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国家都是压迫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机关，它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群众对国家的一切极端仇视和不信任。克服这一点，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胜任，然而就是苏维埃政权也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在计算和监督的问题上，即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立即面临的这个根本问题上，这个“遗产”的影响表现得特别尖锐。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之后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群众，必然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认识（不是根据书本，而是根据亲身的苏维埃的经验）并且感受到：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重新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就不可避免。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切习惯和传统，也是反对国家监督而主张“神圣的私有财产”和“神圣的”私有企业不可侵犯。现在我们看得特别明显：马克思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的论点是多么正确，这些思潮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矛盾是多么不可调和。努力把由苏维埃即国家实行监督和计算的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力求实现这种思想，力求破除把获得衣食看作“私”事，把买卖看作“只是与我有关”的这种旧时恶习，——这是一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自觉性反对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性的斗争。
我们已经把工人监督制定为法律，可是它刚刚开始深入无产◎第487页◎阶级广大群众的生活，甚至刚刚开始深入他们的意识。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没有表报，没有监督，就是扼杀社会主义的幼芽，就是盗窃公产（因为现在一切财产都属于公家，而公家也就是苏维埃政权，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政权）；对计算和监督漫不经心就是直接帮助德国的和俄国的科尔尼洛夫之流，因为只有在我们解决不了计算和监督的任务的情况下，这些人才能推翻劳动者的政权，他们正在全体农民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在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帮助下“窥伺着”我们，待机而动，——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在鼓动工作中说得不够，先进的工人和农民也想得不够，说得不够。可是只要工人监督还没有成为事实，只要先进工人还没有对破坏这种监督或对监督掉以轻心的人组织并开展胜利的和无情的斗争，就不能从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从工人监督）进到第二步，即转到工人调节生产。
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在以下情况下产生：它已经成为一个生产消费公社网，这些公社诚实地计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节省劳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够把工作日缩短到每天7小时或6小时以至更少。这就非搞好对粮食和粮食生产（然后，再对一切其他必需品）的最严格的、无所不包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不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一种便于过渡到对产品分配实行广泛的计算和监督的群众组织——消费合作社。在俄国，这种组织不像在先进国家里那样发达，可是还是拥有1000万以上的社员。前几天颁布的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注：指《关于消费合作组织的法令》。这个法令的最初草案是列宁写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见本卷第384-385页）。参看注205。——488。），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清楚地表明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目前形势和任务的特点。
这个法令是同资产阶级合作社以及仍然持资产阶级观点的工人合作社达成的一种协议。说它是协议或妥协，是因为第一，上述这些组织的代表不仅参加了法令的讨论，而且实际上还取得了表◎第488页◎决权，法令中有一部分条文因受到这些组织的坚决反对而删掉了。第二，这种妥协实质上就是苏维埃政权放弃了免费入社的原则（这是唯一的彻底无产阶级的原则），而且还放弃了一地全体居民加入一个合作社的原则。放弃这个同消灭阶级的任务相符合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原则，就给了“工人的阶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这种场合叫“阶级合作社”，只是因为它们服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继续存在的权利。最后，苏维埃政权所提出的把资产阶级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完全排除出去的条文也大大放宽了，只禁止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的老板进入合作社管理委员会。
如果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政权已经搞好了全国范围内的计算和监督，或者至少是搞好了这种监督的基础，那就不会有作这种妥协的必要。那时我们就能通过各地苏维埃的粮食部门，通过各地苏维埃下设的供给机关，使居民都参加统一的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合作社，而用不着资产阶级合作社的协助，用不着对纯粹资产阶级的原则让步，这种原则使得工人合作社仍然与资产阶级合作社同时并存，而不是使这个资产阶级合作社完全服从自己，把两种合作社合并起来，自己掌握全部管理权，自己监视富人的消费。
苏维埃政权同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这种协议时，具体确定了自己在目前发展阶段上的策略任务和特殊的工作方法：领导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他们，对他们作某些局部的让步，这样我们就能创造向前进展的条件，这种进展比我们最初预计的要缓慢些，但是会更稳固，能更可靠地保证根据地和交通线，更好地巩固已经夺得的阵地。苏维埃现在能够（而且应该）用一种非常明显、简单、实际的尺度测量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成绩，这就是看合作社的发展有多少村社（公社或村庄、街区等等）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包括全体居民。◎第489页◎
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我们苏维埃政权正处于这样一种形势：它已经战胜了剥削者——从克伦斯基到科尔尼洛夫，因而有可能立即开始解决这项任务，直接着手执行这项任务。这里也立刻可以看出，夺取国家中央政权可以只花几天工夫，在这个大国的各个角落镇压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可以只用几个星期，而要切实地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至少（尤其是在极其残酷和带来极大破坏的战争以后）需要几年的工夫。这个工作的长期性完全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
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需要保证大工业的物质基础，即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的生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条件非常优越，甚至在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和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425、490、512、559、580、805。）以后也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如矿石（乌拉尔一带）、燃料（西西伯利亚的煤、高加索和俄国东南部的石油以及中部地区的泥炭）、极丰富的森林、水力、化学工业原料（卡拉布加兹湾）等等。用最新技术来开采这些天然富源，就能造成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基础。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另一种条件就是：第一，提高居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现在这一工作正在突飞猛进，那些被资产阶级陈腐观念所蒙蔽的人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能了解，由于存在苏维埃组◎第490页◎织，现在人民“下层”中的求知热情和首创精神是多么高涨。第二，提高劳动者的纪律、工作技能、效率、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组织，这也是发展经济的条件。
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情况特别不好，要是相信那些被资产阶级吓倒或为私利而替资产阶级效劳的人的说法，甚至是没有希望的。这些人不懂得，从来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一种革命是不被旧事物拥护者责骂为崩溃和无政府状态等等的。自然，刚刚摆脱空前残酷压迫的群众，他们的情绪是沸腾激昂的；要群众培植出劳动纪律的新基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没有完全战胜地主和资产阶级以前，这种工作甚至还不可能开始。
我们绝不受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保住自己旧有的特权已经绝望）所散布的、往往是制造出来的那种悲观失望情绪的影响，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掩盖明显的坏事。恰恰相反，我们要揭发它，加强用苏维埃的方法同它斗争，因为如果无产阶级自觉的纪律性不能战胜自发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克伦斯基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可能复辟的真正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便不能设想。
俄国无产阶级最觉悟的先锋队，已经给自己提出了加强劳动纪律的任务。例如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工会中央理事会，已经开始制定相应的办法和法令草案（注：为了适应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生产的需要，1918年3月27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委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制定总的劳动纪律条例草案。4月1日，在列宁参加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起草的关于劳动纪律的决议，建议把决议改写成法令，并在改写时考虑列宁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95-196页）。4月3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劳动纪律条例》，发表在1918年4月《国民经济》杂志第2期。《条例》要求一切国营企业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生产定额和计算劳动生产率，实行计件工资和超额奖励制，对破坏劳动纪律的人严加惩处。各工厂根据这个《条例》都制定了各自的具体的章程。这对整顿社会主义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
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是率先实现列宁关于实行计件和奖励工资制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指示的单位之一。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讨论加强劳动纪律的问题时，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坚持把必须实行计件工资制写进提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4月1日审查的决议中。根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的决定，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于1918年4月向所有基层组织发出了关于在金属工业中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的指示。——491。）。这项工作应该加以支持和全力推进。目前应当提上日程的是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注：十月革命后，在苏俄，计件工资几乎完全被计时工资所代替，这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巩固劳动纪律起了消极作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苏维埃政权首先在第一批国有化企业里推行计件工资制。在和平喘息时期，计件工资制得到广泛推广。到1918年7月，彼得格勒各企业已对四分之一的工人实行计件工资。1918年12月颁布的苏维埃劳动法典最后肯定了计件工资原则。——491。），采用泰罗制中许多科学的先进的方法，以及使工资同产品的总额或铁路水路运输的经营总额等等相适应。
同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在沙皇制度统治下和农奴制残余存在的时候，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充分地向人民提出的一项任务。资本主义◎第491页◎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在着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要求为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竞赛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求采取强制手段，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不致为无产阶级政权在实践中的软弱无力所玷污。◎第492页◎
组织竞赛
说社会主义者否认竞赛的意义，这是资产阶级谈到社会主义时喜欢散布的一种谬论。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通过消灭阶级因而也消灭对群众的奴役，第一次开辟了真正大规模竞赛的途径。正是苏维埃组织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上的民主转到劳动群众实际参加管理，才第一次广泛地组织竞赛。在政治方面实行竞赛比在经济方面容易得多，可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重要的正是经济方面的竞赛。
就拿公开报道这样一种组织竞赛的方法来讲吧。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在形式上保证这点，实际上却使报刊受资本的支配，拿一些耸人听闻的政治上的琐事供“小百姓”消遣，用保护“神圣财产”◎第492页◎的“商业秘密”掩盖作坊中、交易中以及供应等等活动中的真实情况。苏维埃政权取消了商业秘密（注：商业秘密指资本主义企业对其一切生产、贸易和金融业务及全部有关文据保守秘密的权利，这种权利受资产阶级立法的保护。十月革命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于1917年11月14日（27日）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从而废除了商业秘密。——493。），走上新的道路，可是在为经济竞赛而利用公开报道方面，我们几乎还没有做什么事。必须系统地进行工作，除了无情地压制那些满篇谎言和无耻诽谤的资产阶级报刊，还要努力创办这样一种报刊：它不是拿一些政治上的耸人听闻的琐事供群众消遣和愚弄群众，而是把日常的经济问题提交群众评判，帮助他们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每个工厂、每个乡村都是一个生产消费公社，都有权并且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实行共同的苏维埃法规（所谓“按照自己的方式”，并不是说违反法规，而是说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实行这些法规），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个别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的“私事”。在苏维埃政权下，这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
我们差不多还没有着手进行这种艰巨的然而是能收效的工作——组织各公社间的竞赛，在生产粮食衣服等等的过程中实行表报制度和公开报道的方法，把枯燥的、死板的官僚主义的表报变成生动的实例（既有使人厌弃的例子，也有令人向往的榜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榜样的意义，比如说，某个生产合作社的榜样的意义，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小资产阶级幻想家，才会梦想用慈善机关示范的影响来“纠正”资本主义。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而且，如一些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榜样的力量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成绩，研究它们取得成绩的原因和它们经营的方法；另一方面，把那些顽固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的公社登上“黑榜”。在资本主◎第493页◎义社会，统计纯粹是“官府人员”或本行专家的事情；我们则应该把它带到群众中去，使它普及，让劳动群众自己能逐渐懂得和看到应该如何工作，工作多少，怎样休息，休息多久，使各个公社经营的业务成绩的比较成为大家共同关心和研究的事情，使优秀的公社立即得到奖赏（如在一定时期内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提供许多文化或艺术方面的福利和奖品等等）。
一个新的阶级作为社会的领袖和指导者走上历史舞台时，从来没有不经过极大的“颠簸”、震撼、斗争和风暴时期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在选择适合新的客观环境的新方法上，也从来没有不经过无把握的步骤、试验、动摇和犹豫时期的。趋于灭亡的封建贵族在报复战胜和排挤它的资产阶级时，不仅施展了各种阴谋手段，进行种种图谋暴动和复辟的活动，并且还不断讥笑那些没有王公贵族那种长期执政的素养而胆敢执掌国家“神圣大权”的“暴发户”、“无耻之徒”的低能、笨拙和错误，——现在，科尔尼洛夫之流和克伦斯基之流，郭茨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所有这帮资产阶级投机取巧的或资产阶级怀疑论的英雄，对于“胆敢”夺取政权的俄国工人阶级，也正是采用这种报复手段。
不用说，新的社会阶级，而且是以前一直受压迫、被贫困和愚昧无知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阶级，要适应新的地位，认清环境，搞好自己的工作，选拔出自己的组织家，这不是几个星期的事情，而是长年累月的事情。显然，领导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过去不可能取得从事大规模的、包括千百万公民的组织事业的经验和技能；要把旧的、差不多完全从事鼓动工作的技能改造过来，是一件很长期的事情。可是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只要我们明确意识到必须转变，有实现这种转变的坚定决心，有达到这个伟大而困难的目标的毅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个转变。在“老百姓”即工人和不剥削◎第494页◎别人劳动的农民中，有大量有组织家才能的人；成千上万这样的人被资本摧残、毁灭和抛弃，而我们呢，也还不善于去发现、鼓励、扶持、提拔他们。可是，如果我们能以全部的革命热忱——没有这种革命热忱，便不会有胜利的革命——着手学习这项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学会。
历史上任何一次深刻而强大的人民运动都不免会有肮脏的泡沫泛起，不免有些冒险家和骗子、吹牛大王和大喊大叫的人混杂在没有经验的革新者中间，不免有瞎忙乱干、杂乱无章、空忙一阵的现象，不免有个别“领袖”企图百废俱兴而一事无成的现象。让资产阶级社会的哈巴狗（注：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象和哈巴狗》。寓言讲一只小哈巴狗朝着一只大象狂吠乱叫，无理取闹，以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毫不费力地成为“大名鼎鼎的好汉”。——495。）——从别洛鲁索夫到马尔托夫，为采伐古老森林时多砍下一块碎木片而狂吠吧！既然是些哈巴狗，也就只能向无产阶级大象狂吠。让他们去狂吠吧！我们走自己的路，力求尽量慎重而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才干的人，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又善于不声不响地（而且能排除各种纷扰和喧嚷）使很多人在苏维埃组织范围内坚定地、同心协力地工作。只有这样的人，经过多次考验，让他们从担负最简单的任务进而担负最困难的任务，然后才应提拔到领导国民劳动和领导管理工作的负责岗位上来。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能学会。◎第495页◎
“协调的组织”和专政
最近的（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建立“协调的组织”和加强纪律作为目前的首要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14页。——编者注）。现在大家都乐◎第495页◎意“投票赞成”和“签署”这类决议，但是关于实现这些决议需要强制，而且正是专政形式的强制这一点，人们通常却不去仔细考虑。可是，认为不要强制，不要专政，便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那就是极端的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义。马克思的理论很早就十分明确地反对过这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胡说。1917—1918年的俄国，也在这方面非常明显、具体、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只有绝顶愚钝或硬不承认真理的人，才会在这方面仍然执迷不悟。或者是科尔尼洛夫专政（如果把科尔尼洛夫看作俄国式资产阶级的卡芬雅克的话），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个经过了几次非常急剧的转变而非常迅速地发展的国家，在灾难性的战争造成惨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其他出路。一切中间的解决办法，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资产阶级不能讲真话，不能说他们需要科尔尼洛夫），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切尔诺夫之流、策列铁里之流、马尔托夫之流的愚蠢念头（他们一味宣扬所谓民主派的统一、民主派专政、民主联合战线以及诸如此类的谬论）。如果1917—1918年俄国革命的进程都没有使一个人懂得不可能有中间的解决办法，那么对这样的人也就不必抱什么希望了。
另一方面，不难了解，凡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面，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这些剥削者的财富，他们在组织能力上和知识上的优势是不可能一下子被剥夺掉的，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试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外部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内部战争即内战，而内战造成的经济破坏会比外部战争造成的更大，内战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第496页◎件，会造成极不明确、极不稳定、极为混乱的状态。旧社会的一切有害分子——其数量当然非常之多，而且大半都是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和毁灭——在这种深刻变革的时候，自然不能不“大显身手”。而这些有害分子“大显身手”就只能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收买、投机活动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需要时间，需要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通过把盗贼就地枪决来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的。从前历次革命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长久保持下去。群众革命热忱未能持久的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还不强大，而唯有它才能（如果它有足够的数量、觉悟和纪律）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简单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并且长期掌握政权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有害分子。
马克思正是总结了历次革命的这个历史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提出了一个简短、尖锐、准确、鲜明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俄国革命已正确地开始实现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苏维埃组织在俄国一切民族地区的胜利进军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苏维埃政权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先进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这个先进阶级发动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来实行新的民主，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他们正根据亲身体验认识到，有纪律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自己最可靠的领袖。
但是，专政是一个大字眼，大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说的。专政就是铁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而我们的政权却软弱得很，往往不大像铁，却很像浆糊。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第497页◎级的自发势力从两方面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是从外部进行活动，采取萨文柯夫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办法，搞阴谋和暴动，以及通过他们污浊的“思想上的”反映，在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不断造谣诬蔑；另一方面，这种自发势力还从内部进行活动，利用一切有害分子、一切弱点来进行收买，来助长无纪律、自由散漫和混乱现象。我们愈接近于用武力把资产阶级彻底镇压下去，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对于我们也就愈加危险。要同这种自发势力作斗争，决不能只靠宣传和鼓动，只靠组织竞赛，只靠选拔组织家，——进行这种斗争还必须依靠强制。
随着政权的基本任务由武力镇压转向管理工作，镇压和强制的典型表现也会由就地枪决转向法庭审判。在这一方面，革命群众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也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证明了革命的生命力，在解散资产阶级官僚司法机关的任何法令颁布以前就已经开始组织自己的即工农的法院。可是，我们革命的人民的法院还非常非常软弱。还可以感觉到，人民把法院看作一种同自己对立的衙门，这种由于地主资产阶级压迫而留传下来的观点，还没有彻底打破。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法院正是吸引全体贫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机关（因为司法工作是国家管理的职能之一），法院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权力机关，法院是纪律教育的工具。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俄国的主要苦难既然是饥荒和失业，那么要战胜这种苦难，就决不能凭一时的热情，而只能靠全面的、无所不包的、全民的组织和纪律来增产人民所需要的粮食和工业所需要的粮食（燃料），把它们及时运到并且正确地进行分配。因此，在任何工厂、任何经济单位、任何事情上，凡是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是造成饥荒和失业痛苦的罪人；应该善于查出这种◎第498页◎罪人，交付审判，严厉惩办。我们现在要最坚决反对的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就表现在对饥荒和失业现象同组织和纪律方面的普遍自由散漫有着国民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联系这一点认识不足，就表现在还牢固地保持着这样一种小私有者的观点：只要我能够多捞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
在铁路这个可以说是最明显地体现着大资本主义造成的机构的经济联系的部门，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发势力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性的这种斗争表现得特别突出。“蹲办公室的”人员中间产生出大量的怠工者和受贿者；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为纪律而斗争；而在前后两种人之间，自然有很多动摇的、“软弱的”人，他们无力抗拒投机活动、贿赂和私利的“诱惑”，不惜破坏整个机构来换取私利，而战胜饥荒和失业是要靠这些机构正确地进行工作的。
在这个基础上围绕最近颁布的关于铁路管理的法令，即赋予领导者个人以独裁的权力（或“无限的”权力）的法令展开的斗争（注：指人民委员会《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保护和提高运输能力的法令》。这项法令规定，交通人民委员对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在运输方面拥有无限的权力，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不得直接干预他的命令。所有联邦一级、区域一级及其他各级地方苏维埃组织都无权干预运输事宜。
这项法令的制定过程是：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3月18日审查了交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各机关不得干预铁路部门事务的法令草案后，责成专门委员会根据列宁提出的下述要点改写这个法令：“1.大集中。2.根据铁路组织的挑选任命各个负责人，即每一地方中心的执行者。3.对他们的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4.军事警卫队在保障秩序方面的独裁权力。5.立即核查流动人员及其分布的措施。6.建立技术部的措施。7.燃料。”对专门委员会改写后提交人民委员会3月21日会议讨论的草案，列宁又作了一系列重要修改。之后，草案被政府批准。由于法令受到在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影响下的全俄铁路员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反对，交通人民委员部3月23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修改这个法令的问题。全俄铁路员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会上攻击这个法令取消了全俄铁路员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作用，而代之以委员的个人权力。列宁批驳了这种攻击，指出必须采取最强硬的措施来消除铁路上的怠工和松垮现象，并对法令又作了两处修改。3月23日，法令被政府最终批准，由列宁签署，公布于3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7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18-20页）。——499。），是很说明问题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觉的（而大部分大概是不自觉的）代表，想把赋予个人以“无限的”（即独裁的）权力看作是背离集体管理制原则，背离民主制和背离苏维埃政权的原则。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355、360、389、402、426、431、499、511、563、646、764。）在一些地方利用一些人的劣根性和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进行了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反对关于独裁权的法令。问题变得确实意义重大：第一是原则问题，即委派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个人的这种做法同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则究竟是否相容；第二，这件事情，也可说是这个先例，同政权在目前具体形势下的特殊任务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应该非常仔细地加以研究。
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说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独裁的表现者、体现者和贯彻者，是屡见不鲜的。个人独裁◎第499页◎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无疑是彼此相容的。可是在这一点上，咒骂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应声虫总是耍弄手腕：一方面，他们说苏维埃政权不过是一种荒谬的、无政府主义的、野蛮的东西，极力避开我们用来证明苏维埃是民主制的高级形式，甚至是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开端的所有历史对比和理论论据；另一方面，他们却向我们要求高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民主制，并且说，个人独裁是同你们布尔什维克的（即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民主制绝不相容的。
这种论断是十分拙劣的。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需有国家，即强制。强制的形式，取决于当时革命阶级发展的程度，其次取决于某些特殊情况，如长期反动战争造成的后果，再其次，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抗的形式。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打击占少数的剥削者以利于占多数的被剥削者，其次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由被剥削劳动群众——也是通过个人——来实现的，而且是由正是为了唤起和发动这些群众去从事历史创造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苏维埃组织就是这种组织）来实现的。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之二）
（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是列宁受党中央全会的委托于1918年4月间写的，手稿中标题为《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1918年4月26日，中央委员会讨论并一致批准了这个《提纲》，决定以文章形式发表，并出版单行本。——474。）　　　（1918年4月）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从当前特殊任务来看个人独裁权力的意义问题。应该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第500页◎
在参加共同工作的人们具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像听从乐团指挥者的柔和的指挥。如果没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那就可能采取严厉的独裁形式。但是，不管怎样，为了使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是加倍地和三倍地必要。这种由一个政治任务向另一个政治任务的过渡（在表面上看来，后一种任务同前一种任务是完全不相像的），构成目前时局的突出特点。革命刚刚打碎了强加于群众的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正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当然，这种过渡是不能一下子做到的。当然，只有经过极大的动荡、震撼、倒退，经过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巨大努力，这个过渡才会实现。害了《新生活报》（注：《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俄国报纸（日报），由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马·高尔基、谢列布罗夫、瓦·阿·杰斯尼茨基、尼·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弗·亚·巴扎罗夫、波·瓦·阿维洛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等。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81、282、332、357、373、501、527、554、814。）、《前进报》（注：《前进报》(《Вперёд》)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3月起在莫斯科出版。该报最初是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的机关报，后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委员会和中部区域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8年4月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尔·马尔托夫、费·伊·唐恩和亚·萨·马尔丁诺夫都参加了该报编辑部。1918年5月10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该报被查封，领导人被送交法庭审判。5月14日，该报改称《永远前进报》，出了1号。1919年1月22日-2月25日继续出版。1919年2月，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被最终查封（决定草案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75-476页）。——501、527、554。）、《人民事业报》（注：《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先后担任编辑的有В.В.苏霍姆林、维·米·切尔诺夫、弗·米·晋季诺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亚·费·克伦斯基等。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农群众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该报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鼓动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以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83、151、283、501、554、799。）或《我们时代报》（注：《我们时代报》(《Наш　Век》)即俄国立宪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言语报》。《言语报》在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后，曾用《我们时代报》以及《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等名称出版。——501。）那种庸人的歇斯底里症的人，是不肯考虑这一点的。
就拿一个普普通通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心理来看，把这种心理同他的社会生活的客观物质条件比较一下吧。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实际上从来没有看到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真正作出过任何对他们来说是真正重大的牺牲或做过有利于他的事情。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把许诺过多次的土地和自由给他，把和平给他，牺牲“大国地位”的利益和大国秘密条约的利益，牺牲资本和利润。只是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当他自己用强力取得了这种东西，并且必须用强力来保卫这种东西不受克伦斯基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杜托夫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侵犯的时候，他才看到了这种情形。当然，在一定时间内，他的一切注意、一切思想、一切精力都只求喘喘气，伸伸腰和舒展一下躯体，取得一◎第501页◎些可以取得的而被推翻的剥削者没有给过他的眼前生活上的福利。当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普通的群众才能不仅亲眼看见，不仅信服，而且还会亲身感到：这样随便地“取得”、夺得、捞一把是不行的，这样会助长经济破坏，招致灭亡，导致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卷土重来。普通劳动群众生活条件上（因而还有心理上）相应的转变不过刚刚开始。我们的全部任务，被剥削者求解放愿望的自觉代表者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在于认识这个转变，了解这种转变的必然性，领导为寻找出路而精疲力竭的群众，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即遵守劳动纪律，把开群众大会讨论工作条件同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拥有独裁权力的苏维埃领导者的意志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
资产者、孟什维克和新生活派嘲笑“开群众大会”，更常常恶意地加以指摘，认为这只是混乱、胡闹和小私有者利己主义的发作。可是，不开群众大会，被压迫群众永远也不能由剥削者强加给他们的纪律转到自觉自愿的纪律。开群众大会，这也就是劳动者的真正民主，是他们扬眉吐气的机会，是他们觉醒过来投入新生活的行动，是他们在这样一个活动场所的初步行动，他们自己从这个场所清除了恶棍（剥削者、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他们自己还希望学会按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苏维埃的政权（不是别人的，不是贵族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的原则，整顿这个活动场所。正是要有劳动者战胜剥削者的十月胜利，正是要有由劳动者自己初步讨论新生活条件和新任务的整个历史时期，才能够稳固地过渡到更高形式的劳动纪律，过渡到自觉地领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过渡到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苏维埃政权代表的个人指挥。
这个过渡现在已经开始了。◎第502页◎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我们看到，劳动群众怎样在自己中间创造出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为推翻剥削者而共同奋斗。1905年10月以及1917年2月和10月这样一些阶段，是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二个任务：唤醒和发动被剥削者推下去的社会“下层”，这些人只是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才得到了推翻剥削者、开始认识环境和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生活的完全自由。正是这些被压迫被蹂躏得最厉害的、受教育最少的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到处建立自己的苏维埃组织，——这便是革命的第二个伟大阶段。
现在正开始第三个阶段。必须使我们自己夺得的东西，使我们自己颁布过的、确定为法令的、讨论过的、拟订了的东西巩固下来，用日常劳动纪律这种稳定的形式巩固下来。这是一项最困难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这项任务，我们才能有社会主义的秩序。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的这种民主精神，犹如春潮泛滥，汹涌澎湃，漫过一切堤岸。我们应该学会把这种民主精神同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同劳动时无条件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学会。
这件事我们一定能学会。
昨天，我们曾遇到以科尔尼洛夫之流、郭茨之流、杜托夫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鲍加耶夫斯基之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剥削制复辟的威胁。我们战胜了他们。今天，这种复辟，这种同样的复辟，又以另一种形式威胁着我们，它表现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以及小私有者“事不关己”心理的自发势力，表现为这种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纪律性进行的日常的、细小的、可◎第503页◎是为数极多的进攻和袭击。我们必须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而且我们一定能战胜它。◎第504页◎
苏维埃组织的发展
苏维埃民主制即目前具体实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第一，选举人是被剥削劳动群众，排除了资产阶级；第二，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的手续和限制，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并且有罢免当选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立了劳动者先锋队即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优良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使劳动者先锋队能够领导最广大的被剥削群众，吸收他们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根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从而第一次着手使真正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并且开始管理。
这就是在俄国实行的民主制的主要特征，这种民主制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是与资产阶级所歪曲的民主制截然不同的民主制，是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和使国家能开始消亡的条件的过渡。
当然，小资产阶级涣散组织的自发势力（在任何无产阶级革命中，这种自发势力都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而在我国革命中，由于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落后以及反动战争所造成的恶果，更表现得特别厉害），也不能不对苏维埃产生影响。
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苏维埃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成员实际参加管理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正在变成一种逐渐同各人民委员部合并的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而实现这个◎第504页◎任务的一切步骤——愈多样化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做完8小时“份内的”生产劳动之后，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过渡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这种转变是新鲜事物，是一件难事，当然会产生许多可说是摸索的步骤，许多错误和动摇，——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任何显著的进步。在许多想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看来目前情况十分独特，因为他们惯于抽象地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又在两者之间意味深长地加上一个词：“飞跃”（有些人想起从恩格斯著作中看到的片言只语，作了更加意味深长的补充：“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编者注））。“在书本上读过”社会主义，却从来没有认真加以钻研的大多数所谓社会主义者，都认识不到：社会主义的导师们是从全世界历史上的转变这个角度把那种突然转折称之为“飞跃”的，这种飞跃要延续10来年或更长的时间。自然，在这样的时期，在所谓“知识界”中，会出现无数的哭丧妇：有的哭立宪会议（注：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1917年3月2日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一直拖延选举的准备工作。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不得不于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
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7、96、222、312、333、338、363、386、389、404、505、532、578、615、706、761。），有的哭资产阶级纪律，有的哭资本主义秩序，有的哭文明地主，有的哭帝国主义的大国地位以及诸如此类等等。
大飞跃时代真正应该注意的是：旧事物的碎片极多，并且有时比新事物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数量积累得更快，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有这样的历史时刻，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多积累一些碎片，就是多破坏些旧机构；也有另一种时刻，即在破坏已经够了的时候，那就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是◎第505页◎“枯燥无味的”工作），清除地面上的碎片；还有一种时刻，这时最重要的是精心照料在瓦砾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
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
苏维埃同“人民”之间，即同被剥削劳动者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这种联系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是消除苏维埃组织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保证。即使是世界上民主制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贫民也从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机关。而苏维埃在工农群众看来，则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无论是谢德曼式的，或者是同他们如出一辙的马尔托夫式的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都厌恶苏维埃，羡慕体面的资产阶级议会或立宪会议，正如60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贵族立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夫民主制（注：关于伊·谢·屠格涅夫对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态度，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为表谢忱》一文（《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1年俄文版第10卷第122-123页）。——506。）一样。
正是苏维埃同劳动“人民”的亲密关系，造成一些特殊的罢免形式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现在应该大力加以发展。例如，国民教育委员会，作为苏维埃选民及其代表为讨论和监督苏维埃政权在这方面的工作而举行的定期会议，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赞同和支持的。如果把苏维埃变成一种停滞不前的和自满自足的东西，那是再愚蠢不过的。现在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主张在一定的工作过程中，在履行纯粹执行的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第506页◎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第507页◎
结论
国际方面的情况是非常严重、困难和危险的；必须随机应变和退却；这是等待西欧极其缓慢地成熟起来的革命重新爆发的时期；在国内，是缓慢建设和无情“整饬”的时期，是无产阶级严格的纪律性同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及无政府状态的危险的自发势力作长期的坚决斗争的时期，——简单说来，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革命特殊阶段的特点。这就是历史事变链条中我们现在必须用全力抓住的环节，抓住这个环节才能顺利解决当前的任务，直至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这下一个环节闪耀着特别的令人向往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光辉。
我们可以把从当前阶段的特点产生出来的随机应变、退却、等待、缓慢建设、无情整饬、严守纪律、消灭自由散漫这些口号同通常流行的“革命家”这个概念放到一起试试看……　有些“革命家”听到这些口号不禁义愤填膺，他们开始“痛斥”我们，说我们忘掉了十月革命的传统，说我们同资产阶级专家妥协，同资产阶级调和，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倾向，是改良主义，等等，等等，这有什么奇怪呢？
这些可怜的革命家的不幸就在于，连他们中间那些具有世界上最高尚的动机并且绝对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不了解一个落后的、被反动和不幸的战争严重破坏、又远远早于先进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必然要经历的特殊的和特别“不愉快的”状态，都缺乏经受住这个艰难过渡中的艰难时刻的坚毅精神。自然，对我们党持这种“正式”反对态度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在集团和◎第507页◎阶级的代表人物中，个人的例外当然是有的，而且总是会有的。可是，各类社会代表人物始终是存在的。在小私有者人口比纯粹无产阶级人口占有巨大优势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者同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的差别必然会显露出来，而且有时会极其尖锐地显露出来。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事变的每一转折关头都会犹豫和动摇，由1917年3月间的激烈的革命态度转到5月间的颂扬“联合”，转到7月间的仇视布尔什维克（或者为布尔什维克的“冒险主义”痛哭流涕），又转到10月底小心翼翼地回避布尔什维克，再转到12月间支持布尔什维克，最后，在1918年3月和4月间，这种人物又常常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说：“我可不是那种为‘机关’工作、实际主义和渐进精神唱赞歌的人。”
这种人物的社会来源就是小业主，他们被战争的惨祸、突然破产以及饥荒和破坏的空前折磨弄得暴怒发狂，他们疯狂地东奔西窜，寻求出路和解救办法，他们摇摆不定，时而信任和支持无产阶级，时而又爆发绝望情绪。应该清楚懂得和明确了解：靠这种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只有毫不动摇地走自己的路，在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转变时刻也不灰心失望的阶级，才能领导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不需要狂热。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铁军的匀整的步伐。
载于1918年4月28日《真理报》第83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85号附刊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50—188页◎第508页◎
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
*（1918年4月18日和25日之间）
*（注：为了吸收科学技术力量参加国民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根据列宁和苏维埃政权的倡议，从1918年1月开始，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出面同科学院进行谈判。3月底，科学院写信给苏维埃政府，表示同意政府关于在考察国家自然资源方面进行工作的建议。4月12日，根据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提议，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会议通过的决定中向科学院提出了系统地解决国内工业正确布局这一迫切任务以及如何最合理地利用国家经济力量的问题，并认为必须对科学院的相应工作提供经费。过了不久，在4月下旬，列宁写了《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这一文件。——509。）
科学院已经开始对俄国自然生产力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调查（注：注意：应当尽力加快出版这些材料，并就此发一个通知给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印刷工人工会和劳动人民委员部。（指俄国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材料。这个委员会是科学院在1915年建立的。根据列宁的指示，这个委员会大大加强了出版活动，开始出《俄国财富》丛书和多卷本的《俄国自然生产力》文集。它在苏维埃政权头3年（1918-1920年）出版的书籍比革命前3年增加了3倍。——509。）），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当立即委托科学院
成立一系列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尽快制定俄国的工业改造和经济发展计划。
这个计划应当包括：
使俄国工业布局合理，着眼点是接近原料产地，尽量减少从原料加工转到半成品加工一直到制出成品等阶段时的劳动消耗。
从现代最大工业的角度，特别是从托拉斯的角度，把生产合理地合并和集中于少数最大的企业。
最大限度地保证现在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不包括乌克兰及德国人占领的地区）能够在一切最主要的原料和工业品方面自给自足。
特别注意工业和运输业的电气化以及电力在农业中的运用。利用次等燃料（泥炭、劣质煤），以燃料开采和运送方面最少的耗费取得电力。◎第509页◎
注意水力和风力发动机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
载于1924年3月4日《真理报》第5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12—215页◎第510页◎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5月5日）
“左派共产主义者”小集团（注：指“左派共产主义者”。
“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俄国共产党（布）内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产生于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安·谢·布勃诺夫、阿·洛莫夫、瓦·瓦·奥博连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卡·伯·拉狄克、格·列·皮达可夫等。“左派共产主义者”极力反对列宁在1918年初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认为同帝国主义国家媾和在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力主当时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把德国革命将会爆发设想为在最近某个短时期内就要爆发，认为德国政府很快会被德国革命所推翻。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张时多次指出，相信德国革命成熟和宣布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左派共产主义者”于1918年4月发表《目前形势的提纲》来对抗列宁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点（见本卷第511-540页）。1918年夏末，“左派共产主义者”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428、444、511、646。）的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注：《共产主义者》杂志(《Коммунист》)（周刊）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派别刊物。该杂志从1918年4月20日起在莫斯科出版，头几期是作为俄共（布）莫斯科区域局的机关刊物出版的。由于5月召开的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莫斯科区域局从杂志上撤销了自己的署名，因此最后一期即第4期（1918年6月）是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机关刊物出版的。——511。）的出版（1918年4月20日第1期）和他们的“提纲”（注：指“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目前形势的提纲》。这个提纲曾在1918年4月4日召开的党的中央委员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联席会议上讨论过。——511。）的发表，有力地证实了我在论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那本小册子（注：见本卷第474—508页。——编者注）里所谈到的内容。那种有时隐藏在“左的”口号下面来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辩护的全部幼稚性，在政治出版物中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明显的证明了。研究“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议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因为这些议论在当前是有代表性的；它们从反面非常清楚地指明了目前形势的“关键”；它们是有教育意义的，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不了解形势的人中比较好的人，他们无论在知识方面或在忠诚方面，都远远超过那些犯有同样错误的平庸之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355、360、389、402、426、431、499、511、563、646、764。）。
　　　　　　　一
“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以政治——或想起政治作用的——权威的资格，向我们提出了他们的“目前形势的提纲”。把自己的观◎第511页◎点和策略的基本原则连贯地完整地阐述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有助于揭露我们的“左派”的错误，因为他们一着手进行论证而不是唱高调，就暴露出他们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字里行间以各种暗示的方式拐弯抹角地提起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和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425、490、512、559、580、805。）是否正确这个老问题。“左派”不敢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滑稽可笑地东拉西扯，堆砌一个又一个论据，挖空心思编造各种理由，罗列种种“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信口开河，废话连篇，毫不理会他们是怎样地自相矛盾。“左派”对于在党代表大会上有12票反对和约这个数字津津乐道，尽管赞成和约的有28票（注：这里说的是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关于批准和约问题的表决情况。在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有两个决议草案：一个是列宁提出的，主张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另一个是“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反对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即《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这两个决议草案究竟哪一个可以作为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决议的基础，在3月8日的上午会议上进行了表决。结果列宁的决议案得28票，获通过，“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决议案得9票，被否决。会议接着对列宁的决议案进行讨论，提出补充和修正意见，最后进行记名表决，结果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左派共产主义者”把两次表决结果搅和到一起：12票反对和约用的是第二次表决的数字，28票赞成缔结和约用的是第一次表决的数字。——512。），而对于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内的好几百票中他们得到的票数还不到十分之一这个事实，却讳莫如深（注：指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共产党党团讨论布列斯特和约的情况，参看注236。——512。）。他们制造一种“理论”，说赞成和约的是些“疲惫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人”，而反对和约的“是经济上比较有生气和粮食比较有保证的南部地区的工人和农民……”　这种说法怎能不令人发笑？他们对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赞成和约的表决情况一声不响（注：指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表决结果。
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17-19日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共964名，其中有布尔什维克428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14名，无党派人士82名，其他方面的代表40名。代表大会宣布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独立，号召乌克兰工人和农民给予侵犯乌克兰的德帝国主义者最坚决的回击。“左派共产主义者”企图利用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推行自己的路线，在会上提出了谴责苏维埃政府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提案。由扬·波·加马尔尼克、阿尔乔姆、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和约问题上坚持了列宁的立场。代表大会以408票对308票的多数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512。），对过去反对和约的、俄国的典型小资产阶级的和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政治集团（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只字不提。用所谓“有科学根据”这种可笑的解释来掩盖自己的破产，来掩盖种种事实，那是一种十分幼稚的伎俩，只要综观一下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到，用小资产阶级革命空谈的口号来反对和约的，正是一些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党内知识分子“头面人物”和上层分子，而赞成和约的正是工人和被剥削农民群众。
尽管“左派”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提出了上述种种声明和狡辩，但是简单而明显的真理毕竟是掩盖不住的。提纲的作者们不得不承认：“和约的缔结暂时削弱了帝国主义者进行国际勾结的意◎第512页◎图”（“左派”的这种说法不确切，不过在这里用不着来谈这些不确切的地方）。“和约的缔结，已经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搏斗更加剧烈了。”
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反对缔结和约的人客观上成了帝国主义者手中的玩物，落入了他们的圈套。因为在包括几国的、力量大到足以战胜国际帝国主义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前，已经在一个国家中（尤其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中）获得了胜利的社会主义者的直接使命，不是去同强大的帝国主义作战，而要竭力避免作战，要等待，让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搏斗进一步削弱他们自己，加速其他国家革命的到来。我们的“左派”在1月、2月和3月不懂得这个简单的真理，就是现在，他们还是害怕公开承认这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却透过他们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诸如“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注：“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笑自由派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态度的讽刺性用语，见于他的作品《外省人旅京日记》和《葬礼》。——513、663。）等等，而清楚地显示出来。
“左派”在自己的提纲中写道：“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里，帝国主义体系必定开始崩溃，即令德帝国主义赢得当前战局的胜利，也只能使这个崩溃延缓一下，但那样就会崩溃得更惨。”
这种说法尽管看起来好像很有科学性，实际上是更加幼稚，更加不准确。只有小孩子才这样来“理解”科学：似乎科学能够断定在哪一年内，在春季和夏季或秋季和冬季里，“必定”“开始崩溃”。
想要弄清无法弄清的事情，那是可笑的徒劳之举。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家决不会说一个“体系”的某种崩溃在什么时候“必定开始”（况且，事实上这个体系已经开始崩溃，问题是在各个国家在什么时候爆发）。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真理透过这种幼稚得可怜的说法日益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在其他比较先进的国家里爆发革命◎第513页◎一事，在和约签订以后开始的“喘息时机”已经过了一个月的今天，比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以前离我们更近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主张缔结和约的人是完全正确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曾向那些崇尚浮夸的人指出：必须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不要在社会主义力量还薄弱、作战时机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时候同帝国主义者作战，便于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不要以此帮助帝国主义者。
但是，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也爱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在他们身上无产阶级的东西特别少，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特别多）却不善于考虑力量的对比，不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他们却看不见这个“关键”，只是“傲慢地”说一些空话，例如：
“……萎靡不振的‘和平心理’在群众中深深地扎根，这是政治形势方面的客观事实……”
这真是奇谈妙论！经过三年最痛苦最反动的战争以后，由于有了苏维埃政权及其正确的不尚空谈的策略，人民得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很不巩固和很不充分的喘息时机。而“左派”知识分子却像自命不凡的纳尔苏修斯（注：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514。）那样神气活现、煞有介事地说：“萎靡不振的〈！！！？？？〉和平心理在群众中〈？？？〉深深地扎根〈！！！〉。”我在党代表大会上说过，“左派”的报纸或杂志的刊名不应该叫《共产主义者》，而应该叫《小贵族》（注：见本卷第451页。——编者注），我这种说法难道不正确吗？◎第514页◎
一个稍微懂得被剥削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和心理的共产主义者，难道可以采取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充满小贵族情绪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说“和平心理”是“萎靡不振”，而挥舞纸剑倒是“奋发有为”吗？其实我们的“左派”正是在挥舞纸剑，他们回避人所共知的并且为乌克兰战争所再度证明了的事实：被三年残酷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人民，如果得不到喘息时机，就不能继续作战；如果无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战争，战争所造成的往往就是小私有者的涣散心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我们在《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到处都可以看出，我们的“左派”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以及如何培养这种纪律，他们浸透了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心理。
　　　　　　　　　　　　　　　二
但是，也许“左派”关于战争的空谈不过是一种幼稚的热情，而且事关过去，因此并没有丝毫政治意义吧？有些人这样为我们的“左派”辩护。但这是不对的。如果希望起政治领导作用，就要善于周密地考虑政治任务，而“左派”由于没有这种能力，就变成一些毫无定见的传播动摇情绪的人，这种动摇情绪在客观上只有一个意义：“左派”以自己的动摇帮助帝国主义者诱使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去投入对自己显然不利的战斗，帮助帝国主义者把我们拖下陷阱。请听吧：
“……俄国工人革命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道路，一味地避免战斗，在国际资本的进攻面前退却，向‘本国资本’让步，它就不能‘保全自己’。
从这个观点出发，必须采取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既用言论又用◎第515页◎实际行动来进行国际的革命宣传，必须同国际社会主义（而不是同国际资产阶级）加强有机联系……”
关于这里在国内政策方面所作的攻击，将另外再谈。现在就来看看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这种言词上的狂热（和实际行动中的畏怯）吧。目前每一个不愿意做帝国主义挑拨工具和不愿意落入陷阱的人，应该执行什么策略呢？每个政治家都应该明确地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党的回答是众所周知的：目前应该退却，避免作战。我们的“左派”不敢作相反的回答，却放空炮说：“采取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
这是欺骗群众。如果想现在作战，就请直说吧。如果不愿意现在退却，就请直说吧。否则，就你们的客观作用来说，你们就是帝国主义挑拨的工具。而你们的主观“心理”就是发了狂的小资产者的心理，这种小资产者尽管硬充好汉，夸口吹牛，但心里很清楚：无产者实行退却并力求有组织地退却是正确的；无产者考虑到在没有力量的时候应该（在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面前）退却，甚至退到乌拉尔一带，这是正确的，因为在西欧的革命还在酝酿的时期，这是赢得时间的唯一希望，这个革命虽然不是“必定”（不像“左派”空谈的那样）在“春季或夏季”开始，但是它一月比一月更加临近，更加肯定。
“左派”没有“自己的”政策；他们不敢宣布现在退却是不必要的。他们拐弯抹角，闪烁其词，玩弄字眼，把目前避免作战的问题偷换成“一味”避免作战的问题。他们光是吹肥皂泡，说什么“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国际的革命宣传”！！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只能意味着：或者是诺兹德列夫习气（注：诺兹德列夫习气意为说大话和假话。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516。），或者是发动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为目的的进攻战，二者必居其一。公开说出这种荒唐的话是不行的，所以“左派”共产主义者不能不用响亮的十足的◎第516页◎空谈来作掩护，以逃避一切觉悟的无产者对他们的讥笑；他们以为，粗心的读者也许看不出“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国际的革命宣传”这句话的真正意义。
空话连篇，夸夸其谈，这是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对于有这种“习性”的人，一定会给以惩罚，大概最轻也要加以嘲笑和撤销其一切负责职务。应该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地向群众讲明令人痛苦的真实情况：主战派在德国会再一次占上风（就是说很快就会向我们发动进攻），德国和日本将根据成文或不成文的协议来共同瓜分我们，扼杀我们，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听从空喊家的意见，我们的策略就应该是：等待，拖延，避免作战，退却。如果我们丢开空喊家，并且“振奋起来”，建立真正铁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共产主义的纪律，我们就很有希望赢得好几个月的时间，那时，就是退到了乌拉尔（在最坏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也能使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更加有可能来援助我们。更加有可能“跑完”（用体育用语来讲）从开始爆发革命行动到实行革命之间的距离。
这样的策略，也只有这样的策略，才能切实加强国际社会主义的一支暂时处于孤立的队伍同其余队伍间的联系；而你们呢，亲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老实说，你们只是在一个响亮词句同另一个响亮词句间“加强有机联系”。这可是一种很不好的“有机联系”啊！
亲爱的朋友们，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这是因为你们对于革命口号背诵得多，死记得多，而思索得却很少。因此你们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这句话加上引号，想必是要表示你们的讥讽，但实际上这个引号正表示出你们的头脑糊涂。你们惯于把“护国主义”看作卑鄙龌龊的东西，你们记住◎第517页◎了、背熟了这一点，你们热心地反复背诵这一点，以致你们中间有些人竟然荒谬到以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保卫祖国是不能容忍的（实际上，只是在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才是不能容忍的）。但是你们没有很好考虑：“护国主义”为什么是并且在什么时候才是卑鄙的。
承认保卫祖国，就是承认战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从什么观点出发来看这种合理性和正义性呢？只有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及其争取自己解放的观点出发；其他的观点，我们是不承认的，如果是剥削者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战争，这就是罪恶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采取“护国主义”就是卑鄙行为，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是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进行战争，那么这种战争就是合理的和“神圣的”。
1917年10月25日以后我们是护国派。我曾十分明确地一再讲过这一点，你们也不敢反驳这一点。正是为了同国际社会主义“加强联系”，就必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谁要是对无产阶级已经获得胜利的国家的国防采取轻率的态度，他就是在破坏同国际社会主义的联系。当我们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表时，我们不曾轻率地对待过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问题，我们从原则上否认了这种保卫。当我们已成为开始组织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的代表时，我们就要求一切人严肃地对待国防。严肃地对待国防，这就是说要切实备战并精确地估计力量的对比。如果力量显然不够，那么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就是向腹地退却（谁要是认为这只是临时拿来应急的公式，那么，他可以去读一读伟大的军事著作家之一老克劳塞维茨关于这一点的历史教训的总结（注：指卡·克劳塞维茨《论战争和用兵的遗著》第2卷第2册中《向本国腹地退却》一章（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982年商务印书馆版第2卷第6篇第25章）。——518。））。可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丝毫也不像是懂得力量对比问题的意义。
过去，我们从原则上反对护国主义，所以我们当时有理由讥笑◎第518页◎那些好像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想“保护”自己祖国的人。现在，我们已经获得做无产阶级护国派的权利，问题的整个提法就根本改变了。我们的责任就是慎重估计各种力量，仔细考虑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是否来得及援助我们。资本的利益，就是要在一切国家工人还没有联合起来（实际上联合起来，即开始革命）以前，把敌人（革命的无产阶级）各个击破。我们的利益，就是要尽一切可能，利用甚至是最小的机会，使决战推迟到整个国际大军的各个革命部队实现这种联合的时候（或者实现了这种联合“之后”）。
　　　　　　　　　　　　　　　三
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内政策方面的不幸。读一读他们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中的下列词句，实在令人不禁失笑：
“……只有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才能有计划地利用现存的生产资料”……“不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
可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坚决性那么多……而思考力却那么少！所谓“最坚决的社会化”，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国有化问题和没收问题上，可以有坚决的或者是不坚决的态度。关键却在于：要从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我们的“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天真地、幼稚地把“最坚决的……社会化”这些字眼联在一起，从而暴露了他们对问题的关键完全无知，对“目前”形势的关键完全无◎第519页◎知。“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目前形势”的实质，没有看到从没收（在实行没收时，政治家的主要品质就是坚决性）到社会化（要实行社会化，就要求革命家有另一种品质）的过渡的实质。
昨天，形势的关键在于尽量坚决地实行国有化，实行没收，打击和打倒资产阶级，粉碎怠工，今天，只有瞎子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国有化的，已经没收的，已经打倒的和粉碎的，比我们来得及加以计算的要多。可是社会化和简单的没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实行没收单有“坚决性”就可以了，用不着有正确计算和正确分配的才能，而实行社会化，没有这种才能就不行。
我们的历史功绩，就是昨天（明天也会如此）在实行没收方面，在打倒资产阶级和粉碎怠工方面，我们是坚决的。如果今天把这一点写入“目前形势的提纲”，就是面向过去而不懂得转向未来。
“……彻底粉碎怠工……”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项任务！但是我们这里的怠工已经完全“粉碎”了。我们所缺乏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即进行计算，盘算一下应该把哪些怠工者安插到哪些地方去，怎样组织自己的力量去实施监督，譬如说，派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或监督者去监督一百个到我们这里来上班的怠工者，在这种情况下，侈谈“最坚决的社会化”、“完全打倒”、“彻底粉碎”，就是胡说八道。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点就是不知道打倒、粉碎等等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只有疯狂反对大私有者的小私有者才认为这样就够了，而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犯这种错误。
如果说我们上面所引的话使人不禁失笑，那么“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下述发现就简直使人捧腹大笑了，他们发现：苏维埃共和国在“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的影响之下有“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去”的危险，这可真要把人吓坏了！而且“左派共产主义者”又是多么卖力地在提纲中、在论文中，到处重复着这一骇人听闻的发现◎第520页◎啊……
但是他们从没有想过，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
我可以想象，“左派共产主义者”将怎样义愤填膺，怒斥这些话，他们将在工人面前给“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以何等“致命的批评”。怎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竟会是一个进步？……　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
“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正是在这里。因此，正是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第一，“左派共产主义者”不了解，这个使我们有权利和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他们暴露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就因为他们看不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
第三，他们拿出“国家资本主义”来吓人，这就暴露出他们不了解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国家迥然不同。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三点。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第521页◎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
试问，占优势的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在我国，投机商时此时彼地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的外壳（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粮食。
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经济范畴的术语来说，究竟是谁和谁进行这一斗争呢？按我刚才列举的次序，是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吗？当然不是。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如果说在125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这些最热情、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处死个别几个“要犯”和发表激◎第522页◎昂慷慨的演说来战胜投机商的愿望在当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用纯粹的空谈来对待这个问题，就只能引起每个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或厌弃了。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在俄国人数特别众多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以每一个小资产者作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九头蛇（注：九头蛇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而且生命力极强的怪蛇。——441、523。）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投机活动正在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
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口头上是（当然，他们也深信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而在实际上却正好是帮助小资产阶级，正好是为小资产阶级效劳，正好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因为他们要——在1918年4月！！——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真是胡闹！
小资产者手头拥有在战时用“正当”办法，特别是用不正当办法积攒起来的几千几千的小款项。这就是作为投机活动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的典型经济形式。货币是取得社会财富的凭证，千百万小私有者紧紧地握住这种凭证，把它瞒过“国家”的耳目，不相信任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心想“躲过”无产阶级的风暴。或者是我们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只有把贫民即多数居民或者说半无产者组织在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就像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一味空谈所谓“劳动”农民而看不到这个简单而明显的真理，但是有谁会认真地对待这些沉溺于空谈的左派◎第523页◎社会革命党人呢？
存有几千小款项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希望一定要为自己使用这几千小款项，反对贫民，反对任何的国家监督，而这几千几千的小款项加起来就是好多个亿，它们成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1000的价值。又假定说，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注：指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1月26日-12月10日（12月9-2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除有来自各地的代表外，还有参加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在79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303名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35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91名布尔什维克。大会是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下进行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力图把采取妥协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到自己方面去。大会在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和对待人民委员会宣布立宪民主党人为人民公敌的法令的态度问题上，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大会起初以不多的票数通过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把国家权力交给立宪会议和谴责人民委员会下令逮捕立宪民主党人的决议。在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坚决要求下，大会对这个决议重新进行表决，结果通过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案。在土地问题上，大会也通过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决议，表示欢迎苏维埃政府废除土地私有制，但要求按社会革命党纲领的精神解决土地问题。右派和部分中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大会。此后，代表大会表示赞同苏维埃政府的活动，并同意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大会选出了由250人组成的新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其中108人（布尔什维克20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81人，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人，无党派人士6人）被选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对于巩固苏维埃政权具有重大意义。——365、407。）消失了。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1000中拿出300来就能建立起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300，而不是200，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粉碎，那么以后减少这种“贡赋”，比如说减到100或50，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个用简单数字来表示的例子（为了使说明通俗起见，我故意把它尽量简化）说明了当前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工人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在法律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1000统统“拿到手”，就是说，不让一个戈比落在非社会主义用途上。这种由于政权实际已转到工人手中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可能性，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
但小私有者的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却通过很多渠道来破坏法律上的规定，暗中投机，破坏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哪怕（我故意用这样的数字作例子，是为了更明显地说明这点）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现在大，因为“为了学习”是值得付出代价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无秩序、经济破坏和松懈现象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让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它无疑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赋，不仅不会葬◎第524页◎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
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
第二，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贫民的权力得到保障的国家。“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懂得这些无可争辩的真理，没有一点政治经济学头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永远不会懂得这些真理，但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得不承认这些真理。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值得争论，只要指出他们是空谈家的“可憎的样板”就够了；而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却应该争论，因为这里是马克思主义者犯了错误，而分析他们的错误，可以帮助工人阶级找到正确的道路。
　　　　　　　　　　　　　　四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最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注：容克是德语Junker一词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容克从16世纪起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19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35、264、300、525。）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删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同样用国家，然而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第525页◎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这么说的，而对那些甚至连这点都不了解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至少半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值得多费唇舌的。
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除了孟什维克这类头号蠢人，没有人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发展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钢材制成的，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啄破的），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这里是指全世界历史范围的“困难”，而不是指平常小范围的“困难”。
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诞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加紧仿效，甚于当年的彼得，他曾不惜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以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化。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像纳尔苏修斯那样地议论说，向德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么我们只需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帮人的意见，革命早就会遭到无可挽救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失败了。◎第526页◎
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顺便说一下，这就是把《新生活报》（注：《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俄国报纸（日报），由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马·高尔基、谢列布罗夫、瓦·阿·杰斯尼茨基、尼·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弗·亚·巴扎罗夫、波·瓦·阿维洛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等。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81、282、332、357、373、501、527、554、814。）和《前进报》（注：《前进报》(《Вперёд》)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3月起在莫斯科出版。该报最初是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的机关报，后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委员会和中部区域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8年4月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尔·马尔托夫、费·伊·唐恩和亚·萨·马尔丁诺夫都参加了该报编辑部。1918年5月10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该报被查封，领导人被送交法庭审判。5月14日，该报改称《永远前进报》，出了1号。1919年1月22日-2月25日继续出版。1919年2月，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被最终查封（决定草案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75-476页）。——501、527、554。）营垒中的优秀人物弄糊涂的同一个理论错误。这个营垒中最差的和中等的人物，由于秉性愚钝，毫无气节，已被资产阶级吓倒，做了他们的尾巴；而其优秀人物也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导师们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强调新社会诞生时的那种“长久的阵痛”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并且这新社会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
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正因为如此，用“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8页第1栏）来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这恰恰意味着在思想上“偏离了方向”，离开了“演变”的真正道路，不懂得这条道路；而在实践上，这等于是向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倒退。
我绝不只是现在，而是早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就对国家资本主义作过“高度的”评价；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一点，我想从我在1917年9月所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本小册子中摘引几段：
“……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第527页◎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第27页和第28页）（注：见本卷第265、266页。——编者注）
请注意，这几段话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写的，这里所谈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我们由这一政治阶梯往上登得愈高，我们在苏维埃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得愈充分，我们就应该愈不惧怕“国家资本主义”，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问题，结论只有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对我们的威胁的论断，是一个极大的经济错误，它清楚地证明他们完全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五
下面这个情况也是极有教益的。◎第528页◎
当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哈林同志争论时（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2—253页。——编者注），他还谈到一个意见：在给专家以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显然，这个我们是指“左派共产主义者”〉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用赎买摆脱这个匪帮”（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5页。——编者注）（指资本家匪帮，也就是说，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
这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表明：第一，布哈林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高出一筹，他完全不是不可救药地堕入空谈，恰恰相反，他在极力思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痛苦而艰难的过渡——的具体困难。
第二，这个意见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布哈林的错误。
确实如此。让我们深入思考一下马克思的思想吧。
他指的是上一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极盛时代，是当时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最少的国家，是当时最有可能“和平地”即通过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的办法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
在苏维埃俄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已经形成某些类似半世纪前在英国可以形成的条件（如果英国当时开始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529页◎话），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当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可以保证资本家屈服于工人：(1)工人即无产者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因为已经没有农民（在70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功）；(2)加入工会的无产阶级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3)在长期的政治自由发展中受到严格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4)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领先地位已经转到德国）——长时期惯于用妥协的方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有可能使英国资本家和平地屈服于英国工人的想法。
在我国，目前已有某些基本前提（10月的胜利和从10月到今年2月对资本家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的镇压）使这种屈服得到保证。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最后，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注：这里也应该正视现实：我们还缺少为争取社会主义胜利所必要的无情，而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坚决性。我们的坚决性是很足的，而是我们没有本领相当迅速地捉到人数相当多的破坏苏维埃措施的投机商、奸商、资本家。因为只有组织计算和监督，才能获得这种“本领”！第二，我们的法庭不够强硬，对于受贿者，不判处死刑，而只判处半年监禁。我们这两种缺点有一个共同的社会根源：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它的软弱性。）；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第530页◎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因此他想起马克思曾经十分正确地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易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大生产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一种例外）将来种种情况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给资本家付相当多的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但是，布哈林错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目前的具体特点。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工人们目前有必要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应该竭力避免两种都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白吗？一方面，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注：这里说的是俄国孟什维克的论点。列宁对这种论点的批判还可参看《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见本版选集第4卷第775-778页）。——531。）所谓的“套中人”（注：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310、531、547、554、564、674。）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纵容那些空喊家和清谈家，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些◎第531页◎人一味陶醉于“鲜明的”革命性，但要从事坚忍不拔、深思熟虑、周密审慎并考虑到各种十分困难的转变的革命工作，他们却无能为力。
幸而一些革命政党的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它们作斗争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各种鲜明的典型，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表现出自己是一种不大好的革命者典型。现在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嚣，上气不接下气，高喊反对“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妥协”。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深入地思考一下，过去那种“妥协”究竟坏在哪里，它为什么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和革命进程的谴责。
克伦斯基时代的妥协把政权交给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17年10月和11月间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妥协或者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或者是想不仅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而且同切尔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敌人来平等地分掌政权，而这些敌人在驱散立宪会议（注：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1917年3月2日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一直拖延选举的准备工作。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不得不于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
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7、96、222、312、333、338、363、386、389、404、505、532、578、615、706、761。）、无情地消灭鲍加耶夫斯基之流、普遍实行苏维埃制度和进行每一次没收等基本问题上是必然会妨碍我们的。
现在政权已经由一个政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到手，保持下来，巩固下来，甚至没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参加。现在已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掌政权和放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问题，这时候再说什么妥协，那就等于是鹦鹉学舌，只是简单重复一些背得烂熟但毫不了解其意义的词句。现在，当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管理国家的时候，我们不吝惜金钱，竭力把那些受过资本主义训练的最文明的人吸引过来，利用他们来对付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如果把这说成是“妥协”，那就是根本不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任务。
所以，尽管布哈林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因卡列林和格耶◎第532页◎这类人为他“效劳”而马上“感到羞耻”这一点值得赞扬，对于“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一派人来说，指出他们政治上的战友是些什么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例如，1918年4月25日的那一号《劳动旗帜报》（注：《劳动旗帜报》(《Знамя　Тру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和文学报纸（日报），1917年8月23日（9月5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担任该报编辑的有В.В.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波·达·卡姆柯夫和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该报起初是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机关报，1917年11月1日（14日）第59号起成为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机关报，1917年12月28日（1918年1月10日）第105号起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3月15日迁往莫斯科。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后被查封。——290、533。）——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自豪地宣称：“我党现时的立场与布尔什维主义中的另一派（布哈林、波克罗夫斯基等人）是一致的。”又如，同一天的孟什维克的《前进报》刊登了有点儿名气的孟什维克伊苏夫的“提纲”（注：伊苏夫的提纲是指1918年4月孟什维克莫斯科区域委员会全会根据约·安·伊苏夫的建议通过的提纲。这里说的是该提纲的第3条。——533。）：
“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一开始就与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背道而驰，最近更日益公开地走上与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而带有明显的反工人的性质。在工业国有化的幌子下实行培植工业托拉斯的政策，在恢复国家生产力的幌子下企图取消八小时工作制，实行计件工资和泰罗制，搞黑名单和黑籍证。这个政策会使无产阶级丧失经济方面的基本成果，而变成资产阶级任意剥削的牺牲品。”
说得太妙了，不是吗？
为了履行那些许诺俄国资本家兼并别国领土的秘密条约而同克伦斯基一起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克伦斯基的朋友们，打算在6月11日解除工人武装的策列铁里（注：1917年6月11日（24日），俄国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各党团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诬蔑布尔什维克准备在1917年6月10日举行的游行示威是企图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夺取政权的阴谋”。策列铁里声称要解除工人的武装，说什么“对于那些不善于恰当掌握手中武器的革命者，要从他们手中把武器夺走。必须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不能让他们迄今拥有的过多的技术兵器留在他们手里。不能让机关枪和武器留在他们手里”。——178、533。）的同事们，用响亮的词句掩饰资产阶级统治的李伯尔唐恩（注：李伯尔唐恩由孟什维克米·伊·李伯尔和费·伊·唐恩两人的姓氏缀合而成，出自俄国诗人杰·别德内依的同名讽刺诗，是诗人给十月革命前夕鼓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李伯尔和唐恩及其一伙起的绰号。——533、634。）之流，就是他们，就是这些人在指责苏维埃政权“与资产阶级妥协”，“培植托拉斯”（即培植“国家资本主义”！），采用泰罗制。
说实在的，布尔什维克应该授给伊苏夫一枚奖章，他的提纲作为资产阶级挑拨言论的一个标本应该拿到每一个工人俱乐部和工会去展览。现在，工人们已经认清了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之流和伊苏夫之流的真面目，已经处处根据实际经验认识了他们，而用心思索一下为什么资产阶级的这些走狗要挑拨工人们来反对采◎第533页◎用泰罗制和“培植托拉斯”，这对于工人们是大有益处的。
觉悟的工人会把李伯尔唐恩先生们和策列铁里先生们的朋友伊苏夫的“提纲”，拿来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下述提纲作一番仔细的比较：
“在生产中由于恢复资本家的领导地位，实行劳动纪律并不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主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实行劳动纪律有使工人阶级受奴役的危险，它将不仅激起落后阶层，而且激起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不满。在无产者普遍仇视‘资本家怠工者’的情况下，为了推行这种制度，共产党就势必依靠小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工人，这就会把自己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毁掉。”（《共产主义者》杂志第1期第8页第2栏）
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它表明“左派”落入了圈套，受了伊苏夫之流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奸细的挑拨。这对于工人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工人们知道，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主张实行劳动纪律，正是小资产阶级拼命破坏这个纪律。像上述的“左派”提纲这样的言论实在是一种奇耻大辱，事实上完全背弃了共产主义，完全转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由于恢复资本家的领导地位”，“左派共产主义者”想用这样的话来“辩解”。这种辩解是没有用的，因为第一，苏维埃政权是在设有工人委员或工人委员会的情况下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的，这些工人委员或工人委员会监督领导人的每一步骤，学习他们的领导经验，不仅能够对他们的命令提出申诉，而且还能够通过苏维埃政权机关来撤换他们。第二，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是为了在工作时间内让他们履行职务，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则是由苏维埃政权规定的，并且要由它来修改和取消。第三，苏维埃政权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并不是把他们当作资本家，而是把他们当作领取高额薪金的技术专家或组织者。而且工人们知道得很清楚：真正大型◎第534页◎的企业、托拉斯或其他机构的组织者，也和第一流的技术专家一样，百分之九十九是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可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正应该任用他们为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有经验的、熟悉这方面实际工作的人。因为工人们在跨出可能被“左的”词句或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所迷惑的幼年时期以后，恰恰是要经过资本家对托拉斯的领导，经过大机器生产，经过年周转额达几百万的企业，就是说，只有经过这种生产和企业，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工人们不是小资产者。他们不害怕大规模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重视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他们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将利用这种工具来反对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和涣散现象。
只有那些没有固定阶级特性因而也是彻头彻尾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才不了解这一点。奥新斯基在“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中和在他们的杂志上的表现，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写道：
“……组织和领导企业方面的全部主动权将属于‘托拉斯的组织者’，因为我们不是想教导他们，不是想把他们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是想向他们学习。”（《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14页第2栏）
在这段话中所卖弄的讽刺，是针对我说的“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社会主义”这句话的。
在奥新斯基看来，这句话是很可笑的。他想把托拉斯的组织者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如果这种言论是出于诗人所描写的“年方十五，不会超过？”（注：出自俄国诗人瓦·李·普希金（著名诗人亚·谢·普希金的伯父）的一首讽刺短诗。诗里嘲笑某些初学写诗的年轻人写出来的作品袭用陈词滥调、言之无物。——535。）……这种年龄的人的口中，那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习过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道理，竟◎第535页◎讲出这种话，这就未免叫人有些奇怪了。这里已经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
不，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运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
如果不是抱着幼稚的目的要“教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社会主义，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教导他们的。对于他们，不是应该教导，而是应该剥夺（这一点在俄国做得相当“坚决”），他们的怠工应该粉碎，他们作为一个阶层或集团应该服从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年幼无知，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且有东西可学，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办理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方面没有独立工作的经验。
俄国优秀的工人是懂得这层道理的。他们已经开始向资本家组织者，向工程师领导者，向技术专家学习了。他们已经开始坚定而谨慎地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学起，然后再逐渐学习最难的东西。在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中，这件工作进行得比较缓慢，那是因为它比较困难。而纺织工人、烟草工人和制革工人，不像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害怕“国家资本主义”，害怕“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这些工人在“制革工业总管理局”、“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这一类中央领导机关内同资本家坐在一起，向他们学习，办理托拉斯，办理“国家资本主义”（注：这里指制革、纺织和制糖工业中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联合体。1918年初制革工人工会同全俄皮革业工厂主协会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皮革厂在苏维埃政府的资助下应按政府规定的任务进行生产，全部产品由国家支配。在纺织、制糖和其他一些轻工、食品业部门也签订了类似的协议。
这些协议保证了工人对全工业部门的管理、向企业主和专家学习组织生产的经验、掌握管理国家经济的复杂科学、搞好生产和准确地计算生产与消费。列宁认为这样一些协议具有重大的意义。——536。）。而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第536页◎
俄国先进工人的这种工作是同他们实行劳动纪律方面的工作一起进行的，并且在继续进行，他们并不大吹大擂，到处宣扬（大吹大擂对某些“左派”却是必需的），而是非常谨慎，循序渐进，汲取实践中的教训。这项艰难的工作，这项实际学习建设大生产的工作，是我们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保证，是俄国的觉悟工人反对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和涣散现象、反对小资产阶级无纪律现象（注：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提纲作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一声不响。他们只讲“组织性”等等。但是，这一点，就是害怕经济关系上的工人专政的小资产者也会承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决不能在这种时候“忘记”这个旨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的保证，是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
　　　　　　　　　　　　　　　六
在结束本文时，要作两点说明。
1918年4月4日我们同“左派共产主义者”争论的时候（见《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4页注释），我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请解释一下，你们对铁路法令中哪些东西不满意，请拿出你们的修正案来。这是你们这些无产阶级苏维埃领导人的义务，否则你们的言论就只是空谈。
1918年4月20日《共产主义者》第1期出版了，其中没有一个字讲到“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要如何更改或修正铁路法令。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这种沉默就是对自己的谴责。他们只限于用一些暗示性的攻击来反对铁路法令（第1期第8页和第16页），而对于“既然铁路法令不正确，那么应该怎样修正呢？”这个问◎第537页◎题，却没有作任何明确的回答。
这不用评注就清楚了。对于铁路法令（这个法令是我们的路线即强硬的路线、专政的路线、无产阶级纪律的路线的榜样）所作的这种“批评”，觉悟的工人会把它叫作“伊苏夫式的”批评，或者叫作空谈。
另一点说明。在《共产主义者》第1期里刊载了布哈林同志称赞我的《国家与革命》这本小册子的书评。尽管布哈林这样的人的评论对我来说很有价值，但是老实说，这个书评的性质暴露了一个可悲的和值得注意的事实：布哈林考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时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布哈林注意到了并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家问题上可能有的共同看法。布哈林偏偏“没有注意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区别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地方。
布哈林注意到了并着重指出了：应该“打碎”、“炸毁”旧的国家机构，应该“扼杀”资产阶级等等。狂热的小资产者也会愿意这么干的。而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我们的革命大体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可是我的小册子里还讲到了连最革命的小资产者都不会愿意做的、觉悟的无产者愿意做而我们革命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关于这个任务，明天的任务，布哈林却保持沉默。
而我对此不保持沉默就更有理由，因为：第一，共产主义者应该更加注意的是明天的任务，而不是昨天的任务；第二，我这本小册子是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以前写成的，那时，人们还不能以庸俗的小市民的想法来非难布尔什维克，说什么“是啊，在夺得政权以后，当然要高谈纪律了……”
“……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第538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国家与革命》第77—78页（注：见本卷第185页。——编者注）。可见，在夺得政权以前就已讲到了“起码规则”）
“……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那时“人们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同上，第84页（注：见本卷第191页。——编者注），在夺得政权以前就已讲到了“行为守则”）
“……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作品（注：指1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作家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于1862-1863年所写的《神学校特写》。——198、539。）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同上，第91页）（注：见本卷第198页。——编者注）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同上）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同上，第95页）（注：见本卷第202页。——编者注）因此，不仅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而且对那些“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同上，第96页）（注：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同上），都必须做好这种监督。◎第539页◎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没有着重指出这一点。
　　1918年5月5日
载于1918年5月9、10、11日《真理报》第88、89、90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64—293页◎第540页◎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
（1918年5月25日和6月7日）
*（注：这是列宁起草的有关成立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的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人民委员会决定草案》看来是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5月25日会议讨论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条例草案时起草并通过的。根据列宁指示改写过的社会科学院条例提交人民委员会6月7日会议讨论。这次会议原则上批准了条例，并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详细拟定社会科学院的章程。第二个文件是这次会议通过的给专门委员会的指示。
社会科学院章程于6月15日经人民委员会批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6月25日通过了关于社会科学院的法令，7月12日公布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5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468-479页）。
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于1918年10月1日正式成立，其任务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对社会科学、哲学以及同社会科学有关的自然科学进行科学研究；培养社会知识各个领域的专门家；向群众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根据1919年4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条例，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定名为社会主义科学院。从1924年4月17日起改称共产主义科学院。1936年2月，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共产主义科学院撤销，所属各研究所和主要工作人员并入苏联科学院。——541。）
1　人民委员会决定草案
人民委员会完全同意和赞成社会主义科学院成立草案的基本精神，责成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根据下述原则修改这一草案：
(1)——把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出版协会放在首位；
(2)——特别要大量吸收国外的马克思主义人才；
(3)——首要任务之一是组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
(4)——立即采取措施，以查明、招聘和利用俄国的教师力量。◎第541页◎
2　给委员会的指示责成委员会：
(1)详细审查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的章程，以便呈报人民委员会，然后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
(2)立刻就这个问题和组成人员问题同非俄罗斯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交换意见；
(3)拟定、讨论适于并愿意担任创办人和教师的人选名单，以便呈报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正式院士和教员名单发表于1918年8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69号。
1922年2月5日，列宁当选为社会主义科学院正式院士。收到该院主席团的通知后，列宁因病复信辞谢（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307页）。——542。）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49—350页◎第542页◎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5月26日）
*（注：列宁的这篇讲话是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5月26日-6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52人，代表5个区域、30个省和许多县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工会组织和工厂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占多数。
大会开幕前，5月23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在列宁参加下仔细地审议了有关大会的各项问题，确定了大会的议程。在讨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加·达·魏恩贝尔格关于建立国有化企业管理机构的报告提纲时，列宁建议把国有化企业管理体系简化为地方的工厂管理机构和中央的管理机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生产局），撤销一切中间的管理机构。
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以下问题：布列斯特条约的经济后果；俄国的一般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活动；俄国的财政状况；国家预算；对外贸易；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地方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反对列宁关于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和管理的计划的有“左派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经过斗争，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原则方针通过了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以及关于必须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关于城乡商品交换、关于改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决定。代表大会还制定了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543。）
（列宁同志出现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同志们，请允许我首先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表示祝贺。（鼓掌）
同志们，现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担负着一项困难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务。毫无疑问，十月革命的成果愈扩大，由十月革命所开始的这个变革愈深入，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愈稳固，社会主义制度愈巩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作用就愈增大和提高。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将来只有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够保持自己巩固的地位，我们愈接近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于纯行政机构，即实际上只是做管理工作的机构的需要愈减少，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这种地位就愈巩固。在剥削者的反抗被彻底粉碎以后，在劳动者学会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以后，——这种原来意义的、狭义的管理机构，旧国家的机构，必定消亡，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必定成长、发展和巩固，它将担负起有组织的社会的一切最主要的活动。
同志们，所以在研究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验以及与它有密切的工作联系的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验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没有丝毫的根据作出任何悲观的结论，尽管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没有组织就绪。因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区域和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所担负的任务这样◎第543页◎巨大，这样无所不包，所以根本没有理由对我们大家看见的现象产生忧虑。有很多次——当然，在我们看来，也许次数过多——没有采用俗话说的“七次量衣一次裁”的办法。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组织经济，可惜并不像这个俗话所说的那样简单。
随着全部权力——这一次不仅是政治权力，而且主要的甚至不是政治权力，而是经济权力，即涉及人们日常生活最深基础的权力——转归新的阶级，而且是转归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领导大多数人民即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阶级，我们的任务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不言而喻，在组织任务极其重要而又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当我们必须完全按照新的方式来组织亿万人生活的最深基础的时候，十分明显，这里没有可能像俗话所说“七次量，一次裁”那样简单地处理事情。实际上，我们不能预先量很多次，然后再裁剪和缝制已经完全量好的衣料。我们必须在工作进程中考查这些或那些机关，在实践中观察它们，用劳动者集体的共同经验，而主要是用工作结果的经验来检查它们，我们必须在工作进程本身中，而且是在剥削者进行殊死斗争和疯狂反抗的情况下（我们愈是接近彻底拔掉资本主义剥削制的最后几个坏牙，这些剥削者也就愈加疯狂），来建造我们的经济大厦。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根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虽然我们有时甚至在一个短时期内要几次改组国民经济各种部门进行管理的形式、规章和机构，——自然，这是资产阶级和高贵的感情受到侮辱的剥削者老爷们进行恶毒攻击的一个充足的理由。当然，由于有时三番五次地改变管理的规章、准则和法规，那些最接近和最直接参加这种工作的人，例如水运总管理局的人，自然有时觉得很不愉快，对这样做不可能太满意。可是，如果稍微抛开因法令过于频繁改动而直接引起的不愉快，如果目光稍微放远些去看看俄国无产阶级暂时还只能依靠本身不足的力量去完成的伟大◎第544页◎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么立刻就会明白：甚至作更多次的改动，在实践中对各种管理制度和整顿纪律的各种规定进行试验，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伟大的事业中，我们决不能要求，而且无论哪个谈论未来远景的有卓见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来不会想到，我们能够根据某种预先作出的指示立即构思出和一下子规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优秀的学者、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最大的思想家给我们准确地指出的一切，就是社会的改造在历史上必然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路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运已为历史所注定，它必将崩溃，剥削者必然要被剥夺。这个道理已经以科学的精确性阐明了。当我们举起社会主义旗帜，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着手改造社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当我们取得政权以便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但是，无论改造的形式或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们都不可能知道。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这是因为对于我们的事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前无论在地主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左右历史的成千上万上层分子的经验都是不够的。我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依靠共同的经验，千百万劳动者的经验。
所以我们知道，作为苏维埃的主要的、根本的和基本的任务的组织工作，必然会要求我们进行许多试验，采取许多步骤，作出许多变动，使我们遇到许多困难，尤其是在怎样使人人各得其所方面，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需要我们自己来定出每一个步骤，而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错误愈是严重，我们就愈是坚信：随着工会会员人数每增加一次，随着一直遵照传统和习惯生活的被剥◎第545页◎削劳动者从他们的营垒转到苏维埃组织建设者营垒的人数每增加几千人，几十万人，能够适应工作需要并能使工作步入正轨的人数也会增加。
拿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特别经常遇到的一项次要任务——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这项任务来谈。我们大家都知道，至少那些站在科学和社会主义立场上的人都知道，这个任务只有在国际资本主义发展了劳动的物质技术前提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种劳动是大规模的，是建立在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因而也是建立在造就出大批科学上有造诣的专家的基础上的。我们知道，不实现这个任务，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些社会主义者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多读读这些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毫无例外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摆脱资本的奴役，摆脱做卑污的资本主义私利的奴隶的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
我们必须依靠敌视这一点的分子来实现它，因为资本愈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工人所受的迫害也愈厉害。当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的时候，当政权在这些群众的拥护下提出自己任务的时候，我们要在资产阶级专家的帮助下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些专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受的教育，他们没有见过另外的环境，也不能想象另外的社会环境，因此，就是在他们非常真诚和忠于自己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也是满脑袋资产阶级偏见，◎第546页◎同垂死的、腐朽的、因而进行疯狂反抗的资产阶级社会有着他们觉察不到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不能不看到完成任务会遇到的这些困难以及获得的成绩。在一切论述过这个问题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我不记得在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或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见中曾经谈到，已经夺得了政权的工人阶级在它着手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对我们是必然需要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时，会遇到哪些具体实际的困难。这用一般的公式，用抽象的对比来谈是容易的，可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并不会马上死亡，而且它愈是接近死亡，就愈是疯狂地进行反抗），这个任务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在这方面进行试验，屡次修改局部的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还不能在国民经济的哪一个部门中，马上把专家由资本主义的服务者变成劳动群众的服务者，变成劳动群众的顾问。如果我们不能马上做到这一点，那也丝毫不会使我们悲观失望，因为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困难任务。我们并没有闭眼不看这件事实：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远不像俄国这样落后，即使我们所处的条件比经过四年空前艰苦、破坏惨重的战争以后的条件要好得多。谁只指出明显的力量不相称的情况，而掉头不顾在俄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他就像思想僵化的套中人（注：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310、531、547、554、564、674。），他只看到自己的鼻子尖，忘记了没有一次稍微重大的历史变革不出现许多力量不相称的情况。力量是在斗争过程中随着革命的增长而增长的。当国家已经走上了进行最伟大的改造的道路的时候，这个国家和已经在这个国家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功绩，就在于我们已经在实践上直接着手实现那些◎第547页◎以前在理论上抽象地提出的任务。这个经验是不会被忘掉的。无论如何，不管俄国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会有多么痛苦的曲折，终究不能夺去现在已经联合在工会和地方组织内、正在实践上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安排全部生产的工人们的这个经验。这个经验已经作为社会主义的成就载入史册，未来的国际革命将根据这个经验来建造自己的社会主义大厦。
我还要指出一个也许是最困难的、要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予以切实解决的任务。这就是关于劳动纪律的任务。老实说，在我们指出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应该承认，而且应该满意地着重指出：正是工会，工会的最大组织——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俄工会理事会这些联合了几百万劳动者的最高工会组织，首先独立地着手解决这个任务，而这个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要了解这个任务，就应该撇开那些个别的小挫折，撇开那些难以相信的困难，这些挫折和困难，孤立地来看，好像是不可克服的。应该站得更高，看到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在历史上的更替。只有持这种观点才能够看清楚：我们担负起多么巨大的任务，现在社会最先进的代表——被剥削劳动群众把1861年以前农奴制俄国的少数地主解决的一个任务（他们认为那是自己的事情）自己主动担当起来具有多么伟大的意义。以前，建立全国的联系和纪律是少数地主的事情。
我们知道农奴主—地主们是怎样建立这种纪律的。这就是使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侮辱和空前的苦役的折磨。请回忆一下由农奴制向资产阶级经济的全部过渡过程吧。你们已经看见的（虽然你们中间大多数人没有能够看见），以及你们从老一辈人那里听到的，1861年以后向新的资产阶级经济的这种过渡，是由旧的农奴制的棍棒纪律，由最无理性、最蛮横粗暴的侮辱和强制人的纪律，向资产阶级纪律，向饥饿纪律即所谓自由雇佣而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奴◎第548页◎役制的纪律过渡，这个过渡在历史上看来是容易的，因为这是人类由一种剥削者转到另一种剥削者，因为这是掠夺和剥削人民劳动的少数人让位给另外的同样是掠夺和剥削人民劳动的少数人，因为这是地主让位给资本家，是在镇压被剥削劳动者阶级广大群众的情况下少数人让位给另外的少数人。但是，就是这种由一种剥削者的纪律代替另一种剥削者的纪律的更替，尚且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地主—农奴主们诚心诚意地认为一切都会毁灭，没有农奴制是无法经营的，而新主人——资本家每走一步都碰到实际的困难，对于自己的经济往往束手无策。可以表明这个过渡的困难情况的一个物质上的标志，一个物证，就是当时俄国从国外定购了一些机器，为的是用机器做工，用最优良的机器做工，而结果是既没有会使用机器的人，也没有管理者。当时，俄国各地都出现优良的机器被搁置不用的情况，可以看出，从旧的农奴制的纪律转到新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纪律是多么困难。
所以，同志们，如果你们这样观察问题，你们就不会让那些人，让那些阶级，让资产阶级，让资产阶级走卒把你们弄得思想混乱，他们的全部任务就是散布惊慌失措和灰心丧气的情绪，制造对全部工作完全灰心的气氛，把全部工作描绘成毫无希望的事情，他们指出每一个别的无纪律和腐化的情况，并因此而鄙弃革命，似乎世界上，历史上有过任何一次真正的大革命，在群众制定新纪律的时候，不曾有过腐化现象、违反纪律现象和不经过痛苦的尝试步骤。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是第一次接近这样一个历史的起点，即真正由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来制定新的纪律，劳动的纪律，同志关系的纪律，苏维埃的纪律。我们并不要求也不指望在这方面迅速获得成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我们已经开始了◎第549页◎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现在，我们正在一个还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内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纪律，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一切觉悟的工人和全体劳动农民正在尽力帮助破坏这种纪律；现在，在群众中正在自愿地、主动地提高这样一种认识：他们不应该等待上面的命令，而应该根据自己生活的经验，用联合起来的劳动的新纪律，用拥有千千万万人口的整个俄国的联合起来的、有组织的工人和劳动农民的纪律，去代替那种建立在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奴役上的纪律。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但也是一项能收效的任务，因为我们只有切实解决了这个任务，才算是最终埋葬了我们要加以埋葬的资本主义社会。（鼓掌）
载于1918年《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书。速记记录》一书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53—360页◎第550页◎
预言（1918年6月29日）
谢天谢地，现在大家都不相信神奇的事情了。神奇的预言是童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如今在我们周围时常可以看到一种可耻的灰心丧气甚至绝望的情绪，在这种时候提一提下面一段已经得到证实的科学预言是有好处的。
1887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为西吉斯蒙德·波克罕所著《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Zur Erierung für die deutschen　Mord spatrioten 1806—1807》)一书（这本书就是1888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第24册）写的引言中，曾论及未来的世界战争。
请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30多年前是怎样谈论未来的世界战争的：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第551页◎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如果已达顶点的军备竞争制度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景就是这样。国王和国家要人老爷们，这就是你们的才略把旧欧洲所弄到的地步。如果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开始跳一场最后的大战舞，那我们是不会哭泣的( uns ka es recht sein)。就算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就算它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但是，如果你们放纵你们以后将无法对付的力量，那么不管那时情况如何，在悲剧结束时你们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doch)不可避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2月15日于伦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7页。——编者注）
多么天才的预言！在这个明确的、简要的、科学的阶级分析中，每一句话的含义是多么丰富！那些现在陷于可耻的信念动摇、灰心丧气和绝望状态的人，如果……如果那些惯于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或让资产阶级吓倒的人还能思考，还有一点思考能力，那么，他们应该从这里吸取多少教益啊！
恩格斯所预料的事情有些发生得不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因为，在帝国主义飞速发展的三十年间，世界和资本主义当然不能不发生变化。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后来很多事情竟同恩格斯所预料的“一字不差”。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恩格斯作了极其确切的阶级分析，而阶级以及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仍然同以前一样。◎第552页◎
“……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　实际情形正是这样发展的，并且比这更甚，更坏。有一部分“被抛到后面去了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及其毫无气节的“半反对者”即考茨基主义者，竟赞美他们自己的这种倒退，成了直接背叛和出卖社会主义的人。
“……战争可能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　工人阶级的许多“合法”阵地都被夺去了。但是它在种种考验中受到了锻炼，获得了残酷的然而有益的教训，即建立不合法组织，进行不合法斗争，准备本身的力量去作革命冲击。
“……王冠成打地滚……”　有几顶王冠已经滚下来了，其中有一顶王冠抵得上整整一打别的王冠，那就是全俄专制君主尼古拉·罗曼诺夫的王冠。
“……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　在四年战争以后，这种绝对无法预料可以说是更加绝对了。
“……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　在战争第四年末的时候，这种情形已经在被资本家拖入战争的最大、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俄国完全表现出来了。而德奥两国饥荒的日益严重，衣服和原料的缺乏，生产资料的损耗，难道不证明这种情形也正迅速地临到其他国家头上吗？
恩格斯描写的仅仅是“外部”战争所引起的后果；他没有说到内部战争即内战，但是历史上还没有一次不经过内战的大革命，也没有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不经过内战。如果说，外部战争还可以持续一个相当时期而不致于使资本主义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那么内战要不引起这种后果就显然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了。
那些继续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如我们的新生活派（注：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284、376、483、553、769、814。）、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等等一类的人，恶意地指出这种◎第553页◎“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的表现，把一切都归罪于革命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空想”。这些人显得多么愚蠢，多么没有气节，也许可以说他们是为了私利而为资产阶级效劳。“混乱状态”——用一个绝妙的俄语说法就是经济破坏——是由战争引起的。惨重的战争不引起经济破坏是不可能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和必然伴随现象的内战，不引起经济破坏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破坏而离开革命，离开社会主义，那不过是表示自己没有原则和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罢了。
“……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
恩格斯作的这个不容争辩的结论是多么简单而清楚，这对任何一个多少能够考虑一下多年惨重而残酷的战争带来的客观后果的人，都是很明白的。而那许许多多不愿意或不善于思索这个极简单的论断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可怜的“社会主义者”，显得多么惊人的愚蠢。
能够想象军队和人民群众经过多年战争而不野蛮化吗？当然不能。多年战争产生的这种后果，在若干年内，甚至在整整一代都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我们的那些“套中人”（注：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310、531、547、554、564、674。），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意志薄弱的庸人，都附和资产阶级，把野蛮化现象或为制止特别严重的野蛮化现象而不得不采取的严厉手段归罪于革命，其实非常清楚，这种野蛮化完全是由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任何一个革命，不进行长期斗争，不采取许多严厉的高压手段，便不能摆脱战争的这些后果。
《新生活报》（注：《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俄国报纸（日报），由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马·高尔基、谢列布罗夫、瓦·阿·杰斯尼茨基、尼·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弗·亚·巴扎罗夫、波·瓦·阿维洛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等。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81、282、332、357、373、501、527、554、814。）、《前进报》（注：《前进报》(《Вперёд》)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3月起在莫斯科出版。该报最初是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的机关报，后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委员会和中部区域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8年4月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尔·马尔托夫、费·伊·唐恩和亚·萨·马尔丁诺夫都参加了该报编辑部。1918年5月10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该报被查封，领导人被送交法庭审判。5月14日，该报改称《永远前进报》，出了1号。1919年1月22日-2月25日继续出版。1919年2月，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被最终查封（决定草案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75-476页）。——501、527、554。）或《人民事业报》（注：《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先后担任编辑的有В.В.苏霍姆林、维·米·切尔诺夫、弗·米·晋季诺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亚·费·克伦斯基等。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农群众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该报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鼓动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以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83、151、283、501、554、799。）的我们那些讲漂亮话的笔杆子，不反对“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只是这个革命是要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不是经过四年◎第554页◎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在鲜血横流的土地上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不是在被这次大厮杀弄得备受折磨、痛苦不堪和野蛮化的千百万人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他们听说过并且“在理论上”也承认应该把革命比作分娩，但是一遇到实际，他们就可耻地畏缩起来，这些卑鄙的家伙不再啜泣，而是重新弹起了资产阶级恶意攻击无产阶级起义的老调。就拿那些描写分娩情形的作品来看吧，拿那些想把分娩的一切艰难、痛苦和可怕的情景真实描绘出来的作品，如埃米尔·左拉的《人生乐趣》(《La joie de vivre》)或韦列萨耶夫的《医生笔记》来看吧。人的诞生使妇女备受折磨，痛苦不堪，疼痛昏迷，血流如注，半死不活。但是，如果哪个“个人”认为爱情、爱情的结果和妇女做母亲的意义不过如此，有谁会承认这样的“个人”是人呢？有谁会由于这一点而发誓拒绝爱情和生育呢？
分娩有顺产，也有难产。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谈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会有的长久的阵痛。恩格斯分析世界战争的种种后果时，简单而清楚地描写了一个不容争辩的明显事实：紧跟着战争而产生的、同战争相连的革命（尤其是——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在战争时期爆发并且不得不在周围进行着世界战争的时期发展和坚持下去的革命）是特别困难的一种分娩。
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事实，特别慎重地说到在世界战争中灭亡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只有一个结果〈世界战争的〉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造成条件。”
这种思想在我们所分析的这篇引言的末尾说得更加清楚：
“……在悲剧结束时你们〈资本家和地主，国王和资产阶级国◎第555页◎家要人〉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不可避免。”
难产使致命病症和致命结局的危险成倍增加。但是，个别的人会死于难产，从旧制度中诞生出来的新社会却不会死亡，只不过是诞生得更加痛苦，时间拖得更长，生长和发展得更慢罢了。
战争的结局还没有到来，而普遍的衰竭却已到来了。至于恩格斯预言中所假定的战争的两种直接结果（或者是工人阶级已经争得胜利，或者是克服一切困难造成胜利不可避免的条件），这两种条件，在目前1918年年中都已具备了。
在一个最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经争得了胜利。在其余的国家，由于闻所未闻的痛苦空前加剧，使这种胜利成为“终于不可避免”的条件正在形成。
让那些“社会主义的”意志薄弱的庸人去说丧气话吧，让资产阶级去痛心疾首和暴跳如雷吧。只有闭着眼睛不看和堵上耳朵不听的人，才觉察不到在全世界范围内孕育着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旧社会已经开始分娩的阵痛。被事变进程暂时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前列的我国，现在正经受着开始分娩的特别厉害的痛苦。我们有一切根据来极其坚定地和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这个未来正在为我们准备新的同盟者，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更先进的国家里的新的胜利。我们可以自豪并且深以为幸的，就是我们最先在地球的一角打倒了资本主义这只野兽，它使地球沾满了血污，它把人类引到了饥荒和野蛮化的地步，现在不论它怎样凶狠残暴地作垂死的挣扎，它都必然会很快地遭到灭亡。
　　1918年6月29日
载于1918年7月2日《真理报》第133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41—447页◎第556页◎
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
*（注：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由当时刚从美国回来的布尔什维克米·马·鲍罗廷负责设法送出。在外国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各国对苏维埃俄国实行封锁的情况下，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克服许多困难。把信送到美国的任务是由П.И.特拉温（斯托列夫）完成的。随信带去的还有《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和苏维埃政府致威尔逊总统的要求停止干涉的照会。美国一些报纸刊登了宪法和照会。
《给美国工人的信》的英译文（略有删节）于1918年12月发表在美国社会党左翼的两个机关刊物——在纽约出版的《阶级斗争》杂志和在约翰·里德、片山潜参与下在波士顿出版的《革命时代》周刊上。由于很受读者欢迎，这封信曾作为《阶级斗争》杂志的单印材料大量出版，后来又多次在美国和西欧各国的社会党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1934年在纽约出版了这封信的全文单行本。——557。）
同志们：有一个参加过1905年革命、后来在你们国家住过多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向我建议，我的这封信由他带给你们。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因为美国革命无产者正是在目前担负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毫不调和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这个最新最强的、最后参加资本家为瓜分利润而进行的全世界各民族间的大厮杀的帝国主义。正是在目前，美国的亿万富翁们，这些现代的奴隶主们，揭开了血腥的帝国主义的血腥历史上特别悲惨的一页，因为他们赞同英日野兽们为扼杀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发动的武装进攻，不管这种赞同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公开的还是伪善地掩盖起来的，都是一样。
现代的文明的美国的历史，是从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开始的；这种战争，同那些因帝王、地主、资本家瓜分已夺得的土地或已攫取的利润而引起的掠夺战争（像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较起来，是不多见的。这是美国人民反对英国强盗的战争，这些英国强盗当时压迫美国，使它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就像这些“文明的”吸血鬼现在压迫印度、埃及和世界各地的亿万人民，使他们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一样。
从那时起，差不多过去了150年。资产阶级的文明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美国就人的联合劳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就应用机◎第557页◎器和一切最新技术奇迹来说，都在自由文明的国家中间占第一位。同时美国也成了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小撮亿万富翁肆意挥霍，穷奢极欲，而千百万劳苦大众却永远濒于赤贫境地。曾经给世界树立过以革命战争反对封建奴隶制榜样的美国人民，竟沦为一小撮亿万富翁的现代的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充当雇佣刽子手的角色，为了满足富有的恶棍们的愿望，1898年在“解放”菲律宾的借口下扼杀了菲律宾（注：1898年4月，第一次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美西战争爆发。起初，美帝国主义诡称支持菲律宾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答应在菲律宾群岛解放后保证菲律宾的独立。可是，在1898年夏秋之间，当菲律宾起义军几乎解放了整个群岛并宣布成立菲律宾共和国时，美帝国主义者却派兵在菲律宾登陆，占领了马尼拉，并于12月10日与西班牙签订和约，以2000万美元的代价把菲律宾夺到自己手中。1899年2月4日，美军指挥部对菲律宾共和国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挑起了美菲战争。美帝国主义用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的两手，扼杀了菲律宾的民族解放斗争，把菲律宾变成了它的殖民地。——558。），1918年又在“保卫”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受德国侵略的借口下来扼杀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是，四年各民族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并没有白白过去。英德这两个强盗集团的恶棍们对人民的欺骗，已被不可争辩的明显事实彻底揭穿了。四年战争的结果表明，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运用在强盗分赃战争上就是：谁最富最强，他聚敛的财富就最多，掠夺的就最多；谁最弱，他遭到的掠夺、蹂躏、压榨和扼杀就最厉害。
英帝国主义强盗就他们拥有的“殖民地奴隶”的数量来说是最强的。英国资本家不但没有丧失“自己的”（也就是他们在数百年间掠夺来的）一寸土地，反而夺取了德国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夺取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扼杀了希腊，并已开始掠夺俄罗斯了。
德帝国主义强盗就“他们的”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来说是最强的，但就拥有殖民地来说是较弱的。他们失掉了所有的殖民地，却抢劫了半个欧洲，扼杀了大批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从交战双方来看，这是多么伟大的“解放”战争！两个集团的强盗们，英法资本家和德国资本家们，同他们的走狗社会沙文主义者即投靠“本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一起，多么出色地“保卫了祖国”！
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几乎是最富的，并且处在最安全的地理位置上。他们聚敛的财富最多。他们把所有的国家，甚至最富有的国家，◎第558页◎都变成了自己的进贡者。他们掠夺了数千亿美元。每一块美元都有英国和它的“盟国”、德国和它的附庸国缔结的各种肮脏的秘密条约的污迹，为了分赃、为了在压迫工人和迫害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方面互相“帮助”而缔结的各种条约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使每个国家的富人发财、穷人破产的“有利可图的”军事订货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1000万死者和2000万残废者的血迹，他们在这场为了确定英国和德国强盗谁争得更多赃物、英国和德国刽子手谁在摧残世界弱小民族方面占首位而展开的伟大的、高尚的、解放的、神圣的斗争中血流成河。
如果说德国强盗在军事屠杀的残暴性方面打破了纪录，那么英国强盗不仅在夺得的殖民地的数量方面，而且在玩弄令人厌恶的虚伪手法的高超方面，也打破了纪录。正是现在，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用几百万份报纸来散布诽谤俄国的言论，同时却虚伪地把自己对俄国的掠夺性进攻说成是要“保卫”俄国不受德国人的侵略！
要驳倒这种卑鄙龌龊的谎话，用不着多费唇舌，只要指出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就够了。1917年10月，俄国工人刚把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推翻，苏维埃政权，革命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就公开向所有交战国建议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公正的和约，充分保证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的和约。
正是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正是他们甚至拒绝同我们商谈普遍和约！正是他们背叛了各国人民的利益，正是他们延长了帝国主义大厮杀！
正是他们一心指望把俄国重新拖入帝国主义战争而拒绝了和平谈判，从而使得同样是掠夺成性的德国资本家能够为所欲为，把兼并性、强制性的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和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425、490、512、559、580、805。）强加给俄国！◎第559页◎
很难设想还有什么比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把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归“罪”于我们的这种虚伪手法更可恶的了。恰好是当时能够把布列斯特谈判变为各国都参加的缔结普遍和约的谈判的那些国家的资本家们，现在竟来“责难”我们！靠掠夺殖民地、靠各民族间的大厮杀发了财的残暴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在布列斯特谈判之后又把战争延长了将近一年之久，却“责难”我们这些曾向所有国家建议缔结公正的和约的布尔什维克，“责难”我们这些撕毁了以前沙皇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罪恶秘密条约并把它们公布出来使它们当众出丑的布尔什维克。
全世界的工人，不论他们生活在哪一个国家，都欢迎我们，同情我们，向我们鼓掌欢呼，因为我们斩断了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帝国主义肮脏条约、帝国主义压迫的锁链，因为我们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而争得了自由，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虽然遭受过帝国主义者的摧残和掠夺，但仍然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在全世界面前举起了和平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
毫不奇怪，国际帝国主义匪帮因此憎恨我们，“责难”我们，帝国主义者的一切仆从，包括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和孟什维克在内，也“责难”我们。这些帝国主义走狗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正如同世界各国觉悟的工人的同情一样，使我们更加相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性。
为了战胜资产阶级，为了把政权转到工人手中，为了开始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而且应当不惜任何牺牲，包括牺牲一部分国土，包括在帝国主义面前遭受严重失败，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谁不用行动证明他有决心为了真正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而使“他的”祖国承担最大的牺牲，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英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事业，就是说，为了夺◎第360页◎取世界霸权，不惜彻底毁灭和扼杀从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到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一大批国家。那么，社会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使全世界劳动人民摆脱资本压迫，为了争取普遍的持久的和平，难道因为找不到一条没有牺牲的道路就应当观望等待吗？难道因为不能“担保”轻易获得胜利就应当害怕开始战斗吗？难道应当把“自己的”、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祖国”的安全和完整置于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之上吗？应当百倍地鄙视抱有这种想法的国际社会主义的败类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奴才。
英、法、美三国的帝国主义豺狼们“责难”我们同德帝国主义达成了“协议”。十足的伪君子！一群恶棍！他们看见“他们”本国工人对我们表示同情而吓得发抖，竟诽谤起工人政府来了！但是他们的伪善面孔一定会被揭穿。他们假装不懂两种协议的差别：一种是“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本国和外国的）达成协议来反对工人，反对劳动者；另一种是为了保卫战胜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工人，为了无产阶级能利用资产阶级不同集团间的对立，而同具有一种色彩的资产阶级达成协议来反对具有另一种民族色彩的资产阶级。
实际上，每一个欧洲人都很清楚这种差别，而美国人民，正像我就要指出的，在他们本国的历史中特别具体地“感受到了”这种差别。协议和协议不同，正如法国人所常说的：fagots et fagots（注：都是柴捆，各有不同。——编者注）。
当德帝国主义强盗在1918年2月派兵进攻没有武装的、把军队复员了的、在国际革命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信赖无产阶级国际声援的俄国时，我毫不犹豫地和法国君主派达成了一种“协议”。一位口头上同情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忠心为法帝国主义效劳的法国上尉沙杜尔，领了一个叫让·吕贝尔萨克的法国军官来见我。◎第561页◎让·吕贝尔萨克向我声明：“我是一个君主派分子，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德国失败。”我答道，这是很自然的(cela va sans dire)。这丝毫也不妨碍我和让·吕贝尔萨克达成“协议”，利用愿意帮助我们的、精通爆破技术的法国军官去破坏铁路线，以阻止德国人的进犯。这是每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赞同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协议”的范例。我和法国君主派分子握手时，明明知道我们当中每一方都很想把自己的“伙伴”绞死。但是，我们的利益暂时是一致的。为了对付向我们进攻的德国掠夺者，为了维护俄国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我们利用了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同样是掠夺性质的相反利益。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俄国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加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而削弱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我们采用了在一切战争中都必须采用的最合理的手段——随机应变，迂回，退却，以便等待一些先进国家中迅速发展着的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成熟起来。
不管英、法、美三国的帝国主义豺狼怎样凶恶地号叫，不管他们怎样诽谤我们，不管他们怎样花费千百万金钱收买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的和其他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报纸，如果英法军队对俄国的进攻需要我和德帝国主义强盗缔结这样的“协议”，我将毫不迟疑地这样做。我很清楚，我的策略将得到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一句话，整个文明世界的觉悟的无产阶级的赞同。这样的策略将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加速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削弱国际资产阶级，加强正在战胜国际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阵地。
而美国人民早就运用过这一策略，并给革命带来了好处。当美国人民进行反对英国压迫者的伟大解放战争的时候，压迫美国人民的还有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现在的北美合众国的一部分领土当◎第562页◎时就属于他们。美国人民在争取解放的艰苦战争中，为了削弱压迫者，为了加强从事反压迫的革命斗争的人们的力量，为了被压迫群众的利益，也曾和一些压迫者缔结“协议”去反对另一些压迫者。美国人民利用了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纠纷，有时甚至同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这些压迫者的军队并肩作战，反对英国压迫者。美国人民先战胜了英国人，然后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国土（一部分是赎回的）。
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注：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美国经济学家亨·查·凯里《就政治经济学问题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信》的评论中说：“历史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全然是在旷野上穿行，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不堪，时而经过沼泽，时而穿过密林。谁怕沾上尘土和弄脏靴子，他就不要从事社会活动。”（见《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0年俄文版第7卷第923页）——563。）。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一帆风顺，各国无产者必须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事先必须保证不会遭到失败，革命的道路必须宽阔、畅通、笔直，在走向胜利的途中根本不必承受极其重大的牺牲，不必“困守在被包围的要塞里”，或者穿行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谁就常常会在实际上滚入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阵营，像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355、360、389、402、426、431、499、511、563、646、764。）（虽然比较少见）那样。
这些老爷喜欢跟着资产阶级责难我们，说我们制造革命“混乱”，“破坏”工业，造成失业和饥荒。这些人明明欢迎和支持过帝国主义战争，或同继续进行这一战争的克伦斯基达成过“协议”，却发出这种责难，多么假仁假义！这一切灾难正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罪孽。战争所引起的革命，不能不经受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痛苦，那都是各民族间进行了多年的毁灭性的反动的大厮杀遗留下来的。责难我们“破坏”工业或制造“恐怖”，这是假仁假义，要不就是极其迂腐，不能理解被称为革命的那种尖锐到极点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第563页◎
实质上，这一类“责难者”即使“承认”阶级斗争，也只是口头上承认，实际上往往陷入要各个阶级“协议”与“合作”的小市民空想。因为在革命时代，阶级斗争在一切国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而没有极严重的破坏，没有恐怖，没有为了战争利益而对形式上的民主的限制，国内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只有甜言蜜语的牧师，不管是基督教牧师，还是沙龙的议会的社会党人这样的“世俗”牧师，才会看不见、不理解和感觉不到这种必然性。只有僵死的“套中人”（注：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310、531、547、554、564、674。）才会因此避开革命，而不在历史要求用斗争和战争来解决人类最大的问题时以最大的热情和决心投入战斗。
美国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美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继承了这种传统，不止一次地表示完全同情我们布尔什维克。这种传统就是18世纪的反英解放战争以及后来19世纪的国内战争。1870年，美国在某些方面，如果只拿某些工业部门和国民经济所遭受的“破坏”来说，是落后于1860年的。但如果有人根据这点而否定美国1863—1865年国内战争的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那该是多么迂腐、多么愚蠢呵！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懂得，为了推翻黑奴制度，为了推翻奴隶主的政权，就是使全国经历多年国内战争，遭受任何战争都避免不了的极严重的破坏和恐怖，也是值得的。可是现在要来解决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无比伟大的任务时，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辩护人以及被资产阶级吓倒的、躲避革命的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却不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国内战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了。
美国工人是不会跟着资产阶级走的。他们将同我们一起，拥护反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世界工人运动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使我坚信这一点。我还记得美国无产阶级最爱戴的领袖之一尤◎第564页◎金·德布兹的话，他在给《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 （注：《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是美国社会党人的报纸，1895年在美国堪萨斯州吉拉德市创刊。该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很受工人欢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国际主义立场。
列宁提到的尤·德布兹的文章是1915年9月11日在该报发表的，文章的标题应是《何时我会去作战？》。——565。）——似乎是在1915年底——写的一篇文章《我将为什么而战》(《What shall I fight for》)里（1916年初，在瑞士伯尔尼一次公开的工人大会上，我曾引用过这篇文章（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47页。——编者注））说道：
他，德布兹，宁愿被枪毙，也不会投票赞成给现在这场罪恶的反动的战争拨款；他德布兹只知道一种神圣的、从无产者观点看来是合理的战争，那就是反对资本家的战争，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的战争。
威尔逊这个美国亿万富翁的头子、大资本家的奴仆把德布兹逮捕入狱，并不使我感到惊奇。让资产阶级去残酷地迫害真正的国际主义者、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吧！他们愈是残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日子就来得愈快。
有人责难我们，说我们的革命造成了破坏……　这些责难者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而正是资产阶级在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中几乎毁灭了欧洲的全部文化，使欧洲陷入野蛮、粗野和饥饿的境地。正是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又要求我们不要在这些破坏的基础上、在文化的废墟中间、在战争造成的废墟中间进行革命，不要同那些被战争弄得粗野的人一起进行革命。这个资产阶级多么人道、多么公正啊！
资产阶级的奴仆们责难我们实行恐怖……　英国资产者忘记了自己的1649年，法国人忘记了自己的1793年（注：指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也曾对封建主实行恐怖。1649年1月30日，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白厅前广场上被当众处决。1793年1月21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565。）。当资产阶级为了本身利益对封建主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工人和贫苦农民胆敢对资产阶级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当一个剥削者少数为了代替另一个剥削◎第565页◎者少数而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我们为了推翻一切剥削者少数，为了真正的大多数，为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开始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
国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战争中，即在确定由英国强盗还是由德国强盗来称霸世界的战争中杀死了1000万人，使2000万人成了残废。
如果我们的战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战争，要在世界各国一共牺牲50万人或100万人，资产阶级就会说：前一种牺牲是合理的，后一种牺牲是罪恶的。
无产阶级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现在无产阶级通过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祸充分地具体地懂得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它是一切革命给我们的教诲，是工人最好的导师、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给工人留下的遗言。这个真理就是：不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革命就不能成功。在我们工人和劳动农民掌握了政权以后，我们的职责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我们自豪的是，我们一直在这样做。我们惋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强硬，不够坚决。
我们知道，在一切国家中，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疯狂反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革命愈发展，反抗就愈厉害。无产阶级一定能摧毁这种反抗，在打垮资产阶级反抗的过程中完全成熟起来，最后取得胜利，取得政权。
让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刊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国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人们并不因为发生了革命而变成圣人。劳动阶级多少世纪来一直受压迫，受折磨，被迫处于贫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们干革命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而资产阶◎第566页◎级社会的尸体，正如我有一次说过的，又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80页。——编者注）。被打死的资本主义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污染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用陈旧的、腐败的、死亡的东西的密网死死缠住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们所犯的错误，可是我们每犯一百个错误就有一万个伟大的英勇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平凡的，不起眼的，是淹没在工厂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间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向全世界大肆宣扬自己每一个成就的人们做出来的，因此，也就更加伟大，更加英勇。
假定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不符合事实），假定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是第一次不是由少数人，不是仅仅由富人、仅仅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由真正的群众、由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工作中的最困难的问题。
在这项工作中，在这项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真心实意地进行的改造他们整个生活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成就，在欺骗和愚弄劳动者方面所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错误才能学会建设新生活，学会不要资本家也能进行建设，才能给自己开拓出一条穿越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
我们的农民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但他们在1917年10月25日（俄历）的一夜之间就一举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并◎第567页◎且现在逐月地克服着莫大的困难，自己纠正自己的失误，切实地解决着极困难的任务：创造新的经济生活条件，同富农作斗争，保证土地掌握在劳动者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富人手里），向共产主义的大农业过渡。
我们的工人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但他们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差不多已经把所有的大工厂收归国有，现正通过日常的艰苦的劳动学习管理整个工业部门的新业务，克服因循守旧、小资产阶级性和利己主义这些巨大的阻力，使国有化企业走上正轨，用一块块基石为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工会对其会员的新的权力奠定基础。
我们的苏维埃，远在1905年的群众运动高潮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工农苏维埃，这是新的国家类型，新的最高的民主类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是在不要资产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来管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而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里，民主始终是富人的民主。人民群众现在第一次为亿万人解决实现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专政的任务，而不解决这一任务，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
让学究们或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或议会制偏见的人们在谈到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不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时候去摇头耸肩表示不解吧。这些人在1914—1918年的大转变时期既没有忘掉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与劳动者的新的民主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最广泛地吸引群众参加政治相结合，——这样的结合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也是保守的议会民主制的陈旧形式容纳不了的。新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以苏维埃共和国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毫不奇怪，这个世界不会一生下◎第568页◎来就完美无缺，不会像密纳发那样一下子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注：密纳发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据古罗马神话故事，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出来，就身着盔甲，手执长矛，全副武装。后来，人们常用“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比喻某人或某事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569。）。
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大书特书形式上的平等和集会权利，我们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的宪法（注：指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
制定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的决定是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1918年4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任主席的宪法委员会，负责进行起草工作。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负责宪法草案的最后定稿工作。7月3日，这个委员会在列宁主持下审查了宪法委员会起草的草案和司法人民委员部起草的另一个草案，决定以前者为基础，而以后者的某些论点加以补充。另外，根据列宁的建议，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引言列入宪法，补充了在苏维埃共和国内各民族和种族一律平等的条款，拟定了关于在苏俄领土上以劳动为生的外国人的政治权利和关于给予因政治和宗教信仰受迫害的外国人以避难权的条款。草案经代表大会成立的委员会修改和补充，最后于7月10日为代表大会通过。7月19日，宪法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569、630、738、832。）则抛弃形式上平等的虚伪词句。当资产阶级共和派推翻帝制时，他们并不关心君主派同共和派的形式上的平等。现在要来推翻资产阶级了，只有叛徒或白痴才会极力为资产阶级争取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如果所有好的建筑物都让资产阶级占去了，“集会自由”对工人和农民来说就一文不值。我们的苏维埃把城市和乡村中好的建筑物从富人手里全部夺了过来，并把所有这些建筑物交给了工人和农民，供他们集会结社之用。这就是我们的集会自由——劳动者享受的集会自由！这就是我们的苏维埃宪法、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法的意义和内容！
正因为这样，我们大家深信，不管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会遭到什么灾祸，它是不可战胜的。
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疯狂的帝国主义的每一次打击，国际资产阶级使我们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会激励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斗争，使他们从惨重的牺牲中受到教育，使他们受到锻炼，激发起新的群众性的英雄主义。
我们知道，美国工人同志们，你们的帮助也许还不会很快到来，因为革命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速度（也不能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不管它近来成熟得多么快，在最近几个星期内还不可能爆发。我们指望国际革命必然发生，但这决不是说，我们像傻瓜一样指望它在某个短时期内必然发生。我们国家有过两次大革命（1905年和1917年），所以知道革命是不能按定单或协议制造的。我们知道，形势把我们俄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队伍推到前面，并不是由于我们的功劳，而是由◎第569页◎于俄国特别落后；我们知道，在国际革命爆发之前，一些国家的革命遭到失败还是可能的。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坚定地认为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人类不会毁于帝国主义大厮杀，而一定会战胜它。第一个打碎帝国主义战争的沉重锁链的就是我们国家。我们在打碎这条锁链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牺牲，但是我们把它打碎了。我们摆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举起了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而斗争的旗帜。
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来援助我们之前，我们就好像守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里。但这些队伍是存在的，他们比我们人数众多，他们正随着帝国主义继续肆虐而日益成熟起来，日益成长壮大起来。工人们正在同龚帕斯、韩德逊、列诺得尔、谢德曼、伦纳之流的社会主义叛徒决裂。工人们在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转向共产主义的即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挽救正在毁灭的文化和正在毁灭的人类。
总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战胜的。
　　　　　　　尼·列宁
　　　　　　1918年8月20日
载于1918年8月22日《真理报》第178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7—63页◎第570页◎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1918年9月18日或19日）
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
有些简单明了、众所周知、群众已经相当清楚的事情，如资产阶级走狗孟什维克卑鄙地背叛、英国和日本为了恢复资本的神圣权利而发动入侵、美国亿万富翁对德国咬牙切齿等等，为什么不用20—10行，而要用200—400行来报道呢？这些事情要报道，这方面的每一个新事实要指出，但不必长篇大论，不要老调重弹；而对那些众所周知的、已有定论的旧政治的新表现，用“电报体”写上几行抨击一下就可以了。
在“资产阶级的美好的旧时代”，资产阶级报刊决不涉及“最神圣的东西”——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的内幕。这种惯例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我们应当坚决抛弃，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报纸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得符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
少谈些政治。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它已归结为两个营垒的斗争，即起义的无产阶级和一小撮奴隶主资本家（及其狐群狗党直到孟什维克等等）的斗争。关于这种政治，我再说一遍，可以而且应当谈得十分简短。
多谈些经济。但经济不是指“泛泛的”议论、学究式的评述、书◎第571页◎生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话，——可惜所谓经济往往正是这样的空话。不是的，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在新经济的建设中，大工厂、农业公社（注：农业公社是苏俄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的一种形式，主要在以前地主和寺院的土地上建立。在农业公社里，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建筑物、小农具、牲畜等）以及土地使用一概实行公有化。农业公社社员的消费及生活服务也完全建立在公共经济基础上，社员个人没有副业。农业公社内不按劳动而按人口进行分配。——572、731。）、贫苦农民委员会（注：贫苦农民委员会（贫委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到1918年11月，在欧俄33省和白俄罗斯，共建立了122000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从富农8000万俄亩土地中割去了5000万俄亩），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572、660、707、730、778。）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否真有成绩？有哪些成绩？证实了没有？其中有没有虚构、夸大和书生式的许诺（“事情正在就绪”、“计划业已拟就”、“力量已经投入”、“现在可以担保”、“肯定有所改善”，以及诸如此类“我们”特别擅长的油腔滑调）？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怎样扩大的？
有些工厂在国有化以后仍然是混乱、散漫、肮脏、捣乱、懒惰的典型，揭发这些落后工厂的黑榜有没有呢？没有。然而这样的工厂是有的。我们不同这些“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作斗争，就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要我们默许这样的工厂存在，我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成了收破烂的人。我们不善于像资产阶级那样在报纸上进行阶级斗争。请回想一下，资产阶级是怎样出色地在报刊上抨击自己的阶级敌人，怎样讥笑他们，侮辱他们，置他们于死地的。而我们呢？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那些顽固坚持资本主义传统（习惯）、仍然用老眼光看苏维埃国家（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的极少数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以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吗？即使是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等工厂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这样的坏蛋我们抓住了多少？揭露了多少？搞臭了多少？
报刊对这一切默不作声。即使谈到，也只是官样文章，走走过场，不像一份革命报刊，不像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报，尽管这个阶级正在用行动证明，资本家和维护资本主义习惯的寄生虫的反抗将被它的铁拳所粉碎。◎第572页◎
在战争问题上也是这样。我们是否抨击过那些胆小如鼠的将领和敷衍塞责的家伙呢？我们是否在全俄国面前揭露过那些不中用的部队的丑态呢？有一些人毫不中用、玩忽职守、延误军机，本来应该大张旗鼓地把他们清除出军队，我们是否“抓住了”足够数量的这样的坏典型呢？我们没有同干坏事的具体人进行切实的、无情的、真正革命的斗争。我们很少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这正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很少注意工厂、农村和连队的日常生活，这里创造的新事物最多，这里最需要关心、报道和公众的批评，最需要抨击坏人坏事，号召学习好人好事。
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多检查检查，看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
载于1918年9月20日《真理报》第20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91—93页◎第573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
今天，我们为世界工人革命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的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
多少世纪以来，人类都是在一小撮蹂躏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剥削者的压迫下受苦受难。旧时代的剥削者地主压榨和掠夺的是分散、愚昧的农奴，而新时代的剥削者资本家所碰到的是被压迫群众的先进部队，即城市工人，工厂工人，产业工人。工厂把工人联合起来了，城市生活启发开导了他们，共同的罢工斗争和革命行动锻炼了他们。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成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率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处在两位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这个预见开始实现的时代。我们大家都看到，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显露出◎第574页◎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各民族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所造成的不堪言状的惨祸，无论在哪里都激起被压迫群众英勇精神的高涨，大大加强他们争取解放的斗争力量。
愿一个个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都来提醒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我们在斗争中不是孤立的。更先进的国家的工人正挺身奋起同我们并肩奋斗。在我们和他们的面前还有艰苦的战斗。通过共同的斗争，我们一定会粉碎资本的压迫，最终赢得社会主义！
载于1924年4月3日《真理报》第76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64—165页◎第575页◎
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游艺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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