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萨拉托夫6月5日讯。铁路上的共产党员职工响应莫斯科的同志们的号召，在党员大会上决定：为了支援国民经济，每星期六无报酬地加班劳动5小时。”
我详尽无遗地援引了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消息，因为我们从这里无疑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对于这个方面，我们的报刊没有充分地加以重视，我们大家也还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
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初期，我们首先忙于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即击败资产阶级的反抗，战胜剥削者，粉碎他们的阴谋（如从黑帮（注：黑帮是20世纪初在俄国为了对付革命运动而产生的一些反动的君主派组织的成员。他们维护大国沙文主义基础上的专制制度，充实沙皇政府的惩罚机构的力量。在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中，黑帮组织正式被取缔。黑帮这一名称变成了对极其反动的流派和组织评价的普通名词。--9、729。）和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9、149、518、543、547、561、564、677。）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9、26、51、71、92、100、104、112、140、268、304、347、431、451、470、486、539、547、551、563、573、632、647、674。）都参加过的企图出卖彼得格勒的“奴隶主的阴谋”（注：指1919年夏尤登尼奇白卫军进攻彼得格勒期间潜藏在苏维埃军队后方的反革命分子所策划的阴谋活动。1919年6月12日夜间，反革命组织“民族中心”的成员策动位于芬兰湾东端南岸的红丘、灰马等炮台的守备部队举行叛乱。叛乱分子企图使喀琅施塔得防区陷于瘫痪，然后与白卫军进攻相配合，攻占加契纳，切断彼得格勒同莫斯科的联系，进而夺取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组织了主要由水兵和彼得格勒工人参加的海岸部队，于15日发动进攻，在海军舰艇和飞机配合下，迅速攻下了这些炮台，平定了叛乱。同时，15000多名彼得格勒工人同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一起在彼得格勒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拘捕了反革命分子数百人。--9。）），这是当然的，不可避免的。但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提出——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即从积极方面来说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
我曾屡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注：指列宁《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1919年3月12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7页）--9。）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第9页◎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进步，广大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的、受压抑的雇佣奴隶或被压迫的农民，横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善良的愿望产生的，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而且只能是从这种条件中生长起来。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可能有这种纪律。代表或体现这种物质条件的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历史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原出拉丁文的、历史哲学的科学用语译成普通的话，它的意思就是：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总之是工厂的产业工人，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要顺便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第一个词是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词是指它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的阶段。）
“伯尔尼”国际（注：伯尔尼国际是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1919年2月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伯尔尼国际的领袖是卡·亚·布兰亭、卡·考茨基、爱·伯恩施坦、皮·列诺得尔等。他们力图恢复已于1914年瓦解的第二国际，阻挠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防止成立共产国际。他们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1921年2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退出伯尔尼国际，成立了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1923年5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0。）即黄色国际的错误，就在于它的领袖们只在◎第10页◎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却害怕思索到底，害怕作出恰恰是资产阶级觉得特别可怕和绝对不能接受的必然结论。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独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阶级——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在另一种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认为一切“劳动者”都同样能胜任这一工作，那是纯粹的空话或马克思以前的旧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因为这种能力不是自行产生的，而是在历史上生长起来的，并且只能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在开始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第11页◎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这种能力。它所以能够完成它所肩负的巨大任务，第一是因为它是各文明社会中最强大最先进的阶级；第二是因为它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占人口的多数；第三是因为在像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人是半无产者，就是说，这些人总是每年有一部分时间过着无产者的生活，总是某种程度上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来维持生活。
谁想根据什么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这类泛泛的空话来解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像考茨基、马尔托夫和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其他英雄们所做的那样），谁就只能以此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面奴隶般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小资产者、庸人和市侩的本性。要正确地解决这一任务，只有具体地研究已经夺得政权的那个特殊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所有一切非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之间的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空想和谐的、“理想的”环境中形成的，而是在资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和多种多样的反抗的现实环境中形成的。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包括俄国在内，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都千百次地亲身遭受过，他们的亲属也遭受过资本的压迫、资本的掠夺和各种各样的侮辱。帝国主义战争——为决定由英国资本或德国资本取得掠夺全世界的霸权而屠杀千百万人的战争——更异常地加剧、扩大和加深了这种困苦，使人们认清了这种困苦。所以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必然同情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英勇果敢、毫不留情地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的压迫，推翻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用自己的鲜血开辟一条创建不容剥削者存在的新社会的道路。
非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即倒退到资产阶级“秩序”、资产阶级“卵翼”下去的倾向不论◎第12页◎如何严重，如何不可避免，他们也终究不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道义上政治上的威信，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推翻剥削者并镇压他们的反抗，而且建立新的更高的社会联系，新的更高的社会纪律，即联合起来的自觉的工作者的纪律，这些工作者除了他们自己的联合组织的权威以外，除了他们自己的更加自觉、勇敢、团结、革命、坚定的先锋队的权威以外，是不承认任何束缚和任何权威的。
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自己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中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彻底镇压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联结在一起。
这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因为解决这个任务决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但这个任务又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因为归根到底，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
一位不可多得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德国资产阶级民◎第13页◎主主义者约·雅科比（他在1870—1871年的教训之后没有转向沙文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而转向了社会主义）曾经说过，建立一个工人联合会比萨多瓦会战（注：萨多瓦会战　亦称克尼格雷茨会战，是1866年普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交战，于当年7月3日在捷克境内的萨多瓦和克尼格雷茨（今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地区进行，结果普军大败奥军，从而决定了这次普奥战争的结局。--14。）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这话说得很对。萨多瓦会战所解决的，是在建立德意志民族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资产阶级君主国究竟哪一个当霸主的问题。建立一个工人联合会是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产阶级的一个小小的步骤。我们同样也可以说，1919年5月10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要比兴登堡或者福煦和英国人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大战中的任何一次胜利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帝国主义者的胜利是为了英美法三国亿万富翁的利润而对千百万工人进行的屠杀，是垂死的、快胀死的和在活活腐烂的资本主义的残暴行为。而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却是使世界各国人民摆脱资本桎梏和战争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一个细胞。
资产者老爷们及其走狗，包括那些惯于自命为“舆论”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当然要嘲笑共产党人的希望，称这种希望是“小花盆里栽大树”，讥笑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次数同大量存在的盗窃公物、游手好闲、生产率低落、损毁原料和产品等等现象比较起来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回答这班老爷们说：假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用来帮助劳动群众，而不是用来帮助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恢复他们的权力，那么变革会进行得快一些，和平一些。但这是空想，因为问题要由阶级斗争来解决，而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倾向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将不是靠知识分子的帮助，而是排除他们的对抗（至少是在大多数场合下），抛弃那些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改造和重新教育动摇的知识分子，使之服从自己，把其中越来越多的人逐步争取到自己方面◎第14页◎来。对变革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和方法。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
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反复而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农奴制颠覆后过了半个世纪，俄国农村仍有不少的农奴制残余。美国废除黑奴制度后过了半个世纪，那里的黑人往往还处于半奴隶状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一贯替资本服务，至今还在强词夺理，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他们责备我们是空想主义，在革命之后，他们却要求我们以神奇的速度铲除过去的遗迹！
但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论据”的真正价值，也知道在革命后的一定时期内旧习俗残余必然比新事物的幼芽占优势。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仔细研究新事物的幼芽，对它们极其关切，千方百计地帮助它们成长和“护理”这些嫩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不免会死亡。不能担保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应支持各种各样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科学家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605种药品，直到制出满足一定要求的第606种药品，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从中得出最适当的办法。◎第15页◎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发起这种劳动的，并不是条件特别好的工人，而是各种不同专业的工人，还有并无专业的工人，也就是处于通常的即最困难的条件下的粗工。我们大家都清楚，现在不仅在俄国一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出现劳动生产率低落的现象，其基本原因就是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破产和贫困，愤恨和疲乏，以及疾病和饥饿。最后这一点最为重要。饥饿，这就是原因之所在。为了消灭饥饿现象，必须提高农业、运输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消除饥饿，而要消除饥饿，又得提高劳动生产率。
大家知道，这类矛盾在实践上是靠打破这种循环，靠群众情绪的转变，靠一些集团的英勇首创精神来解决的，而首创精神在群众情绪转变的背景下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莫斯科的粗工和莫斯科的铁路员工（当然指的是大多数，而不是少数投机者、管理者以及诸如此类的白卫分子）是生活极端困难的劳动者。他们经常吃不饱，而在目前青黄不接、粮食状况普遍恶化的时候，简直是在饿肚子。可是，就是这些处在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恶毒的反革命煽动包围中的忍饥挨饿的工人，不顾饥饿、疲乏和衰弱，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不领任何报酬地加班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不是极伟大的英雄主义吗？难道这不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开端吗？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度过四年艰苦的帝国主义战争、又度过一年半更艰苦的国内战争的挨饿的工人，1919年夏季◎第16页◎尚且能在饥饿的莫斯科开始这件伟大的事业，一旦我们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并争得和平，它又将获得怎样的发展呢？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非常可贵，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而这是极其难得的，因为我们现时所处的阶段，“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正如我们党纲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7页。——编者注）。
普通工人起来承担艰苦的劳动，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亿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讥笑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人权大宪章的浮华辞藻，讥笑了所有关于一般自由、平等、博爱的美丽词句，这些词句迷惑了一切国家的市侩和庸人，也迷惑了今日的卑鄙的伯尔尼国际的卑鄙英雄们。与这种冠冕堂皇的人权宣言针锋相对，马克思用无产阶级的平凡的、质朴的、实在的、简单的提法提出问题。由国家规定缩短工作日，就是这种提法的一个典型。（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3—335页。——编者注）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愈展开，马克思意见的全部正确性和深刻性在我们面前就显得愈清楚，愈透彻。真正共产主义的“公式”与考茨基之流、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及其在伯尔尼国际中的亲爱“兄弟们”的华丽、圆滑、堂皇的辞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把一切归结于劳动条件。少谈些什么“劳动民主”，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什么◎第17页◎“民权制度”等等的空话吧。今天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些浮夸的词句里，是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欺诈手腕的，正像每个有生活经验的人只要看到那种“贵人”修饰得十分“光滑的”面孔和外表，就能一下子正确无误地断定“这准是个骗子”。
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平凡的、日常的工作，多关心每普特粮食和每普特煤吧！多多努力使挨饿的工人和褴褛的农民所必需的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不是通过奸商的交易，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获得，而是通过像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粗工和铁路员工这样的普通劳动者自觉自愿的奋不顾身的英勇劳动来获得。
我们大家应当承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问题上崇尚空谈的遗风现在还到处都可以看到，甚至在我们队伍里也是这样。例如，我们的报刊很少向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些腐朽的残余开战，很少支持普通的、质朴的、平凡的但是生气勃勃的真正共产主义幼芽。
拿妇女状况来说吧。在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任何一个民主政党，几十年中也没有做出我们在我国政权建立后第一年内所做到的百分之一。我们真正彻底废除了那些剥夺妇女平等权利、限制离婚、规定可恶的离婚手续、不承认私生子、追究私生子的父亲等等卑鄙的法律，这种法律的残余在各文明国家内还大量存在，而这正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耻辱。我们有充分的权利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而自豪。可是，我们把旧时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废物清除得愈干净，我们就愈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为建筑物清理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
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务压在她们身上，使她们喘不过气来，变得愚钝卑微，把她们禁锢在做饭管孩子的事情上，用完全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第18页◎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事情消耗她们的精力。只有在大规模地开始为消除这种琐碎家务而斗争（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大规模地开始把琐碎家务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和时候，才会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
对于这个所有共产党员在理论上都没有异议的问题，我们在实践中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吗？当然没有。我们对于这方面已有的共产主义幼芽给予了足够的关心吗？还是这句话：没有，没有。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就是这些幼芽的标本，正是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既不华丽、也不夸张、更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方面同男子的不平等。这些设施不是新的，它们（也如社会主义的一切物质前提一样）是由大资本主义造成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第一，数量极少，第二，——这点特别重要——不是具有投机、渔利、欺骗、伪造等劣迹的营利性企业，就是理应受到优秀工人憎恶和鄙视的“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把戏”。
毫无疑问，在我国，这样的机构已经比过去多得多了，而且它们的性质已经开始改变。毫无疑问，女工和农妇中有组织才能的人比我们知道的要多许多倍，她们善于举办有很多工作者和更多使用者参加的实际事业，而没有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或幼稚的“共产党员”所常“患”的那些毛病：空话连篇，无事奔忙，无谓争吵，空谈计划、体系等等。可是我们还没有认真地护理这些新事物的幼芽。
请看看资产阶级。他们多么善于宣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资本家在他们发行千百万份的报纸上对他们心目中的“模范”企业大肆赞扬，把资产阶级的“模范”机构当作民族的骄傲！我们的报刊却◎第19页◎不注意或者说几乎完全不注意报道那些最好的食堂或托儿所，不断促使其中一些机构成为模范机构，为它们作宣传。至于模范的、共产主义的工作，在节省人力方面，在便利使用者、节约产品、把妇女从家庭奴隶境遇中解放出来、改善卫生条件等方面正在作出什么成绩，能够作出什么成绩，以及如何将这一切推广到全社会，推广到全体劳动群众中去、报刊也没有详细报道。
模范的生产，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粮食所表现的模范的认真负责态度，模范的食堂，某个工人住房和某个街区的模范的清洁卫生工作，——这一切是我们的报刊和每个工人和农民组织应当比现在更加十倍注意和关心的对象。所有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幼芽，照管这些幼芽是我们共同的和首要的义务。不管我们的粮食和生产状况怎样困难，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一年半中还是在各方面取得了无可怀疑的进展：粮食的收购量从3　000万普特（1917年8月1日至1918年8月1日）增加到1亿普特（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5月1日）；蔬菜业发展了，未播种的土地面积减少了，铁路运输在燃料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得到改善，等等。在这样的总的背景下，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一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以便从这个伟大创举中得出一切由它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实际教训。
从各方面支持这一创举，这是首先的、也是主要的教训。“公社”这个词在我们这里用得太随便了。凡是共产党员创立的或在共产党员参加下创立的一切企业，往往一下子就宣布为“公社”，而人们却往往忘记，如此光荣的名称是要用长期顽强的劳动争得的，是◎第20页◎要用在真正共产主义建设中证实了的实际成效争得的。
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已经考虑成熟，决定废除人民委员会法令中涉及“消费公社”这一名称　（注：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3月16日通过法令，将消费合作社合并、改组为统一的分配机关，名为“消费公社”。这一新名称在某些地方引起了对法令的一些误解。有鉴于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9年6月30日通过了《关于工农消费合作社的决定》，在对上述法令表示赞同的同时，决定用人民用惯了的“消费合作社”的叫法来代替“消费公社”这一名称（见1919年7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3号）。--21。）的内容，这个决定在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让名称普通一些，这样，新的组织工作在最初阶段上的缺陷和缺点也就不会推到“公社”身上，而将由不好的共产党员负责（这是理所当然的）。最好是不允许广泛使用“公社”字样，禁止动辄使用这个字眼，或者只承认那些在实践中真正证明（并由附近全体居民一致公认）有按共产主义精神办事的能力和本领的真正的公社，才有权使用这个名称。首先你要证明自己能为社会、为全体劳动群众无偿地劳动，能“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模范地进行工作，然后你才有权取得“公社”这个光荣称号！
在这方面，“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一个十分宝贵的例外，因为这里，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粗工和铁路工人首先在实际上证明了他们确实能像共产主义者一样工作，然后他们才称自己的创举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应当努力争取，而且一定要做到。今后不论是谁，只要未经艰苦劳动和长期劳动的实际成效以及真正按共产主义精神办事的模范事迹证实，就把自己的企业、机关或事业称作公社，都应当被看成骗子或空谈家，受到无情的嘲笑和羞辱。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伟大创举，在另一方面，即在清党工作中，也应当予以利用。在革命后的初期，很多“诚实的”和抱着庸俗心理的人特别胆小畏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则全体怠工，以此讨好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有过这种现象，而且不可能◎第21页◎没有这种现象。全部问题在于，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
在这方面我们早已开始工作。要坚持不懈地继续这一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去作战这件事帮助了我们——胆小鬼和坏蛋逃到党外去了。让他们滚开吧！党员数量上的这种减少意味着党的力量和作用的大大增加。要利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创举继续清党：非经半年“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考验”或“见习期”，不得接收入党。1917年10月25日以后入党的一切党员，如果没有特殊的劳动或功绩证明自己绝对忠诚可靠，能够做一个共产党人，都需要经过这样的审查。
清党工作，同不断提高党对真正共产主义工作的要求联系起来，将会改善国家政权机关，并大大促使农民早日彻底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也非常鲜明地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政权机关的阶级性质。党中央写过一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这是拥有一二十万党员（我预料在严格清党后将留下这么多，目前党员人数是超过这一数字的）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主张。
这个主张得到了工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响应。这样的工人在我们俄罗斯和乌克兰有400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拥护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20万和400万，这就是两个“齿轮”（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比例。此外，还有几千万农民，他们主要分成三类：人数最多的、同无产阶级最接近的一类，即半无产者，或者说贫苦农民；其次是中农；最后是人数最少的一类，即富◎第22页◎农，或者说农村资产阶级。
只要还有可能买卖粮食和利用饥荒来干投机勾当，农民就仍是（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定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半劳动者和半投机者。作为投机者，农民是敌视我们，敌视无产阶级国家的，他们同资产阶级和主张自由买卖粮食的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直到孟什维克舍尔或社会革命党人波·切尔年科夫）往往是一致的。但是作为劳动者，农民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朋友，是工人在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斗争中最忠实的同盟者。作为劳动者，千百万的农民大众是支持一二十万人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并由几百万有组织的无产者所组成的国家“机器”的。
真正更民主的、同被剥削劳动群众有更紧密联系的国家在世界上还没有过。
正是这种由“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标志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工作，一定会彻底巩固农民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尊敬和爱戴。这种工作，而且只有这种工作，才会彻底使农民相信我们正确，相信共产主义正确，才会使农民成为我们无限忠实的拥护者，也就是说，才会把粮食困难完全克服，使共产主义在粮食生产和分配问题上完全战胜资本主义，使共产主义完全巩固起来。
　　　　1919年6月28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
　　第1—26页
1919年7月由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印成单行本◎第23页◎
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注：《论国家》是列宁1919年7月11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演的记录，最初由苏联列宁研究院于1929年1月18日发表于《真理报》。按照该校学员Я.Я.别尔兹1929年给列宁研究院的信以及其他一些资料的说法，列宁还于1919年8月29日在该校作了第二次讲演，题目是《关于国家，国家的意义、产生及阶级的产生》，可是第二次讲演的记录至今没有找到。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　即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是苏联培养党政干部的第一所高等学校。这所大学的前身是1918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倡议成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鼓动员和指导员训练班。1919年1月，训练班改组为苏维埃工作学校，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又改组为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1919年7月3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批准了关于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改名为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决定。）
同志们！根据你们拟订并通知我的计划，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国家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已经熟悉到什么程度。如果我没有弄错，你们的训练班刚开课，你们是第一次有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既然如此，这个困难的问题的第一讲，就很可能做不到使你们中间很多人都充分明白，充分了解。要真的是这样，我请你们不要懊丧，因为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因此，绝对不要指望在一次短短的讲课中就能把这个问题完全弄清楚。听了这个问题的第一次讲课以后，你们应该把不理解或不明白的地方记下来，三番五次地加以研究，将来在看书、听讲中进一步把不明白的地方弄清楚。我希望我们还能再谈一次，那时可以就所有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检查一下究竟哪些地方最不明白。我也希望除听讲以外，你们还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读几本。毫无疑问，你们在参考书目中，在你们图书馆里供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学员用的参考书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主要著作。不过起初也许有人又会因为难懂而被吓住，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第24页◎或者以后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极为混乱，想认真考察和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你们反复探讨这个问题的机会很多，因为这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别说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这样一个革命风暴时期，就是在最平静的时期，在不论哪天哪份报纸上，只要涉及经济或政治，你们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国家是什么，国家的实质是什么，国家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这个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党即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又是什么。你们每天都会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遇到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你们要从阅读中，从听国家问题的讲课中，学会独立地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你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在每个细小问题上，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下，在谈话中，在同论敌争论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只有学会独立地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你们才能认为自己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才能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候，很好地坚持这种信念。
作了这几点小小的说明之后，现在我来谈本题，谈谈什么是国家，它是怎样产生的，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而奋斗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基本上应当是怎样的。
我已经说过，未必还能找到别的问题，会像国家问题那样，被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有意无意地弄得这样混乱不堪。直到现在，往往还有人把这个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不仅宗教学说的代表人物（他们这样做是十分自然的），而且自以为没有宗教偏见的人，也往往把专门的国家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并且企图建立某种具有一套哲学见解和论据的往往异常复杂的学说，说国家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是一种人类赖以生存的力量，是赋予或可能赋予人们某◎第25页◎种并非来自人本身而来自外界的东西的力量，说国家是上天赋予的力量。必须指出，这个学说同剥削阶级——地主资本家的利益有极密切的联系，处处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深深浸透了资产阶级代表先生们的一切习惯、一切观点和全部科学，因此，你们随时随地都会遇见这一学说的残余，甚至那些愤慨地否认自己受宗教偏见支配并且深信自己能够清醒地看待国家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的观点也不例外。这个问题所以被人弄得这样混乱，这样复杂，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它仅次于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国家学说被用来为社会特权辩护，为剥削的存在辩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辩护，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指望人们公正无私，以为那些自称具有科学性的人会给你们拿出纯粹科学的见解，那是极端错误的。当你们熟悉了和充分钻研了国家问题的时候，你们在国家问题、国家学说、国家理论上，会随时看到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看到这个斗争在各种国家观点的争论中、在对国家的作用和意义的估计上都有反映或表现。
要非常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我希望你们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75页。——编者注）。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第26页◎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当然，这部著作并不是全都浅显易懂，其中某些部分是要读者具有相当的历史知识和经济知识才能看懂的。我还要重复说，如果这部著作你们不能一下子读懂，那也不必懊丧。几乎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当你们以后一旦发生兴趣而再来研究时，即使不能全部读懂，也一定能读懂绝大部分。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
这个问题也和所有的问题（如资本主义、人对人的剥削怎样产生，社会主义怎样出现，它产生的条件是什么）一样，要正确地分析它，要有把握地切实地解决它，就必须对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作历史的考察。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注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
在第一种人剥削人的形式、第一种阶级划分（奴隶主和奴隶）的形式尚未出现以前，还存在着父权制的或有时称为克兰制的（克兰就是家族，氏族。当时人们生活在氏族中，生活在家族中）家庭，这种原始时代的遗迹在很多原始民族的风俗中还表现得十分明显，不管你拿哪一部论述原始文化的著作来看，都可以遇到比较明确的描写、记载和回忆，说有过一个多少与原始共产主义相似的时代，那时社会并没有分为奴隶主和奴隶。那时还没有国家，没有系统地使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这样的机构就叫作国家。
在人们还在不大的氏族中生活的原始社会里，还处于最低发展阶段即处于近乎蒙昧的状态，在与现代文明人类相距几千年的时代，还看不到国家存在的标志。我们看到的是风俗的统治，是族◎第27页◎长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权力，我们看到这种权力有时是属于妇女的——妇女在当时不像现在这样处在无权的被压迫的地位——但是在任何地方我们都看不到一种特殊等级的人分化出来管理他人并为了管理而系统地一贯地掌握着某种强制机构即暴力机构，这种暴力机构，大家知道，现在就是武装队伍、监狱及其他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手段，即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
如果把资产阶级学者编造出来的所谓宗教学说、诡辩、哲学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见解抛开，而去探求问题的实质，那我们就会看到，国家正是这种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监狱、特殊队伍即军队，等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家也就出现了。
但是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国家并不存在，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全靠族长或妇女享有的威信或尊敬（当时妇女往往不仅同男子处于平等地位，而且有时还占有更高的地位）来维持，没有专门从事管理的人构成的特殊等级。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即划分为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些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些集团的劳动的地方和时候，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
我们始终都要记住历史上社会划分为阶级的这一基本事实。世界各国所有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都向我们表明了它如下的一般规律、常规和次序：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整个现代的文明的欧洲都经过了这个阶段，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世界上其余各洲的绝大多数民◎第28页◎族也都经过这个阶段。在最不发达的民族中，现在也还有奴隶制的遗迹，例如在非洲现时还可以找到奴隶制的设施。奴隶主和奴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前一集团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具，尽管当时工具还十分简陋），并且还占有人。这个集团就叫作奴隶主，而从事劳动并把劳动果实交给别人的人则叫作奴隶。
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奴隶制发展成了农奴制。这时社会基本上分为农奴主—地主和农奴制农民。人与人的关系的形式改变了。奴隶主把奴隶当作自己的财产，法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农奴制农民仍然遭受阶级压迫，处于依附地位，但农奴主—地主不能把农民当作物品来占有了，而只有权占有农民的劳动，有权强迫农民尽某种义务。其实，大家知道，农奴制，特别是在俄国维持得最久、表现得最粗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资本家阶级。从商品中，从商品交换中，从货币权力的出现中，产生了资本权力。在18世纪（更正确些说，从18世纪末起）和19世纪，世界各地发生了革命。农奴制在西欧各国被取代了。这一点在俄国发生得最晚。俄国在1861年也发生了变革，结果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社会形式所代替——农奴制被资本主义所代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划分仍然存在，还保留着农奴制的各种遗迹和残余，但是阶级划分基本上具有另一种形式。
资本占有者、土地占有者、工厂占有者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始终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他们支配着全部国民劳动，就是说，使全体劳动群众受其支配、压迫和剥削；这些劳动群众大多数是无产◎第29页◎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全靠出卖双手、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在农奴制时代分散的和受压迫的农民，在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候，一部分（大多数）变成无产者，一部分（少数）变成富裕农民，后者自己雇用工人，成为农村资产阶级。
你们应当时刻注意到社会从奴隶制的原始形式过渡到农奴制、最后又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只有记住这一基本事实，只有把一切政治学说纳入这个基本范围，才能正确评价这些学说，认清它们的实质，因为人类史上的每一个大的时期（奴隶占有制时期、农奴制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都长达许多世纪，出现过各种各样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弄清这一切光怪陆离、异常繁杂的情况，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有关的情况，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你们根据这种基本划分来观察国家，就会看出，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在社会划分为阶级以前国家是不存在的。但是随着社会阶级划分的发生和巩固，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国家也产生和巩固起来。在人类史上有几十个几百个国家经历过和经历着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在每一个国家内，虽然有过巨大的历史变化，虽然发生过各种与人类从奴隶制经农奴制到资本主义、到现在全世界的反资本主义斗争这一发展过程相联系的政治变迁和革命，但你们总可以看到国家的出现。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一种机构。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高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第30页◎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不管这种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为原始时代的棍棒，或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利用现代技术最新成果造成的、堪称20世纪技术奇迹的现代化武器，反正都是一样。使用暴力的手段虽然改变，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构、其装备同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相适应的暴力机构把持在自己手中。我们仔细地观察了这种共同现象就要问，为什么在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就没有国家，为什么国家产生于阶级出现的时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国家的实质和意义的问题找到一个确切的回答。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当社会上还没有阶级的时候，当人们还在奴隶制时代以前，在较为平等的原始条件下，在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的时候，当原始人很费力地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来维持最简陋的原始生活的时候，没有产生而且不可能产生专门分化出来实行管理并统治社会上其余一切人的特殊集团。只有当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第一种形式出现时，当奴隶制出现时，当某一阶级有可能专门从事最简单的农业劳动而生产出一些剩余物时，当这种剩余物对于奴隶维持最贫苦的生活并非绝对必需而由奴隶主攫为己有时，当奴隶主阶级的地位已经因此巩固起来时，为了使这种地位更加巩固，就必须有国家了。
于是出现了奴隶占有制国家，出现了一个使奴隶主握有权力、能够管理所有奴隶的机构。当时无论是社会或国家都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当时山河海洋所造成的障碍比现在大得多，所以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疆域内形成◎第31页◎起来的。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只能为一个版图较小、活动范围较小的国家服务。但是终究有一个机构来强迫奴隶始终处于奴隶地位，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受另一部分人的强制、压迫。要强迫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经常替另一部分人做工，就非有一种经常性的强制机构不可。当没有阶级的时候，也就没有这种机构。在阶级出现以后，随着阶级划分的加强和巩固，随时随地就有一种特殊的机关即国家产生出来。国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奴隶占有制时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君主制是一人掌握权力，共和制是不存在任何非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贵族制是很少一部分人掌握权力，民主制是人民掌握权力（民主制一词按希腊文直译过来，意思是人民掌握权力）。所有这些区别在奴隶制时代就产生了。虽然有这些区别，但奴隶占有制时代的国家，不论是君主制，还是贵族的或民主的共和制，都是奴隶占有制国家。
不管是谁讲古代史课，你们都会听到君主制国家和共和制国家斗争的情况，但基本的事实是奴隶不算是人；奴隶不仅不算是公民，而且不算是人。罗马的法律把奴隶看成一种物品。关于杀人的法律不适用于奴隶，更不用说其他保护人身的法律了。法律只保护奴隶主，只把他们看作是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不论当时所建立的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不过是奴隶占有制君主国或奴隶占有制共和国。在这些国家中，奴隶主享有一切权利，而奴隶按法律规定却是一种物品，对他们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杀死奴隶也不算犯罪。奴隶占有制共和国按其内部结构来说分为两种：贵族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在贵族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在民主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全体，但仍然是奴隶主的全体，奴隶◎第32页◎是除外的。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基本情况，因为它最能说明国家问题，最能清楚地表明国家的实质。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迫使一切从属的阶级服从于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个机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奴隶占有制国家可以是君主国，贵族共和国，甚至可以是民主共和国。管理形式确实是多种多样，但本质只是一个：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始终是被压迫阶级，不算是人。农奴制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
由于剥削形式的改变，奴隶占有制国家变成了农奴制国家。这件事有很大的意义。在奴隶占有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权利，根本不算是人；在农奴制社会中，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农民（当时农民占大多数，城市人口极少）被禁锢在土地上，这就是农奴制这一概念的由来。农民可以在地主给他的那一块土地上为自己劳动一定的天数，其余的日子则替老爷干活。阶级社会的实质仍然存在：社会是靠阶级剥削来维持的。只有地主才能有充分的权利，农民是没有权利的。实际上，农民的地位与奴隶占有制国家内奴隶的地位没有多大区别。但是通向农民解放的道路毕竟是比较宽广了，因为农奴制农民已不算是地主的直接私有物。农奴制农民可以把一部分时间用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他自己了。由于交换和贸易关系有了更广泛的发展，农奴制日益解体，农民解放的机会也日益增多。农奴制社会总是比奴隶占有制社会更复杂。农奴制社会有发展商业和工业的巨大因素，这在当时就导致了资本主义。在中世纪，农奴制占优势。当时的国家形式也是多样的，既有君主制也有共和制（虽然远不如前者明显），但始终只有地主—农奴主才被认为是统治者。农奴制农民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无论在奴隶制下或农奴制下，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进行统治，◎第33页◎非采取强制手段不可。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要推翻压迫的接连不断的尝试。在奴隶制历史上有过多次长达几十年的奴隶解放战争。顺便说说，现在德国共产党人，即德国唯一真正反对资本主义桎梏的政党，取名为“斯巴达克派”（注：斯巴达克派　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把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团聚在这个杂志的周围。1916年1月1日，在柏林召开了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该派因此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就因为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许多年中一直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最后，这些奴隶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虏，遭受奴隶主的酷刑。这种国内战争贯串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奴隶占有制时代这种国内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整个农奴制时代也同样充满着不断的农民起义。例如在中世纪的德国，地主和农奴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变成了农民反对地主的国内战争。你们大家都知道，在俄国也多次发生过这种农民反对地主—农奴主的起义。
地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必须有一种机构能使大多数人统统服从他们，服从他们的一定的法律、规则，这些法律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维持地主统治农奴制农民的权力。这就是农奴制国家，这种国家，例如在俄国或者在至今还是农奴制占统治的十分落后的亚洲各国，具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共和制，有的是君主制。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权力归一人掌握，实行共和制时，从地主当中选举出来的人多少可以参政，——这就是农奴制社会的情形。农奴制社会中的阶级划分，是绝大多数人——农奴制农民完全依附于极少数人——占有土地的地主。
由于商业的发展，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分化出了一个新的阶级——资本家阶级。资本产生于中世纪末期，当时世界贸易因发现美洲而得到巨大的发展，贵金属的数量激增，金银成了交换手段，◎第34页◎货币周转使得一些人能够掌握巨量财富。全世界都认为金银是财富。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衰落下去，新阶级即资本代表者的力量发展起来。结果社会被改造成这样：全体公民似乎一律平等了；以前那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划分已经消灭了；所有的人，不管他占有的是何种资本，是不是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也不管他是不是只有一双做工的手的穷光蛋，都被认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了。法律对大家都同样保护，对任何人所拥有的财产都加以保护，使其不受那些没有财产的、除了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日益贫穷破产而变成无产者的群众的侵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不能详细分析这个社会。你们将来学党纲的时候还会遇到这个问题，会听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说明。这个社会在自由的口号下反对农奴制，反对旧时的农奴制度。但这只是拥有财产的人的自由。当农奴制被摧毁时（这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前的事；俄国晚于其他国家，到1861年才废除），资本主义国家代替了农奴制国家，宣布它的口号是全民的自由，说它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否认它是阶级的国家，于是为全体人民的自由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从此就展开了，现在这个斗争已经导致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这个斗争正遍及全世界。
要了解已经开始的反对世界资本的斗争，要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必须记住，资本主义国家起来反对农奴制国家，是在自由的口号下投入战斗的。农奴制的废除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获得自由，使他们得到好处，因为农奴制已经摧毁，农民已有可能把土地作为名副其实的财产来占有了。至于这是农民赎买来的土地，还是靠支付代役租得来的小块土地，国家是不管的——国家保护一切私有财产，不问其来历怎样，因为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农民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内都变成了私有者。在地主把一部◎第35页◎分土地出让给农民的时候，国家也保护私有财产，用赎买即出钱购买的办法，使地主得到补偿。国家似乎在宣称它保护真正的私有权，并对私有权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庇护。国家承认每个商人、工业家和工厂主都有这种私有权。而这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以完全控制一切无产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为基础的社会，却宣布自己是以自由为基础来实行统治的。它反对农奴制时，宣布私有财产自由，深以国家似乎不再是阶级的国家而自豪。
其实，国家仍然是帮助资本家控制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机器，但它在表面上是自由的。它宣布普选权，并且通过自己的拥护者、鼓吹者、学者和哲学家宣称它不是阶级的国家。甚至在目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开始反对它的时候，这班人还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说我们建立的国家是以一部分人强制和镇压另一部分人为基础的，而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却是全民的，民主的。所以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且恰好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时候，在反对全世界资本的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这个问题即国家问题就具有最大的意义，可以说，已经成为最迫切的问题，成为当代一切政治问题和一切政治争论的焦点了。
我们观察一下俄国的或无论哪个更文明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看到，目前几乎所有的政治争论、分歧和意见，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概念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像瑞士或美国那样一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表现等等，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统治的机器？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基本问题。人们是怎样议论布尔什维主义的呢？资产阶级的报刊谩骂布尔什维克。没有一家报纸不在◎第36页◎重复着目前流行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说布尔什维克破坏民权制度。如果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心地纯朴（也许不是由于纯朴，也许这种纯朴，如俗语所说的，比盗窃还坏），认为责难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和民权制度是他们的发明和创造，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现在，在最富有的国家内，花数千万金钱推销数千万份来散布资产阶级谎言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最富有的报纸，没有一个不在重复这种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论据和责难，说美国、英国和瑞士是以民权制度为基础的先进国家，布尔什维克的共和国却是强盗国家，没有自由，布尔什维克破坏民权思想，甚至解散了立宪会议。这种对布尔什维克的吓人的责难，在全世界重复着。这种责难促使我们不得不解决什么是国家的问题。要了解这种责难，要弄清这种责难并完全自觉地来看待这种责难，要有坚定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那就必须彻底弄清楚什么是国家。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在战前创立的替这些国家辩护的各种学说。要正确处理问题，就必须批判地对待这一切学说和观点。
我已经介绍你们阅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部著作里就讲到，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空头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
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在有这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就用这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又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但实质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手里，不管权利有没有资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第37页◎样，而且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北美合众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凡是在1905年以后到过那里的人大概都知道），资本权力即一小撮亿万富翁统治整个社会的权力表现得如此横蛮，采用贿赂手段如此明目张胆。资本既然存在，也就统治着整个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
民主共和制和普选制同农奴制比较起来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有可能组成整齐的、有纪律的队伍去同资本有步骤地进行斗争。农奴制农民连稍微近似这点的东西也没有，奴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知道，奴隶举行过起义，进行过暴动，掀起过国内战争，但是他们始终未能造成自觉的多数，未能建立起领导斗争的政党，未能清楚地了解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甚至在历史上最革命的时机，还是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手下的小卒。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而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无产者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创立世界工人运动，造就出在全世界组织成政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起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因此，这一切东西在广大群众的眼中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要来一个转变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不仅那些别有用心的伪君子、学者和神父支持和维护资产阶级的谎言，说国家是自由的，说国家负有使命保护所有的人的利益，就是许多诚心诚意重复陈腐偏见而不能了解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也是如此。不仅直接依赖于资产阶级的人，不仅受资本压迫或被资本收买的人（替资本服务的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学者、艺术家和神父等等），就是那些只是受资产阶◎第38页◎级自由这种偏见影响的人，也都在全世界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因为苏维埃共和国刚一成立就抛弃了这种资产阶级谎言，公开声明说：你们把你们的国家叫作自由国家，其实只要私有制存在，你们的国家即使是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也无非是资本家镇压工人的机器，而且国家愈自由，这种情形就愈明显。欧洲的瑞士和美洲的北美合众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两个都是民主共和国，粉饰得很漂亮，侈谈劳动民主和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尽管如此，任何地方的资本统治都没有像这两个国家那样无耻，那样残酷，那样露骨。其实，瑞士和美国都是资本在实行统治，只要工人试图真的稍稍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就立刻会引起一场国内战争。在这两个国家内，士兵较少，即常备军较少（瑞士实行民兵制，每个瑞士人的家里都有枪；美国直到最近还没有常备军），因此，罢工发生时，资产阶级就武装起来，雇用士兵去镇压罢工，而且在任何地方，对工人运动的镇压，都不如瑞士和美国那样凶暴残忍；在任何一国的议会里，资本的势力都不如这两个国家那样强大。资本的势力就是一切，交易所就是一切，而议会、选举则不过是傀儡、木偶……　但是愈往后，工人的眼睛就愈亮，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就传布得愈广泛，尤其是在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场血腥的大厮杀以后。工人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同资本家作无情的斗争。
不管一个共和国用什么形式掩饰起来，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吧，如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它那里保存着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私人资本把全社会置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它不实现我们党纲和苏维埃宪法所宣布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国家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器。因此要把这个机器夺过来，由必将推翻资本权力的那个阶级来掌握。我们要抛弃一切关于国家就是普遍平等的陈腐偏见，那是骗人的，因为只要剥削存◎第39页◎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可能同工人平等，挨饿者也不可能同饱食者平等。人们崇拜国家达到了迷信的地步，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词滥调；无产阶级就是要扔掉这个叫作国家的机器，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了过来，由自己掌握。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者说这根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而一部分人却在挨饿的现象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到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观点。我希望我们在以后的讲课中还会谈到这个问题，还会多次地谈到这个问题。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
第59—76页
载于1929年1月18日《真理报》
第15号◎第40页◎
致阿·马·高尔基
1919年7月31日
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
我愈是细读您的信，愈是考虑来信中的结论和信中所说情况（以及我们会面时您所谈的情况）的联系，我便愈加确信，不论是这封信，还是您的结论和您的一切印象，都是完全不健康的。
彼得格勒是近来最不健康的地方之一。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的居民经受的苦难最多，工人献出的优秀力量也最多，饥荒很严重，军事危险也很严重。您的神经显然经受不住了。这是不奇怪的。人家劝您换个地方，而您却固执己见。把自己的神经折磨到病态的地步是极不明智的，就是出于最简单的考虑，也是不明智的，更不用说从其他方面考虑了。
您的信和您的谈话一样，包含了许多不健康的印象，因而使您得出了不健康的结论。
您从痢疾和霍乱谈起，而且一下子就发出一种不健康的怨恨：“博爱、平等”。这么说来，好像这个被围困的城市遭受贫穷、困苦和疾病，都是共产主义的过错！！
接着，您说了一些我简直无法理解的狠狠攻击“低级”文学（什么文学？为什么与加里宁有关？）的刻薄话。而结论是：“残存的极少数有理智的工人”说，他们被人“出卖”“给农夫当俘虏了”。
这就毫无道理了。怎么？难道是要指控加里宁把工人出卖给农夫吗？听来就是这个意思。◎第41页◎
而能无中生有说出这种话来的，无非是些非常幼稚、非常愚蠢、用“左的”词句代替理智的工人，或者是受尽刺激、横遭折磨、忍饥挨饿、疾病缠身的工人，或者是很善于歪曲一切、很会抓住任何一件小事来发泄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疯狂仇恨的“残存的贵族”。您在信中也提到了这些残余分子。他们的情绪对您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您来信说，您看到“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看到是一回事，在整个生活中天天接触又是一回事。由于您的职业使您不得不“接见”几十个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由于生活环境的缘故，您感受最深的是这些“残余分子”。
似乎“残余分子”“对苏维埃政权抱有一种近似同情的感情”，而在“大多数工人”中却出盗贼，出混进来的“共产党员”等等！于是您竟然得出“结论”说：干革命不能靠盗贼，不能不要知识分子。
这完全是病态心理，它在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环境中变得更加厉害了。
我们正采取一切办法吸引知识分子（非白卫分子）去同盗贼作斗争。在苏维埃共和国，真心诚意帮助工农而不是终日埋怨和恶毒谩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百分比正逐月增长。这在彼得格勒是不可能“看到”的，因为在彼得格勒这个城市里失去地位（和理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特别多。但是，对整个俄国说来，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在彼得格勒或从彼得格勒的角度观察事物的人，只有非常通晓政治，具有特别丰富的政治经验，才会确信这一点。而您不具备这一切。您既不搞政治，也不观察政治建设的工作，而是从事一种特殊职业。这种职业使您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这是些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到◎第42页◎的人，在最好最难得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些徬徨迷惘、悲观绝望、呻吟叹息、死抱着旧偏见、惶恐不安、自己吓唬自己的人。
要观察，就应当到下面去观察——那里可以观察到建设新生活的情况；应当到外地的工人居住区或到农村去观察——那里用不着在政治上掌握许多极复杂的材料，只要观察就行了。您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自己置于翻译作品之类的专职编辑的地位。处于这种地位观察不到新生活的新建设，而会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听取那些不健康的知识分子的不健康的埋怨上，花在观察处于严重军事危险和极度贫困之中的“故”都上。
您使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就不能直接观察到工人和农民，即俄国十分之九的人口生活中的新事物；在这种地位上您只能观察故都生活的片断，那里工人的精华都到前线和农村去了，剩下的是多得不合比例的失去地位、没有工作、专门“包围”您的知识分子。劝您离开，您又执拗地拒绝。
显然，您把自己搞病了：您来信说，您感到生活非但很痛苦，而且“非常厌恶”！！！那是必然的！在这种时候把自己困在一个最不健康的地方，去担任一个文学翻译作品的编辑（对于观察人，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可真是最适当的工作！）。无论是部队里的新事物，或是农村里的新事物，或是工厂里的新事物，您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这里是不可能观察到并进行研究的。您剥夺了自己做那种能够使艺术家得到满足的事情的机会——一个政治家可以在彼得格勒工作，但是您不是政治家。今天看到的是无端打碎的玻璃，明天听到的是枪声和狱中的哀号声，还有留在彼得格勒的非工人中最疲惫的人的片言只语，然后是从知识分子，没有首都的首都知识分子那里得来的万千印象，以及从受委屈者那里听到的千百种怨言，在编辑工作之余不可能看到任何建设生活的情况（这种建设是按◎第43页◎独特方式进行的，而在彼得格勒又最少见），——这怎么会不把自己弄到对生活非常厌恶的地步呢。
全国都在投入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因为全世界资产阶级正在为他们的被推翻而疯狂地实行报复。这是自然的。为了报复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批打击从四面八方袭来。这也是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应当过一种积极的政治家的生活，要么应当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无意于政治的话），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但不是在对首都举行疯狂进攻、同各种阴谋作激烈斗争、首都知识分子疯狂发泄仇恨的中心城市，而是在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在那里，只要简单观察一下，就能很容易区别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
生活使您厌恶，和共产主义的“分歧在加深”。分歧在哪里呢，无法理解。您丝毫没有指出政治上或思想上的分歧。其实这是两种人的情绪的分歧：一种人从事政治或者致力于最激烈的斗争，另一种人则人为地置身于无法观察新生活而被资产阶级大首都的腐败印象所折服的境地。
对您的信我率直地说出了我的想法。从（和您的）谈话中，我早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但是，您的信把我从您的谈话中得到的全部印象固定了、深化了，完成了。我不想强迫您接受我的劝告，但是我不能不说：您要彻底改换环境，改换接触的人，改换居住的地方，改换工作，否则生活会使您完全厌恶。
紧紧握手！
您的　列宁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
第42—46页◎第44页◎
发往彼得格勒
载于1925年《红色史料》杂志
第1期
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在莫斯科市非党女工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9月23日）
同志们，我能向女工代表会议表示祝贺感到非常高兴。我不准备涉及目前使每个女工和每个觉悟的劳动者理所当然最关心的那些问题。这些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粮食问题和我国军事形势问题。我从你们的会议报道中知道，这些问题都已在会上详细谈过了，托洛茨基同志谈了军事问题，雅柯夫列娃和斯维杰尔斯基两位同志谈了粮食问题，因此，我就不再谈这些问题了。
我想略微谈一谈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一般任务，也就是同向社会主义过渡有关的那些任务和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首要任务。同志们，关于妇女的地位问题，苏维埃政权在它诞生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我觉得，任何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国家，它的任务都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比较简单容易。这一部分只触及把妇女置于同男子不平等的地位的旧法律。
从很久以前起，在几十年以至几百年的过程中，西欧各次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曾提出要废除这些过时的法律，要求男女在法律上平等，可是任何一个欧洲民主国家，任何一个最先进的共和国，都没能实现这个要求，因为，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保留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保留资本的权力，那么，男子就会有特权。俄国◎第45页◎所以能实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从1917年10月25日起，这里确立了工人政权。苏维埃政权刚诞生就决心成为反对一切剥削的劳动者的政权。它所提出的任务就是要使地主资本家不能再剥削劳动者，消灭资本的统治。苏维埃政权竭力要使劳动者建立起没有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的生活，因为私有制在世界各国，甚至在有充分政治自由的最民主的共和国里，都使劳动者事实上处于贫困的、雇佣奴隶的地位，使妇女处于受双重奴役的地位。
苏维埃政权这个劳动者的政权在诞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在有关妇女的立法方面实行了最彻底的变革。苏维埃共和国彻底废除了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法律。我指的就是专门利用妇女较弱的地位把她们置于不平等的甚至往往是受屈辱的地位的法律，即关于离婚、关于非婚生子女、关于女方要求子女的生父负担子女抚养费的权利的法律。
应该指出，正是在这方面，甚至最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立法也利用妇女较弱的地位，使她们处于不平等的和受屈辱的地位。也正是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彻底废除了劳动群众所不能容忍的不合理的旧法律。今天我们可以十分自豪而毫不夸大地说，除了苏维埃俄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实现了妇女与男子的完全平等，妇女不再处于日常家庭生活中显而易见的那种屈辱地位。这是我们最初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如果你们有机会同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接触，或者得到高尔察克或邓尼金占领区出版的俄文报纸，或者有机会同拥护这些报纸的观点的人们交谈，你们就能时常听到他们责备苏维埃政权破坏民主。
我们这些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者，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经常受到某些人的指责。他们说我们破坏民主，◎第46页◎并举出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这件事作为指责的根据。对于这种指责，我们通常这样回答：这种民主和立宪会议是在世界上存在私有制的情况下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拥有资本的人当老板，其余的人即替他做工的人则是他的雇佣奴隶，——那样的民主在我们看来毫无价值。这种民主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也只是用来掩饰奴役制度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者只拥护能改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状况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反对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在我们看来，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那种为处于不平等地位的被剥削者服务的民主。不劳动者被剥夺选举权，那才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不劳动者不得食。
我们回答这些指责说，应当提出某个国家中民主实现得如何的问题。我们看到，各民主共和国都宣布了平等，但是在民法中，在规定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离婚权利的法律中，妇女到处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处于受卑视的地位。我们说，这才是破坏民主，而且正是破坏被压迫者应享有的民主。苏维埃政权比所有最先进的国家更彻底地实现了民主，在它的法律中丝毫也看不到妇女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痕迹。再说一遍，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项民主立法，为妇女做到的都不及苏维埃政权在它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所做到的一半。
当然，光有法律是不够的，我们也决不满足于只颁布法令。但是在立法方面，我们已做了使男女地位平等所应做的一切，因此我们有理由以此自豪。目前妇女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从最先进国家的角度来看，已是很理想的了。但我们自己认为，这当然还只是开始。
只要妇女忙于家务，她们的地位就不免要受到限制。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们同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第47页◎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地位。
当然，这里所指的不是要使妇女在劳动生产率、劳动量、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等等方面同男子相等，而是要使妇女不再因经济地位与男子不同而受到压迫。你们大家都知道，甚至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妇女事实上仍然是受束缚的，因为全部家务都压在她们肩上。这种家务多半是非生产性的、最原始、最繁重的劳动。这是极其琐碎而对妇女的进步没有丝毫帮助的劳动。
我们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要为社会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在这方面，妇女有十分广阔的工作场所。目前，我们正在认真地做准备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地基；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这件事，只有在男女完全平等的时候，只有在妇女摆脱了这种琐碎的、使人愚钝的非生产性工作而同我们一道从事新工作的时候，才能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得做好多好多年。
这种工作不可能立刻做出成绩，不会产生很显眼的效果。
我们正在创办食堂、托儿所这样一些示范性的设施，使妇女摆脱家务。建立这些设施的工作，主要应该由妇女来担任。应当承认，目前在俄国，这种能帮助妇女摆脱家庭奴隶状态的设施还不多。这种设施的数量还很小，而且目前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战争环境和所遭到的粮食困难（这些问题，有几位同志已在这里给你们详细讲过）又妨碍我们进行这一工作。不过还是应当指出，这些能帮助妇女摆脱家庭奴隶地位的设施，在一切稍有可能建立的地方，都在纷纷建立起来。
我们说，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女工自己应当关心这种设施的发展，妇女的这种活动将根本改变她们以前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那种地位。◎第48页◎
在资本主义旧社会里，要从事政治活动需要有特殊的素养，因此，甚至在最先进、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也极少参加政治活动。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政治成为每个劳动妇女都能参与的事情。自从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被消灭、地主资本家政权被推翻以后，政治任务对于劳动群众和劳动妇女，已经是一种简单明白、大家完全能参与的事情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处于无权的地位，与男子相比，她们是极少参与政治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有劳动者的政权，有了劳动者的政权，政治的首要任务就同劳动者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了。
这里，不仅需要党员女工和觉悟的女工，而且需要非党女工和觉悟最低的女工都来参加。这里，苏维埃政权为女工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场所。
在同进攻苏维埃俄国的敌对力量作斗争时，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无论在军事方面同进行战争来推翻劳动者政权的力量作斗争，或者在粮食方面同投机者作斗争，我们都感到困难，因为全心全意用自己的劳动来帮助我们的劳动者还不够多。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认为最宝贵的莫过于广大非党女工群众的帮助了。她们应该知道，在资产阶级的旧社会，要进行政治活动也许需要有各方面的素养，而这是妇女办不到的。但在苏维埃共和国，政治活动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地主资本家，是为消灭剥削而斗争，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政治活动是向女工开着大门的，这种活动就是妇女用自己的组织才能帮助男子。
我们不仅需要千百万人的组织工作；我们也需要规模很小的组织工作，使妇女也能参加劳动。妇女在战争条件下也是能够从事劳动的，例如支援军队，在军队中进行鼓动。妇女应当积极参加这一切工作，使红军看到人们在关怀他们，在为他们操心。妇女也可◎第49页◎以在粮食部门工作，如分配粮食，改善群众的伙食，发展目前正在彼得格勒广泛设立的食堂等等。
也就是在这些方面，女工的活动起着真正的组织者的作用。妇女还需要参加建立并监督大型试验农场的工作，使这一事业在我们这里不致成为孤立无援的事业。没有大批劳动妇女参加，这一事业是无法完成的。做这种工作，无论是监督产品分配，或是监督便利人们拿到产品的工作，女工都是完全适合的。这一任务，非党女工完全能够胜任，而这一任务的实现，首先会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
苏维埃政权已经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几乎完全废除了工厂私有制，正力求使所有的劳动者，无论党员或非党员，无论男子或妇女，都参加这一经济建设。苏维埃政权所开始的这一事业，只有在全俄国千百万妇女而不是几百个妇女参加进来时，才能够向前推进。那时，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会巩固。那时，劳动者会证明，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他们也能生活，也能管理经济。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在俄国将十分稳固，国内外的任何敌人都将不再对苏维埃共和国构成威胁了。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
第189—194页◎第50页◎
载于1919年9月25日《真理报》第213号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10月11日）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注：指1919年10月8-19日莫斯科市党组织举行的征收党员周。征收党员周是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举行的。在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极其困难的时刻，俄共（布）彼得格勒党组织于1919年8月10-17日、莫斯科省党组织于同年9月20-28日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俄共（布）中央全会总结初步经验后，9月26日决定在各城市、农村和军队中举行征收党员周。9月30日，中央在给各级党组织的关于征收党员周的通告信中指出，在各地党组织已经完成党员重新登记的情况下，着手吸收新的党员是适时的。通告信要求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只吸收工人、红军战士、水兵和农民入党。通过举行征收党员周，仅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38个省就有20多万人入党，其中50％以上是工人，在作战部队中被接受入党的约7万人。）是在苏维埃政权困难的时刻举行的。由于邓尼金的胜利，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朋友们拼命加紧阴谋活动，资产阶级竭力扰乱人心，千方百计想动摇苏维埃政权的决心。犹豫动摇的不自觉的庸人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和孟什维克，照例都更加动摇起来，而且最先被资本家吓倒了。
但是，我认为，莫斯科在困难时刻举行征收党员周对我们更有利，因为这对事情更有益处。我们举行征收党员周并不是为了炫耀一番。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注：俄共（布）根据该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于1919年5-9月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俄共（布）中央于1919年4月24日在《真理报》上公布了重新登记的实施细则，其中说，全体党员重新登记是对各个党组织的全体人员进行的认真考核，其目的是清除党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主要是那些混入执政党以便利用党员称号谋取私利的人。重新登记时，全体党员必须交回党证，填写履历表，呈交由两名具有半年以上党龄并被党委会认为可靠的共产党员出具的介绍书。在重新登记期间，停止接受新党员。凡是被揭发有不配党员称号的行为者（酗酒、腐化、以权谋私等）、临阵脱逃者、违反党的决议者、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党的会议者以及不交纳党费者，都应开除出党。重新登记期间，恰逢动员党员入伍，有些人动摇脱党，这大大帮助了各个党组织清除那些不合格分子。据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经过重新登记，党员人数减少了一半。）。我们还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目前正当加紧动员人们上前线的时候，举行征收党员周的好处是，不致对那些想混进党里来的人有什么诱惑力。我们只是号召大批普通工人和贫苦农民即劳动农民入党，而不是号召投机农民◎第51页◎入党。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也不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地，现在党员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
这样更好。入党的将都是一些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真正忠于工人国家的人，正直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下受过压迫的群众的真正代表。
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新党员不是为了做广告，而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工作。我们号召他们加入党。我们向劳动者敞开党的大门。
苏维埃政权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压迫而斗争的劳动者的政权。首先起来进行这种斗争的，是各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它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夺得了国家政权。
工人阶级把大多数农民团结到自己方面来。因为倾向于资本、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只是经商的农民，投机农民，而不是劳动农民。
最开展最觉悟的彼得格勒工人为管理俄国输送了最多的力量。可是我们知道，在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忠于劳动群众利益、能够做领导工作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有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的，资本主义不让这些人发展，我们却尽力帮助他们，而且应当帮助他们涌现出来，让他们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发现这些质朴的不知名的新人才是不容易的。吸收那些长期受地主资本家压迫和恐吓的普通工农来参加国家工作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应该进行而且必须进行这种不容易的工作，以便更深入地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中间发掘新人才。
非党的工人和劳动农民同志们，加入党吧！我们不向你们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我们号召你们来进行困难的工作，进行建◎第52页◎设国家的工作。如果你们真心拥护共产主义，你们就应该大胆地担负起这种工作，不要怕工作生疏和困难，不要被那种陈腐偏见弄得惶惑不安，以为只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才能胜任这种工作。这是不对的。能够而且应当有愈来愈多的普通工人和劳动农民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
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多吸收群众中新的工作者入党，使他们独立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手段，这就是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
1919年10月11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
第215—217页◎第53页◎
载于1919年10月12日《真理报》第228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8号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1919年10月21日）
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注：指1919年10月8-19日莫斯科市党组织举行的征收党员周。征收党员周是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举行的。在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极其困难的时刻，俄共（布）彼得格勒党组织于1919年8月10-17日、莫斯科省党组织于同年9月20-28日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俄共（布）中央全会总结初步经验后，9月26日决定在各城市、农村和军队中举行征收党员周。9月30日，中央在给各级党组织的关于征收党员周的通告信中指出，在各地党组织已经完成党员重新登记的情况下，着手吸收新的党员是适时的。通告信要求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只吸收工人、红军战士、水兵和农民入党。通过举行征收党员周，仅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38个省就有20多万人入党，其中50％以上是工人，在作战部队中被接受入党的约7万人。）期间入党的有13600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完全没有料到的成绩。整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那些为自己丧失“老爷的”特权地位而伤心的专家、官吏、职员在内，——所有这伙人恰巧在最近，恰巧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期间，拼命扰乱人心，预言苏维埃政权即将灭亡，邓尼金即将胜利。
这伙“知识分子”是多么善于巧妙地运用扰乱人心这个武器啊！要知道这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真正武器。在我们所处的这种时候，小资产阶级总是要同资产阶级结成“反动的一帮”并且“死命地”抓住这个武器的。
莫斯科本来是商人势力特别大的地方，是剥削者、地主、资本家、食利者最集中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大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合到了一起的地方，是驻着中央政权机关因而官员特别密集的地方，——正是这个莫斯科是资产阶级造谣、诽谤、扰乱人心最方便的场所。邓尼金和尤登尼奇进攻得手的“时机”非常有利于资产阶级这种手段取得“成功”。
无产阶级群众看到了邓尼金的“成功”，并且知道在现在做一◎第54页◎个共产党员会遭到多大的艰难困苦和危险，但是他们中间却有成千上万的人挺身而出，起来支援共产党，承担异常艰巨的国家管理工作的重担。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我们党的成就简直是了不起的！
这个成就向首都居民，并且也向整个共和国和全世界证明并清楚地指出，正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正是在劳动群众的真正代表中间蕴藏着苏维埃政权强大和稳固的最可靠的源泉。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人们志愿申请入党，从这个成就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已实际地显示了为劳动解放事业的敌人深恶痛绝而为劳动解放事业的真正朋友最为珍视的那一方面，即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的）从道义上（从这个词的最好意义上讲）影响群众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施加这种影响的方法。
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以身作则，在整整两年期间（在我国政治发展极快的情形下，这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给劳动群众树立了这样的榜样：他们对劳动者的利益十分忠诚，他们同劳动者的敌人（剥削者，特别是“私有者”和投机者）斗争时十分坚决，他们在艰苦的时刻十分坚定，他们在反击世界帝国主义强盗时奋不顾身，这都说明只有工人和农民对自己先锋队的同情所产生的力量才能够创造奇迹。
这是奇迹，因为被饥饿、寒冷、破坏、破产折磨得无比痛苦的工人，不仅保持着蓬勃的朝气、对苏维埃政权的无限忠诚、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而且不顾没有素养并缺乏经验，承担了驾驶国家航船的重担！而且这是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刻……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充满了这样的奇迹。不论个别的考验多么严重，这样的奇迹将会导致而且一定会导致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完全胜利。◎第55页◎
我们现在应该关心怎样正确地使用新党员。这个任务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这是一个新的任务，靠老一套办法是解决不了的。
资本主义扼杀、压制、摧残了工人和劳动农民中的大批人才。这些人才在贫穷困苦、人格遭到侮辱的压迫之下毁灭了。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善于发现这些人才，让他们担任工作。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入党的新党员，大多数没有经验，不熟悉国家管理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是被资本主义人为地压在下面、变成“底”层、没有抬头机会的那些社会阶层当中最忠实、最真诚、最有才能的人，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比别的人更有力量，更富朝气，更耿直，更坚强，更真诚。
因此，一切党组织都应当对怎样使用这些新党员的问题作专门的研究。应该更大胆地把各种各样的国家工作托付给他们，应该更迅速地在实践中考验他们。
当然，所谓大胆，并不是马上就把重要的职务交给新手担任，因为担任重要职务所需要的知识，新手还没有掌握。要大胆，是说要大胆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我们的党纲非常明确地提出为什么官僚主义会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以及怎样防止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要大胆，首先是说要大胆地让那些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及其疾苦和要求的新党员对职员、官吏和专家实行监督。要大胆，是说要立即给这些新手在广阔的工作领域中施展才能和一显身手的机会。要大胆，是说要大胆地打破常规（在我们这里，也有人——可惜还不少呢！——非常怕冒犯已经规定的苏维埃的陈规陋矩，虽然这些东西有时不是由自觉的共产党员而是由旧官吏和旧职员“规定”的）；要大胆，是说要决心以革命的速度为新党员改变工作方式，以便更快地考验他们，更快地给他们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第56页◎
在很多场合可以为新党员安排这样的工作，即让这些党员一方面监督旧官吏是否认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另一方面很快能学会业务，并能独立地担当工作。在其他场合可以安排他们来更新、加强工农群众同国家机构的直接联系。在我们工业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怠工者、潜藏的地主和资本家在千方百计地破坏苏维埃政权。中央和地方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的本领应该在加紧利用党的新生力量来同这种祸害作坚决的斗争方面表现出来。
苏维埃共和国应当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它应该尽量发挥一切力量，尽量节省这些力量，尽量减少拖拉现象和繁文缛节，尽量精简机构，尽量使这个机构不仅知道群众的疾苦，而且能为群众所了解，能使群众独立参加这个机构的工作。
目前正在加紧动员老党员参加军事工作。这一工作无论如何不应削弱，而是应该不断加强。但是，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同时应该改善、精简、更新我们的非军事管理机构。
谁的后备多，谁的兵源足，谁的群众基础厚，谁更能持久，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超过白卫分子，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英法帝国主义这个泥足巨人。我们超过他们，是因为我们能够从过去受资本主义压迫、不论在哪里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那些阶级中，也就是从工人和劳动农民中吸收力量，而且今后还要长期地愈来愈深入地从他们当中吸收力量。我们能够从这个大储备库中吸收力量，因为它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向我们提供最忠诚、受苦难生活锻炼最多、最接近工农的工农领袖。
我们的敌人，不论是俄国资产阶级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都根本没有稍许与这个储备库近似的东西，他们的根基愈来愈动摇，工人◎第57页◎农民中拥护过他们的人愈来愈离开他们了。
这就是全世界的苏维埃政权最终肯定胜利和必然胜利的原因。
1919年10月21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
第228—232页◎第58页◎
载于1919年10月22日《俄共（布）中央通报》第7期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候，我曾打算用本文题目写一本小册子。但因忙于日常工作，直到现在还只是为某些部分做了初步的准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53—262、428—437页。——编者注）所以，我决定试一试，把我认为是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思想，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自然，扼要的叙述有许多不便和缺点。但是一篇不大的杂志论文，也许还能达到一个小小的目的，就是把问题及其要点提出来，供各国共产党人讨论。
　1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第59页◎
具有这种过渡时期特点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必然性，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而且对任何一个有学识的、多少懂得一点发展论的人来说，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听到的现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第二国际一切代表人物，包括麦克唐纳、让·龙格、考茨基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在内，都是这样的代表，尽管他们挂着所谓社会主义的招牌）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议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完全忘掉了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性就是厌恶阶级斗争，幻想可以不要阶级斗争，力图加以缓和、调和，磨掉锐利的锋芒。所以，这类民主派或者根本不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想种种方案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
　2
由于我国十分落后而且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有一些不同于先进国家的特点。但是俄国的基本力量以及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却是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所以这些特点能涉及的只是非最主要的方面。
这些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这些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俄国经济表现为如下双方的斗争，一方面是在一个大国的全国范围内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劳动的最初步骤，另一方面是小商品生产，是保留下来的以及在小商品生产基础◎第60页◎上复活着的资本主义。
说劳动在俄国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起来了，第一，是指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第二，是指由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在国有土地上和国营企业中组织大生产，把劳动力分配给不同的经济部门和企业，把属于国家的大量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者。
我们说俄国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1919年3月通过的我们的党纲也是这样说的），因为所有这些条件在我国还只实现了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条件的实现还处在开始的阶段。凡是一下子可以办到的事情，我们用革命的打击一下子都办到了。例如，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天，即1917年10月26日（1917年11月8日），就废除了土地私有制，无偿地剥夺了大土地所有者。在几个月内，又同样无偿地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大资本家即工厂、股份企业、银行、铁路等等的占有者。由国家来组织工业大生产，从“工人监督”过渡到“工人管理”工厂、铁路，——这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但在农业方面，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办“国营农场”，即由工人国家在国有土地上办的大农场）。同样，把小农组织成各种协作社这一从小商品农业过渡到共产主义农业的办法，也刚刚开始实行。（注：苏维埃俄国的“国营农场”大约有3536个，“农业公社”大约有1961个，农业劳动组合有3696个。我国中央统计局现在正对全国的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作一次精确的统计。1919年11月间就会陆续得到统计结果。）由国家组织产品分配来代替私营商业这件事，即由国家收购粮食供应城市、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这件事，也是这样。下面将引用一些有关本问题的统计材料。
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重新复活起◎第61页◎来，同共产主义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以私贩粮食和投机倒把来反对国家收购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总之，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
　　3
为了说明这些抽象的原理，我们来引用一些具体的数字。
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统计资料，从1917年8月1日到1918年8月1日，俄国由国家收购的粮食约为3000万普特。下一个年度约为11000万普特。再下一个收购年度（1919—1920年）头三个月的数字看来可以达到4500万普特，而在1918年同时期（8—10月）只有3700万普特。
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从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来，情况虽然改善得很慢，但总是不断地在改善着。尽管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动用世界列强的全部力量来组织国内战争，造成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难，情况还是在改善着。
所以，不管各国资产者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帮凶们（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怎样造谣诬蔑，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我国是有保证的。全世界资产阶级之所以疯狂地拼命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军事进攻，策划阴谋活动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若不用武力把我们压倒，我们就必然会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获得胜利。但资产阶级要想这样把我们压倒是办不到的。
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短时期内，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难条件下，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战胜了资本主义，从下述◎第62页◎总结数字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央统计局刚刚整理了一份关于苏维埃俄国26个省（不是全国）粮食生产情况和消费情况的统计材料，准备发表。
统计结果如下：
附图：
由此可见，城市的粮食大约有一半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供应的，另一半是由粮贩供应的。根据1918年的精确调查，对城市工人的粮食供应的比例正是如此。不过工人购买国家的粮食比购买粮贩的粮食要少付九成的钱。粮食的黑市价格十倍于国家价格。这是精确研究工人收支情况所得出的结果。
　4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上面引的统计资料，就可以看出，这个准确的材料勾画出了目前俄国经济的一切基本特点。◎第63页◎
劳动群众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地主和资本家。这个向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跨出的一步，按其大小、规模和速度说来，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而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对这一步却不加考虑。他们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意义上侈谈自由和平等，把这种民主虚伪地称为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考茨基）。
但劳动群众所考虑的却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不受地主资本家压迫的自由），所以他们这样坚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获得利益最多和马上获得利益的是农民。农民在地主资本家统治下的俄国是经常挨饿的。在我国多少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农民从来没有可能为自己劳动，总是把亿万普特粮食交给资本家，运往城市和国外，自己只好挨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农民才第一次为自己劳动，而且比城市居民吃得好些。农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自由，即享用自己粮食的自由，不挨饿的自由。谁都知道，在分配土地时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平等，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按人口”分配土地的。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为了消灭阶级，首先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任务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部分。为了消灭阶级，其次就要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第64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
为了解决这个最困难的第二部分任务，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在对农民的政策中应当始终不渝地贯彻以下基本路线：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区别开来，划分开来。
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那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和考茨基之流等等）不懂得社会主义的这种实质，是并不奇怪的。
这里所说的划分，做起来很困难，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农民”的各种特性不管多么不同，多么矛盾，总是溶合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划分还是可能的，不仅可能，而且是农民经济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必然产生的结果。劳动农民历来都受地主、资本家、商人、投机者和他们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的压迫。多少世纪以来，劳动农民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实际生活所给予的这种“教育”使农民不得不寻求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资本家，反对投机者，反对商人。同时，经济环境，商品经济的环境，又必然使农民（不是任何时候，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商人和投机者。
我们上面引用的统计资料清楚地说明了劳动农民和投机农民的区别。例如，一种农民在1918—1919年间为了供应城市里挨饿的工人，按照国家固定价格，把4000万普特粮食交给了国家机关，尽管这些机关还有种种缺点（这些缺点是工人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的，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期是无法消除的），——这种农民是劳动农民，是社会主义工人真正的同志，是他最可靠的同盟者，是◎第65页◎他在反资本压迫斗争中的亲兄弟。而另一种农民却利用城市工人的饥饿和困苦，非法地按相当于国家价格十倍的高价，出卖了4000万普特粮食，他们欺骗国家，使蒙骗、掠夺和欺诈勾当在各地应运而生并且日益猖獗——这种农民是投机者，是资本家的同盟者，是工人的阶级敌人，是剥削者。因为，粮食是从全国公有土地上收获来的，所用的农具也不仅是农民而且还有工人等等花了某种劳动才创造出来的，而有了余粮就拿来投机，这就是剥削挨饿的工人。
人们指着我们宪法上工农的不平等以及解散立宪会议、强行拿走余粮等等事情，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大叫大嚷：你们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破坏者。我们回答说：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做过这样多的事情，来消除劳动农民多少世纪以来所遭受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事实上的不自由。可是对于投机的农民，我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跟他们有平等，正如我们永远不承认剥削者同被剥削者、饱食者同挨饿者有“平等”，不承认前者有掠夺后者的“自由”一样。而对于那些不愿意了解这种区别的有教养的人，我们就要用对待白卫分子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尽管他们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考茨基派、切尔诺夫派或马尔托夫派。
　　5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此，无产阶级专政已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但是要一下子消灭阶级是办不到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第66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是被剥夺了任何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是唯一同资产阶级直接对立和完全对立的因而也是唯一能够革命到底的阶级。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成了统治阶级：它掌握着国家政权，支配着已经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领导着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和中间阶级，镇压着剥削者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特殊任务，是无产阶级以前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任务。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支。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正是由于他们遭到失败，他们反抗的劲头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比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说的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去代替革命这个概念（像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么情况就只能如此。
最后，农民和任何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处于中间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由劳动者要求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的、人数相当多的（在落后的俄国是极多的）劳动群众；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单独的小业主、小私有者、小商人。这样的经济地位必然使他们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第67页◎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到了一切社会关系遭到非常急剧的破坏的时候，由于农民和一般小资产者最习惯于因循守旧，那就很自然，我们必然会看到他们从一边转到另一边，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等等。
对于这个阶级，或者说，对于这些社会成分，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设法影响他们。带领动摇分子和不坚定分子前进，这就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
我们把所有的基本力量或基本阶级及其被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了的相互关系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第二国际的一切代表所持的、流行的小资产阶级观念，即“经过”一般“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念，在理论上是何等荒谬，何等愚蠢。这种错误观念的根源就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偏见，即以为“民主”具有绝对的、超阶级的内容。其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阶级斗争也上升到了更高的阶段，而使一切形式都服从它。
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重复那些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笼统词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意味着全面地转到资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和原则立场上去了。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问题只能这样提：是不受哪个阶级压迫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同哪一个阶级的平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还是废除私有制的斗争基础上的民主？如此等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阐明，如果不把平等了解为消灭阶级，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平等概念就会变成一种偏见。（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147页。——编者注）这个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平等概念不同于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起码真◎第68页◎理，是常常被人遗忘的。只要不忘记这个真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就是朝着消灭阶级的方向迈进了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事业，就应当利用国家政权机关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就应当对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和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采用斗争、影响、诱导等不同的方法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待续）（注：本文没有写完。——俄文版编者注）
　　1919年10月30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63—277页◎第69页◎
载于1919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0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0号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
*（注：这是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当时形势的报告。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　由俄共（布）中央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局召开，于1919年11月22日-1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7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曾由列宁主持召开了有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一部分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代表大会听取了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局的工作报告，各地的报告，中央穆斯林军事委员会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中央穆斯林委员部的报告，以及关于国家组织问题和党的问题、关于东部妇女工作、青年工作等小组的报告、并讨论了鞑靼-巴什基尔问题。代表大会规定了东部党的工作和苏维埃工作的任务，选出了俄共（布）中央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局。--70。）
同志们！能够向代表东部各穆斯林民族共产党组织的党员同志的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并就俄国和全世界当前局势问题讲几句话，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的报告的题目是目前形势问题。我觉得目前在这方面具有最重大意义的，是东部各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这些民族中间的革命运动。显然，东部各民族的革命运动，目前只有和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才能顺利地发展，才能有所成就。由于种种原因，如由于俄国落后和幅员广大，由于它地跨欧亚两洲，位于东西方之间，我们不得不肩负起全部重担（我们认为这是极大的光荣），充当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因此，最近将来事态发展的整个进程将预示一场更广泛更顽强的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这个进程必然会同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德、法、英、美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斗争联系起来。
讲到军事方面，你们知道，现在我们各条战线上的情况都很顺利。我不准备详细谈这个问题，我只想说明，国际帝国主义以暴力强加给我们的国内战争，两年来使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遭受了无穷的苦难，使农民和工人担负了往往是他们担负不◎第70页◎了的重担。但是，这次战争也创造了奇迹：早在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以前就掠夺我们而现在已经成为野兽的所谓我国“盟友”的暴行和残酷进攻，使疲于作战、似乎无法再经受一次战争的人们变成了战士，使他们在两年中间不仅经受住了战争，而且即将胜利地结束这次战争。我们现在对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的胜利，说明世界帝国主义抗拒各国和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的历史已进入了新的阶段。从这方面说来，两年来我们的国内战争不仅仅完全证实了历史早已作出的结论，即战争的性质及其胜利主要取决于参战国的国内制度，战争是该国战前所推行的国内政治的反映。所有这一切必然都对战争的进行起着作用。
进行战争和继续战争的是哪个阶段，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正因为我们的国内战争是解放了的工人和农民进行的，是劳动人民为摆脱本国和全世界资本家压迫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继续，所以在俄国这样一个受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折磨的落后国家里，人们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在难以想象的无比艰难困苦的两年中把战争坚持下来。
国内战争的历史通过高尔察克的实例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高尔察克有世界所有最强大的国家的援助，有十万外国军队（其中包括国际帝国主义者最精良的军队，如原准备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后来几乎没有参加、因而很少受到损失的日本军队）护卫下的铁路线，可以依靠那些生活最富裕、从来没有尝过农奴制的滋味、因而自然比任何人都更远离共产主义的西伯利亚农民，——像高尔察克这样的一个敌人，看起来似乎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因为他的军队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先头部队，而且直到今天，在西伯利亚还有日本、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在活动。高尔察克在自然资源极其富饶的西伯利亚统治了一年多，起◎第71页◎初还受到第二国际各社会党的支持，受到建立立宪会议委员会（注：立宪会议委员会　是社会革命党人组织的反革命政府，1918年6月8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占领的萨马拉成立。委员会自封为立宪会议召开前的“临时政权”。委员会最初由5名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代表组成，弗·卡·沃尔斯基为主席；以后不断补充，到9月底增至96名。立宪会议委员会宣布“恢复民主自由”，建立所谓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国民军”，同时废除苏维埃政权法令，将已经收归国有的企业归还原主，并在实际上让地主夺取已归农民的土地。1918年6-8月，立宪会议委员会的统治曾扩大到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喀山、乌法各省和萨拉托夫省的部分地区。9月，“国民军”在红军打击下节节败退，放弃了大部分地盘。1918年9月乌法执政府成立后，立宪会议委员会改名为“立宪会议代表大会”，它的行政机关“部长会议”则成为乌法地区政府。11月19日，在亚·瓦·高尔察克发动政变后，“立宪会议代表大会”成员被逮捕；虽经捷克斯洛伐克军交涉获释，但12月3日再度被捕，一部分人并被白卫军枪决于鄂木斯克。1918年12月，“代表大会”和“部长会议”均被撤销。--72。）阵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从庸人和一般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统治似乎是稳固的、不可战胜的，可是实践表明，他愈深入俄国腹地，他的力量就愈枯竭，最后，我们看到苏维埃俄国彻底战胜了高尔察克。毫无疑义，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践的证明，摆脱了资本家压迫的工人和农民团结一致的力量，能够创造出真正的奇迹。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践的证明：革命战争如果真正吸引被压迫劳动群众参加并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使这些群众意识到自己是在同剥削者作斗争，那么，这种革命战争就会唤起创造奇迹的毅力和才能。
我想，红军所做的一切，它所进行的斗争和它取得胜利的历史，对东部各族人民会有巨大的世界意义。它将向东部各族人民表明：尽管这些民族非常弱小，尽管欧洲那些压迫民族在斗争中采用了种种奇迹般的技术装备和军事艺术，似乎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如能真正唤醒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就会显示巨大的潜力，创造奇迹，使东部各族人民现在完全可以实现解放，无论从国际革命的远景来看，从苏维埃共和国遭受了所有帝国主义强国军事侵犯以后在亚洲即在西伯利亚直接作战的经验来看，都是如此。
此外，俄国国内战争的这个经验还向我们和各国共产党人表明，在国内战争的烈火中，随着革命热情的高涨，国家内部也在大大地巩固起来。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战争使工人农民挨饿受冻，吃尽苦头。但是，在取得两年战争的经验后，我们终究可以根据这个经验说，我们正在胜利，并且将来还会胜利，因为我们有后方，有巩固的后方，因为农民和工人虽然饥寒交迫，但却是团结的，坚强的，每一个沉重打击都使他们更◎第72页◎紧密地联合起来，更努力地增强经济实力。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战胜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他们的同盟者——世界上的头等强国。过去的两年向我们表明：一方面，革命战争能够继续发展；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外敌侵犯的沉重打击下巩固起来。外敌侵犯的目的是要迅速摧毁革命发源地，摧毁敢于向国际帝国主义宣战的工农共和国。但是，他们并没有能摧毁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反而使俄国工人和农民受到了一次锻炼。
这就是目前形势的主要总结和主要内容。我们就要彻底战胜我们领土上的最后一个敌人邓尼金了。我们感觉得到自己是强大的。我们可以千百次地重复说，我们的话没有错：共和国的内部建设已经巩固；我们结束对邓尼金的战争以后，一定能比过去强壮许多倍，并且能更有准备地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任务。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还只能用极少的时间和力量去从事建设，现在，我们走上了自由的道路，一定能拿出全部力量来从事建设了。
我们看到西欧帝国主义正在瓦解。你们知道，一年以前，甚至德国社会党人也同极大多数不了解形势的社会党人一样，以为世界帝国主义两大集团之间在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构成了全部历史，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力量还能有所作为。他们觉得，甚至社会党人也只能投靠某一个强大的世界强盗集团，没有其他的选择。1918年10月底的时候，似乎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以后的一年当中，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一些空前未有的现象，广泛而深刻的现象，使很多社会党人擦亮了眼睛，这些人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曾经是爱国主义者，而且曾经借口大敌当前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还为自己联合英法帝国主义者的行为辩解，说这些帝国主义者能使人们摆脱德帝国主义的压迫。看吧，这场战争破除了多少幻想！我们看到，德帝国主义的瓦解不仅引起了共和革命，而且引起了社会主◎第73页◎义革命。你们知道，目前德国的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国内战争，即德国无产阶级反对那些涂上了一层共和派色彩但依然代表帝国主义的德帝国主义者的斗争，日益逼近了。
大家知道，社会革命现时在西欧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成熟起来。美国和英国的情形也如此。这些国家似乎是文化和文明的代表，是德帝国主义生番的征服者，可是一看到凡尔赛和约（注：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订。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74、184、217、259、312、567、614、721。），大家都认为，这个和约的掠夺性比德国掠夺者强迫我们接受的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还要厉害一百倍，但凡尔赛和约只能是对这些倒霉的战胜国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自己的最沉重的打击。凡尔赛和约使各战胜国民族擦亮了眼睛，并且证明英法等国并不是文化和文明的代表，而是一些号称民主实则由帝国主义强盗操纵的国家。这些强盗之间的内部斗争发展得异常迅速，这使我们十分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凡尔赛和约不过是高唱凯歌的帝国主义者的表面胜利，实质上它意味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崩溃，意味着劳动群众断然离开那些在战争时期同腐朽的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并维护着一个参战强盗集团的社会党人。劳动人民的眼睛已经擦亮了，因为凡尔赛和约是掠夺性的和约，它表明，英法两国同德国作战，实际上是为了巩固自己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加强本国帝国主义的实力。这种内部斗争愈往后就会愈扩大。今天我看到11月21日从伦敦发出的一则无线电讯（注：列宁所说的从伦敦发出的一则无线电讯，发表于1919年11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62号。），美国记者（这些人是不可能有同情革命者的嫌疑的）在电讯中写道，法国出现空前的反美情绪，因为美国人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
英国和法国是胜利了，但它们欠下了美国很多的债。不管法国人和英国人怎样以战胜者自居，美国还是决定要榨取他们的脂膏，要为美国在战时提供的援助取得超额利息，而此刻正在建设并在规模上日益超过英国的美国舰队，势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保证。掠◎第74页◎夺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表现极其粗野，这从以下这件事可以看出：美国的经纪人收买妇女和姑娘这种活商品，把她们运到美国去卖淫。自由文明的美国竟以活商品供给妓院！在波兰和比利时，经常发生同美国经纪人发生冲突的事情。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它说明在每一个得到过协约国（注：协约国（三国协约）是1907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同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俄国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75、100、112、217、315、339、485、553、684。）援助的小国里都大量发生着类似的事情。就拿波兰来说吧。你们可以看到，虽然它自夸现在是一个独立强国，但美国的经纪人和投机商人却纷纷去到那里，要收买波兰的所有财富。美国经纪人正在把波兰全部买下来。那里没有一个工厂、没有一个工业部门不在美国人的掌握之中。美国已蛮横到如此地步，竟奴役起“伟大自由的胜利者”法国来了。法国过去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国家，现在却完全成了美国的债务国，因为法国已毫无经济实力，粮食和煤炭都不能自给，不能大规模发展自己的物质力量，而美国又一定要它交纳全部贡献。因此，法国、英国和其他强国的经济破产愈往后就愈明显。法国大选的结果是教权派占了上风。法国人民过去受了骗，为了所谓自由民主拿出了全部力量去跟德国打仗，现在得到的报酬却是无穷的债务、凶残的美帝国主义者的嘲弄，以及代表最野蛮的反动势力的教权派在大选中的获得多数。
世界局势已变得无比的错综复杂。我们打垮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这些国际资本的走狗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取得的胜利还要巨大得多，虽然这个胜利并不十分明显。这个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内部在瓦解，它不能派军队来攻打我们了。协约国作过出兵的尝试，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为协约国军队一碰到我们的军队，一读到译成他们本国文字的俄罗斯苏维埃宪法，就瓦解了。不管腐朽的社会主义的首领们有多大影响，我们的宪法总是不断博得劳动群众的同情。“苏维埃”这个词现在已为大家所理解，苏维埃宪法已经译成各国文字，每个工人都读到了。工人知道，◎第75页◎这是劳动者的宪法，这是号召大家去战胜国际资本的劳动者的政治制度。工人知道，这是我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的斗争的成果。我们这个胜利已经影响了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因为我们已把它们的军队夺过来了，争取过来了，它们再不能派这些军队来进攻苏维埃俄国了。
它们曾试用外国军队，即试用芬兰、波兰和拉脱维亚的军队来作战，但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几星期以前，英国大臣邱吉尔在议院的演说中夸口说（他的话已电告全世界）：已经组织了14个国家对苏维埃俄国进行讨伐，新年到来之前就能战胜俄国。确实，参加讨伐的国家是不少，有芬兰、乌克兰、波兰、格鲁吉亚、捷克斯洛伐克，还有日本人、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但是我们知道讨伐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我们知道，爱沙尼亚人已离开了尤登尼奇的军队，由于爱沙尼亚人不肯帮助尤登尼奇，现在各家报纸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论战；芬兰也没有帮助尤登尼奇，虽然芬兰的资产阶级是很想这样做的。这样，第二次进攻我们的尝试也失败了。在第一个阶段，协约国派出了它的装备精良的军队，看起来他们会战胜苏维埃共和国。然而，他们却退出了高加索、阿尔汉格尔斯克、克里木，现在他们虽然还留在摩尔曼，但是同捷克斯洛伐克军还留在西伯利亚一样，也已经像是残存的孤岛了。想用自己的军队来战胜我们的第一次尝试以我们取得胜利而告终。第二次尝试是命令跟我们毗邻而在财政上完全依赖协约国的那些国家来攻打我们，迫使它们来扼杀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发源地。然而这一次尝试也失败了，原来这些小国哪个也没有能力来打这样的仗。更糟糕的是，每一个小国都对协约国有很深的仇恨。芬兰没有在尤登尼奇占领红谢洛的时候夺取彼得格勒，就是因为它拿不定主意，它看出它跟苏维埃俄国为邻还能够独立生存，而同协约国就不可能和平相处。所有的小国◎第76页◎都有过这种情形。芬兰、立陶宛、爱斯兰和波兰现在就是这样。这些国家虽然盛行着彻头彻尾的沙文主义，但都仇恨协约国在它们那里盘剥它们。现在，我们根据对事态发展的准确估计，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战争，不仅第一阶段已经破产，而且第二阶段也破产了。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战胜已被打垮一半的邓尼金的军队。
我要在报告中简要说明的目前国内外的形势就是如此。最后，请允许我谈谈东部各民族目前的情况。你们是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和共产党的代表。我要指出，如果说俄国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旧帝国主义中打开一个缺口，担负起异常艰难但又异常崇高的开辟革命新道路的任务，那么，你们这些东部劳动群众的代表今后要担负的就将是更伟大更新的任务。十分明显，全世界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限于每一国无产阶级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如果各国革命进行得很顺利，很迅速，这也许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让我们这样做的，世界各国都已武装起来对付本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一心在想怎样战胜自己家里的布尔什维主义。因此，每一个国家都酝酿着国内战争，而老社会党人妥协分子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参加这个战争的。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我们党今年3月通过的纲领里面，我们在说明世界社会革命日益接近的时候说，各先进国家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国内战争正开始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这一点正由革命进程所证实，并且今后会得到更多的证实。东方的情形也会是如此。
我们知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的斗争参加者和新生◎第77页◎活的创造者起来奋斗，因为东方亿万人民都是一些不独立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至今仍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我们非常了解，所谓分配殖民地的统治权，就是分配掠夺和抢劫权，就是分配地球上一小撮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权。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过去完全处于历史的进步之外，因为当时他们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但是在20世纪初，他们已不再扮演这种消极的角色了。我们知道，1905年以后，土耳其、波斯、中国相继发生了革命，印度也展开了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战争也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由殖民地人民组成的整团整团的军队被卷入了欧洲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英国和法国武装了殖民地人民，帮助他们熟悉了军事技术装备和革新的机械。他们将利用学到的本事去反对帝国主义老爷们。继东方觉醒时期之后，在当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为了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东方各民族正在纷纷觉醒，采取实际行动，使每一个民族都参与决定全人类命运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今后在世界革命发展史中（从这个革命开始时的情况看来，它还要继续很多年，需要人们做很多工作），在革命斗争中，在革命运动中，你们将要发挥重大的作用，将要把你们的斗争和我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汇合起来。你们参加国际革命，就要担负起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解决了这个任务就会为总的胜利打下基础，因为在这里，人口中的多数是第一次进行独立的运动，他们将成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积极因素。
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我们已经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把俄国农民◎第78页◎和工人联合起来了，我们的斗争所以进行得很顺利，正是因为工人和农民是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和封建主义的。在这方面，同东部各族人民的联系特别重要，因为东部人民大多数是典型的劳动群众，他们不是受过资本主义工厂锻炼的工人，而是典型的被剥削劳动农民群众，即遭受中世纪制度压迫的劳动农民群众。俄国革命已经表明，战胜了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把千百万涣散的劳动农民群众团结起来以后，就胜利地进行了反对中世纪制度压迫的斗争。现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要把觉醒的东部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共同去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因为一些还没有参加过斗争的群众正被卷到斗争中来，另一方面，由于东部组织了共产党支部，你们就能够同第三国际（注：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在1919年3月2-6日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部那些往往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我们在小范围内即在我们国家内实现了的任务，你们将在大范围内即在一些大的国家内予以实现。这第二个任务，我希望你们能够胜利完成。由于东部已经有了共产党组织——你们就是这些组织的代表——你们就与先进的革命无产阶级有了联系。你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关心怎样在每一个国家内用人民懂得的语言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不言而喻，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只有全世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我们俄国人开创的事业，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第79页◎来巩固；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我们应当懂得，单靠一支先锋队还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激发劳动群众从事独立活动和把自己组织起来的革命积极性（不管他们的水平如何）；把指导较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学说译成各民族的文字；实现那些必须立刻实现的实际任务，同其他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任务就是这些，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但是在俄国所开始的共同斗争中却能够找到。你们应当提出这种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对你们会有帮助的，一方面是同其他国家的全体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结成紧密的联盟，另一方面是善于正确对待你们在这里所代表的东部各民族。你们不得不立足于正在这些民族中间产生出来并且必然要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同时你们应当去联系每一个国家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用他们懂得的语言告诉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希望是国际革命的胜利，国际无产阶级是东方各民族亿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同盟者。
这就是摆在你们面前的极其巨大的任务。由于革命时代的来临和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东部各共产党组织只要能共同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地解决这个任务，并彻底战胜国际帝国主义。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314—325页◎第80页◎
载于1919年12月20日《俄共（布）中央通报》第9期
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12月4日）
同志们！我非常高兴地代表政府向你们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　由农业人民委员部召开，于1919年12月3-10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40名代表，其中93名为共产党员。列宁在代表大会开幕第二天发表了讲话。大会通过了全俄农业劳动生产组织（公社和劳动组合）联合会章程。章程规定，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把一切农业组织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生产联合会，宣传土地共耕思想，并对周围农民，首先是红军家属和贫苦农民，给予实际帮助。）表示祝贺。当然，你们大家从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工作中知道，我们是多么重视农业公社、劳动组合以及一切旨在把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公共的、共耕的或劳动组合的经济组织，一切旨在逐渐促进这个转变的组织。你们知道，苏维埃政权早已拨出十亿卢布基金（注：十亿卢布基金　是根据1918年11月2日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为改进和发展农业并按社会主义原则迅速改造农业”而设立的，用于对农业公社、劳动共耕社以及由个体耕作向集体耕作过渡的农业村社或农户发放补贴和贷款。农业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制定了发放这种补贴和贷款的详细办法（见1919年2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2号）。）来帮助这种创造性的事业。在《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的条例》（注：《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是在1918年12月举行的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基础上制定的，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9年2月通过。列宁直接参加了制定该条例的工作，并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作过报告。条例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规定了一系列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见《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政策（1917-1918年）》1954年俄文版第417-431页）。）上特别指出了公社、劳动组合以及一切共耕企业的意义，苏维埃政权也用全力来使这项法令不致成为一纸空文，使它真正能够收到应有的效果。
所有这种企业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原来那种贫困不堪的农民经济如果不加改变，就谈不上巩固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共耕的、劳动组合的耕作的优越性，只有用共耕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此，无论哪一种能够促进共耕的、劳动组合的农业措施，其意义都是难以估价的。我国有千百万个体农户，分散在偏僻的农村。要想用某种快速的办法，下个◎第81页◎命令从外面、从旁边去强迫它改造，那是完全荒谬的。我们十分清楚，要想影响千百万小农经济，只能采取谨慎的逐步的办法，只能靠成功的实际例子，因为农民非常实际，固守老一套的经营办法，要使他们进行某种重大的改变，单靠忠告和书本知识是不行的。这样做达不到目的，而且也是荒谬的。只有在实践中根据农民的切身经验证明必须而且可能过渡到共耕的、劳动组合的农业，我们才可以说，俄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农民国家已经在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因此，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所具有的这种巨大的意义，使得你们大家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担负了重大的责任，自然使得苏维埃政权及其代表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注意和特别谨慎。
在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的法令中说过，我们认为所有共耕的、劳动组合的农业企业绝对不应当和附近农民隔离，分开，而必须帮助他们。这项法令是这样写的，在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的示范章程中也是这样写的，在我们农业人民委员部和所有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各项指令中又经常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但是，全部问题就在于要用什么实际的办法才能实现这一点。在这里我还不能肯定地说，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个主要的困难。你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从事实际工作的公共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在这次会上有可能交流经验，我希望代表大会能扫除一切怀疑，证明我们能够担负起或开始担负起巩固劳动组合、共耕社、公社以及各种集体的、公共的农业企业的实际工作。但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有真正实际的成果。
我们读农业公社章程或论述这一问题的书籍时，总觉得里面过多地注意宣传和在理论上论证组织公社的必要性。当然，这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详细的宣传，不解释共耕的农业的优越性，不把这◎第82页◎个意思千百次地加以说明，我们便不能指望广大农民群众会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并开始对这种办法进行实际试验。宣传当然是必要的，我们不怕重复，因为对我们来说似乎是重复，但对成千上万的农民也许不是重复，而是第一次发现的真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过于注重宣传，那应当说，我们还必须百倍努力地这样去做。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在向农民一般地解释农业公社制度的好处时，不善于在实际上证明共耕社和劳动组合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那农民是不会相信我们的宣传的。
这项法令说，公社、劳动组合、共耕社应当帮助附近的农民。但是国家——工人政权拨出十亿卢布基金来帮助农业公社和劳动组合。当然，某个公社如果从这笔基金中拿出一点来帮助农民，恐怕只会引起农民的讥笑，而且这种讥笑是完全有理由的。任何一个农民都会说：“既然拨了十亿基金给你们，那你们自然不难从中拿出一点给我们。”恐怕农民只会讥笑这种行为，因为农民非常注意这个问题，抱着决不轻易相信的态度。农民许多世纪以来从国家政权方面得到的一向只是压迫，所以他们对官家做的一切事情总是不相信的。如果农业公社帮助农民只是为了依法行事，那么这种帮助不但无益，反而只会有害。因为农业公社是个很响亮的名称，是与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有联系的。如果公社在实践中表明自己真正在认真改善农民经济，那就很好，那就无疑会提高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威信。但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公社只是引起农民的反感，“公社”这个名词有时甚至成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口号，而且这种情形不仅是在荒唐地强迫农民加入公社的时候才发生。这种做法的荒唐，是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所以苏维埃政权早就反对这种做法了。如果现在还有个别强迫的例子，我希望那是为数极少的，你们一定能利用这次代表大会，杜绝这种不像话的做法，彻底消灭苏维埃共和◎第83页◎国的这些最后的污迹，使附近农民找不到一个例子来为他们认为加入公社是出于被迫的那种成见辩护。
但是，即使我们消除了过去的缺点，完全克服了这种不像话的做法，我们也只不过做了我们应做的工作的极小一部分。因为国家帮助公社仍然是必要的，如果国家不帮助各种集体农业企业，我们就不是共产党人，就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拥护者。我们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也因为这是同我们的各项任务符合的，我们深知这些共耕社、劳动组合和集体组织都是新的创举，如果执政的工人阶级不支持这些创举，它们就不会扎下根来。正由于国家给它们以资金和其他种种援助，为了使它们扎下根来，我们还应当做到不让农民以讥笑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我们应当时刻警惕，不致让农民说公社、劳动组合和协作社的社员是靠公家养活的，说这些人与普通农民的区别只在于他们能得到优待。如果除土地外还从十亿卢布基金中拨出建筑补助费，那么任何一个傻瓜都会比普通农民生活得好些。农民会说：这里哪谈得上什么共产主义，哪里有什么改进，他们有什么值得我们钦佩的？如果挑出几十个或几百个人来，给他们几十亿卢布，那他们当然会干起来。
最使我们忧虑的正是农民的这种态度，我希望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必须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使我们能够自信地说，我们不仅避免了这种危险，而且找到了对付的办法，使农民不仅不会这样想，反而会在每个公社中、在每个劳动组合中都看到国家政权所扶植的某种东西，在其中找到新的耕作方式，这种新方式不是在书本上、在讲演中（这是很容易的），而是在实际生活中表明它比旧方式优越。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所在，所以说光凭手边一堆枯燥的数字，就很难判断，我们是否已在实际上证明每个公社、每个劳动组合都真正比所有旧企业强，证明◎第84页◎工人政权是在那里帮助农民。
我想，要实际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由你们这些实际了解周围公社、劳动组合和协作社情况的人来制定切实的办法，检查农业公社必须帮助附近农民这项法令的执行情况，检查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情况，每个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耗社中过渡的具体情况如何，这项工作是怎样进行的，有多少共耕社和公社已在实际上这样做了，又有多少仅仅是准备要这样做，公社对农民的帮助有过多少次，帮助的性质如何，是慈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性质。
如果公社和劳动组合从国家给它们的帮助中拿出一部分来给农民，那只会使每个农民想到，这不过是一些好人帮助了他，但这绝不能证明是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农民对于这样的“好人”自古以来就是不相信的。要很好地检查，弄清楚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真正表现在哪里，用什么方法才能向农民证明按共耕原则和劳动组合原则种地比单干好，还要证明比单干好并不是由于有了公家的帮助；要很好地向农民证明，没有公家帮助，这种新制度实际上也是能够实现的。
可惜我不能从头至尾出席你们的代表大会，因此我也不能参加制定这些检查办法。但我相信，你们和我们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同志一起，是一定能够找出这种办法来的。我很满意地读了农业人民委员谢列达同志写的那篇文章，他着重指出公社和共耕社不应当同附近农民隔离，而应当努力改善农民经济（注：指谢·帕·谢列达的《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联合会》一文，发表于1919年12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71号。）。要把公社办成模范公社，使附近农民自己愿意来加入公社；要善于做出实际榜样给他们看，怎样才能帮助那些在商品缺乏和整个经济都遭到破坏的困难条件下经营农业的人。为了规定这样做的实际办法，必须制定一个详尽的指示，列举帮助附近农民的各种方式，询问每个公社在帮助农民方面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并且指出具体办法，使现有的◎第85页◎2000个公社和大约4000个劳动组合每一个都能在实际上成为巩固农民信念的核心，使农民相信集体农业这种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办法是有益的东西，而不是空想，不是梦呓。
我已经说过，法令要求公社帮助附近农民。我们不能在法令中用别的方式来表明这种意思，不能在法令中写出某些具体的指示。我们本来就是规定一般的原则，希望各地有觉悟的同志们认真地去执行，并且能想出千百种办法，按照各地的具体经济条件来实施这项法令。当然，对任何一项法令都可以敷衍了事，甚至阳奉阴违。因此，关于帮助农民的法令，如果不认真地执行，很可能完全变成儿戏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
公社应当朝这样的方向发展，就是使农民经济通过同公社的接触，得到公社经济上的帮助，而开始改变条件；每个公社、劳动组合或共耕社都要善于奠定改进农民经济条件的基础，并切实加以改进，用事实向农民证明这种改变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
你们自然会想到，人们会说，要改进经营就要有比现在好一些的条件，而现在的条件则是四年帝国主义大战以及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进行的两年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在现时我国这样的条件下，怎么还谈得上推广农业改进措施呢，只要能勉强过下去不饿死也就谢天谢地了。
很自然，这样的怀疑可能会有。如果我遇到这样的反对意见，我就要用以下的话来回答。的确，由于经济解体，经济破坏，商品缺少，运输力薄弱，耕畜和工具被毁，要广泛地改进经营是做不到的，但是，在许多个别情形下，小规模地改进经营，无疑还是能够做到的。就算连这点也办不到吧，那是否就是说，公社无法使附近农民的生活改变，无法向农民证明，集体农业企业不是人工培植的温室里的植物，而是工人政权对劳动农民新的帮助，是协助农民去同富◎第86页◎农作斗争？我相信，即使这样提问题，即使我们在现时经济破坏条件下无法实行改良，只要在公社和劳动组合中有忠实的共产党员，那还是可以做出很多很多成绩来的。
空口无凭，我就举出我们在城市里叫作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事情来作例子。城市工人在他的工作时间之外再为社会做几小时的无报酬的工作，这就叫作星期六义务劳动。星期六义务劳动最初是在莫斯科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实行的。苏维埃政权有一次号召说，红军战士在前线作出空前的牺牲，他们虽然受尽一切苦难，还能获得空前的胜利；又说，我们要取得彻底胜利，就必须使这种英雄气概，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不只是表现在前线上，而且也表现在后方。莫斯科工人就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来响应这个号召。毫无疑义，莫斯科工人经受的艰难困苦要比农民厉害得多，如果你们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条件，想一想他们在这种空前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开始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那么你们就会同意，有些事情，只要运用莫斯科工人所运用的这种办法，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可以做到的，决不能借口条件困难而加以拒绝。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非党工人确实看到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担负起这种义务，看到共产党吸收新党员并不是使他们利用执政党的地位来谋利，而是要他们作出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即无报酬劳动的榜样，正是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最能提高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威信，最能使非党工人敬佩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辈或者孙辈能把这种制度建成就好了。但是，我们说，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要挺身担当起同资本主义斗争中的大部分困难，动员优秀的共产党员上前线，对于那些不能上前线的党员，就要求他们参加星期◎第87页◎六义务劳动。
这种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在每个大工业城市中推行起来，现在党要求每个党员都参加这个工作，对于不执行这种要求的党员甚至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如果你们也在公社中、劳动组合中和共耕社中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那你们在最坏的条件下也能够而且一定会使农民认识到每个公社、每个劳动组合、每个共耕社的特点不在于它领取公家的补助金，而在于这些组织中都有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参加，这些人不仅向别人宣传社会主义，而且善于身体力行，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用共产主义方法经营农业，并且尽量帮助附近农民。对于这一点是没有理由来推委的，是决不能以商品缺乏、种子缺乏或牲畜病死等等为借口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检验，至少能使我们明确地说，我们实际上对所面临的困难任务领会如何。
我相信，这次公社、共耕社和劳动组合全体代表会议会讨论这个问题，会了解到，这种办法是真正巩固公社和共耕社的极好手段，能够收到实际效果，使全国各地不发生一件农民对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表示敌意的事情。但这还不够，还要做到使农民对它们表示好感。我们，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自己要尽力来帮助它们做到这一点，使我们国家从十亿卢布基金或其他来源中拨出的补助金，只是用来使劳动公社和劳动组合能和附近农民生活真正在实际上接近起来。否则对劳动组合或共耕社的任何帮助，我们都认为不仅无益，而且绝对有害。不能认为公社帮助附近农民只是因为自己富裕，而是要使这种帮助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帮助，即为农民创造从单独的个体经济过渡到共耕经济的条件。要做到这一点，也就只有用我在这里说过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
城市工人的生活比农民的生活坏得不可比拟，他们却首先开◎第88页◎始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运动，如果你们能估计到这点，那么我深信，在你们全体一致支持之下，我们一定会使现有的几千个公社和劳动组合个个都成为在农民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意识的真正苗圃，都作为实际范例向农民表明，虽然它们还是嫩弱的幼芽，但毕竟不是人工制造的，不是温室里培植出来的，而是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真正幼芽。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永远战胜旧的愚昧状态，才能战胜经济破坏和贫困，只有那时，我们才不会害怕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360—368页◎第89页◎
载于1919年12月5日和6日《真理报》第273号和第274号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
（1919年12月20日）
*（注：这是列宁在1919年12月20-21日举行的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就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问题所作的报告。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这次代表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走向实际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同时也指出它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缓解运输、燃料、粮食等危机方面有巨大作用，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代表会议还听取了有关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组织工作的报告并批准了有关的工作细则。随后，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制定并批准了《星期六义务劳动条例》（载于1919年12月27日《真理报》），并成立了负责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专门机构。这次代表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燃料、关于流行病斑疹伤寒及其防治措施、关于莫斯科的粮食情况、关于普遍军训和特种任务部队等问题。）
同志们，代表会议的组织者通知我说，你们要我作一个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的报告，并且为了能够充分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主要方面，要我把报告分两部分来谈：第一，莫斯科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况和效果；第二，关于如何进一步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一些具体结论。我只想谈谈一般原则，谈谈组织星期六 义务劳动——我们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中的新事物——使我产生的一些看法。因此，关于具体问题，我只非常简略地谈一下。
刚开始组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还很难判断这样的事能受到人们多大的注意，它能否变成一件大事。我记得，报道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时，那些同工会建设工作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志的最初反应，如果不说是悲观的，至少也是格外审慎的。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根据 把星期六义务劳动看成了不起的大事。从那以后，星期六义务劳动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现在谁也不能否认它在我国建设中的重要性了。
的确，我们经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甚至把它用于我们党的名称。但是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想到，这里除产生了好的一面外，可能还给我们造成了某种危险。我们不得不更改党的◎第90页◎名称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尽可能明确地同占统治地位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自从社会主义运动中绝大多数正式的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通过自己的领袖倒向本国资产阶级方面或本国政府方面以后，我们已经很清楚，旧的社会主义已遭到极其严重的危机和破产。为了最明确表示我们不能把那些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跟着本国政府走的人看作社会主义者，为了指明旧的社会主义已经腐朽、已经死亡，为了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这一点，当时才产生了更改我们党的名称的想法。况且，从纯粹理论的观点来看，“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早已不正确了。早在40年代，当这个名称在法国刚开始在政治上广泛使用的时候，它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政党的名称，而不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由此可见，更改我们党的名称（它已成了新国际的名称 ）的主要动机和原因，是要同旧的社会主义坚决划清界限。
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没有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规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诸如分散的劳动、对公共经济的不信任、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这样一些遗迹和习惯，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最常见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经济背道而驰的。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构，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为普遍现象。自然，在那些为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正在采取最初步骤的人看来，◎第91页◎“共产主义”的概念是很遥远的。因此，尽管我们改变党的名称的做法非常正确，尽管这样做好处很大，尽管我们已经完成的事业规模巨大，十分宏伟（现在共产党遍于全世界，共产国际（注：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在1919年3月2-6日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成立虽然还不到一年，但从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看，它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国际 要强大得多），但如果把“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似乎现在就实现共产主义制 度，那就是极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乱吹嘘，会带来实际的害处。
正因为这样，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也正因为这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见之于实践后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因为就在这种极小的事情中开始出现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拿我国目前的经济来看，我们就能看出，这里社会主义的幼芽还很嫩弱，旧的经济形式还占很大的支配地位，这表现在小规模经营占优势，还表现在最厉害最猖獗的投机倒把活动上。可是，当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反驳我们时说：你们粉碎了大资本主义，而从你们所有的毛孔中冒出来的却是最恶劣的投机性的高利贷性的资本主义，那我们就回答他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能从大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那你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 义者或空想主义者。
大资本主义在各个地方，甚至在那些还没有采取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的国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提出的所有这些批评和反驳都是无足轻重的。大资本主义被粉碎以后，当然会开始出现新的、投机性的小资本主义的萌芽来取代它。我们现在正同大资本主义的残余作激烈 的斗争，它转入了各种小投机倒把活动，那就更难抓住它，并且它采取◎第92页◎的是最恶劣的最没有组织的商业形式。
在战争环境中变得激烈得多的斗争，引起了最疯狂的投机倒把活动，在资本主义规模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过渡设想成另一个样子是完全不正确的。从现时的经济来看，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要问苏维埃俄国现时的经济制度是什么，那就应当说，它是在大生产中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是在资本主义以千百万种形式进行最顽强的反抗的情况下改造资本主义旧经济。和我们遭到同样战争灾害的西欧国家，例如奥地利，与我们的唯一区别就是那里资本主义瓦解得更厉害，投机倒把活动更猖獗，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萌芽，没有反击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经济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时，即出现个人为社会进行的大规模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权力机关和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时，才开始产生。这不是农村中历来就有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把“共产主义”这个词不仅用于党的名称，而且用来专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这样做就更正确。如果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巩固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从社会主义中必然会生长出共产主义来，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 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来。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它表明这里正在形成和开始产生一种崭新的、与一切旧有的资本主义准则相反的东西，一种比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的东西，即大规模组织起来以满足全国需要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当今年党中央委员◎第93页◎会发出支援国家的号召（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忍受着极度饥饿极度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起来响应的时候，当某些迹象表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已不是个别现象，已经开始推广并得到群众支持的时候，那就可以说，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有原则意义的事情，我们确实应该在各方面支持这件事，如果我们不愿意做一个仅仅从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原则意义说够格的共产党员。从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不够的。应当说，这种运动其实是可以大规模开展的。我们是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准备回答，因为关于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那一运动有多大规模，还没有总的综合材料。我只知道一些零碎的情况，在党的报刊上看到星期六义务劳动在许多城市正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发展。彼得格勒的同志说，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彼得格勒开展得比莫斯科广泛得多。至于说到外省，许多实际了解这个运动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正在收集有关这种新的社会劳动形式的大量材料。但是，只有在各种报刊和各城市党代表会议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得到综合的材料来说明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否已真正成为普遍现象，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们是否能很快得到这种完整而又经过核实的材料，但是毫无疑问，从原则上来看，除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外，我们再没有其他的事可以表明，我们不仅称作共产党员，不仅想做共产党员，而且真正在实现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来帮助解释这件事并实际地加以运用。这就是星◎第94页◎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因此，每一个党代表会议都必须经常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既从理论方面也从实践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只从理论方面、原则方面来看这件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具有巨大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在实践中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以外，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还有双重意义：从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对国家真正实际的支援；从党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做党员的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它对清除混到党内来的分子和抵制腐朽资本主义环境对党的影响是有意义的。从经济方面来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必要的，它能使苏维埃共和国摆脱经济破坏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对问题的这第二个方面，我想再稍微详细地谈谈……（注：速记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35—40页◎第95页◎
载于1927年10月26日《真理报》第245号
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
（1919年12月28日）
同志们！四个月以前，1919年8月底， 我曾经为战胜高尔察克写过一封给工人和农民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45—153页。 ——编者注）。
现在，我又为战胜邓尼金把这封信全文重新印发给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
红军攻克了基辅、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正胜利地向罗斯托夫推进。乌克兰的反邓尼金起义如火如荼。必须集中全力把试图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政权的邓尼金军队彻底粉碎。必须消灭邓尼金，确保我们决不再受到任何侵犯。
西伯利亚被高尔察克占领以后，当地人民受尽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过了好多个月才被红军解放，这个教训全俄罗斯的工人和农民都已经领略了，现在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也应当记取。
邓尼金在乌克兰的统治，也同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的统治一样，是一个严酷的考验。毫无疑义，从这个严酷的考验中得出教训，就会使乌克兰工农像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农一样，更清楚地理解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更坚定地保卫苏维埃 政权。
在大俄罗斯，地主土地占有制已彻底废除。乌克兰也应当这样◎第96页◎做，乌克兰工农苏维埃政权应当把彻底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即乌克兰工人农民彻底摆脱地主 的一切压迫和打倒地主本身所取得的成就巩固下来。
但是，除了这个任务以及过去和现在大俄罗斯劳动群众和乌克兰劳动群众同样肩负的其他许多任务以外，乌克兰苏维埃政权还有一些特殊任务。在这些特殊任务中，有一个是目前值得特别注意的。这就是民族问题，或者说是这样的问题：乌克兰要成为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联邦）呢，还是同俄罗斯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所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 仔细加以考虑。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都已经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所以不言而喻和理所当然的是，只有乌克兰工人和农民自己在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才能够作出决定并且一定会作出决定：究竟是把乌克兰同俄罗斯合并起来，还是让它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如果取后者，那么在这个共和国和俄罗斯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联邦关系。
为了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劳动者争取劳动完全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获得胜利，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第一，劳动的利益要求在各国、各民族的劳动者之间有最充分的信任和最紧密的联合。拥护地主和拥护资本家即资产阶级的人竭力分裂工人，加剧民族纠纷和民族仇恨，以削弱工人的力量，巩固资本的权力。
资本是一种国际的势力。要战胜这种势力，需要有工人的国际联合和国际友爱。◎第97页◎
我们是反对民族仇恨、民族纠纷和民族隔绝的。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力求实现世界各民族工农的紧密团结，力求使它们完全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苏 维埃共和国。
第二，劳动者不应当忘记，资本主义把民族分成占少数的压迫民族，即大国的（帝国主义的）、享有充分权利和特权的民族，以及占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即附属或半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罪恶滔天、反动透顶的1914—1918年战争使两者分得更清楚了，使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间的憎恨和仇视也更加剧 了。没有充分权利的附属民族对大国压迫民族的愤慨和不信任，例如乌克兰民族对大俄罗斯民族的愤慨和不信任，已经积累好几百年了。
我们主张建立自愿的民族联盟，这种联盟不允许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施行任何暴力，它的基础是充分的信任，对兄弟般团结一致的明确认识，完全的自觉自愿。这样的联盟是不能一下子实现的。应当十分耐心和十分谨慎地去实现这种联盟，不要把事情弄坏，不要引起不信任，要设法消除许多世纪以来由地主和资 本家的压迫、私有制以及因瓜分和重新瓜分私有财产而结下的仇恨所造成的不信任心理。
所以，在力求实现各民族统一和无情地打击一切分裂各民族的行为时，我们对民族的不信任心理的残余应当采取非常谨慎、非常耐心、肯于让步的态度。但在争取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中涉及劳动基本利益的一切问题上，我们决不让步，决不调和。至于现在暂时怎样确定国界（因为我们是力求完全消灭国界的），这不是基本的、重要的问题，而是次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而且应当从缓解决，因为在广大农民和小业主中，民族的不信任心理往往是根深蒂固的，操之过 急反而会加强这种心理，对实现完全彻底的统一这个事业造成危害。◎第98页◎
俄国工农革命即1917年10月至11月革命的试验，这个革命在两年内胜利地抵御国内外资本家的侵犯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表明，资本家能够暂时利用波兰、拉脱维亚、爱斯兰和芬兰的农民和小业主对大俄罗斯人的民族不信任心理，能够暂时利用这种不信任心理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制造纠纷。经验表明：这种不信任心理的消除和消失非常缓慢；长期以来一直是压迫民族的大俄罗斯人表现得愈谨慎、愈耐心，这种不信任心理的消失就愈有保证。我们承认了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斯兰和芬兰各国的独立，这样就能慢慢地但是不断地取得这些小邻国中深受资本家欺骗压抑的最落后的劳动群众的信任。我们采用了这种方法，现在就能 满有把握地使他们摆脱“他们自己”民族的资本家的影响，完全信任我们，向未来的统一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迈进。
在乌克兰还没有完全从邓尼金手中收复以前，在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注：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　即全乌克兰军事革命委员会，是乌克兰临时革命政权机关，根据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19年12月11日的决定建立。委员会主席是格·伊·彼得罗夫斯基，成员有弗·彼·扎东斯基、德·扎·曼努伊尔斯基以及斗争派代表和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少数派代表各一名。委员会行使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职权，其任务是：大力协助红军彻底歼灭白卫军；消灭地主，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在苏维埃乌克兰建立巩固的工农政权；在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解放后立即召开全乌克兰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99。）是乌克兰政府。参加这个革命委员会的，即担任政府委员的，除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外，还有乌克兰斗争派共产党人（注：乌克兰斗争派共产党人即斗争派。
斗争派　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左派于1918年5月建立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因该党中央机关报《斗争报》而得名。1919年3月，该党采用了乌克兰社会革命共产党（斗争派）这一名称，8月改称为乌克兰共产党（斗争派）。斗争派依靠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并寻求中农的支持。该党领导人有格·费·格林科、瓦·米·布拉基特内、亚·雅·舒姆斯基等。列宁和共产党对斗争派采取灵活的策略，力求把追随斗争派的一部分劳动农民和斗争派中的优秀分子争取过来，为取消斗争派这一政党创造条件。
斗争派曾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并要求承认他们是乌克兰主要的共产党。1920年2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专门决定，建议斗争派解散自己的党，加入乌克兰共产党（布）。经过斗争派中央内部的激烈斗争，1920年3月20日全乌克兰斗争派代表会议通过了斗争派自行解散并与乌克兰共产党（布）合并的决议。斗争派成员以个别履行手续的方式被吸收进乌克兰共产党（布）。--99。）。斗争派同布尔什维克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坚持乌克兰无条件独立。布尔什维克不认为这一点是引起分歧和分裂的问题，不认为这一点会妨碍同心协力地进行无产阶级工作。共产党人只要在反对资本压迫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能够团结一致，就不应当为国界问题，为两国的关系是采取联邦形式还是其他形式的问题而发生分歧。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人主张乌克兰完全独立，有人主张建立 较为密切的联邦关系，也有人主张乌克兰同俄罗斯完全合并。
为这些问题而发生分歧是不能容许的。这些问题将由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来解决。
如果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坚持要乌克兰同俄罗斯合并，乌克兰◎第99页◎人就很容易怀疑，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坚持这样的政策，并不是出于对无产者在反资本斗争中的团结一致的考虑，而是出于旧时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偏见。产生这种不信任是很自然的，在相当程度上是难免的和合乎情理的，因为许多世纪以来大俄 罗斯人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养成了一种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 。
如果乌克兰共产党人坚持乌克兰无条件的国家独立，也会使人怀疑，他们坚持这样的政策，并不是为了乌克兰工农在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中的暂时利益，而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小业主的民族偏见。这是因为我们千百次地从过去的经验中看到，各国小资产阶级“社会党人”，如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格鲁吉亚等国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等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党人，都装扮成拥护无产阶级的人，唯一的目的就是用这种欺骗手段来偷运他们同“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妥协而反对革命工人的政策。我们在俄国1917年2月至10 月克伦斯基执政的 例子中看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在一切国家中从前和现在都看到过这种情况。
由此可见，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和乌克兰共产党人的互不信任是很容易产生的。怎样消除这种不信任呢？怎样克服这种不信任而求得相互信任呢？
要达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共同斗争，反对各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反对他们恢复自己无限权力的尝试，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这种共同的斗争会在实践中清楚地表明，不管怎样解决国家独立问题或国界问题，大俄罗斯工人和乌克兰工人一定要结成紧密的军事联盟和经济联盟，不然，“协约国”（注：协约国（三国协约）是1907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同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俄国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的资本家，即英、法、美、日、意这些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联盟的资本家就会把我们一一摧毁和扼杀。我们同得到这些资本家金钱和武器援助的高◎第100页◎尔察克和邓尼金 作斗争的例子，清楚地说明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谁破坏大俄罗斯工农同乌克兰工农的团结一致和最紧密的联盟，谁就是在帮助高尔察克之流、邓尼金之流和各国资本家强盗们。
所以，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对我们当中产生的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都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背离共产主义，会带来 极大的害处，使我们和乌克兰同志之间发生分裂，从而有利于邓尼金和邓尼金匪 帮。
所以，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在同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及斗争派发生意见分歧时，如果这些意见分歧涉及乌克兰的国家独立问题、乌克兰同俄罗斯联盟的形式问题，总之是涉及民族问题，我们就应该采取让步的态度。但是在无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同资产阶级妥协、不允许分散我们抵抗邓尼金的力量这样一些对各民族来说是共同的根本问题上，我们大家，无论大俄罗斯共产党人、乌克兰共产党人或任何其他民族的共产党人，都是不能让步、不能调和 的。
战胜邓尼金，消灭邓尼金，使这样的进犯不再重演，这就是大俄罗斯工农和乌克兰工农的根本利益。这个斗争是长期而又艰苦的，因为全世界的资本家都在 帮助邓尼金，而且将来还会帮助各种各样的邓尼金。
在这个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中，我们大俄罗斯工人同乌克兰工人应当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因为孤军作战大概是不会胜利的。至于乌克兰同俄罗斯的国界如何划定，两国的相互关系采取何种形式，这都并不那么重要。在这方面可以而且应当让步；在这方面可以试一试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工人和农民的事业，战胜资 本主义的事业，是不会因此遭到毁灭的。◎第101页◎
如果我们之间不能保持最紧密的联盟，共同反对邓尼金，反对我们两国的和一切国家的资本家和富农，资本家就能够摧毁和扼杀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俄罗 斯，就是说，劳动的事业一定会被葬送掉，多年都不能恢复。
各国资产阶级，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即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妥协主义”政党，最卖力地分裂各民族工人，煽起互不信任的心理，破坏工人紧密的国 际联合和国际友爱。资产阶级如果得逞，工人事业就会失败。希望俄罗斯共产党人和乌克兰共产党人能够耐心地、坚定地、顽强地共同奋斗，粉碎任何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阴谋，消除各种民族主义偏见，给全世界劳动者作出榜样，表明不同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可以结成真正巩固的联盟，共同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消灭地主 和资本家的压迫、建立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而斗争。
尼·列宁
1919年12月28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42—50页◎第102页◎
载于1920年1月4日《真理报》第3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号
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3月15日）
*（注：这是列宁代表人民委员会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15-23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161名，其中共产党员144名。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目前形势和工会的任务、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国际工会运动、粮食问题、工会和国民经济管理机构、职业技术教育、文化教育工作等。）
水路运输工作目前对于苏维埃俄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可以相信，代表大会一定会非常重视和关心水运工作人员所担负的任务。现在让我来谈谈目前共产党和工会最关心的、无疑也是你们争论得很热烈的一个问题，即工业管理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专门列入党代表大会的议程。关于这个问题的提纲已经公布。水运工作同志也必须讨论这个问题。
你们知道，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会议上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就是关于个人管理制和集体管理制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那种对集体管理制的偏爱，往往说明对共和国的当前任务认识不足，甚至常常说明阶级意识水平不高。每当我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想说：工人向资产阶级学习得还不够。用民主社会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的情况就可以具体说明这一点，这些人现时在欧洲和美洲打着各种招牌，同资产阶级结成这样那样形式的联盟，参加了管理。他们持有旧偏见是上帝的安排，但是，我们在无产阶级统治了两年之后，不仅应当希望而且还要竭力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落后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可是请看一看，资产阶级是怎样管理国家的呢？它是怎样组织资产阶级这个◎第103页◎阶级的呢？过去有哪一个抱着资产阶级观点一心维护资产阶级的人说过，个人权力算不上国家管理制度呢？如果资产阶级真有这样的傻瓜，那他本阶级的同伙就会嘲笑他，所以他在任何一次资本家和资产者先生们的重要会议上，都不会说这样的话和发表这样的议论。人们会对他说：难道通过一个人还是通过集体管理机构来进行管理的问题，同阶级问题有关吗？
英国的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是最聪明最富有的；英国资产阶级在许多方面比美国资产阶级更有经验，更善于管理。英国资产阶级在实行最大限度的个人独裁，发挥最大限度的管理效率，把权力完全控制在本阶级手里，这难道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范例吗？同志们，这种经验是值得考虑的，我认为，如果你们考虑一下这个经验，回忆一下不久以前里亚布申斯基家族、莫罗佐夫家族以及其他资本家先生们统治俄国的时代，回忆一下他们在专制制度被推翻之后，在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执政的8个月期间，能够巧妙地、非常迅速地改头换面，他们不管把自己称作什么，不管作出表面上形式上的什么让步，却总是把权力完全控制在本阶级手里，那么我认为，考虑考虑英国的经验和这个具体例子，会比根据理论编造和事先写好的许多抽象决议更能使人理解个人管理的问题。
好像集体管理才是工人管理，而个人管理就不是工人管理。单是这个问题的提法，单是这种论据就说明，我们还没有十分明确的阶级意识，而且不仅没有十分明确的阶级意识，甚至我们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资产者先生们的明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学管理不是学了两年，而是学了200年，如果拿欧洲的资产阶级来说，则大大超过200年了。我们不应当由于在两年内不能学会一切而悲观失望，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比我们敌人学得快，而且形势也要求我◎第104页◎们这样做。他们能够学习几百年，他们有可能反复学习，有可能纠正自己的错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来说，他们比我们不知要强大多少倍。我们没有时间学习，我们应当提出集体管理制问题和说明这个问题的具体材料。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同意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制定的方针，这个方针已经公布（注：指为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准备的俄共（布）中央的提纲《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这个提纲是在托洛茨基提纲草案的基础上拟订的，共17条，发表于1920年3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报》第14号。--105。），并且正在党的一切会议上进行讨论，它对于切实工作的人，对于已经工作了两年的水运工作人员来说，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我希望，大多数出席此次会议的、实际上熟悉管理的人都会懂得：我们不应当局限于空泛地提出问题，而应当成为切实认真的人，那就要取消集体管理机构，在没有集体管理机构的情况下进行管理。
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是完全不适合作一个管理人员。凡是熟悉实际生活、阅历丰富的人都知道：要管理就要懂行，就要精通生产的全部情况，就要懂得现代水平的生产技术，就要受过一定的科学教育。这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具备的条件。所以，当我们提出空泛的决议，以内行的样子郑重其事地谈论集体管理制和个人管理制的时候，我们就会逐渐相信，我们在管理方面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们正在开始根据经验学习一些东西，权衡每一个步骤，提拔每一个多少有些能力的管理人员。
你们从中央委员会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我们并不反对让工人来领导；但是我们说，解决问题时应当服从生产的利益。我们不能等待。国家被破坏得这样厉害，灾难现在这样深重，饥寒交迫，普遍贫困，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我们不能使工人们活下去，不能供给他们粮食，不能准备好大量食盐来正常地组织商品交换，而是给农民花花绿绿的票子作为补偿（靠票子是不能长久维持的），那么，不管我们怎样忠心耿耿，怎样忘我牺牲，都救不了我们◎第105页◎自己。这是整个工农政权、苏维埃俄国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由外行来领导管理工作，如果不能及时运来燃料，如果不能修复机车、轮船和驳船，那么，苏维埃俄国的生存就大成问题了。
我们的铁路运输所遭到的破坏，要比水路运输严重得多。它是在国内战争中被破坏的，因为国内战争主要是在陆路交通线上进行的；双方都极力破坏桥梁，整个铁路运输因而遭到了极其惨重的破坏。我们一定要修复它。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修复它。但是我们不能很快完全恢复铁路运输。先进的文明国家的运输都被破坏了，俄国怎么能完全恢复运输呢？应该迅速地修复它，因为老百姓再也不能熬过像今年这样的冬天了。不管工人怎样英勇无畏，怎样自我牺牲，他们挺不住饥饿、寒冷、斑疹伤寒等等的折磨。因此就要实事求是地提出管理问题。要竭力做到：管理工作上花费人力最少，管理人员个个都有能力，不论是专家还是工人都要做工作，都要参加管理，如果他们不参加管理，就要被认为是犯了罪。要学习自己的实际经验，也要向资产阶级学习。他们善于保持自己的阶级统治，他们有我们不可缺少的经验；拒绝吸取这种经验，就是妄自尊大，就会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
以前的历次革命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工人靠强硬的专政不能坚持下去，工人不懂得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坚持不住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坚持得住。当工人第一次从事管理工作而以不友好的态度来对待专家，对待资产者，对待那些昨天还在当经理、赚得万千钱财和压迫工人的资本家的时候，我们说，大概你们多数人也会说，这些工人只是刚刚接触到共产主义。如果我们可以用那些脑子里没有装满资产阶级观点的专家来建设共产主义，这倒是太容易了，不过这种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空想。我们知道，什么◎第106页◎东西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只有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诚然，这些东西是很糟糕的，但是没有别的东西。因此，应当把一心向往这种空想共产主义的人从一切务实的会议上赶走，而把那些会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办事的人留下来。这样办事困难很大，但这是一件有益的工作，因此，应该珍视每一个专家，把他们看作技术和文化的唯一财富，没有这份财富，什么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实现。
我们红军在另一个领域里赢得了胜利，那是因为我们在红军中解决了这一问题。前沙皇军队的几千个军官、将校背叛了我们，出卖了我们，因此成千上万优秀的红军战士牺牲了。这一点你们是知道的。但是仍有几万个拥护资产阶级的军官在为我们服务，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红军。你们知道，当我们在两年以前想不用他们来建立红军时，其结果是游击习气盛行，队伍涣散，我们虽有1　000—1200万步兵，但是没有一个师；没有一个能够作战的师，因而我们虽有千百万步兵，却不能同微不足道的白卫正规军作战。这个经验我们是用鲜血换来的，应当把这一经验运用到工业中去。
在这里经验说明，应当珍视任何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知识、资产阶级技术的人。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建成共产主义。工人阶级是作为一个阶级来进行管理的，所以当它创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它即作为一个阶级来掌握这个政权，它可以抓住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的衣领把他扔出去。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权。但是，要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就要坦率地承认，我们还非常不善于经营管理，不善于当组织者和管理者。我们处理问题应当极其审慎，要记住只有那种善于组织资产阶级专家去参加即将开展的运动、一分钟也不浪费人力的无产者才是有觉悟的，而集体管理制则◎第107页◎往往要耗费过多的人力。
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命运取决于即将爆发的对波战争（如果有人硬要将这场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也许更取决于即将开展的水路运输运动。要知道，运输破坏给战争也带来很大困难。我们有许多部队，但是我们无法运送，无法供给它们粮食。我们无法调运我们拥有的大量食盐，而没有这种商品交换，要同农民建立任何正常关系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共和国、整个苏维埃政权、整个工农政权的生存对目前这次水路运输运动寄托着重望。决不能浪费时间，一星期、一天、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必须制止这种经济破坏，并把运输能力提高三四倍。
也许一切都取决于燃料，但是，现在燃料的情况好于去年。如果安排得当，我们可以运送更多的木柴。我们石油的情况也大大好转，况且我们大概最近就可以把格罗兹尼拿下来，如果说这毕竟还有疑问，那么，恩巴的工业掌握在我们手里，那里现在已有1000—1400万普特石油。要是水路运输能把大量建筑材料及时迅速地运到萨拉托夫，我们就可以把通往恩巴的铁路修好。你们知道，有了石油，对于水路运输具有什么意义。我们短期内还不能使铁路运输有很大的改变。如果我们在四五个月内能够把铁路稍加改善，那就是老天保佑了——当然不是老天保佑，而是要看我们善于不善于克服工人的旧偏见。所以水路运输部门应当在水路运输运动中创造出英勇的业绩来。
单凭突击、冲动、热情，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唯有组织、坚毅、觉悟才能有济于事；有能力的人决不害怕资产阶级专家，决不光讲空话，而是善于建立和实行强硬的权力，甚至是个人权力，但这是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实行的，而且他懂得一切都取决于水路运输。
要前进，就要架梯子；要让没有信心的人攀登而上，就要把事◎第108页◎情安排好，就要选拔那些善于整顿水路运输的人。我们有一些人，一谈到军事纪律就说：“又是这一套！这有什么用？”这样的人不懂得俄国的情况，不懂得我们在流血的战线上的斗争一结束，在不流血的战线上的斗争就开始了；不懂得在这方面所需要的努力、人力和牺牲并不少，在这方面所承担的风险、所遭到的反抗并不少，而是多得多。富裕农民、富农、旧管理人员，凡不愿替工人办事的，都是敌人。不要抱任何幻想。要想取得胜利，就要进行艰巨的斗争，就要有铁的军事纪律。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保持工人政权的条件，就会以自己的想象给这个工农政权带来很大的损害。
同志们，正因为这样，我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希望而且相信你们一定会极端重视即将到来的水路运输运动的任务，并且给自己提出以下的任务：不惜任何牺牲来建立真正的铁的军事纪律，并在水路运输中创造出我们红军两年来所创造的那种奇迹。（鼓掌）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38—244页◎第109页◎
载于1920年3月17、18日《真理报》第59、60号和1920年3月17、20、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9、61、62号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3—4月）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一件文献。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29日-4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共有715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55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62名，共代表611978名党员。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红军取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苏维埃俄国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喘息时机的条件下召开的。大会主要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工会运动；组织问题；共产国际的任务；对合作社的态度；向民兵制过渡；选举中央委员会。列宁直接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
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即从军事战线的斗争转向劳动战线的斗争、战胜经济破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列·达·托洛茨基作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苏维埃俄国经济恢复的基本条件是贯彻执行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的统一的经济计划。决议规定了完成统一计划的各项根本任务的先后顺序：(1)首先是改善运输部门的工作，调运和储备必要的粮食、燃料和原料；(2)发展为运输业和获取燃料、原料、粮食服务的机器制造业；(3)加紧发展为生产日用品服务的机器制造业；(4)加紧生产日用品。实现国家电气化在统一经济计划中居于重要地位；大会通过了关于制定电气化计划的指示。）
（注：代表大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执行俄共（布）中央关于给运输部门调配5000名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的指令，并决定动员这次代表大会的10％的代表投入运输战线。代表大会决定把1920年的“五一”节（适逢星期六）定为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日。
代表大会批准了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经济军事化以及为经济需要动用军队等问题的提纲，责成党组织帮助工会和劳动部门统计全部熟练工人，以便吸收他们参加生产，同时断然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把成立劳动军作为保证国民经济劳动力的唯一良策和把军事方法搬用于和平经济建设的意见。代表大会十分重视生产管理的组织问题。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在一长制的基础上建立熟悉业务、坚强得力的领导。以季·弗·萨普龙诺夫等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和个人负责制，坚持无限制的集体管理制，同时也反对使用旧专家，反对国家的集中管理，他们得到了阿·伊·李可夫、米·巴·托姆斯基、弗·巴·米柳亭、阿·洛莫夫等的支持。大会谴责和拒绝了民主集中派的建议。
代表大会在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工会同国家和党的相互关系、共产党领导工会的形式和方法以及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方式，在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中要求巩固党在合作社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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