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结束阶级斗争，而是以新的形式、新的武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后还在国际范围内用十倍的力量加紧向社会主义进攻，这种专政就是必要的。小农阶级在过渡时期不可能不多次动摇。过渡时期的困难，资产阶级的影响，必然使这些群众的情绪时常发生波动。无产阶级（它由于自己的根基即大机器工业遭到破坏而伤了元气，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阶级特性）肩负着一项极其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不为这种动摇所左右，把从资本桎梏下解放劳动的事业进行到底。
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政治上表现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政党的政策上，俄国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就是这样的政党。这两个现在在国外设有自己的总部并办有各种报纸的政党，实际上已与整个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勾结在一起，并忠实地为他们效劳。
俄国大资产阶级的聪明的领袖们和其中为首的“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党魁米留可夫，十分明确地、直截了当地肯定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这种作用。在谈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合力举行的喀琅施塔得暴动（注：指喀琅施塔得暴动。1921年2-3月间在俄国波罗的海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革命叛乱。这一叛乱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支持下策动的。卷入叛乱的约有27000名水兵和士兵。当时波罗的海舰队中参加过十月革命的水兵大都上了国内战争的前线，新补充的水兵多半来自农民，不少人受到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所以这次叛乱反映了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动摇。叛乱分子的首领提出了“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指望由小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并为公开的白卫统治和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2月28日和3月1日，叛乱分子的首领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让所谓“左派社会主义政党”自由活动，取消政治委员，允许自由贸易，改选苏维埃。3月2日，叛乱分子逮捕了舰队指挥人员，占领了喀琅施塔得，给彼得格勒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平定叛乱采取了紧急措施。3月2日宣布彼得格勒特别戒严。3月5日重组第7集团军，由米·尼·图哈切夫斯基任司令员，负责镇压叛乱。正在开会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派出克·叶·伏罗希洛夫等约300名有军事经验的代表加强第7集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叛乱于3月18日被彻底粉碎。）时，米留可夫表示赞成“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这个口号（1921年《真理报》1第64号，引自巴黎《最新消息报》（注：《最新消息报》(《ПоследниеНовости》)是逃亡国外的白俄的报纸，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1920年4月-1940年7月在巴黎出版，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他发挥这一思想时说：应该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奉为上宾”，因为他们肩负◎第543页◎着第一个把政权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转移开的任务。大资产阶级的首领米留可夫正确地吸取了历次革命的教训，深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力执掌政权，他们始终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只能给资产阶级独揽政权充当台阶。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再证实了1789—1794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注：指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欧洲许多国家1848-1849年的革命--奥地利、德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匈牙利、意大利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经验，证实了恩格斯在1884年12月11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所说的话。恩格斯当时写道：
“……纯粹民主派……在革命关头……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在短时间内暂时起作用。……在1848年时也是如此：一切封建官僚从3月到9月都支持自由派来镇压革命群众…… 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2—253页。——编者注）（俄译文见弗·阿多拉茨基同志《马克思恩格斯论民主派》一文，载1921年6月9日《共产主义劳动报》（注：《共产主义劳动报》(《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Труд》)是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日报），1920年3月18日创刊。1922年2月7日起改称《工人莫斯科报》，1939年3月1日起改称《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报》，1950年2月19日起改称《莫斯科真理报》。）第360号。德文原文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治遗教》一书1920年柏林版（《国际青年丛书》第12辑第19页））
尼·列宁
1921年6月13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21年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10页◎第544页◎
关于“出版自由”*给Γ.米雅斯尼科夫的信
1921年8月5日
*（注：列宁的信是针对Г.И.米雅斯尼科夫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他的文章《伤脑筋的问题》以及他在彼得格勒和彼尔姆党组织内的多次发言而写的。米雅斯尼科夫在上述材料和讲话中要求恢复企业中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带领工人战胜经济破坏的指挥员，组织农民联合会并给予它以工农检查院的权力（如同工会一样），给予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政治派别以言论和出版自由。他还在彼尔姆省莫托维利哈区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来反对党的政策。1921年7月29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召开会议讨论了米雅斯尼科夫的问题，认为他的言行具有反党性质，决定成立一个由尼·伊·布哈林、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审查他的活动。8月22日，中央组织局根据委员会的报告，认定米雅斯尼科夫的提纲违背党的利益，责成他不得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宣读，同时决定把他从彼尔姆调回中央。但是米雅斯尼科夫拒绝服从中央决定，并且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反党活动。1922年2月2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关于将米雅斯尼科夫开除出党的决定。）
米雅斯尼科夫同志：
今天才看完您的两篇文章。您在彼尔姆（似乎是彼尔姆？）组织中说了些什么，在哪一点上同它发生冲突，我不知道。关于这一点，我无从谈起。这件事将由组织局来处理，我听说组织局已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
我要做的是另一件事，即把您的信当作资料性和政治性的文献来加以评价。
多么有趣的文献啊！
在我看来，《伤脑筋的问题》一文特别明显地表明了您的主要错误。我认为我有责任来尽力说服您。
您在文章的开头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是的，不懂得为什么“国内战争”的口号被“国内和平”的口号所代替的人，至少是很可笑的。是的，在这一点上您是对的。
但正因为您在这一点上是对的，所以我奇怪您怎么在作结论时竟忘记了您自己正确运用过的辩证法。
“……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 妙得很！但是，对不起，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考虑过四年来我国革命的经验的工人都一定会说：我们倒要弄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第545页◎自由？是干什么用的？是给哪一个阶级的？
我们不信奉“绝对的东西”。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联邦那样做了和正在做着那么多的工作来使群众摆脱僧侣和地主的影响。我们是世界上把“出版自由”这个任务完成得最好的国家。
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这是事实。
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推翻不了。
而在我国呢？谁能否认资产阶级已被击溃但还没有被消灭呢？谁能否认它已隐藏起来呢？这是无法否认的。
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注：在俄语中，“出版”和“报刊”是同一个词。——编者注）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
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第546页◎
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让国际资产阶级马上来收买成百成千的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社会革命党（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和孟什维克的作家，组织他们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和斗争。
这是事实。“他们”比我们富有，能收买到比我们现有力量大十倍的“力量”。
不，我们决不会这样做，我们不会去帮助世界资产阶级。
您怎么会从阶级估量出发，即从估量一切阶级之间的关系出发，堕落到采取温情主义庸人的观点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谜。
在“国内和平还是国内战争”的问题上，在我们过去怎样争取和今后如何继续“争取”农民（站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的问题上，在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根本的、世界性的（＝涉及世界政治的实质的）问题上（您的两篇文章是专门谈这两个问题的），您能够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小市民的、温情主义的观点。您在那两个问题上能够切实地、冷静地估计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
但突然间您却滚进了温情主义的深渊：
“……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的现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们揭发出来……”
据我对您那两篇文章的分析，您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误入了迷途。您让一些可悲的、痛心的事实压垮了，失去了冷静估计力量的能力。
出版自由会助长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这是事实。“出版自由”不会用来祛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毫无疑问，毛病有的是），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资产阶级并没有死，它还活着，正在一旁窥伺着我们。它已经雇用了米留可夫，而米留可夫又◎第547页◎有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在“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劳（部分是由于愚蠢和对我们的宗派仇恨，而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的客观逻辑）。
您“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注：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
您本想医治共产党，抓的却是一剂致人死命的药，——当然，杀人的并不是您，而是世界资产阶级（＋米留可夫＋切尔诺夫＋马尔托夫）。
您忘记了一件小事，一件极小的小事：世界资产阶级和它的收买报纸、收买政治组织中心的“自由”。
不，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一千个有觉悟的工人有九百个不会走这条路。
我们的毛病多得很。像1920年秋天和冬天在分配燃料和粮食方面所犯的（很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我们共同的错误，劳动国防委员会150、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都犯了错误）大大加重了我们的病情。
贫困和灾难很严重。
1921年的饥荒使这种情况急剧恶化了。
摆脱困境要费很大气力，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摆脱，而且我们已经开始摆脱了。
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因为我们的政策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估计到了国际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因为我们不粉饰太平。我们知道困难重重，我们看到了一切毛病。我们并没有慌张，而是在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医治这些毛病。
您已经慌张得不能自己，而且继续往下滑，已经到了似乎您不另组新党就得去自杀的地步。
决不可以慌张。◎第548页◎
有没有党支部同党脱节的现象呢？有。有坏事，有祸患，有毛病。
有这些现象。而且毛病很严重。
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不应当用“自由”（给资产阶级的）来医治，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
您谈到振兴经济，使用“自动犁”和其他机具，争取“影响”农民等等。这些意见包含着许多正确的、许多有益的东西。
您为什么不把这些问题单独提出来谈呢？我们是能够取得一致并在一个党内同心协力地工作的。这会带来很大好处，不过不是一下子带来，要慢慢来。
使苏维埃变得生气勃勃，吸收党外群众来参加工作，由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这是绝对正确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很多很多。
您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切实地加以发挥，在给代表大会写的小册子中加以发挥呢？
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工作呢？
为什么害怕做吃力的工作（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注：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俄共（布）的最高监察机关。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是1920年9月22-25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1921年3月8-16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出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党的报刊、通过《真理报》（注：《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4月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继续出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来讨伐营私舞弊行为）呢？有些人对吃力的、艰苦的、见效慢的工作缺乏信心，于是慌张起来，另寻“捷”径：想到了“出版自由”（给资产阶级的）。
您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错误，明显的错误，坚持“出版自由”这个不合乎党性的、反无产阶级的口号呢？您为什么不去做不那么“出风头的”（出资产阶级风头的）、吃力的工作，不去切实地反对和祛除营私舞弊行为、切实地帮助党外群众呢？
您在什么地方向党中央举出过某种具体的营私舞弊行为，某◎第549页◎种具体的纠正和根除这种行为的办法呢？
没有。
一次也没有。
您看到这许多祸患和毛病，就陷入绝望，投入外人的怀抱，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给资产阶级“出版自由”）。而我还是奉劝：不要绝望，不要慌张。
我们以及同情我们的人——工人和农民——有的是力量，有的是充沛的活力。
我们的毛病治得不好。
我们没有很好地贯彻提拔党外群众、让他们来检查党员的工作的口号。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得而且一定会做得比现在好一百倍。
我希望您经过冷静思考以后，不会因为爱面子而继续坚持明显的政治错误（“出版自由”），而会在定下神来、克服慌张心理之后，去从事切实的工作：帮助建立同党外群众的联系，帮助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
这方面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通过这些工作，就可以（而且应当）医治毛病，慢慢地然而是真正地医治毛病，而不是被“出版自由”这个“闪烁不定”的鬼火迷惑住。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84—90页◎第550页◎
载于1921年《辩论材料（米雅斯尼科夫同志的提纲、列宁同志的信、给列宁的回信、中央组织局的决定及莫托维利哈党员大会的决议）》
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1921年8月20日）
历史上每一次独特的转变，都使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形式上有所改变。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总是发生在无产阶级周围，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渗入无产阶级队伍。
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也就是用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动听词句和无法实现的愿望掩盖着的对资产阶级的卑躬屈膝。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也就是口头上气势汹汹、夸夸其谈、不可一世，实际上则是涣散、无组织、无领导，是徒有其表。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的两股“潮流”。在资本主义的老根没有挖掉以前，这两种现象是无法避免的。现在，由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有了某种改变，动摇的形式也改变了。
持孟什维克观点的人的基本论调是：“布尔什维克走回头路，又回到了资本主义，这样他们就完蛋了。革命毕竟是资产阶级性的，十月革命也不例外！民主万岁！改良主义万岁！”这种论调，不管是用纯粹孟什维克的口气讲还是用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的口气讲，不管是像第二国际那样讲还是像第二半国际（注：指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各国中派社会党正在筹建的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在1921年2月22-27日举行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成立，通称第二半国际或维也纳国际，正式名称是国际社会党联合会。参加这一组织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10多个中派社会党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弗·阿德勒任总书记。成立第二半国际的真正目的是阻碍广大群众转向共产国际。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阿德勒、奥·鲍威尔、罗·格里姆、阿·克里斯平、让·龙格、尔·马尔托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口头上批评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执行机会主义的中派路线。1923年5月，在革命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第二半国际同伯尔尼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那样讲，实质都是一样的。
像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是由被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19年10月）开除出党的无政府主义“左派”分子组成的，1920年4月在柏林成立。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奥·吕勒和奥·梅尔盖斯。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坚持错误的组织观点和策略观点。由于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他们退出了代表大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后来蜕化成为一个宗派小集团，于1927年解散。）或我国那部分已经脱离党或正在脱离党的前工人反对派（注：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首领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谢·巴·梅德维捷夫、亚·米·柯伦泰等。工人反对派作为派别组织是在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形成的，但是这一名称在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即已出现。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则早在1919年就已开始形成。在1920年3-4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施略普尼柯夫提出了一个关于俄共（布）、苏维埃和工会之间关系的提纲，主张由党和苏维埃管政治，工会管经济。在1920年12月30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施略普尼柯夫要求将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工会。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表达得最充分的是柯伦泰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它要求把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加入各产业工会的生产者的代表大会，由他们选举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各个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也分别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且党政机关不得否决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工人反对派曾一度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1920年11月，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它的纲领获得了21％的票数。1921年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则获得30％的票数。由于党进行了解释工作，工人反对派的人数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已大大减少，它的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票不足6％。第十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并决定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但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在这次代表大会后仍继续保留非法的组织，并且在1922年2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送了一份题为《二十二人声明》的文件。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粉碎了工人反对派。）之类的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论调◎第551页◎是：“布尔什维克现在不相信工人阶级了！”据此提出的口号多少有点像1921年春天“喀琅施塔得的”那种口号（注：指喀琅施塔得暴动。1921年2-3月间在俄国波罗的海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革命叛乱。这一叛乱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支持下策动的。卷入叛乱的约有27000名水兵和士兵。当时波罗的海舰队中参加过十月革命的水兵大都上了国内战争的前线，新补充的水兵多半来自农民，不少人受到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所以这次叛乱反映了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动摇。叛乱分子的首领提出了“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指望由小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并为公开的白卫统治和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2月28日和3月1日，叛乱分子的首领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让所谓“左派社会主义政党”自由活动，取消政治委员，允许自由贸易，改选苏维埃。3月2日，叛乱分子逮捕了舰队指挥人员，占领了喀琅施塔得，给彼得格勒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平定叛乱采取了紧急措施。3月2日宣布彼得格勒特别戒严。3月5日重组第7集团军，由米·尼·图哈切夫斯基任司令员，负责镇压叛乱。正在开会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派出克·叶·伏罗希洛夫等约300名有军事经验的代表加强第7集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叛乱于3月18日被彻底粉碎。）。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针对改良主义庸人和革命主义庸人的抱怨和慌乱，尽可能冷静和准确地估计实际的阶级力量并举出无可争辩的事实。
请回忆一下我国革命的几个主要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纯粹政治活动的阶段，从10月25日起到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止。在这短短十个星期内，我们为真正彻底消灭俄国封建残余所做的工作，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中（1917年2—10月）所做的要多百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国外的第二半国际的全体英雄们，当时都是反动势力的可怜的帮凶。无政府主义者有的茫然若失，袖手旁观，有的帮助我们。当时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性的呢？当然是的，因为当时我们所完成的任务就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为当时“农民”内部还没有发生阶级斗争。但是同时我们又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做了很多事情：(1)我们空前地发挥了工人阶级自己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2)我们对市侩民主派的偶像即立宪会议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如专供富人享受的出版自由，给予了使全世界都能感觉到的打击；(3)我们建立了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这是继1793年和1871年之后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第二个阶段。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反对和约的革命词句，也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半爱国主义的叫嚣以及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左倾”空谈，喧闹一时。市侩们惊慌失措或幸灾乐祸地反复说：“既然同帝国主义讲和，那就完蛋了。”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作为资产阶级掠夺工人的帮凶去同帝国主义讲和的。我们“讲和”，把一部分财物交给掠夺者，却是为了挽救工人政权，为◎第552页◎了更沉重地打击这些掠夺者。我们当时听够了所谓我们“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的谰言，但是我们没有上当受骗。
第三个阶段。1918—1920年，从反击捷克斯洛伐克军（注：指捷克斯洛伐克军武装叛乱。
捷克斯洛伐克军武装叛乱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策划的。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有两个师和一个预备旅，约5万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和侨居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决定利用该军反对苏维埃共和国，主动给它提供军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席托·马萨里克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该军是法军的部队，协约国代表随后要求苏俄政府遣送该军回法国。1918年3月26日，苏俄政府已经决定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军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撤走，条件是要把主要武器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但该军指挥人员却同协约国代表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于5月14日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会议，决定举行叛乱。这些人煽惑士兵，妄说苏维埃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进战俘营等等，同时鼓动他们用武力开路，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5月25日和26日，叛乱在马林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开始。接着，叛军同社会革命党白卫部队一起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在占领区，捷克斯洛伐克叛军大批逮捕和杀害当地党政工作人员和革命工农，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机关，协助建立反革命政府（萨马拉的立宪会议委员会，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政府，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苏俄红军于1918年9月转入进攻，解放了伏尔加河流域。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军开始瓦解，拒绝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1919年下半年，该军随着高尔察克军队的败退而东撤。1920年2月7日，红军同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1920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军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陆续撤出俄国。）和“立宪会议派”到反击弗兰格尔的国内战争。战争开始时，我们的红军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物质力量来说，这支军队就是现在同协约国（注：协约国（三国协约）是1907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同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俄国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任何一国的军队相比，也还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在同称雄全世界的协约国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领导下，工农联盟作为整个世界历史的成果，其地位被提升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充当了君主派的帮凶，有的是公开的帮凶（部长、组织者、宣传家），有的是暗藏的帮凶（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之流采取最“巧妙”和最卑劣的立场，他们好象是置身事外，事实上却在写文章反对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也一筹莫展，无所适从，一部分人帮助我们，一部分人攻击军事纪律或散布怀疑情绪，破坏我们的工作。
第四个阶段。协约国被迫停止（能长久吗？）武装干涉和封锁。经济遭到了空前破坏的国家勉强开始恢复元气，现在才看到经济破坏的深度，才感受到难以忍受的苦难：工业停顿、歉收、饥荒和流行病。
在我们这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我们已经登上了最高的同时又是最困难的阶段。当前的和这一时期的敌人已经不同于昨天。当前的敌人已经不是得到全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支持而由地主们指挥的白卫分子。当前的敌人是一个大工业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中的日常经济现象。当前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它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并很厉害地渗进了无产阶级队伍。无产阶级则丧失了阶级特性，也就是说，它失去了本阶级的生活常态。工厂既然停工，无产阶级也就软弱、分◎第553页◎散、无力。而国内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则得到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仍在称雄全世界的）的支持。
这怎么不令人胆怯呢？特别是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第二半国际的骑士、一筹莫展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左倾”空谈家这样的英雄们。“布尔什维克回到了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完蛋了，他们的革命也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这样的号叫，我们听得够多了。
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
我们并不轻视危险。我们正视这些危险。我们对工人和农民说：危险很大，要更加团结、沉着、冷静，要藐视和甩开那些持孟什维克观点和社会革命党观点的人，那些惊慌失措和喜欢空喊的人。
危险是很大的。敌人在经济上比我们强大得多，正像昨天他们在军事上比我们强大得多一样。我们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无论是在清除俄国封建制度、发挥工人和农民全部力量方面，还是在推动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促进摆脱了卑鄙庸俗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方面，我们都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以致惊慌失措的叫喊根本影响不了我们。关于我们的革命活动，我们已经非常充分地“证实它是正确的”；我们已经用事实向全世界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民主主义”和用堂皇词句掩盖起来的胆小怕事的改良主义完全不同，靠它是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那些在伟大斗争开始之前就害怕失败的人，他们也可以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这只是对工人的侮辱。
正因为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所以我们能很好地运用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斗争，能更清醒、更谨慎、更周密地权衡时机，能采取各种让步来加强我们的实力，分散敌人的力量（现在连头号傻瓜也看得◎第554页◎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就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
孟什维克叫喊说，实行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破产。外国有一个过去曾是共产党员的莱维，也随声附和这些孟什维克。当这位莱维所犯的错误还可以解释为是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在1921年3月所犯的错误（注：德国统一共产党当时在德国中部地区影响很大。德国政府当局为了镇压这里的革命运动，派遣公安警察和国防军进入这个地区，占领了一些重要企业，以挑动工人进行过早的没有准备的起义。德共梅泽堡专区党组织于3月21日号召进行总罢工以回答这个挑衅。罢工在几天之内扩展到整个德国中部，并在许多地区变成了工人反对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也于3月25日宣布全德总罢工。德国中部地区工人的这次斗争坚持到4月1日，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被镇压下去。一百多名工人惨遭屠杀，几千名工人被投入监狱。）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在三月行动中犯了许多错误，主要是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没有指明这次斗争的防御性质，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把大多数工人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德国的三月行动，指出了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错误，同时也确认三月行动是几十万无产阶级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英勇斗争。）的一种反应时，是应该为他辩护的；当这位莱维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完全陷入孟什维克主义立场时，那就不能为他辩护了。
对于那些大喊大叫的孟什维克，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还在1918年春，共产党人就公开主张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并为这个主张辩护。这是三年前的事情！是在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头几个月！那时布尔什维克就已经有了清醒的头脑。从那时到现在，没有人能否定我们对现实力量的清醒估计是正确的。
陷入孟什维主义立场的莱维劝布尔什维克（莱维“预言”资本主义会战胜布尔什维克，就和当年一切市侩、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等等预言布尔什维克一旦解散立宪会议就会灭亡一样！）向整个工人阶级求救！原来是因为在此以前帮助布尔什维克的只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这里，莱维说的同半无政府主义者、空谈家说的非常相似，同前“工人反对派”里某些人说的也有几分相似，因为这些人都喜欢耸人听闻，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现在“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了。无论孟什维克或无政府主义者都把“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个概念变成偶像，不善于考虑它实际的具体的内容。他们不是研究和分析这些内容，而是一味唱高调。◎第555页◎
第二半国际的先生们很想自称为革命家，实际上一到紧要关头就变成反革命分子，因为他们怕用暴力破坏旧的国家机构，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我们过去这样评价社会革命党人及其同伙，并不是凭空说的。任何人都知道：十月革命实际上推出了新的力量、新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现在管理着俄国，建立了军队，领导着这支军队，建立了地方管理等机关，管理着工业，等等。如果说在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弊病，那么我们并不隐瞒这种祸害，而是揭露它，同它作斗争。谁要是由于同新制度下的弊病作斗争而忘记了新制度的内容，忘记了工人阶级建立了并领导着苏维埃类型的国家，那他简直就是不会思索，信口雌黄。
但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是没有极限的。从工人阶级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现在还不多，有时非常少。尽管有各种法令、号召和鼓动，尽管有各种“提拔非党群众”的命令，但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还是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大谈什么“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就是堕落到说空话的地步。
没有一定的“喘息时机”，就不会有这种新生力量。这种力量只能慢慢地成长起来，不恢复大工业（更正确更具体地说，就是实现电气化），这种力量就无从产生。
一个处在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的工人阶级，一个因丧失阶级特性而大伤元气的工人阶级，经过多次世所罕见的奋力拼搏之后，必须有一段时间让新生力量能够成长起来，能够赶上来，让破旧部分能够得到“修复”。建立起能够胜利地经受住1917—1921年考验的军事机构和国家机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占用了并且耗尽了实际存在的（而不是存在于空喊家的高谈阔论中的）“工人阶级力量”。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估计到工人阶级新生力量成长得缓慢是必然的，确切些说是不可避免的。◎第556页◎
孟什维克叫喊布尔什维克实行“波拿巴主义”224（说布尔什维克依靠军队和国家机构而不顾“民主”的意志），这再好不过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的策略，所以米留可夫支持这一策略、支持1921年春“喀琅施塔得的”口号是有道理的。资产阶级正确地估计到，实际的“工人阶级力量”现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这个阶级的强大先锋队（即俄国共产党，这个党不是一下子而是25年来用实际行动给自己争得了唯一革命的阶级的“先锋队”这一角色、称号和力量的），一是因丧失阶级特性而大伤元气、最容易受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动摇的影响的分子。
现在提出“多多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加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1921年春天发生的喀琅施塔得事件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和表明了这一点。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应当来揭发和驱逐这些叫喊我们“不相信工人阶级力量”的家伙，因为这些空喊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帮凶，他们扩大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利于资产阶级和地主。
如果冷静地研究一下“工人阶级力量”这一概念的实际内容，就会懂得“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此！
敬爱的先生们，为了真正把非党群众提拔到目前最主要的经济“战线”上去，到经济建设事业中去，你们做了些什么工作，干了些什么事情呢？这就是觉悟的工人应当向空喊家提出的问题。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这样而且应当这样来揭露空喊家，证明他们事实上不是帮助而是妨碍经济建设，不是帮助而是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证明他们所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意图，是在替异己阶级服务。
我们的口号是：打倒空喊家！打倒不自觉的白卫分子帮凶，这◎第557页◎些重犯1921年春天倒霉的喀琅施塔得叛乱者的错误的家伙！要善于根据时局的特点和任务进行切实的实际的工作！我们需要的不是空话，而是实干。
冷静地估计一下时局的特点以及实际的并非幻想出来的阶级力量，我们就会知道：
无产阶级在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的开创工作方面取得了世所罕见的成绩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生力量的成长缓慢得多的时期，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现象，这不是由于什么人或什么党派的过错，而是由于客观原因。在经济工作中，建设必定更加困难、更加缓慢、更要循序渐进。这是由于经济工作在性质上不同于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工作。这是由于经济工作有特殊的困难和需要更深厚的根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因此，在这个新的更高的斗争阶段，我们确定自己的任务时务必慎之又慎。我们要把任务定得切实一些；我们要多作一些让步，当然是以无产阶级在保持统治阶级地位的条件下可以作的让步为限；尽快征收适量的粮食税，尽量使农民经济有较多的自由来发展、巩固和恢复；把不是我们绝对必需的企业租出去，包括租给私人资本家和外国承租人。我们需要无产阶级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要巧妙地实现、按“七次量，一次裁”的原则来实现这一联盟。直接留给自己的工作领域不妨小一些，只留下绝对必需的。我们要把削弱了的工人阶级力量集中在较小的领域里，而使自己站得更稳些，并且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反复多次用实际经验加以检验。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一寸一寸地前进，否则像我们这样一支“军队”，在这样困难的道路上，在这样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现在是无法前进的。谁对这一工作“感觉乏味”，“没有兴趣”，“不能理解”，嗤之以鼻，或惊慌失措，或沉溺于大◎第558页◎谈什么缺乏“过去的兴奋”和“过去的热情”等等，那最好是“解除他的工作”，让他告退，使他不致造成危害，因为他不愿意或者不善于考虑当前斗争阶段的特点。
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无产阶级被多次几乎是超越人力的拼搏弄得筋疲力尽，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着手最困难的工作：给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奠定基础，建立工业同农业间正常的商品交换（确切些说是产品交换）。敌人还比我们强大得多；无政府状态的、粮贩的、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处处都在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清楚地看到目前的困难，我们将逐步地顽强地克服这些困难。要让地方更多地发挥首创精神和自主精神，要分派更多的力量到地方上去，要更加重视地方的实际经验。只有恢复工业的工作取得实际成就，对工农双方都有利的正常的国家产品交换建立起来，工人阶级才能治好自己的创伤，恢复自身的即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农民才能坚定地信赖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有取得这些成就，新生力量才会涌现出来，也许不会像我们每个人所希望的那样快，但一定会涌现出来。
把这项需要更缓慢、更谨慎、更坚定和更顽强地进行的工作担负起来吧！
1921年8月20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07—116页◎第559页◎
载于1921年8月28日《真理报》第190号
关于清党（1921年9月20日）
清党（注：指俄共（布）第一次清党。这次清党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资本主义分子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有所活跃的情况下，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进行的，目的是从党内清除非共产主义分子，纯洁党的队伍。因为是在全党进行，所以也称总清党。清党工作经过长期的和细致认真的准备。1921年6月21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党员审查、甄别和清党问题的决议》（载于1921年6月30日《真理报》第146号），把征求党内外劳动群众对被审查党员的意见作为清党的一项必要条件，同时规定了成立地方审查委员会的程序。7月7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央清党领导机构--中央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7月27日，中央委员会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致各级党组织的信，阐明了清党的任务和方法，提出以下清党方针：对于工人，在呈交证件、鉴定方面应放宽一些；对于农民，应严格区分富农和诚实的劳动农民；对于“摆委员架子的”和担任享有某种特权的职务的人应从严；对于旧官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应特别注意审查；对原属其他政党尤其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人，应进行最细致的审查和清洗。这次清党从1921年8月15日开始，到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月）召开前夕结束。清党期间，一般停止接受新党员。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和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先后对清党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和最终总结。清党结果，共有159 355人被除名（占党员总数24.1％，不包括布良斯克、阿斯特拉罕两省和土耳其斯坦的材料）。在开除出党和退党的人中，工人占20.4％，农民占44.8％，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占23.8％，其他占11％。）显然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关系重大和极其重要的工作了。
有些地方的清党工作主要是依靠非党工人的经验和意见，以他们的意见为线索，尊重非党无产阶级群众代表的意见。这是最可贵、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真能这样自上而下、“不顾情面地”实行清党，那么革命的成就确实是会很大的。
因为现在革命的成就不可能和从前一样了。由于从军事战线转到经济战线，由于改行新经济政策，由于现在的情况要求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革命的成就也必然改变自己的性质。在这样的时候，革命的主要成就表现为不辉煌、不显眼、不是一眼就能看出的内部改善，即劳动情况、劳动组织和劳动结果的改善；所谓改善，就是要抵制既腐蚀无产阶级又腐蚀党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要达到这样的改善，就必须把脱离群众的分子清除出党（自然，更不用说那些在群众眼中玷污了党的分子了）。当然，不是群众所有的意见我们都得照办，因为群众有时——特别是在过重的负担和难熬的痛苦把人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年代——也受到那种一点也不先进的思想的支配。但是在评价人的时候，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第560页◎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
进行清党时，重视非党劳动者的意见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样能使我们收到很大的效果，能使党成为比以前坚强得多的阶级先锋队，成为同本阶级有更紧密的联系、更能在重重困难和危险中引导本阶级走向胜利的先锋队。
我还要指出，把过去的孟什维克清除出党是清党的一部分任务。我看，1918年初以后入党的孟什维克，应当留在党内的大约不超过百分之一，并且对每个留在党内的都要反复进行审查。为什么呢？因为孟什维克这个派别在1918—1921年期间证明，他们有两个特点：第一，能巧妙地适应环境，“混到”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里来；第二，能更巧妙地忠心耿耿为白卫分子效劳，口头上和它决裂，实际上为它效劳。这两个特点都是从孟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中产生出来的，只要回顾一下阿克雪里罗得的“工人代表大会”（注：召开所谓“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主张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这实际上意味着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非党的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也得到了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工人组织（祖巴托夫分子等）的赞同。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谴责了这种主张（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1-202页）。）和孟什维克在口头上和实际上对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以及对君主制）的态度等等就知道了。孟什维克“混到”俄国共产党里来， 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由于他们奉行马基雅弗利主义（注：马基雅弗利主义是指一种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无视一切道德规范的政治主张。尼·马基雅弗利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1498-1512年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历任要职。他反对意大利的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背信弃义、欺骗、暗杀等。）（虽然从1903年以来，孟什维克已表明他们是耍资产阶级外交手腕的头等能手），而是由于他们要“适应环境”。一切机会主义者都有善于适应环境的特点（但并非任何一种适应环境都是机会主义），而孟什维克这帮机会主义者可以说是“从原则上”来适应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的，他们改换保护色，像兔子一到冬天就变成白色一样。应该懂得并估计到孟什维克的这个特点。所谓估计到这个特点，就是说，要把1918年以后即在布尔什维克可望胜利以及后来必胜无◎第561页◎疑的时候参加俄国共产党的孟什维克的大约百分之九十九都清除出党。
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
1921年9月20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45—147页◎第562页◎
载于1921年9月21日《真理报》第210号
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14日）
10月25日（11月7日）的四周年快到了。
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
这种意义和这种经验可以极其简要地（当然是极不充分极不精确地）说明如下。
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打倒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肃清这些残余，扫除俄国的这种野蛮现象、这种耻辱、这种严重妨碍我国一切文化发展和一切进步的障碍。
我们有权引以自豪的是，从对人民群众的深远影响来看，我们所做的这种清除工作比125年以前的法国大革命要坚决、迅速、大胆、有效、广泛和深刻得多。
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他们是国际上这一社会阶层的俄国代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讲了不知多少糊涂话。四年来的事实已经完全证实，我们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以往革命经验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完◎第563页◎全是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最终）能够前进多远，能够完成无限崇高的任务中的哪一部分，巩固我们胜利中的那一部分。这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中，对一个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落后国家来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可是，我不准备多谈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懂得这一内容指什么。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指的是消灭俄国社会关系（秩序、制度）中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
到1917年，俄国农奴制度究竟还有哪些主要表现、残余或遗迹呢？还有君主制、等级制、土地占有制、土地使用权、妇女地位、宗教和民族压迫。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注：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顺便说一下，一切先进国家在125年和2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注：指在国内导致确立资本主义和建立资产阶级制度的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按其意义说乃是欧洲范围的第一次革命，它开辟了（在这一方面它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欧洲封建制度崩溃的纪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完成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拿出任何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这十来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倍。
这些胆小鬼、空谈家、妄自尊大的纳尔苏修斯（注：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和哈姆雷特（注：哈姆雷特是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是内心矛盾、犹豫不决、耽于幻想而不能坚决行动的人的典型。）总是挥舞纸剑，可是连君主制都没有消灭！我们却把全部君主制垃圾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更干净地扫除了。我们没有让等级◎第564页◎制这个古老的建筑留下一砖一瓦（英、法、德这些最先进的国家至今还没有消除等级制的遗迹！）。等级制的老根，即封建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残余，也被我们彻底铲除了。伟大十月革命的土地改革“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这个问题“可以争论”（国外有足够的著作家、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来争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愿把时间花在这些争论上，因为我们正在用斗争来解决这种争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争论。然而有一件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保持农奴制传统的地主“妥协了”八个月，而我们在几星期内就把这些地主连同他们的一切传统都从俄国的土地上彻底扫除了。
就拿宗教、妇女的毫无权利或非俄罗斯民族的被压迫和不平等地位来说吧。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鄙俗之徒在这些问题上空谈了八个月。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先进的国家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方针彻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而在我国，这些问题已由十月革命后颁布的法律彻底地解决了。我们一向在认真地同宗教进行斗争。我们让一切非俄罗斯民族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或自治区。在我们俄国，妇女无权或少权这种卑鄙、丑恶、可耻的现象，这种农奴制和中世纪制度的可恶的残余已经没有了，而这种现象却在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被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和愚蠢的吓怕了的小资产阶级重新恢复了。
这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在150年和250年以前，这一革命（如果就同一类型的每一民族形式来说，可以说是这些革命）的先进领袖们曾向人民许愿，说要使人类排除中世纪的特权，排除妇女的不平等地位，排除国家对这种或那种宗教（即“宗教思想”、“宗教信仰”）的种种优待，排除民族权利的不平等。许了愿，但没有兑现。他们是不可能兑现的，障碍在于要“尊重”……“神圣的◎第565页◎私有制”。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就不存在这种对倍加可恶的中世纪制度和对“神圣的私有制”的可恶的“尊重”。
但是，要巩固俄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我们就应当继续前进，而我们也确实前进了。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我们一向说，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我们不仅说过并且还用事实证明过，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顺便提一下，所有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注：指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各国中派社会党正在筹建的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在1921年2月22-27日举行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成立，通称第二半国际或维也纳国际，正式名称是国际社会党联合会。参加这一组织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10多个中派社会党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弗·阿德勒任总书记。成立第二半国际的真正目的是阻碍广大群众转向共产国际。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阿德勒、奥·鲍威尔、罗·格里姆、阿·克里斯平、让·龙格、尔·马尔托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口头上批评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执行机会主义的中派路线。1923年5月，在革命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第二半国际同伯尔尼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264、515、537、551、566、610、629、639、657。）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英雄们，都不能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比前一革命超出多远。
苏维埃制度就是由一种革命发展为另一种革命的明证或表现之一。苏维埃制度是供工人和农民享受的最高限度的民主制，同时它又意味着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决裂，意味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民主制即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用数不清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失利和错误。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地努力纠正这些失利和错误，改变我们对苏维埃原则的实际运用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状况。但是我们有权自豪，而且我们确实很自豪，因为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开创全世界历◎第566页◎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这个阶级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受压迫的，如今却到处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
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关于金融资本所实行的目前左右着全世界的国际政策（这种政策必然会引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导致极少数“先进”强国变本加厉地压迫、抢劫、掠夺和扼杀各落后的弱小民族）的问题，从1914年起就成为世界各国全部政策中的基本问题。这是一个有关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关系到在我们眼看着资产阶级正准备的、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下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是否会有2000万人死亡（而在1914—1918年的大战和附加的、至今还没有结束的“小”战中是1000万人死亡），在这一不可避免的（如果有资本主义存在）未来战争中是否会有6000万人残废（而在1914—1918年是3000万人残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十月革命也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资产阶级的奴仆和应声虫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假“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嘲笑“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个口号。其实这个口号是唯一的真理，虽然听起来令人不愉快、粗暴、赤裸裸、无情，的确如此，但同无数极其精巧的沙文主义与和平主义谎言相比，终究是一个真理。这些谎言被戳穿了。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被揭露了。比布列斯特和约更糟糕的凡尔赛和约（注：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订。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的作用和后果，一天比一天更加无情地被揭露出来。千百万人都在思考着昨天战争的起因和行将到来的明天战争的问题，他们愈来愈清楚地、明确地、必然地认识到一个严峻的真理：不经过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就不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必然会产生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世界（如果我们还用老的正字法，我就会◎第567页◎在这里写上两个含义不同的“мир”（注：“мир”一词是现代俄语，有“和平”与“世界”两种含义。这两种含义在旧的俄语中是两个词，即“миръ”和“мiръ”，前者意为“和平”、“和约”，后者意为“世界”。——编者注）），就不能摆脱这个地狱。
让资产阶级和和平主义者、将军和市侩、资本家和庸人、一切基督教徒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所有骑士们疯狂地咒骂这个革命吧。不管他们怎样不停地泄愤、造谣和诽谤，都不能抹杀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千百年来奴隶们第一次公开地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来回答奴隶主之间的战争：变奴隶主之间的分赃战争为各国奴隶反对各国奴隶主的战争。
这个口号千百年来第一次由一种模糊渺茫的期望变成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变成了千百万被压迫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实际斗争，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胜利，变成了消灭战争的第一次胜利，变成了全世界工人联盟对各国资产阶级联盟的第一次胜利，而资产阶级无论是和是战，无非都是牺牲资本奴隶的利益，牺牲雇佣工人的利益，牺牲农民的利益，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
这第一次胜利还不是最终的胜利。这次胜利是我国十月革命经历了空前的艰难、困苦和磨难，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失败和错误以后取得的。难道一个落后国家的人民不经过失败和错误就能战胜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吗？我们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将冷静地看待这些错误，以便学会改正这些错误。但事实总是事实：用奴隶反对一切奴隶主的革命来“回答”奴隶主之间的战争的诺言，千百年来第一次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并且还在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得到实现。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第568页◎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保卫祖国”即保卫日本反对美国侵略、或保卫美国反对日本侵略、或保卫法国反对英国侵略如此等等的各国资本家先生们，请继续玩弄你们伪善的把戏吧！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骑士先生们以及全世界所有和平主义的市侩庸人，请继续用新的“巴塞尔宣言”（仿照1912年巴塞尔宣言（注：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列宁所引的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斥责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号召社会党人为反对一切压迫小民族的行为和沙文主义的表现而斗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式样）来“敷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手段的问题吧！第一次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地球上一亿人首先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世界。以后的革命一定会使全人类摆脱这种战争和这个世界。
我们最后的一项事业，也是最重要最困难而又远远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在破坏了的封建基地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地上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定经济基础。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最多。开始这样一个全世界从未有过的事业，难道能没有失败没有错误吗？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我们正在进行这一事业。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困难是巨大的。我们已经习惯同巨大的困难作斗争。我们的敌人把我们叫作“硬骨头”和“碰硬政策”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学会了——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革命所必需的另一种艺术：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证明不合适，走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第569页◎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三四年来我们稍稍学会了实行急剧的转变（在需要急剧转变的时候），现在我们开始勤奋、细心、刻苦地（虽然还不够勤奋，不够细心，不够刻苦）学习实行一种新的转变，学习实行“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批发商这类经济界人物同共产主义似乎有天壤之别。但正是这类矛盾在实际生活中能把人们从小农经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到社会主义。同个人利益结合，能够提高生产；我们首先需要和绝对需要的是增加生产。批发商业在经济上把千百万小农联合起来，引起他们经营的兴趣，把他们联系起来，把他们引导到更高的阶段：实现生产中各种形式的联系和联合。我们已经开始对经济政策作必要的改变。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某些成就，虽然是不大的、局部的成就，但毕竟是确定无疑的成就。我们就要从这门新“学科”的预备班毕业了。只要◎第570页◎坚定地、顽强地学下去，用实际经验来检验我们迈出的每一步，不怕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改再改，不怕纠正我们的错误，仔细领会这些错误的意义，我们就一定会升到更高的班级。我们一定会修完整个“课程”，尽管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情况使这一课程的学习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要长得多，困难要多得多。不管过渡时期的苦难如灾荒、饥荒和经济破坏多么深重，我们决不气馁，一定要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最后胜利。
1921年10月14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69—177页◎第571页◎
载于1921年10月18日《真理报》第234号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21年10月17日）
*（注：这是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年10月17日下午的会议上作的报告。
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10月17-22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307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9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4名。列宁当选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批准1922年的工作计划，制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开展群众鼓动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政治教育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20年11月12日的法令成立的，直接隶属于地方各级（乡、县、省）国民教育部门。各地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受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指导。）
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确切些说，今天的讲话，打算谈谈新经济政策，并且就我的认识谈谈这一政策向政治教育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我觉得，在某一代表大会上就大会讨论范围之外的问题作报告，要是只介绍党内或苏维埃共和国内的一般情况，那是极不妥当的。◎第572页◎
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的急剧转变
我决不否认作这种介绍的好处，也不否认讨论各种问题的好处，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大多数代表大会的主要缺点是同摆在它们面前的实际任务缺乏直接联系。所以我想联系新经济政策和围绕新经济政策来谈谈这些缺点。
关于新经济政策，我将简略地谈一谈。同志们，你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虽然有些人还很年轻，但是都已经在我们革命初期为贯彻我们的总政策做了很多工作。正因为你们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工◎第572页◎作，所以你们不会看不出，我们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实行了多么急剧的转变，采取了一种被叫作“新的”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
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们过去的经济文献，回忆一下共产党人在俄国夺得政权以前和刚刚夺得政权之后——例如在1918年初所写的东西（1918年初的情况是我们对旧俄国的第一次政治袭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尽管退出时俄国已经不象样子，但总比听从帝国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的劝告继续“保卫祖国”造成的破坏轻一些），如果回忆一下当时所写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刚刚做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第一件事和刚刚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初期，我们关于经济建设任务所说的，要比1918年下半年以及整个1919年和1920年所做的要小心谨慎得多。◎第573页◎
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论农民的作用
虽然当时你们并不都是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积极分子，但是无论如何你们会知道而且当然知道这样一些决定，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底的决定（注：看来是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29日的决议。这个决议表示完全赞同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的基本论点，决定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同报告人一起用这些论点编成一个简要的提纲，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任务予以公布。）。这项决定指出必须注意农民经◎第573页◎济。决定是根据一个报告作出的，那个报告估计到了国家资本主义在一个农民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强调了个人的、专人的负责制的意义，强调了这一因素在国家管理（它有别于建立政权的政治任务，有别于军事任务）中的作用。◎第574页◎
我们的错误
1918年初，我们曾经指望有一个相当的时期可以进行和平建设。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好像危险已经过去，可以着手和平建设了。结果我们大失所望，因为在1918年，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注：指捷克斯洛伐克军武装叛乱。
捷克斯洛伐克军武装叛乱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策划的。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有两个师和一个预备旅，约5万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和侨居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决定利用该军反对苏维埃共和国，主动给它提供军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席托·马萨里克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该军是法军的部队，协约国代表随后要求苏俄政府遣送该军回法国。1918年3月26日，苏俄政府已经决定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军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撤走，条件是要把主要武器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但该军指挥人员却同协约国代表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于5月14日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会议，决定举行叛乱。这些人煽惑士兵，妄说苏维埃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进战俘营等等，同时鼓动他们用武力开路，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5月25日和26日，叛乱在马林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开始。接着，叛军同社会革命党白卫部队一起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在占领区，捷克斯洛伐克叛军大批逮捕和杀害当地党政工作人员和革命工农，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机关，协助建立反革命政府（萨马拉的立宪会议委员会，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政府，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苏俄红军于1918年9月转入进攻，解放了伏尔加河流域。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军开始瓦解，拒绝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1919年下半年，该军随着高尔察克军队的败退而东撤。1920年2月7日，红军同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1920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军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陆续撤出俄国。）和国内战争（它一直延续到1920年）的爆发，真正的军事危险向我们袭来了。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来，由于共和国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似乎已经陷于绝境，由于这一些和其他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明确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从1917年产生了接收政权的任务和布尔什维克向全体人民揭示了这一任务的时候起，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就明确地强调指出，要从资本主义◎第574页◎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第575页◎
战略退却
当我们不得不在国内战争激烈进行的情况下在建设方面采取必要措施的时候，好像把这一点遗忘了。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正在于，我们在这一点上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开始作战略退却：“趁我们还没有被彻底打垮，让我们实行退却，一切都重新安排，不过要安排得更稳妥。”共产党人既然自觉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问题，他们对于在经济战线上遭到了惨败这一点就不可能有丝毫怀疑。当然，一部分人不免会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灰溜溜的、近乎惊慌失措的状态，而一旦实行退却，甚至会手足无所措。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要知道，当红军撤退的时候，它避开敌人就是取得胜利的开始，而无论在哪一条战线上，每一次撤退都会使一些人惊慌一阵子。但不论在高尔察克战线上、邓尼金战线上、尤登尼奇战线上，或者在波兰战线上、弗兰格尔战线上，每当我们被痛打一顿（有时甚至不止一顿）之后，“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这句谚语都在我们身上得到了验证。我们挨过一顿打后，就开始从容地、有步骤地和谨慎地发起进攻。 当然，经济战线上的任务要比军事战线上的任务困难好多倍，但在战略的基本轮廓上是有相似之处的。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第575页◎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4页。——编者注）
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所以必须采取某种从我们的路线和政策来看只能叫作最严重的失败和退却的步骤。而且不能说，这种退却和红军那种秩序井然地退到预先准备好的阵地上去的退却是一样的。诚然，阵地是事先准备好的。这一点可以查证，只要把我们党1921年春的决定（注：看来是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5-107页）和其他有关决定。）同我上面提到的1918年4月的决定对照一下就行了。阵地是事先准备好的，但是向这些阵地的退却（外省很多地方现在还在退却）非常混乱，甚至太混乱了。◎第576页◎
新经济政策的含义
在这里，政治教育委员会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的任务就提到了第一位。从新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要善于尽快利用当前的形势。
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最初是在1921年2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会议听取了恩·奥新斯基《关于播种运动和农民状况的报告》，研究了改善农民状况的问题，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给专门委员会写了一个题为《农民问题提纲初稿》的文件，其中表述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基本原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38页）。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在《真理报》上就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第一批讨论文章于2月17日和26日发表。
2月1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专门委员会拟订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草案，决定将草案提交中央全会审议。2月24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审议并原则上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会议指派一个新的委员会再次对该草案从细节上进行修订。
在专门委员会起草决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一些农民和农民代表团，认真听取了他们对粮食政策的建议和要求。3月3日，列宁对专门委员会拟订的决议草案第二稿提出了三点修改意见（同上，第41卷第357-358页）。3月7日，中央全会再次审查了决议草案，并将草案交给由列宁主持的专门委员会最后定稿。3月15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5-107页）。），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究竟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同外国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诚然，已经签订的合同还很少，特别是同我们提出的建议相比），把企业租给私人资本家，这些都是直接恢复资本主义，是从新经济政策的根上萌发出来的。因为废除余粮收集制◎第576页◎就意味着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完税后的剩余农产品，而实物税征收的只是他们产品中的一小部分。农民在全国人口和整个经济中占极大的比重，因此在这种自由贸易的土壤上不可能不滋长资本主义。
这是经济学初级读本教给我们的最基本的经济常识，而在我国，除此以外，每一个粮贩也都这样教我们，他们撇开经济学和政治学，出色地教我们认识经济。从战略上看，根本的问题在于谁能更快地利用这种新形势。全部问题在于农民跟谁走：跟无产阶级走呢，还是跟资本家走。无产阶级力求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资本家则说：“我们回头吧，这样保险一些，别让他们用什么社会主义来打扰我们了。”◎第577页◎
谁将取得胜利——是资本家还是苏维埃政权？
目前这场战争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将取得胜利，谁能更快地利用目前形势，是我们从一个大门甚至几个大门（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有许多大门，因为打开这些大门并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而是违反我们的意愿的）放进来的资本家呢，还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能够依靠什么？一方面是依靠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在这方面应当想到农民。虽然我们遭到了像饥荒这样的严重灾难，人民在受灾的情况下生活状况仍有改善，而这种改善正是来之于经济政策的改变，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另一方面，如果资本主义得益，工业生产就会得到发展，无产◎第577页◎阶级也会随着成长。资本家将得益于我们的政策，并创造出工业无产阶级。我们的无产阶级由于战争和极严重的经济破坏，已经丧失了阶级特性，就是说，它已经失去本阶级的生活常态，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了。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企业中生产物质财富的阶级。既然资本主义大工业已被破坏，工厂已经停产，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它有时在形式上仍算作无产阶级，但它已经失去了经济根基。
恢复资本主义也就是恢复无产阶级，使他们在大机器工厂里生产有利于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不去做投机生意，不去制造打火机出卖，不去干其他一些不太有益但在我国工业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必然存在的“活计”。
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不是能够依靠农民，对资本家老爷加以适当的控制，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呢？必须清醒地提出这个问题。在这方面各式各样的思想、各式各样的关于政治自由的议论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如果看一看国外的俄国即第二个俄国，更是如此。在国外，各种政党出版几十种日报，用世上所有的曲调来赞美政治自由。这一切都是废话、空话。我们必须善于抛弃这些东西。◎第578页◎
斗争还将更加残酷
四年来我们经历了许多严峻的战斗，我们知道：进行严峻的战斗是一回事，而关于严峻战斗的空谈、特别是那些袖手旁观的人的◎第578页◎空谈又是一回事。必须善于抛弃这种思想、这种空谈，而去思索问题的实质。而问题的实质是：不论目前还是今后，斗争都比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作战更加激烈，更加残酷。因为那种军事斗争是司空见惯的。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打仗。用战争杀人的本领大有长进。
诚然，几乎在每一个地主的大本营里都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高喊民权、立宪会议，叫喊布尔什维克破坏了一切自由。
完成军事任务毕竟要比完成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容易些。军事任务可以用猛攻、袭击和热情来完成，可以直接依靠看到地主正向自己进攻的广大工农拼体力来完成。现在没有公开的地主了。弗兰格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匪徒，一部分去见尼古拉·罗曼诺夫了，一部分则躲在国外安全的地方。人民看不见从前的地主和资本家那样明显的敌人。人民看不清楚，敌人就在我们中间，这个敌人就是原来的敌人，革命正面临一道深渊（以往的一切革命碰到这道深渊后都退回去了）。人民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因为他们是文盲，非常无知。各种特设委员会（注：指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
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20年7月19日的法令成立的，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会的任务是实施人民委员会1919年12月26日关于在8-50年内扫除文盲的法令。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成员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名，人民委员会批准。在扫盲委员会之下还设立一个有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妇女工作部、共青团中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和普遍军训部等单位的代表参加的常设会议。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和各省、县的特设委员会在筹建扫盲学校、培训师资、出版识字课本和教学计划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到1921年10月止，受到识字教育的人数达480万，红军中的文盲人数已降至5％（沙皇军队中的文盲达65％），海军则完全扫除了文盲。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存在到1930年9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用特殊手段扫除文盲，还很难说。
人民怎么会知道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和邓尼金垮台以后，在我们中间还存在着葬送了以往一切革命的敌人呢？要知道，如果资本家战胜我们，那就意味着恢复老样子。这一点已为以往一切革命的经验所证实。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使大家都认识到，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敌人就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必须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并且使广大工农群众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谁战胜谁？谁将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最残酷最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要同全世界作战，因为全世界都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我们。◎第579页◎
现在，支持俄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资产阶级仍然比我们强大好多倍。我们并不因此而有丝毫的惊慌失措，因为过去他们的兵力也比我们强，然而这并不足以在战争中击溃我们，虽然他们拥有比我们强得多的炮兵和空军，在战争中击溃我们本当容易得多。也许反对我们的某个资本主义强国只要及时地再拼凑几个军，再借给高尔察克几百万金卢布，就能把我们打垮。
然而这还是无济于事。因为不论是开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英国士兵，或是迫使舰队撤离敖德萨的法国水兵，都已深深地认识到他们是非正义的，我们是正义的。现在，反对我们的力量仍然比我们强大。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还必须依靠最终的力量源泉。而最终的力量源泉就是工农群众，就是他们的自觉性，他们的组织性。
或者是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政权，那我们就会取得胜利，而先进的工人和少数先进的农民是会理解这项任务，会在自己周围组织起人民运动的。
或者是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技术上比我们强大的敌人就一定会把我们打垮。◎第580页◎
是最后的斗争吗？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里取得了胜利，但是它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比较弱。它应当认识到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把全体工农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们常常在歌中唱道：“这是最后的斗争”。可惜这有点不符合实际，可惜这并不是我们最后的斗争。或者你们能在这场斗争中把工农团结起来，或者你们得◎第580页◎不到胜利。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这种斗争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但是农民和地主间的战争，从奴隶占有制初期起，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种战争曾多次发生，但一个国家政权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各国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战争还从来没有过。
或者是我们能在无产阶级政权支持下发展小农的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小农组织起来；或者是资本家控制小农，——斗争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此。在以往几十次革命中也碰到过这种情形，但是像我们这样的战争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见过。人民不可能有这种战争的经验。我们必须自己创造这种经验，在创造这种经验时，我们只能依靠工农的觉悟。这就是我们的格言，也是任务的最大困难所在。◎第581页◎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有人对我们说：“同农民的个人利益结合，就是恢复私有制。”不对，我们从来没有废除过农民对消费品和工具的个人所有制。我们废除的是土地私有制，而农民并没有私有的土地，他们是在租来的土地上经营。在许多国家里都存在过这种制度。这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地方。困难在于如何同个人利益结合。必须使每个专家也从生产的发展中得到好处。
我们是否善于这样做呢？不，不善于！我们以为在一个无产阶级已丧失其阶级特性的国家里可以按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第581页◎分配。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办法，否则我们就不能使无产阶级认识这种过渡。历史上还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任务。我们曾尝试用所谓正面攻击的办法来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失败了。这种错误在每次战争中都有，而人们并不把它们看作错误。正面攻击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采用围攻和对壕战。◎第582页◎
同个人利益结合和个人负责的原则
我们说，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整个新经济政策要求我们把这两者分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确。当人民转到新的经济条件下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讨论起来：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应当怎样按新方式来做。开始做任何一件事之前都非经过大家讨论不可，因为几十年几百年来，人民一直被禁止讨论任何事情，而革命不经过一段普遍开群众大会讨论各种问题的时期，是不能得到发展的。
这造成了许多混乱现象。确实是这样，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应该说这并不危险。我们只有及时学会区分哪些事需要开群众大会讨论，哪些事需要管理，才能使苏维埃共和国达到应有的水平。可惜我们还没有学会这样做，大多数代表大会离务实很远。
我国代表大会之多，超过世界上一切国家。任何一个民主共和国都没有像我们那样召开这么多代表大会，而且它们也不会允许这样做。
我们应当记住，我国是一个损失惨重和贫穷不堪的国家，必须使它学会如何开群众大会才不致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把需要开◎第582页◎群众大会讨论的和需要管理的混淆起来。一方面要开群众大会，一方面要毫不犹豫地进行管理，要比以前资本家管得更严。否则，就不能打败他们。应该记住，一定要比以前更严更紧地进行管理。
在红军里，经过好几个月开群众大会讨论的阶段之后，它的纪律已经不亚于旧军队的了。红军采取了连旧政府都没有采取过的直到枪决的严厉措施。市侩们在书刊上号叫：“看啊，布尔什维克采用枪决的办法了。”我们应当说：“是的，我们采用了，而且是完全有意采用的。”
我们应当说：或者是那些想毁灭我们的人、我们认为理应灭亡的人灭亡，这样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生存下来；或者相反，是资本家生存下来而共和国灭亡。在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里，或者是那些不能振作起来的人灭亡，或者是整个工农共和国灭亡。在这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而且也容不得有任何温情主义。温情主义是一种并不亚于战争中的利己行为的罪恶。现在谁不守秩序，不守纪律，谁就是把敌人放进我们的队伍中来。
所以我说新经济政策还有学习方面的意义。你们在这里讨论应当如何进行教育。你们应当得出结论说：我们这里决不容许有学得不好的人。到了共产主义，学习的任务会轻一些。可是现在，在灭亡的威胁下，学习不能不是一项严峻的任务。◎第583页◎
我们是否能为自己工作？
过去在我们军队中有开小差现象。劳动战线上也有这种现象，因为你是为资本家工作，为剥削者工作，那时不好好干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你是为自己工作，为工农政权工作。应该记住，现在必◎第583页◎须解决我们是否能为自己工作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共和国就会灭亡。所以我们要像在军队中说过的那样说：或者是让所有想毁灭我们的人灭亡，为此我们要采取最严厉的纪律措施；或者是拯救我们国家，使我们的共和国生存下来。
这就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路线，这就是我们所以需要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之一。
大家都去做经济工作吧！资本家将同你们在一起，外国资本家，即承租人和租借人，也将同你们在一起，他们将从你们那里攫取百分之几百的利润，他们将在你们那里大发横财。就让他们发财吧，但你们要跟他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罪。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
你们应当记住，现在包围着我们这个经过多年磨难而贫穷不堪的苏维埃国家的，不是会用自己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来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国和社会主义英国。不是的！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它们的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全部都归反对我们的资本家所有。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应当高度紧张地从事每天的劳动，否则我们就必然灭亡。
在目前的形势下，整个世界发展得比我们迅速。发展着的资本主义世界正调动一切力量来反对我们。问题就这样摆着！这就是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这个斗争的原因。
由于我国文化落后，我们不能用正面攻击来消灭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的文化是另一种水平，那就可以比较直截了当地解决这项任务了。也许其他国家到了建设它们的共产主义共和国的时候会◎第584页◎这样来解决这项任务。但是我们不能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国家必须学会这样经营商业，即设法使工业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能通过商业满足自己的需要。办事情应能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拿出自己的力量来巩固工农国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大工业。
必须使群众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是认识，还要使他们把这种认识付诸实现。我认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由此产生的。在任何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这种变革。因此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人民是否已经理解了他们所得到的教训。非常遗憾，对这个问题只能回答：没有。如果他们已经理解了这些教训，那我们动手建立大工业就会迅速得多，早得多。
在解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的任务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类任务，即可称为“小事情”的文化任务。必须消化这个政治变革，使它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使它不致仅仅是一纸宣言。◎第585页◎
过时的方法
这些宣言、声明、布告和法令在当初是需要的。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够多了。为了向人民表明我们要怎样建设和建设什么，要为哪些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奋斗，这些东西在当初是必要的。但是，能不能继续向人民表明我们要建设什么呢？不能！要是这样，连一个最普通的工人也要取笑我们了。他会说：“你怎么老是向我们说你要怎样建设，让我们看看你的行动，——你会不会建设。如果不会，那◎第585页◎我们就走不到一块，滚你的吧！”他这样说是对的。
应当从政治上描述伟大任务的时期已经过去，应当实际完成这些任务的时期已经到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任务，是消化那个应该而且能够得到贯彻的政治经验。或者是断送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一切政治成果，或者是为这些成果奠定经济基础。现在没有这种经济基础。我们应当做的正是这件工作。
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这正是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如果这样的委员会果真能为政治教育服务（“政治教育”是它给自己选的名称）的话。取名并不难，可是，工作做得怎么样呢？希望在这次大会以后我们能够得到这方面的准确材料。我们的扫除文盲委员会是1920年7月19日成立的。在出席这次大会之前，我特地看了一下有关的法令。是叫全俄扫除文盲委员会…… 而且是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希望在这次大会以后我们能够得到说明有多少个省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工作的材料，希望能够得到准确的工作报告。但是，不得不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这个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好像是一些（怎样说得轻一点呢？）半野蛮人，因为，在一个不是半野蛮人的国家里，是耻于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的。在这样的国家里，文盲是在学校里扫除的。那里有象样的学校，人们在学校里学习。学习什么呢？首先是识字。如果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么谈新经济政策是可笑的。◎第586页◎
最大的奇迹
哪里谈得上是什么新政策呢？既然我们得采取特殊措施来扫除文盲，上帝保佑，那还是让我们设法维持旧的吧。这是很明显的。◎第586页◎但是更明显的是，我们无论在军事方面或其他方面都创造了许多奇迹。我想，要是能够把扫除文盲委员会本身彻底扫除掉，那会是这些奇迹中最大的奇迹。我还希望不要产生如我在这里听说的要把它从教育人民委员部分出来的提案。如果我听说的是事实，如果你们仔细想想，那你们就会同意我的看法：必须成立一个扫除某些坏提案的特设委员会。
此外，仅仅扫除文盲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苏维埃经济，而在这件事上，光能识字是无济于事的。我们需要大大提高文化水平。必须使每个人能够实际运用他的读写本领，必须使他有东西可读，有报纸和宣传小册子可看，必须合理分配这些书刊，使它们能到人民手里，不致中途散失，而现在人们读到的还不及一半，其余的都在办公室里派了用场，到达人民手里的恐怕还不到四分之一。我们必须学会利用我们现有的一点点书刊。
因此，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应当不断宣传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务必要能提高文化水平。应当用读和写的本领来提高文化水平，应当使农民有可能用读写本领来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自己国家的状况。
苏维埃的法律是很好的，因为它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没有给工人和农民提供这种可能。然而有人利用了这种可能性吗？几乎没有！不仅农民不会利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或者去同贪污受贿这种道地的俄国现象作斗争。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呢？是我们的法律吗？是我们的宣传吗？恰恰相反！法律制定得够多了！那为什么这方面的斗争没有成绩呢？因为这一斗争单靠宣传是搞不成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帮助才行。我们的共产党员至◎第587页◎少有一半不会进行斗争，且不说还有一些人妨碍斗争。不错，你们中间99％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你们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处理这些妨碍斗争的共产党员，清党（注：指俄共（布）第一次清党。这次清党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资本主义分子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有所活跃的情况下，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进行的，目的是从党内清除非共产主义分子，纯洁党的队伍。因为是在全党进行，所以也称总清党。清党工作经过长期的和细致认真的准备。1921年6月21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党员审查、甄别和清党问题的决议》（载于1921年6月30日《真理报》第146号），把征求党内外劳动群众对被审查党员的意见作为清党的一项必要条件，同时规定了成立地方审查委员会的程序。7月7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央清党领导机构--中央审查委员会（见注282）成员名单。7月27日，中央委员会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致各级党组织的信，阐明了清党的任务和方法，提出以下清党方针：对于工人，在呈交证件、鉴定方面应放宽一些；对于农民，应严格区分富农和诚实的劳动农民；对于“摆委员架子的”和担任享有某种特权的职务的人应从严；对于旧官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应特别注意审查；对原属其他政党尤其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人，应进行最细致的审查和清洗。这次清党从1921年8月15日开始，到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月）召开前夕结束。清党期间，一般停止接受新党员。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和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先后对清党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和最终总结。清党结果，共有159 355人被除名（占党员总数24.1％，不包括布良斯克、阿斯特拉罕两省和土耳其斯坦的材料）。在开除出党和退党的人中，工人占20.4％，农民占44.8％，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占23.8％，其他占11％。）委员会在做这件事。但愿能从我们党内清除10万人左右。有人说20万人左右。我更喜欢后面这个数字。
我很希望我们能从党内赶走10万到20万混进来的人，他们不仅不会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而且妨碍同这些现象作斗争。◎第588页◎
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
我们将把一二十万人清除出党，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但这只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的极小一部分。应当使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都适应这个目的。文盲固然应当扫除，但仅仅识字还不够，还要有能教人们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都无法治好的毛病。说实在的，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这项任务就落在政治教育委员会的肩上了。
应当使政治教育工作者不用官僚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任务。但有一种情况却常常可以看到，比如有人问，可否把省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代表也吸收进省经济会议（注：省经济会议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地方机关，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关于地方经济管理机构的决议》成立，隶属于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立省经济会议是为了协调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所属地方机关的工作。省经济会议由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粮食委员、劳动局长、财政局长、土地局长和省工会理事会主席组成，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任省经济会议主席。）。对不住，不必把你们编进什么机关去，你们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你们一进什么机关就会官僚化。如果你们同人们打交道，从政治上教育他们，经验就会告诉你们，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但◎第588页◎是在我们这里，这种行为却处处可见。人们会问你们：怎样才能消灭贪污受贿现象，防止执行委员会里有人贪污受贿呢？请你们教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政治教育工作者回答说：“这事不归我们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出了小册子和布告”，那么人们就会对你们说：“你们是坏党员。这事固然不归你们管，有工农检查院来管，可是你们也是共产党员呀！”你们给自己取了“政治教育”这个名称。当你们取这个名称时，就曾提醒你们，名称不要搞得太显眼，还是用一个普通一点的好。可是你们要用“政治教育”这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含义很广。你们没有把自己称为教人民识字的人，而用了政治教育这个名称。于是人们可以对你们说：“很好，你们教人民读书写字，搞经济运动，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并不是政治教育，因为政治教育是要使一切事情都有结果。”
我们正在进行反对野蛮行为和反对贪污受贿这类毛病的宣传，我希望你们进行这项工作，但是，政治教育并不限于这种宣传，它意味着实际的结果，意味着教会人民怎样取得实际结果，并且不是以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分而是以普通公民的身分给人们示范。政治教育工作者由于在政治上比别人有修养，不仅会责骂一切拖拉现象（这在我们这里非常风行），并且能以行动表明怎样克服这一弊病。这是一种很难掌握的艺术。不普遍提高文化水平，不使工农群众比现在更有文化，就不能掌握这种艺术！我希望政治教育总委员会133特别注意这项任务。
现在我把我所说的概括一下，把省政治教育委员会所面临的各项任务归纳一下。◎第589页◎
三大敌人
在我看来，现在每一个人，不论他的职务是什么，面前都有三大敌人，每一个政治教育工作者，如果他是共产党员的话（而政治教育工作者大多是党员），面前都摆着这三项任务。他们面前的三大敌人就是：（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二）文盲，（三）贪污受贿。◎第590页◎
第一个敌人——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
所谓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是指一个人置身于共产党内，还没有被清洗出去，就以为可以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来解决他的一切任务。他以为，只要他是执政党的党员和某某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就有资格谈论政治教育成就的大小。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只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要学会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可是我们还没有学会，而且我们还没有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第590页◎
第二个敌人——文盲
至于第二个敌人——文盲，我可以这样说：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第590页◎
第三个敌人——贪污受贿
最后，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不能搞任何政治，这里没有搞政治的基本条件。应该懂得，为了能向人民说明我们的政治任务，能向人民群众表明“我们必须力求完成的任务”（而这本是我们必须做到的！），就要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否则就不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任务。◎第591页◎
军事任务和文化任务的区别
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应当懂得，现在前进的条件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在危机尖锐化时期，几个星期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文化方面，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从问题的性质看，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个较长的时期，据此规划我们的工作，发扬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没有这些品质，甚至无法着手做政治教育工作。而政治教育的成果只能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我们不仅需要消灭文盲，消灭靠文盲这块土壤滋养的贪污受贿行为，而且应该使我们的宣传、我们实行的领导、我们的小册子真正为人民所◎第591页◎接受，并且使这些工作的成果体现在国民经济的改善上。
这就是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向政治教育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我希望通过这次大会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0—201页◎第592页◎
载于1921年10月19日《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公报》第2号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
（1921年10月29日）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就新经济政策问题作的报告。
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于1921年10月29-3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637名代表。会议议程包括下列问题：国内外形势；省经济会议的报告；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检查委员会的报告；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代表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莫斯科和莫斯科省清党工作的报告。
列宁在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并在总结发言中回答了弗·戈·索凌、英·尼·斯图科夫、尤·拉林、谢·莫·谢姆科夫、С.Л.哥尼克曼等人的意见（索凌、斯图科夫和拉林的发言见1921年11月4日《真理报》第249号的报道）。会议通过的决议表示完全拥护新经济政策。）
1
报告
同志们！在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以前，首先应该声明，我对这个题目的理解可能出乎在座许多同志的意料，或者说得确切些，我只能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对于这个问题，大家的主要兴趣可能在于了解和评价苏维埃政权最近一些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法令和决定，这是很自然的。这类决定愈多，完善、整理这些决定并总结其执行情况的需要愈迫切，对于这个问题发生兴趣也就愈自然。根据我在人民委员会的所见所闻，现在已深感有这种需要。大家都希望知道现有的一些能说明新经济政策的成果的事实和数字，这同样也是很自然的。当然，这些事实经过查证核实的为数还很少，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毫无疑问，为了了解新经济政策，注意这些事实并试加总结，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关于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我都不能谈，如果你们对这些感兴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找到谈这些问题的报告人。我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即策略问题，或者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我们随着政策的改变而采取的革命战◎第593页◎略问题，以及对下述情况的估计，即这个政策同我们对我们任务的一般理解符合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今天党内的认识和觉悟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适应到什么程度。我想谈的，就只是这个专题。
我感兴趣的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评价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时，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过去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说它错误是否正确；最后，如果正确，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认为这种评价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估计今天我们党内在目前经济政策的一些最根本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程度是有意义的。
党现在是否应该把注意力只放在这个经济政策的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是至少有时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估计实行这个政策的一般条件上，放在如何使党内的觉悟、兴趣和注意力适应于这些一般条件上？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党内有很多人对新经济政策还不那么清楚；我们如果对过去的经济政策的错误没有明确的认识，就不能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即给新经济政策打基础并最终确定新经济政策的方向。
为了说明我的看法，为了回答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而且我认为应该说）我们过去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我想拿日俄战争中的一个事件来作比喻。我认为，这个事件会帮助我们更确切地认识像在我国所发生的这种革命中不同的政治办法和手段的相互关系。我说的这个例子，就是日本乃木将军攻克旅顺口这个事件。使我对这个例子感兴趣的主要一点，就是攻克旅顺口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多次猛烈的强攻，结果都失败了，使这位著名的日本统帅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第二阶段是不得不对这个要塞改用非常艰苦、非常困难而缓慢的地地道道的围攻，而过了◎第594页◎一些时日，正是用这种方法完成了攻克要塞的任务。我们看一看这些事实，就会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这位日本将军对旅顺口要塞采取的第一种战法是错误的呢？强攻要塞是否错误？如果是错误的，那么日军为了正确完成任务，应该在什么条件下承认这是错误，应该认识到这个错误有多大？
当然，乍看起来，答案是再简单不过了。既然对旅顺口的多次强攻毫无结果（这是事实），既然进攻者的牺牲非常大（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显而易见，对旅顺口要塞采取直接强攻的战术是错误的，这已无需任何证明了。但是从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完成这种包含很多未知数的任务时，如果不作适当的实际试探，就很难有绝对的把握——哪怕是相当大的把握——大致准确或完全准确地确定用什么战法来攻克敌人要塞。不实际试探一下要塞的实力，即工事坚固程度、守军情况等等，这是无法确定的。不经过试探，就是一个优秀的统帅（乃木将军无疑算得上）也无法解决用什么正确战法攻克要塞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说，胜利结束整个战争这个目的和前提，也要求从完成这项任务的多种方法中选择速决战法；同时，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即使牺牲极大，如果这对于用强攻拿下要塞是必要的话，那也还是很多于失。因为这样就能把日军腾出来，调到其他战场上去作战，就能在敌人即俄军把大批兵力调到这个远方战场以前，在把大批兵力训练得更好，在俄军或许变得比日军强好几倍以前，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如果看一看整个战役的发展和日军作战的条件，我们就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旅顺口的多次强攻不仅说明日军不惜巨大牺牲，作战非常英勇，而且还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即在战役初期，这是唯一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做法，因为不用强攻要塞这一实际行动来检查一下兵力，不试探一下抵抗的力量，是没有理由采◎第595页◎取比较长期比较艰苦的战斗方式的，要知道这种战斗方式仅仅由于时间长就蕴含着许多别的危险。从整个战役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把由强攻和冲击组成的战役第一阶段看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阶段，因为，我再说一遍，日军不经过这种试探，就不可能摸清这次战斗的具体条件。日军在对敌要塞进行强攻的阶段结束时情况是怎样的呢？成千上万的士兵被打死了，就是再死上几千士兵，用这种战法要塞还是拿不下来。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有一部分人，或者说大多数人，已得出结论：必须放弃强攻而改用围攻。既然在战术上犯了错误，那就必须加以纠正。同这一错误战术有关的一切都应认为有碍于作战，需要作出调整：必须停止强攻而改用围攻，变更军队部署，重新分配作战物资。至于改变个别作战方法和作战行动，那就更不待说了。必须坚决地、明确地承认过去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要让它阻碍新战略和新战术的发展，阻碍作战行动的发展。这时作战行动必须完全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而且如我们所知道的，新的作战行动取得了全胜，尽管时间比预料的长得多。
我认为，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我国革命在解决经济建设领域里的社会主义任务时所处的境况。在这方面，十分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从（大致是从）1918年初到1921年春的时期，另一个是从1921年春开始的现在这个时期。
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党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所作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声明就可以发现，我们那时已认为，革命的发展、斗争的发展的道路，既可能是比较短的，也可能是漫长而艰辛的。但是，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这种设想也许不是每次都公开讲出来，但始终是心照不宣的。我特意重新翻阅了过去写的东西，例如1918年3、4月间所写的关于我国革命在◎第596页◎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的文章（注：见本版选集第3卷第469—473、474—508、511—540页。——编者注），我确信当时我们真有过这样的设想。
那时正好是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一项根本任务，政治上需要先行完成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就是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制度来代替从前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接着又完成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这项任务，而且大家知道，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我们作出了惨重的牺牲，签订了十分屈辱的、条件极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在和约签订以后，从1918年3月到夏天这段时期，军事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了。但是后来事变表明：情况并非如此；1918年3月，我们在完成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任务之后，只是接近了国内战争的开端。从1918年夏天起，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国内战争愈来愈迫近。那时，1918年3、4月间，在谈论我们的任务时，我们就已把搞斗争的行动方式同渐进过渡的方法作过对比，前者主要是用于剥夺剥夺者，而这项任务正是1917年底和1918年初革命头几个月的主要特点。那时我们已经不能不承认，我们在组织计算和监督方面的工作远远落后于剥夺剥夺者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说，我们所剥夺的要比我们所能计算、监督、管理等等的多得多。因此便提出由实行剥夺、由破坏剥削者和剥夺者的政权的任务转向组织计算和监督的任务，转向所谓平凡的经济任务即直接从事建设的任务。那时我们已经在许多问题上都需要后退。例如1918年3、4月间出现了专家报酬这样的问题：专家报酬的标准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关系而符合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符合劳动的艰辛程度或特别艰苦的劳动条件而符合资产阶级习惯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给专家以这种非常高的、资产阶级式的报酬，原◎第597页◎先并没有列入苏维埃政权的计划，甚至不符合1917年底所颁布的许多法令。 但是在1918年初，我们党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后退一步，应该承认要作某种“妥协”（我这里用的是当时所用的字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29日的决定承认有必要在总的工资制度中实行这一变动（注：看来是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决议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该提纲的第4条指出：“苏维埃政权在一定情况下不得不后退一步，或者说同资产阶级倾向实行妥协。例如，对许多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薪金，就是这种后退和对巴黎公社原则的背离。”（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8页））。
当时我们把建设工作、经济工作提到首位，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的。当时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设想，既然实行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制度，我们也就直接进入了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我们设想，国家的生产和分配同私营商业的生产和分配这两种制度将互相斗争，而斗争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将建立起国家的生产和分配，逐步夺回敌对制度在这两个领域中的阵地。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剥夺剥夺者，不如说是计算、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这是我们在1918年3、4月间说的，但是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当1918年春我们同一部分曾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同志论战而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我们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会快一些。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这一情况，因为我觉得，为了了解我们经济政策有什么转变以及怎样评价这个转变，这是必要的。
现在我举一个例子，它可以更具体、更清楚地说明我们当时的斗争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展开的。不久以前，我在莫斯科看到一份私人办的《广告小报》（注：《广告小报》(《ЛистокОбъявлений》)是苏俄的一份私人办的出版物，1921年10月-1922年2月在莫斯科出版。）。在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执行了三年以后，这份《广告小报》给人一种十分特殊、十分新奇的印象。但从我们经济政策所采取的一般方法来看，这里又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第598页◎举这个虽然很小但却相当有代表性的例子时，需要回想一下，在我们整个革命中，斗争是怎样发展的，它的任务是什么，它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在1917年底颁布的头一批法令中，有一条关于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法令。这条法令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也就是设想还保留私营报纸而把它作为一种常规，还保留需要私人广告的经济政策，也保留私有制，即保留许多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关于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的法令就是这样，而且也只能这样来理解。关于银行业的一些法令也有与此相似的地方，为了不使例子复杂化，我就不谈它们了。
那么，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头几个星期里颁布的这项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的法令命运如何呢？它的命运是这样的：很快就被踢开了。现在我们回想起斗争的发展和从那以后的斗争条件，一想到我们那么天真，竟在1917年底大谈国家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真是可笑。在进行殊死斗争的时期，哪会有什么私人广告！我们的敌人——资本主义世界——对苏维埃政权这项法令的回答是：继续进行斗争，把斗争推向白热化，把斗争进行到底。法令设想，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非常巩固，因此任何其他经济都不可能再存在，所有私人企业主和个体业主都非常清楚必须服从苏维埃政权，我们国家政权在什么地方布置斗争，他们就会在什么地方应战。当时我们说，你们还可以保留私人报刊、私人经营企业的权利以及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所必需的刊登广告的自由，我们只规定国家对广告征税，只规定把广告业务集中在国家手中，对私人广告制度本身不但不去破坏，而且相反，由于信息业务的适当集中，只◎第599页◎会让你们得到某些好处。然而事实表明，我们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战场上进行斗争。我们的敌人资本家阶级用完全否认整个国家政权来回答它的这项法令。当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广告，因为残留在我们制度中的一切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势力当时已经全力以赴地投入夺取政权基础的斗争。当时我们向资本家建议：“你们服从国家的调节吧，服从国家政权吧，那么一切符合居民的旧利益、旧习惯、旧观点的东西就不会被完全消灭，而是通过国家的调节逐渐地加以改变。”但是他们却向我们提出了我们本身的生死存亡问题。资本家阶级所采取的策略就是迫使我们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因而我们对旧关系的破坏比原来设想的要彻底得多。
关于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的法令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它依然是一纸空文。实际生活，即资本家阶级的反抗，迫使我们的国家政权把全部斗争转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不是把斗争放在我们在1917年底曾天真地研究过的那些琐碎得可笑的问题上，而是放在生死存亡的问题上——粉碎整个职员阶级的怠工，击退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白卫军。
我认为，这一小段关于广告法令的插曲，对我们了解旧的策略是否错误这个基本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然，我们现在从后来历史的发展这个背景上来评价事件，不能不认为这个法令是天真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错误的，但是同时其中也有正确的成分，即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在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时曾试图通过一种可以说是最能适应当时存在的关系的途径，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作大的破坏。而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却施展一切手段，迫使我们采取殊死斗争的极端做法。从敌人方面说，这在战略上是否正确呢？当然是正确的，因为资产阶级如果不在这方面通过直接的搏斗来试一下自己的力量，怎么会突然服从一个崭新的、从来没◎第600页◎有过的无产阶级政权呢？资产阶级回答我们说：“对不起，可敬的先生们，我们要和你们谈的根本不是什么广告问题，而是我们能否再找到一个弗兰格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国际资产阶级是否会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的也决不是你们要不要有国家银行的问题。”关于国家银行，正如关于广告问题一样，我们在1917年底写了很多东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废纸。
当时资产阶级用正确的（从他们的利益来看）战略回答了我们：“我们首先要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进行斗争：你们是否真的是国家政权，抑或这只是你们的错觉。这个问题当然不能靠法令，而要靠战争、靠暴力来解决。这种战争很可能不仅仅是我们这些被赶出俄国的资本家进行的战争，而是所有得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人进行的战争。如果事实表明这同其余的世界有相当的利害关系，那么国际资产阶级就会支持我们这些俄国资本家。”资产阶级这样做，从维护他们利益的角度看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们还有一线希望用最有效的手段——战争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接受苏维埃政权为了用比较渐进的办法过渡到新制度而对他们作出的局部性让步。“根本不要过渡，根本不要新制度！”——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回答。
这就是事态发展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的原因。一方面，无产阶级国家在1917—1918年在人民意气风发的条件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试行了一种经济政策，起初打算实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打算比较慎重地向新制度过渡，这一点也表现在我所举的那个小小的例子里。但是，苏维埃政权从敌人的阵营得到的回答却是：决心进行残酷的斗争，以确定苏维埃政权作为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经济关系体系中站住脚。这个问题只能用战争来解决，而且既然是国内战争，它就是非常残◎第601页◎酷的。斗争愈艰巨，实行慎重过渡的余地就愈小。我已经说过，资产阶级按照这种斗争逻辑来行动，从他们方面来说是正确的。而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说：“资本家先生们，你们吓不倒我们。你们在政治方面已经连同你们的立宪会议被打垮了，现在我们在这方面要再次把你们打垮。”我们不能不这样做。采用任何其他的行动方式，从我们方面说，都等于完全交出我们的阵地。
回想一下我们斗争的发展条件你们就会懂得，这种看来似乎不正确和偶然的改变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依靠普遍高涨的热情和政治上的稳固统治能够轻而易举地解散了立宪会议（注：俄国的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又为什么在这同时我们却必须试用一系列的措施来逐渐地慎重地实行经济改造，最后，为什么斗争的逻辑和资产阶级的反抗迫使我们改用内战这样一种最极端的、拼命的、不顾一切的斗争方式，从而使俄国遭受了三年的破坏。
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
如果这种转变引起某些人的埋怨、悲泣、颓丧和不满，那么应该指出，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军事斗争比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要简单得多，我们所以战胜了高尔察克之流，是因为我们敢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敢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把没有做完和做得不好的工作再三重做。
在社会主义经济反对资本主义经济这场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的斗争中也应该这样。敢于承认失败，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把做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细、更谨慎、更有步骤地重新做过。如果我们有◎第602页◎人以为承认失败会像放弃阵地那样使人颓丧气馁，那就应该说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
我希望除个别情况外，谁也不能说在三年国内战争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是这种人。无论过去和将来，我们的力量都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予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来看，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能使我们看到旧的方式方法的不正确，那么我们今天就决不可能学会用新的方式方法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所以提出改行新经济政策的任务，是因为经过了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强迫我们采用残酷斗争的形式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之后，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要动手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保证经济转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这样做。
我今天不能用数字、总结或事实来说明这种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给了我们什么好处。我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你们知道，顿巴斯是我国经济几大中心之一。你们知道，我们在那里有一些原来是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它们已达到西欧资本主义企业的水平。你们也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任务是先恢复大工业企业，因为我们靠数量不多的工人恢复顿巴斯的工业比较容易。但是在春天改变政策以后，我们今天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在那里看到了相反的情况——生产发展得特别顺利的是租给农民的小矿井。我们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发展。农民矿井的生产情况很好，◎第603页◎他们把开采的煤拿出大约30％作为租金交给国家。顿巴斯生产的发展表明，与今年夏天的惨状相比，目前情况已经普遍有了显著的好转，在这方面，小矿井生产的好转以及它们按国家资本主义原则经营这一点起了不小的作用。我不能在这里分析全部有关材料，但你们从这个例子里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政策的改变所取得的某些实际结果。经济生活的活跃（这是我们绝对需要的）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也是我们绝对需要的），这些，我们通过局部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得到了。至于今后的成绩如何，将取决于我们的本事，取决于我们今后执行这一政策的正确程度。
现在回过头来阐发一下我的基本思想。今年春天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退回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和经营方法，这种退却是否已经够了，以致可以停止退却而开始准备进攻呢？不，实际表明退得还不够。理由如下。如果按我开头所讲的那个比喻（战争中的强攻和围攻）来说，那么我们还没有重新部署好军队，还没有重新分配好作战物资，如此等等。一句话，我们还没有作好新战役的准备，而根据新的战略和战术，新战役将按另一种方式进行。既然我们现在正在转向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试问，是不是应该设法使适合于以前的经济政策的活动方式现在不来妨碍我们呢？不言而喻，而且我们的经验也证明，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今年春天我们说过我们不怕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还说过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商品交换这一形式固定下来。自1921年春天以来，我们制定了一连串法令和决定，写了大批文章，进行了大量宣传工作和立法工作，这一切都是在适应发展商品交换的需要。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第604页◎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结果怎样呢？现在你们从实践中以及从我国所有的报刊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
你们要努力适应这种情况，否则买卖的自发势力、货币流通的自发势力会把你们卷走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处于目前这种境地，仍然不得不退却，以便在日后最终转入进攻。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大家都应该认识到以前的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以便弄清目前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我们当前的转变的特点是什么。对外任务目前不是我们的迫切任务。军事任务也不是我们的迫切任务。现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是经济任务，而且我们应该记住，眼下还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在三年内还没有能搞好我们的工作（经济工作）。我国的经济破坏和贫困是这么厉害，文化是这么落后，要在这样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这项任务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般说来，过去的强攻并不是毫无影响和毫无益处的。
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后退一些的境地，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大工业。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摆脱危机。别的出路是没◎第605页◎有的。但是，我们中间有人对实行这一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还认识得不够清楚。例如，当你说到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国家变成一个批发商或者学会经营批发商业，说到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商作买卖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奇怪，有些人甚至感到非常可怕。他们说：“共产党员居然说出这种话来，说什么现在要把商业任务，把最平常、最普通、最庸俗、最微贱的商业任务提上日程，这样共产主义还能剩下什么呢？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万念俱灰，说了一声‘唉，一切都完了！’这有什么不应该呢？”我想，只要看一看自己的周围，就能发现这种情绪；这种情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一旦蔓延开来，就会蒙蔽许多人的眼睛，使人难于清醒地理解我们当前的任务。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而且现在，秋季，乃至于1921年到1922年的这个冬季，我们还要继续退却。如果我们对自己、对工人阶级、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等于承认我们根本没有觉悟，等于没有勇气正视现状。要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进行工作和斗争。
如果一支军队已经确信不能用强攻方式拿下要塞，但仍然表示不同意撤出旧阵地，不去占领新阵地，不改用新方法来完成任务，那么对于这样的军队应当说：只学会了进攻而没有学会在某些困难条件下为了适应这种条件必须实行退却，是不会取得战争胜利的。自始至终全是胜利进攻的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即或有过也是例外。就普通的战争来说，情况就是这样。而在决定整个阶级的命运、决定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的战争中，是否有合理的根据设想第一次解决这个课题的人民一下子就能找到唯一正确无误的方法呢？有什么根据作这样的设想呢？毫无根据！经验证明恰恰相反。在我们所完成的任务中，没有一项是不经过反复而一次完成的。失败了再来，一切重新做过，相信一项任务总有办法可以完成，即使做得不能绝对正确，至少也能差强◎第606页◎人意。我们过去是这样工作的，今后还应该这样工作。如果面对眼前的情况我们的队伍不能齐心一致，这是最令人痛心的，这说明在我们党内有一种非常危险的颓丧情绪。相反，如果我们敢于直截了当地说出甚至是痛苦的严重的真实情况，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学会、绝对能学会如何战胜一切困难。
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我们害怕这样的任务吗？或者说这不是共产主义的任务吗？如果这样，那就说明我们不懂得革命斗争，不懂得革命斗争的性质，不懂得革命斗争是一种最紧张的斗争，伴有许多我们决不可以漠视的急剧转变。
现在我作几点总结。
我来谈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既然现在，即1921年秋季和冬季，我们又一次退却，那么究竟要退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们时常直接或间接地听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我想起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所听到的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签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后有人问我们：“你们对德帝国主义作了这样那样的让步，到底要让到哪年哪月为止呢？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到时候停止让步呢？你们这样做不是使处境更加危险了吗？”当然，我们是增加了自己处境的危险性，但是不应当忘记一切战争的基本规律。战争的要素是危险。在战争中你无时无刻不被危险包围着。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呢？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战争，是一场比过去任何战争更残酷、更持久和更顽强得多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时时处处都有危险。
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你们能给我指出什么没有危险的革命道路、没有危险的革命阶段和革命方法吗？危险的消失就意味着战争的结◎第607页◎束，无产阶级专政的终止。当然，此时此刻我们谁也不作这样的梦想。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我们在今年春天说，我们要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最初是在1921年2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会议听取了恩·奥新斯基《关于播种运动和农民状况的报告》，研究了改善农民状况的问题，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给专门委员会写了一个题为《农民问题提纲初稿》的文件，其中表述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基本原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38页）。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在《真理报》上就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第一批讨论文章于2月17日和26日发表。
2月1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专门委员会拟订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草案，决定将草案提交中央全会审议。2月24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审议并原则上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会议指派一个新的委员会再次对该草案从细节上进行修订。
在专门委员会起草决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一些农民和农民代表团，认真听取了他们对粮食政策的建议和要求。3月3日，列宁对专门委员会拟订的决议草案第二稿提出了三点修改意见（同上，第41卷第357-358页）。3月7日，中央全会再次审查了决议草案，并将草案交给由列宁主持的专门委员会最后定稿。3月15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5-107页）。），要颁布法令，规定交纳粮食税以后剩下的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当时我们这样做，也就是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自由。不明白这一点，就等于根本不懂得基本的经济关系，根本不可能认清形势和正确行动。当然，斗争方法改变后，发生危险的条件也改变了。在解决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时，危险来自政治方面。这种危险是微不足道的。在全世界资本家所支持的国内战争的时期到来后，出现了军事上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比较严重了。而在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后，危险就更大了，因为整个经济是由大量经营管理方面的日常的琐事构成的，而人们对这些琐事习以为常，不太注意，这就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
我们必须懂得：目前的具体条件要求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我们正应当在这方面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目前经济现实中的矛盾比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要多：居民中某些阶层即少数人的经济状况有了部分的、些许的改善，但是另一些阶层，即大多数人，他们得到的物质资料同他们的基本需要则完全不相适应。矛盾增加了。不难理解，在我们经历大变革的时候，要一下子消除这些矛盾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我的报告中的三个主题。第一个是一般性问题：我们应当在什么意义上承认在新经济政策以前的一个时期◎第608页◎内我们党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我举了某次战争中的一个例子，力求用它来说明由强攻转为围攻的必要性，说明开头实行强攻的必然性以及认识到强攻失败后采取新的战法的意义的必要性。
其次，到1921年春天才明确起来的第一个教训和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新的道路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现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矛盾。我们还没有掌握这个领域。
第三个是，自从1921年春天我们不得不从社会主义建设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之后，我们看到，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问题已提上日程。不管我们怎样觉得商业领域距离共产主义很遥远，但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着一项特殊任务。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才能着手解决极其迫切的经济需要问题。也只有这样，通过一条比较漫长然而比较可靠的、也是目前我们唯一走得通的道路，我们才能保证大工业有恢复的可能。
这就是我们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应该看清的主要之点。我们在解决这一政策的种种问题时，应当认清基本的发展路线，以便对现时我们在经济关系中所看到的表面上的混乱现象有清楚的认识。当前，在看到旧事物的破坏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新事物的仍很孱弱的幼苗，也常常看到我们的一些活动方式还不适应新的条件。我们既已提出提高生产力和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的任务，我们就应当努力做到正确地对待这一任务，并且务必完成这一任务。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16—233页◎第609页◎
载于1921年11月3日和4日《真理报》第248号和第249号
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921年11月5日）
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现在，有一些根本性的任务革命还没有完成，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把握某种新的（同至今革命已经做到的相比）事物，在这种时候用上述办法来庆祝革命特别适当而且必要。
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这一“新事物”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引起了许多问题和疑虑。
理论问题是：在革命总的说来是胜利推进的条件下，在同一个领域里，在采取了许多最革命的行动之后，又转而采取非常“改良主义的”措施，这该怎样解释呢？这里有没有“放弃阵地”、“承认失败”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呢？我们的敌人，从半封建的反动分子到孟什维克或第二半国际122的其他骑士们，当然说有。要是他们不假托各种理由或者不要任何理由就发出这样的叫嚣，那他们就不成其为敌人了。一切政党，从封建主到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惊人的一致，不过再一次证明所有这些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确◎第610页◎实是“反动的一帮”（顺便说一句，这正像1875年和1884年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中所预见的一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2—253页。——编者注））。
但是，在朋友中间也有某种……“疑虑”。
我们要恢复大工业，组织大工业和小农业间的直接产品交换，帮助小农业社会化。为了恢复大工业，我们实行了余粮收集制，从农民那里借来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原料。这就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以前的三年多时间内所实行的方案（或方法、制度）。从直接和彻底摧毁旧社会经济结构以便代之以新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上说，这是完成任务的一种革命办法。
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方案、方法、制度。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
这是完成任务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办法。
与原先的革命办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
有人问，既然你们试用革命方法以后承认这种方法失败而改用改良主义方法，那岂不证明你们是在宣布革命就是根本错误的吗？那岂不证明根本不应该从革命开始，而应该从改良开始，并且◎第611页◎只限于改良吗？
孟什维克和类似的人所作的就是这样的结论。但这种结论，不是政治上饱经“风霜”的人的诡辩和骗人伎俩，就是“初出茅庐”的人的幼稚无知。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失去清醒的头脑，异想天开地以为“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是指他们的事业由于内因而不是由于外因而失败）。
谁“异想天开”要这么干，那他就完了，因为他想在根本问题上干蠢事，而在激烈的战争（革命就是最激烈的战争）中干蠢事是要受到失败这种惩罚的。
凭什么说“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能够而且应该只采用革命的方法呢？这是毫无根据的。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绝对错误的。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从纯理论原理来看，这种说法的不正确是不言而喻的。我国革命的经验也证实了这种说法的不正确。从理论上看，在革命时期也和在其他任何时期一样，都会干出蠢事来。这是恩格斯说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4页。——编者注），他说得对。应该尽量少干蠢事，尽快地纠正已经干了的蠢事，尽量冷静地考虑：在什么时候，哪些任务可◎第612页◎以用革命方法完成，哪些任务不能用革命方法完成。从我们自己的经验看：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就是一个决非革命行动而是改良行动的例证，这种行动甚至比改良行动更糟，因为这是倒退行动，而改良行动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而不是倒退。我们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的策略的正确性，现在已得到充分的证实，大家都很清楚，一致公认，因此对这个问题用不着多讲。
我国革命充分完成了的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工作。我们完全有权以此自豪。在我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工作可以归纳为三大项：(1)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揭露两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强盗集团的大厮杀并使这场战争打不下去；从我们方面说，这一点已经完全做到了；但是要从各方面都做到这一点，只有靠几个先进国家的革命。(2)建立苏维埃制度这一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有世界意义的转变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只不过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还要靠许多国家来改进和完善。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是不可饶恕的。我们的工作还得不止一次地补做、改做或重做。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现在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我们有待于改造的东西很多，如果因此而“面有愧色”，那就荒谬绝顶的（如果不是比荒谬更糟的话）。(3)从经济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在这方面，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而这是我们最靠得住的事业，——无论从原则来看或从实践来看，也无论从俄罗斯联邦的现状来看或从国际方面来看，都是最靠得住的◎第613页◎事业。
既然在打基础上最主要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那就应该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这上面。这里的困难在于过渡的形式。
我在1918年4月《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注：见本版选集第3卷第506页。——编者注）
当前，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活动领域里，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引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这看起来很奇怪：共产主义与商业？！这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相去甚远的东西。但是，如果从经济上认真考虑一下，就会知道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比共产主义同小农的、宗法式的农业的距离更远。
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这样使用黄金，对于当今几代人来说是最“公正”而富有教益的，因为他们没有忘记，怎样由于黄金的缘故，在1914—1918年“伟大的解放的”战争中，◎第614页◎即在为了解决是布列斯特和约坏些还是凡尔赛和约（注：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订。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坏些这个重大问题的战争中，曾使1000万人死于非命，3000万人变成残废；怎样又是由于黄金的缘故，不知是在1925年前后还是在1928年前后，是在日美之间还是在英美之间的战争中，或者在诸如此类的战争中，一定还会使2000万人死于非命，6000万人变成残废。
但是，无论上述那种使用黄金的办法多么“公正”，多么有益，多么人道，我们仍然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应当像1917—1921年间那样紧张、那样有成效地再干它一二十年，不过工作的舞台比那时要广阔得多。目前在俄罗斯联邦仍然应当爱惜黄金，卖黄金时要卖得贵些，用黄金买商品时要买得便宜些。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
假定……假定在千百万小农旁边没有电缆纵横的先进的大机器工业，——这种工业按其技术能力和有组织的“上层建筑”以及其他伴生的条件来说，能够比从前更迅速更便宜更多地向小农提供优质产品——那么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就世界范围来说，这种“假定”没有的东西已经有了，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但是，某一个国家，而且是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在试图马上直接实现即实际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这种新的联系时未能用“强攻”方法完成这项任务，现在就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围攻”行动来完成这项任务。
掌握商业，引导商业，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做到的。现在举一个小例子，一个小小的例子。在◎第615页◎顿巴斯，一方面由于国营大矿井劳动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把小矿井出租给农民，经济已经开始活跃，虽然活跃的程度还很小，但无疑是活跃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额外得到了一些为数不多的煤（对于先进国家来说，这个数量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我国一贫如洗的情况下却是很可观的）。我们所得到的煤，假使成本是100％，而我们卖给国家机关是按120％，卖给私人是按140％（附带声明一下，这些数字完全是我随便举的，因为第一，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第二，即使知道，我现在也不会公布）。看来我们已开始掌握——哪怕是规模极小——工农业之间的流转，掌握批发商业，掌握这样的任务：抓住现有的落后的小工业或被削弱被破坏了的大工业，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使商业活跃起来，使中等的普通的农民（他们是农民的多数，农民群众的代表，自发势力的体现者）感到经济上的活跃，利用这一点来更有步骤、更顽强、更广泛、更有效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我们决不会受本能地轻视商业的“感情社会主义”或旧俄半贵族半农民的宗法情绪的支配。各种过渡经济形式都可以利用，而且既然有利用的必要，就应该善于利用它们来巩固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系，立即活跃我们这个满目疮痍、受尽苦难的国家的国民经济，振兴工业，为今后采取各种更广泛更深入的措施如电气化等创造条件。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只能从一个方面，只能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在哪一个国家取得第一次稍微巩固、稍微持久的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关系的基础就是把改良看作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这种关系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基础，是一个起码常识，而第二国际卖身求荣的领袖◎第616页◎们以及第二半国际半是迂腐、半是装腔作势的骑士们却歪曲和抹杀这种起码常识。无产阶级哪怕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在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中就出现了某种新东西。从原则上说情况还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我们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为什么我们能够正确地实行布列斯特的退却呢？因为我们已前进了相当远，有退却的余地。从1917年10月25日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为止，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内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建立了苏维埃国家，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使作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个大倒退，我们仍然保留了充分广阔的阵地，可以利用“喘息时机”再胜利前进，反击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皮尔苏茨基、弗兰格尔。
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前，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一种“副产品”，但对取得胜利的国家来说，如果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实力显然不足以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么改良又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我们即使被迫退却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所谓在物质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保持兵力的充分优势，使敌人不能彻底打垮我们。所谓在精神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不使自己精神沮丧，组织瓦解，仍保持对情况的清醒估计，保持饱满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退得虽远但退得适度，能及时停下来并重新转入进攻。
我们已经退到了国家资本主义。但我们退得适度。现在我们正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但我们会退得适度的。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在不很久的将来停止这种退却的可能性了。这次必要的退却进行得愈自觉，愈协◎第617页◎调，成见愈少，那么，我们就会愈快停止退却，而随后的胜利进击就会愈有把握，愈迅速，愈波澜壮阔。
1921年11月5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44—252页◎第618页◎
载于1921年11月6-7日《真理报》第251号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
*（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
【正文】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就新经济政策问题作的报告。
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于1921年10月29-3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637名代表。会议议程包括下列问题：国内外形势；省经济会议的报告；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检查委员会的报告；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代表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莫斯科和莫斯科省清党工作的报告。
列宁在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并在总结发言中回答了弗·戈·索凌、英·尼·斯图科夫、尤·拉林、谢·莫·谢姆科夫、С.Л.哥尼克曼等人的意见（索凌、斯图科夫和拉林的发言见1921年11月4日《真理报》第249号的报道）。会议通过的决议表示完全拥护新经济政策。）
俄共中央全会1921年12月28日审议了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问题。会上听取了鲁祖塔克、安德列耶夫、施略普尼柯夫三位同志的报告（原定的卢托维诺夫同志的报告由于没有及时通知报告人而没有作）。经过交换意见，决定把鲁祖塔克和安德列耶夫两位同志的提纲草稿（加上列宁同志的补充）交给由他们两人组成的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拟出提纲草案，提交政治局审批。
（在委员会和政治局批准该草案后对这段话还要补充几句。）◎第619页◎
草案
1.新经济政策和工会
新经济政策使无产阶级的状况、因而也使工会的状况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发生这些变化，是由于目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政策上实行特殊的过渡办法，在许多方面采取和以前不同的方式，用所谓“新的迂回方法”来◎第619页◎夺取一些阵地，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比如说，现在不但容许而且还发展由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第620页◎
2.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会
无产阶级国家在不改变其本质的情况下，可以容许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而且要以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规章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为条件。这种调节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家政权，而且更取决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成熟程度以及文化水平等等。即使这种调节十分成功，劳资之间阶级利益的对立无疑还是存在的。因此，今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时从各方面全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项任务应当公开提到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工会的机构应当作相应的改组、改变或扩充，应当设立，或确切些说，应当着手设立罢工基金等等。◎第620页◎
3.改行所谓经济核算的国营企业和工会
国营企业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同新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和密切的联系，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这种企业即使不会成为唯一的一种，也必定会是主要的一种。在容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情况下，这实际上等于让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的即资本主义的原则。由于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国营企业扭亏为盈，由于必然会产生本位利益和过于热中本位利益的现象，这样做难免造成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因此，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受雇用他们的人侵犯。◎第621页◎
4.无产阶级在承认土地工厂等的私有制、由资本家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同在不承认土地和多数大企业的私有制、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之间的重大区别
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然存在着阶级。俄共纲领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还只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共产党也好，苏维埃政权也好，工会也好，都应当公开承认：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电气化还没有完成（哪怕是基本完成），只要小经济和市场统治的一切根子还没有因此而被铲除，阶级斗争就会存在，而且不可避免。因此，目前我们决不能放弃罢工斗争，不能在原则上同意实行用强制的国家调解代替罢工的法律。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罢工斗争的最终目的显然是破坏国家机构，推翻现有的、阶级的国家政权。而在我们这种过渡型◎第621页◎的无产阶级国家中，罢工斗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通过同这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弊病，同它的错误和缺点，同资本家力图逃避国家监督的阶级野心等等作斗争，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因此，无论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或工会都决不能忘记，而且也不应当向工人和劳动群众隐瞒：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家里采取罢工斗争，其原因只能是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在它的机构中还存在着各种资本主义旧残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群众政治上不开展和文化上落后。既然法院和其他一切国家机关都是由劳动者自己在阶级基础上建立的，而把资产阶级排除在选民之外，那么，解决劳资之间、受雇者和雇用者之间的冲突，应当愈来愈多地采取由劳动者直接投诉国家机关这种正常的方式。◎第622页◎
5.恢复工会的自愿入会制
把所有工人强行登记为工会会员的做法，既不符合工业社会化实际达到的水平，也不符合群众的觉悟水平。此外，强制入会的做法还使工会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弊病。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坚决恢复自愿入会的做法。对工会会员决不能要求具有一定的政治观点；在这一点上，也和对待宗教的问题一样，工会应当是非党的。对于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工会会员，只应要求他们懂得同志纪律，懂得工人团结起来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和忠于劳动者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国家应当从权利上和物质上鼓励工人参加工会组织。但是工会如果不尽义务，就不应当有任何权利。◎第622页◎
6.工会和企业管理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这项在俄共纲领上已经明确提出的任务，今天由于战后的经济破坏和饥荒而变得格外紧迫了。因此，在恢复大工业方面必须尽速取得尽可能扎实的成绩，没有这个条件，劳动摆脱资本桎梏这整个解放事业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但是要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俄国目前的环境下，又绝对需要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工厂管理机构手中。这些通常按个人管理制原则组成的管理机构，在享有最大的机动自由、极其严格地检查在提高生产和扭亏增盈方面的实际成绩、十分认真地选拔最优秀最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等等条件下，应当独立地处理规定工资数额以及分配纸币、口粮、工作服和其他种种供应品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任何直接干预都必须认为是绝对有害的，不能允许的。
但是把这一无可争辩的真理解释成工会不得参加社会主义的工业组织和国营工业的管理，那就完全错了。在以下几种严格规定的形式下，工会的参加是必要的。◎第623页◎
7.工会的作用和工会怎样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
无产阶级是正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的阶级基础。在一个小农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只有非常巧妙地、谨慎地和逐渐地同绝大多数农民结成联盟，才能顺利完成过渡这一任务。在我国，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工会应当是国家政权最亲密的和不可缺少的合作者。工会一般说来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尤其应当是全体工人群众以至全体劳动者学习管理社会主义工业（以后也逐渐管理农业）的学校。
根据这些原则，应当为工会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规定以下几种基本形式：
(1)工会用推荐候选人、提供咨询的方式参与一切经济机关以及同经济有关的国家机关的人事安排；工会也参加这些机关，但不是直接参加，而是通过由它们推举并经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批准的领导人选来参加，这些人选包括最高一级国家机关的委员、经济部门的委员、工厂管理机构的委员（在实行这种集体管理制的单位），还有行政管理人员及其助手，等等。
(2)工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从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中提拔和培养行政管理人员。目前这种工业行政管理人员，完全称职的我们有几十个，比较称职的有几百个。但是不久我们就需要有几百个完全称职和几千个比较称职的行政管理人员。工会应当远比现在更细致更坚持不懈地系统登记一切有能力担任这种工作的工◎第624页◎人和农民，从各方面切实认真地检查他们学习管理工作的成绩。
(3)工会参加无产阶级国家一切计划机关的工作同样重要。除了参加一切文化教育工作和生产宣传工作之外，工会的这一活动应当能够更广泛更深入地吸引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的整个经济建设，使他们熟悉经济生活的整个情况，熟悉工业从采购原料到销售产品的全部工作，使他们更具体地了解国家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和实现这一计划同工农的实际利害关系。
(4)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参加工业管理方面，工会工作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就是制定工资标准和供给标准等。特别是纪律审判会应当不断加强劳动纪律，不断改进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生产率的文明工作方法，但决不可干涉人民法院和管理机构的职权。
以上列举的工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几项最重要的职能，当然还应当由工会和苏维埃政权的有关机关作出详细规定。最重要的是，工会要自觉地坚决地放弃对管理工作进行没有准备的、外行的、不负责任的、危害不浅的直接干预，而去进行顽强的、切实的、预计需要做许多年的工作：实地训练工人和全体劳动者管理全国的国民经济。◎第625页◎
8.联系群众是工会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
联系群众，也就是联系大多数工人以至全体劳动者，这是工会任何一项工作取得成绩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工会组织及其机关从下级到最上级，应当培养出一批负责同志，并在多年的实践中加以考察，这些负责同志不一定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应当生活在工人群众之中，非常熟悉他们的生活，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正◎第625页◎确无误地判断群众的情绪，判断他们真正的需要、愿望和想法，能够不带半点虚假拔高成分来确定群众的觉悟程度，确定这样那样的旧偏见和旧残余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能够用同志的态度对待群众、关心满足群众的要求，以此赢得群众的无限信任。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一家拥有优良发动机和第一流机器的上等工厂，如果发动机和机器之间的传动装置坏了，那就不能开工，同样，如果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工会位置摆得不正或工作得不正常，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必然遭殃。这个道理，仅仅加以解释、提醒、论证是不够的，还应当从组织上把它落实到工会的一切机构中，落实到工会的日常工作中。◎第626页◎
9.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处境的矛盾
按照以上的论述，工会各项任务之间就产生了一系列矛盾。一方面，工会的主要工作方法是说服教育；另一方面，工会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就不能拒绝参加强制。一方面，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是最直接最切身这种意义上的利益；另一方面，工会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者，就不能拒绝实行压制。一方面，工会应当按照军事方式来工作，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最残酷、最顽强、最激烈的阶级战争；另◎第626页◎一方面，正是工会最不宜采用专门适合军事的工作方法。一方面，工会要善于适应群众，适应群众当时的水平；另一方面，工会又决不应当姑息群众的偏见和落后，而要坚持不懈地提高他们的水平，如此等等。
这些矛盾不是偶然的，而且不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所能消除的。因为第一，这是一切学校所固有的矛盾。而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没有几十年的时间，休想使大多数劳动者达到高度发展水平，从而能把成人“学校”的痕迹和回忆统统抹掉。第二，只要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残余还存在，在整个社会制度中这些残余和社会主义幼芽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实际结论。第一个结论：工会要有效地进行工作，仅仅正确地理解工会的任务、仅仅有适当的机构设置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特殊的机智，善于在各种具体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对待群众，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把群众提高一步，而又能尽量减少摩擦。
第二个结论：上述种种矛盾必然会引起冲突、不协调和摩擦等现象。因此必须有一个相当权威的上级机关及时地解决这类问题。这种机关就是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第627页◎
10.工会和专家
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已经在俄共纲领中阐明。但是，如果不经常注意事实，不看这些原则贯彻到什么程度，那么这些原则还会停留在纸上。最近就有这样的事实：第一，不仅在乌拉尔的而且在顿巴斯的社会化矿山中，都发生了工人打死工程师的事件；第◎第627页◎二，莫斯科自来水厂总工程师弗·瓦·奥登博格尔自杀。（注：请看1922年1月3日《真理报》关于此事的报道：（（援引该报第4版《新闻栏》报道的全文））。(莫斯科自来水厂总工程师弗·瓦·奥登博格尔于1921年11月30日夜自杀。12月7日，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同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协商后任命亚·亚·索尔茨、尼·尼·奥弗相尼科夫、米·斯·奥里明斯基组成委员会以调查奥登博格尔工程师的死因。1922年1月3日《真理报》《新闻栏》刊登的报道说，调查委员会确认“死者不仅是一个精通业务的工作人员，而且是一个高度忠于职守的人。奥登博格尔自杀是由于处境恶劣使他无法进行日常工作。自来水厂三人特别小组个别成员不是协助改善莫斯科自来水厂的状况，反而极力阻碍该厂的日常工作，使之复杂化。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高级视察员谢苗诺夫工程师，作为这个三个小组的成员，对于奥登博格尔采取了粗暴、挑剔和官僚主义的态度。这个人民委员部的另一名高级视察员、前自来水厂办事员马卡罗夫-泽姆良斯基不断迫害奥登博格尔，而阿列克谢耶夫给水站的工人叶拉金和梅尔库洛夫竟毫无根据地把自来水厂技术上的混乱和职员同党支部关系不好归罪于奥登博格尔。所有这些不能不影响死者的精神状态。委员会认为马卡罗夫-泽姆良斯基不仅不能担任工农检查院的职务，而且也根本不能担任苏维埃的公职，因为他是一个混入苏维埃政权的坏分子，一个阴谋家和在自来水厂职工中声名狼藉的骗子。委员会认为，也不能允许工农检查院高级视察员谢苗诺夫继续担任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不能允许他与莫斯科自来水厂再有任何关系。委员会还认为，必须把叶拉金和梅尔库洛夫调离莫斯科自来水厂，转到其他企业”。)）
造成这种现象，共产党和整个苏维埃政权的责任当然要比工会大得多。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要确定政治责任的大小，而是要作出一定的政治结论。我们一切领导机关，无论是共产党、苏维埃政权还是工会，如果不能做到像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勤恳工作、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同共产主义完全格格不入），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发展阶段以前，专家始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我们应该使专家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不仅在物质上和权利上如此，而且在同工农的同志合作方面以及在思想方面也如此，也就是说，使他们能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满足，能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不再受资本家阶级私利左右而有益于社会。这一切我们还不能很快办到，但无论如何一定要办到。如果某个主管部门在保障专家的各种需要、鼓励优秀的专家、维护他们的利益等方面工作无计划，没有取得实际效果，那么，谁也不会承认这个部门办得还不坏。工会应当不是着眼于本部门的利益，而是着眼于劳动和国民经济整体的利益，来进行所有这些工作（或者经常参加各部门的有关工作）。在专家问题上，工会担负着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就是要经常教育广大劳动群众同专家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做才能收到真正重大的实际效果。◎第6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