群众革命高潮之间是有联系的，这在俄国革命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明。
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就是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推进这一运动。这方面的工作同十月党人杜马的选举比较起来，无疑具有首要的意义。应该使群众确信，必须把这一罢工运动变成对专制制度的全面和广泛的冲击。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把注意力从杜马转移到直接的群众斗争上来。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使新的运动充满政治的和革命的内容。
某些确信必须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思路大致就是如此。这是赞成抵制的论据，它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同一味重复脱离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口号毫无共同之处。
然而，不管这个论据多么有力，在我看来，它终究还不足以使我们立即接受抵制的口号。这个论据所强调的东西，对曾经思考过我国革命教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本来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我们不能拒绝实行抵制，我们应该准备在适当时机提出这个口号，我们对抵制这个问题的提法，同自由主义的、庸俗空虚的、◎第756页◎没有任何革命内容的提法--规避还是不规避（注：见前社会民主党刊物的撰稿人、现自由派报纸撰稿人尔·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提出的典型的自由主义论断。）？--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姑且把社会民主党内拥护抵制的人所说的工人情绪的变化、工业的复苏和纺织工人的七月罢工，全都当作是已经得到证实和完全符合事实的吧。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看到某种具有革命意义的局部的高潮正开始出现。（注：有人认为，纺织工人的罢工是一种使工会运动脱离革命运动的新式的运动。但是对这种观点我们可以不去理睬，因为第一，从悲观方面去解释一切复杂的现象的征兆，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方法，常常会把许多没有完全“在马鞍上坐稳的”社会民主党人引上歧途；其次，如果纺织工人的罢工具有这些特点，那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疑应该竭力为消除这些特点而斗争。一旦我们斗争成功，问题必将会像我们所提的那样。）我们应不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并发展这个高潮，竭力使它成为普遍的革命高潮，然后再变成一种进攻性的运动呢？当然应该。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也许只有为《同志报》撰稿的人除外）对此是不会有分歧意见的。但是在目前，在局部的高潮刚刚开始，在它还没有最后成为普遍的高潮以前，为了使运动向前发展，是否需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呢？这个口号是否能够促进当前运动的发展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只能作否定的回答。
要把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高潮，可以而且应该提出直接的论据和口号，而不必涉及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12月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社会民主党人对君主立宪的作用、对直接斗争的必要性的看法。我们要说，公民们，要是你们不愿意俄国的民主事业像1905年12月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把持民主运动时◎第757页◎期那样每况愈下、一落千丈的话，那就请你们来支持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的高潮，支持直接的群众斗争吧。离开直接的群众斗争，俄国的自由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保证。
这样的鼓动无疑将是完全彻底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是否一定还要补充说：公民们，你们不要相信第三届杜马，要学习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用抵制杜马来表示我们的抗议！
在当前情况下，作这样的补充不仅没有必要，甚至可以说是荒唐可笑的。其实本来就没有人相信第三届杜马，也就是说，那些能够促进民主运动的居民阶层，过去无疑普遍地迷恋于第一届杜马，热中于在俄国建立立宪机关（只要是立宪的，不管什么样的都行）的最初的尝试，现在却不迷恋于、也不可能迷恋于第三届杜马这个立宪机关了。
1905年和1906年初广大居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第一个代表机关上，即使它是建立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的。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必须反对这种代表机关，而且要用最明确的态度表示反对。
现在情况不同了，当前的特征不是迷恋于第一个“议会”，不是相信杜马，而是对高潮缺乏信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早提出抵制的口号，丝毫不能加强运动，不能消除运动中的实际障碍。不仅如此，这样做甚至还有削弱我们的鼓动力量的危险，因为抵制是一个与已经形成的高潮同时出现的口号，而现在最糟糕的是广大的居民对高潮缺乏信心，看不见高潮的力量。
首先应该注意使这个高潮的力量在实际上得到证实，过后我们什么时候都来得及提出间接反映这种力量的口号。不过也还有◎第758页◎一个问题：为了开展进攻性的革命运动，是否需要提出特别的口号来转移对……第三届杜马的注意。也许没有必要。为了不去注意某个重要的和确实能够使没有经验的、还没有见过议会的群众迷恋的东西，也许有必要抵制这个不应该去注意的东西。但是为了不去注意完全不能使当今民主主义或半民主主义群众迷恋的机关，就不一定要宣布实行抵制。现在关键不在于抵制，而在于直接努力把局部的高潮变为普遍的高潮，把工会运动变为革命的运动，把对同盟歇业的防御变为对反动派的进攻。
　　　　　　　　　七
我们来简要地归纳一下。抵制的口号是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1905年和1906年初的客观形势提出了一个让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来解决的问题，即选择下一步发展道路的问题：走直接革命的道路还是向君主立宪转变。在抵制方面进行鼓动的内容主要是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广泛的、普遍的、急剧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潮是抵制成功的条件。
从所有这几个方面来看，1907年秋季以前的形势说明完全不必提出这样的口号，也没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口号。
我们在继续进行准备选举的日常工作、不事先拒绝参加最反动的代表机关的同时，应该把全部宣传鼓动都用来向人民说明十二月失败同接踵而来的对自由的摧残和对立宪制的亵渎之间的联系。我们应该使群众坚信，不进行直接的群众斗争，这样的亵渎势必继续下去并且会变本加厉。
在出现高潮、迫切需要提出抵制的口号时，我们决不拒绝采用◎第759页◎这个口号，目前我们则应竭尽全力，通过直接的影响，把工人运动的一些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广泛的、革命的和对整个反动派、对反动派基石进攻的运动。
　　　　　　　1907年6月26日
载于1907年7月底圣彼得堡出版的《论抵制第三届杜马》小册子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33页◎第760页◎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1907年9月）（之一）
*（注：这是列宁为种子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十二年来》文集写的序言。按种子出版社的计划，《十二年来》文集应出3卷，但实际上只出了第1卷和第2卷第1分册。
《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于1907年11月中旬出版（封面上印的是1908年）。这一卷不久即被没收，但有很大一部分被抢救出来，并继续秘密流传。第1卷包括下列著作：《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预定编入第2卷的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鉴于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第2卷改称《土地问题》文集而不再用《十二年来》文集这一书名。第2卷分两册出版，第1分册于1908年初问世，收有《评经济浪漫主义》、《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以及《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1-11章）。第2分册是列宁刚刚写成而尚未发表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一分册未能问世，在印刷厂就被警方没收并销毁了。
第3卷也因当局的查禁未能出版。按计划，编入该卷的将是列宁在《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等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上发表过的一些纲领性和论战性文章。--761。）
推荐给读者的这本文集，收集了1895-1905年这一时期的文章和小册子。这些著作都是论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问题、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在同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右翼所作的斗争中，这些问题经常不断地被提出来进行研究。
起初，这场斗争是在纯理论领域中进行的，针对的是我国90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注：合法马克思主义即司徒卢威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合法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敏锐地看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303、515、547、703、761。）的主要代表司徒卢威先生。1894年底和1895年初是我国合法的政论界发生急剧转变的时期。当时马克思主义首次在我国政论文章中出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不仅有在国外的“劳动解放社”（注：指劳动解放社。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择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59、148、262、283、494、761。）活动家，而且有在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著作界的活跃景象和马克思主义者同当时几乎完全主宰着进步著作界的民粹派老首领（如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所进行的激烈论战，是俄国大规模工人运动高涨的先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写作活动是无产阶级奋起斗争，即1896年举行的有名的彼得堡罢工（注：指1896年5-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人运动高涨，1895-1896年间相继爆发大罢工，如1895年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工厂的罢工、同年秋季彼得堡托伦顿工厂的罢工和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的大罢工。其中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的影响最大。这次罢工的起因是工厂主拒绝向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1/2小时，提高计件单位，按时发放工资等。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1/2小时的法令。--139、160、276、316、761。）的直接序幕。这些罢工为我们整个革命中最强大的因素即后来持续高涨的工人运动开辟了新纪元。
当时的写作条件迫使社会民主党人使用伊索式的语言，而且只限于谈那些同实践和政治相距很远的最一般的原理。这种情况使得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特别容易结成联盟。进行这一斗争的除了国外的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还◎第761页◎有司徒卢威先生、布尔加柯夫先生、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别尔嘉耶夫先生等人。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同民粹派决裂，就是从小市民社会主义（或者说农民社会主义）转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不是像我们那样转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现在，俄国革命的历史，其中包括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62、298、531、689、707、723、741、762、783。）的历史，尤其是司徒卢威先生的演变（几乎演变成十月党（注：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主张用调整租地、组织移民、协助农民退出村社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曾同立宪民主党等结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162、749、762、783。）），使这个道理不言自明了，使它成了政论界人人皆知的普通常识。但在当时，即1894-1895年期间，还只能根据某个著作家稍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来证明这个道理，那时这个常识还刚开始被了解。因此，现在把我本人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编者注），该文署名克·土林，载于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文集》（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文集》即《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见注164。--762。）1895年圣彼得堡版）重新全文发表，有三个目的。第一，由于读者已经读过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和民粹派在1894-1895年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所以对司徒卢威先生的观点进行批评就是有意义的。第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和司徒卢威先生共同反对民粹派的同时就向他提出的警告，对于回答那些一再指责我们同这些先生结成联盟的人，对于评价司徒卢威先生的引人注目的政治生涯，也都是有意义的。第三，过去同司徒卢威进行的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的论战，可以作为大有教益的借鉴。这个借鉴表明了理论上不调和的论战在实践上和政治上的价值。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无数次受到指责，他们被说成过分热中于同“经济派”（注：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本卷第262-272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见本卷第290-458页）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284、291、473、542、762、785。）、伯恩施坦派（注：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266、284、294、494、582、654、717、762。）、孟什维克进行这样的论战。现在这些指责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调和派”和党外的半社会主义“同情者”中间很有市场。我◎第762页◎们这里有人非常喜欢这样说：俄国人，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布尔什维克，过分热中于论战和分裂。我们这里有人还喜欢忘掉这样一点：人们过分热中从社会主义跳到自由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其中包括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尤其是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和活动条件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十年以前的情况，看看在理论上同“司徒卢威主义”当时已有哪些分歧，以及哪些不大（初看起来不大）的分歧造成了各政党在政治上的彻底分野，引起了在议会中、在许多报刊上和民众集会等场合的无情斗争，是很有好处的。
谈到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这篇文章，我还应当指出，这篇文章的基础就是1894年秋天我在一个人数不多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小组里所作的报告。在当时彼得堡进行工作的一批社会民主党人（一年后他们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注：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895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心小组，成员有10多个，其中5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核心。协会分设3个区小组。中心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70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了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95年12月8日（20日）夜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57人。但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核心（米·亚·西尔文、斯·伊·拉德琴柯、雅·马·科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狱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1896年1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协会仍领导了1896年5-6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896年8月协会会员又有30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从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39、318、763。））中，参加这个小组的有斯塔·、拉·和我。当时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彼·伯·司徒卢威、亚·尼·波特列索夫和克·。在这个小组里，我作了一次报告，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从题目可以看出，这次同司徒卢威的论战，比1895年春发表的那篇文章尖锐得多和明确得多（就社会民主主义的结论来说）。那篇文章里讲得比较温和，一方面是考虑到书报检查制度，另一方面是为了要同合法马克思主义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民粹主义。当时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把司徒卢威先生“往左推”的做法，并不是毫无效果的，司徒卢威先生发表在被烧毁的文集（1895年）中的文章和发表在《新言论》杂志68（1897年）上的某些文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在读1895年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时必须注意到，这篇文章在很多方面是后来的经济著作（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第763页◎展》）的纲要。末了，我要提请读者注意这篇文章的最后几页，在这几页中，着重指出了民粹派作为一个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国家里的革命民主派别的积极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特征和方面。这里从理论上对一些论点作了阐述，这些论点在过了十二三年以后的第二届杜马选举时的“左派联盟”和“左派联盟”的策略中，都在实践上和政治上得到了反映。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思想并坚持绝对不容许建立左派联盟的那部分孟什维克，在这方面背叛了《曙光》杂志（注：《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298、628、764。）和旧《火星报》（注：《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派》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第52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编辑。因此，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将第52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
1905年5月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于1905年10月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290、469、529、684、764。）所竭力维护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极其重要的老传统。不言而喻，有条件有限制地允许实行“左派联盟”的策略，必然还是以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对于民粹主义的那些基本看法为依据的。
紧接着反驳司徒卢威的文章（1894-1895年）之后，是1897年底根据社会民主党人1895年在彼得堡的工作经验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注：见本卷第139-159页。--编者注）。那些在本文集所收的其他文章和小册子中以同社会民主党右翼论战的方式阐述的观点，在这本小册子中则是以正面方式阐述的。这里重印了《任务》一文的几篇序言，以便指明这篇文章同我们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的联系（例如，阿克雪里罗得写的序言着重指出这本小册子同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联系，而1902年的序言则着重指出民意党人（注：民意主义指民意党的学说和主张。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毁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64、139、271、284、294、471、726、764。）和民权党人（注：指民权党。
民权党是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1893年夏成立。参加创建的有前民意党人奥·瓦·阿普特克曼、安·伊·波格丹诺维奇、亚·瓦·格杰奥诺夫斯基、马·安·纳坦松、尼·谢·丘特切夫等。民权党的宗旨是联合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力量为实现政治改革而斗争。该党发表过两个纲领性文件：《宣言》和《迫切的问题》。1894年春，民权党的组织被沙皇政府破坏。大多数民权党人后来加入了社会革命党。--73、139、764。）的演变）。
《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编者注）一文于1901年发表在国外出版的《曙光》杂志上。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勾销了社会民主党人同司徒卢威这个政治家的联系。1895年人们就警告过◎第764页◎他，并谨慎地同他这样一个盟友保持距离。1901年又向他这个连纯民主的要求都不能比较彻底地加以坚持的自由派分子宣战。
1895年，即西欧出现“伯恩施坦主义”、而俄国许多“进步”著作家同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的前几年，我就指出司徒卢威先生是一个不可靠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同他划清界限。1901年，即立宪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出现和该党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注：第一届国家杜马，亦称维特杜马，因为第一届国家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1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选举不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不满25岁的青年、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50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手工业者、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般是两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制。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最终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第一届国家杜马共有代表47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地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注：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
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沙皇政府在弄清革命力量不强之后，便决定驱散杜马。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马。--726、733、741、765、782。）中政治上遭到惨败的前几年，我就指出了那些后来在1905-1907年间的群众政治活动和政治行动中表现出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特征。《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批评的是一个自由派分子的错误论调，这个批评对于今天我国革命中最大的自由派政党的政策也几乎完全适用。有些人总以为我们布尔什维克在1905-1907年间同立宪幻想和立宪民主党进行无情斗争违背了社会民主党人对自由派的老政策，《自由主义的汉尼拔》这篇文章可以给这些人指明他们的错误。布尔什维克仍然忠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并未受资产阶级狂热的影响，这种狂热在“立宪的曲折道路”时代受到自由派的支持，并且一度模糊了我们党右翼的意识。
接下来是《怎么办？》（注：见本卷第290-458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是1902年初在国外出版的。书中所批评的已经不是著作界的右翼，而是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右翼了。1898年召开了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3日（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89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6个组织的9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1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2名，崩得的代表3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亚·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
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宣言》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把争取政治自由和推翻专制制度作为社会民主工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把政治斗争和工人运动的总任务结合了起来。宣言指出：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这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即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所必须走的第一步。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一直斗争到社会主义全胜为止（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6页）。
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270、277、286、319、765。），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139、272、298、765。），其中也包括“劳动解放社”，成了党的国外组织。但是党的中央机关被警察所摧毁，没能恢复。党的统一实际上并不存在，那只不过是一种想法，一项指示。由于对罢工运动和经济斗争的迷恋，◎第765页◎当时便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即所谓“经济主义”。当《火星报》小组1900年底开始在国外进行活动时，由此产生的分裂就已经成为事实。1900年春，普列汉诺夫退出在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单独成立了一个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注：“社会民主党人”这个革命组织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分裂以后由劳动解放社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于1900年5月成立的。该组织在号召书里宣布它的宗旨是扶持俄国无产阶级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同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作斗争。该组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的俄译本以及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几本小册子。1901年10月，根据列宁的倡议，“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国外组织合并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766。）。
《火星报》开始工作时，表面上同这两个派别无关，实际上是同普列汉诺夫派一起反对“联合会”。合并的尝试（1901年6月在苏黎世举行的“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没有成功（注：1901年春天和夏天，由斗争社倡议和从中斡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崩得国外委员会、“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部等）举行　了关于协议和统一的谈判。为了筹备召开实现统一的代表大会，上述各组织的代表于1901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会议，通称六月代表会议或日内瓦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必须在《火星报》的革命原则基础上团结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和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并谴责了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表现。但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在代表会议以后却加紧宣扬机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1901年9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刊登的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和亚·马尔丁诺夫的《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两篇文章以及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修正和补充上。在这种情况下，火星派和工人事业派的统一已不可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于1901年9月21日-22日（10月4-5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列宁（化名“弗雷”）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揭露了联合会背弃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言行（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45-249页）。在代表大会宣布了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所作的修正和补充之后，《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组织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代表便宣读了一项特别声明，指出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多数不能保证政治坚定性，随即退出了代表大会。--291、766。）。《怎么办？》这本小册子系统地阐述了意见分歧的原因和《火星报》的策略及组织活动的性质。
《怎么办？》这本小册子经常被布尔什维克目前的论敌孟什维克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中的著作家（立宪民主党人、《同志报》（注：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这可能吗？》一文。该文刊载于1907年9月26日（10月9日）《同志报》第381号。
《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643、742、766。）中的“无题派”（注：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298、689、766。）等）提到。所以，我重印这本小册子时，只是将它稍加删节，省去一些有关组织问题的细节或论战中的零碎意见。关于这本小册子内容的实质，必须提请现在的读者注意以下几点。
目前同《怎么办？》这本小册子进行论战的人所犯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这一著作同一定的历史背景、同那个在我们党的发展中早已成为过去的一定时期完全割裂开来了。例如，帕尔乌斯就明显地犯了这个错误（更不用说为数众多的孟什维克了），他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多年以后写文章说，这本小册子中关于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是不正确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
今天，这种意见简直让人觉得可笑，因为人们似乎想把我们党的发展中的整整一个时期一笔抹杀，想把当时必须为之斗争、而现在早已巩固下来并且业已完成使命的成果一笔抹杀。
今天来说《火星报》夸大了（在1901年和1902年！）建立职业◎第766页◎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这等于是在日俄战争以后责难日本人，说他们夸大了俄国的兵力，说他们在战前对同这支兵力作战过于操心。当时日本人为了取得胜利，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俄国可能动员的最大数量的兵力。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人是站在一旁评论我们的党，他们不了解情况，看不到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现在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但是当时如果不把这一思想提到首要地位，不“夸大其词地”向妨碍实现这一思想的人讲清楚这一思想，那么这一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
《怎么办？》一书是1901年和1902年火星派的策略、火星派的组织政策的总结。确切地说，是一份地地道道的“总结”。谁要是费神去读一读1901年和1902年的《火星报》，他肯定会确信这一点（注：本书第3卷（指《十二年来》文集第3卷。出版这一卷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767。）将转载《火星报》在这几年中刊载过的最重要的文章。）。谁要是评论这部总结却又不知道火星派同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的斗争，不理解这场斗争，那他就是信口开河。《火星报》为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进行了斗争，在1901年和1902年斗争得特别坚决，打败了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在1903年最终建立起这个组织，虽然后来火星派发生了分裂，虽然在狂飙突进时期遭到过种种风浪，但是《火星报》还是保持住了这个组织，在整个俄国革命期间保持住了这个组织，从1901-1902年到1907年，始终保存了这个组织。
现在，争取建立这个组织的斗争早已结束，种子播下了，谷物成熟了，收割完毕了，这时有人居然出来宣称：“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被夸大了！”这不是很可笑吗？
只要把整个革命前的时期和革命这最初的两年半（1905-1907年）作一个总的回顾，只要把我们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时期所◎第767页◎表现的团结性、组织性和政策的继承性同其他政党比较一下，那你一定会承认，在这方面我们党比其他所有的政党，比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其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460、528、649、654、677、729、768。）等等优越，这是毫无疑义的。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前就制定了为全体党员正式承认的社会民主党纲领，在对纲领进行修改时并没有因为纲领而发生分裂。社会民主党尽管后来发生了分裂，但是它在1903-1907年（正式是在1905-1906年）仍然为公众提供了关于党内情况的最充分的资料（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8月6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订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国外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1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注：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的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的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的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见本版选集第4卷第135页）--468、613、768。）、布尔什维克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列宁就大会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
（注：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本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动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529、644、754、768。）、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即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注：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共有157人参加大会。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注：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等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案和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主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和3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697、739、768。）的记录）。社会民主党尽管后来发生了分裂，但它还是比其他各政党更早地利用了昙花一现的自由时期，来建立一个公开组织的理想的民主制度：实行选举制和按有组织的党员人数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无论社会革命党还是立宪民主党至今都还没有做到的，虽然立宪民主党是一个几乎合法的、组织得最好的资产阶级政党，它的经费比我们多得多，利用报刊的自由和公开存在的可能性也比我们大得多。有各个政党参加的第二届杜马的选举，难道不是很明显地证明了我们党和我们杜马党团在组织上的团结要比其他任何政党都强吗？
试问，我们党的这种高度的团结、巩固、稳定是由谁来实现，谁来实施的呢？是由主要在《火星报》参加下建立起来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实现的。凡是清楚我们党的历史、亲身参加过党的建设的人，只要看一看我党任何一个派别的代表组成，例如出席伦敦代表大会（注：伦敦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在伦敦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342名，代表约15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30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39名。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89名，孟什维克88名，崩得代表55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45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26名。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了主席团。马·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团结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的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这一决议对所有非无产阶级政党都作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并规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对它们的策略。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各项任务，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的活动应该服从杜马外的活动，应该首先把杜马作为揭露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妥协政策以及宣传党的革命纲领的讲坛。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问题通过的决议是以列宁为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关于非党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为基础写成的。在《工人和党》决议中，代表大会批驳了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必须做到党对工会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按照修改过的党章，在代表大会上只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并在中央委员会监督下工作。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会议来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1907年9月）（之二）
*（注：这是列宁为种子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十二年来》文集写的序言。按种子出版社的计划，《十二年来》文集应出3卷，但实际上只出了第1卷和第2卷第1分册。
《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于1907年11月中旬出版（封面上印的是1908年）。这一卷不久即被没收，但有很大一部分被抢救出来，并继续秘密流传。第1卷包括下列著作：《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预定编入第2卷的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鉴于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第2卷改称《土地问题》文集而不再用《十二年来》文集这一书名。第2卷分两册出版，第1分册于1908年初问世，收有《评经济浪漫主义》、《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以及《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1-11章）。第2分册是列宁刚刚写成而尚未发表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一分册未能问世，在印刷厂就被警方没收并销毁了。
第3卷也因当局的查禁未能出版。按计划，编入该卷的将是列宁在《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等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上发表过的一些纲领性和论战性文章。--761。）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布尔什维克5人、孟什维克4人、波兰社会民主党2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另外3名中央委员由崩得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后选派）。鉴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导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无产者报》编辑部也加入布尔什维克中央。--768。）的各派别的代表组成，他就会相信这一点，并且会马上看出其中有一批比其他党员更尽心竭力地培育了我们党的老骨干。当然，取得这一成就的基本条件是：由于客观的经济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阶级中，工人阶级（它的优秀分子建立了社会民主党）最有组织能力。没有这一条件，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就是一种◎第768页◎儿戏，就是冒险行为，就是一个空招牌，所以《怎么办？》这本小册子再三强调：它所主张建立的组织只有同“真正革命的和自发地起来斗争的阶级”相结合才是有意义的。但是无产阶级联合成为阶级这一客观上极强的能力，是通过活生生的人来实现的，是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的。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在1900-1905年的俄国，除火星派组织外，其他任何组织都不能建立像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社会民主工党。职业革命家完成了他们在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使命。任何力量现在都破坏不了这个早已突破1902-1905年“小组”这种小框框的事业。有人埋怨那些当初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保证正确完成战斗任务的人夸大了战斗任务，任何这样的事后埋怨都抹杀不了既得成果的意义。
我刚才提到了旧《火星报》（从1903年底第51号起，《火星报》转向孟什维主义，并且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有一道鸿沟，”--这是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所赞许的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中说的一句话）的小组这种小框框的问题。关于这种小组习气，必须向现在的读者解释一下。无论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还是在随后的《进一步，退两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97-425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中，读者都会看到国外小组之间所进行的激烈的、有时是狂暴而残酷的斗争。毫无疑问，这一斗争有许多令人不快的地方。毫无疑问，这场小组斗争是在这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还很年轻、还不成熟时才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毫无疑问，俄国当代工人运动的当代活动家，必须同小组习气的种种传统断绝关系，必须忘掉和抛弃小组生活与小组纠纷的许多琐事，以便加紧完成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只有吸收无产阶级分子来扩大党，并且同公开的群众活动结合起来，才能消除过去◎第769页◎遗留下来的一切不适合当前任务的小组习气的痕迹。布尔什维克曾在1905年11月的《新生活报》（注：《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合法报纸，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年10月27日（11月9日）-12月3日（16日）在彼得堡出版。从1905年11月第9号起，该报由列宁直接领导。参加编辑部的有：列宁、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彼·鲁勉采夫。马·高尔基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生活报》发表过列宁的14篇文章。该报遭到沙皇政府当局多次迫害，在28号中有15号被没收。1905年12月2日该报被政府当局封闭。最后一号即第28号是秘密出版的。--770。）上宣布，一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77-87页。--编者注），这个过渡实质上就是同旧日小组习气中的过时的东西断然决裂……
是的，正是“同过时的东西决裂”，因为一味责难小组习气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了解它在过去那个时期的独特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当时小组是必不可少的，它们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一个专制制度的国家里，特别是在俄国革命运动的整个历史所造成的那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只能由小组发展而来。小组这种狭窄的、封闭的、几乎总是建立在个人友谊基础上的极少数人的结合，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发展中必经的阶段。随着这一运动的发展，才出现了把这些小组联合起来、建立小组之间的牢固联系和保持继承性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就不能不在专制制度“所能顾及的范围以外”，也就是在国外建立稳固的作战基地。国外小组就是这样出于需要而产生的。各国外小组之间还没有联系，俄国党对它们还没有权威，因此，它们在对当前运动的基本任务的理解上，也就是在对究竟应当如何建立一个作战基地、从哪一方面来促进全党的建设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必然会发生分歧。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小组之间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现在我们回顾过去，可以清楚地看到，究竟哪一个小组确实可以起到作战基地的作用。但是当时各个小组刚刚开始活动，这点谁也说不清，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争论。记得后来帕尔乌斯曾经指责旧《火星报》进行残酷的小组斗争，他在事后鼓吹调和主义的政策。不过事后这样说说容易，而这样说，也正暴露了他对当时情况的无知。首先，当时没有任◎第770页◎何标准来衡量这个或那个小组的力量和重要性。许多小组徒有虚名，现在已被人忘掉，但当时它们却想通过斗争来证明自己有存在的权利。其次，各小组之间的分歧，是在于如何进行在当时还是新的工作。我当时就指出（在《怎么办？》里），分歧看来似乎很小，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新的工作开始的时候，在社会民主运动开始的时候，确定这一工作和这一运动的总的性质，对于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后来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一切争论所涉及的，都是工人政党在某一情况下应该怎样进行政治活动的问题。而当时所涉及的，是确定任何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最一般的原则和最根本的任务。
小组活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当然已经过时了。但是小组活动所以过时，正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小组斗争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主要问题，并且以不可调和的革命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为广泛的党的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著作界曾就《怎么办？》一书提出一些枝节问题，我现在只谈以下两个问题。1904年，在《进一步，退两步》小册子刚出版不久，普列汉诺夫曾经在《火星报》上声明他在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上同我有原则分歧。我既没有对他的这个声明作答（如果不算日内瓦的《前进报》上的一个附注（注：指列宁为1905年3月10日（23日）《前进报》第11号上的瓦·瓦·沃罗夫斯基的文章《蛊惑宣传的产物》加的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38页）。
关于《前进报》，见注301。--771。）的话），也没有对孟什维克书刊上出现的许多重复这一内容的文章作答，我没有作答，是因为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显然是在吹毛求疵，断章取义，抓住我个别的表述得不完全恰当或不完全确切的说法，完全无视小册子的总的内容和整个精神。《怎么办？》是在1902年3月出版的。党纲草案（由普列汉诺夫起草并经《火星报》编辑部修改过）是在1902年6月或7月发表的。这个草案中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的表述，是得到《火星报》编辑部的一致同意的（普列汉诺夫同我在纲领问题上的争论◎第771页◎是在编辑部内部进行的，但是争论的正好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关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以及对无产阶级以至劳动阶级的观点要作区分的问题，在前一个问题上，我要求表述得比普列汉诺夫更明确些，在后一个问题上，我主张给党的纯无产阶级性质下一个更严格的定义）。
因此，根本谈不到纲领草案和《怎么办？》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原则区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903年8月），当时的“经济派”马尔丁诺夫曾反驳我们在纲领中所表述的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看法。如我在《进一步，退两步》这本小册子中强调指出的那样，所有火星派分子都反对马尔丁诺夫（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19-221页。--编者注）。由此可见，意见分歧实际上是发生在火星派和经济派之间，而经济派所攻击的正是《怎么办？》和纲领草案中共同的东西。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没有特意想把我在《怎么办？》中所作的表述当作一种构成特殊原则的“纲领性的”东西。相反，我使用的是后来常常被引用的矫枉过正的说法。我说在《怎么办？》中我是把经济派弄弯了的棍子直过来（见1904年日内瓦版《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正因为我们使劲把弯的直过来，我们的“棍子”将永远是最直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53页。--编者注）。
这些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怎么办？》是用论战方式来纠正“经济主义”，因此离开小册子的这个任务来看它的内容是不对的。这里要指出：普列汉诺夫反驳《怎么办？》的文章并没有收入新《火星报》的文集（《两年》），所以我现在不去谈普列汉诺夫的论据，只是向现在的读者说明一下问题的实质，因为他们会发现孟什维克◎第772页◎的许多著作都提到过这个问题。
其次要指出的是关于经济斗争和工会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常常被著作界曲解。因此必须强调指出，《怎么办？》中有许多篇幅是用来阐述经济斗争和工会的重大意义的。比如说，我当时曾经主张工会中立。同我的论敌的种种断言相反，从那时起，无论在小册子中或在报纸文章中，我都没有改过口。只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和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18-24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886名社会党和工会的代表。
俄国代表团包括社会民主党人37名、社会革命党人21名和工会代表7名。俄国代表团共有20张表决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波·米·克努尼扬茨、马·马·李维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亚·谢马什柯、米·格·茨哈卡雅等人。列宁是第一次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
在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团结国际社会党的左派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在起草代表大会决议的各委员会中进行的。列宁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个委员会讨论奥·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时，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一起对它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修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决议案的最后一段的修改意见。修改意见末尾提出的著名论点还为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所重申并写进了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列宁在1916年12月写的一篇关于对倍倍尔这一决议案的修改的短文中谈到了这一修改意见提出的经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01页）。
列宁在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中对这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起草和通过过程中的主要争论以及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作了扼要的介绍和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66-75、79-85页）。--773。），才使我得出结论：在原则上坚持工会中立的主张是不行的。工会要同党密切接近--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竭力使工会同党接近并且同党联系在一起--这应该是我们的政策，而且必须在我们的一切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中坚决地加以贯彻，既不追求我们的政策得到别人简单的“承认”，也不把思想不一致的人逐出工会。
《进一步，退两步》这本小册子是1904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的。它叙述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8月）上开始出现的分裂的第一阶段。我把这个小册子删去了将近一半，因为关于组织问题斗争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党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的斗争细节，现在的读者绝对不会感兴趣，实际上也是应予忘记的。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对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关策略观点和其他观点的斗争的分析以及反对孟什维克组织观点的那场论战。要了解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这两个对工人政党在我国革命中的全部活动产生深刻影响的派别，就必须弄清这两点。
在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许多争论中，我要指出的是关于土地纲领的争论。事实清楚地证明，我们当时的纲领（归还割地（注：割地是指俄国1861年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果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1/3（草原地区为1/2），就从1861年2月19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地也可以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代替这一要求。--70、101、773、780。））是过分狭窄了，低估了革命民主主义农民运动的力量--◎第773页◎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书第2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21-223页。--编者注）中去详谈。这里重要的是要强调指出：就连这样一个过分狭窄的土地纲领，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也觉得太广泛了。马尔丁诺夫和其他“经济派分子”反对这个纲领，理由是它似乎走得太远了！由此可见，旧《火星报》反对“经济主义”的整个斗争，即反对缩小和贬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整个性质的斗争，具有多么重大的实际意义。
当时（1904年上半年）同孟什维克的意见分歧只限于组织问题。我曾把孟什维克的立场说成“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反对这个说法，他在给考茨基的信里写道：“我智力低下，不能理解’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它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跟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没有有机联系的东西提出来的。”（1904年6月6日给考茨基的信，收入新《火星报》的《两年》文集第2卷第149页）
组织观点上的机会主义同策略观点上的机会主义之间有什么有机的联系，孟什维主义在1905-1907年的全部历史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至于说到“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个“不可理解的东西”，那么实际生活已经非常出色地证实了我的评价，这是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只要提一下孟什维克切列万宁的例子就够了，连他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见他关于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小册子）阿克雪里罗得的组织计划（臭名远扬的“工人代表大会”（注：指非党工人代表大会。
关于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8页）。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有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对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思想的批判，见《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43-53页和第147-171页，第15卷第165-168页和第243-256页）等文。--711、774。）等等）只会造成危害无产阶级事业的分裂。不仅如此，这个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在小册子中还说普列汉诺夫在伦敦曾经不得不在孟什维克派内部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所以，既然切列万宁和普列汉诺夫在1907年都不得不承认有影响的孟什维克◎第774页◎有“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那么我在1904年反对“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就不是徒劳之举了。
孟什维克从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发展到了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59-78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1904年底，大概是11月或12月在日内瓦出版）就指出了他们在这条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在现在的书刊中往往可以遇到这样一种看法，说在地方自治运动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由于布尔什维克认为向地方自治人士示威不会有任何好处而引起的。读者可以看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意见分歧的产生，是因为孟什维克当时大谈什么不要引起自由派的恐慌，尤其是因为1902年罗斯托夫罢工（注：1902年11月2日（15日），罗斯托夫市铁路工厂锅炉车间为抗议厂方克扣工资开始罢工。11月4日（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发出传单，号召全体铁路工厂工人参加罢工，并提出了实行九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取消罚款、开除最令人痛恨的工长等要求。11月6-7日（19-20日）罢工扩展到了全市，并发展成为政治罢工。工人们在市外的一个小山谷里连续举行群众大会。11月11日（24日），警察和哥萨克袭击了集会的罢工工人，死6人，伤17人。罢工工人群众大会仍继续开了两个星期。罢工坚持到11月26日（12月9日）始被迫停止，同一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印发了传单《告全俄公民书》。这次罢工震动了全俄国，在西欧各国也引起了反响。--690、775。）、1903年夏季罢工和街垒战（注：指1903年夏天外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政治总罢工。这次罢工由巴库开始。7月1日（14日），比比-埃巴特石油公司和巴库公司的机械厂工人率先罢工。到7月6日（19日）罢工发展成总罢工。工人向企业主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允许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开除的工人上工、开除工人所憎恨的管理人员和工长、提高工资、废除加班和计件工资制等要求。工人们表现得很有组织，十分坚定，甚至在企业主答应作出部分让步时也没有停止罢工。企业主依靠军队镇压了罢工。7月9日（22日），工人们被迫复工。
梯弗利斯的印刷工人、屠宰工人和面包工人在得到巴库罢工的消息后，于7月12日（25日）开始罢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的号召，7月14日（27日）所有的工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停止了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同各工厂的工人代表协商后制定了罢工工人的共同要求。军队开进了梯弗利斯，工人与哥萨克发生了冲突。到7月21日，政府使用军队摧毁了罢工。
7月17日（30日），巴统所有工厂的工人停止了工作。铁路工人和港口装卸工人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这次罢工持续到7月23日（8月5日）。在游行示威时工人同警察、哥萨克发生了冲突。
外高加索的总罢工在乌克兰几个大城市得到了响应。7月4日（17日）敖德萨大火车站和铁路工厂工人开始罢工，以抗议锅炉车间的一名工人被非法开除。当地的港口工人、采石场工人、水泥厂工人、软木厂工人、麻纺厂工人和其他一些工厂企业的工人很快都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城市运输、发电厂、煤气厂、面包房和商业企业的工人也都停止了工作。这次罢工一直持续到7月23日（8月5日）。
伊丽莎白格勒、刻赤、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来声援巴库、梯弗利斯、敖德萨以及其他城市的罢工工人。
发生在俄国南部的这场政治罢工是在各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多万。这场罢工对提高俄国工人的阶级意识起了重大的作用，是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前兆。--690、775。）发生之后，也就是在1905年1月9日的前夕，孟什维克把向地方自治人士的示威吹捧成了示威运动的最高形式。我们对孟什维克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的这个评价，已经由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第1号（1905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上的一篇评论这个问题的小品文的标题表达出来了，那个标题是：《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17-122页。--编者注）。
收入本文集的最后一本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注：见本卷第527-643页。--编者注），是1905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的。该小册子系统地叙述了同孟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分歧。春天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和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会议（注：指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
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于1905年4月举行。由于参加的人数很少（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就武装起义、农民中的工作、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对其他革命党派和反对派的态度等问题通过了决议。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和第11卷第151-157页）等著作中揭露了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作了非常有力的批判。--529、644、754、775。）的决议把这些分歧完全固定下来了，并且使它们变成了从无产阶级的任务着眼对我国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所作◎第775页◎的估计上的根本分歧。布尔什维克向无产阶级指出，应在民主革命中担任领袖。孟什维克则把无产阶级的作用归结为担当“极端反对派”的任务。布尔什维克从正面肯定了革命的阶级性质和阶级意义，说胜利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孟什维克总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解释得极不正确，以至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要安于充当从属和依附于资产阶级的角色。
谁都知道这些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是怎样反映到实践活动上来的。布尔什维克抵制布里根杜马（注：布里根杜马是指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因为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所以这个拟成立的国家杜马被人们称作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在布里根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包括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主张在杜马选举中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布里根杜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选举，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就迫使沙皇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抵制策略获得了成功。关于布里根杜马的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宪法交易》、《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67-71页，第11卷160-167、172-180、188-199页）等文。--730、776。），孟什维克则动摇不定。布尔什维克抵制维特杜马，孟什维克也动摇不定，他们号召参加选举，但不参加选举杜马代表（注：指孟什维克在第一届国家杜马（即维特杜马）选举中提出的半抵制策略。孟什维克不同意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抵制选举的策略，而提出社会民主党除不参加最后阶段选举外其余各个阶段选举都参加的口号，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而不参加杜马代表的选举。--776。）。孟什维克在第一届杜马中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而布尔什维克则坚决地揭露立宪幻想和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性，同时宣传建立“左派执行委员会”的主张（注：布尔什维克提出建立“杜马左派集团执行委员会”的口号，其目的是要在杜马中保证贯彻工人代表的独立的阶级路线、对农民代表的活动进行领导和使之不受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孟什维克反对这个口号，而提出建立“全国反对派”即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口号。孟什维克把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派相提并论，全都算作左派。
1906年7月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左派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以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为中心已经组织起来。在“左派执行委员会”倡议下发表了下面3个文件：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委员会和劳动团委员会签署的《告陆海军书》，全俄农民协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和全俄教师联合会签署的《告全国农民书》，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崩得签署的《告全体人民书》。这三个文件号召人民进行反政府的革命斗争，并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776。）。再往后，在选举第二届杜马时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左派联盟，而孟什维克则号召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如此等等。
现在，俄国革命中的“立宪民主党时期”（这是1906年3月出版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的说法）（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2-319页。--编者注）看来已经结束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已被完全揭穿。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开始承认他们一直是反对革命的，司徒卢威先生也坦率地倾吐了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衷肠。觉悟的无产阶级现在愈是仔细地回顾这整个立宪民主党时期，回顾这整个“立宪的曲折道路”，就会愈加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事先对这个时期和对立宪民主党的实质所作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孟什维克确实执行了错误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客观作用就是用使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的政策来代替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第776页◎
如果对12年以来（1895-1907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派的斗争作一个总的回顾，那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同一个历史趋势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合法马克思主义”（1894年）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经济主义”作为1897年和随后几年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特殊派别，实际上实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信条”：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孟什维主义不仅是著作界的一个流派，不仅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而且是一个派别组织，它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1905-1907年）所执行的，实际上是使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的特殊政策（注：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各种派别和流派之间斗争的分析（见1904年出版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无可争辩地证明了1897年和随后几年的“经济主义”同“孟什维主义”有直接的联系。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主义”同1895-1897年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司徒卢威主义”有联系这一点，我在《怎么办？》（1902年）一书中已经指出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不仅有思想上的联系，而且有直接的历史继承关系。）。
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必然通过许多过渡环节同它的右邻--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在一切工人政党中，必然要形成明显程度不同的右翼，这个右翼在观点、策略和组织“路线”上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倾向。在俄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年轻的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初期，这些倾向不能不比欧洲的任何地方表现得突出得多、明确得多和鲜明得多。了解一下这种倾向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对于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工人阶级在◎第777页◎自己的解放斗争中得到锻炼，是十分必要的。
　　　　　　　1907年9月
载于1907年11月圣彼得堡种子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86-105页◎第778页◎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节选）
墨西哥城壁画 Detail from the Man, Controller of the Universe mural in Mexico City, painted in 1934
（1907年11-12月）
*（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写于1907年11-12月间。列宁在1907年12月初给米·谢·克德罗夫的信、1908年1月14日和22日之间给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信以及1908年2月17日给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中，分别谈到了这部著作的写作计划、具体内容和撰写进度等情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第146-147、154页和第53卷第302-303页）。这部著作在1908年被收入《十二年来》文集第2卷第2分册，但在印刷厂里就被警察没收和销毁了，只保存下来一本，而且缺了最后几页。1908年7月23日（8月5日）的《无产者报》第33号以《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的》为题发表了该书第3章的第2节和第3节。
1917年，彼得格勒生活与知识出版社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一书名再版此书时，列宁在《结束语》最后缺页处，即在“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其必要的前提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见本卷第783页）这段文字之后补写了如下几句：“对农民群众缓慢地、有步骤地、极残酷地施行暴力。革命的道路就是建立农民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其必要的前提是破坏一切旧土地占有制、废除土地私有制。”
后来在日内瓦的社会民主党档案库发现了列宁这部著作的手稿，标题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土地问题（论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5期首次按手稿发表了《结束语》全文。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中，这部著作是按手稿刊印的，并根据此书1917年版作了核对，《跋》是按1917年版刊印的。--779。）
结束语
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这场革命的民族特点。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农民为了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为了消灭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俄国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中的农奴制残余而进行斗争。
欧俄1050万农户共拥有7500万俄亩土地。3万个大地主（主要是出身贵族的，也有一部分是暴发户）每户有500俄亩以上，总共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基本的背景。这就是农奴主-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整个俄国国家和俄国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大地产占有者是经济意义上的农奴主：他们的土地占有制的基础是农奴制历史造成的，是名门贵族数百年来掠夺土地的历史造成的。他们目前的经营方式的基础是工役制（注：工役制是指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时用给地主干涉来代替交纳地租的制度。它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而其最主要基础是割地。--107、162、253、779。）（即徭役制的直接残余），是一种利用农民的农具、利用无数种盘剥小农的◎第779页◎形式（如冬季雇佣制、年租、对分制地租、工役租以及利用债务、割地（注：割地是指俄国1861年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果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1/3（草原地区为1/2），就从1861年2月19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地也可以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代替这一要求。--70、101、773、780。）、森林、草地、饮马场等等来进行盘剥）的经济。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大大向前发展了，农业方面再要保存农奴制度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消灭农奴制度的斗争已采取暴力性危机即全国规模的革命的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消灭农奴制可能有两条道路。
第一条消灭农奴制的道路，就是农奴主-地主农场缓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农场，大批农民变成单身无靠的农民和雇农，用暴力保持群众贫穷的生活水平，同时分化出一小撮大农，也就是资本主义必然要在农民中间造成的资产阶级大农。黑帮（注：黑帮是指1905-1907年沙皇俄国警察当局和一些君主派团体为镇压革命运动、杀害进步人士和制造反犹太人暴行而建立的武装暴徒组织。黑帮队伍的主要来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店铺老板、无业游民以及刑事犯罪分子等等。为了同黑帮作斗争，革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战斗队、自卫队等。
在1905-1917年间，黑帮一词也泛指沙皇俄国反动的君主派团体如俄罗斯人民同盟、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以及极右的党派和组织。--544、669、690、701、752、780。）地主及其大臣斯托雷平正是走的这条道路。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不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就不能为俄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他们大胆采取了这种有利于地主的摧毁手段。他们抛弃了不久以前还常见的官僚和地主对半封建式的村社（注：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三分之二的农户和五分之四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22、102、164、250、654、780。）的同情。他们避开一切“符合宪法的”法律，以便用暴力来摧毁村社。他们给富农以完全的行动自由，让他们去掠夺农民群众，去摧毁原来的土地占有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户破产；他们让有钱人去“任意洗劫”中世纪的农村。他们为了维持本阶级的统治只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必须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同它作斗争。而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只能联合“暴发户”，联合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注：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特写作品《蒙列波避难所》中的人物。他们都是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后出现的新兴资产者的典型。--780。）这班人去反对农民群众。他们别无出路，只有向科卢帕耶夫们大声疾呼：发财吧！发财吧！我们让你们有一本万利的发财机会，只要你们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帮助我们挽救我们政权的基础！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步骤地、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于是反革命地主就急忙在各方面组织这种暴力。◎第780页◎
第二条发展道路，我们称之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别于第一条道路，普鲁士式的道路。第二条道路也要求用暴力来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只有俄国自由派这些愚钝的小市民，才会梦想俄国的极其尖锐的危机有可能毫无痛苦地和平地结束。
但是，这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摧毁也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一大批自由的农场主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而根本不要什么地主经济，因为地主经济整个说来在经济上是反动的，而农场经济的因素通过我国以前的经济发展历史已经在农民中形成了。沿着这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我国的资本主义一定会随着国内市场大规模的扩大，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干劲、主动精神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更广泛、更自由、更迅速地发展起来。俄国有辽阔的待垦土地，由于俄国内地的农民群众遭受农奴制的压迫，由于对土地政策采取了农奴主-官僚式的态度，这些土地极难得到利用，但是这些土地为深入而广泛地大规模发展农业和提高生产提供了经济基础。
这样的发展道路不只是需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是因为农奴主-地主的统治数百年来在国内整个土地占有制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不仅在农民的份地上，而且在比较自由的边疆地区的移民的地产上也留下了这种烙印：贯穿专制政府的移民政策的是顽固的官吏进行的亚洲式的干涉，他们妨碍移民自由定居，把新的土地关系弄得非常混乱，把俄国中部农奴制官僚主义的毒素散布到俄国的边疆地区（注：亚·考夫曼先生在《移民与垦殖》（1905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提供了移民政策史的概况。作者是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于农奴主的官僚制度是极为尊重的。）。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式◎第781页◎的，而且农民份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式的。这种占有制极其混乱。它把农民分为无数细小的中世纪式的类别和等级。它反映出数百年来中央和地方政权粗暴干涉农民土地关系的历史。它像把人赶入犹太人居住区那样，强迫农民参加具有纳税性质的中世纪式的小团体，参加共同占有份地的团体即村社。而俄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要使农民摆脱这种中世纪的状况，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份地（注：份地是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留给农民的土地。这种土地由村社占有，分配给农民使用，并定期重分。--70、101、782。）的出租和撂荒现象，另一方面，又会把占有制形式极不相同的小块土地，把农民自己所有的份地、租来的份地、买来的私有土地、租来的地主土地、租来的官地等等凑在一起，建立未来的自由的农场主（或容克俄国的未来的大农）经济。
要在俄国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全部土地--无论是地主的土地还是份地--的“地界”。必须摧毁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必须为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铲除一切土地方面的特权。必须尽最大的可能保证自由交换土地、自由迁居、自由扩大地块，建立新的自由的协作社来代替陈旧的带纳税性质的村社。必须把一切土地上的中世纪垃圾全部“清扫”。
体现这种经济必要性的，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是这种经济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大多数小私有农民在1905年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注：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该协会成立大会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782。）上，在1906年第一届杜马中和在1907年第二届杜马（注：第一届国家杜马，亦称维特杜马，因为第一届国家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1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选举不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不满25岁的青年、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50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手工业者、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般是两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制。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最终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第一届国家杜马共有代表47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地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注：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
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沙皇政府在弄清革命力量不强之后，便决定驱散杜马。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马。--726、733、741、765、782。）中，即在整个革命第一个时期中，始终表示赞成国有化。他们之所以赞成国有化，并不是因为“村社”在他们中间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萌芽”，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非资产阶级的“劳动原则”。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赞成土地国有，是因为实际生活要求他们摆脱中世纪式的村社和中世纪式◎第782页◎的份地占有制。他们之所以赞成国有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建立或者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而是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想要建立而且能够建立真正资产阶级的小农业，也就是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一切农奴制传统的小农业。
由此可见，在俄国革命中斗争着的各阶级对土地私有制问题持不同的态度，并不是什么偶然现象，也不是由于受了哪一种理论的影响（如有些目光短浅的人所认为的那样）。这种不同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以及资本主义在当前这个发展时期提出的要求。全体黑帮地主、整个反革命资产阶级（包括十月党人（注：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主张用调整租地、组织移民、协助农民退出村社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曾同立宪民主党等结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162、749、762、783。）和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62、298、531、689、707、723、741、762、783。）在内）都拥护土地私有制。全体农民和整个无产阶级则反对土地私有制。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其必要的前提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并且使这种基础适应资本主义，而这一适应过程是缓慢的，对多数居民来说是痛苦的。革命的道路是真正推翻旧制度的道路，它必然要求消灭俄国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以及全部旧的政治机构，以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的经验已经彻底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
社会民主党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争取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党，当然不能把自己和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任何时期联结在一起，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某种结局联结在一起。无论结局怎样，我们都应当是独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坚定不移地领导劳动群众去实现他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我们根本不能担保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果都永远巩固，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果的不巩固和内部的矛盾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内在的固有的现象。“臆造”“防止复辟的保◎第783页◎证”不过是糊涂的表现。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为了团结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最坚决地支持一切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尽量争取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一切条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我们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纲领只能是土地国有化。正如我党纲领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应该把土地国有化同政治改革的一定形式和一定阶段联系起来，因为政治变革和土地变革的规模不可能不一样。正如我党纲领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应该把土地国有化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同官僚知识分子关于“土地份额”的废话、同巩固村社或平均使用土地这类反动的空话严格地区别开来。无产阶级的利益需要的不是为某一资产阶级变革臆造出特殊口号、特殊“计划”或“体系”，而只需要彻底地表明这一变革的客观条件，清除对经济上不可抗拒的客观条件的幻想和空想。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以暂时拒绝这个正确的土地纲领，有三个原因。第一，俄国“地方公有化”的倡导者彼·马斯洛夫“修改了”马克思的理论，屏弃了绝对地租理论，翻新了半陈腐的资产阶级学说，即关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和这一规律同地租理论的联系等等的学说。否认绝对地租就等于根本否认土地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意义，结果必然会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国有化的观点。第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没有具体看到农民革命的开始，他们对这场革命的可能性不能不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要取得这场革命的胜利确实需要有许多特别有利的条件，需要有群众特别高涨的革命觉悟、革命劲头和革命首倡精神。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现成的经验，并且认为不能臆造出资产阶级的运动，他们自然就不◎第784页◎可能在革命开始以前提出正确的土地纲领。然而，他们却犯了如下错误：甚至在革命开始以后他们也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运用于俄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注：见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信中批评德国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懂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785。）），却毫无批判地重复别人在不同条件下、在另一个时代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采纳马克思要求实行土地国有化的一切旧纲领，这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德国已经彻底成为一个容克-资产阶级的国家，那里在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一切运动都已经成为过去，那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拥护国有化的人民运动。由于容克-资产阶级分子占优势，国有化计划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玩物，甚至变成了容克掠夺群众的工具。德国人拒绝谈论什么国有化，这是对的，但是把这个结论搬到俄国来（其实，我国那些看不出地方公有化思想同马斯洛夫修改马克思理论有什么联系的孟什维克正是这样做的），那就是不善于思考各个具体的社会民主党在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的任务。
第三，地方公有化纲领明显地表现出孟什维主义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整个错误的策略方针，即不了解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注：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第2版中就是这样说的。）才能保证这一革命的胜利。不了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力图使无产阶级袖手旁观，使它去适应不彻底的革命结局，把它从领袖变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帮手（其实是替自由派资产阶级当粗工和奴仆）。“工人们，不要迷恋吧，要适应情况，慢慢前进”--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针对“经济派”（注：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本卷第262-272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见本卷第290-458页）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284、291、473、542、762、785。）（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第一批机会主义者）说的这句话（注：这些话引自尔·马尔托夫的一首讽刺诗《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该诗用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意为骄矜的蠢猪）这一笔名发表于1901年4月《曙光》杂志第1期。诗中嘲笑了经济派的观点及其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337、502、785。），充分表达了我党现行土地纲领的精神。◎第785页◎
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迷恋倾向”进行斗争，不应该缩小而应该扩大革命的规模和无产阶级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我们不应当鼓励“地方主义”，不管这种思想在小资产阶级的落后阶层或享受特权的农民（哥萨克）中间有多么严重。我们不应当鼓励各民族彼此隔绝。不，我们应当向农民讲清楚统一对于胜利的意义，应当提出口号，使运动的范围扩大而不是缩小，将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圆满完成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落后，而不是归咎于无产阶级的考虑不周。我们不应使自己的纲领去“适应”“地方的”民主制，不应臆造那种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不可能实现的荒谬的农村“地方公有社会主义”，不应用小市民社会主义的改良去迎合资产阶级革命，而应使群众的注意力集中于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真正条件，使他们了解到，要保证这种胜利不但需要有地方的民主制，而且一定要有“中央的”民主制，即国家中央政权的民主制，--不只是一般的民主制，而且一定要是最完全最高级形式的民主制，因为没有这样的民主制，俄国的农民土地革命就会成为空想的（就这个词的科学意义来说）革命。
不要认为在当前这种历史时刻，当黑帮死硬派在第三届杜马（注：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日（14日）召开的，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1911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1903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1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于1910年批准了以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为基础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其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729、786。）中疯狂叫嚣，反革命势力猖狂到了极点，反动势力对革命者、尤其对第二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野蛮地进行政治报复的时候，“不宜于”提出“广泛的”土地纲领。这种想法是同那些加入或赞成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背叛变节、灰心丧气、四分五裂、颓废堕落一脉相承的。把这些垃圾从工人政党中彻底清除出去，只会有利于无产阶级。反动势力愈猖獗，实际上它就愈是阻碍必然的经济发展，就愈是有效地促进民主运动更大规模的高涨。所以，我们应该利用现在群众行动暂时沉寂的时期，有批判地对大革命的经验进行研究，进行检验，去掉其中的糟粕，并且◎第786页◎把这种经验交给群众作为未来斗争的指南。
　　　　1907年11-12月
1908年由彼得堡种子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1917年由彼得堡生活和知识出版社第二次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387-395页◎第787页◎
跋（注：这篇《跋》是列宁在1917年《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出版时写的。--788。）
本书写于1907年年底。1908年在彼得堡印好后，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抄获销毁了。保全下来的只有一本，书末还缺了几页（本版第269页以后的几页），这个结尾是现在补写的。
目前，革命提出的俄国的土地问题已经比1905-1907年间要广泛、深刻、尖锐得多了。我希望，了解我党在第一次革命中的纲领的历史，会有助于大家更正确地了解现在革命的任务。
特别要着重指出一点，就是战争使各交战国遭到空前的灾祸，但同时它又大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化，以致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能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了。
实际生活已经超出了这种范围，已经把在全国范围内调节生产和分配、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强迫辛迪加化（合并成为联合组织）等等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纲领中的土地国有化问题也必然要有另一种提法。这就是说，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就不能消除战争的灾祸。
领导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一方面必须把工作重心从农民代表苏维埃转到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上来，另一方面必须要求把地主田庄的耕畜和农具收归国有，并在这些田庄上成立由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的示范农场。
这里我当然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了，只好请◎第788页◎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去阅读目前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书刊和我的两本小册子：《论策略书》（注：见本版选集第3卷第23-36页。--编者注）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注：见本版选集第3卷第37-71页。--编者注）。
　　　　　　　作　者
　　　　　　1917年9月28日
1917年载于《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396-397页◎第789页◎
人名索引
　　　　　　　A
阿布拉莫夫，雅柯夫·瓦西里耶维奇(Абрамов,Яков　Васильевич1858-1906)--俄国政论家和小说家，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119、130、131。
阿德勒，维克多(Adler,Victor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早年是资产阶级激进派，19世纪80年代参加工人运动。曾与恩格斯会晤并同他保持通信联系。恩格斯逝世后不久转向改良主义。--95。
阿尔宁-楚科，亨利希·亚历山大(Arnim-Suckow,　Heinrich　Alexander1798-1861)--普鲁士男爵，在德国实行普鲁士君主制统治的狂热拥护者。1848年3-6月任康普豪森内阁的外交大臣。--636。
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Акимов(Махновец),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1872-1921)--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经济派代表人物。19世纪90年代中期加入彼得堡民意社。曾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为经济主义思想辩护，反对劳动解放社，后又反对《火星报》。1903年代表联合会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反火星派分子，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极右翼代表。--474-475、476、480、481、485、488、489、490、493、496、497、500、507、509、511、515、519、525、573、621-622。
阿克雪里罗得，帕维尔·波里索维奇(Аксельрод,ПавелБорисович1850-1928)--俄国孟什维克领渲弧?883年参与创建劳动解放社。1900年起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成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编辑部有发言权的代表，属火星派少数派，会后成为孟什维主义的思想家。1905年提出召开广泛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反马克思主义主张。--269、312、331、350-351、360、375、469、470、471、472、473、474、476、477-478、480、481、482、485、486、490、492、495、496、497、503、(Bismarck,OttoEduardLeopold1815-1898)--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1862年起），推行铁血政策，建立起以普鲁士为霸主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1871-1890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维护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镇压工人运动。--630、727。
比比科夫，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Бибиков,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1832-1875)--俄国翻译家和政论家，翻译出版了亚·斯密、托·罗·马尔萨斯和阿·布朗基等人的著作共13卷。--174。
彼特龙凯维奇，伊万·伊里奇(Петрункевич,Иван　Ильич1843-1928)--俄国地主，解放社的组织者和主席(1904-1905)，立宪民主党创建人之一。1904-1905年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彼特龙凯维奇的社会活动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专制制度奴颜婢膝的典型表现。--565、622、637。
毕希纳，弗里德里希·卡尔·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Büchner,　FriedrichKarlChristianLudwig1824-1899)--德国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主要代表之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是世界观的基础，但不重视辩证法，力图复活机械论的自然观和社会观。-701。
毕歇尔，卡尔(Bücher,Karl1847-1930)--德国经济学家，国民经济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207。
别尔嘉耶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Бердя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74-1948)--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在早期著作中倾向合法马克思主义，用新康德主义修正马克思的学说，后来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456、762。
别尔托夫--见普列汉诺夫，格·瓦·。
别尔托夫，恩·--见普列汉诺夫，格·瓦·。
别林斯基，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和政论家，唯物主义哲学家。--312。
波-夫--见萨文柯夫，波·维·。
波波夫--见罗扎诺夫，B.H.。
　波尔恩，斯特凡（西蒙·布特尔米尔希）(Born,　Stephan　(SimonButtermilch)1824-1898)--德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之一。1845年参加工人运动，1846年底去巴黎，不久与恩格斯相识，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1848年革命爆发后来到柏林。曾参加1849年5月德累斯顿起义。--640、641、642、643。
波萨多夫斯基--见曼德尔贝格，维·叶·。
波特列索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塔罗韦尔）(Потресов,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Старовер)　1869-1934)--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896年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参与创办《火星报》和《曙光》杂志。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火星报》编辑部有发言权的代表，属火星派少数派，会后是孟什维克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领导人。--302、566、574、596、597、627、763。
勃朗，路易(Blanc,Louis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参加临时政府，领导所谓研究工人问题的卢森堡委员会，推行妥协政策，诱使工人放弃革命斗争。对巴黎公社抱敌视态度。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同资产阶级妥协，幻想依靠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建立工人生产协作社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642。
博博雷金，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Боборыкин,Петр　Дмитриевич1836-1921)--俄国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改弦易辙》(1897)歪曲地反映了民粹派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引起了进步舆论界的公正抗议。--126。
柏姆-巴维克，欧根·冯　(Bnm-Bawerk,Eugenvon1851-1914)--奥地利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系统地论证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企图推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261。
伯恩施坦，爱德华(Bernstein,Eduard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翼领袖之一，修正主义的鼻祖。1879年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了同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合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指责党的革命策略，主张放弃革命斗争，鼓吹露骨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观点，呼吁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结盟并依附于资产阶级，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1881-1890年任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从90年代中期起完全同马克思主义决裂。1899年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从经济、政治和哲学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作了全面的修正。--183、260、274、295、296、300、301、305、308、335、347、349、495、515、611、715、716、718。
布尔加柯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Булгаков,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1871-1944)--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19世纪90年代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了“马克思的批评家”。他修正马克思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企图证明小农经济稳固并优于资本主义大经济，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来解释人民群众的贫困化。主要著作有《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1897)、《资本主义和农业》(1900)、《经济哲学》(1912)等。--172、177、178、180、190、309、456、701、762。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Louis-Auguste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憎恨资本主义制度，但不懂得组织工人革命政党和依靠广大群众的重要意义，认为只靠少数人密谋，组织暴动，即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706。
布勒宁，维克多·彼得罗维奇(Буренин,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1841-1926)--俄国政论家，诗人。1876年加入反动的《新时报》编辑部，成为新时派无耻文人的首领。对一切进步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肆意诽谤，造谣诬蔑。列宁经常用布勒宁的名字来刻画卑鄙的论战手法。--23、25、50、53。
布里根，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Булыг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1851-1919)--俄国大地主。1905年1月20日就任内务大臣。同年2月起奉沙皇之命主持起草关于召开咨议性国家杜马的法案，以期平息国内日益增长的革命热潮。但布里根杜马在革命的冲击下未能召开。--564、568、570、571。
布鲁凯尔--见马赫诺韦茨，莉·彼·。
布鲁斯，保尔·路易·玛丽(Brousse,PauiLouisMarie1844-1912)--法国社会党人，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家。侨居国外期间结识了米·亚·巴枯宁，追随无政府主义派。1880年回到法国，加入工人党，在党内狂热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派，成为可能派的思想家和领袖之一。--719。
布洛斯，威廉(Blos,Wilhelm1849-1927)--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72-1874年为《人民国家报》编辑之一。70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右翼。--13。
布特尔米尔希--见波尔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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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杰尔包姆--见马尔托夫，尔·。
察廖夫--见洛克尔曼，亚·萨·。
查默斯，托马斯(Chalmers,Thomas1780-1847)--英国经济学家，牧师。马克思称他为“新教大主教”，“最狂热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之一”。--177。
查斯拉夫斯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Часла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1834-1878)--俄国统计学家，国家产业部统计局编辑。著有《外出做农业零工与农民迁徙的关系》。--212。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维·查·；伊万诺夫，维·）(Засули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В.З.,Иванов,В.)1849-1919)--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活动家。1883年参与创建劳动解放社。80-90年代曾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1900年起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参加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95、126、416、513、727。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作家，文学评论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俄国19世纪60年代革命运动的领袖和思想鼓舞者。--24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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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CharlesRobert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9-10。
大卫，爱德华(David,Eduard1863-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经济学家。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农业中的作用。1903年出版《社会主义和农业》一书，宣扬小农经济稳固，维护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301。
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尼·-逊；尼古·-逊；尼古拉·-逊）(Даниельсон,Николай　Хранцевич　(Н.-он,Ник.-он,Николай-он)1844-1918)--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理论家。他的政治活动反映了民粹派从对沙皇制度进行革命斗争转向与之妥协的演变。接替格·亚·洛帕廷续译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初版），以后又译出第二卷(1885)和第三卷(1896)。在翻译该书期间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过书信往来。但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俄国，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发展前途；主张保存村社土地所有制，维护小农和手工业经济。--118、166、167、168、169、170-173、185、190、196、208、212、222、228、229、231、235、243、252、254、659。
迪尔，卡尔(Diehl,Karl1864-1943)--德国经济学家，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社会学派的信徒。认为法决定经济范畴的形式，而经济范畴的内容则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是永恒不变的。--185、187。
狄慈根，约琴夫(Dietzgen,Joseph1828-188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哲学家。在哲学上独立地得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狄慈根的哲学观点给予高度评价，但同时也指出了他的错误。--700、709。
东布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D　browski,Jaroslaw1836-1871)--波兰革命家，1871年巴黎公社将领。--463。
杜马索夫，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Дубасов,Хе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1845-1912)--沙俄海军上将(1906)，副官长，沙皇反动势力的魁首之一。1905年11月-1906年7月任莫斯科总督，是镇压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的策划者。1906年起为国务会议成员。--681、683、684、740、741。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1865-1919)--俄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19世纪90年代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20世纪初起公开维护资本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了“马克思的批评家”。--119、172、177、180、184、260、762。
杜林，欧根·卡尔(Dühring,EugenKarl1833-1921)--德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70年代起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反对马克思主义，妄图创立新的理论体系。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论混合在一起；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精神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体系，反对科学社会主义。--31、32、35、36、37、38-41、45、46、50、300、701、714。
杜能，约翰·亨利希(Thünen,JohaHeinrich1783-1850)--德国经济学家，农业经济专家，大地主。--701。
杜西--见马克思-艾威林，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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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哈特，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Энгельгардт,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1832-1893)--俄国政论家，农业化学家，民粹主义者。所写《农村来信》先发表于《祖国纪事》杂志，1882年出单行本。--111-117、123、124、125。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Friedrich1820-1895)--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之一，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马克思的亲密战友。--14-16、18、24、28、30、31、32、35-36、38、40、45、46、48、49、88-97、109、187、267、273、274、296、300、310、312、315、318、333、340、365、461、462、587、592、593、599、625、640、641、642、643、685、701、710-728、735、748、785。
尔·姆·(P.M.)--《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的作者。该文毫不掩饰地宣扬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334、349、353、390、456、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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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勒克，路易(Viereck,Louis1851-1921)--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欧·杜林的信徒。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施行期间是党的右翼领袖之一。1884-1887年为帝国国会议员，在国会中推行机会主义政策。--716、717、724。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安德列亚斯(Feuerbach,Ludwig　Andreas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之一，德国资产阶级最激进的民主主义阶层的思想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550。
佛敏--见克罗赫马尔，维·尼·。
福尔卡德，欧仁(Forcade,Eugene1820-1869)--法国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186。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GeorgHeinrich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领袖之一，新闻工作者。1879-1880年任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81年起多次当选帝国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建议把党的活动局限在争取改良的斗争上，号召同资产阶级合作，同政府妥协，反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鼓吹“国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96、515、516、716、721。
弗·伊---见伊万申，弗·巴·。
弗·伊-申--见伊万申，弗·巴·。
弗列罗夫斯基，恩·（别尔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Хлеровский,Н.(Берви,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29-1918)--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19世纪60年代末出版《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212。
弗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Wróblewski,Walery1836-1908)--波兰革命家，1871年巴黎公社将领。--463。
傅立叶，沙尔(Fourier,Charles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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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得，茹尔（巴季尔，马蒂约）(Guesde,Jules(Basile,Mathien)　1845-1922)--法国工人党创建人之一，第二国际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352。
戈尔德布拉特--见麦迭姆，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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