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鼓掌）同志们，在庆祝我国革命一周年的时候，我想谈一谈肃反委员会的艰巨工作。
我们不仅听到敌人而且常常听到朋友攻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肩负着艰巨的任务。既然我们担负着管理国家的工作，自然难免犯许多错误，而肃反委员会的错误自然最惹人注目。庸俗的知识界抓住这些错误不放，不愿深究问题的本质。在指责肃反委员会错误的叫声中，令我奇怪的，是他们不善于从大处着眼提出问题。我国有些人只盯着肃反委员会的个别错误，大哭大闹，纠缠不休。
而我们说：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在这方面，正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我们说我们要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问题当然不在于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本身，而在于他们工作的性质；这种工作要求果断、迅速，而主要的是忠诚。我考察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把它同人们的攻击对照了一下，我认为这些攻击是一文不值的庸俗论调。这使我想起了考茨基关于专政的说教，这种说教等于是支持资产阶级。我们可以根据经验说，剥夺资产阶级是通过艰巨斗争即通过专政来实现的。◎第576页◎
马克思说过，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镇压愈厉害，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愈疯狂。我们知道法国在1848年是怎样迫害无产者的，我们真不理解，那些责备我们残酷无情的人，怎么连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都忘记了。我们没有忘记士官生在十月革命时的暴动（注：士官生的暴动是指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俄国军事学校学生在彼得格勒发动的反革命叛乱。这次叛乱由以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为首的反革命组织“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领导，是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的一部分。叛乱分子打算占领市电话局、彼得保罗要塞和斯莫尔尼宫，逮捕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叛乱从这天凌晨开始。叛乱的指挥者、前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格·彼·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自称“拯救军”司令，下令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不得执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要求逮捕军事革命委员会派去的政委。部分士官生部队占领了米哈伊洛夫练马场和电话局，在街头解除赤卫队和革命士兵的武装。但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拒绝支持叛乱。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告首都居民的号召书，宣布彼得格勒特别戒严。当天下午5时左右，赤卫队和革命部队平定了叛乱。——577。），我们不应该忘记一系列暴动正在策划中。我们只好一方面学习如何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一方面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芬兰的白卫军尽管标榜自己很“民主”，却肆无忌惮地枪杀工人。必须实行专政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虽然实行专政是艰巨的、困难的。肃反委员会里混进了异己分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运用自我批评一定能把他们赶出去。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肃反委员会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要解放群众，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别无他法。肃反委员会就是干这个的，它对无产阶级的功绩就在这里。
简要报道载于1918年11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4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68—169页◎第577页◎
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1918年11月20日）
今天《真理报》23登载了皮季里姆·索罗金的一封很有意义的信，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特别注意它。在这封原来登载在《北德维纳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的信（注：列宁是根据1918年11月20日《真理报》第251号引用皮季里姆·索罗金的信的。该号《真理报》把原来刊载这封信的报纸误称为《北德维纳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实际上刊载这封信的北德维纳省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叫《农民和工人思想报》。——578。）中，皮季里姆·索罗金声明他退出右派社会革命党（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并放弃立宪会议（注：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1917年3月2日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一直拖延选举的准备工作。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不得不于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
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7、96、222、312、333、338、363、386、389、404、505、532、578、615、706、761。）议员的资格。他写这封信的动机归结起来就是：他不仅对别人而且对自己都难以开出政治上的解救药方，因而“不再过问任何政治”。皮季里姆·索罗金写道：“过去一年的革命使我懂得了一个真理：政治家可能犯错误，政治可能对社会有益，但也可能对社会有害，而科学工作和国民教育工作永远是有益的，永远是人民需要的……”　信末署名：“彼得堡大学、精神和神经病学学院讲师、前立宪会议议员、前社会革命党党员皮季里姆·索罗金”。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文献”。皮·索罗金在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真诚和坦率，是不多见的。几乎是在大多数场合，政治家在确信自己的路线错了以后，都想掩饰自己的转变，轻描淡写，“编造”一些不大相干的理由，如此等等。公开而老实地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行为。皮季里姆·索罗金说科学工作“永远是有益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在这方面也常会犯错误，俄国著作界中有一些显然并不反动的人顽固地宣扬反动的观点，比如反动的哲◎第578页◎学观点，就是例子。另一方面，一位担任过人所共知的重要政治职务的名人公开声明不再过问政治，这也就是政治。老实地承认政治错误，——如果这种错误牵涉到整个党，而且还是一些曾对群众有影响的党——那对许多人会有极大的政治上的好处。
正是在目前，皮季里姆·索罗金这封信的政治意义特别大。它给我们大家上了“一课”，应该好好地加以思索和领会。
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才是决定性的力量，而介于这两个阶级之间、可归入小资产阶级经济范畴的一切社会成分，必然在这两种决定性力量之间摇摆不定，——这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早就知道的真理。但是从书本上承认这个真理到能够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根据这个真理得出应有的结论，这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皮季里姆·索罗金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这个非常广泛的社会政治流派的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一个流派，从他们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所持的态度来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重大区别，这一点已经由1917年2月以来俄国革命的事件特别有力特别清楚地证明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变种，这就是该流派的经济实质和主要政治特征。先进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流派在其早期往往涂上“社会主义的”色彩。
试问，几个月以前，是什么东西特别有力地促使这一流派的代表离开布尔什维克、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呢？现在又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从敌对转为中立呢？非常明显，转变的原因是：第一，德帝国主义的破产，这跟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有关，也跟英法帝国主义被揭露有关。第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的破灭。
我们来谈谈第一个原因。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第579页◎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别巨大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困难，就是它不得不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决裂的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和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425、490、512、559、580、805。）时期。这个和约引起的痛苦、怨恨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自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期望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懂得下面这个真理：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我们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以及不像无产阶级那样在长期的罢工斗争和革命斗争中经受过严格锻炼的广大劳动群众，既不可能坚信这一革命就要到来，也不可能为这一革命无条件献身。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策略至多不过是幻想、狂热和冒险，是沉醉于指望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这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毫无根据的想法，为此而牺牲亿万人民显而易见的现实的利益。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爱国。
但结果正像我们所说的那样。
似乎是唯一的敌人的德帝国主义垮台了。似乎是“梦想”（借用普列汉诺夫的著名用语）的德国革命成了事实。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象中的民主的朋友和被压迫者的保护者——英法帝国主义，实际上是一只野兽，它强迫德意志共和国和奥地利人民接受比布列斯特和约更苛刻的条件，现在又利用“自由”共和的法美两国的军队来充当扼杀弱小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宪兵和刽子手。世界历史无情地、彻底地、直截了当地揭穿了这个帝国主义。世界历史用事实向那些只知道祖国眼前的（而且是旧观念中的）利益的俄国爱国者表明，把我们俄国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必然，因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就必然会扼杀俄国的独立和自由。◎第580页◎
英国的谚语说：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近几个月来我们所目睹的事实，说明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巨大的转折。这些事实迫使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先是从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转为中立，然后又转为支持，而由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情况，他们本来是仇恨布尔什维主义的。那些曾迫使这样的民主派爱国分子断然离开我们的客观条件已经消失了。世界上出现了使他们不得不倒向我们的客观条件。皮季里姆·索罗金的转变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阶级、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种不可避免的转变的表现。谁不善于看到和利用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蹩脚的社会主义者。
其次，相信一般“民主”万能，可以包治百病，而不了解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它的有用和必要是有历史局限性的，——这种情况在各国保持了几十年、几百年，而在小资产阶级中间保持得特别牢固。大资产者有丰富的阅历，他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共和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形式一样，不过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大资产者懂得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同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真正操纵者和最终的（因而往往是最隐蔽的）发动者有极亲密的关系。小资产者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较难懂得这一真理，他们甚至抱着幻想，以为民主共和国就意味着“纯粹民主”、“自由的人民国家”、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民权制度、全民意志的纯粹表现，如此等等。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远离尖锐的阶级斗争、交易所和“真正的”政治，他们的这些偏见很顽固。以为只靠宣传就能在短期内根除这些偏见，那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想法。
但是，世界历史在飞速前进，它用威力巨大的锤击和空前猛烈的危机摧毁着一切习以为常的旧东西，使得最顽固的偏见都支持不住。“一般民主主义者”天真地信赖立宪会议，天真地把“纯粹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第581页◎“立宪会议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萨马拉、西伯利亚和南方的经历，不可能不打垮最顽固的偏见。被理想化的威尔逊民主共和国实际上是实行最疯狂的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进行最无耻的压迫和摧残的一种形式。处于中间状态的一般“民主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样想：“我们哪能有什么最高类型的国家，什么苏维埃政权！上帝能赐给我们一个通常的民主共和国就不错了！”当然，在“通常的”比较平静的时期，这种“希望”是可以保持好几十年的。
现在，世界事变的进程和俄国一切君主派同英、法、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的最严酷的教训都实际表明：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从帝国主义提到历史日程上的问题来看，这种共和国已经过时；现在没有任何别的选择：要么是苏维埃政权在世界上一切先进国家获得胜利，要么是对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已经运用自如的英美帝国主义实行反动，疯狂肆虐，摧残一切弱小民族，在全世界复活反动势力。
二者必居其一。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曾几何时，这种看法还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无知狂想。
但结果正是如此。
皮季里姆·索罗金放弃立宪会议议员的资格，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整个阶级、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变的征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可避免要分裂，一部分转到我们这边来，一部分保持中立，一部分自觉地归附把俄国出卖给英美资本并且力图用外国军队来扼杀革命的君主派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4、37、79、88、96、135、229、236、276、282、365、389、476、582、627。）。善于看到并利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民主派先从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转为中立、然后又转为支持这一情况，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第582页◎
党向群众提出的任何口号都有凝固僵化的特性，甚至在这个口号必须提出时所依据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它还继续对许多人发生效力。这种弊病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学会防止和克服它，就不能保证党的政策正确。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民主派断然决裂的时期在历史上是必需的；当这些民主派倒向敌人方面并且恢复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不同他们进行尖锐的斗争是不行的。这场斗争中使用的一些口号现在往往变成了凝固僵化的东西，妨碍我们正确地估计和适当地利用当前这个新的时机，因为这些民主派已经开始新的转变，倒向我们，这个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局势的极深刻的变化。
支持这个转变，对倒向我们这边的人表示友好，这还不够。一个意识到自己的任务的政治家，既然确信这种转变具有重大的深刻的历史原因，就应该学会在广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群众的某些阶层和集团中促成这种转变。革命的无产者必须知道应该镇压谁，应该善于同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妥协。对那些把俄国出卖给“盟国”的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地主、资本家及其走狗不实行恐怖和镇压，是荒唐可笑的。企图“说服”他们，“感化”他们，是十分滑稽的。但是，当局势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我们的时候，还一味对他们采取镇压和恐怖的策略，那同样是（至少同样是）荒唐可笑的。
无产阶级到处都碰到这样的民主派。在农村，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地主，粉碎剥削者和富农投机分子的反抗；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只能紧紧依靠半无产者，即“贫苦农民”。但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过去动摇，现在动摇，将来还会动摇。争取动摇者的任务和推翻剥削者、战胜猖獗的敌人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善于同中农妥◎第583页◎协，——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完全地紧紧地依靠贫苦农民——这就是当前的任务，因为正是现在，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农必然转到我们这方面来。
这种策略也适用于手工业者和手艺人，适用于具有最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或持有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工人，适用于许多职员，适用于军官，特别是适用于全体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我们党内往往有人不会利用他们的转变，这种不会可以克服而且应当克服，把不会利用变为很会利用。
我们已经有大多数参加工会组织的无产者这样一个坚强的后盾。必须善于吸引那些正在转向我们这边的、无产阶级性最少而小资产阶级性最多的劳动阶层，使他们参加我们的行列，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目前的口号是：不要同他们斗争，而要争取他们，善于影响他们，说服动摇者，利用中立者，用广泛的无产阶级影响来薰陶那些落后的或者最近才开始摆脱“立宪会议”幻想或“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幻想的人。
我们已经有劳动群众这样一个相当坚强的后盾。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注：指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于1918年11月6-9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96人，有表决权的代表963人，其中共产党员946人，其他党派的成员16人，无党派人士1人。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关于十月革命一周年，关于国际形势，关于军事形势，关于中央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以及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列宁在11月6日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根据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提议，大会通过了致对苏维埃俄国作战的各国政府的呼吁书，建议它们开始和谈。鉴于苏维埃政权趋于巩固和红军节节胜利，大会通过了关于释放对苏维埃共和国不再构成危险的政治犯的特赦决定。
列宁在11月8日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大会一致批准了列宁起草的业经同年10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通过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28-129页）。同一天，大会就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的报告，通过了根据列宁的提纲（同上，第130-131页）拟定的关于革命法制的决定，号召全体公民、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国家机关负责人员最严格地遵守苏维埃国家的法令。在11月9日最后一次会议上，大会研究了形势问题和苏维埃建设的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大会总结了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工作，决定委托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所有乡苏维埃和村苏维埃。大会代表们听到德国爆发革命的消息无比兴奋，对起义的德国工人、士兵和水兵表示声援。大会选出了有207名委员和3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584。）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害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对他们中间恶毒的怠工分子和白卫分子我们一分钟也不放松斗争。但是当前的口号是要善于利用他们倒向我们的转变。我们苏维埃政权中还有不少“混进来的”恶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用昨天还自觉敌视我们而今天已完全保持中立的知识分子替换他们，这是目前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所有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任务，也是全体鼓动员、宣传员和组织员的任务。
当然，同中农、同工人中昨天的孟什维克、同职员或知识分子中昨天的怠工分子达成协议，如同在剧烈变化着的复杂环境中进◎第584页◎行任何一种政治活动一样，是需要本领的。全部问题在于，不要满足于我们从以往的经验中练就的本领，一定要前进，一定要有长进，一定要从比较容易的任务转到比较困难的任务。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包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进步。
几天前，我接待了信用合作社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把代表大会关于反对信用合作银行同共和国人民银行合并的决议（注：指1918年11月16日莫斯科人民银行股东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将该行收归国有的决议。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12月2日的法令，莫斯科人民银行被收归国有，其全部资产和债务都转入俄罗斯联邦人民银行。莫斯科人民银行理事会改组为俄罗斯联邦人民银行中央管理局合作社部。——585。）给我看了。我对他们说，我主张同中农妥协，对合作社工作者从敌视布尔什维克转为中立，虽然只是开始，我也很重视，但是同他们达成协议的基础只能是他们同意特种银行同共和国统一的银行完全合并。于是代表们换了一个决议，由代表大会通过了另一个决议，把反对合并的内容全都删掉，但是……但是提出了组织合作社工作者特种“信用协会”的方案，而这个协会事实上同特种银行毫无差别！这是可笑的。改换字眼显然只能哄骗傻瓜。但是这样……一次“尝试”的“失败”丝毫也不会动摇我们的政策；我们过去实行而且今后还要实行同合作社工作者、同中农妥协的政策，但要打破企图改变苏维埃政权的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的一切尝试。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打了几次胜仗，这些民主派就张皇失措，散布恐慌情绪，投奔“胜利者”，甘愿卑躬屈膝地去迎接他们。当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即使现在，只要英国人、美国人和克拉斯诺夫白卫分子打几次小小的胜仗，这些人也还会产生动摇，张皇失措，而散布恐慌情绪、实行叛变、倒向帝国主义等等情况也还会多起来。
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我们为半无产者支持的苏维埃政权奠定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基础，永远是牢固的。我们根据经验知道，我们这个队伍不会动摇，我们的军队不会动摇。但◎第585页◎是，当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最深刻的变化使得非党的、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民主派必然转向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应当学会而且一定能够学会利用这一转变，支持这一转变，在相应集团和阶层中促成这种转变，尽一切可能同这些分子达成协议，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减轻由于严重的经济破坏、愚昧、无能而造成的困难，加速社会主义胜利的到来。
载于1918年11月21日《真理报》第25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85—193页◎第586页◎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
*（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是为批判卡·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而写的。
1918年8月，在柏林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杂志刊登了考茨基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文章：《是民主呢还是专政》。列宁在同年9月20日的《真理报》上看到此文的摘要后，立即给苏维埃共和国驻欧洲国家的三个使节——在柏林的阿·阿·越飞、在伯尔尼的扬·安·别尔津和在斯德哥尔摩的瓦·瓦·沃罗斯基——写信，提出了对考茨基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作斗争的任务。列宁请他们在考茨基关于专政的小册子出版后立即给他寄一本来，同时寄来考茨基写的所有涉及布尔什维克的文章。
10月初，列宁读了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后，立即动手写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在这部著作脱稿之前，列宁为了尽快占领阵地，又于10月9日用同一题目写了一篇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02-111页），发表在10月11日《真理报》上，并指示越飞、别尔津和沃罗斯基尽快把这篇文章译成外文发表。列宁的这篇文章译成德文后，于1918年和1919年分别在伯尔尼和维也纳发表；1919年译成意大利在米兰发表。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于1918年11月10日写成，12月在莫斯科出版。1919年用外文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出版。——587。）
序　言
不久以前在维也纳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维也纳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公司版，共63页），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说明第二国际正像各国一切正直的社会党人早就指出的那样，已经遭到最彻底最可耻的破产。现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已实际地提到日程上了。因此，把考茨基那种叛徒的诡辩和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但是首先应当着重指出，从战争一开始，本书作者就已多次指出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了。1914—1916年间发表在国外《社会民主党人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587。）和《共产党人》（注：《共产党人》杂志(《Коммунист》)是列宁创办的，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资助杂志的格·列·皮达可夫、叶·波·博什共同出版，尼·伊·布哈林参加了杂志编辑部。杂志于1915年9月在日内瓦出了一期合刊，其中刊载了列宁的三篇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个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曾打算把《共产党人》杂志办成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机关刊物。可是在杂志筹办期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布哈林、皮达可夫、博什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杂志创刊以后，分歧愈益加剧。这些分歧涉及对民主要求的作用和整个最低纲领的作用的估计。根据列宁的提议，《共产党人》杂志只出这一期就停刊了。——587。）上的许多文章，都是阐述这一点的。这些文章已收进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反潮流》文集（1918年彼得格勒版，共550页）。关于“考茨基主义”，我在1915年日内瓦出版的、随即译成德文和法文的小册子（注：指《社会主义与战争》（见本版选集第2卷第507-550页）。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是列宁为筹备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而写的一本小册子。参加写作的有格·叶·季诺维也夫。这本小册子在1915年9月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前夕用俄文和德文出版，并分发给了与会代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以后，小册子用法文在法国出版，并用挪威文在挪威左派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上全文刊载。列宁当时还曾试图用英文在美国出版。
1918年，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出版了这本小册子。——587。）上曾这样写道：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注：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锐敏地看出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防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587。）或‘布伦坦诺主义’（注：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过工人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587。）（就是说，变成一种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学说，只◎第587页◎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一点俄国著作家司徒卢威和德国经济学家布伦坦诺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注：指卡·考茨基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关于长入革命的政论）》。该书1909年在柏林出版。——588。）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年考茨基在要求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注：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又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5、588。）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像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要进行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日内瓦版第13—14页）（注：见本版选集第2卷第523页。——编者注）
其次，我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切论断在理论上的荒谬性。我引用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第588页◎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黑体是考茨基用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我指出这个定义完全不正确，说它“适用”于抹杀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适用”于同机会主义调和。我提出了我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我指出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甚至比不上资产阶级和市侩对它的批评。（注：见本版选集第2卷第651—656页。——编者注）
最后，我在1917年8月和9月间，即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前夜，写了《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1918年初在彼得格勒出版）。在该书第6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中，我着重谈了考茨基，证明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把它篡改成了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注：见本卷第219页。——编者注）
其实，考茨基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就是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详细揭露过的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所作的机会主义歪曲。
这几点事先说明一下是必要的，因为从这里可以证明，在布尔什维克夺取国家政权并因此受到考茨基非难以前很久，我就公开指责过考茨基的叛徒行径了。◎第589页◎
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册子中讲到的基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世界各国都有极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先进国家，尤其是对于各交战国，尤其是在目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问题。因此，必须仔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考茨基这样提出问题：“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第3页）
顺便说一句，考茨基把俄国的非布尔什维克，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称为社会党人，是根据他们的名称，即根据字眼，而不是根据他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占的实际地位。这是何等高明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啊！这一点以后再详细谈。
现在应该谈主要的东西，就是考茨基所谓“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根本对立”这一伟大发现。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这真是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混乱，这真是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应当说，考茨基远远超过伯恩施坦了。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对比、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对比的问题。看起来这不是朗若白昼吗？然而考茨基像个照本宣读历史教科书而变得干巴巴的中学教员那样，顽固地背对20世纪，面向18世纪，在许多章节中无数次地枯燥无味地搬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同专制制度、同中世纪制度◎第590页◎对比的旧道理！
真像是在说胡话，听来叫人生厌！
简直是文不对题。考茨基竭力想把事情说成似乎有人在鼓吹“鄙视民主”（第11页）等等，这只能引人发笑罢了。考茨基只好用这种无聊的话来抹杀和混淆问题，因为他按自由主义观点提出问题，只谈一般民主，而不谈资产阶级民主，甚至避开这个确切的阶级的概念，拼命讲“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我们这位空谈家几乎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即用了63页中的20页，来大谈其空话，这些空话资产阶级听了很舒服，因为这些空话等于是粉饰资产阶级民主，抹杀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但是考茨基的书名毕竟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学说的实质正在于此，这是谁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说了一大堆文不对题的废话之后，不得不把马克思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引用一下。
究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这简直是一出滑稽剧！请看：
“这个观点〈即考茨基所说的鄙视民主〉依据的只是卡尔·马克思说过的一个词。”——第20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着。而在第60页上，这一点甚至又以如下的形式重说了一遍：（布尔什维克）“凑巧记起了1875年马克思有一次在信中用过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原文用的就是desW?rtchens！！）。
下面就是马克思用过的这个“词儿”：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编者注）◎第591页◎
首先，把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这段著名论断称为“一个词”，甚至称为一个“词儿”，这简直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小抽屉，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考茨基不会不知道，在巴黎公社以前，尤其在巴黎公社以后，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无论在书信中还是在刊印的著作中，都曾多次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不会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不过是在历史上更具体、在科学上更确切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至1891年这40年间，考虑到1848年革命尤其是1871年革命的经验而经常谈论的。
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竟这样骇人听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这该怎样解释呢？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耍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战争开始以后，考茨基更是大有长进，他那一套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本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再看看考茨基怎样精辟地“解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就会更加相信这一点。请看：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理解这个专政的……〈这是叛徒的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作了许多极详细的指示，不过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故意回避这些指示〉……　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独裁和专制不同，它不是被看作经常的国◎第592页◎家制度，而是被看作暂时的极端手段。
‘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专政）这个说法表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决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
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一切地方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第20页）
我们特意把这段议论完全引来，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出“理论家”考茨基采用的是什么手法。
考茨基想用先给专政这个“词”下定义的方法来研究问题。
好极了。用什么方法研究问题，这是每个人的神圣的权利。只是要把研究问题的认真的老实的态度同不老实的态度区别开来。谁想用这种方法认真研究问题，谁就应当给这个“词”提出自己的定义。这样，问题才会提得明确和直截了当。考茨基却不是这样。他说：“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
第一，这不是定义。既然考茨基想回避给专政这个概念下定义，他为什么又要采取这种方法研究问题呢？
第二，这显然不正确。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谈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决不会忘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谁都知道，就是“历史学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隶的起义或大骚动，一下子就暴露出古代国家的实质是奴隶主专政。这个专政消灭了奴隶主中间的民主，即对奴隶主的民主没有呢？谁都知道，没有。
“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说出这种骇人听闻的谰言和谎话，是因为他“忘记了”阶级斗争……
要把考茨基的自由主义的骗人的论断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真理的论断，就必须说：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第593页◎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消灭方式中的一种）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
但是，不管这个论断多么符合真理，它并没有给专政下定义。
我们来看看考茨基的下一句话吧：
“……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
考茨基像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偶然在这里嗅到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即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但他还是没有给专政下个定义，而且他还说了明明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谎话，说专政意味着个人独裁。这在语法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行专政的可能是一小群人，也可能是寡头，也可能是一个阶级，等等。
接着考茨基说明了专政同专制的区别，虽然他的说明显然不对，我们也不去分析它了，因为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毫无关系。大家知道，考茨基喜欢从20世纪转向18世纪，又从18世纪转向古代，我们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争得专政以后，会考虑到考茨基的这种爱好，让他去当中学的古代史教员。以空谈专制来回避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这不是极端愚蠢的做法，就是非常笨拙的欺骗行为。
总之，我们看到，考茨基立意来谈论专政，却讲了一大堆明显的谎话，根本没有下一个定义！他本来可以不依赖他的才智，可以凭记忆从他的“小抽屉”中拿出马克思论专政的一切言论。要是这样，他一定能得出下面这个定义或者实质相同的定义：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第594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看，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对于每个觉悟的工人（即群众的代表，而不是像各国社会帝国主义者那样被资本家收买的市侩混蛋这帮上层分子）都朗若白昼的真理，对于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被剥削者的每个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我们竟要从最博学的考茨基先生那里“通过战争夺回来”！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第二国际领袖们奴才气十足，他们已经成了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卑鄙的献媚者。
考茨基首先玩了一套偷换把戏，公然胡说八道，说什么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就是个人独裁，接着又（根据这种偷换把戏！）说，“可见”，马克思所讲的阶级专政并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而是指这样的意思：专政并不意味着革命暴力，而是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的——请注意这个形容词——“民主”条件下“和平地”获得多数）。
请看，他说应当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区别开来。作这种异常深奥的区别，正像我们要把一个不善于推理的人的愚蠢“状态”同他的愚蠢“形式”区别开来一样。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专政解释为“统治的状态”（他在该书下一页即第21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说），是因为这样一来，革命暴力就消失了，暴力革命就消失了。“统治的状态”是在……“民主”条件下任何一种多数所处的状态！通过这样一套骗术，革命就安然无事地消失了！
但这套骗术太笨拙了，因而也挽救不了考茨基。专政的前提和意思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采用叛徒们所不喜欢的革命暴力的“状态”，这是隐瞒不了的，正像“口袋里藏不住锥子”一样。显而易见，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加以区别，这是荒谬可笑的。在这里谈什么管理形式更是加倍的愚蠢，因为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君主制◎第595页◎与共和制是不同的管理形式。我们倒需要向考茨基先生证明，这两种管理形式也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其他一切过渡的“管理形式”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即资产阶级专政的不同形态而已。
最后，谈论管理形式，不仅是愚蠢地而且是拙劣地伪造马克思的意思，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分明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而不是管理形式。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新的国家机器，用恩格斯的话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编者注）。
所有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饰和歪曲，因为他的叛徒立场使他非这样做不可。
现在来看看他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可怜的遁词。
循词之一。“……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行变革，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
这里同管理形式毫无关系，因为有些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并不典型的君主国，并没有军阀，而有些在这方面十分典型的共和国，却有军阀和官僚。这是大家知道的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是考茨基也无法篡改的。
假如考茨基肯认真地老实地谈论问题，他就会问一问自己：有没有并无例外情形的关于革命的历史规律呢？他的回答会是：没有，没有这样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指的只是典型的东西，即马克思有一次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当时他所指的是一般的、正常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第596页◎
其次，在19世纪70年代有没有使英美在我们现在探讨的这个方面成为例外的因素呢？任何一个多少知道一点历史问题方面的科学要求的人都很清楚，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伪造科学，就是玩弄诡辩。而提出这个问题，就不会怀疑这样的答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别是因为存在着军阀和官僚，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极详尽地说明过（尤其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及其导言中）。但是，恰恰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的19世纪70年代，恰恰在英美两国，恰恰这两种机构没有！（而现在，这两种机构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有了。）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行径，只好处处招摇撞骗！
但是，请看他在这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马脚。他说：“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
在给专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拼命对读者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现在真相大白了：问题正在于和平变革同暴力变革的对立。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十分无耻地篡改历史，竟“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19世纪70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这种属性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其特征是比较说来最爱和平，最爱自由。而帝国主义，即只是在20世纪才完全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其特征则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第597页◎阀机构。在谈论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具有多大的典型性或可能性时，竟然“不注意”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
遁词之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是由不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选举出来的。于是考茨基洋洋得意地说：“……在马克思看来〈或者照马克思的意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情况下(beiüberwiegendemProletariat)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第21页）
考茨基的这个论据异常滑稽可笑，真使人感到有embarrasderichesses（驳不胜驳的困难）。第一，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的精华、大本营和上层分子都从巴黎逃到凡尔赛去了。在凡尔赛还有“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这又表明考茨基硬说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别”都参加了公社是骗人。当时巴黎居民分成两个交战的营垒，其中一个营垒集中了全部战斗的、政治上积极的资产阶级，把这种情形说成是“全民投票”的“纯粹民主”，不是太可笑了吗？
第二，公社反对凡尔赛的斗争就是法国工人政府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既然法国的命运决定于巴黎，怎能谈得上“纯粹民主”和“全民投票”呢？当马克思认为公社没有夺取属于全法国的银行是一个错误的时候（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3页。——编者注），难道他是从“纯粹民主”的原则和实践出发的吗？？
幸而考茨基是在警察禁止人们“聚众”发笑的国家里写书，不然考茨基真是会被人笑死的。
第三，我想不揣冒昧地向背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考茨基先生提示一下恩格斯从……“纯粹民主”的观点对公社所作的◎第598页◎评价：
“这些先生〈反权威主义者〉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编者注）
请看，这就是“纯粹民主”！一个异想天开、竟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一般地谈论“纯粹民主”的卑鄙市侩、“社会民主党人”（指19世纪40年代在法国以及1914—1918年在全欧洲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该会受到恩格斯怎样的嘲笑！
够了，要把考茨基所有的谬论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绩在于作了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尝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编者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在1872年对《共产党宣言》这个部分“过时的”纲领仅仅作了这个修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编者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取消了军队和官吏，取消了议会制，破坏了“寄生赘瘤——国家”等等；而绝顶聪明的考茨基却昏头昏脑地重复自由主义教授们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即关于“纯粹民主”的童话。
难怪罗莎·卢森堡在1914年8月4日（注：1914年8月4日这一天，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德国帝国国会表决军事预算时投了赞成票，这意味着该党完全背叛了1912年《巴塞尔宣言》所阐明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599。）说，德国社会民主◎第599页◎党现在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了！
遁词之三。“如果我们说专政是管理形式，我们就不能说阶级专政。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阶级只能统治而不能管理……”能管理的是“组织”或“政党”。
“糊涂顾问”先生，您在胡说，完全胡说八道！专政不是“管理形式”，您这是可笑的胡说。马克思讲的并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这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是两码事。说阶级不能管理，也是完全不对的；这种胡言乱语，只有除了资产阶级议会什么也看不见、除了“执政党”什么也看不到的“议会迷”才说得出来。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可以给考茨基提供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例子，如中世纪地主的例子，虽然他们的组织程度还不够。
总之，考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作了史无前例的歪曲，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说，考茨基本人已经堕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庸俗地说什么“纯粹民主”，粉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最害怕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暴力。考茨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概念的“解释”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在对马克思的思想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第600页◎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被考茨基搅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第600页◎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考茨基几乎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真理。这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义空谈。不仅在文明的德国，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国，这也是人人知道的真理。考茨基一本正经地谈论魏特林，谈论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徒，谈论许许多多别的东西，这不过是用那套“博学的”谎话来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掉、抹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对富人的民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献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快意”的东西。◎第601页◎
我们首先要向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提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被我们的书呆子（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可耻地“忘记了的”理论见解，然后再来作一个最通俗的说明。
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而且“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编者注）。“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恩格斯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编者注）“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编者注）　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9页。——编者注）考茨基先生非常枯燥地反复解释这个论点当中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前一部分，而对我们用黑体标出的、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后一部分，叛徒考茨基却闭口不谈！）。“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马◎第602页◎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和第376页。——编者注）
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十分熟悉的这些论点，每一条都在打他的嘴巴，揭穿他的全部的叛徒行径。在考茨基的整本小册子中，丝毫看不出他理解了这些真理。他的小册子的全部内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
只要看看现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处处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正直的觉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像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戒严等等。考茨基无耻地粉饰资产阶级民主，闭口不谈美国或瑞士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者对付罢工工人的种种行为。
啊，聪明博学的考茨基对于这一点是闭口不谈的！他，这位博学的政治家不知道，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就是卑鄙。他宁愿向工人讲一些民主就是“保护少数”之类的童话。这很难令人相信，然而这是事实！在公元1918年，在世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第五年，在各“民主国”的国际主义者（即不像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不像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不像韩德逊和维伯之流那样卑鄙地背叛社会主义的人们）少数遭受迫害的第五年，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甜蜜蜜的嗓子歌颂起“保护少数”来了。谁要是愿意，可以去看看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第15页。而在第16页上，这位博学的……人物还把18世纪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注：辉格党和托利党是英国的两个政党，产生于17世纪70-80年代。
辉格党起初代表大商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已经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19世纪中叶起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与其他政治团体合并后，组成英国自由党。
托利党代表大地主和英国教会上层僧侣的利益，同时也依靠中、小僧侣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它维护旧的封建传统，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19世纪中叶，在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
辉格党和托利党曾在英国轮流执政。——603。）的故事讲给你听呢！◎第603页◎
多么渊博啊！向资产阶级献媚是多么细致入微啊！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啊！假如我是克虏伯或谢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诺得尔，我一定会用百万酬金酬谢考茨基先生，赏给他犹大之吻（注：犹大之吻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出卖耶稣的叛徒。他按照事先的约定，当着犹太教大祭司派来捉拿耶稣的兵丁亲吻耶稣，装作请安，于是那些兵丁就认出并逮捕了耶稣。后来，犹大之吻便成为虚伪的亲热的代用语。——604。），在工人面前称赞他，劝人们同考茨基这样“可敬的”人物保持“社会主义的统一”。著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讲述18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硬说民主就是“保护少数”，绝口不谈“民主”共和国美国迫害国际主义者的大暴行，难道这不是奴颜婢膝地为资产阶级效劳吗？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记了”（大概是偶然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国的统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问题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戒严或制造大暴行。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大暴行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个“规律”，原是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注：德雷福斯案件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604、696。）中，在民主共和国美国对黑人和国际主义者的私刑中，在民主英国的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事件（注：指英国资产阶级血腥镇压1916年爱尔兰争取摆脱英国统治的起义一事。在这一事件中，几乎全部起义领袖包括身受重伤的詹姆斯·康诺利都被枪决，一般参加者则被大批驱逐出国。
阿尔斯特是爱尔兰的东北部分，居民以英格兰人为主；阿尔斯特的军队曾和英国军队一起镇压了爱尔兰人民的起义。——604。）中，在1917年4月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和大暴行（注：1917年4月3日（16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资产阶级报纸和临时政府一些部长在俄国政治流亡者取道德国回国等问题上大造谣言，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诽谤、诬蔑，并不断鼓吹以大暴行来对付布尔什维克。为了揭露这些无耻的诽谤、诬蔑，列宁从4月5日（18日）起陆续写了《两个世界》、《资本家的无耻谎言》、《告士兵和水兵书》、《说谎同盟》、《反对大暴行制造者》、《公民们！应当懂得各国资本家采取的手法是什么！》等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25-126、205-206、209-211、218-221、225-228、229-231页）。1917年4月16日（29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和水兵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资产阶级报纸诽谤、诬蔑布尔什维克。——604。）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仅举出战时的例子，而且举出战前和平时期的例子。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宁愿闭眼不看20世纪的这些事实，却向工人讲述18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十分新鲜、极其有趣、大有教益、非常重要的故事。
就拿资产阶级议会来说吧。能不能设想博学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操纵就愈厉害呢？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布尔什维克利用议会，恐怕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更有成效，因为在1912—1914年，我们把第四届杜马（注：第四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颁布的选举法于1912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5日（28日）召开的，共有代表442人，主席是十月党人米·弗·罗将柯。这届杜马和上届杜马一样，也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和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多数。第四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中有6名布尔什维克、7名孟什维克和1名附和孟什维克而不享有完全权利的党团成员（华沙代表，波兰社会党-“左派”的叶·约·亚格洛）。1913年10月，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成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布尔什维克代表为了揭露沙皇制度的反人民政策，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不断向第四届杜马提出对政府的质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尔什维克代表坚决反对战争，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14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被捕，随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5年8月，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党团组成了所谓“进步同盟”，一半以上的杜马代表参加了这个同盟。列宁认为，这是自由派和十月党人为了同沙皇在实行改革和动员工业力量战胜德国这一纲领上达成协议而结成的同盟。
1917年2月26日（3月11日），二月革命爆发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第四届国家杜马停止活动。2月27日（3月12日），国家杜马代表为了反对革命和挽救君主制度，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3月1日（14日）该委员会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达成协议，通过了关于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决议。1917年10月6日（19日），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迫发布了解散国家杜马的法令。——604。）的整个工人选民团◎第604页◎都争取过来了）。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像考茨基那样忘记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是有历史条件的。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虚假和伪善。为了使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然而当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的时候，考茨基却转过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赞美起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来了。
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像考茨基那样写出一整本论民主的书，用两页谈专政，用几十页谈“纯粹民主”，而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用自由主义观点来完全歪曲事实。
拿对外政策来说。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对外政策都是不公开的。到处都是欺骗群众，而在民主的法国、瑞士、美国和英国，这种欺骗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百倍，巧妙百倍。苏维埃政权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对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虽然在进行掠夺战争和签订“瓜分势力范围”（即资本家强盗瓜分世界）的秘密条约时代，这一点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和平问题，千百万人的生死问题都是以此为转移的。
拿国家机构来说。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连选举是“间接的”（在苏维埃宪法中）也提到了，但问题的本质他却没有看到。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他却没有注意到。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资本家千方百计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方法就愈巧妙，◎第605页◎愈有效）排斥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严格说来是第二个，因为巴黎公社已开始这样做过）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其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着，所以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觉到，看到和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
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这里，恰恰是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具有一种优越条件，就是大企业把他们极好地联合起来了，他们最容易进行选举和监督当选人。苏维埃组织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便于团结在他们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周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即官吏，还有财富特权、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种多样）——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构开支小些，灵活些，在生活沸腾、要求特别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代表的时期，使工农更便于参加。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第606页◎
只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或是政治上已经死亡、钻在资产阶级的故纸堆里而看不见实际生活、浸透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因而在客观上变成资产阶级奴才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只有不能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如下问题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农或者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的一分子），能够多少像在苏维埃俄国那样，享有在最好的建筑物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行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
要是以为考茨基先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从一千个了解情况的工人和雇农当中可以找出哪怕是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示怀疑，那是可笑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承认真实情况的片断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维埃共和国，正因为他们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不是对富人的民主，而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对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们（和“建设”我们国家）的是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议员，资产阶级的法官。这是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内）被压迫阶级中的千百万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知道、每天感觉到和觉察到的浅显明白、无可争辩的真理。
在俄国，则完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件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第607页◎国要民主百万倍。
考茨基不理解每个工人都理解都清楚的这一真理，因为他“忘记了”提出、“已经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对哪一个阶级的民主？他从“纯粹的”（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的观点去推论。他正像夏洛克（注：夏洛克是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一个残忍冷酷的高利贷者。他曾根据借约提供的权利，要求从没有如期还债的商人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198、608。）那样来论证，只要“一磅肉”，别的什么都不要。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没有民主。
我们不得不向博学的考茨基，向“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提出一个问题：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在讨论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著作时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奇怪得很，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谈起了考茨基，就必须向这位博学的人说明，为什么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第608页◎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考茨基是这样推论的：
(1)“剥削者总是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考茨基的小册子第14页）
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从这一真理出发，应该怎样推论呢？可以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按社会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为基础。也可以按自由主义观点，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多数和少数的关系为基础。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剥削者必然要把国家（这里说的是民主，即国家的一种形式）变成本阶级即剥削者统治被剥削者的工具。因此，只要剥削者还统治着被剥削者多数，民◎第608页◎主国家就必然是对剥削者的民主。被剥削者的国家应该根本不同于这种国家，它应该是对被剥削者的民主，对剥削者的镇压，而镇压一个阶级，就是对这个阶级不讲平等，把它排除于“民主”之外。
如果按自由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多数决定，少数服从。不服从者受处罚。再没有别的了。至于国家，包括“纯粹民主”在内，具有怎样的阶级性，就根本用不着讲了；这同问题没有关系，因为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如此而已。
考茨基正是这样推论的：
(2)“根据什么理由无产阶级的统治要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第21页）接着他就说明无产阶级拥有多数，而且说得极其详细，极其罗嗦，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又举出了巴黎公社选票的数字。结论是：“一个这样牢固地扎根在群众中的制度是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的。在有人用暴力来压制民主的情况下，这个制度也不免要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但是，一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拥护的制度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护民主，而不是为了消灭民主。如果它要去掉自己的最可靠的基础，要去掉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普选制，那它就简直是自杀了。”（第22页）
你们看，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在考茨基的论据中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一般多数，一般少数，一般民主，我们已熟悉的“纯粹民主”。
请注意，这些话还是谈到巴黎公社时说的呢！为了清楚起见，我们现在就来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看看他们谈到巴黎公社时关于专政是怎样说的：
马克思说：“……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工人……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赋予国家以◎第609页◎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5—556页。——编者注）
恩格斯说：（在革命中）“……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编者注）
恩格斯又说：“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编者注）
考茨基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正如自由主义者同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一样，实有天渊之别。纯粹民主和考茨基笼统地说的“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人民国家”的另一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考茨基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或者说带着十岁女孩的天真态度问道：既然拥有多数，还要专政干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
——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为了使反动派恐惧，
——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
——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
这些解释考茨基是不理解的。他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看不见它的资产阶级性，“始终如一地”主张多数既然是多数，就用不着◎第610页◎“粉碎”少数的“反抗”，用不着对少数“实行暴力镇压”，只要对破坏民主的情况实行镇压就够了。考茨基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无意中犯了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常犯的那个小小的错误：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当作事实上的平等！小事一桩！
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这个真理不管考茨基多么不喜欢，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
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可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在首都起义成功或军队哗变时，可以一下子打倒剥削者。然而恐怕除了极罕见极特殊的场合，剥削者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在一个稍微大些的国家中，决不能一下子剥夺所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其次，只有作为法律行为或政治行为的剥夺，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需要的是在事实上铲除地主和资本家，在事实上用另一种由工人对工厂和田庄的管理来代替他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能有平等，因为剥削者世世代代又受教育，又有富裕的生活条件，又有各种技能，而被剥削者大众甚至在最先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闭塞、无知、愚昧、胆怯和分散的。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某些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种种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窍门）；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接近；有无比高超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因为几◎第611页◎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因为剥削者的国际联系是很广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剥削者，即最不开展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等等群众，是跟着并且会跟着剥削者走的，这已为过去的一切革命所证明，巴黎公社也不例外（因为凡尔赛军队中也有无产者，这一点被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忘记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在比较深刻的、重大的革命中，可以简简单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就是对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像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叫苦连天，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就像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第612页◎
在这种情况下，在进行拼命的激烈战争的时代，当历史把千百年来的特权的存亡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竟谈论什么多数和少数，什么纯粹民主，什么专政没有必要，什么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平等！！要愚蠢到什么地步、庸俗到什么地步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啊！
但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几十年（1871—1914年）已使迁就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党像奥吉亚斯的牛圈（注：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613。）那样堆满了庸俗、近视和叛变的秽物……
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考茨基在我们上面从他书中引来的一段话内，说到什么侵犯普选制（附带指出，考茨基把普选制称为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而恩格斯在也是论述巴黎公社并且也是论述专政问题的时候，却说的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把庸人和革命家对“权威”的看法比较一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必须指出，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问题，是纯粹俄国的问题，而不是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果考茨基不虚伪，把他的小册子叫作《反对布尔什维克》，那么，小册子的书名就符合它的内容了，考茨基也就有权直截了当地谈论选举权了。但是，考茨基想首先以“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他把自己的小册子一般地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他只是在小册子的后一部分，从第6节起，才专门谈到苏维埃和俄国。前一部分（我引证的话就在这一部分）谈的是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考茨基一谈到选举权，便原形毕露，表明他是一个根本不顾理论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论战家。因为理论，即关于民主和专政的一般的（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特殊的）阶级基础的论断，应该谈的不是选举权这样的专门问题，而是一般问题：在推翻剥削者、用被剥削者的国家代替剥削者的国家的历史时期，能不能保留对◎第613页◎富人的民主，保留对剥削者的民主呢？
理论家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
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的例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巴黎公社以及谈到巴黎公社时的一切论断。我根据这种材料，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国家与革命》那本小册子中，就分析了民主和专政的问题。我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现在应该说，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是专政在某一民族中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应该是在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和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的时候才谈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我在以后的阐述中是会这样做的。事先就担保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都会限制或大都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可能的。在大战之后，在有了俄国革命经验之后，可能会这样做，但这不是实现专政所必需的，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要条件。
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因而也就是破坏对这个阶级的“纯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
在理论上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考茨基没有这样提出问题，也就证明他不是作为理论家而是作为向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究竟在哪些国家里，由于某个资本主义的哪些民族特点，对剥削者的民主要实行（彻底实行或基本上实行）某种限制和破坏，这是关于某个资本主义和某个革命的民族特点问题。这不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在于：不破坏对剥削者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正是避而不谈这个在理论上唯一重要的本质问题。考茨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论述，就是没有引用我在上面◎第614页◎引过的同这个问题有关的论述。
考茨基什么都谈了，能为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接受的、不超出他们思想范围的一切都谈了，就是没有谈主要的东西，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而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
这是考茨基不了解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俄国革命的经验，谈谈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同立宪会议（注：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1917年3月2日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一直拖延选举的准备工作。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不得不于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
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7、96、222、312、333、338、363、386、389、404、505、532、578、615、706、761。）之间的分歧——导致解散立宪会议和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分歧。◎第615页◎
苏维埃不得变成国家组织
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一个著书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果真正研究过这个现象（而不是重复小资产阶级对专政的哀怨，像考茨基重弹孟什维克的老调那样），就会先给专政下个一般定义，然后再研究它的特殊的、民族的形式——苏维埃，把苏维埃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之一加以评论。
既然考茨基对马克思的专政学说作了一番自由主义的“加工”，当然不能期望他会提出什么重要见解。但是，看看考茨基怎样研究苏维埃是什么这个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倒是十分有意义的。
他在回想1905年苏维埃的产生时写道：苏维埃创造了“无产阶级的所有组织形式中最能包罗一切的(umfassendste)组织形◎第615页◎式，因为它包括了全体雇佣工人”（第31页）。1905年苏维埃还只是地方团体，而在1917年却成了全俄国的联合组织。
考茨基继续说：“苏维埃组织现在已经有了伟大的光荣的历史。它的未来历史还会更加伟大，而且不限于俄国一国。到处可以看到，面对金融资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雄厚势力，　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versagen；德语这个词的意思比“不够”稍强，比“无力”稍弱〉。这些旧方法不能放弃，它们在平常时期仍然是必需的；但是有时会产生一些任务，用这些方法不能解决，而只有把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实力手段集中起来，才能奏效。”（第32页）
接着他谈到群众罢工，谈到“工会官僚”同工会一样是必要的，但“不适于领导那些日益成为时代标志的强大的群众战斗……”
考茨基得出结论说：“……这样看来，苏维埃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去迎接的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能不能向苏维埃要求更多的东西呢？1917年11月〈指公历，按俄历为10月〉革命后，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道在俄国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解散后，竟把向来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的苏维埃变成了国家组织。他们消灭了俄国人民在3月〈指公历，按俄历为2月〉革命中争取到的民主。与此相适应，布尔什维克不再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了。”（第33页，黑体是考茨基用的）
凡是看过俄国孟什维克著作的人，立刻就会看出考茨基是在怎样盲目照抄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施泰因之流的言论。的确是“盲目”照抄，因为考茨基为了迎合孟什维克的偏见，竟把事实歪曲到了可笑的地步。例如，考茨基竟未顾到向他的情报员，如柏林的施泰因或斯德哥尔摩的阿克雪里罗得打听一下，布尔什维克改名为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具有国家组织的作用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如果考茨基做了这样简单的查问，他就不会写出这段令人发笑的话来，因为这两个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提出◎第616页◎的，例如我的1917年4月4日的“提纲”（注：指《四月提纲》。列宁于1917年4月4日（17日）先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然后又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联席会议上宣读了这个提纲。同年4月7日（20日）《真理报》发表了这个提纲（见本卷第13-16页）。——617。）就提出过，就是说，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更不用说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以前很久提出的。
但我全部引来的考茨基的这段议论，就是整个苏维埃问题的关键。关键就在于：苏维埃是应该力求成为国家组织（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已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同年同月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合法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
由于中央内部在对革命的估计、革命的前途以及党的任务问题上有分歧，根据中央的一致决定，全党在代表会议召开以前，围绕列宁的《四月提纲》，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公开争论。这样，地方组织就有可能预先讨论议程中的问题，并弄清普通党员对它们的态度。出席代表会议的有151名代表，他们代表78个大的党组织的约8万名党员。出席会议的还有前线和后方军事组织的代表，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芬兰和爱沙尼亚等民族组织的代表。这次代表会议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因而起到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代表会议的议程是：目前形势（战争和临时政府等）；和平会议；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修改党纲；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同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联合；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立宪会议；组织问题；各地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注：列宁是主席团的成员，他领导了会议的全部工作，作了目前形势、修改党纲和土地问题等主要报告，发言20多次，起草了代表会议的几乎全部决议草案。斯大林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以《四月提纲》为基础，规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的路线，确定了党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波·加米涅夫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副报告，他和阿·伊·李可夫企图证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尚不成熟，认为只能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苏维埃监督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格·列·皮达可夫反对各民族有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的口号。他们的错误观点受到了会议的批判。在讨论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时，会议通过了格·叶·季诺维也夫提出的继续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里和参加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的错误决议案，列宁投票反对这一决议案。代表会议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维·巴·诺根、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伊·捷·斯米尔加、斯大林、Г.Х.费多罗夫共9人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30-456页。——24、69、435、617、702。）上又声明他们不以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为满足，他们需要的是巴黎公社类型的或苏维埃类型的工农共和国），还是不应该力求这样做，不应该夺取政权，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而应该照旧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马尔托夫就是这样说的，他是用天真的愿望来粉饰这样一个事实：在孟什维克领导下苏维埃是使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工具）。
考茨基盲目重复马尔托夫的话，抓住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理论争论中的片断，毫无批判、毫无意义地将这些片断搬到一般理论问题、一般欧洲问题上去。结果弄得一团糟，使俄国每个觉悟的工人看到考茨基的上述议论都要捧腹大笑。
一旦我们向欧洲所有的工人说明事实真相，考茨基也一定会遭到他们（极少数顽固不化的社会帝国主义者除外）同样的嘲笑。
考茨基像熊那样给马尔托夫帮忙（注：熊的帮忙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617。），十分明显地把马尔托夫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请看考茨基究竟说了些什么。
苏维埃包括全体雇佣工人。面对金融资本，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苏维埃不仅在俄国将起伟大的作用，在欧洲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也将起决定的作用。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好极了。“资本同劳动的决战”是不是要解决这两个阶级中哪一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问题呢？◎第617页◎
完全不是。绝对不是。
在“决”战中，包括全体雇佣工人的苏维埃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
国家是什么呢？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总之，一个被压迫阶级，现代社会中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应该努力去进行“资本同劳动的决战”，但不应该触动资本用来镇压劳动的机器！不应该摧毁这个机器！不应该用自己的包罗一切的组织来镇压剥削者！
好极了，妙极了，考茨基先生！“我们”承认阶级斗争，——就像一切自由派那样承认它，就是说不要推翻资产阶级……
正是在这里，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彻底决裂已经很明显了。这实际上是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资产阶级什么都能允许，就是不能允许受它压迫的阶级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在这里，考茨基已经完全无法挽救他那调和一切、用空话避开各种深刻矛盾的立场了。
考茨基要么是根本反对国家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要么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容许他们摧毁、打碎这个机器，并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论断，在两种情况下，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并转到资产阶级方面，都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胜利了的工人阶级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时就说过：“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编者注）。现在，一个自以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出来说，已经全部组织◎第618页◎起来并同资本进行“决战”的无产阶级，不应该把自己的阶级组织变成国家组织。恩格斯在1891年所说的“在德国已经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的“对国家的迷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编者注），就是考茨基在这里所暴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这位庸人“同意”说：工人们，斗争吧（对这点资产者也“同意”，因为工人反正都在斗争，需要考虑的只是怎样把他们利剑的锋芒磨去），——斗争吧，但是不得胜利！不要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要用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去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
谁真正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承认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谁多少琢磨过这个真理，他就决不会说出这种荒谬绝伦的话来，说什么能够战胜金融资本的无产阶级组织不应当变成国家组织。正是在这一点上现出了小资产者的原形，小资产者正是认为国家“终究”是一种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东西。究竟为什么可以允许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去同那不仅统治着无产阶级而且统治着全体人民、全体小资产阶级、全体农民的资本进行决战，却不允许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把自己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呢？因为小资产者害怕阶级斗争，不能把它进行到底，直到实现最主要的东西。
考茨基说得乱了套，结果露出了马脚。你们看，他亲口承认，欧洲正去迎接资本同劳动的决战，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而这些方法恰恰就是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由此可见？……
考茨基不敢进一步去想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
……由此可见，只有反动派，只有工人阶级的敌人，只有资产◎第619页◎阶级的走狗，才会在现时把脸朝着已经过去的时代，去描绘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侈谈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起来，曾经是进步的，当时是应该利用的。但是现在，对工人阶级来说，它已经不够了。现在不应该向后看，而应该向前看，应该用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如果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范围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即训练和组织无产阶级大军，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那么，到了应该进行“决战”的时候，还把无产阶级限制在这种范围内，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成了叛徒。
考茨基陷入了特别可笑的窘境，因为他重复马尔托夫的论据，却没有觉察到马尔托夫的这个论据是以考茨基所没有的另一个论据为依据的！马尔托夫说（而考茨基则跟着他重复说），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由此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把苏维埃从斗争机关变为国家组织，为时尚早（应读作：在孟什维克领袖们帮助下，把苏维埃变成使工人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机关，倒是适时的）。而考茨基却不能直截了当地说欧洲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考茨基在1909年还没有成为叛徒的时候写道：现在不能害怕革命为时过早，谁因害怕失败而拒绝革命，谁就是叛徒。考茨基不敢直截了当地否认这一点。结果得出了一个把小资产者的极度愚蠢和极度怯懦暴露无遗的谬论：一方面，欧洲已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正在走向资本同劳动的决战；而另一方面，却不能把战斗组织（即在斗争中形成、发展和巩固起来的组织），即把被压迫者的先锋队、组织者和领袖无产阶级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
苏维埃作为战斗组织是必要的，但不应该变成国家组织，——这一思想在政治实践方面比在理论方面还要荒谬得多。甚至在没◎第620页◎有革命形势的和平时期，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群众斗争，如群众罢工，也要引起双方极大的愤慨，激起不寻常的斗争热情，也会使资产阶级经常搬出他们的老一套，说什么我还是“一家之主”，而且还要当下去，等等。而在政治生活沸腾起来的革命时期，像苏维埃这种包括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以至全体士兵、全体劳动的贫苦的农村居民的组织，随着斗争的发展，由于简单的攻守“逻辑”，必然要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想采取中间立场，“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愚蠢的，一定要遭到可耻的破产。在俄国，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的说教已经遭到破产，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如果苏维埃稍微广泛地发展起来，能够联合并巩固起来，这样的说教也必然会遭到同样的破产。对苏维埃说，斗争吧，但不要亲自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不要变成国家组织，这就是宣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和“社会和平”。要是以为在剧烈的斗争中，这种立场除了可耻的破产外还会有什么别的结果，那就很可笑了。脚踏两只船是考茨基一生的命运。在理论上，他假装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同意机会主义者，其实在实践上，他在一切重大问题（即一切同革命有关的问题）上都是同意机会主义者的。◎第621页◎
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共和国
关于立宪会议和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是考茨基整本小册子的中心问题。他经常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这部著作满篇都在暗示布尔什维克“消灭了民主”（见上面引的考茨基的一段话）。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要问题，因为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相互关系已经实际地◎第621页◎摆在革命面前了。现在就来看看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怎样考察这个问题的。
他引用了我所写的发表在1917年12月26日《真理报》（注：《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 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月15日（28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正式下令封闭《真理报》。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23、90、176、247、421、429、578、622、817。）上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注：见本卷第363—367页。——编者注）。这看来是考茨基拿着真凭实据来认真讨论问题的最好证明了。不过还是看看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吧。他没有说这个提纲有19条，没有说这个提纲既提出了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提出了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革命中的分歧有其历史的问题。所有这些，考茨基都避开不谈，他只简单地对读者说，“其中〈在这个提纲中〉有两条特别重要”：一、社会革命党发生分裂是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后，但在立宪会议召集以前（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5条）；二、一般说来，苏维埃共和国是比立宪会议更高的民主形式（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3条）。
就是这第3条，考茨基才完整地引用了它的一部分，即如下的论点：
“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注：附带说一下，考茨基多次引用了“痛苦最少地”过渡这几个字，显然是想来讽刺讽刺。可是他用的方法不中用，所以在几页之后，他就作假，把引文伪造成“无痛苦地”过渡！当然，用这种方法把荒谬的话加到论敌身上是不困难的。作假也能帮助回避论据的实质，即只有把全体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成为苏维埃），只有国家政权的中坚（无产阶级）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才有可能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考茨基省去了“通常”一词和这一条开头的一句话：“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第622页◎
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考茨基就用妙不可言的讽刺口吻惊叹道：
“可惜，他们只是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才作出这个结论。从前谁也没有像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
考茨基的书第31页上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写着的！
这真是妙论！只有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才能这样伪造事实，使读者得到一种印象，好像布尔什维克关于更高类型的国家的一切议论，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编出来的！！只有卖身给资产阶级或者（这完全是一样的）信赖帕·阿克雪里罗得而又把自己的情报员隐瞒不说的混蛋，才能说出这种卑鄙的谎话。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国的第一天，即1917年4月4日，就当众宣读了我的提纲，指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优越。后来我又屡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论各政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1918年1月刊载于美国纽约《晚邮报》）（注：指列宁的小册子《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89-204页）。这本小册子曾用英文刊载于1918年1月15日美国《晚邮报》和1917年11-12月《阶级斗争》（美国社会党左翼的杂志）第4期，并出版了单行本。
《晚邮报》(《The Evening Post》)是美国资产阶级报纸，1801年起在纽约出版，1801-1832年称《纽约晚邮报》，现称《纽约邮报》。——623。）中，谈到这一点。不仅如此，1917年4月底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我党不能以后者为满足，党纲应该作相应的修改。（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列宁起草的（见《列宁全集》第2 版第29卷第407-408页）。——623。）
既然如此，那么考茨基向德国读者断言，我曾激烈要求召集立宪会议，只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我才“贬低”立宪会议的荣誉和声望，——考茨基的这一花招该叫作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可以原谅这种行为呢？（注：附带说一下：在考茨基的小册子中，这种孟什维克式的谎话是很多的！这是一个怀着仇恨的孟什维克写的诽谤性的小册子。）是考茨基不知道事实吗？真是◎第623页◎这样，他为什么又要写到这些事实呢？他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我考茨基是根据孟什维克施泰因和帕·阿克雪里罗得这帮人的情报写的呢？考茨基是想佯装客观以掩盖他给那些不甘心于失败的孟什维克充当奴仆的事实。
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
我们就假定说，考茨基当时不愿意或不可能（？？）从他的情报员那里得到布尔什维克有关决议和声明的译文，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否以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为满足。我们就假定是这样，虽然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要知道，考茨基在他的书第30页上是直接提到过我1917年12月26日的提纲的。
考茨基是知道这个提纲的全部，还是只知道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给他译出的那一部分？关于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前是否意识到、是否向人民说过苏维埃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根本问题，考茨基引用了第3条。但是考茨基绝口不谈第2条。
第2条是：
“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黑体是我用的）
为了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说成“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在书上一个地方用过这个说法，但不记得他是在讲什么问题时说的），考茨基先生把提纲直接提到“多次”声明这一点向德国读者隐瞒起来了！
这就是考茨基先生所使用的渺小的、可怜的、卑鄙的手法。他◎第624页◎就是用这种办法把理论问题避开了。
说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低于巴黎公社类型的或苏维埃类型的共和国，这对不对呢？这是问题的中心，而考茨基却避而不谈。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时所说的一切都被考茨基“忘记了”。他还“忘记了”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写给倍倍尔的信，这封信特别明白易懂地表达了跟马克思同样的思想：“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编者注）
请看，这就是第二国际最卓越的理论家，他写了一本专著《无产阶级专政》，专门谈到了俄国，却闭口不谈俄国曾经直接地多次地提出过的比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国家形式的问题。这实际上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有什么区别呢？
（附带说一下：在这里，考茨基也是跟着俄国孟什维克跑的。在孟什维克中间，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各种引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然而从1917年4月至1917年10月，再从1917年10月至1918年10月，竟没有一个孟什维克作过一次尝试去研究一下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问题。普列汉诺夫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大概是只好默不作声吧。）
很明显，同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在主要问题即巴黎公社类型国家问题上却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人谈论解散立宪会议，简直是对牛弹琴。只要在本书附录中把我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全文刊印出来就够了。从这个提纲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在1917年12月26日就已从理论上、历史上和政治实践上提出来了。
如果说考茨基作为理论家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那他作为◎第625页◎历史学家也许会来考察苏维埃同立宪会议斗争的问题吧。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懂得怎样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仍将永远是无产阶级的财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即使作为历史学家也背离了真理，忽视了人所共知的事实，成了一个逢迎献媚的奴才。他想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就说布尔什维克在解散立宪会议以前曾怎样试图缓和他们同立宪会议的冲突。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要否认的；现在我把提纲全文刊印出来，提纲上明显不过地写着：盘踞在立宪会议中的动摇的小资产者先生们，或者是你们同无产阶级专政和解，或者是我们“用革命手段”战胜你们（提纲第18条和第19条）。
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对待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向来是这样，而且永远是这样。
考茨基是从形式上看立宪会议问题的。在我的提纲里曾多次明白地说过，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见提纲第16条和第17条）。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考茨基也许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议会是某一个阶级的机关。但是现在考茨基需要（为了进行背弃革命的卑鄙勾当）忘记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不提出俄国立宪会议是哪个阶级的机关的问题。考茨基不分析具体环境，不愿看看事实，根本不向德国读者说：我的提纲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问题（提纲第1—3条），　不仅谈到了使1917年10月中旬各党派提出的名单同1917年12月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具体条件（提纲第4—6条），而且谈到了1917年10—12月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提纲第7—15条）。我们根据这段具体历史得出◎第626页◎了结论（提纲第14条）：“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实际上成了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4、37、79、88、96、135、229、236、276、282、365、389、476、582、627。）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
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历史学家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普选制有时产生小资产阶级的议会，有时产生反动的反革命的议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听说过，选举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这个机构的阶级内容却是另一回事。立宪会议的阶级内容问题，在我的提纲中已经直接提出和解决了。也许我解决得不对。假使有人对我们的分析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那我们真是求之不得。考茨基本来就应该进行这种批评，而不应该去写那些十足的蠢话（这种话在考茨基的著作中很多），说有人在阻碍批评布尔什维主义。可是问题正在于考茨基没有进行这种批评。他甚至没有提出对苏维埃和立宪会议进行阶级分析的问题。因此，无法同考茨基展开争论或辩论，只好向读者表明，为什么只能把考茨基称为叛徒。
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分歧有它的历史，这段历史，就连不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问题的历史学家也无法回避。考茨基连这段实际历史也不愿涉及。他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只有心怀恶意的孟什维克才隐瞒这个事实）：苏维埃即使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即在1917年2月底至10月，也是同“全国性的”机构（即资产阶级的机构）有分歧的。实际上，考茨基所持的观点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妥协、合作；不管考茨基怎样否认，但他的这种观点终究是事实，他那一整本小册子就是证据。说不应该解散立宪会议，就等于说不应该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不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就是说，无产阶级应该同资产阶级调和起来。
为什么考茨基闭口不谈孟什维克在1917年2月至10月一直◎第627页◎在干这种不体面的勾当并且毫无成就呢？如果能够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调和起来，为什么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时，这种调和竟未成功，资产阶级置身苏维埃之外，苏维埃被称为（被孟什维克称为）“革命民主”，而资产阶级被称为“有财产资格的人”呢？
考茨基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件事实：正是孟什维克在自己的统治“时代”（1917年2—10月）称苏维埃为革命民主，从而承认苏维埃优于其他一切机构。正由于隐瞒了这一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才把事情说成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分歧没有它的历史，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恶劣行为无缘无故地一下子突然发生的。其实，正是孟什维克实行妥协政策、力图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的半年多的（对于革命，这是很长的时间）试验，使人民看清了他们的努力毫无所获，使无产阶级离开了孟什维克。
考茨基承认，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具有伟大前途的极好的战斗组织。既然这样，考茨基的整个立场也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像小资产者那种企图避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的幻想一样破灭了。因为整个革命是接连不断的斗争，而且是殊死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是代表所有被压迫者的先进阶级，它集中反映了全体被压迫者求解放的一切愿望。苏维埃是被压迫群众的斗争机关，它反映和表现这些群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观点的改变，自然比其他任何机构迅速得多，完满得多，正确得多（这也就是苏维埃民主成为最高类型的民主的根源之一）。
苏维埃在1917年2月28日（俄历）至10月25日这段时间内，就召集了两次代表俄国大多数居民即代表全体工人和士兵以及十分之七八的农民的全俄代表大会，还不算许许多多各级地方的（县、市、省、区域的）代表大会。在这段时间内，资产阶级连一次代表大多数人的会议都没有召开过（除了那个显然伪造的、侮辱性◎第628页◎的、引起无产阶级愤恨的“民主会议”（注：指全俄民主会议。
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1582人。这次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竭力压缩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名额，而扩大各小资产阶级组织和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名额，从而使自己在会上占了多数。例如城市自治机关在会上有300名代表，地方自治机关有200名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合作社有120名代表，而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有230名代表。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9月20日（10月3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了成立常设机关——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职能的决定。这是企图造成俄国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的假象。而根据临时政府批准的条例，预备议会仅仅是它的谘询机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建议，不顾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并在10月7日（20日）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宣布退出。预备议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被赤卫队解散。——223、236、277、289、629。）之外）。立宪会议反映的群众情绪以及政治划分情况，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六月代表大会）（注：这里选收了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一篇讲话。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6月3-24日（6月16日-7月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90名，代表305个工兵农代表联合苏维埃，53个区、州和省苏维埃，21个作战部队组织，8个后方军队组织和5个海军组织。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和支持它的一些小集团，当时在苏维埃中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代表。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有革命民主和政权问题、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立宪会议的筹备问题、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等12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会上号召加强军队纪律、在前线发动进攻、支持临时政府，并试图证明苏维埃不能掌握政权。在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讲到俄国没有一个政党准备单独掌握全部政权时，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即席声明说：“有的！”接着在自己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布尔什维克党时刻准备掌握全部政权。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大会讲台揭露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策略，对每个主要问题都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决议案。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下通过的代表大会决议支持临时政府，赞成前线的进攻，反对政权转归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了由320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绝大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大撤退》一文中列宁指出，这次代表大会非常清楚地表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已经退出革命（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78页）。——74、282、629。）反映的完全一样。到召集立宪会议时（1918年1月），已经举行了苏维埃第二次（1917年10月）代表大会（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四件文献。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5-27日（11月7-9日）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举行，有一些县和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根据代表大会开幕时的统计，到会代表共649人，按党派分，有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人160人，孟什维克72人，统一国际主义者14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7人。
根据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本应在9月中旬召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这个决议实行怠工。他们打算用民主会议来代替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只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坚持，中央执行委员会才不得不于9月23日（10月6日）通过决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日期先定在10月20日（11月2日），后来改为10月25日（11月7日）。10月21日（11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开会讨论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并委托列宁就政权、战争、土地等问题作报告。
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晚10时40分开幕。当时赤卫队、水兵和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正在冲击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列宁因忙于领导起义，没有出席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被选进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有列宁、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尼·瓦·克雷连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14名布尔什维克，还有波·达·卡姆柯夫、弗·亚·卡列林、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1名乌克兰社会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主席团，他们把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为阴谋，要求与临时政府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在断定代表大会的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之后，退出了大会。10月26日（11月8日）凌晨3时许，代表大会听取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关于占领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报告，随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会议在凌晨5时15分结束。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0月26日（11月8日）晚9时开始。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以绝大多数票（有1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代表大会组成了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政府名单上全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人，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3人，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1人。代表大会还决定，农民苏维埃和部队组织的代表以及退出大会的那些集团的代表可以补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前线废除死刑、在军队中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立即逮捕前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等决定。10月27日（11月9日）凌晨5时15分，代表大会闭幕。——338、355、361、364、629。）和第三次（1918年1月）代表大会（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件文献。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月10-18日（23-31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大会起初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有1046名代表。1月13日（26日），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合并，加上陆续到会的其他方面的代表，大会结束时共有有表决权的代表1647名（其中有布尔什维克860多名），有发言权的代表219名。
在代表大会上，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作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作了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在讨论这两个报告时，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发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内外政策。列宁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中，专门批判了他们的立场。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完全赞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政策，并对它们表示完全信任。
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赞同人民委员会在和平问题上的政策，授予它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广泛的权力。
代表大会听取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联邦制度的基础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并宣布俄国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代表大会赞同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
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土地法令制定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代表大会赞同解散立宪会议，并把苏维埃政府的名称由“工农临时政府”改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
大会选出了由322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正式委员305人，候补委员17人。——400、629。），这两次代表大会十分清楚地表明：群众向左转了，革命化了，离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就是说，他们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抛弃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转到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方面来了。
因此，单从苏维埃的表面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必然性，看出立宪会议的反动性。但是考茨基坚持他的“口号”：让革命死亡吧，让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吧，只要“纯粹民主”繁荣昌盛就行了！只要公道得胜，哪怕世界灭亡！
下面就是俄国革命历史上各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简短总结：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代表　　　其中布尔什　　布尔什维克
　　　　　　　　　　　　　人数　　　维克的人数　　所占的百分比
第一次(1917年6月3日)　　790　　　　　103　　　　　　13%
第二次(1917年10月25日)　675　　　　　343　　　　　　51%
第三次(1918年1月10日)　 710　　　　　434　　　　　　61%
第四次(1918年3月14日)　 1232　　　　 795　　　　　　64%
第五次(1918年7月4日)　　1164　　　　 773　　　　　　66%
只要看看这些数字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替立宪会议辩护，或者谈论（像考茨基那样谈论）大多数居民不拥护布尔什维克，在我们这里只能令人发笑。◎第629页◎
苏维埃宪法（注：指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
制定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的决定是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1918年4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任主席的宪法委员会，负责进行起草工作。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负责宪法草案的最后定稿工作。7月3日，这个委员会在列宁主持下审查了宪法委员会起草的草案和司法人民委员部起草的另一个草案，决定以前者为基础，而以后者的某些论点加以补充。另外，根据列宁的建议，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引言列入宪法，补充了在苏维埃共和国内各民族和种族一律平等的条款，拟定了关于在苏俄领土上以劳动为生的外国人的政治权利和关于给予因政治和宗教信仰受迫害的外国人以避难权的条款。草案经代表大会成立的委员会修改和补充，最后于7月10日为代表大会通过。7月19日，宪法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569、630、738、832。）
我已经说过，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标志。就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时，也并没有事先说过要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专政的这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依照某个政党的“计划”出现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历史学家考茨基当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不了解，当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人）在苏维埃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自己就已经同苏维埃分离，抵制它，同它对抗，对它施展种种阴谋。苏维埃是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成立了一年多（从1917年春至1918年夏）也还没有任何宪法。资产阶级痛恨被压迫者的这种独立的和万能的（因为是包括所有人的）组织，肆无忌惮、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地反对苏维埃，公开参加（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米留可夫到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叛乱（注：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发生在1917年8月的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头子是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为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但是在叛乱发动后，他既害怕科尔尼洛夫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也镇压小资产阶级政党，也担心人民群众在扫除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把他扫除掉，因此就同科尔尼洛夫断绝了关系，宣布其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
叛乱于8月25日（9月7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三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按照列宁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时，并不停止对临时政府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仆从的揭露。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和水兵响应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号召，奋起同叛乱分子斗争，三天内有15000名工人参加赤卫队。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8月31日（9月13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审判。——107、222、275、312、331、435、630。），——这一切造成了资产阶级被正式排除出苏维埃的结果。
考茨基听说过科尔尼洛夫叛乱，但是他竟大模大样地不顾历史事实，无视那决定专政形式的斗争进程、斗争形式。的确，既然讲的是“纯粹”民主，又何必管事实呢？因此，考茨基对取消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批评”是那样地……天真，如果是一个小孩子，这种天真倒很可爱，但如果是一个尚未被公认为蠢才的人，这种天真就令人憎恶了。
“……如果资本家在普选制下落到了区区少数的地位，他们就会宁可顺从自己的命运”（第33页）……　这不是说得很可爱吗？聪◎第630页◎明的考茨基在历史上多次见过，并且根据对实际生活的观察也清楚地知道，有些地主和资本家是尊重大多数被压迫者的意志的。聪明的考茨基坚持“反对派”的观点，即议会内斗争的观点。他真是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的：“反对派”（第34页及其他许多页）。
啊，好一个博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您该知道，“反对派”是和平斗争而且只是议会斗争的概念，就是说，是适合非革命形势的概念，是适合没有革命的情况的概念。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内战中的无情的敌人，——像考茨基那样害怕内战的小资产者无论发出怎样的反动的悲叹，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当资产阶级进行种种罪恶活动时（凡尔赛派及其同俾斯麦勾结的例子，对于任何一个不是像果戈理小说中的彼特鲁什卡（注：彼特鲁什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主角乞乞科夫的跟丁。他爱看书，但不想了解书的内容，只对字母总会拼出字来感兴趣。——631。）那样对待历史的人来说，是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当资产阶级向外国求援并同它们一道进行反对革命的阴谋活动时，用“反对派”的观点来看残酷的内战问题，这真是笑话。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像“糊涂顾问”考茨基那样，昏头昏脑地把组织杜托夫、克拉斯诺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注：指捷克斯洛伐克军武装叛乱。
捷克斯洛伐克军武装叛乱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策划的。是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有两个师和一个预备旅，约5万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和侨居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决定利用该军反对苏维埃共和国，主动给它提供军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席托·马萨里克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该军是法军的部队，协约国代表随后要求苏俄政府遣送该军回法国。1918年3月26日，苏俄政府已经决定同意捷克斯洛伐克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撤走，条件是要把主要武器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但该军指挥人员却同协约国代表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于5月14日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会议，决定举行叛乱。这些人煽惑士兵，妄说苏维埃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进战俘营等等，同时鼓动他们用武力开路，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5月25日和26日，叛乱在马林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开始。接着，叛军同社会革命党白卫部队一起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在占领区，捷克斯洛伐克军大批逮捕和杀害当地党工作人员和革命工农，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机关，协助建立反革命政府（萨马拉的立宪会议委员会，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政府，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苏俄红军于1918年9月转入进攻，解放了伏尔加河流域。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军开始瓦解，拒绝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1919年下半年，该军随着高尔察克军队的败退而东撤。1920年2月7日，红军同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1920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军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陆续撤出俄国。——631。）并且付给怠工者千百万金钱的资产阶级，看作合法的“反对派”。啊，多么深刻的思想！
考茨基只是对问题的形式方面法律方面感到兴趣，所以一读到他对苏维埃宪法发表的议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倍倍尔的一句话：法学家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考茨基说：“实际上，单把资本家变为无权的人是不行的。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有产者吗？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经济非常进步、无产阶级人数极多的国家里，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也会使大量的人成为没有政治权利的人。1907年，在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工业、商业三大部门中的从业人员及其家属，属于职员和雇佣工人这一类的约有3500万人，属于独立经营者这一类的有1700万人。可见，党在雇佣工人中间完◎第631页◎全可以成为多数，但在全体居民中间则占少数。”（第33页）
这是考茨基的典型议论之一。这难道不是资产者反革命的抱怨吗？考茨基先生，您明明知道，俄国极大多数农民不雇用工人，因而也没有被剥夺权利，你为什么把全体“独立经营者”都算作没有权利的人呢？这难道不是捏造吗？
您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引用您所熟悉的数字，1907年德国同一个统计材料里关于农业中各类农户使用雇佣劳动的数字呢？您为什么不把德国统计材料的以上数字给那些读您的小册子的德国工人看，让他们知道剥削者有多少，知道剥削者在“农户”总数中只占少数呢？
这是因为您的叛徒立场使您变成了一个纯粹是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
你们看，资本家原来是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于是考茨基在好几页上攻击苏维埃宪法的“专横”。这位“郑重的学者”容许英国资产阶级用几世纪的时间制定和周密制定新的（对中世纪来说是新的）资产阶级宪法，而对于我们俄国工人和农民，这位奴才科学的代表却不给任何期限。他要求我们在几个月内就制定出极其周密的宪法……
……“专横”！请想一想，这种责难暴露出他向资产阶级献媚已经卑鄙到了极点，他那种迂腐已经到了极其愚钝的地步。资本主义国家那班十足资产阶级的而且大部分是反动的法学家，在几百年或几十年中周密地制定了极其详尽的条规，写了几十本几百本的法律和法律解释来限制工人，束缚穷人的手脚，对人民中的每个普通劳动者百般刁难和阻挠，啊，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考茨基先生却不认为这是“专横”！这是“秩序”和“法制”！这里的一切都想得周到，规定得完备，目的是要尽量把穷人的血汗“榨干”。这里有成千上万◎第632页◎的资产阶级的律师和官吏（考茨基根本不提这些人，想必是因为马克思非常重视打碎官吏机器吧……），他们能把法律解释得使工人和普通农民永远逃不出法网。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横”，这不是自私自利、卑鄙龌龊、榨取民脂民膏的剥削者的专政，绝对不是。这是一天比一天更纯粹的“纯粹民主”。
而当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在因帝国主义战争而同国外兄弟们隔绝开来的情况下，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号召受到资产阶级压迫、被他们弄得闭塞、愚钝的群众起来进行政治建设，并已亲自开始建设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在炽热斗争的烈火中、在内战的烽火中开始拟定出没有剥削者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的时候，所有的资产阶级恶棍，一帮吸血鬼，以及他们的应声虫考茨基，就大叫起“专横”来了！的确，这些无知的工人和农民，这班“小百姓”，怎能解释他们自己的法律呢？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得不到有学识的律师们的忠告，得不到资产阶级著作家的忠告，得不到考茨基之流和明智练达的官吏的忠告，怎么会有正义感呢？
考茨基先生从我1918年4月28日的讲话（注：见本卷第474—508页。——编者注）中引了一句话：“……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　于是“纯粹民主派”考茨基推论道：
“……可见，每个选民会议大概都可以随意规定选举程序。专横和排除无产阶级内部那些不好办的反对派分子的可能性，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37页）
说这种话，同资本家雇用的文痞所谓群众在罢工时压迫“愿意做工的”勤勉工人这种叫喊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纯粹的”资产◎第633◎第页◎页◎阶级民主下，由资产阶级—官吏决定选举程序，就不是专横呢？为什么起来同历来的剥削者作斗争的群众，在这场殊死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的群众，他们的正义感就一定赶不上一小撮受资产阶级偏见熏陶的官吏、知识分子和律师呢？
考茨基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你们可别怀疑这位最可敬的家长、这位最正直的公民的真诚。他热烈地坚定地拥护工人的胜利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只是希望甜蜜蜜的知识分子市侩和昏头昏脑的庸人在群众运动展开以前，在群众同剥削者作激烈斗争（绝对不要进行内战）以前，先制定出一个温和谨慎的革命发展章程……
我们这位极其博学的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注：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此人满嘴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634。）义愤填膺地对德国工人说，1918年6月14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们开除出苏维埃。（注：1918年6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决定：“鉴于(1)苏维埃政权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刻，同时受到各条战线上的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俄罗斯共和国内部的同盟者的攻击，国际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从最无耻的诽谤到阴谋活动和武装暴动，来反对工农政府；(2)苏维埃组织内部存在着明目张胆地力图破坏苏维埃政权威信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政党的代表，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容许的；(3)以前发表的以及这次会议上宣读的文件清楚地表明，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直至最负责的人员，确实在同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在顿河流域同卡列金和科尔尼洛夫，在乌拉尔同杜托夫，在西伯利亚同谢苗诺夫、霍尔瓦特和高尔察克，以及最近又同捷克斯洛伐克军和依附捷克斯洛伐克军的黑帮分子）相勾结，组织反对工农的武装暴乱，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兹决定：把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开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建议各级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把这些党派的代表从自己的组织中清除出去。”——634。）义愤填膺的犹杜什卡·考茨基写道：“这个措施不是针对犯了某种罪行的某些个人……　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苏维埃代表不受侵犯的问题。在这里，被开除出苏维埃的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某些政党。”（第37页）
是的，这的确可怕，这是不可容忍地背弃纯粹民主，而我们这位革命的犹杜什卡·考茨基是要按照这种民主的规则干革命的。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应该先保证萨文柯夫之流、李伯尔唐恩（注：李伯尔唐恩由孟什维克米·伊·李伯尔和费·伊·唐恩两人的姓氏缀合而成，出自俄国诗人杰·别德内依的同名讽刺诗，是诗人给十月革命前夕鼓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李伯尔和唐恩及其一伙起的绰号。——533、634。）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积极派”（注：“积极派”是指以米·伊·李伯尔、亚·尼·波特列索夫、谢·拉·瓦因施泰因等为首的一批孟什维克，他们极端敌视布尔什维克党，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起就开始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加入各种反革命阴谋组织，支持反革命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阿·马·卡列金以及反革命的乌克兰中央拉达，积极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并与外国干涉者的军队相勾结。1918年，在孟什维克党的支持下，“积极派”以讨论粮食状况为借口，开了几次所谓“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实际上提出了取消苏维埃的要求。——634。））不受侵犯，然后再制定刑法，宣布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战争或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同德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反对本国工人的人“应受惩治”，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才有权根据这个刑法并依照“纯粹民主”把“某些个人”开除出苏维埃。不言而喻，通过萨文柯夫、波特列索夫、李伯尔唐恩之流或依靠他们的鼓动从英法资本家手里领取金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在乌克兰和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帮助之下从德国◎第634页◎人那里得到枪械的克拉斯诺夫分子，在我们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刑法以前就会乖乖地坐在那里，并且会像最纯粹的民主派那样仅限于从事“反对派”的活动……
苏维埃宪法剥夺“以取得利润为目的而使用雇佣工人”的人们的选举权，这也引起了考茨基同样强烈的义愤。他写道：“带一个学徒的家庭手工业者或小业主，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他没有选举权。”（第36页）
这是怎样地背弃“纯粹民主”啊！这是怎样地不正义啊！固然，直到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并且用无数事实证明，小业主剥削雇佣工人是最不讲良心和最贪得无厌的，但犹杜什卡·考茨基所指的，当然不是小业主阶级（究竟是谁臆造出有害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是某些个人，是那些“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剥削者。人们认为早已死去的著名的“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考茨基的笔下复活了。这位节俭的阿格尼斯是几十年以前“纯粹”民主派资产者欧根·李希特尔虚构出来传播于德国文坛的。他预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没收剥削者的资本将引起无法形容的不幸，他摆出一副天真的面孔问道，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他以被凶恶的“无产阶级专政者”剥夺得分文不剩的可怜的节俭的女裁缝（“节俭的阿格尼斯”）为例。有一个时期，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把纯粹民主派欧根·李希特尔的这个“节俭的阿格尼斯”引为笑谈。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倍倍尔还活着，他曾坦白直爽地说，我们党内有很多民族自由主义者（注：指1910年9月20日奥·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参看列宁的《两个世界》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10-18页）。——635。）；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考茨基还没有成为叛徒。
现在，“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带一个学徒的、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小业主”身上复活了。凶恶的布尔什维克欺侮他，剥夺他的选举权。固然，在苏维埃共和国中，“任何一个选举大◎第635页◎会”，像同一个考茨基所说的那样，可以允许同该工厂有关系的贫苦工匠参加，只要他（作为例外）不是剥削者，只要他真正是“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难道能够指望普通工人举行的既无秩序又无章程可遵循的（哎呀，真可怕呀！）工厂大会会有实际生活知识和正义感吗？与其去冒险，使工人有可能欺侮“节俭的阿格尼斯”以及“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工匠”，不如把选举权给一切剥削者，给一切雇用工人的人，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让那些受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欢迎（注：我刚才读了《法兰克福报》[《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636。]（1918年10月22日第293号）的社论。这篇社论兴高采烈地转述了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内容。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十分满意。当然啦！一位同志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谢德曼之流的《前进报》在一篇专论[指1918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90号的社论《是专政呢还是民主？》
《前进报》(《Vorw?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76年10月创刊，先后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进行反对苏维埃的宣传。1933年停刊。——636。]上说，它几乎对考茨基的每句话都赞同。恭喜恭喜！）的实行背叛的小人去痛骂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吧。这样很好，因为这会加速和加深欧洲革命工人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韩德逊和拉姆赛·麦克唐纳之流的分裂，同社会主义的老领袖和老叛徒的分裂。
被压迫阶级的群众，他们的觉悟的忠诚的领袖革命无产者，一定会赞成我们。只要让这些无产者和这些群众了解了我们的苏维埃宪法，他们立刻会说：这才真正是我们的人，这才真正是工人政党，真正是工人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不像上述一切领袖们欺骗我们那样用改良的空话欺骗工人，而是认真同剥削者进行斗争，认真实行革命，真正为工人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既然苏维埃在一年的“实践”之后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苏维埃真正是被压迫群众的组织，而不是卖身给资产阶级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组织。既然苏维埃剥夺了◎第636页◎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苏维埃不是小资产阶级同资本家妥协的机关，不是进行议会空谈（如考茨基、龙格和麦克唐纳之流的空谈）的机关，而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同剥削者作你死我活斗争的机关。
一位消息灵通的同志几天前（今天是10月30日）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这里几乎没有人知道考茨基的小册子。”我倒想建议我国驻德国和瑞士的大使不惜重金把他的书收购来，赠给觉悟的工人，让他们来声讨这个早已成了“发臭的死尸”的“欧洲的”（应读作：帝国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
考茨基先生在书末（第61页和第63页）伤心地说：“新理论〈他这样称呼布尔什维主义，不敢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竟在像瑞士这样的老民主国也找到了拥护者。”“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接受这个理论”，在考茨基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
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战争的严重教训使得革命群众愈来愈讨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了。
考茨基写道，“我们”向来是主张民主的，现在我们忽然又要抛弃它！
“我们”，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向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科尔布之流早已公开这样说过。考茨基知道这一点，但他妄想向读者掩盖他已“回到”伯恩施坦和科尔布之流的“怀抱中”这一明显事实。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看作神圣的东西。大家知道，1903年普列汉诺夫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他可悲地转到俄国谢德曼的立场上◎第637页◎去以前）。当时他在通过党纲的党代表大会上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要时将剥夺资本家的选举权，将解散任何议会，如果这个议会成了反革命的议会。（注：指格·瓦·普列汉诺夫1903年7月30日（8月12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纲问题时的发言。普列汉诺夫说：“对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用革命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胜利是最高的法律。因此，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不作这种限制就是犯罪。作为个人意见，我要说，甚至对于普选权原则也应当用我上面指出的那个基本民主原则的观点去看待。可以设想，有那么一天，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会反对普选权。意大利各共和国中，资产阶级曾经剥夺过属于贵族阶层的人的政治权利。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就象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这种措施是否适宜，只有根据革命的胜利是最高的法律这个原则才能判断。就是在议会任期的问题上，我们也必须持有这样的观点。在革命热情迸发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在革命热情迸发的情况下，人民选出了一个很好的议会——一种chambre intro uvable（无双的议会），那么，我们应该力求使它成为长期的议会；如果选举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我们就应当力求解散它，不是过两年，要是可能的话，过两周就解散它。”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21页）和《普列汉诺夫论恐怖》（同上，第33卷第188-190页）中都引用过普列汉诺夫的这次发言。——638。）只有这种观点才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任何人即使从我上面引用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中都看得出来的。这显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中得出来的。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向人民发表过各国考茨基主义者喜欢发表的那种言论，他们向资产阶级献媚，迎合资产阶级议会制，讳言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只要求扩大这种民主，把这种民主贯彻到底。
“我们”对资产阶级说过：你们这些剥削者和伪君子高谈民主，同时却在各种场合百般阻碍被压迫群众参与政治。我们抓住你们的话，为了这些群众的利益，要求扩大你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以便把群众训练好去进行打倒你们这些剥削者的革命。如果你们剥削者企图反抗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会无情地镇压你们，把你们变成没有权利的人，不仅如此，还不给你们粮食吃，因为在我们无产阶级共和国中，剥削者将没有权利，将没有饭吃，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谢德曼式和考茨基式的社会主义者。
这就是“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的和还要说的话，这就是被压迫群众一定会拥护我们、同我们在一起，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一定会滚到叛徒的臭水坑去的原因。◎第638页◎
什么是国际主义？
考茨基极端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者，并自称为国际主◎第638页◎义者。他宣布谢德曼之流是“政府派社会党人”。考茨基既然为孟什维克辩护（他没有公开说支持他们，但是在全力宣扬他们的观点），也就十分清楚地暴露出他的“国际主义”是哪一类货色了。考茨基不是孤立的一个人，而是在第二国际环境中必然产生的一个流派的代表（法国的龙格，意大利的屠拉梯，瑞士的诺布斯、格里姆、格拉贝和奈恩，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等），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考茨基的“国际主义”是大有教益的。
考茨基强调孟什维克也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荷兰、瑞士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61、639。）（这无疑是一张文凭，不过……是一张陈腐的文凭），并且把他所同意的孟什维克观点描述如下：
“……孟什维克想实现普遍媾和。他们想要各交战国接受没有兼并和赔款这个口号。依照这个观点，在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以前，俄国军队应当保持战备状态。布尔什维克却要求无论如何要立刻媾和，必要时准备单独媾和，他们力图强行实现这一点，于是加紧瓦解本来已经瓦解得很厉害的军队。”（第27页）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夺取政权，而应该满足于立宪会议。
总之，考茨基和孟什维克的国际主义就是：要求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实行改良，但在所有交战国没有接受没有兼并和赔款这个口号以前，继续支持这个政府，继续支持它所进行的战争。无论屠拉梯派也好，考茨基派（哈阿兹等）也好，龙格派也好，都屡次表示过这种观点，声称他们是主张“保卫祖国”的。
从理论上说，这完全是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划不清界限，这完全是在保卫祖国问题上的混乱观点。从政治上说，这是用市侩民族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是转到改良主义方面去，背弃革命。
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承认“保卫祖国”就是为现在的战争辩护，承认它是合理的。而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不论是在君主◎第639页◎国或在共和国，也不管此刻敌军是在我国境内或在他国境内），所以承认保卫祖国实际上就是支持帝国主义的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就是完全背叛社会主义。在俄国，即使是在克伦斯基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战争也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进行这场战争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以前沙皇同英法资本家订立的瓜分世界和掠夺他国的秘密条约，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孟什维克把这样一场战争称为防御战争或革命战争，就是卑鄙地欺骗人民，而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的政策，就是赞成欺骗人民，赞成小资产者愚弄工人、把工人绑在帝国主义者的战车上来为资本效劳。考茨基实行典型的市侩庸人政策，以为提出口号就能改变事实，并向群众灌输这种荒谬思想。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历史打破了这种幻想，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欺骗人民，过去和现在总是什么“口号”都提得出来的。问题是要考察他们的诚意，把他们的言论和他们的行动加以对比，不要满足于唯心主义的或骗人的空话，而要彻底弄清阶级现实。要使帝国主义战争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依靠骗子、空谈家或市侩庸人提出甜蜜的“口号”，而只有实际打倒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同战争有千丝万缕的（甚至千绳万索的）经济联系的阶级，只有真正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起来掌握政权。不然就无法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也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和平。
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的对外政策，宣布这个政策是国际主义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的政策，第一，这样他就充分表明了机会主义的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的腐朽（难怪我们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根据列宁倡议建立的国际组织，于1915年9月4日，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在出席代表会议的左派社会党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这一名称，则是1915年11月该组织出版刊物《国际传单》时开始正式使用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最初参加者即9月4日会议的出席者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瑞士代表弗·普拉滕，德国国际社会党人组织主席尤·博尔夏特，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扬·安·别尔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卡·伯·拉狄克，瑞典代表卡·霍格伦，挪威代表图·涅尔曼。9月4日这次会议听取了列宁关于世界战争的性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报告，制定了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宣言草案。在代表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批评了多数代表的中派和半中派观点，提出了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叛卖行为和指出积极进行反战斗争的必要性等决议案。他们的决议案被中派多数所否决，但是经过斗争，决议案中的一些重要论点仍写入了代表会议的宣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对宣言投了赞成票，并在一个特别声明中指出了宣言的不彻底性。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声明，它将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宣传自己的观点和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独立的工作。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选举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组成的领导机关——执行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理论刊物——德文《先驱》杂志共出了两期，发表了列宁的几篇文章。在1916年4月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代表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力量有所发展，它在40多名代表中占了12名，它的一系列提案得到半数代表的赞成。1917年初，随着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公开背叛，列宁向左派提出了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决裂的问题。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建立本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参看列宁的《第一步》和《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2-52页）等文。——57、640。）当时就同这个多数派划清界限了！），第二，——这也是最重要的——考茨基就从无产阶级立场转到了小资产阶级立场，从革命的立场◎第640页◎转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
无产阶级争取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争取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例如在1909年写《取得政权的道路》的时候，他坚持的正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这一思想，说革命纪元正在临近。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直接而明确地指出，正是德英两个集团间的那种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果然在1914年爆发了）将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可是当1918年战争引起了一些国家的革命的时候，考茨基却不去说明它们的必然性，不去周密思索和认真考虑革命的策略，考虑准备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反而把孟什维克的改良主义策略叫作国际主义。难道这不是叛徒行径吗？
考茨基赞扬孟什维克主张军队保持战备状态，责备布尔什维克加紧“瓦解”本来已经瓦解得很厉害的“军队”。这也就是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因为在克伦斯基统治下，保持战备状态，就等于保持而且确实保持了资产阶级（虽然是共和派资产阶级）指挥的军队。大家知道，而且事变的进程也明显地证实，这支共和派军队由于保留了科尔尼洛夫的军官而保持了科尔尼洛夫的精神。资产阶级的军官不能不是科尔尼洛夫式的，不能不倾向于帝国主义，倾向于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照旧保持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基础，保持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基础，在小处进行修补粉饰（“改良”），——孟什维克的策略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如此。
事情完全相反，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得“瓦解”军队，而且不这样做不行。因为军队是支持旧制度的最坚硬的工具，是维护资产阶级纪律、支持资本统治、保持并培养劳动者对资本的奴隶般的驯服和◎第641页◎服从的最坚固的柱石。反革命派从来不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装工人和军队并存。恩格斯说过：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6页。——编者注）武装工人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破坏这个细胞，不让它发展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信条。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着重指出，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页。——编者注）。一个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的社会阶级，如果不使旧军队完全解体（即反动的或胆小的市侩叫喊的所谓“瓦解”），不经历一个没有任何军队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时期），不逐渐建立起、在艰苦的内战中建立起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取得也不能巩固这种统治地位。历史学家考茨基从前是懂得这一点的。叛徒考茨基却忘记了这一点。
既然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策略，他又有什么权利称谢德曼之流为“政府派社会党人”呢？孟什维克拥护克伦斯基，加入他的内阁，同样也是政府派社会党人。只要考茨基一提出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统治阶级的问题，他就绝对回避不了这个结论。然而考茨基避免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提出的关于统治阶级的问题，因为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叛徒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德国的考茨基派、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都这样推论说：社会主义是以各民族的平等、自由、自决为前提的，所以当我◎第642页◎们国家遭到进攻或者敌军侵入我国领土时，社会主义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保卫祖国。从理论上看，这种推论或者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嘲弄，或者是骗人的遁词；而从政治实践上看，这种推论同那些对战争的社会性即阶级性，对革命政党在反动战争期间的任务连想也不会去想的十分无知的庄稼汉的推论是一样的。
社会主义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这是无可争辩的。而且社会主义一般是反对对人使用暴力的。但是，除了信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注：托尔斯泰主义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列·尼·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学说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宗教空想主义社会派别。托尔斯泰主义者主张通过宗教道德的自我完善来改造社会，宣传“博爱”和“不以暴力抗恶”。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主义者正好是把托尔斯泰学说中最大的缺点变成了教条。——643、801。）以外，谁也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暴力。可见，笼统地谈论“暴力”，而不分析那些区别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用诡辩来自欺欺人。
对民族使用暴力的问题也是这样。一切战争都是对民族使用暴力，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者赞成革命战争。战争有阶级性——这就是摆在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不是叛徒）面前的基本问题。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两个集团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赃、为了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就是这样估价战争的，事实也证实了这种估价。谁不这样看战争，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如果威廉统治下的德国人或克列孟梭统治下的法国人说，既然敌人侵入我的国家，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有权利和义务保卫祖国，——如果这样说，这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推论，不是国际主义者的推论，不是革命无产者的推论，而是市侩民族主义者的推论。因为在这种推论中，工人反对资本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不见了，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的角度对整个战争的估价不见了，就是说，国际主义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偏狭的顽固的民族主义。我的国家受欺凌了，其他我一概不管——这就是这种推论的结论，◎第643页◎这就是它的市侩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这正像一个人明明看见在对个人使用暴力，却说：社会主义是反对暴力的，因此，我宁可叛变，也不坐牢。
假如一个法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说，社会主义是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的，因此，敌人侵入我的国家，我就要起来自卫，——假如这样说，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因为这种人只看见自己的“国家”，把“本国的”……资产阶级看得高于一切，而不考虑使战争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使他的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掠夺链条的一环的国际联系。
所有的市侩和愚昧无知的庄稼汉正是像考茨基派、龙格派、屠拉梯派等等叛徒那样推论的：敌人在我的国家，其余我一概不管。（注：社会沙文主义者（谢德曼、列诺得尔、韩德逊、龚帕斯之流等等）在战争期间根本不谈“国际”。他们认为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他们赞成本国的资产阶级的侵略政策。社会和平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市侩和平主义者）表现出种种“国际主义的”情感，奋起反对兼并等等，但实际上继续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两类人的差别很小，正像凶言恶语的资本家和甜言蜜语的资本家的差别一样。）
社会主义者、革命的无产者、国际主义者的推论则不同：战争的性质（是反动战争还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是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场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如果这场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成性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世界集团进行的战争，那么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国的资产阶级）都成了掠夺的参加者，而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厮杀惨祸的唯◎第644页◎一出路。我不应该从“自己”国家的角度来推论（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推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而应该从我参加准备、宣传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推论。
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这也就是叛徒考茨基“忘记了”的常识。当考茨基从赞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俄国的孟什维克，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德国的哈阿兹派）的策略转到批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时，他的叛徒行径就更加明显了。请看他的批评：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建筑在这种假设上面：这个革命将是全欧洲的革命的出发点；俄国的大胆创举将唤醒全欧洲的无产者起来斗争。
既然这样假设，俄国的单独媾和将采取什么形式，这种媾和将给俄国人民造成多少苦难和领土损失〈原文为Verstümmelungen，词义是肢体残缺或残废〉，对民族自决将作出什么样的解释，当然都无所谓了。俄国能不能自卫，也是没有关系的。照这种观点看来，欧洲革命能最好地捍卫俄国革命，它一定会使旧俄境内各民族得到完全的和真正的自决。
将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欧洲革命，也一定会帮助俄国消除经济落后对实行社会主义生产所造成的障碍。
只要俄国革命必然引起欧洲革命这个基本假设能够成立，所有这些都很合逻辑，很有根据。但是，如果欧洲革命不发生，又怎么办呢？
直到现在，这种假设还没有得到证实。于是人们责备欧洲无产者，说他们抛弃和出卖了俄国革命。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因为究竟是要谁来对欧洲无产阶级的行动负责呢？”（第28页）
往下考茨基不厌其烦地补充说，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曾不止一次地对他们所期待的革命的到来估计错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上面（第29页），而布尔什维克却“把一切都押在全欧洲的革命这一张牌上”。
我们故意摘引这样长的一段话，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到，考茨基◎第645页◎怎样“巧妙地”篡改马克思主义，用卑鄙的反动的市侩观点偷换马克思主义。
第一，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是不大聪明的人使用的手法。如果布尔什维克真是把他们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其他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上面，那当然是愚蠢的。但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做过这样的蠢事。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中直接同这种愚蠢思想划清了界限，我说，我们指望美国革命，但并不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内发生（注：见本卷第569页。——编者注）。我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355、360、389、402、426、431、499、511、563、646、764。）和“左派共产主义者”（注：指“左派共产主义者”。
“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俄国共产党（布）内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产生于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安·谢·布勃诺夫、阿·洛莫夫、瓦·瓦·奥博连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卡·伯·拉狄克、格·列·皮达可夫等。“左派共产主义者”极力反对列宁在1918年初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认为同帝国主义国家媾和在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力主当时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把德国革命将会爆发设想为在最近某个短时期内就要爆发，认为德国政府很快会被德国革命所推翻。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张时多次指出，相信德国革命成熟和宣布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左派共产主义者”于1918年4月发表《目前形势的提纲》来对抗列宁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点（见本卷第511-540页）。1918年夏末，“左派共产主义者”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428、444、511、646。）论战的时候（1918年1—3月）不止一次发挥过这种思想。考茨基玩了一套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歪曲事实的把戏，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就是建筑在这套把戏上的。他把指望欧洲革命在较短时期内但不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同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搅和在一起。这是一个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捏造！
后一种策略是愚蠢的。前一种策略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革命无产者和国际主义者必须采取的，其所以必须，因为只有这种策略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估计战争在欧洲各国造成的客观形势，只有这种策略才符合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
考茨基用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可能犯但并没有犯的一种错误的小问题，偷换了关于整个革命策略的原则的大问题，从而安然无事地背弃了整个革命策略！
政治上的叛徒考茨基，在理论上甚至不能提出关于革命策略的客观前提的问题。
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第二个问题。◎第646页◎
第二，如果欧洲有革命形势存在，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指望欧洲革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在有革命形势时和没有革命形势时是不可能一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真理。
考茨基要是提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问题，他就会看到，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反对他的。在战前很久，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欧洲战争一定会造成革命形势。当考茨基还不是叛徒的时候，他在1902年（在《社会革命》一书中）和1909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都明确地承认过这一点。用整个第二国际的名义发表的巴塞尔宣言也承认了这一点。难怪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即动摇于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中派”）都像害怕洪水猛兽一样地害怕巴塞尔宣言中有关的声明！
可见，期待欧洲革命形势，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痴心妄想，而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意见。考茨基大谈布尔什维克“向来相信暴力和意志的万能”，以此来回避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正是用无聊的空话来遮盖他那避而不提革命形势问题的可耻行为。
其次，革命形势真正到来了没有呢？这个问题考茨基也没有能够提出来。经济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战争在各地造成的饥荒和经济破坏就意味着革命形势。政治事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从1915年起，陈旧腐朽的社会党分裂的过程，无产阶级群众离开社会沙文主义领袖向左转，转到革命思想、革命情绪、革命领袖方面来的过程，在所有国家里清楚地显露出来了。
在1918年8月5日考茨基写他的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只有害怕革命、叛变革命的人才会看不见这些事实。现在呢，在1918年10月底，大家都看见，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在极迅速地发展。希望人家照旧把自己看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家”考茨基，竟成了十◎第647页◎分近视的庸人（像马克思所讥笑的1847年的庸人一样），看不见日益迫近的革命！！
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第三个问题。
第三，在欧洲有了革命形势的情况下，革命策略有什么特点呢？变成了叛徒的考茨基害怕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这个问题。考茨基像一个典型的庸人市侩或无知的农民那样推论：“全欧洲的革命”来到了没有呢？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正像现在有时混进取得了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队伍里的坏蛋一样）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
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考茨基丝毫不懂得这个道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庸人和市侩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向无知的群众宣传正在成熟的革命必然到来，证明它的不可避免，说明它对人民的好处，帮助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
考茨基把谬论加到布尔什维克身上，说他们指望欧洲革命将在一定时期内到来，把一切都押在这一张牌上。这种谬论正是反对考茨基自己的，因为从他的话里正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欧洲革命在1918年8月5日以前到来，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就是正确的！考茨基提到的这个日子正是他写这本小册子的日子。而在8月5日过去几个星期以后，可以看出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正在到来，于是考茨基的全部叛徒行径，他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行为，他在用革命观点推论问题、甚至用革命观点提出问题方面的笨拙无能，就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考茨基写道：有人责备欧洲的无产者叛变，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
考茨基先生，您错了！您拿镜子照一照，就会看到这个矢所对◎第648页◎准的“的”究竟是谁。考茨基做出天真的样子，假装不知道，是谁在这样责备，这个责备又是什么意思。其实考茨基明明知道，是德国的“左派”，斯巴达克派（注：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因此该派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57、649、758。），即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在责备，而且现在还在这样责备。这种责备表示一种明确的认识：德国无产阶级扼杀芬兰、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斯兰，也就是背叛了俄国的（和国际的）革命。这种责备首先和主要不是针对一向受压抑的群众，而是针对谢德曼和考茨基这类领袖，因为这些领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到群众中去进行革命鼓动、革命宣传和革命工作以克服群众的保守心理，因为这些领袖的活动实际上违反被压迫阶级群众中一直蕴蓄着的革命本能和革命倾向。谢德曼之流公开地、粗暴地、无耻地、多半是自私自利地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考茨基派和龙格派也是这样干的，不过他们犹豫动摇，畏首畏尾地看着当前的强者的脸色行事。考茨基在战争期间写的一切著作都不是支持和发扬革命精神，而是扑灭革命精神。
考茨基竟不了解，“责备”欧洲无产者出卖了俄国革命具有何等巨大的理论意义，尤其具有何等巨大的宣传鼓动意义，——这一点完全可以成为表明德国正式社会民主党的“中间”领袖像市侩那样愚钝的历史见证了！考茨基不了解，在德意志“帝国”的书报检查条件下，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党人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们，几乎只有通过这种“责备”，才能表示他们是在号召德国工人打倒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踢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不管他们，不理会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去进行革命！
考茨基不理解这一点。他怎么能理解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呢？难道能指望一个根本背弃革命的人会考虑和估量革命在一种最“困难”场合的发展条件吗？◎第649页◎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只顾保卫“自己”祖国（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祖国）而其余一切都“无所谓”的狭隘民族主义愿望上面，而是建筑在对欧洲革命形势的正确的（在战前，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变节以前，是一致公认的）估计上面。这个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这个策略的正确已为巨大的成就所证实，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的布尔什维主义（这决不是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功劳，而是由于世界各地群众对真正革命的策略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它提供了在具体内容、实际内容上有别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思想、理论、纲领和策略。布尔什维主义彻底粉碎了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韩德逊和麦克唐纳之流的陈旧腐朽的国际；这些人今后只会互相妨碍，步调不一，虽然他们梦想“统一”，使死尸复活。布尔什维主义为第三国际建立了思想基础和策略基础，这个国际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和真正共产主义的国际，它既估计到和平时代的成就，也估计到已经开始了的革命时代的经验。
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普及到了全世界，把这个词先从拉丁文译成俄文，以后又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并且以苏维埃政权这个实例表明：甚至一个落后国家中最缺少经验、最缺少教育、最缺少组织习惯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能够在整整一年内，在极大的困难当中，在同剥削者（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剥削者）作斗争中，保持住劳动者的政权，建立起比世界上以往的一切民主都高得多和广得多的民主，开始千百万工人农民在实际实现◎第650页◎社会主义方面的创造活动。
布尔什维主义在实际上十分有力地促进了欧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这是迄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做到的。全世界工人日益清楚地看到，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的策略没有使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充当雇佣奴隶的处境，这种策略不能成为供世界各国效法的典范；同时，全世界无产者群众日益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主义指出了摆脱战争惨祸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典范。
不仅全欧洲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在成熟，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则帮助了它，加速了它，支援了它。这一切对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还不够吗？当然不够。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做出更多的事情来的。但是这一个国家，由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即使世界帝国主义通过德帝国主义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勾结，明天摧毁了俄国苏维埃政权，即使出现这种最坏最坏的情况，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也还是给社会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还是支持了不可战胜的世界革命的发展。◎第651页◎
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为资产
阶级效劳
上面已经说过，如果要名副其实，考茨基的书就不应该叫作《无产阶级专政》，而应该叫作《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的旧调重弹》。
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旧“理论”，即孟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的旧歪曲（1905年被考茨基驳倒的歪曲！），现◎第651页◎在又被我们这位理论家捡了起来。不管这个问题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枯燥无味，我们还是得谈一谈。
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以前都是这样说的。孟什维克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他们得出结论说：可见，无产阶级不应该超出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它应该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布尔什维克说，这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资产阶级力求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即用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改造国家，尽可能地保持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等等。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让自己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束缚”。布尔什维克当时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力量对比是这样表述的：无产阶级联合农民，中立自由派资产阶级，彻底摧毁君主制、中世纪制度和地主土地占有制。
无产阶级联合一般农民，也就表现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一般农民就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小生产者。接着，布尔什维克当时就补充说，无产阶级联合全体半无产阶级（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中立中农，推翻资产阶级，这就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见我在1905年写的《两种策略》（注：见本版选集第1卷第527—643页。——编者注）一书，重新刊载于1907年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中）。
1905年考茨基间接参加了这次争论（注：指卡·考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考茨基的这一著作由列宁编辑并作序，1906年12月用俄文出了小册子。列宁的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20-226页。——652。），他就当时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质问发表了实质上是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特别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刊物的讥笑。现在考茨基只字不提那时的争论（害怕他自己的话揭露他自己！），从而使德国读者根本无法了解问题的实质。考茨基先生在1918年不能告诉德国工人，他在◎第652页◎1905年曾怎样主张同工人同农民联合而不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合，他当时根据什么条件维护这种联合，他为这个联合拟定了什么纲领。
开了倒车的考茨基，现在却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自命不凡地谈论“历史唯物主义”，为让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主张辩护，引证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言论，来反复解释孟什维克的陈旧的自由主义观点；引证是用来证明关于俄国落后的新思想的，而从这种新思想得出的却是旧结论，其精神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应该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这根本违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较1789—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所说的一切！（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323页。——编者注）
谈到考茨基的“经济分析”的主要“论据”和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要指出，作者开头几句话就表现出思想的混乱或浅薄到了可笑的地步。
我们这位“理论家”一本正经地说：“直到现在，俄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农业，而且正是小农生产。以此为生的居民约占4/5，甚至可能占5/6。”（第45页）第一，可爱的理论家，您想过没有，在这大批的小生产者中间究竟会有多少剥削者呢？当然，不超过总数的1/10，而在城市中还要少，因为城市的大生产较为发达。极而言之，假定五分之一的小生产者是剥削者，没有选举权，那也可以看出，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占百分之六十六的布尔什维克是代表大多数居民的。此外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大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直拥护苏维埃政权，就是说，基本上是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拥护苏维埃政权，到1918年7月，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冒险进行◎第653页◎暴动（注：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的叛乱。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的叛乱是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1918年6月24日的决议组织的，发生在1918年7月6-7日，即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首先采取挑拨行动，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雅·格·布柳姆金在7月6日刺杀了德国大使威·米尔巴赫，接着就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的中心是在莫斯科三圣巷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一支部队的司令部，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Д.И.波波夫。6日夜，叛乱分子约1800人在波波夫、弗·亚·亚历山德罗维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等人领导下开始军事行动。他们炮击克里姆林宫，占领了电话局和电报局，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几个挑拨性的宣言、公报和电报，诡称左派社会革命党已经掌握了政权、他们的行动得到全体居民的欢迎等等。
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命令政府立即镇压叛乱。列宁领导了平定叛乱的斗争。由于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坚决措施以及莫斯科工人和卫戍部队的一致行动，叛乱在7月7日下午2时被粉碎。——654。），原来的党也就发生分裂，另外组成了两个新党，即“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注：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是在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之后从该党分裂出来的两个新党。
民粹派共产党成立于1918年9月，领导人有Г.Д.扎克斯等。民粹派共产党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苏维埃活动，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和措施，赞成布尔什维克联合中农的方针，虽然由于它本身的民粹派观点残余而同布尔什维克党在策略上有分歧。民粹派共产党曾在莫斯科出版《劳动公社旗帜报》。它的许多党员参加了各级苏维埃机关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1918年11月6日，民粹派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决定解散该党并同俄共（布）合并。
革命共产党于1918年9月组成，领导人有安·卢·柯列加耶夫、马·安·纳坦松等。革命共产党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搞恐怖活动和企图破坏布列斯特和约，主张同俄共（布）合作。但是革命共产党的纲领是混乱和折中的，一方面认为苏维埃政权为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共产党从1918年9月起出版《劳动意志报》，12月该报改为杂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国家只应有一个共产党的决定之后，革命共产党于1920年9月决定加入俄共（布）。同年10月，俄共（布）中央作出决定，允许自己的党组织接受原革命共产党党员加入俄共（布）。——654。）（组成这两个新党的，是一些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曾经由旧党推举出来担任国家要职，例如属于前一党的有扎克斯，属于后一党的有柯列加耶夫）。可见，考茨基自己就推翻了——无意中推翻了！——他所说的赞成布尔什维克的似乎是少数居民这种可笑的童话。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