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您有时候把我国纸币发行额的增加所造成的物价上涨，看成是耐普曼抬高物价了。这就错了。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56—265页◎第715页◎
载于1926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7号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
（1922年11—12月）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一件文献。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召开。大会开幕式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的会议从11月9日起在莫斯科举行。58个共产党、3个其他政党（意大利社会党、冰岛工人党、蒙古人民党）以及5个工人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美国黑人组织、国际工人援助会）的408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下列问题：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关于资本的进攻、关于共产国际纲领、关于共产党员在工会中的任务、东方问题和土地问题等等。
列宁在1922年10月7日俄共（布）中央全会上被选入俄共（布）代表团领导小组，他领导了俄共（布）代表团的全部工作，并积极参加了大会重要决议的起草。他还时常会见参加大会的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代表，帮助他们制定革命行动的政策和策略。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俄国问题的决议，给新经济政策以高度评价。大会指出，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保障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免遭帝国主义国家侵犯和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危险。大会号召全世界劳动者大力支援苏维埃俄国。
大会详细分析了国际革命运动的现状和任务，认为共产国际执行的统一战线策略是正确的。关于共产国际策略的提纲规定了共产党反击资本的进攻和根据统一战线的策略加紧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任务。大会从统一战线策略出发提出了工人政府的口号，认为工人政府是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形式。）
（注：大会讨论了凡尔赛体系建立后的国际形势，指出这个体系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加剧了军国主义化和增加了新的世界大战危险。因此，大会号召各国共产党，首先是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
大会采取了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新步骤，向海牙国际和平大会、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以及各国工会发出公开信，号召它们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资本的进攻和战争危险。大会确定了共产党人在工会运动中的任务，提出了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口号。
在讨论共产国际纲领问题的时候，大会考虑了列宁的建议，没有把这个纲领作为定稿加以通过，准备对它作更细致的推敲。11月21日，大会通过了以俄共（布）代表团的草案为基础的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决议，决定把所有的纲领草案转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进行研究加工，同时责成各国党起草本国的纲领。
大会分析了被压迫的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为了更确切地阐述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在土地问题上的行动纲领草案。
大会还在一些专门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讨论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美国、南斯拉夫、丹麦等国共产党的活动。）
2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1月13日）
（列宁同志出现时，全场热烈鼓掌、欢呼，经久不息。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同志们！在发言人名单中，我被列为主要报告人，可是你们知道，我在久病之后不能作大报告。我的讲话只能作那些最重要的问题的引子。我的讲题范围是很有限的。《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个题目太广、太大了，要一个人在一次讲话中把它说透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来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即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我有意只谈这一小部分，是要让大家了解目前这一最重要的问题，至少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此刻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这样，我要讲的是我们怎样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我们靠这个政策取得了哪些成果。如果只讲这个问题，也许我能作一个总的概◎第716页◎述，使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总的了解。
如果从我们怎么会实行新经济政策谈起，那我就应当提到我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注：见本版选集第3卷第511—540页。——编者注）。1918年初，我在一次短短的论战中恰巧谈到我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我当时写道：
“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即当时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注：见本版选集第3卷第521页。——编者注）
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但也没有愚蠢到不会研究这种问题。
可见，我在1918年就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是一个进步。这话听起来很奇怪，甚至可能很荒谬，因为那时我们共和国就已经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了；那时我们每天都在非常匆忙地——也许是过于匆忙地——采取各种新的经济措施，而这些措施只能说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但我那时还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一个进步，而且我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思想，还简单地列举了俄国经济制度中的几种成分。这些成分依我看来有以下几种：“(1)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注：见本版选集第3卷第522页。——编者注）这几种经济成分当时在俄国都存在。那时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第717页◎要说明这些成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是否应当把非社会主义成分之一即国家资本主义看得高于社会主义。我再说一遍，在一个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里，竟把一种非社会主义成分看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高，还要优越，这在大家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但是，如果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决没有把俄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种单一的和高度发达的东西，而是充分认识到，俄国除了社会主义形式的农业之外，还有宗法式的农业，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那问题也就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资本主义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
我进而自问：这几种成分哪一种占优势呢？显然，在小资产阶级环境里，占主要地位的是小资产阶级成分。我那时认识到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优势。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当时在一次与现在的问题无关的专题论战中，我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对待国家资本主义？我回答自己说，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适宜的形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虽然已经完成了社会革命，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或基础都没有估计过高；相反，我们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认识到，如果我们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好了。
我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只有注意到这一点，第一，才能说明现在的经济政策是什么，第二，才能由此作出对于共产国际也很重要的实际结论。我不想说我们事先已有一个准备好了的退却计划。这是没有的。这短短几行论战性的文字，在当时决不是什么退却计划。例如，很重要的一点，即对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根本意义的贸易自由，在这里就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但这毕竟提出了一个大致的、还不明确的退却思想。我认为无论从经济制度至今还很落后的国家来看，或是从共产国际和西欧先进国家来看，◎第718页◎我们都应当注意到这一点。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在制定纲领。我个人认为，我们最好现在对所有的纲领只作一般的讨论，即所谓一读，然后送去付印，但不在现在，不在今年最后作出决定。为什么呢？我想首先当然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纲领未必都很好地考虑过。其次还因为我们几乎根本没有考虑过可能的退却和保障这一退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发生了像推翻资本主义和十分艰难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根本变化的时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我们不仅必须知道当我们直接转入进攻而且取得胜利的时候，应该怎样行动。在革命时期这并不怎么困难，也不怎么重要，至少这不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进行革命时，常常会有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向他们进攻，就会容易取胜。但这还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敌人如果相当沉着，他就会预先结集力量等等。那时他会很容易挑动我们去进攻，然后把我们抛回到好多年前的境地。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作好有可能退却的准备，这种思想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不仅从理论上来看是如此。即使从实践上来看，凡是在不久的将来准备直接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政党，现在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保障自己退却的问题。我认为，除了从我国革命经验中吸取其他一切教训外，如果我们还能注意到这个教训，那么，这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害处，而且在许多场合下很可能对我们有好处。
我已经着重谈了我们还在1918年就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一条可能的退却路线，现在我来谈谈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我再说一遍，当时这还是一个很模糊的思想，但是到了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地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第719页◎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于我们自然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的。就在当年春天，我们一致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看见我们中间有什么重大的意见分歧。到现在，即过了一年半以后，在1922年底，我们已经能够作一些比较了。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这一年半多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度过的呢？结果如何呢？这次退却对我们是不是有利，是不是真正拯救了我们，或者结果还不清楚呢？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主要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主要问题对于各国共产党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回答如果是否定的，那我们大家就注定要灭亡了。我认为，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就是说，过去的一年半，绝对肯定地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这一考验。
我想现在来证明这一点。为此我应当简略地谈谈我国经济中的各个组成部分。
首先谈谈我们的金融体系和出了名的俄国卢布。俄国卢布的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亿，我看，单凭这一点，俄国卢布就够出名的了。（笑声）这可真不少。这是天文数字。我相信，在这里甚至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全场大笑）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数字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也是如此，◎第720页◎因为零是可以划掉的。（笑声）在这种从经济观点来看也是完全不重要的艺术中，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点成就，我相信今后还会在这种艺术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真正重要的是稳定卢布的问题。（注：1922年10月2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发行1923年版纸币的决定。按照列宁签署的这一决定，1个1923年版卢布等于100万停止流通的卢布，或等于100个1922年版卢布。发行1923年版卢布是苏联1922-1924年币制改革第一阶段中的措施之一。苏联这次币制改革导致了卢布的稳定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经济政策成就的取得。）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优秀力量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一任务具有决定意义。如果我们能够使卢布稳定一个长时期，然后永远稳定下来，那我们就胜利了。那时这些天文数字，什么万亿、千万亿就算不了什么。那时我们就能把我们的经济放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并在坚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可以向你们列举一些相当重要而又有决定意义的事实。1921年，纸卢布币值的稳定期不到3个月。1922年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稳定期已经持续5个多月了。我认为，这一点已经足够了。如果你们要我们科学地证明我们将来能够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这当然还是不够的。不过要完全充分证明这一点，我看是根本不可能的。上述材料证明，从去年我们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到今天我们已经学会向前行进了。既然我们学会了这一点，那么我相信，我们今后还可以学会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只要我们不干出什么特别的蠢事来。可是，最重要的是商业，即我们所必需的商品流转。两年来我们虽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因为大家知道，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几个星期以前才拿下（注：符拉迪沃斯克（即海参崴）是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的部队于1922年10月25日解放的。日本不得不从远东撤离其军队。）），到现在才开始真正系统地进行我们的经济工作，但我们还是使商业开展起来了，而且使纸卢布的稳定期从3个月增加到5个月，因此我认为，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可以对此感到满意了。要知道，我们是孤立无援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得不到任何借款。那些把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得如此“出色”，以致眼下还不知道走向何处的资本主义强国，哪一个都没有帮助◎第721页◎过我们。他们通过凡尔赛和约（注：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订。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建立了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的金融体系。这些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管理尚且如此，那我认为，我们这些落后无知的人居然懂得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懂得了稳定卢布的条件，也就可以心满意足了。这一点并不是用什么理论分析，而是用实践来证明的。我认为，实践比世界上所有理论争论都更为重要。而实践证明，我们在这里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就是说我们开始朝着稳定卢布的方向推动经济，这对于商业，对于自由的商品流转，对于农民和广大小生产者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的社会目标。最主要的当然是农民。1921年，无疑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心情不满。当时还发生了饥荒。这对农民说来，是一次最严重的考验。当时外国都大叫大嚷地说：“看呀，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饥荒是国内战争的恶果，他们当然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这也是很自然的。1918年开始向我们进攻的地主和资本家，都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饥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当时的饥荒确实是一场严重的大灾难，这场灾难有葬送我们整个组织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危险。
这样，现在我要问一下：在这场空前的意外灾难之后，在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在给农民以贸易自由之后，现在情况怎样呢？答复是很清楚的，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交纳了大量的粮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我们可以放心地下这个论断。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比任何统计数字的证据都重要。农民在我国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农民今天的状况，已经使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会有什么反对我们的活动了。我们这样说是心中完全有数的，一点◎第722页◎也不过甚其词。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农民可能对我们政权这一那一方面的工作不满意，他们可能对此有怨言。这当然是可能的，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的机关和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还很糟糕，还不能防止这种现象，但无论如何，全体农民对我们已经完全没有什么严重的不满了。这是在一年中取得的成就。我认为这已经很不少了。
下面谈谈轻工业。在工业方面我们应当把重工业和轻工业区分开，因为两者的情况不同。至于轻工业，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方面出现了普遍的高涨。我不想来谈一些细节。我的任务不是列举统计数字。但这个总的印象是有事实根据的，我可以担保，这个印象的基础丝毫没有什么不可靠的或不确切的东西。轻工业有了普遍的高涨，因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一点在其他地区要差一些，因为那些地区主要是重工业，因此不能一概而论。我还是要再说一遍，轻工业无疑正处于高涨状态，所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也是毫无疑问的。1921年春天，这两个城市的工人有过不满。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们天天都在注意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情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会看错的。
第三个问题是重工业问题。我应当说，这方面的整个情况还是严重的。在1921—1922年，这方面情况有了某种转变。因此我们可以期望，不久的将来情况会有好转。我们已经多多少少筹集了为此所需的资金。在资本主义国家，要改善重工业的状况，就需要有若干亿的借款，否则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证明，落后国家要有几亿美元或金卢布的长期借款，才有可能发展重工业。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借款，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什么借款。现在关于租让等等所写的一切，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我们近来关于◎第723页◎这个问题，特别是关于厄克特的租让合同问题写得很多。我们的租让政策，我觉得是很好的。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没有一个有利可获的租让项目，这一点请大家不要忘记。可见，对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来说，重工业的状况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富有国家的贷款。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有了明显的改善，并且我们看到，我国的商业活动已经使我们得到了一些资本。诚然，目前还是很少的，才2000万金卢布多一点。但总算有了一个开端，我们的商业使我们得到了资金，我们可以用来发展重工业。不管怎么说，目前我国的重工业仍然处于很困难的状态。但是我认为，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已经能够积蓄一点资金了。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做。这些资金往往是取之于民的，我们现在还是应当节约。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怎样削减我们的国家预算，精简我们的国家机关。我在下面还要谈谈我们的国家机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精简我们国家机关，我们必须尽可能节约。我们在各方面都实行节约，甚至在办学上也实行节约。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重工业。而要使重工业情况变好，就需要好多年的工作。
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资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资金，那我们就会灭亡，就不能成为文明国家，更不用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步骤。我们已开始积累为重工业的自立所必需的资金。固然，我们至今搞到的数目才2000万金卢布多一点，但总算是有了，而且是专门用来发展我们的重工业的。
我想，我已经照我所答应的，概括地向你们叙述了我国国民经◎第724页◎济最主要的部门；我想，根据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说，新经济政策现在已经收到了成效。我们现在已经有证据说明，我们这个国家能够经营商业，能够保持农业和工业的巩固阵地并向前走。实际工作证明了这一点。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暂时是足够了。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我们也懂得我们还必须学习。我们已经执政五年了，而这五年我们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可见我们是有成绩的。
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农民拥护我们。很难有比农民更拥护我们的人了。农民知道，他们在世界上最痛恨的地主是拥护白卫分子的。所以农民十分热诚地拥护我们。使农民保卫我们、反对白卫分子，这是不难办到的。过去痛恨战争的农民，尽一切可能支援了抗击白卫分子的战争，抗击地主的国内战争。但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实质上这里所涉及的只是政权留在地主手里还是留在农民手里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农民明白，我们是为了工人夺取政权的，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这个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做好经济准备。我们不能用直接的方法来进行这种准备工作。我们不得不用迂回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与国家资本主义的通常概念不同。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的敌人却把它说得毫无意义。这是不对的。土地属于国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我还要说，我们今后的一切活动都应当只在这些范围内展开。我们已经使我国农民满意了，使工业和商业都活跃起来了。我已经说过，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从字面上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首先，我们租出去的只是一部分中小工业，其余◎第725页◎的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至于商业，我还想着重指出，我们在设法建立合营公司。我们已经在建立这种公司，这种公司的资本，一部分属于私人资本家，而且是外国资本家，另一部分属于我们。第一，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学习做生意，这对我们是必要的。第二，如果我们认为必要，我们随时都可以取消这种公司，所以可以说，我们一点也不担风险。我们向私人资本家学习，仔细研究我们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犯了哪些错误。我觉得，我能够谈的就是这一些。
另外，我还想谈几个不很重要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这一点，谁都不能比我判断得更好，看得更清楚。（笑声）为什么我们会干出蠢事来呢？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第一，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第二，我国的教育程度极低。第三，我们得不到外援。没有一个文明国家帮助我们，相反地，它们都在反对我们。第四，由于我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过错。我们接收了旧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不幸。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常常反对我们。事情是这样的，1917年我们夺取政权之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曾对我们实行怠工。当时我们被吓住了，便请求说：“请回到我们这儿来吧。”于是他们全都回来了，而这就是我们的不幸。现在我们有一大批职员，但是缺乏有相当真才实学的人来切实地管理他们。实际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在上面，在我们执掌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工作人员还在勉强履行其职责，可是在下面，他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常常反对我们的措施。在上面我们有多少自己人，我不知道，可是我想总共不过几千人，最多也不过几万人。但是在下面，却有几十万沙皇和资产阶级社会留下来的旧官吏，他们部分自觉地，部分不自觉地反对我们。在这方面，短时期内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方面我们要作多年的努力，才能改善机关，改变它的面貌并吸收新的力量。这个◎第726页◎工作我们做得相当快，也许太快了。我们办了苏维埃学校和工人预科，有几十万青年在学习，也许学得太快了，但是，工作总算是开始了，我想，这个工作一定会收到成效。只要我们做得不是太匆忙，几年之后就可以培养出大批能根本改变我们机关面貌的青年来。
我说过，我们干了许多蠢事，但在这方面我也应当谈谈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要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毕竟是全然不同的。我们刚刚开始学习，但我们是在进行系统的学习，我们深信，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成绩。如果我们的敌人，即资本家和第二国际英雄们强调我们干的蠢事，那让我在这里引一位俄国著名作家的话来作个比喻，我把这句话稍微改动一下，改成这样：布尔什维克干蠢事，好比是布尔什维克说“二二得五”，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即资本家和第二国际英雄们干蠢事，就好比是他们说“二二得蜡烛”。（注：这里是借用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中一个地主毕加索夫的话。毕加索夫极端蔑视妇女，认为妇女愚昧无知，缺乏逻辑思维。他说：“一个男人，打个比方说，也许会说二二不得四，而得五或者三个半；可是一个女人却会说二二得蜡烛。”）这是不难证明的。就拿美、英、法、日同高尔察克签订的条约来说吧。（注：1919年5月26日，协约国最高会议给亚·瓦·高尔察克发出一份由伍·威尔逊、戴·苏合-乔治、乔·邦·克列孟梭、维·埃·奥兰多和西园寺公望共同签署的照会，声明愿意承认高尔察克，并提供军事装备、粮食和弹药的援助，以巩固他的“全俄执政者”的地位，但高尔察克必须履行下述条件：占领莫斯科后召开立宪会议；承认波兰和芬兰独立；如不能妥善解决俄国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高加索和外里海地区的相互关系问题，则将这个问题移交国际联盟，在此以前，承认这些领土为自治领土，等等。高尔察克在复信中表示愿意接受协约国提出的一系列条件。7月12日，英、法、美、意四国对高尔察克的答复表示满意，并重申愿意援助高尔察克。）请问世界上还有更文明更强大的国家吗？而结果怎么样了呢？它们不先盘算一下，不思索一下，也不观察一下，就答应帮助高尔察克。这是一次失败，我认为，即使从人的常识来看，这种失败也是难以理解的。
或者再拿凡尔赛和约这个更近更重要的例子来说吧。请问“了不起的”“显耀的”列强究竟在这里干了一些什么呢？它们现在有什么办法来摆脱这种一团糟的混乱状态呢？我再说一遍，我们干的蠢事比起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和第二国际一起干的蠢事来，简直算不了什么，我看这样说不是过甚其词。所以我认为，世界革命的前途（这是我应当简略论及的一个问题）是美好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我认为还会更好一些。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些条件。
在1921年第三次代表大会（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件文献。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52个国家的605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48个共产党、8个社会党、28个青年团、4个工团组织、2个反对派共产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西班牙工人共产党）以及13个其他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俄共（布）代表共72人，列宁是代表团团长。代表大会议程共22项，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意大利问题；共产国际的策略；红色工会国际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俄共（布）的策略；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国际的组织等。
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和大会的进行，并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他参与了大会主要决议的制定，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俄共（布）策略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和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并在一些代表团的会议上多次发言。
这次代表大会对年轻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条件制定共产国际的策略并研究共产国际的组织问题。在大会上，列宁除了关注同中派危险作斗争外，还非常关心同“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作斗争。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党策略的基础，提出了争取群众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实现统一战线策略的任务。）上，我们通过了一个关于各国◎第727页◎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法和内容的决议（注：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决议写得很好，但它几乎全是俄国味，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这是它的好的一面，也是它的坏的一面。它所以坏，是因为我相信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把它读完。我在讲话之前，又把它读了一遍。第一，这个决议太长，有50多节。这种东西外国人通常是读不完的。第二，即使读完，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读懂，因为俄国味太重。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用俄文写的——它已被出色地译成各种文字——而是因为它浸透了俄国气味。第三，即使作为例外，有个把外国人能读懂，他也无法执行。这是决议的第三个缺点。我同几个到这里来开会的代表谈过话，我虽然不能亲自参加大会——这对我来说是很可惜的，但是，我希望在代表大会今后的进程中，能够同更多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详细谈谈。我觉得我们写出这样的决议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我已经说过，决议写得很好，对它的50多节我都赞成。但是，我们不懂得，应该怎样把我们俄国的经验介绍给外国人。决议中所说的一切都成了一纸空文。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我认为，对我们大家来说，无论是俄国同志还是外国同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俄国革命五年之后，我们应当学习。我们现在刚刚有了学习的机会。我不知道这个机会能够保持多久。我不知道资本主义列强能让我们安心学习多少时候。但是，我们应当利用不打仗、没有战争的每个时机来学习，而且要从头学起。
全党和俄国各个阶层都有求知的渴望，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学习的愿望说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外国同志们也应当学习，但不是像我们那样学习——我们必须学习读、写和理解读过的东西，这对我们还是需要的。有人在争论，这属于◎第728页◎无产阶级文化，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文化？我不来答复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学习读、写和理解读过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外国人不需要这样做。他们需要更高深一点的东西，在这方面首先是他们也要理解我们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所写的、他们没有读过也不理解就签了字的东西。这应当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必须执行这个决议。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决议的俄国味太浓了，它反映的是俄国经验，所以外国人完全不理解，他们也决不会满足于把这个决议像圣像那样挂在墙角，向它祷告。这样做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他们应当吸收一部分俄国经验。至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也许，例如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会帮我们很大的忙，因为他们会向意大利人说明，意大利人还不够文明，他们的国家还不能保证不出现黑帮（注：黑帮是20世纪初在俄国为了对付革命运动而产生的一些反动的君主派组织的成员。他们维护大国沙文主义基础上的专制制度，充实沙皇政府的惩罚机构的力量。在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中，黑帮组织正式被取缔。黑帮这一名称变成了对极其反动的流派和组织评价的普通名词。）。也许，这是很有好处的。我们俄国人也应当设法向外国人解释这个决议的原理。不然的话，他们是绝对不能执行这个决议的。我坚信我们在这方面不但要向俄国同志说，而且也要向外国同志说：目前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学习。我们的学习是一般的学习。他们的学习则应当是特殊的学习，是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如果这一点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美好的。（热烈鼓掌，经久不息。高呼“我们的列宁同志万岁！”再次热烈欢呼。）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74—288页◎第729页◎
载于1922年11月15日《真理报》第258号
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
（1922年11月20日）
*（注：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是他最后一次对公众的讲话。莫斯科苏维埃全会是同莫斯科各区苏维埃的全会一道在大剧院开的。会议听取了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在市、区两级苏维埃改选前的工作报告。在会议议程进行完毕以后，列宁来到了会场，受到了极热烈的欢迎。据与会者回忆，尽管列宁身体不适，但他还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热烈鼓掌，唱《国际歌》）同志们！我很遗憾，也很抱歉，没有能够更早地出席你们的会议。据我所知，几个星期以前你们就准备给我安排一次访问莫斯科苏维埃的机会。我没有来成，因为我自从去年12月生病以后（注：1921年12月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让列宁休假。12月6日他去哥尔克（莫斯科省波多利斯克县）治疗和休息。在1922年1月13日以前，列宁在休假期间，继续进行日常工作，去莫斯科参加一些政治局会议和党的中央全会，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献，领导了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和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工作，答复了来信和来电，给予党的和苏维埃的机关以指示。），用专业的语言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失去了工作能力，由于工作能力减退，我不得不把这次讲话一星期一星期地往后推。我还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工作——你们都还记得，这部分工作起初加在瞿鲁巴同志身上，后来加在李可夫同志身上——再加在加米涅夫同志身上。用一个我曾用过的比喻，应当说，是突然要加米涅夫同志拉两辆车。尽管——还用这个比喻——应当说，这是一匹非常能干的负重耐劳的马。（鼓掌）但是毕竟不该拉两辆车，所以我现在急切地等待瞿鲁巴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回来，我们好把工作分配（注：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和这两个委员会副主席的分工问题，是列宁于1922年1-2月同亚·德·瞿鲁巴的通信中第一次提出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87-395页）。后来列宁制定了《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草案（同上，第43卷第147-155页）。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和阿·伊·李可夫参加了这一决定草案的制定。1922年12月列宁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同上，第43卷第315、320-322、326-327页）。）得稍微合理一点。由于工作能力减退，我了解工作情况用的时间要比我打算用的时间多得多。
1921年12月我不得不完全停止工作，那已经是年底了。那时我们正实行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当时就发现，这一转变虽然从1921年初就已开始，但是是相当困难的，我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实行这一转变已经不止一年半了，好像应该到时候了，大多数人应该按照新的情况，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的情况转到新的◎第730页◎岗位并各就其位了。
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的变动最少。在这方面我们继续执行从前采取的方针，我认为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向你们说，我们始终不渝地执行这个方针，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关于这一点用不着向你们作详细报告，因为攻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接着举行的游行示威，以及几天前大家在报上看到的国家联邦宣言（注：指远东共和国国民议会1922年11月14日通过的关于远东共和国同俄罗斯联邦重新合并的决定，合并的消息发表在1922年11月15日的各报上。决定的全文于1922年11月21日见报，是在列宁讲话之后。），都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用不着作任何改变。我们站在一条非常明确地划定的道路上，从而在世界各国面前保证自己取得了成功，尽管其中有几个国家直到现在还想声明不愿同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但是，经济关系和随之而来的外交关系正在建立起来，应该建立起来，而且一定会建立起来。凡是反对这样做的国家，都有落在别国后面的危险，也许在某些相当重要的问题上会有陷于不利地位的危险。这一点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了，而且不只是从报刊上看到。我想，同志们根据国外旅行得来的印象，也会相信发生的变化是多么大。用一个旧的比喻来说，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并没有换过车，既没有换过火车，也没有换过马车。
至于我们的国内政策，我们在1921年春换过一次车。这次换车是我们为压力极大的能说服人的情势所迫使的，因此我们之间对这次换车没有发生任何争执和意见分歧。但是这次换车还在继续给我们带来某些困难，要我说，是带来很大的困难。并不是因为我们怀疑转变是否必要，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怀疑；也不是因为我们怀疑试行新经济政策是否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不论在我们党内或在广大的非党工农群众中间，对这一点都没有任何怀疑。◎第731页◎
就这一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困难在于我们面临的任务需要经常吸收新人，需要实行非常措施和非常办法才能完成。我们这里还有人怀疑某种做法是否正确，在某一方面也还会有改变，所以必须指出，这两种情况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新经济政策”！一个奇怪的名称。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只是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向后退。我们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和怎样重整队伍、适应情况、重新组织，以便在退却之后开始极顽强地向前进攻，这一点我们还不知道。为了恰当地进行所有这些行动，在作出决定之前就应当像俗语所说的，不是量十次而是量百次。需要这样做，是为了克服我们在解决一切任务和问题中所遇到的难以置信的困难。你们都很清楚，我们作出了多大的牺牲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你们都知道，国内战争拖了多么久，消耗了多少力量。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攻克向我们大家表明（要知道符拉迪沃斯托克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鼓掌多时），我们是众望所归，大家希望我们占领。这里和那里都是俄罗斯联邦。这种众望使我们得以粉碎国内敌人，击退向我们进攻的国外敌人。这里我说的是日本。
我们已经争取到一个十分确定的外交局面，这就是为全世界所承认的外交局面。这一点你们大家都看到了。你们都看到了成果，但是，为此费了多少时间啊！现在，我们不论在经济政策或贸易政策上都使敌人承认了我们的权利。贸易协定的签订就证明了这一点。
一年半以前我们就走上了所谓新经济政策的道路，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在这条道路上这样步履维艰。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第732页◎的情况下：国家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完全脱离了常轨，经受了深重的灾难，我们现在不得不从极小极小的百分比，即战前的百分比来开始计算。我们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现实情况，这样有时就非常焦急烦燥，总以为这里的困难太大了。如果拿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跟普通资产阶级国家的情况相比，那任务就显得更大了。我们提出这个任务，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根本不指望得到富国的援助，虽然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可以得到这种援助的（注：在速记记录中接着是：“如果我们注意到通常叫作受援国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承担的非常之高的所谓利息，那就更其如此了。这实际上同援助相去甚远。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应该起一个远不如援助这样好听的名称才是。但是，连这种普通的条件对我们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俄文版编者注）。国内战争之后，我们差不多处在被抵制的状态，有人对我们说：我们不同你们保持我们习惯保持的、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是正常的经济联系。
从我们走上新经济政策道路算起已过去一年半还多了，从我们签订第一个国际条约算起时间就更长了，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对我们的抵制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表现出来。当我们进入新的经济环境时，我们不能有什么别的指望，然而我们并不怀疑，我们必须转变，必须靠单独干来取得成就。资本主义强国所能给我们的和将要给我们的任何援助，不但不能使这种情况消失，而且大概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加深这种情况的严重程度——这一点是愈来愈清楚了。“单独干吧”——我们对自己这样说。“单独干吧”——几乎每一个同我们作过某种交易、订立过某种合同或者开始某种谈判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我们这样说。特殊的困难也就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困难。我们用三年多异常艰苦、异常英勇的工作，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制度。在我们迄今所处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第733页◎工夫考虑我们是不是破坏得过多了，也没有工夫考虑牺牲会不会太大，因为牺牲已经够大了，因为那时开始的斗争（你们都很清楚，这一点用不着多讲了）是一场反对旧的社会制度的殊死斗争，我们反对这种旧制度，为的是争取生存与和平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我们已经争得了。这不是我们自己说的，也不是有可能被指责为偏护我们的证人的证词。这是我们的敌人营垒中的证人的证词；他们当然有所偏护，只不过不是偏护我方，而是完全偏护另一方。这些证人在邓尼金营垒中呆过，当过占领区的首领。我们知道，他们的偏护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遭到了很多破坏。由于他们，我们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损失，我们失去了各种各样宝贵的东西，而最宝贵的是无数人的生命。现在，我们要十分用心地认清我们的任务，要了解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放弃既得的成就。任何一个既得的成就我们都不放弃。（鼓掌）同时我们面临着崭新的任务，旧东西会成为直接的障碍。这个任务是最难弄明白的。但是必须弄明白，以便在需要千方百计达到目的时学会如何工作。同志们，我想，这些话和这些口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我病休的将近一年中，你们在处理自己手中的工作时实际上已从不同的角度，在千百种场合谈论过和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相信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只能使你们得出一个结论：现在我们需要有比以前在国内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更大的灵活性。
旧东西我们不应该拒绝。我们迁就资本主义强国而作的许多让步，使它们有充分的可能同我们来往，保证它们的利润，有时可能是比应得的更大的利润。同时，我们只从几乎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的生产资料中让出不大的一部分。最近报上讨论了英国人厄克特提出的租让问题（注：1922年10月底至11月初《真理报》上曾就同莱·厄克特签订合同的问题发表了一些争论文章。争论是按照列宁的建议组织的。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1922年10月30日列宁给格·列·皮达可夫和莫·伊·弗鲁姆金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17页）。），他在国内战争中差不多一直是反对我们的。他曾说过：“我们要在对付俄国，对付那个竟敢如此这般剥夺我◎第734页◎们的俄国的国内战争中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一切过去之后，我们还得同他交往。我们并没有拒绝他们，我们非常愉快地接待了他们，但是我们告诉他们：“对不起，我们已经争得的东西决不会交回。我们俄国是这样辽阔，经济潜力又是这样雄厚，因此我们认为可以不拒绝你们盛情的建议，但是我们要像实业家那样冷静地讨论你们的建议。”诚然，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没有什么结果，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不可能同意他的建议。我们不得不拒绝他。只要英国人不承认我们可以参与讨论达达尼尔海峡问题（注：指英、法、意等国因英国和希腊对土耳其的干涉遭到失败而筹备召开的近东问题会议。帝国主义列强本想根本不让苏维埃俄国参加这次会议，但后来考虑到苏维埃俄国的国际作用日益增长，不得不在1922年10月7日的照会中表示允许苏俄在会议讨论黑海海峡问题时参加。苏俄政府在1922年10月20日的照会中就此提出抗议，接着又在1922年11月2日向“邀请国”发出新的照会，坚持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和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必须自始至终参加近东问题会议。1922年11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照会草稿。照会吸收了列宁在政治局会议上和在1922年10月31日给格·瓦·契切林和政治局全体委员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49页）中提出的建议。政治局决定使这一照会带揭发性。
近东问题会议于1922年11月20日在洛桑召开，一直开到1923年7月24日。参加会议的有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土耳其。在讨论黑海海峡管理问题时，有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和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代表组成的联合代表团和保加利亚参加。在讨论某些问题时曾吸收阿尔巴尼亚、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瑞典参加。
会议最后签订了以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为一方，以土耳其为另一方的和约，塞夫勒条约被废除。在洛桑会议议程上占重要地位的是黑海海峡问题。苏维埃代表团提出了列宁在《答〈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М.法尔布曼问》（同上，第237-242页）中所表述的建议。但是建议遭到了否决。洛桑会议通过的海峡管理公约规定，任何国家的商船和军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通过海峡。苏联认为该公约侵犯了黑海各国的合法权利，也不能保障它们的安全，因此未予批准。），我们就不得不拒绝，但是我们在拒绝后必须立即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这对我们是否有利，签订这种租让合同对我们是否有利，如果有利，那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当讲一讲价钱。同志们，这就清楚地向你们表明，我们处理问题现在应该和过去不同。从前一个共产党人说：“我要献出生命”，他觉得这很简单，虽然往往并不那么简单。现在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是截然不同的任务。我们现在对一切都要算计，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会算计。处在资本主义环境里，我们应当算计怎样保证我们的生存，怎样才能从我们敌人那里获得利益。敌人当然是要讨价还价的，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讨价还价，而讨价还价是为了占我们的便宜。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决不会幻想某某地方的生意人会变成羔羊，而且会白白给我们各种好处。这种事是不会有的，我们也不盼望有这种事，我们指望的是，我们这些习惯于回击的人，在这里既然摆脱了困境，就要有本领做生意，有本领赚钱，有本领摆脱困难的经济状况。这是个很困难的任务。我们正在致力于这个任务。我希望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新旧任务之间的距离是多么大。不管这个距离多么大，但我们在战争中已经学会了巧妙周旋，而且应当明白我们现在面临的和正进行的周旋是最困难的一次，不过看来，这也是最后的一次◎第735页◎了。我们要在这里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要证明我们不是只会死背昨天学到的东西和重复过去的老一套。对不起，我们已经开始重新学习，要学到能够取得毫无疑义的、有目共睹的成绩。为了重新学习，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再一次相互坚决保证：我们虽在新经济政策的名义下向后转了，但我们向后转时决不放弃任何新东西，同时又给资本家一些好处，从而使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曾经怎样敌视我们，也不得不同意和我们做交易，同我们来往。克拉辛同志同厄克特这位整个武装干涉的头头和支柱多次谈过话，他说，厄克特过去作过种种尝试，无论如何要强迫我们在全俄恢复旧制度，现在却同他克拉辛坐下来一起谈判，并且开口就问：“什么价钱？多少？订多少年？”（鼓掌）这离签订一系列租让合同，进而建立十分严格的、牢靠的（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来看）合同关系还很远，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快要走到了，可是还没有走到。同志们，应当肯定这一点，不过也不要骄傲。我们还远没有完全做到使自己成为强者，能独立自主，能很有把握地说，我们不怕任何资本主义的交易，不管这种交易多么难，我们也能做成，也能弄清它的实质并予以解决。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已开始的工作，无论政治工作或党的工作，都必须继续做下去，因此，我们必须抛弃旧的方法，改用崭新的方法。
我们这里的机关仍是旧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它改造一新。我们不能一下子把它改造过来，但我们必须把我们现有的共产党员正确地分配好。要让这些共产党员掌握他们所在的机关，而不是像我们这里常见的那样，让机关掌握他们。这一点用不着隐瞒，应该坦率地说出来。这就是目前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的任务和我们面临的困难，目前我们踏上了实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第736页◎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我们的党同全国人口比起来，虽然人数很少，但是它把这个任务担负起来了。这个小小的核心给自己提出了改造一切的任务，它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这不是空想，而是人们最关切的事业，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已经做到。改造工作要做得让大多数劳动群众——农民和工人都说：“不是你们自夸，而是我们夸你们，我们说你们已经取得了最好的成绩，有了这个成绩，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决不会想回到旧制度去了。”但是这一点还没有做到。因此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囊括一切的口号。昨天学会的任何一个口号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可以泰然自若地、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人说这一点，我们走的每一步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还必须适应新经济政策。必须善于克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面，使之缩小到最低限度，这些消极面不用列举，你们都很清楚。必须善于精明地安排一切。我国的法律使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会不会办事情呢？这还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党报上每天都有十来篇文章写道：某个工厂、某个工厂主的租赁条件如何如何，而在我们共产党员同志当厂长的地方条件又如何如何。这是否有利？是否合算？我们已抓住日常问题的核心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收获。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的问题了。说到圣像，我们仍持原来那种否定的看法。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第737页◎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长时间热烈鼓掌）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94—302页◎第738页◎
载于1922年11月21日《真理报》第263号
关于对外贸易垄断（1922年12月13日）
*（注：根据1922年10月16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订于12月15日（后改为1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要再次讨论对外贸易垄断问题。这是列宁就这个问题写给中央全会的信。
全会前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收集关于外贸状况的材料并成立研究这些材料的委员会；根据他的建议对俄罗斯联邦各驻外商务代表处的活动进行了调查；同中央委员们，同党、苏维埃和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员交谈；写了许多书信和便条，要那些还在犹豫的同志相信保持对外贸易垄断的必要性；同支持他的观点的人商妥，由他们在全会上发言。他在12月12日给列·达·托洛茨基的信中表示：他将在全会上为垄断制战斗（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47页）。
但是由于病情恶化，列宁不能出席全会，所以在13日写了这封给中央全会的信。除斯大林外，列宁还把信分送给托洛茨基和瓦·亚·阿瓦涅索夫。阿瓦涅索夫是主张保持对外贸易垄断的，列宁在给他的附信中请他好好考虑一下，对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信需要补充什么，如何开展斗争（同上，第549页）。列宁建议托洛茨基在全会上发言维护“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的观点，他强调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同上，第548页）。
列宁的信件，同列宁的谈话以及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使中央委员们相信必须保持对外贸易垄断。十二月全会一致通过决定，撤销十月全会的决定，重申“保持和从组织上加强对外贸易垄断的绝对必要性”。鉴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极端重要，列宁没有到此为止，他还建议向即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党团通报此事，并把问题提到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1923年4月17-25日举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研究了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大会关于俄共（布）中央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写道：“代表大会无条件地确认对外贸易垄断是确定不移的，不允许有任何的违背和执行时有任何动摇，并责成新的中央委员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和发展对外贸易垄断。”（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49页）。）
　　电话口授
致斯大林同志并转中央全会
我认为分析布哈林同志的信（注：指尼·伊·布哈林1922年10月15日给俄共（布）中央的信。）极为重要。他在第一条中说：“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因其‘原则’结构而造成的工作无能，使国家经济遭受无数损失，无论列宁还是克拉辛都对此一声不响；由于我们自己没有能力（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长时期内也不会有能力）调动农民的商品储备并把它投入国际商品流转，我们受到了损失，他们对此也都只字不提。”
这种论断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克拉辛在关于建立合营公司的第2节里说得很清楚，合营公司是一种手段，第一，可以调动农民的商品储备，第二，可以使由此得到的利润至少有一半送入我们的国库。可见回避问题本质的正是布哈林，他不愿意看到，“调动农民的商品储备”会使收益完全落到耐普曼的手里。问题在于我们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是为耐普曼工作呢，还是为无产阶级国家工作。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为了这个问题绝对可以而且应该在党代表大会上作一番斗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无能的问题和这个首要的、基本的原则问题比起来，完全是次要问题，因为它工作无能和我们所有人◎第739页◎民委员部的工作无能不相上下，都是由它们的总的社会结构造成的，这要求我们长期坚持不懈地工作去提高教育水平和整个水平。
布哈林提纲的第二条说，“克拉辛的提纲中有些地方，如第5节，也完全适用于一般租让”。这又是不能容忍的胡说，因为克拉辛提纲的第5节说得很肯定，“在农村中会人为地引来穷凶极恶的剥削者、包买主、投机商以及使用美元、英镑、瑞典克朗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租让决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因为在租让时我们不仅规定了地区，而且只特许买卖几种指定的物品，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掌握着交由租让企业生产的这些或那些物品的贸易。克拉辛认为，我们是无法把自由贸易限制在10月6日全会决议所规定的范围之内的，而且施加压力要我们对贸易撒手的不仅有走私者，而且有全体农民。布哈林对克拉辛提出的理由一个字也没有反驳，对这个根本的经济的和阶级的理由不置一词，就对克拉辛提出令人吃惊的毫无根据的指责。
布哈林在他的信的第三条中写道：“克拉辛提纲的第3节〈他把第4节误作第3节了〉说，我们的边境守住了”，于是他问：“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实际上就是什么事也不做。这正像一家商店挂着一块漂亮的广告牌，可是里面空空如也（关门总管理局制）。”克拉辛十分明确地说，我们的边境与其说是靠关税保护或边防警卫守住的，不如说是靠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守住的。布哈林对于这个明显的、实在的、无可争议的事实没有反驳也不可能反驳一个字。“关门总管理局制”这一用语，同马克思当年曾用“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注： “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一语见于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在那里说，“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是从“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得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0页）。）这一用语来回敬过的一种用语的性质是一样的，因为这里也不过是十分庸俗的自由贸易的词句而已。
接着在第四条中，布哈林又指责克拉辛没有看到我们必须完善我们的关税政策，同时还指责我，说我提到在全国设稽查员是错◎第740页◎误的，其实当时说的只是在进出口的地点设稽查员。在这里布哈林的反驳又以其轻率而令人吃惊，而且没有谈到点子上，因为克拉辛不仅看到，不仅完全承认我们的关税政策必须改善，而且毫不含糊地准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这种改善就在于：第一，我们采取了对外贸易垄断制；第二，我们采取了成立合营公司的办法。
布哈林看不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得惊人的时代，任何关税政策都不会有效果。这是他最令人吃惊的错误，而且是纯理论性的错误。布哈林几次提到关税保护，但没有看到，在上述条件下，任何一个富有的工业国都能够把这种关税保护完全摧毁。为此，它只要对输入俄国的那些我国征收高额关税的货物给予出口补贴就行了。这方面所需要的钱，任何一个工业国都是绰绰有余的，而采取这种措施之后，任何一个工业国都肯定能摧毁我们本国的工业。
因此布哈林关于关税政策的一切议论，实践上无非是使俄国工业完全失去保护，在一层薄薄的面纱的掩盖下改行自由贸易制。对此我们必须全力反对，要把这个斗争一直进行到党代表大会上去，因为现在，在帝国主义时代，除了对外贸易垄断制以外，任何切实有效的关税政策都谈不上。
布哈林（在第五条中）指责克拉辛不了解加强流通的重要性，其实克拉辛关于合营公司所说的话完全驳倒了这一指责，因为这种合营公司所追求的目的正是加强流通并继续保护我们俄国的工业，而这种保护是实际的，不像关税保护那样是虚假的。
接着，布哈林在第六条中反驳我，说农民会进行最有利的交易，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斗争不是在农民与苏维埃政权之间，而是在苏维埃政权与出口商之间进行的。这又是根本不对的，因为例如在我前次指出的价格悬殊的情况下（亚麻在俄国值4个半卢◎第741页◎布，而在英国值14个卢布），出口商会最迅速、最可靠、最有把握地把农民调集到自己周围。在实践上，布哈林是在保护投机商、小资产者和农民上层分子，反对工业无产阶级。如果工业得不到保护，工业无产阶级是绝对不能恢复自己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而能保护工业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决不是关税政策。在目前俄国的条件下，任何别的贸易保护主义都是完全虚假的、纸上空谈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无产阶级一点好处也没有。因此这个斗争对无产阶级及其工业具有最根本的原则的意义。成立合营公司的办法是能真正改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这个糟糕的机关的唯一办法，因为实行这个办法，外国商人和俄国商人就会在一起工作。如果我们在这种条件下还不能多学一点、学会、学通，那么我国人民就是毫无希望的傻瓜了。
如果我们还要谈什么“关税保护”，那就是说，我们对于克拉辛十分明白指出的、布哈林一点也没有驳倒的那些危险熟视无睹。
我再补充一句，局部开放边境会在外汇方面带来极严重的危险，因为实际上我们将陷入德国那样的境地；还会带来另一种极严重的危险，即俄国在国外的小资产阶级和形形色色的代理人会向俄国渗透，而我们又毫无办法监督他们。
利用合营公司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学习，这是恢复我国工业的唯一途径。
列宁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28—332页◎第742页◎
载于193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2-3期合刊
给代表大会的信（12月23日）
*（注：《给代表大会的信》包括列宁在1922年12月23、24、25、26日和12月29日（《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以及1923年1月4日（《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口授的札记。
信的第一部分（1922年12月23日的札记），据《弗·伊·列宁的书信、便条和交办事务登记本》所记，于当天送达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记录中没有提及列宁的这一札记。但是中央委员会曾提出必须增加中央委员人数的问题，同12月23日札记中列宁的指示完全一致（因为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说的不是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问题，而是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必要性问题）。列宁在12月23日札记中的建议，后来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信的其他部分（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记）是列宁逝世后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几天，正式移交中央委员会的。克鲁普斯卡娅在移交这些文件的记录中写道：“兹移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期间在12月23日至1月23日口授的札记，共13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札记未计算在内（目前在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处）。）
（注：这些札记中有些业已发表（关于工农检查院，评苏汉诺夫）。在未发表的札记中有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口授札记，内含对某些中央委员个人的评价。弗拉基米尔坚决希望，在他去世后，他的这一札记能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娜·克鲁普斯卡娅”。
1924年5月21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听取弗·伊·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的报告后，通过以下决定：“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收委员会委员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根据这项决定和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决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了《给代表大会的信》。
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把《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记）作为附录收入代表大会的记录，同时把这些札记和列宁关于党内问题的其他信件在《列宁文集》中发表。根据这一决定，列宁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记被刊载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30号公报上。但列宁关于党内问题的书信当时没有在《列宁文集》或其他出版物中发表。
1956年根据苏共中央决定，这些书信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传达，接着分发给党的各级组织，并在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上发表，出版了单行本，还收入了《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6卷。）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第743页◎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
1922年12月23日
玛·沃·记录◎第744页◎
续　一
续　记
1922年12月24日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　　（注：《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Мысль》)原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被查封。后由彼·伯·司徒卢威在国外复刊，成为白俄杂志，1921-1924年、1927年先后在索菲亚、布拉格和巴黎出版。）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可以不谈。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第744页◎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注：1917年10月11日（24日），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通过举行武装起义决议的次日，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波·加米涅夫向中央提出一个声明，并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区域委员会、芬兰区域委员会以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写了一封名为《论时局》的信，申述他们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理由。他们的信曾在10月15日（28日）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过。但是，不论在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还是在10月16日（29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他们都没有得到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加米涅夫于10月18日（31日）在半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上用他们两人名义发表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声明。列宁对此极为愤慨，当天写了《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见本版选集第3卷第332-335页），第二天又写了《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15-419页）。在这两封信中，列宁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称作工贼，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
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决定接受加米涅夫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辞呈，并责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得发表任何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和它规定的工作路线的声明。中央委员会还决定，任何中央委员都不得反对中央通过的决议。
列宁不同意中央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决定。在给斯维尔德洛夫的信中，他把这个决定称作妥协（同上，第429页）。）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2月25日。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第745页◎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列宁
1922年12月25日
玛·沃·记录◎第746页◎
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莉·福·记录
1923年1月4日◎第746页◎
续　二
续　记
1922年12月26日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依我看，可以达到双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关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现今革命的条件。在五年的时间内要完成机关应有的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所处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查院（注：工农检查院是苏维埃俄国的国家监察机关，1920年2月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而成。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各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活动，监督各社会团体，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苏维埃政府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等。工农检察院在工作中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和专家中的积极分子。根据列宁的意见，1923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这一党和苏维埃的联合监察机构。1934年工农检查院撤销，其职权移交给同年成立的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第747页◎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
列宁
莉·福·记录
1922年12月26日
载于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
第337—342页
续记
1922年12月29日◎第748页◎
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
我认为，在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时，还应当、也许主要应当检查并改善我们的毫不中用的机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利用高度熟练的专家，而配备这些专家则应该是工农检查院的任务。
如何使这些知识丰富的做检查工作的专家同这些新的中央委员配合起来，这个任务应该在实践中解决。
我觉得，工农检查院（由于它自身的发展，也由于我们对它的发展吃不透）结果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这就是从一个特殊的人民委员部变为执行中央委员的特殊职能的过渡状态，从检查一切的机关变为人数不多但属第一流的检查员的集合体，这些检查员应当得到较高的报酬（在我们这个收费的时代，在检查员直接在报酬较高的机关工作的情况下，这样做是特别必要的）。
如果中央委员的人数适当增加，他们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很高威信的工农检查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
就是说，结果是中央委员增加到100人，他们的助手，即按照他们的指示检查工作的工农检查院成员，最多不超过400—500人。
列宁
1922年12月29日
玛·沃·记录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2—343页◎第749页◎
载于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
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 续记
1922年12月27日
*（注：《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是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1923年6月初转交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6月14日政治局通过决定，“把列宁同志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札记通报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列宁的指示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的决议》（第8节《关于加强计划原则的必要性》）中有所反映（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385-386页）。）
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因为我认为，这样一来，在我们的立法机关系统中将出现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合理的思想，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人士的机关，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
然而我们一直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应当给国家提供经过鉴别分析的材料，而国家机关则应当决定国家事务。我想，在目前国家事务变得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往往要交错着解决各种问题，其中有些问题需要国家计划委员会人员鉴定，有些问题不需要他们鉴定，甚至有些问题的某些方面需要国家计划委员会鉴定，另一些方面则不需要它鉴定，因此我想，目前应该采取步骤来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权。
我是这样设想这一步骤的：应该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改变决定要有特别程序，例如，把问题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根据特别指令对需要改变决定的问题进行准备，根据特别条例写出报告，来权衡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是否应该取消，以及对改变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第750页◎的决定规定特别的期限，等等。
我想，可以而且应该赞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是这一方面，而不是下述方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或者由我们政治领袖中的某人担任，或者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担任，等等。我觉得，现在在这里把个人问题同原则问题过分紧密地牵扯在一起了。现在听到有人攻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和副主席皮达可夫同志，攻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听到的指责是太软弱，缺乏自主精神，没有主见；另一方面我们听到的指责是粗枝大叶，作风粗野，缺乏深湛的科学修养，等等。我想，这些攻击反映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把两个方面都夸大到极点，实际上我们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需要的是这两类性格的巧妙结合，一种典型可能是皮达可夫，另一种典型可能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我想，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人，他是有科学修养的人，也就是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修养的人，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几十年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我想这种人应当具有的主要不是行政才能，而是吸收人才的广泛经验和能力。
　　列　宁
1922年12月27日
玛·沃·记录◎第751页◎
续　一
续记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具有立法性质的信
1922年12月28日
我觉察到，我们某些能够对国家事务的方针起决定性影响的同志夸大了行政这一方面。当然，在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的时间，行政这一方面是必需的，但是不应该把它同科学修养方面、同掌握广泛的实际情况、同吸收人才的能力等等混为一谈。
在一切国家机关内，特别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内，必须把这两种素质结合起来。当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告诉我，他已把皮达可夫吸收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并同他谈妥工作的时候，我同意了这种做法，虽然一方面我还有些怀疑，可是另一方面，我有时又希望，我们这样做能够把两种类型的国务活动家结合起来。这个希望是不是实现了，现在应该等一等，看看稍久一些的经验，但是在原则上我认为，毫无疑问，把不同的性格和类型（人才、素质）这样结合起来，对于国家机关正确地发挥职能是绝对必需的。我认为，在这里夸大“行政手段”正像任何夸大一样，同样是有害的。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应该具有吸收人才的高超能力，具有检查他们的工作的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这是基本的方面。不然，工作就不能做好。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他要善于做行政管理工作，并且在这方面有一个或几个得力的助手。一个人兼有这两种素质未必会有，也未必需要。
列　宁
莉·福·记录
1922年12月28日◎第752页◎
续　二
续记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
1922年12月29日
看来，我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这种机关的领导人不能不是在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多种科学修养的人。这种机关的行政管理力量实质上应当是辅助性的。从这种科学机关的权威来看，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能否具有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取决于一点，这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认真负责和勤勤恳恳地努力实现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计划。
现在具有后面这种品质的人当然是极其少有的，因为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可避免地感染了资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偏见，而国家计划委员会自然是由他们组成的。从这方面对他们进行考查应当是可以组成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的几个人的任务，他们应当是共产党员，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天天观察这些资产阶级学者是否忠诚，是否抛弃了资产阶级的偏见，以及是否逐渐接受社会主义的观点。这种科学考查和纯行政管理双管齐下的工作，应该是我们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者们的目标。
列　宁
玛·沃·记录
1922年12月29日◎第753页◎
究竟怎样做才合理，是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管的工作分解为各个单项任务，还是相反，应当设法组织一批固定的专家，他们经常受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的检查，能够解决归国家计划委员会处理的全部问题？我想，后一种办法比较合理，应当竭力减少临时的和紧急的个别任务。
列　宁
1922年12月29日
玛·沃·记录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4—348页◎第754页◎
载于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续记
1922年12月30日
*（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信论述了正确处理苏联国内民族关系这个重要问题。促使列宁写这封信的直接原因是所谓格鲁吉亚事件。1922年10月初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民族共和国根据平等原则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议。该决议规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通过外高加索联邦而不是直接加入即将成立的苏联。这一点受到以波·古·姆季瓦尼为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要求直接加入苏联。然而以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为首的俄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对这一要求采取了高压政策。10月20日，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召开全会，给格共中央领导人奥库查瓦、科·马·钦察泽和菲·耶·马哈拉泽以党内警告，解除奥库查瓦的格共中央书记和主席团委员职务。在10月22日召开的格共中央全会上，奥尔忠尼启则又指责格共领导人有“孟什维主义倾向”，搞“沙文主义”，表示对格共中央委员会“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钦察泽等于21日给莫斯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打电话上告。22日格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辞职。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接受了格共中央委员会的辞职，成立了以维·维·罗米那兹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接着又在政府部门撤换大批干部，马哈拉泽被撤去格鲁吉亚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谢·伊·卡夫塔拉泽被撤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钦察泽被撤去肃反委员会主席职务，等等。奥尔忠尼启则还动手打了格鲁吉亚的一位领导人卡巴希泽。）
（注：列宁对格鲁吉亚问题感到十分不安。从值班秘书日记中可以看出，在中央书记处任命的以费·埃·捷尔任斯基为首的调查这一事件的三人委员会赴梯弗利斯后，他十分焦急地等待捷尔任斯基返回莫斯科。12月12日捷尔任斯基回到莫斯科，列宁当晚就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后来，1923年1月，列宁对莉·亚·福季耶娃说：“我生病前夕，捷尔任斯基对我谈过委员会的工作和’事件’，这对我有严重影响。”（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466页）13日晨列宁两次发病，14日列宁打算就民族问题口授一信，但未能实现。后来列宁在12月27日或28日口授的书信和文章的拟目单里列入一个题目：《关于民族问题和关于国际主义（从格鲁吉亚党内最近的冲突谈起）》。12月30、31日，正值宣告苏联成立之际，列宁口授了这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
列宁认为这封信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打算以后把它当作论文发表。但是，由于1923年3月6日以后列宁的病情突然恶化，他没能对《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信提出最后处理意见。只在发病前夕口授了两封信，一封是3月5日给列·达·托洛茨基的信，请他代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另一封是6日给姆季瓦尼、马哈拉泽等人表示支持的信，信中说他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同上，第52卷第556页）。
1923年4月16日，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莉·亚·福季耶娃把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信送交政治局。18日大会主席团作出《关于列宁同志有关民族问题，包括格鲁吉亚问题的信札》的决定，决定“在’代表团领导人会议’上宣读列宁同志的这些信札以及与之有关的全部材料。然后由主席团委员向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这些材料”。）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夏天，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病中，后来，在秋天，我寄极大希望于自己的康复和十月全会和十二月全会使我有可能来过问这个问题（注：俄共（布）中央全会于1922年10月5-7日举行。列宁参加了10月5日的会议，其他各次会议他因健康欠佳没有出席。
1922年10月和12月举行的党的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是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问题。）。然而，不论十月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还是十二月全会，我都没能出席，因而这个问题几乎完全绕过了我。
我只是同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过一次话，他从高加索回来，向我谈了这个问题在格鲁吉亚的情况。我还同季诺维也夫同志交谈了几句，向他表示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他是中央委员会派去“调查”格鲁吉亚事件的委员会的领导人）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第755页◎埃色彩罢了。（注：见本卷第747页。——编者注）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
有人出来为这种措施辩护，说直接涉及民族心理、民族教育的人民委员部都已划出去了。但是，这就出现两个问题：是否能把这些人民委员部完全划出去；其次，我们是否已经关怀备至地采取措施来真正保护异族人免遭真正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注：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之流侵害呢？我认为，我们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虽然我们是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这些措施的。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第756页◎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我想，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注：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打人事件发生在1922年秋。据说奥尔忠尼启则因受了侮辱而发脾气，打了卡巴希泽一耳光。）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
奥尔忠尼启则对于高加索的其余所有公民就是权力。奥尔忠尼启则无权发怒，尽管他和捷尔任斯基借口说是被别人激怒的。相反，奥尔忠尼启则必须克制自己，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一个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普通公民倒不是非克制自己不可的。要知道，从实质上说，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就是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公民，而且从这种指控的全部情况来看，也只能这样认定。
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怎样理解国际主义？（注：在速记记录中下面还有一句话被勾掉了：“我想，我们的同志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个重要的原则问题。”——俄文版编者注）
列　宁
1922年12月30日
玛·沃·记录
续记
1922年12月31日◎第757页◎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续）
我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指出过，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对于第二种民族主义，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只要回忆一下我在伏尔加河流域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是怎样蔑视异族人的；把波兰人都叫作“波兰佬”，嘲笑鞑靼人为“王爷”，乌克兰人为“一撮毛”，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为“蛮子”。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像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
对无产者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需要什么呢？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第758页◎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
我想，对于布尔什维克，对于共产党人，这是用不着再作详细解释的。我想，这一次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我们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要是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处理问题，就必须采取非常谨慎、非常客气和让步的态度。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因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团结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对待民族问题无论何时都不能拘泥形式，而要时刻考虑到被压迫民族（或小民族）的无产者在对待压迫民族（或大民族）的态度上必然有的差别。
列宁
玛·沃·记录
1922年12月31日
续记
1922年12月31日
在目前形势下应当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第759页◎
第一，应当保留和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这一措施是不可能有怀疑的。我们需要它，正如全世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需要它来同世界资产阶级作斗争，来防备世界资产阶级的阴谋一样。
第二，就外交机关而言需要保留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顺便指出，这个机关在我们国家机关中是一个特别的机关。我们没有让任何一个在沙皇旧机关里有点影响的人进入这个机关。这个机关里面全部有点权威的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因此，这个机关已经取得（可以这样大胆地说）可靠的共产主义机关的称号。它在极大程度上清除了沙皇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旧机关工作人员，而这是我们在其他各人民委员部中只好凑合利用的那些机关不能相比的。
第三，需要处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以儆效尤（谈到这点时，我深感遗憾，因为我本人是他的朋友，在侨居国外时同他一道工作过），并要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的全部材料，以便纠正其中无疑存在的大量不正确的地方和不公正的判断。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
第四，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其他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这个方面应制定极严格的规章，并对这些规章进行非常认真的检查。毫无疑问，在我们的现有机关的情况下，我们这里将有人借口铁路业务统一、国库统一等等而干出大量真正俄罗斯式的胡作非为的事情。同这些胡作非为现象作斗争，必须特别机智，不消说参加这一斗争的人要特别真诚。这里要有一个详细的法典，这个法典只有居住在该共和国内的本民族的人才能够比较成功地拟定出来。而且决不应事先保证，由于做了这些工作，在下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不会退回去，也就是说，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第760页◎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
应当注意到，拿莫斯科和其他中心城市来说，各人民委员部的分散及其工作不协调的影响，是能够靠党的威信在相当程度上加以克服的，只要十分谨慎和公正地运用这种威信。由于各民族机关和俄罗斯机关没有统一起来而可能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害，比起那种不仅给我们，而且给整个国际、给继我们之后不久即将登上历史前台的亚洲几亿人民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如果在东方登上历史前台的前夜，在它开始觉醒的时候，我们由于对我们本国的异族人采取哪怕极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必须团结起来反对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这是一回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用说，我是绝对赞成这些措施的。要是我们自己即使在小事情上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态度，从而完全损害了自己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上的真诚性和自己维护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态度，那又是一回事。而世界史的明天，将是这样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将彻底觉醒，并开始争取自身解放的长期艰苦的决定性的战斗。
列宁
1922年12月31日
玛·沃·记录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9—355页◎第761页◎
载于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
日记摘录（1923年1月2日）
*（注：《日记摘录》一文，看来列宁是分两次口授的。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着第一次口授的打字文本；这一文本中没有收入俄国识字状况表，以开头为“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那一段结束。列宁看了这次口授的文本，提出四点补充：“(1)补充1920年调查的识字人数，同1897年调查相对比，(2)补充关于城市工人支部对农村支部的支援，(3)补充说明，首先应当削减其他部门的开支以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而不是削减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开支，(4)补充说明，需要加强组织国民教师的工作，增加经费，以便使他们成为苏维埃制度的可靠支柱，同资产阶级制度不同，在我们这里这是可以做到的（特别注意下农村以及为此所需的开支，以便利用暑假来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这四点均由秘书写在该打字文本上）。当天，1月2日，列宁口授了拟定的补充部分。打字稿上没有文章的标题。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时加了《日记摘录》这个标题。）
根据1920年的人口调查资料编成的俄国居民识字状况一书（《俄国识字状况》1922年莫斯科中央统计局国民教育统计处版）日前出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现将该书中1897年和1920年俄国居民识字状况表抄录如下：
附图：
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注：“无产阶级文化”是亚·亚·波格丹诺夫早在1909年提出的一种错误理论，基本主张是无产阶级必须创造一种和旧文化完全对立的“自己的”文化，首先是“自己的”哲学。这一理论，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曾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1909年）和博洛尼亚（1910-1911年）为俄国工人开办的学校里加以散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继续鼓吹这种观点，并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活动加以贯彻。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思想家们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这一决议草案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见本卷第299页））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是对那些一直沉湎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幻想之中的人的一个严厉警告和责难。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第762页◎家的水平。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还要进行多么繁重的工作，才能在我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真正达到稍高的文化水平。
我们不应当光讲这个不容争辩的但过于理论化的道理。应当在最近修改我国季度预算的时候，实际着手干起来。当然，首先应当削减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而是其他部门的经费，以便把削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今年这个粮食供应还比较不错的年份，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师的面包配给额了。
目前在国民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一般说来，范围并不算太窄。为了推动旧的教师们前进，吸引他们来执行新的任务，使他们注意教育学一些问题的新提法，注意宗教之类的问题，我们做了很不少的工作。
但是我们没有做主要的事情。我们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虽然我们有可能摆脱，因为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民群众像我国的人民群众这样关心真正的文化；没有哪一个地方像我国这样把文化问题提得这样深刻，这样彻底；没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像我国那样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而大多数工人深知自己的——且不说在文化方面，而是在识字方面——不足；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工人阶级像我国工人阶级这样，为了改善自己在这方面的状况，情愿忍受并且正在忍受如此重大的牺牲。
使我们的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这个工作我们还做得太少，做的还远远不够。甚至在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里也经常可以看到编制过分庞大的现象，一个国家出版总◎第763页◎局（注：国家出版总局是第一个大规模的苏维埃出版机关。它是为建立国家统一的书刊出版机构，根据1919年5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莫斯科组建的，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该总局是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部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部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出版部门、共产党人出版社和一些合作组织的出版社合并而成。除出版自己的出版物外，国家出版总局还负责编制统一的出版计划、领导其他出版社、监督图书的发行和制定纸张的生产计划等等。国家出版总局于1930年加入了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图书杂志出版社联合公司。）的编制就大得不象话，而丝毫没有注意到国家首先要关心的不应是出版机构，而是有读书的人，有更多能阅读的人，使出版机构在未来的俄国有更大的政治影响。我们还是按照旧的（很坏的）习惯，用在出版机构这类技术问题上的时间和精力比用在国民识字这个一般的政治问题上的要多得多。
拿职业教育总局（注：职业教育总局是于1921年在职业教育总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主持为国民经济和文化各个部门的干部培训工作。工厂艺徒学校、职业培训班、中等技术学校、工农速成中学、高等学校、工人技能的提高都归它管辖。职业教育总局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对高等学校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基本上实行到1940年的初级的和中等的职业教育制度。在党中央七月全会（1928年）和十一月全会（1929年）的决定以后，由于各个职业教育机构移交给了相应的人民委员部和主管部门，职业教育总局就不再存在了。）来说，我们深信，这儿也能发现有许多机构是多余的，这是由于从部门利益考虑而膨胀起来的，并不适应广泛的国民教育的需要。在职业教育总局里，远非一切都是从首先发展我国青工教育并使这种教育有具体方向这一合理愿望出发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仔细考察一下职业教育总局的编制，其中有很多是臃肿的和形同虚设的，应予撤销。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里，还有很多经费可以而且应当节省下来用以发展国民识字教育，办法就是把那些半贵族老爷式的玩意儿，那些在上述统计材料所表明的国民识字情况下可以不要、可以长期不要而且应当不要的机构一律撤销。
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坚持不懈地工作，既要振奋他们的精神，也要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应当不断地加强组织国民教师的工作，以便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在无一例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一直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使农民脱离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我想简短地指出，经常下农村的做法在这方面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这种工作我们已经在进行，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发◎第764页◎展。对于下农村这类措施，不要舍不得花钱，我们常常在几乎完全属于旧历史时代的国家机关上白花钱。
我曾收集过一些材料，准备在1922年12月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注：指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
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2月23-27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俄罗斯联邦的1727名代表和来自外高加索联邦、乌克兰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的488名贵宾--即将召开的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列宁由于健康状况恶化，未能出席代表大会，但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代表大会给列宁发了致敬电。
代表大会讨论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报告，还讨论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代表大会表示完全赞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并在决议中规定了一系列进一步巩固工业、农业和财政的措施。12月26日代表大会听取了关于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的报告。次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就这一问题通过了一项决定，认为必须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大会选举了出席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代表俄国工农庄严表明要求和平的愿望，号召各国劳动人民与苏维埃俄国人民共同努力“保障和平”，“防止人类遭受骇人听闻的毁灭性的战争”。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270名委员和11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作关于城市工人支援农村居民的报告，但这个报告没有作成。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有些是霍多罗夫斯基同志给我提供的，既然我自己没有来得及研究这个问题并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发表，现在就把它提出来请同志们研究。
这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对于我们的整个革命有决定的意义。资产阶级国家不断地极力愚弄城市工人，使国家、沙皇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出钱办的所有出版物配合这一目的，而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我们的政权使城市工人真正成为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
说了“共产主义”这几个字，我要赶快声明一下，以免引起误会或过于机械的理解。决不能把这话理解为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致命的。
不能这样做。应当从建立城乡间的交往开始，决不给自己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这种事先定下的目标。这种目标现在是达不到的。这种目标是不合时宜的。提出这种目标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可是，在城市工人与农村雇工之间建立交往，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他们之间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互助形式，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为此就必须在工厂工人中组成许多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党的、工会的、个人的）。
能不能做到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第765页◎一个“分配”给相应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经常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来满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需求呢？或者还能找到其他联系形式？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为的是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举出现有的西伯利亚西部的经验（这经验是霍多罗夫斯基同志告诉我的），并充分地把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文化任务提出来。
除了我们的正式预算或正式联系，我们几乎没有为农村做任何事情。诚然，我国今天城乡的文化联系自然而然地、必然地具有另一种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给予农村的是那些在政治、经济、道德、身体等等方面对农村起坏影响的东西。而我们的城市自然而然地开始给予农村的，正是相反的东西。可是这一切正是自然而然地、自发地进行的，如果使这个工作带有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这一切就可以加强起来（而且以后更会百倍地加强起来）。
只有当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工人团体（尽量防止它们官僚主义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并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前进（那时我们定能开始百倍迅速地前进）。
1923年1月2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6—360页◎第766页◎
载于1923年1月4日《真理报》第2号
论合作社（1923年1月4日和6日）
*（注：《论合作社》一文是1923年1月4-6日口授的。
列宁原打算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谈合作社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25页）。1922年9月，他曾向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主席列·米·欣丘克索取关于合作社活动的资料（同上，第52卷第479-480页）。1923年1月，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曾为列宁索取有关合作社的著作。给列宁送去了下列书籍：尼·美舍利亚科夫《合作社和社会主义》（文集）1920年莫斯科版；弗·施陶丁格尔《马克思主义和消费合作社》1919年莫斯科版；И.扎先《资本主义时代合作制理论的发展》1919年莫斯科版（这三本书藏于克里姆林宫列宁图书馆）；弗·施陶丁格尔《从舒尔采-德里奇到克罗伊茨纳赫》1919年莫斯科版；亚·恰扬诺夫《农民合作社的基本思想和组织形式》1919年莫斯科版；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合作社的社会基础》1916年莫斯科版；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俄国的合作社运动，其理论和实践》1913年莫斯科版。
《论合作社》一文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1923年5月转交中央委员会。5月24日政治局通过下述决定：“认为必须以最快速度刊载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转交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文章，并在文后注明日期。”）
　一
我觉得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未必每个人都理解，现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不管新经济政策如何（相反，在这方面应该说，正是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合作社在我国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有很多幻想。他们常常由于这种幻想而显得可笑。可是他们的幻想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这些人不懂得工人阶级为推翻剥削者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根本意义。现在，我国已经推翻了剥削者的统治，因此，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许多曾经是幻想的、甚至是浪漫主义的或庸俗的东西，正在成为不加任何粉饰的现实。
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中，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只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正确坚信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进行斗争等等的人们曾合理嘲笑、讥讽和蔑视过的那种社会主义，现在在居民最大限度合作化的情况下，自然就能达到目的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明了，俄国的合作化现在对我们有多么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第767页◎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我们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所估计不足的正是这一情况。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第一，在原则方面（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国家手中），第二，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而这又正是主要之点。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体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这个社会主义，能让所有小农都参加这项建设，则是另一回事。我们现在达到的就是这级台阶。毫无疑义，我们虽然达到了这级台阶，却绝少利用它。
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在于我们忘记了合作社，在于我们现在对合作社仍然估计不足，在◎第768页◎于我们已经开始忘记合作社在上述两方面的巨大意义。
我现在想跟读者谈一谈，从这个“合作社”原则出发，立即在实践上可以而且应当做到的是些什么事情。立即可以而且应当用哪些手段来着手发挥这个“合作社”原则，使得人人明白这一原则的社会主义意义。
在政策上要这样对待合作社，就是不仅使它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的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纯粹资财上的优待（如银行利息的高低等等）。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重工业等部门的一样多。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亿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而且必须付诸行动。但是支持合作社制度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支持，就是说，把这种支持仅仅理解为支持任何一种合作社的流转是不够的，而应该理解为支持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的合作社的流转。奖励参加合作社流转的农民，这种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应当检查农民参加的情况，检查参加的自觉性及其质量——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合作社工作者来到农村开设合作商店，严格地说，居民还完全没有参加这一工作，但同时出于个人得益的考虑，他们又会急于试试参加。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为了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业务，并且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参加，我们还须要完成在一个“文明的”（首先是识字的）欧洲人看来并不很多的工作。说实在的，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仅有”这一件事情而◎第769页◎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因此，我们的准则应该是尽量少卖弄聪明，尽量少耍花样。在这一方面，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适合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但是，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这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备歉收、饥荒等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现在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取得完全成功的革命气势、革命热情，同（这里我几乎要说）做一个有见识的和能写会算的商人的本领（有了这种本领就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结合起来。所谓做商人的本领，我指的是做文明商人的本领。这一点是俄国人，或者直截了当说是农民应该牢牢记住的，他们以为一个人既然做买卖，那就是说有本领做商人。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对的。他虽然在做买卖，但这离有本领做个文明商人还远得很。他现在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但是要能成为一个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他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整整一个时代。
现在结束我的话：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惠，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应该给予的支持。但这还只是一般地提出任务，因为在实践上这一任务的全部内容还是不清楚的，还没有详细规划出来，也就是说，应该善于找出我们对合作化的“奖励”方式（和奖励条件），找出我们能用来充分◎第770页◎帮助合作社的奖励方式，找出我们能用来培养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奖励方式。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1923年1月4日
二
每当我写到新经济政策问题时，我总要引我1918年那篇论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注：见本版选集第3卷第511—540页。——编者注）。这曾不止一次地使某些青年同志产生疑问。但他们的疑问主要是在抽象的政治方面。
他们觉得，生产资料属于工人阶级，国家政权也属于这工人阶级，这样的制度就不能叫作国家资本主义。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所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第一，是为了指明我们现在的立场同我在与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65论战时的立场之间有历史联系，而且那时我就已证明过，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我很重视判明普通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我在帮助读者认识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的那种特别的，甚至非常特别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继承性的联系。第二，我一向很重视实际目的。而我国新经济政策的实际目的就是实行租让；在我国条件下，租让无疑就是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类型。我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就是这样。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在谈这一方面时我们可能要涉及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至少要同国家资本主义作一对比。这就是合◎第771页◎作社问题。
毫无疑问，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机构。同样毫无疑问，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现实中，当我们把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但必须是建立在公有土地上的，必须是处在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监督下的）同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无论生产资料或企业占用的土地以及整个企业都属于国家）连接起来的时候，这里也就出现了第三种企业的问题，即合作企业的问题，从原则意义上说，这种企业以前是没有起过独立作用的。在私人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前者是集体企业，后者是私人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首先是私人企业，其次是集体企业。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
我们有些人在谈论合作社时，对于这一情况估计不足。他们常常忘记，由于我们国家制度的特点，合作社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把租让（顺便说一句，租让在我国并未得到多大的发展）单独划开，那么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
现在来说明我的看法。为什么说自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的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阶级的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而梦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种“合作”社会主义看作彻头彻尾的幻想，把以为只要实行居民合作化就能使阶级敌人变为阶级朋友、使阶级战争变为阶级和平（所谓国内和平）的梦想，看作浪漫主义的，甚至庸俗的东西。◎第772页◎
毫无疑问，从当代的基本任务看来，我们是正确的，因为不进行争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
但是你们看，现在国家政权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剥削者的政权既已推翻，全部生产资料（除工人国家暂时有条件地自愿租让给剥削者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外）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注：文化主义是革命前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力图用单纯教育活动来代替为人民利益进行实际斗争的思潮。列宁在这里借用这个词以强调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
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我们在五年来的斗争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第773页◎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
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
　　1923年1月6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1—368页◎第774页◎
载于1923年5月26日和27日《真理报》第115号和第116号
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1923年1月16日和17日）
*（注：《论合作社》一文是1923年1月4-6日口授的。
列宁原打算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谈合作社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25页）。1922年9月，他曾向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主席列·米·欣丘克索取关于合作社活动的资料（同上，第52卷第479-480页）。1923年1月，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曾为列宁索取有关合作社的著作。给列宁送去了下列书籍：尼·美舍利亚科夫《合作社和社会主义》（文集）1920年莫斯科版；弗·施陶丁格尔《马克思主义和消费合作社》1919年莫斯科版；И.扎先《资本主义时代合作制理论的发展》1919年莫斯科版（这三本书藏于克里姆林宫列宁图书馆）；弗·施陶丁格尔《从舒尔采-德里奇到克罗伊茨纳赫》1919年莫斯科版；亚·恰扬诺夫《农民合作社的基本思想和组织形式》1919年莫斯科版；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合作社的社会基础》1916年莫斯科版；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俄国的合作社运动，其理论和实践》1913年莫斯科版。
《论合作社》一文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1923年5月转交中央委员会。5月24日政治局通过下述决定：“认为必须以最快速度刊载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转交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文章，并在文后注明日期。”）
一
这几天我翻阅了一下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我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一样迂腐。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至于他们非常怯懦，甚至其中的优秀人物一听说要稍微离开一下德国这个榜样，也要持保留态度，至于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整个革命中充分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性，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注：显然是指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巴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和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中称赞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等语（同上，第4卷第392页）。），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例如，马克思在通信中（我记得是在1856年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注：指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话：“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像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怯懦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第775页◎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满不在乎的空谈和大话来掩饰自己的怯懦。即使单从理论上来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
第一，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者说正是由于战争而有所改变的一些特征，因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战争。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最富有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之后还没有能调整好“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而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即硬充革命家的小资产者，却一直认为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是一个极限（不可逾越的极限），而且他们对于这种“正常”的理解是极其死板、极其狭隘的。
第二，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例如，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中间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第776页◎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作口头禅了。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试问，既然特殊的环境把俄国卷入了西欧所有多少有些影响的国家也被卷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其次使处于东方即将开始或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边缘的俄国，发展到有条件实现像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时曾作为一种可能的前途提出来的“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那该怎么办呢？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1923年1月16日◎第777页◎
　　　　　　　　　　　　　　　　二
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s'engageetpuis…on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像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我们的苏汉诺夫们，更不必说那些比他们更右的社会民主党人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不用说，按考茨基思想编写的教科书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不过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这种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该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
1923年1月17日
载于1923年5月30日《真理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17号
第369—372页◎第778页◎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
（1923年1月23日）
*（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同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有直接联系，它发展了信中的思想。1923年1月初，列宁着手写作此文；他先口授了文章的大纲，接着于1月9日和13日口授了文章的初稿《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430-438页）。1月19、20、22、23日，列宁口授了文章的第二稿即定稿《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列宁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则又继续并发挥了这篇文章的思想。
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指示，为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拟定了关于改组和改善党的中央机关的工作，以及代表大会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923年4月17-25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央委员会所拟定的关于组织问题和《关于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的决议案。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增加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并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联合机关。）
毫无疑问，工农检查院（注：工农检查院是苏维埃俄国的国家监察机关，1920年2月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而成。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各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活动，监督各社会团体，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苏维埃政府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等。工农检察院在工作中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和专家中的积极分子。根据列宁的意见，1923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这一党和苏维埃的联合监察机构。1934年工农检查院撤销，其职权移交给同年成立的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对我们说来是一个大难题，而且这个难题至今没有解决。一些同志用否认工农检查院的好处或必要性来解决这个难题，我认为是不对的。但同时我并不否认，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所以，为了找到真正革新这些机关的办法，我觉得应该向我们国内战争的经验请教。
在国内战争比较危急的关头我们是怎样做的呢？
我们把党的优秀力量集中在红军里，我们动员了我国工人中的优秀分子，我们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
照我的看法，我们也应当按这个路子去寻找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源泉。我建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采纳下面这个以特殊方式扩大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注：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俄共（布）的最高监察机关。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是1920年9月22-25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1921年3月8-16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出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为基础的改组计划。
我党中央全会已有发展成为党的一种最高代表会议的趋势。◎第779页◎它现在平均每两月至多开会一次，至于日常工作，大家知道，则由我们的政治局、我们的组织局、我们的书记处等等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处理。我认为，我们应当走完这条已经走上的道路，把中央全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每两月开会一次，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而这个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根据下述条件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基本部分结合起来。
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
另一方面，应该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缩减到300—400人，这些职员要经过专门考查，看他们是否认真负责，是否了解我们的国家机关，同时还要经过专门考验，看他们是否了解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等方面劳动的原理。
据我看来，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结合起来，对于两个机关都有好处。一方面，工农检查院因此能获得很高的、至少不亚于我们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威信。另一方面，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最终走上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已经走上这条道路，而为了在以下两方面正确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它应当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一方面，使它的组织和工作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另一方面，通过我国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
我预见到，那些使我们机关成为旧机关的人，也就是那些主张让我们机关照现在这样保留着革命前的糟糕透顶的状态的人，一定会直接或间接地提出反对意见（顺便说一句，我们现在得到了历史上很少有的机会，可以测定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所必需的期限，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什么可以在5年内做到，什么需要更长的◎第780页◎时期）。
这种反对意见认为我提出的改革只会造成混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将在各机关游逛，不知道该到哪儿去，去干什么，去找谁，弄得到处一片混乱，打断职员们的日常工作，如此等等。
我觉得，这种反对意见是哪些居心险恶的人提出来的，十分明显，甚至用不着回答。自然，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及其部务委员会（相应的还有我们的中央书记处）来说，需要顽强地努力若干年，才能恰当地组织自己的人民委员部及其协同中央监察委员会进行的工作。我认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可以（而且应当）仍旧是人民委员，整个部务委员会也是一样，仍旧领导整个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包括所有“派来”听他调遣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工作。按照我的计划，工农检查院留下来的300—400个职员，一方面要在工农检查院其他委员和增派来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领导下做纯粹秘书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应该是高度熟练、经过特别审查、非常可靠的人，同时要给他们很高的薪金，使他们完全摆脱目前工农检查院官员们的真正不幸的（如果不说得更重的话）处境。
我相信，把职员减少到我所说的那个数目，会使工农检查院工作人员的质量和整个工作的质量提高许多倍，同时也会使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有可能集中全力安排工作，有步骤地、不断地提高工作质量，而提高工作质量对于工农政权和我们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另一方面，我还认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应设法把我们共和国现有的12个以上的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中央劳动研究所、科学劳动组织研究所等等）一部分合并，使另一部分的工作协调起来。过于雷同也好，因此而要求统统合并也好，都是有害的。恰恰相反，◎第781页◎应该在把所有这些机构合并成一个和使它们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条件下适当分工这两者之间，找出一个合理的适当的折中办法。
由于这种改革，我们中央委员会本身所得到的好处无疑不会少于工农检查院，这个好处就是，中央委员会能增进同群众的联系，使它的工作更有条理、更扎实。那时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准备政治局会议方面规定更严格更负责的制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有一定人数的委员出席这种会议，其人数视某一时期或某一组织计划而定。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应协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分一下工，或者根据他们是否必须出席政治局会议和检查送交政治局审理的各种文件，或者根据他们是否必须抽出工作时间来学习理论和研究科学组织劳动，或者根据他们是否必须实际参加监督和改善从上层国家机构到基层地方机构的我国国家机关的工作，等等。
经过这种改革，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能更好地了解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以前能更好地进行准备（凡与政治局会议有关的文件，一律应在会议前24小时送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各委员，刻不容缓的事情除外，这类事情要通过特别程序通知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加以解决）。我认为，除了上述政治上的好处以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会减少，从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少。
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的工作条件还和它的威信不相称。我提出的改革必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第782页◎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当然，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内并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对这两种结局，我们看得愈清楚，我国全体工人和农民了解得愈清楚，我们避免那种会使苏维埃共和国覆灭的分裂的可能就愈大。
1923年1月23日
载于1923年1月25日《真理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6号
第373—377页◎第783页◎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
V. I. Ulianov (Lenin) Coloured Lithograph by A. I. Strakhov, 1924.
在改善我们国家机关的问题上，我认为工农检查院308不应当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考虑和关心我们国家机关的质量，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关心特别认真地提高它的质量，把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到工农检查院里来。当然，对社会主义共和国说来，这个要求是太低了。但是在头五年里，我们脑子里充满了不相信和怀疑。例如，对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我们就不禁要抱这种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著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
因此，在国家机关问题上，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也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慢一些。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第784页◎问题，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而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对社会制度中的精华没有仔细考虑，没有充分理解，没有深切感受，只是匆忙地抓过来，没有经过检验，没有经过考验，没有为经验所证实，没有固定下来，如此等等。当然，在革命时代，在五年之内就使我们从沙皇制度转到苏维埃制度这样令人眩晕的发展速度之下，也不能不是这样。
应当及时醒悟过来。应当采取的解救办法是对任何冒进和说大话等等一概不相信。应当想一想怎样检查我们每小时都在宣布，每分钟都在实行，尔后又每秒钟都在证明其不扎实、不可靠和未被理解的那些前进步骤。这里最有害的就是急躁。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或者总还有不少人能用来建立真正新的机关，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如此等等。
其实不然，在我们这里，这样的机关，甚至这样的机关人员，是少得可笑的，所以我们必须记住，为了建立这样的机关，不应该舍不得时间，而应该花上许多许多年的时间。
我们有哪些人可以用来建立这种机关呢？只有两种人。第一，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这些人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倒是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无法办到。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而做这件事情所必需的正是文化。在这里，蛮干或突击，机敏或毅力，以及人的任何优秀品质，都是无济无事的。第二，是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而我国比起其他各国来这种人少得可笑。
在这里也不要忘记，我们往往太喜欢用热心和急于求成等等来弥补（或者以为可以弥补）没有知识这种缺陷。◎第785页◎
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无庸讳言，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是特别常见的）。总之，我们应该提出的不是西欧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而是向一个以发展成社会主义国家为宗旨的国家应该提出的恰如其分的要求。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当把作为改善我们机关的工具的工农检查院改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
要想使工农检查院达到应有的水平，就必须遵守“七次量，一次裁”的准则。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非常慎重地、考虑周到地、熟悉情况地利用我们社会制度中真正的精华来建立新的人民委员部。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社会制度中所有的优秀分子，即第一，先进工人，第二，真正受过教育而且可以保证决不相信空话、决不说昧心话的分子，不怕承认任何困难，不怕为达到自己郑重提出的目的而进行任何斗争。
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瞎忙使我们看来像是在工作，实际上却搅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
这种状况终究应该改变了。
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才，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
我知道，这条准则很难坚持，很难用于我们的实际生活。我知◎第786页◎道，相反的准则会通过无数渠道在我们这里得到奉行。我知道，需要大力抵制，需要表现出无比坚韧的精神，这方面的工作至少在头几年内是极难收效的。然而我深信，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而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才能建立名副其实是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以及其他等等。
许多读者也许认为我在前一篇文章（注：见本卷第779—783页。——编者注）中举出来做例子的数字太小了。我相信，可以用很多计算来证明这些数字是很不够的。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把真正合乎标准的质量这一点看得比一切计算更重要。
我认为，对我们国家机关来说，正是现在终于到了我们应该十分认真地好好地对它进行一番工作的时候了，对于这种工作，急躁几乎是最有害的。所以我要竭力防止扩大这些数字。相反地，依我看，在这里对数字要掌握得特别紧。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如果我们真正抱定目的要在几年后建成这样的机关：第一，它应当是模范的，第二，它应当得到大家绝对信任，第三，能向所有的人证明，我们所做的确实不愧为中央监察委员会221这样一个高级机关所做的工作，那我们就必须牢记这一点。我认为，应该立即坚决冲破一般的职员编制标准。我们必须用完全特殊的办法，经过极严格的考核来挑选工农检查院的职员。一个人民委员部，如果工作马马虎虎，并且得不到任何信任，说话毫无威信，说实在的，那又何必设立它呢？我想，在进行我们现在所谈的改组工作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避免这种现象。◎第787页◎
我们吸收来当中央监察委员的工人，应当是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员，我想，为了使他们学会工作方法和胜任工作任务，还应该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培养。其次，在这项工作中，应有一定数目的秘书人员做助手，在任用他们以前，必须再三审查。最后，凡是我们决定要破例立刻委派为工农检查院职员的公职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第一，他们必须有几名共产党员推荐；
第二，他们必须通过关于我们国家机关知识的考试；
第三，他们必须通过有关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文制度等等基础知识的考试；
第四，他们必须同中央监察委员和本院秘书处配合工作，使我们能够信赖整个机关的全部工作。
我知道，要达到这些要求还要有许许多多先决条件，所以我很担心工农检查院的大多数“实际工作者”会说这些要求是无法执行的，或者轻蔑地加以嘲笑。但我要问一问工农检查院任何一个现任领导人或与之有关的人，他能不能真心地告诉我，像工农检查院这样的人民委员部在实践上有什么必要？我想，这个问题会帮助他们掌握分寸。要么不值得去做改组工农检查院这样一件没有希望的工作（这类改组我们已经进行过许多次），要么应当真正给自己确定一个任务，用缓慢、艰难和非常的办法，经过多次检查，来建立一个真正模范的、不只是由于官衔和职位才受到大家尊敬的机关。
如果没有耐心，如果不准备花几年工夫来做这件事，那最好是根本不做。
我认为，应该从我们在高级劳动研究所等等方面已经搞起来的那些机构中挑出少数几个来，检查它们是否完全认真地工作，只有它们的工作确实符合现代科学的水平，并能使我们得到现代科学提供的一切成果，才能继续工作。这样，指望在几年之内建成一◎第788页◎个能胜任工作的机关，就不是空想了；所谓胜任，就是能得到工人阶级、俄国共产党以及我们共和国全体居民的信任，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为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而工作。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