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1963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1年3月8-16日）》一书
6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3月15日）
同志们，我想只简单地谈几点意见。首先谈一谈有关西伯利亚粮食工作者的问题。雅罗斯拉夫斯基和达尼舍夫斯基让我告诉大家：德罗任已交法庭审判，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是无罪的。我听到一些对此表示怀疑的意见，但是不管怎样应该说，这是正确的观点。现在常听到一些埋怨和流言蜚语，用这种方法来表明这一切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做完全正确。其次，秋明有一些粮食工作者是因犯了非刑拷打、强奸妇女等刑事罪而被枪决的。因此，决不能把这个问题同粮食工作扯在一起，应当看到这些完全是为非作歹的刑事犯罪活动。而在粮食工作正在进行的情况下，对这种罪行应该从严处理。因此，从这方面来说采取的措施无疑是正确的。现在我想先简单谈一下合作社问题。瞿鲁巴同志的报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也正如我们大家在这里听到的，并不是一个同报告人的观点截然对立的副报告。中央委员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定是得到一致同意的，而主要的是，还在代表大会开幕前我们就看到，地方上的各方面的同志已经根据实际经验，自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所以，对这种措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实质上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瞿鲁巴同志的报告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补充和警告，但是并没◎第460页◎有建议采取另一种政策。
瞿鲁巴同志的报告只是在合作社问题上离开了这个总的方针。在这方面瞿鲁巴同志反对我所提出的决议案，但是我觉得，他的反驳意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地方上自由的经济流转关系就流转总量来说将如何发展，是通过合作社，还是通过恢复私营小商业，我们现在未必能够最后确定。这个问题应当研究，这是毫无疑义的，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仔细地研究地方上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大家当然都同意。但是我认为合作社还是有它一定的优越性。如果合作社像我指出过的那样，在政治上成为组织、集中和联合那些政治上敌视我们、实质上是实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政策的分子的场所，那么合作社同小农户、小商业比较起来，当然也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富农的出现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自然会产生相应的政党，在俄国，这些政党是在几十年当中形成起来的，我们对它们都很熟悉。这里要选择的，不是让不让这些政党发展，因为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必然会产生这些政党；我们要选择的，而且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选择的，只是集中和联合这些政党的行动的形式。无论如何不能证明合作社在这方面更糟。相反，共产党人经常地影响和监督合作社的手段，毕竟更多一些。
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的决议在这里受到瞿鲁巴同志的坚决拥护和米柳亭同志的坚决反对。
瞿鲁巴同志说，我自己就是代表大会解决合作社问题以前那场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斗争的见证人。我应当承认这个事实。斗争确实有过，而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结束了这场斗争，保证了粮食部门占有较大的优势，或者更确切些说，保证了粮食部门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现在以此为理由，拒绝在合作社问题上有更大的行动自由，有更大的选择政治措施的自由，这在政治上无疑是不正确◎第461页◎的。我作为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当然不高兴看到在许多次会议上发生琐碎的争执甚至斗气，而愿意有一个基本上为大家必须遵守的、能够结束这场斗争的代表大会决议。但是应当考虑的不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而是实行一定的经济政策有没有利的问题。你们大家在这里都看到，我收到的大量字条，一大堆字条，也更加清楚地证实，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当我们的政策有所改变的时候，产生了大量的细节上的困难。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毫无疑问，我们不能立刻解决这些困难。如果我们要保留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的决议，那我们就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就会因为我们完全向代表大会负责并且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政策而不能背离这个决议的一字一句。决议一直说的是余粮收集制，而你们却要以实物税来代替它。
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保留经济流转自由，这一点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经济流转自由，这是没有疑问的。必须对实行这一点的经济条件作出估计和检查。因此，撤销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自然又会使我们感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现在又成为悬案了。然而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避开这一点就意味着根本破坏我们所制定的、无疑更能为农民接受的经济政策。
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一项更能为农民接受的经济政策，关于这一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显然是没有分歧的，一般说来，在共产党员中间也是没有分歧的。我们知道很多非党农民也是这样说的。这是完全确定了的。仅仅由于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实行这种改变。所以我再来把合作社问题的决议宣读一次：“鉴于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合作社的态度的决议完全是以承认余粮收集制原则为基础的，而现在余粮收集制已经为实物税所代替，俄共第◎第462页◎十次代表大会决定：
撤销这项决议。
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拟订一些决定，使之在党和苏维埃系统中获得通过，以便根据俄共党纲并适应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情况，来改善和发展合作社的机构和活动。”
我将代表中央委员会建议代表大会接受并基本上通过第一个决议案——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初步草案，责成党中央委员会对决议案的提法加以审订协调，然后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个决议案——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案——也是这样。
现在我来谈谈会上提出的意见。应当说明一下，我收到的字条有一大堆，字条涉及的问题很多，不要说把问题全都罗列出来，就是把问题全部加以分类，立刻就各类问题继续谈一谈的打算，我也只好作罢。很遗憾，我不得不放弃这种打算，我要把这些字条保存下来，作为今后讨论问题的材料。
也许，这些问题可以比较详细地在报刊上公布，或者至少要收集起来，加以分类，编成一份详尽的综合材料，发给所有直接从事制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法令的经济学家、行政管理人员和政治领导人员这样一些同志。我现在只能举出两大类，并针对这两种主要的异议或意见，针对这些字条上提出的两大类问题说几句。
第一类是技术方面的。有很多字条详细地指出具体实行这些措施将如何困难，会产生多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我在第一个报告中就已经附带说明过，这类意见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现在要一下子就弄清楚我们将如何着手解决这些困难，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类是一般性的，是关于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则的。这里很多◎第463页◎发言人，甚至大多数发言人都讲到的，在递来的许多字条上也都指出的，就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必然会得到加强。有些人在字条上写道：“这样你们就是为资产阶级的发展，为小工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敞开大门。”同志们，关于这一点，我不得不多少重复一下我在第一个报告中所说的话：毫无疑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在这方面，我应当指出，有些人批评了我的讲话中的某些结论，批评了国家资本主义和小规模自由流转的相互关系，但是没有一个发言人，也没有一张字条（尽管字条有几十张，我还是看了大部分字条）批评上述论点。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可能的。没有这种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米柳亭同志在这里说，我们有严整的制度，而我们的立法，如他所说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实现这种过渡的严整的制度，而这个制度却没有估计到向小资产阶级实行一系列让步的必要性。米柳亭同志这样说，但没有作出我所作的结论。业已建立的严整的制度是由战时的而不是经济的需要、考虑和条件决定的。当时我们的经济遭到了空前未有的破坏，我们不得不在一场大战之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也许我们在执行一定的政策时犯过错误，有些事情做得过火了——这是应当十分明确地指出的。但是在我们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性，而只有立即实行最大限度的垄断，直到不给任何补偿就征收全部余粮。而当时我们是不可能用别的办法来完成这个任务的。这并不是严整的经济制度。这种办法不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战时条件迫使我◎第464页◎们采用的。至于说到经济上的考虑，现在主要的考虑就是增加产品数量。现在，主要生产力即工人和农民处于经济破产、一贫如洗、精疲力竭的境地，因此我们不得不暂时使一切服从于一个主要的考虑——尽一切力量增加产品数量。
有人问我，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同现在正在进行的播种运动有什么关系，而且有些同志在字条上极力揭露这方面有很多矛盾。我认为从经济上说这基本上是一致的，并没有矛盾。播种运动就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经济可能性来增加播种面积。为此就需要重新分配种子，保管和运送种子。但是，尽管种子这样少，我们也无法把它运走；往往还必须采取一系列的互助措施，才能在农具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减少或消灭播种不足的情况。对很多省份来说，要消灭这种情况是难以想象的。非党农民自己在很多场合就已经提出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要求，希望借此得到在现有经济基础上发展自己经济的刺激，如果他在春耕以前听到国家政权说，这个措施已经决定并且就要实行，那么，这同播种运动的总政策是不是相违背呢？不，不违背，这是一种带有鼓励因素的措施。我知道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很小的鼓励因素。问题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够马上让农民看到从英国开来的几十艘轮船，船上满载着用来交换他们将要收割的庄稼的商品——这当然实在得多。但是企图以此来欺骗那些实际上知道我国贸易情况的人，那是很可笑的。我们知道，载着煤和少量粮食的轮船已经从英国开出，这个消息我们是从克拉辛同志那里知道的；我们知道，在缔结通商条约以前（这个条约还没有签字），我们是同个别商人半合法地进行贸易的，资产阶级政府当然不可能禁止这些商人做这种事情。要在对我们的经济封锁圈上打开一个缺口，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更大的许诺我们现在当然作不了。一切能够做到的◎第465页◎我们毕竟都在做，我们正在从这方面改变进口计划。
从小业主、小农的观点看来，由于实物税的总额将要比征粮数少，而且规定得更明确，他们就有可能多播种一些，就有可能相信余粮将用来改善他们的经营，所以这是一条最大限度地支持勤劳的业主的路线，这一点在播种运动中也已经提出来了。一切反对意见归结起来是这样一个问题：得到好处多的是经济上同共产主义对立的小资产阶级，还是大工业。大工业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而从生产力状况来看，即按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来看，又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基础，它把先进的产业工人联合起来，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联合起来。
这里有人试图说，或者试图从经济上得出结论说：毫无疑问，得到好处多的是小资产阶级，是手工业商品生产。他们特别试图从下面的观点来进行论证：由于实行租让，大工业将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业。我认为，这种论断在经济上是根本错误的。即使能够完全确实地证明小工业得到的好处相对说来要多得多，甚至假定绝对地多得多，这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也都丝毫不能否定我们所采取的步骤的正确性。结论是这样的：从经济上巩固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其他的支柱是不可能有的。我们现在假定——纯粹是大致假定一下，这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小工业是100（不管这是100个百万劳动单位或者100个其他什么单位），而大工业是200。我们大致假定，小工业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增长为175，而大工业仍然是200。这里我们是假定大工业停滞不前而小工业却有巨大的发展。这是作最坏的假设，但是我认为，即使是这样，对我们也有无可置疑的好处，因为今年的情况表明，我们的燃料和运输的情况表明，米柳亭同志非常凑巧地提起的粮食分配的情况也表明，我们现在是在勉强维持着。◎第466页◎
这里有人问而且有人写条子问：“在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下，你们怎样保持住工人国家呢？”这个现象——农村中小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发展——是在威胁着我们，这个现象是最大的威胁。
下面来谈谈租让。租让——这是同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缔结的一种同盟。应当对租让的性质有清楚的了解。这是同先进国家中的先进金融资本缔结的一种经济联盟、同盟、合同，这种合同可以使我们的产品稍微增多一些，同时也使订约人的产品增多。如果我们把矿藏或森林租让出去，那么承租人就会拿走这些产品中的大部分，而只给我们很小一笔提成。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增加产量是如此重要，连这很小一笔提成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好处。借助租让，城市工人的生活状况将根据合同的规定稍微得到改善，这对外国资本毫不困难，而这种稍微改善对我们的大工业却是有好处的，它能使我们的大工业得到巩固。由于经济上的影响，这也将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改善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生活状况。
害怕小农业和小工业会发展到威胁我国大工业的程度是没有根据的。要振兴工业，就必须有振兴的某些征兆。
如果我们歉收（我已经向你们提到过波波夫的小册子（注：指帕·伊·波波夫的小册子《苏维埃共和国及与它结成联邦的各共和国的粮食产量》，1921年莫斯科俄文版，共15页。））并且只得到像去年那样少的物资的话，那就根本谈不到什么缩小危机和发展小工业了，因为资本主义关系的恢复只有在获得农需工业剩余产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获得这种剩余产品是可能的，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会给我们很大的好处。是小生产还是大生产得到的好处多，这个问题是一个怎样把利用我国资源和发展市场这两者连接和结合起来的问题，我们正在争取同资本主义达成有关租让的协议，使我国的资源得到利用和市场得到发展，这样就会使我们提高农业生产。这些方法我们中间谁利用得好，得到的结果就会好。我认为，如果工人阶级手中握有极为重要的大工业部门，◎第467页◎而又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部门上，那么工人阶级得到的好处就会比小工业多，虽然按比例来说小工业可能增长得快些。我国纺织工业的状况就是这样，到1920年底，情况显然有了好转，但是缺少燃料，如果我们的燃料足够的话，那我们本来会获得近8亿俄尺的布，我们就会有本国生产的衣料去同农民的产品进行交换。
但是，由于燃料危机，我们的生产大大下降了。即使现在已经在国外买到煤，过一两个星期轮船就能把这些煤运来，那我们也还是已经损失了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的时间。
大生产的状况的任何改善，若干大工厂的可能开工，都会大大巩固无产阶级的地位，以致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即使在滋长也没有什么可怕了。应当怕的不是小资产阶级和小资本的滋长。应当怕的是极严重的粮荒、生活贫困、产品缺乏的情况持续太久，这种情况已经使无产阶级变得完全软弱无力，使无产阶级不能抵制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绝望情绪这种自发势力。这才是更可怕的。只要产品数量增加，小资产阶级不管怎样发展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危害，因为这种情况可以使大工业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应当鼓励小农业。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来鼓励小农业。实物税就是这方面的一项简单而又绝对必要的措施。它能给予这种鼓励。应当无条件地通过这项措施。（鼓掌）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66—75页◎第468页◎
载于1963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1年3月8-16日）》一书
8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
（3月13日或14日）
1.代表大会提请全体党员注意：目前许多情况正在加剧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
2.但是，还在全党开展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以前，党内就已经显露出派别活动的某些苗头，即产生了几个具有各自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派并规定内部纪律的集团。这种派别活动的苗头已经出现，例如在莫斯科（1920年11月）党代表会议（注：指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
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于1920年11月20-22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89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89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会议议程是：关于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关于国家经济状况的报告，关于生产宣传的报告，选举莫斯科委员会。列宁在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并就莫斯科委员会的选举问题发了言。代表会议是在工会问题争论已经开始时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和伊格纳托夫派的代表对党的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他们从会议筹备时起就企图在莫斯科的党组织中取得优势。工人反对派的一些人力图把自己的同伙更多地安插进莫斯科委员会，竟撇开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开会的其他代表，而在米特罗范大厅另外召开工人代表的会议，从而形成了“两个房间开会”的局面。代表会议在列宁领导下对反对派进行了回击，就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体现党中央观点的决议。代表会议否决了反对派在非正式会议上拟的莫斯科委员会名单，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名单。）和哈尔科夫党代表会议（注：指1920年11月在哈尔科夫举行的全乌克兰第五次党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316名代表中有23名，即7％，对工人反对派的纲领投了赞成票。）上，在所谓“工人反对派”（注：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首领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谢·巴·梅德维捷夫、亚·米·柯伦泰等。工人反对派作为派别组织是在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形成的，但是这一名称在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即已出现。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则早在1919年就已开始形成。在1920年3-4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施略普尼柯夫提出了一个关于俄共（布）、苏维埃和工会之间关系的提纲，主张由党和苏维埃管政治，工会管经济。在1920年12月30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施略普尼柯夫要求将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工会。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表达得最充分的是柯伦泰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它要求把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加入各产业工会的生产者的代表大会，由他们选举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各个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也分别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且党政机关不得否决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工人反对派曾一度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1920年11月，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它的纲领获得了21％的票数。1921年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则获得30％的票数。由于党进行了解释工作，工人反对派的人数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已大大减少，它的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票不足6％。第十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并决定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但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在这次代表大会后仍继续保留非法的组织，并且在1922年2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送了一份题为《二十二人声明》的文件。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粉碎了工人反对派。）的活动中，局部地也在所谓“民主集中派”（注：民主集中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派别集团，1919年初开始出现，1920年最终形成，首领是季·弗·萨普龙诺夫、恩·奥新斯基、弗·米·斯米尔诺夫、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等。民主集中派否认党在苏维埃和工会中的领导作用，反对在工业中实行一长制和厂长个人负责制，要求在党内有组织派别和集团的自由。民主集中派的代表主张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要求取消地方政权机关对中央的从属关系。他们还反对中央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统一，力图把组织局排除于政治领导之外。在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民主集中派曾公布该派的纲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解散一切派别集团后，该派某些成员仍继续进行反对党的总路线的活动。1923年，他们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结成联盟。1926年，他们结成了以萨普龙诺夫和斯米尔诺夫为首的所谓“十五人集团”，参加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民主集中派分子共23人开除出党。）的活动中已经表现出来。
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的敌人极力利用一切背离共产主义的坚定路线的倾向，这种情形在喀琅施塔得叛乱这一实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第469页◎时，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白卫分子都急忙表示，只要能推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甚至情愿接受苏维埃制度的口号；当时，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以至一切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都利用了这场似乎是为了维护苏维埃政权才反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叛乱所提出的口号。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只要能削弱和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白卫分子都会竭力装扮而且善于装扮成共产主义者，甚至装扮成最左的共产主义者。喀琅施塔得叛乱前夜在彼得格勒发现的孟什维克传单也同样表明，孟什维克利用俄共内部的意见分歧与某些派别活动的苗头事实上在怂恿和支持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者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口头上却标榜自己反对叛乱，拥护苏维埃政权，只不过要苏维埃政权作一些仿佛不大的修正。
3.关于这个问题的宣传，一方面应当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出发，详细说明派别活动的害处和危险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所采用的新的策略手法的特点。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公开打着白卫旗帜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指望了，所以现在他们竭力抓住俄共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到表面上最像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派别手中，用这种办法来推进反革命。
在宣传中还应当阐明历次革命的经验，当时反革命势力也总是支持那种既反对极端革命的政党又同这一政党最相似的派别，以求动摇并推翻革命专政，从而为资本家和地主的反革命势力以后取得完全胜利开辟道路。
4.在同派别活动进行实际斗争中，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容许发表任何派别言论。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第470页◎时，应当使一切实际的建议以尽量明确的形式毫不迟延地立刻提交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机关去讨论和决定。此外，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在批评的形式上应当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这一情况，而在批评的内容方面则应当通过自己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从实践中来检验如何纠正党或个别党员的错误。任何对党的一般路线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等等，都决不能事先交给按某种“纲领”等等形成的集团去讨论，而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因此，代表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注：《争论专页》(《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Листок》) 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不定期出版物，根据1920年9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最初是文集，从1923年起是俄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附刊。一般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出版。刊物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党内批评，讨论有关党的战略、策略以及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争论专页》出了两期：1921年1月的第1期和1921年2月的第2期。）和专门文集，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而决不采取那种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方式。
5.代表大会根本反对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这种倾向已有专门的决议（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66—69页。——编者注）加以分析），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同时，代表大会声明，在例如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特别关心的问题，即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自主精神等等问题上，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检验。全党应当知道，我们由于遇到了种种障碍，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能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应当知道，党在坚决反对不实事求是的和带有派别性的所谓批评的同时，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检举、揭发和驱逐混进党内来的分子，如此等等。
6.因此，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第471页◎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7.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大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则可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在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党的负主要责任的领导者的全体会议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那么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实行。（注：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第7条当时没有公布。1924年1月17日，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在其《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宣读了这一条（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页）。代表会议谴责了列·达·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派别活动，在《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中建议中央委员会公布这一条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371页）。这一决议为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78—83页◎第472页◎
载于1963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1年3月8-16日）》一书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之二）
（1921年3月）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五件文献。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71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41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732521名党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党的建设；工会及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此外，代表大会还听取了党史委员会的报告并在秘密会议上讨论了军事问题。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根本性问题的一些决定，规定了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
（注：列宁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就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作了报告，并起草了大会的最重要的决议草案。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代表大会特别重视党的统一问题。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见本卷第469-472页），要求立即解散削弱党、破坏党的统一的一切派别集团，并授权中央委员会对进行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采取直到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大会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同上，第473-476页），指出工人反对派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动摇性的表现。在党的建设方面，代表大会通过了扩大党内民主、改善党员素质的决定，并向中央委员会发出进行清党的指示。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监察委员会条例，规定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省监察委员会，这对于巩固党和改善国家机关有重要意义。
代表大会总结了工会问题的争论，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重申了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的论点，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并提出了扩大工会民主的措施。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要求彻底消除从前的被压迫民族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并谴责了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倾向。代表大会选出了由25名委员和1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9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
（3月13日或14日）
1.最近几个月来，在党内明显地暴露出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这种倾向必须在思想上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同时还必须清洗和健全党的队伍。
2.这种倾向的发生，部分是由于以前的孟什维克以及尚未完全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工人和农民加入党的队伍，主要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和俄共的影响。在我国，尤其是目前，在歉收和战争的严重破坏使群众的生活大为恶化、成百万军队的复员使几十万农民和工人无法立刻找到正常的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就特别猖獗，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3.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和其他著作，是这种倾向的理论上最完整和形式上最完备的表现（或者说：是这种倾向的……最完整……的表现之一）。例如，他们的下述论点就很能说明问题：“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第473页◎国民经济。”（注：见《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工会的任务》（1921年1月25日《真理报》）第15号和亚·米·柯伦泰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仅供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成员参考）（192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5页）。——编者注）
这种主张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主张所依据的思想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是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也是同一切半无产阶级革命和目前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经验的总结背道而驰的。
第一，“生产者”这个概念既包括无产者，也包括半无产者以及小商品生产者，因而完全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违背了要明确地划分阶级这个基本要求。
第二，上述论点中所表现出来的指靠非党群众或者说迎合非党群众的思想，也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这一教导不仅已经由整个共产国际（注：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在1919年3月2-6日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19日-8月7日举行（开幕式于7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的会议从7月23日起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37个国家的67个组织（其中有27个共产党）的217名代表。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派代表列席大会，有发言权。代表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的。他在会前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对规定共产国际的任务和制定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以俄共（布）代表团成员身分出席大会，被选入了主席团。
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作用和结构；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议会斗争问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土地问题；对新中派的立场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章程；组织问题（合法与不合法组织、妇女组织等等）；青年共产主义运动；选举；其他事项。为了预先审议议程上的重大问题，在7月24日举行的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成立了6个委员会：工会运动委员会、议会斗争委员会、土地问题委员会、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
代表大会将列宁起草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作为大会决议予以批准。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的初稿为基础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在土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提纲为基础的决议。代表大会非常注意共产党争取和领导劳动群众的问题，它谴责了左倾学理主义，通过了《共产党和议会斗争》、《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和第三国际》等决议。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武器；共产党的作用在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以后不但没有缩小，相反还无比地增大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一文件对于在革命纲领基础上巩固共产党和防止机会主义的和中派的政党钻入共产国际具有重大的作用。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共产国际的章程，通过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一系列号召书。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的、策略的和组织的基础，对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的决议（注：指1920年7月24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中正式加以肯定，而且也已经为我国革命的实践所证实——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不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就是在理论上根本违背共产主义，就是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贯穿在“工人反对派”的全部观点之中。◎第474页◎
4.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上述这个派别以及其他人想援引俄共党纲经济部分有关工会作用的第5条来为他们的错误观点辩解的一切尝试也是根本错误的。这一条说，“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工会“在用这样的方法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吸引”这些群众“直接参加经济管理”。
俄共党纲的同一条指出，“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把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把全体”劳动者都包括进来，这个过程是工会做到“应当做到”的这一步的先决条件。
最后，俄共党纲的同一条还着重指出，“根据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5页。——编者注）。
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考虑这种参加管理的实际经验，不严格地根据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已经纠正的错误的教训去进一步发展这一经验，却直接提出由“各级生产者代表大会或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选举”经济管理机关的口号。这样，党对无产阶级工会以及无产阶级对半小市民以至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领导、教育和组织作用，就被撇开了和取消了。因此，这不是继续进行和改进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的创建新经济形式的实际工作，而是用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来破坏这一工作，而这样做只能促使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获得胜利。
5.俄共代表大会认为，上述派别及其他类似的派别和个人的观点不仅是理论错误，不仅是对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第475页◎的实际经验采取根本错误的态度，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是一种威胁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存在的直接的政治危险。
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占有巨大优势，由于战祸频仍、经济破坏、疫病流行、连年歉收必然使人民极端贫困痛苦，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就表现出特别严重的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时而倾向于巩固同无产阶级的联盟，时而又倾向于资产阶级复辟，而18、19和20世纪的历次革命的全部经验都十分清楚地和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的统一、力量和影响稍微受到削弱，这种动摇的结果就只能是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以及私有制的复辟（恢复）。
因此，“工人反对派”以及同他们类似的分子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动摇的表现，实际上在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指导路线，实际上在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
6.根据上述一切，俄共代表大会坚决反对这些反映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主张，并认为：
第一，必须同这些主张进行坚持不懈的思想斗争；
第二，代表大会认为，宣传这些主张是同俄共党员的身分不相容的。
代表大会责成党中央委员会严格执行大会的这些决定，同时指出，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等等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能就上述的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84—87页◎第476页◎
载于1963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1年3月8-16日）》一书
10 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
（注：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是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即第十六次会议上作的。大会对列宁的报告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在讨论中，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代表反对列宁提出的《关于党的统一》和《关于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两个决议草案。在列宁作了总结发言以后，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这两个决议。）
（3月16日）
同志们，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谈很多，因为整个代表大会在讨论各项问题时，就已经涉及了现在应当以党代表大会的名义，也就是以全党的名义正式加以阐明的问题。《关于统一的决议》（注：见本卷第469—472页。——编者注），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明政治形势的。决议已经印发给大家，你们当然都看到了。其中第7条不准备公布，这是一项特殊措施，它规定在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全体会议上，经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同意，可以把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项措施在各派代表都发表了意见的非正式会议上，曾一再讨论过。同志们，我们希望不要运用这一条。但是在新的情况下，在我们面临相当急剧的变革，希望彻底消灭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这一条是必要的。
现在我谈一谈关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这个问题在大会讨论第四项议题时已经涉及了。整个决议的精神是要确定我们对某些派别或思想倾向的态度。我们说“倾向”，是要强调指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发现任何已经彻底形成、已经绝对肯定和完全确定的东西，而只是一种政治趋向的开始，党对这种趋向是◎第477页◎不能不有所估计的。大概你们都已经看到关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在决议的第3条中，有一个地方显然是印错了（从发言中看到，大家已经发现了这个错误）。应当改成这样：“例如，他们的”即“工人反对派”的“下述论点就很能说明问题：‘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注：见本卷第473—474页。——编者注）。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在大会的非正式的会议和公开的全体会议上已经屡次谈到这个论点。我认为，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用恩格斯关于生产者的联合的论断来为这个论点辩护，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因为很明显，而且把原著切实查对一下也可以肯定，恩格斯讲的是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当然就没有工人和农民，而只有生产者—工作者了。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确切地知道，他们是把还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经没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别开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毫不客气地讥笑那些以为在共产主义以前阶级就会消失的思想、言论和假设，并且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消灭阶级（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8—51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46—147页，第4卷第170页。——编者注）。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最先在实践上提出了这个消灭阶级的问题，而在我们这个农民国家里，目前还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此外还存在着许多资本主义的残余。
我们的党纲明确指出，我们正在实行最初的步骤，我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过渡阶段。但是我们从我们苏维埃工作的实践和整个◎第478页◎革命的历史中始终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到，像反对派现在提出的这种理论定义，是多么不正确。我们十分清楚：我国还存在着阶级，并且会存在很久；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阶级必然要存在很久，存在许多年。要组织好大工业，建立起领导农业所需的储备，至少需要十年。这是最短的期限，而且需要具备非常有利的技术条件。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条件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已经有了一项把俄国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之上的计划，这就是科学家们所制定的电气化计划（注：指俄罗斯电气化计划。该计划是根据列宁提出的任务并在他的指导下由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的，是一部600多页的巨著。计划规定，除恢复和改建现有的电站外，在10-15年内建设30座区域电站，包括20座火电站和10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175万千瓦；总的年发电量达到88亿度，而1913年俄国的年发电量为19亿度。根据计划，工业品产量将比1913年的产量增加80-100％，比1920年增加许多倍。）。实行这个计划的最短期限需要十年，并且是以比较正常的条件为前提的。但是我们十分清楚，这种条件现在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十年的时间对于我们太短了——这是用不着说的。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目前可能的情况是，一些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目前在实践上还不能实现恩格斯的话。先要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阶级的社会是以后的事。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那些忘记了阶级差别而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或劳动者的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凡是多少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在所有的著作中总是嘲笑那些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劳动者的人。笼统的劳动者或笼统的工作者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握有生产资料的小业主，他们的整个心理状态和全部生活习惯都是资本主义的（它们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或者是心理状态完全不同的雇佣工人，即同资本家对抗、对立和斗争的大工业雇佣工人。
我们在谈这个问题以前已经经过了三年的斗争，已经有了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经验，我们已经知道，在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困难，而目前阶级还存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里和苏维埃机关内部还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残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里竟有人提出包含我读过的那几个论点的纲领，这显然是◎第479页◎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样说并不过分，这样说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倾向还不是一个定型的流派。倾向是一种可以纠正的东西。一些人已经有些走入歧途或者开始走入歧途，但还是可以纠正的。我认为，俄文“倾向”一词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这里强调的是，它还不是什么完全形成了的东西，事情还不难纠正；这里是希望引起警惕，是想直截了当从原则上提出问题。如果谁能找出一个俄文词可以更确切地表达这个意思，那就请提出来。我希望我们不要在用词上展开争论，而应当分析这个基本论点的实质，不要跟着“工人反对派”的诸如此类的许多主张跑。这可以让我们的著作家以及这一派的领导者去分析。在决议的末尾我们特地指出，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们能就上述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我们现在不能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我们是一个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斗争的党。我们必须对自己说，为了保持巩固的统一，对于明显的倾向必须加以谴责。倾向既然已经形成，那就应当加以揭露和讨论。如果需要认真地辩论，我们也欢迎，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人来详细引证各种文献，如果认为需要并且恰当的话，我们还可以像你们刚听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在“国际”这个范围内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大家都知道，在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队伍中存在着一种“左”的倾向。我们现在所谈的倾向，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13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是一样的。在上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同这个党是有斗争的。当时批评这种倾向的用词，往往比“倾向”这个词还要尖锐。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因此，想用不再辩论、到此为止的办法来了结这个问题，是不正确的。但是，理论上的辩论是一回事，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则是另一回事。我们这里不是辩论的俱乐部。当然，我们可以而且将要出版一些文集和◎第480页◎专门的刊物，但是我们首先要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因而必须团结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组织“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之类的建议来干扰政治辩论和政治斗争，那我们就不能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地前进；这不是我们在近几年内所要执行的政策。这是破坏党齐心协力的工作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它的错误还在于对阶级关系作了不正确的判断。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也作过决议（注：指1920年8月4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目前的情况是，非党的自发势力正在表现出小资产阶级动摇性，这种动摇性在俄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记住，内部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比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危险还要大，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团结，而且需要非常坚固的团结。为了建立这种团结，我们就非有这样一个决议不可。
其次，我认为这个决议的第4节非常重要，它对我们的党纲作了确切的解释，也就是说，作了出自作者的解释。代表大会是党纲的作者，因此代表大会应当作出解释，以便结束这种动摇现象，结束这种有时甚至是玩弄党纲的现象：有人对党纲中关于工会的部分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你们都听到了梁赞诺夫同志在这个讲台上对党纲的批评，我们真要谢谢这位批评家的理论探讨！你们都听到了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提出的批评。对这种批评是不能保持沉默的。我认为，在这里，在这项决议中，我们有了我们当前所需要的东西。党纲是由代表大会批准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因此，应当以代表大会的名义说：请看我们是怎样理解党纲的。我再说一遍，理论上的争论并不是到此为止。可以对党纲提出修改意见，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禁止。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党纲已经尽善尽美，无可更改，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接到正式的提议，我们还没有花时间◎第481页◎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仔细阅读党纲，就会看到下面的话：“工会应当做到……切实地集中等等”，“应当做到……切实地集中”——这句话应当加以强调。而从前面的一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据法律，工会是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生产管理机关的参加者。”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在世界所有先进国家的协助下用几十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而我们处在极端贫困的时期，工人在我国占少数，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农民群众已经疲惫不堪、流血过多。难道我们会幼稚到这种地步，竟认为在我们这样的时期这样的国家里可以迅速地完成这一过程吗？！我们甚至还没有打下基础，我们只是刚开始根据经验计划在工会的参加下管理生产。我们知道，主要的障碍是贫困。说我们没有吸收群众参加工作是不对的；相反，工人群众中任何多少有点才干的人，都得到我们最真诚的支持。现在唯一需要的是形势能够稍微缓和一点。在饥荒之后，我们至少要有一两年的休养生息时间。从历史来看，这是一个极短的期限，但是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这却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有一两年的休养生息时间，只要有一两年燃料供应正常，保证工厂开工，我们就可以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百倍的支持，而且可以从他们队伍中提拔出比现在多得多的人才。这是任何人都不会而且也不能怀疑的。目前我们没有得到这种支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得到支持。为此我们正在做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谁也不能说，政府、工会或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放过了任何一次机会。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人们困苦到了极点，到处都是饥饿和贫穷，由此往往产生了消极的心理。我们不要怕如实地说出这种不幸和灾祸。正是这些东西妨碍群众迸发出热情。我们根据统计材料知道，在管理机关中工人占60％。在这种情况下，企图按照施略普尼柯夫那样来解释党纲说的“工会应当做到……切实地集中”等等，是绝对不◎第482页◎行的。
确切地解释党纲，可以使我们把必要的策略上的一致和统一同必要的辩论自由结合起来，这一点在决议的末尾已经着重指出了。决议是怎样说的呢？让我们读一下第6点：
“根据上述一切，俄共代表大会坚决反对这些反映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主张，并认为：第一，必须同这些主张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第二，代表大会认为，宣传这些主张是同俄共党员的身分不相容的。
代表大会责成党中央委员会严格执行大会的这些决定，同时指出，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等等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能就上述的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注：见本卷第476页。——编者注）
你们都是各方面的鼓动家和宣传家，难道你们不知道在战斗的政党内部进行思想宣传和在专门的刊物、文集上交换意见是有区别的吗？我相信，任何一个愿意深入研究这个决议的人，都会看到这种区别。我们把这一倾向的代表吸收到中央委员会里来，我们希望这些代表在中央委员会里能够像一切有觉悟的、守纪律的党员那样来对待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将能够在中央委员会里分清这一界限，而不致造成特殊状况；我们会弄清在党内发生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是在战斗的政党内部宣传某种主张，还是在专门的刊物和文集上交换意见。谁有兴趣想仔细研究恩格斯的那些话，那就去研究好了！有些理论家经常向党提出有益的意见。这是很必要的。我们将要出版两三大本文集，这是有益的和绝对必要的。但是，难道这跟宣传某种主张，跟各派纲领的斗争相同吗？难道可以把两者混淆起来吗？凡是愿意深入研究我◎第483页◎国政治形势的人，是不会把这两者混淆起来的。
不要妨碍我们的政治工作，特别在严重的关头，但是也不要放弃学术探讨。如果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举例来说）想在最近几个月内利用空余时间，为不久前出版的、叙述他在不合法状态时期的革命斗争经验的集子（注：指亚·加·施略普尼柯夫《1917年的前夕。有关1914-1917年间工人运动和革命的地下活动的回忆录和文献》一书，1920年莫斯科俄文版，共290页。）编写第2卷来分析“生产者”这一概念，那就请写吧！而目前的这一决议，却应当成为我们的路标。我们开展了最广泛、最自由的辩论。“工人反对派”的纲领曾经登载在发行25万份的党中央机关报（注：指《真理报》[《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4月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继续出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上。我们从各方面尽可能地考虑了这个纲领，我们根据这个纲领选举了代表，最后，我们召开了代表大会，而大会对政治辩论作了总结，并且指出：倾向已经很明显，我们不要再捉迷藏了；应当公开指出，倾向就是倾向，必须加以纠正；我们一定会纠正这种倾向，至于辩论，那将是理论上的辩论。
因此，我再次提议通过并且赞成通过这两项决议，巩固党的统一，并且正确规定党的会议应该做些什么，个别愿意帮助党的、从事某些理论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在空余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做些什么。（鼓掌）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88—95页◎第484页◎
载于1963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1年3月8-16日）》一书
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哥里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同志们
（1921年4月14日）
我热烈祝贺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它们的紧密联盟成为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从来没有见过的、在资产阶级制度内决不可能有的民族和睦的典范。
尽管高加索各族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民族和睦非常重要，但更加重要得多的是保持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通道。任务是困难的，但是完全可以完成。为了顺利地完成这个任务，最重要的是要使外高加索的共产党员懂得他们的情况的特殊性，即他们共和国的情况和俄罗斯联邦的情况和条件不同的地方，懂得决不可以照搬我们的策略，而必须经过周密思考改变策略，使它适合于不同的具体条件。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没有从任何地方得到过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援助。恰恰相反，过去这几年内，它一直在同协约国（注：协约国（三国协约）是1907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同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俄国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的军事侵犯和封锁作斗争。
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却从俄罗斯联邦得到了政治上的援助和不大的军事援助。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
第二，现在不用害怕协约国方面的侵犯以及它在军事上对格◎第485页◎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哥里的白卫分子的支援。协约国在俄罗斯境内已经弄得“焦头烂额”了，这迫使它暂时大概要放谨慎一些。
第三，高加索各共和国，同俄罗斯比较起来，更加是农民的国家。
第四，俄罗斯在经济上过去是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隔绝的，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这样；高加索却可以较快、较容易地同资本主义的西方搞好“共居关系”和进行商品交换。
区别还不止这些。但是就从上述种种区别看来，已经足以懂得必须采取另一种策略。
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要温和一点，谨慎一点，通融一点。通过实行租让和商品交换政策，对资本主义的西方在经济上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加强和加紧利用。石油、锰、煤（特克瓦尔切利煤矿）、铜——丰富的矿产资源还远远不止这一些。有充分的可能来广泛实行租让政策和开展同外国的商品交换。
应当广泛地、坚定地、巧妙地、谨慎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千方百计地利用这方面的工作来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和吸引知识分子参加经济建设。要利用同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的商品交换，来尽力发展物产丰富的边疆的生产力，发展水力和灌溉。为了尽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灌溉是特别重要的。
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对于高加索各共和国来说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就是它们不同于俄罗斯联邦的特点。这就是必须懂得和善于实行的、跟我们的策略不同的策略。
我们曾致力于打开世界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缺口。现在缺口已经打开了。我们在反对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和孟什维克（他◎第486页◎们得到全体协约国的支援，协约国内封锁和军事援助了他们）的极端残酷、艰苦、剧烈、异乎寻常的战争中，捍卫住了自己的生存。
高加索的共产党员同志们，你们已经用不着去打开缺口了，你们应当善于利用1921年的有利于你们的国际形势，更谨慎地、更有步骤地创造新局面。1921年，无论欧洲或全世界，都已经不同于1917年和1918年了。
不要照搬我们的策略，而要独立地仔细考虑我们的策略为什么具有那些特点以及它的条件和结果，不要在你们那里照抄1917—1921年的经验，而要运用它的精神实质和教训。应当立刻在经济上依靠同资本主义外国的商品交换，不要吝啬：就让它们得到几千万普特宝贵的矿产品吧。
应当立刻努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开始兴建电气化和灌溉方面的巨大工程。灌溉是最需要的，它将最有效地改造边疆，复兴边疆，它将埋葬过去，可靠地保证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封信写得很潦草，请你们原谅，因为我必须赶快把它写出来，好交给米雅斯尼科夫同志带去。让我再一次向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致最崇高的敬礼和祝愿。
尼·列宁
1921年4月14日于莫斯科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84—186页◎第487页◎
载于1921年5月8日《格鲁吉亚真理报》第55号
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之一）
（1921年4月21日）
*（注：《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这本小册子是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于1921年3月底开始写的，4月21日完稿。小册子于5月初由国家出版社刊印，接着又发表于6月出版的《红色处女地》杂志第1期。苏俄各地出版社随后相继翻印，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也都全文或摘要转载。同年，小册子被译成德文、法文和英文，刊载于《共产国际》杂志第17期。
俄共（布）中央曾专门作出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按照列宁《论粮食税》的基本精神向劳动人民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
代引言
粮食税问题在现时引起了特别多的注意、讨论和争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确实是当前情况下我们政策的主要问题之一。
讨论稍微有些混乱。由于极其明显的原因，我们都犯有这种毛病。所以，如果不从这个问题的“眼前最惹人注目的”方面，而从它的一般原则方面来加以考察，那将更为有益。换句话说：就是要看一看我们现时正在勾画当前政策中某些实际措施的那幅图画的整个基本背景。
为了作这样的尝试，我想从我那本《当前的主要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注：见本版选集第3卷第511—540页。——编者注）的小册子中，摘引一大段话。这本小册子在1918年曾由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过，内容包括：第一，登在1918年3月11日报上的谈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的文章，第二，1918年5月5日登载的与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65集团论战的文章。论战部◎第488页◎分现在已用不着，所以我把它删掉，只留下了有关“国家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我国现时经济的基本成分的论断。
当时我这样写道：◎第489页◎
关于俄国现时经济 （摘自1918年出版的小册子）
“……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
我可以想象，有人将怎样义愤填膺，怒斥这些话…… 怎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竟会是一个进步？……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吗？
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第一，应当弄清楚，这个使我们有权利和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应当揭露那些看不到小资产阶级经济条件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的人的错误。
第三，应当很好地了解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国家迥然不同的意义。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三点。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第489页◎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
试问，占优势的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在我国，投机商时此时彼地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的外壳（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粮食。
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经济范畴的术语来说，究竟是谁和谁进行这一斗争呢？按我刚才列举的次序，是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吗？当然不是。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第490页◎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许多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如果说在125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这些最热情、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处死个别几个‘要犯’和颁布大批文告来战胜投机商的愿望在当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89用纯法国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就只能引起每个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或厌弃了。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在俄国人数特别众多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以每一个小资产者作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九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投机活动正在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
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
小资产者手头拥有在战时用‘正当’办法，特别是用不正当办法积攒起来的几千几千的小款项。这就是作为投机活动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的典型经济形式。货币是取得社会财富的凭证，千百万小私有者紧紧地握住这种凭证，把它瞒过‘国家’的耳目，不相信任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心想‘躲过’无产阶级的风暴。或者是我们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只有把贫民即多数居民或者说半无产者组织在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就像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问题也只能是如此……
存有几千小款项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希◎第491页◎望一定要为自己使用这几千小款项，反对贫民，反对任何的国家监督，而这几千几千的小款项加起来就是好多个亿，它们成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1000的价值。又假定说，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200消失了。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1000中拿出300来就能建立起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300，而不是200，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粉碎，那么以后减少这种‘贡赋’，比如说减到100或50，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个用简单数字来表示的例子（为了使说明通俗起见，我故意把它尽量简化）说明了当前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工人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在法律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1000统统‘拿到手’，就是说，不让一个戈比落在非社会主义用途上。这种由于政权实际已转到工人手中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可能性，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小私有者的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却通过很多渠道来破坏法律上的规定，暗中投机，破坏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哪怕（我故意用这样的数字作例子，是为了更明显地说明这点）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现在大，因为‘为了学习’是值得付出代价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无秩序、经济破坏和松懈现象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让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它无疑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献，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第492页◎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
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
第二，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贫民的权力得到保障的国家……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最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删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同样用国家，然而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这么说的，而对那些甚至连这点都不了解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至少半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值得多费唇舌的。
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除了孟什维克这类头号蠢人，没有人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发展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第493页◎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钢材制成的，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啄破的），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这里是指全世界历史范围的‘困难’，而不是指平常小范围的‘困难’。
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诞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不惜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以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化。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像卡列林那样地议论说，向德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么我们只需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帮人的意见，革命早就会遭到无可挽救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失败了。
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
顺便说一下，这就是把《新生活报》（注：《新生活报》(《НоваяЖизнь》)是俄国报纸（日报），由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马·高尔基、谢列布罗夫、瓦·阿·杰斯尼茨基、尼·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弗·亚·巴扎罗夫、波·瓦·阿维洛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等。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和《前进报》（注：《前进报》(《Вперёд》)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3月起在莫斯科出版。该报最初是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的机关报，后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委员会和中部区域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8年4月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尔·马尔托夫、费·伊·唐恩和亚·马尔丁诺夫都参加了该报编辑部。1918年5月10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该报被查封，领导人被送交法庭审判。5月14日，该报改称《永远前进报》，出了一号。1919年1月22日-2月25日继续出版。1919年2月，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被最终查封（决定草案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75-476页）。）营垒中的优秀人物弄糊涂的同一个理论错误。这个营垒中最差的和中等的人物，由于秉性愚钝，毫无气节，已被资产阶级吓倒，做了他们的尾巴；而其优秀人物也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导师们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强调◎第494页◎新社会诞生时的那种‘长久的阵痛’（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并且这新社会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
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正因为如此，用‘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来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这恰恰意味着在思想上‘偏离了方向’，离开了‘演变’的真正道路，不懂得这条道路；而在实践上，这等于是向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倒退。
我绝不只是现在，而是早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就对国家资本主义作过‘高度的’评价；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一点，我想从我在1917年9月所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本小册子中摘引几段：
‘……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第27页和第28页）（注：见本版选集第3卷第265页和第266页。——编者注）◎第495页◎
请注意，这几段话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写的，这里所谈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我们由这一政治阶梯往上登得愈高，我们在苏维埃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得愈充分，我们就应该愈不惧怕‘国家资本主义’，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下面这个情况也是极有教益的。
当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哈林同志争论时（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2—253页。——编者注），他还谈到一个意见：在给专家以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用赎买摆脱这个匪帮’（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5页。——编者注）（指资本家匪帮，也就是说，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
这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
……让我们深入思考一下马克思的思想吧。
他指的是上一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极盛时代，是当时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最少的国家，是当时最有可能‘和平地’即通过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的办法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第496页◎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
在苏维埃俄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已经形成某些类似半世纪前在英国可以形成的条件（如果英国当时开始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当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可以保证资本家屈服于工人：(1)工人即无产者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因为已经没有农民（在70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功）；(2)加入工会的无产阶级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3)在长期的政治自由发展中受到严格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4)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领先地位已经转到德国）——长时期惯于用妥协的方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有可能使英国资本家和平地屈服于英国工人的想法。
在我国，目前已有某些具体前提（10月的胜利和从10月到今年2月对资本家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的镇压）使这种屈服得到保证。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最后，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第497页◎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因此他想起马克思曾经十分正确地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易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大生产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一种例外）将来种种情况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给资本家付相当多的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但是，布哈林错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目前的具体特点。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工人们目前有必要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应该竭力避免两种都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白吗？一方面，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的‘套中人’（注：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胜利的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纵容那些空喊家和清谈家，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些人一味陶醉于‘鲜明的’革命性，但要从事坚韧不拔、深思熟虑、周◎第498页◎密审慎并考虑到各种十分困难的转变的革命工作，他们却无能为力。
幸而一些革命政党的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它们作斗争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各种鲜明的典型，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表现出自己是一种不大好的革命者典型。现在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嚣，上气不接下气，高喊反对‘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妥协’。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深入地思考一下，过去那种‘妥协’究竟坏在哪里，它为什么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和革命进程的谴责。
克伦斯基时代的妥协把政权交给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17年10月和11月间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妥协或者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或者是想不仅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而且同切尔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敌人来平等地分掌政权，而这些敌人在驱散立宪会议（注：俄国的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无情地消灭鲍加耶夫斯基之流、普遍实行苏维埃制度和进行每一次没收等基本问题上是必然会妨碍我们的。
现在政权已经由一个政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到手，保持下来，巩固下来，甚至没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参加。现在已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掌政权和放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问题，这时候再来说什么妥协，那就等于是鹦鹉学舌，只是简单重复一些背得烂熟但毫不了解其意义的词句。现在，当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管理国家的时候，我们不吝惜金钱，竭力把那些受过资本主义训练的最文明的人吸引过来，利用他们来对付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如果把这说成是‘妥协’，那就是根本不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4—286页。——编者注）◎第499页◎
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
上面所引的1918年的论断，在估计期限方面有许多错误。实际期限比当时估计的要长。这是毫不足怪的。可是我国经济的基本成分仍然和从前一样。农民中的“贫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在很多场合下变成了中农。因此，小私有者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加强了。而1918年至1920年的国内战争，特别加剧了我国的经济破坏，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恢复，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无产阶级。加之，1920年的歉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这就更严重地阻碍了运输业和工业的恢复，例如农民用马匹运输我们的主要燃料木柴的工作就受到了影响。
结果，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为什么不是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是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呢？
因为要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就需要有粮食和燃料。从整个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现在最大的“阻碍”正是这方面引起的。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谁若不明白这一点，谁若认为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他简直是不动脑筋，只会空谈。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第500页◎务。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那些想不经过这种办法来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无产者或无产阶级代表，实际上只会成为白卫分子和资本家的帮凶。这是因为不经过这种办法，就无异是把工人的行会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就无异是为了工人眼前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而牺牲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专政的利益，牺牲工农为反对地主、资本家而结成的联盟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在争取劳动摆脱资本桎梏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的利益。
总之，首先必须采取紧急的、认真的措施来提高农民的生产力。
要做到这点，就非认真改变粮食政策不可。这种改变就是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而这种代替是与交完粮食税之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
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政策的实质何在呢？
关于这点，现在非常广泛地流行着一些不正确的观念。这些观念所以不正确，大部分是由于人们不深入研究过渡的实质，不自问一下，究竟这一过渡是从什么过渡到什么。照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为了批驳这种错误看法，我不得不引用我在1918年5月说过的话。
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
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第501页◎务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我们取得了胜利（尽管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国家都支持我国的剥削者）这一事实不仅表明，工人和农民在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能创造出什么样的英勇奇迹。这一事实也表明，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考茨基之流说我们实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时，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
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
粮食税就是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我国的经济破坏至今还十分严重，战争（昨天已经进行过，由于资本家的贪婪和恶毒，明天还可能爆发）所造成的负担还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致我们还拿不出工业品向农民换取我们所必需的全部粮食。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才实行粮食税，即把最必需（对军队和工人来说）的粮食作为税收征来，其余的粮食我们将用工业品去交换。
同时还不应该忘记下面这一点：贫困和经济破坏到了这种程度，竟使我们不能立刻恢复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国营工厂的生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各大工业中心有大量粮食和燃料的储备，必须以新机器代替破旧机器，等等。根据经验，我们深信不能马上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也知道，经过这场破坏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之◎第502页◎务后，甚至连最富裕和最先进的国家，也要在一定的、相当长的年限内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恢复小工业是必要的，因为它不需要机器，不需要国家的和大批的原料、燃料和粮食的储备，却能够立刻给农民经济以相当帮助并提高其生产力。
这样，结果又会怎样呢？
结果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会在一定的（即使只是地方性的）贸易自由基础上复活。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视这样的事实便太可笑了。
试问，有必要这样做吗？能够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吗？这样做不危险吗？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但这些问题多半只能暴露出提这些问题的人的幼稚无知（说得轻一点）。
请看我在1918年5月是怎样确定我国经济现有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组成部分）的。从宗法式的即半野蛮的直到社会主义的这五种结构、五个层次（或者说组成部分）都是存在的，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在一个小农国家内，不言而喻是小农“结构”，即部分是宗法式的、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的“结构”占着优势。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而且被日常经验甚至是普通百姓的观察所证实。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现实，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是从社会主义大工厂的生产中拿出小农所需要的全部产品来向小农交换粮食和原料吗？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最“正确的”政策，这种政策我们已开始实行了。但是，我们现在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拿出所需要的全部产品，而且也不可能很快就拿出来，至少在全国电气化第一批工程完成之前是拿不出来的。那该怎么办呢？或◎第503页◎务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老实说，有些共产党员执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所以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犯了错误。我们要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些错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或者是（这是最后一种可行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为凡是有自由贸易成分以至任何资本主义成分的地方，都已经有了——这种或那种形式、这种或那种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
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联合和并存呢？
当然能够。我在1918年5月就反复论证过这一点，并且我相信在1918年5月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当时我还证明说，与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比较，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现在有些人犯了很多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只把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相对照或相比较，而在当前的政治经济情况下，也应该把国家资本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生产作一番比较。
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第504页◎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尽可能明确地想到，在我们苏维埃体系内，在我们苏维埃国家范围内，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将是怎样的，而且可能是怎样的。
苏维埃政权怎样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苏维埃政权怎样“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最简单的事例，就是租让。现在我们这里，大家都一致认为租让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考虑过租让有什么意义。就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来看，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是什么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同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譬如说，我们有100个油田、矿山和林区。我们不能全部开发，因为我们的机器、粮食和运输工具都不够。由于同样原因，已经开发的产区我们工作得也不好。正由于大企业的开发工作做得不好、不充分，因此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在各方面都猖獗起来：附近的（以至整个的）农民经济遭到削弱，它的生产力受到破坏，农民对苏维埃政权愈来愈不信任，盗窃公共财物的现象时常发生，小规模的（但是最危险的）投机倒把活动大量出现，等等。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的数量（即提成），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租让政策执行得恰当而谨慎，无疑能帮助我们迅速（在某种不大的◎第505页◎务程度上）改进生产状况，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当然要以某些牺牲作代价，要以把千百万普特最宝贵的产品交给资本家作代价。租让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条件下对我们有利而无害，这要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取决于斗争，因为租让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至于斗争的方式如何，将由实践来表明。
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苏维埃体系内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大概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在这里，我们和最文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我们确切知道自己的得失、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确切知道租让的期限，如果合同规定有提前赎回的权利，我们也确切知道提前赎回的条件。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在租让方面，任务的全部困难就在于，当订立租让合同时，一切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而订立之后还要善于监督该合同的执行。这方面困难无疑是有的，而错误在初期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困难，与社会革命的其他任务比较，尤其是与发展、推行、培植国家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式比较，还是极其微小的。
由于要实行粮食税，党和苏维埃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租让”（即和“租让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的）政策的原则和原理运用到自由贸易及地方流转等等的其他资本主义形式上去。
拿合作社来说吧。粮食税法令（注：粮食税法令即《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原料收集制的决定》，是1921年3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通过的，公布于3月23日。为执行这一决定，人民委员会于3月28日批准、29日颁布了《关于1921-1922年实物税税额的决定》和《关于在已完成收集余粮任务的各省实行粮食、饲料、马铃薯和干草自由交换的法令》。自4月21日起，人民委员会又陆续通过了确定粮食、马铃薯、油料和其他农产品的实物税税额的决定。）立即引起了对合作社条例的修改和合作社“自由”与权利的一定的扩大，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却不那样简单，不那样明◎第506页◎务显和一目了然，而比较复杂，因此它使我国政权在实践上遇到的困难更多。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在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会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促进这种关系的发展，把小资本家提到首位，给他们以最大的利益。既然小业主占优势，既然有交换的可能和必要，那么事情也只能是这样。在俄国目前情况下，合作社有自由，有权利，就等于资本主义有自由，有权利。无视这一明显的真理，便是干蠢事或犯罪。
但在苏维埃政权下，“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正因为如此，所以目前它对我们是有利的，有好处的，当然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既然粮食税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卖剩下的（纳税以后的）余粮，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因为买卖自由、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合作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便于计算、监督、监察以及便于推行国家（这里指苏维埃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合同关系说来，合作制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不仅是由于上述一些原因，而且是由于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又是一大优点。
我们把国家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租让和合作社比较一下。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工业，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租让在每一份租让合同中，只关系到一个资本家，或者一个公司，一个辛迪加，一个卡特尔，一个托拉斯。合作社则包括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个小业主。租让容许有、甚至要求有确切的合同和确切的期限。合作社则既不能有十分确切的合同，◎第507页◎务也不能有十分确切的期限。撤销合作社法令，要比解除租让合同容易得多，但中断租让合同就意味着一下子干脆地立即与资本家断绝在经济上的联盟或“共居”的实际关系，而撤销合作社法令也好，颁布任何法令也好，都不仅不能一下子就中断苏维埃政权与小资本家的实际“共居”关系，而且根本不能断绝实际的经济关系。“监视”承租人容易，“监视”合作社工作者困难。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就是说，是比较复杂的过渡，但是它一旦获得成功，却能包括比较广大的居民群众，却能把根深蒂固的旧的关系，社会主义以前的，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即最顽固地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关系彻底铲除。租让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获得为数不多、但却具有现代先进资本主义水平的模范的——和我们的相比较——大企业；经过几十年以后，这些企业就会完全归我们所有。合作制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比较容易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
再拿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形式来说。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第四种形式就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对于国家资本主义这后两种形式，我们根本没有人谈过，根本没有人想过，根本没有人注意过。这种情况的产生，倒不是由于我们又强又聪明，而是由于我们又弱又愚蠢。我们害怕正视“卑微的真理”，往往受“令人鼓舞的谎言”（注：引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抒情诗《英雄》。这首诗采取“诗人”和“友人”对话的形式，诗中的“诗人”认为：拿破仑冒着生命危险去传染病院同患黑死病的士兵握手表示慰问一事，虽经历史学家考证并非事实，但一句“令人鼓舞的谎言”，要比千万个“卑微的真理”更加可贵。此处列宁是反普希金诗原意引用的。）所摆布。我们经常爱谈论“我们”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却没有明确地想到这个“我们”究竟是指谁。我在1918年5月5日的文章中列举的我国经济◎第508页◎务中社会经济的一切——一切，绝无例外——组成部分，一切不同的结构，必须予以重视，务必使这一清楚的概念不致被遗忘。“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正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先进部队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只是全体居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完成我们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键就在这里。
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乡村同铁路，即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注：奥勃洛摩夫精神意为因循守旧、懒散懈怠。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
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状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现在我们有了一部业已完成的科学巨著191，知道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几十座区域电站（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电站可以而且应该在哪里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如果我们能把电力从这些电站送到每个村子，如果我们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么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了。我们很清楚，实现这“一个”条件，单是完成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上十年工夫，至于缩短这一◎第509页◎务期限，那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
在最近这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从宗法制度、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
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拿官僚主义问题来说，从经济方面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吧。在1918年5月5日，官僚主义还没有引起我们注意。十月革命才过了半年，我们自上而下地摧毁旧官僚机构才过了半年，我们还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
又过了一年。在1919年3月18日至23日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30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0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313766名党员。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纲领；共产国际的建立；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农村工作；组织工作；选举中央委员会。
列宁主持了大会，作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党纲和农村工作的报告，并就军事问题发了言。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讨论并通过新党纲。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纲领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列宁的党纲草案，但是鉴于委员会内存在分歧，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党纲问题作报告的除代表多数派的列宁外，还有代表少数派的尼·伊·布哈林。布哈林提议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的条文从纲领中删去，而只限于论述纯粹的帝国主义。他认为帝国主义是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布哈林和格·列·皮达可夫还提议把民族自决权的条文从党纲中删去。列宁批判了他们的这些错误观点。代表大会先基本通过党纲草案，然后在纲领委员会对草案作了最后审订后于3月22日予以批准。）
（注：代表大会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列宁论证了党对中农的新政策，即在依靠贫苦农民，对富农斗争并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到工人阶级与中农建立牢固的联盟的政策。早在1918年11月底列宁就提出了这个口号。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
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关于军事状况问题、关于党的军事政策问题、关于红军的建设问题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大会上，所谓的“军事反对派”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提纲。他们维护游击主义残余，否认吸收旧的军事专家的必要性，反对在军队中建立铁的纪律。在会上发言的大多数代表谴责了“军事反对派”，同时也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轻视军队中党的领导的行为以及他的老爷作风和独裁者派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列宁的论点制定的军事问题决议。
代表大会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反击了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集团，这个集团否认党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主张把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起来。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建党原则，认为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共产党和领导党的全部工作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内部组织机构，即中央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9名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上，通过了新党纲，在这个党纲中，我们讲得很直率，我们不怕承认祸害，而愿意暴露它，揭穿它，使人人唾弃它，唤起同祸害作斗争的想法、意志、毅力和行动，我们说，“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8页。——编者注）。
又过了两年。1921年春，即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41（1920◎第510页◎务年12月）讨论了官僚主义问题以后，在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五件文献。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71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41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732521名党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党的建设；工会及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此外，代表大会还听取了党史委员会的报告并在秘密会议上讨论了军事问题。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根本性问题的一些决定，规定了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
（注：列宁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就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作了报告，并起草了大会的最重要的决议草案。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代表大会特别重视党的统一问题。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见本卷第469-472页），要求立即解散削弱党、破坏党的统一的一切派别集团，并授权中央委员会对进行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采取直到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大会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同上，第473-476页），指出工人反对派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动摇性的表现。在党的建设方面，代表大会通过了扩大党内民主、改善党员素质的决定，并向中央委员会发出进行清党的指示。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监察委员会条例，规定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省监察委员会，这对于巩固党和改善国家机关有重要意义。
代表大会总结了工会问题的争论，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重申了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的论点，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并提出了扩大工会民主的措施。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要求彻底消除从前的被压迫民族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并谴责了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倾向。代表大会选出了由25名委员和1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总结了同分析官僚主义有极密切关系的争论以后，我们把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什么呢？这种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已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正是为了反对工人的（部分地也是为了反对农民的）革命运动而需要官僚机构，首先是军事的、其次是法庭等等的官僚机构。这种现象我们这里是没有的。我们的法庭是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法庭，我们的军队是反资产阶级的阶级军队。官僚主义并不在军队里面，而是在为军队服务的机关里面。我们这里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另外一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战争的结果。那时我们四面被封锁，被包围，与全世界隔绝，以后又与南方产粮区、与西伯利亚、与产煤区隔绝，我们无法恢复工业。那时我们不得不果断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不畏最大的艰险：我们宁可忍受半饥饿、甚至比半饥饿更坏的生活，也无论如何要捍卫住工农政权；尽管经济破坏空前严重，流转停顿，我们也要把它捍卫住。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吓坏了的情况（他们实际上往往是出于恐惧，出于害怕，才去追随资产阶级的）并没有把我们吓倒。我们的做法在一个被封锁的国家中，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内曾是取得胜利的条件，然而正是到了1921年春，在最后一批白卫军彻底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领土以后，却暴露出它的坏的一面。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内，可以而且只能“堵塞”一切流转；由于群众发扬了非凡的英勇精神，这种情况可以忍受三年之久。此后，小生产者的破产更厉害了。大工业的恢复又往后拖，往后推了。于是，官僚主义作为“包围状态”的后果，作为小生产者涣散性和受压制状态的上层建筑，就充◎第511页◎分暴露了出来。
应当大胆承认这一祸害，以便更坚决地同它作斗争，以便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做起——在我国的一切建设部门中，我们还不得不多次反复地从头做起，改正没有做好的事，选择各种完成任务的途径。既然大工业的恢复要推迟，既然工业和农业之间流转“被堵塞”的情况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那就是说，我们应该致力于较容易做到的事情，即恢复小工业。从这方面来帮助我们的事业，把被战争和封锁弄得摇摇欲坠的建筑物的这一边先支撑起来。要用一切办法坚决发展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因为在我国（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治上有工农政权）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相当狭小而“适度”的。这就是粮食税的基本精神，这就是粮食税的经济意义。
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培养和唤起各地方在经济建设事业中较大的主动性——省里的要大；县里的更大；乡和村里的还要大——其目的就是要迅速地振兴农民经济（即使是使用“小笔”资金在小范围里这样做也好），靠发展附近的小工业来帮助农民经济。全国统一的经济计划要求把这件事作为注意和关怀的中心，作为各项“突击”工作的中心。在这里，也就是在最接近极广泛极深厚的“基础”的地方所取得的某种改善，能使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更积极更顺利地把大工业恢复起来。
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之二）
（1921年4月21日）
*（注：《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这本小册子是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于1921年3月底开始写的，4月21日完稿。小册子于5月初由国家出版社刊印，接着又发表于6月出版的《红色处女地》杂志第1期。苏俄各地出版社随后相继翻印，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也都全文或摘要转载。同年，小册子被译成德文、法文和英文，刊载于《共产国际》杂志第17期。
俄共（布）中央曾专门作出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按照列宁《论粮食税》的基本精神向劳动人民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
粮食工作者过去只知道一个基本指令：收集100％的余粮。现在则是另一个指令了，这就是要在最短期间内征收100％的粮食税，尔后再用大工业和小工业的产品换取100％的余粮。一个征收了75％的粮食税、又用大小工业的产品换取了75％（指第二个百分数内的）的余粮的人，同另一个征收了100％的粮食税和换取了55％（指第二个百分数内的）的余粮的人相比，前者做的事情对国◎第512页◎家更有利。粮食工作者的任务愈来愈复杂了。一方面，这是国库的任务。征收粮食税要尽量快，要尽量合理。另一方面，这又是总的经济任务。要努力循着扩大和巩固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这一方向来指导合作社，来帮助小工业，来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还很不善于做这件事；官僚主义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应当大胆承认，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家学习。我们要一个个省、一个个县、一个个乡、一个个村地来比较实际经验的总结：在某个地方，私人资本家和小资本家取得了什么什么成绩。他们得到的利润大概有多少。这就是我们“为了学习”而付出的费用或酬金。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而在邻近的地方，采用办合作社的办法取得了什么什么成绩。合作社的利润有多少。至于第三个地方，则用纯粹国营的、纯粹共产主义的方式取得了什么什么成绩（这第三种情况在目前是罕见的例外）。
任务就在于每个区域的经济中心，每个省执行委员会所属的经济会议（注：省经济会议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地方机关，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关于地方经济管理机构的决议》成立，隶属于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立省经济会议是为了协调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所属地方机关的工作。省经济会议由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粮食委员、劳动局长、财政局长、土地局长和省工会理事会主席组成，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任省经济会议主席。），应把交纳粮食税后余粮如何“流转”的各种试验或办法立即安排好，并把这一工作提到首位。几个月之后，就应当有一些实际结果，以便加以比较和研究。本地盐或外来盐；从中部地区运来的煤油；手工木材加工业；靠当地原料生产一些虽不很重要、但对农民却有用的必需品的手工业；“绿煤”（利用当地小水力来发电），等等——这一切全都应当利用起来，目的是想方设法活跃工业和农业间的流转。谁能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甚至没有经过合作社，没有把这种资本主义直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那他给全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益处，也比那些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只是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起草规章、条文、细则，而实际上却不去推动流转的人，要多得多。◎第513页◎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奇谈怪论：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
但这一点也不是奇谈怪论，而是经济上完全无可争辩的事实。既然这个小农国家，经历了战争和封锁，在运输业方面遭到严重破坏，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运输业和大工业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那么根据这些前提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少争论些字眼吧。直到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毛病还非常大。多积累一些各种各样的实际经验吧，多研究研究这些经验吧。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模范的地方工作，哪怕是很小范围内的地方工作，往往比中央许多部门的国家工作具有更重要的全国性意义。我国目前在农民经济方面，特别在用工业品交换剩余农产品方面的情况恰恰就是这样。在上述方面，即使只是一个乡的模范工作，也比“模范地”改善某个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具有更大的全国性意义。这是因为我们的中央机关在三年半来竟已沾染了某些有害的因循习气；我们还不能大大地迅速地改善这种机关，我们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要帮助中央机关作比较彻底的改善，帮助它增加大批新生力量，帮助它有成效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帮助它克服有害的因循习气，这种帮助应当来自地方，来自下层，来自一个不大的“整体的”模范工作，这里需要的正是“整体”，即不是一种经济，不是一个经济部门，不是一个企业，而是全部经济关系的总和，是整个经济流转——哪怕是在不大的地方范围内——的总和。
我们中间一切必须留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将要——即使是在有限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改善机关工作和清除其中的官僚主义。但在这方面，主要的帮助来自地方，今后也一定来自◎第514页◎地方。据我看来，我们在地方上的情况一般比中央要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官僚主义这一祸害，自然是集中在中央；在这方面，莫斯科不能不是一个糟糕的城市，而且算得上是全国最糟糕的“地方”。在地方上有两种倾向；坏倾向比好倾向要少。坏倾向就是：混到共产党里来的旧官吏、地主、资产者以及其他败类滥用职权，他们有时做出违法乱纪、欺压农民等恶劣行为。这就需要用恐怖手段进行清洗：就地审判，立即枪决。让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非党市侩去捶胸大叫：“感谢上帝，我不像‘他们’，向来不赞成恐怖手段。”这些傻瓜是“不赞成恐怖手段”的，因为他们为自己挑了这样的角色，即充当帮助白卫分子愚弄工人和农民的奴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不赞成恐怖手段”的，因为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帜带领群众去受白卫分子的恐怖统治。俄罗斯的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和科尔尼洛夫叛乱94，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叛乱，格鲁吉亚的孟什维主义都证明了这一点，芬兰、匈牙利、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122的英雄们也证明了这一点。让那些帮助白卫分子使用恐怖手段的奴才们去自吹自擂，说他们否定任何恐怖手段吧。而我们还是要说出一个严酷而不容置疑的真理：在那些经历了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后的空前危机、旧的联系中断、阶级斗争激烈的国家里（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和伪君子及空谈家说的正相反，没有恐怖手段是绝对不行的。或者是美国式、英国式（爱尔兰）、意大利式（法西斯分子）、德国式、匈牙利式以及其他形式的白卫分子的、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或者是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恐怖手段。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
好倾向就是：有成效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非常注意工人和农民的需要，非常关心经济的振兴，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地方上农◎第515页◎业和工业间的流转。这种好倾向虽然比坏倾向多，但毕竟还嫌太少。可是这些好倾向是有的。各地都在培养那些经受过国内战争和艰苦生活考验的新的年轻的有朝气的共产主义力量。至于经常不断地把这种力量从下面提拔上来，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很不够。这一点可以而且必须更广泛更坚决地做下去。某些工作人员可以而且应当调离中央机关到地方上去工作：他们以县和乡的领导者身分，在那里模范地做好整个经济工作，就会有很大的贡献，就能比有的中央机构做出更重要的有全国意义的事业。这是因为模范工作是培养工作人员的园地，是可供仿效的榜样，有了榜样，仿效就会比较容易了，何况我们还能从中央给以帮助，使各地都来广泛地“仿效”这种榜样。
利用交清粮食税后的余粮和利用小工业主要是手工业来发展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流转”问题，实质上就是要求地方上发挥独立的、熟悉情况的、巧妙的首创精神，所以，从全国观点看来，一个模范县和一个模范乡的工作在目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军事上，在最近的对波战争期间，我们就没有害怕违背官僚主义的等级制，没有害怕“降低官衔”，没有害怕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23年8月28日起改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1918-1934年是全国最高军事当局的集体管理制关机。根据1918年9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而成立。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是陆海军人民委员，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任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是由人民委员会批准任命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导所有军事主管部门和军事机关的工作，领导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制定苏维埃国家国防方面的基本的战略性作战任务。军事主管部门的所有机关和负责人员均隶属于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俄共（布）中央的指示进行工作，并受俄共（布）中央的直接监督。）委员（仍保留他们在中央机关的高级职务）调到下面去工作。为什么现在不可以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某些委员，或者某些部务委员，或者其他身任要职的同志们，调到下面去工作，甚至是担任县的、乡的工作呢？我们确实还没有“官僚化”到这样的程度，还不至于因为下调就“感到难堪”。而且我们这里可以找到几十个乐意担负这种工作的中央工作人员。我们这样做了，全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就会得到非常大的好处，模范乡或模范县将起到不仅是巨大的，而且简直是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作用。
顺便说说，必须指出在与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这一问题的原◎第516页◎则提法上所作的必要的改变，这虽是小问题，但却是很有意义的。凡是不逃避国家的监督的“正当”贸易，我们都应当加以支持，发展这种贸易对我们是有利的。投机倒把活动，如果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那它和“正当”贸易就区分不开来。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投机倒把，无视这一点是很可笑的。
怎么办呢？难道宣布投机倒把活动可以不受制裁吗？
不。应当重新审查和修改关于投机倒把活动的一切法令，宣布一切盗窃公共财物行为，一切直接或间接、公开或秘密地逃避国家监督、监察和计算的行为，都要受到制裁（事实上要比从前更严厉三倍地加以惩办）。正是要这样来提出问题（人民委员会已经开始这样做，就是说，人民委员会已下令开始重新审查关于投机倒把活动的法令），才能做到把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而且为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第517页◎
政治总结和结论
我还要谈谈，哪怕是简略地谈谈政治局势，究竟目前的政治局势怎样，由于上述经济情况，它起了什么变化。
前面已经说过，1921年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与1918年时相同，由于战争和封锁，农民的生活本来就非常困难，而1921年春天，主要是由于歉收和牲畜死亡，农民的生活状况更是达到了极严重的地步，结果就引起了政治上的动摇，而这种动摇一般说来是小生产者的“本性”。这种动摇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喀琅施塔得叛乱（注：指喀琅施塔得暴动。1921年2-3月间在俄国波罗的海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革命叛乱。这一叛乱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支持下策动的。卷入叛乱的约有27000名水兵和士兵。当时波罗的海舰队中参加过十月革命的水兵大都上了国内战争的前线，新补充的水兵多半来自农民，不少人受到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所以这次叛乱反映了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动摇。叛乱分子的首领提出了“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指望由小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并为公开的白卫统治和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2月28日和3月1日，叛乱分子的首领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让所谓“左派社会主义政党”自由活动，取消政治委员，允许自由贸易，改选苏维埃。3月2日，叛乱分子逮捕了舰队指挥人员，占领了喀琅施塔得，给彼得格勒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平定叛乱采取了紧急措施。3月2日宣布彼得格勒特别戒严。3月5日重组第7集团军，由米·尼·图哈切夫斯基任司令员，负责镇压叛乱。正在开会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派出克·叶·伏罗希洛夫等约300名有军事经验的代表加强第7集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叛乱于3月18日被彻底粉碎。）。
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正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动摇表现◎第517页◎得最为突出。那里很少有表述十分完整、明确、肯定的东西，有的仅仅是“自由”、“贸易自由”、“解放”、“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或改选苏维埃、摆脱“党的专政”以及诸如此类的意思含混的口号。无论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都宣称喀琅施塔得运动是他们“自己的”运动。维克多·切尔诺夫派了一位特使到喀琅施塔得去，喀琅施塔得叛乱的首领之一孟什维克瓦尔克，依照这位特使的建议，在喀琅施塔得表示赞成召开“立宪会议”。全部白卫分子简直可以说像无线电波那样迅速地动员起来“支持喀琅施塔得”。喀琅施塔得的白卫军事专家（是许多专家而不是科兹洛夫斯基一人）制定了在奥拉宁包姆登陆的计划，这个计划把许多动摇不定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非党群众都吓倒了。国外用俄文出版的50多种白卫分子报纸展开了疯狂的宣传运动来“支持喀琅施塔得”。大银行以及金融资本的全部力量都来发起募捐，援助喀琅施塔得。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聪明领袖立宪民主党人3米留可夫，直接向傻瓜维克多·切尔诺夫（间接向同喀琅施塔得事件有牵连而被囚禁在彼得格勒监狱里的孟什维克唐恩和罗日柯夫）耐心地解释说，不必急于召开立宪会议，可以而且应该拥护只要是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政权。
当然，要比妄自尊大的笨伯，如切尔诺夫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空谈英雄或马尔托夫这样的以市侩改良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骑士聪明一些，并不是难事。其实，问题并不在于米留可夫个人比较聪明，而在于大资产阶级的政党领袖，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对问题的阶级实质和政治上的相互关系，比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小资产阶级领袖们认识得更清楚，了解得更透彻。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真正是一支阶级力量，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在君主国内还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都必须居于统治地位，并且必然受◎第518页◎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小资产阶级，亦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全体英雄们，按其经济实质来说，只能表现出这一阶级的软弱，因此他们动摇不定，空话连篇，一筹莫展。在1789年，小资产者还能成为伟大的革命者；到了1848年，他们已是可笑而又可怜；而在1917年至1921年，他们叫作切尔诺夫之流或马尔托夫之流也罢，叫作考茨基之流，麦克唐纳之流等等也罢，按其实际作用来看，他们都已成为反动势力的可恶帮凶和真正奴仆。
马尔托夫在其柏林出版的杂志（注：指《社会主义通报》杂志。
《社会主义通报》杂志(《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Вестник》)是侨居国外的孟什维克的杂志，1921年2月由尔·马尔托夫创办。1933年3月以前在柏林出版，1933年5月-1940年6月在巴黎出版，以后在纽约出版。）上声称，喀琅施塔得不仅贯彻了孟什维克的口号，而且证明掀起一场并非完全为白卫分子、为资本家和地主效劳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是可能的。这正是妄自尊大的市侩式的纳尔苏修斯（注：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的典型。好吧，让我们干脆闭眼不看所有真正的白卫分子向喀琅施塔得分子表示欢迎并通过银行募款援助喀琅施塔得叛乱的事实吧！同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比较起来，米留可夫说得对，因为他泄露了真正白卫势力，即资本家和地主势力的真正策略：好吧，只要能打倒布尔什维克，只要能使政权变动，我们可以拥护随便什么人，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可以拥护随便什么样的苏维埃政权！政权往右变也罢，往左变也罢，往孟什维克方面变也罢，往无政府主义者方面变也罢，只要能从布尔什维克手里变掉就行；至于其余的事，那就由“我们”米留可夫这些人，由“我们”资本家和地主“自己”来办好了，我们几巴掌就能把区区无政府主义者、切尔诺夫之流、马尔托夫之流赶走，就像在西伯利亚对付切尔诺夫和马伊斯基，在匈牙利对付匈牙利的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在德国对付考茨基，在维也纳对付弗·阿德勒之流一样。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非党人员这些市侩式的纳尔苏修斯几百个几百个地被真正讲实际的资产阶级愚弄过，在各个国家的历次革命中几十次地被他们赶走过。这是历史证◎第519页◎明了的，这是事实验证了的。纳尔苏修斯们还将继续空谈。米留可夫之流和白卫分子却将继续实干。
“政权稍微向右变动一下或稍微向左变动一下都是一样，只要能从布尔什维克手里变掉就行，其余的问题，到时候自会迎刃而解”，这一点米留可夫说得完全对。这是自中世纪以来长达数百年的全部近代史，一切国家的全部革命史所证实了的阶级真理。零星分散的小生产者即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或者是由资产阶级来联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一切国家中，在近代的历次革命中，从来就是这样，而只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将来还永远会这样），或者是由无产阶级来联合（萌芽形态的这种联合在近代史上某些最伟大的革命高潮中有过，只是时间极短；在1917年至1921年间的俄国，这种联合则具有较为发达的形态）。只有妄自尊大的纳尔苏修斯们才会侈谈和幻想“第三条”道路，“第三种力量”。
布尔什维克历尽千辛万苦，在殊死的斗争中锻炼出了一支能够实行管理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建立并保卫住了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四年来经验和实践的检验，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非常明显：唯一的革命阶级的先锋队经过了千锤百炼，坚强如钢；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动摇不定；米留可夫之流即资本家、地主隐匿在国外并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持。问题一清二楚。只有他们才来利用和才能利用一切“政权变动”。
在上面所引证的1918年的小册子里，关于这点曾直截了当地说道：“主要敌人”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或者是我们使它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或者是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必然地推翻工人政权，就像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问题也只能是如此。”（摘自1918年5月5日的小册子，见上面）◎第520页◎
我们的力量在于能对俄国和国际一切现存阶级力量作十分清晰和冷静的估计，其次就在于由此产生的进行斗争的钢铁般的毅力，坚定的意志，果断的决心和忘我的精神。我们的敌人虽多，但他们是四分五裂的，或者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如所有的小资产者，所有的马尔托夫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所有的非党人员，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内部是直接地团结一致，与世界各国无产者是间接地团结一致；我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因此，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是不可战胜的，虽然这丝毫也不排除个别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某一时期遭到失败的可能性。
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被称为自发势力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它的确是一种最不定形、最不肯定、最不觉悟的势力。小资产阶级的纳尔苏修斯们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普选”就能消除小生产者的本性，其实这只能帮助资产阶级利用教会、报刊、学校、警察局、军阀机构和种类繁多的经济压迫，去控制涣散的小生产者。破产、贫困和艰苦的生活引起了他们的动摇：今天跟着资产阶级走，明天跟着无产阶级走。只有久经锻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巍然屹立而不为动摇所影响。
1921年春天的事态再次表明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他们帮助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背离布尔什维克，帮助“政权”作有利于资本家和地主的“变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现在已经学会如何装扮成“非党人员”。这一点已经完全证实了。现在也只有傻瓜才看不到这一点，才不了解我们是不会受人愚弄的。非党代表会议并不是值得盲目崇拜的东西。如果我们能用这种会议来接近尚未接触过政治的群众，接近置身于政治之外的各阶层千百万劳动者，那这种会议就是有益的，但如果这种会议变成装扮成“非党人员”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讲坛，那这种会◎第521页◎议就有害了。这班人是帮助叛乱者、帮助白卫分子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是公开的还是装扮成非党人员的，他们的安身之地应该是监狱（或者是国外的杂志社，与白卫分子为伍；我们曾很乐意放马尔托夫出国），而决不是非党代表会议。为了检验群众情绪和接近群众，可以而且应该找出其他的方法。让那些希望玩议会活动、立宪会议和非党代表会议游戏的人到国外去好了，请你们到那里去，到马尔托夫那里去，请你们不妨去领略一下“民主”的妙趣，请你们费神问问弗兰格尔手下的士兵这种妙趣究竟如何。可是我们顾不上到这种“代表会议”上去玩“反对派”的游戏。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包围着我们，他们正窥测时机，一旦发现动摇，就要把“自己的人”送回，就要恢复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我们则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
我们将采用一切方法来和尚未接触过政治的劳动群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但是决不采用那些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得以活动、使对米留可夫有利的动摇得以发展的方法。我们将特别热心地提拔成百成千的非党人员，即来自群众，来自普通工农的真正的非党人员，来担任苏维埃工作，首先是担任经济工作，但决不提拔那些“装扮”成非党人员、暗中推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发出的对米留可夫十分有利的指令的人。我们这里有成百成千的非党人员在工作，其中有几十个担负着最重要的和负责的职务。要多多检查他们的工作。要多多提拔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来接受新的检验，要考验他们，根据实际检验的结果，经常地、坚定不移地、成百成百地把他们提升到更高的职位上去。
我们的共产党员直到现在还不很善于领会自己在管理方面的真正任务：不是要“亲手”包办“一切”，这样就会疲于奔命，顾此失◎第522页◎彼，一事无成，而是要去检查几十个几百个助手的工作，对他们的工作组织自下而上的检查，即真正群众的检查；要一面指导工作，一面向那些有知识的人（专家）和有组织大企业经验的人（资本家）学习。聪明的共产党员不怕向军事专家学习，虽然十分之九的军事专家随时都有叛变的可能。聪明的共产党员也不会怕向资本家学习（不管他是承租企业的大资本家，还是代销商，抑或是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等等），虽然资本家并不比军事专家好。在红军中，我们已经学会如何抓出叛变的军事专家，如何识别正直诚实的军事专家，整个说来是学会了利用成千上万的军事专家。对于工程师、教师，我们也在学习这样做（采取特殊的方式），虽然在这方面我们所做的比在红军中差得多（在那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对我们逼得好，使我们不得不比较迅速、比较用心、比较有效地学习）。对于为国家经营的代销商和包买主、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企业承租人等等，我们也一定能学会这样做（也是采取特殊的方式）。
工农群众需要立即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我们把新生力量，包括非党人员在内，放到有益的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做到这一点。粮食税以及与之有关的种种措施，定能有助于这一点。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挖掉了使小生产者必然动摇的经济根子。至于仅对米留可夫有利的政治上的动摇，那我们会同它进行无情的斗争。动摇分子的人数多。我们的人数少。动摇分子是四分五裂的。我们是团结一致的。动摇分子在经济上是依赖别人的。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动摇分子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又想干，又怕疼，米留可夫又不许他们动。而我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会胜利。◎第523页◎
结束语
现在来总结一下。
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
经济的极度破坏因1920年的歉收而更加严重，同时大工业又不可能迅速恢复，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实行这一过渡。
结论：首先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方法：实行粮食税，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发展小工业。
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它有助于克服小生产者的涣散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限度的大小，这要由实践和经验来确定。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牢牢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反对投机倒把活动的斗争应转变为反对盗窃公共财物、反对逃避国家监察、计算和监督的斗争。我们要通过实行这样的监督把在一定限度内是不可避免的并为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在活跃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方面，应全面、大力、坚决地发挥地方的首创精神、创新精神和扩大它们的独立程度。要研究这方面的实际经验。这种经验要尽可能多种多样。
支援为农业服务并帮助农业发展的小工业；为了支援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供给它一些国家的原料。把原料留着不去加工，是极◎第524页◎大的罪恶。
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学习”成绩，只有靠实践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好，要会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
要竭力帮助广大劳动者，接近他们，从他们中间提拔成百成千的非党工作人员来做经济工作。而对于实际上不外乎是换上了时髦的喀琅施塔得式非党服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样一些“非党人员”，那就要小心地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或者把他们打发到柏林马尔托夫那里，让他们去自由地领略纯粹民主的种种妙趣，去自由地和切尔诺夫、米留可夫以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们交流思想吧。
1921年4月21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92—233页◎第525页◎
1921年5月由国家出版社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节选）
（1921年5月19—21日）
*（注：《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是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地方经济会议、关于报告制度和关于贯彻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的决定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57-258页）同时拟订的。为制定这些文件，列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详细研究了各地方经济会议的工作报告，尤其是关于地方上推行新经济政策初期的情况报告。1921年5月20日，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将指令草案和决定草案交给由恩·奥新斯基（任主席）、弗·巴·米柳亭和帕·伊·波波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审议。专门委员会将指令草案印成了小册子，并吸收国家计委主席团成员、各主管部门和各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审订两个草案。根据列宁的提议，两个草案都交给劳动群众进行广泛讨论。5月24日和25日，正在开会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分别讨论了这两个草案。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也讨论了指令草案，对它表示赞同，并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把它变成法令。5月30日，指令草案连同决定草案一起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列宁在讨论时讲了话（同上，第339-341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原则通过这两个草案，并将其转交专门委员会作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6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地方经济会议的决定和指令这两个文件。决定在最后批准之前，列宁对它又作了许多文字上的修改。指令也涉及经济系统以外的各人民委员部，因此在正式颁布时改称《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
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力，发展农业、工业和运输业。帝国主义战争在各处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经济破坏和贫困，以致经济危机在全世界都来得非常猛烈，甚至在战前比俄国远为发达的和遭受战争灾害极少的先进国家里，恢复经济也异常困难，也需要长达若干年的时间。许多“战胜”国的情况也是这样，虽然它们同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强国结成联盟，可以从战败国、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得到巨额贡赋。
落后的俄国既经受了帝国主义战争，又经受了地主和资本家在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下强加在工农身上的三年多的国内战争，自然在恢复经济时会遇到极大的困难。1920年的严重歉收，饲料缺乏和牲畜死亡，使农民经济的状况更加困苦不堪。
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法令，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法令规定农民可以用余粮自由交换各种产品。税率已经用人民委员会决定的形式公布。粮食税的税额大约比征粮数减少一半。人民委员会还颁布了新的合作社法令，因实行剩余农产品的自由交换，这个法令扩大了合作社的权利（注：指人民委员会1921年4月7日通过的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该法令扩大了消费合作社在采购余粮及各种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实行商品交换方面的权利。）。◎第526页◎
这些法令对于迅速改善农民经济的状况，提高农民扩大耕地和改进农业与畜牧业的兴趣，以及对于振兴和发展不必由国家筹划供应大量粮食、原料和燃料的地方小工业，都起了很大作用。
在改善农民经济、发展工业、建立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等工作中，地方的独创精神在目前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利用新的力量和发挥更大干劲来恢复国民经济的可能性日益增加。
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41的决定负责统一和指导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活动的劳动国防委员会150，迫切要求各级地方机关大力开展全面改善农民经济和发展工业的广泛活动，严格执行各项新的法令，并且遵守下述的基本原则和指示。
现在我们用来实际衡量全国范围内经济建设成就的标准主要有两条：第一，是否能够按照国家的规定迅速地把粮食税收齐；第二，——这一点特别重要——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商品交换和产品交换的成绩怎样，即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的成绩怎样。
这是刻不容缓、非做不可的。这是对整个工作的检查，是为实现伟大的电气化计划奠定基础，而电气化能够恢复大工业和运输业，使它们的规模与技术基础达到足以彻底地永远地战胜饥饿和贫困的水平。
必须先把粮食税百分之百地征足，然后通过剩余农产品同工业品的自由交换，再筹集数量相当于粮食税税额的粮食。当然，这不可能一下子在所有地区都做到，但是我们大家都应当给自己提出这个最迫切的任务。只要我们能够正确理解我国的经济状况，并坚决采取发展经济的正确措施，我们一定能够在最短时期内完成这一任务。各省、各县、各区域中心、各自治共和国的一切地方政权和地方机关，都必须同心协力地开展工作，促进剩余农产品的交换。让经验来表明：通过增加生产和提供社会主义大企业的国家产◎第527页◎品来促进这种交换的成效如何；鼓励和发展地方小工业的成效如何；在国家计算之中的合作社、私营商业、企业主以及资本家将起什么样的作用。总之，各种各样的能尽量发挥地方首创精神的办法都应当进行试验。我们面临的新任务是世界上任何地方还没有遇到过的，我们在完成这项任务时，由于战后的经济破坏，不但无法精确计算资源，而且无从预测工人和农民还能承受多大的辛劳，因为他们为了战胜地主和资本家已经作出了无比惨重的牺牲。我们应当更大胆更广泛地采取种种办法，从各方面来解决问题，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允许资本和私营商业存在，不必害怕资本主义的某些滋长，只要能够迅速加强流转，使农业和工业得到复苏就行，并且应当根据实际经验，弄清国家究竟有哪些资源，考虑用什么办法才能最有效地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以便进一步更广泛和更稳固地展开经济建设工作，实现电气化计划。
农民除了交纳粮食税，还有多少剩余农产品可以用来换取小工业和私营商业的产品，还有多少可以用来换取国家提供的产品？这两个问题是一切从事经济建设的苏维埃工作人员都必须首先关心的。这是当前的主要方面，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获得最大的成就，并且以此来衡量我们的工作成绩，然后考虑，应该怎样去完成今后的任务。一切经济建设问题都应该和当前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
为了实现这种结合，为了鼓励地方尽量发挥首创精神、自主精神和进取精神，为了用地方经验和地方监督来检查中央机关的工作以及由中央来检查地方的工作，从而克服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见决定原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57—258页。——编者注））：◎第528页◎
第一，在各地建立经济会议，使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所属地方机关的工作互相配合。
第二，建立地方经济会议的正常报告制度，以便交流经验，组织竞赛，主要的是根据地方工作及其成绩来检验各中央机关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是否正确。
地方经济会议应当按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它同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关系就像劳动国防委员会同人民委员会的关系一样。劳动国防委员会行使人民委员会直属委员会的职权。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委员是从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挑选出来的，因此，这两个机关的工作完全能够互相配合，决不会发生摩擦，而且办事迅速，机构简单，因为劳动国防委员会不设立任何机构，只是通过各部门的机构进行工作，并且尽量使这种机构简化，彼此协调。
省经济委员会和省执行委员会的关系也应当这样，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同时，劳动国防委员会在批准区域和边疆区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的名单时，应当尽量考虑地方工作人员的经验，应当同他们商量之后再予批准。毫无疑问，区域经济委员会（注：区域经济会议（或区域经济委员会）是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关于地方经济管理机关》这一决议成立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地方机关。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列宁签署的《区域经济机关暂行条例》（见1921年3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8号），设立区域经济会议是为了协调和加强各地方经济机关和省经济会议的活动。区域经济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督促及时准确地执行上级机关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审查和协调各区的经济计划，监督其实施，监督正确利用物资，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参加区域经济会议的有下列各单位的地方代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粮食、农业、劳动、财政等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院（有发言权）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区域经济会议主席由劳动国防委员会任命。）无论现在或将来都应当努力使自己的工作和省经济委员会的工作配合好，保证后者尽可能多地参与、过问和关心区域的工作。但是，现在就想对这些相互关系作出统一的规定，则未必恰当，因为经验还很少，这种规定可能变成纯粹官僚主义的创作。比较恰当的是先在实践中摸索出这种关系的适当形式（劳动国防委员会已和人民委员会一起工作了将近一年，但实际上任何组织条例也没有）。这些形式在开始时最好不要绝对固定下来，最好能够多样化一些，这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这样就可以更精确地研究、更充分地比较各种相互关系的不同形式。
县和乡的经济委员会应当按同样原则组织起来。当然，也可以◎第529页◎对基本形式作各种改变，比如，执行委员会可以把经济会议的全部任务和职责承担下来，可以使它召开的“行政性”或“经济性”会议发挥经济会议的作用，可以单独设立（例如在乡里，有时也可以在县里）专门委员会或甚至专门委任一些人去执行经济会议的全部任务或某些任务，如此等等。基层组织应当是农委，它应当成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在农村中的基层机构。关于适当扩大农委权力和确定它与村苏维埃之间关系的法令，已经由人民委员会批准，并于1921年5月公布。省执行委员会的职责是初步规定一些适合当地情况的条例，这些条例必须有助于发扬而不是限制“地方”的特别是基层组织的独创精神。
劳动国防委员会在各工业县和各工业区的基层机构应当是区委员会、工厂委员会或工厂管理委员会——这要看是涉及一个工业部门还是涉及几个工业部门而定。总之，采取各种形式同县执行委员会、乡执行委员会和农委在工作上结合起来，是领导整个地方经济生活所绝对必需的方法。
其次，地方机关必须向劳动国防委员会经常报告工作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当前的主要弊病之一，就是缺乏对实际经验的研究，缺乏经验交流，缺乏互相监督——通过地方的实践检查中央的指示，通过中央的领导监督地方的实践。克服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一个极重要手段，就是检查地方执行中央的法令和指示的情况，为此，就必须有印成工作通讯的报告，而且必须更多地吸收非党人员和非主管机关的工作人员参加编写报告的工作。像《我们的经济（特维尔省经济委员会半月刊）》（1921年4月15日第1期；1921年4月30日第2期）这样的刊物表明，地方上已经意识到需要研究、阐述和公布我们经济工作经验的总结，并且已经找到满足这种需要的正确途径。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省都能出◎第530页◎版刊物，至少在最近几个月内是如此，也不是各地都能像特维尔省那样每月出版两次，每次发行3000份。但是，每一个省，甚至第一个县都能够而且应当每两个月写一次（起初允许有例外，间隔时间可以长一些）地方经济工作的报告，把它印出来，比如说印上100—300份。只要我们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让许多部门拿纸张去印大量没有用的或根本不是急需的东西，那我们一定到处都可以找到纸张和印刷所来进行这项小小的工作。假如排小号字，分两栏印（像特维尔省同志所做的那样），并且懂得这样一个不难了解的道理，即哪怕印100份，给每个省图书馆和每个国立大图书馆各送一份，就有可能（诚然，可能性还很小，但这种可能性是无庸置疑的）使全俄国都了解和参考该地的经验，假如能这样做，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工作是行得通的，是刻不容缓的。
不经常编印工作报告（哪怕份数很少），就谈不上真正吸取经验，真正交流经验，就不可能从非党人员中吸收一切卓越的和有才能的组织家参加工作。而编印工作报告是能够而且应当立刻做到的。
报告必须尽量简短，必须确切地汇报提出的问题。问题分四类：第一类是目前特别重要的问题。对这类问题在每份报告中都必须极其确切详尽地汇报。这所以十分必要，是因为这类问题在目前对大多数县来说，都有非常迫切的意义。对少数的县和区来说，即对纯粹的工业县和工业区来说，提到第一位的是另一些问题。第二类问题也是每份报告都必须汇报的，但往往可以而且应当采用简单综合送交有关主管部门的报告的形式。在这种场合，送交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报告必须说明：送交有关部门的报告是在什么时候发出的，发往什么机关，这些报告为说明工作的简要总结列出了哪些◎第531页◎数字。劳动国防委员会需要这种说明，以便检查各主管部门的工作，获得各项总结数字，从而了解粮食、燃料、工业等部门的工作成绩。第三类问题不必在每份报告中都加以汇报。最初，即在第一份报告中必须作出汇报，在以后的报告中随着新的资料的积累，只需补充新的材料就行。假如每两个月都要对这些问题汇报，往往会无话可谈。第四类问题是各种补充问题，这些问题事先没有提出，也不是中央提出的，而是地方上发生的问题。这类问题应当由各地方机关自行拟定，不受任何限制。当然，属于国家机密的问题（军事的或与军事行动以及与国家保卫工作有关的问题等等）应当另写专门报告，作为密件专送劳动国防委员会，不得公开发表。
1921年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59—267页◎第532页◎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921年5月下旬）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一件文献。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是一次非常代表会议，于1921年5月26-28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39名代表。代表会议议程包括下列问题：经济政策（粮食税、合作社、财政改革、小型工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当前的作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报告；组织问题。会议主要讨论了新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
代表会议是在列宁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列宁在会议上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对诽谤和歪曲新经济政策的言论进行了坚决的回击，指出新经济政策要“认真地和长期地”实行。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20-122页），这一决议进一步肯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并且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
代表会议听取了关于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宁对这个问题作了补充报告。他尖锐地批评了工会领导人首先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巴·托姆斯基的派别活动。
代表会议还听取了维·米·莫洛托夫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当前任务的报告，通过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5 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
（5月28日）
1.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是使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充分领会和确切执行新经济政策。
党认为这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要求一切工作人员极其仔细和认真地加以执行。
2.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关系，就不可能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
同时，实行商品交换可以刺激农民扩大播种面积和改进农业。
对于地方的进取精神和自主程度必须充分给以支持和加以扩大。
应当以余粮最多的省份作为重点，首先实行商品交换。
3.考虑到合作社是实行商品交换的主要机构，因此确认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同合作社机关达成协议，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把◎第533页◎用来进行商品交换的储备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在国家的监督下执行国家任务的政策是正确的。
保证合作社有广泛的可能进行收购工作，全面地发展地方工业和提高整个经济生活。
支持合作社的信贷业务。
同无政府状态的（即逃避国家的任何监督和监察的）商品交换作斗争，把商品交换主要集中在合作社手里，但是这决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
研究市场。
4.对那些基本上不需要国家从储备中拨给原料、燃料和粮食的中小企业（私营的和合作社营的）给以支持。
允许把国家企业租给私人、合作社、劳动组合和协作社。地方经济机关有权签订这种合同，而不必取得上级机关的同意；但是签订之后必须报告劳动国防委员会。
5.部分地修改大工业的生产计划，加强日用必需品和农民日用品的生产。
扩大每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资方面的独立程度和首创精神。提出相应的精确的决定，交人民委员会批准。
6.发展实物奖励制度，试行集体供应。
规定更合理的粮食分配制度，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7.为了迅速地、如数地、普遍地征齐粮食税，必须保持和加强征收机构。为此，应当保证粮食机关具有必不可少的党的威信。应当保持和加强粮食机构的集中制。
8.集中上述一切办法来完成今年的实际的战斗任务：至少取得4亿普特粮食储备作为恢复大工业和实现电气化计划的基础。
9.原则上通过劳动国防委员会（注：劳动国防委员会是苏俄人民委员会的机关，负责指导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和国防主管部门的活动，1920年4月在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劳动国防委员会享有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直属委员会的权利。它在地方上的机关是各级经济会议。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陆军、交通、农业、粮食、劳动、工农检查等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和中央统计局局长（有发言权）。列宁是第一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存在到1937年4月。--360、457、527、534、548、697。）的指令草案，并且责成全俄◎第534页◎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把它变为法令。
党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严格执行这一指令，特别是要提拔和吸收非党人员参加工作。
10.如发生阻挠或不全力支持地方发挥首创精神的现象，中央机关应对此负有特别的责任。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拟订相应的决定并在下次会议上加以通过。
11.代表会议责成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组织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且相应地调配党的力量，以便充分解释和有计划地执行上述各项任务。
12.必须在报刊上，在工会、苏维埃、党的及其他的各种大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仔细地全面地阐明和研究地方和中央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实际经验，这项工作应当列为党的一项极重要的任务。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27—329页◎第535页◎
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6—7月）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件文献。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52个国家的605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48个共产党、8个社会党、28个青年团、4个工团组织、2个反对派共产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西班牙工人共产党）以及13个其他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俄共（布）代表共72人，列宁是代表团团长。代表大会议程共22项，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意大利问题；共产国际的策略；红色工会国际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俄共（布）的策略；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国际的组织等。
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和大会的进行，并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他参与了大会主要决议的制定，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俄共（布）策略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和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并在一些代表团的会议上多次发言。
这次代表大会对年轻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条件制定共产国际的策略并研究共产国际的组织问题。在大会上，列宁除了关注同中派危险作斗争外，还非常关心同“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作斗争。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党策略的基础，提出了争取群众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实现统一战线策略的任务。）
1 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注：俄共（布）的新经济政策在代表大会上遇到了来自不坚定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的反对，他们宣称，新经济政策似乎会在苏维埃俄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并给世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设置障碍。代表大会批驳了这些观点，通过了列宁的提纲和完全赞同俄共（布）政策的决议。）
（6月13日）
1.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目前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存在着某种均势，这种均势虽然极不稳定，但毕竟造成了世界政治中一种特殊的局面。
这种特殊局面表现在：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疯狂地仇恨和敌视苏维埃俄国，时刻准备侵犯它，扼杀它；另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花了几亿法郎进行的一切军事干涉行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虽然当时苏维埃政权比现在还弱，而俄国地主资本家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还有大批军队。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进攻苏维埃俄国的反战活动风起云涌，它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且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广大的群众也卷了进来。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尖锐起来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激烈，东方被压迫民族亿万人◎第536页◎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于这种种情况，国际帝国主义虽然比苏维埃俄国强大得多，但无力扼杀它，反而不得不暂时承认它或半承认它，不得不和它订立通商条约。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当然不是长期的。◎第537页◎
2.国际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范围内形成了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
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公开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他们仍在等待时机，盼着有一天能重新发动这种战争。
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已普遍涌现出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这些党 66 工联 即英国及其自治领的工会。工联成员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联领导人大多数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工联思想家们否认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实际上把工人政党的作用等同于工联的议会代表团。）旧官僚的影响和被帝国主义特权腐蚀了的欧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中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注：指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各国中派社会党正在筹建的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在1921年2月22-27日举行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成立，通称第二半国际或维也纳国际，正式名称是国际社会党联合会。参加这一组织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10多个中派社会党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弗·阿德勒任总书记。成立第二半国际的真正目的是阻碍广大群众转向共产国际。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阿德勒、奥·鲍威尔、罗·格里姆、阿·克里斯平、让·龙格、尔·马尔托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口头上批评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执行机会主义的中派路线。1923年5月，在革命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第二半国际同伯尔尼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为急先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目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因为工商业中多数的或颇大部分的工人职员害怕一旦爆发革命会丧失由帝国主义特权所造成的比较优裕的小市民生活条件而仍然处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可是日益增长的经济危机到处都使广大群众的生活每况愈下。这种情况，加上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点愈来愈明显，就使上述支柱愈来愈不稳固了。
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从20世纪初起，特别是在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爆发革命后，已经觉醒过来，开始参加政治生活。（注：指对东方各国的普遍革命热潮有影响的1905-1907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1906-1908年和随后若干年中国的一系列革命行动（列宁曾对这些革命行动评论说：“中国的旧式的造反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160页））以及1905-1911年反帝反封建的伊朗革命。）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第537页◎争和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最终使这些群众成了世界政治的积极因素，成了用革命摧毁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尽管欧美有教养的庸人，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在内，顽固地无视这一点。在这些国家中，站在最前列的是英属印度。在那里，工业和铁路的无产阶级愈壮大，英国人的恐怖行为愈凶残——他们愈来愈频繁地采取大屠杀（如在阿姆利则）（注：指1919年4月13日在印度旁遮普的重要工业中心阿姆利则发生的大惨案。这天，该市人民举行和平集会，抗议英国殖民当局的专横暴虐。英国殖民当局出动军队向与会群众开枪，结果打死了约1000人，打伤了2000多人。阿姆利则大屠杀激起了印度人民的反抗浪潮。在旁遮普和其他一些省份接连爆发了人民起义。）和当众拷打等暴行——革命的发展也就愈迅速。◎第538页◎
3.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
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政治形势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我们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看到这里若干年来只有两个阶级存在——一个是无产阶级，它是由很年轻的但毕竟是现代化的大机器工业几十年来培养出来的；另一个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
俄国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并没有绝迹。但是他们已彻底遭到剥夺，作为阶级来说，在政治上已完全被粉碎。他们的残余分子则隐藏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中间。他们把阶级组织保存在国外，流亡的人数大约有150—200万，拥有分属于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日报达50种以上，残留了一点军队，同国际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流亡者目前正在大肆活动，妄图破坏苏维埃政权，使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第538页◎
4.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
在这种国内形势下，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办法，以便领导农民，◎第538页◎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这项任务在俄国特别艰巨，因为我国很落后，而七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又使我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即使撇开这两个特点不谈，这项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极其困难的任务之一，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将来都会碰到的，也许只有英国例外。然而就拿英国来说，也不能忘记：英国小佃农阶级的人数虽然特别少，但由于英“属”殖民地的几亿人民在事实上遭受着奴役，英国职工中按小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的人数占极高的百分比。
因此，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第539页◎
5.俄罗斯联邦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
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关系的基础，是在1917—1921年这个时期建立的。当时，资本家和地主在整个世界资产阶级和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社会革命党（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和孟什维克）的支持下大举进攻，促使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结成军事联盟，并把这种联盟固定下来。国内战争是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阶级斗争愈尖锐，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偏见在斗争烈火中就烧毁得愈迅速，而实践本身也就会愈加清楚地使人看到，甚至使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看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拯救农民，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不过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奴仆。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曾经是而且不能不是他们巩固的联盟的初步形式，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个阶级的一定的经济联盟，◎第539页◎军事联盟连几个星期也不能维持。当时农民从工人国家那里得到了全部土地和免遭地主富农蹂躏的保障；工人则在大工业恢复以前从农民那里借到了粮食。◎第540页◎
6.向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经济关系过渡
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只有完全恢复运输业和大工业，使无产阶级能够拿出为农民日常生活和改善经济所必需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粮食，小农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完全正常和巩固。在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是决不可能一下子做到的。对一个组织得尚不够完备的国家来说，为了能在反对地主的极端困难的战争中坚持下去，余粮收集制曾是最可行的办法。1920年的歉收和饲料缺乏，使农民原来就困苦不堪的生活更加恶化，因此立刻改行粮食税就有绝对必要了。
适量的粮食税能使农民的境况立刻得到很大改善，同时能使农民从扩大播种面积和改进耕作中得到好处。
粮食税是从征收农民的全部余粮转到工农业之间实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办法。◎第540页◎
7.苏维埃政权容许资本主义和租让制存在的意义和条件
粮食税自然意味着农民在完税以后有支配余粮的自由。既然国家还不可能拿出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全部余粮，余粮的买卖自由也就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第540页◎
但只要运输业和大工业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在上述范围内这样做对于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可怕。恰恰相反，在一个经济遭到极度破坏的、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即这个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当然只是在某种限度内），因为这样能立刻振兴农业。租让制更是如此，因为工人国家并不取消国有化，只是把一些矿山、林区、油田等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额外获得一些设备和机器来加速恢复苏维埃大工业。
我们把一部分贵重产品付给承租人，这无疑是工人国家向世界资产阶级交纳的一种贡赋；我们丝毫不掩饰这一点，但应当明确认识到，只要能够加速恢复我国的大工业，并切实改善工农生活状况，交纳这种贡赋对我们是有利的。◎第541页◎
8.我国粮食政策的成就
1917—1921年间，苏维埃俄国的粮食政策无疑制定得很粗糙，很不完善，产生了许多舞弊行为。在执行上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总的说来，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政策。现在，这一政策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落后国家中保全了无产阶级专政。它已逐渐完善起来，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我们掌握全部政权的第一年（1918年8月1日—1919年8月1日），国家收集了11000万普特粮食，第二年收集了22000万普特，第三年超过了28500万普特。现在，有了实际经验以后，我们计划收集并指望收集到4亿普特（粮食税为24 000万普特）。工人国家只有真正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才能在经济上站稳脚跟，才能慢慢地但是不断地恢复大工业，才能建立正常的财政制度。◎第541页◎
9.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一般的原理上。必须把它具体化。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拟订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这一科学工作，本是我们应当做的，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在俄国两百多位优秀的学者、工程师和农艺师的参加下，这项计划业已编制出来，印成了厚厚的一大册，基本上已获1920年12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一件文献。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12月22-29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537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72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809名。按党派区分，代表中有共产党员2284名，党的同情者67名，无党派人士98名，孟什维克8名，崩得分子8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名，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党派的成员。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战争胜利结束、经济战线成为主要战线的时候召开的。大会议程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俄罗斯电气化；恢复工业和运输业；发展农业生产和帮助农民经济；改善苏维埃机关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预先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进行讨论。
大会的工作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所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完全赞同政府工作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在列宁倡议下制定的国家电气化计划和列宁起草的关于电气化报告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92-193页）。大会审议了人民委员会1920年12月14日通过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法案，并一致通过了这一法案。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苏维埃建设的详尽决定。这个决定对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相互关系作了调整。大会还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新条例，选举了由300名委员和10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现已准备好在1921年8月召开全俄电气技术人员代表大会（注：指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
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召开的首次电气技术人员代表大会，于1921年10月1-9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是根据1921年2月8日人民委员会的专门决定召开的，目的是“为了全面讨论同实现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有关的技术经济问题并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国民经济电气化的工作”。参加代表大会的有来自俄国102个城市的893名代表以及475名特邀来宾，在他们中间有国内最著名的科学家、经济工作人员和专家，还有许多电气工业企业的工人。列宁被选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
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共听取了200多篇报告和发言，其中有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关于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工作的报告，阿·费·约飞关于物质结构的最新理论的报告，米·瓦·舒莱金关于发展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的报告，列·康·拉姆津关于俄罗斯燃料产地和燃料供应的报告，亨·奥·格拉夫季奥关于运输业电气化的报告，弗·费·米特克维奇关于电流的本质的报告，亚·亚·哥列夫关于北美电气化新方案的报告等。列宁对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41-342页）。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电气化总计划的决议，关于全国各地区（南方、西北、西伯利亚、乌拉尔、土耳其斯坦、东南）电气化的决议，关于供应农村电力的决议，关于俄国金属工业任务的决议，关于石油工业电气化和发展石油工业的决议，关于宣传电气技术知识的决议以及其他决议。代表大会的建议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实施的过程中得到了考虑。）来详细审查这项计划，那时计划就将得到国家最后批准。电气化的第一期工程预计10年完成，共需37000万个工作日。
1918年，我国新建了8个电站（装机容量为4757千瓦），1919年新增数达36个（装机容量为1648千瓦），而1920年达到100个（装机容量为8699千瓦）。
不论这个开端对我们这个大国来说多么微不足道，但毕竟有了一个开端，工作已经做起来了，而且做得愈来愈好。俄国农民经过帝国主义战争，经过上百万人在德国当俘虏时对现代先进技术的了解，经过三年内战的艰苦锻炼，已经不是旧日的农民了。他们一月比一月更清楚更明白地看到，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使广大小农摆脱资本的奴役，走向社会主义。◎第542页◎
10.资本的同盟者“纯粹民主派”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