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工会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工会只有把极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联合起来，才算是真正的工会。这样一来，作为资本主义残余和小生产的上层建筑的政治影响，必然会在工会中相当稳固地存在，在一个农民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尤其如此。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注：指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各国中派社会党正在筹建的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在1921年2月22-27日举行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成立，通称第二半国际或维也纳国际，正式名称是国际社会党联合会。参加这一组织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10多个中派社会党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弗·阿德勒任总书记。成立第二半国际的真正目的是阻碍广大群众转向共产国际。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阿德勒、奥·鲍威尔、罗·格里姆、阿·克里斯平、让·龙格、尔·马尔托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口头上批评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执行机会主义的中派路线。1923年5月，在革命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第二半国际同伯尔尼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各党在俄国的变种）的影响，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只有在这些流派中还有那么一些人不是出于自私的阶级动机而是在思想上维护资本主义，继续相信他们所鼓吹的一般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具有超阶级的含义。
正是应当用上述社会经济原因而不是用个别集团的作用，更不是用个别人物的作用，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工会中还存在着现在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有时甚至是复苏）。因此，共产党和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苏维埃机关以及工会中的全体共产党员，都应当更加重视同工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思潮和倾向进行思想斗争，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加强，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完
同提纲一并讨论。◎第629页◎
把它交给莫洛托夫，不用重抄。
供发表的提纲，即先提交给委员会然后提交给政治局的提纲草案到此结束。
建议政治局作出专门决定通过鲁祖塔克同志草案中的一项决定，行文如下：
政治局委托组织局成立一个隶属中央组织局的专门委员会，从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的即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倾向出发，来审查和更换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如有可能也包括所有的党员工作人员）。该委员会应该在俄共第十一次（例行）代表大会（注，见文末）召开前完成（哪怕是基本完成）自己的工作，并向党代表大会提出工作报告。（注：促使列宁提出成立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和更换工会领导干部的建议的原因是：工会领导干部中夹杂许多出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分子，以及按照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清党问题的决议必须提高工会领导干部的党龄（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45-146页）。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建议。专门委员会于1922年1月20日成立，其成员是：米·巴·托姆斯基、安·安·安德列耶夫和谢·伊·瑟尔佐夫。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听取了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审查和更换工会的领导组织的决议（同上，第164-165页）。）
列宁
1922年1月4日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65—376页◎第630页◎载于1922年1月17日《真理报》第12号（略有修改）
（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3月27日-4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是在俄国国内战争结束和苏维埃国家转入和平建设一年之后召开的。大会的任务是对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进行总结并制订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俄共（布）中央在列宁领导下为代表大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大会的主要文件是由列宁或在他的参与下拟定的。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2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6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532000多名党员。大会议程如下：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报告；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工会；关于红军；财政政策；清党的总结和巩固党的队伍（包括关于青年工作、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副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大会还成立一个委员会，为大会土地问题小组讨论党的农村工作和制订相应的决议作准备。列宁致开幕词并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报告的总结发言。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决议中表示赞同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认为向私人资本主义让步的退却已经完成，党的基本任务是重新部署党的力量以保证贯彻党的政策。代表大会指出，必须更明确地划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责，以便党在实现对苏维埃国家的政治领导的同时，保证提高苏维埃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代表大会赞同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活动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它采取的统一战线策略。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以列宁拟的《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提纲草案为基础的决定。决定指出，工会应是国家政权在其全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最亲密的合作者。代表大会制定了整顿预算、扩大国家收入的措施，并强调指出必须鼓励农民从消费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认为这是提高农业的唯一保证。代表大会在《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里指出必须仔细收集和研究地方经验，谴责以行政命令手段对待农业合作社的做法。代表大会在《关于巩固党和党的新任务的决议》里规定了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以及改善党的机关的工作和提高党的纪律的任务和具体措施。为防止异己分子侵入党内，决议规定了新的入党条件。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问题的实际建议--对关于在清党以后巩固党的决议的补充》。此外，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目的》、《关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问题》、《关于报刊和宣传》、《关于对女工和农妇工作的问题》、《关于加强红军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前“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等项决议以及《监察委员会条例》和《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大会选出由27名委员和1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
（注：《列宁全集》俄文第2、3、4版只收载了这封信的一部分，标题是《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便条》。该书俄文第5版发表的是全文。）
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
抄送：(1)莫洛托夫并转政治局委员
　　　(2)亚·德·瞿鲁巴
　　　(3)李可夫（等他来到后）
　　　(4)叶努基泽同志并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请特别注意：不得复制，传阅时必须签字，不得外传，不得泄露给敌人。
1922年2月20日库尔斯基同志：
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看来还完全不适应新经济政策。
以前，苏维埃政权的战斗机关主要是陆军人民委员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现在战斗性特别强的职能则由司法人民委员部承担。遗憾的是，看不出司法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和主要工作人员已经理解了这一点。
加紧惩治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特别是◎第631页◎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由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采取最迅速、最符合革命要求的方式加以惩治；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哈尔科夫和其他一些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必须安排一批示范性审判（在从速从严惩治方面，在法院和报刊向人民群众说明这些审判的意义方面作出示范）；通过党对人民审判员和革命法庭成员施加影响，以改进审判工作和加紧惩治；——这一切应当经常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并且必须执行汇报制度（汇报要简明扼要，用电报文体，但要实事求是，准确无误，并且一定要用统计数字说明司法人民委员部怎样惩办和怎样学习惩办在我们队伍中占多数的、只会讲空话和摆架子而不会工作的“共产主义”坏蛋）。
司法人民委员部在保证新经济政策实施方面的战斗职能同样重要，因而它在这方面的软弱无能和精神不振更加令人愤慨。现在看不出他们已经理解到：我们过去承认和今后也要承认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有觉悟的工人，就是我们共产党员。因此，应当认为有些共产党员是毫无用处的共产党员，他们不像我们那样理解国家概念和国家任务，根本不理解自己的任务是限制、制止、监督、当场抓住犯罪行为，是狠狠地惩办任何超越国家资本主义范围的资本主义。
在这方面，正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和人民法院肩负着战斗性特别强、责任特别重大的任务。然而看不出他们对此有所理解。报纸上对滥用新经济政策的现象议论纷纷。这种现象多不胜数。
可是，对惩办滥用新经济政策的坏蛋的示范性审判，什么地方有过议论呢？没有，因为并没有进行过这类审判。司法人民委员部“忘记了”：这是它的事情；没有能督促、推动、整顿人民法院的工作，没有能教会它们无情地（直至枪决）和迅速地惩办滥用新经济◎第632页◎政策的人，而这正是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职责。它要对此负责。在这方面一点也看不到司法人民委员部的生气勃勃的工作，因为它根本没有这样做。
审判的教育意义是巨大的。我们是否关心过这件事呢？是否考虑过实际效果呢？没有，而这却是整个司法工作的起码常识。
对共产党员的惩办应比对非党人员加倍严厉，这同样是起码常识，而司法人民委员部对此同样漠不关心。
沙皇时代是根据胜诉的百分比来撤换或提升检察官的。我们从沙皇俄国学到了最坏的东西，也就是简直要把我们窒息死的官僚主义和奥勃洛摩夫习气（注：奥勃洛摩夫精神意为因循守旧、懒散懈怠。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可是高明的东西却没有学到手。对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每一个部务委员和每一个工作人员进行鉴定应当依据他的履历，先问问他：在你监禁的共产党员中有几个判刑比犯同样过失的非党人员更重？你监禁了多少个犯有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罪过的官僚主义者？你把多少个滥用新经济政策的商人判处了枪决，或者处以其他并非儿戏的（像在莫斯科在司法人民委员部鼻子底下经常发生的那样）惩罚？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吗？——那就是说你是个不干正事的人，这种人由于“共产党员的空谈”和“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应当驱逐出党。
目前正在制定新的民法。司法人民委员部在“随波逐流”，这种情况我看得出来。可是它是应当同潮流作斗争的。不要因袭（确切点说，不要被那些昏庸的资产阶级旧法学家所愚弄，他们总是因袭）陈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法概念，而要创造新的。不要受“因职责关系”沿用“适合欧洲”的行动方式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影响，而要同这种行动方式作斗争，制定新的民法，确定对“私人”契约的新的态度，等等。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第633页◎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质的东西。我们容许的资本主义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如上所述，就是我们。因此必须：对“私法”关系更广泛地运用国家干预；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契约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通过一批示范性审判来经常地、坚持不懈地表明应当怎样动脑筋、花力气做这件事；通过党来抨击和撤换那些不学习这个本事和不愿理解这一点的革命法庭成员和人民审判员。
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立即振作起来，不立即全力以赴地承担起战斗任务，走上新的轨道，就会在热那亚会议面前（也在全世界面前）声誉扫地。
建议您：
1.向司法人民委员部全体部务委员宣读我的信；
2.召集100—200名从事民法、刑法和国家法实际工作的人，都要共产党员，向他们宣读我的信；
3.禁止乱谈此事（此信），违者给予党纪处分，因为向敌人泄露我们的战略是愚蠢的；
4.让一些在法院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完全同意本信精神的共产党员就这些问题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文章，作一些公开的专题报告；
5.组织全体部务委员（尽可能也包括在司法人民委员部系统担任重要职务的其他共产党员）分工负责：
(1)新民法的各个部分（这是特别重要和最为重要的）
(2)刑法的各个部分
(3)国家法和政治法的各个部分迫切性稍小◎第634页◎
(4)在上述中心城市安排和进行若干有声势的、有教育意义的示范性审判
(5)对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进行切实有效的而不是有名无实的监督，使它们真正能够既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加紧惩治（如果不加紧惩治，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是头号罪犯），也对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加紧惩治。
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表报，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够使我们这里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用一批示范性审判证明它善于抓住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并且不是用罚款一两亿这样一种蠢得丢人的“共产党员的愚笨”办法，而是用判处枪决的办法来进行惩办，那么，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毫不中用，那时我就认为自己有责任要求中央撤换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
司法人民委员部全体部务委员按上述任务分工的情况，请尽快通知我，使我能十分准确地知道（除人民委员负责全盘工作外）究竟是谁负责民法（其次是刑法等等）的某某部分，谁负责进行示范性审判（每一个部务委员都应当通过安排和进行若干示范性审判来显显身手），谁负责切实监督某个省或莫斯科某个区的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以及法院侦查人员等等的工作。
不是把“各部分”分隔开来，也不是就此采取官僚主义的不闻不问态度，而是要使每一个参加部务委员会的共产党员都亲自负责某一项生动的革命工作，——这就是人民委员应当做到而且应◎第635页◎当证明他能够做到的事。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附言：在报刊上丝毫不得提到我的信。谁要愿意，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不要提到我，而且要多举一些具体材料！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
第424—429页◎第636页◎
政论家札记（1922年2月底）
（注：这是列宁的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稿，在列宁生前没有发表过。）　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论贸易的好处，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
一　打个比方
假定有一个人正在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假定他克服了闻所未闻的艰险，爬到了比前人高得多的地方，不过还没有到达山顶。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我们假想的这位旅行家正处在世界上还不曾有人到过的高处，从这样的高处往下走，也许比上山更危险、更困难，因为容易失足，难于看清踩脚的地方，也没有往上攀登、直奔目标时那种特别高昂的情绪，如此等等。现在必须给自己系上绳子，花好几个钟头用丁字镐凿出台阶或可以拴牢绳子的地方；必须像乌龟那样慢慢移动，并且是向后退，向下爬，离目标愈来愈远，而且他还无法知道这极其危险和折磨人的下山何时才能结束，是否能找到一条比较可靠的绕行的道路，可以沿着这条路◎第637页◎更大胆、更迅速、更直接地再次向前走，往上爬，登上山顶。
一个人尽管已经登上前人未曾到过的高度，但处于这样的境地，也会有霎时的灰心，这样假定恐怕是很自然的。如果他能够听到下面有人从安全的地方用望远镜远眺这种极危险的下山而发表的一些议论，那么灰心的时候就会更多、更沉重。这种极危险的下山甚至不能叫作（像“路标转换派”（注：路标转换派是1921年在流亡国外的白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流派。路标转换派还得到一些没有离开苏俄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路标转换派因192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路标转换》文集而得名，文集的中心思想是：承认反苏维埃武装斗争彻底失败，苏维埃政权是唯一可能的俄罗斯国家政权；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上转换路标，为复兴俄国工作。路标转换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流亡国外的立宪民主党人Ю.В.克柳奇尼科夫、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С.С.卢基亚诺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С.С.查霍金、尤·尼·波捷欣等人。他们的刊物是《路标转换》杂志，该杂志于1921年10月-1922年3月在巴黎出版。
国内战争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是路标转换派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路标转换派的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因素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在苏维埃共和国有了某种程度的复活。路标转换派把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向恢复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指望苏维埃国家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他们号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并曾协助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返回祖国。路标转换派中也有不少人愿意真心诚意地和苏维埃政权一起工作，后来成为科学文化界的积极活动家，如历史学家叶·维·塔尔列、作家阿·尼·托尔斯泰等。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1922年8月4-7日）在《关于反苏维埃的党派的决议》中指出：“所谓路标转换派迄今起了而且还有可能起客观的进步作用。这一派别过去和现在都团结着那些同苏维埃政权’和解’并准备同它一起复兴祖国的侨民和俄国知识分子集团。就这一点来说，路标转换派过去和现在都是值得欢迎的。但同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在路标转换派中资产阶级复辟的倾向也是很强烈的，路标转换派分子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希望在经济上让步之后在政治上也会有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让步等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37-238页）
列宁对路标转换派的评价见本卷第677-679页。）说的）“有制动器控制的下山”，因为使用制动器要有设计周密、经过试验的车辆，有事先修好的道路，有早经试验合格的车辆部件。可是，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早经试验合格的东西！
来自下面的议论是幸灾乐祸的。有些人公开表示幸灾乐祸，高声嘲笑说：看，他就要摔下来了，活该，看你还发疯！有些人则完全仿效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注：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洛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竭力把幸灾乐祸的情绪隐藏起来。他们举目望天，神情忧伤。真叫人伤心，我们的忧虑竟得到了证实！我们耗费毕生精力来拟订一个攀登这座高山的合理计划，我们不是要求过在计划没有订好以前先不要攀登吗？我们曾经激烈地反对走这条现在连疯子本人也放弃了的道路（看呀，看呀，他后退了，下来了。他花了好几个钟头作准备，好让自己能够挪动那么一俄尺！可是，当我们不断要求稳重和谨慎的时候，我们却遭到了最难听的辱骂！），我们曾经严厉地斥责这个疯子，警告大家不要模仿他，不要帮助他。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攀登这座高山的宏伟计划的爱护，是为了不让人败坏这个宏伟计划的声誉！
幸亏在我们的比喻中所假想的这位旅行家听不到这些登山计划的“真正的朋友”的声音，否则他也许要恶心了。而人一恶心，据说就不能头脑清醒，脚步稳健，尤其是在那么高的地方。◎第638页◎
二　不用比喻
比喻不是证据。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是，我们仍不妨把这些道理重提一下，以便更清楚地看到任何比喻的含义的界限。
不仅同1789年和1793年相比，而且同1871年相比，俄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都达到了极高的高度。必须尽可能清醒、明确和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完成了”什么，还没有完成什么。这样就会使人头脑清爽，既不会出现恶心，也不会产生错觉或灰心失望。
我们“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
我们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了最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也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特别宝贵，因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还会爆发反动的帝国主义大厮杀；而20世纪的人是不那么容易再度满足于“巴塞尔宣言”（注：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列宁所引的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斥责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号召社会党人为反对一切压迫小民族的行为和沙文主义的表现而斗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类的东西的，虽然在1912年和1914—1918年叛徒们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注：指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各国中派社会党正在筹建的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在1921年2月22-27日举行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成立，通称第二半国际或维也纳国际，正式名称是国际社会党联合会。参加这一组织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10多个中派社会党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弗·阿德勒任总书记。成立第二半国际的真正目的是阻碍广大群众转向共产国际。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阿德勒、奥·鲍威尔、罗·格里姆、阿·克里斯平、让·龙格、尔·马尔托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口头上批评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执行机会主义的中派路线。1923年5月，在革命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第二半国际同伯尔尼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英雄们曾用“巴塞尔宣言”糊弄了自己和工人。
我们建立了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时代，它取代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这也是无法夺回去的，虽然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第639页◎的实际经验才能“完成”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的建设。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势力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也决不会使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灰心失望，因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可是，我们暂时还是孤军作战，而且是在一个落后的、经济破坏比别国更厉害的国家里，但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此外，我们还保存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这支“军队”，保存了这支军队的“机动能力”，保持了我们清醒的头脑，使我们能够冷静地估计到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退却和退多远（为了更有力地跃进），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法把没有做成的事重新做起来。如果有些共产党员以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做那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像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这样一桩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就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肯定已经完蛋了。有些共产党员既不陷入错觉，也不灰心失望，一直保持着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向最困难的任务进军，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没有完蛋，而且很可能不会完蛋。
我们尤其不容许有丝毫灰心失望，也没有理由灰心失望，因为我们虽然处于经济破坏、贫困、落后和饥荒的情况下，但是，我们毕竟在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经济领域内开始前进了。而世界上与我们并存的一些比我们先进、比我们富裕千百倍、在军事上强大千百倍的国家，却在“它们的”、为它们所歌颂的、它们所熟悉的、经过◎第640页◎几百年考验的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内继续倒退。◎第641页◎
三　论捉狐狸；论莱维；论塞拉蒂
据说，捉狐狸最可靠的方法是这样的：在一定范围内把侦察到的狐狸用系着许多小红旗的绳子围起来，绳子要稍高于积雪。狐狸害怕这种显然是人为的即“人类的”设置，只在用小红旗筑成的“围墙”稍微打开一个缺口的时候才从那里跑出来，而猎人就在那里守候它。对于这种人人都要追捕的野兽来说，谨慎似乎是一种最好的品质。可是在这里“优点的延续”却成了缺点。狐狸被捉，正是由于它过分谨慎。
应当坦白承认，我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件文献。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52个国家的605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48个共产党、8个社会党、28个青年团、4个工团组织、2个反对派共产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西班牙工人共产党）以及13个其他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俄共（布）代表共72人，列宁是代表团团长。代表大会议程共22项，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意大利问题；共产国际的策略；红色工会国际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俄共（布）的策略；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国际的组织等。
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和大会的进行，并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他参与了大会主要决议的制定，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俄共（布）策略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和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并在一些代表团的会议上多次发言。
这次代表大会对年轻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条件制定共产国际的策略并研究共产国际的组织问题。在大会上，列宁除了关注同中派危险作斗争外，还非常关心同“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作斗争。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党策略的基础，提出了争取群众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实现统一战线策略的任务。）上也因过分谨慎而犯了一个错误。在这次大会上，我站在最右翼一边。我满以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立场，因为当时有一大批“有威信的”代表，以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很多同志为首，采取了一种过“左的”和左得不正确的立场，他们往往不是冷静地考虑形势并不那么有利于立刻采取和直接采取革命行动，而是使劲挥舞小红旗。出于谨慎，即生怕这种无疑是不正确的左倾把共产国际的全部策略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我当时曾竭力替莱维辩护，推测说莱维丧失理智（我当时并没有否认莱维丧失理智）也许是因为对左派的错误过分害怕，还说常有这样的情形：丧失了理智的共产党员，以后又“恢复了”理智。我针对“左派”的攻击而发，说莱维即使是孟什维克，这种假定也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例如，俄国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斗争15◎第641页◎年（1903—1917年）的整个历史证明：总的说来，孟什维克是绝对不正确的，他们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俄国的三次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并不排除另一个事实，即在个别场合孟什维克是对的而布尔什维克是错的，例如1907年在抵制斯托雷平杜马的问题上就是如此。
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有八个月了。看来，我们当时同“左派”的争论已经过时了，已经由现实生活解决了。在莱维的问题上我当时是不对的。因为莱维已经确实证明，他走上孟什维克的歧途不是偶然的，不是暂时的，不仅仅是因反对“左派”极危险的错误而“矫枉过正”，而是由来已久的，有深厚根源的，是出于他的本性。莱维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没有像一个因愤恨左派的某些错误而暂时丧失理智的人所应该做的那样，诚恳地承认必须重新申请入党，而是开始卑鄙地诬蔑党，暗地里陷害党，就是说，实际上是在替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效劳。德国共产党人为了回答这一点，最近又从自己党内开除了几位暗中帮助保尔·莱维干这种高尚勾当的老爷，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德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证明，它们已经认识到左派在这次大会上所犯的错误，并且逐渐地、慢慢地、但一直不断地在加以纠正。它们正忠诚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把欧洲议会主义的、只是薄薄涂上一层革命色彩而实际上是改良主义的旧型的党改造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真正共产主义的新型的党，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法国的例子大概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改变党的工作方式，改造党的日常工作，使党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第642页◎先锋队，使党不但不脱离群众，而且日益接近群众，唤起他们的革命意识，发动他们参加革命斗争，这是一件最困难但又最重要的事情。1921年和1922年初，欧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处在两个革命战斗白热化时期的间隙，欧洲共产党人如果不利用这个间隙（大概是非常短促的）对本党的整个机构和全部工作实行这种根本的、内部的、深刻的改造，那将是他们的一桩极严重的罪行。幸而这种担心没有根据。在欧洲和美洲，建立真正的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真正革命的先锋队的工作，已经不声不响地、不惹人注目地、悄悄地、慢慢地但是扎实地开始了，而且这种工作还在进行。
甚至从观察捉狐狸这样一件平凡的事情中得出的政治教训，也并不是没有益处的：一方面，过分谨慎会犯错误；另一方面又不应忘记，如果只凭“热情”或只是挥舞小红旗而不冷静地考虑客观情况，那就会犯无法纠正的错误，就会在困难虽大但灭亡决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遭到灭亡。
保尔·莱维现在特别想在资产阶级面前——因而也是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面前——大献殷勤，所以他再版了罗莎·卢森堡的那些恰恰犯有错误的著作。对此我们可以用俄国一个很好的寓言里的两句话来回答：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注：“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鹰和鸡》。故事大意如下：有一只鸡见到一只鹰在谷舍间来回飞，便自不量力地对同伴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鹰同我们飞得并没有什么两样。鹰听了回答说：“你说得倒也不错，只是不大完全。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是鸡永远也飞不上天！”）。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德、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不过她已在1918年底1919年初即出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第643页◎的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罗莎·卢森堡说：“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这句名言将和她的名字一起载入世界工人运动史册。可是，在工人运动后院粪堆上的保尔·莱维、谢德曼、考茨基及其同伙这群鸡，自然会因这位伟大的共产党人的错误而欣喜若狂。各有所好嘛。
谈到塞拉蒂，只能把他比作一个臭蛋，它绷裂时，既响又特别……刺鼻地臭。他先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提议通过一个愿意服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定的决议（注：指1921年1月意大利社会党里窝那代表大会在共产主义者退出后通过的以下决议：“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在再次肯定参加第三国际的同时，把冲突提交即将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讨论，并且预先答应一定承认和执行它的决议。”），接着把一位老头子拉查理派到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来，最后用马贩子的卑鄙手段欺骗了工人。这真是太妙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在给意大利造就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政党的同时，现在又将让工人群众看到一个搞政客骗术和孟什维主义的实例。这个实例是有益的，会使人产生反感，它的效果虽然不会立刻表现出来，不经过反复多次的具体的教训不会表现出来，但最终一定会表现出来。不要脱离群众；要不厌其烦地向普通工人做艰苦的工作，即通过实践揭露塞拉蒂的欺骗行为；不要相信那种过于简单容易却又极其危险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凡是塞拉蒂说“a”的地方，就偏说“负α”；要始终不渝地教育群众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采取革命的行动；要在实践中切实利用法西斯主义给人们所上的极好的（虽然为此付出的代价很高）生动具体的课。这样做了，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胜利就有了保证。
莱维和塞拉蒂有典型意义不是由于他们本身，而是由于他们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极左翼的最新标本，是“他们的”阵营即跟我们阵营对立的国际资本家阵营的最新标本。在“他们的”阵营中，从龚帕斯到塞拉蒂，无不对我们的退却、对我们的“下山”、对我们的◎第644页◎新经济政策幸灾乐祸，欣喜若狂，或者洒下几滴鳄鱼的眼泪。让他们去幸灾乐祸吧。让他们去演练丑角吧。各有所好嘛。我们决不会陷入错觉，也不会灰心失望。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作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从龚帕斯到塞拉蒂的国际联盟的事业是日暮途穷的事业。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47—455页◎第645页◎
载于1924年4月16日《真理报》第87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88号
关于《政论家札记》一文的几点设想
第10页现在是：(1)把莱维分子开除出去是完全正确的。(2)由于认识到在第 三次代表大会上自己所犯的错误，德国和意大利的左派发展情况甚好。(3) 总结 ＝狐狸的教训。(4)莱维和罗莎·卢森堡。(5)塞拉蒂＝只是一只狐狸，小兽。(6)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55页◎第645页◎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
*（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是为1922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3期写的。
据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是在科尔津基诺村休养时考虑写这篇文章的。他那时读了很多反宗教的书籍，其中有阿·德雷夫斯的《基督神话》和厄·辛克莱的《宗教的利润》（1925年出版的俄译本名为《宗教和发财》）等等。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在散步的时候我们谈论德雷夫斯，谈论辛克莱，谈论我们这里反宗教宣传搞得太肤浅，有许多庸俗化的做法，反宗教宣传没有同自然科学深刻地结合在一起，很少揭示宗教的社会根源，不能满足在革命年代迅速成长的工人们的要求。”（见1933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1期第148-149页）
文章于1922年3月12日写成，但是列宁并没有停止对文章的继续加工。在把文章送杂志编辑部以前，列宁又在其中增加了关于用现代科学批判宗教的代表人物阿·德雷夫斯和罗·尤·维佩尔的内容，删去了提及辛克莱《宗教的利润》一书的地方，笼统地指出在反宗教宣传中利用此类著作的重要性。）
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ПодЗнаменемМарксизма》)是苏联为开展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宣传而创办的哲学和社会经济杂志，1922年1月-1944年6月在莫斯科出版。该刊为月刊，1933-1935年为双月刊。）的一般任务，所有要点托洛茨基同志在第1—2期合刊上已经谈过了，而且谈得很好。我只想谈几个问题，把杂志编辑部在第1—2期合刊的发刊词中所宣布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计划规定得更确切一些。
这篇发刊词说，团结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周围的不全是共产党员，然而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认为，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这种联盟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正确地规定了杂志的任务。如果共产党员（以及所有成功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最危险的错误之一。恰恰相反，要使任何一件重大的革命工作得到成功，就必须懂得，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必须善于实现这一点。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共产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有成效的共产主义建设。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所担负的捍卫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也是如此。可喜的是俄国先进社会思想中的主要思潮具有坚实的唯物主义传统。且不说格·瓦·普列汉诺夫，只要指出◎第646页◎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够了，现代的民粹派（人民社会党人（注：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同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等）由于一味追随时髦的反动哲学学说，往往离开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倒退，他们被欧洲科学的所谓“最新成就”的假象所迷惑，不能透过这种假象看清它是替资产阶级及其偏见和反动性效劳的不同形式。
无论如何，我们俄国还有——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疑还会有——非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者，而吸收一切拥护彻底的战斗唯物主义的人来共同反对哲学上的反动，反对所谓“有教养社会”的种种哲学偏见，是我们不可推委的责任。老狄慈根（不要把他同他那自命不凡而实际上毫无成就的著作家儿子混为一谈）曾正确地、中肯地、清楚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对盛行于资产阶级国家并受到它们的学者和政论家重视的那些哲学流派的基本看法，他说：当今社会中的哲学教授多半实际上无非是“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注：指下述约·狄慈根的话：“我们从内心深处蔑视有学位的奴仆们口中的关于’教育和科学’的华美言辞，关于’理想的福利’的高谈阔论，他们今天用生造的唯心主义愚弄人民，就像当年多神教的僧侣们用当时得到的关于自然界的初始知识来欺蒙人民一样。”（见约·狄慈根《社会民主党的宗教》1906年柏林版第34-35页））
我们俄国那些喜欢自命为先进人物的知识分子，同他们在其他各国的伙伴们一样，很不喜欢用狄慈根所说的评价来考察问题。他们所以不喜欢这样做，是因为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只要稍微深入思考一下当今那些有教养的人在国家政治、一般经济、日常生活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依赖，就可以了解狄慈根这句一针见血的评语是绝对正确的。只要回顾一下欧洲各国经常出现的时髦哲学流派中的多数流派，哪怕只回顾一下由于镭的发现而兴起的哲学流派，直到目前正在竭力抓住爱因斯坦学说的哲学流派，就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及其对各种宗教的扶持同各种时髦哲学流派的思想内容之间的联系了。
由此可见，这个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首先应该是一个战斗的刊物，这就是说，要坚定不移地揭露和追击当今一切◎第647页◎“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而不管他们是以官方科学界的代表，还是以“民主主义左派或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政论家自命的自由射手（注：自由射手是15-19世纪法国的非正规的特种步兵部队，在普法战争中曾从事游击活动。这里是在借喻意义上使用的。）的面貌出现。
其次，这个杂志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无神论的刊物。我们有些部门，至少有些国家机关是主管这个工作的。但是，这个工作做得非常软弱无力，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看来是受到了我们真正俄罗斯式的（尽管是苏维埃式的）官僚主义这种一般环境的压抑。因此，为了弥补有关国家机关工作的不足，为了改进和活跃这一工作，这个要办成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必须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要密切注意用各种文字出版的一切有关文献，把这方面一切多少有些价值的东西翻译出来，或者至少摘要介绍。
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18世纪末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1—592页。——编者注）我们惭愧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做这件事（这是证明在革命时代夺取政权要比正确地运用这个政权容易得多的许多例子之一）。有时人们用各种“动听的”理由来为我们这种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和笨拙无能进行辩护，例如说18世纪无神论的旧文献已经过时、不科学、很幼稚等等。这种不是掩盖学究气就是掩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冒充博学的诡辩，是再坏不过了。当然，在18世纪革命家的无神论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学的和幼稚的地方。但是，谁也不会阻止出版者把这些作品加以删节和附以短跋，指出人类从18世纪末以来对宗教的科学批判所取得的进步，指出有关的最新著作等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此认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第648页◎地的亿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应该向他们提供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告诉他们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用各种办法接近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如此等等。
18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泼辣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抨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这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那些文字枯燥无味，几乎完全没有选择适当的事实来加以说明，而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合适千百倍，此类转述充斥我们的出版物，并且常常歪曲（这是无庸讳言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比较重要的著作我们都有了译本。担心在我国人们不会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修正意见来补充旧无神论和旧唯物主义，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那些貌似马克思主义、实则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往往忽视的事情，就是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
另一方面，请看一看当今对宗教作科学批判的代表人物吧。这些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驳斥宗教偏见时差不多总要“加上”一些自己的见解，从而马上暴露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奴隶，是“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
举两个例子。罗·尤·维佩尔教授在1918年出版了一本题名《基督教的起源》的小册子（莫斯科法罗斯出版社版）。作者叙述了现代科学的主要成就，但他不仅没有反对教会这种政治组织的武器，即偏见和骗局，不仅回避了这些问题，而且表示了一种简直可笑而反动透顶的奢望：要凌驾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极◎第649页◎端”之上。这是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而资产阶级则从他们在世界各国劳动者身上榨取到的利润中拿出几亿卢布来扶持宗教。
德国的著名学者阿尔图尔·德雷夫斯在他的《基督神话》一书中驳斥了宗教偏见和神话，证明根本就没有基督这样一个人，但在该书末尾，他却主张要有一种宗教，不过，是一种革新的、去芜存精的、巧妙的、能够抵抗“日益汹涌的自然主义潮流”的宗教（1910年德文第4版第238页）。德雷夫斯是一个明目张胆的、自觉的反动分子，他公开帮助剥削者用更为卑鄙下流的新的宗教偏见来代替陈旧腐朽的宗教偏见。
这并不是说，不应该翻译德雷夫斯的东西。这只是说，共产党员和一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要同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结成联盟，但是当这些进步分子变成反动的时候，就要坚决地揭露他们。这只是说，不敢同18世纪即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成联盟，就无异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因为我们在同流行的宗教蒙昧主义的斗争中，必须通过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同德雷夫斯们结成“联盟”。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的刊物，就必须用许多篇幅来进行无神论的宣传，评介有关的著作，纠正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工作中的大量缺点。特别重要的是要利用那些有许多具体事实和对比来说明现代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组织同宗教团体、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关系的书籍和小册子。（注：此处原为：“最近我浏览了厄普顿·辛克莱的小册子《宗教的利润》。毫无疑问，作者对待问题的态度和阐述问题的方法是有缺点的。但是本书是有价值的，它写得生动，提供许多具体事实和对比……”
据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阅读的《宗教的利润》一书是书的作者寄给她的，随书附有一封信，信中提到他利用自己的小说所进行的斗争。她说：“每天晚上列宁借助英文字典阅读。他对此书反宗教宣传方面不大满意，但喜欢书中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批评。”（见1933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1期第148页））
有关北美合众国的一切材料都非常重要，那里宗教同资本之间的正式的、官方的、国家的关系要少一些。然而我们看得更为清楚，所谓“现代民主”（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等对这种民主崇拜得五体投地），无非是有宣传对资产阶级有◎第650页◎利的东西的自由，而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宣传最反动的思想、宗教、蒙昧主义以及为剥削者辩护等等。
我希望这个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能为我国读者登载一些评介无神论书籍的文章，说明哪些著作在哪一方面适合哪些读者，并指出我国已出版哪些书籍（要象样的译本才能算数，但这样的译本还不怎么多），还应出版哪些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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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唯物主义为了完成应当进行的工作，除了同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以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这些人倾向于唯物主义，敢于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反对盛行于所谓“有教养社会”的唯心主义和怀疑论（注：怀疑论是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和能否认识表示怀疑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流派产生于公元前4-3世纪古希腊奴隶制发生危机的时代，其创始人是皮浪，最著名的代表是埃奈西德穆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古代怀疑论者从感觉论的前提出发，得出不可知论的结论。他们把感觉的主观性绝对化，认为人不能超出他自己的感觉范围，不能确定哪一种感觉是真的。他们宣称，对每一事物都可以有两种互相排斥的意见，即肯定和否定，因而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是不可靠的。他们要人们拒绝认识，对事物漠不关心，说这样就可以从怀疑中解脱出来，而达到心灵恬静即“无感”的境界。
在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哲学家米·蒙台涅、皮·沙朗和皮·培尔曾利用怀疑论来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教会。照马克思的说法，培尔“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并宣告“无神论社会的来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相反，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布·帕斯卡却用怀疑论反对理性认识，维护基督教。
18世纪，怀疑论在大卫·休谟和伊·康德的不可知论中得到复活，戈·恩·舒尔采则试图使古代怀疑论现代化。新怀疑论十分明确地声称达到科学认识是不可能的。马赫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的其他唯心主义哲学流派都利用怀疑论的论据。）的时髦的哲学倾向。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1—2期合刊上登了阿·季米里亚捷夫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由此可以期待，这个杂志也能实现这后一种联盟。必须更多地注意这个联盟。必须记住，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因此，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注意自然科学领域最新的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并吸收自然科学家参加哲学杂志所进行的这一工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决不可能是战斗的，也决不可能是唯物主义。季米里亚捷夫在杂志第1期上不得不声明，各国已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抓住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而爱因斯坦本人，用季米里亚捷夫的话来说，并没有对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任何主动的攻击。这不仅是爱因斯坦一人的遭遇，也是19世纪末以来自然科学的许多大革新家，甚至是多数大革新家的遭遇。
为了避免不自觉地对待此类现象，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第651页◎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非常成功，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其历史上无所作为和历史上沉睡不醒而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至今仍处于停滞和腐朽状态的数亿人民日益觉醒奋起斗争的事实，新兴民族和新兴阶级日益觉醒的事实，愈来愈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当然，这样来研究、解释和宣传黑格尔辩证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不免要犯一些错误。但是，只有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误。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深入探讨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举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之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予以说明。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个集体应该是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从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黑格尔辩证法中可以找到（只要他们善于去找，只要我们能学会帮助他们）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的解答，崇拜资产阶级时髦的知识分子在这些哲学问题上往往“跌入”反动的泥坑。◎第652页◎
唯物主义如果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并不断地完成这个任务，它就不能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用谢德林的话来说，它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挨揍（注：“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挨揍”一语，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在这部作品里，有一节记载了愚人城一市长米卡拉则的挨打故事。米卡拉则是一个好色之徒。他一天夜里，潜入本城一位出纳员的家中，准备和出纳员的妻子私通，不料被其丈夫发现。于是发生了一场“战斗”，结果，米卡拉则“与其说是厮打了一场，不如说是挨了一顿揍”。被打了一顿的市长大人只好仓皇溜走了事。）。不这样做，大自然科学家在作哲学结论和概括时，就会和以前一样常常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自然科学进步神速，正处于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刻的革命性变革的时期，这使得自然科学无论如何离不了哲学结论。
最后，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虽然与哲学领域无关，但毕竟属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也想注意的社会问题领域。
这个例子表明，当今的伪科学实际上是最鄙陋最卑劣的反动观点的传播者。
不久以前我收到了“俄国技术协会”（注：俄国技术协会是以在俄国发展技术和工业为宗旨的科学团体，1866年在彼得堡成立。该协会共有15个部，在全国各地设有数十个分会。协会活动包括出版刊物、举办学校、资助实验、举行普及科技知识的讲座及展览会等。1917年十月革命后，协会改组了自己的活动，于1923年通过了新的章程和《关于工业基本需要》的纲领。参加协会的有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技术知识分子和前企业主。1929年协会被查封。）第11部出版的第1期《经济学家》杂志（注：《经济学家》杂志(《Экономист》)是俄国技术协会第十一部即工业经济部主办的杂志，1921年12月-1922年6月在彼得格勒出版（第1期封面上印的是1922年）。列宁称《经济学家》杂志为“白卫分子的公开的中心”。
该杂志第1期是它的编辑Д.А.卢托欣寄来、由尼·彼·哥尔布诺夫转交给列宁的。）（1922年）。这是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寄给我的，他大概还没有时间了解一下这本杂志的内容，就轻率地对这个杂志表示赞许。其实，这个杂志是当代农奴主的刊物（自觉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他们当然是披着科学、民主主义等等外衣的。
有一位叫皮·亚·索罗金的先生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战争的影响》的所谓“社会学”研究的洋洋大作。这篇深奥的文章堆满了作者从他本人和他的许多外国师友的“社会学”著作中引来的种种深奥的论据。请看他的高论吧。
我在第83页上看到：
“现在彼得格勒每1万起婚姻中，有92.2起离婚，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每100起离婚中，又有51.1起是结婚不满1年的：其中有11％不满1个月，22％不满2个月，41％不满3—6个月，只有26％是超过6个月的。这些数字表明，现在的合法婚姻，实际上不过是掩盖婚外性关系并使那些’好色之徒’能够’合法地’满足自己欲望的一种形式罢了。”（《经济学家》杂志第1期第83页）◎第653页◎
毫无疑问，这位先生以及出版这家杂志并刊登这种议论的俄国技术协会，都是以民主拥护者自居的；当他们听见人家叫他们的真实名字，即叫他们农奴主、反动分子和“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任何一个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资产阶级国家关于结婚、离婚和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以及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就会知道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即使是在所有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都是以农奴主的态度对待妇女和非婚生子女的。
当然，这并不妨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西方一切类似他们的党派继续高喊民主，叫嚷布尔什维克违背民主。事实上，在结婚、离婚和非婚生子女地位这些问题上，正是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才是唯一彻底的民主革命。这是一个最直接涉及任何一个国家半数以上的人口利益的问题。尽管在布尔什维主义革命以前已经有过很多次自称为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只有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才第一次在这方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既反对反动思想和农奴制度，又反对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通常所表现的假仁假义。
如果索罗金先生以为每1万起婚姻中有92起离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我们只好认为，索罗金先生若不是在一所同实际生活隔绝得几乎谁也不会相信其存在的修道院里受的教育，那就是这位作者为了讨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而歪曲事实。任何一个稍微了解资产阶级各国社会情况的人都知道，那里事实上离婚（当然是没有得到教会和法律认可的）的实际数字要大得多。俄国在这方面与别国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法律不把假仁假义、妇女及其子女的无权地位奉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是公开地并以国家政权的名义对一切假仁假义和一切无权现象作不懈的斗争。◎第654页◎
马克思主义的杂志还必须对当代这类“有教养的”农奴主作斗争。其中也许有不少人甚至拿我们国家的钱，在我们国家机关里担任教育青少年的职务，虽然他们不配做这种工作，正如人所共知的奸污幼女者不配担任儿童学校的学监一样。
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得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它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适合的地方。
只要愿意学习，就一定能够学会。
1922年3月12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3—32页◎第655页◎
载于1922年3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3期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之一）
（1922年3—4月）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两件文献。
关于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见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3月27日-4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是在俄国国内战争结束和苏维埃国家转入和平建设一年之后召开的。大会的任务是对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进行总结并制订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俄共（布）中央在列宁领导下为代表大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大会的主要文件是由列宁或在他的参与下拟定的。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2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6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532000多名党员。大会议程如下：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报告；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工会；关于红军；财政政策；清党的总结和巩固党的队伍（包括关于青年工作、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副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大会还成立一个委员会，为大会土地问题小组讨论党的农村工作和制订相应的决议作准备。）
（注：列宁致开幕词并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报告的总结发言。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决议中表示赞同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认为向私人资本主义让步的退却已经完成，党的基本任务是重新部署党的力量以保证贯彻党的政策。代表大会指出，必须更明确地划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责，以便党在实现对苏维埃国家的政治领导的同时，保证提高苏维埃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代表大会赞同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活动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它采取的统一战线策略。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以列宁拟的《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提纲草案为基础的决定。决定指出，工会应是国家政权在其全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最亲密的合作者。代表大会制定了整顿预算、扩大国家收入的措施，并强调指出必须鼓励农民从消费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认为这是提高农业的唯一保证。代表大会在《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里指出必须仔细收集和研究地方经验，谴责以行政命令手段对待农业合作社的做法。代表大会在《关于巩固党和党的新任务的决议》里规定了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以及改善党的机关的工作和提高党的纪律的任务和具体措施。为防止异己分子侵入党内，决议规定了新的入党条件。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问题的实际建议--对关于在清党以后巩固党的决议的补充》。此外，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目的》、《关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问题》、《关于报刊和宣传》、《关于对女工和农妇工作的问题》、《关于加强红军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前“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等项决议以及《监察委员会条例》和《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大会选出由27名委员和1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656。）
2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3月27日）
（鼓掌）同志们！请允许我这次作中央的政治报告，不从年初开始，而从年终谈起。目前人们最关心的政治问题是热那亚会议。（注：热那亚会议（国际经济和财政会议）是根据协约国最高会议1922年1月6日戛纳会议的决定召开的。会议名义上是为了寻求“中欧和东欧经济复兴”的办法，实质上主要是讨论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失败后苏俄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苏俄政府也建议召开讨论欧洲和平与经济合作的国际会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11-213页）。它在1月8日接受了参加会议的邀请。
1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选出了参加热那亚会议的苏俄代表团：列宁为代表团团长，格·瓦·契切林为副团长，代表团成员有列·波·克拉辛、马·马·李维诺夫、纳·纳·纳里曼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扬·埃·鲁祖塔克、阿·阿·越飞、克·格·拉柯夫斯基、波·古·姆季瓦尼、亚·阿·别克扎江、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列宁领导了代表团的全部工作，拟订了党中央给苏俄代表团的指示和其他有关重要文件（同上，第405、409-411、412-413、421-422、436-438、439-440页）。但是由于列宁健康状况不佳和国务繁忙，同时出于安全考虑，根据俄共（布）中央后来作出的专门决定，列宁没有出席会议，而由契切林行使代表团团长的一切职权。
热那亚会议于1922年4月10日-5月19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英、法、意、日、比、德、苏俄等29个国家和英国的5个自治领，美国派观察员列席。会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企图借助外交压力迫使苏俄承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一切债务，将苏维埃政权收归国有的企业归还外国资本家或给以补偿，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等等。苏俄代表团拒绝了这些要求，同时提出了帝国主义国家应赔偿由于武装干涉和封锁给苏俄造成的损失的反要求（俄国战前和战时债务为185亿金卢布，外国武装干涉和封锁给俄国造成损失为390亿金卢布）。苏俄代表团还声明，为了达成协议，它准备在承认苏维埃俄国、向它提供财政援助和废除战时债务的条件下，承认战前债务和给予原产权人以租让和租借原属他们的产业的优先权。苏俄代表团还提出了普遍裁军的建议。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决定将部分问题移交海牙会议审议。在热那亚会议期间，苏俄代表团利用德国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于4月16日与德国缔结了拉帕洛条约，击破了帝国主义的反苏统一战线。）不过我们的报刊对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多，我在3月6日的讲话中，在这个已经发表的讲话中也谈了对这个问题最基本的看法（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8页。——编者注），所以，如果你们不特别要求我说明某些细节，那就请允许我不详细谈这个问题了。
关于热那亚会议，你们大体上都已经了解了，因为报刊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用了很多篇幅，依我看，甚至是太多了，却忽视了我国整个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真正的、实际的和迫切的需要。在欧洲，当然，是在各资产阶级国家，人们很喜欢在头脑里装满或者说塞满有关热那亚问题的种种无聊的议论。而这一次（当然还不仅这一◎第656页◎次）我们却仿效他们，而且仿效得太过分了。
应当指出，我们中央已经十分精心地设法组成一个有我国优秀外交家参加的代表团（现在我们已有相当数量的苏维埃外交家，和苏维埃共和国初期不同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给我国去热那亚的外交家拟定了十分详细的指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草拟这些指示，而且反复讨论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99—401、409—411、412—413、436—438页；第43卷第34—39、65—66页。——编者注）。不言而喻，这里的问题，我虽然不说它是个军事问题，因为军事这个词会引起误解，但至少这是一个竞赛问题。在资产阶级阵营里，有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比其他派别强大得多的派别，正在想破坏热那亚会议。也有无论如何要保住这个会议并设法使它开成的一些派别。现在这后一种派别占了上风。最后，在资产阶级国家阵营里，还有一种可以叫作和平主义的派别，整个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122也应算在内。这是一个试图捍卫住一系列和平主义建议、制定出某种类似和平主义的政策的资产阶级阵营。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这种和平主义是有明确看法的，这里完全用不着加以阐述。显然，我们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分，而是以商人的身分去热那亚的。我们要做生意，他们也要做生意。我们希望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而他们希望做有利于他们的生意。至于斗争将怎样展开，这要看我们外交家的艺术了，虽然是在不大的程度上。
我们以商人的身分到热那亚去，是同醉心于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还是同倾心于和平主义（哪怕是最糟糕的、从共产主义观点看来是不值一驳的和平主义）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这对我们当然是有区别的。如果一个商人不善于掌握这种区别，不能使自己的策略适应这种情况来达到实际目◎第657页◎的，那他就是个蹩脚的商人。
我们到热那亚去的实际目的是：扩大贸易，为最广泛最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条件。但是我们并不能保证热那亚会议一定成功。作这样的保证是可笑的、荒谬的。我应当说明，在对目前热那亚的各种可能性作最冷静最谨慎的估量之后，我还是认为，我们能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这样说并不夸大。
如果我们那里的对话者很识时务，不过分固执，那就通过热那亚会议达到这一点，如果他们要固执到底，那就绕过热那亚会议。但我们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要知道，资本主义列强近年来最迫切、最实际和表现得最突出的利益，要求发展、调整和扩大同俄国的贸易。既然存在这种利益，那么，尽管会有辩论、会有争执、分歧各方会有不同的组合——甚至很可能闹到决裂的地步，但这个基本的经济需要最终还是会发生作用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一点上尽可以放心。我不能担保用多少时日，也不能担保一定成功，但是在这次大会上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苏维埃共和国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正常贸易往来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于往来中断的可能性如何，这一点我到下面有关部分再谈，不过我想，关于热那亚问题可以讲到这里为止。
不用说，那些希望更详细了解这个问题、看了报上公布的代表团名单还不满足的同志，可以选出一个委员会或一个小组来了解中央的所有材料、信件和指示。当然，我们所拟定的细节是假设性的，因为直到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谁会出席这次热那亚会议，会提出哪些条件，是先决条件还是附带条件。在这里研究所有这些问题是极不适当的，我认为，甚至是实际上办不到的。再说一遍，代表大会完全可以通过小组或委员会收集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已经公布◎第658页◎的和中央拥有的各种文件。
我就谈到这里为止，因为我相信，我们最大的困难不在这个问题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不应放在这个问题上。欧洲资产阶级报刊故意吹嘘和存心夸大这次会议的意义，欺骗劳动群众（在所有这些自由民主国家和共和国里，十分之九的资产阶级报刊总是这样做的）。我们受了一点这种报刊的影响。我们的报纸仍旧受着资产阶级的老习惯的影响，不想转上新的社会主义的轨道，因此我们小题大做，掀起了不必要的喧嚷。其实，对于共产党人说来，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经历过1917年以来的严酷岁月、见过自那以后各种严重的政治局面的共产党人说来，热那亚会议并不是什么大的困难。我不记得，不仅中央而且全党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什么意见分歧或争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共产党人看来，这里并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尽管他们中间有各种微小的差异。我再说一遍，我们是以商人身分去热那亚的，是为了寻求发展贸易的最有利的形式，这种贸易已经开始，正在进行，即使有人能强行使之中断一个时期，但过后它必然还会发展起来。
因此，关于热那亚会议就简短地说到这里，现在我来谈谈我认为是过去一年和今后一年中的政治上的主要问题。我觉得（或者说，至少我的习惯是如此），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不应当光谈报告年度内做过什么事情，而且应当指出报告年度内有哪些主要的、根本的政治教训，以便正确规定我们下一年的政策，从过去一年里学到一点东西。
主要问题当然是新经济政策。整个报告年度就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标志下度过的。如果说我们这一年取得了什么重大的和不可剥夺的成就（对这一点我还不那么深信无疑），那也不过是从开始实行这个新经济政策方面学到了一些东西。尽管我们学到的东西◎第659页◎不多，可是我们这一年确实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至于我们是否真正学会以及学会了多少，这大概就要由后来发生的很少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事情来检验，比如由当前面临的财政危机来检验。我觉得，在我国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主要应当注意如下三点，这是讨论如何吸取上一年的经验、如何为下一年提供实际教训的基础。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们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在我国革命发展的前一时期，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主要放在或者说几乎都放在抵抗入侵的任务上，我们不可能很好地考虑这种结合，还顾不上这一点。那时我们刻不容缓的万分紧急的任务，是如何防止立刻被世界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扼杀的危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忽略这种结合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
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是上次代表大会（注：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见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五件文献。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71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41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732521名党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党的建设；工会及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此外，代表大会还听取了党史委员会的报告并在秘密会议上讨论了军事问题。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根本性问题的一些决定，规定了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
（注：列宁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就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作了报告，并起草了大会的最重要的决议草案。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代表大会特别重视党的统一问题。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见本卷第469-472页），要求立即解散削弱党、破坏党的统一的一切派别集团，并授权中央委员会对进行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采取直到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大会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同上，第473-476页），指出工人反对派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动摇性的表现。在党的建设方面，代表大会通过了扩大党内民主、改善党员素质的决定，并向中央委员会发出进行清党的指示。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监察委员会条例，规定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省监察委员会，这对于巩固党和改善国家机关有重要意义。
代表大会总结了工会问题的争论，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重申了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的论点，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并提出了扩大工会民主的措施。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要求彻底消除从前的被压迫民族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并谴责了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倾向。代表大会选出了由25名委员和1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完全一致通过的，而且比我们党决定其他问题时更加一致（应当承认，一般说来我们党是非常一致的）。这种一致表明，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以不同观点来估计形势的人们，都一致地、非常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由于军事事态的发展，由于政治事态的发展，由于旧的文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各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在我国还是经济最落后的国家，至少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的时候，首先在资本主义旧世界打开一个缺口。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经营着小个体经济。我们把我们制定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中可以立刻实现的东西先建立起来，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广大农◎第660页◎民群众中所发生的情况，我们把很重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理由是战争不容许我们在这方面有丝毫犹豫。从整体上说，这个理由农民是接受了的，虽然我们犯了一些无法避免的错误。总的说来，农民群众看到并且懂得，为了保卫工农政权不被地主推翻，为了不致被可能夺走全部革命成果的资本主义入侵所扼杀，他们肩负起这些重担是必要的。但当时在国有化、社会化的工厂和国营农场中建立起来的经济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这一点我们在上次党代表大会上就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在新经济政策势在必行这个问题上，党内没有发生过任何摇摆。
看看国外俄国各党派大量出版的报刊对我们这个决定的各种评价，真觉得好笑。这些评价几乎没有区别。他们生活在往事的回忆里，现在还一再说左派共产主义者65至今仍在反对新经济政策。他们在1921年回忆着1918年的事情，回忆连我们这里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自己都已忘记的事情，他们至今还在反复唠叨这一点，硬说这些布尔什维克自然是狡猾撒谎之徒，说他们向欧洲隐瞒内部的意见分歧。读到这些话，心里就会想：就让他们执迷不悟吧！既然他们对我们的情况持这种看法，那就可以根据这点看出这些现在逃往国外的似乎极有教养的旧人物的认识程度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任何意见分歧，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有实际必要通过另一种途径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我们试着建立的新经济并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现在是否结合了呢？还没有。我们只是开始寻求这种结合。我们的报刊现在还常常到处探寻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但是找的不是地方，其实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功绩就在这里。不◎第661页◎然，我们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革命家了。
我们不顾一切旧事物，完全按照新的方式开始建设新经济。如果我们不开始建设新经济，那我们在头几个月或头几年就被打垮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固执己见，认为我们既然无所畏惧地开始了新经济的建设，那就非这样干下去不可。这有什么根据呢？没有任何根据。
我们一开头就说过，我们要进行的是崭新的事业，如果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同志不能很快地来帮助我们，我们的事业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一定会犯许多错误。主要的是应该善于清醒地看出在什么地方犯了这样的错误，接着一切从头做起。既然不是一两次，而是很多次地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那这正说明我们没有成见，我们是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肩负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的。
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现在主要是要正确地吸取过去一年的经验。应该这样做，我们也愿意这样做。如果我们想务必做到这一点（我们是想做到这一点，而且一定会做到！），那就应该知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已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新的生产和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以前没有这种结合，所以现在我们首先要建立这种结合。一切都应当服从于这种打算。我们还应该弄清楚，新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既建立这种结合，又不破坏我们在不熟练的情况下开始建设的东西。
我们在同农民一道建设自己的经济。我们要一次次地改造这种经济，并把它组织得能使我们在大工业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工◎第662页◎作同每个农民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农民是能怎么干就怎么干，只求摆脱贫困，而且是会怎么干就怎么干，决不卖弄聪明（因为他们要摆脱惨遭饿死的直接威胁，哪里还顾得上卖弄聪明呢？）。
要让人看到这种结合，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它，让全体人民看到它，让全体农民群众都看到，他们现在空前破产、空前贫穷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同人们为了远大的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工作之间是有联系的。要做到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了解，他的境况得到了某种改善，而且这种改善与地主当政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少数农民境况的改善不同，那时每一点改善（改善无疑是有的，甚至很大）都是同对庄稼人的讥笑、侮辱和嘲弄分不开的，是同对群众的暴行分不开的，这一点俄国哪个农民也没有忘记，再过几十年也不会忘记。我们的目的是恢复这种结合，用行动向农民证明，我们是从农民所理解、所熟悉、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而不是从在农民看来是遥远的、空想的事情做起；证明我们能够帮助农民，共产党人在眼下小农破产、贫困、挨饿的困难时刻，正在实际帮助他们。要么我们能证明这一点，要么就被农民撵走。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全部政策的基础。这是我们过去一年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教训，也可以说是我们下一年度的主要政治准则。农民是在贷款给我们，他们有了过去的经历，当然不会不给。农民大都同意这样做：“好，既然你们不会，那我们就等一等吧，也许你们会学会的。”但是这种贷款不会是取之不尽的。
应该明白这一点，并且借了钱总得抓紧学。要知道，农民国家不再贷款给我们的日子快到了，那时，如果用一句商业术语来说，农民就会要求现金交易了。“最敬爱的执政者，时间虽然拖延了好◎第663页◎几个月、好几年，但你们现在终于找到了帮助我们摆脱贫困、饥饿和破产的最正确最可靠的办法。你们学会了，你们已经证明这一点。”这就是我们一定要经受的一次考试，归根到底这次考试将决定一切，既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命运，也决定俄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命运。
我们能不能完成我们眼前要做的事情呢？这种新经济政策是否有点用处呢？既然退却是正确的，那么，在退却之后同农民群众汇合起来一道前进，虽然缓慢百倍，却能坚定地稳步前进，使他们随时看到我们毕竟在前进。那时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我们。第一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我们至今还没有达到这一点。这是应当直率地说清楚的。但我深信（我们的新经济政策使我们能够十分明确肯定地作出这个结论），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巨大危险，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克服薄弱环节，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依我看，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基本的政治教训。
第二个是较为局部的教训，就是通过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竞赛来进行检查。现在我们正在建立合营公司——关于合营公司我下面还要略微谈一谈——这些公司也和我们的全部国营商业以及整个新经济政策一样，都是我们共产党人运用商业方法，资本主义方法的表现。这些公司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办法和我们的办法进行实际竞赛。请作实际的比较吧！我们过去写了纲领，许了诺言。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没有纲领和诺言就不◎第664页◎能发动世界革命。如果白卫分子，包括孟什维克在内，为这一点骂我们，那只说明孟什维克以及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的社会党人根本不懂得革命是怎样发展的。不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就无从着手。
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应当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认真的检查，不过不是通过那些正在由共产党员建立的监察机关来检查，虽然这些监察机关非常好，虽然在苏维埃机关系统中，在党的机关系统中都设有这种监察机关，虽然它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的监察机关，这种检查从农民经济的实际需要看来是可笑的，但从我们的建设来看决不可笑。我们现在正在建立这些监察机关，但我这里说的不是这种检查，而是一种着眼于民众经济的检查。
资本家会做供应工作。他们做法恶劣，像强盗那样行事，他们侮辱我们，掠夺我们。这一点连不谈论共产主义（因为不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知道。
“但是，资本家毕竟会做供应工作，你们会吗？你们不会。”这就是去年春天听到的，并不总是听得很清楚的一种议论，而这种议论说出了去年春天整个危机的内在原因。“你们这些人倒是很好，可就是不会干你们所抓的事务，经济事务。”这就是去年农民以及一些工人阶层通过农民对共产党提出的最朴实、最致命的批评。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这条老早就有的论点所以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其原因就在这里。
检查必须是真正的检查。旁边资本家在活动，在抢劫，在攫取利润，但他们有这种本领。而你们呢，你们试行新的一套，你们没有利润，原则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很好的，你们简直像圣人，真可以活着升天堂，但是，你们会不会办事呢？这需要检查，需要真正的检查，但不是由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和提出指责，再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处分的那种检查——不是这样，而是需要一种着眼于◎第665页◎国民经济的真正的检查。
共产党人得到的贷款比任何其他政府多，而且可以一再延期归还。当然，共产党人曾帮助农民摆脱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农民很珍视这一点，所以才答应延期还债，但总有一定的期限。接着就要检查了：你们是不是会经营得不亚于别人？旧日的资本家会经营，你们却不会。
这就是第一个教训，中央政治报告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我们不会经营。这是一年来已经证明了的。我真想能举出几个国营托拉斯（注：原文为“гострест”，并不是地道的俄语词。——编者注）（如果用这种曾受到屠格涅夫如此赞扬的优美的俄罗斯语言来说（注：指伊·谢·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的例子来说明我们会不会经营。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生病，我不能很好地准备报告的这一部分，只能根据自己对现状的观察谈一些看法。这一年来我们十分明显地证明，我们不会经营。这是基本的教训。如果我们不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全体共产党员、负责工作人员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会经营，让我们从头学起，那我们就会把事情办好——依我看，这就是主要的根本的结论。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谁这样想，谁就是无知的人，没有学过共产主义——也许学一下就会懂得的。不，对不起，问题不在于农民和非党工人没有学过共产主义，而在于需要阐发纲领、号召人民实现这一伟大纲领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种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证明，你们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有本事实际帮助工人和庄稼汉的经济，让他们看到你们能在竞赛中取胜。
我们开始设立的合营公司，既有俄国和外国的私人资本家参◎第666页◎加，也有共产党员参加，这种公司是一种可以正常展开竞赛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可以表明并且学会，我们能够不比资本家逊色地建立起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就在农民目前这种十分愚昧的情况下（因为要在短期内使农民改观是不可能的），也能帮助他们前进。
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竞赛，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并且我认为也是党的政策的全部实质。我们这里纯政治的问题和困难，要多少有多少。这你们都知道，又有热那亚会议，又有武装干涉危险。困难很大，但是同上述困难比起来，它们全都微不足道。在那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该怎么办，在那方面我们已经学会很多东西，领教过资产阶级的外交。这套玩意孟什维克已经教了我们15年，也教会了我们一些有益的东西。这并不新鲜。
然而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在同普通店员、普通资本家和商人的竞赛中取胜。这些人到农民那里，并不是去争论共产主义（你看，不是去争论共产主义），而是去争论：如果你们需要弄到什么东西，把交易做好，建筑得好，那可以由我来办，价钱虽然贵，可是让共产党人来办也许更贵，甚至贵上10倍。这种宣传反映了现在问题的本质，经济的根基也就在这里。
我再说一遍，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我们获得了人民的贷款，并且可以延期偿还，如果用新经济政策的用语来说，这叫作期票，但这些期票并没有写明期限，至于什么时候要求兑现，从票面上是看不出的。危险就在这里，这些政治期票和普通商业期票不同的地方也就在这里。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共产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还不◎第667页◎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训练的普通资本主义店员。这一点我们没有意识到，这里还存在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用了不起的俄罗斯语言来说，就是комчванство。问题在于负责的共产党员虽然优秀，人人知道他忠诚老实，受过苦役折磨，不怕死，可是他不会做生意，因为他不是生意人，没有学过也不愿学这一行，他不懂得应当从头学起。他是共产党员，是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革命者，即使没有40座金字塔（注：四十座金字塔这一典故是由拿破仑第一的一句话演变来的。1798年7月20日，拿破仑第一率部远征埃及到达金字塔附近，和埃及精锐的骑兵主力相遇。在投入战斗前，拿破仑第一为鼓舞士气对全军士兵说：“四十个世纪从这些金字塔的顶端看着你们。”意思是以金字塔为象征的四千年的历史注视着你们，期待着你们建立新的战功。由这句话变来的四十座金字塔这一典故则是“举世瞩目”的意思。），也有40个欧洲国家怀着摆脱资本主义的希望看着他，然而他应当向那些在粮食行里跑了十来年而懂得这一行的普通店员学习。可是他这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忠诚的革命者，不仅不懂得这一行，甚至还不知道自己不懂得这一行。
同志们，哪怕我们能改变一下不知道自己不懂行这种状况，那也是一个极大的胜利。这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我们应该带着这种信念回去：我们不懂这一行，我们要从头学起。我们毕竟还是革命者（虽然很多人说，甚至不是毫无根据地说，我们已经官僚化了），我们能够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应当善于三番五次地从头做起，开始了，碰壁了，从头再来——哪怕反复重做十次，但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不要摆架子，不要狂妄自大，认为你是共产党员，那是非党店员，也许还是白卫分子，甚至确实是个白卫分子，但他却会办经济上非办到不可的事，而你却不会。如果你是负责的共产党员，有成百个官衔和称号，又有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勋章”，只要你了解这一点，你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是可以学会的。
一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但毕竟是微不足道的。主要是没有意识到，没有使全体共产党员普遍相信，现在我们俄国最忠诚的负责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的本领比任何一个旧店员都差。我再重复一遍，应当从头学起。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我◎第668页◎们考试就能及格，这是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举行的一场严峻的考试，是俄国和国际的市场举行的一场考试，我们受制于这个市场，同它有割不断的联系。这是一场严峻的考试，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击败我们。
问题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因为这是一场重大的竞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赛。我们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克服我国政治经济困难的途径和办法。我们可以引为骄傲的是，在此以前我们一直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把各种途径和办法配合起来运用，但是，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了。请允许我毫不夸大地告诉你们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是在进行“最后的斗争”，不是同国际资本主义（同它还要进行许多次“最后的斗争”），而是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这种斗争。这里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斗争，准确时间不能确定。这里将进行“最后的斗争”，没有任何道路——政治的或其他的道路可以绕行，因为这是同私人资本进行竞赛的考试。或者我们能在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中及格，或者我们完全失败。通过这次考试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本领，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既有政治权力，又有各种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就是缺本领。如果我们能从过去一年的经验中吸取这个简单的教训，把它当作我们在整个1922年的行动指南，那我们就连这个困难也能战胜，虽然这个困难要比以前的困难大得多，因为这个困难在我们本身。这并不是什么外来的敌人。这个困难在于我们自己不愿意认识我们非接受不可的不愉快的现实，也不愿做我们应该做的不愉快的事情：从头学起。我看，这是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出的第二个教训。
第三个教训，补充的教训，是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的教训。可惜，布哈林同志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我本想同他稍微争论一◎第669页◎下（注：尼·伊·布哈林因在国外治病以及参加在柏林召开的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而没有出席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想就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同布哈林“稍微争论一下”，是因为从1918年春天起布哈林是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主要反对者。），不过还是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再说吧。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如果像我在准备这个报告时所试图做的那样，在脑子里综观一下我国报刊上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就会确信，这些文章完全看偏了，没有谈到点子上。
照所有经济著作解释，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但是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它依靠无产阶级，给无产阶级种种政治上的优先权，并通过无产阶级把下层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你们记得，我们是从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注：贫苦农民委员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到1918年11月，在欧俄33省和白俄罗斯，共建立122000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从富农8000万俄亩土地中割去了5000万俄亩），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工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开始这项工作的）。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把很多很多人都弄糊涂了。要消除这种现象，必须记住基本的一点，我们现有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的，原因很简单，所有同这一名词有关的常用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我们的社会虽已脱离资本主义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轨道，不过领导这个国家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我们不愿了解，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但◎第670页◎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本领把它纳入这些范围。全部问题就在这里。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将来会怎样，这就取决于我们了。我们有足够的、绰绰有余的政治权力，我们还拥有足够的经济手段，但是，被推举出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直接进行管理，确定范围，划定界限，使别人受自己控制，而不是让自己受别人控制。这里所需要的只是本领，但我们缺乏这种本领。
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掌握着足够的政治权力，同时又存在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情况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懂得，这是一种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广大农民和私人资本所需要的，而私人资本做买卖应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像通常那样运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其余的一切对于他们，对于这个阵营，并不是绝对必需的，其余的一切，他们是可以迁就的。你们共产党员，你们工人，你们负责管理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你们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你们的意志来行动。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这就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应该在这个基本领域从头学起，而只有当我们完全领会到和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担保说，我们◎第671页◎能够学会这点。
现在我来谈谈停止退却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注：指全俄五金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
全俄五金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3月3-7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318名代表（其中有282名共产党员），代表五金工会的534626名会员。代表大会的任务首先是按照新经济政策改组五金工会的工作。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各经济机关（金属工业总管理局、军事工业委员会、电机工业总管理局）的工作报告，五金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工会的组织建设，关于国际组织宣传委员会的活动，关于全俄五金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出席五金工人卢塞恩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上的讲话中已经谈过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8—15页。——编者注）从那时起，无论在党的报刊上，在同志们的私人来信中，还是在中央委员会里，我都没有听到过任何反对意见。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我的报告提纲，提纲要求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向这次大会所做的报告中突出强调停止退却，并请求代表大会代表全党作出相应的必须执行的指令。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部署力量。我们已经到达新的地点，总的说来，我们的退却总算进行得比较有秩序。不错，从各方面听到过不少想使这次退却陷入慌乱的喊叫声。有些人说，你们在这个或那个地方退得不对，例如，那个叫作“工人反对派”（注：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首领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谢·巴·梅德维捷夫、亚·米·柯伦泰等。工人反对派作为派别组织是在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形成的，但是这一名称在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即已出现。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则早在1919年就已开始形成。在1920年3-4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施略普尼柯夫提出了一个关于俄共（布）、苏维埃和工会之间关系的提纲，主张由党和苏维埃管政治，工会管经济。在1920年12月30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施略普尼柯夫要求将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工会。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表达得最充分的是柯伦泰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它要求把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加入各产业工会的生产者的代表大会，由他们选举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各个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也分别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且党政机关不得否决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工人反对派曾一度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1920年11月，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它的纲领获得了21％的票数。1921年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则获得30％的票数。由于党进行了解释工作，工人反对派的人数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已大大减少，它的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票不足6％。第十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并决定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但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在这次代表大会后仍继续保留非法的组织，并且在1922年2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送了一份题为《二十二人声明》的文件。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粉碎了工人反对派。）（我认为他们这个名称取错了）的集团中某些代表就是这样。由于热心过头，他们本来要进这个门，结果却跑进了那个门（注：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这一点现在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当时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活动不是在纠正我们的运动，实际上只是起了一个作用，那就是散布惊慌情绪，妨害有纪律地退却。
退却是一件难事，尤其是对于已经习惯于进攻的革命家，尤其是在他们几年来习惯于进攻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们周围的各国革命家一心向往发起进攻的时候，那就更难了。他们中间有些人看见我们在退却，竟很不应该地像小孩子那样大哭起来，在最近这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同志出于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嚎啕大哭。（注：看来是指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部分代表--丹尼尔·勒努、路易·塞利埃等人。他们不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认为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削弱国际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于1922年2月21日-3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全会的有来自36个国家的105名代表。全会的议程包括下列问题：关于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意大利、美国、波兰和各巴尔干国家共产党的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关于工会运动；关于新战争的危险；关于新经济政策等等。全会的中心议题是统一战线策略问题。全会通过的《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提纲肯定了新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并强调了它的国际意义。）也许我现在已◎第672页◎经很难体会西欧人的这种心理了，尽管我在这些美好的民主国家侨居过好多年。也许在他们看来，这实在难于理解，只好放声大哭。不管怎样，我们是没有工夫伤感的。我们明白，正因为我们许多年来这样胜利地实行了进攻，获得了这么多不平常的胜利（而且是在一个遭到了难以置信的破坏和缺乏物质前提的国家里！），为了巩固这种进攻，我们在取得这么多的战果之后完全有必要实行退却。我们不能保持住迅速夺得的全部阵地；另一方面，正因为我们依靠工农蓬勃的热情迅速取得了无数的胜利，我们才有这么宽广的地盘，使我们可以退得很远，甚至现在还可以退得很远，而丝毫不会丧失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虽然惊慌失措的喊叫，其中包括“工人反对派”的喊叫（他们最大的害处也就在这里！），使我们这里发生过局部的偏差，即违反纪律，不能正常地退却，但是总的说来，退却是相当有秩序的。退却时最危险的就是惊慌失措。假如全军（我打个比方）在撤退，那就不会有全军前进时的那种情绪。这时处处都会看到某种沮丧的情绪。我们甚至有过这样一些诗人，他们写道：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洁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机。我们这里有很多这样的诗作。
可以理解，这是退却造成的。正是在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在伟大的胜利进攻之后，实行退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退却的时候，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进攻的时候，即使维持不了纪律，大家也会自动向前飞奔；但在退却的时候，就必须自觉地遵守纪律，百倍地需要纪律，因为在全军退却的时候，它不清楚、也看不见退到哪里为止，看见的只是退却，所以有时只要有一点惊慌的喊叫，就会使大家逃跑。这里的危险是很大的。真正的军队在实行这种退却的时候，就架起机关枪，一旦正常的退却发生混乱，就下令“开枪！”这样做是对的。◎第673页◎
当我们实行空前困难的退却的时候，当全部关键在于保持良好的秩序的时候，如果有人散布惊慌情绪，即使是出于好意，我们对这种稍微破坏纪律的人也必须严厉地、残酷地、无情地惩罚，不仅对于我们党内的某些事情应该如此，而且对于孟什维克或第二半国际的所有先生们更应该如此。
前几天我在《共产国际》杂志75第20期上读到了拉科西同志的一篇评论奥托·鲍威尔新著的文章（注：指拉科西·马蒂亚斯的文章《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此文分析了奥·鲍威尔的小册子《苏维埃俄国的“新方针”》（1921年维也纳版）。文章发表在1922年3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20期上。），我们大家过去曾向鲍威尔请教过，但是，他在战后和考茨基一样成了可怜的市侩。他现在写道：“看，他们在退向资本主义；我们一直说，他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也都在宣传这些东西，听到我们说要枪毙进行这种宣传的人，都感到惊奇。他们感到惊异，然而问题很清楚，当军队退却的时候，纪律必须比进攻时严格百倍，因为在进攻时大家都拼命向前冲。可是如果现在大家都开始拼命向后逃，那就必然会立刻灭亡。
正是在这种关头，退却要有秩序，要准确规定退却的限度，不要惊慌失措，这是最主要的事情。如果孟什维克说：“你们现在在退却，而我一直主张退却，我同意你们的做法，我是你们的人，让我们一块退却吧！”那我们就要这样回答他们：“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主义者，我们革命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否则它就不是我们的法庭，而天晓得是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们说：“这些人的独裁作风有多厉害！”他们直到现在还认为，我们所以要惩办孟什维克，是因为他们在日内瓦同我们吵过架（注：指侨居国外期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如果我们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的政权大概连两个月也保持不住。其实，奥托·鲍威尔、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导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所作的这种说教反映◎第674页◎了他们的本性：“革命跑得太远了。我们一直这么说，现在你也这么说了。让我们再来重申这一点吧。”而我们对这一点回答说：“正因为这样，让我们枪毙你们吧。要么劳驾收起你们的观点，要么你们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处境比遭到白卫分子直接进犯时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还要谈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对不起，我们就要把你们当作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分子来对待。”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点。
我说停止退却，我讲这话的意思决不是指我们已经学会经商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如果我讲的话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说明我的话被误解了，说明我不善于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
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在我们这里出现的那种神经过敏和无谓奔忙的现象，那种追求一切都按新样子建立和赶浪头的倾向，必须加以制止。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合营公司。诚然，这种公司还很少。在我们这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批准成立9个有外国资本家参加的合营公司，索柯里尼柯夫委员会（注：指劳动国防委员会直属合营公司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1922年2月15日的决定成立的，由格·雅·索柯里尼柯夫任主席。根据1922年3月8日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的条例，该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审查关于成立国家参与的工商业公司和信贷机构（合营公司）以及各种类型的股份公司的建议”。
1922年4月4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设立劳动国防委员会直属租让和股份公司事务总委员会，撤销合营公司事务委员会。）批准了6个，白海北部地区森林工业特别管理局（注：白海北部地区森林工业特别管理局是该地区的森林工业管理机关，根据1921年8月17日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而建立，属于林业总委员会系统。）也办了两个。这样，现在由不同机关批准的拥有数百万资本的合营公司就有17个了（当然，由于我们各机关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现象，这方面也可能错过一些机会）。但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同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合办的公司。数量还不多。这个小小的却又是实际的开端表明，对共产党人已作出评价，根据他们的实践作出评价，而且作出评价的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221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一些高级机关。当然，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很好的机关，我们现在还要给它更大的权力。尽管如此，当这些机关考查共产党员时……你们瞧，国际市场是不承认它们的权威的。（笑声）而当俄国的和外国的普通资本家同共产党人一起办合营公司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第675页◎们总算会办一些事情了，尽管我们还办得不好，少得可怜，但作为一个开端我们毕竟取得了一点成绩。”当然，成绩还不怎么多；请想一想，我们宣布要把全副精力（据说，我们的精力很充沛）放到这件事上已经有一年了，而一年来还只办了17个合营公司。
这一点证明，我们是多么不灵活、多么笨拙，证明我们还有多少奥勃洛摩夫习气202，为此我们一定还要挨打。但我再说一遍，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开端，侦察工作已经完成。如果资本家连起码的活动条件都没有，他们是不会到我们这里来的。现在既然已经来了一小部分，那就说明，我们已经取得了部分胜利。
当然，他们还会在合营公司内部揍我们，会把我们揍得几年以后才明白过来。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说这就是胜利，这只是一种侦察，它表明我们已经有了活动场所，有了一块地方，我们已经可以停止退却了。
侦察探明，同资本家签订的合同并不多，但毕竟是签订了。这方面还应该继续学习，继续进行活动。就这个意义上说，是中止神经过敏、大喊大叫和无谓奔忙的时候了。人们纷纷写条子和打电话来问：“既然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我们这里能不能也改组一下？”大家都在无谓奔忙，杂乱无章；谁都不做实际工作，却去议论怎样适应新经济政策，结果是一无所成。
商人们却在嘲笑共产党人，大概还会说：“过去有过劝说司令（注： “劝说司令”是俄国士兵给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起的绰号。克伦斯基执行英法帝国主义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意旨，在1917年夏巡视前线时喋喋不休地劝说士兵们向敌军发动进攻。），现在又出了空谈司令。”资本家挖苦我们，我们动手迟了，错过了机会——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提议，要用代表大会的名义批准这个指令。
退却已经结束。主要的活动方法，即如何同资本家共事的方法，已经订出来了。样板已经有了，虽然为数甚少。
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不要再卖弄聪明、高谈阔论了！诗，让诗◎第676页◎人去写好了，这是他们诗人的事。但是，经济工作者，请不要再侈谈新经济政策了，请你们更多地建立这种合营公司，查一下善于同资本家竞赛的共产党员有多少。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这就是代表大会应当作出的指令，这个指令应当结束忙乱现象。安静点吧，不要自作聪明，这是有害的。需要在实践上证明，你工作得并不比资本家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你比资本家占优势，因为你手中有国家政权，有多种经济手段，只是你不善于利用这些东西，观察事物要清醒一些，扔掉华而不实的东西，脱去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老老实实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我们有国家政权，我们有许多经济手段；如果我们击溃了资本主义，建立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那我们就会成为绝对不可战胜的力量。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仅是作为沧海一粟的共产党的事业，而是全体劳动群众的事业了；那时，普通农民就会看到，我们在帮助他；那时，他就会跟着我们走，虽然这种步子要慢百倍，却稳当可靠百万倍。
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谈停止退却，所以用这种那种形式把这个口号变成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正确的。
说到这里，我想谈一个问题：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到底是什么，是演变还是策略？路标转换派（注：路标转换派是1921年在流亡国外的白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流派。路标转换派还得到一些没有离开苏俄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路标转换派因192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路标转换》文集而得名，文集的中心思想是：承认反苏维埃武装斗争彻底失败，苏维埃政权是唯一可能的俄罗斯国家政权；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上转换路标，为复兴俄国工作。路标转换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流亡国外的立宪民主党人Ю.В.克柳奇尼科夫、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С.С.卢基亚诺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С.С.查霍金、尤·尼·波捷欣等人。他们的刊物是《路标转换》杂志，该杂志于1921年10月-1922年3月在巴黎出版。
国内战争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是路标转换派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路标转换派的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因素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在苏维埃共和国有了某种程度的复活。路标转换派把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向恢复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指望苏维埃国家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他们号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并曾协助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返回祖国。路标转换派中也有不少人愿意真心诚意地和苏维埃政权一起工作，后来成为科学文化界的积极活动家，如历史学家叶·维·塔尔列、作家阿·尼·托尔斯泰等。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1922年8月4-7日）在《关于反苏维埃的党派的决议》中指出：“所谓路标转换派迄今起了而且还有可能起客观的进步作用。这一派别过去和现在都团结着那些同苏维埃政权’和解’并准备同它一起复兴祖国的侨民和俄国知识分子集团。就这一点来说，路标转换派过去和现在都是值得欢迎的。但同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在路标转换派中资产阶级复辟的倾向也是很强烈的，路标转换派分子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希望在经济上让步之后在政治上也会有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让步等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37-238页）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之二）
（1922年3—4月）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两件文献。
关于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见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3月27日-4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是在俄国国内战争结束和苏维埃国家转入和平建设一年之后召开的。大会的任务是对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进行总结并制订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俄共（布）中央在列宁领导下为代表大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大会的主要文件是由列宁或在他的参与下拟定的。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2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6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532000多名党员。大会议程如下：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报告；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工会；关于红军；财政政策；清党的总结和巩固党的队伍（包括关于青年工作、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副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大会还成立一个委员会，为大会土地问题小组讨论党的农村工作和制订相应的决议作准备。）
（注：列宁致开幕词并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报告的总结发言。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决议中表示赞同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认为向私人资本主义让步的退却已经完成，党的基本任务是重新部署党的力量以保证贯彻党的政策。代表大会指出，必须更明确地划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责，以便党在实现对苏维埃国家的政治领导的同时，保证提高苏维埃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代表大会赞同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活动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它采取的统一战线策略。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以列宁拟的《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提纲草案为基础的决定。决定指出，工会应是国家政权在其全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最亲密的合作者。代表大会制定了整顿预算、扩大国家收入的措施，并强调指出必须鼓励农民从消费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认为这是提高农业的唯一保证。代表大会在《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里指出必须仔细收集和研究地方经验，谴责以行政命令手段对待农业合作社的做法。代表大会在《关于巩固党和党的新任务的决议》里规定了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以及改善党的机关的工作和提高党的纪律的任务和具体措施。为防止异己分子侵入党内，决议规定了新的入党条件。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问题的实际建议--对关于在清党以后巩固党的决议的补充》。此外，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目的》、《关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问题》、《关于报刊和宣传》、《关于对女工和农妇工作的问题》、《关于加强红军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前“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等项决议以及《监察委员会条例》和《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大会选出由27名委员和1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656。）
列宁对路标转换派的评价见本卷第677-679页。）就是这样提问题的，你们知道，他们是俄国流亡者中的一种派别，一种社会政治派别，领导这一派别的是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的一些著名人士，前高尔察克政府的一些部长，他们确信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俄罗斯国家，因此应当跟这个政权走。路标转换派议论说：“但是这个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呢？共产党人说是共产主义国家，并要人相信这是一种策略：◎第677页◎布尔什维克在困难关头把私人资本家糊弄过去，然后再达到自己的目的。布尔什维克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策略，而是演变，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支持他们。历史是殊途同归的。”
他们有些人装作共产党人的样子，但是也有比较坦率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好像在高尔察克手下当过部长。他不同意他的伙伴们的意见，他说：“关于共产主义你们随便怎么说都行，而我断定，这并不是他们的策略，而是演变。”我认为，乌斯特里亚洛夫这种直言不讳的声明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注：列宁指的是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文章《演变和策略》，该文载于1922年1月21日《路标转换》杂志第13期。）我们常常听到一种甜蜜的共产主义谎言，“комвраньё”，尤其是我，由于职务的关系每天都听得到，有时听得简直恶心死了。最近到了一期《路标转换》杂志（注：关于《路标转换》杂志(《СменаВех》)，参看注(路标转换派是1921年在流亡国外的白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流派。路标转换派还得到一些没有离开苏俄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路标转换派因192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路标转换》文集而得名，文集的中心思想是：承认反苏维埃武装斗争彻底失败，苏维埃政权是唯一可能的俄罗斯国家政权；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上转换路标，为复兴俄国工作。路标转换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流亡国外的立宪民主党人Ю.В.克柳奇尼科夫、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С.С.卢基亚诺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С.С.查霍金、尤·尼·波捷欣等人。他们的刊物是《路标转换》杂志，该杂志于1921年10月-1922年3月在巴黎出版。
国内战争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是路标转换派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路标转换派的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因素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在苏维埃共和国有了某种程度的复活。路标转换派把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向恢复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指望苏维埃国家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他们号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并曾协助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返回祖国。路标转换派中也有不少人愿意真心诚意地和苏维埃政权一起工作，后来成为科学文化界的积极活动家，如历史学家叶·维·塔尔列、作家阿·尼·托尔斯泰等。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1922年8月4-7日）在《关于反苏维埃的党派的决议》中指出：“所谓路标转换派迄今起了而且还有可能起客观的进步作用。这一派别过去和现在都团结着那些同苏维埃政权’和解’并准备同它一起复兴祖国的侨民和俄国知识分子集团。就这一点来说，路标转换派过去和现在都是值得欢迎的。但同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在路标转换派中资产阶级复辟的倾向也是很强烈的，路标转换派分子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希望在经济上让步之后在政治上也会有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让步等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37-238页）
列宁对路标转换派的评价见本卷第677-679页。)。），它不说这种共产主义谎言，而是直率地说：“你们那里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不过是你们的想象而已，其实，你们正在滚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那里只不过摇动着几面写着各种空话的共产主义小旗子罢了。”这话很有好处，因为我们从这些话里看到的，已经不是简单地重复在我们周围经常听到的话，而完全是阶级敌人的阶级真话了。看看这种东西是很有益的，之所以这样写并不是由于在共产主义国家中通常都这样写而不许有另一种写法，而是由于这确实是阶级敌人粗鲁地公开说出的阶级真话。乌斯特里亚洛夫虽然是立宪民主党人、资产者，支持过武装干涉，但现在他却说：“我赞成支持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我之所以赞成，是因为它踏上了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
这是很有益的话，我觉得必须予以重视；路标转换派这样写，对我们说来，比起他们中间某些装得很像共产党人的人要好得多，这种人远远看去真假难分——他们也许信仰上帝，也许信仰共产主义革命。无可讳言，这种坦率的敌人是有益的。无可讳言，乌斯◎第678页◎特里亚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所以应当欢迎路标转换派的这种坦率的声明。敌人说出了阶级的真话，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危险。敌人力图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路标转换派反映了成千成万的各色各样资产者或者参加我们新经济政策工作的苏维埃职员的情绪。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因此，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谁会得胜？我说的是竞赛。现在没有人向我们直接进攻，没有人掐住我们的喉咙。至于明天会怎样，我们还要看看再说，不过今天还没有人拿着武器向我们进攻，可是我们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却残酷、危险百倍，因为我们不能随时看清楚，反对我们的敌人在什么地方，谁是我们的朋友。
我不是从同情共产主义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形式发展的角度来谈共产主义竞赛的。这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拼命的激烈的斗争，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也是接近最后一次的殊死斗争。
这里必须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政治权力是完全够了。这里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指出，在处理某个实际问题时，在某个办事机构中，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权力不够。有些人还是这样认为，这些人都无可救药地向后看，而不懂得应该向前看。主要经济力量操在我们手里。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企业、铁路等等，都操在我们手里。不管租赁在某些地方得到多么广泛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它的比重◎第679页◎总的说来是微乎其微的。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究竟缺少什么呢？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这像我们小时候上历史课听到的情况。我们听老师说过，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于是征服人家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则成了战败者。这很简单，人人都懂。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罗斯联邦的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4700名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受别人的文化的支配呢？不错，这里似乎可以给人一种印象，被征服者有高度的文化。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但毕竟要比我们高一些。尽管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微不足道，可是总比我们那些负责的共产党员干部高一些，因为这些人没有足够的管理本领。共产党员担任机关领导的时候，往往被人愚弄，因为怠工者有时巧妙地故意把他们推到前面当作招牌。承认这一点是很不愉快的。或者说，至少是不很愉快的，但我觉得，必须承认这一点，因为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看，这就是过去一年的政治教训，而且1922年的斗争也将在这个标志下进行。
俄罗斯联邦和俄国共产党的负责共产党员，是否了解他们不会管理呢？是否了解他们自以为在领导，其实是被领导呢？如果他们能了解这一点，那他们当然能学会，因为是可以学会的，但为此就应该学习，可是我们的人不学习。我们的人到处发号施令，结果◎第680页◎完全事与愿违。
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之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看起来这种竞赛是在所有国家机关中进行的，而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的又一斗争形式。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又一形式，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即使在莫斯科各中央机关，从文化上来说斗争也还没有过去。因为资产阶级人士往往比我们的优秀共产党员懂行，我们党员虽然拥有全部政权和一切条件，但丝毫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政权。
我想从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的一本小册子（注：指亚·伊·托多尔斯基的小册子《持枪扶犁的一年》，1918年韦谢贡斯克县执行委员会出版。托多尔斯基当时任特维尔省韦谢贡斯克县县报编辑。他写的这本书既是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就县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工作向党的特维尔省委员会的汇报，也是韦谢贡斯克苏维埃向全县劳动人民的汇报。该书共印1000册，分发到全县各个乡、村，还以交换出版物和交流经验的形式寄给了中央和邻省各报纸编辑部。列宁读了此书后，当即记上：“一本出色的书！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持枪扶犁的一年》……（题为《锯木厂和制革厂》的那一节或章特别可资借鉴，第61、62页）”，并立即给值班秘书写了个便条：“请把托多尔斯基书中小标题为《锯木厂和制革厂》的一节（第61-62页，书上有准确标志）打两份，一份给我，另一份在我这里存档，以便查找。”“……附言：打字、读校和复查后将此书还给我。”（1958年《历史文献》杂志第4期第4页）
列宁特别注意书中第62页的下面一段话：“痛打剥削者的手，使他们不能再祸害，或者说’制服’他们，这还只是任务的一半。只有当我们强迫他们工作并利用他们的工作成果来帮助改善新生活和帮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列宁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又在旁边划了三道线，写上“注意”字样，后来在1918年底或1919年初写的文章《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中加以引用。列宁指出，应该从这本书中吸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上的重大教训”。（见本版选集第3卷第688-691页））中引证一段话。这本小册子是在韦谢贡斯克城（特维尔省有这样一个县城）于俄国苏维埃革命一周年——1918年11月7日出版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韦谢贡斯克的这位同志看来是个党员。这本书我是很久以前读的，因此不敢担保现在不会引错。他谈到自己怎样着手装备两个苏维埃工厂，怎样吸收两个资产者参加工作，怎样用当时的办法，即以剥夺自由和没收全部财产相威胁做到了这一点。这两个人被吸收参加了恢复工厂的工作。我们知道1918年是怎样吸收资产阶级参加工作的（笑声），所以用不着详细讲，而现在我们正用另一种办法吸收他们参加工作。请看他的结论：“仅仅战胜资产阶级、给资产阶级致命打击是不够的，这不过是事情的一半，还必须强迫他们为我们工作。”
这是多么精彩的话啊。这句精彩的话说明，甚至在韦谢贡斯克这样的县城，甚至在1918年，对胜利的无产阶级和被战胜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正确的认识。
我们痛打了剥削者的双手，使他不能为害，给了他致命打击，这还只是事情的一半。可是在我们莫斯科，在100个负责工作人员里，大约有90个都认为，问题仅仅在于给剥削者以致命打击，使他◎第681页◎不能为害，痛打他的双手，如此而已。我关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所说过的话，往往被人只理解成使他们不能为害，痛打他们的双手（也许不光是打他们的手，还打别的地方），给他们致命打击。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甚至在1918年韦谢贡斯克的那位同志说这话的时候，这还是事情的一半，而现在连事情的四分之一都不到了。我们应当强迫资产阶级用他们的双手来为我们工作，而不能让负责的共产党员身居领导地位；头戴官衔，却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他们只有不仅从世界历史发展方向来看是正确地确定了道路，才能领导人民走他们的道路。从世界历史发展方向来看，我们确定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每个国家都在证实我们确定的道路是正确的，但在我们的祖国，在自己的国家里，我们也应当正确地确定这条道路。确定这条道路不仅靠这一点，还要看有没有武装干涉，我们能不能用商品换取农民的粮食。农民会说：“你是好人，你保卫了我们的祖国；因此我们一直听你的，可是现在你如果不会经营，那就走开吧。”是的，农民会这样说的。
如果共产党员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而自己能向资产阶级学习，使资产阶级走共产党员要走的道路，那我们就能管理这种经济。而有的共产党员自以为我什么都懂，因为我是负责的共产党员，我打败的不是什么店员，我们在前线打过仗，难道打的是这种人吗——正是这种最常见的情绪在害我们。
我们使剥削者不能为害，痛打并斩断他们的双手，这不过是事情的最不重要的一部分。这是要做的。我们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和我们的法院都要做，而且不应当像以前那样软弱无力，要记住，它◎第682页◎们是受全世界敌人包围的无产阶级的法院。不过这并不难，我们基本上已经学会了。这方面应当施加点压力，但这是容易做的。
至于胜利的第二部分，即用非共产党人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切实做好经济上非做不可的事情，那就是要找到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满足农民的需要，让农民说：“不管饥饿多么难受，多么痛苦，多么严重，但我看到，尽管对这个政权不习惯，尽管它很特别，但它带来了实际的、确实可以感觉到的好处。”我们必须设法让那些与我们共事的、为数众多的、超过我们许多倍的人这样工作，使我们能够观察他们的工作，了解他们的工作，用他们的手做一些有益于共产主义的事情。目前形势的关键就在这里，因为还只有个别共产党员懂得和看到这一点，而广大党员群众还没有认识到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工作的必要性。关于这一点已写过多少通告，说过多少话，可是一年来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在我们100个党委会中，能够拿出自己实际成绩来的连5个也没有。看，我们是多么严重地落后于当前的迫切需要，我们是多么厉害地保持着1918年和1919年的传统。那是伟大的年代，那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伟大的事业。如果只回头看这些年代，而看不到目前面临的任务，那就是自取灭亡，毫无疑问必定自取灭亡。而整个症结就在于我们不愿意认识这一点。
现在我想举两个实际例子来说明我们管理工作搞得怎样。我已经说过，比较正确的做法是拿一个国营托拉斯来做例子。但是请原谅，我不能用这种正确的方法，因为这样至少需要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个国营托拉斯的材料，可惜我没有可能作这种研究，因此我只举两个小例子。一个例子是莫斯科消费合作社控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官僚主义，另一个是顿巴斯地区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不很恰当，但是，我举不出更好的例子。不过用这◎第683页◎个例子也能说明我的基本意思。你们从报上都知道，最近几个月来我不能直接处理事务，我没有到人民委员会去工作，也没有到中央委员会去。我偶尔来莫斯科稍事逗留，就发觉许多人愤慨地激烈地埋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不好，办事拖拉，对这一点我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既然怨言变得特别激烈，我就试一试把事情搞清楚，抓住一件具体的事情，哪怕来一次寻根究底，看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架机器为什么不转。
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要购买罐头食品。为这件事来了一个法国公民（注：指向苏维埃俄国提供食品的谈判。这次谈判是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同法国商人茹·魏勒进行的。）。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否得到协约国（注：协约国（三国协约）是1907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同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俄国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领导者的同意，或得到彭加勒以及其他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核准而为国际政治服务（我想，我们的历史学家在热那亚会议以后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但事实是法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参加了这笔生意，因为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到了莫斯科，出售了罐头。莫斯科正在挨饿，到夏天挨饿的情况会更严重，肉类没有运来，并且从我们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尽人皆知的素质来看，大概也运不来。
他们卖肉罐头（当然是指不完全变质的罐头，这以后会检查出来），换取苏维埃货币。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可是，如果按苏维埃方式认真地考虑一下，那就决不那么简单了。我没有可能直接查问这件事，但组织过调查，现在我有一个小本子记载着这一著名事件的发展经过。事情是这样开始的：2月11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加米涅夫同志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定，认为从国外购买一批食品是可取的。当然，不通过俄共中央政治局，俄国公民怎么能决定这样的问题呢？你瞧，不通过中央政治局，这4700名负责工作人员（这仅仅是调查统计的数字（注：指1921年7月进行的对负责工作人员的调查统计。这次调查统计的目的是确切了解各省会和县城党的领导层的数量构成和质量构成，他们的地区分布和对他们的使用是否合理。））怎么能决定从国外购买食品的问题呢？这当然是非常奇特的观念。加米涅夫同志显然很了解我们的政策和实际情况，所以并不过分指靠大批负责工作人员，一开◎第684页◎始就用了擒牛抓角的办法，当然擒的不是牛，而是政治局，他一下子就得到一项决议（我没听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什么辩论）：“请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注意，从国外进口食品是可取的，并请注意关税”等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注意了这一点。事情就开始动起来了。这是2月11日的事。我记得，我到莫斯科是在2月底或在这前后，我一来就听到莫斯科的同志们的哭诉，简直是绝望的哭诉。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是根本无法买下食品。为什么？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办事拖拉。我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那时也不知道对这个问题政治局已经作出一项决定，所以只对办公厅主任说，调查一下，把文件找来给我看看。克拉辛来后，加米涅夫和他谈了谈，这件事情才有了结果，事情办妥了，我们买来了罐头。结果好就一切都好。
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善于商量办事，能够正确确定俄共中央政治局所要求的政治路线，对这一点我是确信不疑的。如果商业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由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决定，那我们就会是世界上较优秀的苏维埃共和国了，但是，不能每一笔交易都把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拉来——克拉辛正忙于热那亚会议前夕的外交事务，要进行极度紧张的工作，不能拉这些同志来管购买法国公民的罐头事宜。不能这样工作。这里说不上新，说不上经济，也说不上政策，而简直是开玩笑。现在我有这件事情的调查材料。我甚至有两份调查材料：一份是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哥尔布诺夫和他的助理米罗什尼科夫的，另一份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究竟为什么注意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也不大相信这样做是对的，但这点我不打算讲了，因为我怕又要来一次调查。重要的是材料已经收集到，现在就在我手头。
我在2月底回到莫斯科就听到一片哭诉，说“无法买下罐头”，◎第685页◎而轮船就停在利巴瓦，罐头就在船上，人家甚至同意我们用苏维埃货币购买真正的罐头！（笑声）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如果这些罐头没有完全变质（这里我要强调“如果”，因为我没有十分的把握，到时不会再派人作第二次调查，不过结果如何，只好留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再说了）——如果罐头没有变质，已经买到手，那我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事没有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就动不了吗？从我手头的调查材料中看到，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把另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骂跑了。在这份调查材料中我还看到，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对另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说：“以后没有公证人在场，我就不同你谈话。”看了这件事的经过，我想起25年前流放在西伯利亚时我当律师的情景。那时我是个地下律师，因为我是个行政流放犯，不准当律师，可是没有别的人，大家只好到我这里来陈诉某些案件。最困难的是弄清问题所在。有一次来了一个村妇，当然从她的亲戚如何如何讲起，可是怎么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说：“把状纸的副本拿来。”她谈她的白母牛。对她说：“去把副本拿来。”她就边走边说：“没有副本，白母牛的事就不爱听啦。”此后我们流放者说起这个副本就好笑。但是，我仍旧使情况有了一些改进，上我这里来的人都带着副本，这就可以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为什么控告，有什么冤屈。这是25年前在西伯利亚的事，那个地方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几百俄里。
但是，为什么在革命三年以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购买罐头竟要进行两次调查，要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干预，要政治局发指令呢？缺什么呢？政治权力吗？不是。钱也有了，可见既有经济权力，也有政治权力。那里一切机关都有。还缺少什么呢？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工作人员（我丝毫也不反对他们，并且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共产党员）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第686页◎人员缺少文化，他们不能文明地处理业务。
我初次听到这件事情，就给中央写了一个书面建议：我认为，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外，你们知道，他们是不可侵犯的，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外，把莫斯科有关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送到莫斯科最坏的监牢里关押6小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关押36小时。（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61—462页。——编者注）而现在一个有罪的人也没有找到。（笑声）其实从以上所述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有罪的人是找不到的。这无非是常见的俄国知识分子不会办实事的积习——手忙脚乱，毫无章法。他们先是东奔西跑，贸然从事，然后再动脑筋，而在事情办不成时，就跑去向加米涅夫诉苦，把问题提到政治局去。当然，一切困难的国务问题是需要提到政治局去的，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讲到，但是，遇事应该先动脑筋，后动手。如果你要办事，请务必带着文件去办。你可以先发一份电报，在莫斯科还有电话，可以给有关机关打一个电话，把电话稿副本送交瞿鲁巴，说清楚：我认为这笔交易很紧急，如果拖延，我是要追究的。应当想到这一起码的文明作风，处理事情要考虑周到。如果问题不能靠打一个电话，在一两分钟内一下子解决，那你就拿着文件，随身带着，告诉对方：“你要拖拉的话，我就把你关到监狱里去。”可是并没有这样做，根本没有深思熟虑，毫无准备，和照惯常一样忙乱一气，成立几个委员会，弄得大家筋疲力尽，吃苦生病，而事情直到加米涅夫同克拉辛接头后才得以进展。这是典型的事例。这种事不光在首都莫斯科有，而且在所有独立共和国的首都，在某些州的首府也同样可以看到，在一般城市更是屡见不鲜，甚至严重百倍。
在我们的斗争中应当记住，共产党员需要深思熟虑。关于革命◎第687页◎斗争，关于全世界革命斗争的情况，他们可以对你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要摆脱极端的贫困，需要深思熟虑，需要有文化，办事能井井有条。这些他们却不会。如果我们责备负责的共产党员，说他们办事不认真，那是不对的。他们绝大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仅办事认真，而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无论在沙皇制度崩溃前或在革命胜利后，都证明自己忠于革命，真是舍生忘死。如果从这方面找原因，那就根本错了。即使处理最简单的国家事务也必须采取文明的办法，必须懂得这是国家事务、商业事务，如果有了障碍，就应该善于消除，把对办事拖拉负有罪责的人送交法院。在莫斯科我们有无产阶级法院，法院应当传讯这些罪犯，问他们为什么摆着几万普特的罐头不买。我想，无产阶级法院是知道怎样治罪的，但是要治罪，就要找到罪犯，我敢向你们担保，罪犯是找不到的，你们大家都来看看这件事情，这里没有罪犯，只有混乱和瞎忙。谁都不会办事，谁都不了解究竟应当怎样处理国家事务。一切白卫分子和怠工者就利用这一点。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同怠工者作过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现在还摆在日程上；还有怠工者，必须同他们作斗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像我上面所说的情况，难道可以同他们进行斗争吗？这种情况比任何怠工都更有害，怠工者不需要别的，只要看到两个共产党员彼此争论应该什么时候提到政治局去以取得购买食品的原则性指令，这就有空子好钻了。要是有一个稍微聪明一点的怠工者支持其中的一个共产党员，或者对双方轮流加以支持，那就完了。事情就永远完蛋了。是谁的过错呢？谁也没有过错。因为两个负责的共产党员，两个忠诚的革命家，在争论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争论究竟什么时候应该把问题提到政治局去，以便取得购买食品的原则性指令。
问题就在这里，困难就在这里。任何一个经过资本主义大企业◎第688页◎训练的店员，都会办这种事，而百分之九十九负责的共产党员却不会办，并且不想懂得自己没有这种本领，应该从头学起。如果我们不懂得这点，不进预备班重新学习，我们就无论如何解决不了作为目前全部政策基础的经济任务。
我想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顿巴斯。你们知道，这是我们整个经济的中心，真正的基础。如果我们不恢复顿巴斯，不把它恢复到应有的水平，那就根本谈不上恢复俄国大工业，也谈不上真正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没有大工业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们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个地区并没有把琐碎问题毫无道理地荒谬可笑地提到政治局来，那里提出的是真正刻不容缓的问题。
中央委员会应当密切关注我们整个经济真正的中心、基地和基础，使那里确实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那里在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担任领导工作的，都是些不仅绝对忠诚而且确实是有学识有才干的人，甚至说他们有才华也错不了，因此中央委员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里。乌克兰是个独立共和国，这很好，但是，它在党的关系上有时——怎么说得客气一点呢？——采取躲避的办法，我们不得不找到他们头上，因为那里管事的人很狡猾，而乌克兰中央，不说是在欺骗我们，也总是同我们有点疏远。为了弄清这全部情况，我们这里的中央委员会研究过，发现有摩擦和意见分歧。那里有个小矿井利用委员会。当然，在小矿井利用委员会同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之间有激烈的摩擦。但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还算有些经验，一致决定不撤换领导班子，如果发生摩擦，就向我们报告，甚至可以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那个地区的人不仅忠诚，而且能干，应当尽力支持他们，假如他们还没有学会工作，那就应当让他们学会。结果，乌克兰召开了党代表大会（注：指1921年12月9-13日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六次代表会议。），我不知道会上的◎第689页◎情况，只知道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问过乌克兰的同志，还特地问过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中央委员会还责成他到那里去了解情况。看来，那里有人捣鬼，事情乱成一团，就是让党史委员会（注：党史委员会是一个收集和研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和俄国共产党历史的委员会，根据1920年9月21日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而建立，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来研究，十年也搞不清楚。实际结果是，不顾中央一致通过的指令，这一班人被另一班人取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从根本上说，这班人中间有些人虽然具有各种良好的品质，却犯了某种错误。他们过分醉心于行政手段。（注：指顿巴斯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该管理局在整顿顿巴斯大矿场的煤炭开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对恢复小矿场及其他工业部门的意义估计不足，压制地方党和工会组织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主动性。管理局领导人格·列·皮达可夫用行政命令方式和军事办法领导工业，结果影响了吸引工人群众参加恢复顿巴斯国民经济的工作。由于这些原因，在经济领导干部之间以及在管理局和地方干部之间都产生了意见分歧。在1921年12月9-13日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六次代表会议上，皮达可夫的工作方法受到一些代表的批评。会后皮达可夫被调离顿巴斯。）在那里我们是同工人打交道。谈到“工人”，常常以为指的就是工厂无产阶级。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这里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难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是真正的无产者吗？这样说是不对的。这符合马克思的说法，但是马克思说的不是俄国，而是15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600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不适用。进工厂的常常不是无产者，而是各式各样的偶然碰上机会的人。
要善于正确地安排工作，使工作不落后，能及时解决所发生的摩擦，不要使行政管理脱离政治——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靠的是整个先锋队保持同全体无产阶级群众、同全体农民群众的联系。如果有人忘了这些小轮子，而只醉心于行政手段，那就糟了。顿巴斯工作人员所犯的错误，同我们其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中央委员会曾一致要求：“留下这班人，即使是些小冲突，也提到我们中央来解决，因为顿巴斯不是无关紧要的地区，没有它，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可是实际表明，我们的全部政治权力和中央的整个威信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这次当然是犯了滥用行政手段的错误，同时也犯了一大堆别的错误。◎第690页◎
这个例子说明，整个关键不在于政治权力，而在于会管理，会正确安排人员，会避免细小的冲突，使国家的经济工作不致被打断。我们没有这种本领，我们的错误就在这里。
我认为，谈到我国革命和估计我国革命的命运时，我们应当严格区分出哪些革命任务已经彻底完成，已经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成果载入了摆脱资本主义这一世界历史性转折的史册。我国革命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事业。当然，可以让孟什维克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奥托·鲍威尔去叫喊“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革命”，可是我们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正如一家白卫分子的刊物所说的，我国的国家机关有400年的积粪，而我们用4年工夫就清除干净了——这是我们最伟大的功绩。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不但在我国，甚至在先进的文明的德国，都不能把中世纪的积粪清除干净。而他们却指责我们的最伟大的功绩。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不可抹杀的功绩。
现在可以闻到战争的气息。一些工会，例如改良主义工会，已通过反对战争的决议，并威胁说，要用罢工来反对战争。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不久前我看见报上有一则电讯说，在法国议院中，有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发表了反战演说（注：指1922年3月22日《真理报》第65号刊登的一条题为《法国。反对军国主义》的华沙来电。电讯说：“共产党议员雷诺·让在讨论服兵役期限法时发言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法国报界对他的有力发言给予极大注意。雷诺·让在右翼议席的大声喧嚷中声明，无产阶级认为与其被投入新的战争，毋宁起义。如果资产者对股息孜孜以求，那么对无产阶级来说，1793年的法国社会革命更加珍贵，他们要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直到胜利……”），他指出，工人宁愿起义，不愿战争。现在不应当像我们在1912年公布巴塞尔宣言（注：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列宁所引的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斥责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号召社会党人为反对一切压迫小民族的行为和沙文主义的表现而斗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那样来提问题。只有俄国革命才指明了怎样才能摆脱战争，这要费多大的气力，用革命手段摆脱反动战争意味着什么。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世界各地都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在解决所有这类性质的问题时，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过去有几千万人被屠杀了，现在还会遭到屠杀。要知道，我们是生活在20世纪，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民用不是为哪一个政府效劳而是推翻它们的革命手段摆脱了反动战◎第691页◎争，这就是俄国人民，是俄国革命使他们摆脱了战争。俄国革命的成果是不可剥夺的。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夺去的，正如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苏维埃国家已经建立这一事实。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几百年来，国家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类型建立的，现在第一次找到了非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也许我们的机关还不好，但是据说，最先发明的那台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清楚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发明出来了。就算头一台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了火车头。就算我们的国家机关糟透了，但它毕竟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已经创立。全欧洲，千万家资产阶级报纸都说我们这里乱七八糟，贫困不堪，劳动人民只有受苦受难，就让它们宣传去吧，世界上所有的工人还是向往苏维埃国家的。这就是我们所获得的不可剥夺的伟大成果。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共产党的代表来说，这还只是打开了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点做到了没有呢？没有，还没有做到。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基础。有些共产党人以为已经有了这种基础，这是极其错误的。全部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坚决地、明确地、冷静地分清楚，哪些是俄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哪些我们还做得很不好，哪些还没有建立起来，哪些还要多次重新做起。
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挑哪个环节。1917年的整个关键是什么呢？是摆脱战争，这是全体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这压倒了一切。革命的俄国摆脱了战争。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注意到了人民的基本要求，因而保证了我们多年的胜利。人民感觉到，农民看到，从前线回来的每个士兵也都十分明白，◎第692页◎苏维埃政权是他们所获得的比较民主、比较接近劳动群众的政权。不管在其他方面我们做了多少愚蠢荒唐的事情，但是，我们注意到了这个主要的任务，这就是说，一切都是正确的。
1919年和1920年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武装抵抗。当时称雄世界的协约国向我们进攻，要扼杀我们，因此用不着进行宣传，任何一个非党农民都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地主来了。共产党员能同他们作斗争。这就是大多数农民拥护共产党员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获得胜利的原因。
1921年的关键是实行有秩序的退却。所以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纪律。“工人反对派”说：“你们低估了工人，工人应当发挥更大的主动性。”主动性应当表现在有秩序退却和严格遵守纪律上。谁要是稍微发出点惊慌的声调或破坏纪律，他就会断送革命，因为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同那些习惯于进攻、浸透革命观点和理想、认为任何退却都是卑劣行为的人们一起退却。最大的危险就是破坏秩序，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持秩序。
目前的关键是什么呢？目前的关键，也是我想把它作为这次报告的结论的关键，并不在于政治，就是说不在于改变方针；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关于这一点已经谈得够多的了。所有这些谈论都是徒劳无益的。这是最有害的空谈。新经济政策实行后，我们有人开始忙乱起来，又是改组机构，又是建立新机构。这是最有害的空谈。我们得出了结论，目前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挑选人才。一个习惯于反对抓小事、反对单纯文化工作的革命家，是难以领会这一点的。但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是（对此在政治上应当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前进得太远了，所以不能而且也不应保持所有的阵地了。
在国际方面，我们的境况近年来有极大的改善。我们争得了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这是全人类的一大进步，共产国际（注：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在1919年3月2-6日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每天从任何◎第693页◎一个国家得到的消息都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但是在实际工作方面情况却是这样：共产党员如果不能给农民群众实际的帮助，农民群众就不会支持他们。注意力不应集中在立法、颁布更好的法令等等上面。我们有一个阶段把法令当作宣传的形式。人们嘲笑我们，说布尔什维克不知道人们并不执行他们的法令；所有白卫分子的报刊也充满了这种嘲笑，但是这个阶段是合理的，那时布尔什维克夺得了政权，他们告诉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说：我们想这样来管理国家，这就是法令，请试试看吧！我们用法令的形式把我们的政策设想迅速告诉普通的工人和农民。结果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过去和现在都获得了极大的信任。这是革命初期必然经过的阶段，不然我们就不会走在革命浪潮的前头，而只会充当尾巴。不然所有那些想在新基础上建设新生活的工人农民就不会信任我们。但是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而我们却不愿了解这一点。现在再有人下命令来设立和改组什么机构，工人农民就要嘲笑了。现在普通的工人农民对这点已不感兴趣，他们是对的，因为现在重点不在这里。你，共产党员，现在不应当向人民宣传这一套。虽然我们这些坐在国家机关里的人总是埋头于这种琐事，但是该抓的不是链条上的这一环节，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人员安排不当，革命干得很出色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搞他们一窍不通的工商业，他们妨碍别人看清事实真相，因为奸商和骗子都巧妙地躲在他们的背后。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对执行情况进行实际检查。这是一种平凡的小任务，是些小事情，可是我们在最伟大的政治革命之后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必须与资本主义成分并存，全部情况的关键不在于政治，狭义的政治（报上所说的全是些政治高调，没有丝毫社会主义的东西），不在于决议，不在于机构，也不在于改组。这些只要对我们有必要，我们会做的，但决不要向人民灌◎第694页◎输这些东西，而要挑选所需的人才，检查实际执行情况，这才是人民所重视的。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现在人民、全体劳动群众认为，对他们最重要的是切实帮助他们摆脱赤贫和饥饿，使他们能看到情况确有改善，而且符合农民的需要和习惯。农民熟悉市场，熟悉商业。我们不能实行直接的共产主义分配。要这样做，我们的工厂和设备都不够。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商业来供给，而且要做得不比资本家差，否则人民就不能忍受这种管理。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这就应当成为我们1922年全部工作的关键，不过要有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没有武装干涉。我们虽然在外交上尽力避免它，但是每天都有发生的可能。我们确实应当时刻戒备，并且为了加强红军，我们应当作某些重大牺牲，当然也要严格规定牺牲的限度。我们面对着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它不过是在寻找扼杀我们的方式。而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非是这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罢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就是如此。
第二个条件是财政危机（注：1921年底苏维埃俄国财政危机的加剧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工业遭到战争的破坏，不仅不能提供利润，并且本身也靠国家维持；粮食储备太少，饥荒引起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不征收货币税和实行公用事业（包括市内交通的运输业、邮政、住宅等等）免费制。1921年底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国家预算中，支出超过收入几乎达10亿战前卢布。这些赤字要靠不断增发纸币来弥补。由于缺乏工业品和粮食，纸币的购买力下降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财政政策的决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以健全国家财政，恢复以黄金作基础的货币流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65-170页）。）不过分严重。危机正在逼近。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听有关财政政策问题的报告。如果危机太厉害、太严重，有许多事情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调整，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某一点上。如果危机不过于严重，那甚至还可能有好处，因为它会把所有国营托拉斯中的共产党员清洗一下。只是不要忘记做这件事。财政危机能清理我们的机关和企业，其中不中用的会首先垮台。不过不要忘记，不能把垮台都归咎于专家，说什么负责的共产党员都很好，他们在前线打过仗，工作一贯很好。所以财政危机要◎第695页◎是不过分严重，那么从中还可能得到好处，它不会像中央监察委员会或中央审查委员会（注：中央审查委员会是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921年6月25日的决定设立的，由5人组成，在清党期间领导各地审查委员会的工作（见1921年6月30日《真理报》第140号）。中央审查委员会曾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过清党总结的报告。）那样进行清洗，而是对经济机关中的全体负责共产党员来一次认真的清洗。
第三个条件是要在这期间不犯政治错误。当然，如果我们犯了政治错误，那整个经济建设就要受挫，那就不得不去争论纠偏和确定方针的问题。如果不犯这种可悲的错误，那最近的关键就不在于法令，也不在于政治，狭义的政治，不在于机构，也不在于机构的组织——这些事将根据需要由负责的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机构来做，而全部工作的关键在于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只要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上学到东西，收到实际成效，那我们就能再次克服一切困难。
最后，我要谈谈我们苏维埃机关，苏维埃各高级机构以及党同它们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实际方面。在我们党同苏维埃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这一点是我们一致承认的。我方才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有些具体的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决。从形式上规定不许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我国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进行管理，而且不能禁止党员提出申诉。于是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弄到政治局来了。在这一点上我也有很大的过错，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之间很多事都是通过我个人来联系的。一旦我离开工作，两个轮子立刻就不转动了，为了保持这种联系，加米涅夫就不得不加倍地工作。由于近期我未必能回来工作，全部希望就寄托在现在还有两位副主席这一点上，一位是被德国人清洗过的瞿鲁巴同志，一位是被德国人清洗得非常干净的李可夫同志。原来连德国皇帝威廉对我们也很有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有个外科医生，这个医生给李可夫同志治过病，切除了他身上的坏器官，把它留在德国，而给他留下了好的，所以给我们送来的李可夫同志全身都是清洗◎第696页◎干净的好器官。（注：这里指的是亚·德·瞿鲁巴和阿·伊·李可夫于1922年初在德国动手术一事。当时瞿鲁巴患胆囊化脓性炎症，李可夫患化脓性阑尾炎。）如果以后继续采用这种办法，这真是一件大好事。
不开玩笑了，现在来谈谈主要的指令。在这方面中央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希望代表大会能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批准旨在解除政治局和中央的琐碎事务、加强负责工作人员的工作的指令。要使各人民委员对自己的工作负责，而不是先把问题提到人民委员会，然后又提到政治局。我们不能从形式上取消向中央申诉的权利，因为我们的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但是应当制止什么小事都找中央的做法，要提高人民委员会的威信，各部的人民委员——而不是副人民委员——要多出席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应当改变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性质，即把我最近一年没能做到的事情做到：更多地注意检查执行情况。我们还将有两位副主席——李可夫和瞿鲁巴。李可夫任工农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注：工农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一职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7月8日《关于改变组织红军供给事宜的法令》设立的。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办事处是采办各种食品（粮食人民委员部提供的食粮除外）并供应红军和红海军的最高机关。它的地方机关是隶属于各方面军指挥部的特派员的全权代表办事处。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参加工农国防委员会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享有委员权利。直属特派员的还有军事工业委员会等机构。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1年8月16日的决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撤销，所属机构的人员和财产移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有关机关。1919-1921年，阿·伊·李可夫任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时善于督促工作，使工作得以开展。瞿鲁巴曾把一个人民委员部办成比较好的部。如果他们两人能尽量注意督促各人民委员部注重执行并负起责任来，那么我们就会前进一步，虽然是小小的一步。我们有18个人民委员部，其中工作根本不行的不下15个，好的人民委员不是到处都能找到的，但愿人们更加注意这一点。李可夫同志应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因为在这两个机构之间应保持联系，没有这种联系主要的轮子有时就会空转。
因此要注意使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注：劳动国防委员会是苏俄人民委员会的机关，负责指导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和国防主管部门的活动，1920年4月在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劳动国防委员会享有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直属委员会的权利。它在地方上的机关是各级经济会议。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陆军、交通、农业、粮食、劳动、工农检查等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和中央统计局局长（有发言权）。列宁是第一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存在到1937年4月。）裁减所属的各种委员会，使它们熟悉和解决自己份内的事情，而不是把精力分散在无数的委员会上。最近把各种委员会清理了一下。总共有120个委员会。有多少是真正必要的呢？只有16个。而且这已不是第一次清理了。有些人不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是把决议提交人民委员会，也不知道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而是躲在各种委员会后面。◎第697页◎在这些委员会里是一团混乱，谁也弄不清楚是谁负责；一切都乱成一团，最后作出由大家共同负责的决定。
因此应当指出，必须扩大和发挥区域经济会议（注：区域经济会议（或区域经济委员会）是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关于地方经济管理机关》这一决议成立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地方机关。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列宁签署的《区域经济机关暂行条例》（见1921年3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8号），设立区域经济会议是为了协调和加强各地方经济机关和省经济会议的活动。区域经济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督促及时准确地执行上级机关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审查和协调各区的经济计划，监督其实施，监督正确利用物资，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参加区域经济会议的有下列各单位的地方代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粮食、农业、劳动、财政等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院（有发言权）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区域经济会议主席由劳动国防委员会任命。）的自主权和职能。现在我们俄国的区域划分是有科学根据的，是估计到经济、气候、生活、燃料来源、地方工业等等条件的。根据这种划分，建立了区和区域的经济会议。当然，局部的调整还会有，但是应该提高这些经济会议的威信。
还有，应该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更加有力地工作，使常会能够正常地举行，会期应当长一些。常会应当讨论法律草案，有时法律草案没有必要地匆忙提到人民委员会去。最好把这些草案搁置一下，让地方工作人员去仔细考虑，并且对法律的起草人要求得更严格些，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做。
如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的会期长一些，它就可以分设各种小组和专门委员会，更严格地检查工作，抓住那种在我看来是目前政治局势的整个关键和本质的东西，也就是把重心转移到挑选人才、检查实际执行情况上去。
应该承认，也不怕承认：百分之九十九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干的并不是他们现在就胜任的工作，他们不会干自己那一行，现在应当学习。如果承认这一点，而我们又有充分可能做到这一点——从总的国际形势看，我们有时间来得及学会——那我们就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点。（热烈鼓掌）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69—113页◎第698页◎
载于1922年3月28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公报》第1号
7　闭幕词
（4月2日）
同志们！我们代表大会的工作就要结束了。
这次代表大会同上次相比，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更加团结，更加一致，在组织上更加统一。
上次代表大会的反对派这部分人中只有少数人自外于党。（注：看来是指1922年2月20日被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的Г.И.米雅斯尼科夫和被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的Х.А.米京与尼·瓦·库兹涅佐夫。）
关于工会问题和新经济政策问题，我们党内已经没有意见分歧，或者说，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意见分歧了。
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获得的根本的和主要的“新东西”，就是生动地证明我们的敌人是不正确的，他们一直喋喋不休地硬说我们党在衰老，我们的头脑和整个机体在丧失灵活性。
不！我们并没有丧失这种灵活性。
过去，由于俄国和全世界的整个客观形势，需要前进，需要用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迅速而坚决地向敌人进攻，我们就这样进攻了。必要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次进攻，并且不止一次地进攻。
我们正是这样把我国革命提到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高度。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不管它还能给千百万人带来多少不幸、灾祸和苦难，都不能夺走我们革命的基本成果，因为现在这已不是“我们的”成果，而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成果了。
到了1921年春天，实际表明我们革命的先头部队有脱离应由它率领前进的人民大多数，农民大多数的危险，我们就一致地果断◎第699页◎决定退却。过去一年来，我们的退却整个说来是有革命秩序的。
世界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成熟，如果它不能把奋不顾身的斗争和进攻的本领同实行有革命秩序的退却的本领结合起来，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斗争的第二个阶段的经验，即退却的经验，将来至少对某些国家的工人大概也是适用的，正如我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经验，即奋不顾身英勇进攻的经验，无疑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工人一样。
现在我们作出决定，认为退却已经结束。
这就是说，现在要按新方式来提出我们政策的全部任务了。
现在全部关键在于，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素养不够，本领不大。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一道前进，用行动、实践和经验向农民证明，我们在学习并且一定能学会帮助他们，率领他们前进。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在俄国目前的生产力状况下，这一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不过要十分缓慢，小心谨慎，实事求是，对自己的每一步骤都要进行千百次的实践检验。
即使我们党内还有反对这种极端缓慢和极端谨慎的行动的论调，那也只是极个别的。
整个党懂得了，并且现在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它懂得了目前必须这样安排自己的工作，也只能这样安排工作。我们既然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宣布俄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32—133页◎第700页◎
载于1922年4月4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公报》第8号
论“双重”领导和法制 *给约·维·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
（1922年5月20日）
*（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这封信是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会讨论检察机关条例草案时写的。这个草案是司法人民委员部1922年5月13日提交常会的。
草案在常会上受到了尖锐批评。草案第5条引起特别激烈的争论，该条规定：地方检察长越过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受共和国检察长的领导；地方检察长的任免、调动和停职也只通过共和国检察长。根据尼·瓦·克雷连柯的报告，常会以多数票通过了把法案作为材料交给专门选出的委员会审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都主张地方检察长受省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机关（通过共和国检察长）的双重领导。俄共（布）中央为领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而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也通过了同样的决定。列宁在写给政治局的这封信里建议否决“双重领导”的原则。5月22日，政治局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的建议，并把这个问题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的共产党党团审议。政治局的决定中说：“否决’双重领导’，规定地方检察机关只受以总检察长为代表的中央机关的领导。地方检察机关由总检察长在最高法庭、司法人民委员部和中央组织局监督下任命。保留检察机关从法制的观点对地方当局的一切决定或决议提出异议的权利和义务，但无权停止这些决定或决议的执行，而只有权把案件提交法院裁决。”
可是，常会共产党党团仍主张“双重领导”。5月24日，政治局重申了它5月22日的决定，但删掉了“而只有权把案件提交法院裁决”一语，同时决定：“通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共产党党团，政治局认为必须在这次常会上通过关于检察机关的法律，党团的异议可向中央全会提出，如全会修改决议，则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次常会。”常会选出的委员会经过长时间讨论后，通过了由司法人民委员部拟定的第5条，否定了“双重领导”。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照此批准了《检察条例》。根据1922年7月8日的法令，《条例》自同年8月1日起施行。）
　　电话口授
　　致斯大林同志并转政治局
关于检察机关的问题，在领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工作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中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还没有发展到把问题自动提到政治局去，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建议把它提交政治局解决。
意见分歧的实质是这样的：在检察机关问题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中多数委员都反对地方检察人员只能由中央机关任命，只受中央机关领导。多数委员要求对所有地方工作人员都实行所谓“双重”领导，即一方面受中央机关即相应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受地方的省执行委员会领导。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多数委员还否定地方检察人员有从法制的观点对省执行委员会和所有地方政权机关的任何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
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第701页◎多数委员的这一显然错误的决定辩护。我只听到这样的理由，说这次为“双重”领导辩护，是一场正当的、反对官僚主义集中制、争取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反对中央机关对省执行委员会人员的傲慢态度的斗争。法制不能有卡卢加省的法制，喀山省的法制，而应是全俄统一的法制，甚至是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的法制，持这种观点是否就是傲慢态度呢？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多数委员中占上风的那种观点的基本错误是不正确地搬用了“双重”领导的原则。在那些需要好好考虑确实存在着无可避免的差别的地方，必须实行“双重”领导。卡卢加省的农业和喀山省的不同。整个工业的情况也是如此。整个行政管理情况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不考虑到地方的特点，就会陷入官僚主义的集中制等等，就会妨碍地方工作人员考虑地方的差别，而这种考虑是进行合理工作的基础。但是法制只能有一种，而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和我们的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他们总希望保持同喀山省法制不同的卡卢加省法制。应该记住，检察机关和任何行政机关不同，它丝毫没有行政权，对任何行政问题都没有表决权。检察长有权利和有义务做的只有一件事：注意使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理解，不管任何地方差别，不受任何地方影响。检察长的唯一权利和义务是把案件提交法院裁决。这是什么法院呢？在我们这里是地方法院。审判员是由地方苏维埃选出的。因此受理检察长提出的违法案件的是地方政权，它一方面必须绝对遵守全联邦统一规定的法律，另一方面，在量刑时必须考虑地方的一切情况，在量刑时它有权说，虽然从案情本身来看无疑是犯了法，但经地方法院查明的、当地人十分清楚的某种情况，使法院不得不承认必须对此人从宽处理，甚至宣告此人无罪。如果我们不坚决实行这个确立全联邦统一法制所必需的◎第702页◎最起码的条件，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维护和创立文明了。
说检察长不应拥有对省执行委员会和其他地方政权机关的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这些决定应由工农检查院从法制的观点加以审查，这种说法同样是根本不对的。
工农检查院不仅要从法制的观点，而且要从适当与否的观点来加以审查。检察长的责任是使任何地方政权机关的任何一项决定都不同法律抵触，所以检察长有义务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一切不合法律的决定提出异议，但是检察长无权停止决定的执行，而只是必须采取措施，使整个共和国对法制的理解绝对一致。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多数委员的决定，不仅犯了极大的原则性错误，不仅是根本错误地搬用了“双重”领导的原则，而且会破坏一切建立法制和建立起码文明的工作。
其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估计到地方影响的作用。毫无疑问，我们是生活在无法纪的海洋里，地方影响对于建立法制和文明即使不是最严重的障碍，也是最严重的障碍之一。恐怕谁都听说过，地方上清党时揭发出来的最常见的事实是，大多数地方审查委员会在清党过程中有向个人和地方挟嫌报复的行为。这一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恐怕谁都不会否认，我们党要找十个受过充分的法学教育、能够抵制一切纯地方影响的可靠的共产党员还容易，可是要找几百个这样的人就困难了。说到检察机关受“双重”领导还是只受中央机关领导，问题也正是归结到这一点上。我们在中央机关找十来个人，是应该找得到的，他们将行使总检察长、最高法庭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中央检察权（是总检察长单独行使，还是和最高法庭、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一同行使，这个问题我暂且撇开不谈，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次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解决，要看党是把大权委托◎第703页◎给一个人，还是分给上述三个机构）。这十个人在中央机关工作，受党的三个机关的最密切的监督，同它们保持最直接的联系，而这三个机关是反对地方影响和个人影响的最大保证，这三个机关就是中央组织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注：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俄共（布）的最高监察机关。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是1920年9月22-25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1921年3月8-16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出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而且最后这个机关，即中央监察委员会，只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它的委员不得在任何人民委员部、任何一个主管机关以及任何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兼任任何职务。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有了迄今所设想过的一切保证中的最大保证，使党建立起一个不大的中央领导机构，能够实际地抵制地方影响，地方的和其他一切的官僚主义，使全共和国、全联邦真正统一地实行法制。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中央司法领导机构可能发生的错误，我们党为全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订出一切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的那几个机关会立即就地加以纠正。
违背这一点，就是暗中接受谁也不会直接公开维护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我国似乎已有高度发展的文明和同它密切相关的法制，以致我们可以保证我们这里有几百个完全无可非难的检察长，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受任何地方影响，而且能够自行制定出整个共和国统一的法制。
最后，我得出结论：主张对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取消它对地方政权机关的任何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这就不仅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不仅妨碍我们坚决实行法制这一基本任务，而且反映了横在劳动者同地方的和中央的苏维埃政权以及俄共中央权力机关之间的最有害的障碍——地方官僚和地方影响的利益和偏见。
因此我建议中央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否决“双重”领导，规定地方检察机关只受中央机关领导，保留检察机关从地方政权◎第704页◎机关的一切决定或决议是否合乎法制的观点对它们提出异议的权利和义务，但无权停止决议的执行，而只有权把案件提交法院裁决。
列宁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94—198页◎第705页◎
载于1925年4月23日《真理报》第91号
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问
（1922年11月）
*（注：这是列宁对英国报纸《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瑟·兰塞姆所提问题的书面答复。两种回答中交给兰塞姆的是第一种即完整的一种。
兰塞姆于1922年10月专程赴苏俄访问列宁。10月26日，兰塞姆得到通知，要他把问题拟好写出。次日，他把拟定的7个问题寄给了列宁。11月3日晚列宁接见了兰塞姆。谈话涉及英国议会选举、意大利法西斯政变等问题，但主要还是围绕兰塞姆事先拟定的问题进行。列宁说，他还没有把所有问题的答复写出来，但他答应在兰塞姆动身以前写完。星期日，11月5日，列宁把7个问题的答复全部写就。星期一，“正当我收拾行装准备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兰塞姆在给《曼彻斯特卫报》的通讯中写道，--我接到电话，说答复已写就。我急忙赶往克里姆林宫去取答复，给得很及时，使我得以随身带走。”
关于《曼彻斯特卫报》，见注(《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19世纪中叶起为自由党的机关报。起初是周报，从1857年起改为日报。
列宁在这里提到的戴·劳合-乔治的演说是在英国议会下院自由党党团成员会议上发表的。)
第一种回答
（11月5日）
1.问：我看到经济很活跃，大家都忙着买东西和卖东西，一个新的商业阶级显然正在产生。请问：怎么说耐普曼不是一种政治力量，也没有显示出要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迹象呢？
答：您的第一个问题使我回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伦敦的一次谈话。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约20年前，我和一个朋友一起散步。（注：1902年4月-1903年4月，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侨居伦敦。列宁提到的这位朋友是康·米·塔赫塔廖夫，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活动家、经济派首领之一、《工人思想报》编辑。）街上非常热闹。商人在街上摆满了摊子，用金属筒做的小煤油灯或诸如此类的灯具照亮着自己的商品。灯光很美丽。街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常。大家都忙着买东西或卖东西。
俄国当时有一个派别，我们把它叫作“经济派”（注：经济派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分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本版选集第1卷第262-272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同上，第290-458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我们这种有点书生气的称呼，指的是那些幼稚地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简单化的人。我的朋友是个“经济派”，他当即发表高论说：你看，在这种不寻常的经济活动之后，紧接着必然会要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我嘲笑了对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理解。小商贩人多，他们的◎第706页◎活动极为活跃，还丝毫不能证明他们是阶级的强大的经济力量，而只有这种经济力量才可以而且应该断定会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也许，伦敦形成为世界性的贸易力量——既是经济力量又是政治力量——所走过的道路比我的交谈者所想象的要复杂一些；伦敦街头商贩虽然非常活跃，但他们离“政治力量”，甚至离要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还相当远。
您问，为什么这种“耐普曼”（也就是街头商贩？小贩？）在我们这里没有显示出“要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迹象”，您提这个问题恐怕会使我们发笑，而我们会这样来回答：这跟每逢星期六英国伦敦街头那群忙着买东西卖东西的人没有显示出“要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迹象”的原因是一样的。
2.问：我有这样一个印象：现在在俄国，买卖和交换的利润很高，而生产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能够赢利。买卖和交换掌握在耐普曼手里。赢利的生产多半规模很小，而且掌握在私人手里。赔本的生产则掌握在国家手里。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耐普曼在经济上不断加强而国家不断削弱呢？
答：您提这第二个问题的着眼点恐怕也和上述“经济派”的观点相差无几。好像是巴师夏曾经近乎郑重地讲过他所持的见解：“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是以掠夺为生的。”至于这些以掠夺为生的人所掠夺的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经济”问题，他却不很关心。
您的印象是“现在在俄国，买卖和交换的利润很高”，“而生产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能够赢利”。
您从莫斯科街头观察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读后感到非常惊奇。我想，千千万万的俄国农民怎么样呢？他们在种地，看来，这在俄国并不是少数情况，更不是极少数情况，而是极大多数情况吧？这种情况“甚至”比“耐普曼”的任何“买卖”都要多吧？俄国农民的生产大概不仅“可能”，而且是非常“赢利”的吧？不然的话，我国农◎第707页◎民非常迅速和轻易地交给国家的几亿粮食税是从哪儿来的呢？在辽阔的俄国的农村和城市里这样普遍掀起的有目共睹的建设高潮，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在俄国货币贬值，100万卢布在自由市场上还不值过去一个卢布的时候，一个小商贩有时赚了几百万几百万的利润，提问人是不是就认为这种小买卖是“利润很高的买卖和交换”呢？恐怕不至于犯这种错误吧！因为我国现在（已经几个月了）把纸币上“多余的”几个零抹掉了。（注：1922年10月2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发行1923年版纸币的决定。按照列宁签署的这一决定，1个1923年版卢布等于100万停止流通的卢布，或等于100个1922年版卢布。发行1923年版卢布是苏联1922-1924年币制改革第一阶段中的措施之一。苏联这次币制改革导致了卢布的稳定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经济政策成就的取得。）昨天是万亿，今天抹掉四个零，就变成1000万了。国家并没有因此发财，但是说国家“变弱了”，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明明是货币状况改善了一步。耐普曼开始看到卢布在稳定起来，比如，这在今年夏天就看出来了。耐普曼开始料到今后还会继续“抹掉”零，而我怀疑耐普曼“要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就能阻止把零抹掉。
再来谈谈生产。在我们这里，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占用土地的小农纳税的情况很好。所谓轻工业的工业生产显然活跃起来了，它多半或者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的职员管理，或者归承租人掌管。
因此，担心“国家不断削弱”是没有根据的。
要区别开的不是生产和贸易，而是轻工业生产和重工业生产。后者确实是无利可图的，因此我们国家的状况确实困难。这一点下面再谈。
3.问：有人暗示说，将设法（用征税的办法）迫使耐普曼资助生产。请问：这样做的结果会不会只是使物价上涨，使耐普曼的利润增加，间接地使工资必须提高——因此又回到原先的状态呢？
答：国家手里有几亿普特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决不能认为征税“只是”使物价上涨。征税也能使我们从耐普曼和生产者那里取◎第708页◎得支援工业的资金，特别是支援重工业的资金。
4.问：如果用通常的资本主义尺度来衡量，应当说经济状况要坏一些。如果用共产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也应当说状况要坏一些（重工业衰落）。但是我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的状况比一年前好。看来，这儿发生了一种与资本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都不相容的东西。这两种思想都要求有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进步，而是退步，那怎么办呢？请问，我们不是前进，不是走向新的富足安康，而是后退，退到旧的状况，这难道不可能吗？俄国往后退，退到与俄国的需求大致适应的农业生产时期，退到国内商业活跃而从国外的进口无足轻重的时期，这难道不可能吗？难道不能设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可能有和过去封建专政下相同的时期吗？
答：让我们先用“通常的资本主义尺度”来“衡量”。整个夏天我们的卢布都是稳定的。这显然是好转的开始。其次，农民的生产和轻工业的生产无疑都在活跃起来。这也是一种好转。最后，我们的国家银行获得了不下2000万金卢布的纯收入（这是最低数目，实际上还要多些）。数目虽小，但好转是不容置疑的。数目虽小，但重工业基金开始增加是不容置疑的。
其次，让我们再用共产主义尺度来衡量。上述三种情况，从共产主义观点来看也是好现象，因为在我们这里国家政权是掌握在工人手中的。卢布趋于稳定，农民生产和轻工业生产活跃，国家银行（即国家）开始获利——所有这一切，从共产主义观点来看，也是好现象。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对立的，然而从两种对立的观点来看，这些情况都是好现象，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只要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这正是“我们现在的情况”。
重工业衰落是我们的坏现象。国家银行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第709页◎部开始赢利，就是为这方面的好转作准备。这里困难很大，但决不是没有希望的。
再往下说。我们是否会倒退到什么“封建专政”之类的时期去呢？无论如何不会的，因为我们在缓慢地攀登，时有停顿，有时还后退几步，沿着国家资本主义的路线攀登。这是一条引导我们前进，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路线，决不会引导我们倒退到封建制度去。
对外贸易日益发展，卢布日趋稳定（虽然时有波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业明显发展，国家开始筹集了少量的，很少量的支援重工业的资金，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俄国不是在倒退，而是在前进，虽然这种前进，我再说一遍，是很缓慢的，是有停顿的。
5.问：我们是不是处在一种把应当用于生产的资本浪费掉的可悲境地呢？
答：上面那一段话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
6.问：除了这些问题以外，《曼彻斯特卫报》还很想听到您亲口驳斥目前莫斯科盛传的所谓今冬又将实行配给制和全部征用耐普曼的仓库的谣言。
答：我很乐意证实，所谓我们想恢复配给制或“全部征用耐普曼的仓库”这些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这纯属无稽之谈。我们根本没有这样想过。
在现今的俄国，决不能设想有这样的事情。这都是那些很敌视我们，但又不很聪明的人恶意散布的谣言。
7.问：最后，我认为你们同厄克特的合同并没有被最后否决，只不过是在同英国政府恢复正常的友好关系以前，暂时搁一搁而已，我这种推测对不对？
答：关于厄克特问题，您说得完全正确。我把最近跟法尔布曼◎第710页◎说过的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37—242页。——编者注）再说一遍。我们并没有最后否决向厄克特租让。我们否决这项租让，完全出于我们已经公开指出的那个政治原因。我们已开始在报刊上公开讨论所有赞成的和反对的意见。希望这次讨论以后，我们能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确定最后的意见。
您的　列宁
1922年11月5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56—261页◎第711页◎
载于1922年11月22日《曼彻斯特卫报》第23797号
第二种回答（未完）　（10月27日和11月5日之间）
对您的问题答复如下：
1.我想，“耐普曼”，也就是在“新经济政策”下繁荣起来的商业的代表，是想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但是没有在这方面显示出任何迹象，或者虽有迹象，那也是把自己的愿望掩盖起来的。他们必须竭力掩盖自己的愿望，因为不然的话，就会受到我们国家政权的严厉反对，有时比反对还厉害，会受到公开的敌视。
我认为，在绝大多数生产资料集中在我们国家政权手中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经济要求是消费品的买卖自由。我国的立法是保证小资产阶级有这种自由的。
您所用的“耐普曼”这个词会引起某种误解。它是由表示“新经济政策”的缩写词“耐普”(“нэп”)加上“曼”(“ман”)组成的，意思是“这种新经济政策的人或代表”。这个报纸上的用语产生之初，是对小商贩或滥用贸易自由的人的一种戏称。
从表面看，新经济政策后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这种“耐普曼”即您所写的“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人登上了前台。
但是，真正大多数居民的真正经济活动根本不是在这一方面。例如，只要指出广大农民的活动就够了。正是现在，农民精力充沛地、废寝忘食地重整自己的耕地，修复自己的农具、房舍、各种设施等等。另一方面，也正是现在，产业工人同样精力旺盛地改进劳动工具，用新的劳动工具来代替已磨损的劳动工具，修复破旧不堪的◎第712页◎或受到破坏的房屋等等。
“耐普曼”，如果要用这个词的话，与其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严肃用语，不如说是报纸上的戏语，他们掀起的喧嚣远远超过他们的经济力量。因此，如果有人把继经济力量之后必定出现政治力量这个简单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用在我国“耐普曼”的身上，那么我担心他会大错而特错，甚至会成为许多荒谬可笑的误解的牺牲品。
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第二，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
我认为，如果“耐普曼”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对他们来说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是适当的，那他不但会犯错误，而且会因为庸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成为报纸嘲笑的对象。
2.您的印象是：现在在俄国做买卖的收益非常之高，“而生产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能够赢利”。我觉得这个印象会引起对“‘耐普曼’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的十分公正的嘲笑。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俄国小农占居民的绝大多数，他们现在尽心竭力地投身于生产，并且获得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部分原因是他们得到了国家在种子等方面的支援），如果考虑到国内战争、饥荒等等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破坏，那这一成就更显得了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小农获得了这样大的成就，因而非常容易地、几乎毫不勉强地就交纳了国家几亿普特的粮食税。
因此我认为较为正确的说法是：掌握在私人手中、大多数居民所从事的规模很小的生产，提供的利润最多。这是指农民的整个农业生产。一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一部分掌握在国营承租人或生产◎第713页◎农村居民消费品的国营工厂手中的工业生产，也提供了同样多的或者略少一些的利润。
留在国家手中的真正不赢利的生产，只是那种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术语来说应当叫作生产资料（矿产、金属等）的生产或者固定资本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通常靠发行公债来恢复这种资本，因为公债可以马上提供大量资金（几亿卢布，甚至几亿美元）来改建一批能够恢复被破坏的生产资料的企业。
对我们来说，恢复被破坏的生产资料，长时期内是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利润的，如您所说的，是“不赢利的”。我们只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用租让的收入或国家的贴补来恢复固定资本。
当前的经济现实就是如此。您可以看出，我对这种现实的看法和您根本不同。按您的看法，似乎我国“耐普曼在经济上不断加强”而“国家在经济上不断削弱”，我担心这种看法也许会受到马克思嘲笑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那种嘲笑。
我还是抱着一种老看法，在马克思以后谈论什么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这只能愚弄小市民，尽管是“高度文明的”小市民。
最后我来谈谈“政治力量”问题。工人和农民是俄国政治力量的主体。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农民既受地主的掠夺，又受资本家的掠夺。农民愈觉悟，对这一点就理解得愈深刻。因此，人民大众是不会跟着“买东西和卖东西”的耐普曼走的。
3.向“耐普曼”征税会不会只是使工资提高和物价上涨，而不会为生产提供资金呢？
——不是的，因为物价的基础是粮食。国家手中有一部分通过税收得来的粮食。耐普曼不可能单独影响物价，因为他不是生产者。顺便指出，对外贸易垄断也有助于我们控制耐普曼，因为物价◎第714页◎不受耐普曼影响，而是由国外的生产价格加上我国用于生产贴补的加价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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