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暴露了它在“全民”革命中的不彻底和自私自利--既暴露于司徒卢威先生的议论中，又暴露于大批自由派报纸的全部论调和内容中，还暴露于大批地方自治人士、大批知识分子以及所有一切站在特鲁别茨科伊、彼特龙凯维奇、罗季切夫等等先生们一边的人们的政治言论的性质上。资产阶级当然并不总是清楚地了解，但是总的说来，凭着自己的阶级嗅觉却能很好地领悟到：一方面，无产阶级和“人民”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有用的，就是说，可以把他们当作炮灰，当作摧毁专制制度的攻城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并且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那对它又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尽一切力量来使无产阶级满足于在革命中起“微◎第622页◎弱的”作用，使无产阶级清醒些、实际些、现实些，使无产阶级的活动以“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的原则为标准。
有学识的资产者非常清楚，工人运动是他们摆脱不了的。因此，他们绝不反对工人运动，绝不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他们甚至极力赞美罢工自由，赞美文明的阶级斗争，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了解为布伦坦诺式或希尔施-敦克尔式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完全愿意把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事实上是工人自己差不多已经争得的自由）“奉送给”工人，只要工人抛弃“骚乱主义”，抛弃“狭隘的革命主义”，不再仇视“实际有益的妥协”，不再追求和渴望给“俄国全民革命”刻上自己的阶级斗争的标记，刻上无产阶级彻底性、无产阶级坚决性、“平民雅各宾主义”的标记。因此，有学识的资产者在全国各地千方百计通过书籍（注：参看普罗柯波维奇《俄国工人问题》一书。）、报告、演说、谈话等等拼命劝导工人要有（资产阶级的）清醒头脑，要（像自由派那样）讲求实际，要抱（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要进行（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注：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是指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重要代表人物路·布伦坦诺的改良主义学说，亦即布伦坦诺主义。布伦坦诺鼓吹可以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平等，解决工人的问题。列宁指出，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参看本版选集第3卷第587-588页）。--379、623、703。），要办（希尔施-敦克尔式的）工会（注：希尔施-敦克尔工会是德国改良主义工会组织，1868年由进步党活动家麦·希尔施和弗·敦克尔建立。该工会的组织者们鼓吹劳资利益“和谐”论，认为资本家也可以加入工会，否定罢工斗争的合理性。他们声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通过国家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帮助就能使工人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人与企业主之间起媒介作用和积累资金。希尔施-敦克尔工会主要从事组织互助储金会和建立文化教育团体的活动。它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从来不是一支主要力量，直到1897年它的会员不过75000人，而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会员已达419000人。1933年，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的机会主义活动家加入了法西斯的“劳动战线”。--328、623。），如此等等。后两个口号对“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的资产者们特别方便，因为它们在表面上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一致的，因为只要稍加省略，稍加曲解，就很容易把它们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混淆起来，有时甚至很容易用它们来冒充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例如，合法的自由派报纸《黎明报》（注：《黎明报》(《Рассвет》)是俄国自由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05年3月1日（14日）-11月29日（12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623。）（关于它，我们以后还要和《无产者报》的读者们详细谈谈）往往说出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可能被资产阶级欺骗、工人运动、无产阶级主动性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大胆的”话，使那些漫不经心的读者和觉悟不高的工人很容易把该报的“社会民主主义”当作真货看待。实际上，这是按资产阶级精神伪造社会民主主义的◎第623页◎把戏，是用机会主义来歪曲和曲解阶级斗争概念的伎俩。
这一整套规模巨大的（按其影响群众的广度来说）偷天换日的资产阶级把戏，归根到底是企图把工人运动化为主要是工会运动，使工人运动远远地离开独立的（即革命的、以实现民主专政为目标的）政策，“用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排挤掉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把《解放》杂志的公式颠倒过来了。这是个绝妙的公式，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的两种观点，一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另一种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资产阶级想叫无产阶级只进行工会运动，从而“用（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排挤掉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这和伯恩施坦派《信条》起草人用“纯粹工人”运动的思想来排挤掉工人意识中的政治斗争的思想完全相同。反之，社会民主党想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为无产阶级以领导者身分参加俄国全民革命，即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说道，我国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此你们既然是个特殊的阶级，就应当只限于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就应当为了“理智”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工会和使工会合法化上面，就应当恰好是把这些工会看作“在政治上教育和组织你们自己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就应当在革命时期制定一些多半是像新火星派的决议那样的“郑重的”决议，就应当爱惜那些“对自由派比较友善的”决议，就应当选择那些想要成为“工人阶级现实政治运动的实际领导者”的人来领导，就应当“保存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现实主义成分”（如果你们不幸已被这种“不科学的”教义问答的“严格公式”所沾染的话）。◎第624页◎
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说道，我国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此，你们既然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就不仅要最积极地参加这个革命，而且要力求领导这个革命，因此你们不应当局限在被狭隘地了解为主要是工会运动的那种阶级斗争的范围内，相反，应当竭力扩大你们的阶级斗争的范围和内容，一直到不仅包括俄国当前的全民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而且包括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因此，在不忽视工会运动，不拒绝利用任何一点合法活动的机会的同时，你们应当在革命时期把实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任务提到第一位，把这当作取得人民对沙皇制度的完全胜利、争得民主共和制和真正的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
至于新火星派的决议因“路线”错误而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多么不彻底的、不一贯的、因而自然是资产阶级所喜爱的立场，就不用多说了。
二　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马尔丁诺夫发表在《火星报》第102号和第103号上的文章。马尔丁诺夫企图证明我们把许多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中摘引出来的话解释得不正确而他却解释得正确，对于这种企图，不用说，我们是不会去反驳的。这种企图是很不严肃的，马尔丁诺夫的遁词是一望而知的，问题是很明显的，如果再加以分析，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任何一个用心的读者，都会很容易识破马尔丁诺夫的这个不很巧妙的全线退却的诡计，何况《无产者报》一部分撰稿人准备的恩格斯所著《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和马克思所著《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的通告》（1850年3月）的全译本，很快就要出版了（注：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1-579页）的俄译文经列宁校订后，于1905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1906年在彼得堡翻印。
正文中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的通告》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1-392页）。《告同盟书》经恩格斯校订，于1885年作为附录收入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德文版。1906年，彼得堡铁锤出版社出版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包括《告同盟书》这篇附录）的俄译本。--625。）。只要从马尔丁诺夫的文章中引证◎第625页◎一段话，就足以使读者看清马尔丁诺夫的退却。
马尔丁诺夫在《火星报》第103号上说，《火星报》“承认成立临时政府是发展革命的可能而适当的途径之一，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适当的，正是为了要在将来完全占有国家机器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换句话说，《火星报》现在已经承认，它的一切恐惧--怕革命政府必须对国库和银行负责，怕把“监狱”拿到自己手里来会有危险而且还怕拿不到自己手里来等等，都是荒诞不经的。《火星报》只是照旧糊里糊涂，把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混为一谈。为了掩护退却，糊涂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新《火星报》的糊涂虫中间，马尔丁诺夫表现最为突出，他是个头号的糊涂虫，甚至可以说是个才能出众的糊涂虫。他每次大卖气力“加深”问题而把问题弄糊涂时，几乎总是同时“想出”一些新的公式，把他所采取的立场的全部虚伪性暴露无遗。请回想一下，他在“经济主义”时代是如何“加深”普列汉诺夫，如何独出心裁地创造了“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公式的。在经济派的全部著作中，很难找到能比这个公式更恰当地表明这一派的全部虚伪性的说法。现在也是如此。马尔丁诺夫很热心地替新《火星报》效劳，并且几乎是一说话就为我们评价新火星派的虚伪立场提供一些出色的新材料。他在第102号上说列宁“悄悄地调换了革命和专政的概念”（第3版第2栏）。
实际上，新火星派加给我们的一切罪名都可以归结为这个罪名。而我们是多么感谢马尔丁诺夫加给我们这样一个罪名啊！他提出这样一个罪名，就在我们和新火星派的斗争中给了我们一种十分宝贵的帮助！我们真要请求《火星报》编辑部更多地让马尔丁诺夫出来反对我们，“加深”他们对《无产者报》的攻击，并且“真正有原则地”表述这些攻击，因为马尔丁诺夫愈是努力要说得有原则◎第626页◎些，就愈是说得糟糕，就愈加清楚地暴露出新火星派的破绽，就愈加成功地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作个有教益的解剖，使人们看到新《火星报》的原则如何被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reductioadabsurdum)。
《前进报》和《无产者报》“调换了”革命和专政的概念。《火星报》不愿这样“调换”。最可敬的马尔丁诺夫同志，事情正是这样！您无意中说出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况。您用新的说法证实了我们的论点：《火星报》是在做革命的尾巴，它竟像解放派那样表述革命的任务，而《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则提出了要把民主革命引向前进的口号。
马尔丁诺夫同志，您不懂得这一点吗？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不妨费点气力来给您作一番详尽的解释。
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表现之一，就是许多完全以承认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为立足点而不能越出这个范围的社会阶级、集团和阶层，都迫于形势而不得不承认专制制度和整个农奴制度已不适用，都附和要求自由的呼声。而为“社会”所要求、为地主和资本家滔滔不绝的言词（仅仅是言词！）所维护的这种自由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性质，却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与此同时，工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和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之间、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自由派的民主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愈来愈清楚了。工人阶级和它的觉悟的代表勇往直前，把这个斗争推向前进，不仅不怕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而且力求远远地越过民主革命所能达到的最终点。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它只是不完全地和虚伪地接受自由的口号。无论怎样企图用特别的线条，用特别拟订的“条款”（如斯塔罗韦尔决议或代表会议派决议中的那些条款）来定出一个界限，借以鉴定资产阶级的自由之友的这种虚伪态度，或者◎第627页◎说资产阶级的自由之友的这种出卖自由的行为，都必然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处在两堆火（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中间的资产阶级能千方百计地改变自己的立场和口号，能看风使舵，时而稍微偏左，时而稍微偏右，经常讨价还价，施展经纪人的本领。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不是臆造这种僵死的“条款”，而是不倦地评价不断发展的政治局势，揭露资产阶级不断表现出来的、难以预料的不彻底性和叛变。
请回想一下司徒卢威先生在秘密报刊上发表政治言论的历史，回想一下社会民主党和他交战的历史，这样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到，为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的社会民主党是怎样实现这些任务的。司徒卢威先生开始是提出纯粹希波夫式的口号：“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见我发表在《曙光》杂志（注：《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298、628、764。）上的文章：《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编者注））。社会民主党揭露了他，并且推动他提出明确的立宪主义纲领。当这种“推动”因革命事变进展特别迅速而发生了作用时，斗争就指向民主主义的下一个问题：不仅要有宪法，而且一定要有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当我们从“敌军”那里“占领了”这个新阵地的时候（即“解放社”已接受普选制的时候），我们就更向前逼进，指明两院制的伪善和虚假，指明解放派没有完全承认普选制，并且以他们的君主主义立场为例证来揭露他们的民主主义所具有的经纪人的性质，或者换句话说，揭露这些解放派钱袋英雄廉价出卖伟大俄国革命的利益的企图。
最后，专制政府冥顽不化，国内战争大踏步前进，君主派使俄国陷入绝境，这些已开始使最保守的脑袋开窍了。革命已成为事◎第628页◎实。现在已经不是只有革命家才承认革命的时候了。专制政府事实上已经在腐烂，而且就在大家的眼前腐烂下去。正如一个自由派（格列杰斯库尔先生）在合法刊物上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已经形成了事实上不服从这个政府的局面。专制制度虽然表面上还很强大，但是它实际上已软弱无力；日益发展的革命事变已经开始把这个活生生腐烂着的寄生机体干脆推到一边去。自由派资产者不得不以事实上正在形成的现有关系为立足点来进行活动（或者更正确些说，进行政治投机），开始觉得必须承认革命。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革命家，而尽管他们不是革命家，他们也得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是迫不得已，是违反自己的意愿的，他们愤怒地看着革命取得进展，而责怪专制政府太革命，因为这个专制政府不愿妥协，而想作殊死斗争。他们是天生的买卖人，仇恨斗争，仇恨革命，但是客观形势迫使他们站到革命的基地上来，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立足之地。
我们在观看一场很有教益而又非常滑稽可笑的演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娼妓企图穿上革命的外衣。解放派，--且慢发笑，先生们！--解放派开始代表革命说话了！解放派开始要我们相信他们“不怕革命”（司徒卢威先生语，见《解放》杂志第72期）！！！解放派已表示要“领导革命”！！！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进步，而且更标志着革命运动的实际成就方面的进步：这个革命运动已经迫使人们对它表示承认。甚至资产阶级也开始感到站在革命的基地上是比较有利的，可见专制制度已被动摇到什么程度了。可是，另一方面，这个证明整个运动已上升到新的更高阶段的现象，又向我们提出一些也是新的、也是更高的任务。不管资产阶级某个思想家个人是否诚实，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承认不可能是真心诚意的。资产阶级不会不把自私自利和不彻底性、小商人习◎第629页◎气和卑鄙的反动诡计，随身带到运动的这个更高的阶段中来。现在，为了贯彻我们的纲领和发展我们的纲领，我们应当另行规定革命的当前的具体任务。昨天足够的东西，今天已经不够了。昨天，把要求承认革命作为先进的民主口号也许是足够的。现在，它已经不够了。革命甚至已经迫使司徒卢威先生对它表示承认。现在，要求于先进阶级的，是确切规定这个革命的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的内容本身。司徒卢威先生们虽然承认革命，但是立刻就一次又一次地露出马脚，又唱起陈词滥调，说什么可能达到和平的结局，说尼古拉将召请解放派先生们上台执政，如此等等。解放派先生们承认革命，目的是要比较安全地阉割这个革命，出卖这个革命。现在，我们应当向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指出，只提革命这个口号是不够的，必须清楚而毫不含糊地、彻底而坚决地把革命的内容本身确定下来。而能够这样确定革命内容的就是那个唯一能够正确表明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滥用字眼是政治方面最普通的现象。例如，一再地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就有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哈科特说：“现在我们大家都是社会主义者”--“Weallaresocialistsnow”），还有俾斯麦的信徒和教皇莱奥十三世的朋友。“革命”一语也完全可以被人们滥用，而当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种滥用是不可避免的。当司徒卢威先生以革命的名义说起话来的时候，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梯也尔。在二月革命（注：指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1848年2月24日法国人民推翻了法国路易-菲力浦王朝。--630。）前几天，这个侏儒怪物，这个资产阶级政治叛变行为的理想代表人物，就嗅到了人民风暴即将来临的气息。于是他在议会讲台上宣称他属于革命党！（见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3-404页。--编者注））解放派转到革命党方面来的政治意义和梯也尔的这种“转◎第630页◎变”是完全相同的。当俄国的梯也尔们开始说他们属于革命党的时候，这就表明革命这一口号已经不够了，已经什么也不能说明，任何任务都不能确定了，因为革命已经成为事实，而各色各样的人都纷纷拥向革命方面来了。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现在，专制制度同资本主义俄国的整个结构的矛盾，同资本主义俄国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发展的一切需要的矛盾，愈是长久地勉强被保持下去，它就愈加强烈地促使专制制度瓦解。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缝，经受不住强攻，日益削弱下去了。人民不得不通过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的代表自己来为自己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旧的上层建筑的毫无用处就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革命已经是大家都承认的了。现在的任务是确定究竟应该由哪些阶级来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要不确定这一点，革命这一口号在目前就是一个空洞的毫无内容的口号，因为专制制度的虚弱无力使得大公们和《莫斯科新闻》（注：《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从1859年起改为日报。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98、631。）也变成“革命者”了！要不确定这一点，那就根本谈不到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主义任务。而用来确定这一点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这个口号既能确定新上层建筑的新“建筑者”可能而且应当依靠哪些阶级，又能确定这一上层建筑是什么性质（和社会主义专政不同的“民主”专政）和采取什么建筑方式（实行专政，即用暴力镇压暴力的抵抗，武装人民中的革命阶级）。现在，谁不承认这个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不承认建立革命军队、革命政府和革命农民委员会的口号，那他不是根本不了解革命的任务，没有能力确定当前形势所提出的新的和更高的革命任务，就是滥用“革命”这一口号来欺骗人民，出◎第631页◎卖革命。
马尔丁诺夫同志和他的那班朋友属于前一种情况。司徒卢威先生和整个“立宪民主”地方自治派属于后一种情况。
马尔丁诺夫同志真是又机灵又精明，正好是在革命的发展要求人们用专政的口号来确定革命任务的时候，他却责备别人“调换”革命和专政的概念！马尔丁诺夫同志事实上又不幸做了尾巴，在上上阶段上搁了浅，结果竟停留在解放派的水平上，因为目前适合于解放派的政治立场，即适合于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正是承认“革命”（口头上的革命），而不愿承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即事实上的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现在通过司徒卢威先生表示赞成革命。觉悟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时，新《火星报》的一位聪明人又来介入这场争论，喊道：可别“调换”革命和专政的概念呀！看，新火星派的虚伪立场注定要使他们永远做解放派的尾巴，难道不是这样吗？（注：以上4段正文（即从开头是“滥用字眼是政治方面最普通的现象”那一段起）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1905年版本中和在收入该著作的1907年《十二年来》文集中都没有刊载。1940年4月22日《真理报》第112号第一次发表了这几段文字。在《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和第5版中，这几段正文是按手稿刊印的。--632。）
我们已经指出，解放派在承认民主主义方面是一步一步上升的（这里有社会民主党的鼓励推动作用）。起初，我们和他们争论的问题是：希波夫主义（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注：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1864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地方自治局的经费来源于对土地、房屋及工商企业征收的不动产税。从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地方自治局在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地方自治局的经济措施--举办农业展览、设立农事试验站、发展农业信贷等，有利于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巩固，对贫苦农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地方自治局所组织的统计工作对研究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到19世纪70年代，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行政单位有欧俄34个省和顿河军屯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有欧俄43省。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在地方上的支柱。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108、207、251、369、632。））呢，还是立宪主义？后来是：有限制的选举呢，还是普选制？再后来是：承认革命呢，还是去和专制政府做经纪人的交易？最后，现在是：承认革命而不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呢，还是承认这两个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专政要求？很可能解放派先生们（无论是现在的解放派或者是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中的继承者，反正都是一样）还会上升一步，就是说，很可能过一些时候（也许是在马尔丁诺夫同志也上升一步的时候）也承认专政的口号。如果俄国的革命顺利地前进并且获得彻底的胜利，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时，社会民◎第632页◎主党的立场又将怎样呢？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民主革命实现得愈完全，这个新的斗争就会开展得愈迅速，愈广泛，愈纯粹，愈坚决。“民主”专政这个口号表明现在这个革命的历史的局限性，表明在新制度的基地上为争取工人阶级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而进行新斗争的必然性。换句话说，当民主派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再上升一步的时候，当不仅革命成为事实，而且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口号，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调换”（也许是在将来的新的马尔丁诺夫们的恐怖的号叫声中）民主专政的口号。
三　庸俗的资产阶级专政观和马克思的专政观
梅林出版了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论文集，他在论文集的说明中说，资产阶级书刊还对《新莱茵报》提出过如下指责，说它要求“立刻实行专政，以此作为实现民主的唯一手段”（《马克思遗著》第3卷第53页）（注：列宁引自弗·梅林编《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遗著选》第3卷引言（见该书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53页）。这本书的俄文版于1926年出版，书名是：《弗·梅林收集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1848-1850年德国革命时代所写的随笔和论文》。
下面在本卷第639-640页上，列宁引用了梅林的同一篇引言（同上，第81-82页）。--633。）。从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看来，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互相排斥的。资产者不懂阶级斗争的理论，看惯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之间的无谓争吵，认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实质上，我们的马尔丁诺夫正表现了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他在新《火星报》上的那篇“新讨伐”文◎第633页◎章的结语中说，《前进报》和《无产者报》所以偏爱专政这个口号，是因为列宁“很想碰碰运气”（《火星报》第103号第3版第2栏）。这个绝妙的解释完全可以和资产阶级指责《新莱茵报》鼓吹专政的说法相媲美。可见，马克思也被揭发为调换革命和专政的概念，--不过不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所揭发，而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揭发！为了向马尔丁诺夫说清阶级专政的概念和个人专政的区别，以及民主专政的任务和社会主义专政的任务的区别，谈一谈《新莱茵报》的观点也许不是无益的。
1848年9月14日的《新莱茵报》写道：“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1848年3月18日以后的内阁首脑〉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即反动的政党〉却在官僚机构中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8页。--编者注）
梅林说得很对：这段话把《新莱茵报》在几篇长篇论文中所作的关于康普豪森内阁的详细论述归纳成扼要的几点。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临时革命政府必须实行专政（规避专政口号的《火星报》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它告诉我们，这个专政的任务就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这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同反革命斗争的决议中所清楚地指出的，而且是代表会议的决议所忽略的）。最后，第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和公开内战时期迷恋于“立宪的幻想”而痛斥了他们。从1848◎第634页◎年6月6日《新莱茵报》的论文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这段话的含义。马克思写道：“制宪国民议会首先应该是具有革命积极性的积极的议会。而法兰克福议会却像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对各邦政府的行动听之任之。就算这个学术会议在充分讨论之后能够制定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5页。--编者注）
专政这个口号的含义就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会怎样对待那些把“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叫作彻底胜利或者号召“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决议！
各国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制度就这样做过，而且从1月9日起在全国各地还继续不断地这样做。既然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既然刺刀已经真正摆在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既然起义已经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那么立宪幻想和像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就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出卖革命，掩饰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作用。这时，真正革命的阶级所应当提出的正是专政的口号。
关于这个专政的任务的问题，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还写道：“国民议会本来应该以专政的办法反对腐朽政府的反动企图，这样它就能在人民的舆论中取得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所有的刺刀……都会碰得粉碎。……这个议会不是引导德国人民或者接受德国人民的引导，而是废话连篇，使人民感到厌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6页。--编者注）按马克思◎第635页◎的意见，国民议会应当“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然后“巩固议会的革命基础，保护革命所夺得的人民主权不受任何侵犯”（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4页。--编者注）。
可见，马克思在1848年向革命政府或专政提出的任务，按内容来说，首先就是实行民主革命：抵御反革命势力，在事实上消除一切和人民专制相抵触的东西。这正好就是革命民主专政。
还有，按马克思的意见，当时有哪些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实现这个任务（把人民专制的原则真正贯彻到底，并打退反革命的袭击）呢？马克思说的是“人民”。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
在柏林无产阶级3月18日的胜利（注：1948年3月18日柏林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举行起义，同普鲁士反动政府的军队展开了街垒战，普鲁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这一天开始。--636。）以后，--《新莱茵报》写道，--革命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主权；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制，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他们争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人民让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去组阁，而这些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向旧普鲁士的贵族和官僚建议结盟，立即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加入内阁的有阿尔宁、卡尼茨和施韦林。
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第636页◎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黑体是我们用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2-73页。--编者注）
总之，要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很不够，甚至真正召集立宪会议也还是很不够！　甚至在武装斗争中得到局部的胜利（柏林工人1848年3月18日对军队的胜利）以后，革命也还可能“没有完成”，“没有进行到底”。革命是否进行到底，究竟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直接统治权究竟转到谁的手里：是转到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之流，即转到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之流的手里，还是转到人民，即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手里。在前一种场合下，资产阶级拥有政权，而无产阶级有“批评的自由”，有“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自由。革命一胜利，资产阶级立刻就会和反动势力结成联盟（譬如说，如果彼得堡的工人在和军队进行的巷战中仅仅获得局部的胜利，而让彼特龙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去成立政府，那么这种情形在俄国也是免不了要发生的）。在后一种场合下就有可能实现革命民主专政，即革命的完全胜利。
现在还需要更确切地断定，马克思拿来和工人合在一起统称为人民而与大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那个“民主派资产阶级”(demokratischeBürgerschaft)究竟是指的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1848年7月29日《新莱茵报》一篇文章中的下面的话给了明白的回答：“……1848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1789年法国革命的讽刺。
1789年8月4日，攻占巴士底狱后三个星期，法国人民在一天之内就战胜了一切封建义务。◎第637页◎
1848年7月11日，三月街垒战后四个月，封建义务战胜了德国人民。TesteGierkecumHansemao。（注：”见证人就是吉尔克先生和汉泽曼先生。“汉泽曼是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阁员（相当于俄国的特鲁别茨科伊或罗季切夫等等）。吉尔克是汉泽曼内阁中的农业大臣，他拟订了一个”大胆的“草案，表面上似乎是要”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实际上只是废除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的义务，而把较重大的义务保存下来，或实行赎买。吉尔克先生很像俄国的卡布鲁柯夫、曼努伊洛夫、赫尔岑施坦一类与农夫为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先生们，他们愿意”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但是不愿意得罪地主。）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一分钟也没有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农民阶级。
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
保存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这就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点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1页。--编者注）
这是些很有教益的话，这些话告诉我们四个重要的原理：(1)没有完成的德国革命和已经完成的法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德国资产阶级不仅是背叛了民主主义，而且特别是背叛了农民。(2)完全实现民主革命的基础是建立自由的农民阶级。(3)建立这样一个阶级，就是废除封建义务，消灭封建制度，但这还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4)农民是资产阶级即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天然的”同盟者，没有这种同盟者，资产阶级就“无力”反对反动势力。◎第638页◎
只要根据具体的民族特点作相应的改变，只要把封建制度改成农奴制度，所有这些原理就完全适用于1905年的俄国了。毫无疑问，当我们从马克思所阐明的德国经验中吸取教训时，我们所能得出的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就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毫无疑问，马克思在1848年拿来和那些进行反抗的反动势力及叛变的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人民”，其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和解放派先生们也在背叛农民，而且将来还会背叛农民，就是说，他们会用假的改良来敷衍了事，会在地主和农民决战的时候站到地主方面去。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在这个斗争中彻底支持农民。最后，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农民斗争的成功，即全部土地转归农民所有，也将意味着完全的民主革命，也是进行到底的革命的社会支柱，但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决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即社会革命党人所说的“社会化”。农民起义的成功，民主革命的胜利，只会为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真正而坚决地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扫清道路。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斗争中，也会像资产阶级现在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问题上自欺欺人。
为了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在1848年的观点，必须指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如果用当时的话说）和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听听梅林是怎样说的：
“《新莱茵报》是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不能不看到贯穿在它的一切文章中的那条基本线索。但是它的直接目标，与其说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第639页◎益，不如说是保护资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该报的各栏很少有专门讨论革命时期工人运动问题的材料，虽然不应当忘记，和它同时并存的还有每星期出版两次的莫尔和沙佩尔两人编辑的一个专门的科隆工人联合会机关报（注：指《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
《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Zeitungdes Arbeiter-VereineszuKln》)报头下标有”自由、博爱、劳动“字样，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报道科隆工人联合会和莱茵省其他工人联合会的活动，1848年4-10月出版，共出了40号。7月以前由安·哥特沙克主编，7月以后由约·莫尔主编，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停刊后，科隆工人联合会从1848年10月26日起以《自由、博爱、劳动》的名称重新在科隆出版报纸。这个报纸出版到1849年6月24日（中间于1848年年底停刊，1849年2月8日复刊），共出了32号。--640。）。无论如何，很使当代读者注意的，是《新莱茵报》很少注意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虽然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位最能干的活动家斯特凡·波尔恩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两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过，而且1848年还在柏林为他们的报纸写通讯。波尔恩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向他说过一句话，表示他们不赞同他在工人中进行的鼓动工作。可是，根据恩格斯后来的声明，可以推想，他们至少是不满意这种鼓动工作的方法。他们的不满是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曾经不得不对德国大多数地区中还完全没有发展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了许多让步，作了许多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看来完全经不起批驳的让步。他们的不满又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毕竟还是把他领导的鼓动工作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　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利益首先是尽量推进资产阶级革命，这从历史上看、从政治上看都是正确的……　虽然如此，但是有一件事实卓越地证明了工人运动的起码的本能能够纠正最天才的思想家的观念，这就是他们在1849年4月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并且决定参加特别是由易北河以东（东普鲁士）的无产阶级准备召集的工人代表大会。”（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09、697、698、703-704页。--编者注）
可见，只是在1849年4月，在革命报纸出版了几乎一年以后◎第640页◎（《新莱茵报》是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在此以前，他们只办了一个和独立工人政党在组织上没有任何联系的“民主派的机关报”！这件事实，这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和不可思议的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政党和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人政党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这件事实向我们表明，在德国民主革命中所显露出来的运动的无产阶级特征和无产阶级潮流要少得多（因为德国1848年在经济方面和在政治方面还落后--国家没有统一）。这在评价马克思当时和不久以后关于必须独立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多次声明时，是不应当忘记的（例如普列汉诺夫就忘记了这一点（注：括号中的话在以前各版中都被略去了。--俄文版编者注））。马克思只是根据民主革命的经验，几乎经过了一年才实际作出这个结论来，可见德国当时的整个气氛充满了多么浓厚的市侩性、小资产阶级性。对我们来说，这个结论是早就从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半世纪的经验中得到的坚固的成果，而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成果开始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例如，在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报纸会站在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之外，根本谈不上这种报纸哪怕有片刻会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
可是，在马克思和斯特凡·波尔恩之间刚刚开始显露出来的那种对立，在我们这里却以成熟得多的形式存在着，而且我国革命民主巨流中的无产阶级潮流愈是强大，这种对立就愈厉害。梅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斯特凡·波尔恩的鼓动工作可能不满时，话说得太缓和，太闪烁其词了。请看恩格斯在1885年写的评论波尔恩的一段话（引自《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85年苏黎世版序言）：◎第641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并对章程第1条作了修改，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公布的《共产党宣言》。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除伦敦外，巴黎、布鲁塞尔、瑞士、德国也有同盟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践完全证实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同盟的观点的正确性。1850年9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因策略分歧而分裂，中央多数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伦敦迁往科隆。在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后，同盟于1852年11月17日宣布解散。同盟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许多盟员后来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93、642。）的盟员到处领导极端民主运动，这就证明同盟是革命活动的最好的学校。“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作为同盟盟员积极活动的排字工人斯特凡·波尔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Arbeiterverbrüderung)（注：工人兄弟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排字工人斯·波尔恩于1848年在柏林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波尔恩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派别的代表之一，他把工人兄弟会的活动限制在组织经济罢工和争取实现有利于手工业者的狭隘的行会性质的措施（给小生产者贷款和组织合作社等）的范围内。工人兄弟会的纲领是片断的被曲解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和路易·勃朗及皮·约·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学说的混合物。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工人兄弟会站在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之外，但它的一些地方分会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1849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在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利用工人兄弟会的组织。1850年，工人兄弟会被政府查禁，但是它的若干分会还继续存在了许多年。--642。），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1850年。波尔恩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太急于作为政治活动家出来活动。他竟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KretiundPlethi)’称兄道弟’起来，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一句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Allenallessein)。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能够牢固地、可靠地实现这些东西的活动场所〈黑体是我们用的〉。所以，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个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落后群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们。波尔恩参加了1849年5月德累斯顿的起义（注：德累斯顿起义于1849年5月3日开始。爆发这次起义的原因是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并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这次起义的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则几乎没有参加斗争。起义于5月8日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的镇压。德累斯顿起义是保卫帝国宪法斗争的开端。这一斗争于1849年5-7月期间在德国南部和西部进行，以民主力量的失败告终。--642。），侥幸得免于死。但是，工人兄弟会则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孤独自在的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纸上存在，它的作用小到极点，所以直到1850年反动派才觉得必须取缔它，而它的分会则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被取缔。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注：我在本书第1版中翻译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时犯了一个错误，不是把Buttermilch（酸牛奶。--编者注）一字看作专有名词，而是把它看成了普通名词。这个错误当然使孟什维克们极为高兴。柯尔佐夫写文章说我”加深了恩格斯“（该文曾转载在《两年来》文集中），普列汉诺夫现在还在《同志报》上提起这个错误[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这可能吗？》一文。该文刊载于1907年9月26日（10月9日）《同志报》第381号。
《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643、742、766。]，总而言之，他们找到一种绝妙的借口来抹煞1848年德国的工人运动中有两种趋向存在的问题，一种是波尔恩（我们的”经济派“的亲属）的趋向，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趋向。利用论敌的错误--即使是关于波尔恩的姓氏问题的错误，本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利用纠正译文的手段来抹煞有两种策略存在这一问题的本质，这就是害怕涉及争论的实质。（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的波尔恩没有成为政治活动家，而成◎第642页◎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和的勒南的作品译成甜腻的德语。”（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0-201页。--编者注）
恩格斯就是这样评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
我们的新火星派也是狂热地追求“经济主义”，甚至因为自己“省悟”而博得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赞扬。他们也是把各色各样的人纠合在自己周围，奉承“经济派”，用“主动性”、“民主主义”和“自治”等等口号来拉拢落后群众。他们的工会也是往往只存在于他们那个赫列斯塔科夫（注：赫列斯塔科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里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吹牛撒谎的骗子手。--643。）式的新《火星报》上。他们的口号和决议暴露出他们同样不了解“无产阶级伟大政治运动”的任务。
1905年7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124页◎第643页◎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1905年9月1日〔14日〕）
农民运动在俄国现今的民主革命中的巨大意义，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报刊都已经阐述过很多次了。大家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列宁就大会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
（注：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本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动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529、644、754、768。）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以便更加确切地规定和统一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对目前农民运动所采取的行动。虽然这个决议是预先准备好了的（第一个草案刊登在今年3月10日（23日）《前进报》（注：《前进报》(《Вперед》)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发表过列宁的40多篇文章，而评论1905年1月9日事件和俄国革命开始的第4、5两号报纸几乎完全是列宁编写的。《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644。）第11号上（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28-329页。--编者注）），虽然这个决议曾由力求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全党已经确定了的观点表述出来的党代表大会仔细修改过，它还是引起了在国内工作的许多同志的疑虑。萨拉托夫委员会一致认为这个决议不能接受（见《无产者报》（注：《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是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周报）。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稿。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继续执行《火星报》的路线，并保持同《前进报》的继承关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527、644、663、753。）第10号）。我们当时就表示希望他们能对这种看法作出解释，可惜这个愿望至今未能实现。我们只知道，萨拉托夫委员会认为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注：指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
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于1905年4月举行。由于参加的人数很少（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就武装起义、农民中的工作、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对其他革命党派和反对派的态度等问题通过了决议。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和第11卷第151-157页）等著作中揭露了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作了非常有力的批判。--529、644、754、775。）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也是不能接受的，可见，它所不满意的是这两个决议共同的地方，而不是它们不同的地方。
我们收到的莫斯科一位同志的来信（用胶版印成传单），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新材料。现在把这封信全文转录如下：◎第644页◎
　　　　　　给中央委员会和在农村工作的同志的公开信
同志们！莫斯科委员会的郊区组织已经在农民中间直接开始工作了。由于缺乏组织这种工作的经验，由于我国中部的农村有其特殊的条件，由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这一问题的指示不够明确，以及在定期刊物和一般刊物上几乎完全没有农村工作的参考材料，所以我们不得不请求中央给我们寄来原则性和实践性的详细指示，并请求各位从事同样工作的同志，把你们从经验中得到的实际材料告诉我们。
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我们阅读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时所产生的疑虑，以及我们已经开始在我们农村实行的组织计划告诉你们。
“（一）在广泛的各阶层人民中间宣传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最坚决地支持农民所采取的能够改善他们状况的一切革命措施，包括没收地主、官府、教会、寺院和皇族的土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
这一条首先就没有说清楚，党组织将要怎样进行和应该怎样进行宣传。为了进行宣传，首先就要有一个同宣传对象十分接近的组织。农村无产阶级所组成的委员会是否就是这样的组织，或者可能还有其他进行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的组织方法。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关于坚决支持的诺言也是如此。支持，而且还是坚决支持，这也只有在当地有了组织以后才能办到。关于“坚决支持”的问题，我们总觉得是极其模糊的。社会民主党能不能支持没收那些用集约方法经营、采用机器和种植贵重作物的地主土地呢？把这样的土地转交给小资产阶级私有者--不管改善他们的状况是多么重要--就这种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来说，会是倒退一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既是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在这个关于“支持”的条文里加上如下的保留条件：“如果把这些土地没收来交归农民（小资产阶级）所有的办法将是这些土地上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更高形式的话。”
其次：
“（四）力求把农村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并使他们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同城市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使他们的代表加入农民委员会。”◎第645页◎
引起怀疑的是本条中最后一句话。问题在于“农民协会”一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组织和社会革命党人一类的反动的空想主义的组织，是在自己的旗帜下把农民中间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一同组织起来的。我们使农村无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参加这样的“农民”委员会，就会自相矛盾，就会和我们对于联盟问题等等的观点相矛盾。
我们觉得这里必须作些修正，而且是很重大的修正。
这就是我们对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一些共同的意见。希望尽可能迅速和尽可能详细地加以研究。
至于说在我们郊区组织中建立“农村”组织的计划，我们则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根本没有提及的那种条件下进行工作。首先必须指出，我们活动的区域--莫斯科省以及与它接壤的邻省各县--主要是从事工业的区域，手工业不太发达，专门从事农业的居民为数甚少。这里有拥有10000-15000名工人的大工厂，也有散处于偏僻乡村的、拥有500-1000名工人的小工厂。有人会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在这里一定能够为自己找到最适宜的基地，但是实际情况表明，这种肤浅的设想是经不起批评的。虽然某些工厂已存在了40-50年之久，但是直到现在，我们的“无产阶级”绝大多数还没有和土地断绝关系。“农村”把无产阶级束缚得很紧，以致“纯粹”无产阶级在集体劳动过程中所造成的一切心理条件和其他条件，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中间并未发展起来。我们的“无产者”的农业，是一种混杂的形式。工厂的织工雇用雇农去耕种他的一小块土地。他的妻子（如果她不在工厂中工作）、儿女、老人、残废人也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而当他自己老了，残废了或者因狂暴或可疑的行为而被逐出工厂的时候，也要到这里来工作。这样的“无产者”很难叫作无产者。他们按经济地位来说是赤贫者，按意识形态来说是小资产者。他们毫无知识，思想保守。“黑帮”分子就是从他们中间招募来的。但是最近他们也开始觉醒起来了。我们以“纯粹的”无产阶级为据点，把这些愚昧的群众从千百年的睡梦中唤醒，而且做得不是没有成绩的。据点正在增加，有的地方正在巩固起来，无论工厂或农村中的赤贫者都渐渐受到我们的影响，接受我们的思想。我们认为在非“纯粹”无产者群众中间建立组织，不会是不正统的。我们没有别的群众，如果我们坚持正统原则，只组织农村“无产阶级”，那我们就得解散我们的组织和我们邻区的组织。我们知道，我们对于那种渴望没收被地主荒废了的耕地和其他土地以及渴望没收僧侣们不能好好经营的土地的心理，是很难反对的。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民主主义君◎第646页◎主”派（在鲁扎县有这样的派别）起，直到“农民”协会止，都会和我们争着去影响“赤贫者”，但是我们要武装后者去反动前者。我们要利用郊区内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无论是知识分子的或者是无产阶级工人的力量，来建立和巩固我们的由“赤贫者”组成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我们将按下面的计划来进行工作。在每个县城或大的工业中心，我们都要建立直属郊区组织的县小组委员会。县委员会在它的辖区内，除建立工厂委员会外，还要建立“农民”委员会。为了保密起见，这种委员会的人数不应该很多，其成员应该是最富于革命精神和最能干的赤贫农民。在既有工厂又有农民的地方，必须把两者组织在一个分组委员会中。
这样的委员会首先应当明确地认清当地的情形：（一）土地关系：1.农民份地、租地、土地占有形式（村社占有、个体农户占有等等）。2.周围的土地：(a)何人所有；(b)多少土地；(c)农民同这些土地的关系；(d)使用这些土地的条件：(1)工役。(2)为租用“割地”而交纳过高的租金等等；(e)欠富农和地主等等的债务。（二）各种赋税，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课税的高度。（三）外出做零工和手工业，身分证，有无冬季雇佣等等。（四）当地的工厂，那里的劳动条件：1.工资，2.工作时间，3.行政当局的态度，4.居住条件等等。（五）行政当局：地方官、乡长、录事、乡审判官、乡警官、神父。（六）地方自治机关：农民代表、自治机关所属的教员和医生、图书馆、学校、茶馆。（七）乡会：成分及其主管事宜。（八）组织：“农民协会”、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农民委员会了解到这些材料后，必须在乡会上根据各种不正常现象作出决议。同时，这种委员会还应该在群众中间加紧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组织各种小组、飞行集会、群众集会，散发传单和书刊，给党募集经费，并通过县小组去和郊区组织取得联系。
只要我们能够建立许多这样的委员会，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就有了保证。
　　　　　　　　　　　　　　　　　　郊区组织员
我们当然不会去拟订这位同志所说的那种实践性的详细指示，这是当地工作人员和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俄国中央机关的事情。我们打算利用莫斯科同志的这封内容丰富的来信说明一下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的迫切任务。从信里可以看到，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引起的疑虑，只有一部分是由于理论上发生怀疑◎第647页◎而引起的。引起这种疑虑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新的、先前没有发生过的问题，即“革命农民委员会”和在农民中工作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单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就证明社会民主党在农民中的工作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已经是一些比较细小的问题，是一些由于“农村”鼓动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问题--现在这种鼓动已开始加强并且具有固定的形式。写信人不止一次地忘记，他责备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明确，其实他是在寻求党的代表大会没有提出而且也不能提出的那种问题的答案。
例如，写信人说，“只有”在当地建立了组织，才能宣传我们的思想和支持农民运动，这个意见是不完全正确的。当然，这种组织是我们很希望有的，而且在工作扩大的情形下是必须有的，但是上面所讲的那种工作，即使在没有这种组织的地方，也是可以进行而且必须进行的。甚至我们只是在城市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农民问题，而应该宣传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作的声明，即我们支持农民起义。必须通过书刊，通过工人，通过特别的组织等等使农民知道这一点。必须使农民知道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坚决支持他们，直到没收土地（即无偿地剥夺私有者的土地）。
写信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是否应该用特别的保留条件来限制把没收来的大地产变为“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财产”的做法。不过，写信人提出这个保留条件，就恣意缩小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意义。决议没有一句话提到社会民主党应该支持把没收来的土地交归小资产阶级私有者掌握的问题。决议上说：我们支持农民，“直到没收土地”，即直到无偿地夺取土地，但是夺来的土地应该交给谁的问题，决议根本没有去解决。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第648页◎留作悬案并不是偶然的：从《前进报》（第11、12、15号）的一些文章（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24-329、339-343页和第10卷第42-56页。--编者注）中可以看到，事先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例如，在那里说过，在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不能发誓拒绝土地国有化从而在这个问题上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事实上，我们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其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460、528、649、654、677、729、768。）不同，我们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农民起义的革命民主方面，以及把农村无产阶级单独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问题。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制定“土地平分”或土地国有化的空洞计划，而在于农民要认识到并且在实际上去用革命手段摧毁旧制度。因此，社会革命党人强调“社会化”等等，而我们则强调革命农民委员会，我们说，没有革命农民委员会，一切改革都是空的。有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农民起义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应当极力帮助农民起义，直到没收土地，--然而决不是直到制定种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洞计划。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它的。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现在立刻就准备）同它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只有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简化这一双重任务，或者把它压缩为单一的、简单的任务。
让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假定农民起义胜利了。革命农民委员会和临时革命政府（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依靠这些委员会的）可以随便怎样没收大地产。我们是主张没收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声明过了。但是我们那时将主张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呢？在这里我们◎第649页◎并没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且永远也不会用写信人轻率地提出的那一类主张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写信人忘记了，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那个决议中说的是“肃清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内容中的任何反动成分”，这是第一；第二，必须“在一切场合和一切情况下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指示。农民运动中任何时候都会有反动成分，我们要预先向这种成分宣战。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预先把它揭示出来，把它说清楚，并准备迎接这个对抗所引起的斗争。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和怎样交给的问题，很可能成为引起这场斗争的一个缘由。我们并不掩盖这个问题，并不许诺什么平均分配、“社会化”等等，而是说，那时我们还要斗争，仍然要斗争，在新的战场上联合另一些同盟者去斗争，那时我们一定是和农村无产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一起去反对农民资产阶级。在实践上，在奴役性的、农奴制的大地产占优势而实现大规模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尚未具备的地方，可能是把土地转归小私有农民阶级掌握；而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可能是实行国有化；也可能是把巨大的资本主义地产转交给工人协会，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我们不立即许下各种各样的“社会化”的诺言，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实现这个任务的真正的条件，我们并不掩盖现在正在农民内部成熟起来的新的阶级斗争，而是要揭示这个斗争。
我们起初是彻底地、用一切办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反对一般农民。现在就来计算革命（民主革命）后“第二天”农民◎第650页◎内部力量的组合，那是无谓的空想。我们决不陷入冒险主义，决不违背自己的科学良心，决不追求廉价的声誉，我们能够说而且必须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并不许诺从现在农民起义的胜利中会产生什么协调、什么均等、什么“社会化”；恰巧相反，我们“许诺”新的斗争、新的不平等，以及我们所力求实现的新的革命。我们的学说并不像社会革命党人的天花乱坠的话语那样“甜蜜”，谁要是希望别人只拿甜水给他喝，那就请他到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去吧；我们会向这样的人说：请便吧。
我们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也解答了关于委员会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农民委员会是不应该有的，因为如果是社会民主党的，就不会只是农民的（注：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话：“也绝不会专门是农民的”。--俄文版编者注）；如果是农民的，就不会纯粹是无产阶级的，不会是社会民主党的。很多人爱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凡是有可能的地方，我们都力求组织我们自己的委员会，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加入这些委员会的有农民，有赤贫者，有知识分子，有娼妓（不久前，一个工人写信来问我们，为什么不到娼妓中间去进行鼓动），有士兵，有教员，有工人，--总而言之，有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但没有一个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人。这些委员会将从各方面广泛开展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同时又力求把农村无产阶级专门和单独组织起来，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认为把没有完全清除各种旧残余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是“不正统”的，那就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很希望是这样：信上谈到这个问题的地方只是出于误解。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第651页◎必然是我们社会民主工党的基本核心，但是我们应当像我们党纲所说的那样，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手工业者、赤贫者、乞丐、仆役、游民以及娼妓，都毫无例外地吸引到我们党的周围，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当然是在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下，就是要他们归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归附他们，要他们转到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而不是无产阶级转到他们的观点上去。
读者会问：那么革命农民委员还有什么用呢？是不是说不需要革命农民委员会呢？不，需要的。我们的理想是要在农村各地都成立纯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然后让它们和农民中的一切革命民主主义分子、集团以及小组缔结协定来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这和社会民主工党在城市中保持独立并为了起义而与一切革命民主主义分子结成联盟的情形完全相似。（注：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话：“农民运动是农民起义的开端。”--俄文版编者注）我们主张农民起义。我们坚决反对把各种不同的阶级成员和各种不同的政党混淆起来，融合在一起。我们主张，为了起义，社会民主党应该推动全体革命民主派，帮助他们全体组织起来，和他们肩并肩地--但是不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在城市进行街垒战，在农村去反对地主和警察。
城市和农村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万岁！当前革命中整个革命民主派的先进部队--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
载于1905年9月1日（14日）《无产者报》第16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17-225页◎第652页◎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
*（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文在1905年11月10日《新生活报》第9号上转载时，稍有删节。列宁为撰写这篇文章而对1905年9月15日《革命俄国报》第75号社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农民问题》作的摘录和批注，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433-434页。--653。）
在欧洲，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间，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取得了完全的统治，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几乎完全是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但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这个完全的统治，并不是一下子就巩固起来的，而只是在同各种落后的学说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作了长期斗争以后，才巩固起来的。大约30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德国也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当时在德国占优势的，老实说，是介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的、混合的、折中的见解。而在罗马语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在先进工人中最流行的学说是蒲鲁东主义（注：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266、289、653、700。）、布朗基主义（注：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马克思和列宁高度评价布朗基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同时坚决批判他们的密谋策略，指出：布朗基主义企图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是完全错误的。--151、268、493、653、692、704、735。）、无政府主义，这些学说所反映的显然是小资产者的观点而不是无产者的观点。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马克思主义恰恰在最近几十年获得了这个迅速的和完全的胜利呢？现代社会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全部发展，革命运动和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全部经验，都日益证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小资产阶级的衰落，必定要使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迟早归于灭亡，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则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了最好的◎第653页◎宣传。
在俄国，各种落后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根深蒂固，自然是由于俄国落后的缘故。最近25年来的全部俄国革命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社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如果说，俄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和惊人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也得到了胜利，那么，另一方面，无可怀疑的革命的农民运动的发展--特别是1902年著名的小俄罗斯农民起义（注：指1902年3月底-4月初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两省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席卷了拥有15万人口的165个村庄，是20世纪初俄国第一次大匠农民运动。起义的原因是：这两省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原来就极端困苦，遇到1901年歉收引起的饥荒，到1902年春季更加恶化。农民们群起夺取地主庄园中储存的粮食和饲料。受到农民袭击的地主庄园，在波尔塔瓦省有56个，在哈尔科夫省有24个。农民还要求重新分地。沙皇政府派军队镇压起义农民。许多农民遭杀害。许多村子的农民人人被鞭打。成百的农民被判处不同刑期的监禁。农民还被迫赔偿地主80万卢布“损失”。列宁在《告贫苦农民》这本小册子中分析了这次农民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70-171页）。
小俄罗斯是沙皇俄国在官方文件中对乌克兰的称呼，十月革命后已废弃不用。--654。）以后--则使衰落了的民粹主义又稍微活跃起来。用欧洲时髦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主义（注：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266、284、294、494、582、654、717、762。）、对马克思的批判）粉刷一新的陈旧的民粹主义，就是所谓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其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460、528、649、654、677、729、768。）的全部固有的思想行装。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同纯粹的民粹派以及同社会革命党人的争论中，农民问题都占中心地位。
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曾是一种完整的系统的学说。它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统治；否认工厂工人作为整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否认政治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的意义；鼓吹立刻从小农经济的农民村社（注：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三分之二的农户和五分之四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22、102、164、250、654、780。）出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完整的学说现在只剩下一些残枝败叶了，但是为了自觉地弄清楚现在的争论，为了不使这些争论成为互相谩骂，我们必须时刻注意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之所以迷误的一个总的和根本的民粹主义的根源。
民粹派认为，俄国将来的主人是农夫。这种看法是由迷信村社的社会主义性和不相信资本主义的命运所必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俄国将来的主人是工人，而俄国农业和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来愈证实了他们看法的正确性。在俄国，工人运动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了，而关于农民运动，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全部分歧，直到现在为止都表现在他们对这个运动的不同◎第654页◎的看法上。在民粹派看来，农民运动正好驳倒了马克思主义；它正好意味着是一种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它恰恰不承认任何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它恰恰不是以大经济，而是以小经济为出发点的。总而言之，在民粹派看来，农民运动就是真正的和直接的社会主义运动。民粹派对农民村社的迷信以及民粹派的无政府主义，完全说明了他们得出这些结论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在俄国也像过去在其他国家一样，是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侣，而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农民运动绝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不反对商品经济，不反对资本。正好相反，它反对农村中的各种旧的、农奴制的、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的主要支柱--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这种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不会铲除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更广泛的基础，加速和加强纯粹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起义的完全胜利，只能造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支柱，在这个共和国内，无产阶级将第一次开展纯粹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所以，这里就有两种正好相反的看法，凡是想要弄清社会革命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原则分歧的人都应当清楚地了解这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农民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另一种看法认为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千百遍地反复说（例如参看《革命俄国报》（注：《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为安·亚·阿尔古诺夫。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为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460、655。）第75号）什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忽视”（根本不理会）农民问题，这表明他们是多么无知。要反对这种十分无知的说法，只有一个方法：反复讲述一些最浅显的道理，把民粹派旧有的一贯看法说清楚，一百遍一千遍地指出真正的分歧既不在于愿意或者不愿意顾及农民◎第655页◎问题，也不在于承认或者忽视农民问题，而是在于对俄国当前的农民运动和当前的农民问题有不同的估计。说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俄国的农民问题的人，首先就是十分无知的，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切主要的著作，从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这本书在20多年以前就出版了）起，主要就是说明民粹派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第二，谁说马克思主义者“忽视”农民问题，这就证明他企图逃避充分估计真正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当前的农民运动是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这种运动按其客观意义来说是不是反对农奴制的残余？
社会革命党人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因为他们糊涂透顶，分不清旧民粹派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把社会革命党人叫作抱有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正是因为他们对农民运动的估计不能摆脱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空想。
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来重复最浅显的道理。当前俄国的农民运动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土地和自由。这个运动的完全的胜利将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它获得了自由，就会推翻地主和官吏在管理国家方面的统治。如果它获得了土地，就会把地主的土地转交给农民。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对地主的剥夺（夺去地主的土地）是否会消灭商品经济呢？不，不会消灭。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对地主的剥夺，是否会消灭农户在村社土地上或在“社会化的”土地上的个体经营呢？不，不会消灭。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对地主的剥夺，是否会消除拥有许多牛马的富裕农民和雇农、日工之间，即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呢？不，不会消除。恰恰相反，上层等级（地主）被粉碎和消灭得愈彻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第656页◎之间的阶级对峙也就愈深刻。农民起义的完全胜利将有怎样的客观意义呢？这个胜利将会彻底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但是决不会消灭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不会消灭资本主义，不会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划分为富人和穷人、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现象。为什么当前的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呢？因为它消灭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建立民主的社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个民主社会的资产阶级基础，并不消灭资本的统治。觉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于当前的农民运动应当抱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应当支持这个运动，最积极地彻底地帮助农民把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完全推翻。但是他们同时应当（注：手稿上在“应当”之后还有“不倦地”一词。--俄文版编者注）向农民解释，单是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权还不够。在推翻这个政权的同时，还应当为消灭资本的权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力作准备，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立即宣传完全社会主义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且联合、团结和组织农村无产者去同农民资产阶级以及整个俄国资产阶级作斗争。觉悟的工人能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忘掉民主主义的斗争，或者因为民主主义的斗争而忘掉社会主义的斗争呢？不能，觉悟的工人之所以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两种斗争的相互关系。他们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为了要达到最终的目的社会主义，就力求完全而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为什么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在这两种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必定是不同的。民主主义斗争是工人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而社会主义斗争则是工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可以而且应当同全体◎第657页◎农民，甚至同富裕农民、中等农民一起进行。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也是反对富裕农民的斗争，却只能同农村无产阶级一起才能可靠地进行。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克思主义这些起码的真理（这些真理是社会革命党人始终不愿去研究的），我们就很容易评价社会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下列“最新的”反驳意见了。
《革命俄国报》（第75号）喊道：“为什么非得先支持全体农民去反对地主，然后（也就是同时）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全体农民，而不是立即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地主，这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相干，只有天晓得。”
这是最原始、最幼稚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人类就有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的愿望。但是，在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者联合起来进行彻底的、坚决的、全面的斗争，以争取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这个社会以前，这样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把改变现状的渴望同一定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愿望才变成了千百万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而在我们俄国，眼前摆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两种不同的斗争。无产阶级在一切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方（告诉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农民村社内，即他们认为是完全“社会化的”土地上，这种生产关系也是存在的）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作为小土地占有者阶层，即小资产者阶层的农民进行反对一切农奴制残余、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只有完全不懂政治经济学和世界革命史的人，才会看不见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战争。用“立即”这种字眼蒙住眼睛不看这两种战争的区别，就等于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不肯对现实作任何分析。◎第658页◎
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失去了旧民粹主义观点的完整性，他们甚至连民粹派本身的学说中的许多东西都忘记了。在同一号的《革命俄国报》上还写道：“列宁先生在帮助农民剥夺地主的同时，不自觉地对小资产阶级经济在多少已经有所发展的资本主义农业形态的废墟上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岂不是后退一步吗？”
先生们，你们该知道点羞耻吧！你们竟然把你们的瓦·沃·先生忘了！查看一下他的《资本主义的命运》、尼古拉·-逊先生的《论文集》以及你们的哲人们的其他著作吧。那时你们就会记起俄国的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那时你们便会知道还有工役制这种徭役制的直接残余的存在。假使你们再去看看像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那你们就会明白，除非经过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经济，徭役制经济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而且也不能发展和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为了诋毁马克思主义，你们使用的是极其平常的、早已被人揭穿了的方法：你们硬把大资本主义经济可以直接代替大的徭役制经济这种滑稽的简单化的看法强加给马克思主义！你们说，地主的收成比农民的高，所以剥夺地主是后退一步。这种议论只应当出自中学四年级学生之口。先生们！请想一想吧，在农奴制度崩溃的时候，把收成低的农民土地从收成高的地主土地中分开来，岂不是“后退一步”吗？
现代的俄国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现在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按其客观意义来说，就是农民同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但是如果企图把一切单个的情况都列举出来，把每一单个的情况都加以衡量，用药房的天平毫厘不差地确定哪里是农奴制的终点，哪里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起点，这就是把你们自己固有的学究气硬加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我们不可能计算出，从小商人那◎第659页◎里买来的用品的价格中，哪一部分是劳动价值构成的，哪一部分是欺诈等等构成的。先生们，这是不是可以说，劳动价值论应当被抛弃呢？
现代的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只有学究先生才能从这里作出结论说，我们的义务就是把每一单个的情况下的每一个细小的特点都按它的某种社会性质加以衡量、计算并一一记录下来。只有空想家才能从这里作出结论说，我们“用不着”区别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战争。实际上，从这里只能作出唯一的一个结论：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和自己的策略中，应当把反对资本主义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农奴制的一般民主主义的（和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
在现代的半农奴制地主经济中，资本主义的特点发展得愈明显，立即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的必要性也就愈加迫切，因为在上述情况下，不管实行什么样的没收，纯粹资本主义的或纯粹无产阶级的对抗性都会愈加迅速地暴露出来。在地主经济中资本主义的特点愈突出，民主主义的没收就愈能迅速地推动真正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也就是说，借助于“社会化”这种字眼把民主革命虚假地理想化就愈加危险。这就是从地主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混在一起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
所以，要把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同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但是不要把这两种斗争混淆起来。要支持一般民主主义的和一般农民的斗争，但是绝不同这种非阶级的斗争合流，绝不用社会化这类虚假的字眼把它理想化，一分钟也不忘记把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完全独立的、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彻底支持最坚决的民主主义，但是它决不受那种想在商品经济下造成“平均制”的反动幻想和尝试所迷惑，从而离开革命的道路。农民同地主◎第660页◎的斗争现在是革命的，没收地主的土地在目前经济和政治的演进时期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革命的，我们支持这种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措施。不过，把这种措施称为“社会化”，欺骗自己欺骗人民，说什么在商品经济下有“平均”使用土地的可能，那可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空想，这个美名只好让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去独享了。
载于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无产者报》第24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7-45页◎第661页◎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1905年11月13日〔26日〕）
十月革命（注：指1905年10月发生的全俄政治罢工。十月总罢工是1905-1907年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莫斯科九月罢工是十月全俄总罢工的前奏，而铁路员工的罢工在促成全俄总罢工方面则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10月6日（19日），在一些铁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决定共同举行罢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号召莫斯科铁路枢纽各线从10月7日（20日）正午起实行总罢工，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支持这一罢工。到10月17日（30日），铁路罢工已发展成为总罢工。10月11日（24日）莫斯科全市进入总罢工，彼得堡及其他工业城市也相继开始总罢工。在全俄总罢工中，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交通运输部分、发电厂、邮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抗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10月17日（30日）颁布了允许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堡及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总罢工持续了十多天。莫斯科的罢工于10月22日（11月3日）结束，国内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罢工和铁路罢工到10月25日（11月7日）停止。十月罢工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页）。--662、676、690。）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出版物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它还没有灭绝。还远远没有灭绝。我们首席大臣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注：《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Депутатов》)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1905年10月17日（30日）-12月14日（27日）出版。该报带有提供苏维埃活动消息的公报的性质，没有固定的编辑部，稿件由苏维埃成员编写，自行在合法的印刷所里印刷，印数达40000份。报纸共出10号，第11号在印刷所被警察查抄，没有散发出去。--662。）还在“非法地”出版，但是，政府愚蠢地企图“禁止”它所无法阻止的事情，除了给政府带来耻辱、带来道义上新的打击以外，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而又非常虚假，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它们由各个组织出版，由那些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派属性是不准许有的），但又都“倾向”于这个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假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没有成熟到具有党的观点，实际上还不是党的人，他们认识肤浅或者思想畏缩，另一些人想表达党的观点，出于无奈而吞吞吐吐，这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了。
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有生气的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但是无产阶级暂时为俄◎第662页◎国只争得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候，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蔽的、“外交式的”、支吾搪塞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也反映在我们的报纸上：不管古契柯夫先生如何嘲讽社会民主党的专横，说它禁止刊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温和报纸，但事实终究是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注：《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是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周报）。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稿。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继续执行《火星报》的路线，并保持同《前进报》的继承关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527、644、663、753。），仍然被摈斥在警察横行的专制俄国的大门之外。
不管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即着手新的工作安排。出版物现在有十分之九可以成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为党的出版物。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会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喻大叫大嚷，说这样就把自由◎第663页◎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创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写作事业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报，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注：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伊·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255、504、664。）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自然，我们不是说，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了的写作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完成。我们决不是宣传某种划一的体制或者宣传用几个决定来完成任务。不，在这个领域里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完成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写作上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第664页◎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奇谈怪论或是对读者的嘲弄。怎么！也许某个热烈拥护自由的知识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你们想使创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你们想使工人们用多数票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你们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
安静些，先生们！第一，这里说的是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但也经常地定期“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要这样做，因为现在我们的党立即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刻，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参加我们的党。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党内的思想◎第665页◎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第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注：《新生活报》上显然误印为“врамках”，按意思应为“вроманах”。--俄文版编者注）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摘掉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
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第666页◎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
动手干吧，同志们！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是伟大的和容易收到成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紧密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写作事业。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都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着手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局面，使它们都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完全参加到这些或那些党组织中去。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版物才会名副其实。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它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也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
载于1905年11月13日《新生活报》第1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92-97页◎第667页◎
军队和革命
（1905年11月15日〔28日〕）
塞瓦斯托波尔的起义（注：塞瓦斯托波尔的起义是1905年11月11日（24日）自发地爆发的。起义的直接起因是舰队指挥人员企图惩处曾参加10月份塞瓦斯托波尔群众集会的水兵和士兵。参加起义的有水兵、土兵和工人2000余人。
社会民主党组织力图使这次过早发生的起义有组织地进行。11月12日（25日），由社会民主党军事组织成员、布尔什维克亚·伊·格拉德科夫、尼·格·安东年科、谢·彼·恰斯尼克等领导的“奥恰科夫号”巡洋舰和“潘捷莱蒙号”（原“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船员参加了起义队伍。起义者选出的水兵、士兵、工人代表苏维埃向沙皇政府提出召开立宪会议、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缩短服役期限、改善军队服役条件等要求。整个起义的领导人是中尉彼·彼·施米特。
布尔什维克力图引导起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但是苏维埃采取的消极防御策略使沙皇政府得以向塞瓦斯托波尔调集军队并利用未参加起义的部队来镇压起义。舰队司令发出的要起义者投降的最后通牒为起义者拒绝后，11月15日（28日）双方发生交火。由于力量悬殊，当天傍晚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有2000余人被逮捕，300多名起义者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施米特、格拉德科夫、安东年科和恰斯尼克被判处死刑。关于塞瓦斯托波尔起义，还可参看列宁的《天平在摆动》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06-107页）。--668。）日益扩大。事情已临近总的解决了。为自由而斗争的海陆军士兵甩开了长官。秩序井然。政府重演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卑鄙的阴谋（注：在1905年10月发生的喀琅施塔得起义中，起义者缺少集中的组织，也未能建立起革命的纪律。这种状况被警察当局和以喀琅施塔得的约翰神父为首的黑帮分子所利用。他们组织了一帮流氓和刑事犯罪分子抢劫酒库、商店和住宅，而起义者中的不坚定分子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觉悟的水兵和士兵试图制止这种暴行而未能成功。--668。）未能得逞，未能挑起任何残杀暴行。舰队拒绝开往海面，并且威胁着城市，如果当局企图镇压起义者的话。曾因“大胆”扬言要用武器保卫10月17日宣言（注：10月17日宣言是指1905年10月17日（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迫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而颁布的《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宣言是由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的谢·尤·维特起草的，其主要内容是许诺“赐予”居民以“公民自由的坚实基础”，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视可能”吸收被剥夺选举权的阶层的居民（主要是工人和城市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承认国家杜马是立法机关，任何法律不经它的同意不能生效。宣言颁布后，沙皇政府又相应采取以下措施：实行最高执行权力集中化；将德·费·特列波夫免职，由彼·尼·杜尔诺沃代替亚·格·布里根为内务大臣；宣布大赦政治犯；废除对报刊的预先检查；制定新的选举法。在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以后，沙皇政府很快就背弃了自己在宣言中宣布的诺言。--668。）所许诺的自由而被撤职的海军中尉施米特，接受了“奥恰科夫号”舰的指挥职务。据《俄罗斯报》（注：《俄罗斯报》(《Русь》)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日报，1903年12月在彼得堡创刊。该报的编辑兼出版者是阿·阿·苏沃林。在1905年革命时期，《俄罗斯报》接近立宪民主党，但是采取更加温和的立场。1905年12月2日（15日）被查封。以后曾用《俄罗斯报》、《评论报》、《二十世纪报》、《眼睛报》、《新俄罗斯报》等名称断断续续地出版。--668。）报道，今天（15日）是规定海军士兵缴械的期限的最后一天了。
因此，我们正处在决定性关头的前夕。最近几天（也许几小时）就能看出，是起义者获得全胜，还是他们被镇压下去，或者签订某种协定。无论如何，塞瓦斯托波尔事件标志着军队中旧的奴隶制度（即把士兵变成武装机器，把他们变成镇压任何自由意愿的工具的制度）已经完全破产了。
俄国军队（像在1849年那样）到国外去镇压革命（注：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参加镇压欧洲各国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事。1848年沙皇出兵罗马尼亚、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并向奥地利皇帝提供600万卢布的巨额贷款，以镇压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1849年，沙皇军队帮助奥地利皇帝镇压了匈牙利革命。--668。）的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军队已经坚决屏弃了专制制度。军队还并不都是革命的。陆海军士兵的政治觉悟还很低。但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觉醒了，在士兵当中开始了自己的运动，自由精神已经渗入了各地的营房。俄国营房往往比任何监狱还恶劣；任何地方也不会像营房这样压制和压迫个性；任何地方也不会有这种触目皆是◎第668页◎的折磨人、毒打人和凌辱人的现象。现在这种营房也变成了革命的策源地。
塞瓦斯托波尔事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不谈海陆军中以往的那些直接起义的企图。我们只拿彼得堡的火星同塞瓦斯托波尔的大火比较一下。我们回想一下现在彼得堡各部队士兵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本报昨天已经登载了）。这一张要求的清单是一个多么出色的文件啊！它是多么清楚地表明，奴隶般的军队在变成革命的军队。现在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类要求在一切海陆军中扩散呢？
彼得堡的士兵想要改善衣、食、住的条件，增加饷银，缩短服役期限和每日操练时间。但是，在他们的要求中还有大部分是只有作为公民的士兵才能提出的。有权穿着军装“同所有公民一样”参加一切会议；有权在营房中阅读和保存一切报纸；信仰自由；各民族一律平等；完全取消一切在营房以外对上级的敬礼；取消勤务兵；取消军事法庭并且把一切军事法庭的案件交给一般民事法庭；有权提出集体控告；有权在长官稍有打人的意图时就实行自卫。以上就是彼得堡士兵的最主要的要求。
这些要求表明，绝大部分军队同争取自由的塞瓦斯托波尔起义者是一致的。
这些要求表明，专制制度的奴仆们的所谓军队中立，所谓必须使军队不问政治等论调都是虚伪的，是不能指望得到士兵的丝毫同情的。
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把俄国士兵变成黑帮（注：黑帮是指1905-1907年沙皇俄国警察当局和一些君主派团体为镇压革命运动、杀害进步人士和制造反犹太人暴行而建立的武装暴徒组织。黑帮队伍的主要来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店铺老板、无业游民以及刑事犯罪分子等等。为了同黑帮作斗争，革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战斗队、自卫队等。
在1905-1917年间，黑帮一词也泛指沙皇俄国反动的君主派团体如俄罗斯人民同盟、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以及极右的党派和组织。--544、669、690、701、752、780。）的奴仆和警察的帮凶。不能置身于争取自由的全民斗争之外。谁对这个斗争漠不◎第669页◎关心，谁就是支持警察政府胡作非为，这个政府许诺自由不过是在嘲弄自由罢了。
作为公民的士兵提出的要求，就是社会民主党的要求，是一切革命政党的要求，是觉悟工人的要求。加入自由的支持者的行列，转到人民方面来，这是自由事业获得胜利和士兵要求得以实现的保证。
但是，为了真正彻底地和牢靠地实现这些要求，必须再前进一小步。应当把那些饱受万恶的营房苦役折磨的士兵的一切个别愿望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要求。把这些要求集中起来就是：取消常备军，代之以全民武装。
在各个地方以及一切国家里，常备军与其说是用来对付外部敌人，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内部敌人的。常备军到处都成了反动势力的工具，成了资本用来反对劳动的奴仆，成了扼杀人民自由的刽子手。在我国伟大的解放革命中，我们不要停留在一些局部要求上。我们要铲除祸根。要根本取消常备军。让军队同武装的人民相结合，让士兵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带给人民，取消营房而代之以自由的军事学校。如果武装的人民消灭了军阀，把所有的士兵变成公民，把一切能够拿起武器的公民变成士兵，如果俄国自由的砥柱是这样的武装的人民，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敢来侵犯自由的俄国。
西欧的经验已经证明常备军是十分反动的。军事科学已经证明民兵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民兵无论在防御战或者进攻战中都能够胜任地完成军事任务。让假仁假义的或者多情善感的资产阶级去幻想废除武装吧。当世界上还存在着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我们必须争取的不是废除武装，而是全民武装。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充分保障自由。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彻底打倒反动势力。只◎第670页◎有在实现这种改革的条件下，千百万劳动者才能真正享有自由，而不是一小撮剥削者独自享受自由。
载于1905年11月16日《新生活报》第14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02-105页◎第671页◎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12月9日和15日〕）
　　　　　　　　　　　　一
俄国的革命运动迅速地涉及到愈来愈广泛的居民阶层，因而许多非党组织相继建立。对人们要求联合的呼声的镇压和迫害愈长久，这种要求也就愈强烈。各式各样往往没有固定形式的组织经常产生，它们的性质也是非常独特的，这里的组织不像欧洲的组织那样有明显的范围。工会带有政治性质。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在一起（例如罢工），形成了种种临时性的或者比较固定的组织的联合形式。
这种现象有什么意义呢？社会民主党对待这种现象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
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原则坚定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是使全体人民日益深刻地划分成各个阶级，使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这项工作在群众中的成效也就愈大。
俄国目前的革命产生了而且正在产生许多非党组织，这是完◎第672页◎全可以理解的。这个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是要推翻专制农奴制度，把资产阶级制度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从而实现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切阶级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革命是全民革命。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革命不是阶级的革命；当然不是这么说。但是，这个革命的矛头是指向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来看已经过时和就要过时的那些阶级和等级的，因为它们同资产阶级社会格格不入，阻碍这个社会的发展。既然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在它的一切基本特征上已是资产阶级式的，既然绝大多数居民实际上都已经在资产阶级的条件下生活，那么反革命分子自然是区区少数，同“人民”比较起来确实是“一小撮”。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性质必然表现为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阶级同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作斗争的“全民的”、初看起来是非阶级的性质。
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像其他国家的一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比较不发展。诚然，现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过了1848年的德国，更不要说1789年的法国了。但是毫无疑问，在我国，“文明”和野蛮、欧洲方式和鞑靼方式、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纯粹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说，首先应该实现的要求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替资本主义清除封建残余，既改善无产阶级的、也改善资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的条件。
其实，如果仔细看一看现在俄国每个工厂、每个办公室、每个团队、每个巡逻队、每个教区、每个学校等等提出的无数要求、委托和申诉，我们就会很容易地看出，其中绝大多数纯粹是“文明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要求。我想指出，这本来不是特殊的阶级要求，而是起码的法律上的要求，这些要求并不破坏资本主义，反而◎第673页◎会使资本主义走上欧洲方式的道路，会使资本主义摆脱粗暴、野蛮、贿赂以及其他“俄国”农奴制的残余。实质上，无产阶级的要求在大多数场合下也仅限于这样一些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完全可以实现的改革。俄国无产阶级目前的迫切要求不是破坏资本主义，而是为它扫清道路，促进和加强它的发展。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工人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们同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在运动的最初阶段就自发地表现出来了，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还没有提出来，提到日程上的只是工人在政治上的民主要求以及在经济上属于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经济要求。甚至可以说，无产阶级是在最低纲领范围内，而不是在最高纲领范围内进行革命的。至于农民这个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广大居民，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最高纲领”、他们的最终目的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在全部土地转交给全体农民和全体人民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会更广泛地更蓬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农民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不管这个说法在我们那些小市民社会主义的温情的骑士的温情的耳朵听来是多么“逆耳”。
当前的革命的上述性质使一些非党组织相继产生，这是十分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运动必然具有表面上非党性的迹象，即非党性的外表，当然只是外表而已。对“人道的”文明生活的要求、对联合的要求、对保护自己的尊严以及人权和公民权的要求，笼罩了一切，联合了一切阶级，大大地超过了任何党性，激励着还远远不能提到党性高度的人们。由于对当前的、必需的起码的权利和改良的迫切需要，对以后的一切事情的想法和考虑都推迟了。对当前的斗争的热中（这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使人们把这些当前的起码的目的理想化，把它们描绘得◎第674页◎十全十美，甚至有时给它们披上幻想的外衣；普通的民主主义，即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被当作社会主义，被列入社会主义“范畴”。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是“非党的”；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构成一个“解放的”（实际上，是解放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一切的一切，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斗争中的先进作用，都带有轻微的“社会主义”的味道。
在这种条件下，非党性的思想不能不暂时取得某些胜利。非党性不能不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因为时髦就是毫无办法地跟在实际生活后面做尾巴，而最“一般的”政治上的表面现象就是非党的组织，非党的民主主义，非党的罢工主义，非党的革命性。
现在试问，各阶级的拥护者、代表人物应当如何对待非党性这一事实，如何对待非党性这种思想呢？应当不是指主观上，而是指客观上，即不是指必须如何对待这个问题，而是指由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观点，必然形成对待这个事实的某种态度。
　　　　　　　　　　　　二
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非党性是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产物（或者也可以说是：表现）。资产阶级不能不倾向于非党性，因为在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而进行斗争的人们当中，没有政党就意味着没有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新的斗争。谁进行“非党性的”争取自由的斗争，谁就或者是不了解自由的资产阶级性质，或者是把这个资产阶级制度神圣化，或者是把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把“改善”这个制度的工作推迟到希腊的卡连德日（注：希腊的卡连德日意为没有限期。古罗马历法把每月初一称为卡连德日（亦译朔日）。罗马人偿还债务、履行契约等都以卡连德日为限期。希腊历法中根本没有卡连德日。因此，延缓到希腊的卡连德日，就等于说无限期地推迟，永无实现之日。--675。）。反过来说，谁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制度方面，谁就不能不倾向于非党性的思想。
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非党性就是对各政党的斗争漠不关心。但是，这种漠不关心并不等于保持中立，也不等于拒绝斗争，因为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拒绝”参加产品或劳动力的交换。而交换必然产生经济斗争，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斗争。因此，对斗争漠不关心，实际上决不是回避斗争，拒绝斗争或者保持中立。漠不关心是默默地支持强者。支持统治者。在十月革命（注：指1905年10月发生的全俄政治罢工。十月总罢工是1905-1907年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莫斯科九月罢工是十月全俄总罢工的前奏，而铁路员工的罢工在促成全俄总罢工方面则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10月6日（19日），在一些铁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决定共同举行罢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号召莫斯科铁路枢纽各线从10月7日（20日）正午起实行总罢工，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支持这一罢工。到10月17日（30日），铁路罢工已发展成为总罢工。10月11日（24日）莫斯科全市进入总罢工，彼得堡及其他工业城市也相继开始总罢工。在全俄总罢工中，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交通运输部分、发电厂、邮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抗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10月17日（30日）颁布了允许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堡及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总罢工持续了十多天。莫斯科的罢工于10月22日（11月3日）结束，国内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罢工和铁路罢工到10月25日（11月7日）停止。十月罢工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页）。--662、676、690。）时期，在俄国的专制政府垮台以前，谁对专制政府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专制政府。在现代的欧洲，谁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资产阶级。谁对争取自由的斗争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观点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统治地位，支持资产阶级在正在诞生的自由俄国中的统治地位。政治上的冷淡态度就是政治上的满足。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是“冷淡”和“漠不关心”的，饥饿者在一小块面包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对一小块面包“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从来不愁面包，从未缺少面包，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非党性无非是对饱食者政党、统治者政党、剥削者政党采取的态度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
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原理总的来说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必须善于把这个普遍真理运用于个别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场合。但是，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都起来反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时候，忘记这个真理就等于实际上根本拒绝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第676页◎
俄国革命虽然还处在发展的开始阶段，但是已经提供了不少的材料证明上述的一般看法的正确性。只有社会民主党，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才是一贯坚持严格的党性的。我们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观点的代表，不能够容忍社会主义的党性，不想听到阶级斗争，这只要回想一下不久以前罗季切夫先生的演说就够了，这个人已经上百次地重复国外《解放》杂志（注：《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罗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529、677。）和俄国自由派的无数附属机关报所再三重复的东西。最后，俄国各色各样的“激进分子”--从《我们的生活报》（注：《祖国之子报》(《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1904年11月18日（12月1日）起在彼得堡出版。为该报经常撰稿的有解放派分子和形形色色的民粹派分子。1905年11月15日（28日）起，该报成为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同年12月2日（15日）被查封。
《我们的生活报》(《Наша　Жизнь》)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多数撰稿人属于解放社的左翼。1904年11月6日（19日）-1906年7月11日（24日）断断续续地在彼得堡出版。
《现代报》(《Наши　Дни》)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1904年12月18日（31日）-1905年2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1905年12月7日（20日）曾复刊，但只出了两号。
关于《俄罗斯新闻》，见注205。--558、677。）、“激进民主派”（注：激进民主派是俄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组织，1905年11月成立。该派采取介乎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立场，曾出版过一号《激进报》。该派提出过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但也容忍内阁对议会负责的立宪君主制。在土地问题上，该派主张无偿没收国家、皇室、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而对私有主土地的没收则给予最低限度的补偿。1906年初激进民主派组织瓦解，其成员加入了半立宪民主党的刊物《无题》周刊和《同志报》。--677。）到“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其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460、528、649、654、677、729、768。）为止--的观点鲜明地表现了中间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土地问题上，就是说，在“社会化”（无须资本社会化的土地社会化）的口号中最明显地表现出，社会革命党人把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混为一谈了。大家还知道，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能够容忍，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性思想却不能容忍。
在我们的文章中没有分析俄国各种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纲领和策略是怎样反映出各阶级的利益的。这里我们只是顺便提一提这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我们应当谈一谈关于我党对待非党组织的态度的实际政治结论。
社会主义者可不可以参加非党组织呢？如果可以，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呢？在这种组织中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不能绝对地和原则地回答说：不可以。如果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参加非党的（即或多或少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资产阶级的）组织，那是不正确的。在民主革命时代，拒绝参加非党组织，在一定的场合下就等于拒绝参加民主革命。但是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者必须把这些“一定的场合”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他们只有在严格规定的、严格限制的条件下才能够参加。这是因为，如果非党组织的成立，正像我们所说的，是由于阶级◎第677页◎斗争不太发展，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严格的党性则是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明确的、有原则的斗争的条件之一。
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是社会主义者的始终不渝和绝对必须履行的义务。谁不履行这个义务，谁就实际上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不管他的“社会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信仰是多么真诚。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参加非党组织仅仅作为一种例外才是允许的。而参加非党组织的目的、性质、条件等等都应当完全服从于一个基本任务：准备和组织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自觉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
形势可能迫使我们参加非党组织，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尤其是在无产阶级起杰出作用的这样的民主革命时代。例如，为了向没有明确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听众宣传社会主义，或者为了社会主义者和革命民主派对反革命势力进行共同的斗争，参加非党组织可能是必要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参加非党组织是贯彻自己的观点的一种手段；在第二种情况下，是为了达到一定的革命目的而缔结的战斗协定。在这两种情况下，参加都只能是暂时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有在充分保证工人政党的独立性的条件下，以及在被派到非党的联合会或委员会中“当代表”的党员和党组接受全党的绝对监督和领导的条件下，才能够参加。
当我们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的时候，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是有巨大的、往往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的。现在，当党愈来愈公开进行活动的时候，可能而且应该最广泛地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不仅受党的“上层”的监督和领导，而且要受党的“下层”，受全体加入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监督和领导。就社会民主党人在非党的联合会或委员会中的活动提出报告，就这一活动的条件和任务提出报告，一切党组织就这一活动作出决议，这些都应当作为工人政党◎第678页◎的日常活动。只有全党实际参加来指导这一活动，才能够切实地使真正社会主义的活动同一般的民主主义的活动明显地区别开来。
我们在非党的联合会中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呢？第一，利用一切可能性进行独立的联系，宣传我们的全部社会主义纲领。第二，从最坚决彻底实现民主革命的观点出发，确定目前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提出民主革命中的政治口号，提出进行斗争的革命民主派（不同于做交易的自由主义民主派）所应当实现的改革的“纲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让我们的党员参加今天由工人建立、明天由农民建立、后天由士兵等等建立的非党的革命组织，并在其中起到良好的作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完成工人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双重任务：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扩充和加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骨干力量，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需要获得自由，以便进行推翻资本统治的无情斗争。
载于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新生活报》第22号和第27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23-130页◎第679页◎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1906年8月29日〔9月11日〕）
《1905年12月的莫斯科》（1906年莫斯科版）一书（注：《1905年12月的莫斯科》是孟什维克选辑的一本资料汇编，1906年在莫斯科出版。--680。）的问世，是再及时不过了。吸取十二月起义的经验，是工人政党的迫切任务。可惜的是，就像一桶蜜里掺了一勺焦油，这本书材料十分令人感兴趣（尽管不完备），但是结论却作得非常草率，非常庸俗。关于这些结论，我们以后专门来讲（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83-387页。--编者注），现在只谈一谈目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谈谈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莫斯科十二月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是和平的罢工和示威。绝大多数工人群众积极参加的只是这两种形式的斗争。然而，正是莫斯科十二月行动清楚地表明，总罢工作为独立的和主要的斗争形式已经过时，运动正以不可遏止的自发力量冲破这种狭隘的框子，产生起义这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一切革命政党，莫斯科的一切工会，在宣布罢工时就已经意识到，甚至感觉到，罢工必然会变成起义。12月6日，工人代表苏维埃曾作出决定，“要努力使罢工变成武装起义”。但是，事实上一切组织对这件事都没有准备好，甚至战斗队联合委员会（注：战斗队联合委员会是为了反对黑帮斗争的需要于1905年10月底在莫斯科成立的，存在到十二月武装起义时期。派代表参加战斗队联合委员会的有分别隶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社会民主党莫斯科小组、社会革命党莫斯科委员会的各党派战斗队以及“自由区战斗队”、“大学战斗队”、“印刷业战斗队”和“高加索战斗队”。在联合委员会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多数。在十二月武装起义时期，战斗队联合委员会跟不上形势，未能起到起义的作战参谋部的作用680。）谈到（12月9日！）起义时也好像是在谈什么遥远的事情，因此巷战发生时它当然毫无所知，没有参加。各个组织都没有能够跟上运动的发展◎第680页◎和规模。
罢工发展为起义，首先是由10月以后形成的客观条件促成的。举行总罢工已经不能使政府措手不及了，政府已经把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反革命势力组织起来了。无论10月以后的俄国革命的总的进程或莫斯科12月期间一系列事件的发展，都惊人地证实了马克思的一个深刻原理：革命向前进展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也就是说，革命迫使敌人采取愈来愈极端的防御手段，因而它自己也在掌握愈来愈强有力的进攻手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1页。--编者注）。
12月7日和8日这两天，群众举行了和平罢工、和平示威。8日晚上，阿克瓦留姆花园被包围（注：1905年12月8日（21日）晚，沙皇军警包围了座落在莫斯科凯旋门花园广场上的“阿克瓦留姆”花园。当时在花园的剧场里正在举行群众大会。工人战斗队挺身保卫大会，使流血事件得以避免。但是大会参加者从大门走出时，遭到了搜查和殴打，有37人被捕。--681。）。9日白天，龙骑兵在斯特拉斯特纳亚广场屠杀群众，晚上菲德列尔学校被捣毁（注：莫斯科清水塘畔的菲德列尔学校是一所实科学校，1905年由该校校董兼校长И.И.菲德列尔交给各革命党派使用，成为各党举行集会的固定场所。1905年12月9日（22日）晚，沙皇军队包围了菲德列尔学校。当时这里正开大会，与会者多数是战斗队队员，他们拒绝投降并在会场周围筑起了防御工事。军队用大炮轰击这座建筑，结果死伤30多人，120人被捕。--681。）。民情鼎沸。街上无组织的人群完全是自发地但又犹犹豫豫地在构筑第一批街垒。
10日，开始向街垒和街上的人群进行炮击。构筑街垒已经不再犹豫不决了，已经不是个别的情况，而是大批地在构筑。全城的民众都涌上街头；全城的主要中心地区都布满了街垒。战斗队员同军队进行了好几天顽强的游击战，这种游击战使军队疲惫不堪，杜巴索夫不得不乞求援兵。直到12月15日，政府军队才完全占优势，17日谢苗诺夫团才把普列斯尼亚区这个最后的起义据点攻破。
由罢工和示威进而构筑个别街垒。由构筑个别街垒进而构筑大批街垒并同军队进行巷战。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斗争走到了各种组织的前面，由罢工发展成了起义。这是俄国革命在1905年12月取得的最伟大的历史成果，这个成果也同从前的一切成果一样，◎第681页◎是用极大的牺牲作代价换来的。运动从政治总罢工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它迫使反动派采取极端的抵抗手段，因而使革命也采取极端的进攻手段的时机大大提前到来。反动派炮击街垒、房屋和街上的人群以后，已经再也无路可走了。革命则除了组织莫斯科的战斗队以外，还有别的道路可走，无论在广度或深度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的道路可走。革命从十二月事件以后又大大前进了。革命危机的基础已经更加广阔得多，这时刀锋必须磨得更加锐利了。
无产阶级比他们的领导者更快地感觉到了要求由罢工转为起义的客观斗争条件的变化。这时也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实践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和平的罢工和示威很快就不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了，工人们问道：下一步怎么办？他们要求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构筑街垒的指示下达到各区很迟，当时中心地区已经在构筑街垒了。工人成群结队地在干这件事，但是他们对此还不满足，他们又问道：下一步又怎么办？他们要求积极行动。我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在十二月事件中，很像一个这样的将领，他把自己的兵力部署得非常荒谬，以致他指挥的大部分队伍都没有能积极参加战斗。工人群众曾经想方设法要得到关于采取积极的群众性行动的指示，可是没有得到。
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的那个得到一切机会主义者支持的观点是再近视不过的了。他认为，本来就用不着举行那次不合时宜的罢工，“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注：这句话出自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再论我们的处境（给Ф.同志的信）》一文（载于1905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4期）。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说：“不合时宜地发动起来的政治罢工导致了莫斯科、索尔莫沃、巴赫穆特等地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我们的无产阶级表现得强大、勇敢和具有献身精神。但是他们的力量总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本来是不难预见到的。因此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12页）--682、703。）。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富于进攻精神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不能单靠和平罢工，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因此现在我们也就应当公开地大声承认举行政治罢工是不够的了，应当在最广大的群众中鼓动武装起义，而不要用任何“预备阶段”来掩盖这个问题，一点也不要模糊这个问题。向群众隐瞒必须进行你死◎第682页◎我活的流血的歼灭性的战争这个未来行动的直接任务，就是既欺骗自己，又欺骗人民。
十二月事件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如此。另一个教训是关于起义的性质、起义的方式、军队转变到人民方面来的条件。在我们党的右翼中，对这种转变有一种很流行的极其片面的看法。说什么同现代军队进行斗争是不行的，需要使军队成为革命的军队。当然，假使革命不成为群众性的，假使革命没有波及军队，那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严重的斗争。当然，对军队进行工作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军队的这种转变设想成一种什么简单的、一蹴而就的事，它是说服和自觉的结果。莫斯科起义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了这种看法的呆板和僵化。其实，在一切真正的人民运动中，军队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一到革命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就会引起真正的争夺军队的斗争。莫斯科起义向我们表明的正是反动派和革命力量之间为争取军队而进行的最激烈最残酷的斗争。杜巴索夫自己说过，在莫斯科15000人的军队中，只有5000人是可靠的。政府为了控制动摇分子而无所不用其极：说服他们，诱惑他们，用发给表和钱等等收买他们，用伏特加灌醉他们，欺骗他们，威吓他们，把他们禁闭在营房里，解除他们的武装，通过告密和暴力把那些被认为最不可靠的士兵从他们里面抓出来。所以，我们应该有勇气直截了当地公开承认，我们在这方面落在政府的后面了。我们未能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力量，来积极、大胆、机智、主动地争取动摇的军队，而政府却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成效。我们已经着手在思想上“影响”军队，而且今后还要更加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在起义的时刻还需要进行实际具体的斗争来争取军队，那我们就会成为可怜的书呆子。
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在十二月的日子里给了我们从思想上“影◎第683页◎响”军队的卓越教训。例如，12月8日在斯特拉斯特纳亚广场上，有一大群人把哥萨克军队团团围住，同军队混合在一起，同他们联欢，结果使他们撤回去了。还有一个例子，10日那天在普列斯尼亚区，在上万人的人群中，有两个青年女工打着红旗向哥萨克军队迎面走去，她们大声喊道：“打死我们吧！我们宁死也不交出旗帜！”这时哥萨克军队不知所措，只好在人群高呼“哥萨克万岁！”声中疾驰而去。这些英勇无畏的范例，应该永远铭记在无产阶级的心里。
但是，请看看我们落后于杜巴索夫的例子吧。12月9日，有些士兵唱着马赛曲沿着谢尔普霍夫街行进，去同起义者会合。工人们派代表去会见他们。这时马拉霍夫也亲自骑马拼命向他们那里疾驰。工人们来迟了，而马拉霍夫却及时赶到了。他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把那些士兵说得动摇了，随后又用龙骑兵包围了他们，把他们送回营房禁闭起来。马拉霍夫及时赶到了，而我们却没有及时赶到，虽然在两天之内已经有15万人响应了我们的号召，他们本来能够并且应当在街道上组织巡逻的。马拉霍夫用龙骑兵包围了士兵，而我们却没有用掷弹队包围马拉霍夫们。我们当时能够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何况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早已（旧《火星报》（注：《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派》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第52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编辑。因此，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将第52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
1905年5月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于1905年10月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290、469、529、684、764。））指出，在起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毫不留情地消灭民政长官和军事长官。显然，在涅斯维日兵营前，在克鲁季茨基兵营前，在无产阶级试图让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团“撤走”时，在派代表到亚历山德罗夫工兵队去时，在派往莫斯科的罗斯托夫炮兵中途撤回去时，在解除科洛姆纳工兵的武装时，等等，都曾大致重复过谢尔普霍夫街发生的情况。我们在起义的时刻，没有能够很好地完成争取动摇的军队的任务。
十二月事件还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的另一个深刻的、被机会主义者遗忘了的原理。马克思写道，起义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的◎第684页◎主要准则就是要万分勇敢，一往直前地坚决进攻。（注：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第17节《起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586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原是一组论述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文章。1851年8月初，《纽约每日论坛报》向马克思约稿。马克思因忙于经济学研究工作，转请恩格斯为该报写一些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和马克思向他提供的一些补充材料，并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文章寄发之前，也都经马克思看过。文章发表时署名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这些文章没有重新出版过。以后出版的一些单行本也都用马克思的名义。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这组文章是恩格斯写的。--685。）我们没有充分领会这一真理。我们自己没有充分学习这种艺术，学习这个无论如何都要实行进攻的准则，也没有把它教给群众。现在，我们应当竭力弥补我们的缺陷。仅仅根据人们对政治口号的态度来划分派别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人们对武装起义的态度来划分派别。谁反对武装起义，谁不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把他从革命队伍中驱逐出去，驱逐到革命敌人那里去，驱逐到叛徒或懦夫那里去，因为事态发展的力量和斗争局势将迫使我们按照这一标志来分清敌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应该鼓吹的不是消极情绪，不是单纯的“等待”军队“倒戈”；不，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必须拿起武器，大胆地进攻和出击，同时必须消灭敌方的长官，为争取动摇的军队进行最果敢的斗争。
莫斯科起义给我们的第三个伟大教训，是关于起义的战术和起义力量的组织。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这个真理，恩格斯曾反复向马克思主义者作过通俗而详尽的解释（注：恩格斯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反杜林论》第2编第3章《暴力论（续）》（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5-213页）中发挥了这个论点。--685。）。现在，军事技术已经不是19世纪中叶那样的了。用人群抵挡大炮，用左轮手枪防守街垒，是愚蠢的。考茨基说得对，他说，在莫斯科起义以后，应该重新审查一下恩格斯的结论了，因为莫斯科起义推出了“新的街垒战术”（注：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中更详细地谈到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88-199页）。--685。）。这个战术就是游击战争的战术。这种战术所要求的组织，是一些机动的、人数很少的队伍，可以由十人、三人甚至两人组成。现在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一听到什么五人小组或三人小组，就嘻嘻一笑。但是，这种嘻嘻一笑，不过是回避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巷战所提出的战术和组织的新问题的一种最廉价的办法。先生们，你们仔细读一读关于莫斯科起义的记述，就会明白“五人小组”和“新的街垒战术”问题有什么联系了。◎第685页◎
莫斯科起义推出了这个新战术，但是远没有加以发展，远没有在多少广泛一些的、真正群众性的范围内加以运用。当时战斗队员太少，工人群众没有接到大胆出击的口号，也没有实行这个口号，游击队的性质还过于千篇一律，它们的武器和它们的活动方法还不够多，它们领导群众的本领几乎没有发挥出来。我们应当弥补这一切缺陷，而且只要我们学习莫斯科的经验，把这一经验推广到群众中去，鼓励群众自己发挥创造精神，去进一步发展这个经验，我们就一定能够弥补这一切缺陷。而俄国各地在十二月事件以后几乎不断发生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性的恐怖行动，一定会有助于教会群众在起义时采取正确的战术。社会民主党应当承认并且在自己的战术中采取这种群众性的恐怖行动，当然要加以组织，加以监督，使它服从工人运动和总的革命斗争的利益和条件，要毫不留情地消灭和铲除败坏这种游击战争的“游民”行为。莫斯科人在起义的日子里，拉脱维亚人在著名的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日子里就曾非常高明地、无情地惩罚过这种行为（注：1905年11月底-12月初，拉脱维亚的图库姆斯、塔利先和其他地方曾爆发武装起义；文茨皮尔斯、鲁延、马兹萨拉察、萨尔杜斯和坎达瓦等地的政权转到了起义者手中。--685。）。
最近时期军事技术又有了新的进步。在对日战争中出现了手榴弹。兵工厂已制造自动步枪出售了。这两种武器都已开始成功地在俄国革命中采用，但还远远没有被广泛采用。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日益完善的技术，教会工人队大批制造炸弹，帮助工人队和我们的战斗队储存炸药、导火管和自动步枪。如果工人群众参加城市起义，如果向敌人大规模出击，如果进行坚决巧妙的斗争来争取那些自从杜马解散以后，自从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事件（注：斯维亚堡事件是指1906年7月17日（30日）深夜开始的赫尔辛福斯附近的斯维亚堡要塞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挑动而过早地自发爆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获悉斯维亚堡可能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曾于7月16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试图说服群众推迟行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4-327页）。布尔什维克在确信自发行动已不能制止之后，便领导了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的两名布尔什维克阿·彼·叶梅利亚诺夫少尉和叶·李·科汉斯基少尉担任起义的领导人。积极参加起义的有7个炮兵连（共有10个）。起义者提出了推翻专制政府、给人民以自由、把土地交给农民等口号。芬兰工人曾举行罢工支持起义。起义坚持了三天，终于因为准备不足，在7月20日（8月2日）被镇压了下去。起义参加者被交付法庭审判。43人被判处死刑，数百人被送去服苦役或被监禁。
喀琅施塔得事件是指1906年7月19日（8月1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士兵的起义。1906年春天和夏天，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906年7月9日（2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工人组织大部分成员被捕，使武装起义的准备受到影响，但是准备工作并未停止。7月18日（31日），斯维亚堡起义的消息传来，在喀琅施塔得积极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立即起义，布尔什维克鉴于起义的准备尚未完成而表示反对。可是在劝阻群众推迟行动已不可能时，布尔什维克根据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把领导士兵和水兵的起义的任务担当起来。1906年7月19日（8月1日）夜24时左右，按照规定的信号，地雷连、工兵连、电雷连的士兵（1000余人）与海军第1和第2总队的水兵（约6000人）几乎同时展开了斗争。部分武装的工人（约400人）也参加了起义。但是政府通过奸细已侦知起义的日期并预先做好了镇压起义的准备，社会革命党的瓦解组织的活动也阻碍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到7月20日（8月2日）晨，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起义参加者有3000多人被捕（其中有80名非军人）。根据战地法庭判决，36人被枪决，130人服苦役，1251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于7月20日（8月2日）通过了关于举行政治总罢工来支持喀琅施塔得、斯维亚堡起义的决定。在得知起义已被镇压下去的消息后，取消了这一决定。--686。）以后愈发动摇的军队，如果保证农村参加总的斗争，在下次全俄武装起义中胜利就一定会属于我们！
让我们吸取俄国革命伟大事件中的教训，更广泛地开展我们的工作，更勇敢地提出我们的任务吧！我们的工作是以正确估计当◎第686页◎前各阶级的利益和全民发展的需要为基础的。围绕推翻沙皇政权、由革命政府召集立宪会议这一口号，我们正在团结并将继续团结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群众、农民和军队。提高群众的觉悟，现在也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仍然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主要内容。然而不要忘记，除了这个一般的、经常的、基本的任务以外，俄国当前所处的局势还加上了一些特殊的专门的任务。我们不要做书呆子和庸人，我们不要用一些关于我们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时候都有永远不变的责任的空洞借口，来推脱当前的这些特殊任务，推脱当前这种斗争形式的专门任务。
我们要记住，伟大的群众性的斗争就要到来了。这将是武装起义。它应当尽可能同时发动。群众应当知道，他们是在投入一场武装的、流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应当在群众中发扬视死如归的精神，以确保斗争的胜利。向敌人进攻应当是最果敢的；应当成为群众口号的是出击，而不是防守，他们的任务就是毫不留情地消灭敌人；进行斗争的组织应当是机动的灵活的；要把军队中的动摇分子卷到积极的斗争中来。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履行它在这一伟大斗争中的职责。
载于1906年8月29日《无产者报》第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65-372页◎第687页◎
游击战争
（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游击活动问题引起我们党和工人群众的极大兴趣。我们已经不止一次顺便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打算把我们的观点作一次比较完整的叙述，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61页。--编者注）。
　　　　　　　　　　一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固定的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并且不是“臆造”这些形式，而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概括、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抽象公式、任何学理主义方法是绝对不相容的，它要求细心对待进行中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局限于只是◎第688页◎在当前可能的和已有的斗争形式，它认为，随着当前社会局势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臆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例如，考茨基在考察社会革命的形式时说：我们知道，即将到来的危机会给我们带来我们现在还预见不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这就是我们应当遵守的两个基本理论原理。在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无数证实上述原理的例证。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议会制度和工会运动是目前主要的斗争形式，但是，他们同俄国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62、298、531、689、707、723、741、762、783。）和无题派（注：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298、689、766。）之类的自由派资产者的意见相反，过去承认过起义，并且在将来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还是完全准备承认起义的。70年代，社会民主党不承认总罢工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应灵丹，不承认它是通过非政治途径能立即推翻资产阶级的手段，但是，社会民主党现在完全承认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特别是有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后）是一种在一定条件下必要的斗争手段。社会民主党承认过19世纪40年代的街垒斗争，以后又根据19世纪末的一定情况把它否定了，而在有了莫斯科的经验以后，又表示完全愿意修改这种否定街垒斗争的观点，承认这种斗◎第689页◎争是适当的，因为莫斯科的经验，用考茨基的话来说，提供了新的街垒战术。
　　　　　　　　　　 二
我们既已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现在就来考察一下俄国革命。我们先回忆一下俄国革命所提出的各种斗争形式的历史发展。起初是工人的经济罢工（1896-1900年），接着是工人和学生的政治示威（1901-1902年），农民骚乱（1902年），以各种形式同游行示威结合在一起的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兴起（1902年罗斯托夫的罢工（注：1902年11月2日（15日），罗斯托夫市铁路工厂锅炉车间为抗议厂方克扣工资开始罢工。11月4日（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发出传单，号召全体铁路工厂工人参加罢工，并提出了实行九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取消罚款、开除最令人痛恨的工长等要求。11月6-7日（19-20日）罢工扩展到了全市，并发展成为政治罢工。工人们在市外的一个小山谷里连续举行群众大会。11月11日（24日），警察和哥萨克袭击了集会的罢工工人，死6人，伤17人。罢工工人群众大会仍继续开了两个星期。罢工坚持到11月26日（12月9日）始被迫停止，同一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印发了传单《告全俄公民书》。这次罢工震动了全俄国，在西欧各国也引起了反响。--690、775。），1903年夏季罢工（注：指1903年夏天外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政治总罢工。这次罢工由巴库开始。7月1日（14日），比比-埃巴特石油公司和巴库公司的机械厂工人率先罢工。到7月6日（19日）罢工发展成总罢工。工人向企业主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允许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开除的工人上工、开除工人所憎恨的管理人员和工长、提高工资、废除加班和计件工资制等要求。工人们表现得很有组织，十分坚定，甚至在企业主答应作出部分让步时也没有停止罢工。企业主依靠军队镇压了罢工。7月9日（22日），工人们被迫复工。
梯弗利斯的印刷工人、屠宰工人和面包工人在得到巴库罢工的消息后，于7月12日（25日）开始罢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的号召，7月14日（27日）所有的工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停止了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同各工厂的工人代表协商后制定了罢工工人的共同要求。军队开进了梯弗利斯，工人与哥萨克发生了冲突。到7月21日，政府使用军队摧毁了罢工。
7月17日（30日），巴统所有工厂的工人停止了工作。铁路工人和港口装卸工人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这次罢工持续到7月23日（8月5日）。在游行示威时工人同警察、哥萨克发生了冲突。
外高加索的总罢工在乌克兰几个大城市得到了响应。7月4日（17日）敖德萨大火车站和铁路工厂工人开始罢工，以抗议锅炉车间的一名工人被非法开除。当地的港口工人、采石场工人、水泥厂工人、软木厂工人、麻纺厂工人和其他一些工厂企业的工人很快都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城市运输、发电厂、煤气厂、面包房和商业企业的工人也都停止了工作。这次罢工一直持续到7月23日（8月5日）。
伊丽莎白格勒、刻赤、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来声援巴库、梯弗利斯、敖德萨以及其他城市的罢工工人。
发生在俄国南部的这场政治罢工是在各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多万。这场罢工对提高俄国工人的阶级意识起了重大的作用，是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前兆。--690、775。），1905年1月9日事件（注：1905年1月9日事件是沙皇大规模枪杀彼得堡和平请愿工人的事件，史称“流血星期日”。1905年1月3日（16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爆发了罢工，1月7日（20日）罢工发展成全市总罢工。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工人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讨论请愿书的工人集会上，布尔什维克进行解释工作，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进行革命斗争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但工人对沙皇的信仰还很牢固，因此和平请愿未能被阻止。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通过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决议。沙皇政府从外地调集4万名士兵和警察加强彼得堡的卫戍部队，并于1月8日（21日）批准了驱散请愿队伍的计划。1月9日（22日），14万工人手执圣像和沙皇像向宫廷广场进发。根据彼得堡总督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一千多人被打死，两千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起点。--541、690、731。））。全俄政治罢工连同局部的街垒斗争（1905年10月）（注：指1905年10月发生的全俄政治罢工。十月总罢工是1905-1907年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莫斯科九月罢工是十月全俄总罢工的前奏，而铁路员工的罢工在促成全俄总罢工方面则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10月6日（19日），在一些铁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决定共同举行罢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号召莫斯科铁路枢纽各线从10月7日（20日）正午起实行总罢工，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支持这一罢工。到10月17日（30日），铁路罢工已发展成为总罢工。10月11日（24日）莫斯科全市进入总罢工，彼得堡及其他工业城市也相继开始总罢工。在全俄总罢工中，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交通运输部分、发电厂、邮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抗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10月17日（30日）颁布了允许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堡及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总罢工持续了十多天。莫斯科的罢工于10月22日（11月3日）结束，国内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罢工和铁路罢工到10月25日（11月7日）停止。十月罢工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页）。--662、676、690。），群众性的街垒斗争和武装起义（1905年12月），和平的议会斗争（1906年4-6月），军队的局部起义（1905年6月-1906年7月），农民的局部起义（1905年秋-1906年秋）。
从一般斗争形式来看，截至1906年秋天为止，情况就是这样。专制制度采取的“报复”斗争形式，就是从1903年春天的基什尼奥夫事件起到1906年秋天的谢德尔采事件（注：基什尼奥夫事件是指1903年4月在基什尼奥夫发生的大规模蹂躏犹太人的血腥事件。这一暴行是由沙皇政府内务大臣、宪兵司令维·康·普列韦策划的，其目的是诱使群众离开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在这一事件中死伤者有几百人，被抢劫和捣毁的住房和店铺上千座。
谢德尔采事件是指1906年8月底发生在谢德尔采市的反犹太人大暴行。在这一事件中，该市遭到枪炮轰击，死伤者达数百人。--690。）止的黑帮（注：黑帮是指1905-1907年沙皇俄国警察当局和一些君主派团体为镇压革命运动、杀害进步人士和制造反犹太人暴行而建立的武装暴徒组织。黑帮队伍的主要来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店铺老板、无业游民以及刑事犯罪分子等等。为了同黑帮作斗争，革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战斗队、自卫队等。
在1905-1917年间，黑帮一词也泛指沙皇俄国反动的君主派团体如俄罗斯人民同盟、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以及极右的党派和组织。--544、669、690、701、752、780。）大暴行。在这整个时期，策划黑帮大暴行和屠杀犹太人、大学生、革命者以及觉悟工人的办法变本加厉，日益精巧，除了收买无知之徒施行暴力而外，还动用了黑帮军队，甚至在农村和城镇使用大炮，派遣讨伐队和讨伐列车等等。
这就是情况的基本背景。在这个背景上也就呈现出本文所要研究和评价的那一现象，当然这是一种局部的、次要的、附带的现象。这一现象究竟是什么呢？它具有哪些形式？它产生的原因是◎第690页◎什么？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扩展到了什么程度？它在革命总进程中有什么意义？它同社会民主党所组织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关系怎样？这就是现在我们勾画了这种情况的一般背景以后所要分析的一些问题。
我们所关心的这一现象是一种武装斗争。这个斗争是由个别人和一小群人进行的。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组织，一部分人（在俄国某些地方是大部分人）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武装斗争有两种不同的、必须加以严格区分的目的：第一，这种斗争的目的，是要刺杀个别人物，军警长官和他们的下属；第二，是要没收政府的和私人的钱财。没收来的钱财一部分交给党，一部分专门购置武器和准备起义，还有一部分用来维持进行上述斗争的人的生活。剥夺来的大笔款项（高加索20多万卢布，莫斯科875000卢布）（注：这里说的是发生在高加索和莫斯科的两次较大的剥夺事件。高加索剥夺事件发生在梯弗利斯省的杜舍季市。1906年4月12日（25日）夜，身着士兵服装的6名武装人员，冒充卫兵进入该市地方国库，夺取了315000卢布。莫斯科剥夺事件是社会革命党人干的，发生于1906年3月7日（20日）。这一天，大约有20名武装人员解除了莫斯科商人互贷协会银行守卫队的武装，夺取了875000卢布。--691。），首先交给革命政党；剥夺来的小笔款项，首先，有时甚至完全用来维持“剥夺者”的生活。这种斗争形式，显然只是在1906年，即十二月起义以后，才广泛地发展和流行起来。尖锐到发生武装斗争程度的政治危机，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贫困、饥饿和失业的加剧，是引起这种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无业游民、流氓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集团，把这种斗争形式看作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斗争形式。专制制度采取的“报复”斗争形式，就是宣布戒严状态，动员新的部队，施行黑帮大暴行（谢德尔采事件），设立战地法庭（注：战地法庭是沙皇政府为镇压革命运动而设立的非常法庭。沙皇俄国大臣会议于1906年8月19日（9月1日）制定了战地法庭条例。该条例规定，在宣布戒严或处于非常警卫状态的地方设立战地法庭。设立战地法庭之权属于总督、在实施非常警卫时被授予全部行政权力的“长官”或其他有同等权力的人员，由他们确定设立战地法庭的地点，并向警备司令、驻军司令或港口司令提出相应的要求。战地法庭由主席1人（将校级军官）和成员4人（陆军或海军军官）组成。开庭时禁止旁听，被告人不得委托他人辩护，也不得上诉。战地法庭的判决一般是死刑，宣判后立即生效，并且必须在一昼夜内执行。--691。）。
　　　　　　　　　　　 三
通常对这种斗争的评价可以归结如下：这是无政府主义、布朗◎第691页◎基主义（注：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马克思和列宁高度评价布朗基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同时坚决批判他们的密谋策略，指出：布朗基主义企图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是完全错误的。--151、268、493、653、692、704、735。）、旧时的恐怖手段，是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这种行动会使工人风纪败坏，使广大居民同工人疏远，瓦解运动，危害革命。人们可以从报纸上每天报道的事件中随便找出一些例子，来证实这种评价。
但是这些例子有说服力吗？为了检验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这种斗争形式最发展的地方，即拉脱维亚边疆区。请看，《新时报》（注：《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25、692。）（9月9日和12日）对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是怎样发泄不满的吧。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是1904年6月在该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692。）（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所办的报纸（注：指《斗争报》。
《斗争报》(《Zih　a》、《Cia》)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的中央机关报，1904年3月创刊。1909年8月以前在里加出版（经常中断），以后在国外出版。该报刊登过列宁1910年为该报出版100号而写的祝贺文章以及列宁起草的一些党的文件。该报撰稿人中有拉脱维亚共产党的组织者彼·伊·斯图契卡、拉脱维亚人民诗人扬·莱尼斯等。1917年4月起，《斗争报》成为合法报纸，先后在彼得堡、里加和其他城市出版。1919年8月起，因反革命在拉脱维亚暂时得势而再次在里加秘密出版。1940年6月，苏维埃政权在拉脱维亚取得胜利后，该报成为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机关报。--692。），通常发行3万份。在通告栏内，公布了每个正直的人都有责任加以消灭的奸细的名单。帮助警察局的人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应当处以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居民向社会民主党捐款必须索取盖有印章的收条。党的最近账目中载明，在全年48000卢布收入中，有5600卢布是利巴瓦支部用剥夺手段得来购置武器的。《新时报》自然暴跳如雷，反对这种“革命立法”，反对这个“可怕的政府”。
谁也不敢贸然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活动，说成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恐怖主义。为什么不敢呢？因为这里显然可以看出，新的斗争形式是同12月发生过而且现在又在酝酿的起义有联系的。就整个俄国来说，这种联系还不十分明显，但是这种联系是存在的。至于“游击”斗争是在12月以后才开展起来，这种斗争不仅同经济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而且同政治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这些都是没有疑问的。旧时的俄国恐怖主义是知识分子密谋家所干的事情；现在的游击斗争通常是由工人战斗队员或者就是失业工人进行的。布朗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那些喜欢死板公式的人容易想到的，但是在像拉脱维亚边疆区这样明显的起义环境里，这种用滥了的标签显然是不适用的。◎第692页◎
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显然可以看出，在我国如此常用的、不把游击战争同起义环境联系起来的分析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非科学的、非历史的。应该注意到这个环境，考虑到两次大规模起义行动之间的间隔时期的种种特点，应当了解这时必然会产生怎样的斗争形式，而不是用立宪民主党人和新时报派惯用的无政府主义、抢掠、游民行为等这套字眼来敷衍了事！
有人说，游击活动会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不妨把这种议论拿来同1905年12月以后的环境，同黑帮大暴行和戒严状态的时代对照一下。在这样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最能破坏运动呢？是不抵抗，还是进行有组织的游击斗争？我们可以把俄国中部同俄国西部边区即波兰和拉脱维亚边疆区比较一下。毫无疑问，游击斗争在西部边区开展得更广泛，发展得更迅速。同样毫无疑问，革命运动，特别是社会民主运动，在俄国中部要比俄国西部边区一带受到的破坏更大。当然，我们决不想由此得出结论说，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运动所受到的破坏较小是因为进行了游击战争。不是的。由此只应得出结论说，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人运动受到破坏的事实不能归咎于游击战争。
人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往往以民族条件的特点为借口，但是这种借口特别明显地暴露了目前流行的论据的不足。既然问题在于民族条件，那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恐怖主义这些全俄范围和甚至专门是俄罗斯范围的过失，而在于某种别的缘故。先生们，请你们具体地分析一下这个某种别的缘故吧！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民族压迫或民族对抗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因为这在西部边区一带始终都是存在的，而游击斗争只是当前历史时期的产物。有许多地方，虽有民族压迫和民族对抗，但是没有游击斗争，而游击斗争有时是在没有任何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发展◎第693页◎起来的。只要具体分析问题，就会知道问题不在于民族压迫，而在于起义的条件。游击斗争是群众运动事实上已经达到起义地步，以及国内战争中两“大战役”间的一段较长的间隔时期内不可避免的一种斗争形式。
运动受到破坏，并不是由于游击活动，而是由于党软弱无力，不善于掌握这种活动。所以我们俄罗斯人通常一方面咒骂游击行动，一方面又去进行确实使党受到破坏的那种秘密的偶然的没有组织的游击活动。我们不能了解产生这种斗争的历史条件，也就不能消除它的不好的方面。然而斗争却在进行着。这种斗争是由强大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引起的。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原因，也就不能排除这种斗争。我们埋怨游击斗争，其实就是埋怨我们党在起义方面的软弱无力。
以上我们关于运动受到破坏的问题所谈的一切，也适用于风纪败坏的问题。使风纪败坏的，不是游击战争，而是游击行动缺乏组织性，缺乏秩序，缺乏党性。对游击行动的斥责和诅咒，丝毫也不能使我们摆脱这种极明显的风纪败坏，因为这种斥责和诅咒绝对不能阻止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所引起的现象。有人会反驳说，我们不能阻止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现象，但这也不能成为党应该采取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斗争手段的理由。但是这种反驳纯属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说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把国内战争，或者作为国内战争形式之一的游击战争，笼统地看成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阶级斗争的，而不是主张社会和平的。在尖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一定时期，阶级斗争就会径直发展成为国内战争，即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在这样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持国内战争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对国内战争作任何道义上的谴◎第694页◎责，都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在国内战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战斗的党。这是绝对无疑的。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就国内战争而言，可以证明而且也可能证明国内战争的某种形式在某个时候是不适当的。我们完全承认可以根据军事上的适当与否来批评国内战争的各种不同形式，而且我们绝对同意在这种问题上的最后发言权属于各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可是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绝对主张不要用一些什么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老生常谈来回避对国内战争条件的分析，绝对主张在讨论社会民主党应否参加游击战争问题时，不要拿某个波兰社会党组织在某个时候采用过的毫无意义的游击活动方式来吓唬人（注：关于波兰社会党某个组织在某个时期采用过的毫无意义的游击行动方式，可参看《关于波兰社会党的游击行动》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88页）。
关于波兰社会党，见注231。--695。）。
对于所谓游击战争会使运动受到破坏的借口，我们应该批判地对待。采用任何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都会遇到新的危险，遭到新的牺牲，因而不免会使对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准备不足的组织受到“破坏”。我们以前的宣传员小组曾因转向鼓动而受到破坏。后来，我们的委员会也因转向游行示威而受到破坏。任何战争中的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会使作战队伍受到某种破坏。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当作战。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学会作战。如此而已。
某些社会民主党人骄傲自满地说，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小偷，不是土匪，我们高于这一切，我们反对游击战争。当我听到这类话的时候，我便自问道：这些人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吗？现在黑帮政府正在全国各地同居民展开武装冲突和搏斗。这种现象在目前的革命发展阶段上，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居民自发地、无组织地--因此也就往往采取不能奏效的坏形式--同样用武装冲突◎第695页◎和袭击来对付这种现象。我明白，由于我们组织的软弱无力和准备不足，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我们可能放弃党对这种自发斗争的领导。我明白，这个问题应当由当地的实际工作者来解决，改造软弱无力的和准备不足的组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或政论家不但不对这种准备不足感到痛心，反而用一种骄傲自满的态度、纳尔苏修斯（注：纳尔苏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387、696。）式的得意神情重复他在少年时代背诵的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词句。当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不禁要为世界上最革命的学说遭到诋毁而难过。
有人说，游击战争会使觉悟的无产阶级堕落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这是对的。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作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手段；这种手段应当服从于其他的斗争手段，应当配合主要的斗争手段；应当经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影响和组织影响变成一种高尚的手段。没有后面这个条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进行斗争的一切手段，确实是一切手段，都会把无产阶级弄到那些高于或低于它的非无产者阶层的地步，如果听其自然发展下去，那就会散漫放荡，腐化堕落。听其自然发展的罢工，往往会堕落为工人同厂主相妥协以对付消费者的“同盟”。议会会堕落为妓院，由一伙资产阶级政客拿“人民自由”、“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反教权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种种畅销货来做批发和零售的交易。报纸会堕落为廉价的皮条客，堕落为腐蚀群众、无耻迎合群氓卑鄙本能的工具，等等，等等。社会民主党不知道有什么万能的斗争手段，不知道有什么能用万里长城把无产阶级同稍高于或稍低于它的各个阶层隔绝起来的手段。社会民主党在不同的时代采用不同的手段，并且始终为采用这种手段规定了严格确定的思想上和◎第696页◎组织上的条件。（注：有人往往责备社会民主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对游击行动持轻浮偏颇的态度。因此，在这里不妨指出，在关于游击活动的决议草案（见《党内消息报》[《党内消息报》(《Партийные　Известия》)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编辑部是由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机关报（新《火星报》的同等数量的编辑人员组成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编辑部的是弗·亚·巴扎罗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孟什维克参加的是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报共出了两号。第1号于1906年2月7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第2号于1906年3月20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这一号上还刊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党内消息报》遂停刊。--697。]第2号和列宁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共有157人参加大会。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注：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等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案和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主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和3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697、739、768。]）里，拥护游击活动的那部分布尔什维克曾经提出他们承认游击活动的如下条件：决不容许“剥夺”私有财产；不提倡“剥夺”官家财产，而只在受党监督并把款项用于起义需要的条件下，才容许这样做。对政府暴吏和积极的黑帮提倡用恐怖式的游击活动，然而必须遵守下列条件：(1)要顾及到广大群众的情绪；(2)要注意到当地工人运动的条件；(3)要设法使无产阶级不要无谓地耗费力量。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这个草案实际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容许“剥夺”官家财产。）
　　　　　　　　　　　四
俄国革命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相比，特点是斗争形式繁多。考茨基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在1902年说过，将来的革命（他补充说，也许俄国例外），与其说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两部分人之间的斗争。我们看到，在俄国，这第二种斗争显然要比在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展得更广。我国革命的敌人在人民中间为数不多，但是随着斗争的尖锐化，他们日益组织起来，并且得到了资产阶级中反动阶层的支持。因此，在这样的时代，在发生全民政治罢工的时代，起义也就不能采取那种只适用于间隔时期很短和地区很小的单独行动的旧形式，这是十分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起义采取遍及全国的长期的国内战争这种更高的更复杂的形式，即采取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形式，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战争，只能是连续发生的几次间隔时期较长的大战役和大量的、在这些间隔时期内发生的小冲突。◎第697页◎既然这样--而这是确定无疑的--社会民主党也就绝对应该提出自己的任务：建立能够在这些大战役中也能够尽量在这些小冲突中最大限度地领导群众的组织。在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发生国内战争这个时代，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不仅应当参加这场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场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社会民主党应当培养和训练自己的组织，使它们能够真正成为交战的一方，不错过任何一个打击敌人力量的机会。
不用说，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正如在国内战争进程中全体人民都在斗争中重新受到教育和进行学习一样，我们的各级组织也应当受到教育，应当根据实际经验进行改造，以适应这个任务。
我们一点也不想硬要实际工作者接受什么杜撰的斗争形式，甚至也不想在书斋里解决某种游击战争形式在俄国国内战争的总进程中的作用问题。我们决不想把具体估计某种游击行动的问题，看作是社会民主党的方针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尽量帮助大家从理论上正确估计实际生活所提出的新的斗争形式，就是毫不留情地反对各种死板公式和偏见，因为它们妨碍觉悟工人正确地提出这一新的困难问题并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载于1906年9月30日《无产者报》第5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1-12页◎第698页◎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1907年2月5日〔18日〕）
现在我们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新时代》周刊（注：《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费·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325、461、511、699、709。）上发表的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全部汇集成册出版，目的是想使俄国读者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通信中对他自己的私事谈得很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写传记的人来说，这些材料都是异常宝贵的。但是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对于俄国工人阶级来说，这些书信内包含着理论和政治材料的那些地方，却更加重要得多。正是在我国，在目前的革命时代，细心研究马克思对工人运动和世界政治的各种问题的直接评论材料，是特别富有教益的。《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说得完全对：“认识那些在大变革时代形成其思想和意志的人物的面貌，就能提高我们自己。”在1907年，俄国社会党人更是加倍需要有这种认识，因为他们从这种认识中间可以得到许多极宝贵的指示，从而了解他们在本国所经历的一切革命中的直接任务。俄国现在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马克思在相当动荡的19世纪60年代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目前俄国革命中采取的政策的直接榜样。
因此，我们现在只是简单地提一下马克思书信中理论上特别重要的地方，而比较详细地谈谈他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所采取的革命政策。◎第699页◎
从更全面和更深刻地弄懂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868年7月11日写的一封信（第42页及以下各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369页。--编者注）。马克思在这封信里通过反驳庸俗经济学家的方式，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自己对所谓“劳动”价值论的见解。马克思把素养较差的《资本论》读者会很自然产生、因而被庸俗的“教授式的”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人物百般利用的那些反对马克思价值论的意见，作了一个简单扼要而又异常透彻的分析。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他怎样说明和应当怎样说明价值规律。他以最通常的反对意见为例，说明了他自己所运用的方法。他阐明了价值论这样一个（似乎是）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同那些要求“把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的“统治阶级利益”之间的联系。我希望，凡是开始研究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的人，在钻研《资本论》最难懂的头几章的时候，能把我们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反复地读一读。
书信中另外一些在理论上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马克思对于各个作家的评论。马克思的这些评论写得非常生动，充满热情，可以看到他对一切重大思潮都全神贯注地进行考察分析。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聆听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除了那些顺便谈到的对于狄慈根的评论以外，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他对蒲鲁东派（注：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地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266、289、653、700。）的评论（第17页）。只是轻轻几笔就把那些在社会大动荡时期投靠“无产阶级”，但不能领会工人阶级的观点，不能刻苦认真地在无产阶级组织“行列中间”进行工作的资产阶级的“优秀的”知识青年描绘得惟妙惟肖。（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0-361页。--编者注）◎第700页◎
对杜林的评论（第3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5-366页。--编者注）好像是预示了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在9年以后所写的有名的《反杜林论》一书的内容。这本书有策杰尔包姆的俄译本，可惜这个译本翻译得很糟，不仅有许多遗漏，而且有不少错误。信里还有对杜能的一段评论，其中也牵涉到李嘉图的地租论。（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5-366页。--编者注）马克思早在1868年就坚决驳斥了“李嘉图的错误”，而在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中则已把这些错误彻底驳倒了。但是，直到现在，从我国十足资产阶级的、甚至是“黑帮”（注：黑帮是指1905-1907年沙皇俄国警察当局和一些君主派团体为镇压革命运动、杀害进步人士和制造反犹太人暴行而建立的武装暴徒组织。黑帮队伍的主要来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店铺老板、无业游民以及刑事犯罪分子等等。为了同黑帮作斗争，革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战斗队、自卫队等。
在1905-1917年间，黑帮一词也泛指沙皇俄国反动的君主派团体如俄罗斯人民同盟、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以及极右的党派和组织。--544、669、690、701、752、780。）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起，直到“准正统派”马斯洛夫，所有这些修正主义者都仍然在重复这些错误。
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毕希纳的评论，其中谈到他的庸俗唯物主义和从朗格著作（“教授式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正常的依据！）中抄来的“肤浅的废话”（第4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67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来谈谈马克思的革命政策。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居然流行着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市侩观念，以为具有特殊斗争方式和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的革命时期是变态，而“宪制”和“极端反对派”却是常规。当今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像俄国那样发生这样深刻的革命危机，同时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对革命采取这样怀疑和庸俗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降低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我们这里的人总是从革命内容是资产阶级的这一事实得出肤浅的结论，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则负担次要的、附属的任务，认为无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第701页◎
马克思在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是多么有力地揭穿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肤浅看法呀！拿1866年4月6日写的一封信来说吧。马克思当时已经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在他写这封信的14年前，他已经最后作出了对于德国1848年革命的估价。（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一些最重大问题的观点，是在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0-597页）中阐述的。关于这部著作，参见注318。--702。）1850年，他自己否定了自己在1848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幻想（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2-514页。--编者注）。在1866年，他刚开始看见新的政治危机在日益增长的时候，便写道：
“我们的庸人〈指德国自由派资产者〉终究会了解到，如果没有一次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的革命，结果又会引起一场三十年战争……”（第13-1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18页。--编者注）
这里丝毫也没有幻想即将到来的革命（这次革命是从上面发生的，而不是像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从下面发生的）会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个革命只是推翻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君主制度。而他对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多么大的信心啊！这位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巨大作用的无产阶级战士充满着多么强烈的革命热情啊！
过了三年，在拿破仑帝国崩溃的前夜，马克思指出法国发生了“非常有趣的”社会运动，他非常高兴地说道，“巴黎人为了准备去从事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斗争，又在细心研究他们不久前的革命历史经验了”。马克思描写了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揭示出来的阶级斗争以后，得出结论说（第56页）：“整个历史的魔女之锅就沸腾起来了！什么时候我们那里〈德国〉也会这样呢！”（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84-585页。--编者注）◎第702页◎
这正是俄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向马克思学习的地方。他们因怀疑论而软弱无能，因书呆子气而麻木不仁，他们惯于念忏悔词，很快就厌倦革命，像盼望节日似的盼望葬送革命，渴望用宪法条文来代替革命。他们应该向无产者的这位理论家和领袖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直接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学究们以为这全是伦理的空谈，全是浪漫主义，缺乏现实主义！不，先生们，这是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的结合，不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布伦坦诺主义（注：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是指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重要代表人物路·布伦坦诺的改良主义学说，亦即布伦坦诺主义。布伦坦诺鼓吹可以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平等，解决工人的问题。列宁指出，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参看本版选集第3卷第587-588页）。--379、623、703。）、司徒卢威主义（注：合法马克思主义即司徒卢威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合法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敏锐地看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303、515、547、703、761。）和桑巴特主义（注：桑巴特主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流派，因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威·桑巴特得名。桑巴特在其活动初期是个涂上了薄薄一层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活动家，后来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列宁曾指出，桑巴特之流“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造马克思主义，从而用布伦坦诺主义偷换了马克思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03页。）。--703。）。马克思的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谁把冷静地肯定客观情况的理论曲解为替现状辩护，以至于尽快地使自己去适应每次革命的暂时低潮，尽快地抛弃“革命幻想”而去从事“现实主义的”小事，那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就是在那些仿佛最平静的、如他所形容的“田园诗般的”时期，或如《新时代》杂志编者所说的“死水一潭的沉闷”时期，也能够觉察到革命即将临近，而启发无产阶级去认识他们所担负的先进的革命任务。而我们俄国那些把马克思庸俗化的知识分子，却在最革命的时期教导无产阶级采取消极的政策，采取“随波逐流”、悄悄支持时髦的自由主义政党的最不稳定分子的政策！
马克思对公社的评价是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的精华。拿这种评价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所采用的手段对照一下，是特别有益的。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以后，灰心丧气地喊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注：这句话出自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再论我们的处境（给Ф.同志的信）》一文（载于1905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4期）。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说：“不合时宜地发动起来的政治罢工导致了莫斯科、索尔莫沃、巴赫穆特等地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我们的无产阶级表现得强大、勇敢和具有献身精神。但是他们的力量总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本来是不难预见到的。因此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12页）--682、703。）他居然还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说马克思在1870年也曾阻止过革命。◎第703页◎
是的，马克思也曾阻止过革命。但请看看，普列汉诺夫所作的这种比拟，正好表明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有天渊之别。
在1905年11月，即第一次俄国革命高潮的一个月以前，普列汉诺夫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注：1905年11月，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处境》一文中写道：“只是得到左轮手枪或匕首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会使用它们。70年代的革命家们这方面是行家，我们的同志们还远不及他们。我们必须尽快填补自己革命教育中的这一空白。善于使用武器应成为我们中间拥有武器者理所当然地自豪的事情和尚未得到武器者羡慕的事情。”（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3卷第352页）--704。）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就马上扮作一个悔罪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1870年9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马克思已在有名的国际宣言（注：指马克思在1870年9月6-9日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3-352页）。--704。）中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蠢举。他事前就揭露了以为1792年的运动可能再现的民族主义幻想。他不是事后，而是好几个月以前就说过“用不着拿起武器”。
当他自己在九月声明中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在1871年3月开始实现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像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事件那样）来专门“挖苦”自己的对手，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注：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马克思和列宁高度评价布朗基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同时坚决批判他们的密谋策略，指出：布朗基主义企图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是完全错误的。--151、268、493、653、692、704、735。）呢？他是否像一位女训导员那样唠叨说，我曾经讲过，我曾经警告过你们，而现在你们看，你们的浪漫主义，你们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他是否也像普列汉诺夫教训十二月起义的战士那样，用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类自鸣得意的庸人的说教来教训公社活动家呢？
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393页。--编者注），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第704页◎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说成是蠢举，但到了1871年4月，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
他当时说，这是要打破官僚军事机器的尝试，而不是简简单单把这个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他讴歌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所领导的巴黎“英勇的”工人。他当时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第88页）……“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方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深思熟虑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另一方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法：“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对待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批评那些“奋不顾身的”、“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骤。
现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那些在1906-1907年大骂革命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聪明才子们，在当时不知会怎样讥笑马克思！他们看到这位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这位空想的敌人赞扬冲天的“尝试”时，不知会怎样嘲笑他呢！那些套中人（注：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559、705、734。）看到这种所谓暴动意图和空想主义等等，看到对冲天的运动所作的这种估价时，不知会怎样掉泪、冷笑或表示怜悯！
而马克思丝毫没有像绝顶聪明的鮈鱼（注：绝顶联盟的鮈鱼出典于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故事。故事说，一条鮈鱼感到处处有丧生的危险，便常常东躲西藏，提心吊胆地度日，而却自以为绝顶聪明。--705。）那样害怕讨论革命斗争最高形式的技术问题。他讨论的正是起义的技术问题。是防◎第705页◎御，还是进攻呢？--他写道。好像军事行动就在伦敦附近发生似的。接着他自己解答说：一定要进攻，“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这是在1871年4月，在伟大的流血的五月的几个星期前写的……
一个是当起义者开始了冲天的“蠢举”（这话是1870年9月说的）时说，“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另一个是当在1905年12月必须用武力来抵抗敌人夺取我们已经赢得的自由的初次侵犯时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马克思继续从技术上提出批评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请注意，这是军事指挥机关，是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
马克思善于警告领导者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他对待冲天的无产阶级，却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现的，因为群众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终究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他当时写道：“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
马克思没有向无产阶级隐讳公社所犯的任何一个错误，他为这一业绩而写的一部著作，至今还是“冲天的”斗争的最好的指南，同时也是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瘟猪”最害怕的东西。（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3-404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为十二月事件写的一部“著作”，却几乎成了立宪◎第706页◎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62、298、531、689、707、723、741、762、783。）的福音书。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库格曼在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大概是表示怀疑，认为事情没有希望，说必须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而不要采取浪漫主义态度，--至少他是拿公社，即拿起义同巴黎1849年6月13日的和平示威相比较。
马克思立刻（1871年4月17日）对库格曼作了严厉的驳斥。
他写道：“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叫作蠢举。但一旦群众举行了起义，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打官腔，教训他们。他懂得，谁想事先绝对确切地估计成功的机会，谁就是有意欺骗，或者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气。他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英勇地奋不顾身地积极地创造世界历史。马克思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绝对准确地估计成功机会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瞎说“本来容易预见到……本来就用不着拿起……”等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的。
同时，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殊死的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
我们现在那些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滥引马克思的话，只愿仿效他估计已往而不愿仿效他创造未来，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反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后开始“阻止……”时，根本就没有想到问题的这种提法。
而马克思正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在◎第707页◎1870年9月认为起义是蠢举这一事实。
他写道：“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编者注）
我们对于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教给我们的真正无产阶级政策的教训的简短介绍就到此结束。
俄国工人阶级已一度证明，并且还将不断证明，它有“冲天的”本领。
　　　　　　　　　1907年2月5日
载于1907年由新杜马出版社在彼得堡出版的小册子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373-382页◎第708页◎
《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1907年4月6日〔19日〕）
现在介绍给俄国读者的这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贝克尔以及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其他领袖的书信集，对我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
我们不打算详谈这些书信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史以及对于全面阐明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是无须说明的。我们只想指出一点，这就是，要了解这些书信，就必须熟悉论述国际史的基本著作（见耶克的《国际》俄译本，知识出版社出版），熟悉论述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史的基本著作（见弗·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莫里斯·希尔奎特的《美国社会主义史》）等等。
我们也不打算对这部书信集的内容作概括的叙述，以及对这些书信所涉及的各个历史时期加以评论。　这一点梅林在他的《与左尔格通信集》（《新时代》（注：《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费·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325、461、511、699、709。）第25年卷第1册和第2册）一文中已经出色地做到了，出版者大概会把它附在本书后面，或者以俄文单行本形式发行。（注：弗·梅林的《与左尔格通信集》一文没有收进本书的这一版。--709。）
在我们所处的革命时代，对俄国社会党人具有特殊价值的东◎第709页◎西，乃是战斗的无产阶级从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近30年（1867-1895年）的私人交往的活动中应当得出的那些教训。因此，我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献最初尝试向读者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左尔格书信的时候，也正是俄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方面的“迫切”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的《现代生活》（注：《现代生活》杂志(《Современная　Жизнь》)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刊物，1906年4月-1907年3月在莫斯科出版。为杂志撰稿的除格·瓦·普列汉诺夫外还有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等人。--710。），孟什维克的《评论》（注：《评论》文集(《Отклики》)是孟什维克的刊物，1906-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3集。第1集以《评论》为书名，另外两集以《〈评论〉社刊》为书名。为文集撰稿的有尔·马尔托夫、费·唐恩、德·柯尔佐夫等。--310。）），这是毫不奇怪的。现在我们要请读者注意的，也就是对本书信集中那些从俄国工人政党目前任务来看特别重要的地方所作的评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中谈得最多的是英美两国和德国工人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德国人，当时住在英国，而且又是同他们那位住在美国的同志通信。对于法国工人运动的问题，特别是巴黎公社的问题，马克思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库格曼的信（注：见《马克思致库格曼医生书信集》，俄译本由尼·列宁编辑并作序。1907年圣彼得堡版（序言见本卷第699-708页。--编者注）。）中谈得最多，也最详细。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教益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各该国家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么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大了。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实际的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给战斗的无产阶级确定任务的典范。◎第71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英美社会主义运动时，特别尖锐地批评它脱离了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英国“社会民主联盟”（注：费边派是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费边社于1884年成立。其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然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并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322-327页和第26卷第278-284页）。
社会民主党人是指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参加者。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于1884年8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1907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1920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294、711、719。）(Social-DemocraticFederation)和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大量言论中，始终贯穿着的是责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变成了“刻板的(starre)正统思想”，责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编者注），责备他们不善于适应在他们周围发生的、理论上虽然很弱但生命力很旺盛、气势很磅礴的群众性工人运动。恩格斯在1887年1月27日的信里感慨地说：“如果我们在1864-1873年间坚持只和那些公开承认我们纲领的人合作，那么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境地呢？”（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85页。--编者注）在这封信以前的一封信里（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谈到亨利·乔治思想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影响问题时写道：
“一两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bonafide“)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理论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76页。--编者注）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段话。我们这里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急忙引用这段话来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注：指非党工人代表大会。
关于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8页）。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有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对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思想的批判，见《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43-53页和第147-171页，第15卷第165-168页和第243-256页）等文。--711、774。）的主张或建立拉林的“广泛的工人党”一类的主张辩护。我们要问问这些急于“引用”恩格斯的话的人，你们为什么不用这一段话为“左派联盟”辩护呢？这几封被引证的信是在美国工人投票选举亨利·乔治的那个时期写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一位嫁给俄国人的美国人，翻译过恩格斯的著作--当时请求恩格斯（这可以从恩格斯给她的回信中看◎第711页◎出）把亨·乔治狠狠批评一顿。恩格斯回信说（1886年12月28日），这样做的时机还没有来到，最好是让工人政党根据不完全纯正的纲领开始形成起来。然后，工人自己就会明白问题在哪里，就会“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而妨害“工人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巩固起来（不管根据什么样的纲领）的举动，我都认为是巨大的错误”（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459页。--编者注）。
至于亨·乔治的思想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是完全荒谬的反动的这一点，恩格斯自然非常清楚，而且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在给左尔格的书信中，马克思1881年6月20日的一封信很值得注意，在这封信里，他对亨利·乔治作了评价，说他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马克思当时写道：“亨·乔治在理论方面是非常落后的(totalarrière)。”（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1页。--编者注）但恩格斯并不怕同这位货真价实的反动社会主义者一起去参加选举，只是要有人善于事先向群众说明“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的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7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谈到当时美国工人的一个组织“劳动骑士”（注：劳动骑士即高尚的劳动骑士团，是美国的群众性工人组织，在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该团是缝衣工人尤·斯蒂芬斯等人于1869年在费拉德尔菲亚建立的，起初是一个秘密团体。该团最早试图把美国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它联合不分民族的各工种工人，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另外也吸收了一些非无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该团的纲领带有浓厚的拉萨尔主义色彩，曾提出以建立合作社组织、推行合作的工业体系来代替工资制度，并要求实行土地改革。该团于1878年转入公开活动，以后逐步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工人组织。1874年仅有成员1万人，1886年已有成员70万人以上。在此期间，该团组织过几次成功的罢工。1886年以后，该团领导人走上否定阶级斗争的道路，该团的影响急剧降低，1893年成员减少到7万人。19世纪末，该团实际上已不存在。--712。）(KnightsofLabor)时说：“'劳动骑士'的最大的弱点〈直译是：腐败的地方，faulste〉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中立态度……　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编者注）
显然，这里一点也找不到可以替从社会民主党跳到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等等主张作辩护的东西。而任何一个不愿意被恩格斯指责为把马克思主义贬低成“教条”、“正统思想”和“宗派主义”等等◎第712页◎的人，则应当从这里认识到有时候必须同激进的“反动社会主义者”一起搞选举运动。
但是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谈论美俄两国的这些对比（我们提到这些，只是为了回答论敌），而是要分析英美工人运动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就是：无产阶级没有比较重大的全国性的民主任务；无产阶级还完全受资产阶级政治的支配；一小撮社会主义者由于宗派主义立场而脱离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丝毫不受工人群众欢迎等等。谁要是忘记了这些基本条件而从“美俄两国的对比”中得出一些广泛的结论，那就暴露出他自己极其肤浅。
恩格斯所以强调在这种条件下要成立工人的经济组织，是因为当时已经非常稳固地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向无产阶级提出了纯粹社会主义的任务。
恩格斯所以强调成立一个即令是纲领欠妥的独立工人政党的重要性，是因为当时所说的那两个国家中的工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独立性，他们在政治上过去和现在多半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
如果企图把从这种论述中得出的结论应用到如下的国家或历史时期，在这些国家或历史时期中，无产阶级比自由派资产者更早成立了自己的党，无产阶级根本没有投票选举资产阶级政客的传统，直接摆在面前的不是社会主义任务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如果企图这样做，那就是对马克思历史方法的嘲弄。
如果我们把恩格斯对英美两国运动的评论和对德国运动的评论对照一下，读者就会更加明了我们的意思。
对德国运动的评论在本书信集中也很多，并且非常值得注意。所有这些评论贯穿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思想：要谨防工人政党中◎第713页◎的“右翼”，要向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无情地（有时是猛烈地，如马克思在1877-1879年间所做的那样）开战。
我们先从书信中引证一些论述来证实这一点，然后再来作出评价。
这里首先必须指出卡·马克思对赫希柏格之流的评论。弗·梅林在他的《与左尔格通信集》一文中竭力缓和马克思以及后来恩格斯对机会主义者的抨击，而且做得我们认为有点过分。例如，在谈到赫希柏格之流的时候，梅林固执己见，认为马克思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注：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267、714。）的评价不正确。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里我们认为重要的，并不是从历史上来评价马克思对于某些社会主义者的抨击是否正确或者是否过分，而是马克思对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某些派别所作的原则性的评价。
马克思抱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拉萨尔派和杜林妥协（1877年10月19日的信），同时也指责“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德语”博士“是相当于我国”副博士“和”大学优等毕业生“的一种学位〉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fraternité)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注：《未来》杂志(《Die Zukunft》)是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办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杂志，1877年10月-1878年11月在柏林出版。社会慈善家卡·赫希柏格是该杂志的出版者。卡·施拉姆和爱·伯恩施坦是该杂志的撰稿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该杂志的方向。--714。）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第70封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1页。--编者注）。
在过了将近两年以后（1879年9月19日）写的另一封信里，◎第714页◎马克思驳斥了那种说他和恩格斯支持约·莫斯特的谣言，并向左尔格详细说明了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未来》杂志是赫希柏格、施拉姆、爱·伯恩施坦三人主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拒绝参加这种刊物的工作，可是当谈到由同一个赫希柏格参加并提供经费创办一种新的党的机关刊物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要求接受他们所指定的主笔希尔施去监督这个“由博士、大学生和讲坛社会主义者拼成的大杂烩”，然后又直接向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们发出一个通知，警告他们说：如果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施坦不改变自己的路线，那他们就要公开反对“这种糟蹋〈Verluderung--这个词的意思在德语中还要厉害些〉党和理论的行为”。（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8、390页。--编者注）
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处于像梅林在他的《党史》中所说的《混乱的一年》(《EinJahrderVerwirrung》)。在“非常法”（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299、715。）颁布以后，党并没有立刻找到正确的道路，最初还迷恋于莫斯特的无政府主义和赫希柏格之流的机会主义。马克思当时在谈到赫希柏格时写道：“这些家伙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实践上毫不中用，他们想把社会主义（他们是按照大学的处方来炮制社会主义的），主要是想把社会民主党弄得温和一些，把工人开导一下，或者像他们所说的，向工人注入'启蒙因素'，可是他们自己只有一些一知半解的糊涂观念。他们首先想提高党在小市民心目中的声望。这不过是些可怜的反革命空谈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9页。--编者注）
马克思所进行的“猛烈的”进攻，使机会主义者退却以至……销声匿迹了。马克思在1879年11月19日的一封信里通知说，赫◎第715页◎希柏格已被排除于编辑委员会之外，而党的所有有名望的领袖如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都已屏弃了他的那种思想。（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00页。文中提到的信的日期应为1879年11月14日。--编者注）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注：指《社会民主党人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是反社会党人法施行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周报）。它的主要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1879年9月-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1890年9月在伦敦出版。1879年9月-1880年1月格·亨·福尔马尔任编辑，1881-1889年爱·伯恩施坦任编辑。该报虽然在初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在恩格斯持续不断的指导和帮助下，坚持了革命策略，在聚集和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起了卓越作用。恩格斯曾称赞它是德国党的旗帜。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335、716。）已经由当时站在党的革命派方面的福尔马尔担任编辑。　又过了一年（1880年11月5日），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经常同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可悲的”(miserabel)办报方针进行斗争，并且往往斗争得很激烈(“wobei'softscharfhergeht”)。李卜克内西1880年曾到过马克思那里，并保证一切方面都将“改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49页。--编者注）
和平恢复了，战争还没有一点迹象。赫希柏格隐退了，伯恩施坦成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至少是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的时候止。
1882年6月20日，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说这一斗争已成往事：“一般说来，德国的情况非常好。虽然，党内著作家先生们曾经企图使党发生反动的转变，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工人处处受到的侮辱，使他们普遍地比三年前更加革命了。……这班先生〈党内著作家〉当时极力想用温良恭顺、卑躬屈膝的办法，乞求取消反社会党人法，因为这项法令剥夺了他们的稿费收入。只要这个法令一旦被取消，就一定会发生公开的分裂，而菲勒克、赫希柏格……之流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右翼；在他们还没有最后垮台以前，可以间或同他们进行谈判。这种意见我们在反社会党人法刚一颁布时就说过了，当时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在《年鉴》（注：《年鉴》即《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und Sozialpolitik》)是社会改良派的杂志，1879-1881年由卡·赫希柏格（用笔名路·李希特尔）在苏黎世出版。共出了3卷。这里谈到的文章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批判性的格言）》，刊登于《年鉴》第1卷。--716。）上发表了一篇可耻到了极点的文章，评论过去党的活动，并要求党采取比较文◎第716页◎雅礼让〈原文是”jebildetes“，不是gebildetes。恩格斯这里是指德国著作家的柏林口音〉的做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27-328页。--编者注）
1882年对伯恩施坦派（注：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266、284、294、494、582、654、717、762。）所作的这种预言，在1898年以及后来的年代已被光辉地证实了。
从那时起，特别是从马克思逝世以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在“过分地矫正”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所歪曲的路线。
1884年底。恩格斯斥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议员投票拥护航运补助金（注：1884年底，德国首相奥·俾斯麦为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发给轮船公司补助金，以便开辟通往亚洲东部、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线。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左翼反对发放航运补助金，而以伊·奥尔、约·亨·威·狄茨等为首的党团的右翼多数，在帝国国会就这个问题正式辩论以前，就主张向轮船公司发放补助金。1885年3月，在帝国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投票赞成开辟通往亚洲东部和澳洲的航线，同时以政府接受它的一些要求，包括新的船只只在德国造船厂建造，作为它同意俾斯麦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帝国国会否决了这一要求后，整个党团才投票反对政府的提案。党团多数的行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强烈反对。争论极为激烈，几乎造成党的分裂。恩格斯给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以坚决批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8-259、259-260、265、289、314-315、321页）。--717。）（“Dampfersubvention”，见梅林的《党史》）时所表现的那种“市侩偏见”。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说，他不得不为此写很多信（见1884年12月31日的信）。
1885年。恩格斯在评述航运补助金案全部经过时写道（6月3日）：“事情几乎弄到分裂的地步。”社会民主党议员的“小市民欲望”是“多么巨大”。恩格斯说：“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是不可避免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21页。--编者注）
1887年。左尔格写信给恩格斯说，党选举菲勒克之类的人（赫希柏格式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国会议员，只会使自己丢脸。恩格斯在回信中辩解说，没有别的办法，工人政党无法找到参加国会的理想人选。“右翼的先生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被容忍，只是因为有反社会党人法；一旦党重新获得行动自由，他们就会立即被驱逐出去。”并且一般说来，最好是“党比自己的议会英雄们好，而不要与此相反”（1887年3月3日）。恩格斯抱怨说，李卜克内西是一个调和分子，他总是用空话来掩盖分歧。但是事情一旦弄到分裂的地步，在◎第717页◎决定关头，他是会同我们站在一起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08-609页。--编者注）
1889年。在巴黎举行了两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注：两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是指1889年7月14-20日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法国可能派与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同时在那里召开的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根据法国社会党人的倡议，在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党人支持下召开的。以法国可能派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企图把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抓到自己手里，从而使自己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恩格斯坚决反对他们的这种企图，并积极地参加了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恩格斯在揭露机会主义者的阴谋时，尖锐地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对待可能派的调和主义态度，同时也批评了法国社会党人在策略上的错误。这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国际工人立法问题。在就该问题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工人们不仅要进行经济斗争，还要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把党的工作和工会的工作结合起来。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和每天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决议。代表大会没有通过建立第二国际的正式决议，但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代表大会。
可能派及其拥护者召开的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果。--718。）。机会主义者（以法国的可能派（注：盖得派和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派别。
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该派于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订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可能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保·布鲁斯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起初是法国工人党中改良主义的一翼，1882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1883年改称法国劳动社会联盟。该派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有“可能派”之称。1902年，可能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
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合并，统称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294、718。）为首）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了，恩格斯（他当时已经68岁）像一个少年一样投入战斗。有许多书信（从1889年1月12日至同年7月20日）都是谈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的。当时不仅机会主义者受到了抨击，而且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德国人也因为他们的调和态度而受到了抨击。
恩格斯在1889年1月12日写道：可能派已经卖身投靠政府。他还揭露了英国“社会民主联盟”(S.D.F.)成员同可能派的联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28-129页。--编者注）“为了这个该死的代表大会，我东奔西走，写许多信，没有功夫做别的事。”（1889年5月11日）恩格斯气忿地说，可能派奔走张罗，而我们的人却在睡大觉。现在连奥尔和席佩尔都要求我们去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但是这“终于”使李卜克内西睁开了眼睛。（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93页。--编者注）恩格斯和伯恩施坦共同写了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小册子（由伯恩施坦署名，但是恩格斯称它们为“我们的小册子”）（注：指《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和《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Ⅱ.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两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3-585、591-612页）。--718。）。
“除社会民主联盟外，可能派在整个欧洲没有得到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的拥护〈1889年6月8日〉。所以他们只得回到非社会主义的工联方面去。”（请我国崇拜广泛的工人党和工人代表大会等等的人们注意！）“从美国来参加他们大会的只有一个劳动骑士的代表。”对手还是在同巴枯宁派作斗争中遇到的那个。“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同样是向资产阶级出卖原则，以换取小小的让步，主要是为几个领导人谋取一些肥缺（市参◎第718页◎议员、劳动介绍所的领导人员等等）。”布鲁斯（可能派的领袖）和海德门（同可能派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联盟的领袖）正在攻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企图组成一个“新国际的核心”。
“你简直想象不到德国人幼稚到何等地步。我连向倍倍尔说明问题所在，也花了很大力气”（1889年6月8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22页和第223页。--编者注）当两个代表大会已经开过，当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在数量上超过可能派（可能派当时同工联主义者、社会民主联盟以及部分奥地利人等等联合起来了）的时候，恩格斯简直高兴极了。（1889年7月17日）（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1-243页。--编者注）他高兴的是李卜克内西等人的调和主义方案和提案都宣告失败了。（1889年7月20日）“我们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报应。也许这会把他们的病医好一些时候。”（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5页。--编者注）
……梅林说得对（《与左尔格通信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爱讲什么“客气”：“他们每次打人从不怎么犹豫，但每次挨打也从不叫苦。”恩格斯有一次写道：“如果以为他们的那些小针头能够刺穿我这一层又老又厚的硬皮，那他们就错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57页。--编者注）梅林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时写道：他们希望别人也养成他们那种不为情感所动的性格。
1893年。把“费边派”（注：费边派是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费边社于1884年成立。其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然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并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322-327页和第26卷第278-284页）。
社会民主党人是指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参加者。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于1884年8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1907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1920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294、711、719。）鞭打了一顿，这是……谴责伯恩施坦派的时候自然要做的事（要知道，伯恩施坦在英国“费边派”那里“培养”他的机会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第719页◎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而应当归公社所有，至少是在开头应该这样做。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作敌人来坚决地进行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对抗，而是要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他们当选。他们这样做不是使自己受欺骗和受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当他们一回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煞阶级斗争时，那就糟糕了。他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主张阶级斗争。
费边派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也有钱'。……”（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8页。--编者注）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1894年。农民问题。恩格斯在1894年11月10日写道：“在大陆上，随着运动的日益发展，渴望获得更大成就的心理也在加强，而名副其实的猎取农民的活动就风行起来了。起初，法国人通过拉◎第720页◎法格在南特不仅声明说：直接加速小农的破产，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一点资本主义会替我们操心；而且还说：必须直接保护小农，使他们不受国库、高利贷者和大地主剥削。但是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赞同的，因为第一，这是愚蠢的；第二，这也是不可能的。接着，福尔马尔又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他打算收买全体农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亚要收买的农民，不是莱茵河流域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农，而是中农，甚至是剥削雇农和大批地买卖牲口和粮食的大农。除非我们放弃一切原则，否则是不能同意这一点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0-511页。--编者注）
1894年12月4日：“……巴伐利亚人变得非常机会主义的了，并且几乎成了普通的人民政党（我指的是大多数领袖和许多新入党的人）；在巴伐利亚邦议会中，他们投票赞成整个预算，特别是福尔马尔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其目的不是为了吸引雇农，而是为了吸引上巴伐利亚的大农，这些人占有土地25-80英亩（10-30公顷），就是说非使用雇工不可。……”（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18页。--编者注）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批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庸俗习气和市侩习气。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事实。一般人都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看作实行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策和策略的模范，但是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怎样经常不断地同该党“右翼”（恩格斯的说法）作斗争。恩格斯逝世不久，这种斗争就从秘密转向公开了，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数十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恩格斯（以及马克思）所作◎第721页◎的劝告、指示、纠正、威胁和教导中，贯穿着两条路线。对于英美社会主义者，他们总是坚持不懈地号召同工人运动打成一片，铲除自己组织中的狭隘的顽固的宗派主义精神。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总是坚持不懈地教导不要陷入庸俗习气、“议会迷”（注：“议会迷”是列宁著作中多次出现过的一个词。列宁用它来形容那种认为议会制度是万能的、议会活动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政治斗争的唯一的主要的形式的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已使用过这个词。例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写道：“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样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5页）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里写道：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比议会中任何其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样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们作为议员的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同上，第578页）。--571、722。）（马克思在1879年9月19日信里使用的说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91页。--编者注）和市侩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泥坑。
我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长舌妇喋喋不休地谈论前一种劝告，而闭口不谈后一种劝告，这难道不值得玩味吗？在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时所表现的这种片面性，难道不是我们俄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片面性”的明证吗？
现在，当国际工人运动出现严重动荡和动摇的征兆的时候，当机会主义、“议会迷”和庸俗改良主义的极端表现引起完全相反的革命工团主义的极端表现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纠正”英美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时所采取的总路线就获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工党、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议会、不论在选举中或报刊上都根本看不到一贯的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教导社会党人无论如何要打破狭隘的宗派圈子，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以便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振作起来，因为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无产阶级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独立性。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舞台--在几乎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历史任务的条件下--完全被趾高气扬的资产阶级占据着，被这个在欺骗、腐蚀和收买工人的手腕上举世无双的资产阶级占据着。◎第722页◎
如果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可以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为了研究各特定国家工人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而是为了打知识分子的、派别组织的小算盘。
相反，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过去和现在都被“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军事专制”（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使用的说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22页。--编者注）统治着、无产阶级早已参加政治生活并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怕的是用议会活动来限制和用庸人观点来缩小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规模。
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我们尤其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加以强调，提到首位，因为我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广大的、“出色的”、富有的报刊正用各种办法向无产阶级鼓吹邻邦德国工人运动“模范的”忠顺态度和合法的议会活动，鼓吹它如何温文尔雅。
背叛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制造这种别有用心的谎言，并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由于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62、298、531、689、707、723、741、762、783。）营垒中某些过去的大臣或未来的大臣品德败坏。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俄国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资产者的根本的经济利益。俄国一切社会党人在同这种谎话、这种“愚化群众”（“Massenverdummung”--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信中使用的说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7页。--编者注）的行为作斗争中，都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当作必不可少的武器。
自由派资产者制造的别有用心的谎言，要人民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举止如何“文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第723页◎理论的创始人则告诉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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