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政治形势的全部关键，就是我们正处在转折时期即过渡时期，正处在有着某些曲折的、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时期。这在以前也曾有过，但规模没有这样大。这势必会再一次提醒我们，苏维埃政权的一般政治任务是什么，这个转变的特点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是成功的，就是因为它善于把强制同说服结合起来。无产阶级专政不怕实行强制，不怕实行严厉的、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因为受资本主义压迫最深的先进阶级有权实行这种强制，因为它实行强制是为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并且它拥有以往任何一个阶级所没有过的强制手段和说服手段，虽然以往这些阶级进行宣传鼓动的物质条件比我们好得多。
如果提出总结我们三年经验的问题（因为在若干根本方面总结一年的经验是很困难的），如果给自己提出我们究竟为什么能够战胜强大得多的敌人这个问题，那必须回答说，这是由于在红军的组织中出色地实现了无产阶级对工人和劳动农民反对一切剥削者的联盟一贯而坚强的领导。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为什么大多数农民都那样乐意走这条路呢？这是因为他们虽然绝大部分都不是党员，但是他们确信：除了拥护苏维埃政权，没有其他的出路。当然，不是书本、宣传，而是经验使他们确信这一点的。国内战争的经验，特别是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的联盟（这个联盟同小农经济的某些基本特点有较密切的关系），使他们确信这一点。对这些小私有者政党同地主、资本家结成联盟的体验，以及对高尔察◎第347页◎克和邓尼金的统治的体验，都使农民群众确信：中间道路是不可能有的，苏维埃的光明磊落的政策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的钢铁般的领导是拯救农民摆脱剥削和暴力的唯一手段。只是因为我们能够使农民确信这一点，我们以有力的说服为基础的强制政策，才获得了这样巨大的成效。
现在我们应该记住，在转向劳动战线时，新的情况向我们提出了同样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的规模更大，这个任务和我们跟白卫分子作战时所面临的任务是一样的，当时工农群众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在其他国家的任何战争中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非党农民就像我方才引过他的话的阿尔扎马斯的那位农民一样，的确是根据对生活的观察和认识才确信剥削者是残酷无情的敌人，确信需要有一个残酷无情的政权来镇压他们。这样，我们就吸引了空前众多的人民来自觉地对待战争，积极支援战争。要使所有党员工人和非党工人，所有非党农民（农民大部分不是党员）都这样毫无例外地支持战争，了解战争，这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任何政治制度连十分之一也办不到。这就是我们终于战胜强敌的基础。这里证实了一条最深刻同时也是最简单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注：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中的一个论点：“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历史活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活动的人数就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使人们关心这种改造并采取自觉的态度，就愈要使成百万成千万的人都确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不关心国家建设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现在我们从这方面来谈谈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的问题，这些任务通过这个时期苏维埃政权的数十数百个专门决议已经向你们提了出来，劳动国防委员会十分之九的工作（这一点下面再谈）和人民委员会大概一半以上的工作都属于这些任◎第348页◎务。我要谈的是关于经济任务的问题：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改造俄国经济的基础，改造小农经济的基础。这些任务要求把全体工会会员都吸收到这一崭新的事业中来，这种事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同他们完全无关的。现在提出一个问题：这方面是否具备战时那种迅速取得绝对胜利的条件，是否具备吸收群众参加工作的条件。工会会员和多数非党群众是否确信我们必须采取新办法，必须实现经济建设的伟大任务呢？他们是否像以前确信必须为战争献出一切，为前线的胜利牺牲一切那样确信这一切呢？要是这样提出问题，你们一定会回答：毫无疑问，还没有。这方面他们确信的程度距离所要求的还远得很。
战争是千百年来尽人皆知、习以为常的事情。过去地主的野蛮残暴行为十分明显，很容易使人们相信，甚至使那些住在盛产粮食的边远地区而同工业极少联系的农民都相信，我们进行战争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因此几乎激起了每一个人的热情。现在要使农民群众和工会会员懂得这些任务，要使他们懂得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不管资本主义的剥削几十年来已经多么根深蒂固也应当把它连根拔除——这就比较困难了。必须使人人懂得：俄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工农群众而且只有我们工农群众，才能够以自己的活动和自己严格的劳动纪律来改造旧的经济生活条件，实现伟大的经济计划。此外别无出路。我们现在落后于而且还将落后于资本主义列强；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我们就会被打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醒你们注意组织任务的重要性、劳动纪律、工会在这方面的独一无二的巨大作用（因为没有其他的组织能团结这么广大的群众）等老生常谈的真理。我们不仅应该反复宣传这些老生常谈的真理，而且应该充分意识到，从军事任务向经济任务的转变已经到来了。◎第349页◎
我们在军事方面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现在我们应该为在完成更困难的、需要大多数工农发挥热情和作出自我牺牲的任务方面夺取同样的胜利而作好准备。必须使千百万世世代代受奴役、受压迫、任何主动性都遭到压制的人们都确信这些新的任务；几百万工人参加了工会，但在政治上还是不自觉的，还不习惯于当家作主人；必须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但不是为了反对政权，而是为了拥护和推行自己的工人政权的措施，把这些措施贯彻到底。这个转变是有困难的，仅从提法来看，这并不是一项新的任务。其实这是一项新的任务，因为现在经济任务第一次具有这样大的规模，我们应该意识到，应该记住，经济战线上的战争更困难、更持久；要在这条战线上获胜，必须使更多的工人和农民变得主动、积极和忠诚。我们已获得的经济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点是可以办到的，因为群众已经深刻认识到，贫困、饥饿、挨冻和一切苦难都是由生产力不足造成的。现在我们应该注意把全部宣传鼓动工作从为政治和军事服务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一点我们已经宣布过很多次，但是还不够，所以我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一年来所实行的各项措施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成立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生产宣传局（注：指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1920年12月8日全体会议的决定建立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俄生产宣传局。全俄生产宣传局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职业教育总局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组成。1921年1月2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了该局章程。章程规定了中央和地方的生产宣传机关的目的、任务和组织机构。全俄生产宣传局的职责是制定总的工作计划，领导和检查各机关的生产鼓动和宣传工作。）；使它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133的工作结合起来，又创办了一些为生产服务的报纸，不仅把注意力转到生产宣传上去，而且把全国范围的生产宣传组织起来。
组织全国范围的生产宣传的必要性，是由政治局势的一切特点决定的。这无论对工人阶级、工会或农民说来都是必要的；这是我们国家机构最必要的工作，可是我们还远没有充分利用国家机构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知道如何管理工业，如何使群众关心生产，我们在这方面的书本知识要比实际应用的多千百倍。我们必须使全体工会会员的利益同生产结合起来，使他们记住，只有增加生◎第350页◎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苏维埃俄国才能取得胜利。只有这样，苏维埃俄国才能提前十年摆脱现在所处的悲惨境地和所忍受的饥寒。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任务，就会葬送一切，因为我们由于机构软弱无力，就只能退却，因为资本家在稍事养息之后随时都会重新挑起战争，而那时我们却不能继续打仗。那时我们就不能发挥我们千百万群众的力量，就会在这最后一战中被打垮。问题就是这样摆着：迄今为止，一切革命、一切最伟大的革命的成败都是由一系列的战争来决定的。我们的革命也是这种最伟大的革命。我们结束了一个战争阶段，应当准备迎接第二个阶段；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所以必须做到战争一旦到来，我们就能够应付自如。因此，我们不应该放弃强制手段，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保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专政已经为农民群众和非党工人所了解，他们都知道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并不害怕这个专政，他们不怕这个专政，他们把它看作靠山和支柱，也就是说，他们把它看作可以用来同地主和资本家对抗的东西，没有它就不能取得胜利。
这种认识、这种信念已经在农民群众对待军事任务和政治任务的态度上具体生动地体现出来，但是现在要使这种认识和信念转而在经济任务方面体现出来。也许这一转变不会立刻成功。也许，不经过某些动摇，不重犯松弛涣散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老毛病，是不会转变过来的。我们还必须更加紧张、更加努力地从事这项工作，牢牢记住我们一定能够说服非党农民和觉悟低的工会会员，因为真理在我们这一边，因为我们若不恢复经济生活，在战争第二阶段就不能战胜敌人，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让我们使千百万人更自觉地对待经济战线上的战争吧。这是中央生产宣传局的任务，这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任务，这是党的一切工作人员的任务，这是苏维埃政权所有一切机关的任务，这是我们全部宣传工作◎第351页◎的任务，我们曾经靠宣传工作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因为我们的宣传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向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说真话，而其他人的宣传都向他们说假话。我们现在应该把我们的宣传工作转向更加困难的方面，即涉及工人在工厂中日常工作的方面，不管这种工作的条件多么困难，不管昨天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工人和农民不信任政权的这种影响多么巨大。必须使工人和农民确信，如果不重新组合力量，不找到由国家实行联合的新形式，不找到与这种强制相联系的新形式，我们就不可能离开我们所面临的经济崩溃的深渊，而我们已经开始离开这个深渊了。
同志们，我来谈一谈我们经济政策的某些情况和我们的经济任务，我认为它们足以说明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所面临的整个转变。首先，我应当提一下我们的农业问题法案，即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帮助农民经济的法案，这项法案已在今年12月14日刊登出来，这之前用电报向所有地方工作人员专门通报了法案的要点，说明了法案的实质。
应该立刻使这项法案在代表大会上、在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其各部门的代表中得到详尽的讨论，各地同志根据本地经验（法案就是根据地方经验制定的）也有同感。现在大概已经没有哪一位同志对必须采取专门的和特别有力的援助措施（不仅是鼓励性措施，而且是强制性措施）来提高农业生产这一点表示怀疑。
我们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因此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困难得多。为了完成这一过渡，需要农民亲自参加，而且要比参加战争的人数多十倍。战争可以而且应该要求部分成年男子参加。而我们这个现在还疲惫不堪的农民国家却必须把男女工人和农民个个动员起来。要使我们共产党人和土地局的工作人员确信应当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这并不困难。我相◎第352页◎信，在讨论提交你们审议的12月14日法案时，对于这一点不会发生丝毫原则上的分歧。必须懂得另外一种困难，说服非党农民的困难。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者，据此来制定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那就是把这种计划建立在沙滩上，那就是不理解我们的任务，那就是三年来没有学会根据我们所处的困苦的、有时是贫穷的现实，来衡量我们的纲领和进行我们的事业。在这里必须清楚地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在土地局工作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总结他们的经验，了解地方上已经做了哪些事情，并把这些加到中央将以国家机关的名义，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名义颁布的法案中去。我们希望能和你们一起来做好这件事情。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说服非党农民，因为他们是大多数，而只有提高这些本身积极主动的群众对于必须从事这一事业的认识，才能做到我们所能做到的事情。农民经济不能再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如果说我们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取得了胜利，那么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地取得胜利，因此，必须特别注意这一方面。
必须使每一个非党农民都明白这一不容置疑的真理，而我们也相信他们一定会明白。他们并没有白白度过这整整六个艰难困苦的年头。他们已经不同于战前的庄稼汉。他们遭受过严重的苦难，他们想得很多，忍受了许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痛苦，这使他们忘记了许多旧的东西。我认为，他们自己已经懂得，决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应该按另一种方式生活，而我们应当赶快用我们的一切宣传手段、一切国家力量、一切教育、一切党的手段和力量来说服非党农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我们的农业问题法案（我希望你们会一致通过这一法案，当然，在通过时一定会作适当的修改和补充）奠定真正的基础。只有当我们说服了多数农民并且吸引他们◎第353页◎参加这一事业的时候，农业问题法案才能像我们的政策那样巩固，因为正如库拉耶夫同志根据鞑靼共和国的经验在一篇文章中正确指出的，从事劳动的中农和贫苦农民是苏维埃政权的朋友，懒汉是它的敌人。这是一个并不包含任何社会主义内容的真理，但它是不容置疑的，非常明显的，在任何村会和任何非党农民会议上，都能为绝大多数劳动农民所理解，并且会变成他们的信念。
同志们，这就是现在我们由战争时期转向经济建设的时候，我要首先向你们强调的一点。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要能够实行国家强制，以便从采取最必要的最迫切的、农民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理解的措施入手，来发展农民经济。只要我们再能说服几百万对此没有准备的人，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把一切力量都用在这上面，并且设法使活跃而巩固的强制机关立足于说服并开展更大规模的说服工作，这样我们就会胜利地结束这一战局。克服农民群众中的守旧、无知和不信任等思想残余的战局现在开始了。在这方面用旧的办法是不能取胜的；如果用我们已学会的宣传、鼓动和有组织地诱导的办法，我们就能取得胜利，我们就不只是能通过法令，而且能设置机关，草拟公文，光发布命令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开春时的全部播种工作做得比过去好，使小农经济得到某种改善，即使是最起码的改善也好（说得愈谨慎愈好），但是无论如何应当大规模地进行。如果我们能正确地理解我们的任务，十分重视非党农民，把三年来获得的全部本领、全部经验都用在这上面，那我们就能取得胜利。不取得这样的胜利，不使小农经济得到切实的大规模的改善，我们就没有出路，因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经济建设都不能进行，无论多么伟大的计划都会落空。希望同志们记住这一点，并使农民领会这一点；希望同志们告诉1000万至1500万像阿尔扎马斯那位农民一样的非党农民，决◎第354页◎不能无止境地忍受饥寒，不然我们在下一阶段的战争中就会被打倒。这是国家的利益，这是我们国家的利益。在这方面，谁要是表现出丝毫的软弱、丝毫的松懈，谁就是工农政权的极大罪人，谁就是在帮助地主和资本家，而地主和资本家的军队近在咫尺，他们的军队正伺机而动，只要一发现我们虚弱，就会向我们扑过来。要使我们有力量，除了发展我们的农业和城市工业这个主要支柱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使非党农民确信必须这样做，动员一切力量支援他们，在实际上给他们这种支援。
我们承认欠了农民的债。我们用纸币从他们那里换来粮食，我们是向他们借的，我们应当偿还这笔债务，恢复了我们的工业以后，我们一定要偿还。但是，为了恢复工业，就需要有富余的农产品。因此，我们的农业问题法案的意义不仅在于我们一定要达到实际的目标，而且在于它是苏维埃政权的几百个决定和法案的中心。
现在我来谈谈，为我们开始恢复俄国的经济力量所需要的工业建设的基础是怎样在我国形成的。在这里我应当首先请你们把注意力从各人民委员部发给的或日内即将发给的一大堆报告转到我们粮食人民委员部报告中的一个地方。每个人民委员部最近都会向你们提出一大堆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实际的总结材料，但是必须从中找出最重要的东西，以便取得即使是十分微小的成就；必须从中找出对于执行我们整个经济计划来说是基本的东西，以便恢复我们的国民经济和我们的工业。而这种基础之一，就是我们粮食征购工作的状况。在发给你们的粮食人民委员部三年工作报告这本小册子里有一张图表，我只把其中的总计数字念一念，并且只念整数，因为数字念起来，特别是听起来很困难。这是每年征购的总计数。从1916年8月1日到1917年8月1日征购了32000万普特，下一年征购了5　000万普特，接着的两年是1亿普特和2亿◎第355页◎普特。32000万、5000万、1亿和2亿这些数字说明了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史，即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方面的工作的主要情况，并且为我们真正开始我们的建设准备了基础。革命前的32000万普特——这是一个最低的大概数，达不到这个数字，就不能开始建设。革命的头一年征购了5000万普特，饥饿、挨冻和贫困现象严重；第二年征购了1亿普特；第三年征购了2亿普特。每年增加1倍。根据斯维杰尔斯基昨天给我的材料看来，到12月15日共有15500万普特。我们第一次站稳了脚跟，这中间经过了非同寻常的努力，克服了难以设想的困难，往往是在西伯利亚、高加索和南方不在我们手中的条件下来完成粮食供应任务的。现在，我们征购的粮食已经超过了15000万普特，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将掌握大约3亿普特粮食，可能更多一些，没有这么多粮食就不可能恢复国家的工业，就谈不到恢复运输业，更不可能去着手实现俄罗斯电气化这一伟大任务。任何一个工农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依靠工人和农民的共同努力来收集这么多的粮食，保证产业工人有饭吃，保证把几万几十万工人安置到苏维埃政权所需要的地方去的话，那它就无法生存。办不到这一点，一切不过是空谈而已。经济的真正基础是粮食。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有了这些成就，有了这些粮食，就能着手恢复国民经济。我们知道，这些成就是以农民忍受巨大的困苦、饥饿和缺少饲料为代价而取得的，而这些困难可能还要增加。我们知道，旱年已使农民的贫困和苦难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因此，我们便把上述法案中所列举的支援措施提到了首位。我们把这些粮食看作是恢复工业所必需的，看作是支援农民所必需的。没有这些粮食，国家政权就等于零。没有这些粮食，社会主义的政策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第356页◎
所以我们应该记住，除了我们决心要进行的生产宣传以外，还要采取另一种诱导方式，即实物奖励。实物奖励法令是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最重大的法令和决定之一。我们没有能立刻颁布这项法令。如果你们注意一下，就会知道我们从4月起作出了一连串的决定和决议，而这项法令只是到了我们在运输方面作了巨大努力，弄到了50万普特粮食的时候才颁布的。50万普特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你们大概已经看了昨天《消息报》130上登的工作报告，报告说，这50万普特中已有17万普特用掉了。正如你们看到的，所备的粮食并不可观，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毕竟已经走上我们将要继续走下去的那条道路。这证明我们在转而采取新的工作方法时，不仅是靠说服教育。光向农民和工人们说加强劳动纪律吧，这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要帮助他们，要奖励那些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在劳动战线上仍然英勇奋斗的人。我们已经筹集了奖励粮，但是这些粮食的使用还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人民委员会多次指出，实际上实物奖励往往成了单纯的附加工资。在这方面还要加以详细研究。中央除了召开会议和颁布补充草案以外，还要进行最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在地方上和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国家不仅要进行说服教育，而且要用较好的生活条件来奖励优秀的工作人员，懂得这一点是不难的，要懂得这一点并不需要成为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早就得到了非党工农群众的支持。我们只是需要更广泛地传播这种思想和更实际地在地方上进行这项工作。
现在我们再谈谈燃料问题，你们会从李可夫同志的提纲中看到一些数字，这些数字说明情况已经改善，不仅木柴方面有所改善，就是石油方面也有改善。现在，由于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工人表现了巨大的热情，由于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友好关系，由于有了国民经济委员会委派的精明强干的领导人员，石油方面的情况很好，◎第357页◎在燃料方面我们也开始自给了。由于派出了一个由托洛茨基同志担任主席的全权委员会到顿巴斯去工作，我们每月从顿涅茨得到的煤已由2500万普特增加到5000万普特。该委员会决定，把有经验的负责工作人员派到那里去工作。现在已派皮达可夫同志到那里去领导。
由此可见，我们为了在燃料方面取得成就，采取了一些措施。顿涅茨煤田是最大的基地之一，现在已经由我们掌握。我们从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可以找到有关顿巴斯的决定。这些决定谈到，要把包括中央政权代表和地方工作人员的有权威的高级委员会派到地方上去。我们必须加强地方工作，我认为，这些委员会能够做到这一点。你们一定会看到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成果。我们今后还要组织这样的委员会。我们必须抓一下我国工业的主要部门即燃料工业。
我应当指出，我们在燃料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采用了泥炭水力开采法。泥炭在我国是蕴藏量非常丰富的一种燃料，但是过去由于开采的工作条件令人难以忍受而无法加以利用。所以这种新方法将帮助我们战胜燃料荒，燃料荒是我们经济战线上的严重危险之一。如果我们依然用旧的经营方法，如果我们的工业和运输业不恢复，那么，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能摆脱这种困境。我们的泥炭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经帮助两位俄国工程师把这项新发明搞到底，他们已经使这种新方法差不多接近完成。总之，我们已经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夕，这一革命将从经济上给我们以很大的支持。不要忘记，我们有无限丰富的泥炭。但我们却不能加以利用，因为我们不能派人去做这种苦工。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派人去做这种苦工。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迫于饥饿才去做这种苦工，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就不能派人去做这种苦工，如讲自愿，任何人都◎第358页◎不会去做。资本主义制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层。对下层它是不关心的。
应该在各地更多地采用机器，尽量广泛地采用机器技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成功推行的泥炭水力开采法，已使我们能够大量获得燃料，不必吸收受过训练的工人，因为用这种方法，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也可以工作。我们已经生产这种机器了，我个人建议代表同志们去看一看介绍泥炭开采工作的影片，这部片子在莫斯科已经放映过，现在可以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放映。它会使人们具体地了解什么是战胜燃料荒的一个基础。我们制造了采用新方法所需的机器，但是这些机器造得不好。我们已派人出国，虽然我们同国外的商品交换刚在作出安排，虽然我们的贸易往来是半公开的，但是派人出国仍然能帮助我们把这些由我国发明家设计的机器制造得很精良。这些机器的数量，泥炭总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将是衡量我们经济方面的一切成绩的尺度，因为不战胜燃料荒，就不能取得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在恢复运输业方面能否取得重大成就，也与此有关。
同时，你们已经从叶姆沙诺夫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的提纲中看到，我们在恢复运输业方面制定了一个为期多年的切实的计划。实现第1042号命令（注：第1042号命令是交通总管理局于1920年5月22日发布的。命令就修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期间被破坏的机车的问题作出规定，要求在四年半内（从1920年7月1日起）把待修机车的百分比从60％下降到20％。）预计为五年，在五年当中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运输业，减少待修机车的数量；我要强调一下，提纲第九条指出我们已经把这个期限缩短了，这也许是最困难的事情。
预计要多年才能实现的大计划一订出来，往往会有一些怀疑分子出来说：我们哪能去预计许多年的事情，能完成现在要做的事情就不坏了。同志们，必须善于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没有一个长期的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计划，就不能进行工作。运输工作的明显改进表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我提醒你们注意提纲第九条的一个地◎第359页◎方，那里说恢复运输业的期限原定为五年，但是现在已经缩短，因为我们正在超额完成工作；期限现已确定为三年半。其他经济部门也应当这样工作。而这也就日益成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实际的现实的任务。各地在注意科学实验和实践经验的同时，还应当不断地努力使计划完成得比原先规定的快，以便使群众看到，经验能够使我们缩短完全恢复工业所需要的漫长时期。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修配厂、每个机务段、每个部门都要改进业务，这样我们就能把期限缩短，而且我们也正在缩短。不要害怕为期多年的计划，没有这样的计划就不能恢复经济，各地要努力完成这些计划。
必须使经济计划按照既定部署完成，加快完成这些部署的应受到表扬和鼓励：群众不仅应当知道，并且还应当体会到，缩短饥饿、挨冻和穷困的时期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尽快完成我们的经济计划。各个生产部门的一切计划都应当严密地协调一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一个我们迫切需要的统一的经济计划。
因此，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使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中心。我们已经着手实现这一任务，把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注：劳动国防委员会是苏俄人民委员会的机关，负责指导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和国防主管部门的活动，1920年4月在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劳动国防委员会享有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直属委员会的权利。它在地方上的机关是各级经济会议。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陆军、交通、农业、粮食、劳动、工农检查等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和中央统计局局长（有发言权）。列宁是第一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存在到1937年4月。）关于改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提交你们审议。
你们要审议这一草案，我相信，这一草案经过必要的修改会被一致通过的。它的内容很简单，但是它的意义却不小，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知道自己的地位并能把正在提到首位的经济工作全部统一起来的机构。
在代表大会以前出版的文献中，古谢夫同志的一本小册子也谈到了这一任务，附带提一下，他的这本小册子不像他以前那本小册子写得那样成功（注：指谢·伊·古谢夫的小册子《统一的经济计划和统一的经济机关》。他以前的那本小册子，指《经济建设的当前问题（关于俄共中央的提纲）》。列宁1920年3月29日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给了这本小册子以肯定的评价（见本卷第127-128页）。）。在这本小册子里有一个关于成立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十分庞大的计划，要把许多著名的工作人员调到该委员◎第360页◎会去，其中我们看到有托洛茨基和李可夫的名字。我要指出，少作一些这样的空想吧。我们不能丢掉花了三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机构。我们知道它有很大的缺点，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详尽地谈到这些缺点。这个问题已经作为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提到日程上了。我是指改进苏维埃机构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应当谨慎地工作，按照需要，根据实际经验来改变我们的机构。古谢夫同志讥笑我们提出的方案，说我们建议劳动国防委员会里增设一个农业人民委员部。不错，我们正是提出了这样的方案。在我们的方案中，劳动国防委员会占着不起眼的地位，它是一个直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在没有任何宪法规定的情况下进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的。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划分得不好；有时我们超出了范围，成了立法机关。但是，即使这样，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冲突。我们处理这些事情的办法是，立刻把它们转给人民委员会。当必须把劳动国防委员会建设成一个更能统一经济政策的机构时，我们便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按立法程序确定这些关系。我们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划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占用很多人力来编纂法规，消耗大量纸张，最后还仍然不能保证我们不犯错误。
我们要采取另一种方法。有人认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几乎相当于人民委员会。我们不这样看。劳动国防委员会将是直属于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我们一定能消除大量的扯皮现象，使事情能办得更快。如果人民委员会有哪一位委员不满意，请向人民委员会提出来，因为人民委员会在几小时内就可以召开。这样我们就会消除各主管部门之间互相扯皮的现象，并且使劳动国防委员会成为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机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它同真正制◎第361页◎定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有关。现在的任务是把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统一起来，我们为这个任务毕竟做了一点工作，这个任务已经酝酿两年了。因此，我提醒你们注意这项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法案，同时我相信，你们作了必要的补充后一定会批准这个法案，那时，统一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就会进行得更顺利，更迅速，更果断，更坚决。
现在我来谈最后一点，即电气化的问题，它是作为一个特殊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你们就要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我认为，我们是在一个大转变的时刻召开这次会议的，这个转变无论如何足以证明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取得巨大的成就。今后出现在全俄代表大会讲台上的，将不仅有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人员，而且有工程师和农艺师。这是最幸福的时代的开始，到那个时代政治将愈来愈少，谈论政治会比较少，而且不会那样长篇大论，讲话更多的将是工程师和农艺师。为了真正转向经济建设事业，必须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首先树立这种风气，并且自上而下地在所有的苏维埃和团体中，在一切报纸上，在一切宣传鼓动机关内，在一切机构内都来树立这种风气。
我们无疑学会了政治，这方面我们不会受人迷惑，这方面我们有基础。而经济方面的情况却不好。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更多地发动工程师和农艺师，向他们学习，检查他们的工作，不要把代表大会和会议变成空谈的机关，而要变成检查经济成就的机关，变成我们能够真正学习经济建设的机关。
你们将要听到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注：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和指示成立的。1920年2月7日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协同农业人民委员部制定建立电站网的计划草案。1920年2月21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根据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协议，批准成立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委员会于1920年3月20日开始工作，并且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拟定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的总规划。）的报告，这个委员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0年2月7日的决定建立的。2月21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签署了关于这一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的最后决定，首先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许多优秀的专家和工◎第362页◎作人员，共100多名，都全力投入了这项工作，此外，还有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优秀力量参加。这一本书是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今天或明天就要分发给大家。我希望，你们不会被这本书吓倒。我认为，我不难使你们相信这本书的特殊意义。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党纲。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党纲，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已在一本篇幅不大但是极有价值的书中对它作了极好的解释。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是我们的任务表，是阶级之间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的说明。但是同时必须记住，现在是实际走上这条道路并且衡量它的实际效果的时候了。我们党的纲领不能始终只是党的纲领。它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建设的纲领，不然它就不能作为党的纲领。它应当用第二个党纲，即重建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没有电气化计划，我们就不能转入真正的建设。我们在谈到恢复农业、工业和运输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时，不能不谈到广泛的经济计划。我们必须有一定的计划；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计划。这个党纲不像我们的真正党纲那样，只有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才可以修改。不，这个纲领在每个工厂里，每个乡里天天都会改进、修改、完善和变更。我们需要这个纲领，它是展示在整个俄国面前的第一张草图，它是一个为期不下十年的、表明怎样把俄国转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真正经济基础上去的伟大的经济计划。我们在军事战线上进行过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当时使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的精力增加十倍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是什么呢？这就是意识到存在着危险。当时大家都在问：地主和资本家是否可能回到俄国来？我们回答说：可能的。因此，我们百倍努力，我们全力以赴，终于取得了胜利。
如果提到经济战线，你们也会问：在经济上资本主义是否可能◎第363页◎回到俄国来？我们同“苏哈列夫卡”（注：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市场，座落在1692年彼得一世所建造的苏哈列夫塔周围。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哈列夫卡是投机商活动的中心。从此，苏哈列夫卡一词就成了私人自由贸易的同义语。1920年12月，莫斯科苏维埃作出封闭该市场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时期该市场曾恢复。1932年被取缔。）作过斗争。前几天，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之前，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把这个令人不大愉快的场所封闭了。（鼓掌）“苏哈列夫卡”被封闭了，但可怕的并不是已经被封闭的“苏哈列夫卡”。被封闭了的是苏哈列夫广场上的过去的“苏哈列夫卡”，封闭它并不困难。可怕的是活在每个小业主心灵上和行动中的“苏哈列夫卡”。必须封闭这个“苏哈列夫卡”。这个“苏哈列夫卡”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只要它存在，资本家就可能回到俄国来，就可能变得比我们更强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应当成为我们工作中的主要推动力和衡量我们的实际成就的条件和尺度。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作过对比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维持的，要铲除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我国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已经制定了国家电气化的初步计划，这个计划是由我们的200位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拟订的。一个为期很长的、不下十年的计划制定好了，这个计划给我们开了一笔物资帐和资金帐。这个计划指出，为了实现电气化，我们需要多少万桶水泥和多少万◎第364页◎块砖。为了实现电气化的任务，在资金方面估计要用10亿至12亿金卢布。你们知道，我们的黄金储备远远抵不上这个数字。同时我们所备的粮食也不多。因此，我们应当按照我所谈的计划，用租让的办法来抵这笔帐。你们将会看到我们打算怎样在这个基础上计划工业和运输业的恢复工作。
前不久，我在莫斯科省的边远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县参加了一个农民的节日（注：1920年11月14日，列宁应莫斯科省沃洛科拉姆斯克县亚罗波列茨乡卡希诺村农民的邀请，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出席了当地农民修建的卡希诺电站的落成典礼。列宁同农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随后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和电气化对国民经济的意义的讲话，并同参加群众大会的部分农民一起照了相。
列宁提到的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农民是德米特里·罗季昂诺夫。12月1日，列宁通过莉·亚·福季耶娃要到了他的讲话稿，准备在向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报告时引用。），那里的农民已经用电灯照明了。在街头举行了群众大会，有一个农民上台讲话，祝贺农民生活中的这件新事。他说，我们农民过去处在愚昧这种黑暗之中，可是现在我们这里有了光，有了“非自然的光，它将照亮我们农民的黑暗”。我个人对这些话并不感到惊奇。当然，对于非党农民群众来说，电灯光是“非自然的”光，但是对我们来说，非自然的却是农民和工人竟然在这种黑暗和穷困中，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生活了几百年、几千年。这种黑暗是不能很快摆脱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使我们建成的每一座电站都真正成为教育的据点，都要对群众进行所谓电的教育。必须使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已有的几十座小电站关系到工业的恢复。我们现在有一个拟好的电气化计划，但是，完成这个计划却要好多年。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实现这个计划，并且缩短完成计划的期限。这方面也应当同执行我们第一批经济计划中恢复运输业的计划——第1042号命令一样，这个计划原定五年完成，但是现在已经缩短到三年半，因为它正在超额完成。我们可能需要花一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电气化计划，完成可以挖掉资本主义复辟老根的改造。这样的社会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将是空前未有的。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实现这个计划，并且缩短完成计划的期限。
我们第一次这样从事经济工作：除了一些工业部门的单独计划，例如运输业部门的计划，除了这些已经推广到其他工业部门的◎第365页◎单独计划，我们还有为期多年的综合计划。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的胜利。
但是应当知道和记住，当我们有文盲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电气化的。我们的委员会还将努力扫除文盲。同过去相比，委员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同需要相比，那就做得很少。劳动人民不但要识字，还要有文化，有觉悟，有学识；必须使大多数农民都能明确地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这个党纲应当成为各个学校必须讲授的主要课本。在这个党纲中，除了实现电气化的总计划，你们还会看到一些为俄国的每个地区制定的专门计划。每一个到地方上去的同志，都会得到他那一地区如何实现电气化，如何由黑暗转到正常生活的一定的规划。同志们，对于交给你们的一些条例可以并且应当在当地加以比较、研究和检验，并且在每个学校、每个小组里，使人们对于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不仅能用党纲上写的东西来回答，同时还能谈一谈怎样摆脱黑暗状态。
优秀的工作人员、经济专家已经完成了交给他们的制定一项实现俄国电气化和恢复俄国经济的计划的任务。现在要努力使工人和农民知道这项任务多么伟大，多么艰难，应当从何着手，应当如何行动起来。
必须使每一个工厂、每一座电站都变成教育的据点，如果俄国布满了由电站和强大的技术设备组成的密网，那么，我们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就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29—158页◎第366页◎
载于1921年《工人、农民、红军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
同志的错误（1920年12月30日）
*（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是列宁就工会问题的争论向俄共（布）积极分子发表的第一次讲话。
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是列·达·托洛茨基在1920年11月3日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俄共（布）党团会议上挑起的。最初争论仅限于俄共（布）中央内部。托洛茨基12月24日在济明剧院发表的演说和12月25日发表的纲领性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把争论扩大到了全党。
12月30日在大剧院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是专门为讨论工会问题而召开的。除列宁的讲话外，会议听取了格·叶·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报告，尼·伊·布哈林、维·巴·诺根、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达·波·梁赞诺夫的副报告。这次会议以后，争论扩展到彼得格勒、乌拉尔、乌克兰、西伯利亚等地。争论开始后，各派纷纷提出纲领和提纲。但多数纲领在争论过程中陆续撤回。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时，还剩下3个主要的纲领，这就是：代表列宁观点的《十人纲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联合纲领、工人反对派的纲领。1921年3月8-16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十人纲领》，对这场争论作了总结。
列宁的《党内危机》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31-243页）分阶段地分析了这场争论的过程。）
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首先，我应当请你们原谅我违反了常例，因为要参加讨论，当然应当先听取报告、副报告和讨论，可是很遗憾，我的身体不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过昨天我已经把刊印出来的基本文件读了一遍，并且准备了自己的意见。我刚才说的那种违反常例的情况自然会给你们造成一些不便：我不知道别人说了些什么，所以就可能重复他们说过的话，而对应当答复的问题，却没有答复。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我的基本材料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我把这本小册子同他在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那个提纲加以比较，并且仔细地加以研究之后，发现其中理论上的错误和极明显的不正确地方，真是多得惊人。既然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党内大辩论，就应该拿出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来，怎么能够写出这样一篇不像样子的东西呢？现在我把在我看来带有根本性理论错误的几个◎第367页◎主要问题简单地谈一谈。
工会不仅在历史上是必要的，而且在历史上是必然存在的工业无产阶级组织，这种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几乎包括了全体工业无产阶级。这是最基本的思想。但是托洛茨基同志却经常忘掉这一点，不从这一点出发，不重视这一点。你看，他提出来的题目——《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就是一个过于广泛的题目。
根据前面所说，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过程中，工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在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是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工会包括了全体产业工人，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它是一个掌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现专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行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所学校完全不是普通的学校，因为这里没有教员和学生，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结合体，其中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而且不能不遗留下来的东西，也有革命的先进部队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从自己队伍中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谈工会的作用而不考虑到这些真理，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一系列的错误。
工会就它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来说，是站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专政却不是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来实现的。为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第368页◎以看看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19日-8月7日举行（开幕式于7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的会议从7月23日起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37个国家的67个组织（其中有27个共产党）的217名代表。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派代表列席大会，有发言权。代表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的。他在会前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对规定共产国际的任务和制定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以俄共（布）代表团成员身分出席大会，被选入了主席团。
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作用和结构；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议会斗争问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土地问题；对新中派的立场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章程；组织问题（合法与不合法组织、妇女组织等等）；青年共产主义运动；选举；其他事项。为了预先审议议程上的重大问题，在7月24日举行的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成立了6个委员会：工会运动委员会、议会斗争委员会、土地问题委员会、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
代表大会将列宁起草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作为大会决议予以批准。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的初稿为基础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在土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提纲为基础的决议。代表大会非常注意共产党争取和领导劳动群众的问题，它谴责了左倾学理主义，通过了《共产党和议会斗争》、《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和第三国际》等决议。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武器；共产党的作用在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以后不但没有缩小，相反还无比地增大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一文件对于在革命纲领基础上巩固共产党和防止机会主义的和中派的政党钻入共产国际具有重大的作用。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共产国际的章程，通过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一系列号召书。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的、策略的和组织的基础，对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315、369、474。）关于政党的作用的提纲。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可以说党吸收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这个先锋队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而这些职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别的、并且同样是某种新型的机关，即通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根据这种特殊情况可以得出什么样的实际结论呢？结论就是，工会建立起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工会通过日常的工作说服群众，说服那唯一能够领导我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阶级的群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工会，就是这样。没有唯一由资本主义培养起来从事大生产的和唯一摆脱了小私有者利益的阶级的领导，要实现这种过渡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因为不仅在我们这样一个极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都还那样分散，那样被人鄙弃，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具体来说，在某些国家里被帝国主义收买），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这样，就像是一组齿轮。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本身的结构，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过渡的实质本身的结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同志在提纲第一条里指出“思想混乱”，特别和专门谈到工会的危机，这基本上是一种带有原则性错误的东西。如果要谈危机，那只有在分析了政治局势之后才可以谈。事实上，“思想混乱”的正是托洛茨基，因为他正是在工会的作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来看）这个基本问题上，忽略了一点，即这里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体系，因为无◎第369页◎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在俄国，这样的劳动群众就是农民。在别的国家里，这样的劳动群众是没有的，但是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有非无产阶级的或非纯粹无产阶级的群众。正是在这一点上真正产生了思想混乱。而托洛茨基却毫无道理地责备别人思想混乱。
当我研究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了托洛茨基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他老是“在原则上”讲这个问题，老是在讲“一般原则”。他的整个提纲都是从“一般原则”来谈问题的。这样的提法就是根本错误的。这里更不用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一件文献。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29日-4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共有715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55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62名，共代表611978名党员。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红军取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苏维埃俄国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喘息时机的条件下召开的。大会主要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工会运动；组织问题；共产国际的任务；对合作社的态度；向民兵制过渡；选举中央委员会。列宁直接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
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即从军事战线的斗争转向劳动战线的斗争、战胜经济破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列·达·托洛茨基作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苏维埃俄国经济恢复的基本条件是贯彻执行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的统一的经济计划。决议规定了完成统一计划的各项根本任务的先后顺序：(1)首先是改善运输部门的工作，调运和储备必要的粮食、燃料和原料；(2)发展为运输业和获取燃料、原料、粮食服务的机器制造业；(3)加紧发展为生产日用品服务的机器制造业；(4)加紧生产日用品。实现国家电气化在统一经济计划中居于重要地位；大会通过了关于制定电气化计划的指示。）
（注：代表大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执行俄共（布）中央关于给运输部门调配5000名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的指令，并决定动员这次代表大会的10％的代表投入运输战线。代表大会决定把1920年的“五一”节（适逢星期六）定为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日。
代表大会批准了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经济军事化以及为经济需要动用军队等问题的提纲，责成党组织帮助工会和劳动部门统计全部熟练工人，以便吸收他们参加生产，同时断然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把成立劳动军作为保证国民经济劳动力的唯一良策和把军事方法搬用于和平经济建设的意见。代表大会十分重视生产管理的组织问题。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在一长制的基础上建立熟悉业务、坚强得力的领导。以季·弗·萨普龙诺夫等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和个人负责制，坚持无限制的集体管理制，同时也反对使用旧专家，反对国家的集中管理，他们得到了阿·伊·李可夫、米·巴·托姆斯基、弗·巴·米柳亭、阿·洛莫夫等的支持。大会谴责和拒绝了民主集中派的建议。
代表大会在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工会同国家和党的相互关系、共产党领导工会的形式和方法以及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方式，在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中要求巩固党在合作社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代表大会还作出了关于出版《列宁全集》的决定。
4月4日，在大会秘密会议上选出了由19名委员和1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110、155、370、395、451。）对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谈得已经够多了（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17、18—23页。——编者注）。更不用说，托洛茨基本人在自己的提纲里就引证了洛佐夫斯基和托姆斯基两人讲得十分明白的话，在托洛茨基看来，他们两人一定是德国人所说的“替人挨打的孩子”或练习论战的对象。原则分歧并不存在，托洛茨基本人还引用过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写的东西，他选中这两个人作为练习论战的对象是很笨拙的。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去找，从这里也找不出任何严重的原则分歧。总之，重大的错误，原则的错误就在于：托洛茨基同志现在“从原则上”提出问题，就是把党和苏维埃政权拉回到过去。感谢上帝，我们已经从原则转到实际的切实的工作上来了。在斯莫尔尼（注：斯莫尔尼　建于1806-1808年，原为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校。斯莫尔尼学校即斯莫尔尼宫，1917年8月4日（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从塔夫利达宫迁到这里。它的一个房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办公处。1917年10月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也设在此地。列宁在这里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25、370。），我们曾经大谈原则，而且无疑是谈得过多了。现在，经过三年之后，关于生产问题的所有各点，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的组成部分，都已经有了法令。然而这些法令的命运不佳：我们虽然签署了这些法令，但是随后我们自己把它们忘了，◎第370页◎我们自己没有加以执行。然后又虚构出一些关于原则问题的论断，虚构出一些原则分歧。我在后面就要说到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的法令（注：见本卷第389—390页。——编者注），这个法令大家都忘记了，也包括我在内，这是应当引咎自责的。
如果不算我列举过的分歧之点，那么现有的真正的分歧根本不涉及一般原则问题。我所以要把前面所列举的我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间的“分歧”指出来，是因为照我看来，托洛茨基同志选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样一个广泛的题目，是犯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点撇开不谈，那就应当问：究竟为什么我们不能真正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呢（我们是非常需要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的）？是因为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工会的特点也就在这里，这个机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起来，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必然存在，再往后是否会存在则是一个问题。不过，工会的存在会成为问题，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孙子去谈论吧。而当前的问题是怎样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怎样调整好工作（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中的那些复杂的传动装置。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工作中的复杂的传动装置，并不是指苏维埃机关而言。那里还会有些什么样的复杂的传动装置，那是另一个问题。我现在只是抽象地的原则地谈资本主义社会里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那里有无产阶级，有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有小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使苏维埃政权机关中没有官僚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情况，传动装置就已经非常复杂了。如果要提出工会“任务”的困◎第371页◎难何在的问题，那首先就应当想到这一点。再说一遍，真正的分歧，根本不在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地方，而在如何掌握群众的问题上，在对待群众、联系群众的问题上。我应当指出，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我们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即使是小范围的），那么充斥在托洛茨基同志这本小册子中的许多不必要的“意见分歧”和原则错误，我们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例如，这本小册子中有好几条提纲，都是在同“苏维埃工联主义”进行论战。麻烦还嫌不够，又发明了一个唬人的新词！这指的是谁呢？指的是梁赞诺夫同志。我认识梁赞诺夫同志有20多年了，你们认识他的时间虽然比我短，但是在工作上对他的了解并不比我少。你们很清楚，他不擅长于理解口号的意义（当然他有别的长处）。梁赞诺夫同志有时说了不十分恰当的话，而我们却在提纲中把这些说成是“苏维埃工联主义”！这样做难道严肃吗？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就会有“苏维埃工联主义”、“苏维埃反对签订和约”以及其他等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名堂。拿任何一点都可以造出一个苏维埃的什么“主义”。（梁赞诺夫：“苏维埃反布列斯特主义”）对，完全正确，“苏维埃反布列斯特主义”。
而托洛茨基同志采取这种不严肃的做法时，自己又犯了错误。照他说来，保护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是工人国家里的工会的作用。这是一个错误。托洛茨基同志说什么“工人国家”。对不起，这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我们在1917年提工人国家，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如果人们向我们说：“既然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既然国家是工人国家，为什么还要保护工人阶级呢？保护工人阶级免受谁的侵犯呢？”那就犯了明显的错误。不完全是一个工人国家，问题就在这里。托洛茨基同志的基本错误之一也就在这里。目前我们已经从一般原则转到切实的讨论和法令上来了，可是有人却把我们拉回到过去，不让我们接近实际的切实的东西。这是不◎第372页◎行的。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这是第一。很多东西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布哈林：什么国家？工农国家？）布哈林同志在后面喊：“什么国家？工农国家？”可是我不打算答复这个问题。谁愿意的话，只要回忆一下刚刚闭幕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就可以找到答案。
不仅如此。从我们的党纲（这是《共产主义ABC》的作者十分熟悉的文件）里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8页。——编者注）。我们不得不把这个不光彩的——我应当怎么说呢？——帽子，加在它的头上。这就是过渡的实际情况。试问，在实际形成的这样一种国家里，难道工会没有什么可以保护的吗？没有工会，能够保护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吗？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十分错误的。它把我们带到抽象的概念或者说理想里面去了。这种理想，我们要再过15年至20年才能实现，而且在这个时间内是否就一定能实现，我还不能肯定。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现实，只要我们不陶醉于、不迷恋于知识分子的空谈或者抽象的议论，或者那种看起来有时像“理论”，而实际上是一种谬误，是对过渡的特点作了错误估计的东西，那么，对于这种现实，我们是能够很好地认识清楚的。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
关于这种结合，我在后面还要谈到。但光是这一个词就足以表◎第373页◎明，在这里给自己捏造出像“苏维埃工联主义”这样的敌人，就是犯了错误。这是因为“结合”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事物，还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结合”这个概念含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要善于利用国家政权的措施，来保护联合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如果现在的情况不是要进行结合，而是已经结合，已经融合，那我们就可以召集代表大会来切实地讨论实际的经验，而不是讨论原则“分歧”或抽象理论的概念了。企图找出与托姆斯基同志和洛佐夫斯基同志（托洛茨基同志把他们说成是工会的“官僚”，至于在这场争论中究竟哪方面有官僚主义倾向，我在后面还要谈到）的原则分歧，同样是白费力气。我们很清楚，如果说梁赞诺夫同志有时会犯一个小毛病，喜欢杜撰个口号而且几乎是原则性的口号，那么，托姆斯基同志虽然有很多毛病，却没有这个毛病。因此，我认为在这里对托姆斯基同志展开原则性的斗争（像托洛茨基同志所做的那样），未免太过分了。这实在使我觉得奇怪。有一个时期，我们大家在派别上的、理论上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分歧方面犯了许多错误——自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从那以后，我们可以说是长大了。现在已经到了从虚构和夸大原则分歧转到切实的工作上来的时候了。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托姆斯基基本上是一个理论家，也没有听人说过托姆斯基奢望当一个理论家；这也许是他的缺点，这是另一个问题。然而，在工会运动中工作得很好的托姆斯基，应当反映出（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并不是说他总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应当在他所处的地位上反映出这种复杂的转变，如果群众感到痛，却不知道哪里痛，而托姆斯基也不知道他们哪里痛（鼓掌，笑声），如果他在这时号叫起来，那么我肯定地说，这是功劳，而不是缺点。我完全相信，可以发现托姆斯基有很多局◎第374页◎部性的理论错误。不过，如果我们能坐下来深思熟虑地起草决议或者提纲，那么我们是能把它们全都改正过来的；也许我们不会去改正这些东西，因为生产工作比纠正理论上的小小分歧更有意义。
现在我来谈谈“生产民主”；这可以说是对布哈林说的。我们都很清楚，每个人都有些小毛病，就是大人物也有小毛病，布哈林也不例外。他只要一看到标新立异的词儿，就忍不住要表示赞成。在12月7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起草关于生产民主的决议时简直是热情奔放。我愈深入地考虑这个“生产民主”，就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提法在理论上的荒谬，看到这样的提法过于轻率。这样提只会把人弄糊涂。至少在党的会议上应当用这个例子再一次指出：“尼·伊·布哈林同志，少在名词上标新立异吧，这对于您，对于理论，对于共和国，都会有好处的。”（鼓掌）生产是永远需要的。民主只是政治方面的一个范畴。我们不能反对在讲演和文章里使用这个词。一篇文章不过是探讨和清楚地说明一种关系。但是，如果您要把这变成提纲，把这作为口号去联合“同意者”和不同意者，如果像托洛茨基那样，说党应当在“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那么，这就十分奇怪了。我在后面还要专门谈谈，党是否应当“作出选择”，以及使党陷于非“作出选择”不可的境地，究竟是谁的过错。事情既然已经这样，我们就应当说：“无论如何，应当尽可能少选择像‘生产民主’这样在理论上错误的、除了糊涂观念之外毫无实际内容的口号。”托洛茨基也好，布哈林也好，显然都没有从理论上周密地考虑过这个术语，因而把自己也搞糊涂了。“生产民主”使人想到的完全不是他们两人所醉心的那些观念的含义。他们想要强调生产，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生产。在文章或演说中强调，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把这变成提纲，要党加以选择，那我就要说：作出反对这个东西的选择吧，因为这是一个糊涂观念。生产是永远需要◎第375页◎的，而民主不是永远都需要的。生产民主引起了许多根本荒谬的思想。我们提倡个人管理制还不久，一双靴子还没有穿破（注：靴子还没有穿破出自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意为时间十分短暂。丹麦王后在国王死去一个月后就嫁给了国王的弟弟。王子哈姆莱特在独白中责备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就改了嫁（第1幕第2场）。）。决不能把人搞糊涂，造成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弄不清楚什么时候需要民主，什么时候需要个人管理制，什么时候需要独裁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独裁制，——我听见布哈林在后面吼：“完全正确。”（笑声，鼓掌）
其次。从9月起，我们就谈到从重点制转到平均制的问题，我们在全党的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谈到这一点，中央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这项决议（注：指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37-45页）。）。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必须想办法把重点制和平均制结合起来，而这两个概念却是彼此排斥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三年半来，我们在我们的革命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了起来。
显然，应当非常慎重而周密地对待这个问题。在那两次不幸的中央全会（注：这里是指1920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中央全会。这两次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全文，见《真理报》[《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注：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4月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继续出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1920年11月13日第255号和1920年12月14日第281号；对决议的介绍，见1920年12月20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中央委员会通报》即《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报》(《ИзвестияЦентральногоКомитетаРоссийской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是根据俄共（布）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创办的，1919年5月28日在莫斯科创刊。最初是《真理报》的附刊，从1920年10月起成为独立的刊物。《通报》刊登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指示、通报以及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报告、中央各部工作情况、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文章、评论等。最初几年是不定期刊物，1924年起为周刊，1928年起为旬刊。1926年改名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报》。1929年10月，该刊改组为《党的建设》杂志，1946年6月以后又改组为《党的生活》杂志。--127、376。]第26期。）上（当时产生了七人派、八人派以及布哈林同志的有名的“缓冲派”（注： “缓冲派”是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中出现的一个派别性集团，其首领是尼·伊·布哈林，参加者有尤·拉林、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瓦·尼·雅柯夫列娃等。“缓冲派”以缓和列宁与列·达·托洛茨基在工会的工作和任务问题上的分歧为名，行帮助和掩护托洛茨基进行的派别活动之实。布哈林不久就放弃了自己的纲领，公开附和托洛茨基的立场。）），我们就谈过这些原则问题，就已经认定从重点制转到平均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为了执行九月代表会议的这个决定，我们还应当努一把力。的确，可以把这些对立的概念不和谐地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实行重点制，这就是在一切必要的生产部门中，优先照顾最急需的某一生产部门。优先照顾什么呢？可以优先照顾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并且我应当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光是努力工作还不够，这里◎第376页◎就是有英雄人物也还不够，因为一个英雄人物可能有很多优良品质，但是他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得很好；而在这里，需要善于处理非常特殊的问题。因此，如果提出重点制与平均制的问题，那首先就应当对它作充分的考虑，而这一点在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中恰恰是看不到的；他愈是修改他原来的提纲，错误论点也就愈多。请看他现在的提纲是怎样写的吧：
“……在消费方面，也就是说在劳动者个人生活条件方面，必须实行平均制的方针。在生产方面，重点制原则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对我们还是有决定意义的……”（托洛茨基小册子第31页提纲第41条）
这在理论上是十足的糊涂观念。这是根本错误的。重点制就是优先照顾，照顾不包括消费，那就无所谓照顾了。如果给我这样一种照顾，每天给我八分之一磅的面包，那我是不胜感激之至。重点制的优先照顾也包括消费方面的优先照顾。否则，重点制就是幻想，就是空中楼阁，而我们毕竟是唯物主义者。工人也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提出重点制，那就请你给我们面包、衣服和肉吧。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我们曾经在国防委员会146里几百次地讨论过这些具体问题；有人争着要皮靴，他说“我是重点部门”，而另一个人说，“给我皮靴吧，否则你的重点工人就坚持不住了，你的重点制就要垮了”。
由此可见，提纲中关于平均制和重点制问题的提法根本错了，而且提纲是从经过实践检验的已经取得的成就倒退回去了。这是不行的，这样做是没有好处的。
再次，是“结合”的问题。关于“结合”，目前最正确的做法就是闭口不谈。开口为银，闭口是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在实际上实行结合了；在我国，每一个大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第377页◎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等单位的每一个大的部门，都在实际上实行了结合。效果是不是都很好呢？——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去研究一下如何进行结合以及得到了什么结果的实际经验吧。在这个或那个机关中用以实行结合的法令，简直是多得看不完。而我们却没有实际地研究清楚，这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某某工业部门的某种结合，究竟得到了怎样的结果，省工会的某某委员担任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某一职务，其结果如何，他实行这种结合已经有几个月等等——我们还没有能够切实地研究清楚我们自己的这些实际经验。我们倒是制造了关于结合的原则分歧，并且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干这个我们挺在行，而研究和检验我们自己的经验却不行了。如果我们将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上，除了从这样或那样地贯彻改进农业的法令的角度去研究农业区的小组以外，还有研究结合，研究萨拉托夫省面粉工业、彼得格勒五金工业、顿巴斯煤炭工业等实行结合的结果的小组，如果这些小组都搜集了许多材料，并且宣称：“我们已经研究清楚了某某问题和某某问题”，那我就要说：“好，我们开始研究实际问题了，我们已经变成大人了！”然而，在我们为了实行结合已经费了三年的时间之后，如果有人却向我们提出一个“提纲”，制造出关于结合的原则分歧，那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可悲，更为错误的呢？我们已经开始实行结合了，而且我毫不怀疑，我们是实行得对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好好研究我们的经验。因此，在结合问题上，唯一聪明的办法，就是闭口不谈。
需要研究实际的经验。我签署了一些法令和决定，对实际结合作了指示，而实践比任何理论都重要百倍。所以，当人们说，“让我们来谈谈‘结合’吧”，我就回答说，“让我们把我们做过的事情研究清楚吧”。我们犯过很多错误，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的法令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修改，这也是可能的。我同意这一点，对于法令，我没◎第378页◎有丝毫的迷恋。但是应当提出实际的建议：某点某点应当修改。这才是切实的提法。这才不会是无效的工作。这才不会导致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当我读到托洛茨基的小册子的第六节即《实际的结论》时，我觉得这些实际的结论恰恰都犯有这种毛病。因为那上面说，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应当有1／3到1／2兼任这两个机关的委员，而在其集体管理机构的成员中则应当有1／2到2／3兼任，如此等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完全是想当然，是“大致估计”。自然，在我们的法令中，时常是根据“大致估计”确定这样的比例的，但为什么这在法令中是无法避免的呢？我不是为一切法令辩护，也不想把法令说得比它们的实际情况更好。法令中常常有这样的比例数字，如1／2或1／3的兼任人员等等，这都是根据大致的估计确定的。如果法令中写着这样的话，那么，这就是说，你们试着这样做吧，我们随后再来衡量你们“试验”的结果。我们随后再来研究真正的效果。等我们研究出结果，我们就会前进了。结合我们正在实行，并且将日益有所改进，因为我们是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实际和更加实事求是了。
也许，我已经开始在谈“生产宣传”了吧？这有什么办法呢！讨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时，是必然要牵涉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个生产宣传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实际工作问题，并且我们也是从实际工作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现在已经有专门管理生产宣传的国家机关148，它们已经建立起来了。它们好不好，我不知道，应当加以考验；关于这个问题完全不需要写什么“提纲”。
如果完整地论述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那么关于民主的问题就用不着谈什么别的，只谈通常的民主就够了。玩弄“生产民主”之类的花招是错误的，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这是第一。第二是生产◎第379页◎宣传。机关已经建立了。托洛茨基的提纲谈到生产宣传。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提纲”在这里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这个机关好不好，暂时还不知道。这要等我们在实践中考验它之后再说。让我们来进行研究和调查吧。我们假定，在代表大会上建立十个小组，每组十人。然后就可以问：“你进行过生产宣传工作吗？情形如何？结果怎样？”研究清楚了这些之后，我们便可以奖励那些成绩特别好的人，而抛弃那些不成功的经验。我们已经有了实际的经验，虽然很少，很不成熟，但终归是有了，可是有人要我们离开这些经验朝后退，把我们拉回到“原则性的提纲”上去。这与其说是“工联主义”，不如说是“反动的”运动。
再有，第三，是奖励问题。实行实物奖励，是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和任务。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已经有进展了。已经拨出50万普特的粮食用作实物奖励，其中有17万普特已经用掉。用得好不好，恰当不恰当，我不知道。在人民委员会里，曾经有人指出说分配得不好，说不是作为奖励，而是成了附加工资。工会工作者和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同志们都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研究出结果。17万普特的粮食已经拿出去了；应当合理地进行分配，应当用来奖励那些英勇奋斗、努力工作、才干出众和忠心耿耿的经济工作者，一句话，奖励那些具备托洛茨基所夸奖的品质的人。而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在提纲里夸奖，而是要给他们面包和肉。譬如说取消发给某一类工人的肉，把它奖励给别的、“重点的”工人，这是否更好些呢？我们不拒绝实行这样的重点制。这种重点制是需要的。我们要仔细地研究我们实行重点制的实际经验。
还有，第四，是纪律审判会。如果我们没有纪律审判会，那么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生产民主”——请布哈林同志别生气——就◎第380页◎都完全不值一提了。可是你们的提纲没有谈到这一点。因此，无论在原则上、理论上、实际上，对于托洛茨基的提纲和布哈林的立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别叫我难受了！
当我想到你们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提出问题的时候，我就更要得出这个结论了。提纲中不仅包含着许多理论错误。在估计“工会的作用和任务”时所采取的方法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谈论这样广泛的问题而不从政治方面去考虑目前局势的特点是不行的。我们同布哈林同志一起，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中提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8—19页。——编者注），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只有分析目前的政治局势，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正处在过渡时期中的过渡时期。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可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新的过渡时期：军队的复员，战争的结束，获得比以前长得多的和平喘息时机的可能性，比较扎实地从军事战线转到劳动战线的可能性。单是由于这一点，只是由于这一点，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已经有所变化。怎样变化呢？对这个问题应当仔细地加以研究，然而从你们的提纲中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在我们没有研究出结果以前，要善于等待。人民是过度疲劳了，应当用于某些重点生产部门的许多储备，已经用完了。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正在变化。战争造成的疲惫现象非常严重，各种需要增加了，但是生产没有增加，或增加得不够。而另一方面，我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41上的报告中已经指出过这种情况，即只有当我们善于先把强制建立在说服的基础上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第381页◎而有效地实行强制（注：参看本卷第347—348页。——编者注）。我应当指出，对这个极其重要的观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一点也没有加以考虑的。
我们是否已经为一切新的生产任务建立了足够广泛和坚固的说服基础呢？没有，我们在这方面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还没有把群众吸引过来。可是群众能不能一下子转到这些新的任务上来呢？不能，因为譬如说关于应不应当推翻地主弗兰格尔的问题，应不应当为这一目的而不惜牺牲的问题，像这样的问题，是不需要特别的宣传的。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如果我们指的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是关于“苏维埃工联主义”的议论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论，而是问题的实际方面，那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只是刚刚建立起生产宣传机关；我们还没有经验。我们实行了实物奖励，但是还没有取得经验。我们建立了纪律审判会，但是还不知道结果如何。而从政治的观点看来，最重要的事情恰恰是使群众有所准备。这个问题是否已经准备好，是否已经从这方面研究、考虑和斟酌好了呢？远远没有。这就包含着根本的、极其重大的、危险的政治错误，因为这个问题比任何问题都更需要按照“七次量，一次裁”的准则办事，而这里却一次也没有量过就裁起来了。有人说，“党应当在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然而他们却一次也没有量过就虚构出了“生产民主”这样一个荒谬的口号。
应该看清这个口号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政治局势下的作用，现在群众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官僚主义，而我们已经把这一问题提上了日程。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说，关于工人民主的问题，代表大会“只要一致批准”就行了。这是错误的。单是批准还不够；所谓批准，是说把已经充分斟酌过和考虑好了的东西确定◎第382页◎下来，实际上呢，生产民主的问题还远远没有经过充分斟酌、权衡和检验。请你们想一想，提出“生产民主”的口号，群众对此会作出怎样的解释。
“我们是普通人，是做群众工作的，我们说，必须实行革新，必须改正错误，必须赶走官僚主义者；而你却转移人们的视线，说什么要进行生产，要以生产成就来表现民主。但是我不想同管理委员会、总管理局等等的官僚主义者一起搞生产，我们要别的人。”你们没有让群众说话、领会和思考，你们没有让党取得新的经验，就迫不及待，搞过了头，创造出一些理论上荒谬的公式。而那些过于热心的执行者，又会使这种错误更加严重多少倍呢？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仅要对他自己如何领导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他有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也往往并不希望这样做，但是责任要由他来承担。
现在我来谈谈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11月9日）和十二月全会（12月7日）。在这两次全会上，所有这些错误已经不是表现为逻辑分析、前提和理论推论，而是表现为行动了。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搞得乱七八糟；这是革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危险的。关键在于分成了两派，出现了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的“缓冲”派。这一派带来的危害和混乱最大。
请大家回忆一下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注：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是直属俄共（布）中央的运输业方面的临时政治工作机关，1919年2月建立，当时叫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处，1920年1月改为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建立交通总政治部的目的是：采取非常措施防止运输业遭到彻底破坏；加强对运输工人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领导；加强铁路工会使之成为进一步发展运输业的工具。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在铁路上实行了军事纪律。1920年，由于国内战争结束和转入和平建设，根据俄共（布）中央全会12月7日的决定，交通总政治部被撤销。）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即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成立于1920年9月。两个运输工会之所以合并起来，是由于当时俄国运输业的破坏已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于瘫痪，因而需要建立起坚强的集中化的领导，以保证迅速完成恢复运输业的任务。由于任务的艰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工作中还采取了某些非常措施和军事工作方法。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恢复运输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后来却蜕化成为脱离职工群众的官僚主义的机关。1920年底-1921年初，领导这个机构的托洛茨基分子培植官僚主义，单纯采用行政命令和委派制，拒绝民主的工作方法。所有这些引起了工人群众对党的不满，并分裂了运输工人的队伍。俄共（布）中央谴责了这些错误做法。1920年11月8日和12月7日中央全会决定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工会一样划归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同时建议它改变工作方法。1921年3月根据俄共（布）中央决议召开的全俄运输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改选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制定了工会工作的新方法。）的历史吧。在1920年4月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说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是一个“临时的”机关，它“在最短期间”必须转入正常状态。（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3—14页。——编者注）9月间，是这样说的：“要转入◎第383页◎正常状态。”（注：见《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第26期第2页所载中央委员会九月全会的决议第3点：“其次，中央认为，运输工会曾经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当时有必要成立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水运政治部[水运政治部（交通人民委员部水运总政治部）成立于1920年4月，是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分支机构。它的职责是：对行政业务部门实行政治监督；领导政治教育工作以迅速恢复水路运输业；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顿劳动纪律而斗争。1920年12月被撤销。]，作为帮助和调整工作的临时的杠杆。目前，这种困难状况已经大大地改善了。因此，现在可以而且应当着手把这些组织并入工会作为工会的机关，使它们适应并溶化于工会机构。”）11月（11月9日）举行了全体会议，托洛茨基提出了他的提纲，发表了关于工联主义的议论。尽管他谈到生产宣传的有些话讲得很好，我们还是要指出，这一切完全是不知所云，文不对题，是开倒车，中央委员会目前是不能讨论这样的东西的。布哈林说：“这是很好的。”可能是很好的，然而这是答非所问。经过一场激烈的论战之后，以10票对4票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用客气的同志式的口吻说：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自己“已在日程上提出了”要“在工会内部加强并发展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决议中还说，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应当“积极地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作为它的一个从属机构，与其他工会联合组织享有同等的权利”。
中央委员会这个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基本思想是很明显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不要仅仅在形式上，而要在实际上执行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以便使你们的工作对一切工会都有帮助，以便彻底肃清官僚主义、优先照顾以及那种认为‘我们比你们好，比你们富，比你们得到的帮助多’的高傲自大的思想。”
在这以后，我们便转到切实的工作上来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注：指1920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选出的由格·叶·季诺维也夫、米·巴·托洛茨基、列·达·托洛茨基、扬·埃·鲁祖塔克、阿·伊·李可夫组成的工会问题委员会，不是中央委员的工会领导干部阿·洛佐夫斯基、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尤·赫·卢托维诺夫也是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托洛茨基拒绝参加该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33页。），公布了委员会的名单。托洛茨基退出了委员会，破坏了它，不愿意干。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卢托维诺夫喜欢玩反对◎第384页◎派的游戏。的确，奥新斯基也是这样。坦白说，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游戏。但是难道这就是理由吗？奥新斯基备种运动搞得很好。虽然奥新斯基也喜欢搞“反对派运动”，我们还是应当同他一起工作。而像破坏委员会这种手段，则是官僚主义的，非苏维埃的，非社会主义的，不正确的，政治上有害的。在目前，当我们应该区分“反对派”中的健康因素和不健康因素的时候，这种手段更是加倍错误的，政治上加倍有害的。当奥新斯基进行“反对派运动”时，我对他说，“这个运动是有害的”，然而当他进行备种运动时，那人们会连声叫好。卢托维诺夫搞“反对派运动”犯了错误，我决不会像伊先科和施略普尼柯夫那样否认这一点，但是决不能因此而破坏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已经从知识分子的那种空谈虚构的分歧转到切实的工作上来了。生产宣传、奖励、纪律审判会——这些就是应当讨论的问题，就是委员会应当研究的问题。这时候，“缓冲派”的首领布哈林同志，还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看到中央委员会危险地分成两派，就起来缓冲，对这种缓冲，我很难找到一个客气的字眼来形容。如果我像布哈林同志那样善于画讽刺画，那我就要这样来画布哈林同志：一个人拿了一桶煤油，正在把煤油倒在火上，这幅画的题目是：《缓冲煤油》。布哈林同志是想做点什么；没有疑问，他的愿望是十分真挚的和“缓冲”的。然而结果得到的并不是缓冲，而只是表明他没有估计到政治局势，此外，他还犯了理论错误。
把所有这些争议提出来进行广泛辩论，应不应当呢？从事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应不应当呢？在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前占去我们所需要的几个星期的时间，应不应当呢？在这期间，我们本来可以研究研究奖励的问题，纪律审判会的问题，以及结合的问题。我们本◎第385页◎来可以在中央委员会所组织的委员会里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布哈林同志想缓冲，而不想成为那种“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注：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的人，那他就应该主张并且坚持要托洛茨基同志留在委员会里。如果他这样主张而且这样做了，那我们也许可以走上切实的道路，也许可以在这个委员会里把个人管理制的实际情况、民主制、被委派者等等情况研究一下了。
再往后，在12月（12月7日的全会），同水运员工的破裂已经成为事实了，这就使得冲突愈加尖锐，结果在中央委员会内形成了8票对我们7票的局面。布哈林同志急急忙忙地写成了十二月全会决议的“理论”部分，力图“调和”和实行“缓冲”，然而，在委员会遭到破坏之后，这显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究竟在哪里呢？完全不在于它们采用了强制手段。这反而倒是它们的功劳。它们的错误在于，没有能够根据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要求，及时地、不引起冲突地转到正常的工会工作上去，没有能够很好地同各个工会相适应，没有能够站在同各个工会平等的地位上来帮助它们。在军事方面有宝贵的经验：英雄主义、雷厉风行等等。但是也有军人中不良分子的坏经验：官僚主义，高傲自大。托洛茨基的提纲，同他的想法和愿望相反，支持的不是军事经验中的最好的东西，而是最坏的东西。应当记住，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仅要对他自己的政策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
最后，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为了这件事，我昨天不得不骂自己是个蠢人，这就是我忽略了鲁祖塔克同志的提纲。鲁祖塔克有个缺点，就是讲话声音不响，不那么引人入胜，不那么动听。稍不注意，就会把他忽略过去。昨天我没有能够参加会议，翻阅了一下自◎第386页◎己的材料，发现其中有一份提交1920年11月2日至6日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于1920年11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共有261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202名，有发言权的59名。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问题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报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工会的生产任务；粮食运动与工会；工资政策与工人的物质供应；工会目前的组织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工会参加工农检查院；职业技术教育的当前措施；国际工人运动问题和国际工会理事会的建立。
俄共（布）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改变工会的工作方法即用民主的方法代替行政命令的军事的方法以适应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任务的问题。列·达·托洛茨基反对采用新的工作方法。11月3日，他在代表会议俄共（布）党团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了“整刷”工会的口号，要求“拧紧螺母”和立即实现“工会国家化”。托洛茨基的发言挑起了党内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争论。
11月5日，扬·埃·鲁祖塔克向代表会议作了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他提出的《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提纲。列宁肯定了这个提纲（见本卷第387-389页）。）的铅印件，标题是：《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文字不多，我把它的全文给你们读一下：
提交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
　　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　（鲁祖塔克同志的报告提纲）
1.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后，工会几乎成为除实行工人监督外，能够而且应当担负起组织和管理生产的工作的唯一机关。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关还没有组织好，由于企业主和高级技术人员的怠工，工人阶级面临的一项严重任务是保护工业和恢复国家整个经济机构的正常职能。
2.此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取消私人企业并且组织对这些企业的国家管理，这个时期，工会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平行地和共同地进行了这项工作。
由于国家机关力量薄弱，这种平行现象在当时不但是必需的，而且也是正确的；工会和经济管理机关之间建立了充分联系这一事实证明这种情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
3.以后国家经济机关开始进行管理，它们逐步掌握了生产和管理机构，使这个机构的各个部分协调一致——这一切就使工业管理工作和生产计划的制订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这些机关了。这时，工会在组织生产方面的工作就是参加组织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以及工厂管理委员会的集体管理机构。
4.目前必须尽量合理地利用每一个劳动单位，吸引全体生产者自觉地参加到生产过程中来；同时，国家经济管理机关逐渐增加和复杂化，已经变成同生产本身不相称的、庞大的官僚主义机器，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工会直接参加组织生产的工作，并且不仅是通过工会在经济机关中的代表，而且是作为整个组织来参加这项工作，这样，在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机关和工会之间建立最紧密的联系的问题，又迫切地提到我们面前来了。
5.如果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根据现有的生产的物质因素（原料、燃◎第387页◎料、机器的状况等等）来规定总的生产计划，那么工会就应当是从为完成生产任务而组织劳动和合理地使用劳动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因此，在制定总的生产计划时，无论是计划的各个部分还是整个计划，都一定要有工会参加，以便把生产的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劳动的利用最合理地结合起来。
6.要实行真正的劳动纪律，要有效地同逃避劳动的行为进行斗争等等，就必须使所有参加生产的人都自觉参加以实现这些任务。靠官僚主义的方法和自上而下的命令，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懂得他所执行的生产任务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不仅能参加执行上级所交给的任务，而且能自觉地参加纠正生产方面的一切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缺点。
工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巨大的。它应当教会每个车间、每个工厂中的工会会员注意发现由于技术设备使用不当或行政管理工作不能令人满意而引起的劳动力使用上的一切缺点。必须利用各个企业和生产上的全部经验来同拖拉作风，怠惰习气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7.为了特别强调这些生产任务的重要性，工会应当在组织方面，在一定的日常的工作中，把这些任务放在一定的地位。根据全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工会下面设立的经济部，在开展本身的工作时，必须逐渐地规定和确定整个工会工作的性质。例如，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整个生产是为了满足劳动者本身的需要，因此工资和奖励应当同生产计划的完成程度有最密切的联系，并取决于后者。实物奖励和部分工资用实物支付的制度，应当逐步改成对工人按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供应的制度。
8.工会工作的这种安排，一方面能够取消平行机关（政治部等等），另一方面能够恢复群众同经济管理机关的密切联系。
9.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工会参加国民经济建设的纲领大部分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方面是由于战时的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会本身组织上的弱点以及它同经济机关的领导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脱节。
10.因此，工会应当为自己规定最近的实际任务如下：（一）最积极地参加解决生产问题和管理问题；（二）会同有关的经济机关，直接参加组织有权威的管理机关；（三）密切注意不同类型的管理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四）必须参加草拟和确定经济计划和生产计划；（五）根据经济任务的轻重缓急来组织劳动；（六）发展广泛的进行生产鼓励和宣传的组织。
11.工会和工会组织下面的经济部，必须切实地变成工会有计划地参加◎第388页◎生产组织工作的灵活的有力的杠杆。
12.在对工人实行有计划的物质供给方面，工会必须转而对粮食人民委员部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机关发挥影响，实际地切实地参加所有的分配机关，并且在其中实行监督，对中央及省的工人供给委员会的活动，应当特别注意。
13.由于个别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等的本位主义倾向，所谓“重点制”已经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因此，工会在任何地方都应当支持在经济中真正实行重点制，应当坚持根据生产的重要性和国家现有物质资源情况来修订现行的确定重点单位的办法。
14.对所谓的模范企业必须特别注意，要通过建立有权威的管理，通过劳动纪律和工会组织的工作，把它们变成真正的模范企业。
15.在组织劳动方面，除了建立一套严整的工资制度，全面修订生产定额之外，工会必须坚决地担负起同各种逃避劳动的行为（旷工、迟到等等）进行斗争的全部工作。直到现在，纪律审判会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必须使它成为同破坏无产阶级劳动纪律的行为作斗争的有力工具。
16.执行上述任务，制定生产宣传的实际计划以及制定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各种办法，都应当由经济部负责。因此，必须责成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经济部，在最近期间召集一次全俄经济部特别会议，讨论与国家经济机关工作有关的经济建设上的实际问题。
我想，现在你们可以看出，为什么我要骂自己了。这才是一个好的纲领，它比托洛茨基同志经过多次考虑之后所写的和布哈林同志根本没有经过考虑就写出来的（12月7日全会的决议）要强过百倍。我们所有的多年来没有做过工会运动工作的中央委员，必须向鲁祖塔克同志学习，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也应当向他学习。这个纲领已被工会采纳了。
我们大家都把纪律审判会忘记了，而离开实物奖励和纪律审判会来谈“生产民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现在我把鲁祖塔克的提纲同托洛茨基提交中央委员会的提纲比较一下。托洛茨基提纲第5条末了这样说：◎第389页◎
“……现在必须着手改组工会，就是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首先要着手选拔领导人员……”
请看这种真正的官僚主义吧！托洛茨基与克列斯廷斯基要选拔工会的“领导人员”呢！
再说一遍：这就是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所犯的错误的说明。它的错误并不在于它采取了强硬措施；这正是它的功劳。它的错误在于它没有能够处理好所有工会的共同任务，自己没有更正确、更迅速、更有效地运用同志纪律审判会，也没有帮助所有的工会这样做，当我读了鲁祖塔克同志提纲中关于纪律审判会的话之后，我就想：好像已经有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了。果然，是有过这样的法令的。那就是1919年11月14日颁布的《工人纪律同志审判会条例》（注：《工人纪律同志审判会条例》是苏俄早期的同志审判会条例之一，由劳动人民委员部拟订、人民委员会审议通过，于1919年11月14日颁布。条例规定，审判会负责审理各种违反纪律的案件，设于产业工会地方分会之下，由地方或中央工厂管理处、工会理事会和发案企业的工会会员大会各出一名代表组成。企业的工厂管理处、机关的领导机构和产业工会及其机关有起诉权。审判会在非劳动时间公开开庭，可判处训诫、暂时（不超过6个月）剥夺在工会组织中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暂时（不超过1个月）调任较低职务和降低工资等级、送往公共工程服重劳役等处分。顽抗同志纪律、屡受处分者，将作为不劳动分子从企业开除并送集中营。诉讼双方都有权就地方审判会的判决向省级审判会上诉。省级审判会设于省劳动局，由省劳动局，省工会理事会、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出一名代表组成，其判决为终审判决。条例还规定，工厂管理处、机关、企业的行政技术人员有玩忽职守等行为者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各人民委员就其所辖范围分别作出决定，给予各种处分，直至逮捕和送集中营监禁。）（《法令汇编》第537号）。
在这种审判会上，工会应当起最重要的作用。这种审判会的好坏，它们的工作成绩如何，能不能经常起作用，我不知道。如果我们能对自己的实际经验加以研究，那要比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所写的一切有益百万倍。
现在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我在总结所有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材料时，应当指出，把这些分歧提出来在党内广泛辩论，提交党代表大会讨论，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在委员会里，也只有在委员会里，我们才能进行切实的讨论，才能前进，可是现在我们却在后退，而且在今后几个星期中还会继续后退，退到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上去，而不去切实地解决问题。至于说到我，我对这已经讨厌到极点了，不管我有没有病，我都非常希望能够躲开它，不论到什么地方去我都愿意。
总而言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提纲包含着一系列的理论错误，一系列的原则错误。从政治上说，整个对待问题的态度都是极◎第390页◎不妥当的。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是一种在政治上有害的东西。总之，他的政策是对工会进行官僚主义的干扰的政策。我相信，我们的党代表大会是会斥责并且否定这种政策的。（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1921年在彼得格勒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98—222页◎第391页◎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之一）
（1921年1月25日）
*（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这本小册子是1921年1月21日或22日开始写的，当时列宁正在哥尔克休养。1月22日晚，列宁返回莫斯科时，小册子已写了大半部分。1月25日，小册子完稿，当天付排。1月26日夜，印好的一部分小册子就分发给了到各地参加关于工会问题争论的党中央委员。1月27日，小册子全部印出。小册子封面上标明仅供俄共党员阅读。）
一场带有大会序幕性质的党内辩论和派别斗争，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前，由于选举即将举行而激烈起来了。在第一次派别活动之后，即在托洛茨基同志以“一群负责工作人员”的名义发表了“纲领性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序言注明日期为1920年12月25日）之后，接着就是俄共彼得格勒组织措辞激烈的（读者从后面可以看到，措辞这样激烈是完全应当的）宣言（《告全党书》，1921年1月6日发表于《彼得格勒真理报》（注：《彼得格勒真理报》(《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于1918年4月2日创刊，最初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机关报。1919年4月12日起是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机关报。1924年1月30日改名为《列宁格勒真理报》。），以后又在1921年1月13日发表于党中央机关报——莫斯科的《真理报》（注：《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4月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继续出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此后，莫斯科委员会又发表了反对彼得格勒组织的宣言（载于同一天的《真理报》）。以后又出现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党团委员会发表的关于1920年12月30日辩论的速记记录，这次辩论是在一次规模巨大而且由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党的会议上，即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一件文献。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12月22-29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537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72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809名。按党派区分，代表中有共产党员2284名，党的同情者67名，无党派人士98名，孟什维克8名，崩得分子8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名，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党派的成员。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战争胜利结束、经济战线成为主要战线的时候召开的。大会议程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俄罗斯电气化；恢复工业和运输业；发展农业生产和帮助农民经济；改善苏维埃机关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预先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进行讨论。
大会的工作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所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完全赞同政府工作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在列宁倡议下制定的国家电气化计划和列宁起草的关于电气化报告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92-193页）。大会审议了人民委员会1920年12月14日通过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法案，并一致通过了这一法案。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苏维埃建设的详尽决定。这个决定对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相互关系作了调整。大会还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新条例，选举了由300名委员和10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俄共党团的会议上进行的。这个速记记录的标题是《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序言注明日期为1921年1月6日）。自然，这远不是辩论的全部材料。现在几乎到处都在举行党的会议，讨论有争论的问题。1920年12月30日，我曾经不得不像当时声明的那样，在“违反常例”的条件下，即在不能参加讨◎第392页◎论、不能听到前面和后面的发言的条件下作了发言（注：见本卷第367页。——注者注）。现在我想恢复一下被违反的常例，比较“正规地”谈谈我的意见。◎第393页◎
派别活动对党的危害
托洛茨基同志发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是不是派别活动呢？这种活动，不管它的内容如何，是不是对党有害呢？认为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进行了派别活动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们（当然，托洛茨基同志除外），对这个问题特别喜欢保持沉默，布哈林同志也是这样，不过，他在1920年12月30日以“缓冲派” （注： “缓冲派”是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中出现的一个派别性集团，其首领是尼·伊·布哈林，参加者有尤·拉林、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瓦·尼·雅柯夫列娃等。“缓冲派”以缓和列宁与列·达·托洛茨基在工会的工作和任务问题上的分歧为名，行帮助和掩护托洛茨基进行的派别活动之实。布哈林不久就放弃了自己的纲领，公开附和托洛茨基的立场。）的名义发言时，却认为自己不得不作如下的声明：
“……当火车有某种倾覆趋势时，缓冲器就不是那么不好的东西了。”（1920年12月30日辩论记录第45页）
这样说来，是存在着某种倾覆趋势的。然而，对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存在着这种倾覆趋势，以及这种趋势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有觉悟的党员怎么能漠不关心呢？
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一开始就声明，说“它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说参加编写小册子的是“一群负责工作人员，特别是工会工作者（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即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成立于1920年9月。两个运输工会之所以合并起来，是由于当时俄国运输业的破坏已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于瘫痪，因而需要建立起坚强的集中化的领导，以保证迅速完成恢复运输业的任务。由于任务的艰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工作中还采取了某些非常措施和军事工作方法。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恢复运输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后来却蜕化成为脱离职工群众的官僚主义的机关。1920年底-1921年初，领导这个机构的托洛茨基分子培植官僚主义，单纯采用行政命令和委派制，拒绝民主的工作方法。所有这些引起了工人群众对党的不满，并分裂了运输工人的队伍。俄共（布）中央谴责了这些错误做法。1920年11月8日和12月7日中央全会决定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工会一样划归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同时建议它改变工作方法。1921年3月根据俄共（布）中央决议召开的全俄运输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改选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制定了工会工作的新方法。）委员等）”，说这是一本“纲领性小册子”。而在提纲第4条末了，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话：“本次党代表大会必须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黑体是托洛茨基◎第393页◎用的）
如果这还不算是一个中央委员在建立派别组织，如果这还不算是“某种倾覆趋势”，那就请布哈林同志或他的任何一个同道者向党解释解释：俄文中“派别活动”和党的“倾覆趋势”究竟还有什么别的含义？？有的人愿意“缓冲”，却又故意无视这样的“倾覆趋势”，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奇特的失明吗？？
说来叫人难以置信，在中央委员会两次全体会议（11月9日和12月7日）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初稿及其所主张的党对工会的整个政策，作了空前详细的、长时间的和热烈的讨论之后，一个在19个中央委员中至今仍独持己见的委员，竟然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拉帮结伙，把他们的“集体”“著作”当作“纲领”发表，并且建议党代表大会在“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托洛茨基同志在1920年12月25日宣告说有两种趋势而且只有两种趋势（虽然布哈林在11月9日已经以“缓冲者”的姿态出现），这就非常明显地揭露了布哈林派所扮演的真正角色，说明它不过是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帮手——这一点就用不着我说了。这是附带的话。不过我要问问随便哪一个党员：要求对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作出选择”，搞这样的进逼和袭击岂不是头脑发昏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吗？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三年之后的今天，党内竟会有一个党员，就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问题发动这样的“袭击”，这岂不是太令人吃惊了吗？
不仅如此。请再看看这本小册子里的比比皆是的派别攻击吧。在提纲第1条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工会运动的某些工作人员”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架势”，这些工作人员被说成是“倒退到原则上早已为党所肃清的工联主义立场上去了”（大概，在19个中央委员中，代表党的只有1个人）。提纲第8条危言耸听地谴责“工会工作◎第394页◎者领导层中的工会保守主义”（请注意，把注意力集中在“领导层”上，这才是真正的官僚主义态度呢！）。提纲第11条一开始就极其委婉地、有根有据地、切实地（怎样才能说得更客气一点呢？）“暗示”出，“大多数工会工作者”只是“在形式上，即在口头上承认”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30的决议。
大多数(！！)工会工作者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党的决议——我们面对的是何等有权威的法官啊！
提纲第12条说：
“……许多工会工作者日益激烈地和不妥协地反对结合的前景……　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两位同志就属于这样的工会工作者。不仅如此，许多工会工作者拒绝接受新任务和新方法，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小团体的排他情绪和敌视本经济部门的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因而实际上支持了工会组织中的工人的行会习气的残余。”
请读者仔细地再把这些论断看一遍，并且好好地想一想吧。这里面“妙语”可真是多得惊人。首先，从这种言论的派别性的角度来给它一个评价吧！设想一下，如果托姆斯基发表一个纲领，责备托洛茨基和“许多”军事工作者培养官僚主义习气、支持野蛮制度的残余等等，那么托洛茨基会怎样说呢？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既然没有看到——简直没有注意到，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词句的激烈性和派别性，没有看到这里的派别性要比彼得格勒同志们的宣言严重好多倍，那么他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其次，请仔细考虑一下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吧：许多工会工作者“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情绪……”　这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态度。请看，全部问题在于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的是什么“情绪”，而完全不在于群众、千百万群众◎第395页◎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条件。
第三，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无意中道出了他和“缓冲派”布哈林等人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和掩盖的全部争论的实质。
全部争论的实质和斗争的根源，是在于许多工会工作者拒绝接受新任务和新方法并且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呢？
还是在于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群众理所当然地提出抗议并且不可避免地决心要抛弃那些不愿意纠正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新工作人员呢？
争论的实质，是在于有人不愿意了解“新任务和新方法”呢？
还是在于有人空谈什么新任务和新方法来拙劣地掩饰他对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庇护呢？
读者应牢牢记住全部争论的这个实质！◎第396页◎
形式上的民主和对革命的适宜性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所谓“集体工作的成果”的提纲中写道：“工人民主不懂得偶像”，“它只知道对革命的适宜性”（提纲第23条）。
托洛茨基同志这个提纲的遭遇是不愉快的。提纲中的正确的东西，不仅不是新的，而且是倒转过来反对托洛茨基本人的。而提纲中的新的东西，却又全都是不正确的。
我摘录了托洛茨基同志几个正确的论点。这几个论点，不仅在提纲第23条里所涉及的那个问题（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注：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是直属俄共（布）中央的运输业方面的临时政治工作机关，1919年2月建立，当时叫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处，1920年1月改为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建立交通总政治部的目的是：采取非常措施防止运输业遭到彻底破坏；加强对运输工人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领导；加强铁路工会使之成为进一步发展运输业的工具。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在铁路上实行了军事纪律。1920年，由于国内战争结束和转入和平建设，根据俄共（布）中央全会12月7日的决定，交通总政治部被撤销。））上，而且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都是倒转过来反对托洛茨基本人的。◎第396页◎
从形式上的民主来看，即使是反对整个中央的派别纲领，托洛茨基也是有权发表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1920年12月24日中央关于辩论自由的决议承认了这种形式上的权利，这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缓冲派布哈林承认托洛茨基有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却不承认彼得格勒组织有这种权利，这大概是因为布哈林在1920年12月30日甚至说出了“工人民主这个神圣的口号”这样的话（速记记录第45页）……
然而，对革命的适宜性如何呢？
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头脑健全、神志清醒、没有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或“缓冲”派的那种派别自尊迷了心窍的人，却会认为像托洛茨基这样一位权威的领袖就工会运动问题发表这种言论对革命是适宜的，这样的人能找到一个吗？？
就算托洛茨基指出的“新任务和新方法”非常正确——实际上他指出得完全不正确，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说——然而单是托洛茨基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无论对于他本人，对于党，对于工会运动，对于几百万工会会员的教育工作，或者对于共和国，都是有害的，这一点难道还能否认吗？
好心肠的布哈林和他的伙伴自称为“缓冲者”，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已下定决心不考虑采用这个称号必须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吧。◎第397页◎
工会运动中的分裂在政治上的危险性
大家都知道，大的分歧有时是由很小的、甚至开始时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发展起来的。大家都知道，每个人在一生中总要有几十次小的创伤或者擦伤的，但是，如果伤口化脓，如果引起血液感染，这◎第397页◎种小小的创作也会变成最危险的病症，甚至是不治之症。在一切冲突中（甚至在纯粹个人的冲突中）常常是这样。在政治上也常常是这样。
任何分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如果有可能发展成为分裂，发展成为严重的分裂而足以动摇和破坏整个政治大厦，足以造成——用布哈林同志的比喻来说——火车倾覆的话，那么这种分歧在政治上就会是危险的。
很明显，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中间出现的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尤其在无产阶级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很少数的情况下。而工会运动（我在1920年12月30日的发言中曾经极力强调，这是一个几乎全部组织在工会内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注：见本卷第367—368页。——编者注））中的分裂，正是意味着无产阶级群众的分裂。
正因为如此，在1920年11月2日至6日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于1920年11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共有261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202名，有发言权的59名。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问题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报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工会的生产任务；粮食运动与工会；工资政策与工人的物质供应；工会目前的组织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工会参加工农检查院；职业技术教育的当前措施；国际工人运动问题和国际工会理事会的建立。
俄共（布）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改变工会的工作方法即用民主的方法代替行政命令的军事的方法以适应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任务的问题。列·达·托洛茨基反对采用新的工作方法。11月3日，他在代表会议俄共（布）党团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了“整刷”工会的口号，要求“拧紧螺母”和立即实现“工会国家化”。托洛茨基的发言挑起了党内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争论。
11月5日，扬·埃·鲁祖塔克向代表会议作了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他提出的《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提纲。列宁肯定了这个提纲（见本卷第387-389页）。）上“风波掀起”（风波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掀起的）的时候，当会议刚刚结束……不，我说错了，当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非常激动的托姆斯基同志跑到政治局来，在非常冷静的鲁祖塔克同志的全力支持下，叙述了托洛茨基同志在会议上讲要“整刷”工会，而他，托姆斯基，与之争辩的情形，——当这件事发生时，我立刻毫不踌躇地断定，争论的实质正是在于政策（就是说在于党对工会的政策），而在这场争论中，托洛茨基同志和他提出的针对托姆斯基同志的“整刷”政策是根本错误的。这是因为，即使“整刷”政策部分地被“新任务和新方法”（托洛茨基提纲第12条）证明是对的，然而，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一政策也是完全不能◎第398页◎容许的，因为它有造成分裂的危险。
托洛茨基同志现在认为，把“自上而下的整刷”政策归罪于他，“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列·托洛茨基《答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载于1921年1月15日《真理报》第9号）。但是“整刷”这个词现在成了一个真正的“惯用语”，倒并不是仅仅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用了这个词，可以说它已经“传遍了”全党和工会。不是的。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从深刻得多的意义上说来，这个词还依然是很确切的。这就是说，这一个词就非常简练地表现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纲领性小册子的全部精神、全部倾向。托洛茨基同志这本纲领性小册子，从头到尾贯穿着的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整刷”政策的精神。回忆一下他对托姆斯基同志或“许多工会工作者”的责难，说他们“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就什么都清楚了！
但是，如果说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1920年11月2日至6日）还只是刚刚开始形成可能导致分裂的气氛，那么到了1920年12月初，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的分裂就已经成为事实了。
在评论我们的争论的政治实质时，这一事件是基本的，主要的，根本的；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以为对此沉默会有所帮助，那是枉费心机。在目前情况下，沉默非但不是“缓冲”，而且是火上加油，因为问题不仅已被现实生活提到日程上来，而且也由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纲领性小册子中强调地指出来了。正是这本小册子，在我所引证的几段话中（特别是在提纲第12条中），再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事情的实质究竟是在于“许多工会工作者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呢，还是在于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例如，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官僚主◎第399页◎义极端行为）引起群众理所当然的“敌视”呢？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1920年12月30日的第一次发言中，很有根据地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托洛茨基同志的极端拥护者”造成了分裂。也许布哈林同志正是因为这句话而责骂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是“废话”吧？然而现在任何一个党员，只要他读一读1920年12月30日辩论的速记记录，都会认为这种责备是不公道的，因为他会发现，援引确切事实和依据确切事实的正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而毫无事实根据、满嘴知识分子“空话”的，正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
当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是泥足的，它现在已经分裂成三截”的时候，索斯诺夫斯基同志立刻打断他的话，喊道：
“而你们还曾加以鼓励呢。”（速记记录第15页）
这是一种严重的指控。这个指控如果被证实，那么这个被指控为鼓励分裂——哪怕分裂的只是一个工会——的人，不论在中央委员会内，在俄国共产党内，或是在我们共和国的工会内，都将没有立足之地了。幸而这一严重的指控是由一位同志以不严肃的方式提出的。遗憾的是，这位同志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论战时表现出这种不严肃的“狂热”了。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对他自己的好文章，例如生产宣传方面的文章，有时也能添上“一勺焦油”，毁掉生产宣传本身的全部优点。常有一些脾气好的人（如布哈林），他们甚至在最激烈的斗争中，也能尽量少在自己的攻击中使用恶毒言词；但是也常有一些脾气不太好的人，他们动辄就在自己的攻击中使用恶毒言词。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在这方面如果能注意一下，或者请他的朋友帮他注意一下，那对他是会有益处的。
人们会说，虽然指控采取了不严肃的、不妥当的、显然是“派别◎第400页◎的”方式，但毕竟是提出来了。既然事情严重，那么与其缄默不言，倒不如实话实说，哪怕说得不妥当也好。
事情无疑是严重的，因为，我再说一遍，整个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这要超出人们的想象。好在我们有十分确凿、十分客观的具体材料，足以对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提出的问题给予实质性的答复。
第一，在速记记录的同一页上，我们可以看到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声明，他不仅回答了索斯诺夫斯基同志：“不对！”，并且还确切地举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季诺维也夫同志指出，托洛茨基同志本来想提出（我可以补充说：这显然是出于派别狂热）的，决不是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所提出的这种指控，而是要指控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俄共九月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促成了或引起了分裂。（我附带指出，这一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季诺维也夫在九月的发言，事实上已经得到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赞同，而且一次也没有看见有谁正式提出过反对。）
季诺维也夫同志回答说，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鲁祖塔克同志已经用他手里的记录证明，“这个问题〈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里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问题〉远在我〈季诺维也夫〉作任何发言之前，远在全国代表会议举行之前，就已经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北方和南方都讨论过了”。
这是一个十分明白、确切和符合事实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几千名担任负责工作的俄共党员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中所作的，而无论是在季诺维也夫这次发言之后曾经两次发言的托洛茨基同志，或是在季诺维也夫发言之后也曾经发过言的布哈林同志，都没有驳倒过他所指出的事实。
第二，对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所提出的指控，还有一个更确切和更正式地驳斥他的材料，那就是载于同一速记记录中的1920年◎第401页◎12月7日通过的俄共中央全会关于水运员工共产党员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中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鉴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水运员工之间发生冲突，中央委员会决定：(1)在联合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一个水运员工部。(2)在2月份召开铁路和水运员工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进行新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正常选举。(3)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旧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照常行使职权。(4)立即撤销水运总政治部（注：水运政治部（交通人民委员部水运总政治部）成立于1920年4月，是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分支机构。它的职责是：对行政业务部门实行政治监督；领导政治教育工作以迅速恢复水路运输业；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顿劳动纪律而斗争。1920年12月被撤销。）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并且根据正常的民主制原则，把它们所有的人员和资财转交给工会组织。”
读者由此可以看到，这里不但没有责备水运员工，而且相反，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承认他们是对的。不过，在1921年1月14日的共同纲领上署名的中央委员，没有一个人（除了加米涅夫）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这里所说的共同纲领就是《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是由一批中央委员和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提交中央委员会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草案。非中央委员而以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名义签名的是洛佐夫斯基。其余的人是：托姆斯基、加里宁、鲁祖塔克、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列宁、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和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
这个决议的通过是针对上面所列举的这批中央委员，即针对我们这一批人的。这是因为我们当时本来是会投票反对暂时保留旧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看到我们这一批人必然要获胜，托洛茨基才不得不去投票拥护布哈林的决议，因为不这样做，就会通过我们的决议。11月间曾经拥护托洛茨基的李可夫同志，在12月间参加了工会问题委员会处理水运员工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冲突的工作，也相信水运员工是正确的。
总起来说，中央委员会十二月会议（12月7日）的多数，是由◎第402页◎托洛茨基、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等等同志组成的，就是说，是由不可能被任何人怀疑是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抱有成见的一些中央委员组成的。而这个多数，就其决议的实质看来，所责备的并不是水运员工，而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只是拒绝立即加以撤换罢了。这就是说，索斯诺夫斯基的指控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
为了不致留下任何暧昧之处，还必须提到另外一点。我屡次提到的“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一指控有没有凭空虚构或言过其实的地方呢？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920年12月30日的第一次发言里同样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回答是十分准确的。季诺维也夫同志从印就的佐夫同志关于水路运输的命令（1920年5月3日）（注：水运总管理局局务委员会委员维·伊·佐夫1920年5月3日的命令载于《玛丽亚区水运管理局公报》第5期。命令说：“这样一来，水运方面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手工业方式、乱设委员会的做法、无组织和无权威状态已经成为过去，水运工作成为国家的了。担任领导的将是有相应权力的政治委员。委员会、工会以及选举产生的代表对技术和行政问题进行干预的权力已被废除。”这一命令把工会同已经过时的军队中的委员会相提并论，并以命令方式不让它们参加整顿水运的工作。）中援引了一段话，其中有这样一句：“乱设委员会的做法已经成为过去”。季诺维也夫同志正确地把这叫作根本性的错误。这也就是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的和“委派制”的极端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同时，季诺维也夫同志又立刻作了说明，认为有些被委派的同志“从受过的考验和具有的经验来说都远远不如”佐夫同志。在中央委员会里我曾听到过对佐夫同志的评价，说他是很可贵的工作人员，我在国防委员会（注：国防委员会（工农国防委员会）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贯彻它在1918年9月2日颁发的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的法令而于1918年11月30日设立的。国防委员会是苏维埃俄国的非常最高机关，有动员人力物力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全权。国防委员会的决议，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和机关、全体公民都必须执行。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国防委员会是组织共和国战时经济和编制计划的中心。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他军事机关的工作都处于它的严格监督之下。列宁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初，国防委员会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其任务是指导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国防机关的活动。劳动国防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37年4月。--346、377、403、435。）中观察到的情况，也完全证实了这样的评价。没有任何人想损害这样的同志的威信，也没有任何人想使他们成为“替罪羊”（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报告第25页，毫无根据地怀疑别人想这样做）。破坏“被委派者”威信的，不是那些纠正他们错误的人，而是那些当他们犯了错误的时候还想袒护他们的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工会运动发生分裂的危险并不是虚构的，而是现实的。我们同样可以明显地看到，并没有加以夸大的分歧实质究竟在什么地方：它就在于反对袒护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第403页◎义的和委派制的极端行为，反对为它们辩护，而力求纠正它们。全部问题就是这样。◎第404页◎
论原则分歧
但是，也许有人会这样对我们说：如果存在着根本的和深刻的原则分歧，那么这种分歧难道不足以证明甚至发表最激烈的派别言论也是有理由的吗？如果需要说些不容易理解的新的东西，那么这难道不足以证明有时甚至实行分裂也是有理由的吗？
如果分歧的确是极其深刻的，如果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纠正党或工人阶级的政策的错误方向，那当然可以证明是有理由的。
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分歧并不存在。托洛茨基同志力图指出这样的分歧，但是指不出来。如果说在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发表（12月25日）之前，还可以（而且应当）用有条件的或和解的口吻来说话（“即使有未被意识到的新任务，有分歧，也不能这样对待问题”），那么，在这本小册子发表之后，就必须说：托洛茨基同志小册子里所有的新东西，实质上都是错误的。
把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拿来同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11月2日至6日）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比较一下，就能最明显不过地看出这一点。我在12月30日的发言中和在1月21日的《真理报》上，都援引过鲁祖塔克同志的提纲（注：见本卷第387—389页。——编者注）。这个提纲比托洛茨基的提纲正确、完备。托洛茨基的提纲与鲁祖塔克的提纲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托洛茨基错误的地方。◎第404页◎
先从布哈林同志急急忙忙塞进12月7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有名的“生产民主”说起吧。如果这个笨拙的、知识分子生造的术语（“标新立异的词儿”）是用在一篇演说或一篇文章中，而我们却对它加以挑剔，那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是要知道，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正好是把自己置于一种可笑的境地：他们正是在提纲中坚持用这个术语，坚持用这个把他们的“纲领”跟工会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区别开来的术语！
这个术语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把“生产民主”跟任何其他的民主分割开来，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这样做只能造成混乱而丝毫没有意义，这是第一。
第二，请看一看布哈林自己在他起草的12月7日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对这一术语的解释吧。在这个决议中，布哈林这样写道：“因此，工人民主的方法应当是生产民主的方法。这就是说〈你们看：“这就是说”！布哈林在向群众说话时，一开始就用了一个必须特别加以解释的深奥的术语。我认为，从民主的观点来看，这是非民主的；写给群众看的东西，不应当用这种需要特别加以解释的新术语；从“生产”的观点来看，这是有害的，因为它使人们白费时间来解释无用的术语〉，进行一切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都应当不仅考虑政治坚定性，而且要考虑经济工作能力、行政管理工作资历、组织才能以及经过实际考验的对劳动群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心程度。”
这种论断显然是牵强附会和不正确的。民主的意义不仅是“进行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第405页◎并不是进行一切选举都要考虑到政治坚定性和经济工作能力。和托洛茨基的愿望相反，在拥有百万群众的组织中，还应当有一定百分比的调停人和官吏（在今后许多年内，没有好的官吏是不行的）。但我们并不说什么“调停人”民主或“官吏”民主。
第三，只注意被选举者，只注意组织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等等，是错误的。这些优秀人才终究只是少数。应当注意普通人，注意群众。鲁祖塔克的提纲对这一点不仅说得比较简洁，比较明了，而且在理论上也比较正确（提纲第6条）：
“……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懂得他所执行的生产任务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不仅能参加执行上级所交给的任务，而且能自觉地参加纠正生产方面的一切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缺点。”
第四，“生产民主”是一个可能引起误解的术语。可以把它理解成否认独裁制和一长制，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是要延缓实行或不愿实行普通的民主。这两种解释都是有害的，要想避免这种解释，就非加上冗长的和特别的注解不可。
鲁祖塔克简洁地表述了这些思想，他的表述比较正确，而且避免了所有这些毛病。而托洛茨基在1月1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他的《生产民主》一文中，不但没有对存在着这些错误和毛病这一点提出反驳（他完全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把自己的提纲拿来同鲁祖塔克的提纲比较），反而间接地证实了他的这个术语的错误和毛病，因为他把“军事民主”同“生产民主”相提并论。幸而，就我记得的说来，我们还从来没有为这类术语掀起过派别争论。
托洛茨基提出的“生产气氛”这样的术语，就更不妥当了。季诺维也夫很正确地讥笑了这个术语。托洛茨基气愤地反驳道：“我们曾经有过军事气氛……现在应当在工人群众中间——深入工人◎第406页◎群众，而不仅是在表面上——造成生产气氛，这就是说，要使他们对生产全力以赴，切实关心，就像过去对前线那样……”问题就在于对“工人群众”说话时，“深入工人群众”说话时，要像鲁祖塔克的提纲那样去说，而不要使用“生产气氛”之类的字眼，这种字眼只会引起误解或者传为笑谈。实际上，托洛茨基同志使用“生产气氛”这个说法所表明的思想，正是生产宣传这个概念所表明的思想。但正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在深入工人群众进行生产宣传时，应当避免这一类说法。如果要说明对群众不该怎么进行生产宣传，这个说法倒可以作为一个范例。◎第407页◎
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中主义
现在重新提出这样初步的、属于起码常识的问题，当然是很奇怪的。但遗憾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们两人责难我，说我把问题“偷换”了，或者说我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布哈林甚至把这点放进他的提纲里，并且企图把自己说成“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他说：我把这两种看法结合起来。
这种理论错误令人吃惊。我在发言里重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也许我的政治估计不正确？如果是这样，就请指出并且加以证明。可是，如果说（哪怕只是间接地提出）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第407页◎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两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换句话说，从政治上看问题，意思就是说：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如果由于党的错误而造成党和工会的分裂，那就一定会使苏维埃政权遭到毁灭）。可以（而且应当）从本质上来检查这种见解，就是说，来分析、研究、判断这样看问题究竟对不对。而如果说：我“尊重”您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态度，“但是”，这只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我们“还”需要“从经济上”看问题，这就等于说：我“尊重”您所说的采取这种步骤就是自取灭亡这种见解，但是，也请您权衡一下，是否丰衣足食要比饥寒交迫好些。
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中主义立场上去了。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事情说成这样：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你们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问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更具体些说吧。季诺维也夫说：“你们在工会中造成分裂，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至于提高生产的问题我早在1920年1月就已经谈过，并且写过文章，那时我曾经举修建澡堂作为例子。”托洛茨基回答说：“写了一本小册子，举了个澡堂的例子，真是了不起〈第29页〉，可是关于工会应该做什么，您却‘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有提〈第22页〉。”
不对。澡堂的例子——请原谅我说句笑话——可以值十个“生产气氛”再外加几个“生产民主”。澡堂的例子，正好是对群众，在◎第408页◎“深入群众”时简单明了地说明了工会应该做什么，而“生产气氛”和“生产民主”却是迷了工人群众眼睛的沙子，使他们对问题难以理解。
托洛茨基同志也责备了我，他说：关于“那种被称为工会机关的杠杆起着怎样的作用和应当起怎样的作用”，“列宁却一个字也没有提”（第66页）。
对不起，托洛茨基同志，我全文宣读了鲁祖塔克的提纲并表示同意这个提纲，因此我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要比你的整个提纲、整个报告或副报告和总结发言所说的更多，更充分，更正确，更简洁，更明白。因为，我再说一遍，就掌握经济、管理工业、加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来说，实物奖励和同志纪律审判会的意义要比“生产民主”、“结合”之类的完全抽象的（因而也是空洞的）字眼重要百倍。
在提出“生产”观点（托洛茨基）或克服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片面性以及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布哈林）的借口之下，使我们看到的是：
(1)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这表现在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了理论上错误的、折中主义的规定。
(2)为贯穿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的整刷政策这种政治错误辩护和掩饰。而这种错误，假如不认识，不改正，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
(3)在纯粹生产的即经济的问题方面，在怎样增加生产的问题方面，倒退了一步；就是说，从鲁祖塔克的切实的提纲，从这个提出了具体的、实际的、迫切的和活生生的任务（开展生产宣传，学会很好地分配实物奖和更正确地采用同志纪律审判会这种形式的强制）的提纲退了一步，退到抽象的、不具体的、“空洞的”、理论上错◎第409页◎误的、知识分子式的、一般的提纲上去，忘记了最实际最切实的东西。
在关于政治与经济的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和我为一方，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为另一方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就是如此。
因此，当我读到托洛茨基同志12月30日对我的反驳时，我不禁觉得好笑，他说：“列宁同志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我国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曾经说，我们要少搞一点政治，多搞一点经济，可是在工会问题上，他却把问题的政治方面放在第一位。”（第65页）托洛茨基同志以为这些话“正中要害”。实际上这些话正好说明他的概念极其糊涂，说明他的“思想混乱”已经到了极点。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而托洛茨基同志所犯的并且由布哈林同志加深的政治错误，却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迫使我们——遗憾得很——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来同工团主义倾向（它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同对工会运动的错误态度（这种态度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就一般的“提纲”进行争论，而不是进行切实的、实际的、“经济方面的”争论，即看看谁更好地更成功地根据11月2日至6日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分配了实物奖，组织了纪律审判会，实行了结合：是萨拉托夫面粉业工人，是顿巴斯煤矿工人，还是彼得格勒五金工人，如此等等。
拿“广泛辩论”是否有好处这个问题来说吧。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政治错误如何使我们离开了经济任务。我曾经反对所谓的“广泛”辩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破坏工会问题委员会是一个错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在这个委员会里本来是可以◎第410页◎进行切实的辩论的。我认为以布哈林为首的缓冲派的政治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缓冲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是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从“缓冲”的观点来看，他们正应当全力反对广泛的辩论，争取把辩论转到工会问题委员会里去进行。请看一看当时的情形吧。
12月30日，布哈林竟说：“我们宣布了工人民主这个新的神圣的口号，它的内容就是，一切问题都不应当在狭小的集体管理机构里讨论，不应当在小型的会议上讨论，不应当在自己的什么团体里讨论，而应当提到大型的会议上去讨论。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把工会的作用问题提到今天这样的大会上来讨论，我们决不是倒退了一步，而是前进了一步。”（第45页）这个人还责备过季诺维也夫净说废话和夸大民主呢！这才是十足的废话和“胡言乱语”，他根本就不懂得形式上的民主应当服从于对革命的适宜性！
托洛茨基丝毫也不高明一些。他指控说：“列宁想用一切办法来取消和破坏关于问题实质的辩论。”（第65页）他说：“为什么我不参加委员会呢？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在没有允许我像所有其他同志一样把这些问题全部提到党报上之前，我是不指望在小圈子里研究这些问题会带来什么好处的，因此我也就不指望委员会的工作会带来什么好处。”（第69页）
结果如何呢？从12月25日托洛茨基开始“广泛辩论”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在100个党的负责工作人员中，对这场辩论不感到头痛，不认为这场辩论毫无益处（甚至更坏些）的，恐怕已经一个也找不到了。这是因为托洛茨基使党浪费时间去对字眼、对糟糕的提纲进行争论，还骂委员会里那种正好是切实的对经济方面的研究是“小圈子里的”研究。这个委员会本来就是为了研究和检查实际经验，以便从中学习在真正的“生产”工作中前进，而不是后退，不◎第411页◎是从活生生的工作后退到各种各样的“生产气氛”这类僵死的经院哲学上去。
拿有名的“结合”来说吧。在12月30日我曾劝告大家对这个问题采取沉默态度，因为我们还没有研究好我们本身的实际经验，而不具备这个条件，关于结合的争论就必然会变成废话，使党的力量脱离经济工作而瞎忙一气。托洛茨基的提纲在这个问题上建议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工会代表占1／3到1／2，或占1／2到2／3，我把这个提纲叫作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注：见本卷第378—379页。——编者注）。
为了这件事，布哈林向我大发脾气。我从记录第49页上看到，布哈林很周密详尽地向我证明：“当人们聚在一起谈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不应当装聋作哑的。”（这一页上印的就是这样的话，一字不差！）托洛茨基也发火了，他喊道：
“我请你们每一位都在小本子上记下来：列宁同志在某月某日把这一点叫作官僚主义；我敢预言，再过几个月，这一点大家就都会知道，都会奉为准则，那时，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在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金属局等组织里，都会有1／3到1／2的兼职工作人员……”（第68页）
我读过这段话之后，就请米柳亭同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把现有的关于结合问题的印好的报告给我送来。我自己这样想：我就开始一点一滴地来研究我们的实际经验吧，因为光是说空话，既没有材料又没有事实根据，只是凭空编造分歧，炮制各种定义和“生产民主”，这样来从事“全党讨论”（布哈林在第47页上用的词，这大概也会成为“惯用语”，不亚于有名的“整刷”），实在是枯燥无味到了极点。
米柳亭同志给我送来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最高国民经济◎第412页◎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1920年莫斯科版；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920年12月19日）。该报告第14页上，载有一个表明工人参加管理机关情况的表格。我现在把这个表格照抄在下面（只包括一部分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企业）：
附图：
由此可见，就在目前，工人参加管理的，平均已经达到61.6％，就是说，已经超过半数，而接近2／3了！这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东西是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关于“1／3到1／2”或“1／2到2／3”，不管你是说也好，争论也好，写成纲领也好，都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全党讨论”，都是使人力、物力、注意力、时间脱离生产工作，都不过是没有重要内容的政客的空谈。而如果是在委员会里——在这里可以找到有经验的人，在这里不会同意不研究事实就写提纲——那我们就可以有成效地从事检查经验的工作，例如，找一二十个人（从1000个“兼职工作人员”中）问一问，把他们的印象和结论同客观的统计材料加以比较，设法对未来◎第413页◎的工作作出切实的、实际的指示：根据这些经验，现在是应当朝着原来的方向前进呢，还是应当稍微改变一下方向、方式和方法，如果改变又应当怎样改变，或者是为了对工作有利而暂时停下来，再去反复地检查经验，也许可以再把什么地方修改修改，如此等等。
同志们，一个真正的“经济工作者”（让我也来作些“生产宣传”吧！）一定知道，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里，资本家和托拉斯组织者，也要费好多年的工夫，有时是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和检查自己的（和别人的）实际经验，纠正和改变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次又一次倒退回去，经过多次纠正，才能找到完全适合某种业务的管理制度，选拔出高级和低级的行政管理人员，等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资本主义在整个文明世界中是依靠几百年的经验和习惯来经营自己的事业的。而我们则是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习惯进行极其长久的、顽强的和耐心的改造工作，而这一工作只能一步步来。像托洛茨基那样对待这个问题，是根本错误的。托洛茨基在他12月30日的发言中喊道：“我们的工人，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受过生产教育呢？有，还是没有？我的答复是：没有。”（第29页）这样来对待这种问题，是很可笑的。这就像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样：在这个师里有没有足够数量的毡靴呢？有，还是没有？
甚至再过十年，我们一定还会说：所有的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受过足够的生产教育。这正像再过十年，所有党、工会和军事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还没有受过足够的军事训练一样。但是生产教育的基础，我们已经奠定了，因为现在已有近千名的工人、工会会员和代表参加了管理机关，管理着企业、总管理局以及更高的机关。“生产教育”的基本原则，对我们这些从前的秘密工作者和职业政论家自己的教育的基本原则，就是遵照“七次量，一次裁”的◎第414页◎准则，自己动手并且教会别人动手去极其仔细地研究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坚持不懈地、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切实认真地检查这千把人所做的事情，更加小心谨慎地、认真地改进他们的工作，要在一定的方法、一定的管理制度、一定的比例、一定的人才的选拔办法等等都已经充分证明效果良好以后再向前进——这就是“生产教育”的主要的、根本的和绝对的准则，而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提纲，对待问题的整个态度，都正好违反了这个准则。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提纲，整个纲领性小册子，正好是用自己的错误使党的注意力和力量脱离切实的“生产”工作而去进行空洞的、毫无内容的争论。◎第415页◎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之二）
（1921年1月25日）
*（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这本小册子是1921年1月21日或22日开始写的，当时列宁正在哥尔克休养。1月22日晚，列宁返回莫斯科时，小册子已写了大半部分。1月25日，小册子完稿，当天付排。1月26日夜，印好的一部分小册子就分发给了到各地参加关于工会问题争论的党中央委员。1月27日，小册子全部印出。小册子封面上标明仅供俄共党员阅读。）
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学校”和“机关”
布哈林同志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就是他有理论修养，他对任何问题都要探究理论根源。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么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在内。
由于布哈林同志好在理论上钻研问题，所以他从12月30日的辩论开始（可能还更早些），就把争论转移到这方面来了。
布哈林同志在12月30日说道：“我认为有一点是绝对必要的（这里所说的“缓冲派”或缓冲派思想的理论实质就在于此），而且在我看来是完全无可辩驳的，那就是既不能抛弃这个政治因素，又不能抛弃这个经济因素……”（第47页）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第415页◎们的这种辩证关系）。“既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我已经用政治与经济这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以“缓冲”为例，这一点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党的列车有倾覆的趋势，那么缓冲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一点无可争辩。而布哈林是用折中主义的态度提出“缓冲”任务的，他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吸取了一点，又从托洛茨基那里吸取了一点。布哈林作为一个“缓冲者”，本来应当独立地确定，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是这些人还是那些人犯了错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犯了错误，是犯了理论上的错误，还是犯了政治上不策略的错误，是犯了发表派别言论的错误，还是犯了言过其实的错误，等等，然后再全力来抨击每种错误。但是布哈林并没有理解他的这种“缓冲”任务。下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铁路和水运员工工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常务局的共产党党团（这个组织是同情托洛茨基的，他们公开宣称：在他们看来，“在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的立场，是同一个观点的两种表现形式”）在彼得格勒把布哈林同志1921年1月3日在彼得格勒所作的副报告印成一个小册子（尼·布哈林《论工会的任务》1921年彼得格勒版）。在这个副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
“起初，托洛茨基同志曾经说，必须撤换工会的领导人员，必须选拔适当的同志等等，更早以前，他甚至曾经有过‘整刷’的观点，但是现在，他已经放弃这个观点了。因此提出‘整刷’作为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论据，是十分荒谬可笑的。”（第5页）
这段话里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我就不去多说了。（“整◎第416页◎刷”这个词，是托洛茨基在11月2日至6日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使用的。“选拔领导人员”，是托洛茨基在他11月8日提交中央的提纲第5条中说的，——顺便提一下，这个提纲已经由托洛茨基的一个拥护者印出来了。托洛茨基12月25日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从头到尾都贯穿着我在前面指出过的那种想法，那种精神。他的“放弃”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根本无人知道。）现在我要谈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缓冲”是折中主义的，那么这种“缓冲”就要放过一方面的错误，而只提到另一方面的错误，即对1920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几千名来自全俄各地的俄共工作人员面前所犯的错误只字不提，而只提到1921年1月3日彼得格勒的错误。如果“缓冲”是辩证的，那么这种“缓冲”就要全力抨击它从两方面或从各方面看到的每一个错误。布哈林却不是这样做的。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分析一下托洛茨基小册子中的整刷政策的观点。他干脆就不提它。这样扮演缓冲者的角色，难怪大家要觉得好笑了。
其次，从布哈林在彼得格勒的同一篇讲话的第7页上，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话：
“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为共产主义学校这一点辩护。”
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布哈林说道：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而托洛茨基说它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我看不出有任何逻辑上的根据，可以证明第一个论点不正确或第二个论点不正确，因为这两个论点都是对的，把这两个论点结合起来，也是对的。”（第48页）
在布哈林和他那一“派”或“派别”的提纲第6条里，也包含着◎第417页◎同样的思想：“……一方面，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愈来愈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政权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6日《真理报》）
布哈林同志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在这里，正是用折中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折中主义在各种“时髦的”和反动的哲学体系的作家当中是特别流行的）。
布哈林同志说到“逻辑上的”根据。从他的全部议论可以看出，他——可能是不自觉的——在这里所持的观点是形式逻辑或经院哲学逻辑的观点，而不是辩证逻辑或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观点。我现在就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起来阐明这一点，这个例子是布哈林同志自己用过的。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他说：
“同志们，对于这里发生的争论，也许在你们很多人当中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有两个人跑来互相质问，放在讲台上的玻璃杯是什么东西。第一个说：‘这是一个玻璃圆筒，谁说不是，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二个说：‘玻璃杯是一个饮具，谁说不是，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46页）
读者可以看到，布哈林想用这个比喻，向我通俗地说明片面性的害处。我接受这个说明，并且表示感谢，而为了用行动来证明我的感谢起见，我也来通俗地解释一下折中主义和辩证法的区别，以此作为答复。
玻璃杯既是一个玻璃圆筒，又是一个饮具，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一个玻璃杯不仅具有这两种属性、特质或方面，而且具有无限多的其他的属性、特质、方面以及同整个外界的相互关系和“中介”。玻璃杯是一个沉重的物体，它可以作为投掷的工具。玻璃杯可以用作镇纸，用作装捉到的蝴蝶的容器。玻璃杯还可以具有作为雕刻或绘画艺术品的价值。这些同杯子是不是适于喝东西，是不是用玻璃制成的，它的形状是不是圆筒形，或不完全是圆筒形等等，◎第418页◎都是完全无关的。
其次，如果现在我需要把玻璃杯作为饮具使用，那么，我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它的形状是否完全是圆筒形，它是不是真正用玻璃制成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底上不要有裂缝，在使用这个玻璃杯时不要伤了嘴唇，等等。如果我需要一个玻璃杯不是为了喝东西，而是为了一种使用任何玻璃圆筒都可以的用途，那么，就是杯子底上有裂缝，甚至根本没有底等等，我也是可以用的。
形式逻辑——在中小学里只讲形式逻辑，在这些学校低年级里也应当只讲形式逻辑（但要作一些修改）——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运用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同时运用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仅仅指出事物的不同方面的折中主义的定义。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一点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在变化着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第419页◎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注：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文集应把他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极详细的索引等等。这是因为这些专集应当成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了解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不过这些话都已经离开了“宣传”而转向“行政手段”了。）。）
自然，我还没有把辩证逻辑的概念全部说完。但是暂时这些已经够了。现在可以从玻璃杯转到工会和托洛茨基的纲领上来了。
“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布哈林这样说，并在他的提纲中这样写着。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为……学校这一点辩护”，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则在于没有充分估计到机关“这一点”。
为什么布哈林这种议论是僵死而空洞的折中主义呢？因为布哈林丝毫也不打算独立地即用自己的观点去分析目前这一争论的全部历史（马克思主义即辩证逻辑绝对要求这样做），去分析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对问题的整个看法，对问题的整个提法，——或者也可以说提出问题的整个方向。布哈林丝毫也没有这样做的打算！他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而搬弄一些纯粹的抽象概念，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吸取一点，从托洛茨基那里吸取一点。这就是折中主义。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来举一个例子。对于中国南部的起义者和革命者，我是一无所知的（我只是在好多年以前读过孙中山的两三篇论文，读过几本书和一些报纸上的文章）。既然那里发生了起义，那么在中国人中间想必也会有争论，某甲说起义是席卷◎第420页◎全民族的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某乙则说起义是一门艺术。我用不着知道更多的东西，就能写出像布哈林写的那样的提纲来：“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艺术“这一点”，另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尖锐化这一点”等等。这就是僵死而空洞的折中主义，因为在这里没有具体地研究当前这场争论、这个问题和这种对问题的看法等等。
工会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第三方面是劳动者的组织；第四方面是几乎纯属产业工人的组织；第五方面是按生产部门建立的组织（注：这里顺便指出，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也犯了错误。他以为产业工会就是应当支配生产的工会。这是不对的。产业工会就是按生产部门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会，这在目前的技术和文化的水平上，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在俄国或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如此等等。布哈林丝毫没有提出任何根据，丝毫没有作任何独立的分析，来证明为什么要提出问题或事物的前两“方面”，而不提出第三、第四、第五等方面。所以说布哈林派的提纲是彻头彻尾的折中主义的空谈。布哈林关于“学校”和“机关”的相互关系的整个问题的提法，是根本性的错误，是折中主义的。
要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空洞的抽象概念转到具体的即当前的这场争论上来。关于这个争论，无论拿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发生的情况来讲，或者拿托洛茨基本人在他12月25日的纲领性小册子中提出并加以阐明的情况来讲，都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整个看法和整个方向都是错误的。他不了解，无论在提出“苏维埃工联主义”这个问题时，在讲一般生产宣传时，或者在像他那样提出“结合”问题即工会参加生产管理问题时，都必须而且可以把工会看作学校。而在最后这个问题上，从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中的提法来看，错误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懂得工会是◎第421页◎学习在行政和技术上管理生产的学校。不是“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从各方面来看，针对当前的争论来说，针对当前托洛茨基对问题的提法来说，工会都是一所学校，是一所学习联合的学校，学习团结的学校，学习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管理的学校。布哈林同志不去了解并且纠正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反而作了一个可笑的修正：“一方面，另一方面”。
我们来更具体地研究研究问题吧。我们看一看，作为生产管理“机关”的目前的工会是怎样的。我们已经看到，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约有900名工人、工会会员和代表在管理着生产。当然，把这数目字增加到10倍、甚至100倍也未尝不可，为了向你们让步并且说明你们的根本性错误，甚至也可以假定在最近就能有这种难以置信的“发展”速度——就算是这样，直接进行管理的人，同总数为600万的工会会员比较起来，依然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像托洛茨基那样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领导层”上，只顾谈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和生产管理，而不考虑到98.5％的会员（600万减9万等于591万，等于总数的98.5％）正在学习，而且还应当长期地学习下去，那就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不是学校和管理，而是学习管理的学校。
托洛茨基同志在12月30日同季诺维也夫争辩，并且毫无根据和完全错误地指控季诺维也夫否认“委派制”，即否认中央进行委派的权利和义务，在争辩时，他无意中说出了一个极其典型的对比：
他说：“……季诺维也夫过分从宣传员的观点去对待每个实际的切实的问题，忘记了这不仅是鼓动的材料，而且是应当用行政办法加以解决的问题。”（第27页）◎第422页◎
现在我就来详细说明，如果以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会是怎样的情况。托洛茨基同志的根本性错误，恰恰也就在于他对他自己在纲领性小册子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以一个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的（确切些说，是胡乱对付），而对这些问题他本来是可以而且应当纯粹以宣传员的态度来对待的。
实际上，托洛茨基的好的东西是什么呢？不是在他的提纲中，而是在他的讲话中——特别是当他忘记了他与工会工作者中的所谓“保守”派进行的不成功的论战的时候——那种生产宣传无疑是好的和有益的。如果托洛茨基同志能以全俄生产宣传局的参加者和工作者的身分在工会问题委员会里进行切实的“经济性的”工作，发表讲话和文章，那他本来会给工作带来（并且无疑一定会带来）不少的益处。错误是在于“纲领性的提纲”。用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工会组织中的“危机”，对待工会中的“两种趋势”，对待对俄共党纲的解释，对待“苏维埃工联主义”，对待“生产教育”，对待“结合”，——就像一根红线，贯穿着这个“纲领性的提纲”。我现在已经把托洛茨基“纲领”谈到的主要问题都列举出来了，对待这些问题的正确态度在目前——根据托洛茨基所掌握的材料——只能是宣传员的态度。
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需的。党呢，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开除党籍而不是实行强制，这是一种特殊的诱导手段，是纯洁和锻炼先锋队的手段。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这个领域的特殊之点和主要之点不是管理，而是“中央”（自然也还有地方）“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我们党纲经济◎第423页◎部分中关于工会问题的第5条是这样说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5页。——编者注）。
对这个问题整个提法的错误，对这种相互关系的不理解，就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托洛茨基的整个纲领性小册子。
可以设想一下，假定托洛茨基能从另外一方面去对待整个问题，联系他的纲领中的其他问题来研究一下这个最有名的“结合”。可以设想一下，假定他的小册子是专门用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即详细地研究——譬如说——900件“结合”中的90件的情形，研究工会会员和固定的工会运动工作人员兼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管理工业的职务和工会中选举产生的职务的情形。可以设想一下，假定他把这90件事，跟抽样调查的统计材料，跟工农检查院及有关的人民委员部的检查员和指导员的报告一同加以分析，就是说，根据行政机关的材料加以分析，从工作的总结和结果、生产的成绩等等方面加以分析。总之，假定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问题，那么这样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就是正确的，只要是本着这样的态度，那就完全可以采用“整刷”的路线，就是说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应当撤换谁、调动谁、委派谁、现时对“领导层”提出些什么要求等问题上。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一些人印的布哈林1月3日在彼得格勒发表的讲话中，布哈林说，以前托洛茨基主张“整刷”，现在则已经放弃了这种观点。布哈林在这里也陷入了一种实际上令人发笑的、理论上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完全不相容的折中主义。布哈林抽象地看问题，而不会（或者说不愿）具体地对待问题。既然我们，党中央和全党，还要进行行政管理，就是说，还要管理国家，我们就决不会放弃而且也不能放弃“整刷”，即放弃撤职、调职、委派、开除等等办法。但是托洛茨基的纲领性小册子所谈的，根本不是这◎第424页◎么一回事，那里面根本没有提出“实际的切实的问题”。季诺维也夫跟托洛茨基争论过的，我们跟布哈林在争论的，全党在争论的，并不是“实际的切实的问题”，而是关于“工会运动方面的趋势”的问题（托洛茨基提纲第4条末尾）。
这个问题从实质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就事情的实质——当前这一具体“事情”的实质——来讲，要像布哈林（他自然是充满最人道的感情和意图的）所希望的那样，用折中主义的修改和补充去纠正托洛茨基的错误，那是办不到的。
这里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这就是，正确地解决关于“工会运动方面的趋势”、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国家、党和工会（“学校”和机关等等）的特殊作用的政治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在正确地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确切些说是不断进行——长期的、有系统的、坚持不懈的、耐心的、多方面的、反复的生产宣传，用国家机关的名义并且在国家机关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不断进行这种宣传。
第三，不要把“实际的切实的问题”跟关于趋势的争论（这种争论是“全党讨论”和广泛辩论必然有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要切实地提出这些问题，在切实地研究问题的委员会中提出这些问题，同时要询问见证人，研究报告和统计材料，然后在这一切的基础上（必须在这一切的基础上，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相应的苏维埃机关、党的机关或这两种机关的决定来进行“整刷”。
而我们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里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混合物：在对待问题的态度上犯了政治错误，割断了中间的联系和传动带，迫不及待要采取徒劳的、没有效果的“行政手段”。既然布哈林用他的“玻璃杯”提出了理论根源问题，那么他们的错误的“理论” ◎第425页◎根源是很清楚的。布哈林的理论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认识论的错误），就在于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布哈林折中主义地提出问题，结果自己完全弄糊涂了，竟然发表了工团主义的言论。托洛茨基的错误是：片面、狂热、夸大、固执。托洛茨基的纲领是：玻璃杯是饮具，而这只玻璃杯是没有底的。◎第426页◎
结　论
现在我还要简单地谈几点，要是不谈，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纲领”第6条里，重述了俄共党纲经济部分的第5条，即关于工会问题的一条。再往下两页，在提纲的第8条里，托洛茨基同志宣称：
“……工会在失去了旧的生存基础即阶级的经济斗争以后〈这是错误的，这是一种轻率的夸大，因为工会虽然失去了阶级的经济斗争这样的基础，但是从反对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来说，从采取苏维埃机关所办不到的办法和手段去保护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来说，以及从其他等等方面来说，工会却远远没有失去——而且，很遗憾，在很多年之内都不会失去——非阶级的“经济斗争”这样的基础〉，由于种种条件，还来不及在自己队伍中集合起必要的力量，并且规定出必要的方法，以便能够有效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向它提出的、在我们党纲中规定下来的新任务：组织生产。”（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提纲第9页第8条）
这又是一种可能发展成重大错误的轻率的夸大。党纲并没有“组织生产”这样的规定，也没有对工会提出这样的任务。现在我们就按照我们党纲原来的次序，逐步地来探究其中所包含的每个思◎第426页◎想和每个论点：
(1)“社会化工业的组织机构〈不是一切机构〉应当首先〈而不是仅仅〉依靠工会”。(2)“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如何摆脱呢？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进行教育及其他各种诱导的过程中〉，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产业联合组织”。
这是党纲讲到工会的那一条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到，这一部分一下子就给今后提出了很“严格的”和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才能实现的“条件”。往下又说：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看，这里用词是很慎重的：只是参加者〉，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请注意：应当做到切实集中的，不是各个工业部门的管理，也不是工业的管理，而是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并且是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这是一个经济条件，这个条件只有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小生产者在全部人口中和国民经济中已经少于半数的时候，才算是实现了〉。工会在用这样的方法〈正是“用这样的方法”，即逐步实现上述的各种条件〉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应当广泛地吸引后者〈即群众，即人口的大多数〉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防止苏维埃政权经济机关官僚化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的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提供了可能性。”
可以看到，最后一句里的“参加经济管理”，用词又是很慎重的；这里又指出了吸引广大群众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主要（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末了又十分慎重地指出：为“人民”，即工农的而决◎第427页◎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监督”“提供了可能性”。
把这一切归结为我们党纲给工会“规定了”“组织生产”的任务，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坚持这种错误，把它写进纲领性的提纲，那结果就只能是一种反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倾向。
附带说一下。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还这样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不是接近了党纲所提出的目标，而是离它更远了。”（提纲第7页第6条）这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不能像托洛茨基在辩论中那样，用指出工会“自己”承认这个事实的办法来证明这一点。对党来说，这并不是最后的结论。一般说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大量事实进行极其严肃的客观的研究。这是第一。第二，就假定这一点得到了证明，也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离得更远了？是像托洛茨基所想的那样，由于“许多工会工作者”“拒绝接受新任务和新方法”呢，还是由于“我们”“还来不及在自己队伍中集合起必要的力量，并且规定出必要的方法，以便”阻止和纠正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呢？
说到这里，应当提一下布哈林同志12月30日对我们提出的责备（昨天，1月24日，在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辩论中，托洛茨基也重申了这一点）。他责备我们“放弃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规定的路线”（12月30日辩论记录第46页）。据他说，列宁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经主张劳动军事化，而讥笑别人拿民主当借口，可是现在，他却“放弃了”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在他12月30日的总结发言中，可以说是给这种责备又撒上了一把胡椒面。他说：“列宁是估计到工会里正在形成……一个有反对派情绪的同志的派别这一事实的”（第65页）；列宁的态度是“着眼于外交手腕”（第69页）；是“在党内派别中间看风使舵”（第70页），等等。托◎第428页◎洛茨基同志这样来叙述事情，对托洛茨基同志来说，自然是很舒服的，而在我听来，则比不舒服还要坏些。不过，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就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托洛茨基和克列斯廷斯基都肯定了一个事实，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早在7月间（1920年）就向中央提出了我们在工人组织内部生活方面应当转到新的轨道上去的问题”（第25页）。8月间，中央批准了由季诺维也夫同志起草的中央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和扩大民主的信。9月间，在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决定。12月间，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被提到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这就是说，整个中央委员会、整个党和整个工农共和国，都认为有必要把官僚主义以及同它进行斗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由此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放弃了”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呢？不能。这里根本就不存在放弃的问题。关于劳动军事化等问题的决定，是无可争辩的。我毫无必要收回我对那些拿民主当借口来反对这些决定的人的讥笑。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将在工人组织内扩大民主，但是决不把民主变成偶像；我们将极其注意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工作；对于任何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无论是谁指出的，我们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纠正。
最后，对重点制和平均制这个小问题，再谈一点意见。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我曾经说过，托洛茨基同志提纲第41条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照他说来，应当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制，而在生产方面实行重点制。我曾经答复说，重点制就是优先照顾，照顾不包括消费，那就无所谓照顾了。托洛茨基同志因此责备我，说我“过分健忘”，说我用“恐吓手段”（第67页和第68页），我很奇怪，他怎么没有说我看风使舵、玩弄外交手腕等等。◎第429页◎托洛茨基对我的平均路线作了“让步”，而我还在向托洛茨基进攻。
实际上，关心党的事业的读者，都可以查到确切的党的文件，那就是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议第4点，以及托洛茨基的纲领性提纲第41条。无论我怎样“健忘”，无论托洛茨基同志的记忆力多么好，事实总是事实：提纲第41条中有理论上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在中央11月9日的决议中是没有的。这个决议说：“中央认为，在经济计划的执行上，有保留重点制原则的必要，同时也完全赞同最近一次〈九月〉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认为在各种工人和相应的工会的地位方面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转到平均制，并且不断加强整个工会组织。”显然，这是针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而言的，这个决议的确切含义是曲解不了的。重点制并没有废除。对于重点的（在经济计划的执行方面）企业、工会、托拉斯和主管部门，仍然要优先照顾；但同时，“平均路线”（这条路线不是“列宁同志”要坚持，而是党代表会议和中央，也就是说，全党已经批准了）又明白地要求：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转到平均制。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没有执行中央十一月的这一决议，这从中央十二月的（由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出的）决议中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决议再次提到了“正常的民主制原则”。提纲第41条的理论上的错误，就在于它说应当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制，在生产方面实行重点制。这从经济上来说是荒唐可笑的，因为这样就把消费和生产割裂开了。我决没有说过而且也不能说出这一类的话。一个工厂不需要了，那就把它关闭；所有不是绝对需要的工厂都要关闭。在绝对需要的工厂当中，优先照顾重点。例如，优先照顾运输业。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为了使这种照顾不至于过分，并且鉴于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照顾已经过分，党（而不是列宁）才指示：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转到平均制。如果托洛茨基在十一月全会已经作了确切的、理论上正◎第430页◎确的决议之后，还要发表关于“两种趋势”的派别性小册子，还要在提纲第41条中提出他自己的、从经济上来说是错误的提法，那就只好怨他自己了。
今天是1月25日，自从托洛茨基同志发表他的派别言论以来，刚好过了一个月。现在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种形式上不恰当的和实质上不正确的言论，使党脱离了切实的、实际的经济生产工作而去纠正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错误。但是古语说得好：“因祸得福。”
据传说，外界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说得非常离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都已经聚集到（显然现在还在继续聚集到）反对派的周围，他们到处造谣生事，散布极其恶毒的言论，制造流言蜚语，千方百计地诬蔑党，诽谤党，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作。这是资产阶级（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政治手法，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怀着强烈的仇恨，而且由于十分明白的原因也不能不怀着这种仇恨。每一个有觉悟的党员，都熟悉资产阶级的这一套政治手法，并且了解它的真正的价值。
中央内部的分歧使我们不得不把问题交给全党。辩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分歧的本质和范围。这样，谣言和诬蔑就破产了。党正在同派别活动这种新的病症（因为我们在十月革命之后，已经把它忘记了）作斗争中学习和受到锻炼。实际上，这是一种旧病，在今后若干年内，它大概免不了还要复发的，然而现在是能够而且应当更快更容易地把它治好的。
党在学习不夸大分歧。在这里不妨把托洛茨基同志在谈到托姆斯基同志时提出过的正确意见重述一下：“我在和托姆斯基同志进行最尖锐的论战时，总是说，我十分清楚，只有像托姆斯基同志◎第431页◎这样有经验有威信的人，才能当我们工会的领导者。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团中，我曾经这样说过，最近在济明剧院，我也这样说过（注：1920年12月24日，苏俄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在过去的济明剧院召开了工会运动工作者积极分子和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的联席会议。列·达·托洛茨基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挑起了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公开争论。）。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要互相排挤，而是要互相促进。”（12月30日辩论记录第34页）不用说，党是会把这一正确的论断同样也用于托洛茨基同志的。
在辩论期间，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和他那一派人，即所谓“工人反对派”（注：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首领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谢·巴·梅德维捷夫、亚·米·柯伦泰等。工人反对派作为派别组织是在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形成的，但是这一名称在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即已出现。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则早在1919年就已开始形成。在1920年3-4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施略普尼柯夫提出了一个关于俄共（布）、苏维埃和工会之间关系的提纲，主张由党和苏维埃管政治，工会管经济。在1920年12月30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施略普尼柯夫要求将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工会。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表达得最充分的是柯伦泰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它要求把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加入各产业工会的生产者的代表大会，由他们选举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各个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也分别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且党政机关不得否决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工人反对派曾一度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1920年11月，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它的纲领获得了21％的票数。1921年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则获得30％的票数。由于党进行了解释工作，工人反对派的人数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已大大减少，它的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票不足6％。第十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并决定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但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在这次代表大会后仍继续保留非法的组织，并且在1922年2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送了一份题为《二十二人声明》的文件。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粉碎了工人反对派。），特别明显地暴露出了工团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一种明显地背离党、背离共产主义的倾向，所以对这种倾向必须特别注意，必须特别加以讨论，必须特别注意向大家宣传和说明这些观点的错误所在，以及这种错误有什么危害。布哈林同志曾经讲出“必须接受的人选”（即工会参加管理机关的人选）这种工团主义的话，今天又在《真理报》上为自己的话作了很笨拙的并且显然是错误的辩解。你们看见了吧，他在其他几点上又说到了党的作用！当然罗！否则的话，这就等于退党了。否则的话，这就不仅仅是一种需要纠正和易于纠正的错误了。如果说到“必须接受的人选”，而不立即补充说，这些人选对党并不是必须接受的，那么这就是工团主义的倾向，这就同共产主义不相容了，就同俄共党纲不相容了。而如果补充说：“对党并不是必须接受的”，那就是用扩大工人权利的幻影去欺骗非党工人，而实际上却丝毫不会改变现状。布哈林同志愈是为他那种理论上显然错误、政治上带有欺骗性的背离共产主义的倾向辩护，这样固执己见的结果也就愈可悲。要为无法辩护的东西辩护，总是不会成功的。党并不反对任何扩大非党工人权利的措施，但是只要略微考虑一下就可以理解，在这方面什么办法是可以采取的，什么办法是不能采取的。
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辩论中，施略普尼柯夫的纲领虽然得到了在这一工会里特别有威望的基谢廖夫同志◎第432页◎的支持，还是遭到了失败：137票赞成我们的纲领，62票赞成施略普尼柯夫的纲领，8票赞成托洛茨基的纲领。工团主义的倾向是应当治好而且也一定能够治好的。
一个月来，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一些外省城市已经表明，全党对辩论作出了反响，并且以绝对多数否决了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路线。如果说在“上层”、“地方领导”、委员会和机关里显然有过摇摆的话，那么普通党员群众、工人党员群众的多数而且是绝对多数，却是反对这条错误路线的。
加米涅夫同志告诉我说，1月23日在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的辩论会上，托洛茨基同志曾经声明收回他本人的纲领，而在新的纲领基础上同布哈林派联合起来。可惜，无论1月23日或24日，当托洛茨基同志在矿工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言反对我时，我都没有听到他有一个字提到这一点。是不是托洛茨基同志又改变了他的主张和纲领，或者这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同志1月23日的声明表明，党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而仅仅反映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少数省会的意见，就已经坚决、果断、迅速而毫不动摇地一下子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纠正过来了。
党的敌人只落了一场空欢喜。他们想利用党内有时不可避免的分歧来危害党、危害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没有得逞，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得逞。
　1921年1月25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63—306页◎第433页◎
　1921年1月25日和26日由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报刊部印成单行本
论统一的经济计划（1921年2月21日）
一些谈统一的经济计划的文章和议论使人产生一种难堪的印象。请看看列·克里茨曼在《经济生活报》（注：《经济生活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Жизнь》)是苏维埃俄国的报纸（日报），1918年11月起在莫斯科出版。该报最初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1921年7月24日起是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报，后来是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关和银行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37年11月16日，《经济生活报》改组成为《财政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吧（第一篇发表于1920年12月14日，第二篇——12月23日，第三篇——2月9日，第四篇——2月16日，第五篇——2月20日）。空话连篇。舞文弄墨。不愿考虑这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就，也不愿加以研究。一味议论（在五篇冗长的文章里！）应该怎样着手研究，却不去研究具体材料和事实。
再请看看米柳亭的提纲（2月19日《经济生活报》）和拉林的提纲（2月20日《经济生活报》），仔细听听“负责”同志们的言论吧。根本缺点也同克里茨曼一样。枯燥到极点的经院哲学，直到空谈什么链式联系的规律等等；这种经院哲学，文人气官僚气兼而有之，就是没有一点实际的东西。
更坏的是，人们竟用傲慢的官僚主义冷淡态度对待那种已经完成的和必须继续做下去的实际工作。几次三番毫无意义地“生产提纲”或凭空编造一些口号和草案来，却不仔细用心地去了解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
关于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所写的唯一的一部严肃的著作，就是《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即“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注：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和指示成立的。1920年2月7日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协同农业人民委员部制定建立电站网的计划草案。1920年2月21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根据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协议，批准成立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委员会于1920年3月20日开始工作，并且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拟定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的总规划。--362、434。）向◎第434页◎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一件文献。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12月22-29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537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72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809名。按党派区分，代表中有共产党员2284名，党的同情者67名，无党派人士98名，孟什维克8名，崩得分子8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名，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党派的成员。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战争胜利结束、经济战线成为主要战线的时候召开的。大会议程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俄罗斯电气化；恢复工业和运输业；发展农业生产和帮助农民经济；改善苏维埃机关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预先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进行讨论。
大会的工作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所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完全赞同政府工作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在列宁倡议下制定的国家电气化计划和列宁起草的关于电气化报告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92-193页）。大会审议了人民委员会1920年12月14日通过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法案，并一致通过了这一法案。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苏维埃建设的详尽决定。这个决定对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相互关系作了调整。大会还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新条例，选举了由300名委员和10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338、381、392、435、510、527、542。）提出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1920年12月出版并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分发给代表们的。在这部著作里叙述了我们共和国的优秀学者受国家最高机关委托所拟订的——当然只是大致拟订的——统一的经济计划。而同大官们的不学无术的自负和同共产党员著作家们的知识分子的自负作斗争，就得从极平常的事情做起，即从简略地叙述这部著作的写作经过及其内容和意义做起。
1920年2月2日至7日，即在一年多以前，开了一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电气化的决议。在这项决议中有如下一段话：
“……除必须完成整顿运输业、消除燃料危机和粮食危机、消灭流行病以及建立纪律严明的劳动军50等方面最迫切最紧急最不容拖延的头等重要任务以外，现在苏维埃俄国初次有可能着手进行比较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科学地制定并彻底执行整个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鉴于电气化事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估计到电气化对工业、农业、运输业等等的重大意义，特决定：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农业人民委员部一起制定建立电站网的计划草案……”
看来很明白了吧？“科学地制定整个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难道这些话的意思，我们最高政权机关的这项决议的意思，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地方吗？如果那些在“专家”面前炫耀自己的共产主义的著作家和大官不知道这项决议，那么我们只好提醒他们说：对我们自己的法律无知，并不是论据。
为了执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于1920年2月21日批准在电力局下设电气化委员会，后来国防委员会146又批准了关于“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条例。该委员会的人选，则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农业人民委员◎第435页◎部协商确定和批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在1920年4月24日就已出版了它所创办的《公报》（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公报》(《Бюллетен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Комиссиипо　ЭлектрификацииРоссии》)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国家技术出版社于1920年4-8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5期。）第1期，上面载有极详细的工作计划，列出了负责人员、学者、工程师、农艺师和统计学家的名单，这些人员参加各种分委员会，领导各个地区的工作，担负各种明确规定的任务。单单这些工作项目及其负责人员的名单，就在第1期《公报》中占10页篇幅。凡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以及交通人民委员部所知道的优秀人才，都被吸收来参加这项工作。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就是上述那部内容丰富的——并且是极为出色的——科学著作。参加该书编写工作的有180多位专家。他们送交“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著作共计200多篇。首先，书中载有对这些著作的综述（该书的第一部分，计占200多页篇幅）：（一）电气化和国家经济计划；（二）燃料供应（附有详细制定的最近10年俄罗斯联邦“燃料预算”，以及对这方面所需的工人人数的估计）；（三）水力；（四）农业；（五）运输业；（六）工业。
这个计划预定大约在10年内完成，计划上载有工人人数和动力数量（单位为千马力）。诚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初步的、粗略的甚至含有错误的计划，只是一个“大致拟订的”计划，但它是一个真正科学的计划。专家们在计划中对一切基本问题作了确切的计算。他们对各个工业部门作了计算。举个小小的例子来说，计划中有皮革生产的规模，按每人平均需要两双皮鞋（3亿双）的计算，等等。总之，计划中既有电气化的物资平衡表，又有电气化的资金（按金卢布计算）平衡表（需近37000万个工作日，多少桶水泥，多少块砖，多少普特铁、铜等等，涡轮发电机总功率多大等等）。这个平衡表预计，在10年内加工工业的产量增加（“根据很粗略的估计”）◎第436页◎80％，采掘工业的产量增加80—100％。金卢布平衡表中的赤字（正数110亿，负数170亿，赤字共计将近60亿）“可以通过租让和信贷业务来抵补”。
计划上指明了第一批区域电站（20座火电站，10座水电站）的位置，并且详细说明了每座电站的经济意义。
在综述之后，该书还载有（分别标明页码的）下列各个地区的工程大纲：北部地区、中部工业区（这两个区的工程大纲规定得特别明白、详尽而确切，所根据的是极丰富的科学材料）、南部地区、伏尔加河沿岸区、乌拉尔地区、高加索地区（把高加索当作整体，因为预计各共和国在经济上将进行协调）、西西伯利亚以及土耳其斯坦。对于每一个地区的考虑都不限于第一批电站。还有所谓“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甲号计划”，即最合理最经济地利用现有电站的计划。另一个不大的例子是：计划上预计在北部地区（即彼得格勒区）把彼得格勒所有电站联接起来后可以节省电力，约近半数的电力可以（北部地区工程大纲第69页）输送到北部浮运木材的地点，即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地去用。在这种条件下，增加木材的采伐和向国外浮运，就有可能“在最近时期每年提供5亿卢布的外汇收入”。
“每年从出卖北部木材所赚得的钱，在最近几年内就能达到相当于我国黄金储备额那样大的数目”（同上，第70页），这里当然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从空谈计划转到研究并且实际执行由学者们制定的这个计划！
还必须讲到一点，就是问题（当然远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已有了初步的年度规划，即不仅是一般计划，而且作了预计：每年（从1921年起至1930年止）有多少座电站可以开始发电，以及现有的电站可能扩建的规模（也得具备上面所说的条件，这在我国知识分◎第437页◎子文人习气和大官的官僚主义习气盛行的环境中可是不太容易实现的）。
为了认识清楚“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所完成的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全部价值，我们不妨看看德国的情形。德国有一位学者巴洛德进行了类似的工作。他编制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德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科学计划（注：指德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卡尔·巴洛德的《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一书。该书于1898年在德国出版，1919年出了经过修订的第2版。俄译本于1920年在莫斯科出版。）。这个计划在资本主义德国不免要落空，只要纸上谈兵和单枪匹马的工作。而我们则提出了国家任务，动员了几百个专家，在十个月内（当然不是像最初预定的那样在两个月内）制定了一个科学的统一的经济计划。我们理应以这一工作自豪；只是必须懂得应该怎样去利用这一工作的成果，现在我们正是必须对不懂得这一点的现象进行斗争。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写道：“……代表大会……赞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机关，特别是‘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为制定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所进行的工作……认为这个计划是伟大经济创举方面的第一个步骤，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等等完成这个计划的制定工作，并批准这个计划，而且务必在最短期间完成……　责成……采取各种措施来最广泛地宣传这个计划……共和国所有的学校毫无例外地都应当学习这个计划”（注：引自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9日通过的关于电气化的决议。这个决议的草案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92—193页）。——编者注）等等。
莫斯科某些人对这个决议所持的态度，他们企图胡乱“解释”这个决议，甚至对它置之不理，这最明显地表明我们机关中特别是上层机关中存在着毛病，即官僚主义病和知识分子病。著作家们不宣传这个已经制定的计划，却一味起草提纲，空洞地议论怎样着手◎第438页◎制定计划！大官们纯粹官僚式地强调必须“批准”计划，他们指的不是提出某些具体任务（例如必须建设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建设，向国外购买什么东西等等），而是提出另定新的计划这类糊涂透顶的主张！他们什么都不懂，简直令人吃惊，竟然说什么在建设新东西以前至少先得把旧东西恢复一部分呀；说什么电气化很像电气幻想呀；说什么为什么不实行煤气化呀；说什么“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中都是资产阶级专家而很少有共产党员呀；说什么“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应当提供的是鉴定人员而不是计划委员会呀，如此等等。
危险的正是这种意见纷纭，因为这表明这些人不善于工作，表明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者的自负压倒了真正的实干。嘲笑计划是幻想，提出实行煤气化之类的问题，正是暴露了不学无术的自负。随随便便地纠正几百个优秀专家的工作，用一些庸俗的笑话来回避问题，以自己有权“不予批准”而狂妄自大——难道这不是可耻的行为吗？
应该学会尊重科学，应该屏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应该学会利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实践，有系统地从事工作！
当然，关于“计划”这个东西本来可以无止境地谈论和争论下去。然而我们决不应当容许对“原则”（即编制计划的“原则”）作空泛的议论和争论，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应该着手研究现有的这个唯一科学的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当然，“批准”和“不予批准”之权始终操在某个或某些大官手里。如果正确地理解这种权利，并且正确地解释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批准它赞同的以及它认为应当竭力广泛宣传的这个计划的决议，那就应当把“批准”理解为提出一些订货单和发布一些命令：什么东西◎第439页◎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购买，什么东西应该开始建设，什么材料应该收集和运到某地等等。如果官僚主义地解释问题，那么“批准”就是意味着大官们的刚愎自用，官场拖拉习气，玩弄审查委员会之类的把戏，一句话，就是用纯粹的官僚态度葬送实际工作。
我们且从另一方面来看看这个问题吧。必须着力把科学的电气化计划与日常的各个实际计划及其具体实施结合起来。这当然是完全不容争辩的。究竟怎样结合呢？为要知道这一点，经济学家、著作家和统计学家就不应当空谈一般计划，而应当详细研究我们的各种计划的执行情况、我们在这种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以及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不进行这种研究，我们就会盲目行动。只要进行这种研究，同时研究实际经验，剩下的行政事务问题就完全是小问题了。我们的计划委员会真是太多了。要进行合并，应当从某甲所主管的那个机关里拿出两个人来，再从某乙所主管的那个机关里拿出一个人来，或是相反。再把这几个人并入总的计划委员会下面的某个分委员会。显然，这正是一种行政事务，如此而已。反复试验，选出最好的方案来，——为这样简单的事多费唇舌，就显得可笑了。
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的人员不善于处理问题，他们用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者的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日常的粮食计划和燃料计划。我们在这两种计划中都犯过一些明显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是不会有异议的。精明能干的经济学家不会去编制毫无意义的提纲，而会去细心研究事实、数字和材料，分析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然后指出：我们在某某地方犯了错误，要如此这般来加以改正。精明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一定会根据这种研究，提出建议或自行采取措施，来调换工作人员，改变汇报制度，改组机构等等。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看到过有人用这两种切实◎第440页◎的态度来对待统一的经济计划。
毛病就在于，人们不正确地处理共产党员对待专家的态度问题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待学者及著作家的态度问题。在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上，也像其他任何问题一样，有些事情（而且总是会出现一些新的事情）只需要共产党员来解决，或只需要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这是不容争辩的。但这完全是抽象的说法。而目前在我们这里对这个问题持错误态度的正是共产党员著作家和共产党员行政管理人员，他们不能理解，这方面应该多向资产阶级专家和学者学习，少玩弄些行政手段。除了已经由“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的计划以外，再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统一的经济计划。应该根据仔细研究过的实际经验来补充、发展、修改和实施这个计划。如果持相反的意见，那就像党纲所说的，完全是一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6页。——编者注）。那种认为在俄罗斯联邦除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以外还可能有另外一个计划委员会的想法，同样是一种不学无术的自负，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对该委员会的成员作局部的切实的调整会带来益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只有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工作，才能在改进我们的国民经济总计划方面做出某种重大的事情来，否则就是玩弄行政手段，或者简单一点说就是刚愎自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里的共产党员的任务就是要少发号施令，确切些说完全不要发号施令，而要对科学和技术专家（正如俄共党纲所说的那样，“他们大多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6页。——编者注））采取异常慎重和灵活的态度，要向他们学习，要帮助他们扩大眼界，要以相应的科学的成果和材料为根据，要记◎第441页◎住，工程师为了接受共产主义而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的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共产主义，农艺师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林学家也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如此等等。一个共产党员若不能证明自己善于把专家们的工作统一起来并虚心地给以指导，了解事情的本质，详细地加以研究，那么这样的共产党员往往是有害的。这样的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很多，我宁可拿出几十个来换一个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的和内行的资产阶级专家。
至于那些没有参加“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共产党员，他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帮助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经济计划。如果他们是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或著作家，那么他们首先应该研究清楚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然后才能根据对有关事实的详细研究，提出改正错误、改进工作的意见。研究是学者的事情。既然我们这里早已不是在谈一般原则，而是谈实际经验，那么，对我们来说，那些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精通业务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这种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无论白天或黑夜随时都愿意起草“提纲”，提出“口号”，发表完全抽象的议论。多了解一些事实，少来一些竞相标榜共产主义原则性的口角吧。
另一方面，如果某个共产党员是行政管理人员，那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防止热中于发号施令，首先要考虑到科学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首先要问一问事实是否经过检验，首先要研究（通过报告、报刊、会议等等）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来纠正已经在进行的工作。少用些季特·季特奇（注：季特·季特奇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式的手段（“我可以批准，也可以不批准”），多研究些我们的实际错误吧。
老早就有人指出过：人们的缺点多半是同人们的优点相联系◎第442页◎的。许多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缺点就是如此。我们几十年来从事伟大的事业，宣传推翻资产阶级，教导大家不要相信资产阶级专家，揭露这些专家，从他们手中夺取权力，镇压他们的反抗。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事业。然而，只要稍微一夸大，就会证实一条真理：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我们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为劳动者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我们已经把剥削者镇压下去，现在我们应当学会管理俄国。为此就必须学会谦虚，学会尊重那些“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切实工作，为此就必须学会切实仔细地分析我们的许多实际错误，并且学会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改正这些错误。少来一些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者的自负，多研究些我们在中央和地方的实际经验所提供的东西以及科学已经向我们提供的东西吧。
1921年2月21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45—354页◎第443页◎
载于1921年2月22日《真理报》第39号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之一）
（1921年3月）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五件文献。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71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41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732521名党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党的建设；工会及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此外，代表大会还听取了党史委员会的报告并在秘密会议上讨论了军事问题。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根本性问题的一些决定，规定了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
（注：列宁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就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作了报告，并起草了大会的最重要的决议草案。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代表大会特别重视党的统一问题。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见本卷第469-472页），要求立即解散削弱党、破坏党的统一的一切派别集团，并授权中央委员会对进行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采取直到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大会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同上，第473-476页），指出工人反对派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动摇性的表现。在党的建设方面，代表大会通过了扩大党内民主、改善党员素质的决定，并向中央委员会发出进行清党的指示。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监察委员会条例，规定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省监察委员会，这对于巩固党和改善国家机关有重要意义。
代表大会总结了工会问题的争论，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重申了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的论点，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并提出了扩大工会民主的措施。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要求彻底消除从前的被压迫民族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并谴责了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倾向。代表大会选出了由25名委员和1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5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
（3月15日）
同志们，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最初是在1921年2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会议听取了恩·奥新斯基《关于播种运动和农民状况的报告》，研究了改善农民状况的问题，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给专门委员会写了一个题为《农民问题提纲初稿》的文件，其中表述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基本原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38页）。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在《真理报》上就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第一批讨论文章于2月17日和26日发表。
2月1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专门委员会拟订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草案，决定将草案提交中央全会审议。2月24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审议并原则上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会议指派一个新的委员会再次对该草案从细节上进行修订。
在专门委员会起草决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一些农民和农民代表团，认真听取了他们对粮食政策的建议和要求。3月3日，列宁对专门委员会拟订的决议草案第二稿提出了三点修改意见（同上，第41卷第357-358页）。3月7日，中央全会再次审查了决议草案，并将草案交给由列宁主持的专门委员会最后定稿。3月15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5-107页）。），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这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或妥协决定着我国整个革命的命运）作新的、也许可以说是更慎重更精确的补充考察，并且作一定的修正。我没有必要来详细论述为什么要作这种修正的问题。你们大家当然都很清楚，好多事件，特别是战争、经济破坏、军队复员以及极端严重的歉收造成的极度贫困引起的事件，好多情况，使得农民处境特别困难、特别紧张，并且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农民的动摇，使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倒向资产阶级方面。
现在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或者说如何从理论上看待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第444页◎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这样的阶级，才能够在社会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成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成熟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需要采用全国性的特殊的过渡办法。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你们知道，为了争取这个条件，我们做的工作比以往多得多，然而，要使它成为现实，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另一个条件，就是实现自己专政的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妥协，这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它包含着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这里必须指出，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全部宣传和鼓动工作中开诚布公地提出问题。有些人把政治理解为略施小计，有时甚至看作和欺骗差不多，这种人在我们当中应当受到最坚决的斥责。必须纠正他们的错误。阶级是欺骗不了的。三年来，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群众从尖锐的斗争中学到的东西最多。根据我们的世界观，根据我们几十年来的革命经验和我国革命的教训，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小农需要的东西同工人需要的不一样。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会议上，在一切报刊上，都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明这一点。我们知道，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这一◎第445页◎妥协是不牢固的——这是客气一点说，“客气一点”这几个字不要写进记录。如果说得直率一点，那么这一妥协是相当糟糕的。我们至少不应当设法隐瞒什么，而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农民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形式的关系是不满意的，他们不要这种形式的关系并且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这是不容置辩的。他们的这种意愿表达得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意愿。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是十分清醒的政治家，能够直率地说：让我们来修正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吧。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们应当对农民说：“你们想要倒退，想要全部恢复私有制和自由贸易，那就必不可免地会再受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许许多多的历史实例和革命实例，都证实了这一点。根据共产主义初步原理或政治经济学初步原理稍作推论，就可以证明这是不可避免的。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吧。农民同无产阶级分道扬镳，向后倒退——并且让国家也倒退——以至再受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这对农民是不是合算呢？你们合计一下吧，或者让我们一起来合计一下吧。”
我们认为，如果合计得正确，那么，虽然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小农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我们所意识到的深刻矛盾，合计的结果是会有利于我们的。
不管我们的物资多么缺乏，满足中农要求这一问题还是必须解决的。在农民中间中农比过去大大增加，矛盾消除了，土地的分配使用平均得多了，富农已经大伤元气，一大部分已被剥夺了财产——在俄罗斯比在乌克兰要多些，在西伯利亚则要少些。可是，整个说来，统计材料完全无可争辩地表明，农村已经是均衡化了，平均化了，这就是说，向富农和无地农民这两方面的急剧分化已经消除了。一切都变得比较平均了，整个说来，农民已经处于中农的◎第446页◎境况。
对于这种中农，对于这种有自己的经济特点和自己的经济根系的中农的要求，我们能不能予以满足呢？如果某个共产党人，竟然想在三年内可以把小农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系改造过来，那他当然是一个幻想家。老实说，这样的幻想家在我们中间是不少的。但是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坏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没有幻想家，怎么能够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呢？实践显然已经表明，农业集体经营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试验和创举，可以起多么巨大的作用。但是实践也表明，这种试验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人们怀着一片好心，到农村去组织公社、组织集体农庄，却不善于经营，因为他们没有集体工作的经验。这些集体农庄的经验只是提供了一个不该这样经营的例子，让周围农民见笑或者生气。
你们很清楚，这样的例子不知有过多少了。我再说一遍：这并不值得惊奇，因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像人们所说的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我说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倒不是说需要几百年。你们都很清楚，要获得拖拉机和机器，要实现一个大国家的电气化，无论如何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行。客观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因为他们感到不满足，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他们是不可能感到满意的。我们应当对他们说：“是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怎样去满足农民呢？满足农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哪里能够找到对怎样满足农民这个问题的答案呢？自然，这要从农民的要求本身中去寻找。◎第447页◎这些要求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些要求加以审查，必须从经济科学的观点对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农民的经济要求的一切加以考察。只要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对自己说：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流转，那还算什么流转自由；如果没有什么可以交易，那还算什么贸易自由！那就会成为纸上谈兵；而纸上的东西是满足不了各个阶级的，只有用物质的东西才能使它们满足。必须好好地理解这两个条件。关于第二个条件——我们怎样弄到商品，我们能不能弄到商品——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至于第一个条件——流转自由——需要在这里谈谈。
什么是流转自由呢？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流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所有的人，哪怕是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都知道这种流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我们在理论上很了解这一点，而在俄国，凡留心观察小农的生活和经营条件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于是就发生一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共产党难道可以承认贸易自由，可以实行这种自由吗？这里是否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呢？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回答说：自然，这个问题在实际解决时是非常困难的。我事先就预见到，并且在和同志们的谈话中知道，在分发给你们的那个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初步草案中，发生问题最多的——发生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就是关◎第448页◎于允许在地方经济流转范围内实行交换这一点。这一点是在第8节的结尾中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范围究竟怎样？它怎样实现呢？如果谁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他就错了。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立法来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的任务只是规定原则路线，提出口号。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在这里，我们应当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使农民知道这一点，因为播种的季节就要到来了。然后再来发动我们整个机关，运用我们全部的理论力量和全部的实践经验，来研究这个工作应当怎样进行。能不能这样做呢？从理论上说来，能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而不至于因此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呢？能不能这样做呢？能够，因为问题在于掌握分寸。如果我们能获得纵然是数量不多的商品，把这些商品掌握在国家手中，掌握在控制政权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能把这些商品投入流转，那么我们作为国家，除了政治权力之外，还能够获得经济权力。把这些商品投入流转，就能够活跃小农业，这种小农业在严酷的战争和经济破坏的重压之下无法发展，现在已经陷于凋敝。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这就离不开地方流转自由。如果这种流转使国家能用工业品换得最低限度的一点粮食，以满足城市、工厂和工业的需要，那么在恢复经济流转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就能够仍旧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得到巩固。农民要求在实践上向他们证明，掌握工厂和工业的工人能够同农民建立流转关系。另一方面，一个交通不便、幅员辽阔、各地气候悬殊、农业条件不同以及还具有其他种种特点的农业大国，必须让各地的农业和各地的工业在当地范围内有一定的流转自由，这是不可避免◎第449页◎的。我们在这方面犯了很多错误，走得太远了：我们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走得太远了。这是不是一种错误呢？当然是一种错误。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掌握这个分寸——如果看不到和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一种莫大的罪恶了。然而这样做当时也是迫不得已：过去我们一直是生活在极端激烈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因此我们在经济方面也只能按战争方式行动，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竟然熬过了这样一场战争，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经济利益中产生出来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巨大的热情创造了这个奇迹；由于这种奇迹，我们打退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进攻。但是同时，我们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必要的限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在鼓动和宣传当中，不应当掩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允许地方流转自由，而又不破坏无产阶级政权，还能巩固这一政权。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我的任务是向你们证明，这从理论上说是可能的。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如果它手里有什么物资的话，它完全可以把这些物资投入流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农的要求，通过地方经济流转来满足他们的要求。
现在，简单地谈谈地方经济流转问题。首先我要讲一下合作社问题。当然，在实行地方经济流转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合作社的，而现在合作社在我国已经奄奄一息。我们的党纲强调指出，最好的分配机构就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合作社，这个机构是需要保存下来的。党纲是这样说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9页。——编者注）这一点我们是否执行了呢？执行得非◎第450页◎常不够，而且在某些方面完全没有执行，其部分原因还是我们犯了错误，部分原因则是军事上需要。合作社生成比较会经营的、经济地位较高的分子，从而在政治上生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是一种化学定律——是没有办法的事！（笑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是些自觉不自觉地复辟资本主义、帮助尤登尼奇之流的人。这同样是一种定律。我们必须同他们作战。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我们当时必须保卫自己，而且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下能不能一成不变呢？不能。这样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无疑是一种错误。正因为如此，关于合作社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很短，我现在把它读一下：
“鉴于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30关于对合作社的态度的决议（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3—25页。——编者注）完全是以承认余粮收集制原则为基础的，而现在余粮收集制已经为实物税所代替，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
撤销这项决议。
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拟订一些决定，使之在党和苏维埃系统中获得通过，以便根据俄共党纲并适应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情况，来改善和发展合作社的机构和活动。”（注：列宁起草的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于1921年3月15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
你们会说，这说得不明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说得不明确，但这是必要的。为什么说这是必要的呢？因为要十分明确，那就必须十分清楚，我们在全年当中能做成什么事情。谁知道这一点呢？谁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
但是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束缚了我们的手脚，这个决议说：“隶属于粮食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注：粮食人民委员部--俄罗斯联邦粮食人民委员部成立于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它的基本任务是收购粮食、供应居民一切日用必需品和食品。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构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属的粮食委员会、农村的贫苦农民委员会。随着苏联的成立，于1923年建立了苏联粮食人民委员部，而俄罗斯联邦粮食人民委员部则隶属于它，享有统一人民委员部的职权。1924年粮食人民委员部被撤销，而它的职能则转交给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是一个很好的机◎第451页◎关；但是，当我们重新研究对小农的态度时，还规定合作社必须隶属于粮食人民委员部，从而束缚自己的手脚，那在政治上就犯了明显的错误。我们应当责成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研究和确定一定的办法并作一定的修改，检验我们要采取的前进和后退的步骤——看看这应当做到什么程度，怎样保持政治利益，应当放开多少才能松动些，以及如何检验试验的结果。从理论上说，我们在这方面正面临着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和过渡办法。有一点我们心中明白：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设想我们的运动将沿着直线前进，而事实上，正像在革命史上常见的那样，运动是曲折前进的。用这样的决议把手脚束缚起来，这是政治错误。现在我们要撤销这个决议，我们说，应当以强调合作社机构的作用的党纲为指针。
我们要撤销这个决议，我们说，应当适应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情况。但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实行这一点呢？不会在收割以前，也就是说，还要过几个月。这在各地都一样吗？绝对不是。如果死板地把俄国中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一律看待，用一个框框去套，那将是极为愚蠢的。我建议用代表大会通过决定的方式把这个关于地方流转自由的基本思想肯定下来。（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的第8条确定了关于地方流转自由的基本原则（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7页）。）我想，在这以后，中央委员会一定会在最近几天内公布一封信，信中会说——自然，中央委员会会说得比我现在说的好（我们会找到写文章的高手，他们会写好这封信的）——不要损毁任何东西，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弄巧成拙，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农的要求，而又不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把各种办法都拿来试验一下，根据实际经验加以研究，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哪些经验是成功的，而我们可以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甚至几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所积累的经验。我想，为此我们会特邀《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纸币》一书的作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参加。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货币周转是这么一回事，它可以很◎第452页◎好地检查国内流转是否正常；如果这个流转失常，货币就会变成一张废纸。为了获得今后如何进行工作的经验，我们必须上十次地检验我们采用的各种办法。
人们会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他们希望知道从什么地方弄到商品。要知道，贸易自由是需要商品的。而农民是很聪明的人，他们很会挖苦人。我们现在能不能弄到商品呢？现在可以弄到，因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经济地位已经大大改善了。我们正在同国际资本作斗争。国际资本一看到我们的共和国就说：“这是些强盗，鳄鱼”（这句话是一位英国女艺术家一字不漏地转告我的，她是从一个极有威望的政治家那里听到这种话的（注：这句话显然是温·邱吉尔说的。1920年访问苏维埃俄国的英国雕塑家克·谢里登向列宁转述了这句话。））。既然是鳄鱼，那就只能嗤之以鼻。这就是国际资本的说法。这就是阶级敌人的说法。而从他们的观点看来，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这种结论的正确性需要用事实来检验。你既然是世界强大的力量，是世界资本，你既然说我们是“鳄鱼”，而你手中又掌握着一切技术装备，那就开枪试试吧！然而，它试了之后，却因此吃了更大的苦头。这样，资本才不得不考虑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于是它说：“需要做生意”。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胜利。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接到两项借款的建议，借款数目接近1亿金卢布。黄金我们是有的，但是黄金不能出卖，因为黄金是不能吃的东西。大家都遭到了经济破坏，在一切国家中，战争已把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货币关系弄得混乱不堪。此外，要同欧洲来往，就需要有船队，而我们却没有。船队在敌人的手里。我们同法国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它认为我们欠了它的债，那就是说，对于我们的任何一条船，它都可以说，“来吧，这是我的”。他们有海军，我们却没有。由于这种情况，直到现在我们能使用的黄金的数量极小，小得可怜。现在银行资本家提出了两项借款的建议，数目为1亿。自然，这笔资本要的利息是掠夺性的。但是在此◎第453页◎以前，他们根本就没有提起过这一点；在此以前，他们只是说：“我要一枪把你打死，我要把你所有的一切白白拿走。”现在他们因为无法把我们打死，于是就准备同我们做生意了。现在，同美国和英国的通商条约，可以说已经不成问题；租让的情况也是这样。昨天我还接到现在这里的万德利普先生的一封信，他发了一通怨言之外，还提到了一大堆关于租让和借款的计划。这是一位最讲实利的金融资本的代表人物，他同比较敌视日本的北美西部诸州有联系。这样，我们就有了弄到商品的经济可能性。至于我们怎样实际做到这一点，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某种可能性总算已经有了。
我再说一遍：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即表面上像是同外国资本主义结成同盟的经济关系，将使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有可能在下面同农民进行自由的流转。我已经说过，我知道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嘲笑。莫斯科有一个知识分子官僚阶层，他们企图制造“舆论”。他们取笑说：“共产主义原来是这样的！它就好像是一个手里拄着拐杖、满脸裹着绷带的人，共产主义只能叫人莫名其妙。”这一类嘲笑我已经听够了，但这一类嘲笑不是打官腔，就是说风凉话！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他被打了七年，而现在，谢天谢地，他居然能够拄着拐杖走动了！这便是我们的处境！谁如果以为我们可以不要拐杖，那就是说他什么都不懂！在其他国家没有发生革命的情况下，我们还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因此，只要能获得强大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帮助，我们便不惜从我们的无限财富当中，从我们丰富的资源当中，拿出几亿以至几十亿的资财。花掉的这一切我们以后收回时是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的。在一个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破产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自然，由于这种帮助，资本是会向我们索取◎第454页◎百分之百的利息的。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所以，或者是建立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或者是什么也没有。谁不这样提出问题，那他就是对实际的经济一窍不通，就是只会说风凉话。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即群众已经精疲力竭，疲惫不堪了。既然四年战争的影响在各先进国家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除，那么七年战争对我们又该有多么大的影响啊？！
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里，经过七年战争之后，工人——他们作出了空前的牺牲——和农民群众都处于极端疲惫的状态。这种极端疲惫状态，已经是接近于完全不能工作的状态。现在需要有一个经济上的喘息时机。我们曾打算利用我们的黄金储备来换取生产资料。当然，最好是自己制造机器，不过，即使是购买机器，我们也是为了用这些买来的机器把我国的生产搞好。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有能够工作的工人和农民，而他们多半已经不能工作，因为他们已经精疲力竭，已经疲惫不堪了。必须帮助他们，必须动用我们的黄金储备去购买消费品，尽管这与我们以前的纲领不符。我们以前的纲领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践上却行不通。列扎瓦同志给我一份资料，我把它的内容讲一讲。从这份资料看，我们已经购买了几十万普特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它们正迅速地从立陶宛、芬兰和拉脱维亚运来。今天接到一个消息，说在伦敦已经签订了一项购买1　850万普特煤的合同，我们决定购买这些煤，是为了使彼得格勒的工业和纺织工业复苏。我们为农民去搞商品，这自然是违背纲领的，这是不正常的；但是必须给一个喘息时机，因为人民已经疲惫不堪了，不喘息一下是不能工作的。
我应当再就个体商品交换问题讲几句话。我们说流转自由，就是指个体商品交换，也就是鼓励富农。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要闭起眼睛不看这个事实：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意味着富农在◎第455页◎这种制度下会比过去有更大的发展。他们会在过去他们不能发展的地方发展起来。但是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不能采用禁止的办法，而应当自上而下由国家实行联合，由国家采取措施。如果你能给农民机器，那就能帮助他们发展，当你给他们机器或实现电气化的时候，几万或几十万个小富农就会被消灭掉。如果你还给不了这些东西，那就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商品。如果商品在你手中，那你就能掌握住政权，而停止、割断和取消这种可能，那就是取消流转的一切可能，就不能满足中农的要求，就不能同他们友好共处。俄国农民中成为中农的人愈来愈多了，害怕交换会成为个体交换是不必要的。在交换中，任何人都能给国家一些东西。一些人能提供余粮，另一些人能提供蔬菜，还有一些人则能提供劳务。情况基本上是这样：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中农的要求，实行流转自由，否则，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对这一点毫不讳言。你们可以看到，在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草案中（草案已经分发给你们了）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相互抵触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该草案的末尾写道：“代表大会基本上〈这个词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同意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一些规定，并责成党中央委员会迅速使这些规定协调起来”（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7页。——编者注）。我们知道，这些规定不协调；我们还来不及做协调工作，我们还没有接触有关细节的工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将仔细地研究实行实物税的形式并通过相应的法律。预定的程序是这样：如果今天你们能通过这个草案，这个草案就将提◎第456页◎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个会议也不颁布法律，而仅仅颁布一个经过修改的条例，然后再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150把它变为法律，而更重要的是，由它们规定具体的细则。重要的是要使各地了解这件事的意义，并能起来响应。
为什么我们需要以实物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呢？余粮收集制是以征收所有的余粮，建立强制性的国家垄断制为前提的。当时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们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在理论上，不一定要认为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在一个拥有工业、而且工业正在进行生产的农民国家里，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商品，那是可以采用实物税和自由流转的制度作为一种过渡办法的。
这种流转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刺激、动因和动力。业主能够而且一定会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努力，因为向他征收的将不是他所有的余粮，而仅仅是实物税；这种税额应当尽可能预先加以规定。主要的是要有一种能促使小农从事经营的刺激、动因和动力。我们建设我们的国家经济必须适应中农经济的情况，我们在过去三年内没有能够把中农经济改造过来，在今后十年内也还不能把它改造好。
国家必须供应一定的粮食。所以去年我们的征粮数曾经有所增加。现在税额必须少一些。数字还没有确定，而且也无法确定。波波夫的《苏维埃共和国及与它结成联邦的各共和国的粮食产量》这本小册子，引用了我们的中央统计局（注：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中央统计局是根据1918年7月25日人民委员会的命令成立的。中央统计局受委托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统计、制作和加工调查材料、出版统计方面的年鉴和其他定期出版物。1921年3月19日中央统计局受委托对各人民委员部和主管部门所组建的一切部际委员会进行登记。3月3日，所有苏维埃共和国的统计工作实行统一计划，中央统计局的工作与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统计机关的工作就结合起来了。俄罗斯联邦中央统计局的地方机构，在1918-1923年是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属的省的、县的和市的统计局。1923年建立了全苏机构即苏联人民委员会中央统计局，该局主持全国的全部统计工作。俄罗斯联邦中央统计局则予以撤销。）的材料，这些材料提供了确切的数字，指出了农业生产下降的原因。
要是发生歉收，征收余粮就不可能了，因为余粮根本就没有。那就不得不从农民的口中拿走粮食。要是有收成，那时大家稍微饿一点肚子，国家便可以因此而得救；或者是我们不能从那些吃不饱◎第457页◎肚子的人那里取得粮食，那国家就会灭亡。我们必须向农民宣传这一点。要是收成还不坏，那就会有近5亿普特的余粮。这么多余粮就能保证消费，并且可以有一些储备。整个问题在于使农民有一种经济上的刺激和动因。应当对小业主说：“掌柜的，你生产粮食吧，国家只征收最低限度的实物税。”
我讲话的时间快完了，我应当结束了。我再说一遍：我们不能立刻颁布一项法律。我们决议的缺点就在于它不完全是法律——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因此我们提议，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作为基础予以通过，并且责成中央委员会协调决议中的各项规定。我们要把这项决议印出来，让地方工作人员尽量使之协调并加以修正。完全协调一致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生活是五光十色的。寻找过渡办法——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我们没有能够迅速地和直接地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并不灰心，我们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稍微有点觉悟的农民都不会不理解，我们作为政府，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是代表能够同占农民十分之九的劳动农民妥协的劳动者的，而任何倒退都意味着恢复沙皇的旧政府。喀琅施塔得（注：指喀琅施塔得暴动。1921年2-3月间在俄国波罗的海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革命叛乱。这一叛乱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支持下策动的。卷入叛乱的约有27000名水兵和士兵。当时波罗的海舰队中参加过十月革命的水兵大都上了国内战争的前线，新补充的水兵多半来自农民，不少人受到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所以这次叛乱反映了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动摇。叛乱分子的首领提出了“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指望由小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并为公开的白卫统治和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2月28日和3月1日，叛乱分子的首领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让所谓“左派社会主义政党”自由活动，取消政治委员，允许自由贸易，改选苏维埃。3月2日，叛乱分子逮捕了舰队指挥人员，占领了喀琅施塔得，给彼得格勒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平定叛乱采取了紧急措施。3月2日宣布彼得格勒特别戒严。3月5日重组第7集团军，由米·尼·图哈切夫斯基任司令员，负责镇压叛乱。正在开会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派出克·叶·伏罗希洛夫等约300名有军事经验的代表加强第7集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叛乱于3月18日被彻底粉碎。）的经验就表明了这一点。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然而别的政权又没有。因此，他们所处的情况就是一种最好的宣传，这种宣传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其他任何新的政府。
我们现在有同农民妥协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实际地、巧妙地、机敏地、灵活地来做这件事。我们了解粮食人民委员部这个机关，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最好的机关之一。把它同其他机关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较好的机关，应当把它保存下来，但是，机关必须服从于政治。如果我们不能同农民搞好关系，那么再好的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对我们也毫无用处。那样的话，这个机关再好，◎第458页◎也不会为我们的阶级服务，而会为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服务。既然政治要求坚决转变，要求灵活性和巧妙的过渡办法，那么领导者就应当理解这一点。一个坚定的机关，应当能够随机应变。如果机关的坚定性变成了僵化，阻碍了变革，那就免不了有一场斗争。所以，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使这个机关完全服从于政治。政治就是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决定着共和国的命运。机关是一种辅助手段，它愈坚定，就愈好，愈能随机应变。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它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我请你们注意，主要的一点是：把一切详细地、周密地规定出来，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现在我们应当注意的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今天晚上就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线电向世界宣告，说明我们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基本上决定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而给小农许多刺激，推动他们来扩大经营，增加播种面积；代表大会正用这种办法来调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且相信，用这种办法一定能够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热烈鼓掌）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50—65页◎第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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