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可爱的理论家，您是否想过，小农生产者必然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呢？这个为欧洲全部现代史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被考茨基恰巧“忘记了”，因为它把考茨基一再重复的孟什维克的全部“理论”打得粉碎！如果考茨基没有“忘记”这一点，他就不能否认在小农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
现在来看看我们这位理论家的“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吧。
考茨基说，苏维埃政权是一种专政，这是无可争议的。“但这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呢？”（第34页）
“按照苏维埃宪法，在有权参加立法和管理的居民中间，农民占大多数。如果把那个被人们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贯彻下去，如果一般说来，一个阶级能够直接实现只有政党才能实现的专政，那它就会是农民专政。”（第35页）
善良的考茨基非常满意这个很深奥很机智的推论，于是就想挖苦一下，他说：“这样看来，痛苦最少地实现社会主义，似乎只有交给农民才有保证。”（第35页）
我们这位理论家引用了半自由主义者马斯洛夫许多非常深奥的话，来极详细地证明一种新思想：对农民有利的是粮价高，是城市工人的工资低，等等。附带说一下，对于战后时期真正的新现象注意得愈少，这种新思想的叙述就愈是枯燥无味；这些现象就是：◎第654页◎例如农民出卖粮食不是要钱而是要商品，农民的农具不够，而且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所需数量的农具。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特别讲到。
总之，考茨基责备布尔什维克，责备无产阶级政党，说它把专政、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交到小资产阶级农民手里了。妙极了，考茨基先生！据您的高见，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农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家想必是记起了“开口为银，闭口是金”的格言，觉得还是默不作声为妙。但是考茨基在下述推论中露出了马脚：
“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时，农民苏维埃是全体农民的组织。现在这个共和国宣布，苏维埃为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组织。富裕农民失去了苏维埃的选举权。贫苦农民在这里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经常的、大量的产物。”（第48页）
多么厉害的讽刺啊！在俄国，从任何一个资产者的口里都可以听到这种讽刺，他们都幸灾乐祸，嘲笑苏维埃共和国公开承认贫苦农民的存在。他们嘲笑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嘲笑我国在四年毁灭性的战争之后还有贫苦农民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叛变之风盛行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
再往下看吧：
“……苏维埃共和国干涉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的关系，不过不是用重分土地的办法。为了消除市民缺粮现象，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到农村，夺取富裕农民的余粮。这些粮食一部分给市民，一部分给贫苦农民。”（第48页）
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一想到这种办法会推行到◎第655页◎大城市的郊区以外（现在这种办法在我国已推行到全国了），自然是愤慨得很。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带着庸人那种无与伦比的、令人叫绝的冷淡（或愚钝）态度，用教训的口吻说道：“……这种办法〈剥夺富裕农民〉只会把不安宁和内战这种新因素带进生产过程〈把内战带进“生产过程”，这真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而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又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第49页）
是的，是的，为了那些隐藏余粮、破坏粮食垄断法、使城市居民挨饿的剥削者和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当然是该叹息和流泪的。考茨基、亨利希·维贝尔（维也纳）、龙格（巴黎）和麦克唐纳（伦敦）之流先生们，都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我们都赞成工人阶级革命，只是……只是不要破坏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而且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援引“生产过程”来掩盖这种为资本家效劳的卑鄙龌龊的行为…… 如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才是向资产阶级阿谀献媚呢？
请看我们这位理论家竟说了些什么。他责备布尔什维克把农民专政冒充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责备我们把内战带进农村（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功绩），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往农村，去公开宣布实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帮助贫苦农民，剥夺投机者、富裕农民违反粮食垄断法而隐藏起来的余粮。
一方面，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纯粹民主，主张革命阶级即被剥削劳动者的领袖服从多数居民（因而也包括剥削者在内）。另一方面，他反对我们，说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性的，其所以是资产阶级性的，是因为农民整个说来都站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面，同时他又自以为是在维护无产者的、阶级的、马克思◎第656页◎主义的观点！
这不是“经济分析”，而是头等的混乱。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支离破碎的自由主义学说，是鼓吹向资产阶级和富农献媚。
这个被考茨基搅乱了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早在1905年就完全阐明了。是的，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的，是我们从1905年以来说过千百次的，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没有试图用法令把它取消。考茨基拼命想在这一点上“揭露”我们，结果只是揭露了他自己观点上的混乱，揭露了他害怕回忆起他在1905年还不是叛徒时所写的东西。
可是，在1917年，从4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们夺取政权以前很久，我们就已公开说过并向人民解释过：现在革命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国家前进了，资本主义前进了，经济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被剥削劳动者的痛苦。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大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冒充博学，借口资产阶级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暗中为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第657页◎辩护，以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顺便指出，苏维埃所以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和最高类型，正因为它把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吸引他们参与政治，它是最接近“人民”（指马克思在1871年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所说的“人民”）（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393页。——编者注）、最灵敏地反映群众在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晴雨表。苏维埃宪法不是按照什么“计划”写出的，不是在书斋里制定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强加给劳动群众的东西。不，这个宪法是在阶级斗争发展进程中随着阶级矛盾的成熟而成长起来的。正是考茨基所不能不承认的那些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起初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正是由于贫苦农民不开展、落后、无知，领导权才落到了富农、财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里。这是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只有考茨基那样的傻瓜或叛徒，才会认为这两种人是社会党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小资产阶级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动摇于资产阶级专政（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萨文柯夫）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因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经济地位的根本特性，不能采取任何独立行动。顺便说一下，考茨基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分析俄国革命时，用法律上形式上的“民主”概念，用帮助资产阶级掩盖它的统治、欺骗群众的“民主”概念来支吾搪塞，忘记了“民主”实际上有时表现资产阶级专政，有时表现服从这个专政的市侩的软弱无力的改良主义，等等。照考茨基看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资产阶级政党，有领导无产阶级大多数即无产阶级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但是没有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阶级根源，没有小资产阶级根源！◎第658页◎
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启发了群众，促使他们的大多数、一切“下层”、一切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离开了这样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到1917年10月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占了优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内部的分裂加剧了。
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动摇的终结，意味着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完全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没有破坏）。资产阶级革命由我们进行到底了。农民整个说来是跟着我们走的。他们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对抗，一时还不会显现出来。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显露出来。
这个过程在1918年夏秋两季得到了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唤醒了富农。富农暴动的浪潮遍及全俄国。贫苦农民不是从书本上，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从实际生活中知道他们的利益同富农、财主、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能调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任何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反映了群众的动摇，并且正是在1918年夏天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跟捷克斯洛伐克军同流合污（在莫斯科举行暴动，普罗相占据了电报局，——占据了一小时！——向全国宣告布尔什维克已被推翻；后来，讨伐捷克斯洛伐克军的集团军总司令穆拉维约夫又实行叛变（注：东方面军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的叛变和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的叛乱有密切关系。根据叛乱者的计划，穆拉维约夫负责发动东方面军的军队反对苏维埃政权，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军汇合后向莫斯科进军。穆拉维约夫于7月10日由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喀山率领一支将近千人的部队进抵辛比尔斯克，声称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并通电人民委员会、德国大使馆、捷克斯洛伐克军司令部对德宣战，自称为“抗德集团军总司令”。受他蒙蔽的部队占领了邮局、电报局和电台，包围了执行委员会大楼和红军辛比尔斯克集团的司令部，逮捕了包括第1集团军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许多苏维埃的和党的工作人员。穆拉维约夫命令东方面军向西推进，佯称抗击德军的进攻。7月1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揭露了穆拉维约夫行动的反革命实质，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辛比尔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在省委会主席约·米·瓦雷斯基领导下对士兵和城市居民进行了大量解释工作，把原来支持穆拉维约夫的部队争取了过来。7月11日晚，穆拉维约夫应邀参加辛比尔斯克执行委员会会议，以为执行委员会要向他投降。当会上宣读他关于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停止军事行动的电报时，共产党人要求将他逮捕。穆拉维约夫拒捕，被当场击毙，他的同伙纷纷就擒。——659。），等等）；上面讲过的那一部分人仍然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
由于城市缺粮情况严重，粮食垄断问题（理论家考茨基在自己的经济分析中重弹十年前马斯洛夫的旧调，“忘记了”粮食垄断这件事！）变得愈来愈尖锐了。
地主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民主共和制的旧国家，常常把实际受资产阶级支配的武装队伍派到农村去。这是考茨基先生不知道的！◎第659页◎他不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专政”，绝对不是！这是“纯粹民主”，尤其是资产阶级议会赞成这样做的时候！在1917年夏秋两季，阿夫克森齐耶夫、谢·马斯洛夫伙同克伦斯基、策列铁里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逮捕过土地委员会委员（注：逮捕土地委员会委员是临时政府为制止农民夺取地主土地而采取的反革命措施。——660。），这件事考茨基“没有听说过”，他对这件事实只字不提！
全部问题在于，通过民主共和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在人民面前承认这个国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不能说真话，不得不戴上假面具。
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则公开地直截了当地对人民说真话，声明它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并且正是用这样的真话把在任何民主共和制下都是受压抑的千百万新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通过苏维埃吸引他们参与政治、民主和国家管理。苏维埃共和国从两个首都把一队队武装工人，首先是比较先进的武装工人，派到农村去。这些工人把社会主义带到农村，把贫苦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凡是了解情况和到过农村的人都说，我国农村本身只在1918年夏秋两季才经历“十月”（即无产阶级）革命。转折点到了。富农暴动的浪潮被贫苦农民的奋起、“贫苦农民委员会”（注：贫苦农民委员会（贫委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到1918年11月，在欧俄33省和白俄罗斯，共建立了122000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从富农8000万俄亩土地中割去了5000万俄亩），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572、660、707、730、778。）的发展所代替。在军队中，工人出身的政治委员、工人出身的军官、工人出身的师长和集团军司令多起来了。正当傻瓜考茨基被1918年的七月危机（注：列宁所说1918年的七月危机是指1918年夏天在俄国中部各省、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发生的多起富农反革命叛乱，这些叛乱都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外国干涉者的支持下组织的。——660。）和资产阶级的狂吠所吓倒，在资产阶级后面“使劲跟着跑”，写了一整本小册子，深信布尔什维克快要被农民推翻的时候，正当这个傻瓜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退出看作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的范围“缩小了”（第37页）的时候，布尔什维主义拥护者的实际范围却在无限地扩大，因为千百万贫苦农民正在觉醒起来，参加独立的政◎第660页◎治生活，摆脱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监护和影响。
我们失去的是几百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无气节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中的富农，得到的却是千百万贫苦农民（注：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1918年11月6—9日）上，有表决权的代表有967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占950人，有发言权的代表有351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占335人。加在一起，布尔什维克占总数97％。）。
在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一年以后，在这个革命的影响和帮助下，穷乡僻壤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了，它最终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最终地证明了国内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同布尔什维主义相对抗。
俄国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起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最终地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它分裂了农村，把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富农和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资产阶级。
假如两个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把贫苦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去反对富裕农民，那就证明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农民仍旧是一个“整体”，就是说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仍旧受富农、财主、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也就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要附带说一句，即使这样，也不能证明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有无产阶级才为加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有无产阶级才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步。）
另一方面，假如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等待农村的阶级◎第661页◎分化，未能准备好这种分化并使之实现，在1917年10—11月就立刻试图“命令”在农村中进行内战或“实施社会主义”，而不同全体农民结成暂时的同盟（联盟），不向中农作一系列让步等等，那就是用布朗基主义20歪曲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少数人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那就是在理论上荒谬绝伦，不懂得全体农民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懂得在落后的国家里不经过许多过渡，不经过许多过渡阶段，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考茨基在这个最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上把一切都弄乱了，而在实践上简直成了资产阶级的奴才，大叫大嚷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另一个极有意义极重要的问题，也被考茨基弄得同样混乱，甚至更加混乱。这个问题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改革这一极困难的也是极重要的社会主义改革方面的立法活动，在原则上是否提得正确，其次，实际进行得是否恰当？西欧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是在看了最重要的文件之后对我们的政策提出批评，我们是感激不尽的，因为这样做，是对我们极大的帮助，也是对全世界正在成熟的革命的帮助。但考茨基不是进行批评，而是制造极大的理论混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由主义，在实践方面则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毒的、庸俗的攻击。让读者来判断吧：
“大地产不能保持下去了。这是革命造成的。这是一看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不把大地产交给农民了……”（不对，考茨基先生，您用您认为“很清楚的事情”代替了不同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革命历史证明，资产者同小资产者即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执行的是保持大地产的政策。谢·马斯洛夫的法令（注：指临时政府农业部长谢·列·马斯洛夫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不久以社会革命党的名义提出的一个法案。1917年10月18日（31日）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的《人民事业报》以《土地委员会调整土地和农业关系条例》为题摘要发表了这个法案。法案规定，土地委员会掌握一批专供出租的地产，国家和寺院土地均属这类地产。地主土地占有制保持不变，地主只把以前出租的土地拨归临时出租的地产，而且农民交纳的土地租金应归地主。列宁在《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一文中写道：“谢·列·马斯洛夫先生的这个法案说明社会革命党彻底背叛了农民，而完全效忠于地主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20页）——662。）和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尤其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无产阶级◎第662页◎专政，“农民”就战胜不了同资本家联合起来的地主。）
“……但是这应当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却没有一致的意见。可以设想不同的解决办法。〈考茨基最关心的是“社会党人”的“一致”，而不管自称社会党人的是谁。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基本阶级一定会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他却忘记了。〉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最合理的办法是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然后交给一直在这些企业里当雇佣工人的农民，由他们用协作社的形式经营这些大田庄。但是采取这个办法要有农业工人，而俄国没有农业工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大地产收归国有，然后把它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也许还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考茨基仍像往常那样，用那套出名的办法来搪塞：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注：“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笑自由派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态度的讽刺性用语，见于他的作品《外省人旅京日记》和《葬礼》。——513、663。）。他把各种解决办法罗列出来，不去考虑——唯一现实地、唯一合乎马克思主义地考虑——在某种特殊条件下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应该是一些怎样的过渡。俄国有农业雇佣工人，但人数不多，至于苏维埃政权提出的怎样过渡到公社耕种制和协作社耕种制的问题，考茨基竟一字不提。但最可笑的是考茨基想把小块土地的出租看成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其实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其中丝毫也没有“社会主义成分”。如果出租土地的“国家”不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而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考茨基一贯设想的正是这样的国家），那么出租小块土地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改革。
对于苏维埃政权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这一点，考茨基则默不作声。更有甚者，他还玩了一套难以置信的偷梁换柱手法，在摘引苏维埃政权的法令时，把最重要的地方丢掉。
考茨基声称：“小生产力求生产资料完全私有”，立宪会议会成为能够阻止分割土地的“唯一权威”（这种论断在俄国只会令人捧◎第663页◎腹大笑，因为大家知道，工农认为只有苏维埃有权威，立宪会议已经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和地主的口号）。他接着说：
“在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道法令规定：1.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2.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立宪会议解决了土地问题时为止。”
考茨基仅仅引了这两条就作出结论说：
“提到由立宪会议解决，这始终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各乡农民可以任意处理土地。”（第47页）
请看，这就是考茨基的“批评”的范例！这就是十分近乎伪造的“科学”作品。他向德国读者暗示：布尔什维克在土地私有制问题上向农民投降了！布尔什维克让农民各自（“各乡”）任意处理土地了！
其实，考茨基引用的1917年10月26日（俄历）颁布的第一道法令，不是两条，而是五条，外加“委托书”八条，其中并指出这份委托书“应该作为指南”。
法令第3条说：产业转“归人民”；必须编制“全部没收财产的清册”，并“用革命手段严加保护”。委托书中说：“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经营水平高的农场所占的土地”“不得分割”；“被没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农具，视其大小和用途，无偿转归国家或村社专用”；“一切土地都归入全民地产”。
其次，在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的同时，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现在已纳入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注：见本卷第386—388页。——编者注）。宣言第2条第1项说：“废除土地私有制”，◎第664页◎“模范田庄和模范农业企业属于国家财产”。
可见，提到由立宪会议解决，并没有成为一纸空文，因为另一个在农民看来有无比巨大权威的全民代表机构负起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责任。
其次，1918年2月6日（19日）公布了土地社会化法令（注：指提交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这个法令的草案是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拟定的，曾交有列宁参加的代表大会特设的委员会审定。1918年1月18日（31日），代表大会批准了《土地社会化基本法》（第一章《总则》）。法令的进一步详细制定是在土地委员会代表大会代表和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农民代表的联席会议上进行的。法令的最后文本于1918年1月27日（2月9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2月6日（19日）在报上公布。
《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规定平均分配土地（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这是苏维埃政府为巩固工农联盟而对中农作出的让步。法令还提出了发展农业中的集体经济的任务，规定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协作社有使用土地的优先权。——665、720。）。这个法令重申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把土地、全部私有农具和耕畜交给苏维埃当局支配，由联邦苏维埃政权进行监督。法令对支配土地的任务作了如下规定：
“减少个体经济，发展就节省劳动和产品来说更为有利的农业集体经济，以便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第11条第5项）
这个法令规定平均使用土地，同时对“谁有权使用土地”这一基本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第20条。）“为了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可以使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境内的地面的为：（一）用于文化教育方面：(1)国家即苏维埃政权（联邦、区域、省、县、乡、村等各级政权）机关。(2)社会团体（由地方苏维埃政权监督和批准）。（二）用于经营农业方面：(3)农业公社。(4)农业协作社。(5)村团。(6)单个家庭和个人……”
读者可以看出，考茨基完全歪曲了事实，他向德国读者介绍的俄国无产阶级国家的土地政策和土地法令已经面目全非了。
一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基本问题，考茨基甚至提都提不出来！
这些问题就是：
(1)平均使用土地以及
(2)土地国有化。这两种办法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关系。◎第665页◎
(3)共耕制是从分散的小农业到公共的大农业的过渡；苏维埃法令对这个问题的提法能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的要求？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下列两个基本事实：（一）布尔什维克在估计1905年的经验时（例如见我论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土地问题的著作（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85—397页。——编者注））就曾指出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具有要求民主的进步意义、革命意义，1917年在十月革命前，又十分明确地说过这一点。（二）布尔什维克在通过土地社会化法令（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是这个法令的“灵魂”）时曾经十分明确地说：这不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不同意这个口号；但我们认为有责任通过这个口号，因为这是绝大多数农民的要求。而大多数劳动者的主张和要求应该由他们自己抛弃，因为这种要求既不能“取缔”，也不能“跳过”。我们布尔什维克要帮助农民抛弃小资产阶级口号，使他们能尽量迅速、尽量容易地从这种口号过渡到社会主义口号。
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想用自己的科学分析帮助工人革命，就必须回答下列问题：第一，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张具有要求民主的革命意义，具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意义，这种说法是否正确？第二，布尔什维克投票通过（并十分忠实地遵守）平均使用土地的小资产阶级法令，这种做法是否正确？
考茨基甚至未能看出，从理论上说，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考茨基永远也无法否认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具有进步意义和革命意义。这个革命只能到此为止。当这个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它就更加明显、更加迅速、更加容易地向群众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解决办法的不足，必须超出这个范围，过渡到社会主义。◎第666页◎
打倒了沙皇制度和地主的农民渴望平均使用土地，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止摆脱了地主、摆脱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农民去实现这种理想。无产者对农民说：我们要帮助你们达到“理想的”资本主义，因为平均使用土地在小生产者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理想化。同时我们要向你们指出这种办法的不足和过渡到共耕制的必要性。
要是看看考茨基怎样试图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斗争的这种领导的正确性，倒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考茨基宁愿回避问题……
其次，考茨基公开欺骗德国读者，对他们隐瞒了这个事实：苏维埃政权在土地法令中把公社和协作社放在第一位，给了它们直接的优先权。
同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同贫苦农民即同农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起，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而且这是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可是考茨基乱套了，连一个问题也提不出来！一方面，他不敢说无产者在平均使用土地问题上应该同农民分道扬镳，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是荒谬的（而且考茨基在1905年还没有成为叛徒的时候，曾明确而直接地坚持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又以赞同的态度引用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自由主义庸俗言论，这位马斯洛夫“证明”小资产阶级的平等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是空想的和反动的，却不说小资产阶级争取平等、争取平均使用土地的斗争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点来看是进步的和革命的。
考茨基的观点混乱到了极点。请看，他（1918年）坚持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他（1918年）要求不要超出这个范围！而同一位考茨基又认为把小块土地租给贫苦农民这种小资产阶级改◎第667页◎革（即近乎平均使用土地）含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来说）！！
真是莫名其妙！
此外，考茨基还暴露出他和庸人一样不善于考虑一定政党的实际政策。他摘引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言论，却不愿意看到孟什维克1917年的实际政策；当时孟什维克党同地主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坚持实行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坚持同地主妥协（证据就是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和谢·马斯洛夫的法令草案）。
考茨基没有看见，彼·马斯洛夫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平等是反动的和空想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掩盖孟什维克主张农民同地主妥协（即让地主欺骗农民）而不许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地主的政策。
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
正是布尔什维克严格地估计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他们把前者进行到底，就为过渡到后者打开了大门。这是唯一革命的和唯一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考茨基枉费心机地重复着自由派的蹩脚的俏皮话：“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影响下过渡到集体生产。”（第50页）
多么俏皮啊！
无论何时何地，一个大国的小农都没有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影响。
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没有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用宣传、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援助贫苦农民的条件下，碰到过贫苦农民同富裕农民公开的阶级斗争以至国内战争。
无论何时何地，投机者和富人都没有在农民群众这样破产的◎第668页◎情况下这样大发战争财。
考茨基重弹老调，搬弄那些旧道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任务连想也不敢想。
请问可爱的考茨基，如果农民缺乏经营小生产的工具，而无产阶级国家帮助他们取得集体耕种土地的机器，这难道是“理论说服”吗？— — —
现在来讲土地国有化问题。我国的民粹派分子，包括一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都否认我们实行的办法是土地国有化。他们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既然我们还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土地私有制的废除就是土地国有化。“社会化”一词不过是表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愿望和准备而已。
马克思主义者对土地国有化应采取什么态度呢？
考茨基在这里也是连理论问题都提不出来，或者是（这就更糟）故意回避问题，虽然从俄国文献中可以看出，考茨基知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在土地国有、土地地方公有（将大田庄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和土地分配问题上早就有过争论。
考茨基硬说，将大田庄交给国家，然后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就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这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笑。我们已经指出，这里没有丝毫社会主义。不仅如此，这里也没有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考茨基的最大不幸是他听信了孟什维克的话。于是闹出了这样的笑话：考茨基为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辩护，责备布尔什维克妄想走向社会主义，同时自己又拿自由主义的改革冒充社会主义，而且不把这种改革进行到将土地占有方面的中世纪制度完全肃清！结果，考茨基也同他的孟什维克顾问一样，不是维护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维护害怕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第669页◎
究竟为什么只把大田庄收归国有，而不把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呢？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用这种办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旧东西（就是使革命最不彻底），最容易恢复旧东西。激进派资产阶级，即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却是土地国有的口号。
考茨基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差不多在20年前，曾写过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杰作，他不会不知道马克思说过的话：土地国有正是资产阶级最彻底的口号（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9页。——编者注）。考茨基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同洛贝尔图斯的论战以及他的精彩说明，在这本书内，马克思特别清楚地指出了土地国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思上的革命的意义。
被考茨基不恰当地选为自己的顾问的孟什维克彼·马斯洛夫，曾认为俄国农民不会赞成全部土地（包括农民的土地在内）国有化。马斯洛夫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同他的“新奇”理论（这个理论重复着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的意见），即否认绝对地租、承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或如马斯洛夫所说的“土地肥力递减事实”）的观点有联系的。
其实，早在1905年革命中就已经表露出，俄国大多数农民，无论村社社员或单独农户，都赞成全部土地国有化。1917年革命证实了这一点，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之后，它就实现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企图（同考茨基对我们的凭空指责刚好相反）“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首先帮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农民思想家中最激进、最革命、最接近无产阶级的分子，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行了实际上是土地国有的办◎第670页◎法。从1917年10月26日起，即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天起，俄国土地私有制就被废除了。
这就造成了从发展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是最好的基础（如果考茨基不背弃马克思学说，就不能否认这一点），同时也建立了对过渡到社会主义来说是最灵活的土地制度。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俄国的革命农民已经走到尽头，因为从这种观点看来，比土地国有、比平均使用土地“更理想”“更激进的”办法是不可能有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只有布尔什维克，完全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帮助农民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是这样，布尔什维克才为促进和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作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由此可见，考茨基献给读者的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混乱思想，他指责布尔什维克不懂得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自己却暴露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闭口不谈土地国有化，同时把最不革命的（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当作“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
这里已经接触到了上面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即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对过渡到共耕制的必要性认识得够不够。考茨基在这里又玩弄了一套近乎伪造的手法：他只是引证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关于向集体耕种制过渡的任务的“提纲”！我们这位“理论家”引了其中一条之后，就洋洋得意地嚷道：
“可惜得很，把某件事情宣布为任务，并不能使任务得到解决。在俄国，集体农业现在还只能是一纸空文。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基础上过渡到集体生产。”（第50页）
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人像考茨基那样堕落到用文字骗人。他◎第971页◎摘引“提纲”，而不提苏维埃政权的法令。他谈论“理论说服”，而不提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既掌握工厂，又掌握商品！1899年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谈到无产阶级国家拥有使小农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各种手段时所写的一切，被1918年的叛徒考茨基忘得干干净净。
当然，几百个由国家维持的农业公社和国营农场（即由国家出资、由工人协作社耕作的大农场）是很不够的。可是考茨基回避这个事实难道能够叫作“批评”吗？
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的土地国有化，最充分地保证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即便反革命的胜利会使土地国有化退到土地分配（关于这一点，我在论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内作了专门的分析）。此外，土地国有化为无产阶级国家在农业中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总之，考茨基在理论上真是一塌糊涂，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则是向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卑躬屈膝。他的批评真是妙不可言！
考茨基对工业所作的“经济分析”是用下面这段妙论开场的：
俄国有资本主义大工业。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呢？“如果社会主义就是各个厂矿的工人把厂矿拿来当作自己的财产〈直译就是据为己有〉，以便每个工厂单独经营，那是可以这样设想的。”（第52页）考茨基补充说：“正是今天，8月5日，当我写这段话时，莫斯科报道了列宁8月2日的一篇讲话，说他在讲话中提到：‘工人牢牢地掌握着工厂，农民决不会把土地交给地◎第672页◎主。’（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5页。——编者注）‘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这个口号，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口号。”（第52—53页）
我们把这段议论全部抄下来，好让从前尊敬过考茨基的（而且尊敬得有道理的）俄国工人亲自看看投降资产阶级的叛徒所使用的手法。
真难以设想，8月5日俄国已经有了许多关于工厂国有的法令，而且没有一个工厂被工人“据为己有”，所有工厂都归共和国所有，可是在这个8月5日，考茨基竟用明显的欺骗手法来解释我的讲话中的一句话，想使德国读者相信俄国把工厂交给了一个个工人！接着考茨基在好几十行里喋喋不休，说不能把工厂交给单个工人！
这不是批评，而是资本家雇来诬蔑工人革命的资产阶级奴仆所使用的手法。
工厂应该交给国家，或者交给地方自治团体，或者交给消费合作社，——考茨基再三这样说，最后他补充道：
“在俄国，人们现在也试图走这条道路……” 现在！！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指8月吗？为什么考茨基不能请他的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或俄国资产阶级的其他朋友哪怕译出一个工厂法呢？
“……在这方面走了多远，现在还看不出来。无论如何，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一方面，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但是这一方面现在还完全处于朦胧状态。法令并不缺……〈因此考茨基忽视了或对读者隐瞒了法令的内容！〉可是关于这些法令实施的情况，却缺乏可靠的消息。没有全面的、详尽的、可靠的、报道迅速的统计，社会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的。苏维埃共和国至今还不能建立这样的统计。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它的经济活动的消息极为矛盾，而且根本无从核对。这也是实行专政和压制民主的结果之一。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第◎第673页◎53页）
历史竟然被写成这样！考茨基从资本家和杜托夫分子的“自由”报刊上会得到关于工厂交给工人的消息…… 这个超阶级的“郑重的学者”真是妙不可言！无数的事实证明工厂只是交给共和国，管理工厂的是苏维埃政权设立的、主要由工会选出的工人参加的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可是考茨基对这些事实一个也不愿意提起。他像套中人（注：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310、531、547、554、564、674。）那样顽固，口口声声说：给我和平的民主，没有内战、没有专政而有很好的统计（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统计机关，吸收了俄国所有的优秀的统计人材，当然，要很快得到理想的统计，还是不可能的）的民主。总之，考茨基要求的是没有革命的革命，没有激烈斗争的革命，没有暴力的革命。这同要求在罢工时工人与雇主双方都不要有狂热的冲动一样。请把这种“社会主义者”同庸俗的自由主义官僚区分区分看！
考茨基根据这种“实际材料”，也就是以极端蔑视的态度故意避开无数事实，得出“结论”说：
“俄国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共和国得到的真正实际果实（不是法令），是不是会比它从立宪会议——后者也同苏维埃一样，大多数代表是社会党人，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得到的多些，这是很值得怀疑的。”（第58页）
这不是妙得很吗？我们奉劝考茨基的信徒们把这段名言拿到俄国工人中间广为传播，因为这是考茨基提供出来说明他在政治上堕落的最好不过的材料。工人同志们，克伦斯基也曾是“社会党人”，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历史学家考茨基只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据为己有”的那个称号。至于证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克伦斯基时期支持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抢劫行为的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是连听也不愿意听的；至于正是这◎第674页◎些帝国主义战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英雄们在立宪会议中占了多数的事实，考茨基则很谦虚地隐讳不谈了。这还叫作“经济分析”呢！……
最后还举一个“经济分析”的范例：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9个月，不仅没有推广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说明发生普遍贫困的原因。”（第41页）
立宪民主党人已经让我们听惯了这种议论。俄国资产阶级的走狗都说：9个月过去了，你们拿出普遍福利来吧，就是说要在四年毁灭性战争之后，在外国资本从各方面支持俄国资产阶级的怠工和暴动的时候拿出普遍福利来。考茨基和反革命资产者实际上绝无差别，丝毫没有差别。用“社会主义”作招牌的甜言蜜语，不过是在重述俄国科尔尼洛夫分子、杜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露骨地、直截了当地、毫不掩饰地说出来的话。
上面这些，是我在1918年11月9日写的。当天午夜得到了从德国传来的消息，说已经开始的革命首先在基尔和北方沿海一带的其他城市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已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随后在柏林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也转到苏维埃手中了。（注：指1918年11月德国爆发的革命。
德国十一月革命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起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经济的崩溃和人民与军队遭受的苦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给了它以巨大影响。这场革命以1918年11月3日基尔港海军舰队的水兵起义为起点，首先席卷了德国北部沿海城市，然后又迅速地扩展到德国中部和南部地区。11月9日，柏林工人响应斯巴达克派的号召举行总罢工，罢工很快就发展成武装起义。当天中午时分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逃往国外。
在起义的过程中，各地纷纷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中派分子夺取了大多数苏维埃中的多数席位。11月10日，在柏林苏维埃全体会议上，成立了由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弗·艾伯特、菲·谢德曼等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胡·哈阿兹等组成的临时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后来退出了政府），其纲领是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进行社会改良。12月16-21日，柏林举行了全德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们设法在会上通过了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并把立法权和行政权交给政府的决议。）
（注：斯巴达克派接受了德国工人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了把革命推向前进，决定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实行决裂，于1918年12月30日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德国资产阶级力图把革命镇压下去。1919年1月初，艾伯特政府把属于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柏林警察总监免职，意在挑动工人举行为时过早的反政府武装起义。1月6日，为回答政府的挑衅，柏林工人举行了总罢工。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了叛卖策略，他们与艾伯特政府商谈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艾伯特政府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于1月8日中断谈判，声称总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陆军部长、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古·诺斯克领导的反革命队伍随即对革命工人进行残酷镇压，杀害了包括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在内的大批共产党人。德国资产阶级接着又用暴力把各地的革命工人血腥地镇压下去。1月19日，德国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各资产阶级政党获得了胜利。
十一月革命没有能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但它在德国历史上仍是一次重大事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这是一次在一定程度上用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和手段进行的革命，其结果是推翻了君主制，成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了起码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通过立法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这次革命给了苏维埃俄国以极大支援，为废除掠夺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创造了前提。——675。）
本来还要给这本论述考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小册子写个结束语，现在也就多余了。
尼·列宁
1918年11月10日◎第675页◎
附录一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见本卷第363-367页。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1918年的版本中，《提纲》标有下列字样：“载于1917年12月26日星期三彼得格勒《真理报》”。——676。）
附录二 王德威尔得论国家的新书
我读了考茨基的这本书之后，才看到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一书（1918年巴黎版），禁不住要把两本书作个比较。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思想领袖；王德威尔得是社会党国际局主席，是第二国际的正式代表人物。两人都反映了第二国际的彻底破产，两人都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作掩饰，以老练的记者的圆滑手腕“巧妙地”掩盖这种破产，掩盖自己破产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事实。前者特别清楚地表明德国机会主义的典型特点，即笨拙，好发空论，粗暴地伪造马克思主义，其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一概砍掉。后者典型地表现了在罗马语国家——在相当程度内可以说是在西欧一带（就是说：德国以西一带）——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特点，即比较圆滑，不那样笨拙，比较精巧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所用的基本手法则与前者相同。
他们两人都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只是王德威尔得对第一个问题谈得多些，考茨基对第二个◎第676页◎问题谈得多些。他们两人都抹杀这两个问题极其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联系。两人口头上都是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是叛徒，都是尽力回避革命。两人都丝毫没有那种贯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中的东西，丝毫没有那种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的面目全非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就是说，他们丝毫没有说明革命的任务不同于改良的任务，革命的策略不同于改良主义的策略，无产阶级消灭雇佣奴隶的体系或秩序、制度这种作用，不同于“大”国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分享一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和额外赃物这种作用。
现在我们举出王德威尔得几个最重要的论断来证实我们的看法。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非常热中于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他同考茨基一样，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除了资产阶级完全不能接受的以外，除了把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区别开来的以外，什么都引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话，引了不知多少，因为这一点已被他们的实践纳入纯议会斗争的范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认为必须对部分过时的《共产党宣言》加以补充，即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应当打碎这个机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编者注）关于这一点，他却一字不提！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不约而同闭口不谈的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中最重要的东西，恰恰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改良区别开来的东西。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谈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拒绝这个专政。考茨基通过粗暴的伪造来干这件事。王德威尔得则用比◎第677页◎较巧妙的手法来干同样的勾当。他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一节即第4节中，专门用(b)分节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集体专政”问题，“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再说一遍：他恰恰把最主要的地方，即讲到打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机器的地方丢掉了），并作出结论说：
“……社会主义者通常是这样想象社会革命的：建立新的公社，但这次将是获得胜利的公社，并且不是在一个地方获得胜利，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各个主要中心获得胜利。
这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因为目前已经看得很明显，许多国家在战后时期必将发生空前的阶级对抗和社会动荡。
不过，如果说巴黎公社的失败——俄国革命的困难更不用说了——证明了什么，那就是：在无产阶级没有充分作好准备来利用那由于情势的发展可能落到自己手里的政权以前，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第73页）
涉及问题实质的，仅此而已！
这就是第二国际的领袖和代表人物！1912年，他们签署了巴塞尔宣言，在宣言中直接谈到后来在1914年爆发的那种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明确宣告这种革命将要到来。但是，当战争已经发生、革命形势已经形成的时候，他们，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却开始拒绝革命了。请看，巴黎公社类型的革命只是一种并非不可思议的假设！这同考茨基关于苏维埃在欧洲可能起的作用的论断毫无二致。
但是要知道，一切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说的，他们现在一定会同意说：新的公社“并非不可思议”，苏维埃将起很大的作用，等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自由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应该分析的正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作为国家的新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对这个问题作过◎第678页◎许多详细的说明，王德威尔得对它们却一概不提。
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实践家和政治家应当说明，现在只有社会主义叛徒才会拒绝下列任务：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类型的，苏维埃类型的，或者什么第三种类型的）的必要性，说明作好进行这种革命的准备的必要性，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驳斥反对革命的市侩偏见等等。
无论考茨基或王德威尔得都根本不做这样的事情，这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希望在工人中间保持他们的社会主义者声誉和马克思主义者声誉的叛徒。
我们从理论上来提出问题。
即使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也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考茨基知道、承认并赞成这个真理，但是……但是他避开最根本的问题：当无产阶级争得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它究竟应当镇压哪个阶级，为什么要镇压，用什么手段镇压。
王德威尔得知道、承认、赞成并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他的书第72页），但是……他只字不提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一“不愉快的”（对资本家先生们）问题！！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完全回避了这个“不愉快的”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叛徒行径之所在。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是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的大师。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总和”（见李特列编的词典——没说的，真是渊博的著作！——王德威尔得的书第87页），另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政府”（同上）。王德威尔得摘抄这个渊博的庸俗论调，称赞这种论调，把这种论调和马克思的言论放在一起。
王德威尔得说，“国家”一词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和通常的含◎第679页◎义不同。因此可能产生“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并不是广义的国家，不是作为管理机关、作为社会共同利益(intérêts généraux de la société)的代表的国家，而是作为国家政权的国家，是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是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王德威尔得的书第75—7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到消灭国家时，指的只是后一种含义的国家。“……过于绝对的论断，会有不确切的危险。在以单独一个阶级的统治为基础的资本家国家和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无产阶级国家之间，有许多过渡阶段。”（第156页）
请看，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手法”，它同考茨基的手法只是稍微有点不同，实质上则完全一样。辩证法否认绝对真理，是要阐明历史上对立物的更迭和危机的意义。折中主义者不愿意要“过于绝对的”论断，为的是暗中贯彻他们那种市侩庸人的愿望：用“过渡阶段”代替革命。
作为资本家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和作为无产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恰恰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对于这一点，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都默不作声。
资产阶级专政应由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来代替，革命的各个“过渡阶段”之后将是无产阶级国家逐渐消亡的各个“过渡阶段”，这一点，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都一笔勾销了。
这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叛徒行径。
这也就是在理论上哲学上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辩证法是具体的和革命的，它把一个阶级专政向另一个阶级专政的“过渡”，同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向非国家（“国家的消亡”）的“过渡”区分开来。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为◎第680页◎了迎合资产阶级，抹杀了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提出了“过渡”这个一般概念来掩盖（现代十分之九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掩盖）背弃革命的行为！
王德威尔得作为一个折中主义者和诡辩家，比考茨基巧妙，精细，因为用“从狭义国家向广义国家的过渡”一语，可以避开任何革命问题，可以避开革命和改良的一切区别，甚至可以避开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区别。因为，有哪一个受过欧式教育的资产者会想到“一般地”否定这种“一般”意义的“过渡阶段”呢？
王德威尔得写道：“我同意盖得的意见，如果不预先实现下列两个条件，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是不可能的：
1.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办法，把现在的国家即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变成门格尔所说的劳动的人民国家。
2.把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和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分开，或者象圣西门所说的，把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分开。”（第89页）
王德威尔得把这段话加上了着重标记，来特别强调这些论点的意义。其实这是最纯粹的折中主义的糊涂观念，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决裂！要知道，“劳动的人民国家”一语，不过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标榜的、而被恩格斯斥责为无稽之谈的“自由的人民国家”的旧调重弹（注：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之间写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批判了“自由的人民国家”的论调（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6-33页）。——681。）。“劳动的人民国家”的说法是标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词句，是以非阶级概念代替阶级概念。王德威尔得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同“人民”国家相提并论，而没有觉察到这只能造成糊涂观念。从考茨基的“纯粹民主”得出的同样是糊涂观念，同样是站在市侩的反革命的立场上，忽视阶级革命的任务，忽视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任务，忽视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的任务。
其次，只有在任何国家都消亡了的时候，对人的管理才会消失◎第681页◎而让位给对物的管理。王德威尔得用这种比较遥远的未来，去掩盖和冲淡明天的任务——推翻资产阶级。
这种伎俩还是等于替自由派资产阶级效劳。自由主义者同意谈谈对人用不着管理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形。为什么不能沉醉于这种无害的空想呢？至于无产阶级镇压抗拒剥夺的资产阶级的反抗，那就闭口不谈了。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
“社会主义反对国家”。这是王德威尔得恭维无产阶级。恭维是不难的，任何一个“民主主义”政治家都善于恭维自己的选民。但掩藏在“恭维”下面的是反革命的反无产阶级的内容。
王德威尔得详细地转述了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言论（注：指莫·雅·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用法文写的《民主和政党》一书。此书于1903年在巴黎初次出版，1927年和1930年出了俄文本第1卷和第2卷。书中用英美两国历史上的大量事实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682。），说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文明的、冠冕堂皇的外表下掩藏着多少欺骗、暴力、收买、谎言、伪善以及对贫民的压制。但是，王德威尔得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他看不出，资产阶级民主镇压被剥削劳动群众，而无产阶级民主则要镇压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都是瞎子。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是跟着资产阶级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他们避开这个问题，隐瞒这个问题，或者公然否认这种镇压的必要性。
市侩折中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术反对辩证法，庸俗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书应该用的标题。
1918年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327页◎第682页◎
论“民主”和专政（1918年12月23日）
莫斯科收到的几期柏林出版的《红旗报》（注：《红旗报》(《Die Rote Fahne》)是斯巴达克联盟的中央机关报，后来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报，由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创办，1918年11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该报多次遭到德国当局的迫害。1933年被德国法西斯政权查禁后继续秘密出版。1935年迁到布拉格出版；从1936年10月至1939年秋在布鲁塞尔出版。——683、706。）和维也纳出版的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呐喊报》(Weckruf)（注：《呐喊报》(《Der Weckruf》)是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11月起在维也纳出版。1919年1月5日起称为《社会革命报》，同年7月26日起称为《红旗报》。1920年10月14日起是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德意志奥地利是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后在奥地利本土上成立的国家。1918年11月12日，奥地利临时国民议会宣布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成立。根据1919年9月10日签订的圣热尔曼和约的规定，该共和国改称奥地利共和国。——683。）向我们表明，社会主义的叛徒、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支持者谢德曼和艾伯特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遭到了德奥两国革命无产者的真正代表的应有的回击。我们热烈地欢迎这两家机关报，它们显示了第三国际的活力和它的成长。
看来，现在不论在德国还是在奥地利，革命的主要问题都是这样一个问题：要立宪会议还是要苏维埃政权？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的所有代表人物，从谢德曼到考茨基，都拥护立宪会议，并称自己的观点是捍卫“民主”（考茨基甚至说是“纯粹民主”）反对专政。对于考茨基的观点，我已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刚出版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注：见本卷第587—682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中作了详尽的分析。现在我想把这个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简要地阐述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实际地提上了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程。
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高谈“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企图欺骗群众，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让资产阶级继续掌握整个国家政权机构吧！让一小撮剥削者继续利用旧有的、资产阶级的国◎第683页◎家机器吧！资产阶级喜欢把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选举叫作“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全民的”选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字眼可以用来掩盖真相，掩盖这样的事实：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权仍然掌握在剥削者的手里，因而根本谈不上被剥削者即大多数居民的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对资产阶级来说，在人民面前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把它说成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是有利的，必需的；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重复这个论调，实际上是抛弃无产阶级的观点，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后一次合写《共产党宣言》序言时（这是在1872年），认为必须特别提醒工人注意，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即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该摧毁和打碎这个机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编者注）叛徒考茨基写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整本小册子，对工人隐瞒这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主义；显然，这本小册子受到谢德曼之流先生们的热烈赞扬是完全应该的，因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对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的人就是这样赞扬的。
工人和全体劳动者不仅被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而且被四年掠夺战争弄得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而资本家和投机商继续掌握着掠夺来的“财产”和“现成的”国家政权机构，这时候高谈什么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平等、自由、全民性，就是嘲弄被剥削的劳动者，就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说：你们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看到它同封建制度相比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它是有历史条件的和有历史局限性的，不要“迷信”“国家”，不要忘记，◎第684页◎不仅在君主制度下，就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国家也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资产阶级不得不伪善地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说成“全民政权”或者一般民主，纯粹民主。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遗憾的是现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在帮他们的忙）赞同这种谎言、这种伪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则予以揭穿，直接而公开地向工人和劳动群众说明真相：民主共和国、立宪会议、全民选举等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要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这种专政，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人类摆脱资本的压迫，彻底认清资产阶级民主这种富人的民主是谎言、欺骗和伪善，才能实行穷人的民主，也就是使工人和贫苦农民事实上享受到民主的好处，而现在（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下）大多数劳动者事实上是享受不到民主的这些好处的。
例如拿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来说。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硬要工人相信，目前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民主”的。这是撒谎，因为实际上资本家、剥削者、地主、投机商掌握着十分之九可供开会的最好的建筑物，掌握着十分之九的纸张、印刷所等等。城市的工人、农村的长工和日工实际上被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这种权利是由考茨基和伦纳之流先生们来捍卫的，遗憾的是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跑到他们那边去了）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机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法官等等排除于民主之外。目前德意志“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集会和出版自由”就是谎言，就是伪善，因为实际上这是富人收买和贿赂报刊的自由，是富人用资产阶级报纸谎言◎第685页◎这样的劣等烧酒来麻醉人民的自由，是富人“占有”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等等的自由。无产阶级专政则要从资本家手里把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印刷所、纸库夺过来供劳动者使用。
于是，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和他们一道的还有一些外国的同道者，如龚帕斯、韩德逊、列诺得尔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就大叫起来，说这是用“一个阶级的专政”代替“全民的”、“纯粹的”民主！
我们回答说：不对！这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形式伪装起来的专政）。这是用穷人的民主代替富人的民主。这是用大多数人即劳动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代替少数人即剥削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这是民主在世界历史上空前地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而资本使任何一种、甚至最“民主”最共和的那种资产阶级民主变得面目全非和残缺不全。这是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这种代替是使国家完全消亡的唯一道路。
资产阶级的伪善的朋友们即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天真的小资产者和庸人们问道：为什么不实行一个阶级的专政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为什么不能直接过渡到“纯粹”民主呢？
我们回答说：因为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能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而小业主必然始终动摇不定，软弱无力，愚蠢地幻想“纯粹”民主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因为，要摆脱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只能靠被压迫阶级的专政。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这是由于只有无产阶级被资本主义联合起来了并且“训练出来了”，只有它能够把那些按小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的、摇摆不定的劳动群众吸引过来，或者至少能使他们保持“中立”。因为，只有甜蜜蜜的市◎第686页◎侩和庸人才会幻想不经过一个长期艰苦的镇压剥削者反抗的过程就可以推翻资本的压迫，并用这种幻想欺骗自己，欺骗工人。目前在德国和奥地利，这种反抗还没有公开地展开，因为对剥夺者的剥夺暂时还没有开始。这样的剥夺一经开始，剥夺者就会拚死地、疯狂地进行反抗。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对自己和工人隐瞒这一点，就是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在紧要关头放弃进行阶级斗争和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立场而采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采取“社会和平”或剥削者同被剥削者调和的立场。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编者注）。革命迅速地教育着人们。德奥两国的城市工人和农村雇农很快就会明白，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一定会唾弃这些“社会主义叛徒”，这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主义叛徒，就像俄国无产阶级唾弃了同样的一些小资产者和庸人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一样。无产阶级一定会看出，——上述这些“领袖”统治得愈厉害，无产阶级就会愈快地看出——只有用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关于这种国家，马克思谈得很多，但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歪曲和背叛了他的思想）或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才能开辟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使人类摆脱资本的压迫和战争。
1918年12月23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1月3日《真理报》第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383—388页◎第687页◎
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1918年底或1919年初）
《贫苦农民报》（注：《贫苦农民报》(《Беднота》)是俄共（布）中央主办的供农民阅读的报纸（日报），1918年3月27日-1931年1月3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农村贫民报》、《士兵真理报》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农村真理报》。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报》也是红军的报纸，在军内销售的份数占总印数的一半。先后担任该报编辑的有维·阿·卡尔宾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雅·阿·雅柯夫列夫等。该报编辑部曾为列宁编写名为《贫苦农民晴雨表》的农民来信综述。从1931年2月1日起，《贫苦农民报》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688。）编辑索斯诺夫斯基同志给我送来了一本好书。应该把这本书尽量介绍给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这本书用生动的例子精辟地加以说明的那些在社会主义建设重要问题上的重大教训，我们应该注意吸取。这本书就是韦谢贡斯克县执行委员会为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而在当地出版的、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同志写的《持枪扶犁的一年》（注：《持枪扶犁的一年》一书是苏俄特维尔省谢贡斯克县县报编辑亚·伊·托多尔斯基写的，由该县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出版。这本书既是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就县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工作向党的特维尔省委员会的汇报，也是韦谢贡斯克苏维埃向全县劳动人民的汇报。书中记述了该县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情况，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迈出的最初步伐。该书共印1000册，分发到全县各个乡、村，还以交换出版物和交流经验的形式寄给了中央和邻省各报编辑部。列宁曾不止一次提到托多尔斯基的这本书（除本文外，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533页和本版选集第4卷第681-683页）。——688。）。
作者介绍了韦谢贡斯克县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的领导者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先是国内战争，当地富农的暴动及其被镇压，然后是“和平建设”。作者把一个偏僻县份的革命过程写得非常朴实生动，别人来转述，只会使原书减色。应该广泛传播这本书，并希望有尽量多的从事群众工作、深入实际生活的人来介绍自己的经验。从这些著作中选出几百部、哪怕几十部最真实、最朴实、有丰富而又宝贵的实际内容的佳作来出版，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比大量发表那些热中于写作、往往埋头书斋而看不见实际生活的著作家的报刊文章和成本著作要有益得多。
现在从亚·托多尔斯基同志的书中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这里谈的是不要让“商人”“失业”，而要迫使他们“干工作”的问题。
“……为此目的，执行委员会叫来了三个年富力强、特别能干的厂主——◎第688页◎Е.Е.叶弗列莫夫、А.К.洛金诺夫和Н.М.科兹洛夫。在剥夺自由和没收全部财产的胁迫下，他们参加了建立锯木厂和制革厂的工作。于是两个厂的建厂工作立刻就开始了。
苏维埃政权没有找错人。厂主们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几乎最先懂得了，同他们打交道的并不是‘匆匆的过客’，而是牢牢掌握着政权的真正主人。
完全认清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就努力去执行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到现在，韦谢贡斯克已经有了一个全部开工的锯木厂，能满足当地居民的全部需要，并在为重建中的铁路完成定货。
至于制革厂，厂房已经落成，正在安装从莫斯科运来的发动机、鼓轮以及其他机器，不出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韦谢贡斯克就会有本地出产的皮革了。
用‘非苏维埃的’人手建设了两个苏维埃的工厂，这很好地说明了应该怎样同敌对的阶级作斗争。
痛打剥削者的手，使他们不能再祸害，或者说‘制服’他们，这还只是任务的一半。只有当我们强迫他们工作并利用他们的工作成果来帮助改善新生活和帮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
每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机关，每个工厂、土地局，都应该把这个精辟的、完全正确的论断刻在木板上挂起来。因为偏僻的韦谢贡斯克的同志们明白了的道理，往往是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怎么也弄不明白的。经常有一些苏维埃知识分子、工人和共产党员，只要一提到合作社，他们就轻蔑地嗤之以鼻，一本正经地（又是极其愚蠢地）说：这不是苏维埃人，这是资产者、小店主、孟什维克；例如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合作社工作者就曾用自己的资金周转活动掩盖他们对白卫分子的援助；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供应和分配机关应该由纯粹的苏维埃人来建立。
这种论调是混淆真理和谎话的典型，其结果是严重地歪曲了共产主义的任务，对我们的事业贻害无穷。
不错，合作社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是在“赚钱第一”的气氛中发展起来的，它的领导人是由资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第689页◎熏陶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机构里白卫分子或白卫分子的帮凶占了很大的比例。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把一个无可争辩的道理简单化，加以滥用，从而作出荒谬的结论，那就糟糕了。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共产主义，只能用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培植起来、因而必然渗透着资产阶级心理的文明机构（因为这里说到的人才是文明机构的一部分）来建立共产主义。这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困难所在，但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建立和顺利建立的保证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和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者不愿意用血腥的、肮脏的、掠夺成性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大批人才建设新社会，而愿意用在特别的温室和暖房里培养出来的特别高尚的人建设新社会。现在，这种可笑的想法，人人都觉得可笑，人人都加以唾弃。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或善于认真思考与此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认真思考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用千百年来被奴隶制、农奴制、资本主义和细小分散的经营所败坏的，为争夺市场上的一块地盘、为了自己的产品或劳动能卖个好价钱而进行的混战所败坏的大批人才来建设共产主义。
合作社是资产阶级的机构。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它在政治上不可信赖；但决不应当得出结论说，可以不利用它来进行管理和建设。所谓政治上不能信赖，就是不能让非苏维埃人员担任政治上的要职，就是肃反委员会要严密监视那些倾向于白匪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成员。（顺便说一下，并不一定要走过头，像拉齐斯在他那个喀山杂志《红色恐怖》上那样讲荒唐话。拉齐斯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他本想说，红色恐怖就是对那些企图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剥削者实行暴力镇压，但他却在他那个杂志第1期（注：指1918年11月1日东线肃反委员会在喀山出版的《红色恐怖》杂志第1期。该杂志主要刊载指令、报告、汇报等官方材料。——690。）第2页上说：“在审理案件时，不必寻找〈！！？〉被告是否用武器或言论来反对苏维埃的罪证。”）◎第690页◎
在政治上不信赖资产阶级机构的人员，是合理的，必要的。拒绝利用他们来进行管理和建设，却是愚蠢之极，对共产主义极为有害。谁想举荐孟什维克，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政治领导者，甚至是政治顾问，那他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因为俄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在每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刻都会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政治流派，不是什么特殊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同时不仅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而且文明资本主义的、在大资本主义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合作社、知识分子等，也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甚至在落后的俄国，也产生了许多如科卢帕耶夫和拉祖瓦耶夫之类的、善于利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和非党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的资本家。难道我们比这些资本家还愚蠢，竟不会利用这种“建筑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俄国吗？
载于1926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8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01—404页◎第691页◎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上旬）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三件文献。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于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宣告了共产国际的成立。
1914年8-9月，列宁在他起草的提纲《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7页）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见本版选集第2卷第403-410页）中提出了建立新的、排除机会主义分子的国际的任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进行了大量工作来团结各国社会党中的左派分子，为建立新的国际奠定了组织基础。
1918年1月24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左派社会党人会议，讨论了筹备召开共产国际成立会议的问题，选举产生了筹备机构。1919年1月，由俄共（布）发起，召开了有俄国、匈牙利、德意志奥地利、拉脱维亚、芬兰五国的共产党和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巴尔干社会民主党联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共8个党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召开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大会以创立新的国际的问题，并向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的39个政党、团体和派别发出了邀请信。
代表大会于3月2日开幕。参加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
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692、755、790。）
2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提纲和报告
（3月4日）
1.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拼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在这些论据中间，首推谴责专政而维护民主这一条。资本主义报刊和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的黄色国际代表会议（注：伯尔尼代表会议是各社会沙文主义政党和中派政党在战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目的是恢复第二国际。会议于1919年2月3-10日在伯尔尼举行。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民主和专政问题。中派分子亚·布兰亭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企图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导致社会主义，并提了一个实际上谴责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的决议案。卡·考茨基和爱·伯恩施坦在发言中竭力要代表会议谴责布尔什维主义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弗·阿德勒、让·龙格、斐·洛里欧等提出另一个决议案，以缺乏足够的资料为由反对苏维埃俄国作任何评价。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双方满意的共同决议：对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表示祝贺，并“号召各国工人力求和民主方法建立革命政体，而政治革命则应在此范围内进行”。在表决上述决议案之后，会议决定委派由阿德勒、考茨基、鲁·希法亭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去苏维埃俄国了解它的政治、经济情况。“伯尔尼的钦差大臣们”（列宁语）后来没有成行。——692。）用各种方式重复这一论据。一切不愿背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人，都清楚地看出它是欺人之谈。
2.首先，这条论据使用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样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的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那些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口头上承认这一学说，实际上却把它忘记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第692页◎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这里所说的专政也不是“一般专政”，而是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压迫者和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目的是战胜剥削者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反抗。
3.历史教导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不经过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总要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进行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的时期，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尽管反对“一般专政”而竭力吹嘘“一般民主”的社会党人现在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尝试才取得政权的。各国社会党人在自己的著作和小册子中，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鼓动演说中，曾千百万次地向人民说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因此，目前借谈论“一般民主”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借谴责“一般专政”来大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并且正好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在全世界遭到破产、战争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历史关头来维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4.所有社会党人在说明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阶级性质时，都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最准确的科学语言所表达的一个思想：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非是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机器，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劳动群众的机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编者注）。那些现在大反专政而维护民主的人中间，没有一个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不曾在工人面前赌咒发誓，说他承认这个社会主义◎第693页◎的基本真理。可是现在，当革命无产阶级正要起来破坏这个压迫机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又改变腔调，说资产阶级把“纯粹民主”恩赐给了劳动者，说资产阶级已不再反抗，愿意服从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说在民主共和国中过去和现在根本不存在任何资本镇压劳动的国家机器。
5.一切想以社会党人闻名的人在口头上都推崇巴黎公社，因为他们知道，工人群众热诚地同情公社，可是巴黎公社特别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比中世纪制度进步得多，但它们是有历史条件的，它们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必然要起根本的变化。正是最正确地评价了公社的历史意义的马克思，在对公社进行分析时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剥削性质，说明在这种制度下，被压迫阶级得到的权利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有产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zertreten)人民（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编者注）。正是现在，当苏维埃运动遍及全世界、谁都清楚是在继续公社事业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叛徒们却忘记了巴黎公社的具体经验和具体教训，重新弹起关于“一般民主”的资产阶级旧调。公社不是议会机构。
6.其次，公社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彻底打碎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即官吏的、法官的、军队的、警察的机构，而代之以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工人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一切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包括社会主义的叛徒称之为无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对真理的嘲弄）的德意志共和国在内，都保存了这个国家机构。这就十分清楚地再次证明了，起劲地维护“一般民主”的人，事实上是在维护资产阶级及其剥削特权。◎第694页◎
7.“集会自由”可以看作是代表“纯粹民主”要求的典型口号。任何一个没有脱离本阶级的觉悟工人都不难明白，在剥削者不甘心被推翻而进行反抗、死抱住自己特权不放的时候和情况下，答应给剥削者以集会自由，是很荒唐的。当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候，无论在1649年的英国，或者在1793年的法国，它都没有把“集会自由”给予那些招引外国军队并“集会”策划复辟活动的君主派分子和贵族。如果现在这些早已变得反动的资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事先保证，尽管资本家一定会拼命抗拒对他们的剥夺，也要给这些剥削者以“集会自由”，那么工人们只能对资产阶级的虚伪付之一笑。
另一方面，工人们很清楚，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集会自由”也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富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物和私人建筑物，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开起会来还有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保护。而城乡无产者和小农，即大多数居民，既无房屋开会，又无空闲时间，更无人保护。只要情况还是这样，“平等”即“纯粹民主”就是骗局。要取得真正的平等，要真正实现劳动者的民主，首先必须没收剥削者的一切公共建筑物和豪华的私人建筑物，首先必须让劳动者有空闲时间，还必须由武装工人而不是由贵族军官或资本家军官及其唯命是从的士兵来保护劳动者的集会自由。
只有在实行这种变革之后再来谈集会自由和平等，才不是对工人、劳动者和穷人的嘲弄。但是能够实行这种变革的，只有劳动者的先锋队，即推翻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无产阶级。
8.“出版自由”也是“纯粹民主”的主要口号之一。但是工人们知道，而且各国社会党人也曾无数次承认，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第695页◎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达，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要为劳动者、为工人和农民争得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须剥夺资本雇用著作家、收买出版社和报纸的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翻资本的压迫，打倒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横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作“自由”。资本家把富人收买报刊的自由、利用他们的财富假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叫作出版自由。这些事实再次表明，维护“纯粹民主”实际上就是维护使富人能控制群众教育工具的最肮脏最腐败的制度，就是欺骗人民，用冠冕堂皇然而虚伪透顶的言辞诱使人民放弃把报刊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具体历史任务。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会有靠损害别人来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不会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不会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每个劳动者（或大大小小的劳动者团体）享有并行使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
9.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还在战前就向我们表明，臭名昭著的“纯粹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事实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民主愈发达，愈“纯粹”，阶级斗争就愈公开，愈尖锐，愈残酷，资本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专政就表现得愈“纯粹”。在共和制的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注：德雷福斯案件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604、696。），在自由民主的共和国美国由资本家武装起来的雇佣军队对罢工者进行的血腥屠杀，这些事实和无数类似的事实都证明了资产阶级枉费心机地企图掩盖的一条真理：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和专政居统治地位，每当剥削者开始感到资本的权力发生动摇时，这种恐怖和专政就会公开表现出来。
10.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甚至使落后的工人也彻◎第696页◎底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性质：即使在最自由的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资产阶级专政。为了确定让德国还是英国的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集团大发其财，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就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也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甚至在德国战败以后，协约国各国还保持着这种军事专政。正是战争大大擦亮了劳动者的眼睛，撕掉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漂亮外衣，使人民看到了在战争期间和借战争的机会大搞投机牟取暴利的无数事实。资产阶级假“自由平等”之名进行了这场战争，军火商假“自由平等”之名发了一大笔横财。伯尔尼黄色国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对群众掩盖现在已被彻底揭穿的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平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剥削性质。
11.在欧洲大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由于德帝国主义战败而得到的共和制自由刚刚实行了几个月，就使德国工人和全世界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真正阶级本质究竟是什么。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注：1919年1月15日，在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弗·艾伯特和菲·谢德曼为首的德国政府知情的情况下，古·诺斯克领导的反革命部队和军官杀害了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噩耗于1月17日传到了莫斯科。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当即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予以宣布。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真理报》发表了由斯维尔德洛夫签署的联席会议《告德国各级苏维埃和全体工人阶级书》。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号召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在各地举行游行示威和抗议集会。莫斯科各企业的工人和红军部队于1月19日打着挽幛在苏维埃广场举行集会。列宁向示威群众发表了讲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25页）。发表讲话的还有斯维尔德洛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697、820。），不仅因为这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优秀人物和领袖惨遭杀害，而且还因为这一事件使欧洲的一个先进国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也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先进国家——的阶级本质暴露无遗。在社会爱国主义者执政的情况下，军官和资本家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者即受到国家政权监护的人，这说明能够发生这种事情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有些人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表示愤慨，但又不明白这个道理，这种人不是迟钝，就是伪善。在世界上最自由最先进的共和国之一的德意志共和国，所谓“自由”，就是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的无产阶级领袖的自由。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情况就只能是这样，因为民主制度的发展不是使阶级斗争变得缓和，只是使它更◎第697页◎加尖锐。而由于战争的一切后果和影响，阶级斗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了。
现在整个文明世界都在驱逐布尔什维克，追缉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例如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之一的瑞士就是如此，在美国则发生了蹂躏布尔什维克的大暴行，如此等等。先进的、文明的、民主的、武装到牙齿的国家，竟会害怕来自落后的、饥饿的、破产的、被几千万份资产阶级报纸称为野蛮和罪恶之乡的俄国的几十个人，从“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的观点来看，简直是笑话。显然，能够造成这种惊人矛盾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12.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用来抗御曾经导致战争并且正在准备新战争的资产阶级专政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在这方面唯一的防卫手段。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础的阶级斗争稍微严重一些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不过是抒发小资产者的反动哀怨。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任何一种商品经济制度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而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只有那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而发展、扩大、团结起来、站稳脚跟的阶级，即无产者阶级。
13.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们不◎第698页◎懂得民主从古代的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随着统治阶级的更迭，必然在形式上发生变化。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形式都不同，民主的运用程度也不同。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第一次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里的革命，能够在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老框框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以及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构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
14.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相似的地方在于，这种专政之所以需要，同任何专政一样，是由于必须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中世纪的地主专政，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大多数人即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镇压极少数人即地主资本家的反抗。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一般地说必然使民主形式和民主机构发生变化，而且要使它们变得能使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空前广泛地实际享受到民主。
而已经实际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即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苏维埃制度，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注：车间代表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人组织，由车间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它们同执行“国内和平”政策的工联领袖相对立，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领导工人罢工，进行反战宣传。1916年，车间代表委员会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期间，车间代表委员会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车间代表委员会的许多活动家，包括威·加拉赫、哈·波立特等，后来加入了英国共产党。——699。），以及其他国家中类似的苏维埃机关，也确实意味着和确实做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真正有可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样的情况，甚至近似的情况，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不剥削他人劳动并经常出卖至少是一部分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的群众组织，是整个国家政权和整个国家机构的固定◎第699页◎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过去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被用各种手法加以排挤而不能参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经常被吸引来而且一定要吸引来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15.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保证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实行过，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也不可能实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立刻实现、全部实现这种平等，因为只有不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从瓜分和重新瓜分生产资料的斗争中捞取好处的工人政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16.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被组织得尽量使劳动群众远离管理机构。相反地，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组织得能使劳动群众同管理机构接近起来。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在苏维埃国家组织中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并用生产单位（如工厂）来代替地域性的选区。
17.军队不仅在君主国中是压迫机构，而且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是压迫机构。只有苏维埃政权这个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的固定的国家组织，才能使军队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真正把无产阶级同军队融为一体，真正做到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如果做不到这一步，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8.苏维埃国家组织便于无产阶级这个由资本主义高度集中起来和教育出来的阶级发挥领导作用。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劳动人民中分散落后的阶层。◎第700页◎
19.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和法官机构（这种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一直保存着，而且必然要保存下来，它实际上是实行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碍）。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迈出了第二步。
20.消灭国家政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并以他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所抱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就无法实现。只有通过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通过经常吸引而且一定要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参加国家管理，已经立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
21.下一事实特别能说明在伯尔尼集会的社会党人已经彻底破产，说明他们完全不理解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1919年2月10日，布兰亭在伯尔尼宣布黄色国际的国际代表会议闭幕。1919年2月11日，柏林出版的、由黄色国际的参加者主办的报纸《自由报》（注：《自由报》(《Die Freiheit》) 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1918年11月15日-1922年9月30日在柏林出版。——701、796。）刊载了“独立党”（注：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701、758、796。）告无产阶级的一篇宣言。宣言承认谢德曼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谴责该政府企图取消被称为Tr?ger undSchützerderRevolution（革命的承担者和保卫者）的苏维埃，建议让苏维埃合法化，给苏维埃以管理国家的权利，给苏维埃以中止国民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把问题提交全民表决的权利。
这种提议表明那些维护民主却不懂得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理论家在思想上已经彻底破产。这种把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同国民会议即资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的滑稽可笑的企图，彻底暴露了黄色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思想的贫乏，他们那种小资产者的政治反动性，以及他们对蓬勃兴起的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第701页◎级民主所作的怯懦的让步。
22.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谴责布尔什维主义（但由于害怕工人群众，他们不敢正式通过这样的决议），从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们做得对。正是这个大多数，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以及德国的谢德曼之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抱怨布尔什维克迫害他们时，企图隐瞒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受到究办是由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同样，谢德曼之流及其政党在德国也已经证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也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工人的。
因此，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参加者都主张谴责布尔什维克，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维护“纯粹民主”，而是在自我辩护，因为他们知道和感到，自己在国内战争中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的。
正因为如此，从阶级观点来看，不能不承认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的决定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怕真理，应当正视真理，并由此作出全部政治结论。
同志们！我还想对最后两点作些补充。我想，要给我们作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告的同志，是会把问题讲得更详细的。
在整个伯尔尼代表会议期间，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只字未提。这个问题在我们俄国已经讨论了两年。1917年4月，我们在党的代表会议（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合法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由于中央内部在对革命的估计、革命的前途以及党的任务问题上有分歧，根据中央的一致决定，全党在代表会议召开以前，围绕列宁的《四月提纲》，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公开争论。这样，地方组织就有可能预先讨论议程中的问题，并弄清普通党员对它们的态度。出席代表会议的有151名代表，他们代表78个大的党组织的约8万名党员。出席会议的还有前线和后方军事组织的代表，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芬兰和爱沙尼亚等民族组织的代表。这次代表会议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因而起到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代表会议的议程是：目前形势（战争和临时政府等）；和平会议；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修改党纲；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同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联合；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立宪会议；组织问题；各地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列宁是主席团的成员，他领导了会议的全部工作，作了目前形势、修改党纲和土地问题等主要报告，发言20多次，起草了代表会议的几乎全部决议草案。斯大林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注：代表会议以《四月提纲》为基础，规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的路线，确定了党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波·加米涅夫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副报告，他和阿·伊·李可夫企图证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尚不成熟，认为只能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苏维埃监督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格·列·皮达可夫反对各民族有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的口号。他们的错误观点受到了会议的批判。在讨论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时，会议通过了格·叶·季诺维也夫提出的继续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里和参加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的错误决议案，列宁投票反对这一决议案。代表会议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维·巴·诺根、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伊·捷·斯米尔加、斯大林、Г.Х.费多罗夫共9人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30-456页。——24、69、435、617、702。）上已经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历史意义何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将近两年，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还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注：指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6-8日）通过的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53-54页）。——702。）。
2月11日，柏林《自由报》刊载了一篇告德国无产阶级的宣言，在上面签名的不仅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且有独立◎第702页◎党人党团的全体成员。1918年8月，独立党人赫赫有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是民主和苏维埃机关的拥护者；但苏维埃只应当具有经济意义，决不能看作国家组织。在11月11日和1月12日的《自由报》上，考茨基又重申了这一点。2月9日，刊登了鲁道夫·希法亭的文章，他也是第二国际赫赫有名的权威理论家之一，他建议通过法律，通过国家立法，把苏维埃制度同国民会议结合起来。这是2月9日的事情。11日，这个建议经独立党全党通过，以宣言的形式发表出来。
尽管国民会议已经存在，甚至“纯粹民主”已经变为现实，独立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理论家们已经宣称苏维埃组织不应当成为国家组织，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动摇！这就证明，这帮老爷确实是一点也不理解新的运动及其斗争条件。它还证明，这种动摇一定有它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在这一切事件之后，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将近两年之后，我们看到伯尔尼代表会议竟通过了那样的决议，只字不提苏维埃及其意义，会议上也没有一个代表在哪一次发言中有一句话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帮老爷作为社会党人和理论家，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死亡了。
但是，同志们，从实践上看，从政治上看，这是群众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明证，因为这些一向在理论上和原则上反对苏维埃国家组织的独立党人，忽然愚蠢地提出把国民会议同苏维埃制度“和平地”结合起来，就是说，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独立党人在社会主义和理论方面已经破产，群众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无产阶级中的落后群众正转到我们方面来，他们已经转过来了！因此，从理论和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优秀成员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已经等于零了；但是它仍具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这些动摇分子使我们看到◎第703页◎了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深信，这次代表会议最大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国孟什维克走过的发展道路几乎同德国独立党的理论家们一模一样。起初，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他们是拥护苏维埃的。当时只听到他们喊：“苏维埃万岁！”、“拥护苏维埃！”、“苏维埃是革命的民主！”。等到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他们的调子就变了，说什么苏维埃不应当与立宪会议并存。形形色色的孟什维克理论家也提出几乎完全一样的建议，如把苏维埃制度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把苏维埃并入国家组织之类。这里又一次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总的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最初是自发地成立苏维埃，然后是苏维埃得到推行和发展，接着是在实践上提出：究竟要苏维埃，还是要国民会议，要立宪会议，要资产阶级议会制；首领们惶惶不可终日，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我认为，在革命进行了将近两年的今天，我们不应当这样提问题，而应当通过具体的决议，因为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大多数西欧国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里我只想举出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我曾请奥博连斯基同志把它译成德文。他答应了，但可惜他现在不在这里。我尽量凭记忆把它转述出来，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决议的全文。
一个对布尔什维主义毫无所知的外国人，对于我们所争论的问题很难表示自己的意见。凡是布尔什维克肯定的，孟什维克都反对，反过来也一样。当然在斗争期间也只能是这样，因此，1918年12月孟什维克党最近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很长很详细的决议就十分重要了。这项决议的全文曾刊登在孟什维克的《印刷工人报》（注：《印刷工人报》(《Газета Печатников》)是受孟什维克影响的莫斯科印刷业工会的报纸，1918年12月8日创刊，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于1919年3月被查封。——704。）上。在这项决议中，孟什维克简要地叙述了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决议中说，他们谴责自己党内那些在乌拉尔、在南方、◎第704页◎在克里木和格鲁吉亚（决议列举了所有这些地区）同有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集团。孟什维克党内那些同有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集团在决议中受到了谴责，但决议的最后一条把那些转到共产主义者方面的人也谴责了一通。由此可见，孟什维克不能不承认，他们党内是不一致的，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有些人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大部分孟什维克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并且在国内战争中反对我们。我们当然要究办孟什维克，而且如果他们同我们作战，同我们的红军作战，枪杀我们红军指挥员，我们甚至还要枪毙他们。我们用无产阶级的战争来回敬资产阶级的战争，——别的出路是不可能有的。因此，从政治上看，这一切纯粹是孟什维克的欺人之谈。从历史的角度看，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有些并没有被确诊为精神失常的人，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大谈布尔什维克如何反对他们的同时，怎么能闭口不谈他们如何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
他们全都拼命反对我们，因为我们究办他们。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只字不提他们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我想，我应该为大会记录弄到一份决议全文，并提请外国同志们予以注意，因为这个决议作为一个历史文件，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并且为评价俄国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争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时而倒向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的阶级；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革命中，情况都是这样的。在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两个敌对营垒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这两个阶级之间绝对不可能不存在中间阶层。这些动摇分子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遗憾得很，这些连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将站在哪一边去进行斗争的分子还要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第705页◎
我想提出一个具体建议，就是我们通过一项决议，专门讲以下三点。
第一，西欧各国的同志们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向群众讲清苏维埃制度的意义、重要性和必然性。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还不够了解。考茨基和希法亭作为理论家已经破产了，但《自由报》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毕竟证明，他们正确地反映了德国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在俄国革命的头八个月，关于苏维埃组织的问题讨论得很多，当时工人们不明白新制度到底怎么回事，不明白苏维埃是否能够成为国家机构。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不是通过理论而是通过实践前进的。例如，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我们以前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来，没有说过不承认立宪会议（注：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1917年3月2日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一直拖延选举的准备工作。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不得不于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
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7、96、222、312、333、338、363、386、389、404、505、532、578、615、706、761。）。只是后来，苏维埃组织已经遍及全国并且掌握了政权，只是在那时我们才决定解散立宪会议。现在我们看到，在匈牙利和瑞士，这个问题要尖锐得多（注：这里说的是当时匈牙利和瑞士的革命运动。
1918年10月30日深夜，匈牙利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果政权落入同社会民主党联合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手中。以米·卡罗伊为首的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引起劳动群众的极大不满，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机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另一方面，在匈牙利宣告成立共和国以后，各资产阶级政党为召开立宪会议展开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匈牙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20日正式成立后，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共产党的威信和声望迅速提高。原先由社会民主党人掌握的苏维埃逐渐转到共产党方面来。1919年3月20日，卡罗伊政府在内外交困中辞职。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当时的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谈判。结果，双方签订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协议，同时决定两党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合并，改称匈牙利社会党。3月21日，布达佩斯工人占领了该市所有的战略据点，解除了警察的武装。同一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
1917-1919年间，瑞士工人运动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日趋高涨。1917年11月15日，苏黎世举行了庆祝俄国革命的群众大会。会后，工人们喊着“决不再给交战国提供炮弹！”的口号，唱着《国际歌》，直奔两个弹药厂，迫使这两个工厂关闭。11月17日，要求释放被捕同志的工人在苏黎世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工人们筑起街垒，政府调来的军队用机枪扫射群众，全市宣布戒严。政府的迫害并未能阻止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1918年爆发了反对提高食品价格的群众性经济罢工，斗争持续了好几个月。同年11月，瑞士爆发了支持苏维埃俄国的政治总罢工。在革命运动蓬勃高涨的情况下，瑞士社会党左翼革命分子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706。）。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大好事，因为它使我们坚信西欧各国革命会进展得更加迅速，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包含着一定的危险，就是斗争会来得很猛，工人群众的认识会跟不上这种发展。有政治教养的德国广大工人群众至今还不明白苏维埃制度的意义，因为他们是用议会制思想和资产阶级偏见熏陶出来的。
第二，关于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当我们听到苏维埃的思想在德国甚至在英国迅速传播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胜利。要阻止住它的进程，只能得逞于一时。至于阿尔伯特同志和普拉滕同志对我们说，在他们的农村中，在农业工人和小农中间几乎没有苏维埃，那是另一回事。我在《红旗报》（注：《红旗报》(《Die Rote Fahne》)是斯巴达克联盟的中央机关报，后来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报，由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创办，1918年11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该报多次遭到德国当局的迫害。1933年被德国法西斯政权查禁后继续秘密出版。1935年迁到布拉格出版；从1936年10月至1939年秋在布鲁塞尔出版。——683、706。）上看到一篇文章（注：指载于1918年11月18日《红旗报》第3号的罗·卢森堡的《开端》一文。——706。）反对农民苏维埃，但它完全正确地赞成贫雇农苏维埃。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如谢德曼之流，已经提出了农民苏维埃◎第706页◎的口号。但是我们需要的只是贫雇农苏维埃。遗憾得很，我们从阿尔伯特、普拉滕等等同志的报告中看到，除匈牙利外，在农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的工作还做得很少。也许这里还包含着阻碍德国无产阶级取得可靠胜利的相当大的实际危险。只有在城市工人和农村无产者都组织起来，并且不是像从前那样组织成工会和合作社，而是组织成苏维埃的时候，才能认为胜利有了保障。我们的胜利得来比较容易，因为1917年10月我们是同农民，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无产阶级政府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1917年10月26日（旧历），即革命后第二天，我们政府就颁布法令，承认了还在克伦斯基时代农民苏维埃和农民大会就表达过的全体农民的夙愿。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因此，我们才这样容易地赢得了压倒多数。当时对农村来说，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后来，过了半年以后，我们才不得不在国家组织的范围内，在农村中开始了阶级斗争，在每个村庄建立起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的委员会（注：贫苦农民委员会（贫委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到1918年11月，在欧俄33省和白俄罗斯，共建立了122000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从富农8000万俄亩土地中割去了5000万俄亩），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572、660、707、730、778。），有步骤地同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由于俄国落后，这种情况在我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欧的情况将会不同，因此我们应当着重指出，用适合那里的也许是新的形式在农村居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第三，我们应当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尚未取得胜利的一切国家，主要任务是争取共产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昨天我们的决议起草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也许其他同志还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是我想提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当然，我们不能事先规定发展的道路。很可能西欧许多国家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但是，作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作为政党，我们力争并且应当力争在苏维埃中占多数。那样我们的胜利就有了保证，而任◎第707页◎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共产主义革命。不然的话，就不大容易取得胜利，胜利了也难以持久。因此，我想建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
提纲载于1919年3月6日《真理报》第51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1号
报告载于1920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德文版）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85—501页◎第708页◎
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3月18日）
同志们！在全世界工人纪念巴黎公社的英勇起义及其悲惨结局的日子，我们来安葬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在革命胜利中，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比谁都更充分更完整地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主要最本质的特征，而且正是这一点，远比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更能显示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作用。
同志们！在认识肤浅的人看来，在我国革命的大量敌人和至今还动摇于革命和革命敌人之间的人看来，革命最引人注意的特征，是对剥削者、对劳动人民的敌人的坚决无情的镇压。毫无疑问，没有这一特征，没有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就不能胜利。但同样毫无疑问，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只有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革命暴力才是必要的和合理的革命手段。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劳动人民却始终是这个革命无比深刻的、久恒的特点，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正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特征，在斗争进程中就涌现了这样一些领袖人物，他们最能体现以前的革命从没有过的一个特点，即组织群众。也正是由于无产阶◎第709页◎级革命的这个特征，出现了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这样一位首先是和主要是组织家的人物。
同志们！特别是在对革命者来说处境困难的时期，在艰难持久、有时是痛苦而极其漫长的革命准备时期，我们俄国人最大的毛病是理论、原则、纲领同实践脱节，我们最常犯的毛病是过分埋头于理论而同直接的行动脱离。
在几十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有很多先烈忠于革命事业，但未能找到实践自己革命理想的办法。在这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为过去单枪匹马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提供了真正的土壤，真正的基础，真正的环境，真正的群众，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使这些领袖能够大显身手。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正是那些做实际组织工作的领袖，他们赢得了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已经赢得并理应享有的那种特别突出的地位。
如果我们看看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生走过的道路，马上就能发现，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具有的大革命家的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革命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在活动初期，他还完全是个青年，那时，他刚有了政治觉悟，就全心全意地从事革命了。在这个时期，即20世纪初，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已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突出的典型：他抛弃了家庭，抛弃了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舒适生活和习惯，全心全意投身于革命，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从监狱到流放地，从流放地到监狱，磨炼出了使革命者能经受住长期考验的那些品质。
这位职业革命家一时一刻也没有脱离过群众。沙皇专制的条件曾迫使他和当时所有的革命家一样主要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但就在秘密的地下工作中，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也始终同先进工人◎第710页◎肩并肩、手携手地共同前进，而这些先进工人恰好是从20世纪初就开始接替知识分子出身的老一代革命家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先进工人成百成千地参加了革命工作，磨炼出了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意志，没有这种坚强意志，没有同群众的牢固联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长期进行秘密工作，但像他这样一个人还一直参加斗争，从不脱离群众，从来没有离开俄国，始终同优秀工人一起行动。尽管对革命者的迫害迫使他同实际生活隔绝，他仍然把自己锻炼成了不仅是受工人爱戴的、对实际工作十分熟悉和精通的领袖，而且是先进无产者的组织家。有些人，特别是我们的敌人或动摇分子，常常认为，职业革命家一心一意地进行秘密工作的这种特点会使他脱离群众，可是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进行革命活动的榜样，正好向我们表明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其实相反，正是那种通过多次坐牢，多次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所表现出来的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造就出了这样一些领袖，我们无产阶级的精华。有了这种忠诚，再加上识别人才和进行组织工作的秉赋和才能，就锻炼出来了大组织家。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只是通过秘密小组，通过革命的地下工作，通过秘密政党（谁也没有像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那样完整地体现了这个政党），只是通过这个实践的学校，通过这一途径，才成了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头号人物，才成了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头号组织家。
同志们！凡是和我一样天天同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一起工作的人，都特别清楚，全靠他的非凡的组织才能，我们才取得了我们至今都引以自豪而且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的成就。他使我们完全能够同心协力地卓有成效地进行无愧于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符合于无产阶级革命要求的真正有组织的工作，没有这种团结一◎第711页◎致的有组织的工作，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成就，我们就不能克服过去和现在所遇到的无数困难中的任何一个困难，就经受不住过去和现在所遇到的无数严重考验中的任何一次考验。
在革命这种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在每一个革命者所处的特殊岗位上，当一个哪怕是人数不多的领导集体进行工作总是争论不休的时候，在斗争过程中赢得的巨大的无可争辩的道义上的威信，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当然这种威信不是建立在抽象的道义上，而是建立在革命战士的道义上，建立在革命群众的道义上。
一年多来，我们能够肩负起落在少数忠心耿耿的革命家身上的力不胜任的重担，领导集团能够如此坚定、如此迅速、如此齐心地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完全是由于有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这样一位才华超群的组织家在他们当中担任了最主要的职务。只有他兼备了对无产阶级运动领导人员最深刻的了解，只有他通过多年斗争（关于这个斗争，我在这里只能谈得极简短）锤炼出了实践家的惊人的敏感、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最高的威信，而靠了这种威信，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一个人就完全领导了要一批人才能领导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些最大的工作部门。只有他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在解决许多极重大的实际组织问题时，只要他说一句话，不必召开任何会议，不必进行任何形式上的表决，问题就得到了明确的彻底的解决，而且大家完全相信，问题是靠实际知识和组织家的敏感解决的，不仅成百成千的先进工人而且群众也认为这样解决是彻底的。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在其斗争过程中会造就伟大的人物，使过去看来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谁也不会相信，从秘密小组和地下工作这样的学校中，从受迫害的小小政党和图鲁汉斯克监狱这样的学校中，会产生这样一位拥有最高威信的组织者，◎第712页◎这样一位俄国全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这样一位就其知识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党的工作的组织者，这个党建立了苏维埃，实现了苏维埃政权，而这种政权现在正在通过艰难的、痛苦的、流血的然而是胜利的进军向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扩展。
像这样一个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人，我们是永远找不到人代替他的，如果把代替理解为能够找到一个具备同样能力的同志的话。凡是熟悉和观察过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的经常工作的人，都不会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说，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的确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现在要担负起他一个人在组织方面，在挑选和按专长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过去一个人所管的各个重要部门中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才能勉强完成他一个人所做的工作。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强大，正在于它有着无穷无尽的后备力量。我们知道，为了接替忘我地献身革命并在斗争中牺牲的人们，革命会造就出一批批新人，这些人刚踏上路途时也许经验较少，知识较浅，素质较差，但他们与群众有广泛的联系，能够选拔一批批人才来接替那些去世的最有才华的人，继承他们的事业，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完成他们开创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深信，俄国的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造就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一定会从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当中造就出一批又一批为数众多的人才，他们将贡献出实际的生活知识，贡献出个人的或至少是集体的组织才能，没有这种知识和才能，无产者的千百万大军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形象将不仅是一个革命者忠于自己事业的永恒象征，不仅是把冷静而熟练地处理实际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同善于领导群众结合起来的典范，而且也是愈来愈多的◎第713页◎无产者群众一旦仿效这种范例就能不断前进、直到取得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保证。
载于1919年3月20日《真理报》第60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69—74页◎第714页◎
俄共（布）纲领草案
（注：这是列宁在主持起草俄共（布）纲领的过程中写下的一些文稿。
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就提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他在3月26日（4月8日）以前写的《第五封〈远方来信〉的要点》中拟订了修改党纲的具体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56-57页），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修改党纲的任务。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列宁为会议起草的《党纲的理论、政治及其他一些部分的修改草案》（同上，第474-478页）以长条样的形式分发给了与会代表。会议就列宁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报告通过决议，指出了修改党纲的必要性，规定了修改的方针。会议还委托中央为第六次代表大会拟出党纲草案。会后不久，1917年6月，列宁根据中央的建议出版了小册子《修改党纲的材料》（同上，第472-493页）。差不多与此同时，莫斯科工业区区域局也出版了文集《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确认了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并决定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制定新的党纲。大会还委托中央就个性党纲问题组织尽可能广泛的讨论。1917年夏秋，党内展开了理论争论。同年10月，列宁发表了《论修改党纲》一文，对报刊上的有关文章和莫斯科区域局的文集作了分析和批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召开的制定党纲的专门代表大会，曾定于10月17日（30日）举行。10月5日（18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推迟召开大会，并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修改党纲的委员会。由于准备和实行十月武装起义，这个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1月24日（2月6日），中央决定委托一个新的委员会在列宁领导下制定新的纲领。列宁写了《党纲草案草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56-71页），作为讨论材料发给了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有斯大林、格·叶·季诺维也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尼·伊·布哈林、列·波·加米涅夫和列·达·托洛茨基参加的七人委员会，并责成它遵照大会通过的决议来制定党纲的最终草案。委员会于1919年2月完成了工作任务。2月25-27日，《真理报》公布了《俄共（布）纲领草案》。——715。）
（1919年2月）
1 俄共纲领草案初稿
纲要：党纲由下列部分组成：
1.引言。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已经开始并在各地迅速发展。要了解这个革命，必须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不可避免性。2.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部分重申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纲即我们那个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纲（注：指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这个党纲的草案是《火星报》编辑部于1901年底至1902年上半年制定的。党纲理论部分由格·瓦·普列汉诺夫负责起草。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草案提出了批评，自己另写了一个草案。为了编写出共同的纲领草案，《火星报》编辑部成立了一个协商委员会。委员会以普列汉诺夫草案作为它的草案的基础，同时，在草案中写入了列宁的一些重要论点。党纲实践部分中的土地问题的条文和结束语是列宁写的。1902年4月《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批准了全编辑部的党纲草案，包括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火星报》编辑部的党纲草案在1903年7-8月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略加修改后通过。
这个党纲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的理论部分，根据列宁的建议，写入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458、715、755。）的主要部分，以便附带阐明我们的世界观的“历史渊源”。3.帝国主义。根据1917年5月的党纲草案。4.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三个派别和新国际。根据1917年5月的草案改写。5.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根据1917年12月至1918年1月的草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4—478页和第34卷第65—71页。——编者注）。6.这些任务在政治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7.在民族、宗教、教育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8.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9.在土地问题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10.在劳动保护方面的◎第715页◎具体化（施米特正在写）。11和12.对其他方面的补充（还没有写）。
这个初稿有许多地方还写得不完善，特别是在文字方面，因此有些地方暂时用了解释性的表述而没有用纲领的表述方式。
(1)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即旨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在各地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的开始和发展进程，都清楚地表明，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
(2)要正确地了解这个革命的原因、意义和目的，就首先需要弄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即基本性质，弄清它们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其次需要弄清帝国主义的性质和加速资本主义崩溃并把无产阶级革命提到日程上来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
(3)对于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还占统治地位的、其发展必然引起并且已经引起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我们那个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纲曾用如下的表述作了说明：
(4)“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居民却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出卖或定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第716页◎
(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还使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资本的地位。
(6)此外，上述的技术进步又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进步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愈来愈依附资本，雇佣劳动受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7)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相互竞争，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又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而且有时是绝对恶化。
(8)这样一来，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加的技术改进，在资产阶级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的生活更无保障，失业和各种困难加剧。
(9)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他们的团结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改进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第717页◎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10)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11)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可以用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的政权。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共产党还向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12)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集中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溶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已发展到极大的规模，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
(13)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第718页◎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就是这样的战争。
(14)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
(15)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16)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要实现这些条件，必须同在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上层占上风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派别毫不犹豫地彻底决裂，并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17)一方面，进行这种歪曲的是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总是利用、而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作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这个派别的形成，是由于几乎一切先进国家都掠夺殖民地民族和弱小民族，这样资产阶级便能够拿出一小部分这样得来的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第719页◎的上层分子，保证这些上层分子能在平时过上小康的市民生活，并让这个阶层的首领来为自己服务。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的奴仆，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阶级敌人。
(18)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是“中”派，这一派相当广泛而具有国际性，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坚持与前者保持统一，试图复活已经破产和腐朽的第二国际。只有新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国际，由于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原社会党内组成了共产党，这个国际实际上已经建立，它日益获得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
◎第720页◎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现时的基本任务是彻底完成已经开始的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夺，把一切工厂、铁路、银行、船队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转归苏维埃共和国所有；
利用城市工人同贫苦农民的联盟，逐步而坚定地过渡到共耕制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这个联盟已使土地私有制废除，已使关于由小农经济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已站在无产者方面的现代农民思想家把这种形式称为土地社会化）的法令（注：指提交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这个法令的草案是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拟定的，曾交有列宁参加的代表大会特设的委员会审定。1918年1月18日（31日），代表大会批准了《土地社会化基本法》（第一章《总则》）。法令的进一步详细制定是在土地委员会代表大会代表和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农民代表的联席会议上进行的。法令的最后文本于1918年1月27日（2月9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2月6日（19日）在报上公布。
《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规定平均分配土地（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这是苏维埃政府为巩固工农联盟而对中农作出的让步。法令还提出了发展农业中的集体经济的任务，规定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协作社有使用土地的优先权。——665、720。）得以颁布；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这种共和国是比资产阶级议会制高得多和进步得多的民主形式，而根据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1905年和1917—1918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又是唯一适合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第720页◎的国家类型；
全面地和充分地利用已在俄国燃起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炬，以便制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企图干涉俄国内政或联合起来公开反对和进攻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使革命蔓延到比较先进的国家以至所有的国家中去；
用一系列逐步而坚定的措施彻底消灭私人贸易，组织起统一的经济整体（苏维埃共和国应当成为这样一个整体）中各生产公社和消费公社之间的正确的和有计划的产品交换。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在政治方面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为了从政治上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特别是议会制曾经是（必需的）必要的，而现在，当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在苏维埃共和国实现了更高类型的民主制的情况下，任何退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步骤都是为剥削者即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效劳的绝对反动的行为。那些似乎是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口号，不过是为剥削者的利益服务，只要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仍然存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都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占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机器。
苏维埃共和国——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的新型国家——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如下：
(1)建立和发展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在各方面的群众性的组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容许被剥削群众组织起来，至多只是宣布结社自由，实际上总是对他们的组织◎第721页◎设置无数的实际障碍，而这些障碍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造成的。苏维埃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从各方面为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的组织提供方便，而且使这种组织成为自下而上、由地方到中央的整个国家机构的持久的和不可缺少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而不像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那样，实际管理国家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2)苏维埃国家组织使那一部分最集中、最团结、最觉醒、在社会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的斗争中经受锻炼最多的劳动群众，即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具有某种实际的优越地位。应当始终不渝地利用这种优越地位来消除资本主义为了把工人分裂成互相竞争的集团而在他们中间培养起来的那种狭隘行会利益和狭隘职业利益，使最落后最散漫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同先进工人更紧密地联合起来，使他们摆脱农村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影响，组织和教育他们进行共产主义建设。
(3)资产阶级民主制冠冕堂皇地宣布一切公民平等，而实际上却伪善地掩盖剥削者资本家的统治，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似乎能够真正平等的思想欺骗群众。苏维埃国家组织戳穿了这种欺骗和伪善，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制度，即一切劳动者的真正平等，把剥削者排除出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之外。全部世界史的经验、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者的一切起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剥削者必然要进行拼命的和长期的反抗来保持他们的特权。苏维埃国家组织适合于镇压这种反抗，否则就谈不上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4)劳动群众能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施加更直接的影响，即民主制的更高的形式的实现，在苏维埃这种类型的国家，同样是靠下述两方面达到的：第一，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第722页◎以及改选和罢免代表的条件，对于城乡的工人来说，比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好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
(5)第二，在苏维埃政权下，基层选举单位和国家建设的基本单位不是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工厂）划分。国家机构同被资本主义联合起来的先进无产者群众的这种更为紧密的联系，除了建立起更高的民主制外，也为实现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性。
(6)苏维埃组织使我们建立了一支同被剥削劳动群众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工农武装力量。没有这一点，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即武装工人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就不可能实现。
(7)苏维埃组织无比深入地和广泛地发展了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制比中世纪有伟大历史进步性的那一面，即居民参加对公职人员的选举。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劳动群众从来也没有像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那样广泛、那样经常、那样普遍、那样简便地行使选举权，因为资产阶级在形式上给了他们这种权利，而实际上又加以限制。同时苏维埃组织还屏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制消极的一面，即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这一制度巴黎公社已开始废除，其狭隘性和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早已指出。苏维埃把两种权力合而为一，使国家机构接近劳动群众而拆除了资产阶级议会这道围墙，因为资产阶级议会以假招牌欺骗群众，掩饰议会投机家的金融勾当和交易所勾当，保障资产阶级的国家管理机构的不可侵犯性。
(8)只有依靠苏维埃国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一下子打碎和彻底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不然就不可能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不论在君主国或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官僚主义是随时随地把国家权力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连在一起的，而目前◎第723页◎在俄国却已完全摧毁了官僚主义这座堡垒。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我国远未结束。官僚们一方面利用居民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另一方面利用城市工人中最觉悟的阶层忙于几乎超过人力所及的极度紧张的军事工作，企图夺回一部分他们已经失去的阵地。因此，要使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成就，继续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绝对迫切需要的。
(9)这方面的工作同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历史任务，即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这一任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工作应当是：第一，使每一个苏维埃委员必须担任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第二，不断变换这些工作，以便能接触与国家管理有联系的全部事务和一切部门；第三，采取一系列逐步的、经过慎重选择而又坚决实行的措施，以吸引全体劳动居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10)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议会制同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实际上却不让大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充分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着重于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与国家管理，实际使用最好的集会场所、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的纸库（储备）来教育那些被资本主义弄得愚昧无知的人们，实际保证这些群众有真正的（实际的）可能来逐渐摆脱宗教偏见等等的束缚。在实际上使被剥削的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这正是苏维埃政权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今后应当坚定不移地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在民族问题上，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宣布民族平等（这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不同，俄共的政策是坚定不移地使各民族◎第724页◎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在他们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相互接近和打成一片。沙皇和资产阶级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对大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在先前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的劳动群众中正在迅速消失，正在随着对苏维埃俄国的了解而消失，但这种不信任并不是在所有民族和所有劳动阶层中都已完全消失。因此，必须特别慎重地对待民族感情，认真地实行各民族的真正的平等和分离的自由，以便消除这种不信任的基础，而使各民族的苏维埃共和国结成一个自愿的最紧密的联盟。必须加紧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协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独立地组织起来，启发他们去反对中世纪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并且协助那些在此以前受压迫的或不平等的民族发展语言和图书报刊。
在宗教政策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俄共）的任务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许诺过、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那些措施。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把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和助长群众愚昧的宗教宣传的组织之间的联系彻底摧毁。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就要进行宣传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同时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避免加剧宗教狂。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为使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成为可能而准备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第725页◎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
现时这方面最迫切的任务是：
(1)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
(2)把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
(3)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
(4)加强对教师的鼓动和宣传工作。
(5)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教师骨干。
(6)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等等）。
(7)苏维埃政权从各方面帮助工人和劳动农民自学自修（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
(8)开展最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在经济方面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如下：
(1)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在主要方面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把变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的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2)特别注意加强和巩固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并从各方面提高他们的主动性和责任心。这是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战胜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所造成的习惯的最主要的办法，甚至是唯一的办法。要◎第726页◎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坚持不懈地耐心地重新教育群众。现在，当群众看到地主、资本家和商人确被消灭的时候，这种教育不仅是可能的，实际上也在用千百种办法通过工人和农民切身的实际经验而进行着。在这方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发展劳动者的工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得到这样迅速的发展，但它应当做到把所有劳动者无例外地都联合到严整的、集中的、有纪律的产业工会中来。我们在工会运动中决不能墨守成规。一方面应当用实际试验的结果来检查每一步骤，有系统地把工会变为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关；工会应该密切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其他国家管理部门的联系，并且巩固这种联系。另一方面，工会应当更加成为对全体劳动群众进行劳动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机关，以便在工人先锋队的监督下把参加管理的实际经验普及到比较落后的工人中去。
(3)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这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进行长期的工作来教育群众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还要立即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在通常情况下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的科学技术专家。党应当与工会组织紧密结合，执行自己原有的路线：一方面，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的政治让步，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另一方面，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像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
我们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727页◎时候，我们决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励制度；在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奖金是不允许的，但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如理论推断和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经验所证实的，没有奖金是不行的。
同时，要不断努力造成一种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而且不要一看到个别不可避免的失利就无所措手足，要耐心地启发有科学素养的人，使他们意识到把科学用于个人发财和人剥削人是极其卑鄙的，意识到使科学为全体劳动群众所了解则是更为崇高的任务。
(4)要实现共产主义，绝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把劳动最高度地最严格地集中起来，这就要首先克服工人在职业上和地区上的散漫性和分散性，因为这种散漫性和分散性是使资本有力量而劳动没有力量的根源之一。反对行会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反对行会的利己主义的斗争是与消灭城乡对立的斗争紧密联系着的，进行这一斗争有很大的困难，如果不预先大力提高国民劳动的生产率，要广泛地开展这一斗争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还是应该立即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开始时不妨在地方上小范围试办，以便把各行业各地区要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措施的效果加以比较。苏维埃政权应当在工会的参加下，远比以前更广泛更有步骤地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都来担负一定的社会工作。
(5)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第728页◎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合作社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过渡手段。利用合作社和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是同类的任务，因为领导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合作社机构的是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头脑和经营作风的人。俄共应当有步骤地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策：责成全体党员在合作社内工作，同时在工会的帮助下，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指导合作社，发挥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居民的主动性和纪律性，力争使全体居民都加入合作社，并使这些合作社合并为一个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要始终保证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的影响占有优势，并在各地试行种种办法，以促进和实现从旧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所领导的生产消费公社的过渡。
(6)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得到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单靠银行国有化这一措施来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残余作斗争是不够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规定货币必须存入银行等等。准备和实行这些和诸如此类的措施所取得的实际经验将表明哪些措施是最适当的。
(7)在财政方面，俄共将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实行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但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及大多数工厂和其他企业的私有制以后，这种情况不会很多。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时代，国家的财政应当依靠把各种国家垄断组织一定部分的收入直接用于国家需要。只有正确进行商品交换，◎第729页◎收支平衡才能实现，为此就要组织生产消费公社和恢复运输业，后者是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土地问题方面
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几乎］完全剥夺了地主和实施了承认大规模地共同经营土地的优越性的土地社会化法令以后，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在这方面寻找和试行各种最合理最实际的过渡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的基本路线和指导原则仍旧是力求依靠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首先应该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注：贫苦农民委员会（贫委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到1918年11月，在欧俄33省和白俄罗斯，共建立了122000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从富农8000万俄亩土地中割去了5000万俄亩），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572、660、707、730、778。）是这方面的步骤之一，建立农村党支部，改选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以清除富农分子，建立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殊类型的工会，——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应当严格地予以执行。
俄共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政策即社会主义政策的反抗。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采取谨慎的态度；必须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决不能把镇压手段扩大到他们身上；中农就其阶级地位来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同盟者，或者至少是中立者。因此，尽管有不可避免的局部的失利，尽管中农动摇，但必须坚定不移地力求同他们妥协，关心他们的一切愿望，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在这方面，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工会帮助下或采取其他办法建立起更严格的监督，反对那些打着共产党员招牌、实际上执行的不是共产主义政策而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政策的苏维埃政权代表的违法乱纪行为，毫不留情◎第730页◎地把他们驱除出去。
至于向共产主义的农业过渡的办法，俄共将通过实践来检验在实际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三个主要措施，即国营农场、农业公社（注：农业公社是苏俄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的一种形式，主要在以前地主和寺院的土地上建立。在农业公社里，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建筑物、小农具、牲畜等）以及土地使用一概实行公有化。农业公社社员的消费及生活服务也完全建立在公共经济基础上，社员个人没有副业。农业公社内不按劳动而按人口进行分配。——572、731。）和共耕社（注：共耕社是苏俄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的形式之一。在共耕社里，集体劳动只限于耕地和播种，其余农活由农民个人分别完成。共耕社社员保有农具和自己那份土地上的产品的私有权。有时小的村社全社改行共同耕地和播种，就成了共耕社。——731。）（以及协作社），注意更广泛更正确地运用它们，特别是注意发动农民自愿参加这些新式共耕组织的方式，组织劳动农民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同志纪律。
在粮食政策方面，俄共坚持要巩固和发展国家垄断，同时也不拒绝在苏维埃政权进行监督的条件下，为了把工作组织得很好而利用合作社和私商或商业职员，并实行奖励制度。有时不得不采取的部分让步纯粹是出于万不得已，而且国家决不会因为这种让步而放弃实行垄断的坚定意向。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实行国家垄断是很困难的，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和一系列过渡措施的试验，目的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普遍地组织生产消费公社并正确地发挥它们的作用，把一切余粮交给国家。
载于1919年2月23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43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76—93页◎第731页◎
2 俄共（布尔什维克）纲领草案
(1)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即旨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在各地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的开始和发展进程，都清楚地表明，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
(2)要正确地了解这个革命的原因、意义和目的，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它通过帝国主义和加速资本主义崩溃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
(3)对于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还占统治地位的、其发展必然引起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我们的旧党纲曾用如下的表述作了正确的（如果不算社会民主党这个不确切的名称）说明：
(4)“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居民却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出卖或定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第732页◎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
(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还使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资本的地位。
(6)此外，上述的技术进步又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进步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愈来愈依附资本，雇佣劳动受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7)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相互竞争，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又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而且有时是绝对恶化。
(8)这样一来，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长的技术改进，在资产阶级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的生活更无保障，失业和各种困难加剧。
(9)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他们的团结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改进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第733页◎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10)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11)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可以用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的政权。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共产党还向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12)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消灭着自由竞争，在20世纪初造成了下列情况：资本家的强大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全部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的意义；银行资本与大量集中的工业资本溶合在一起；资本加紧向外国输出；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包罗愈来愈多的资本主义列强集团的托拉斯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这个金融资本时代，资本主◎第734页◎义国家之间的斗争空前剧烈的时代，就是帝国主义时代。
(13)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发生争夺销售市场、投资范围、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就是这样的战争。
(14)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奴役，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和破产，——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
(15)只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16)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要实现这些条件，必须同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上层占上风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派别毫不犹豫地彻底决裂，并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17)一方面，进行这种歪曲的是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总是利◎第735页◎用、而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利用“保卫祖国”这个骗人的口号作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这个派别的形成，是由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民族和弱小民族，这样资产阶级便能够拿出一小部分这种掠夺来的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保证这些上层分子能在平时过上小康的市民生活，并让这个阶层的首领来为自己服务。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的奴仆，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阶级敌人，特别是现在，当他们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用武力来镇压本国和外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候。
(18)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是“中”派，这一派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有，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坚持与前者保持统一，试图复活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只有新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才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领导者，由于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原社会党内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了共产党，这个国际实际上已经建立，它日益获得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这个国际不仅在名称上回复到马克思主义，而且正以它的全部思想政治内容和全部行动来实现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把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歪曲清除干净。
载于1919年2月25日《真理报》第43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94—98页◎第736页◎
3 党纲政治部分的补充
同时，为了避免对暂时的历史必要性作不正确的概括，俄共应当向劳动群众说明，在苏维埃共和国内有一部分公民被剥夺选举权，但这决不涉及那类在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内终身被宣布为无权的公民，而只是针对剥削者，只是针对那些违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根本法、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剥削地位并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内，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一天天地巩固，随着那些客观上有可能继续做剥削者或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的数目日益减少，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自然也会减少。在俄国现时，这个比例未必超过百分之二三。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将来，外国侵略的停止和剥夺者的完全被剥夺，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那时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会选择另外的方式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实行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选权（注：列宁在这里提出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选权载入了1936年苏联宪法，而在此以前苏联只有劳动者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劳动的剥削阶级没有这种权利。——7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