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99页◎第737页◎
4　党纲政治部分的片断（注：这一段话经过修改列入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成为《在一般政治方面》这一部分的第5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7页）。——738。）
苏维埃宪法（注：指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
制定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的决定是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1918年4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任主席的宪法委员会，负责进行起草工作。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负责宪法草案的最后定稿工作。7月3日，这个委员会在列宁主持下审查了宪法委员会起草的草案和司法人民委员部起草的另一个草案，决定以前者为基础，而以后者的某些论点加以补充。另外，根据列宁的建议，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引言列入宪法，补充了在苏维埃共和国内各民族和种族一律平等的条款，拟定了关于在苏俄领土上以劳动为生的外国人的政治权利和关于给予因政治和宗教信仰受迫害的外国人以避难权的条款。草案经代表大会成立的委员会修改和补充，最后于7月10日为代表大会通过。7月19日，宪法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569、630、738、832。）保证工农劳动群众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下有更大的可能用最容易最方便的方式来选举和罢免代表，同时也就消灭自巴黎公社时起就已暴露出来的议会制的缺点，特别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议会脱离群众等缺点。
苏维埃宪法还用下述办法使国家机构同群众接近，即选举单位和国家的基层组织不按地域划分，而按生产单位（工厂）划分。
在苏维埃制度下，由于国家机构同群众有更紧密的联系，可以建立……
载于1919年2月26日《真理报》第44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00页◎第738页◎
5　党纲中民族关系方面的条文
在民族问题上，夺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策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形式上宣布民族平等（这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不同，而是坚定不移地真正使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他们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相互接近和打成一片。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完全解放殖民地民族和其他被压迫的或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使他们有分离的自由，这样才能保证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各民族劳动群众的不信任和被压迫民族工人对压迫民族工人的愤恨完全消失，而代之以自觉自愿的联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是压迫者的那些民族的工人，要特别谨慎地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感情（例如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对犹太人，鞑靼人对巴什基尔人等等），不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而且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图书报刊，以便清除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01页◎第739页◎
6　党纲中民族问题条文的最后
　 草案的补充（注：这一段话全文列入了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成为《民族关系方面》这一部分的第4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9页）。——740。）
对于谁是民族分离的意志的代表者这一问题，俄共持历史的和阶级的观点，考虑到该民族处于它的历史发展的哪一阶段：是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苏维埃的即无产阶级的民主，等等。在任何情况下……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02页◎第740页◎
7　党纲中军事方面的条文的引言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苏维埃共和国在军事任务和军事工作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
正如我们党早已预见到的那样，帝国主义战争不仅没能由公正的和约而结束，而且根本没能由资产阶级政府简单地缔结一个稍许稳定的和约而告终。民主派即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小资产阶级幻想已为事变进程完全推翻。实际正好相反，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变为而且我们眼看着正在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反对剥削者、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剥削者的反抗随着无产阶级加紧进攻而不断增强，并由于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而特别加剧，同时，资产阶级在国际上还互相声援并组织起来，这一切必然会使一些国家的国内战争同无产阶级国家和维护资本统治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由于这些战争的阶级性质，防御战和进攻战之间的区别已完全失去任何意义。
总的说来，在我们面前展开的、从1918年底特别迅速地展开的这一国际性的国内战争的发展过程，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经阶段。
因此，俄共坚决屏弃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他们自称为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废除武装的反动的◎第741页◎市侩幻想，坚决反对实际上只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一切类似的口号，而提出以下的口号：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彻底地和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既在国内战争中也在国际的革命战争中战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
根据一年多的军事工作，以及全体劳动群众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之后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实际经验，俄共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下：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03—104页◎第742页◎
8　党纲中关于法院的条文的第一段
在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共产党抛弃民主主义的口号，彻底废除旧式法院之类的资产阶级统治机关，而代之以阶级的工农的法院。无产阶级掌握全部政权以后，抛弃以前那种含糊不清的“法官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公式，而提出“法官完全由劳动者从劳动者中选举产生”的阶级口号，并把这个口号贯彻到整个法院组织中去。共产党只是把不使用雇佣劳动榨取利润的工农代表选进法院，对妇女同样看待，使男女无论在选举法官或履行法官职务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废除了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以后，党向苏维埃选民选出的法官提出以下的口号：实现无产阶级的意志，运用无产阶级的法令，在没有相应的法令或法令不完备时，要屏弃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而遵循社会主义的法律意识。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05页◎第743页◎
9　党纲中国民教育方面的条文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的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现时这方面最迫切的任务是：
(1)在苏维埃政权的全面帮助下，进一步发挥工人和劳动农民在教育方面的主动性；
(2)不仅像现在这样把教师的一部或大部彻底争取过来，而且要把全体教师彻底争取过来，做到不再混有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保证认真地贯彻共产主义的原则（政策）；
(3)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
(4)把教育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
(5)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第744页◎
(6)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国民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等等）；
(7)（或附于(2)内）使教师同俄共宣传鼓动机关建立密切的联系。
载于1919年2月26日《真理报》第44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06—107页◎第745页◎
10　党纲中宗教关系方面的条文
俄共对宗教的政策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许诺过、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那些措施。
党力求彻底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要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的宣传工作。同时必须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因为这种伤害只会加剧宗教狂。
载于1919年2月26日《真理报》第44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08页◎第746页◎
11　党纲中经济部分的条文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经济方面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如下：
(1)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在主要方面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把变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的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2)特别注意加强和巩固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并从各方面提高他们的主动性和责任心。这是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战胜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所造成的习惯的最主要的办法，甚至是唯一的办法。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坚持不懈地耐心地重新教育群众。现在，当群众看到地主、资本家和商人确被消灭的时候，这种教育不仅是可能的，实际上也在用千百种办法通过工人和农民切身的实际经验而进行着。在这方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发展劳动者的工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得到这样迅速的发展，但它应当做到把所有劳动者无例外地都联合到严整的、集中的、有纪律的产业工会中来。
8.（注：党纲草案的经济部分的这一条在初稿中是第3条。后来列宁对它作了修改，定为第8条。这一条后来稍加修改列为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经济部分的第8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6-417页）。——747。）发展生产力这一任务还要求立即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第747页◎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科学技术专家，尽管他们大多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党应当与工会组织紧密结合，执行自己原有的路线：一方面，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的政治让步，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另一方面，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像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
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励制度。
同样，必须造成一种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从而促使被资本主义分开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互相了解和接近。
苏维埃政权应当在工会的参加下，比以前更广泛更有步骤地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都来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
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存在着把不同的原则结合起来的多种◎第748页◎过渡形态的现时期中，特别重要的是苏维埃粮食机关要利用合作社这种由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实行计划分配的唯一群众性的机构。
俄共认为，这样按共产主义原则进一步发展这种机构而不把它抛弃，在原则上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应当有步骤地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策：责成全体党员在合作社内工作，同时在工会的帮助下，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指导合作社，发挥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居民的主动性和纪律性，力争使全体居民都加入合作社，并使这些合作社合并为一个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要始终保证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的影响占有优势，并在各地试行种种办法，以促进和实现从旧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所领导的消费公社的过渡。
(6)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会继续利用仍为私人所有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得到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单靠银行国有化这一项措施来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残余作斗争是不够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规定货币必须存放到银行等等。准备和实行这些和诸如此类的措施所取得的实际经验将表明哪些措施是最适当的。
(7)在财政方面，俄共将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实行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但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及大多数工厂和其他企业的私有制以后，这种情况不会很多。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时代，国家的财政应当依靠把各种国家垄断组织一定部分的收入直接用于国家需要。只有正确进行商品交换，◎第748页◎收支平衡才能实现，为此就要组织消费公社和恢复运输业，后者是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主要目的之一。
载于1919年2月27日《真理报》第45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09—112页◎第750页◎
12　党纲中关于土地问题的条文
苏维埃政权在完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后，已着手实现一系列旨在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办法是建立国营农场（即社会主义大农场），鼓励农业公社（即农民经营公共大经济的自愿联合）以及共耕社和协作社；无论谁的土地，凡未播种的，一律由国家组织播种；由国家动员一切农艺人才来大力提高农业经营水平等等。
俄共认为，这些措施是使绝对必须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唯一方法，因此俄共力求尽可能完满地实现这些措施，把它们推广到国内较落后的地区，并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办法。
鉴于城乡对立是农村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而在目前危机如此深重的时代，这种对立已使城市和乡村面临衰退和灭亡的直接危险，俄共认为消灭这种对立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同时认为除上述措施以外，必须广泛地有计划地吸引产业工人参加农业方面的共产主义建设，扩大苏维埃政权为此而成立的全国性的“工人协助委员会”（注：工人协助委员会即工人协助组织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委员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于1919年2月设立的，直属农业人民委员部。委员会的任务是：派遣有组织经验的工人到省、区的国营农场管理局和各个国营农场，协助组织农业工会；吸收工业无产阶级参加农业工作，协助国营农场装置各种技术设备，以满足国营农场及其附近的农民的需要。委员会由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和全俄工会理事会的代表组成。1921年，工人协助委员会和全俄中央军事粮食局合并为一个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农业粮食局。——751。）的活动等等。
俄共在全部农村工作中仍然是依靠农村无产者阶层和半无产者阶层，首先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农村党支部、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种工会等等，尽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第751页◎影响。
俄共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政策即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抗。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
载于1919年2月27日《真理报》第45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13—114页◎第752页◎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之一）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两件文献。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30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0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313766名党员。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纲领；共产国际的建立；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农村工作；组织工作；选举中央委员会。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讨论并通过新党纲。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纲领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列宁的党纲草案，但是鉴于委员会内存在分歧，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党纲问题作报告的除代表多数派的列宁外，还有代表少数派的尼·伊·布哈林。布哈林提议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的条文从纲领中删去，而只限于论述纯粹的帝国主义。他认为帝国主义是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布哈林和格·列·皮达可夫还提议把民族自决权的条文从党纲中删去。列宁批判了他们的这些错误观点。代表大会先基本通过党纲草案，然后在纲领委员会对草案作了最后审订以后于3月22日予以批准。《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附录》中载有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共（布）纲领全文。
代表大会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列宁论证了党对中农的新政策，即在依靠贫苦农民、对富农斗争并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到工人阶级与中农建立牢固的联盟的政策。早在1918年11月底列宁就提出了这个口号。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
（注：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关于军事状况问题、关于党的军事政策问题、关于红军的建设问题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大会上，所谓的“军事反对派”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提纲。他们维护游击主义残余，否认吸收旧的军事专家的必要性，反对在军队中建立铁的纪律。在会上发言的大多数代表谴责了“军事反对派”，同时也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轻视军队中党的领导的行为以及他的老爷作风和独裁者派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列宁的论点制定的军事问题决议。
代表大会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反击了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集团，这个集团否认党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主张把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起来。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建党原则，认为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共产党和领导党的全部工作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内部组织机构，即中央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9名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753。）
3　关于党纲的报告
　　　（3月19日）
（鼓掌）同志们，根据我和布哈林同志谈好的分工，我的责任是说明委员会对于一系列具体的、争论最多的或当前全党最注意的条文是怎么看的。
我首先简单地谈谈布哈林同志在他报告结尾时说到的、我们在委员会内部争论过的那几点。第一点就是纲领总纲部分应该怎样写。关于委员会大多数为什么不同意删掉党纲谈及旧资本主义的全部内容这一点，在我看来，布哈林同志叙述得不完全正确。布哈林同志是这样说的，照他说来，人们有时以为委员会的大多数怕别人非难，怕别人责备他们不够尊重旧东西。毫无疑问，照他那样说来，委员会大多数人的立场是太可笑了。但这与事实相去很远。委员会大多数不同意这样做，是因为这种做法不正确，不合乎实际情况。没有资本主义这一主要基础的纯粹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地方都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把金融资本主义描写成似乎没有◎第753页◎任何旧资本主义的基础，这是把涉及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切论述作了不正确的概括。
这是不正确的。这对于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时代是特别不正确的。恩格斯在一次谈到未来战争的时候就曾说过，未来战争引起的破坏要比三十年战争（注：三十年战争指1618-1648年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欧洲国际性战争。这场战争起因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以及欧洲各国的政治冲突和领土争夺。参加战争的一方是哈布斯堡同盟，包括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它们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另一方是反哈布斯堡联盟，包括德意志新教诸侯、法国、瑞典、丹麦，它们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战争从捷克起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开始，几经反复，以哈布斯堡同盟失败告终。根据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典、法国等得到了德意志大片土地和巨额赔款。经过这场战争，德意志遭到严重破坏，在政治上更加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26、754。）厉害得多，人类将大大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和工业方面的人造机构将遭到破产（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7页。——编者注）。战争开始时，社会主义叛徒和机会主义者曾吹嘘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嘲笑我们是“狂热者或半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看，这种预言并没有实现。事变证明，这仅仅对于很少几个国家、对于很短时期才是正确的！”现在，不仅在俄国，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各战胜国这种现代资本主义也开始遭到大破坏，其结果往往是取消这类人造机构，恢复旧资本主义。
布哈林同志在委员会里说，可以试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破坏作一完整的描写，那时我们反驳过他，在这里我还要予以反驳：您去试一试，您就知道是不会成功的。布哈林同志在委员会里曾作过一次这样的尝试，结果他自己也只好把它放弃了。我完全相信，假如有人能做到这点，那么最合适的是布哈林同志，因为他对这个问题作过很多的很详细的研究。我敢断言，这样的尝试不会成功，因为课题出的就不对。我们俄国现时处于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之后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时期。同时在比以往更加彼此隔绝的俄国许多地区内，资本主义往往正在复活，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正在发展。要想跳出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假若照布哈林同志所想的那样来写党纲，这个党纲便会不符合实际。它至多是把关于金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好的描写重述一遍，但决不是现实的再现，◎第754页◎因为在我们的现实中恰恰没有这种完整性。由不同的部分凑成的党纲是不完美（这当然并不重要），可是另一种党纲会完全不符合实际。不管这种庞杂性、这种由不同材料组成的结构如何不顺眼，如何不够严谨，但我们在很长时期内还跳不出这种状况。当我们跳出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制定出另一个党纲。可是那时我们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了。硬要那时也像现在一样，那是可笑的。
我们现时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许多最基本的现象已经复活。就拿运输瘫痪来说吧，这是我们很好地，或者确切些说，很痛苦地感觉到的事情。这是其他国家甚至战胜国也有的现象。而在帝国主义制度下，运输瘫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退回到最原始的商品生产形式。我们很清楚什么是私贩粮食者。这个词外国人以前大概是不懂得的。而现在呢？你们同出席第三国际代表大会（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三件文献。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于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宣告了共产国际的成立。
1914年8-9月，列宁在他起草的提纲《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7页）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见本版选集第2卷第403-410页）中提出了建立新的、排除机会主义分子的国际的任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进行了大量工作来团结各国社会党中的左派分子，为建立新的国际奠定了组织基础。
1918年1月24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左派社会党人会议，讨论了筹备召开共产国际成立会议的问题，选举产生了筹备机构。1919年1月，由俄共（布）发起，召开了有俄国、匈牙利、德意志奥地利、拉脱维亚、芬兰五国的共产党和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巴尔干社会民主党联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共8个党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召开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大会以创立新的国际的问题，并向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的39个政党、团体和派别发出了邀请信。
代表大会于3月2日开幕。参加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
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692、755、790。）的同志们谈谈吧。原来在德国和瑞士也开始有这类的词了。可是你们不能把这个范畴归到任何无产阶级专政中去，而一定要归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商品生产的低级阶段上去。
用制定漂亮完整的党纲的办法来跳出这个可悲的现实，就等于跳到九霄云外，制定出不符合实际的党纲。决不是像布哈林同志所委婉地暗示的那样，由于尊重旧东西，我们才把旧党纲中的一些条文写进来。在他看来，1903年在列宁的参加下写成的党纲（注：指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这个党纲的草案是《火星报》编辑部于1901年底至1902年上半年制定的。党纲理论部分由格·瓦·普列汉诺夫负责起草。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草案提出了批评，自己另写了一个草案。为了编写出共同的纲领草案，《火星报》编辑部成立了一个协商委员会。委员会以普列汉诺夫草案作为它的草案的基础，同时，在草案中写入了列宁的一些重要论点。党纲实践部分中的土地问题的条文和结束语是列宁写的。1902年4月《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批准了全编辑部的党纲草案，包括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火星报》编辑部的党纲草案在1903年7-8月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略加修改后通过。
这个党纲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的理论部分，根据列宁的建议，写入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458、715、755。），无疑是不好的党纲，不过因为老年人最爱回忆过去，为了尊重旧东西，就在新时代制定的新党纲中重复了旧东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样的怪人倒是可以拿来讥笑一番。我敢断言，事情并不是这样。1903年所描写的那个资本主义，正好由于帝国主义的瓦解和破产，还继续存在于1919年的苏维埃无产阶级共和国。例如在离莫斯科不很远的萨马拉省和维亚特卡省就可找到这样的资本主义。当国内战争把国家弄成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不能很快摆脱这◎第755页◎种状况，不能很快摆脱这种私贩粮食的现象。因此把党纲写成另一个样子是不正确的。应当说出实际情况，党纲应当包括绝对不可反驳的和确凿无疑的东西。只有这样的党纲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
布哈林同志在理论上完全了解这一点，他说，党纲应该具体。但了解是一回事，实际来做又是一回事。布哈林同志所谓的具体，就是对金融资本主义作书本式的叙述。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现象。在每个农业省份内，我们都看到自由竞争与垄断的工业同时并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不与许多部门内的自由竞争同时并存的垄断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写出这样的制度，就是写出脱离实际生活的不真实的制度。既然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是普遍的小生产的上层建筑（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7页。——编者注），那么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便是旧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一破坏，旧资本主义就会暴露出来。认为存在着不包含旧资本主义的完整的帝国主义，那就是把愿望当作现实。
这是很容易犯的一种很自然的错误。假如在我们面前真的有把资本主义彻头彻尾改造过的完整的帝国主义，那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千百万倍了。那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制度：一切都服从于一个金融资本。那时只要把顶部拆掉，把其余一切交给无产阶级就行了。这倒是非常痛快的事情，可惜这是现实中所没有的。现实的发展情况要求完全不同的做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当帝国主义遭到破坏的时候，就会看到顶部破坏，根基则暴露出来。因此，我们的党纲要想成为正确的党纲，就应该说出实际情况。存在着旧资本主义，它在许多部门中成长到了帝国主义。它的趋势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各种根本问题只能从帝国主义存在的观点来考◎第756页◎察。没有一个对内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可以不顾这种趋势而得到解决。现在党纲说的不是这一点。在现实中，还存在着旧资本主义这一极深厚的基础。帝国主义这个上层建筑是有的，它引起了战争，而这次战争的一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开始。要想跳出这个阶段是办不到的。这个事实说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以何种速度发展，并且这个事实在许多年内仍将是事实。
西欧革命也许会顺利一些，可是为了改造全世界，为了改造大多数国家，毕竟还需要很多很多年。这就是说，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过渡时期中，我们无法跳出这种纷繁复杂的现实。这个由各种不同部分组成的现实决不能抛弃，不管它如何不漂亮，也丝毫不能抛弃。用另一种方式制定的党纲将不符合实际。
我们说我们取得了专政，可是应当知道我们是怎样取得的。旧事物千头万绪地拖住我们，缠住我们，不让我们前进一步，或者迫使我们不能很好地前进，正像我们现在这样。所以我们说，为了懂得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境地，就必须说出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引我们来的是帝国主义，引我们来的是原始商品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必须认清这一切，因为只有估计到现实，我们才能解决诸如对中农的态度这类问题。的确，在纯粹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怎么能有中农呢？要知道甚至在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没有中农的。如果我们单单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来解决我们对这个几乎是中世纪现象（即对中农）的态度问题，那我们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并且还会碰很多钉子。如果我们要改变对中农的态度，那就请在理论部分说清楚，中农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中农。中农是小商品生产者。这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初步常识，是必须指出的，因为我们终究还没有越出这个初步常识。如果把这一点置之不理，还说“我们已经研究了◎第757页◎金融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来研究这种初步常识！”——那是极不严肃的。
对于民族问题我也要这样说。布哈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把愿望当作现实。他说，不能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混在一起。我们无产者竟要承认某个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自决权！真是岂有此理！不对，请原谅，这是切合实际的。如果您把这一条删掉，那您就是沉溺于幻想。您提到民族内部发生的分化过程，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分离过程。但是，我们还要看看这种分化究竟怎么样。
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本德国来说，它在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超过了美国。在许多方面，即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在政治方面，它不如美国，可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在变垄断资本主义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它超过了美国。看来这是一个标本。但是那里的情形怎样呢？德国无产阶级是否同资产阶级分开了呢？没有！根据报道，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多数工人是反对谢德曼分子的。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这是由于斯巴达克派（注：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因此该派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57、649、758。）同德国可恶到极点的孟什维克独立党人（注：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701、758、796。）结成联盟，这些独立党人把一切东西搅成一团，竟想使苏维埃制度和立宪会议成亲！请看，这就是德国的情形！而德国还是个先进国家哩。
布哈林同志说：“我们干吗要民族自决权！”他在1917年夏季提议取消最低纲领而只留下最高纲领时，我曾驳斥过他，现在我应当把驳斥他的话再说一遍。我当时回答说：“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只要我们夺得政权，再稍微等等，我们就要这样做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63—367页。——编者注）果然我们夺得了政权，也稍微等了一些时候，现在我同意这样做◎第758页◎了。我们已经完全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了威胁我们的第一次进攻，现在这样做就适当了。关于民族自决权也是如此。布哈林同志说：“我只愿意承认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这就是说，你所愿意承认的是除了俄国以外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达到的东西。这是很可笑的。
看看芬兰吧。芬兰是个民主国家，是比我们发达、比我们文明的国家。那里正在发生无产阶级分离出来、分化出来的过程，这一过程很特殊，比在我国痛苦得多。芬兰人受过德国专政的压迫，现在又受着协约国（注：协约国（三国协约）是1907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同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759、789、805、837。）专政的压迫。可是，由于我们承认了民族自决权，那里的分化过程就容易些了。我在斯莫尔尼宫把正式文件交给起过刽子手作用的芬兰资产阶级代表斯温胡武德（译成俄文，就是“猪头”的意思）时的情景（注：1917年12月6日（19日），芬兰议会通过了宣布芬兰为独立国家的宣言。12月18日（3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芬兰独立的法令。列宁亲自把法令文本交给了芬兰政府代表团团长、芬兰政府首脑佩·埃·斯温胡武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17年12月22日（1918年1月4日）批准了关于芬兰独立的法令。
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苏维埃政府根据12月2日（15日）俄国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停战协定，向波斯政府提出了关于制定撤退波斯境内俄军的总计划的建议。
1917年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土耳其属亚美尼亚”的法令》，并公布于1917年12月31日（1918年1月13日）《真理报》第227号。——387、759。），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很殷勤地握了我的手，我们彼此客套了几句。这是多么不好啊！但这是必须做的事情，因为当时芬兰资产阶级欺骗人民，欺骗劳动群众，说莫斯卡里（注：莫斯卡里是俄国十月革命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759。）、沙文主义者、大俄罗斯人要消灭芬兰人。这是必须做的事情。
昨天我们对于巴什基尔共和国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注：指1919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成立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谈判。
1918年巴什基尔被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军侵占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巴什基尔政府曾宣布边疆区自治，并成立军队对红军作战。1919年1月底，在红军胜利推进亚·瓦·高尔察克取消巴什基尔自治的形势下，巴什基尔政府害怕失去在群众中的影响，乃开始同乌法革命委员会谈判。苏维埃政府当即表示在建立反对高尔察克军队的统一战线条件下，保证巴什基尔民族自由。1919年3月16日，俄共（布）中央讨论了巴什基尔问题，决定由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同巴什基尔人进行谈判。3月20日，双方签订了《中央苏维埃政权和巴什基尔政府关于巴什基尔实行苏维埃自治的协议》。协议规定根据苏维埃宪法组织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并确定了共和国的疆界和行政区划。协议由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公布于1919年3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759。）？当布哈林同志说“对于某些民族可以承认这种权利”的时候，我甚至记下来了，他所开的名单中有霍屯督人、布西门人、印度人。听他这样列举时，我就想：布哈林同志怎么忘记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忘记了巴什基尔人呢？布西门人在俄国是没有的，关于霍屯督人，我也没有听说他们想要成立自治共和国，但是在我国有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许多民族，对于这些民族我们是不能拒绝承认的。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居住在前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民族都不能拒绝这一点。就假定巴什基尔人推翻了剥削者，而且是我们帮助他们这样做的。但这只是在变革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才有可能。并且要做得◎第759页◎很谨慎，以免我们的干预会阻碍我们所应当促进的无产阶级分化出来的过程。我们对于那些至今还处在毛拉（注：毛拉是阿拉伯语中“主人”一词的音译，是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在俄国，毛拉是指伊斯兰教宗教仪式的主持人。——760。）影响下的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能做些什么呢？在我们俄国，居民有过和神父打交道的长期经验，所以他们帮助我们把这些神父打倒了。但你们知道，关于非宗教婚姻的法令（注：指1917年12月18日（31日）列宁签署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非宗教婚姻、关于子女和关于建立户籍簿的法令》（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247-249页）。——760。）至今还执行得很差。我们是否可以到这些民族那里去说“我们要打倒你们的剥削者”呢？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完全受自己的毛拉的控制。这里必须等待这个民族的发展，等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子的分离，这种发展必然会来到。
布哈林同志不愿意等待。他忍耐不住：“干吗要等待！既然我们自己推翻了资产阶级，宣告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干吗我们还要这样做！”这是带鼓舞性的号召，其中指出了我们的道路，但如果我们在党纲中只宣布这样一点，结果那就不是党纲而是传单了。我们可以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宣布完全鄙视那些该受万分鄙视的资产阶级，可是在党纲中应当绝对确切地写出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我们的党纲才是无可争辩的党纲。
我们采取严格的阶级观点。我们写在党纲上的东西，是肯定自我们规定一般民族自决那时以来所实际发生的事情。当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共和国。当这种共和国出现之后，而且只有按它们出现的程度，我们才能写出像我们现在写在纲领中的条文：“按照苏维埃类型组织起来的各个国家实行联邦制的联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9页。——编者注）苏维埃类型还不等于俄国存在的那种苏维埃，但是苏维埃类型正在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类型。我们只能说到这种程度。再往前去，哪怕是再进一步，再进一分，就会不正确了，所以就不宜写在党纲里。◎第760页◎
我们说：必须考虑到该民族是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哪个阶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9页。——编者注）这是绝对正确的。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大可不必把霍屯督人和布西门人专门提出来说。这个论断对于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对于十分之九也许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都适用，因为所有国家都是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这是必由之路。再多说一点也不行，因为再多说就会不正确，不合乎实际情况。勾去民族自决而写上劳动者自决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提法没有考虑到各民族内部的分化是如何困难，如何曲折。在德国，分化的情形和我国不同。在某些方面快些，而在某些方面则慢些，并且要经过流血的道路。在我国，把苏维埃和立宪会议（注：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1917年3月2日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一直拖延选举的准备工作。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不得不于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
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7、96、222、312、333、338、363、386、389、404、505、532、578、615、706、761。）结合起来的这种怪思想是任何一个政党也没有接受过的。要知道我们还得和这些民族毗邻居住。现在谢德曼分子已经在说我们想征服德国。这当然是很可笑的无稽之谈。但是资产阶级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报刊，这些发行千百万份的报刊，向全世界叫喊这一点，而威尔逊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予以支持。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拥有庞大的军队，想用征服的手段在德国培植布尔什维主义。德国的优秀人物——斯巴达克派——告诉我们，有人挑拨德国工人反对共产党员说：你们看，布尔什维克那里的情形多么糟！而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这里的情况就很好。于是我们的敌人在德国就用这样的理由去影响群众，说什么在德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会造成和俄国一样的混乱状态。我们的混乱状态是我们长期的病症。我们是在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中在我们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只要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甚◎第761页◎至一部分德国工人，还受到“布尔什维克想用强迫手段建立自己的制度”这种恐吓的影响，“劳动者自决”的公式就不会使情况好转。我们应当做到，使德国社会主义叛徒们无法说布尔什维克强迫人家接受自己的万能制度，似乎这种制度可以靠红军的刺刀推行到柏林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自决原则，人家就会作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党纲不应当说劳动者自决，因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党纲应当说现在的实际情况。既然各个民族还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不同阶段，那么我们党纲中的这个原则便是绝对正确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过许许多多的曲折，每个民族都应当获得自决权，而这会促进劳动者的自决。在芬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离的过程是非常明显、突出和深刻的。那里的一切绝不会和我国相同。如果我们说不承认什么芬兰民族，而只承认劳动群众，那就是空洞到极点的废话。不承认实际情况是不行的，因为它会强迫你承认它。在不同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循着各自不同的道路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极端谨慎。尤其是对于各个民族要特别谨慎，因为没有比对一个民族不信任更坏的事情了。在波兰，无产阶级正在自决。根据最近的数字，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注：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于1918年11月11日建立，是波兰成立最早的苏维埃之一。当时德奥占领军正从波兰撤退。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波兰各城市先后成立了100多个苏维埃，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农民代表苏维埃。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左派”（两者后来合并为波兰共产党）和华沙工会理事会发起组织的，成立后通过了在企业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厂委员会并同企业主的怠工行为进行斗争等决定。波兰的妥协派政党——波兰社会党、全国工人联合会和崩得为了对抗革命的苏维埃，也成立了各自的苏维埃。1918年12月进行了统一的苏维埃的选举，结果妥协派获得多数。在统一的苏维埃内，共产党人和妥协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妥协派企图分裂苏维埃；1919年6月，波兰社会党的代表退出了华沙苏维埃及其他城市的苏维埃。1919年夏天，波兰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妥协派政党的首领联合起来摧毁了苏维埃政权。——762。）中有波兰社会主义叛徒333人，共产党员297人。这就表明，照我们的革命日历来看，那里已离十月不远了。这已经是1917年的8月或9月。但是，第一，还没有颁布一个法令，要一切国家都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日历，即使颁布了这样的法令，也是不会执行的。第二，现在的情形是，比我国工人先进的、文化程度较高的波兰工人，大多数都持有社会护国主义和社会受国主义的观点。必须等待。这里决不能说劳动群众自决。我们应当宣传这种分化。这点我们已经在做，但毫无疑义，现在不能不承认波兰民族自决。这是很明显◎第762页◎的。波兰无产阶级运动和我国一样是向着无产阶级专政前进的，可是前进的方式却不相同。在那里，人们恐吓工人说：向来压迫波兰人的莫斯卡里、大俄罗斯人，想在共产主义招牌的掩盖下，把他们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移植到波兰来。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灌输的。我向一个优秀的波兰共产党员同志说，“你们要用另一种方式去做”；他回答我说，“不，我们要做同样的事情，不过要比你们做得好些”。对于这种说法，我根本无法反驳。应当让他们有可能实现这个谦虚的愿望：把苏维埃政权建立得比我们的好些。不能不估计到那里所走的道路的一些特殊性，决不能说：“打倒民族自决权！我们只让劳动群众有权自决。”这种自决过程是很复杂很困难的。现在除了俄国，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自决，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所以这个提议在原则上是不能接受的。
根据我们拟订的计划，现在我来谈谈我应当说明的以下几点。我把小私有者和中农问题放在第一位。关于这一点，党纲第47条说：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
我觉得，我们这里所写的，就是社会主义创始人对中农问题多次说过的。这一条文的缺点只是不够具体。在党纲中，我们未必能写得更具体些。但是在代表大会上应当提出的不仅仅是纲领性的问题，所以对于中农问题要给予加倍的注意。我们掌握的材料表明，某些地方发生的暴动显然是有一个总计划的，而且这个计划显◎第763页◎然是和白卫分子决定在3月举行总进攻并组织一连串的暴动的军事计划有联系的。大会主席团拟订了一个就要向你们提出的代表大会告各级党组织书（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告各级党组织书》于1919年3月19日在代表大会上通过，3月20日在《真理报》发表，全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第1分册第581-582页。——764。）的草案。这些暴动再明显不过地向我们表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355、360、389、402、426、431、499、511、563、646、764。）和一部分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曾在布良斯克组织暴动）是白卫分子的直接代理人。白卫分子总进攻，农村暴动，铁路交通断绝，——难道这样还不能把布尔什维克推翻吗？这里，中农所起的作用特别明显，特别重大。在代表大会上，我们不仅应当特别强调我们对中农让步的态度，而且要想出许多尽量具体的、能使中农直接得到一些好处的办法。为了自卫，为了反对我们的一切敌人，这些办法是迫切需要的，这些敌人知道中农动摇于我们和他们之间，因而竭力诱使中农离开我们。就我们的现状看来，我们拥有巨大的后备力量。我们知道，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都在发展，并且发展得很快。这些革命会给我们以无产阶级后备力量，会减轻我们的困难而大大巩固我国目前还很薄弱的无产阶级基地。这可能在最近几个月内发生，但我们还不知道究竟会在哪一天发生。你们知道，现在到了非常紧要的关头，因此，中农问题现在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
其次，我想谈谈合作社问题。这就是我们党纲第48条。这一条已经有些陈旧。我们在委员会写这一条时，我国只有合作社而没有消费公社，但几天之后便通过了把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合并为统一的消费公社的法令（注：《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是苏俄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3月16日通过的，3月20日公布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0号。列宁直接参加了这个法令的制定。法令规定：城乡一切合作社都必须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分配机关——消费公社；当地所有居民都加入这个公社；每个公民都必须成为公社的社员并在它的一个分配站注册；各地方消费公社联合为省消费合作总社，各消费合作总社的统一中心是中央消费合作总社。
列宁早在1917年底就起草了《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见本卷第384-385页）。——764。）。我不知道这个法令是否已经公布，到会的大多数人是否已经看到。如果没有，这个法令明后天会要公布的。这一条在这一方面已经陈旧，但我仍然觉得它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从法令颁布到执行是有相当一段距离的。从1918年4月起我们就忙着解决合作社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这还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成绩。在吸收居民参加合作◎第764页◎社方面，我们有时达到了这样的规模：许多县份已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农村居民参加了。但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已存在的合作社，完全习惯于资产阶级社会那一套，而领导它们的又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是资产阶级专家。我们还无法使这些合作社服从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仍然没有解决。我们的法令，在建立消费公社的意义上说，是前进了一步，法令中指出，全国的各种合作社必须实行合并。但是这个法令，即使我们全部执行，也会在将来的消费公社中保留工人合作社这个自主的部分，因为实际熟悉情况的工人合作社代表向我们证明说，工人合作社这种较为发展的组织应当保留，因为它的活动是需要的。我们党内在合作社问题上有过不少分歧和争论，合作社里的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里的布尔什维克之间发生过摩擦。我觉得，在原则上，这个问题无疑地应当这样来解决：这个由资本主义在群众中准备好的唯一机构，在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农村群众中进行活动的唯一机构，无论如何要保留，要发展，而决不能加以抛弃。在这里，任务是困难的，因为充当合作社领导者的大半是资产阶级专家，而且往往是真正的白卫分子。由此就产生了对他们的仇恨，正当的仇恨，由此就产生了反对他们的斗争。当然，这个斗争应该进行得很巧妙：要制止合作社工作者中的反革命阴谋，但这不应当成为反对合作社机构的斗争。我们一面要排除这些反革命分子，同时应当使机构本身服从我们。这里的任务同对待资产阶级专家是一样的。对待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是我要谈的另一个问题。
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引起不少的摩擦和分歧。几天前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作报告时，递给我的条子中有几个是关于工资的。有人问我：难道在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工资可以高到3000卢布吗？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写进了党纲，因为这方面的不满已经◎第765页◎很厉害了。在军队中，在工业中，在合作社中，到处都存在着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这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有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手段使共产主义变成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想用另一种方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不行的。而要这样来建成共产主义，就必须把工作人员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必须吸收所有这些专家参加工作。我们在党纲中有意把这个问题阐述得很详细，以便得到彻底解决。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说起来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决不是因为法律造成了障碍，如在资产阶级时代那样；恰恰相反，我们的法律有助于这样做。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大量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本届代表大会应当对资产阶级专家问题作出极明确的决定。这样的决定会使那些无疑是倾听这次代表大会意见的同志们有可能依靠代表大会的威信进行工作，并知道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这样的决定会帮助那些处处碰到这个问题的同志们至少来参加这方面的宣传工作。
斯巴达克派的代表同志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大会上告诉我们说，在工业最发达、斯巴达克派在工人中的影响最大的德国西部，虽然斯巴达克派还没有获得胜利，可是许多最大的企业的工程师和经理已经来向斯巴达克派说：“我们跟你们走。”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情形。显然是那里的工人的文化水平较高，技术人员较无产阶级化，也许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造成了这种与我国有些◎第766页◎不同的关系。
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主要障碍之一。现在我们应当不等待其他国家的援助立刻提高生产力。要做到这点，没有资产阶级专家是不行的。这应当斩钉截铁地说清楚。当然，这些专家大多数是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必须用同志合作的气氛、工人政治委员和共产党支部来包围他们，使他们无法挣脱，但应当使他们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的工作条件，因为不如此，这个由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阶层就不去工作。想用棍棒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这一点我们已深有体会。可以迫使他们不积极地参加反革命，可以吓唬他们，使他们不敢伸手去拿白卫分子的宣言。在这一方面，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很坚决的。这是可以做到的，而我们也做得很够了。我们大家都学会了这一点。但是，要用这种办法来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可能的。这些人习惯于文化工作，他们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推进了文化工作，就是说，他们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无产阶级的所得微不足道。但他们毕竟推进了文化，这是他们的职业。当他们看到工人阶级中的有组织的先进阶层不仅重视文化，而且帮助在群众中普及文化时，他们就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当医生看到无产阶级发动劳动者主动进行防疫工作时，他就完全会用另一种态度对待我们。我国这个由资产阶级的医生、工程师、农艺师、合作社工作者所组成的阶层是很广大的，当他们实际看到无产阶级吸引愈来愈多的群众参加这种事业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精神上完全折服，而不仅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割断关系。那时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些了。那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吸收到我们机构中来，成为它的一部分。为了这点，必须作些牺牲。为了这点，哪怕付出20亿卢布也算不了什么。害怕这种牺牲就是幼稚，因为这就是不懂得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第767页◎
运输业的解体，工业和农业的解体，直接威胁到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我们在这里应当采取最有效的办法，把全国的一切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对于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有文化的工作者。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为资产阶级服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说过，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社会里是会为我们服务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他们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这将是顶好的政策，这将是最经济的办法。不然的话，我们节省了几个亿，却可能造成用几十个亿也不能补偿的损失。
当我们同劳动人民委员施米特同志谈论工资问题时，他举出了以下的事实。他说，为了把工资拉平些，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做过而且用几十年时间也不能做到的。例如战前的工资：粗工每天1卢布，每月25卢布，而专家每月是500卢布（不算那些拿几十万卢布的人）。专家领的工资是工人工资的20倍。我们现在的工资幅度是从600卢布到3000卢布，相差只有5倍。为了把工资拉平些，我们已做了很多工作。当然，我们现在给专家的工资是过高的，但为了向他们请教，多给一点不仅值得，而且是应当的，从理论上看也是必要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党纲上规定得十分详细。必须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这里，不仅要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要使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回到各地后，在向自己组织作报告时，在进行自己的全部活动时，都能贯彻这一点。
我们已经在动摇的知识分子中促成了巨大的转变。如果说我们昨天谈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法化，今天就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么，在这种变动中，我们执行的完全是既定方针。这种变动贯彻着一条最坚决的路线：反革命要清除，资产阶级文化机构◎第768页◎必须利用。孟什维克是社会主义的最坏的敌人，因为他们披着无产阶级的外皮，而实际上是非无产阶级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只有极少数的上层分子是无产阶级出身，而这个阶层本身是由小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个阶层在靠近我们。我们要把整个阶层争取过来。每当他们靠近我们时，我们总是说“请来吧”。每动摇一次，这个阶层都有一部分人走到我们这方面来。孟什维克和新生活派（注：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284、376、483、553、769、814。）是这样，社会革命党人是这样，所有这些动摇分子都会是这样，他们还会长久地左右摇摆，怨天尤人，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但是通过这一切动摇，我们会得到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来参加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队伍，而排除那些继续拥护白卫军的分子。
按照分工我应当说明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官僚主义和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的问题。早就有人埋怨官僚主义，这种埋怨无疑是有根据的。我们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做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事情。那种彻头彻尾都是官僚的和资产阶级压迫者的机构（甚至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都仍然是这样的机构）已被我们彻底摧毁。单就法院来说吧。的确，这里的任务比较容易，不需要建立新的机构，因为根据劳动阶级的革命法律意识来裁判是谁都会的。我们在这方面还远没有把任务贯彻到底，可是在许多方面已把法院照应有的那样建立起来了。我们建立了这样的机关，从而不仅使男子而且连妇女即最落后最不活跃的分子也人人都能参加工作。
其他管理部门中的职员是更加守旧的官僚。在这里，任务比较困难。没有这样一批人是不行的，一切管理部门都需要这样一批人。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在德国，大概这种痛苦要轻一些，因为德国的官僚机构受过充分的训练，它把官僚◎第769页◎们弄得精疲力竭但是在迫使他们做事情，而不像我国办公室里的一些人那样，坐在安乐椅上安闲度日。我们已经把这种旧官僚主义分子赶走，加以清查，然后再把他们安插到新的位置。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便于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结果，把他们赶出门外，他们又从窗口飞进来。这里主要是由于有文化的人才不够。这些官僚可以遣散，但决不能一下子把他们改造过来。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组织任务、文化任务和教育任务。
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仅不可能，而且法律本身也妨碍这样去做。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管它怎样民主，也有无数法律上的障碍阻挠劳动者参加管理。我们已彻底扫除这些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目前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极端困难的，我已经屡次指出，这是因为担任管理的工人还非常少，少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应当取得后援，就各种征象来看，国内的这种后备力量正在增长。劳动群众的强烈的求知欲和往往是通过社会教育达到的莫大教育成绩，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种成绩虽然不是任何学校教育的成绩，但是非常巨大。一切征象表明，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一定会获得巨大的后备力量，用以代替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中那些劳累过度的◎第770页◎人，然而无论如何，目前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官僚已被打倒。剥削者已被铲除。但是文化水平还没有提高，因此官僚们还占据原有的位置。要排挤他们，只有用比以前大得多的规模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起来，同时真正实行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的种种办法。每个人民委员部实行的这类办法，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谈了。
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剥夺选举权的问题。我们的宪法承认无产阶级比农民占有优越地位，并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西欧纯粹民主派攻击我们最厉害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回答他们：你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忘记了你们谈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我们却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在吸收工人和贫苦农民参加国家管理方面，苏维埃共和国过去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连十分之一也没有做到的。这是绝对真理。谁也不会否认：我们在实行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民主方面、在吸收工农参加管理方面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共和国在几百年内没有做到而且不可能做到的。这就决定了苏维埃的意义，由于这一点，苏维埃就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口号。
但这丝毫不能使我们摆脱由于群众文化程度不够而碰到的困难。对于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我们决没有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因为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假设：无产阶级专政将处处镇压资产阶级，而又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这样设想，所以我们不把我们的宪法提出来作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我们只是说，谁认为不必镇压资产阶级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镇压是必要的，但剥夺它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则不是必要的。我们不愿意给资产阶级以◎第771页◎自由，我们不承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平等，但我们在党纲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像工人和农民不平等之类的办法，根本不是宪法所规定的。宪法是在这些办法实施之后才把它们记载下来的。苏维埃宪法甚至不是布尔什维克拟订的，而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就拟订的，其实是反对他们自己的。他们按照实际生活所造成的情况拟订了这个宪法。组织无产阶级比组织农民快得多，这就使工人成了革命的支柱，使工人实际上获得了优越地位。往后的任务就是从这种优越地位逐渐过渡到工农平等。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谁也没有把资产阶级赶出苏维埃。资产阶级自己离开了苏维埃。
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的任务在于十分明确地提出问题。我们根本不是为我们的行动表示歉意，而是如实地摆出事实。我们的宪法，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不得不把这种不平等放进去，这是因为文化水平低，因为我们的组织工作差。但是我们不把这点变成理想，恰恰相反，按照党纲，我们党一定要进行有系统的工作来消灭较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一旦我们提高了文化水平，我们就要取消这种不平等。那时我们就不需要这种限制了。在革命后过了17个月的现在，这种限制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很小了。
同志们，这就是我认为在讨论党纲时必须谈到以供大家今后讨论的主要几点。（鼓掌）
载于1919年3月22日《真理报》第6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37—157页◎第772页◎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之二）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两件文献。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30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0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313766名党员。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纲领；共产国际的建立；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农村工作；组织工作；选举中央委员会。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讨论并通过新党纲。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纲领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列宁的党纲草案，但是鉴于委员会内存在分歧，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党纲问题作报告的除代表多数派的列宁外，还有代表少数派的尼·伊·布哈林。布哈林提议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的条文从纲领中删去，而只限于论述纯粹的帝国主义。他认为帝国主义是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布哈林和格·列·皮达可夫还提议把民族自决权的条文从党纲中删去。列宁批判了他们的这些错误观点。代表大会先基本通过党纲草案，然后在纲领委员会对草案作了最后审订以后于3月22日予以批准。《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附录》中载有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共（布）纲领全文。
代表大会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列宁论证了党对中农的新政策，即在依靠贫苦农民、对富农斗争并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到工人阶级与中农建立牢固的联盟的政策。早在1918年11月底列宁就提出了这个口号。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
（注：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关于军事状况问题、关于党的军事政策问题、关于红军的建设问题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大会上，所谓的“军事反对派”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提纲。他们维护游击主义残余，否认吸收旧的军事专家的必要性，反对在军队中建立铁的纪律。在会上发言的大多数代表谴责了“军事反对派”，同时也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轻视军队中党的领导的行为以及他的老爷作风和独裁者派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列宁的论点制定的军事问题决议。
代表大会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反击了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集团，这个集团否认党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主张把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起来。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建党原则，认为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共产党和领导党的全部工作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内部组织机构，即中央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9名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753。）
8　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
　　　（3月23日）
（长时间鼓掌）同志们，我应当表示歉意，我没能参加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农村工作问题小组（注：农村工作问题小组即土地问题小组，是在1919年3月18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成立的。该小组于3月20、21、22日开过三次会，听取了关于土地政策的报告和工人征粮队在农村中的工作的报告，选举了提纲审查委员会。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起草、列宁审订的关于农村的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的提纲，由农村工作问题小组基本通过，交提纲审查委员会审订，最后被代表大会批准。列宁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是代表工作问题小组作的。——773。）的所有的会议。因此，一开始就参加该组工作的同志们的发言，也就是对我的报告的补充。该组终于拟订了一个提纲，交给了委员会，并且有人要向你们报告提纲的内容。我只想说说这个问题的一般意义，这个问题是怎样经过该组的努力而提到我们面前的，以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现在是怎样提到全党面前的。
同志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中，我们有时把社会生活中某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有时又把另一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这是十分自然的。革命总是触动而且不能不触动最深刻的生活基础和最广大的群众，所以在革命时期，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甚至最接近群众的政府，也绝对不能一下子把握住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如果现在我们来讨论农村工作问题并特别注意中农状况，那么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来看，并没有什么奇怪和反常的地方。当然，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从解决两个敌对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基本关系开始。基本任务是使政权转入工人阶级手中，保证工人阶级专政，推翻资产阶级，剥夺资产阶级权力的经济根源，这种根源无疑是阻挠整个社会◎第773页◎主义建设事业的障碍。我们都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从来不怀疑这样一个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本身的缘故，能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现在我们看到，许多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例如孟什维克阵营中的人）硬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决战时期可能有一般民主的统治。完全和社会革命党人唱一个调子的孟什维克就是这样说的。好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或者取消民主，并不是依怎样对自己有利而定的！实际上却正是如此，所以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就根本谈不上一般民主。令人惊讶的只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或假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我们的孟什维克）多么迅速地就揭穿了自己的面目，多么迅速地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本性，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本性。
马克思一生中抨击得最多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幻想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马克思讥笑得最厉害的是关于自由平等的空话，因为这些空话掩盖了工人饿死的自由，掩盖了出卖劳动力的人和好像是在自由市场上自由平等地购买工人劳动等等的资产者之间的平等。马克思在他的所有经济学著作中都阐明了这点。可以说，马克思的整部《资本论》是专门阐明如下这个真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力量就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建设者，领导者，推动者；无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掘墓人，是唯一能够代替它的力量。在马克思的任何一部著作中，未必找得到一章不是阐明这个问题的。可以说，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人都曾无数次地向工人赌咒发誓，说他们懂得这个真理。但是一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真正为争夺政权而进行决战的时候，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全世界老社会党人的领袖们却忘记了这个真理，纯粹机械地重复那些关于一般民◎第774页◎主制度的庸俗论调。
在我国，有时人们为了使这些话听起来更“有分量”，往往说到“民主派的专政”。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们从历史上明明知道，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专政不过是对起义工人的镇压。从1848年起，至少从1848年起就是这样，但个别例子在此以前也可找到。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广泛而自由地开展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最尖锐的斗争。我们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真理是正确的。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个真理，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真理，正因为这样，在一切根本问题上，苏维埃政府从1917年10月起所采取的步骤都是很坚定的。只有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解决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问题。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群众反对资产阶级。
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今后的共产主义建设中，由于资产阶级已被推翻，政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我们似乎可以不要中间分子参加了。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
自然，在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时，革命家是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主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实行无产阶级统治，打败资产阶级来保证这个统治，保证资产阶级不能复辟。我们深深知道，资产阶级至今还占有优势，他们在其他国家内还有自己的财产，有时甚至在国内还握有大量金钱。我们清楚地知道，还有许多比无产者有经验的社会成分在帮助资产阶级。我们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没有打消复辟的念头，没有停止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尝试。
但这还远不是一切。资产阶级最崇尚的原则是：“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从金钱的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始终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现时在世界范围内还比我们强大。它的统治正在迅速崩溃，它看到◎第775页◎了诸如匈牙利革命这样的例子（昨天我们很荣幸地把匈牙利革命的消息告诉了大家，今天我们又得到了证实这一点的消息）（注：1919年3月22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通过无线电传到了俄国，正在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委托列宁以大会的名义发出了贺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77页）。
1918年10月30日深夜匈牙利爆发了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激进派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没有能力应付内部和外部困难，于1919年3月20日辞职，并建议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织政府。但是在当时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当时还在狱中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结果，双方签订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协议，同时决定两党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合并，改称匈牙利社会党。3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匈牙利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革命政府委员会组成，社会民主党人加尔拜·山多尔任主席，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任外交人民委员。
匈牙利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如实行工业企业、运输业、银行的国有化和对外贸易的垄断，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大农场，把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25％，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并为保卫共和国建立了红军。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没有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未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从4月起利用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并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在困难局势下，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背叛革命，同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1919年8月1日，匈牙利革命政府委员会被迫辞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133天，就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击下被扼杀。匈牙利反革命随即用极端残暴的手段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列宁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评述，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本卷第834-838页）以及《政论家短评》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中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41-152页和第39卷第235-241页）。——776、834。），它已经开始懂得它的统治在动摇。它已经不能自由行动。但是现在，如果估计到全世界范围内的物质财富，就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在物质方面还比我们强。
正因为这样，在过去，我们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这是十分自然的、合理的、必需的，而且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出许多成绩。
现在我们应当把其他阶层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应当把整个中农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我们在农村工作问题小组中得出的共同结论，而且我们相信全党工作人员都会同意这一点，因为我们只不过把他们的经验总结一下罢了。
当然，总会有人不去考虑我国革命的进程，不去思索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任务，反而利用苏维埃政权的每一步骤来讥笑，进行所谓批评，像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那样。这些人至今还不了解，他们应当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作一选择。我们对于这些人多次容忍，甚至多次宽大，我们还要再一次提供机会让他们感受我们的这种宽大，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结束这种容忍和宽大了。如果他们再不作出选择，我们就要十分严肃地向他们提议，叫他们到高尔察克那里去了。（鼓掌）我们并不期望这些人会表现出了不起的智能。（笑声）但是可以预期，这些人亲身尝到高尔察克的残暴滋味以后，定会懂得，我们有权要求他们在我们和高尔察克之间作一选择。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有许多幼稚的人抱着愚蠢的想法，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暂时的偶然现象，那么现在，甚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一定懂◎第776页◎得，在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的进攻所引起的斗争中，是有一种合乎规律的东西的。
实际上只有两种力量：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谁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这点，谁读了一切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不懂得这点，那他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丝毫也不懂得社会主义，而只是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罢了。对于这些人，我们给他们一个短短期限去考虑，要求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所以提到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现在说，或者将来会说：“布尔什维克提出中农问题，是想讨好中农。”我深深知道，这类论据以及比这还要坏得多的论据在孟什维克报刊上有广大的地盘。我们唾弃这些论据，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认为敌人的胡说有什么意义。这些一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跑来跑去的人可以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我们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决定我们道路的首先是对各种力量所作的阶级估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日益发展。只要这个斗争没有结束，我们就要集中力量把它进行到底。这个斗争现在还没有进行到底。在这个斗争中，已经取得许多成就。现在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匈牙利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可见，我们的农村建设已经超出一切为了夺取政权这一基本要求的范围。
这一建设经过了两个主要阶段。在1917年10月，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展开。我已经说过，农村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1918年夏天才开始的。假使我们不掀起这个革命，我们的工作就会是不完全的。第一个阶段是在城市中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管理形式。第二个阶段是在农村中把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分离出来，◎第777页◎使他们同城市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农村资产阶级；这对于一切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基本的，不承认这一点，社会主义者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这个阶段基本上也已结束。我们最初为此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即贫苦农民委员会（注：贫苦农民委员会（贫委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到1918年11月，在欧俄33省和白俄罗斯，共建立了122000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从富农8000万俄亩土地中割去了5000万俄亩），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572、660、707、730、778。），已经非常巩固，我们已有可能用正式选举出来的苏维埃代替它们，就是说，改组村苏维埃，使它成为阶级统治的机关，成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大家当然都知道，不久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法令（注：指1919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1919年2月14日发表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该条例是在1918年12月举行的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基础上制定的，列宁直接参加了制定该条例的工作，并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作过报告。条例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规定了一系列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见《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政策（1917-1918年）》1954年俄文版第417-431页）。——778。），这些措施是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出发对过去阶段所作的总结。
主要的事情，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任务，我们已经做到了。正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这点，更复杂的任务，即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谁以为提出这个任务，就好像我们政权的性质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削弱了，就好像我们的基本政策改变了（即使是认为部分的改变，稍微的改变），谁这样想，谁就是完全不了解无产阶级的任务，完全不了解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我相信，在我们党内不会有这样的人。我只是想提醒同志们，在工人政党之外是会有这种人的，他们要这样说，并不是从某种世界观出发，而只是为了破坏我们的事业，帮助白卫分子，简单地说，就是唆使中农反对我们，因为中农一直是动摇的，他们不能不动摇，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动摇。为了唆使中农反对我们，他们会说：“看，他们讨好你们了！可见他们重视你们的暴动了，他们动摇了”，等等，等等。必须使我们所有的同志在思想上武装起来，反对这种煽动。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能够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那我们的同志是会武装起来的。
十分明显，解决怎样正确地确定无产阶级对中农的态度这个基本问题是一个更加复杂而迫切的任务。同志们，从理论上看，这◎第778页◎个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困难，大多数工人都领会了这种理论。我在这里提醒一下，例如考茨基曾写了一本论土地问题的书（注：指1899年出版的卡·考茨基的著作《土地问题》。——779。），那时他还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学说，并被公认为土地问题的权威，他在这本书中谈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说：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是中立农民，就是使农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保持中立，使农民不去积极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我们。
在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时期内，农民总是拥护资产阶级政权，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如果注意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和它的政治统治手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指望中农立刻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但如果我们执行正确的政策，经过一个时期，这种动摇就会停止，农民就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
同马克思一道奠定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即我们党时时刻刻特别是在革命时期所遵循的学说）基础的恩格斯，就已经把农民分为小农、中农和大农。这种分法直到现在还适合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实际情况。恩格斯说：“甚至对于大农，也许不是到处都要用暴力镇压。”至于我们有朝一日可能对中农使用暴力（小农是我们的朋友）的想法，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过的。恩格斯在1894年，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即在土地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时，就是这样说的。（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3—316页。——编者注）这个观点所表明的真理有时被人们遗忘了，但在理论上我们大家都是同意的。对于地主和资本家，我们的任务是完全剥夺。但是对于中农，我们不容许采取任何暴力手段。甚至对于富裕农民，我们也不能像对待资产阶级那样肯定地说：绝对剥夺富裕农民和富农。在我们党纲中是作了这种区分的。我们说：镇压富裕农◎第779页◎民的反抗，镇压富裕农民的反革命阴谋。这不是完全剥夺。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和对待中农的基本区别，就是完全剥夺资产阶级，同不剥削别人的中农结成联盟；这条基本路线在理论上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彻底遵守这条路线，在地方上，人们还没有学会遵守这条路线。当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从各方面着手建立新社会的时候，中农问题就提到第一位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也不否认，建设共产主义在有大农业的国家和有小农业的国家是不同的。这是最初步最起码的常识。从这个常识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愈接近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我们就愈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农身上。
许多事情取决于我们如何确定对中农的态度。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但我们深深体验到，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我们已经接近到法国大革命时出现的这种区别，那时法国国民公会172颇有气魄地宣布了许多措施，但它没有实行这些措施的应有的支柱，甚至不知道实行这种或那种办法时应该依靠哪一个阶级。
我们处于无比幸运的环境。由于整整一世纪的发展，我们知道依靠什么阶级。但我们也知道，这个阶级的实际经验还非常不够。对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来说，基本的一点是很清楚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把政权交给工人。但是怎样做到呢？大家都记得我们克服了哪些困难，犯了多少错误，才从工人监督工业进到工人管理工业。而这还是我们的阶级即我们经常接触的无产阶级内部的工作。现在我们要确定我们对一个新的阶级，对城市工人所不熟悉的阶级的态度。必须确定对这个没有一定的稳固的地位的阶级的态度。无产阶级绝大多数都赞成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反对社◎第780页◎会主义，——要确定这两个阶级间的关系是容易的。可是，当我们讲到中农这样一个阶层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劳动者。他们是不剥削其他劳动者的。他们在数十年内受尽千辛万苦来保持自己的地位，亲身遭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忍受一切苦痛，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因此，我们对待这个动摇的阶级是有很大困难的。根据我们一年多的经验，根据我们半年多在农村中进行的无产阶级工作，根据农村中已经发生的阶级分化，在这方面我们尤其应当切忌急躁，不要死搬教条，不要把我们正在制定而还没有制定出来的东西当作完善的东西。下面发言的人会向你们宣读农村工作问题小组选出的委员会所起草的决议，你们就会看到，在这个决议中，对这一点已严加告诫。
从经济上看，显然我们需要帮助中农。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我们的习惯，由于我们的文化水平，由于我们可以派到农村去的文化和技术力量不够，由于我们处理农村问题往往软弱无力，于是我们的同志往往使用强迫手段，把整个事情搞坏。就在昨天，有一个同志交给我一本俄共（布尔什维克）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出版的《下诺夫哥罗德省党的工作手册》；在这本小册子里，例如在第41页上，我看见有这样一句话：“特别税的法令就是要把全部负担放在富农、投机者和全体中等农民身上。”这些人真可以说是“弄懂了”！也许是印错了，但出这样的错是不能容许的！也许是工作太匆忙了，那正说明，在这种事情上任何匆忙都危害极大。也许是根本就没有弄懂，这是最坏的推测，是我不想加之于下诺夫哥罗德的同志的。很可能，这不过是一种疏忽罢了。（注：下诺夫哥罗德党组织的代表就这个问题向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递交一项声明，其中说，《下诺夫哥罗德省党的工作手册》中“全体中等农民”这几个字是印刷错误，应为“一部分中等农民”。声明同时表示“下诺夫哥罗德省党组织完全拥护列宁同志在对待中农问题上所表明的观点，并加以贯彻执行”。——781。）
在实践中常常发生一位同志在委员会内谈到的那样的事情。有一次，农民围住他，每个人都问：“请你确定一下，我是不是中农？◎第781页◎我有两匹马和一头奶牛。我有两头奶牛和一匹马”，等等。你们看，这个到各县去工作的鼓动员必须有一只准确的温度计，把它放到农民身上测量一下，然后告诉他是不是中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知道这个农民的全部经营史以及他同下等户和上等户农民的关系，而这些我们都无法确切知道。
这里需要很多实际的本事，需要熟悉当地情况。这种本领我们还没有。承认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一点。我们从来不是空想家，我们从来没有想用纯洁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产生和培养出来的纯洁的共产党人的纯洁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那是童话。我们要用资本主义的破砖碎瓦来建设共产主义，而且只有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受过锻炼的那个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很清楚，无产阶级不是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和弱点的。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同时也同本身的缺点作斗争。无产阶级优秀的先进的部分，既然几十年内在城市中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也就有可能在这个斗争中学到城市和首都生活中的全部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这种文化。你们知道，甚至在先进国家中，农村总是愚昧无知的。当然，我们会把农村的文化程度提高，但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同志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而地方上来的人的每一句话都向我们非常具体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们不是这里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机关人员（这些人的话我们听得很多了），他们是实际观察过农村工作的人。正是他们的话，对我们农村工作问题小组特别宝贵。我相信，他们的话现在对整个党代表大会也是特别宝贵的，因为这些话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不是从法令中来的，而是从生活中来的。
这一切都促使我们去把我们对中农的态度弄得尽量明确些。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这种明确性在生活中是没有的。这个问题不仅◎第782页◎没有解决，而且要想立刻一下子解决是办不到的。有人说“用不着写这样多的法令”，并责备苏维埃政府，说它只会写法令，而不知道怎样实行这些法令。实际上这些人没有觉察到，他们是怎样滑到白卫分子方面去了。假使我们指望写上100个法令就可以改变农村的全部生活，那我们就是十足的傻瓜。但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这些在实际上不能立刻完全实行的法令，在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前我们的宣传是讲大道理，现在我们是通过工作来宣传了。这也是一种宣传，但这是用行动作宣传，不过这不是某些出风头的人的单个行动，对这种人，我们在无政府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盛行的时代曾多次加以嘲笑。我们的法令是一种号召，但不是以往的那种号召：“工人们，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不是的，这是号召群众，号召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法令，这是号召群众实际行动的指令。重要的是这一点。即使这些法令有许多不合适的东西，有许多实现不了的东西，可是这些法令为实际行动提供了材料，而法令的作用在于使倾听苏维埃政权意见的那成百、成千、成百万人学会采取实际步骤。这是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行动的尝试。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我们就可以从法律、法令和决定中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不会把它们当作无论如何要立刻一下子就实现的绝对的命令。
必须避免一切会在实际上助长某些违法乱纪现象的事情。有些野心家、冒险家已在某些地方混进我们的队伍，自称为共产党人，欺骗我们；他们钻进我们队伍来，是因为共产党人现在掌握政权，是因为比较老实的“公务”人员由于思想落后没有来我们这里工作，而这班野心家却毫无原则，极不老实。这些只图升迁的人，在地方上采取强迫手段，以为这是很好的办法。而实际上却有时会使农民们说：“苏维埃政权万岁，但要打倒康姆尼！”（即共产主义）。这◎第783页◎样的事不是捏造，而是来自实际生活，来自各地同志的报告。我们不应当忘记：任何过分，任何鲁莽急躁，都会造成莫大的害处。
我们曾经需要拼命跳跃，不管怎样要赶紧摆脱使我们遭到破产的帝国主义战争，需要拼命努力把资产阶级和要打倒我们的力量打垮。这一切是必需的，不这样，我们就不能胜利。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中农，那就是愚蠢，迟钝，毁灭我们的事业，只有别有用心的分子才会有意这样做。现在的任务完全不同。现在的任务已经不是像从前那样粉碎明显的剥削者的反抗，战胜他们，推翻他们。不是的，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主要任务，现在提到日程上的是更复杂的任务。在这里暴力毫无用处。用暴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中农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拥有千百万人的阶层。甚至在欧洲，那里任何地方的中农都没有这样大的力量，那里技术和文化、城市生活和铁路交通特别发达，那里最容易产生用暴力对待中农的思想，可是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没有主张用强制手段对待中农。
在夺取政权时，我们依靠了全体农民。那时全体农民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同地主作斗争。但是直到现在，农民对大农场还怀有成见。农民想：“如果有了大农场，那我又要当雇工了。”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但农民一想到大农场就咬牙切齿，就想起地主压迫人民的情景。这种感情还存在，还没有消失。
我们首先应当依据的真理，就是在这里采用暴力方法其实是什么也做不到的。这里的经济任务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没有那样一种顶层，把它削去之后还能留下整个基础，整个建筑物。这里没有城市有过的那种顶层，即资本家。在这里采用暴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这里需要长期的教育工作。农民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应当拿出具体的例子来证◎第784页◎明“康姆尼”是最好的东西。当然，如果农村里出现了鲁莽的人，那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他们从城里跑到农村去，去了以后，吹上一通，闹几次知识分子的有时是非知识分子的意气，等到吵翻了脸，就一走了事。这是常有的情形。这班人不会受人尊敬，只会引起讥笑，而且讥笑他们是完全应该的。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指出，我们鼓励建立公社，但应把公社办好以取得农民的信任。在那之前，我们还是农民的学生，而不是农民的先生。再愚蠢不过的是，一些人对农业及其特点一窍不通，他们跑到农村去，只是因为听说公共经济好，只是因为厌倦城市生活而想到农村工作，并且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是农民的先生。再愚蠢不过的是想在处理中农的经济关系方面采用暴力。
这里的任务不是剥夺中农，而是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过渡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这就是我们给自己定下的准则。（全场鼓掌）　这就是我们在决议草案中所力图说明的准则，因为在这一方面，同志们，我们的确犯了不少错误。承认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过去我们没有经验。同剥削者作斗争本身也是我们从经验中学来的。如果人们有时因此责难我们，那我们就说：“资本家先生们，这是你们自己的罪过。假使你们不这样野蛮地、这样疯狂地、这样无耻地拼命反抗，假使你们没有同全世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那么，革命也就会采取比较和平的方式。”现在，打退了各方面的疯狂进攻之后，我们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因为我们不是什么小组，而是领导千百万人的政党。千百万人不能一下子懂得方针的改变，因此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这是不奇怪的。不过必须懂得，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这种历史条件业已消失，新的条件以及对待这个阶级的新任务要求有新的心理状态。◎第785页◎
我们关于农民经济的法令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其中任何一个法令或者对任何一个法令感到后悔。法令虽然是正确的，如果强迫农民接受就不正确了。在任何一个法令中都没有这样说过。这些法令是正确的，它们指出道路，号召人们采取实际措施。我们说“鼓励联合”，我们是发出指令，这些指令应当经过多次试验，以便找到实行这些指令的最终形式。既然说必须自愿，那就是说，要说服农民，要通过实践说服农民。农民不会相信空话，他们这样做是很对的。要是他们一听到法令和鼓动传单的内容就相信，那倒不好了。假使这样可以改造经济生活，整个这种改造就是一钱不值的。首先要证明联合起来好些，要使人们真正联合起来而不吵架散伙，——要证明这样做有好处。农民是这样提问题，我们的法令也是这样提问题。如果我们以前不善于这样做，那没有什么可耻的，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一点。
我们暂且只是解决了对任何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来说都是一项基本的任务，即战胜资产阶级的任务。这个任务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虽然极其困难的半年方才开始，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在作最后的努力要掐死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们自己已经懂得，这半年过去后，他们的事情就会毫无希望。或者他们现在趁我们疲惫不堪的时候来打败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我们将不仅在我国一国获得胜利。在这半年中，粮食危机和运输危机空前加剧，帝国主义列强又想从几条战线上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是最后一个艰苦的半年。必须继续竭尽全力，去同进攻我国的外部敌人作斗争。
但是，说到农村工作的任务时，尽管困难重重，尽管我们的全部经验集中在直接镇压剥削者这一方面，我们应当记住而不要忘记，在农村中如何对待中农完全是另一种任务。◎第786页◎
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莫斯科的到过农村的觉悟工人都向我们讲述过这样的事：许多看来是无法消除的纠纷，许多看来是非常重大的冲突，一当通情达理的工人出来说话，就解决了或缓和了。这些工人说话不是用书本的腔调，而是用农民懂得的语言，不是像虽然不懂得农村生活却要发号施令的指挥官那样，而是像同志那样说明实际情况，激发农民的那种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感情。这种用同志态度解释问题所达到的结果，是俨然以指挥官或上司自居的成百上千的人所不能达到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提请你们注意的整个决议的精神。
在这个简短的报告中，我是想说明这个决议的原则方面，这个决议的一般的政治意义。我是想证明（我想我已经证明了）从整个革命的利益来看，我们的路线没有任何变动，没有任何改变。白卫分子及其帮凶现在和将来都会叫喊我们的路线有了改变。让他们叫喊吧。这影响不了我们。我们要最彻底地发展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从镇压资产阶级的任务转到安排中农生活的任务上去。我们应当同中农和平相处。只有我们改进和改善了中农生活的经济条件，中农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会站到我们方面来。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10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你们很清楚，这在目前还是一种幻想），那么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必须迫使它供给我们这些拖拉机，或者必须把我们的生产能力提高到能够自己制造这些拖拉机的程度。只有这样提出这个问题才是对的。
农民需要城市工业，没有城市工业，农民是不能生活的，而城市工业是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正确地进行工作，农民就会感谢我们从城市里供给他们工业品、农具和文化。把这些东西带给他们的◎第787页◎不是剥削者，不是地主，而是与他们一样的劳动同志，他们会非常重视这些同志，但他们是从实际上重视，只重视这些同志的实际帮助，却拒绝（这样做完全是对的）命令和自上而下的“训令”。
首先要帮助，然后是取得信任。如果把这件事情正确地进行下去，如果在县里，乡里，在征粮队（注：征粮队是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征购粮食的工作队。早在1917年11月，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就曾派出征粮队到产粮省份。1918年5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法令规定，在地方粮食机关之下建立工人征粮队，这些征粮队多数是武装的。1918年夏，在国内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征粮队开始具有群众性。大的工会、工厂委员会、县市苏维埃都可成立征粮队。征粮队只能按固定价格购粮或征用富农怠工分子的粮食。征粮队所征购的粮食一半归派出征粮队的单位支配，一半交粮食人民委员部。征粮队分属征粮军和全俄中央军事粮食局两系统，1918年11月有72000人，1919-1920年在55000人到82000人之间。征粮队在对贫苦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制止富农对收购粮食怠工和实行余粮收集制方面也起了巨大作用。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征粮队于1921年撤销。——788。）里，在任何组织里，我们每个小组的每个步骤都很正确，如果能够根据这个观点来把我们的每个步骤都仔细地加以检查，那我们一定会取得农民的信任，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继续前进。现在我们应当给农民以帮助，给他们以忠告。这不是指挥官的命令，而是同志的忠告。这样做下去，农民是会完全拥护我们的。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决议的内容，在我看来，这应当成为代表大会的决议。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决议，如果这个决议将决定我们党组织的全部工作，那我们定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伟大任务。
怎样推翻资产阶级，怎样镇压资产阶级，这我们学会了，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怎样调整好与千百万中农的关系，用什么方法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我们还没有学会的，这点我们应当公开承认。但是我们已经了解这个任务，我们已经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可以满怀信心、有把握、有决心地说：这个任务我们定会完成，那时社会主义就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了。（长时间鼓掌）
载于1919年4月1日《真理报》第70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78—194页◎第788页◎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919年4月15日）
“协约国”（注：协约国（三国协约）是1907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同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759、789、805、837。）帝国主义者封锁俄国，把苏维埃共和国看作传染病的发源地，竭力使它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这些夸耀本国制度的“民主精神”的人，由于仇恨苏维埃共和国而失去了理智，竟没有察觉到怎样把自己变成了可笑的人物。不妨想一想，这些先进的、最文明的和“民主的”国家，武装到了牙齿，在军事方面称霸全球，却像害怕火那样，害怕从一个受到严重破坏的、饥饿的、落后的、据他们说甚至是半野蛮的国家散播出来的思想传染病！
单是这个矛盾就擦亮了各国劳动群众的眼睛，帮助我们揭露了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等帝国主义者及其政府的虚伪。
但是，不仅是资本家因仇恨苏维埃而失去理智，而且他们之间互相争吵，互相掣肘对我们都有帮助。他们彼此商定了一种用沉默进行抵制的大阴谋，他们极端害怕传播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真实消息，特别是害怕传播它的正式文件。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时报》（注：《时报》(《Le Temp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61-1942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映法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法国外交部的机关报。——789。）却刊载了在莫斯科建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消息。
为了这点，我们应向法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向法国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这位领袖表示极崇高的谢意。我们很想给《时报》◎第789页◎写一封公函，感谢它这样成功、这样巧妙地帮助了我们。
从《时报》如何根据我们的无线电讯来编成自己的消息，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家富人的报纸的动机。它本想挖苦威尔逊，刺他一下：看，您是在同什么样的人谈判！这些遵照富人的意旨来舞文弄墨的聪明人没有觉察到：他们拿布尔什维克来恐吓威尔逊，在劳动群众看来，就是替布尔什维克作广告宣传。再说一遍，我们应向法国百万富翁们的报纸表示极崇高的谢意！
第三国际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成立起来的：不管“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或德国的谢德曼之流、奥地利的伦纳之流这类资本主义的奴才颁布何种禁令，玩弄何种卑鄙手腕，都不能阻碍全世界工人阶级听到关于这个国际的消息并同情这个国际。这种环境是由各地迅速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造成的。这种环境是由劳动群众中间的苏维埃运动造成的，苏维埃运动已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运动了。
第一国际（1864—1872年）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第二国际（1889—1914年）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组织，这个运动当时是向横的方面发展，因此，革命的水平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而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可耻的破产。
第三国际实际上是在1918年创立的，那时，由于多年来特别是战争期间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作了斗争，许多国家都已成立了共产党。第三国际是1919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三件文献。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于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宣告了共产国际的成立。
1914年8-9月，列宁在他起草的提纲《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7页）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见本版选集第2卷第403-410页）中提出了建立新的、排除机会主义分子的国际的任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进行了大量工作来团结各国社会党中的左派分子，为建立新的国际奠定了组织基础。
1918年1月24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左派社会党人会议，讨论了筹备召开共产国际成立会议的问题，选举产生了筹备机构。1919年1月，由俄共（布）发起，召开了有俄国、匈牙利、德意志奥地利、拉脱维亚、芬兰五国的共产党和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巴尔干社会民主党联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共8个党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召开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大会以创立新的国际的问题，并向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的39个政党、团体和派别发出了邀请信。
代表大会于3月2日开幕。参加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
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692、755、790。）上正式成立的。这个国际最突出的特点、它的使命就是执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训戒，实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理想；这个特点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因为新的国际即第三个“国际工人协会”现时就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790页◎联盟相吻合了。
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第二国际是为这个运动在许多国家广泛的大规模的开展准备基础的时代。
第三国际接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领导世界上最革命的运动即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压迫的运动的政党的国际联盟，现在有了空前巩固的基地：有了几个苏维埃共和国，它们在国际范围内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胜利。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已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天才的预见，这个天才的理论正在变为现实。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拉丁词现在不仅译成了现代欧洲各民族的语言，而且译成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
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
人类已在摆脱最后一种奴隶制：资本主义奴隶制即雇佣奴隶制。
人类正在摆脱奴隶制，第一次走向真正的自由。
为什么第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竟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呢？我们这样说是不会错的：正是俄国的落后和它向最高形式的民主制的“飞跃”（即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而达到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成了西欧人理解苏维埃的作用特别难或特别慢的原因之一（除◎第791页◎社会主义运动大多数领袖受到机会主义习惯和庸人偏见的束缚这个原因以外）。
全世界的工人群众本能地领会到了苏维埃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但是为机会主义所腐蚀的“领袖们”还继续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作一般“民主”。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首先表明了俄国的落后和它越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飞跃”之间的“矛盾”，这难道奇怪吗？假使历史让我们不通过许多矛盾而实现新式民主，那倒是奇怪了。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懂得现代科学的人，如果有人问他“各个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平衡地或谐和均匀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他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来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平衡，什么谐和，什么均匀。在每个国家的发展中，都是有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这一方面、这一特征或这一类特点特别突出，有时是另一方面、另一特征或另一类特点特别突出。发展过程从来都是不平衡的。
当法国实现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促使整个欧洲大陆走向历史上新的生活时，资本主义比法国发达得多的英国竟成了反革命同盟的首领。而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却英明地预示了未来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东西。
当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宪章运动（注：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342、792。）的时候，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大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法国却爆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资产阶级在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手段把无产阶级队伍各个击破了。
英国，照恩格斯的说法，是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一起◎第792页◎造成了极端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上层的典型国家。（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8页。——编者注）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看，这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竟落后了几十年。法国工人阶级在1848年和1871年先后两次举行了反资产阶级的英勇起义，对世界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两次起义中，法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好像是用尽了。这以后，即从19世纪70年代起，工人运动国际中的领导权转到了在经济上比英法都落后的德国。而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当德国在经济方面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时候，领导德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这个全世界的模范政党的，已是一小群十足的恶棍和卖身投靠资本家的最卑鄙的坏蛋，是从谢德曼和诺斯克到大卫和列金这些工人出身的替君主制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效劳的最可恶的刽子手。
世界历史始终不渝地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所走的远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
当卡尔·考茨基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因为主张与谢德曼之流保持统一、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反对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而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的时候，他曾在20世纪初写了《斯拉夫人和革命》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由于某种历史条件，国际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可能转入斯拉夫人的手中。
果然如此。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19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
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第793页◎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
我们开始这个革命比较容易，有下列几个原因。第一，沙皇君主国在政治上的非常落后（就20世纪的欧洲来说）使得群众的革命冲击力量异常强大。第二，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在1917年10月就是这样开始革命的，不然，我们就不会那样容易取得胜利。马克思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时，就已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有与农民战争独特地结合起来的可能（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编者注）。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初起，就坚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第三，1905年革命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既使他们的先锋队了解了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新成就”，又使他们自己懂得了革命行动的意义。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1917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可能的。第四，俄国的地理条件使它比其他国家更能长久地对抗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军事优势。第五，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便利了城市无产者去影响农村半无产的贫苦劳动阶层。第六，罢工斗争的长期锻炼和欧洲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经验，有助于苏维埃这种特殊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形式在深刻而迅速尖锐化的革命形势下产生出来。
以上所述当然是不完备的。但暂时可以就列举这几点。
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已在俄国产生。与巴黎公社比起来，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二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共和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稳固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一种新的国家类型，它是不会灭亡的。它现在已经不是孤立的了。◎第794页◎
要继续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要把这种工作进行到底，还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文化程度较高、无产阶级的比重和影响较大的国家所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只要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就有一切可能超过俄国。
破产的第二国际正在死去，活活腐烂着。它实际上是替国际资产阶级当奴仆。这是真正的黄色国际。它的最大的思想领袖，如考茨基之流，都颂扬资产阶级民主，把它称为一般“民主”，甚至更愚蠢更荒唐地称为“纯粹民主”。
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过时，正如第二国际已经过时一样，虽然当必须在这种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训练工人群众的时候，第二国际曾做过历史上必要的有益的工作。
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来都是而且不能不是资本镇压劳动者的机器，资本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许诺并且宣告政权属于大多数人，但是它从来没能实现过，因为存在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的“自由”实际上是富人的自由。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自由来准备力量，以推翻资本，消灭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照例是不能实际享受民主的。
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第一次把民主给了群众，给了劳动者，给了工人和小农。
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像苏维埃政权那样的属于大多数人的国家政权，实际上属于大多数人的政权。
这个政权压制剥削者及其帮手的“自由”，剥夺他们实行剥削的“自由”、发饥荒财的“自由”、恢复资本权力的“自由”、勾结外国资产阶级来反对本国工农的“自由”。◎第795页◎
让考茨基之流去维护这种自由吧。这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社会主义的叛徒才做得出来的。
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如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破产，最清楚地表现在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意义，它同巴黎公社的关系，它的历史地位以及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必然性。
德国“独立的”（请读作市侩的、庸人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注：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701、758、796。）的机关报《自由报》（注：《自由报》(《Die Freiheit》) 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1918年11月15日-1922年9月30日在柏林出版。——701、796。）在1919年2月11日第74号上，登载了《告德国革命无产阶级》这篇宣言。
这篇宣言是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民议会”即德国“立宪会议”的整个党团签字发表的。
这篇宣言斥责谢德曼之流力图取消苏维埃，而提议把苏维埃与立宪会议（别开玩笑吧！）结合起来，给予苏维埃一定的国家管理权，让它在宪法中占一定的地位。
把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调和起来，统一起来！这是多么简单！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庸人思想！
不过可惜的是，在俄国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这种思想已经由联合起来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这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试验过了。
谁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每一个紧急关头，在每一次严重的阶级冲突发生时，都只能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都一窍不通。
但是要把2月11日的这篇极美妙、极滑稽的宣言内所充满的经济政治谬论尽行揭露，就需要对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把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和平结合起来的了不起的庸人思想专门◎第796页◎作一次分析。这一点只好留待另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79—388页。——编者注）去做了。
　1919年4月15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5月《共产国际》杂志第1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89—297页◎第797页◎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5月）（之一）
*（注：这里选收的是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5月6-19日在莫斯科举行，约有800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关于社会教育的任务的讲话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关于目前形势与社会教育的报告。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分组会上作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报告。
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一系列决议；通过了关于必须颁布扫除文盲法令、关于建立国家的社会教育机构基本体系、关于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社会教育司的工作从组织上联合起来的专门决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的专门决议。——798。）
2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5月19日）
同志们，大概你们中间有些人希望我今天谈谈目前形势，但是，请允许我今天不谈这个问题，而来回答几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当然，这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表明整个苏维埃革命阶段的特点，这些问题最能引起争论，最能引起以社会党人自居的人们的攻击，最能引起以民主派自居并特别喜欢责备我们和到处责备我们违背民主制的人们的疑虑。我觉得，这些一般性的政治问题，在目前一切宣传和鼓动中，在一切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出版物中，几乎经常遇到，甚至天天遇到；当然，这种出版物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一味撒谎、诬蔑和谩骂比起来，要稍微高明一点。如果我们把这种稍微高明一点的出版物拿来看看，那我认为，关于民主同专政的关系、革命阶级在革命时期◎第798页◎的任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构成了当前一切政治性争论的最主要的内容。也许你们觉得，说明这些问题有些离开当前的急务，但是我认为，说明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总的主要的任务。当然，在这个短短的报告中，我根本不能奢望涉及所有这些问题。我只从中选几个问题，就这几个问题谈一谈。
　　　　　　　　　　　　　　　一
我所要谈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任何革命、任何向新制度过渡的困难的问题。一些以社会党人和民主派自居的人对布尔什维克大肆攻击，我认为《永远前进报》（注：《永远前进报》(《Всегда　Вперёд!》)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报纸，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1918年5月10日被查封的《前进报》。《永远前进报》于1918年5月14日出了1号，1919年1月22日-2月25日继续出版。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查封。——799。）和《人民事业报》（注：《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先后担任编辑的有В.В.苏霍姆林、维·米·切尔诺夫、弗·米·晋季诺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亚·费·克伦斯基等。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农群众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该报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鼓动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以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83、151、283、501、554、799。）这两个文人集团就是这类人的典型，这两家报纸被查封，在我看来是完全正当的，有利于革命的，这两家报纸的代表在攻击中经常采取理论性的批评，它们被我们的政权机关认定是反革命的刊物，它们攻击我们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们仔细看看这个阵营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攻击，那你们就会看到，在许多责难中常常有这样的说法：“劳动者们，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但是，他们既没有给你们面包，也没有给你们和平与自由，他们欺骗了你们，他们背弃了民主。”关于背弃民主这一点，后面将要专门谈到。我现在来谈这种责难的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而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所给的却是继续战争，是特别残酷特别激烈的斗争，是协约国即所有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的一切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反对受苦受难的、落后的和疲惫的俄国的战争。”我再说一遍，这些责难，你们会在上面所说的每一种报纸上看到，你们会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他们认为自己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第799页◎子）的每一次谈话中听到，你们会不断地在庸人们的每一次讲话中听到。我请你们考虑的正是这类责难。
是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用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传统习惯、诺言和训诲，为了镇压有产阶级而进行了最激烈的暴力的斗争和战争。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俄国和全人类摆脱帝国主义的大厮杀，是为了结束一切战争。是的，布尔什维克为此进行了革命，当然，他们从来没有想放弃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同样毫无疑问，正是谋求摆脱这种帝国主义的大厮杀、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行动引起了所有文明国家对俄国的进军。因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纲领就是这样的，尽管它们坚决保证放弃武装干涉。尽管劳合—乔治、威尔逊、克列孟梭之流作了这样的保证，尽管他们坚决保证放弃武装干涉，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这是谎言。我们知道，从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撤走的而且是被迫撤走的协约国军舰正封锁着黑海沿岸一带，甚至还向克里木半岛上有他们的志愿兵活动的刻赤一带进行轰击。他们说：“我们不能把这块地方交给你们。即使志愿兵对付不了你们，我们也不会把克里木半岛上这块地方让出来，不然你们就会控制亚速海，切断我们同邓尼金联系的通路，使我们无法支援我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又向彼得格勒展开攻势，昨天我们的一艘雷击舰就同敌人的四艘雷击舰打了一仗。这就是武装干涉，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在这里参加战斗的不是英国的舰队吗？难道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西伯利亚不是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吗？整个文明世界现在都在反对俄国，事实就是这样。
试问，我们号召劳动者进行革命，答应给他们和平，却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向软弱落后和筋疲力尽的俄国进军，这是我们自相矛盾还是那些无耻地责难我们的人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第800页◎相矛盾？问题正在这里。为了向你们从理论上一般地提出这个问题，我来打个比方。我们谈的是革命阶级，是人民的革命政策，我请你们拿一位革命家来看看。就拿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吧，让我们来评价一下他的活动。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会怎样评价他的活动呢？他大概会说：“哼，那有什么可说的，还不是自讨苦吃，流落西伯利亚，一事无成。”你们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种评论是谁说的，那我们会说：“说这种话的人至少是极端愚昧，他那样闭塞无知，不能结合一连串的革命事件来理解个别革命家活动的意义，也许不能怪他；要不然说这种话的人就是拥护反动派的坏蛋，有意吓唬劳动者，使他们不敢革命。”我所以拿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例子，是因为那些以社会党人自居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在这里，在对这位革命家的评价上，是不会有重大分歧的。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评价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那些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牺牲，而不顾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的意义，那么，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作辩护。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有什么分歧的。
我现在请你们放下个别革命家来看看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革命。只有所有的或至少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都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哪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说的。难道我们说过单靠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吗？我故意使用在克伦斯基时代我们（我本人和我们所有的同志）在决议、讲话和报纸上经常使用的这句话。我们说过，战争决不是靠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能结束的；倘若有抱着这种想法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注：托尔斯泰主义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列·尼·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学说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宗教空想主义社会派别。托尔斯泰主义者主张通过宗教道德的自我完善来改造社会，宣传“博爱”和“不以暴力抗恶”。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主义者正好是把托尔斯泰学说中最大的缺点变成了教条。——643、801。），那就应该可怜◎第801页◎他们的神经失常，有什么办法呢，跟他们是谈不出什么名堂的。
我们说过，要摆脱这场战争就得进行革命战争。我们从1915年就是这样说的，以后在克伦斯基时代也这样说过。当然，革命战争也是战争，也同样是艰难的流血的、痛苦的事情。它一旦成为世界规模的革命，就必然引起同样的世界规模的反抗。因此，现在，当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都在向俄国进军的时候，听到那些完全愚昧无知的庄稼汉为此而责备我们不履行诺言，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我们会说：跟他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他们十分愚昧无知，我们不能责备他们。事实上，怎能要求一个十分愚昧无知的农民懂得存在着不同的战争，懂得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有进步的战争和反动的战争，有先进阶级进行的战争和落后阶级进行的战争，有巩固阶级压迫的战争和推翻阶级压迫的战争呢？要知道这一切，就必须懂得阶级斗争，懂得社会主义原理，懂得哪怕是一点点革命史。对于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民，我们是不能这样要求的。
但是，一个以民主派、社会党人自居，要公开登台演讲的人，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是称作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真正的社会党人或是伯尔尼国际（注：伯尔尼国际是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1919年2月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参看注342）。伯尔尼国际的领袖是卡·亚·布兰亭、卡·考茨基、爱·伯恩施坦、皮·列诺得尔等。他们力图恢复已于1914年瓦解的第二国际，阻挠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防止成立共产国际。他们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1921年2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退出伯尔尼国际，成立了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1923年5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802。）的拥护者——各种称号多得很，称号是不值钱的——如果这种人责备我们说：“你们许诺和平，却引起了战争！”那该怎么回答他呢？能不能设想，他像一个无知的农民那样愚昧，连各种不同的战争都不能区分呢？能不能设想，他竟不懂得帝国主义战争同我们的战争的区别，不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性的战争而且现在已被彻底揭穿呢（在凡尔赛和约（注：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字。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所有；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802。）缔结之后，只有根本不能进行判断和思考的人或者完全瞎了眼睛的人才会看不出这场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掠夺性的战争）？能不能设想，还有哪个识字的人，竟不懂得掠夺性的战争同我们的战争的区别，不懂得我们的战争所以具有世界规模，是因为世界资◎第802页◎产阶级知道这是一场同他们的决战呢？我们没有根据作这种种设想。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想把自己称作什么样的民主派或社会党人，只要他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在人民面前责备我们，说布尔什维克许以和平，现在却拖长国内战争，拖长这个艰难的战争，痛苦的战争，那他就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我们就要这样来回答他，并且要像反对高尔察克那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惊讶地说：“但是要知道，我们也是反对高尔察克的；这样迫害我们，是多么惊人的不公平。”
先生们，很遗憾的是，你们不愿想通这个问题，也不想知道可以从中得出一定结论的普通政治常识。你们硬说你们反对高尔察克。就拿《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来说吧，就拿这一类的庸人言论、这些在知识分子中大量存在并占上风的情绪来说吧。我认为：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人民面前这样责备我们，他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他不懂得，在我们粉碎了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我们招来的国内战争之间，存在着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知道的起码的基本的差别。我们从未向人民隐瞒过我们正在冒这种风险。我们竭尽全力要在这次国内战争中战胜资产阶级，铲除阶级压迫的根源。从来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种革命，保险不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可能充满重大牺牲的斗争。谁不能识别在一切有产者、一切反革命阶级反对革命的情况下为了革命胜利而在革命斗争中遭到的牺牲，谁不能把这种牺牲同掠夺者、剥削者的战争所带来的牺牲区别开来，谁就是极端愚昧无知的人，关于这样的人，应该说，需要让他学学起码常识，而在受社会教育之前，还得先进小学；要不然他就是最险恶的高尔察克式的伪善者，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他用什么称号把自己掩饰起来。而对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责难乃是◎第803页◎最常见最“流行的”责难。这些责难的确与广大劳动群众有关，因为愚昧无知的农民是很难懂得这一点的。不管进行战争是为的什么，他们都同样受苦。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我在愚昧无知的农民中间听到这样的反应：“我们为沙皇打过仗，为孟什维克打过仗，现在又要为布尔什维克打仗。”这我一点也不奇怪。的确，战争毕竟是战争，战争就要带来无穷无尽的惨重牺牲。“沙皇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孟什维克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也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叫我们怎样分辨呢！”
的确，这对于愚昧无知的农民来说，也许是无法分辨的。这样的人还应该学习起码的政治常识。但是，对于那种满口“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词句的人，对于那种自以为使用这些字眼就懂得这些字眼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如果他不想变成政治骗子，他就不能用这样的概念去骗人，因为两个强盗集团所进行的战争和被压迫阶级起来反对一切掠夺行为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是起码的根本的主要的差别。问题不在于哪个政党、哪个阶级、哪个政府为战争辩护，而在于这个战争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阶级内容是怎样的，哪个阶级在进行战争，这个战争体现着什么样的政治。
　　　　　　　　　　　　　　　　　二
对我们目前这个由于革命而必然出现的艰难困苦时期作了估计后，现在我来谈谈在一切辩论和一切疑虑中也常常发生的另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关于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的问题，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达成协议的问题。
你们在报纸上大概看到过社会革命党人沃尔斯基的名字，也许还看到过另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斯维亚季茨基的名字，他们近来◎第804页◎也在《消息报》（注：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1917年5月16日（29日）第67号发表《没有兼并》一文的事。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于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在彼得格勒创刊，最初称《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从3月2日（15日）第3号起成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起初有：波·瓦·阿维洛夫、弗·亚·巴扎罗夫、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约·彼·戈尔登贝格和格·弗·策彼罗维奇。由于编辑部内部意见分歧，阿维洛夫、邦契-布鲁耶维奇和策彼罗维奇于4月12日（25日）退出了编辑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费·伊·唐恩、弗·萨·沃伊京斯基、А.А.郭茨、伊·瓦·切尔内绍夫随后进入编辑部。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后，该报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7年8月1日（14日）第132号起，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的名称出版。决定该报政治方向的是当时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联盟的代表人物。
十月革命后，该报由布尔什维克领导。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即从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起，该报更换了编辑部成员，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正式机关报。1918年3月该报迁至莫斯科出版。从1923年7月14日起，成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38年1月26日起，改称《苏联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80、229、235、302、805。）上写文章，发表自己的宣言，认为自己恰恰是别人无法指责他们参与高尔察克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因为他们离开了高尔察克，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他们靠拢我们，帮助我们反对高尔察克。这是事实。但是，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公民的议论，仔细看看他们是怎样估价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或达成协议的问题的。在我们的肃反当局抄获了他们所写的东西以后，为了正确判断他们同高尔察克叛乱的关系，我曾经看过他们的文件，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言论。这无疑是社会革命党人中两位较好的人物。在他们所写的东西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话：“恕我直言，有人等待我们悔悟，认为我们将要悔悟。我们不会悔悟什么的，永远不会！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同协约国（注：协约国（三国协约）是1907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同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759、789、805、837。）、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达成协议。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难道你们没有同德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吗？那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和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425、490、512、559、580、805。）又是什么呢？难道布列斯特和约不是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吗？你们同德帝国主义在布列斯特达成协议，我们同法帝国主义达成协议，——我们彼此彼此，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
当我想起我所提到的两家报纸时，当我要把从庸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加以总结时，我总是碰到我在上述两人及其同道者的文件中所发现的那种言论。你们也一定会常常碰到这种言论。这是一种不能置之不理的基本的政治言论。因此，我请你们分析分析这种言论，并从理论上加以考虑。这种言论有什么作用呢？究竟是他们对呢还是我们对？他们说：“我们这些民主派，社会党人，曾同协约国结成同盟，你们则同威廉结成同盟，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互相责备的，我们彼此彼此。”我们说：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表明自己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来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谁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尽管他们千万次地否认这◎第805页◎一点，尽管他们本人离开了高尔察克并向全体人民声明他们反对高尔察克，但是从他们的老根来看，从他们的言论和行为的全部内容和所起的作用来看，他们仍然是高尔察克分子。谁对呢？这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应当加以考虑。
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让我来打个比方，这次不是拿一个革命家而是拿一个普通人来打比方。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假定你就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让他们把汽车开走。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这是事实。现在假定另外一位公民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而目的是为了入伙，和这些匪徒一起抢劫和平的公民。
两种场合都是达成了协议。至于协议是不是记载下来了，是不是讲出来了，这是无关紧要的。一种情况是一个人默默地把自己的手枪、武器和金钱交出来。协议的内容是很清楚的。他对匪徒说：“我把手枪、武器和金钱给你，你让我结束这次同你的幸遇吧”（笑声），协议达成了。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一个人默默地达成协议，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目的是为了能同他们一起抢劫别人，然后自己分得一部分赃物。这也是一种默默地达成的协议。
我问你们，难道能找到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会区别不了这两种协议吗？你们一定会说，如果真能找到，那大概也是个白痴，因为他不能区别这两种协议，他说：“你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那你就不要再怪谁有强盗行为；既然如此，你有什么权利怪别人有强盗行为呢？”如果你们遇到这样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你们一定会认为，或者1000人中至少有999人会认为，他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同这样一个人不仅不能谈政治问题，甚至也不能谈刑事问题。
我现在请你们从这个例子进而把布列斯特和约和同协约国达成的协议比较一下。布列斯特和约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难道不是◎第806页◎那些反对我们的匪徒在我们真诚提议媾和、要各国人民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时候所施加的暴力吗？如果我们要先去推翻德国资产阶级，那是可笑的！我们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个条约，指出它是最富有掠夺性和强盗性的条约，斥责了它，甚至拒绝立即签订这个和约，指望得到德国工人的帮助。当暴徒把手枪对准我们的太阳穴时，我们说：请把武器和金钱拿去吧，我们以后再用别的方法同你们算帐。我们知道德帝国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敌人，那就是德国工人，只有瞎了眼睛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能不能把我们同帝国主义达成的这个协议和民主派、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些称号愈激进就愈响亮）同协约国达成的对付本国工人的协议相提并论呢？要知道，这个问题过去是这样摆着，现在也是这样摆着的。要知道，现在还侨居欧洲的那一部分最有影响的全欧洲闻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至今还同协约国订有协议。这种协议是不是签了字，我不知道，大概没有签字，聪明人干这些事是会不声不响的。但是，既然人家把他们捧出来，发给他们护照，用电报向全世界发出消息，说今天发表演说的是阿克雪里罗得，明天是萨文柯夫或阿夫克森齐耶夫，后天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那就很清楚，这种协议是有的。虽然这是默契，难道这就不是协议吗？难道这种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也和我们的一样吗？表面上是一样的，正如一个人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从表面上看，是和任何类似行为一样的，如果不管其目的和性质如何，不管是何情况，不管我把金钱和武器交给匪徒是为的什么，是我受匪徒袭击，不把手枪交给他们就要被打死，因而我把手枪和金钱交给他们以求解脱呢，还是我明明知道匪徒们要去行劫而想同他们分赃呢。
“当然，我说这就是使俄国摆脱暴徒的专政，我无疑是个民主派，因为我拥护大家都知道的西伯利亚或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民主◎第807页◎制，我自然是在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不该怀疑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说我为匪徒们，为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者效劳，那我也是为了民主、立宪会议和民权制度的利益呀，是为了使各个劳动阶级团结一致，为了打倒暴徒、篡夺者、布尔什维克呀！”
当然，目的是极其崇高的。但是，一切搞政治的人难道没有听说过，判断政策不是根据声明，而是根据实在的阶级内容？你是在为哪个阶级服务呢？如果你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那你是不是参与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呢？
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注：见本卷第557—570页。——编者注）中曾顺便指出，在18世纪革命的美国人民争取从英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时，在他们进行解放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真正的解放战争之一，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革命战争之一）时，争取解放的伟大的美国革命人民就曾经同当时在美洲、在美国人民家门口拥有殖民地的西班牙和法国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美国人民同这些强盗结成联盟，击败了英国人，得到了解放。世界上有哪个识文断字的人，你们是否见过有哪个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民主派代表（或者叫什么别的名称，直到孟什维克），竟敢公开责备美国人民，说他们违背了民主、自由等等原则呢？这样的怪人还没有生出来。可是现在我们这里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他们给自己安上了这些称号，甚至自以为应该和我们呆在一个国际里，说布尔什维克建立自己的共产国际，而不愿参加伯尔尼那个老的、美好的、共同的、统一的国际，纯粹是布尔什维克在捣乱，布尔什维克显然是一些捣乱分子！
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你们同威廉达成协议，我们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我们彼此彼此！”◎第808页◎
我可以断言：假使这些人有起码的政治常识，那他们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否认，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厌恶高尔察克叛乱，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甚至已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不能设想他们会不懂得两种协议的差别，一种是在全部革命史上被剥削阶级在同剥削者作斗争中常常被迫达成的协议，一种是我们的那些所谓民主派、所谓“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威信的代表过去和现在所达成的协议。这些人有一部分在昨天，有一部分在今天同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来反对他们所说的本国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对他们只能采取像觉悟的革命者对待高尔察克分子的态度，不容许采取任何别的态度。
　　　　　　　　　　　　　　　　　三
我现在来谈下一个问题。这就是对待一般民主的态度问题。
我已经指出，民主派和社会党人常常以民主为借口替他们所持的与我们相反的政治立场辩解，这是一种最为流行的辩护方式。你们当然都知道，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至今还是伯尔尼国际的一员的考茨基是欧洲文坛上持这种观点的最坚决的代表人物。他说：“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一种违反民主的方法，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专政的方法，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对的。”这种论调在所有的出版物和我提到的那两家报纸上经常地千万次地出现过。整个知识界也经常重复这种论调，有时普通百姓也在自己的议论中有意无意地重复这种论调。“民主，这是自由，这是平等，这是由多数人作决定；有什么能高于自由、高于平等、高于多数人的决定呢！既然你们布尔什维克违背了这一点，甚至还无耻地公开说，你们既高于自◎第809页◎由平等，又高于多数人的决定，那我们把你们叫作篡夺者和暴徒，请你们不要惊讶，也不要埋怨！”
我们对此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最希望弄清真相，我们只指望劳动者的先进部分真正认清他们的地位。是的，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在党纲中，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讲，我们决不让自己受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意志这类漂亮口号的欺骗，我们要像对待高尔察克的帮凶那样，对待那些把自己称为民主派、纯粹民主和彻底民主的拥护者而又直接或间接地把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人。
请分析分析看，分析一下是必要的。那些真正纯粹的民主派的罪过是在于他们宣传纯粹民主、维护纯粹民主而反对篡夺者呢，还是在于他们站在有产阶级那边，站在高尔察克那边？
我们先来分析自由。不用说，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口号。可是我们的纲领声明，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我想，你们任何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只要读过一本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
我们对任何人都说，在事情已经发展到推翻全世界或者至少一个国家的资本权力的时候，在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彻底打倒资本、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已提到首位的历史关头，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要是为了这种自由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就不过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因为正像我◎第810页◎们在自己的党纲中所直接声明的那样，自由如果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从纲领的表述方式来看，这也许是多余的，但是从我们的全部宣传和鼓动来看，从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原则来看，这却是最根本的东西。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同全世界的资本作斗争，我们很清楚，全世界的资本担负过创造自由的任务，它推翻了封建的奴隶制，创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我们声明，我们根本反对资本主义，既反对共和制资本主义，又反对民主制资本主义，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当然，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打着自由的旗号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回答了它。我们认为必须在自己的纲领中给予回答：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也许不可能是这样的吧？也许自由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不相抵触吧？请你们看看你们到过的、或者至少从书本上知道的所有那些西欧国家吧。每一本书都说它们的制度是最自由的制度，现在法、英这些西欧文明国家和美国都打着这面旗帜，“为了自由”而反对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很少得到法国报纸，因为我们被团团围住了，但是可以从无线电中收到消息，天空毕竟是霸占不了的，我们可以截获外国的无线电讯。就在最近几天，我有机会看到法国强盗政府发出的无线电报，说什么法国反对布尔什维克，支持他们的敌人，是一如既往信奉它所固有的“崇高的自由理想”。这是我们随时随地都遇到的，这是他们在论战中反对我们的基本论调。
他们把什么叫作自由呢？这些文明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他们把诸如集会自由叫作自由。他们的宪法总是写着：“全体公民有集会自由。”他们说：“你们看，这就是自由的内容，这就是自由的基本表现。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却破坏了集会自由。”◎第811页◎
我们回答说：是的，英国、法国、美国的先生们，你们的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文明的先生们，你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你们的自由是写在把私有制法定下来的宪法上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与自由并列的是财产，在你们的宪法中正是这样写着的。至于你们承认集会自由，这比起封建制度、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来，当然是一大进步。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的，因为他们正是利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来教育无产阶级怎样推翻资本主义的压迫的。
但是，你们的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这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中有像这样的大厅，那是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例如叫作“贵族会议”厅。俄罗斯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们，你们可以自由集会，但这是私有财产，对不起，请你们要尊重私有财产，否则你们就是布尔什维克、罪犯、强盗、掠夺者、捣乱分子。而我们则说：“我们要把这颠倒过来。我们先要把这座‘贵族会议’大厦变成工人组织的大厦，然后再谈集会自由。”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而我们认为，任何自由，如果它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中所载的集会自由都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就是在文明国家里，冬季毕竟还没有消灭、气候还没有改造过来，集会需要有会场，而好的建筑都是私有财产。所以我们先要没收好的建筑，然后再谈自由。
我们说，让资本家有集会自由，那是对劳动者的极大犯罪，那是让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生们和拥护民主的先生们说，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这是胡说！当你们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649年在英国、1792—1793年在法国举行革命时，他们并没有让君主派有集会自由。法国革命所以叫作◎第812页◎大革命，是因为它不像1848年的很多革命那样优柔寡断、半途而废、流于空谈，因为它是一个推翻和彻底镇压了君主派的实实在在的革命。我们现在也会同样地对待资本家先生们，因为我们知道，要使劳动者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必须剥夺资本家的集会自由，就必须取消或削减他们的“自由”。这有利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这有利于真正自由，到那时建筑物再不属于个别家族，再不属于某个地主、资本家或某个股份公司。当这一切实现的时候，当人们都忘记公共建筑物可能是谁的财产的时候，我们才会主张完全自由。当世界上只有工作者的时候，当人们不会再想到当一名非工作者的社会成员的时候（这样的日子不会很快到来，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班先生们的罪过就在于延缓它的到来），我们才主张人人有集会自由，而现在实行集会自由，就是让资本家，让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正在同他们作斗争，我们正在给他们以反击，所以我们声明，我们要剥夺这种自由。
我们在投入战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以为只要说服大多数人，只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描绘出来，大多数人就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种天真的、空想的、虚构的、机械的和书生气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拿这些童话供自己和别人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说：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们知道，除非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会投降的，它将用各种好听的字眼来掩盖自己的统治。
集会自由——还有什么能比这个字眼更崇高更美好的呢！没有集会自由，劳动人民的发展及其觉悟的提高能够想象吗？没有集◎第813页◎会自由，人道的原则能够想象吗？但是，我们说，英国和北美合众国宪法上的集会自由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它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束缚劳动群众的手脚，因为我们很清楚，资产阶级将用一切办法来推翻这个一开始就很不寻常很“怪诞的”政权。在那些考虑过阶级斗争和稍微具体而明确地想到起义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态度的人看来，只能是这样。资产阶级已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但还没有在一切国家内被推翻，正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被推翻，它现在才以更为狂怒的姿态投入战斗。
正是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阶级斗争才具有最尖锐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资产阶级既被推翻就万事大吉的说法来自欺欺人的民主派和社会党人是毫无用处的。事情只是开始，而不是完结，因为资产阶级直到今天还不相信它已被推翻，而且在十月革命前夜，它和蔼可亲地嘲笑过我们；米留可夫嘲笑过，切尔诺夫嘲笑过，新生活派（注：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284、376、483、553、769、814。）也嘲笑过。他们嘲笑说：“好吧，布尔什维克先生们，请你们组阁吧，你们亲自掌握一两个星期政权看看，——你们会帮我们一个大忙的！”要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这样写过，米留可夫在《言语报》（注：《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229、259、282、373、814。）上这样写过，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注：《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俄国报纸（日报），由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马·高尔基、谢列布罗夫、瓦·阿·杰斯尼茨基、尼·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弗·亚·巴扎罗夫、波·瓦·阿维洛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等。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81、282、332、357、373、501、527、554、814。）也这样写过。他们所以嘲笑，是因为他们认为事情并不严重。现在他们看到事情严重了，认为“民主共和国”是自己的护身甲的英、法、瑞士的资产者先生们现在也看到并意识到事情严重了，所以他们大家都在武装起来。你们最好能够看一看自由瑞士的情形，那里的每个资产者都在武装起来，建立白卫军，因为他们知道，问题已经关系到他们能不能保持特权，使千百万人继续处于雇佣奴隶地位。现在斗争具有世界规模了，因此任何一个用“民主”“自由”的字眼来反对我们的人，都是站在有产阶级一边，都是欺骗人民，因为他不懂得，自由和民主直到现在都是有产者的自由和民主，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第814页◎残羹剩饭。
当劳动者受资本奴役、为资本做工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集会自由是什么呢？是骗人的东西。要使劳动者获得自由，首先必须战胜剥削者的反抗；既然我遭到整个阶级的反抗，那很清楚，我不能向这个阶级许诺自由、平等和由多数人作决定。
　　　　　　　　　　　　　 四
谈了自由以后，现在我来谈平等。在这里，问题还更深奥。在这里，我们要涉及一个引起很大分歧的、更严重的、更迫切的问题。
革命在自己的进程中把一个个剥削阶级相继打倒。它首先打倒了君主制，把平等仅仅理解为要有选举出来的政权，要有共和国。革命向前发展，打倒了地主，你们知道，当时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争，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不分等级，一律平等，百万富翁和穷光蛋也一律平等，——载入史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伟大的革命家都是这样讲，这样想，这样真心认为的。反对地主的革命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那时人们把百万富翁和工人应有同样的权利叫作平等。革命又向前发展了，它说，“平等”（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是没有专门谈到这一点，但我们总不能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一点就同我们谈到自由时所说的一样清楚）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这是我们说的，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说，实行目前那种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虚伪的，是骗人的，在那里没有实现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妨碍人们享受这种平等的，是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私有权。富人房产的所有权可以一下子夺过来，资本和生产工具也可以较快地夺过来，但是要把货币的所有权拿过来，你试试看吧。◎第815页◎
要知道，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赋的凭证，货币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这就是所谓货币。能不能想法一下子把货币消灭呢？不能。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社会主义者就说过，货币是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的，而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更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上的成就。而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事实上的剥削权利。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页。——编者注）。资产阶级的教授们企图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证明我们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们企图用他们自己捏造的这种无稽之谈来责备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由于自己无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说，我们是主张平等的。但是硬说我们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谓的空谈和知识分子的愚蠢的捏造，这些知识分子有时装腔作势，玩弄字眼，然而毫无内容，尽管他们把自己称为作家，有时称为学者，或者称为别的什么人。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第816页◎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地谈论平等，以免为资产阶级张目。农民是宗法制时代的阶级，是由几十年几百年的奴隶制培植起来的阶级；农民在这整个期间一直是小业主，起初从属于其他阶级，后来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但都是私有者和食物的占有者。
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敌人中间引起了最多的责难，在没有经验和缺乏思考的人们中间造成了最多的怀疑，同时也最容易把我们同那些想以民主派和社会党人自居的人分开，他们埋怨我们，说我们不把他们看作民主派和社会党人，而把他们叫作资本家的拥护者。也许由于愚昧无知，但他们确实是资本家的拥护者。
就农民的生活习惯、生产条件、生活条件、经济条件来看，农民的地位是这样的：他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
这是事实。当货币、交换还没有消灭的时候，你们就跳不出这个事实。要消灭货币和交换，就需要无产阶级多年的稳固统治，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是平等的破坏者，你们不仅破坏了同剥削者的平等——这一点我也许还愿意同意，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孟什维克说这种话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而且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平等，破坏了‘劳动民主派’的平等，你们是罪犯！”我们回答说：“是的，我们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平等，并且肯定地说，你们主张这种平等，你们就是高尔察克的拥护者。”不久以前我在《真理报》（注：《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5月）（之二）
*（注：这里选收的是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5月6-19日在莫斯科举行，约有800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关于社会教育的任务的讲话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关于目前形势与社会教育的报告。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分组会上作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报告。
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一系列决议；通过了关于必须颁布扫除文盲法令、关于建立国家的社会教育机构基本体系、关于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社会教育司的工作从组织上联合起来的专门决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的专门决议。——798。）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月15日（28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正式下令封闭《真理报》。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23、90、176、247、421、429、578、622、817。）上看到格尔曼诺夫同志◎第817页◎写的一篇漂亮的文章，其中引证了最“社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之一舍尔公民的提纲（注：发表在1919年5月13日《真理报》第101号上的尔·格尔曼诺夫的《从克伦斯基向后退》一文，摘引了瓦·弗·舍尔的提纲《合作社在粮食供应方面的作用》。舍尔在提纲中提出，为了尽快消除粮食危机，必须采取以下的经济措施：坚决实行一切定量食品的自由贸易；放弃垄断制度，有步骤地把自由贸易扩大到一切粮食产品；使农民享有自由支配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在农村停止实行征集和没收；以农民的农业组织同工人、市民的组织间的自由协商来代替固定价格；立即缩减并在以后取消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全部收购机构。——818。）。这个提纲是在我们的一个合作社机关中提出的。这样的提纲真该刻在木牌上，挂在每一个乡执行委员会里，并在末尾写上：“此人是高尔察克分子”。
我清楚地知道，这位舍尔公民及其同伙会因此把我叫作诽谤者，或者说得更坏些。可是，我要请那些学过政治经济学入门和政治常识的人仔细地分析一下谁是谁非。舍尔公民说：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和整个经济政策根本行不通，要先逐渐地然后广泛地转到粮食自由贸易，保证私有财产。
我认为，这就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和经济原则。我肯定地说，凡是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特别是读过《资本论》第1章的人，哪怕只是读过考茨基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人，都一定会认为：确实，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主和资本家所有制正在被推翻的时候，当被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正在闹饥荒的时候，粮食贸易自由就是资本家的自由，就是恢复资本权力的自由。这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因为高尔察克不是悬在空中的。
只是谴责高尔察克迫害工人、甚至拷打那些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女教师，那是十分愚蠢的。这是庸俗地维护民主，这样控诉高尔察克是愚笨的。高尔察克现在正用一切方法进行活动。但是，他在经济上靠什么来支持呢？他靠贸易自由来支持，他为贸易自由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都因此而拥护他。你们说：“我已经离开了高尔察克，我不是高尔察克分子。”这当然使你很光彩，但这并不能证明你有一个能够判断事物的头脑。我们这样回答这些人，丝毫也没有伤害那些认清高尔察克是一个暴徒而离开了他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面子。但是，这样的人，如果在一个同高尔察克进行殊死◎第818页◎搏斗的国家里，继续为“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而斗争，为粮食贸易自由而斗争，那也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过他还不懂这个道理，想不通这个问题。
高尔察克（不管他叫高尔察克还是邓尼金，不管军装如何不同，实质都一样）是靠占领一个盛产粮食的地区之后，在那里准许粮食贸易自由和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来维持的。在过去的一切革命中都有过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孟什维克、直到无政府主义者（名称多得很）这班先生们的这种“自由”和“平等”，那么，在我们这里也会有这样的情形。目前在乌克兰每一个县里都有一个匪帮，每个匪帮都起一个称号，一个比一个自由，一个比一个民主。
把工农平等奉献给我们的是“劳动农民利益的维护者”，他们大半是社会革命党人。另外的人，像舍尔公民那样，虽然学过马克思主义，但是毕竟不懂得，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工农平等是不可能的；应该指出，许诺这种平等的人就是在发展高尔察克纲领，虽然他们并没有了解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人，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国家的具体条件，特别是一个遭到完全破坏的国家的具体条件，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那些硬说我国现在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党人”经常责备我们，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是消费者的共产主义。有些人补充说，这是士兵的共产主义。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高过这种“低下的”共产主义。这纯粹是一些玩弄字眼的人。他们看书，读书，反复背诵，但是一点也不懂得书中的意思。这样的学者是有的，他们甚至是极有学问的人。他们在书中看到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考茨基甚至现在还一直在重复这一点。我前两天看了一份我们偶尔得到的德国报纸，上面谈到了德国最近一次的苏维埃代◎第819页◎表大会。（注：可能是指1919年4月15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自由报》第181号刊登的卡·考茨基在全德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由他的妻子路易莎·考茨基代为宣读）。——820。）考茨基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太太，因为他病了，他的太太替他宣读报告）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没有生产，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能维持下去，可是德国工人不懂得这一点。
可怜的德国工人！他们正在同谢德曼和诺斯克作斗争，同刽子手作斗争，竭力要推翻仍以社会民主党人自居的刽子手谢德曼和诺斯克的政权，他们认为正在进行国内战争。李卜克内西被杀害了，罗莎·卢森堡被杀害了（注：1919年1月15日，在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弗·艾伯特和菲·谢德曼为首的德国政府知情的情况下，古·诺斯克领导的反革命部队和军官杀害了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噩耗于1月17日传到了莫斯科。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当即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予以宣布。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真理报》发表了由斯维尔德洛夫签署的联席会议《告德国各级苏维埃和全体工人阶级书》。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号召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在各地举行游行示威和抗议集会。莫斯科各企业的工人和红军部队于1月19日打着挽幛在苏维埃广场举行集会。列宁向示威群众发表了讲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25页）。发表讲话的还有斯维尔德洛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697、820。）。俄国的一切资产者说（这曾登载在叶卡捷琳诺达尔报纸上）：“就应该这样对付我国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就是这样登的。懂事的人都很清楚，整个国际资产阶级都主张这样做。应当进行自卫。谢德曼和诺斯克在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战争毕竟是战争。德国工人认为，现在正处于内战时期，其余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首先应该使工人有饭吃。考茨基却认为这是士兵的或消费者的共产主义。应该发展生产！……
哦，聪明绝顶的先生们！但是在一个被帝国主义者所掠夺所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没有煤、没有原料、没有工具的国家里，你们怎么能发展生产呢？“发展生产”！不过，我们人民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注：国防委员会（工农国防委员会）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贯彻它在1918年9月2日颁发的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的法令而于1918年11月30日设立的。国防委员会是苏维埃俄国的非常最高机关，有动员人力物力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全权。国防委员会的决议，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和机关、全体公民都必须执行。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国防委员会是组织共和国战时经济和编制计划的中心。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他军事机关的工作都处于它的严格监督之下。列宁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初，国防委员会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其任务是指导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国防机关的活动。劳动国防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37年4月。——820。）每次开会都在分配残存的几百万普特的煤或石油，我们很苦恼，每个委员只拿到残存的一点物资，感到不够，不得不决定关闭某些工厂，不得不使某些工人失业，——这是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但是只能这样做，因为没有煤。煤在顿涅茨煤田，由于德寇的侵犯，煤被毁掉了。请你们看看比利时和波兰，这是个典型现象，到处都同样呈现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这就是说，失业和饥饿现象还要存在很多年，因为有些被淹的矿井过许多年也是恢复不起来的。可是有人对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提高生产率。”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读书，写书，但是丝毫不懂得书中的内容。（鼓掌）◎第820页◎
从资本主义社会在和平时期会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除了提高生产率，当然不会有其他更迫切的任务。不过应当加上“假使”二字。假使社会主义会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老爷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资本家老爷们也还是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的。伟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从自由、平等、劳动民主派和多数人的意志这一套市侩的空谈，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类“民主派”用以款待我们的愚蠢的市侩空谈来看，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在目前这个时期，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来谈什么和平发展，是很可笑的，特别是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拿法国来说。法国是个战胜国，然而那里的粮食生产减少了一半。在英国，我从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人们说：“我们现在是乞丐了。”而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竟责备共产党人使生产陷于停顿！说这种话的人，尽管再三自称是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他不是十足的白痴，就是工人的叛徒。
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我们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
我们还要忍受许多年的贫困，许多年的倒退，向野蛮方面的倒退。帝国主义战争使我们倒退，使我们向野蛮方面倒退。如果我们能够拯救劳动者，拯救人类的主要生产力——工人，我们就能挽救一切，如果我们不能拯救工人，我们就会灭亡；因此，再说一遍，谁在这个时候大喊消费者的和士兵的共产主义，鄙视别人，自以为高过这些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他就一点也不懂得政治经济学，只会◎第821页◎抓住书中的一些引文，像一个脑袋里似乎装着引文卡抽屉的学者一样，随时可以把引文抽出来，可是一旦遇到书中没有谈到的新情况，就束手无策，从抽屉里抽出恰恰不该抽出的引文来。
在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生命，拯救工人，而工人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工厂停工，工厂之所以停工是因为没有燃料，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完全不合理，工业同原料产地隔绝。全世界都是如此。俄国棉纺织厂需要的原料，要从埃及和美国运来，再近也要从土耳其斯坦运来，当反革命匪帮和英国军队占领了阿什哈巴德和克拉斯诺沃茨克的时候，请你们从土耳其斯坦运运看！当铁路无法运输，遭到破坏，没有煤陷于停顿的时候，请你们从埃及从美国运运看！
必须拯救工人，虽然他们现在不能工作。如果我们能拯救工人，熬过这几年，我们就能拯救国家、社会和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能拯救，我们就会倒退，退回到雇佣奴隶制去。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从那些迷恋于和平方式的、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傻瓜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从激烈的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事实。为了拯救工人，应当不惜牺牲一切。我们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有人走来对我们说：“我们主张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而你们共产党人甚至不让工人和农民平等”；那我们回答说：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商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宪法才说工人和农民是不平等的。
你们说，他们应该是平等的吧？那让我们来衡量一下，计算一下。拿60个农民和10个工人来说。60个农民有余粮。他们衣衫褴褛，但是他们有粮食。而10个工人呢，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衣衫褴褛，受尽折磨，没有粮食、燃料和原料。工厂停工。怎◎第822页◎么样，你们认为他们是平等的吗？60个农民有决定的权利而10个工人应当服从吗？好一个平等、劳动民主派的统一和由多数人作决定的伟大原则！
他们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我们回答说：“你们是一些小丑，因为你们用一些动听的话来回避和掩盖饥饿的问题。”
请问你们：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工厂停工的国家里，如果农民不把余粮拿出来，挨饿的工人是不是有服从多数农民的决定的权利呢？如果用其他方法不行，他们有没有甚至用暴力取得这些余粮的权利呢？请直截了当地回答吧！可是一拿出问题的实质，他们就转弯抹角和支吾搪塞了。
各国的工业都遭到破坏，而且这种状况将继续好几年，因为烧掉工厂或淹没矿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炸毁车厢、捣毁机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任何一个傻瓜，不管他是德国军官或法国军官，做这种事都是很能干的，特别是他有了进行爆炸、射击等等的优良装备的时候；然而恢复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作为劳动者，他们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农民千百年来受到的熏染就是，粮食是他的，他可以随便出卖。他认为，这是我的权利，因为这是我的劳动，我的血汗。要很快改变他的心理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斗争过程。谁以为用一个说服另一个，另一个说服第三个的办法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至少是三岁小孩子，要不然就是政治骗子，而大多数在政治讲台上讲演的人，当然是属于后一类的。
问题是这样摆着的：农民习惯于自由买卖粮食。在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机关之后，发现还存在着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势力，这就是习惯势力。我们愈坚决地摧毁一切支持资本主义的机关，而另一◎第823页◎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势力即习惯的势力就表现得愈明显。干得好，机关是能一下子打碎的，但是不管干得怎样好，习惯是永远不能一下子打破的。我们把全部土地交给了农民，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下解放了出来，摧毁了束缚他们的一切，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由出卖粮食是“自由”，必须按照固定价格交售余粮是不自由。农民愤慨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干吗要“交售”；特别是在我们的机构还很糟的时候，他们更是这样说，而机构很糟，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知识界都站在苏哈列夫卡（注：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市场，座落在1692年彼得一世所建造的苏哈列夫塔周围。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哈列夫卡是投机商活动的中心。从此，苏哈列夫卡一词就成了私人自由贸易的同义语。1920年12月，莫斯科苏维埃作出封闭该市场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时期该市场曾恢复，1932年被取缔。——824。）那边。显然，这种机构应该依靠那些正在学习、即使是忠诚老实也至少要学几年才学得会的人，只要他们没有学会，我们的机构还是糟的，有时甚至会有各种自称为共产党人的骗子混进来。这种危险威胁着任何一个执政的党，威胁着任何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因为既不能一下子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也不能一下子建立起完善的机构。我们很清楚，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还很糟。不久以前，对非农业省份的工人的食物供应情况作了科学的统计调查。原来他们的一半粮食是从粮食人民委员部那里得到的，另一半是从投机商那里得到的，前一半占他们全部购粮支出的十分之一，后一半占十分之九。
一半粮食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收集和供给的，当然在收集上有些缺点，但它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而不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收集的。收集这一半粮食是靠战胜了投机商，而不是靠同投机商作交易，这样做有利于挨饿的工人，而牺牲了社会上的其他一切利益，其中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流的先生们所夸耀的那种形式上“平等”的利益。诸位先生，你们死守着你们的“平等”吧，而我们则要跟被我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的挨饿的工人在一起。不管孟什维克怎样责备我们破坏“平等”，事实却是这样的：我们在空前未有的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解决了粮食任务的一半。所以我们说，◎第824页◎如果60个农民有余粮，而10个工人在挨饿，那应该谈的就不是一般“平等”和“劳动者的平等”，而是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把余粮交给他们，即使贷给他们也好。
全部政治经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的话）、全部革命史、整个19世纪全部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者走。他们不能走别的道路。当然，这种说法在某些民主派听来也许是不堪入耳，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出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恶意诬蔑农民。农民占多数，他们是劳动者，竟不能走自己的道路！为什么呢？
要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奉劝这样的先生们去读一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读一读考茨基对马克思学说的叙述，去想一想18世纪和19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发展和19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吧。它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这样的：能够成为统治力量的只有资本或打倒资本的无产阶级。
在这个社会的经济中，其他的力量是没有的。
农民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农民是劳动者，因为他们用血汗挣来粮食，他们受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剥削。农民是投机者，因为他们出卖粮食这种必需品，谁要没有这种必需品，甚至要拿出全部财产去换它。饥饿是无情的，为了买到粮食，花一千卢布也可以，花多少也可以，甚至付出全部的财产。
这不是农民的过错，农民的经济条件是这样的：他生活在商品经济中，生活了几十年几百年，习惯于用自己的粮食换取货币。习惯不是一下子改得了的，货币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要消灭货币，必须组织好亿万人的产品分配，——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所以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只要挨饿的工人和隐藏余粮的饱腹的农民同时存在，工农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就会存在，谁用“自由”、“平等”◎第825页◎和“劳动民主派”的空谈来回避这个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对立，他至少是一个空谈家，往坏处说则是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伪君子。如果资本主义战胜了革命，那是它利用农民的愚昧无知，收买他们，用恢复自由贸易引诱他们的结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事实上是站在资本主义方面来反对社会主义的。
高尔察克、邓尼金和所有俄国白卫分子的经济纲领就是自由贸易。他们是懂得这一点的，舍尔公民不懂得这一点，并不是他们的过错。生活中的经济事实并不因某个政党不懂得它们就会改变。资产阶级的口号就是自由贸易。有人竭力欺骗农民说：“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不是更好吗？难道靠自由出卖农业劳动来生活不是更好吗？什么比这更公平呢？”自觉的高尔察克分子是这样说的，从资本的利益来看，他们是说得对的。为了恢复俄国资本权力，需要依靠传统——依靠农民的偏见而反对他们的理智，依靠自由贸易的旧习惯——需要用暴力镇压工人的反抗。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高尔察克分子是对的，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纲领中说得头头是道，懂得从何开头从何结尾，懂得农民的自由贸易和对工人的残暴枪杀之间的联系。联系是有的，虽然舍尔公民不了解这种联系。粮食自由贸易是高尔察克分子的经济纲领，枪杀成千上万的工人（如在芬兰）是实现这个纲领的必要手段，因为工人不会白白放弃他们已获得的果实。联系是密切的，而那些一点不懂经济科学和政治的人，那些由于自己市侩的懦怯心理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原理的人，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企图用“平等”、“自由”的空谈使我们忘记这种联系，他们大喊大叫，说我们破坏“劳动民主派”内部的平等原则，说我们的宪法是“不公平的”。
几个农民的票等于一个工人的票，这是不公平吗？
不，这在必须打倒资本的时代是公平的。我知道你们的公平概◎第826页◎念是从哪里来的。你们的这些概念是从昨天的资本主义时代来的。商品所有者、他的平等、他的自由，——这就是你们的公平概念。这是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小资产阶级残余，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公平、平等和劳动民主派。在我们看来，公平应该服从于打倒资本的事业。除了无产阶级同心协力而外，用其他办法是不能打倒资本的。
能不能使千百万农民一下子就巩固地联合起来去反对资本、反对自由贸易呢？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你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农民十分自由并有高得多的文化。这是办不到的，因为这需要其他的经济条件，需要多年的准备。那么，谁来进行这种准备呢？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
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他们可能动摇不定，糊里糊涂，耽于幻想，他们也可能发牢骚，讲怪话，咒骂无产阶级的“狭隘的”代表和资产阶级的“狭隘的”代表，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少数。可以咒骂他们，可以高谈多数，高谈你们劳动民主派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高谈纯粹民主。要讲多少话都可以。但这些话只是掩盖一个事实：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而在工人挨饿、工业停顿这样极端困难的历史转变时期，那些不是按照较公平的价格而是按照“自由的”价格，按照资本主义的和生意人的价格帮助工人得到粮食的人，不管他们本人怎样替自己否认，不管他们怎样真心地相信他们是在诚心诚意地实行自己的纲领，他们都是在实行高尔察克分子的纲领。◎第827页◎
　　　　　　　　　　　　　　　　　五
现在我来谈我所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革命的失败和胜利的问题。我曾经向你们提到考茨基，作为老而腐朽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是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他责备我们说，按多数人意志作出的决定才是能够保证和平结局的决定。靠专政作出的决定是一种用军事手段作出的决定。就是说，如果你们用军事手段得不到胜利，你们就会被打败，被消灭，因为内战不是俘虏人，而是消灭人。被吓倒的考茨基就是这样“吓唬”我们的。
这是十分正确的。这是事实。我们证实这种看法是对的。这是用不着说的。国内战争是比其他任何战争都更严重更残酷的战争。在历史上，自古罗马的国内战争起，一直都是如此，因为国际战争总是以有产阶级之间的勾结而告结束，唯有在国内战争中，被压迫阶级才集中全力来彻底消灭压迫阶级，消灭这个阶级存在的经济条件。
我要问你们，有些“革命家”用革命可能遭到失败来吓唬开始了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家”有什么用处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不冒失败危险的革命。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根本放弃革命，或者是承认同有产阶级斗争是所有革命中最残酷的斗争。在这一点上，在多少有些觉悟的社会党人中间，是没有观点上的分歧的。当我分析了考茨基所写的这些东西的全部叛卖性之后，我在一年以前写道（这是去年9月的事情）：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第828页◎维克的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了政权而后悔。（注：见本卷第651页。——编者注）任何一个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觉悟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因为革命把严重打击剥削制度的先进阶级推向前进，革命就是在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即使遭受失败，它也是胜利的。看起来这可能像是玩弄字眼，但是为了说明这是事实，且让我们举一个历史上的具体例子。
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吧。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世界各地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继续完成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开创的事业，这些革命家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被自由、平等、博爱的词句蒙蔽了。
我们的革命一年半来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无产阶级所做的事情，要比伟大的法国革命家们所做的事情多得多。
他们支持了两年，后来在联合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打击下灭亡了，在全世界的联军的打击下灭亡了，这些反动势力打败了法国革命家，在法国恢复了正统的合法的君主——那个时代的罗曼诺夫，恢复了地主的统治，在漫长的数十年中扼杀了法国的一切革命运动。虽然如此，法国大革命还是胜利了。
任何一个自觉地对待历史的人都会说，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了，但它毕竟是胜利了，因为它为全世界奠立了曾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的基石。◎第829页◎
一年半来，我们的革命为无产阶级，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我们奋斗的目的，为打倒资本统治所做的事情，要比法国革命为本阶级所做的事情多得多。所以我们说，即使出现某种最坏的情况，即使明天有某个幸运的高尔察克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斩尽杀绝，那革命还是胜利了。我们的话可以从下列一点得到证明：这次革命建立的新的国家组织，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中已经取得道义上的胜利，现在就已经得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当时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斗争中遭到灭亡，是因为他们孤军奋斗，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当时欧洲所有国家尤其是先进的英国都起来反对他们。现在我们的革命仅仅经过布尔什维克政权一年半的统治，就使它所创立的新的国家组织即苏维埃组织成了全世界工人所理解、所熟悉、所欢迎的组织，成了他们自己的组织。
我已向你们证明，要摆脱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是非有不可的，是绝对必需的。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暴力，它还意味着比先前的劳动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因此，我在代表大会开幕的简短贺词中强调了这一基本的、起码的、最简单的组织任务，因此，我极其无情地敌视一切知识分子的臆造、一切“无产阶级文化”。我现在拿组织常识来反对这些臆造。分配粮食和煤时，要爱惜每一普特煤和每一普特粮食，——这是无产阶级纪律的任务。这不是农奴主用棍棒来维持的纪律，也不是资本家用饥饿来维持的纪律，而是同志的纪律，工人联合会的纪律。解决了这个起码的最简单的组织任务，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因为摇摆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农民，那时一定会完全跟我们走。而现在，农民不知道，他应该跟着他还不相信但又不能否认他们在实行一种没有剥削的较为公平的劳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自由”买卖粮食就是危害国家的罪行）的人走呢，还是跟着那些照旧许以似◎第830页◎乎意味着劳动自由的粮食贸易自由的人走。如果农民看到无产阶级建设自己的政权时善于建立秩序（农民需要秩序，希望有秩序，在这一点上农民是对的，虽然农民这种追求秩序的意愿还和许多模糊的东西、许多反动的东西、许多偏见分不开），农民在多次动摇之后，终于会跟工人走的。农民不可能简单地、轻易地、一下子就摆脱旧社会而走向新社会。他们知道，他们从旧社会得到“秩序”的代价是劳动者破产，是劳动者沦为奴隶。他们不知道，无产阶级能不能给他们秩序。对于闭塞、愚昧、散漫的农民不能要求过高。他们不相信任何言论，不相信任何纲领。他们不相信言论倒很好，要不然他们就摆脱不了各种欺骗。他们只会相信行动，相信实际经验。要向他们证明，你们，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善于分配粮食和煤，不糟蹋一普特粮食和一普特煤，能够使每一普特余粮和每一普特余煤都不拿去做投机买卖，不为那些苏哈列夫卡的英雄们所利用，而是拿来作公平的分配，供给挨饿的工人，甚至在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的时候拿来援助他们。一定要证明这一点。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基本任务。在没有经济根基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暴力，但历史注定它是要失败的。但依靠先进阶级，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秩序和组织的更高原则，是可以使用暴力的。那时暴力也可能暂时遭到失败，但它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向农民表明：制度是正确的，劳动和粮食的分配是公平的，对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是爱惜的；我们工人能够靠同志的纪律，联合组织的纪律来实现这一切；我们用暴力进行斗争，只是为了保护劳动的利益，只是向投机者而不是向劳动者要粮食；我们要同中农、同劳动农民妥协；我们准备把我们现在所能给予的一切都给他们，——如果农民看到了这一切，农民同◎第831页◎工人阶级的联盟，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盟就会是牢不可破的。我们现在正朝这方面去做。
我有点离开了本题，现在应该回到本题上来。目前在所有国家中，已经不像我们不久以前只是重复而不懂得“义和团”这个名词那样，把“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看作怪诞的字眼了。现在“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这两个名词由世界各种语言重复着。觉悟的工人都看到各国资产阶级每天怎样在千百万份报纸上诬蔑苏维埃政权，他们正从这种谩骂中学习。我最近看了几份美国报纸。我看到一个美国牧师的演说，他说，布尔什维克是一些缺德的人，他们实行共妻，他们是强盗，是掠夺者。我也看到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回答：他们以五分钱一份推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注：指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
制定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的决定是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1918年4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任主席的宪法委员会，负责进行起草工作。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负责宪法草案的最后定稿工作。7月3日，这个委员会在列宁主持下审查了宪法委员会起草的草案和司法人民委员部起草的另一个草案，决定以前者为基础，而以后者的某些论点加以补充。另外，根据列宁的建议，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引言列入宪法，补充了在苏维埃共和国内各民族和种族一律平等的条款，拟定了关于在苏俄领土上以劳动为生的外国人的政治权利和关于给予因政治和宗教信仰受迫害的外国人以避难权的条款。草案经代表大会成立的委员会修改和补充，最后于7月10日为代表大会通过。7月19日，宪法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569、630、738、832。），推销这个不实行“劳动民主派的平等”的“专政”的宪法。他们是援引这些破坏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的“篡夺者”、“强盗”、“暴徒”的宪法中的一条来回答的。这里顺便谈一下，当欢迎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的时候，纽约一家最大的资本家报纸在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到达的那天用特大号的字登着：“欢迎老夫人到来！”美国社会主义者转载了这条消息说：“她是主张政治民主的，美国工人们，你们是不是因为资本家赞扬她而感到惊讶呢？”她是主张政治民主的。为什么他们要赞扬她呢？因为她反对苏维埃宪法。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说：“你们看，这一条是从这些强盗的宪法中引来的。”他们引来引去总是那一条：凡是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宪法中的这一条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苏维埃政权正是由于它公开地讲一切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是新类型的国家组织，它才博得了全世界工人的同情。这种新的国家组织的产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要战胜起瓦解作用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这比镇压地主暴徒或资本家暴徒困难千万倍，但这对于建立没有◎第832页◎剥削的新组织来说，又有益千万倍。当无产阶级的组织解决了这个任务的时候，社会主义就会获得最终胜利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全部活动都应该服从于这个目的。尽管条件异常艰苦，尽管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首先发生在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国家里，但是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其他国家工人的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拉丁词，以前任何一个劳动者听到它时，都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不懂得怎样实现它。现在这个词已由拉丁文译成现代的各种语言了，现在我们已经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政权下，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他们说：“我们的组织高于一切；任何一个非劳动者，任何一个剥削者都没有权利参加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要全力以赴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任何虚伪的口号，任何‘自由’、‘平等’之类的偶像，都骗不了我们。我们既不承认自由、平等，也不承认劳动民主派，如果它们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的话。”我们已把这一点载入苏维埃宪法，并已博得全世界工人对这部宪法的同情。他们知道，不管新制度的诞生多么困难，不管个别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到的考验甚至失败是多么严重，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人类拖向后退。（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莫斯科出版的尼·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1919年5月6—19日）》一书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22—358页◎第833页◎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
同志们！我们从匈牙利苏维埃活动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不过两个多月，但从组织程度方面说，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看来已经超过了我们。（注：1919年3月22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通过无线电传到了俄国，正在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委托列宁以大会的名义发出了贺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77页）。
1918年10月30日深夜匈牙利爆发了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激进派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没有能力应付内部和外部困难，于1919年3月20日辞职，并建议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织政府。但是在当时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当时还在狱中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结果，双方签订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协议，同时决定两党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合并，改称匈牙利社会党。3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匈牙利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革命政府委员会组成，社会民主党人加尔拜·山多尔任主席，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任外交人民委员。
匈牙利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如实行工业企业、运输业、银行的国有化和对外贸易的垄断，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大农场，把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25％，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并为保卫共和国建立了红军。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没有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未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从4月起利用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并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在困难局势下，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背叛革命，同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1919年8月1日，匈牙利革命政府委员会被迫辞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133天，就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击下被扼杀。匈牙利反革命随即用极端残暴的手段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列宁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评述，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本卷第834-838页）以及《政论家短评》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中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41-152页和第39卷第235-241页）。——776、834。）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匈牙利居民的一般文化水平较高，其次，产业工人在全体居民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得多（现时匈牙利有800万人口，300万集中在布达佩斯），最后，匈牙利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比我国容易得多，和平得多。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欧洲大多数社会党领袖，无论是社会沙文主义派或考茨基派的领袖，都死死抱着几十年来较为“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议会制所养成的纯粹市侩的偏见，根本不可能懂得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把这些领袖抛弃，不把他们赶走，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解放使命。这班人完全或部分地相信了资产阶级关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谎言，不善于把体现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新的无产阶级民主、劳动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他们奴隶似地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作“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
这些死死抱着资产阶级偏见的盲人，不懂得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具有世◎第834页◎界历史意义的转变。他们把俄国苏维埃政权及其发展史的某些特点同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意义混为一谈。
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使盲人也重见光明。匈牙利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与俄国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自动辞职，工人阶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立刻在共产主义纲领上恢复起来。苏维埃政权的实质现在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现在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世界上任何地方不可能有一种政权是得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劳动者拥护的。
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就应该取消他的无产阶级领袖或顾问的资格。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编者注）。
在整个过渡时期中，反抗这个变革的，有自觉进行反抗的资本家及其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为数众多的走卒，也有往往是不自觉地进行反抗的大批过分拘守小资产阶级习惯和传统的劳动者◎第835页◎（包括农民在内）。这些阶层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更愿意要工人专政而不要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去。
要使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前进，就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一个阶级的政权，必须有这个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力量，必须有这个阶级的以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为基础的集中的实力，必须以无产阶级感情体会一切劳动者的心理，并在农村或小生产中的涣散的、不够开展的、政治上不够稳定的劳动者面前具有威信。在这里，像市侩化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所喜好的那样，空谈一般“民主”，空谈“统一”或“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空谈一切“劳动者的”“平等”等等，是无济于事的。空谈只能蒙蔽眼睛，蒙蔽意识，巩固资本主义、议会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因循守旧的习气。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本权力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阶级斗争去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和犹豫动摇，以捍卫自己的政权，巩固自己的组织影响，“中立”那些害怕离开资产阶级而很不坚定地跟着无产阶级走的阶层，巩固新的纪律即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加强劳动者与无产阶级的牢固联系，把他们紧紧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用这种新的纪律、这种新的社会联系基础去代替中世纪的农奴制的纪律，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饥饿纪律，“自由”雇佣奴隶制的纪律。◎第836页◎
要消灭阶级，就需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时期，一个被压迫阶级的专政时期，这个阶级不仅能推翻剥削者，不仅能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且能在思想上与全部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与关于自由平等的一切市侩空谈决裂（实际上，马克思早已指出，这种空谈意味着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平等”，即资本家和工人的“自由平等”）。
不仅如此。有能力用自己的专政来消灭阶级的，只有这样一个被压迫阶级，它被几十年反对资本的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教育、联合、培养和锻炼出来，它吸取了城市的、工业的、大资本主义的全部文化，有决心和本领来捍卫这种文化并保存、发展其全部成果，使之为全体人民、全体劳动者所享用，它经受得住历史所必然加在那些与过去决裂而大胆开拓通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们身上的一切重担、考验、苦难和巨大牺牲，它的优秀分子十分仇恨和鄙弃一切市侩的庸俗的东西，十分仇恨和鄙弃这些在小资产阶级、小职员和“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很突出的品质，它“经过了劳动学校的锻炼”而善于使一切劳动者和诚实的人尊重自己的劳动能力。
匈牙利的工人同志们！你们一下子就在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上把一切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了，你们给世界树立了比苏维埃俄国更好的榜样。现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极有希望但极困难的任务，就是要在反协约国（注：协约国（三国协约）是1907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同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759、789、805、837。）的艰苦战争中支持下去。希望你们坚定不移。如果在昨天加入你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或在小资产阶级中间有人表现动摇，你们就要无情地制止这种动摇。枪毙，这是胆怯者在战争中应得的命运。
你们进行着唯一合理的、正义的和真正革命的战争，这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战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战争。全世界工人阶级中的一切正直的人都是站在你们一边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第837页◎
希望你们坚定不移！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列　宁
　　　1919年5月27日
载于1919年5月29日《真理报》第1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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