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这个提纲：
1918年1月7日
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
问题的提纲（注：《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于1918年1月8日（21日）由列宁在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出席会议的共有63人。会议记录没有保存下来，只留下了列宁所作的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列·达·托洛茨基、阿·洛莫夫（格·伊·奥波科夫）、列·波·加米涅夫等人发言的简要记录。
提纲第21条结尾（从“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起）是由列宁在会上口头叙述、会后补写的。在提纲手稿中，列宁在该处画了三条竖线，并在页边上写道：“缮写员：请在缮写时也打上这三条竖线。”
列宁在中央委员会1918年1月11日（24日）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那次会议的参加者中有15人投票赞成这个提纲，32人支持“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立场，16人支持托洛茨基的立场。
提纲到2月24日才发表。这时在签订和约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已站到列宁的立场上来了。——391。）
1.目前俄国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的：几乎全体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无疑都拥护苏维埃政权和它开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有保证的。◎第391页◎
2.同时，有产阶级的疯狂反抗引起的内战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维护土地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后的斗争。在这场战争中，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但是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必须付出巨大努力，必须经过一段任何战争尤其是国内战争必然带来的严重破坏和混乱的时期，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反抗镇压下去。
3.此外，这种反抗还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和非军事的形式，如怠工，收买游民，收买钻进社会党人队伍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来破坏他们的事业，如此等等。这种反抗是这样的顽强，而且能采取如此多样的形式，以致同这种反抗进行的斗争必然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拿几种主要形式的斗争来说，几个月内也未必能结束。不坚决战胜资产阶级及其拥护者的这种消极的和隐蔽的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4.最后，俄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组织任务十分艰巨，因而解决这些任务——由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人数众多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又不高——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5.总括所有这些情况，可以十分肯定地得出结论说，为了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必须有一段时间，至少是几个月，使社会主义政府得以放手首先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安排好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性的组织工作。
6.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应当是我们苏维埃政权确定国际任务的基础，因为战争第四年的国际局势使人根本无法估计，大概在什么时候爆发革命从而把某一个欧洲的帝国主义政府（也包括德国在内）推翻。毫无疑问，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切希望，都是以这种信心和科学预见为基础的。应当加强和展开我们的宣传工作，特◎第392页◎别是组织联欢的工作。但是，如果把俄国社会主义政府的策略建立在预测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会不会在最近半年内（或大致这样短的时间内）爆发这种基础上，如果这样做，那就错了。因为这是根本无法预测的，所以一切类似的做法在客观上都是盲目的赌博。
7.到现在，即到1918年1月7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谈判（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于1917年12月9日（22日）开始。苏俄代表团首先提出以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民主和约的原则为谈判基础，德方（以德国为主的同盟国）虚伪地声明同意，但以协约国也承认这些原则为先决条件。随后德方就以协约国拒绝参加谈判为由而宣布其声明失效，并于1918年1月5日（18日）向苏俄方面提出领土要求（所谓霍夫曼线），将原属俄国的约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以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大片地区——划出去。苏俄方面要求暂停谈判。）
（注：面对德方提出的掠夺性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内在是否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分歧。列宁权衡国内和国际形势，主张接受德方的条件，签订和约，以便得到喘息时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巩固苏维埃政权。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坚决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国际帝国主义宣布革命战争。列·达·托洛茨基则主张苏俄应宣布停战、复员军队、但不签订兼并性和约，即所谓不战不和。列宁的主张暂时未能得到中央多数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1月11日（24日）中央会议上提出了竭力拖延谈判的提案，以12票对1票获得通过。1月14日（27日），在当时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动身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列宁和他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再让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页）
谈判重新开始后，德方拒绝同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团进行谈判，而在1月27日（2月9日）同乌克兰中央拉达代表团签订了和约。根据这个条约，拉达同意向德方提供大量粮食、牲畜等物资，以换取德方的军事援助。德方随后即以最后通牒口气要求苏俄立即接受德方条件。1月28日（2月10日），托洛茨基违背了同列宁的约定，书面声明苏俄宣布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随即退出谈判。德方利用这一点，于2月16日宣布停战协定失效，2月18日发起全线进攻。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在2月18日晚以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同意签订和约的决定。2月23日上午，苏俄方面收到了德方提出的新的、条件更为苛刻的最后通牒。当天中央会议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同意签订和约。2月24日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接受德方的最后通牒。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和约。——393、423、442。）已经充分说明，实质上已经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随时都应该预料到而且必须预料到这种最后通牒会正式提出）的主战派，在德国政府（它完全控制了四国同盟中其他几国的政府）内无疑占了上风。这个最后通牒就是或者继续进行战争，或者签订兼并性和约，也就是说和约的条件是我们放弃我们所占领的一切土地，德国人则继续保持他们占领的一切土地，并且要求我们赔款（名义上是支付俘虏的给养费），其数目大约为30亿卢布，分数年付清。
8.现在俄国社会主义政府面临着一个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是立刻接受这个兼并性和约呢，还是马上进行革命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折中的解决办法。再也无法继续拖延了，因为我们为了故意拖延谈判，已经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办法。
9.在考察主张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理由时，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理由是，单独媾和目前在客观上就是同德国帝国主义者妥协，是“帝国主义的交易”等等，因此这种和约是完全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但是，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工人在罢工失败以后，同意不利于他们而有利于资本家的复工条件，这并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那些为了追求部分工人的利益而使资本家得到利益的人，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才是不能允许的。◎第393页◎
谁把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的战争称作防御的正义的战争，而实际上却得到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并且对人民隐瞒同这些帝国主义者签订的秘密条约，谁才是背叛社会主义。谁一点也不向人民隐瞒，不同帝国主义签订任何秘密条约，只是由于当时没有力量继续作战，才同意签订不利于一个弱国而有利于某个集团的帝国主义者的和约，谁就丝毫没有背叛社会主义。
10.主张立刻进行战争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签订和约在客观上就成了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为这样不但使德国帝国主义能从我国战线上腾出军队，并且还能获得数百万名俘虏等等。但是，这个理由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现在进行革命战争，会帮助英法帝国主义达到自己的目的，使我们在客观上变成英法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英国人曾经直接向我军最高总司令克雷连柯建议，只要我们继续作战，他们每月可以发给我们每个士兵100卢布。即使我们不拿英法一文钱，但是，由于我们牵制了一部分德国军队，在客观上我们还是帮助了他们。
从这方面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完全摆脱同帝国主义的某种联系，并且很明显，不推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就不能完全摆脱这种联系。因此，正确的结论应当是：从社会主义政府在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的时候起，解决各种问题时就不能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较好这点出发，而只能从发展和巩固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有利的条件出发。
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策略的基础，不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现在帮助两个帝国主义中的哪一个较为有利，而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如何才能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能够巩固起来，或者至少可以支持到其他国家也起来响应。
11.有人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反对战争的人现在已经变成了◎第394页◎“失败主义者”，并且请求我们不要向德国帝国主义让步。但是，我们只承认针对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我们始终反对同“友好的”帝国主义结成正式的或事实上的联盟去战胜其他帝国主义，这种办法是根本不能容许的，也是完全无用的。
可见，这个理由不过是上述理由的改头换面。如果德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建议我们把缔结单独和约拖延一定的时候，并且保证在这期间在德国发动革命，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许就不同了。但是，德国的左派不仅不这样说，反而正式声明：“你们能坚持就尽量坚持吧，但是，解决问题要根据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因为关于德国的革命，我们无法作出任何肯定的承诺。”
12.有人说：我们在党的许多声明中曾经公开“答应”要进行革命战争，因而签订单独和约就是违背我们的诺言。
这样说是不正确的。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政府在帝国主义时代必须“准备和进行”革命战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55—56页。——编者注）；我们这样说是为了反对抽象的和平主义，反对在帝国主义时代完全否定“保卫祖国”的理论，最后，是为了反对一部分士兵的纯粹自私的本能，但是，我们并没有承担不顾时机是否成熟就发动革命战争的义务。
我们就是在今天也绝对必须准备革命战争。我们现在正像过去履行自己的一切诺言那样履行着自己的这项诺言，我们的诺言只要是能够立刻履行的，都已经履行了，例如，我们废除了各种秘密条约，向各国人民建议缔结公正的和约，屡次设法拖延和平谈判，以便使其他国家的人民有时间来响应。
但是，要解决现在能不能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问题，就只能根据实现这一点的物质条件和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来◎第395页◎考虑。
13.如果对主张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理由作一总的评价，就应当得出以下的结论：这种政策也许适合人们追求漂亮、动人、鲜明那种欲望，可是完全不顾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的阶级力量和物质因素的客观对比。
14.毫无疑问，我军在目前和在最近几个星期内（也许在最近几个月内）绝对不能击退德国的进攻，因为第一，大多数士兵疲惫不堪和精疲力竭，加之粮食方面遭到空前的破坏，过度疲劳的士兵无人替换，等等；第二，马匹完全无法使用，因而我们的炮兵必定会被歼灭；第三，我们根本不可能保卫从里加到雷瓦尔的海岸线，因此敌人完全可能占领里夫兰的其余部分，然后占领爱斯兰，并从后方包围我们很大一部分军队，最后占领彼得格勒。
15.其次，同样也毫无疑问，在我们军队中占大多数的农民，现在一定会赞成签订兼并性和约，不赞成立刻进行革命战争，因为依照社会主义原则整编军队、把赤卫队充实到军队中去等工作都还刚刚开始。
在军队完全实现民主化的情况下，违背大多数士兵意志去进行战争将是一种冒险行为，而要建立一支真正可靠和思想上巩固的社会主义工农军队，至少需要好几个月。
16.俄国的贫苦农民有能力支持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没有能力立刻在现在这个时候去进行严重的革命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忽略阶级力量的这种客观对比将是致命的错误。
17.因此，对于现在进行革命战争的问题应当这样来认识：
如果德国革命在最近三四个月内爆发并且获得胜利，那么，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策略，也许不致于断送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第396页◎
如果德国的革命在最近几个月内不会到来，那么，在继续进行战争的情况下，事件的发展必然是：最严重的失败将迫使俄国缔结更加不利的单独和约，并且缔结这个和约的将不是社会主义政府，而是某个其他的政府（诸如资产阶级拉达（注：乌克兰拉达（中央拉达）是1917-1918年乌克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的联合机关，1917年3月4日（17日）在有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以及各社会团体参加的乌克兰社会联邦党总委员会会议上成立。1917年6月，产生了称为小拉达的执行机关，主席是乌克兰资产阶级思想家米·谢·格鲁舍夫斯基，副主席是弗·基·温尼琴科和谢·亚·叶弗列莫夫。中央拉达在1917年3月9日（22日）的告乌克兰人民书中号召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6月10日（23日），它宣布乌克兰自治，建立了名为总书记处的政府，但很快就同临时政府妥协，赞成将自治问题搁置到召开立宪会议时再解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中央拉达于11月7日（20日）宣布自己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机关，1918年1月11日（24日）宣布乌克兰独立。1917年11月-1918年1月，中央拉达同苏俄人民委员会举行谈判，同时却支持阿·马·卡列金等白卫将军，并违背自己的诺言，不解决土地问题、工人问题及民族问题。中央拉达既向协约国寻求财政上的支持，又同德奥同盟进行秘密谈判。12月11-12日（24-25日）在哈尔科夫举行了乌克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中央拉达不受法律保护。乌克兰人民逐渐认清了中央拉达的反革命政策，于1917年12月-1918年1月在乌克兰全境举行了反对中央拉达的武装起义。1918年1月26日（2月8日）苏维埃军队占领基辅后，中央拉达逃往沃伦。次日，它与德奥同盟签订了叛卖性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并于3月1日与德奥占领军一起返回基辅，成了武装占领者操纵的傀儡。由于中央拉达无力镇压乌克兰的革命运动和往德国调运粮食，1918年4月29日德军指挥部将它解散，而以君主派地主、乌克兰盖特曼帕·彼·斯科罗帕茨基的傀儡政府代之。——365、397、407。）和切尔诺夫派的联合政府，或者其他类似的政府）。因为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农民军队受到最初的几次挫折以后，甚至过不了几个月，只要过几个星期，大概就会把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府推翻。
18.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因为德国革命可能在近期内，即可以用星期来计算的短时间内开始，就拿俄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孤注一掷，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策略。这种策略将是一种冒险。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去冒险。
19.德国的革命有其客观的根据，即使我们签订单独和约，也决不会增加它的困难。沙文主义的狂热也许会暂时削弱德国的革命，但是德国的处境仍将极端困难，德国同英美的战争将继续拖延下去，双方面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面貌已经被彻底揭穿了。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例子将成为各国人民的活榜样，而这个榜样所起的使人革命化的宣传作用将是巨大的。一边是资产阶级制度和两个强盗集团之间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另一边是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
20.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将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腾出手来继续推进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在银行和大工业国有化的基础上，在城市同农村小农的消费合作社实行实物产品交换的情况下，只要保证有几个月的和平工作，那么，俄国的改造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能的。而这种改造将使社会主义既在俄国又在全◎第397页◎世界都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也将为强大的工农红军建立巩固的经济基础。
21.现在，只有明确提出推翻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一目标并得到社会主义军队完全赞同的那种社会主义共和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战争，才是真正的革命战争。但是，在目前这种时候我们显然还不能给自己提出这个目标。如果我们现在进行战争，客观上就是为解放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而战。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违背马克思主义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原则，那就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为了实现芬兰、乌克兰及其他民族的自决权，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做了它所能够做的一切，并且还在继续做下去。但是，既然具体情况是，为了几个民族（波兰、立陶宛、库尔兰等）的自决权遭到侵犯这件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目前受到了威胁，那就很清楚，保存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更高的利益。
因此，谁要是说：“我们不能签订耻辱的难堪的和约，我们不能出卖波兰等等”，那他就是没有看到，要是签订以解放波兰为条件的和约，那只会更加增强德国帝国主义的力量，去对付英国、比利时、塞尔维亚以及其他国家。从俄国方面来看，以解放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为条件的和约，也许是“爱国主义的”和约，但是它仍然是同兼并者，同德国帝国主义者签订的和约，这不会有丝毫改变。
1918年1月21日。对本提纲作如下补充：
22.奥地利和德国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接着柏林和维也纳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最后1月18—20日柏林开始发生武装冲突和巷战，所有这一切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德国革命已经开始这一事实。◎第398页◎
根据这一事实，我们还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推迟和拖延和平谈判。
载于1918年2月11日（24日）《真理报》第34号（无第22条）
全文载于194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6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47—255页◎第399页◎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
（1918年1月中旬）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件文献。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月10-18日（23-31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大会起初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有1046名代表。1月13日（26日），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合并，加上陆续到会的其他方面的代表，大会结束时共有有表决权的代表1647名（其中有布尔什维克860多名），有发言权的代表219名。
在代表大会上，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作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作了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在讨论这两个报告时，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发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内外政策。列宁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中，专门批判了他们的立场。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完全赞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政策，并对它们表示完全信任。
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赞同人民委员会在和平问题上的政策，授予它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广泛的权力。
代表大会听取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联邦制度的基础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并宣布俄国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代表大会赞同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
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土地法令制定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代表大会赞同解散立宪会议，并把苏维埃政府的名称由“工农临时政府”改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大会选出了由322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正式委员305人，候补委员17人。——400、629。）
1　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
　　（1月11日〔24日〕）
同志们！俄国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已经2个月零15天了。我应该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你们报告它在这段时期的工作。
2个月零15天，这比以前那个统治过全国，或者说统治过剥削者和资本家的工人政权——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的巴黎工人政权存在的时间只多5天。
我们应当首先回顾一下那个工人政权，追溯一下过去的历史，把它同10月25日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作一比较。把以前的无产阶级专政同现在的比较一下，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尽管在战争和经济破坏的环境中情况空前复杂，国际工人运动还是有了巨大的进步，俄国苏维埃政权所处的环境也有利得多了。
第一次创立了公社这种苏维埃政权萌芽的巴黎工人，仅仅支持了2个月零10天，就被法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第400页◎社会革命党人卡列金分子枪杀了。法国工人不得不为成立工人政府的第一次尝试付出空前未有的重大牺牲，而对成立这个政府的意义和目的，当时法国绝大部分农民是不了解的。
我们的情况有利得多，因为俄国的士兵、工人和农民创立了已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的斗争形式的机构——苏维埃政府。正是这一点，首先是这一点使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处境不同于巴黎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的无产阶级没有这样的机构，没有为全国所了解，而我们却立即能依靠苏维埃政权，因而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苏维埃政权能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同情，受到他们最热烈、最衷心的拥护，因而苏维埃政权是不可战胜的。
有人对苏维埃政权抱着怀疑的态度，为了同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妥协，往往有意无意地出卖和背叛苏维埃政权，他们喋喋不休地说，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是不能在俄国支持下去的。仿佛有哪个布尔什维克及其拥护者忘记了（哪怕只是一分钟）：在俄国，一个政权要能长期存在下去，就要有能力把工人阶级、大多数农民、一切被剥削劳动阶级团结成一支彼此密切联系的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力量。
我们从来也不怀疑，只有像我们党纲中所说的工人同贫苦农民这些半无产者的联盟，才能包括俄国人口的大多数，才能保证政权有可靠的支持。10月25日以后，我们一下子——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克服了种种困难，把政权建立在这种稳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了。
是的，同志们，旧的社会革命党16在农民还没有弄清他们当中谁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拥护者的时候，提出过土地平均使用的口号，但它不想知道，这个任务究竟由谁来完成，是否要联合资产阶级来完成。当时我们就说过，这是一种欺骗。这部分人现在发觉自己没◎第401页◎有群众，是一个空架子，在当时他们却以为可以联合资产阶级来实现土地平均使用；最大的欺骗就在这里。当俄国革命在人民生活最重大的关头表明了劳动群众同资产阶级合作的经验的时候，当战争一直摧残着人民，使千百万群众遭到活活饿死的命运，而战争的恶果已实际表明了妥协的经验的时候，当苏维埃本身经受了妥协的教训，经历和饱尝了妥协的痛苦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那些想把劳动者农民联合到全世界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方面来的人们的学说中，有着健康的、富有生命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种子。
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明确地一提到农民面前，就发生了一个情况：到了要实际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农民已有可能看清两条基本政治路线——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还是同劳动群众结成联盟，正如农民苏维埃和农民代表大会现在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人对这一情况表示怀疑；这时农民明白了，代表农民的真正愿望和真正利益的政党，是左派社会革命党（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355、360、389、402、426、431、499、511、563、646、764。）。当我们同这个政党订立我们的政府联盟的时候，一开始就使这个联盟建筑在最明显而清楚的原则上。如果俄国农民愿意同将要实行银行国有化和建立工人监督制的工人结成联盟来实现土地社会化，那他们是我们忠实的合作者，是我们最忠实和最宝贵的同盟者。同志们，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漫长的、比较困难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优势的是小私有制还是大私有制，是小农业还是大农业。不言而喻，爱斯兰这样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情况不可能是相同的。我们应该估计到这一点。
每一个觉悟的社会主义者都说，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第402页◎而只能靠榜样的力量，靠农民群众对日常实际生活的认识。农民群众认为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才合适呢？这就是现在实际生活摆在俄国农民面前的问题。农民群众自身能怎样来支持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呢？其实，农民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我们对他们是完全信任的。
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的联盟，是建筑在坚固的基础上的，这个联盟不是一天一天地在巩固，而是每时每刻地在巩固。最初我们在人民委员会内还担心派别斗争会妨碍工作，但根据两个月共事的经验，我应该肯定地说，我们在大多数问题上都能作出意见一致的决定。
我们知道，只要实际经验向农民表明例如城乡间应该如何进行交换，农民自己就会根据切身的经验，从下面来建立自己的联系。另一方面，国内战争的经验向农民代表清楚地指出，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对剥削者统治的无情镇压，再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通向社会主义。（鼓掌）
同志们！在这次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每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会听到会上右派的喊声：“独裁者！”。的确，“当我们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大家都承认过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党纲上也写上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也曾憎恨过下面这种流行的偏见：似乎可以说服居民，向他们证明，不应该剥削劳动群众，这是有罪的和可耻的，似乎一旦把居民说服了，世界上就会出现天堂。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这种空想的偏见在理论上早已被粉碎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实践中把它粉碎。
不能这样设想社会主义，不能认为社会主义者先生们会将现成的社会主义用盘子托着奉献给我们，这是不会有的事。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如果暴力◎第403页◎是被剥削劳动群众用来对付剥削者的，那么我们拥护这种暴力！（掌声雷动）有些人有意无意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或者被资产阶级吓坏了，被资产阶级的统治压垮了，以致于他们现在一看见这种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就张皇失措，痛哭流涕，忘记了自己的一切前提，向我们提出了无法做到的要求，要我们社会主义者取得完全的胜利，但不许同剥削者进行斗争，不许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些人的哀号丝毫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
早在1917年夏天，剥削者老爷们就已经知道：这是“最后的斗争”问题；如果苏维埃取得政权，他们就会失去资产阶级的最后支柱，失去资产阶级镇压劳动群众的主要基础。
因此，十月革命展开了这场有系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要使剥削者停止自己的反抗，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对他们中间最开明的人来说也很难）：剥削阶级的统治是再也不会有了，今后发号施令的是大老粗，他们必须听他的，不管感到多么不愉快，也只好如此。
这里会遇到许多困难，遭到许多牺牲，犯许多错误，这是一项历史上没有见过、书本上也读不到的新事业。事情很明显，这是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过渡，采用别的方法根本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过渡。俄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的这个事实表明，最富有革命经验的就是革命群众自身，当千百万人都来援助数十个党员时，他们自己实际上就在掐住他们的剥削者的咽喉。
因此，国内战争目前在俄国占了主要地位。有人提出“打倒国内战争”的口号来反对我们。我从所谓的立宪会议（注：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1917年3月2日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一直拖延选举的准备工作。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不得不于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
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7、96、222、312、333、338、363、386、389、404、505、532、578、615、706、761。）的右派代表们那里听到过这个口号。打倒国内战争……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同谁进行的国内战争呢？是指同耗资数百万来收买游民和官吏的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里亚布申斯基之流进行的国内战争吗？◎第404页◎是指同那些接受这种收买的——不管他们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怠工者进行的国内战争吗？毫无疑问，在后一种人中间，有些人思想不开展，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收买，因为他们根本不能设想，可以而且应该彻底摧毁过去的资产阶级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开始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毫无疑义，这种人是有的。但是，这难道能改变情况吗？
因此，有产阶级的代表们孤注一掷，在他们看来这是最后的斗争，只要能摧毁苏维埃政权，他们便会不惜采取任何罪恶手段。全部社会主义史，尤其是非常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法国的全部社会主义史，难道没有告诉我们：在劳动群众自己夺取政权的时候，在问题涉及保护统治阶级自己钱袋的时候，统治阶级便会进行空前的罪恶活动和屠杀。当这些人向我们谈国内战争的时候，我们置之一笑，当这些人在青年学生中间散布他们的口号的时候，我们向他们说：你们在欺骗他们！
阶级斗争采取它的最后的形式不是偶然的，因为被剥削阶级夺取政权的一切手段，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自己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要在俄国这块土地上不仅消灭官吏，而且消灭地主，正像俄国农民在某些省份做过的那样。
有人对我们说，人民委员会遇到官吏和地主的怠工，证明人们不愿意走向社会主义。他们似乎不明白，这帮资本家和骗子，游民和怠工者，是一批被资产阶级收买来反抗劳动人民政权的匪徒。当然，谁认为可以一下子从资本主义跳到社会主义，谁认为可以使大多数居民相信，经过立宪会议可以达到社会主义，谁如果相信这种资产阶级民主的神话，那就让他安然自得地去继续相信吧，可是，当实际生活粉碎这种神话的时候，希望他不要责怪实际生活。
谁懂得了什么是阶级斗争，懂得了官吏们所组织的怠工意味◎第405页◎着什么，谁就会知道，我们不能一下子跳到社会主义。现在还遗留着资产者、资本家，他们希望恢复自己的统治，并且在保护自己的钱袋；现在还遗留着游民，他们是一批被收买的人，完全被资本主义所压倒，不能提高到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水平；现在还遗留着这样一些职员和官吏，他们以为保护旧制度符合社会的利益。除了这些阶层的彻底崩溃，除了俄国和欧洲资产阶级的完全覆灭以外，怎么能设想社会主义的胜利呢？我们难道认为里亚布申斯基之流的老爷们不懂得自己的阶级利益吗？正是他们收买怠工者，叫他们不做工。难道他们是单独行动的吗？他们购买有价证券，难道不是同法、英、美资本家们一起行动的吗？不过，现在我们倒要看看，买这些有价证券还能不能给他们很大帮助。难道他们现在所得到的堆积如山的有价证券不会变成一文不值的毫无用处的废纸吗？
因此，同志们，当人们咒骂和责怪我们实行恐怖、专政和进行国内战争的时候，——虽然我们还远没有实行真正的恐怖，因为我们的力量比他们强大，我们有苏维埃，我们只要将银行收为国有，没收产业，就足以使他们就范，——对有关国内战争的一切指责我们回答说：是的，我们公开宣布了任何政府所不能宣布的事情。世界上第一个能够公开谈论国内战争的政府，就是工农兵群众的政府。是的，我们已经开始并且正在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战争。我们愈是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这个战争就结束得愈快，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就会愈迅速地了解我们，了解苏维埃政权正在完成一项真正与全体劳动者有切身关系的事业。
同志们，我并不认为我们在这个斗争中很快就能得到胜利，可是我们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两个月中，我们获得了很多东西。我们经历了克伦斯基进攻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并看到了这次尝试的彻底破产。我们经历了乌克兰克伦斯基分子组织政权的活动，◎第406页◎那里的斗争现在还没有结，但是每一个留心这个斗争的人，每一个只要听过几次苏维埃政权代表实事求是的报告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乌克兰拉达（注：乌克兰拉达（中央拉达）是1917-1918年乌克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的联合机关，1917年3月4日（17日）在有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以及各社会团体参加的乌克兰社会联邦党总委员会会议上成立。1917年6月，产生了称为小拉达的执行机关，主席是乌克兰资产阶级思想家米·谢·格鲁舍夫斯基，副主席是弗·基·温尼琴科和谢·亚·叶弗列莫夫。中央拉达在1917年3月9日（22日）的告乌克兰人民书中号召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6月10日（23日），它宣布乌克兰自治，建立了名为总书记处的政府，但很快就同临时政府妥协，赞成将自治问题搁置到召开立宪会议时再解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中央拉达于11月7日（20日）宣布自己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机关，1918年1月11日（24日）宣布乌克兰独立。1917年11月-1918年1月，中央拉达同苏俄人民委员会举行谈判，同时却支持阿·马·卡列金等白卫将军，并违背自己的诺言，不解决土地问题、工人问题及民族问题。中央拉达既向协约国寻求财政上的支持，又同德奥同盟进行秘密谈判。12月11-12日（24-25日）在哈尔科夫举行了乌克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中央拉达不受法律保护。乌克兰人民逐渐认清了中央拉达的反革命政策，于1917年12月-1918年1月在乌克兰全境举行了反对中央拉达的武装起义。1918年1月26日（2月8日）苏维埃军队占领基辅后，中央拉达逃往沃伦。次日，它与德奥同盟签订了叛卖性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并于3月1日与德奥占领军一起返回基辅，成了武装占领者操纵的傀儡。由于中央拉达无力镇压乌克兰的革命运动和往德国调运粮食，1918年4月29日德军指挥部将它解散，而以君主派地主、乌克兰盖特曼帕·彼·斯科罗帕茨基的傀儡政府代之。——365、397、407。）中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末日快要到了。（鼓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苏维埃政权将战胜乌克兰资产阶级拉达，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现在谈谈同卡列金的斗争。如果要说卡列金有什么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那么，那里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以剥削劳动者、以资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农民代表大会（注：指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1月26日-12月10日（12月9-2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除有来自各地的代表外，还有参加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在79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303名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35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91名布尔什维克。大会是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下进行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力图把采取妥协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到自己方面去。大会在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和对待人民委员会宣布立宪民主党人为人民公敌的法令的态度问题上，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大会起初以不多的票数通过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把国家权力交给立宪会议和谴责人民委员会下令逮捕立宪民主党人的决议。在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坚决要求下，大会对这个决议重新进行表决，结果通过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案。在土地问题上，大会也通过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决议，表示欢迎苏维埃政府废除土地私有制，但要求按社会革命党纲领的精神解决土地问题。右派和部分中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大会。此后，代表大会表示赞同苏维埃政府的活动，并同意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大会选出了由250人组成的新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其中108人[布尔什维克(布朗基主义者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由杰出的革命家路·奥·布朗基领导的一个派别。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者期待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1872年秋天，在伦敦的布朗基派公社流亡者发表了题为《国际和革命》的小册子，宣布拥护《共产党宣言》这个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对此，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予以肯定（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7-595页）。——21、30、162、274、66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81人，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人，无党派人士6人]被选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对于巩固苏维埃政权具有重大意义。——365、407。）清楚地表明，卡列金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它遭到劳动群众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验，以行动进行的宣传，以苏维埃组织为实例进行的宣传，正在发挥作用；现在卡列金在顿河区的内部支柱的崩溃，与其说是起因于外部，还不如说是起因于内部。
因此，考察了俄国国内战争前线的状况以后，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苏维埃政权的彻底胜利是完全有保障的。同志们，这个苏维埃政权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贯彻社会主义历来的训条，彻底地坚决地依靠群众，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唤醒社会上最受压迫最受摧残的阶层，让他们投入生气勃勃的生活，起来创立社会主义。因此，旧军队，即对士兵实行严酷教练和严刑拷打的军队已经成为过去。这种军队已经被废除，已经彻底摧毁了。（鼓掌）军队的完全民主化已经实现了。
现在让我向大家谈一件我遇到的事情。有一次，我在芬兰铁路的火车上听到几个芬兰人和一位老太太谈话。我不能参加这次谈话，因为我不懂芬兰话。但是有一位芬兰人向我说：“您知道这位老太太讲出一件多么新奇的事情吗？她说，现在不用怕带枪的人了。有一次我在森林中碰到一个带枪的人，他没有夺去我的干柴，还帮我找了一些。”◎第407页◎
我听了这番话，我想：让数百份报纸，——不管它们叫作社会党的报纸、准社会党的报纸、还是什么别的报纸，——让数百个喧嚣的喉咙骂我们是“独裁者”、“暴力者”等等吧。我们知道，在人民群众中，现在响起了另一种声音。他们心中说：现在不用怕带枪的人了，因为他们保护劳动者，并且会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统治。（鼓掌）这就是人民的感受。那些没受过教育的普通人讲述赤卫队正竭尽全力反对剥削者，这就是在宣传，而这种宣传所以不可战胜，原因也就在这里。这种宣传会传遍千百万群众，会扎实地建立一支19世纪法国公社就开始创建的（不过创建时间很短，因为公社被资产阶级消灭了）、一切社会主义者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的红军——全民的武装。这种宣传会造就许多新的赤卫队干部，以便能训练劳动群众去进行武装斗争。
有人议论俄国，说它不能作战，因为它不会有军官，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正是那些资产阶级军官在观察了同克伦斯基和卡列金作战的工人以后讲过一番话。他们说：“是的，这些赤卫队在技术上差劲透了，但是这些人如果能够稍微学一学，那么，他们就会有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因为参加军队的人虽然没有受过刻板的正规训练，但他们有争取被剥削者解放的思想作为指南，这在世界斗争史上是第一次。一旦我们所开始的工作最后完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将是不可战胜的。（鼓掌）
同志们！苏维埃政权在社会主义军队方面所采用的办法，在对待统治阶级的另一种更精巧更复杂的工具——资产阶级法庭方面也采用了。自称维持秩序的资产阶级法庭，实际上是一种盲目的、被用来无情镇压被剥削者以保护富人利益的精巧工具。苏维埃政权遵照历次无产阶级革命的遗训，立即废除了旧法庭。让别人去叫喊，说我们不进行改良而一下子就废除了旧法庭吧。我们这样做，◎第408页◎为创造真正的人民法庭扫清了道路，并且主要不是用高压的力量，而是用群众的实例，用劳动者的威信，不拘形式地把法庭这一剥削的工具改造成了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坚定的原则施行教育的工具。毫无疑问，我们是不能一下子就得到这样的社会的。
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在世界历次极伟大的人民革命的全部经验所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时采取的一些主要步骤。在以往的革命中，劳动群众没有一次不在这条道路上采取步骤，以求创立新的国家政权。可惜，他们总是开了个头，而没有能将事业进行到底，没有能创立新型的国家政权。我们创立了新型的国家政权，我们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
我并不抱幻想，我知道我们才开始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我们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但如果你们说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那你们是正确的，正如人们把西欧许多资产阶级共和国称为民主共和国是正确的一样，尽管谁都知道，没有一个最民主的共和国是完全民主的。它们只提供一点点民主制，在小事情上削减剥削者一些权利，可是那里的劳动群众仍然和各处一样受到压迫。虽然如此，但我们还是说，资产阶级的制度既有旧的君主制，也有立宪共和制。
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甚至远没有结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不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就能结束这个过渡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在这方面产生过错觉，我们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是多么艰难，但是我们必须说，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而这些话决不是空话。
我们开始实行了许多摧毁资本家统治的措施。我们知道，我们的政权应该用一个原则把一切机关的活动联合起来，这个原则我◎第409页◎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这就是：“俄国宣布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鼓掌）这是一个以我们应该做的和已经开始做的一切为依据的真理；这是我们一切活动的最好的统一，是这种活动纲领的宣布，是对各国被剥削劳动者的号召。这些被剥削劳动者或者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或者，更糟的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式的资产阶级改良的混合物，而这种混合物，我们在十个月的革命时期内已经尝试过和体验过，并且证实，这是伪造品，而不是社会主义。
因此，“自由的”英国和法国采取了一切手段，在我国革命的十个月内，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一张也不许入境。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们看到，各国都有大量的工人和农民本能地理解了俄国工人所做的一切。因为在每一个会议上，人们都以雷鸣般的掌声来欢迎俄国革命的消息和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各地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已经同自己政党的上层分子发生矛盾了。这种上层分子的旧式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像我们俄国的齐赫泽和策列铁里那样被埋葬，但是它在世界各国已经被击毙，它已经死了。
现在同这种资产阶级旧制度相对立的，已经有新的国家——苏维埃共和国，正在摧毁资产阶级旧壁障的被剥削劳动阶级的共和国。新的国家形式已经建立起来了，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已经有可能去镇压剥削者，有可能去镇压这些因旧日的钱袋和旧有的知识而显得强有力的极少数人的反抗。他们——教授、教师、工程师将自己的知识变为剥削劳动者的工具，他们说，我要以自己的知识为资产阶级效劳，不然我就不工作。但他们的政权已经为工农革命所摧毁，一个同他们相对立的国家产生了，在这个国家内，群众自己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表。
只有现在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有了这样的政权组织，这种◎第410页◎组织清楚地表明，我们正在向完全取消任何政权、任何国家过渡。这一点，只有到没有任何剥削痕迹的时候，即只有到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
现在我简单地讲一讲俄国社会主义苏维埃政府开始在实行的那些措施。为了在俄国土地上不仅消灭地主，而且要根本铲除资产阶级的统治，铲除资本压迫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可能性，苏维埃政府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便是过渡到银行国有化。银行，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大中心。它们汇集空前的财富，又在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内进行分配，它们是全部资本主义生活的神经。这是一些精巧而复杂的机构，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形成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打击，就是针对这些机构的，它起初在国家银行中遇到了拼命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没有能阻止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在组织国家银行方面，我们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事情；这方面的基本成果已经掌握在工农手里。我们在实行这些基本措施以后（这些措施还需要长期加以完善），就腾出手去搞私人银行了。
我们当时并没有按照妥协派可能提出的建议去做：首先等待立宪会议，也许接着制定一个法案，并把它提交给立宪会议，这样就把我们的意图告诉资产者老爷们，使他们能够找到一条退路，逃避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也许吸引他们参加合作，那时你们就能制定国法，——这就会是“国家的法令”了。
这是取消社会主义。我们当时做得很简单：我们不怕引起“有学问的”人的非难，更正确地说，是贩卖一星半点知识的没有学问的资产阶级拥护者的非难；我们说，我们有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应当在今天早上占领一切私人银行。（鼓掌）在他们这样做了以后，在权力已经握在我们手里以后，只有在这以后，我们才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早上占领了银行，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就◎第411页◎通过决议：“宣布银行为国有财产。”银行业就这样实现了国家化、社会化，转交到了苏维埃政权手中。
在我们的队伍中，没有一个人认为：银行这种在资本主义经营制度内经过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如此奇妙和精巧的机构，可以在几天内被打破或改造好。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断言过。当学者们或冒牌的学者们摇头晃脑地预言未来的时候，我们说：随便你们怎样去预言未来吧！我们只知道一条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占领敌人的阵地，从经验中，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会执掌政权。我们决不低估我们道路上的困难，可是基本的事情，我们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财富的来源在财富分配方面已被摧毁。在这以后，取消公债，推翻金融压迫，都变得轻而易举。在实行工人监督以后，没收工厂也变得十分容易。有人责备我们，说由于实行工人监督，我们将生产分割成许多单个的车间，我们批驳了这种胡说。我们在实行工人监督的时候就知道，要工人监督普及到整个俄国，须经过不少的时间，但我们想表明，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从下面来进行改造的道路，以便工人自己从下面来创立经济条件的新基础。创立这样的新基础，需要不少的时间。
我们已经从实行工人监督进而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只有这个措施以及近几天就要实行的银行和铁路的国有化，才使我们有可能着手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深知我们事业的艰巨，但是我们断定，只有信赖劳动群众的经验和本能，切实担负起这个任务的人，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劳动群众会犯很多错误，但是基本的事情已经完成了。他们知道，他们向苏维埃政权求助时，苏维埃政权只会支持他们反对剥削者。任何一种减轻他们劳动的措施，都会得到苏维埃政权的全力支持。苏维埃政权并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及时完成，它经常会遇到困难的◎第412页◎任务。工农群众常常派代表团到政府里来询问，比如说，对于某块土地，他们应该怎样处置。当我看到他们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自己也常常感到困难。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就是政权，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我们支持你们，然而你们要关心生产，要使生产成为有益的生产。当你们着手去做有益的工作的时候，你们会犯错误，不过，你们一定能学会工作。工人已经开始学习，他们已经开始同怠工者进行斗争。有学问的人筑起了一道围墙，阻止劳动者前进。这道围墙一定会被清除。
毫无疑问，战争腐蚀着前线和后方的人们，付给为战争而工作的人以高过任何标准的薪金，诱惑着一切逃避战争的人，诱惑着只想“捞一把”就溜走的游民或二流子。这些分子，这些从资本主义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最坏的分子，带来了旧制度的一切恶习。我们应当将他们抛开赶走，而将一切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吸收到工厂企业中来，使他们成为未来社会主义俄国的核心。实行这个措施是不容易的，它总会引起许多纠纷、摩擦和冲突。我们人民委员会和我个人，都曾遭到他们的抱怨和威胁，但我们处之泰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可以求助的裁判人。这个裁判人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鼓掌）这个裁判人的话是无可抗辩的，我们永远信赖他。
资本主义有意要分化工人，以便使工人阶级中一小撮上层分子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同这些上层分子发生冲突，是必不可免的。不经过斗争，我们不能达到社会主义。我们已作好了斗争的准备，我们开始了斗争，并且我们要在叫作苏维埃的这个机构的帮助下把斗争进行到底。如果我们将发生的各种纠纷交给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个法庭去仲裁，那么，任何问题都很容易解决。因为不论特权工人集团多么有力，但把他们放到全体工人的代表机关面前的◎第413页◎时候，那么这种法庭的裁决，我再重复一遍，对于他们将是无可抗辩的。这种整治方法，现在还刚刚开始实行，工人和农民，还没有充分地相信自己的力量；由于历代的传统影响，他们非常习惯于等待上面的命令。他们还没有完全领会到：无产阶级现在已经是一个统治阶级；在他们的队伍中，还有一些被吓倒了和压垮了的人，竟认为自己应该进资产阶级的卑劣的学校。这种非常卑劣的资产阶级偏见保留得最为长久，但是现在它正在破除，而且一定会彻底破除。我们相信，随着苏维埃政权一步步前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完全摆脱所谓普通工人和农民不能管理国家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旧偏见。只要动手管理，就能够管理并学会管理！（鼓掌）
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任务，就是要从人民群众中选拔出领导者和组织者。这一项巨大的工作，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如果没有苏维埃政权，没有这种能够选拔人才的过滤器，那么，要想完成这个任务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仅有关于监督的国家法令，甚至还有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无产阶级试图同工厂主同盟订立合同，以保证工人能够管理整个工业部门。制革工人同全俄皮革业工厂主协会已经开始拟订这种合同，并且差不多就要签订了（注：指全俄制革工人工会和企业主的谈判。这一谈判是1917年12月开始的，主要问题是按照民主原则改组在十月革命以前成立的制革业总委员会，增加其中的工人代表。1918年初，根据多次谈判的结果，制革业总委员会和各地区委员会都进行了改组，工人在委员会中得到了三分之二席位。1918年4月6日向各地苏维埃发出了列宁签署的关于制革业总委员会的地方机关必须民主化和制革业总委员会和各地区委员会的指示必须严格执行的电报。——414。）；我认为，这种合同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种合同表明，工人已逐渐在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同志们！我的报告，并没有谈到特别迫切和特别困难的问题——和平问题和粮食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列为议程上的特别项目，将要进行专门的讨论。
我作这个简短的报告，目的是要说明我个人和整个人民委员会对于我们所经历了的这两个半月历史的总看法，说明在俄国革命的这个新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是怎样形成的，新的国家政权是怎样形成的，这个政权面临着哪些社会任务。◎第414页◎
俄国走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实行银行国有化，把全部土地交给劳动群众。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面临着多么大的困难，但是，同过去的革命比较，我们深信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就，我们所走的道路一定能保证完全的胜利。
将同我们一起前进的，还有被掠夺战争分开的那些较先进国家的群众。这些国家的工人，受过较长时期的民主化的教育。有人向我们描绘我们事业的困难；有人对我们说，社会主义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取得胜利。我们认为，这些议论只是说明资产阶级及其有意无意的拥护者毫无希望地企图曲解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当然，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我国工农队伍，是世界大军的一个支队，这支世界大军现在被世界大战分散了，但它正在力求联合起来。关于我国革命的每一条新闻，每一段报告，每一个人名，都赢得无产阶级雷鸣般的同情的掌声，因为他们知道，俄国正在实现他们的共同事业——无产阶级起义的事业，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某个国家的某个地方实际行动起来的活榜样的作用，比任何宣言和任何会议都要大，正是这点使各国劳动群众感到振奋。
1905年的十月罢工——革命胜利的第一步，一下子就传播到了西欧，并在当时，1905年，就引起了奥地利的工人运动，我们当时已在实践中看到，革命的实例、一国工人的行动有多大的价值，而现在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在成熟起来。
如果我们犯些错误，有些失算，如果在我们的道路上发生些摩擦，那么，这对他们并不重要，对他们重要的是我们的实例，正是这个实例在把他们团结起来。他们说：我们会不顾一切，共同前进，取得胜利。（鼓掌）◎第415页◎
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十年中考察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长，清楚地看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久的阵痛，经过长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一切旧东西，无情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需要有全世界工人的合作，全世界的工人则应当联合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彻底的胜利。他们并且说过，在19世纪末，“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27页。——编者注），其所以由法国人开始，是因为法国人在几十年的革命中养成了发起革命行动的奋不顾身的首创精神，从而使他们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另一种结合。我们说，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西欧这些所谓社会主义的、几乎都加入了内阁的切尔诺夫—策列铁里式的政党，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也没有巩固的基础。我们看到了意大利的实例，我们在最近几天看到了奥地利工人反对帝国主义者强盗们的英勇斗争。（注：指1917年8月在意大利都灵爆发的工人反战总罢工和1918年1月奥地利工人在布列斯特和平谈判期间举行的要求缔结全面和约和改善粮食状况的罢工。——416。）就假定强盗们能够暂时阻碍运动的开展吧，但是要想完全制止这个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个运动是不可战胜的。
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榜样将长期地摆在他们面前。我们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将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作为各国劳动群众的范例而稳固地屹立着。在那边是冲突、战争、流血、千百万人的牺牲、资本的剥削，在这边是真正的和平政策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
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第416页◎阶级；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鼓掌）
载于1918年1月中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真理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62—279页◎第417页◎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注：《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这一法令于1918年2月21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2月22日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并印成了单页。——418。）（1918年2月21日）
为了使疲惫不堪、疮痍满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我们愿忍受最大的牺牲，向德国人声明我们同意接受他们提出的媾和条件。我们的军事谈判代表已于2月20日（7日）傍晚离开列日察到德文斯克去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回音。德国政府显然是在拖延答复。它显然是不愿意媾和。德国军国主义履行各国资本家的委托，要扼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土地归还地主，工厂归还银行家，政权恢复君主制。德国将军们想在彼得格勒和基辅建立自己的“秩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万分危急中。在德国无产阶级尚未行动起来和取得胜利之前，俄国工农的神圣义务，就是要奋不顾身地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抗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德国的庞大军队。人民委员会决定：(1)全国所有一切人力物力全部用于革命的国防事业。(2)各级苏维埃和革命组织务必保卫每一个阵地，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3)所有铁路组织及与之有关的苏维埃，必须全力阻挠敌人利用铁路设施；在退却时必须破坏轨道，炸毁和烧掉铁路建筑物；全部车辆——车厢和机车——立即开往我国东部内地去。(4)凡有落入敌人手中危险的全部谷物储备和存粮以及一切贵重财物，应当无条件地销毁；责成各地苏维埃监督执行，并由各苏维埃主席亲自负责。(5)彼得格勒、基辅以及新战线沿线所有城镇乡村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动员起来组成挖壕营，在军◎第418页◎事专家指导下挖掘战壕。(6)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违者枪毙。(7)一切反对革命的国防事业而站到德国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以及想利用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来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出版机关，一律封闭；这些出版机关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都动员去挖掘战壕和修筑其他防御工事。(8)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社会主义祖国万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人民委员会
　　1918年2月21日于彼得格勒
载于1918年2月22日（3月9日）《真理报》第32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1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366—369页◎第419页◎
奇谈与怪论
（1918年2月28日和3月1日）
我党莫斯科区域局（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是党中央的全权代表机关，从1917年3月起领导下述中部工业地区各省的党组织：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特维尔、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沃罗涅日、斯摩棱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图拉、梁赞、坦波夫、卡卢加和奥廖尔，稍后还包括库尔斯克。在1918年春季以前，莫斯科区域局实际上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个派别组织的中心。——420。）在1918年2月24日通过的决议中，表示不信任中央委员会，拒绝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平条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并在该决议的“说明”中声称，“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避免分裂”。（注：决议全文如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讨论了中央的工作，鉴于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成员状况，对中央表示不信任，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此外，莫斯科区域局认为没有义务绝对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平条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这里既没有怪论，也没有奇谈。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有严重分歧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并认定分裂不可避免，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奇谈与怪论是有的。决议后面附有一个“说明”。它的全文如下：
“莫斯科区域局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避免分裂，并且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团结一切既反对单独媾和派、也反对党内一切温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作好可能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我们一如既往认为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向其他所有国家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坚决实行工人专政，无情地镇压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第420页◎
这里我们把那些……奇谈与怪论加上了着重标记。
关键就在这句话。
这句话把决议起草人的全部路线引导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句话非常清楚地揭示了他们错误的根源。
“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这是奇谈，因为在前提和结论之间连一点联系都没有。“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招致苏维埃政权在军事上的失败是合适的”，这样的命题不管对不对，却不能称之为奇谈。这是第一。
第二，苏维埃政权“目前完全流于形式”。这就不仅是奇谈，而简直是怪论了。显然，起草人陷入了思想极度混乱的困境。因此必须加以澄清。
关于第一个问题，起草人的意思显然是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作好可能战败的准备是合适的，而这种失败会导致苏维埃政权的丧失，也就是说导致俄国资产阶级的胜利。起草人说出这层意思，就是间接承认我在提纲（1918年1月8日宣读的、1918年2月24日发表在《真理报》（注：《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月15日（28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正式下令封闭《真理报》。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23、90、176、247、421、429、578、622、817。）上的提纲）（注：见本卷第391—399页。——编者注）中说得对：不接受德国向我们提出的和约条件，就会导致俄国的失败和苏维埃政权的垮台。
可见，laraisonfinittoujoursparavoirraison——真理总是要占上风的！“极端”反对我的，拿分裂相威胁的莫斯科派，正因为已经公开说到分裂，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具体看法和盘托出，而这正是那些用革命战争这种笼统的空谈来支吾搪塞的人讳莫如深的。我的提纲和论据的全部实质（凡是愿意细心阅读我的1918年1月7日提纲的人都能看出），就是指明在认真准备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在现在、在目前这种时刻就接受极端苛刻的和约（这也正是为了◎第421页◎认真作好这种准备）。可是那些专门笼统地空谈革命战争的人，却回避了，或者是没有看到，不愿意看到我的论据的全部实质。现在我应当衷心地感谢“极端”反对我的莫斯科派，感谢他们打破了对我的论据的实质保持“沉默的阴谋”。莫斯科派首先对我的论据作了答复。
他们的答复是什么呢？
他们的答复就是承认我的具体论据是正确的：莫斯科派承认，是呀，如果我们马上迎战德国人，失败的确就在眼前。（注：有人反驳说，战争反正是躲避不了的。可是事实作了回答：我的提纲是在1月8日宣读的；1月15日以前我们本来有可能得到和平。如果……如果不是由于革命空谈，我们无疑会得到喘息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即使是最短暂的喘息，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德国人势必要宣布新的战争）。）是呀，这种失败的确会使苏维埃政权垮台。
我再次衷心感谢“极端”反对我的莫斯科派，感谢他们打破了对我的论据的实质，即对我指出的如果我们立刻应战将会遇到何种作战条件的具体说明保持“沉默的阴谋”，并感谢他们大胆地承认了我的具体说明是正确的。
其次，既然莫斯科派实质上已被迫承认我的论据是正确的，那反驳我的论据用意何在呢？
用意在于：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应该作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
国际革命的利益为什么要求这样做呢？关键就在于此，那些想驳倒我的论据的人，其立论的真正实质就在于此。可是，无论在决议中还是在决议的说明中，对于这个最重要最主要最根本的一点，偏偏只字未提。关于一些众所周知的、无可争辩的问题，决议起草人找到了时间和场合来谈论——既谈到“无情地镇压俄国资产阶◎第422页◎级的反革命势力”（是用丧失苏维埃政权这种政策的手段和办法吗？），又谈到反对党内一切温和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关于恰恰是争论的问题，也就是有关反对媾和的人的立场的实质问题，却绝口不谈！
奇怪！非常奇怪！决议起草人对此避而不谈，难道是因为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特别心虚吗？如果明白地说出为什么（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也许就会揭露他们自己……
不管怎样，我们还得找出决议起草人可能依据的论据。
也许起草人以为，国际革命的利益不允许同帝国主义者缔结任何和约。在彼得格勒的一次会议上有些反对媾和的人提出过这种意见，可是支持这种意见的，即使在反对单独媾和的人中间，也是极少数。（注：指1918年1月21日（2月3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内各派代表的协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投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缔结任何和约的有两名“左派共产主义者”——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和英·尼·斯图科夫。大多数“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表决时采取骑墙立场：他们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可以缔结和约，另一方面又反对立刻和德国签订和约。——423。）显然，这种意见就是要否认布列斯特谈判（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于1917年12月9日（22日）开始。苏俄代表团首先提出以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民主和约的原则为谈判基础，德方（以德国为主的同盟国）虚伪地声明同意，但以协约国也承认这些原则为先决条件。随后德方就以协约国拒绝参加谈判为由而宣布其声明失效，并于1918年1月5日（18日）向苏俄方面提出领土要求（所谓霍夫曼线），将原属俄国的约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以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大片地区——划出去。苏俄方面要求暂停谈判。
面对德方提出的掠夺性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内在是否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分歧。列宁权衡国内和国际形势，主张接受德方的条件，签订和约，以便得到喘息时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巩固苏维埃政权。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坚决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国际帝国主义宣布革命战争。列·达·托洛茨基则主张苏俄应宣布停战、复员军队、但不签订兼并性和约，即所谓不战不和。列宁的主张暂时未能得到中央多数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1月11日（24日）中央会议上提出了竭力拖延谈判的提案，以12票对1票获得通过。1月14日（27日），在当时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动身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列宁和他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再让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页））
（注：谈判重新开始后，德方拒绝同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团进行谈判，而在1月27日（2月9日）同乌克兰中央拉达代表团签订了和约。根据这个条约，拉达同意向德方提供大量粮食、牲畜等物资，以换取德方的军事援助。德方随后即以最后通牒口气要求苏俄立即接受德方条件。1月28日（2月10日），托洛茨基违背了同列宁的约定，书面声明苏俄宣布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随即退出谈判。德方利用这一点，于2月16日宣布停战协定失效，2月18日发起全线进攻。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在2月18日晚以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同意签订和约的决定。2月23日上午，苏俄方面收到了德方提出的新的、条件更为苛刻的最后通牒。当天中央会议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同意签订和约。2月24日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接受德方的最后通牒。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和约。——393、423、442。）是适当的，就是要否认“甚至”以归还波兰、拉脱维亚和库尔兰为条件的和约。这种观点的不正确是一目了然的（例如，它遭到了彼得格勒大多数反对媾和的人的反对）。按照这种观点，处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不能缔结任何经济条约的，如果不飞到月球上去，那就无法生存。
也许起草人以为，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强行推动国际革命，而强行推动这种革命的只能是战争，决不是和平，和平只会给群众造成帝国主义“合法化”的印象。如果是这种“理论”，那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是随着产生革命的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而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同认为武装起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必须采取的斗争形式这一观点是一样的。其实，国际革命的利益固然要求已经推翻国内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援助这一革命，不过援助的方式应该量力而定。即使可能使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也要援助国际范围的◎第423页◎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甚至从强行推动论中也是引伸不出来的。
也许决议起草人以为，德国革命已经开始，已经酿成公开的全国范围的内战，所以我们应当拿出自己的力量，帮助德国工人，应当牺牲自己（“丧失苏维埃政权”），拯救已经开始决战而受到严重打击的德国革命。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牺牲自己，就可以牵制住德国一部分反革命势力，从而就会拯救德国革命。
当然，在这种前提下，作好可能失败和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不但是“合适的”（用决议起草人的话来说），而且是完全必需的。但是很明显，这种前提并不存在。德国革命正在成熟，但显然还没有到在德国爆发的程度，还没有到在德国发生内战的程度。我们“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显然也不能帮助德国革命的成熟，反而会妨碍它。我们这样做只会帮助德国反动势力，为他们效劳，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困难，使那些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德国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广大群众更加离开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会被苏维埃俄国的失败所吓倒，如同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把英国工人吓倒一样。
不管怎样找，也找不出起草人推理的逻辑。“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这种说法是没有合理的论据的。
“苏维埃政权目前完全流于形式”，——这真是怪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莫斯科决议的起草人竟然说出了这种话。
据说，既然德帝国主义者要向我们索取贡赋，既然他们要禁止我们进行反德的宣传鼓动，那么苏维埃政权便失去了意义，便“完全流于形式”，大概这就是决议起草人的“思”路。我说“大概”，是因为起草人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理由来证实上述命题。◎第424页◎
说苏维埃政权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因而可以采取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策略，这种“理论”的内容无非是感到没有出路的极端悲观的情绪和完全绝望的心理。反正是没有救了，就让苏维埃政权灭亡吧，——这就是支配人们写出这种怪诞决议的心理。有时用来掩饰这种意思的所谓“经济上的”论据，归结起来也还是这种感到没有出路的悲观主义：既然人家可以向我们索取贡赋，可以要这个要那个，那还叫什么苏维埃共和国呢？
反正要灭亡！除了绝望，没有别的了。
在俄国目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觉悟的革命者有这种心理则是不能“理解”的。莫斯科派的观点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就是这种心理的很好的说明。1793年的法国人决不会说他们的胜利果实——共和国和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应该作好可能丧失共和国的准备。他们不是充满绝望，而是充满胜利的信心。既然号召进行革命战争，可是又在正式的决议中写着“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这是在彻底揭露自己。
在19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的时候，普鲁士及其他许多国家因失败以及受征服者征服、凌辱和压迫而遭受的困苦，比1918年俄国所受的大得无可比拟、难以估量。普鲁士的优秀志士，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比我们现在所受的蹂躏厉害百倍，但是他们没有绝望过，没有说过他们的国家政治机关“完全流于形式”。他们没有垂头丧气，没有被“反正要灭亡”的心理所支配。他们签订了比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和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425、490、512、559、580、805。）更苛刻、更野蛮、更耻辱和更具有压迫性的和约（注：指拿破仑第一击败普鲁士和俄国军队后，法国和普鲁士于1807年7月在蒂尔西特缔结的和约。和约使普鲁士承担了沉重的、屈辱性的义务。普鲁士丧失了一半领土，担负了1亿法郎的赔款，此外还必须把军队缩减到4万人，按照拿破仑第一的要求提供辅助性的军队，并停止同英国的贸易。——425、432、449、470。），他们后来善于等待，坚定地忍受征服者的压迫，再次起来战斗，再次受征服者的压迫，再次签订难堪的、极其难堪的和约，然后再次奋起，终于获得了解放（当然也利用了那些互相竞争的较强大的征服者之间的纠纷）。◎第425页◎
为什么类似的事情不能在我国的历史上重演呢？
为什么我们要悲观绝望，要写出比最耻辱的和约实在更耻辱的决议，说什么“苏维埃政权完全流于形式”呢？
为什么同现代帝国主义巨人作战遭到严重的军事失败，就不可能在俄国也锻炼人民的性格，加强自觉纪律，杜绝高傲空谈的风气，教给人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引导群众采取普鲁士人被拿破仑打败后所采取过的正确策略：在没有军队时签订最耻辱的和约，以便养精蓄锐，以后一次再次地重新奋起呢？
为什么别国人民能坚定地经受更为惨痛的苦难，而我们却因第一个空前苛刻的和约就悲观绝望了呢？
试问，符合这种绝望策略的是无产者的刚毅精神，还是小资产者的毫无骨气？无产者懂得，既然没有力量，就得屈从，然而他善于后来在任何条件下都养精蓄锐，无论如何要一次再次地重新奋起；而小资产者，在我们这里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355、360、389、402、426、431、499、511、563、646、764。）为代表，却在空谈革命战争方面打破了纪录。
亲爱的莫斯科“极端”派同志们，这决不是无产者的刚毅精神！每天的考验都会使最觉悟、最坚定的工人离开你们。他们会说，苏维埃政权没有流于形式，也决不会流于形式，不仅在征服者打到普斯科夫，要我们交纳粮食、矿产、现金等价值100亿的贡赋时是如此，就是在敌人将来占领下诺夫哥罗德和顿河畔罗斯托夫，要我们交纳价值200亿的贡赋时，也将是如此。
任何时候，任何外国的侵略，都不能使人民的政治机关（况且苏维埃政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机关，它比历史上有过的政治机关要高得多）“流于形式”。相反地，外国的侵略，只会加强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只要……只要苏维埃政权不去冒险。
既然没有军队，拒绝签订最难堪的和约就是冒险，人民有权利◎第426页◎指责政权拒绝签订和约的冒险行为。
签订比布列斯特和约苛刻得多、耻辱得多的和约，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如上面所举的），这样做非但没有使政权丧失威信，没有使政权流于形式，没有使政权或人民遭到灭亡，反而锻炼了人民，教会了人民掌握一套困难的本领：即使在征服者的铁蹄践踏下，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也能建立强大的军队。
俄国正在准备新的、真正的卫国战争，即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很可能以后一个时代——像拿破仑战争时代那样——是征服者强迫苏维埃俄国进行多次解放战争（是多次，而不是一次）的时代。这是很可能的。
因此，这种可耻的绝望，比任何一个由于没有军队迫不得已缔结的苛刻的、极端苛刻的和约更加可耻，比任何一个耻辱的和约还要可耻。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起义和战争，我们就是签订十个极端苛刻的和约，也决不会灭亡。只要我们不被绝望和空谈所断送，我们是不会亡在征服者手里的。
载于1918年2月15日（28日）和16日（3月1日）《真理报》第37号和第38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16—423页◎第427页◎
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1918年3月5日）
我们可怜的“左派”（注：指“左派共产主义者”。
“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俄国共产党（布）内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产生于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安·谢·布勃诺夫、阿·洛莫夫、瓦·瓦·奥博连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卡·伯·拉狄克、格·列·皮达可夫等。“左派共产主义者”极力反对列宁在1918年初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认为同帝国主义国家媾和在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力主当时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把德国革命将会爆发设想为在最近某个短时期内就要爆发，认为德国政府很快会被德国革命所推翻。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张时多次指出，相信德国革命成熟和宣布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左派共产主义者”于1918年4月发表《目前形势的提纲》来对抗列宁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点（见本卷第511-540页）。1918年夏末，“左派共产主义者”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428、444、511、646。）昨天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共产主义者报》（注：《共产主义者报》(《Коммунист》)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一派别组织的报纸（日报），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郊区委员会机关报的名义，于1918年3月5-19日在彼得格勒出版，共出了11号。根据彼得格勒市党代表会议1918年3月20日决定，《共产主义者报》停刊。代表会议宣布以《彼得格勒真理报》为彼得格勒党组织的机关报。——428、449。）（应当补充说：马克思以前那个时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想逃避历史教训，逃避多次的历史教训，逃避自己的责任。
逃避也是枉然，他们是逃避不了的。
他们拚命逃避，在报纸上堆砌无数文章，累得满头大汗，“甚至”不惜印刷油墨，把“喘息”“论”说成是毫无根据的坏“理论”。
可惜！他们再卖劲也推翻不了事实。英国的谚语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事实是：自3月3日下午1时德国人停止军事行动时起，至3月5日晚上7时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为止，我们获得了喘息时机，并且已经利用这两天工夫进行了切实的（不是空谈，而是实在的）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作。这是事实，群众会一天比一天看得更清楚。这个事实就是：当前线军队无力再战、抛弃大炮、连桥梁也顾不上炸毁、慌忙溃逃的时候，保卫祖国和提高国防能力不是靠空谈进行革命战争（主张革命战争的人，在军队这样慌忙溃逃时，连一支部队也没有阻止住。空谈简直可耻），而是靠有秩序的退却来挽救残余的军队，靠为此利用每天的喘息时机来实现的。
事实是顽强的东西。
我们可怜的“左派”，为了逃避事实，逃避事实的教训，逃避责任问题，极力对读者掩盖不久前发生的、还很新鲜的、具有重要历◎第428页◎史意义的事，而用早已过去了的、无关紧要的事来搪塞。例如卡·拉狄克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忆他12月间（12月！）在“给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写过关于必须帮助军队支持下去的问题。我没有机会把这个报告书读一遍，我问自己：为什么卡尔·拉狄克不把这个报告书全文发表出来？为什么他没有确切而直接地说明，他当时对“妥协和约”究竟是如何理解的？为什么他不回想一下不久前他在《真理报》（注：《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月15日（28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正式下令封闭《真理报》。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23、90、176、247、421、429、578、622、817。）上写过自己幻想（最坏的幻想）有可能在归还波兰的条件下与德帝国主义者缔结和约的事实？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可怜的“左派”不能不抹杀那些会暴露他们“左派”对散布幻想应负的责任的事实，因为这种幻想实际上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和发展。
尼·布哈林现在甚至企图否认他同他的朋友们曾断言德国人不可能进攻这一事实。可是，许许多多人都知道这是事实，都知道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这样断言过，都知道他们散布过这种幻想从而帮助了德帝国主义，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德国革命现在被削弱了，这是因为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在农民组成的军队慌忙溃逃时被夺走了成千成万的大炮和价值若干亿的财富。这是我在1月7日提纲中（注：见本卷第391—399页。——编者注）已明确地预言过的。如果尼·布哈林现在只好“抵赖”，那对于他就更坏。凡是记得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说过德国人不可能进攻这句话的人，现在看到尼·布哈林不得不“抵赖”他亲口说过的话，只会耸肩表示诧异。
而对于那些不记得这些话的人，没有听见过这些话的人，我们介绍他们看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在目前来说比卡·拉狄克在12月◎第429页◎所写的东西价值、意义和教益要更大一些。这个文件（可惜，“左派”向他们的读者隐瞒了）就是：(1)1918年1月21日我党中央与现在的“左派”反对派一起参加的那次会议的表决结果；(2)1918年2月17日中央委员会的表决结果。
1918年1月21日，在表决是否立刻中断与德国人谈判这一问题时，赞成的（在可怜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报》的撰稿人中）只有斯图科夫一人。其余的人都反对。
在表决万一德国人中断谈判或提出最后通牒，是否允许准备签订兼并性和约这一问题时，反对的只有奥博连斯基（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把“他的”提纲登载出来？为什么《共产主义者报》对此默不作声？）和斯图科夫，其余的人都赞成。
在表决在这样的情形下是否应当签订已提出的和约问题时，反对的只有奥博连斯基和斯图科夫，其余的“左派”统统弃权！！这是事实。
1918年2月17日，在表决谁赞成进行革命战争这一问题时，布哈林和洛莫夫“由于这种提法而拒绝参加表决”。赞成的一个都没有。这是事实！
在表决是否应当“在德国的进攻还不十分〈正是如此！〉明显以及这种进攻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暂不恢复和平谈判”这一问题时，赞成的有现在的“左派”报纸撰稿人中的布哈林、洛莫夫和乌里茨基。
在表决“如果德国人进攻已成事实，而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要缔结和约”这一问题时，弃权的有洛莫夫、布哈林和乌里茨基。
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而这些事实都说明布哈林否认了德国有进攻的可能，散布了幻想，他实际上——虽不是他所愿意的——用◎第430页◎这种幻想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革命空谈的实质也就在于此。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注：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431。）
尼·布哈林责难我不具体分析现在这个和约的条件。可是不难了解，对于我的论据而言和从问题的实质来看，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必要来具体分析这些条件。只要证明如下这一点就足够了，即我们的实际的而不是幻想中的抉择只有一个：或者是承认这样的条件，从而获得哪怕是几天的喘息时间，或者是沦于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境地。至少就彼得格勒来说，布哈林是无法驳倒这一点的。他的同事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也承认这一点。
至于说新条件恶劣、苛刻、屈辱的程度比布列斯特条件更甚，那么对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负有这方面罪责的是我们可怜的“左派”布哈林、洛莫夫、乌里茨基之流。这是上面援引的表决情形证实了的历史事实。这个事实是怎样逃避也逃避不了的。给过你们布列斯特的条件，而你们却用装腔作势、吹牛唬人来回答，以至招来更恶劣的条件。这是事实。你们对此应负的责任是推卸不掉的。
我在1918年1月7日的提纲中，极其明确地预言过，由于我们军队的状况（这是空谈“反对”疲惫的农民群众所不能改变的），俄国如果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就一定会缔结更坏的单独和约。
“左派”落入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圈套，因为俄国资产阶级本来就是要把我们拉进对于我们最不利的战争中去。
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355、360、389、402、426、431、499、511、563、646、764。）主张现在进行战争，显然是脱离了农民，这是事实。而这个事实也就说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政策的不郑重，正如1907年夏季所有社会革命党人所执行的那种似乎“革命的”政策一样不郑重。◎第431页◎
最觉悟最先进的工人正在迅速地抛弃这种革命空谈的歪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作出了榜样。彼得格勒市内的优秀工人区，如维堡区和瓦西里耶夫岛区已经觉醒起来了。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主张现在进行战争，它懂得必须准备，并且正在准备（注：1918年2月24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通过决议，赞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必须签订和约的决议，同时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组织军队开往前线。——432。）。在1918年3月3日和4日举行的莫斯科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反对革命空谈的人已经获得胜利了。（注：1918年3月3日，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举行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工厂委员会、工会、区苏维埃的代表和负责工作人员等。大多数与会者赞同签订和约。3月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讨论和约问题，以10票对7票通过了赞成签订和约的决议。3月4日深夜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决议，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在和约问题上的立场。——432。）
“左派”狂妄自欺到了多么荒唐的地步，这从波克罗夫斯基文章里的一句话就可看出来。他说：“要打仗，就要现在打”（黑体是波克罗夫斯基用的）……趁——听着！听着！——“趁俄国军队包括新组建的部队尚未复员的时候就打。”
谁不逃避事实，那他就会知道，在1918年2月间，无论在大俄罗斯，无论在乌克兰，无论在芬兰，回击德军的最大障碍就是我们的没有复员的军队。这是事实。因为这个军队已经不能不慌忙溃逃，并且还带红军部队一起溃逃。
谁愿意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正视对这种教训应负的责任，不逃避这种教训，他至少会记得拿破仑第一与德国的战争。
普鲁士和德国多次同征服者缔结过苛刻十倍和屈辱十倍（同我们相比）的和约，直到承认由外国人充任警察，直到承担派遣自己的部队去帮助拿破仑第一进行侵略战争的义务。拿破仑第一同普鲁士签订的条约（注：指拿破仑第一击败普鲁士和俄国军队后，法国和普鲁士于1807年7月在蒂尔西特缔结的和约。和约使普鲁士承担了沉重的、屈辱性的义务。普鲁士丧失了一半领土，担负了1亿法郎的赔款，此外还必须把军队缩减到4万人，按照拿破仑第一的要求提供辅助性的军队，并停止同英国的贸易。——425、432、449、470。）对于德国的压迫和宰割，比现在兴登堡和威廉对我们的压迫要厉害十倍。可是，在普鲁士有这样的人，他们并不装腔作势，而是签订了极其“耻辱”的和约，他们签订这样的和约，是因为没有军队。他们虽然签署了压迫重十倍、屈辱十倍的条件，但后来终于举行了起义，进行了战争。这样的情形不是一次，而是许多次。历史上有过好几次类似的和约和战争。有过好几次得到喘息的机会。有过好几次征服者重新宣战的事实，有过好几次某◎第432页◎一被压迫民族联合某一压迫民族的事件，这个压迫民族既是征服者的竞争对手，同时自己也是一个征服者（请那些主张不要帝国主义者帮助而进行“革命战争”的人们注意！）。
历史就是这样演进的。
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我们已进入战争频繁的时代。我们正接近新的卫国战争。我们将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成熟的条件下去进行这个新战争。在这艰难的道路上，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一定会纠正装腔作势和革命空谈的作风，一定既能接受极苛刻的和约，也能重新奋起。
我们签订了蒂尔西特式和约。我们也会取得我们的胜利，获得我们的解放，正如德国人在1807年签订蒂尔西特和约之后，在1813年和1814年便达到了从拿破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目的一样。从我们签订蒂尔西特式和约到我们获得解放的距离，很可能要短一些，因为现在历史进展得更快了。
打倒装腔作势的作风！认真进行整顿纪律、加强组织的工作！
载于1918年2月21日（3月6日）《真理报》第4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32—437页◎第433页◎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之一）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的两件文献。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6-8日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举行。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首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最终解决同德国签订和约的问题。
在签订对德和约的问题上，当时党内斗争非常尖锐。列宁和支持他的中央委员力主苏维埃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列宁的立场的基本原则最充分地反映在他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中（见本卷第391-399页）。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左派共产主义者”掌握了莫斯科、彼得格勒、乌拉尔等地的党组织的领导权，激烈反对列宁的路线。列·达·托洛茨基的立场接近于“左派共产主义者”。“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义口号遭到了大多数基层党组织的驳斥。到召开代表大会时，列宁的缔结和约的路线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党组织的支持。
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47名，有发言权的代表59名，共代表17万左右党员。当时俄共（布）有30多万党员，由于大会召开过分紧急和某些地区暂时被德国占领，一部分党组织未能选派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组织问题；选举中央委员会。）
（注：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工作。他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参加了所有问题的讨论，总共发言18次。
列宁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之后，布哈林作了副报告，他仍然坚持其对德作战、反对签订和约的立场。会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18位代表发言。支持列宁的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伊·捷·斯米尔加、雅罗斯拉夫尔的代表罗扎诺夫以及其他代表。列宁的富于说服力的论据使得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了列宁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否决了“左派共产主义者”作为决议提出的《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而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决议。这一和约随后在3月14-16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得到批准。
代表大会接着讨论了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列宁写的《党纲草案草稿》在大会开幕时就分发给了大会代表，他的报告就是以这个文件为基础的。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把党的名称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为了制定新党纲，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七人委员会。
代表大会以秘密投票方式选出了由15名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434。）
1　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3月7日）
政治报告的内容本来可以是列举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措施，但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不是这种报告，而是关于我国革命的全面概述；只有这样，才能给我们的一切决议提供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我们必须考察前一段革命发展的全部进程，弄清楚为什么后来革命的发展起了变化。我国革命发生了对国际革命将有巨大意义的转折，这就是十月革命。
二月革命最初获得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跟着无产阶级走的不仅有农民群众，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因此我们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沙皇制度，达到了我们在1905年没有能够达到的目的。二月革命时期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自动的、自发的建立，再现了1905年的经验。于是我们宣布了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原则。群众根据自身的斗争经验懂得了革命的任务。4月20—21日的事变（注：指1917年4月20-21日（5月3-4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为抗议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举行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434。）是示威游行与某种类似武装起义的行动的特殊结合。这已经足以使资产阶◎第434页◎级政府倒台了。接着开始了一种长时期的妥协政策，这种政策是从当时执政的小资产阶级政府的本质中产生的。七月事变（注：这里说的是七月事变以后的形势。七月事变是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继四月危机和六月危机而发生的又一次危机，是达到全国性危机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
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1917年7月3日（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不赞成搞武装行动。7月3日（16日）下午4时，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7月3日（16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当时正在内沃拉村休息的列宁，闻讯后于7月4日（17日）晨赶回彼得格勒。7月4日（17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50多万人。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向游行的水兵发表了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首领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56人，伤650人。在人民意志表达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于5日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也发生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7月5-6日（18-19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武装起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86、103、275、293、435。）还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为群众还没有作好准备。所以任何一个负责的组织都没有号召群众这样做。但是，从侦察敌情的意义上说来，七月事变具有很大的意义。科尔尼洛夫叛乱（注：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发生在1917年8月的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头子是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为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但是在叛乱发动后，他既害怕科尔尼洛夫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也镇压小资产阶级政党，也担心人民群众在扫除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把他扫除掉，因此就同科尔尼洛夫断绝了关系，宣布其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
叛乱于8月25日（9月7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三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按照列宁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时，并不停止对临时政府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仆从的揭露。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和水兵响应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号召，奋起同叛乱分子斗争，三天内有15000名工人参加赤卫队。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8月31日（9月13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审判。——107、222、275、312、331、435、630。）和接着发生的一些事变都是实际的教训，使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那些到了十月还想让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人的错误（注：指十月革命后列·波·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阿·伊·李可夫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和苏维埃政府成员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关于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要求一事（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0-42、43-45页）。——435。），就在于他们没有把十月的胜利同七月事变、前线进攻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等等事实联系起来，正是这些事实使千百万群众意识到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不可避免的。接着就是我们在全俄各地的胜利进军和随之而来的大家对和平的渴望。我们知道，单方面拒绝作战是得不到和平的；早在四月代表会议（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合法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
由于中央内部在对革命的估计、革命的前途以及党的任务问题上有分歧，根据中央的一致决定，全党在代表会议召开以前，围绕列宁的《四月提纲》，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公开争论。这样，地方组织就有可能预先讨论议程中的问题，并弄清普通党员对它们的态度。出席代表会议的有151名代表，他们代表78个大的党组织的约8万名党员。出席会议的还有前线和后方军事组织的代表，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芬兰和爱沙尼亚等民族组织的代表。这次代表会议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因而起到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代表会议的议程是：目前形势（战争和临时政府等）；和平会议；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修改党纲；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同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联合；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立宪会议；组织问题；各地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列宁是主席团的成员，他领导了会议的全部工作，作了目前形势、修改党纲和土地问题等主要报告，发言20多次，起草了代表会议的几乎全部决议草案。斯大林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注：代表会议以《四月提纲》为基础，规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的路线，确定了党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波·加米涅夫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副报告，他和阿·伊·李可夫企图证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尚不成熟，认为只能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苏维埃监督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格·列·皮达可夫反对各民族有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的口号。他们的错误观点受到了会议的批判。在讨论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时，会议通过了格·叶·季诺维也夫提出的继续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里和参加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的错误决议案，列宁投票反对这一决议案。代表会议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维·巴·诺根、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伊·捷·斯米尔加、斯大林、Г.Х.费多罗夫共9人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30-456页。——24、69、435、617、702。）上我们就指出了这一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88—390页。——编者注）。在4月至10月这段时期，士兵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妥协政策一直在拖延战争，使帝国主义者发动荒唐的、失去理智的进攻，更深地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地转而采取积极的和平政策，必须把政权掌握到苏维埃手里，彻底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你们知道，维护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不仅是克伦斯基，而且还有阿夫克森齐耶夫，他们甚至逮捕了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正是我们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意识中去的这个政策，“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使我们能够在十月间在彼得堡十分容易地取得了胜利，并把最近几个月的俄国革命变成了一次全面的胜利进军。
内战已经成为事实。我们在革命初期甚至在战争初期所预言的，当时被很大一部分社会党人所怀疑甚至嘲笑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点，1917年10月25日已经在一个最大而又最◎第435页◎落后的参战国中成为事实。在这次内战中，绝大多数居民都站在我们这方面，因此我们非常容易地取得了胜利。
从前线归来的军队，把结束妥协主义的最大的革命决心带到了他们足迹所到的每个地方；这样，妥协分子、白卫军、地主子弟等就在居民中间失去了任何支持。同他们进行的战争，由于广大群众和被调来进攻我们的军队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就逐渐变成了革命的胜利进军。彼得格勒的加契纳战线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企图用来进攻红色首都的哥萨克发生了动摇；后来在莫斯科、奥伦堡、乌克兰等地的情况也是这样。整个俄国都掀起了内战的浪潮，而我们到处都异常容易地取得了胜利，正是因为果实已经成熟了，群众已经领受了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全部教训。我们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经经过群众长期历史经验的实际检验而成为他们的切身要求。
这就是俄国革命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全面胜利进军的原因。由于这种全面胜利进军，有些人就把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所立即碰到的而且不能不碰到的困难忘记了，把它们放到了次要地位。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屏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它所应做的一切，即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了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如果有过1905年伟大经验◎第436页◎的俄国革命的人民创造力，不是早在1917年2月间就建立了苏维埃，那么苏维埃在10月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夺得政权，因为当时要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运动是否具备现成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就是这种现成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政治方面才会有我们后来取得的那些辉煌成就，即全面胜利进军；因为新的政权形式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只须颁布一些法令把苏维埃政权从它在革命最初几月间所处的胚胎状态变成在俄罗斯国家内奠定下来的法定形式，即变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它的诞生这样容易，是因为1917年2月甚至任何一个政党都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苏维埃的口号以前，群众就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正是有过1905年的痛苦经验而变得聪明的人民的深刻创造力建立了这种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当时，战胜国内敌人的任务是极其容易的任务。建立政权的任务是极其容易的，因为群众已经为我们创立了这个政权的骨骼，即基础。苏维埃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可是还剩下两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革命在最初几月间所经历的那种胜利进军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不曾怀疑，而且也不可能怀疑，社会主义革命往后会遇到十分困难的任务。
第一，就是摆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的内部组织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落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根据目前的劳动条件，这个任务无论如何◎第437页◎不能像我们从前解决内战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任务本身的性质不允许采用这种解决方式。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我国的卡列金分子，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而只遇到一些甚至不值得严重注意的反抗，那是因为事件的这一进程已经由以往的整个客观发展预先决定好了，我们只要最后说一句话，换一块招牌，把“苏维埃是工会组织”的字样擦掉，写上“苏维埃是唯一的国家政权形式”就行了。可是在组织任务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每一个愿意深思熟虑地对待我国革命任务的人，立即就会明白：只有通过艰苦的、长期的自觉遵守纪律的办法，才能消灭战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瓦解现象；只有经过非常艰苦的、长期的和顽强的努力才能消灭这种瓦解现象，并战胜助长这种现象的分子，这些人把革命看成是摆脱旧的束缚、尽量为自己捞一把的手段。在小农国家里，在遭受严重经济破坏的时候，这种分子大量出现是必然的，而同这些分子的斗争要困难一百倍，不能指望轻易打开惊人的局面。这个斗争我们刚刚才开始。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斗争的第一阶段。我们还得经受严峻的考验。在这里，由于客观情况的不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像过去和卡列金分子进行斗争时那样只用高举大旗胜利进军的方式。谁要想把这种斗争方式拿来解决摆在革命道路上的组织任务，作为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他就会彻底破产。
当革命具体地碰到第二个极大的困难即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中间一些迷恋于革命初期胜利进军的青年同志也准备采取同样的办法。如果说，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克伦斯基匪帮，很容易地在本国建立了政权，毫不费力地得到了关于土地社会化和关于工人监督的法令，——如果说，我们很容易地获得了这一切，那只是因为当时侥幸凑成的条件使我们在一个短时间内得以避免了国际帝◎第438页◎国主义的侵害。国际帝国主义拥有雄厚的资本，拥有非常先进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装备，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无论按其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都是这样，——其所以不能，是由于贸易联系，是由于国际金融关系。在这方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很多自认为是左派的青年朋友们开始忘掉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即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取得伟大胜利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我们能够如此容易地节节取得胜利。其实这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使我们得以避免了帝国主义的侵害。帝国主义顾不上我们。我们也似乎顾不上帝国主义。而一些帝国主义者当时所以顾不上我们，那只是因为现代世界帝国主义的全部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由于内讧当时已分裂成为两个集团。卷入这场斗争的帝国主义强盗都全力以赴，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以致无论哪一个帝国主义集团都无法集中较大的力量来反对俄国革命。在10月的时候，我们恰好碰上了这样一个时机，我国革命恰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这令人难以相信，但确实就是这样），当时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都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千百万人的生命遭到毁灭；战争所引起的空前灾难使各国人民吃尽了苦头；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各交战国都陷入绝境，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客观形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陷于这种境地的各国人民还能继续打下去吗？只是由于我国革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即两大强盗集团，无论哪一个都不能马上向对方猛扑过去，也不能立即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的革命只是由于能够◎第439页◎利用而且利用了国际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这个时机，才在欧俄实现了光辉的胜利进军，才蔓延到了芬兰，并且开始波及高加索和罗马尼亚。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的领导层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党的工作人员，一些超人知识分子，他们迷恋这种胜利进军，他们说：我们对付得了国际帝国主义；在这方面也照样会胜利进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而这是不符合俄国革命的客观情况的。俄国革命只是利用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暂时故障，因为向我们冲来的机车暂时抛了锚，它本来一定会像火车辗碎独轮车那样把我们辗得粉碎，可是它抛了锚，原因是两个强盗集团发生了冲突。当时革命运动到处都在展开，但是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大都还处在开始阶段。它的发展速度完全不像我国那样。每一个认真考虑过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人都不会不了解，在欧洲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而在我国开始要容易得多，但是要继续下去，却比在欧洲困难。这个客观情况使得我们不得不经历异常艰难、异常急剧的历史转折。我们必须从10月、11月和12月在国内战场上反对反革命势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时的全面胜利进军，转到同真正敌视我们的真正国际帝国主义交锋。我们必须从胜利进军的时期过渡到异常艰难的时期，用空话和漂亮口号避开这种情况（虽然这样做很痛快）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们这个遭受破坏的国家里，群众已经极度疲惫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下去了，三年的痛苦的战争使他们精疲力竭，完全无力作战了。还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有一些非布尔什维克党的士兵群众的代表，在全体资产阶级面前毫不犹豫地说了真实情况：俄国军队不会再去打仗了。军队的这种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一个遭到战争空前破坏的小农国家，现在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我们没有军队，但不得不继续呆在武装到牙齿的强盗（从前是强盗现在还是强盗）身旁，靠宣传没有兼并和赔◎第440页◎款的和约是感动不了强盗的。这正像一只驯顺的家畜同猛虎躺在一起，劝猛虎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一样，而这种和约只有用袭击猛虎的办法才能争取到。关于这样一种前景我们党的一些上层分子（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工人组织）企图主要用空话和“不应该这样”的托词搪塞过去。他们说，实现这样一种和平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怎么能让我们这些一向高举大旗同敌人公开作战、振臂一呼就能战胜一切敌人的人作出让步，接受屈辱的条件。这永远办不到。我们是堂堂的革命家，我们首先声明：“德国人无法进攻。”（注：这项反对按德国提出的条件缔结和约的论据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1月8日（21日）召开的中央委员和党的工作人员会议上提出来的。瓦·瓦·奥博连斯基（恩·奥新斯基）断言：“德国兵不会进攻”，而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力图证明，德国军队“从技术上说无法进攻，因为时处严冬，没有道路……”列宁在《论革命空谈》一文中揭露了这些论断的错误和危害（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353-364页）。——441。）
这就是这些人聊以自慰的第一个托词。现在历史使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在进行空前困难的组织工作时必将经受一系列痛苦的失败。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已经把全部事业掌握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的手里，当我们肩负起这个事业时，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不管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不管我们会遭到多大的失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最终（不是马上）一定会到来，因为它正在到来；它一定会成熟，因为它正在成熟起来，而且会完全成熟。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但是当我们从这个完全抽象的真理出发，以这个真理为指南时，一定要注意，不要使这个真理以后变成空谈，因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如果你们说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革命这条九头蛇（注：九头蛇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而且生命力极强的怪蛇。——441、523。），谁不懂得这个道理，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那是说得很对的。的确，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如果你们说目前任何一次罢工都能一步跨到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十足的空话。“每次都在这个地方”（注：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伊·费·哥尔布诺夫的故事《在驿站》。一个驿站马车夫自吹赶了15年车，对山坡很熟悉，却老是把车赶翻，翻车以后还满不在乎地逗趣说：“你看，每次都在这个地方……”列宁套用这句话来讽刺无政府主义者的空谈。——441。）这句话，我们都听腻了，工人们早就把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抛弃◎第441页◎了，因为，毫无疑问，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社会主义革命这条九头蛇，但同样明显的是，如果硬说每一次罢工都能转变成革命，那就是废话。只有当目前到处都在成熟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成熟的时候，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才能被战胜，这样说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但是，下面这种说法却是完全荒谬的，即硬说我们可以把当前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具体困难掩盖起来，说什么“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上，所以什么蠢事我都可以干”。“李卜克内西会搭救我们，因为他反正会取得胜利”。他会给我们提供完善的组织，会把一切预先安排妥当，使我们可以得到现成的形式，就像我们曾经得到西欧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可能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我国在几个月内就取得了胜利，而为了在西欧取得胜利却已经花了几十年的工夫。总之，把胜利进军这种解决斗争问题的旧方式搬用到新的历史时期，是毫无益处的冒险。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它使我们遇到的不是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那样腐朽的家伙，而是国际强盗德帝国主义，而德国革命只是刚刚开始在成熟起来，显然还没有完全成熟。硬说敌人不敢向革命进攻就属于这种冒险。布列斯特谈判（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于1917年12月9日（22日）开始。苏俄代表团首先提出以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民主和约的原则为谈判基础，德方（以德国为主的同盟国）虚伪地声明同意，但以协约国也承认这些原则为先决条件。随后德方就以协约国拒绝参加谈判为由而宣布其声明失效，并于1918年1月5日（18日）向苏俄方面提出领土要求（所谓霍夫曼线），将原属俄国的约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以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大片地区——划出去。苏俄方面要求暂停谈判。
面对德方提出的掠夺性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内在是否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分歧。列宁权衡国内和国际形势，主张接受德方的条件，签订和约，以便得到喘息时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巩固苏维埃政权。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坚决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国际帝国主义宣布革命战争。列·达·托洛茨基则主张苏俄应宣布停战、复员军队、但不签订兼并性和约，即所谓不战不和。列宁的主张暂时未能得到中央多数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1月11日（24日）中央会议上提出了竭力拖延谈判的提案，以12票对1票获得通过。1月14日（27日），在当时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动身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列宁和他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再让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页））
（注：谈判重新开始后，德方拒绝同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团进行谈判，而在1月27日（2月9日）同乌克兰中央拉达代表团签订了和约。根据这个条约，拉达同意向德方提供大量粮食、牲畜等物资，以换取德方的军事援助。德方随后即以最后通牒口气要求苏俄立即接受德方条件。1月28日（2月10日），托洛茨基违背了同列宁的约定，书面声明苏俄宣布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随即退出谈判。德方利用这一点，于2月16日宣布停战协定失效，2月18日发起全线进攻。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在2月18日晚以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同意签订和约的决定。2月23日上午，苏俄方面收到了德方提出的新的、条件更为苛刻的最后通牒。当天中央会议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同意签订和约。2月24日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接受德方的最后通牒。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和约。——393、423、442。）时我们还不是非接受任何和约条件不可。根据当时客观的力量对比，得到的将不止是喘息时机。从布列斯特谈判本来就应当看到，德国人一定会发动进攻，德国社会内部孕育着的革命还没有达到立即爆发的程度。而我们不能责怪德帝国主义者，说他们还没有用自己的行动为革命的爆发作好准备，或者像我国某些自命为左派的青年朋友们所说的，他们还没有用自己的行动造成使德国人无法进攻的局面。当我们对这些青年朋友们说，我们没有军队，我们是被迫复员军队的，——我们是被迫的，我们决没有忘记在我们驯顺的家畜旁边卧着一只猛虎，——他们却不愿意了解这一点。我们◎第442页◎是被迫复员军队的，但我们决没有忘记，单方面下命令把刺刀往地上一插是不能结束战争的。
我们党内没有一个派别，没有一个组织，反对复员军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们都发疯了吗？当然不是。还在十月革命以前，一些非布尔什维克的军官就说过，军队已经不能打仗，让它在前线再留几个星期都不可能了。十月革命以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任何人，只要他愿意看到事实，愿意正视丑恶的令人痛心的现实，而不是躲起来或故意把眼睛蒙上，用傲慢的空话来回避现实，对于这种情况都是一目了然的。我们没有军队，我们无法把军队保住。我们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复员军队。军队是机体上患病的部分，它经历了空前的痛苦，受尽了战争的折磨，它在技术装备方面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投入了战争，最后在一触即溃的情况下退出了战争。这不应该归咎于那些忍受了空前痛苦的人们。士兵们在成百次的决议中，甚至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就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们已经淹没在血泊中，我们没法再打下去了。”当时尽管可以人为地拖延战争的结束，尽管可以像克伦斯基那样进行欺骗，尽管可以把战争的结束推迟几个星期，但是，客观现实还是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军队是俄国国家机体上患病的部分，它不能再承受这场战争的重担了。我们愈是迅速地把军队复员，它在其他部分病情还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就能愈是迅速地得到消除，国家就能愈是迅速地作好准备来迎接新的严峻的考验。正是因为我们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才没有任何异议地一致通过了复员军队的决议，通过了这个从对外事件看来好像是荒谬的决议。这是一个正确的步骤。我们说，保住军队是一种轻率的幻想。愈是迅速地把军队复员，整个社会机体也就能愈是迅速地康复起来。因此，“德国人无法进攻”这句革命空话，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是对事态的十分令人痛心◎第443页◎的过高估计，而从这句空话中又产生了另一种空谈：“我们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但是，如果德国人进攻呢？“不会的，他们无法进攻。”可是你们有权利拿来孤注一掷的不是国际革命的命运，而是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如果德国人一旦发动进攻，你们岂不成了德帝国主义的帮凶吗？但是，我们所有这些从1917年10月起成为承认保卫祖国的护国派的人都知道，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同帝国主义者断绝了关系：我们废除了秘密条约（注：苏维埃政府从1917年11月10日（23日）起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陆续公布了俄国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英、法、德、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秘密条约。1917年12月-1918年2月出版了7部《前外交部档案秘密文件汇编》。秘密条约的公布，起了巨大的革命宣传作用。——341、365、444。），战胜了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建议签订公开的、真诚的和约，使各国人民都能从行动上看到我们的一切愿望。真正主张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怎么能采取这种已经带来恶果的冒险行动呢？然而这是事实，因为我们党现在由于党内形成“左的”反对派（注：指“左派共产主义者”。
“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俄国共产党（布）内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产生于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安·谢·布勃诺夫、阿·洛莫夫、瓦·瓦·奥博连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卡·伯·拉狄克、格·列·皮达可夫等。“左派共产主义者”极力反对列宁在1918年初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认为同帝国主义国家媾和在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力主当时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把德国革命将会爆发设想为在最近某个短时期内就要爆发，认为德国政府很快会被德国革命所推翻。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张时多次指出，相信德国革命成熟和宣布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左派共产主义者”于1918年4月发表《目前形势的提纲》来对抗列宁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点（见本卷第511-540页）。1918年夏末，“左派共产主义者”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428、444、511、646。）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之一。
这个危机将被消除。无论是我们党或我国革命，都决不会由于这个危机而遭到灭亡，尽管目前这种情况十分逼近，完全可能发生。我们不会由于这个问题而灭亡的保证在于：事变使人们抛弃了解决派别分歧的旧办法，抛弃了那种大量发表文字材料、不停地进行争论、动辄实行分裂的旧办法，而掌握了一种新的学习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用事实、事件和世界历史的教训来检验一切。你们说，德国人无法进攻。根据你们的策略，便得出了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的结论。历史给你们上了一课，它打破了这种幻想。是的，德国革命在发展，但是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并不像俄国知识分子所希望的那样快，并不像我国历史在10月发展得那样迅速，——那时，我们无论到哪个城市去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几天以内十分之九的工人都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德国革命的发展，可惜没有这样快。应该谁照顾谁呢？是我们照顾德国革命还是德国◎第444页◎革命照顾我们呢？你们曾经希望德国革命照顾你们，而历史给你们上了一课。这是一个教训。因为，如果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会灭亡，——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或更远的地方，我们也许不得不迁到那里去，到那里的距离可能比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距离要远，但不管怎样，无论发生什么可能设想的情况，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这是绝对的真理。然而，这丝毫动摇不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一定能够踏踏实实地度过最困难的关头。
革命的到来，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快。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应当承认这是事实，要估计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各先进国家，不可能像革命在俄国这个尼古拉和拉斯普廷统治的国家那么容易开始，在这个国家里，大部分居民对于俄国边疆上居住的是些什么民族，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毫不关心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开始革命是很容易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为每个居民提供了民主的文化和组织的国家里，如果没有准备就开始革命，那是不对的，荒谬的。现在我们还只是接近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痛苦时期。这是事实。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也许在几星期以后，甚至在几天以后就会胜利（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应该准备应付特别严重的困难，应付特别严重的失败，这些困难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欧洲的革命还没有开始，虽然它明天可能开始。而欧洲革命一爆发，我们当然就不会再有疑虑，就不会再有革命战争的问题，而只会是全面的胜利进军。这种情况将会出现，必然会出现，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第445页◎就是历史教训了我们，严厉地惩罚了我们的一个简单事实，——而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因此我认为，当我们的这种希望——德国人无法进攻，可以高呼“乌拉”——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之后，我们的各级苏维埃组织会很快地使全苏维埃俄国的群众认识到这一教训。他们都行动起来，聚集在一起，准备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考虑已经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进行的争论，不是革命前那种仅限于党的狭隘范围的旧的争论，而是把一切决议都交给群众去讨论，他们要求用经验和事实来检验这些决议，他们从来不会被轻率的言论所迷惑，也不让自己离开事变的客观进程所规定的道路。一个知识分子或左派布尔什维克，当然可以回避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他当然可以避而不谈我们没有军队、德国革命尚未到来等问题。数以千百万计的群众，——哪里有千百万人，哪里才是政治的起点；哪里有千百万人，而不是几千人，哪里才是真正的政治的起点。——千百万群众看见从前线归来的士兵，知道军队成了什么样子。他们（不是指个别的人，而是指真正的群众）知道：我们已经不能打仗了；前线上的每一个人都忍受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群众懂得了一个真理：既然没有军队，猛兽又躺在身边，那就不得不签订极苛刻的屈辱的和约。只要革命还未爆发，你们还没有把自己的军队整顿好，还没有让军队复员回家，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这以前，病体是不能恢复健康的。我们高呼“乌拉”是不能打败德国强盗的，是不能像打垮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那样打垮德国强盗的。这就是群众得出的教训，他们并没有提出某些想回避痛苦现实的人强加给他们的保留条件。
起先，俄国革命在10月和11月是全面胜利进军，后来在几星期内突然为德国强盗所击败，准备接受掠夺性的媾和条件。的确，历史的转折是非常痛苦的，——我们遇到的所有这样的转折都非◎第446页◎常痛苦。1907年，我们同斯托雷平签订了空前耻辱的内部条约，我们不得不通过斯托雷平杜马这个牲畜栏，在保皇书上签字（注：这里说的是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必须在其上签名的效忠沙皇宣誓书。由于拒绝签名会失去动员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所必需的杜马讲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和杜马其他代表一起在宣誓书上签了名。——447。），承担了某些义务，当时我们经受了同样的痛苦，只是程度比现在的小一些罢了。当时优秀的革命先锋队里有一些人说（他们也丝毫不怀疑自己是正确的）：“我们是堂堂的革命家，我们对俄国革命充满信心，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去参加斯托雷平的合法机关。”你们会去参加的。群众生活和历史比你们的信心更有力量。如果你们不参加，历史会强迫你们去参加的。这是一些非常左的人，可是当历史刚一发生转折，他们这一派人就烟消云散了。既然过去我们一直是革命者，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并且又能够摆脱这种处境，那么，现在我们也一定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妄想，而是客观的必然性。在一个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家内之所以产生这种必然性，是因为欧洲的革命不顾我们的愿望，竟然迟迟没有爆发，而德帝国主义不顾我们的愿望，竟然发动了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善于退却。用空话掩盖不住令人万分痛心而可悲的现实；我们要说：但愿退却稍微有些秩序。秩序井然的退却我们做不到，——但愿我们的退却稍微有些秩序，赢得一个短促的时间，使我们机体上的患病部分能够多少得到消除。整个机体是健康的，它一定能战胜疾病。但是，不能要求它转瞬之间立刻就战胜，要想制止军队的溃逃是不可能的。我曾经对一位自命为左派的青年朋友说：同志，请你到前线去，看看那里军队的情况吧。他认为我的建议不怀好意，他说：“有人想流放我们，不让我们在这里宣传革命战争的伟大原则。”我提出这样的建议，确实没有要流放反对派的意思，不过是建议他们去看一看军队已经开始大量溃逃的情形。我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形，早就不能不看到，前线军队的瓦解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甚至把我们的大炮廉价卖给德国人。这种◎第447页◎情况当时我们就知道，正如现在我们也知道军队已经无法保持住。所以，用“德国人无法进攻”作为借口，是极大的冒险。既然欧洲革命延迟爆发，那么，我们就会遭到十分严重的失败，因为我们没有军队，因为我们没有组织，因为这两个任务不可能马上解决。如果不能适应形势，不准备在污泥中爬行，那就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空谈家。我建议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而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历史的安排并不那么符合我们的心愿，没有让各国革命同时成熟。
现在的情况是：内战已经开始了，这是同帝国主义冲突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证明帝国主义已经完全腐朽，各国军队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开始行动起来。是的，我们会看到国际范围的世界革命，但是，目前这还只是一个非常动听、非常美妙的童话。我很了解，爱听美妙的童话是儿童的天性。但是请问，相信童话是一个严肃的革命者的天性吗？任何童话中都包括着现实的因素：如果你给孩子们讲童话，里面的鸡儿猫儿不说人的话，孩子们对你所讲的童话就不会发生兴趣。同样，如果向人民说，在德国内战一定会到来，并且担保国际的战场革命（注：国际的战场革命一词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瓦·瓦·奥博连斯基（恩·奥新斯基）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提纲》中使用的，　这个提纲是提交1918年1月21日（2月3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载于1918年3月14日《共产主义者报》第8号。奥博连斯基在这个提纲里写道：“革命战争是战场上的国内战争，不可能具有那些进行战略性战役的全民族军队的正规军事行动的性质。在这里，和资产阶级国家（德国）的民族军队对峙的是无产阶级的武装队伍，这些队伍不只是作战，而且还以显示自己的阶级立场来’瓦解’敌人，呼唤他们不是向柏林而是向资产阶级进攻。军事行动具有游击斗争（类似街垒战）性质并和阶级的鼓动相结合。这些军事行动是群众性的有组织的革命运动的武装表现。革命战争就是’国际的战场革命’。”——448。）将代替同帝国主义的冲突，那么，人民会说你们在欺骗他们。你们这样做，就只能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在自己的愿望里克服历史所造成的困难。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将来能够行动起来，那当然很好。但是，你们是否已经测算好了，是否已经找到一种能够测定德国革命在哪一天爆发的仪器呢？不，这一点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是在孤注一掷。如果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可以得救。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它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如果它不能明天就取得胜利，那怎么办呢？那时群众会对你们说：你们的行动和冒险家一样，——你们指望能侥幸遇上这种事态的发展，可是并没有遇上，结果你们就束手无策，无法应付这种◎第448页◎国际革命没有到来的局面。国际革命必然会到来，但是目前还没有成熟。
已经到来的时期，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使我们这个把自己的军队复员（不得不复员）的国家遭到严重失败的时期。我的预言完全证实了：由于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的人的过错，我们签订了一个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加屈辱得多的和约。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为军队的缘故才同帝国主义缔结和约的。我们是同霍夫曼谈判，而不是同李卜克内西谈判，——我们就是这样援助了德国的革命。而现在你们却在帮助德帝国主义，因为你们把价值以百万计的财富（大炮和炮弹）送掉了，——这种情况是每一个见到军队的不堪设想的状况的人都应该预料到的。从前线回来的每一个诚实的人都说，只要德国人稍微一进攻，我们就会一败涂地。我们不出几天就会成为敌人的牺牲品。
我们记取了这个教训，就会消除我们的分裂，消除我们的危机，不管这种病多么严重，因为最可靠的同盟者——世界革命一定会来援助我们。有人说我们批准的这个和约是蒂尔西特和约（注：指拿破仑第一击败普鲁士和俄国军队后，法国和普鲁士于1807年7月在蒂尔西特缔结的和约。和约使普鲁士承担了沉重的、屈辱性的义务。普鲁士丧失了一半领土，担负了1亿法郎的赔款，此外还必须把军队缩减到4万人，按照拿破仑第一的要求提供辅助性的军队，并停止同英国的贸易。——425、432、449、470。），是空前未有的和约，是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屈辱、更具有掠夺性的和约。我回答说：完全正确。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从群众观点来看问题的。企图依靠自己的幻想，把10—11月间一个国家中革命胜利进军时期的策略搬到世界革命的事态发展进程上去，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当人们说喘息是幻想的时候，当名叫《共产主义者报》（注：《共产主义者报》(《Коммунист》)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一派别组织的报纸（日报），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郊区委员会机关报的名义，于1918年3月5-19日在彼得格勒出版，共出了11号。根据彼得格勒市党代表会议1918年3月20日决定，《共产主义者报》停刊。代表会议宣布以《彼得格勒真理报》为彼得格勒党组织的机关报。——428、449。）的报纸——这名称大概是从公社这个词来的——连篇累牍地批驳喘息论的时候，我说：我经历过许多次派别冲突和分裂，所以我有很多实际经验，而我要说，我看得很清楚，这种病用党内派别分裂的旧办法是治不好的，因为现实生活会先把它治好。现实生活在迅速前进。在这方面它起着非常出色的作用。历史把◎第449页◎它的火车头推动得这样迅速，以致《共产主义者报》编辑部还来不及出版下一号，彼得格勒的大多数工人就会开始对该报的主张感到失望，因为现实生活表明，喘息已经成为事实。而现在我们签订和约，有了一个喘息时机，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更好地保卫祖国，——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战争，我们的军队就会狼狈溃逃，而这种情形本来是必须加以制止的，但是我们的同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无法制止，因为战争比宣传，比成千上万的议论更有力量。既然他们不了解客观情况，他们就无法制止军队的溃逃，他们也制止不了。这支患病的军队使整个机体都受了感染，因此我们遭到了新的空前的失败，遭到了德帝国主义对革命的新的打击，——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轻率地使自己落到了在帝国主义的攻击面前没有机关枪的境地。但是，我们将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来说服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战斗，并告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要建立自觉的纪律，严格的纪律，否则你们还会像现在这样遭受德国人的铁蹄的蹂躏，只要人民还没有学会斗争，没有建立起一支不逃跑而能忍受空前痛苦的军队，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这种蹂躏。”其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德国革命还没有爆发，而且也不能保证它明天一定爆发。
因此，《共产主义者报》上的大量文章所坚决反对的喘息论是由实际生活本身提出来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喘息时机已经成为事实，每个人都在利用它。我们曾经设想过，我们在几天以内就会失去彼得格勒，因为当时逼近我们的德国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天的路程，优秀的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尽管斗志高昂，终究是孤军作战。当时情况空前混乱，一片惊慌，军队被迫一直溃退到加契纳，当时我们竟然收复了不曾丢失的地方。事情是这样：一位报务员来到一个火车站，坐在发报机旁发出这样的电报：“未见德军。◎第450页◎我们已占领火车站。”几小时以后，交通人民委员部给我打电话说：“下一个火车站已占领，我们正向扬堡逼近。未见德军。报务员照常工作。”这就是当时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这就是十一天战争（注：这里说的11天看来是指从1918年2月18日德国军队开始进攻到1918年2月28日苏俄代表团抵达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这一段时间。但实际上，德国军队的进攻一直延续到1918年3月3日签订和约那一天。——451。）的实际情况。这些情况是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告诉我们的，应该把他们请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让他们讲讲真实情况。这是一种令人非常痛心和难过，令人感到痛苦和丢脸的真实情况，但是它要有用得多，俄国人民是能够理解的。
我觉得人们向往国际的战场革命是可以的，因为它肯定会到来。时机一到，一切都会到来，可是现在必须建立自觉的纪律，无论如何必须服从指挥，以便建立模范的秩序，使工人们学习作战，哪怕一天只学习一小时也好。这比讲美妙的童话要困难一些。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你们这样做就会帮助德国革命，就会帮助国际革命。喘息时机能持续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喘息时机我们已经得到了。必须尽快复员军队，因为这是一个有病的器官；同时，我们还要援助芬兰的革命（注：芬兰革命是1918年1月在芬兰南部工业地区爆发的。1918年1月27日夜，芬兰赤卫队占领了芬兰首都赫尔辛福斯，资产阶级的斯温胡武德政府被推翻。1月28日，工人们建立了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参加革命政府的有库·曼纳、奥·库西宁、尤·西罗拉等人。国家政权的基础是由工人选出的工人组织议会。革命政府的最主要的措施是：将一部分工商企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把芬兰银行收归政府管理，并建立对私营银行的监督；建立工人对企业的监督；将土地无偿地交给佃农。芬兰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在芬兰南部取得了胜利。斯温胡武德政府在芬兰北部站稳了脚跟之后，集结了一切反革命力量，在德国政府的援助下向革命政权发动进攻。由于德国的武装干涉，芬兰革命经过激烈的内战以后于1918年5月初被镇压了下去。——451。）。
当然，我们是在违反条约，我们已经违反了三四十次。只有小孩子才不了解，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并且有了很大发展的痛苦而漫长的解放斗争时期，必须进行长期的谨慎的斗争。耻辱的和约引起人们的反抗，但是《共产主义者报》的同志们在谈论战争的时候，却感情用事，忘记了当时人们一直紧握拳头眼前不时出现倒在血泊中的孩子的情景（注：眼前不时出现倒在血泊中的孩子的情景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普希金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鲍里斯·戈都诺夫阴谋杀害了九岁的王子季米特里，自己当了沙皇，但他常常惊慌不安，说他总是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列宁借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人们的厌战心理。——451。）。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绝对不能这样过日子，不能忍受这种耻辱。”他们的报纸名叫《共产主义者》，其实应该叫作《小贵族》，因为它看问题活像一个小贵族，死到临头还手握利剑，摆出一副了不起的姿态说：“媾和是耻辱，战争才是光荣。”他们谈论问题是用小贵族的观点，而我却是用农民的观点。◎第451页◎
军队在溃逃，为了不丧失成千上万人不能不溃逃，我在这种时候接受和约，是为了不让情况变得更坏。难道缔结条约是耻辱吗？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农民和工人都会为我辩护，因为他们懂得，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德国人在缔结了蒂尔西特和约以后从拿破仑的压迫下获得了解放，这件事我讲过不止一次；我有意把我们的和约称为蒂尔西特和约，虽然我们并没有接受蒂尔西特和约上的那些条件，即承担派遣我国军队去帮助侵略者侵略其他民族的义务，——这是历史上有过的事实，如果我们只是寄希望于国际的战场革命，那么，我们的事情也会弄到这种地步。要当心，不要让历史也把你们变成这种军事奴隶。只要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切国家内取得胜利，苏维埃共和国就有沦为奴隶的可能。拿破仑曾经在蒂尔西特强迫德国人接受空前耻辱的和约条件。和约签订了好几次。当时的霍夫曼——拿破仑——曾经抓住过德国人违反和约的事，现在的霍夫曼也会在同样的问题上抓住我们。不过，我们要竭力设法不让他很快抓住。
这次战争给了俄国人一个辛酸、痛苦、同时又是很重要的教训：组织起来，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建立一种可以作为模范的纪律。要学习德国人的纪律，否则，我们这个遭到失败的民族就会永远当奴隶。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而且也只能是这样。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战争的喘息时机，战争是获得某种更好一点或者更坏一点的和平的手段。在布列斯特，根据力量的对比我们本来可以签订一个战败国的和约，但还不是屈辱的和约。在普斯科夫，根据力量的对比就只能签订一个耻辱的、比较屈辱的和约了。而在下一阶段，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我们将被迫签订一个更加屈辱得多的和约。我们不会说，苏维埃政权只是一种形式，就像莫斯科的青年朋友们对◎第452页◎我们说的那样（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1918年2月24日决议所附的“说明”。这个“说明”里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列宁在《奇谈与怪论》一文中对它作了分析和批判（见本卷第420-427页）。——453。）。我们不会说，为了某些革命原则，可以牺牲内容。我们说：让俄国人民懂得，应该遵守纪律，组织起来，这样就能经受住一切蒂尔西特式的和约。解放战争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这些战争有广大群众参加，解放就会很快到来。我们说：既然历史是这么发展的，我们就可能不得不从和平重新转到战争，——这也许就是几天以内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作好准备。如果各报所载属实，纳尔瓦还没有被德国人占领，那么，我丝毫不怀疑德国人正在纳尔瓦城外作准备。德国人不是在纳尔瓦城里就是在纳尔瓦近郊，不是在普斯科夫城里就是在普斯科夫近郊正在集结自己的正规军，修复铁路，以便下一次一跃而夺取彼得格勒。这只野兽很会跳跃，它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还要再跳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应当作好准备，不要说大话，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时机也要争取，因为即使是一天的时间也可以用来从彼得格勒撤退。如果彼得格勒被占领，我们的几十万无产者就会遭受空前未有的磨难。我再说一次，我决心签订并且认为有义务签订屈辱二十倍以至一百倍的条约，以便取得哪怕是几天的时间来撤出彼得格勒。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减轻工人们的痛苦，否则他们就会遭受德国人的蹂躏；同时我可以使我们所需要的物资、火药等等更容易地从彼得格勒运出，因为我是护国派，我主张训练军队，哪怕是在最遥远的大后方训练，我们正在那里治疗目前这支已经复员的患病的军队。
我们不知道，喘息时机会继续多久，我们要设法抓住时机。喘息时机可能比较长，也可能只有几天。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所有的大国都受约束，受牵制，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作战。霍夫曼的行动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方面要击溃苏维埃共和国；另一方面，他要在好几条战线上作战；第三方面，德国革命正在成熟、发展。霍夫曼也了解这一点，正像人们所断定◎第453页◎的那样，他不能马上夺取彼得格勒，夺取莫斯科。但是，明天他会这样干，这是完全可能的。我再说一遍：在军队已经有病，我们尽量利用每一个机会来争取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时间的时候，每一个联系群众、知道什么是战争、什么是群众的严肃的革命者，都应该教育群众遵守纪律，治好群众的疾病，设法唤起群众去进行新的战争。每一个这样的革命者，都会为我们辩护，认为签订任何耻辱的条约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有利于复兴俄国和治好它有病的器官。每个神志清醒的人都懂得，我们签订这项和约，并不是停止我们的工人革命；谁都知道，我们同德国人签订和约，也并不是停止我们的军事援助。我们正在给芬兰人运去武器，而不是派去不中用的部队。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之二）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的两件文献。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6-8日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举行。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首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最终解决同德国签订和约的问题。
在签订对德和约的问题上，当时党内斗争非常尖锐。列宁和支持他的中央委员力主苏维埃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列宁的立场的基本原则最充分地反映在他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中（见本卷第391-399页）。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左派共产主义者”掌握了莫斯科、彼得格勒、乌拉尔等地的党组织的领导权，激烈反对列宁的路线。列·达·托洛茨基的立场接近于“左派共产主义者”。“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义口号遭到了大多数基层党组织的驳斥。到召开代表大会时，列宁的缔结和约的路线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党组织的支持。
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47名，有发言权的代表59名，共代表17万左右党员。当时俄共（布）有30多万党员，由于大会召开过分紧急和某些地区暂时被德国占领，一部分党组织未能选派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组织问题；选举中央委员会。）
（注：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工作。他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参加了所有问题的讨论，总共发言18次。
列宁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之后，布哈林作了副报告，他仍然坚持其对德作战、反对签订和约的立场。会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18位代表发言。支持列宁的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伊·捷·斯米尔加、雅罗斯拉夫尔的代表罗扎诺夫以及其他代表。列宁的富于说服力的论据使得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了列宁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否决了“左派共产主义者”作为决议提出的《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而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决议。这一和约随后在3月14-16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得到批准。
代表大会接着讨论了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列宁写的《党纲草案草稿》在大会开幕时就分发给了大会代表，他的报告就是以这个文件为基础的。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把党的名称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为了制定新党纲，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七人委员会。
代表大会以秘密投票方式选出了由15名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434。）
也许，我们即将应战；可能明天我们把莫斯科也放弃，然后，再转入进攻，调动我们的军队去迎击敌军，但这需要人民的情绪有所转变，这种转变还在酝酿之中，也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种转变一定会到来，那时广大群众说的就会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哪怕是极其苛刻的和约，我也不得不接受，因为目前我还不能说，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复兴的时期一旦到来，大家都会体会到这一点，都会看到，俄国人并不是傻瓜；他们看到，他们懂得，应该克制，应该贯彻实行这个口号，——这就是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注：指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14-16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为解决批准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召开的。
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讨论了和约问题，列宁在会上讲了话。党团会议以453票赞成、36票反对、8票弃权赞同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由于代表还没有全部到达，党团的人数不齐。
3月14日，代表大会开幕。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共1232名，其中布尔什维克79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83名，中派社会革命党人25名，孟什维克21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1名。副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向代表大会介绍了和约的内容后，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批准和约问题作了报告。波·达·卡姆柯夫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作了反对批准和约的副报告。
会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结成统一阵线，反对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经过辩论，大会以784票赞成、261票反对、115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批准和约的决议。“左派共产主义者”不顾党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和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决定以及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作出的党员不得反对党的决定的规定，投了弃权票。和约批准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
大会还批准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2月底作出的关于把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由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决定，选出了由207人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454、474、629。）的主要任务。
应该学会按新的方式进行工作。这样做要困难得多，但这并不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样做决不会毁掉苏维埃政权，只要我们自己不用愚蠢透顶的冒险行动来毁掉它。将来总有一天，人民会说：我们不能再受人蹂躏了。但是这就要求我们不去采取这种冒险行动，而要善于在困难的条件下，在日前我们签订的空前屈辱的条约下进行工作，因为这样的历史危机，决不是一场战争、一个和约所能解◎第454页◎决的。由于德国存在着君主制的组织，德国人民被捆住了手脚，在1807年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在签订这项和约之前就签订过好几次屈辱的和约，这些和约变成了喘息时机之后，每次随之而来的都是新的屈辱和新的违反。群众的苏维埃组织使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口号应当只有一个：认真学习军事，整顿铁路秩序。没有铁路而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战争，就是十足的叛变。必须建立秩序，必须培养能够取得优异革命成就的最大毅力和力量。
既然得到了喘息时机，哪怕只有一小时，也要紧紧抓住，利用这个时机同大后方保持联系，在那里建立新的军队。抛弃幻想吧，这些幻想已经使你们受到实际生活的惩罚，将来还会受到更重的惩罚。在我们面临的这个时期，我们会遭受许多严重的失败，这个时期已经到来，要善于认真地对待它，要作好准备，以便在不合法的条件下，在完全受德国人奴役的条件下顽强地进行工作。这一切用不着遮遮盖盖；这确实就是一个蒂尔西特和约。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那么，尽管遭到失败，我们仍然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会胜利。（鼓掌）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23页◎第455页◎
9　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
　 的报告（注：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列宁就提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1917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确认了四月代表会议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并决定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制定新党纲。1917年9月20日（10月3日），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问题，党中央组织局发表公告，宣布紧急代表大会定于1917年10月17日（30日）召开，其议程为：(1)修改党纲；(2)组织问题。党中央委员会就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代表选举问题向党组织发了通告信。1917年10月5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推迟召开大会，并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党纲草案。1917年10月，列宁发表了《论修改党纲》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44-372页）。由于准备和实行十月武装起义，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十月革命后，1918年3月举行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制定新的党纲，以确定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任务。1919年3月举行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党纲草案的所有主要部分都是列宁起草的。
　 更改党的名称问题是列宁在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提出的。以后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见本卷第16、64-68页）以及在1917年发表的其他许多著作和讲话中都论证了更改党的名称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1917年的四月代表会议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审议。直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才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更改党的名称的决议。——456。）
　　　（3月8日）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从1917年4月起就在党内展开了相当详细的讨论，因此，中央委员会一下子就通过了看来不会引起很大争论、甚至不会引起任何争论的决议，即中央委员会建议更改我们党的名称，把它叫作俄国共产党，并在括号里附上布尔什维克。我们都认为附上这几个字是必要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个词不仅在俄国政治生活中，而且在一切注视俄国整个事态发展的外国报刊上都得到了公认。“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这一点在我们的报刊上也已经作过解释。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了解到民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概念在我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过时了。我们建立了西欧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民主类型。只有巴黎公社是它的雏型，而恩格斯在谈到巴黎公社时说过，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编者注）。总之，既然劳动群众亲自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立维持这种国家制度的武装力量的事业，那么，特殊的管理机构，实行某种国家强力的特殊机构就开始消失，因此，我们也就不能赞成旧形式的◎第456页◎民主。
另外，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限于剥夺工厂、土地和生产资料，不仅仅限于严格地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有人可能因此把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混淆起来，这种意见在中央委员会里马上就遭到了否决，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把自己仅仅称为共产主义者，总是附加一些东西。社会主义在这方面也是各式各样的，但是这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改良派、民族社会党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党派混淆起来。
另外，更改党的名称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直到现在，欧洲各先进国家旧的正式的社会党，都没有摆脱使欧洲正式社会主义在这次战争中彻底破产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乌烟瘴气，因此直到现在，几乎所有正式的社会党都是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真正的障碍，真正的绊脚石。现在各国劳动群众对我们党无疑抱有极大的同情，我们党应该尽量坚决果断、明白无误地声明我们党同这种旧的正式的社会主义断绝关系，而更改党的名称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
其次，同志们，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关于它的实践和政治部分的问题是一个更加困难得多的问题。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我们已有了一些材料：莫斯科和彼得堡出版了关于修改党纲的文集（注：指1917年出版的两本有关修改党纲的文集。一本是列宁编辑并作序、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出版的《修改党纲的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2-493页）。另一本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工业区区域局出版的《修改党纲的材料》，载有弗·巴·米柳亭、维·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和弗·米·斯米尔诺夫的文章。列宁在《论修改党纲》一文中详细分析和批评了索柯里尼柯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文章（同上，第32卷第344-372页）。——457。），在我们党的两个主要理论刊物（彼得堡出版的《启蒙》（注：《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一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А.А.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柯·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见本卷第281-327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44-372页）。——457。）和莫斯科出版的《斯巴达克》（注：《斯巴达克》杂志(《Спарта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从第2期起）的理论刊物，1917年5月20日-10月29日（6月2日-11月1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刊编辑是尼·伊·布哈林。参加该刊工作的有米·斯·奥里明斯基、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恩·奥新斯基、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等。——457。））上刊登过论述怎样修改我们党纲理论部分的文章。我们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材料。曾经有过两种基本观点，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并没有分歧，至少没有原则上、根本◎第457页◎上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丢掉我们纲领（注：指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这个党纲的草案是《火星报》编辑部于1901年底至1902年上半年制定的。党纲理论部分由格·瓦·普列汉诺夫负责起草。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草案提出了批评，自己另写了一个草案。为了编写出共同的纲领草案，《火星报》编辑部成立了一个协商委员会。委员会以普列汉诺夫草案作为它的草案的基础，同时，在草案中写入了列宁的一些重要论点。党纲实践部分中的土地问题的条文和结束语是列宁写的。1902年4月《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批准了全编辑部的党纲草案，包括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火星报》编辑部的党纲草案在1903年7-8月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略加修改后通过。
这个党纲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的理论部分，根据列宁的建议，写入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458、715、755。）中原有的理论部分是没有根据的，甚至是不正确的。我赞成这个观点。不过应该把关于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述补充进去，同时，考虑到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已经开始，还应当把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论述补充进去。不管我们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我们这支队伍的命运如何，不管革命今后的变化如何，不管怎么样，卷入这场战争并把最先进国家弄到饥荒、破产和野蛮地步的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都已经陷入绝境。这里应该用30年前（1887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估计欧洲战争的前途时说过的话。他说，在欧洲，王冠将成打地滚落街头而无人拾取；他说，许多欧洲国家都难免要遭到难以置信的经济破坏，欧洲战争惨祸只能有一个结局，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不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就是造成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7页。——编者注）恩格斯对这一点说得非常精确和谨慎。恩格斯不同于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同于那些拿自己过了时的谬论来炫耀的人，他们认为在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恩格斯清楚地知道，甚至在任何一个先进的社会里，任何一次战争不仅会造成破坏、野蛮、痛苦，使群众遭受灾难，使他们淹没在血泊中，同时，也不能保证这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将来“不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就是造成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因此，也就是说，在文化和生产资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有许多艰苦的过渡阶段，但结果只能是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的奋起和过渡到由它夺取政权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不管文化遭到怎样的破坏，都不能把它从历史生活中除掉，要恢复它虽然困难，但是，在任何时候无论什么◎第458页◎样的破坏都不能使文化完全消灭。这种文化的某些部分、某些物质残余是消灭不了的，困难只是在于恢复文化。因此，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保留旧的纲领，而把有关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开始的论述补充进去。
我已经在我发表的党纲草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1—493页。——编者注）里表明了这个观点。另外一个草案由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的文集中。另一种观点反映在我们的一些交谈中，特别是反映在布哈林同志的谈话中，由弗·斯米尔诺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的文集中。这个观点认为，必须把纲领中原有的理论部分全部删去或者差不多全部删去，用新的来代替它，也就是说不像我们的纲领那样论述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而是论述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以及直接向社会革命时代的过渡。我并不认为这两个观点有原则的、根本的分歧，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把论述从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旧纲领删去，在理论上是不对的。那里并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东西。过去和现在事情正是这样发展的，因为商品生产产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导致帝国主义。这是总的世界历史前景，不应当忘记社会主义的基础。无论今后的斗争会有什么变故，无论有多少局部的曲折需要我们去克服（这种曲折今后会有很多——我们亲眼看到革命历史有过多大的波折，这还是仅就我国来说的；当革命转变为欧洲革命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就会更复杂、更迅速，发展的速度就会更迅猛，转变也就会更复杂），为了在这些历史的曲折和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并牢记总的前景，以便能看到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过程和通向社会主义整个道路的红线——自然，这条道路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笔直的，而我们也应该◎第459页◎把它想象为笔直的，以便看到它的开始、继续和终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条道路决不会是笔直的，而将是难以想象的复杂，——为了在这些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为了在向后退却、暂时失利的时候，或者在历史或敌人把我们抛到后面去的时候不致于迷失方向，在我看来，不丢掉我们旧的基本的纲领是重要的，在理论上也是唯一正确的。因为目前我们俄国还只是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我们在某个时期曾经在理论上设想过、符合我们愿望并且能使我们迅速度过这些过渡阶段的和平环境。我们立刻看到的是俄国内战怎样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以及内战怎样跟其他许多战争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将必然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而且这种暴力将构成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一个充满着各种各样战争的整个时代，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战争，内战，二者相互交织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这种或那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的解放战争。这个时代，这个发生大崩溃、动辄诉诸武力、充满危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而这还仅仅是开始。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完全删掉论述一般商品生产和一般资本主义的部分。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具有相当规模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取决于它轻易地、迅速地还是缓慢地战胜自己的敌人，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应该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我们纲领的力量就在这里，这个纲领已为革命的种种变故所验证。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自己的纲领完全建◎第460页◎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依据的绝对确凿的事实就是：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全世界已经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历史现象，导致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必须首先在纲领中把这一点确定下来。这个帝国主义开始了社会革命的时代，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我们也必须把它说清楚。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确认这个事实，就是向全世界高举社会革命的火炬，——这不仅是作鼓动宣传，而且是展示新的纲领，告诉西欧各国人民：“这就是我们大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资本主义，它就是这样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这就是现在正在开始的、按时间先后来说由我们担负了第一个角色的社会革命的时代。”我们要在一切文明国家的面前发表这个宣言，这个宣言不仅是热烈的号召，而且是有绝对确凿的论据的，是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承认的事实当中得出来的。这样就会使这些现在已经背弃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策略，同我们所赞同的、每个觉悟工人都熟知的理论前提，即资本主义在发展并转化为帝国主义这个理论前提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在开姆尼茨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对帝国主义作过论述，这个论述同社会主义叛徒目前的策略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大的。（注：开姆尼茨代表大会即1912年9月15-21日在开姆尼茨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决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卑鄙的掠夺和侵略政策”，号召工人阶级“加倍努力来反对帝国主义”。
巴塞尔代表大会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只讨论了一个问题，即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威胁问题。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号召全世界工人积极展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并建议社会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违反这个宣言和历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到了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对第二国际领袖们的这种变节行为，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见本版选集第2卷第454-506、507-550页）等著作中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461。）因此，我们应该重申这个主要之点，以便更清楚地告诉西欧的劳动群众，他们的领导人应该在哪一点上受到谴责。
我认为这样的纲领结构在理论上是唯一正确的，其主要根据就在这里。把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论述当作陈旧的废物抛弃，这不是从当前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性质出发，因为我们还没有超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几个阶段，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这些特点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内是没有的。因此，在欧洲，这些过渡阶段将是另外一种样子，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第461页◎然如此；所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带民族特色的过渡阶段上，从理论上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过渡阶段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对欧洲来说却未必必要。我们应该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就能从理论上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赶出这个阵地。从这里可以得出同样必然的结论：社会革命的时代开始了。
我们这样做，始终是以确凿的事实为根据的。
其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阐明苏维埃类型的国家。我在《国家与革命》（注：见本卷第109—221页。——编者注）一书中曾尽力说明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受到西欧占支配地位的正式社会主义的严重歪曲，苏维埃革命和俄国建立苏维埃的经验非常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苏维埃还有许多东西很粗糙，不完善，这是毫无疑问的，每一个细心观察苏维埃工作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这里重要的、有历史价值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向前迈进了一步的东西，就是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在巴黎公社时期，这种类型的国家在一个城市里存在了几个星期，而且人们并没有理解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些创造了公社的人并不了解公社，他们以觉醒了的群众的天才的敏感创造了公社，但是没有一个法国社会主义派别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而我们的情况不同，在我们之前有巴黎公社，有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多年的发展，我们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尽管苏维埃中存在着粗糙和无纪律这种我国小资产阶级特性的残余，新型的国家还是由人民群众建立起来了。它已经活动了不是几个星期，而是◎第462页◎好几个月了，不是在一个城市，而是在一个大国，在好几个民族地区。苏维埃政权这种类型显示了威力，连芬兰这样一个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国家也接受了，那里虽然没有苏维埃，但政权类型毕竟也是新的、无产阶级的。（注：指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它是在推翻斯温胡武德资产阶级政府以后于1918年1月28日建立的。除人民代表委员会外，还成立了工人组织总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由有组织的工人选举产生的各工人组织议会构成了国家政权的基础。——463。）这就证明：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没有官僚，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以新的民主制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制，这种新的民主制把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推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使他们既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和武装保卫者，并建立能够重新教育群众的机构，——所有这些，在理论上是无可争辩的。
在俄国这才刚刚开始，而且开始得并不好。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开始做的有哪些做得不好，我们是能够加以克服的，只要历史让我们能够有更多一些时间致力于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对新型的国家的论述在我们的纲领中应该占有显著的地位。遗憾的是，目前我们不得不在从事政府工作的条件下，在异常匆忙的条件下来制定党纲，我们甚至未能召集自己的委员会，拟出正式的纲领草案。分发给代表同志们的东西只能称为草稿（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65—71页。——编者注），这一点大家都会清楚地看到。其中关于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而我觉得正是在这里可以表现出我们的纲领的国际意义。我认为，如果我们只是用号召、口号、游行、宣言等等来表示我国革命的国际意义，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具体地指给欧洲工人看，我们着手做了什么事情，怎样着手做的，怎样来理解这一点。这样就会促使他们具体地了解怎样达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他们必然会看到：俄国人正在着手做一件好事，如果俄国人做得不好，那么我们要做得好些。为此必须尽量提供更多的具体材料，说明我们试图创造什么新的东西。我们有苏维埃政权这种新型的国◎第463页◎家；我们要竭力描述它的任务和结构，竭力说明，这种还有很多混乱和不合理现象的新型民主制，其活的灵魂就是政权转归劳动者，消灭剥削和镇压机关。国家是镇压机关。必须镇压剥削者，但是，用警察是镇压不了他们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镇压他们，这种机关应该像苏维埃那样和群众有联系，应该代表群众。苏维埃同群众要接近得多，它们提供了接近群众的机会，它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教育这些群众。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农民渴望学习，但我们希望他们不要从书本上学习，而要从自身经验中来学习。苏维埃政权是群众立即开始学习管理国家和组织全国范围的生产的机关。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这个任务，并且不仅着眼于我们一个国家，而且还号召欧洲工人来援助。我们正应该从这个总的观点来具体地说明我们的纲领。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巴黎公社道路的继续。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欧洲工人在走上这条道路以后一定会来援助我们。他们会更好地去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把重心从形式方面转到具体条件上来。如果说过去要求保证集会权利特别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对集会权利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能妨碍集会了，苏维埃政权只需要提供集会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他们说：“所有公民均有集会权利，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提供会场。”而我们说：“少讲空话，多做实事。”必须夺取宫殿，不仅夺取塔夫利达宫，还要夺取其他许多宫殿，关于集会权利我们则不谈。这一点也应适用于民主纲领的其他各条。我们应该自己来审判，公民应该普遍参加审判工作和国家管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我◎第464页◎们认为，我们的功劳就在于竭力帮助群众立即亲自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书本上或从讲课中学习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能具体地、明确地说出我们的这些任务，我们就会推动全欧洲的群众去讨论这个问题和实际提出这个问题。也许该做的事情我们做得并不好，但是我们是在推动群众去做他们应做的事情。如果我国革命所做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我们深信它不是偶然的，不是我们党的决议的产物，而是马克思称之为人民革命的任何一次革命的必然产物，即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口号、依自己的愿望而不是靠重复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所进行的革命的产物，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这里我们接触到是否应该取消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差别问题。也应该，也不应该。我不怕取消，因为去年夏天有过的那种观点，现在不应该再有了。当我们还没有夺得政权的时候，我说“还早”，而现在，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并且考验了这个政权，这就不早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63—367页。——编者注）。我们现在应该拟定苏维埃政权的新纲领来代替旧纲领，但丝毫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以为我们不会被迫倒退回去，那是空想。
俄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在历史上是不容否认的。我们说，在任何被迫倒退的情况下，我们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如果敌对阶级的力量把我们赶上这条老路的话，但是我们的目标仍是争取经验所得到的东西，即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类型的国家——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这一点应该在纲领中写明。我们要制定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来代替最低纲领。对新型国家的论述应该在我们的纲领中占显著的地位。
显然，我们现在还制定不出纲领。我们应该拟定纲领的基本要◎第465页◎点，交给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去制定基本提纲。甚至可以更简单些，可以根据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会议的决议（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2—33页。——编者注）来制定，因为那里已经提供了一个提纲。应当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苏维埃政权作出这种论述，然后提出实际的改造措施。我觉得，在这里，在纲领的历史部分，要指出目前已经开始没收土地和工厂（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俄国通过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的土地法令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同时逐步把工业和基本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到1918年春，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最大的冶金工厂和机器制造工厂以及乌拉尔和顿巴斯的采矿业已转归国家所有。从1918年5月起，制糖、石油等工业的整个部门开始国有化。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把全部大工业收归国有。——466。）。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具体的任务，即组织消费，普遍设立银行，把银行变成遍布全国的国家机关网，为我们提供公共簿记，提供由居民自己来进行的计算和监督，这是社会主义的下一些步骤的基础。我认为这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应该以我们苏维埃政权的具体要求的形式写出来，即目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在银行政策方面，在组织产品生产，组织交换、计算和监督，实行劳动义务制等等方面打算进行哪些改革。如果获得成功，我们就要补充说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大大小小的步骤。这里应该十分精确和清楚地说明，什么是我们已经开始做了的，什么是我们还没有做完的。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已经开始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做完。我们丝毫不要夸大，不要脱离事实，要非常客观地在纲领中叙述我们已经做到的和我们打算要做的事情。我们要让欧洲的无产阶级看到真实情况，并对他们说：这是应该做的，——好让他们说：俄国人哪些事情做得不好，我们会做得好些。当群众都一心要这样做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就会不可战胜。在大家眼前正在进行着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一场纯粹掠夺性的战争。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在大家眼中露出原形，变成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时，这将再一次给西欧无产阶级以新的推动。必须揭露这一点，指出这是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战争。这就◎第466页◎是我认为必须同你们谈谈的总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我具体建议马上交换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然后或许就在这里制定几个基本要点，如果认为这样做有困难，那现在就不这样做，而把党纲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或者一个专门委员会，委托它根据现有的材料和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或秘书的详细记录来制定党的纲领，而党的名称应该立即更换。我觉得，我们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大家都会同意：由于我们遇到了种种事件，我们的纲领在起草工作方面还没有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我相信，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内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我们党的各个派别中有足够的理论人才，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制定出纲领来。当然，纲领中会有许多错误之处，更不用说在文字和修辞方面不确切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进行这项工作，而安静却是文字工作所必需的。
所有这些错误我们将在工作过程中加以纠正，而我们深信，我们是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实现这个纲领。我们至少要根据实际情况准确说明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说明我们为民主制提出了不同的任务，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任务从“剥夺剥夺者”这个一般的抽象的公式转到银行国有化（注：银行国有化法令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并在1917年12月15日（2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2号上公布（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225-230页）。——467。）和土地国有化这样一些具体的公式，而这些将是纲领的主要部分。
土地问题应该这样进行修改：这里要反映出愿意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愿意帮助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小农是怎样在抱有各种偏见、各种旧观点的情况下开始给自己提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实际任务的。我们不把这一点强加于别的国家，但这是事实。农民不是用空话，而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帮助并且正在帮助已经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有人责备我们想用暴力实施社会主义，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主要是从小农经济的观点来◎第467页◎公平地分配土地。同时我们要优先照顾公社和大的劳动组合（注：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的《土地法令》和1918年1月18日（31日）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都规定平均分配土地（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这是苏维埃政权为巩固工农联盟而对中农作出的一种让步。同时，《土地社会化基本法》提出了发展农业中的集体经济的任务，规定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协作社享有使用土地的优先权。——468。）。农民说：我们赞成垄断粮食贸易，我们赞成没收银行和工厂。我们愿意帮助工人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必须用各种文字出版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这个法令正准备出版，也许已经出版了。我们要在纲领中具体地表达出这个思想，要在理论上谈清楚，同时丝毫不要离开确定不移的具体事实。在西欧将会有另外的做法。也许我们会犯错误，但是我们希望西欧无产阶级会纠正它。我们请求欧洲的无产阶级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
这样，我们就能在几个星期内制定我们的纲领，而我们可能犯的错误，实际生活会纠正它，我们自己会纠正它。这些错误与我们将要取得的成绩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0—52页◎第468页◎
当前的主要任务
（注：本文曾同列宁的另一篇文章《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见本卷第511-540页）合编成一本小册子，在1918年5月出版，题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列宁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24页）。——469。）　　（1918年3月11日）
　　　你又贫穷，你又富饶，
　　　你又强大，你又衰弱，
　　　俄罗斯母亲！（注：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见《涅克拉索夫作品集》1950年俄文版第241页）。——469。）
人类历史现在正经历着一个最伟大、最困难的转折，这个转折，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具有解放全世界的巨大意义。它由战争转到和平；由强盗们为重新瓜分最大的强盗已经抢到的赃物而驱使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去厮杀的战争，转到被压迫者为摆脱资本枷锁而反抗压迫者的战争；由痛苦、灾难、饥饿、野蛮化的深渊，转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幸福和持久和平的光明未来；——在这种急剧转折的紧急关头，在周围旧事物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来，同时新事物又在无法形容的痛苦中产生的时候，有的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陷于绝望，有的人则靠一些漂亮动听的话来逃避那有时令人过分痛苦的现实，这都是毫不奇怪的。
俄国特别清楚地目睹了，特别强烈而痛苦地感受到了由帝国主义转向共产主义革命这段历史进程中一些最急剧的转折。我们在几天内就摧毁了一个最古老、最强大、最野蛮和最残暴的君主制度。我们在几个月中就经过了同资产阶级妥协和消除小资产阶级幻想的许多阶段，而别的国家走过这些阶段曾经花费了几十年的工夫。我们在几个星期内就推翻了资产阶级，并且在内战中战胜了◎第469页◎资产阶级的公开反抗。我们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到处实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进军。我们唤起了受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压迫的最下层劳动群众去争取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我们创立并且巩固了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比最完善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高得多和民主得多的新型国家。我们建立了为贫苦农民所拥护的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一系列宏伟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唤醒全世界千百万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燃起他们热情的火焰。我们到处发出了国际工人革命的号召。我们向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提出了挑战。
于是帝国主义强盗乘我们手无寸铁的时候进行袭击，在几天之内就把我们打倒在地上。他强迫我们签订了极苛刻极屈辱的和约，这是我们为了敢于从帝国主义战争的铁钳中挣脱出来——哪怕只是一个极短的时间——而付出的代价。而且随着这个强盗的本国工人革命的幽灵愈是可怕地显现在他面前，他也就愈加残暴地压迫、扼杀、肢解俄国。
我们被迫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注：指拿破仑第一击败普鲁士和俄国军队后，法国和普鲁士于1807年7月在蒂尔西特缔结的和约。和约使普鲁士承担了沉重的、屈辱性的义务。普鲁士丧失了一半领土，担负了1亿法郎的赔款，此外还必须把军队缩减到4万人，按照拿破仑第一的要求提供辅助性的军队，并停止同英国的贸易。——425、432、449、470。）。不要欺骗自己。要有勇气正视未加掩饰的痛苦的现实。要充分地、彻底地认清我们现在所陷入的遭受失败、分割、奴役、屈辱的深渊。我们对此认识得愈清楚，我们争取解放的意志，我们从奴役境地重新获得独立的愿望，我们无论如何要使俄罗斯不再是又贫穷又衰弱而成为真正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的决心，就会愈加坚不可摧，像钢铁一样坚强。
俄罗斯能够成为这样的国家，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广大的国土和天然财富，足以供给所有的人生活资料，虽说不是很丰富，至少是足够的。我们在天然财富方面，在人力后备方面，在伟大革命为人民创造力提供的广阔天地方面，都有足够的材料来建立真正又强大又富饶的俄罗斯。
俄罗斯一定会成为这样的国家，只要她抛掉一切颓丧情绪和◎第470页◎一切空谈，只要她咬紧牙关，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只要她振作精神，鼓起劲来，只要她认识到唯有走我们已经走上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得救。沿着这条道路迈进，不因失败而气馁，用一块块基石去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固基础，坚持不懈地建立纪律与自觉纪律，处处加强组织性，加强秩序和求实精神，加强全民力量的紧密合作，加强对于产品生产和分配的普遍计算和监督，——这就是达到建立军事实力和社会主义实力的道路。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遭受严重失败的时候，既不应当硬充好汉，也不应当悲观失望。说什么我们只能在两种死亡中选择一种，或者是缔结极其苛刻的和约而“无声无息地”（从小贵族观点看来）死去，或者是进行无法取胜的战斗而“壮烈”牺牲，此外别无出路，这是不对的。说什么我们签订“蒂尔西特”和约，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或背叛了自己的朋友，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没有背叛任何事和任何人，我们没有为任何谎言辩护或加以掩饰，我们从来没有拒绝尽自己的所能和所有去帮助任何患难朋友和同志。如果一个统帅率领被击溃的或仓皇溃逃的残余部队向腹地撤退，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用签订极其苛刻极其屈辱的和约的办法掩护这种退却，他这样做并不是背叛他无力援助的、被敌人分割开的那部分军队。这个统帅选择了挽救那尚可挽救的队伍的唯一道路，不同意去冒险，不向人民掩饰痛苦的真实情况，“让出空间以便赢得时间”，利用一切喘息时机，哪怕是最短的时机，来聚集力量，使军队喘一口气，或医治它所患的溃逃病和颓丧病，——这样的统帅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的。
我们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当拿破仑第一在1807年强迫普鲁士签订蒂尔西特和约时，征服者把德国人的全部军队都击溃了，占领了首都及一切大城市，设置了自己的警察，强迫战败者提供辅◎第471页◎助军替征服者去进行新的掠夺战争，分裂了德意志，同一些德意志国家结盟去反对另一些德意志国家。虽然如此，可是德国人民甚至在签订了这样的和约之后仍然站了起来，能够聚集力量，奋起为自身争得自由与独立的权利。
凡是愿意思索并善于思索的人，都可以从蒂尔西特和约（这不过是那个时代德国人被迫签订的许多苛刻而屈辱的条约之一而已）的例子中明显地看出，那种以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签订极其苛刻的和约都是陷入灭亡的深渊，而进行战争则是英勇行为和得救之路的想法是何等幼稚可笑。各个战争时代都教导我们，和约起到获得喘息时机和聚集力量来准备新的战斗的作用，这在历史上并不罕见。蒂尔西特和约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屈辱，而同时它又是德国走向民族大复兴的转折。当时历史环境除了提供走向资产阶级国家的出路之外，没有给这个复兴提供别的出路。当时，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处于沉睡状态。因此，当时历史的进展也只能是极端缓慢的。
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整个文化，其中包括群众的文化。战争震动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苦难唤醒了他们。战争推动了历史，历史现在正以火车头的速度飞驰前进。现在千百万人正在独立创造历史。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了。
因此，如果说俄国现在是在从“蒂尔西特”和约走向——它无可争辩地是在走向——民族复兴，走向伟大卫国战争的话，那么这个复兴的出路就不是走向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从1917年10月25日起已经是护国派了。我们主张“保卫祖国”，不过我们准备进行的卫国战争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第472页◎的战争，保卫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战争，保卫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军的一支队伍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
“仇恨德国人，打击德国人”——这始终是通常的爱国主义即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口号。而我们说，“仇恨帝国主义强盗，仇恨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同时又说，“要向德国人学习！要始终忠实于同德国工人的兄弟联盟。他们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会赢得时间，我们会等得到他们的，他们一定会来援助我们”。
是的，要向德国人学习！历史的发展是迂回曲折的。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是德国人，除了体现残暴的帝国主义，同时又体现了纪律、组织、在现代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紧密协作以及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的原则。
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这正是我们要学会的。这正是我们伟大革命由胜利的开始经过许多严重考验而走向胜利的结局所缺少的东西。这正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再做又贫穷又衰弱的国家，而永远成为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所需要的东西。
　　1918年3月11日
载于1918年3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6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73—77页◎第473页◎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之一）
（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是列宁受党中央全会的委托于1918年4月间写的，手稿中标题为《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1918年4月26日，中央委员会讨论并一致批准了这个《提纲》，决定以文章形式发表，并出版单行本。——474。）
（1918年4月）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取得了和平（虽然是条件极其苛刻和极不稳固的和平），因而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方面，即集中到组织任务上来。
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注：指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14-16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为解决批准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召开的。
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讨论了和约问题，列宁在会上讲了话。党团会议以453票赞成、36票反对、8票弃权赞同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由于代表还没有全部到达，党团的人数不齐。
3月14日，代表大会开幕。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共1232名，其中布尔什维克79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83名，中派社会革命党人25名，孟什维克21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1名。副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向代表大会介绍了和约的内容后，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批准和约问题作了报告。波·达·卡姆柯夫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作了反对批准和约的副报告。
会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结成统一阵线，反对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经过辩论，大会以784票赞成、261票反对、115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批准和约的决议。“左派共产主义者”不顾党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和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决定以及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作出的党员不得反对党的决定的规定，投了弃权票。和约批准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
大会还批准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2月底作出的关于把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由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决定，选出了由207人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454、474、629。）1918年3月15日通过的决议第4段（第4部分），在谈到劳动者的自觉纪律以及同混乱和组织涣散现象作无情的斗争的那一段（或那一部分），已经把这个任务向一切被压迫劳动群众明确地提出来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14—115页。——编者注）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得到的和平不稳固，自然不是由于它现在想要恢复军事行动；除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及其应声虫（孟什维克等等）外，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政治家会想到这种事情。和平不稳固，是由于在东西两面同俄国接壤的、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主战派随时可能占上风，俄国的暂时虚弱使他们跃跃欲试，仇视社会主义和酷嗜抢劫的资本家们也在怂恿他们。◎第474页◎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已经白热化的纠纷，对于我们说来，才是实际的而不是纸上的和平保证。这种纠纷一方面表现在西欧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在重新进行，另一方面表现为日美争夺太平洋及其沿岸地区的霸权的帝国主义竞争极其剧烈。
很明显，防御力如此薄弱的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于极不稳固、十分危急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利用客观条件的凑合给我们造成的喘息时机，医治战争带给俄国整个社会机体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不这样做，就谈不到使国防力量真正有所增强。
同样很明显，我们对西欧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能给予多少重大的援助，全看我们对面临的组织任务解决得如何。
顺利解决我们当前首要的组织任务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使人民的政治领导者即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员以及劳动群众中一切觉悟的分子，能够完全理解过去的历次资产阶级革命同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方面的根本区别。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消灭封建制度、君主制度、中世纪制度这种消极的或者说破坏性的工作。组织新社会的积极的或者说建设性的工作，是由占人口少数的有产者即资产者来完成的。他们能够不顾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反抗而比较容易地完成这种任务，原因不仅在于受资本剥削的群众由于自身的涣散和不成熟，当时的反抗极其微弱，而且还在于自发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是在无政府状态中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组织力量。
相反，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们于1917年10月25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第475页◎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者说创造性的工作，就是要把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一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这种革命，只有在人口的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大多数进行独立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我们建立了使被压迫劳动群众能够十分积极地参加独立建设新社会的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这还只是解决了困难任务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
　　　　　　　　　　　　　　————
现在成为俄国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构成目前政治局势的特点，要求苏维埃政权确定新的方针，就是说，以新的方式提出新的任务。
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无论在沙皇制度时代或在切尔诺夫之流、策列铁里之流同克伦斯基之流、基什金之流妥协的时期，这个任务都曾占据首要地位。现在这个任务当然还远未完成（而且无论何时都不会彻底完成），但是大体上已经解决了，因为在莫斯科举行的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俄国大多数工人农民明显地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
我们党的第二个任务，是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个任务也远没有彻底完成。因此对这个任务不能忽视，因为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4、37、79、88、96、135、229、236、276、282、365、389、476、582、627。）以及他们的应声虫和走卒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第476页◎命党人16，仍然试图联合起来推翻苏维埃政权。可是，镇压剥削者反抗这个任务，在1917年10月25日到（大约）1918年2月或者说到鲍加耶夫斯基投降这个时期中，已经大体上解决了。
现在，构成目前时局特点的第三个迫切任务提上了日程，这就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当然，我们在1917年10月25日的第二天，就已经提出并且着手解决这个任务，可是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剥削者还采取公开的内战形式进行反抗，管理的任务不可能成为主要的中心的任务。
现在它已经成为这样的任务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回了俄国——为了穷人，为了劳动者，从富人手里，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难，就是要了解从主要任务是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转到主要任务是管理这一过渡的特征。
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做到大体上完成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能够做到直接着手管理任务，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应该不愧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最困难的（也是最能收效的）任务的人。应该考虑到，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除了善于说服，除了善于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这是一项最困难的任务，因为这是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这也是一项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这项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第477页◎
当前的总口号
条件极其苛刻和不稳固的和平，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其代表◎第477页◎为克伦斯基和支持他的孟什维克以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遗留给我们的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失业和饥荒，——这一切所造成的上述客观形势，必然使广大劳动群众十分疲惫，甚至精疲力竭。他们迫切要求（也不能不要求）一定的休息。现在提上日程的是恢复被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所破坏的生产力，医治由战争、军事失败、投机活动和资产阶级妄图恢复被推翻的剥削者政权的行径所造成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稳固地维持基本秩序。苏维埃政权目前只有排除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抗，实际解决这些维持社会生活的基本的和最基本的任务，才能保障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看来好像是一种怪论，但事实上，在上述客观条件下，这却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由于当前形势的具体特点，由于有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关于土地社会化、工人监督等等法令，实际解决这些最基本的任务同克服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的组织工作上的困难，已经成为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正是这些从前被资产阶级用来掩饰他们这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时受到革命无产者的正当讥笑的口号，现在，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已变成当前迫切的主要的口号。一方面，劳动群众切实实现这些口号，是挽救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强盗（以克伦斯基为首）弄得半死的国家的唯一条件；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用自己的方法，根据自己的法令来切实实现这些口号，又是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和足够的条件。那些鄙夷地拒绝把这些如此“陈腐的”和“庸俗的”口号提到首要地位的人，正是不善于了解这个道理。在推翻了沙皇制度仅仅一年、摆脱克伦斯基之流还不到半年的小农国家里，当然还有不少自发的无政府主义（每一次长期的和反动的战争带来的野蛮残暴行为更加强了这种无政府主义），还产生◎第478页◎了不少悲观绝望和无端愤怒的情绪；如果再加上资产阶级的走狗（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挑拨政策，那么，非常明显，要使群众的情绪完全转变，要使群众转到正规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劳动，优秀的和最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需要作出多么长期而顽强的努力。只有贫苦群众（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实现了这种转变，才能完全战胜资产阶级，尤其是最顽固的和人数众多的农民资产阶级。◎第479页◎
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要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这个任务不完成，那就还没有社会主义。
拿西欧革命的规模来比较，我们现在大约处于1793年和1871年达到的水平。我们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的是：我们达到了这种水平，并且在一个方面无疑还超过了一些，这就是用法令确认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最高的国家类型——苏维埃政权。但是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因为我们仅仅是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做出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但是在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过来的那些企业、经济部门和经济领域中，我们还没有做到计算和监督。而不做到这一点，◎第479页◎便谈不到实施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同样非常重要的物质条件，即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不能以继续向资本进攻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规定当前的任务。虽然资本显然还没有被我们彻底击败，虽然向劳动者的这个敌人继续进攻也是绝对必要的，但这样规定当前任务就会不确切，不具体，其中没有估计到目前时局的特点：为了今后进攻的胜利，目前应当“暂停”进攻。
这一点可以打个比喻来说明。我们在反资本战争中的状况好比一支打胜仗的军队的状况，它已经从敌人手中夺取了比如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地盘，它必须暂停进攻，以便聚集力量，增加武器弹药的储备，修理和加固交通线，建筑新的仓库，调集新的后备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打胜仗的军队暂停进攻，正是为了夺取敌人其余的地盘，即为了取得完全胜利所必需的。目前客观形势要求我们的正是要这样“暂停”向资本的进攻，谁不懂得这一点，那他就是完全不了解目前的政治局势。
当然，所谓“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只能是带引号的，只是个比喻。在通常的战争中，可以下一道暂停进攻的通令，可以实际停止前进。而在反资本的战争中，却不能停止前进，也谈不上我们不再继续剥夺资本。这里讲的是改变我们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重心。在此以前，居首要地位的是直接剥夺剥夺者的措施。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
如果我们现在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而这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如果我们现在竭尽全力进行组织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我们就◎第480页◎能解决这个任务，就能弥补疏忽了的事情，就能赢得我们反资本的整个“战役”。
但是，我们承认必须弥补疏忽了的事情，是否等于承认某些事情做错了呢？丝毫不是。我们再拿军事作比喻吧。如果单用轻骑兵就能够击溃并且击退敌人，那就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这样做只能取得一定限度的胜利，那就完全可以想见，要超出这个限度，就有必要调来重炮兵。我们承认现在应该弥补以前没有调来重炮兵这件疏忽了的事情，这绝不是承认轻骑兵的胜利的进攻是一个错误。
资产阶级的走狗常常责骂我们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这种责骂是荒谬的，只能出于富人的走狗之口。因为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是当时的情况所绝对要求的：第一，当时资本是通过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萨文柯夫和郭茨、杜托夫和鲍加耶夫斯基等人进行军事反抗（格格奇柯利直到目前还在进行这样的反抗）。粉碎军事反抗非用军事手段不可，赤卫队正是完成了使被剥削劳动者摆脱剥削者压迫的极其崇高伟大的历史事业。
第二，当时我们不能把管理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来代替镇压的方法，还因为管理的艺术并不是人们生来就有，而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当时我们还没有这种经验。而现在已经有了。第三，当时我们还不可能支配各种学术和技术领域的专家，因为他们或者是在鲍加耶夫斯基之流的队伍中作战，或者是还能用怠工不断进行顽强的消极反抗。现在我们已经粉碎了怠工。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收到了成效，获得了胜利，因为我们既战胜了资本的军事反抗，又战胜了资本的怠工反抗。
这是不是说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形势之下都是适当的，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同资本作斗争◎第481页◎呢？这样想是幼稚无知。我们用轻骑兵获得了胜利，可是我们也有重炮兵。我们用镇压的方法获得了胜利，我们也能够用管理的方法获得胜利。形势改变了，对敌斗争的方法也要善于改变。我们一分钟也不放弃采用“赤卫队”镇压萨文柯夫之流和格格奇柯利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一切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可是，我们并不会如此愚蠢，竟在需要用赤卫队进攻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而且已经胜利地结束），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来重耕土壤，使它绝不能再生长任何资产阶级这种时代已经来到的时候，还把“赤卫队式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
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代，或者确切些说，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要彻底战胜资本，就应该善于使我们的斗争形式适合这个阶段的特殊情况。
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社会主义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具体些说，用苏维埃的方法——来实现这种迈进。而专家大多数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这是把他们培养成为专家的整个社会生活环境造成的。如果我们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迅速地在全民范围内解决了计算、监督和组织的任务（当时由于战争和俄国的落后，这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在粉碎了怠工以后，我们就能用普遍的计算和监督的方法使资产阶级专家也完全服从我们。由于整个计算和监督工作搞得相当“晚”，我们虽然已经战胜了怠工，但还没有造成使资产阶级专家受我们支配的局面；大多数怠工者虽然“上班”了，但是国家要利用优秀的组织家和最大的专家只有两种方式：或是按照旧的方式，资产阶级的方式（即付给高额报酬），或是按照新的方式，无产阶级的方式◎第482页◎（即造成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的局面，这样就必然而且自然地使这些专家服从，并把他们吸引过来）。
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对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的“服务”付给高额报酬。熟悉情况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仔细考虑到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这种办法的意义。显然，这种办法是一种妥协，是对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背离，这些原则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平，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名利思想作斗争。
不仅如此。显然，这种办法不只是在一定的部门和一定的程度上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因为资本不是一笔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曾宣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注：指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额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列宁起草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01页）。按照这个决定，人民委员领取的最高工资额每月是500卢布，另给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属每人补贴100卢布。这大体上相当于中等工人工资水平。
1918年1月2日（15日），人民委员会为答复劳动人民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询问在列宁起草的一项决定中解释说，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的法令并不禁止付给专家以超过规定界限的报酬，这样就批准了对科学技术专家支付较高的工资。——483。）。
自然，资产阶级的走狗，尤其是像孟什维克、新生活派（注：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284、376、483、553、769、814。）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帮下等奴仆，会因为我们承认后退了一步而耻笑我们。可是我们丝毫用不着去理睬这种耻笑。我们应该研究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极端困难的新道路的特点，不要掩盖我们的错误和弱点，而要努力及时做完尚未完成的事情。用非常高的薪金吸引资产阶级专家是对公社原则的背离，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是堕落到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公开说明我们怎样和为什么后退了一步，然后公开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疏忽了的事情，——这就是教育群众，同他们一块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在历史上任何一次胜利的战役中，胜利者未必没有犯过个别的错误，遭受过局部的失败，在某一方面和某一地方暂时后退过。而我们所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役”，比最困难的战役还要困难百万倍，如果因为部分和局部的后退就垂头丧气，那是愚蠢◎第483页◎而可耻的。
我们从实际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假设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需要1000名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第一流的学者和专家来指导国民劳动，以便尽快地发展国家的经济。假设应当付给这些“头等明星”——当然，其中大多数叫喊工人腐化叫得最凶的人，他们自己就是受资产阶级道德腐化最深的人——每年每人25000卢布。假设这个总数（2500万卢布）增加一倍（假定对成绩特别优良而迅速地完成了最重要的组织技术任务的人给以奖金），或者甚至再加三倍（假定还要聘请几百个要价更高的外国专家）。试问，为了按照最新的科学技术改组国民劳动，苏维埃共和国每年花费5000万或1亿卢布，能不能说是花费过多或担负不起呢？当然不能。绝大多数觉悟的工人农民会赞成花这笔钱，因为他们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我们的落后使我们不能不损失数十亿卢布，而在组织、计算和监督方面，我们还没有达到能使资产阶级知识界的“明星”人人自愿来参加我们的工作的程度。
当然，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既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尤其在急剧变革的情况下，不会没有相当数量的冒险家和骗子混入这个政权，他们和各种委员当中那些无能的或者无耻的人，也是乐意充当“明星”——盗窃公产的“明星”的），也影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每一个有头脑的正直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会同意我们的做法，都会认识到：要一下子摆脱资本主义的遗毒是办不到的；要使苏维埃共和国免除5000万或1亿卢布的“贡赋”（因我们在组织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工作上的落后而付出的贡赋），就只有组织起来，整顿自己队伍的纪律，清除自己行列中一切“保存资本主义遗产”、“拘守资本主义传统”的人，即清除一切懒汉、寄生虫、公产盗窃者（现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厂、一◎第484页◎切铁路都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公产”）。如果觉悟的先进的工人和贫苦农民在苏维埃机关帮助之下，能够在一年内组织起来，有了纪律，振奋起精神，建立起强有力的劳动纪律，那么，一年以后我们便能免除这项“贡赋”，甚至在这之前，随着我们工人农民的劳动纪律和组织性的提高，就能缩减这种“贡赋”。我们工人农民通过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自己愈快地学会最好的劳动纪律和高级劳动技术，我们就能愈快地免除向这些专家交纳的一切“贡赋”。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组织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全民的计算和监督方面，我们的工作大大地落后于我们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这种状况对于了解目前时局的特点和由此产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各种任务是一个关键。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重心正在转移到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上来。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在银行国有化、垄断对外贸易、国家监督货币流通、征收在无产阶级看来是适当的财产税和所得税以及在实行劳动义务制方面，正确规定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当前任务。
在这些方面（而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上，我们还极为落后。其所以落后，正是因为整个计算和监督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自然，这是最困难的任务中的一项任务，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的情形下，这项任务只有经过长时期才能解决，可是，不能忘记，资产阶级，尤其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恰恰是在这里同我们进行最严重的较量，他们破坏正在建立的监督，例如破坏粮食垄断，夺取阵地进行投机活动和投机买卖。我们已经用法令规定的事情还远没有充分实现，而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全力，认真地切实实现那些已经成为法令（可是还没有成为事实）的改造原则。
要继续实行银行国有化，坚决地把银行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第485页◎的公共簿记的枢纽机关，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做出下列的实际成果：增加人民银行分行的数量，吸收存款，简化储户存款取款的手续，消灭“排队”现象，逮捕和枪毙受贿者和骗子等等。先把最简单的事情切实做好，把目前的事情安排好，然后再准备做比较复杂的事情。
巩固并且整顿那些已经实行了国家垄断的事业（如粮食垄断、皮革垄断等等），借此准备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没有这种垄断，我们就不能用交纳“贡赋”的办法“摆脱”外国资本（注：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对对外贸易实行监督。最初，由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调节对外贸易，审查进出口商品申请和监督海关活动。1917年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下令由工商业人民委员部监督对外贸易。但是仅仅靠监督和关税保护，还不可能可靠地保护苏维埃经济免受外国资本的侵害。1917年12月，列宁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草稿的第11条中就提出了实行对外贸易国家垄断的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44页）。1918年4月22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法令。——486。）。而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能，就全看我们能否在一定的过渡时期内，用向外国资本交纳一些贡赋的办法保护自己国内经济的独立。
一般的征税工作，特别是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的工作，我们也非常落后。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这是一项在原则上完全可行并且得到无产阶级赞同的措施）表明，我们在这一方面仍然更接近于夺取的方法（为了穷人，从富人手里把俄国夺取回来的方法），而不是管理的方法。可是，我们要想更加强大，要想更稳固地站住脚，就必须转而采用这后一种方法，就必须用常规的、照章征收的财产税和所得税来代替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的办法。这能给无产阶级国家更多的好处，但也要求我们有更高的组织程度，有更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注：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强行摊派和征收特别税曾是补充预算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地方上尤其如此。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苏俄政府采取了向正规课税过渡的措施。1918年5月17-21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必须实行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建议，并选出专门的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纲制定了相应的条例。1918年6月17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对1917年11月24日的直接税法令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令》，这一法令规定了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严格制度（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441-443页）。——486。）
我们实行劳动义务制过迟再一次表明，当前迫切需要着手的正是组织准备工作，这项工作一方面是要彻底巩固已得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为准备一次“包围”资本并迫使它“投降”的战役所必需的。我们应该立刻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但在实行时应当十分慎重，逐步进行，用实际经验检验每一步骤，而且，第一步当然是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对每个资产者（农村资产者也在内）建立劳动消费收支手册，将是进到完全“包围”敌人和建立对产品的生产和◎第486页◎分配的真正全民计算和监督的一个重大步骤。◎第487页◎
为全民计算和监督而斗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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