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的时刻。艰巨的任务。严重的叛变。
但是任务总归会得到解决的，工人们会团结起来，农民起义和前线士兵忍无可忍的情绪一定会发生作用！我们把队伍团结得更紧密，无产阶级就必定胜利！
尼·列宁
载于1927年11月1日《真理报》第250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11—414页◎第335页◎
给中央委员的信
（注：列宁写完这封信以后，于当天深夜秘密地来到斯莫尔尼宫，承担起了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职责。——336。）（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
同志们：
我写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
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
资产阶级通过科尔尼洛夫分子发起的攻击、维尔霍夫斯基的离职都说明不能等待了。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如此等等。
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
立刻夺取政权的好处就是：能保护人民（不是代表大会，而是人民，首先是军队和农民）免遭科尔尼洛夫政府，即赶走维尔霍夫斯基、策划第二次科尔尼洛夫阴谋活动的政府的蹂躏。
谁应当取得政权呢？
目前这并不重要，让军事革命委员会（注：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是十月革命准备和实行期间的公开的军事作战司令部。十月起义就是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夺取政权的。
彼得格勒苏维埃于1917年10月9日（22日）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会最初是以巩固城防的名义建立的，曾称作彼得格勒城防革命委员会。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0月12日（25日）通过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条例也规定，由军事革命委员会确定保卫首都所必需的不得撤离的战斗部队的数量，统计和登记卫戍部队全体人员和装备，制订城防计划等。但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议规定的，这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举行武装起义，保证起义的军事技术准备，统一赤卫队、卫戍部队士兵和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的作战行动。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列宁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列宁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在10月16日（29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成立的军事革命总部作为领导核心参加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还有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党的军事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工会，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铁路工会，邮电工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等组织的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最初是帕·叶·拉济米尔（当时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起是布尔什维克），后改由尼·伊·波德沃伊斯基担任。
十月革命胜利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反革命和维护革命秩序。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派13名代表加入后，曾正式改称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随着苏维埃机关的建立和巩固，军事革命委员会逐步把所属机构人员移交给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相应部门。1917年12月5日（18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停止活动。——336。）“或其他机关”取得政权吧，只要它声明，政权只交给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军队利益（立即◎第336页◎提议媾和）、农民利益（立刻夺取土地，废除私有制）和饥民利益的人。
必须立刻把各区、各团、各种力量都动员起来，立即派遣代表团到军事革命委员会，到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去，坚决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一伙人手中的政权保留到25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里解决问题。
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延误时日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
我们今天夺取政权不是要反对苏维埃，而是为了把政权交给苏维埃。
夺取政权是起义的任务，起义的政治目的在夺取政权之后就会清楚的。
等待10月25日捉摸不定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导自己的代表，甚至自己最优秀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们。
这是各次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如果革命者明知挽救革命、提出媾和、挽救彼得格勒、摆脱饥饿、把土地交给农民等事业都取决于自己，可是放过了时机，那就是犯了滔天的大罪。
政府摇摇欲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
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
发表于1924年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30—431页◎第337页◎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17年10月下旬）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四件文献。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5-27日（11月7-9日）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举行，有一些县和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根据代表大会开幕时的统计，到会代表共649人，按党派分，有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人160人，孟什维克72人，统一国际主义者14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7人。
根据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本应在9月中旬召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这个决议实行怠工。他们打算用民主会议来代替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只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坚持，中央执行委员会才不得不于9月23日（10月6日）通过决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日期先定在10月20日（11月2日），后来改为10月25日（11月7日）。10月21日（11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开会讨论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并委托列宁就政权、战争、土地等问题作报告。）
（注：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晚10时40分开幕。当时赤卫队、水兵和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正在冲击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列宁因忙于领导起义，没有出席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被选进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有列宁、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尼·瓦·克雷连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14名布尔什维克，还有波·达·卡姆柯夫、弗·亚·卡列林、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1名乌克兰社会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主席团，他们把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为阴谋，要求与临时政府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在断定代表大会的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之后，退出了大会。10月26日（11月8日）凌晨3时许，代表大会听取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关于占领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报告，随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会议在凌晨5时15分结束。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0月26日（11月8日）晚9时开始。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以绝大多数票（有1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代表大会组成了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政府名单上全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人，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3人，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1人。代表大会还决定，农民苏维埃和部队组织的代表以及退出大会的那些集团的代表可以补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前线废除死刑、在军队中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立即逮捕前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等决定。10月27日（11月9日）凌晨5时15分，代表大会闭幕。——338、355、361、364、629。）
1 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
（10月25日〔11月7日〕）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绝大多数苏维埃都派出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很多农民苏维埃的代表也出席了代表大会。妥协派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注：指1917年6月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这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多数。——338。）的权力结束了。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临时政府的大多数成员已被逮捕。
苏维埃政权将向各国人民提议立即缔结民主和约，立即在各条战线上停战。苏维埃政权将保证把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处置；将使军队彻底民主化，以维护士兵的权利；将规定工人监督生产；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注：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1917年3月2日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一直拖延选举的准备工作。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不得不于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
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7、96、222、312、333、338、363、386、389、404、505、532、578、615、706、761。）；将设法把粮食运往城市，把生活必需品运往农村；将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第338页◎
代表大会决定：全部地方政权一律转归当地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各地苏维埃应负责保证真正的革命秩序。
代表大会号召前线士兵要警惕沉着。苏维埃代表大会深信，在新政府向各国人民直接提出的民主和约尚未缔结以前，革命军队定能捍卫革命，使其不受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犯。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实行向有产阶级征收和课税的果断政策，以保证供给革命军队一切必需品，并改善士兵家属的生活。
克伦斯基和卡列金等科尔尼洛夫分子正试图调军队到彼得格勒来。有几支被克伦斯基用欺骗手段调动的部队已经站到起义的人民这一边来了。
士兵们，积极反抗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提高警惕！
铁路员工们，使克伦斯基派到彼得格勒来的所有军车都停下来！
士兵们，工人们，职员们，革命的命运和民主和约的命运完全操在你们手里！
革命万岁！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农 民 苏 维 埃 代 表
载于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工人和士兵报》第9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5—6页◎第339页◎
2 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
（10月26日〔11月8日〕）
和平问题是现时紧要而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很多，写得很多，想必你们大家对这个问题也讨论得不少了。因此让我来宣读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拟将由你们选出的政府来发表。◎第340页◎
和平法令
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
本政府认为，一切交战国191中因战争而精疲力竭、困顿不堪、痛苦万状的工人和劳动阶级的绝大多数所渴望的公正的或民主的和约，推翻沙皇君主制以后俄国工农最明确最坚决地要求的和约，就是立即缔结的没有兼并（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制归并别的民族）没有赔款的和约。
俄国政府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建议立即缔结这种和约，并且决心不等到各国和各民族的享有全权的人民代表会议最后批准这种和约的全部条件，就立即毫不迟延地采取一切果断步骤。
本政府根据一般民主派的法的观念，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法的◎第340页◎观念，认为凡是把一个没有明确而自愿地表示同意和希望归并的弱民族或小民族并入一个大国或强国，就是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不管这种强制归并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管这个被强制归并或强制留在该国疆界内的民族的发达或落后程度如何，也不管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
不管哪个民族被强制留在该国的疆界内，也就是违反这个民族的愿望（不管这种愿望是在报刊上、人民会议上、政党的决议上表示的，或是以反对民族压迫的骚动和起义表示的，都完全一样），不让它有权在归并它的民族或较强的民族完全撤军的条件下，不受丝毫强制地用自由投票的方式决定本民族的国家生存形式问题，这种归并就是兼并，即侵占和暴力行为。
本政府认为，各富强民族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的、对所有民族都无一例外是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
同时本政府声明，上述和平条件决非最后通牒式的条件，也就是说，它愿意考虑任何其他和平条件，而只坚持任何交战国都要尽快地提出这种条件，条件要提得极端明确，没有丝毫的含糊和秘密。
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决意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公开地进行一切谈判，并立刻着手无保留地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25日所批准和缔结的各项秘密条约（注：苏维埃政府从1917年11月10日（23日）起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陆续公布了俄国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英、法、德、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秘密条约。1917年12月-1918年2月出版了7部《前外交部档案秘密文件汇编》。秘密条约的公布，起了巨大的革命宣传作用。——341、365、444。）。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些条约的全部规定，因为这些规定多半是为了替俄国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是为了保持和扩大大俄罗斯人所兼并的土地。
本政府在建议各国政府和人民立即就缔结和约问题进行公开◎第341页◎谈判的同时，表示愿意通过电报往来，通过各国代表之间的会谈，或通过各国代表的会议来进行这种谈判。为了便于进行这种谈判，本政府特派自己的全权代表前往中立的国家。
本政府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并认为停战时间最好不少于三个月，以便有充分的时间使所有卷入战争或被迫参战的民族的代表完成他们所参加的和约谈判，同时也使各国享有全权的人民代表会议能召开会议最终批准和约条件。
俄国工农临时政府在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以上媾和建议的同时，特别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三国的觉悟工人呼吁。这些国家的工人对于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最多，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注：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342、792。）树立了伟大的榜样，法国无产阶级进行过多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最后，德国工人进行过反对非常法（注：反社会党人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72、342。）的英勇斗争，并为建立德国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进行过堪称全世界工人楷模的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工作。所有这些无产阶级英雄主义和历史性的创造的范例，都使我们坚信上述各国工人定会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定会从各方面奋力采取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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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应当立即开始和平谈判。我们应当既向各国政府，也向各国人民呼吁。我们不能漠视各国政府，否则就可能拖延和约的签订，人民政府不应当这样做，但是我们也没有任何权利不同时向各国人民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都有分歧，所以我们应当帮助各◎第342页◎国人民干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然，我们要极力坚持我们的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全部和平纲领。我们决不放弃这个纲领，但是我们应当使敌人无法抓住把柄说，他们的条件跟我们不同，因此没有必要同我们谈判。不，我们应当使他们无机可乘，我们不应当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我们的条件。所以才写进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将考虑任何和平条件和一切建议。我们将予以考虑，这并不是说将予以接受。我们要把它们提交立宪会议讨论，立宪会议有权决定什么可以让步，什么不可以。我们要与各国政府的欺骗行为作斗争，它们都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强盗战争。没有一个政府会把它想的统统说出来。我们是反对秘密外交的，我们要在全体人民面前公开行事。我们不忽视，而且也没有忽视过困难。战争不能用拒绝的办法来结束，不能由单方面来结束。我们建议停战三个月，可是我们也不拒绝较短的期限，以便使疲惫不堪的军队可以得到哪怕是短暂的喘息，同时，一切文明国家也有必要召集人民会议，讨论和平条件。
在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的同时，我们也向那些对开展无产阶级运动有过许多贡献的国家的觉悟工人呼吁。我们向进行过宪章运动的英国工人呼吁，向屡次在起义中充分表现出阶级觉悟的力量的法国工人呼吁，也向经历过反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艰苦斗争并建立了强大组织的德国工人呼吁。
在3月14日的宣言（注：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发表的《告世界人民书》。这个号召书是苏维埃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多数在要求停止战争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被迫在1917年3月14日（27日）的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第二天发表于《真理报》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号召书充满关于和平的华丽词句，但没有揭露战争的掠夺性质，没有提出争取和平的任何实际措施，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辩护。——82、343。）中，曾提出要推翻银行家，可是我们自己不但没有推翻本国的银行家，甚至还同他们结成了联盟。现在我们已经把银行家的政府推翻了。
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定会竭尽全力以图联合起来，把工农革命淹没在血泊里。可是三年战争已使群众获得了充分的教训。其他国家也发生了苏维埃运动，在德国有过海军起义（注：指发生在1917年8月的德国水兵起义。这次起义由以“弗里德里希大帝号”军舰水兵马克斯·赖希皮奇和阿尔宾·克比斯为首的革命水兵组织领导。6月中旬，这个组织通过了争取民主和平和准备起义的决议。8月初开始公开行动。停泊在威廉港的“卢伊特波尔德摄政王号”战列舰上的水兵自行登岸，要求释放早些时候因罢工而被捕的同志。8月16日，“威斯特伐利亚号”军舰上的司炉拒绝工作。与此同时，正在海上航行的“纽伦堡号”巡洋舰全体人员举行了起义。水兵运动扩大到了威廉港几个分舰队的舰艇。这次起义遭到残酷镇压，领导人赖希皮奇和克比斯被枪决，约有50名积极参加者被判处长期苦役。——331、343。），尽管它被◎第343页◎刽子手威廉的士官生镇压下去了。最后，要记着，我们不是处在非洲的荒漠，而是处在欧洲，这里的一切可以很快地让人们都知道。
工人运动定会占上风，定会铺平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掌声经久不息）
载于1917年10月28日（11月10日）《真理报》第171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9号；和平法令载于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第170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8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9—13页◎第344页◎
3 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10月26日〔11月8日〕）
我不打算谈宣言的一般性质。你们的代表大会将要建立的政府，对于一些不大重要的条款可以修改。
我将坚决反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我们的和平要求。最后通牒的方式会葬送我们的整个事业。我们不能坚持我们的要求毫无变通的余地，这会给帝国主义政府以口实，它们会说，我们抱着毫不妥协的态度，所以无法进行和平谈判。
我们把我们的宣言散发到各地去，大家就会知道。谁想隐瞒我们工农政府提出的条件，就办不到了。
要想隐瞒我国推翻了银行家地主政府的工农革命，是不可能的。
如果采用最后通牒的方式，各国政府就可能置之不理，如果采用我们那样的措辞，它们就不得不答复。要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政府究竟是怎样想的。我们不希望有什么秘密。我们希望政府时刻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
如果由于我们采取最后通牒的方式，某边远省份的某农民无从知道别国政府想些什么，那他会怎样说呢？他会说：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让别人有提出各种和平条件的机会呢？我倒要琢磨琢磨，看看各种条件，然后再告诉我们那些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怎样做。如果别国政府都不同意，我决心用革命的手段为争取公正的条件◎第345页◎而斗争；不过，某些国家也可能有这样的条件，我愿意让这些国家的政府自己去继续斗争。我们的想法，只有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完全实现。这就是农民可能会对我们说的话，他还会责备我们在细节上太不通融，因为我们当前主要是要揭露资产阶级及其派去充当政府首脑的戴皇冠的和不戴皇冠的刽子手的一切卑鄙行径。
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当让各国政府把我们毫不通融的态度当作借口，向人民隐瞒它们驱使人民互相厮杀的目的。这不过是一滴水，但是我们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放弃这一滴可以滴穿资产阶级掠夺行为顽石的水。最后通牒方式会缓和我们敌人的困难处境。我们要把一切条件都告诉人民。我们要使各国政府正视我们的条件，让它们去回答本国的人民。我们要把一切和平建议提交立宪会议决定。
同志们，条文中还有一点你们应当十分注意。秘密条约一定要公布。关于兼并和赔款的条款一定要废除。同志们，有各种各样的条款，各个强盗政府不仅达成了关于掠夺的协议，而且还就经济问题以及关于睦邻关系的其他各种条款达成了协议。
我们既不用条约来束缚自己，也不让别人用条约来束缚我们。我们拒绝一切关于掠夺和暴力的条款，但是我们乐于接受一切关于睦邻关系的条款和经济协定，这些我们是不能拒绝的。我们建议停战三个月，我们选择一个长的期限，是因为各国人民已被拖了三年多的流血战争弄得疲惫不堪，渴望休息。我们应当懂得，必须让各国人民在议会参加下讨论和平条件，表明自己的意愿，而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要求长时间停战，是为了让前线部队得到休息，停止恶梦似的无休止的厮杀，可是我们也不拒绝较短时间的停战的建议，我们要研究这种建议，而且应当接受这种建议，哪怕向◎第346页◎我们提出的是停战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建议。我们的停战建议也不应当是最后通牒式的，因为决不能让敌人把我们毫不妥协的态度当作借口，向人民隐瞒全部真相。这种建议决不应当是最后通牒式的，因为不愿停战的政府就是犯罪的政府。如果我们不把停战建议变成最后通牒式的，我们就能使各国政府成为本国人民眼里的罪犯，而人民对于这样的罪犯是决不会客气的。有人反驳我们说，我们不采用最后通牒方式，就是表示我们软弱；可是现在该是抛弃资产阶级所谓人民力量的一切谎话的时候了。在资产阶级看来，只有当群众听从帝国主义政府指使，盲目去进行厮杀的时候，才算是有力量。只有当一个国家能运用政府机构的全部威力，把群众派遣到资产阶级当权者想叫他们去的地方的时候，资产阶级才认为这个国家有力量。而我们对力量的理解却不同。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我们丝毫用不着害怕说出疲乏的真情实况，试问现在哪一个国家不是疲乏不堪，哪一国人民不在公开谈论这一点呢？就拿意大利来说吧，那里由于疲乏不堪而产生过要求结束这场厮杀的长期的革命运动。难道在德国没有发生过工人的群众性示威运动，提出停止战争的口号吗？难道被刽子手威廉及其奴仆残暴地镇压下去的德国海军起义不是疲乏不堪引起的吗？既然在德国这样纪律严明的国家都可能发生这样的现象，开始说疲乏，说要停止战争，那我们就丝毫用不着害怕公开讲出这一点，因为这无论对于我们，对于一切交战国，甚至对于非交战国来说，都是千真万确的实情。
载于1917年10月28日（11月10日）《真理报》第171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9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4—16页◎第347页◎
4 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
（10月26日〔11月8日〕）
我们认为革命已经证实和表明，把土地问题提得很明确是十分重要的。武装起义，第二次革命即十月革命的发生已经清楚地证明，应当把土地交给农民。已被推翻的政府，以及妥协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犯下了罪行，它们用各种口实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从而使国家陷于经济破坏，激起了农民的起义。他们大谈农村里的大暴行和无政府状态，显然是撒谎和玩弄怯懦的欺骗手腕。试问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明智的措施造成过大暴行和无政府状态呢？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但是政府所采取的、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唐恩领导的苏维埃所赞同的一切措施，都是反对农民的，逼得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
这个政府引起了起义，却又对它自己引起的大暴行和无政府状态大叫大嚷。政府本想用铁和血来镇压起义，可是它自己却被革命士兵、水兵和工人的武装起义扫除了。工农革命政府首先应当解决土地问题，——能使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得到安慰和满足的问题。现在我向你们宣读拟由你们的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法令的条文，其中一条附有根据242份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委托书拟订的给各地土地委员会的委托书。◎第348页◎
土地法令
(1)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
(2)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召开立宪会议时为止。
(3)任何毁坏被没收的即今后属于全民的财产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罪行，革命法庭应予惩处。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在没收地主田庄时遵守最严格的秩序，确定达到多大面积的土地以及哪些土地应予没收，编制全部没收财产的清册，并对转归人民所有的、土地上的产业，包括一切建筑物、工具、牲畜和储存产品等等，用革命手段严加保护。
(4)下附农民委托书是由《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是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日报），1917年5月9日（22日）-1918年1月在彼得格勒出版，编辑为瑙·雅·贝霍夫斯基。该报代表社会革命党右翼的观点，敌视十月革命。因进行反革命宣传被苏维埃政权查封。——227、349。）编辑部根据242份地方农民委托书拟订的，公布于该报第88号（彼得格勒，1917年8月19日第88号），在立宪会议对伟大的土地改革作出最后决定以前，各地应该以这份委托书作为实行这一改革的指南。
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
“土地问题只有全民立宪会议才能加以通盘解决。
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公正的办法应该是：
(1)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禁止买卖、出租、典押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转让土地。
一切土地：国家的、皇族的、皇室的、寺院的、教会的、工厂占有的、长子继承的、私有的、公共的和农民等等的土地，一律无偿转让，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第349页◎
因财产变革而受到损失的人，只有在适应新生活条件所必需的时间内，才有权取得社会帮助。
(2)所有地下资源，如矿石、石油、煤炭、盐等等，以及具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流，归国家专用。一切小的河流、湖泊和森林等等交给村社利用，但必须由地方自治机关管理。
(3)经营水平高的农场所占的土地，如果园、种植园、苗圃、养殖场、温室等等，不得分割，而应改为示范农场，并视其规模和作用，归国家或村社专用。
城乡的宅地连同家用果园和菜园，仍归原主使用，其面积和税额，由法律规定之。
(4)养马场，官办和民营的种畜场和种禽场等等，一律没收，变为全民财产，并视其规模和作用，归国家或村社专用。
赎金问题应由立宪会议审议。
(5)被没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农具，视其大小和用途，无偿转归国家或村社专用。
土地少的农民的耕畜和农具不在没收之列。
(6)凡愿意用自己的劳动，依靠家属的帮助或组织协作社从事耕种的一切俄国公民（不分性别），均享有土地使用权，但仅以有力耕种的期间为限。禁止使用雇佣劳动。
村团成员一时丧失劳动力在两年以内者，村团在该成员劳动力尚未恢复的这段时间，有责任通过共耕制的办法予以帮助。
农民因年老或残废而不再能自己耕种土地时，便丧失其土地使用权，但可向国家领取赡养费。
(7)土地应当平均使用，即根据当地条件，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把土地分配给劳动者。
使用土地的方式应完全自由，究竟采用按户、按独立农庄、按村社、还是按劳动组合的方式，由各乡村自行决定。
(8)一切土地转让后都归入全民地产。在劳动者中分配土地的事宜，由地方的和中心的自治机关（从按民主原则组成的无等级的城乡村社起到各区域中心的机关止）负责主持。
根据人口增加、农业生产率和经营水平的提高等情况，土地应定期重新分配。
改变份地地界时，原份地的基本地段应予保留。◎第350页◎
因故离村者应交还其土地，但其近亲及其所指定的人，有取得该段土地的优先权。
施肥和改良土壤（根本改良）投入的价值，由于在交还份地时尚未用尽，应予补偿。
如果个别地方现有土地不能满足当地全体居民需要，过剩人口应迁往他处。
组织移民和移民费用以及农具供应等等概由国家负责。
移民应按下列次序办理：首先是自愿迁移的无地农民，其次是品行不良的村社社员、逃兵等等，最后，才采取抽签或协商的办法。”
这个委托书的全部内容表达了全俄绝大多数觉悟农民的绝对意志，应立即宣布为临时法律，并应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尽可能立即实行，其中哪些部分必须逐步实行，应由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决定。
(5)普通农民和普通哥萨克的土地概不没收。
————
这里有人叫嚷，说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的。就让它这样吧。谁拟订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通过实际生活烈火的检验懂得，究竟什么是对的。即使农民还继续跟社会革命党人走，即使他们使这个党在立宪会议上获得多数，那时我们还是要说：就让它这样吧。实际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就让农民从这一头，而我们从另一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实际生活会使我们双方在革命创造的总的巨流中，在制定新的国家形式的事业中接近起来的。我们应当跟随着实际生活前进，我们应当让人民群众享有发挥创造精神的充分自由。已被武装起义推翻的旧政府，曾想依靠没有撤换的沙皇旧官僚来解决土地问题。可是◎第351页◎这些官僚不去解决问题，反而一味反对农民。农民在我国八个月的革命当中，已学会了一些东西，他们想要亲自解决一切有关土地的问题。所以我们反对对这个法案作任何修改，我们不希望规定得很详细，因为我们写的是法令，而不是行动纲领。俄国幅员广大，各地条件不同；我们相信农民自己会比我们更善于正确地妥当地解决问题。至于究竟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还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纲领所规定的方式，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使农民坚信农村中再不会有地主了，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热烈鼓掌）
载于1917年10月28日（11月10日）《真理报》第171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9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7—21页◎第352页◎
工人监督条例草案（1917年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
*（注：《工人监督条例草案》于1917年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在有列宁参加的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基本上通过，随后于10月27日提交人民委员会审查。人民委员会委托弗·巴·米柳亭和尤·拉林在两天之内制定出工人监督条例的详细草案。但他们制定出来的草案违背了列宁提出的革命工人监督的任务，例如草案没有写进企业主必须服从工人监督机构的决定这一最重要的条款。列宁的草案是后来制定工人监督法案的基础，这一草案经过补充之后于11月1日（14日）发表在《工农临时政府报》第3号上，标题为《工人监督法草案（提交劳动委员会审查稿）》。在进一步讨论草案的过程中，有人提议由国家机关代替正在各地成立的工人监督机构和只在最大的工厂、铁路等企业建立工人监督机构。列宁坚决主张普遍实施工人监督，充分发挥工人的主动精神。草案的定稿工作委托给了在11月8日（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成立的专门委员会。11月14日（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了专门委员会提出的草案并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这一法令。列宁草案的基本原则都体现在这个条例中。这个法令发表于11月16日（2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7号。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对准备工业国有化起了重大作用。——353。）
1.在工人和职员（共计）人数不少于5人，或年周转额不少于1万卢布的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等企业中，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储藏和买卖事宜应实行工人监督。
2.企业较小，可由全体工人和职员直接实行工人监督者，则直接实行，否则，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实行，代表应立即在全体大会上选出，作出选举记录，并将当选人名单报告政府和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3.非经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许可，绝对禁止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或生产部门（参看第7条）停工，以及对生产进度作任何改变。
4.一切帐簿和文据，以及一切仓库和库存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等，应毫无例外，一律对选出的代表公开。
5.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所作的决定，企业主必须服从，只有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加以撤销。
6.在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里，一切企业主和一切由工人和职员选出实行工人监督的代表，均应对国家负责，维持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并保护财产。凡玩忽职守、隐瞒存货和报表等等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判处5年以下的徒刑。◎第353页◎
7.凡为国防服务以及与生产人民大众生活必需品有关的企业，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
8.工人监督细则，由各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以及职员委员会代表会议的代表联席会议制定。
载于192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2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4—25页◎第354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
（1917年11月5—6日〔18—19日〕）
同志们：
大家知道，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四件文献。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5-27日（11月7-9日）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举行，有一些县和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根据代表大会开幕时的统计，到会代表共649人，按党派分，有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人160人，孟什维克72人，统一国际主义者14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7人。
根据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本应在9月中旬召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这个决议实行怠工。他们打算用民主会议来代替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只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坚持，中央执行委员会才不得不于9月23日（10月6日）通过决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日期先定在10月20日（11月2日），后来改为10月25日（11月7日）。10月21日（11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开会讨论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并委托列宁就政权、战争、土地等问题作报告。）
（注：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晚10时40分开幕。当时赤卫队、水兵和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正在冲击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列宁因忙于领导起义，没有出席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被选进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有列宁、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尼·瓦·克雷连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14名布尔什维克，还有波·达·卡姆柯夫、弗·亚·卡列林、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1名乌克兰社会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主席团，他们把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为阴谋，要求与临时政府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在断定代表大会的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之后，退出了大会。10月26日（11月8日）凌晨3时许，代表大会听取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关于占领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报告，随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会议在凌晨5时15分结束。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0月26日（11月8日）晚9时开始。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以绝大多数票（有1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代表大会组成了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政府名单上全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人，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3人，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1人。代表大会还决定，农民苏维埃和部队组织的代表以及退出大会的那些集团的代表可以补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前线废除死刑、在军队中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立即逮捕前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等决定。10月27日（11月9日）凌晨5时15分，代表大会闭幕。——338、355、361、364、629。）上，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占了多数。
这一事实是理解刚刚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在全俄各地发生并获得胜利的革命所必需的基本事实。一切拥护资本家和不自觉地充当资本家帮手的人，这些破坏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新革命的基本原则的人，常常忘记和回避的也正是这个事实。俄国除了苏维埃政府以外，不应当有别的政府。在俄国，已经争得了苏维埃政权，因此，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占了多数。因此，只有这个党组织的政府才是苏维埃政府。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成立新政府和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新政府成员名单前数小时，曾邀请三位最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355、360、389、402、426、431、499、511、563、646、764。），即卡姆柯夫、斯皮罗、卡列林同志参加自己的会◎第355页◎议，并建议他们参加新政府。我们极为遗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志们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对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拥护者说来是不能容许的，我们随时都准备接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然而我们声明，我们作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党，不仅有权利，而且对人民负有义务组织政府。
大家知道，我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人民委员名单，而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政府成员名单。
因此，说什么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是苏维埃政府，这种骗人的鬼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都是来自人民的敌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也只能出自他们的口。恰恰相反，现在，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直到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或直到苏维埃改选，或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新政府时为止，只有布尔什维克政府方能被认为是苏维埃政府。
* * *
同志们！我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几个成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李可夫、米柳亭以及其他几个人昨天，即11月4日，退出了我党中央委员会，后面三人还退出了人民委员会。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党里，虽然我们的政策方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但也难免有个别同志在反对人民公敌的斗争中表现得不够坚定，不够果敢。现在摆在我党面前的任务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困难也是很大的，于是有几个以前担任重要职务的我党党员在资产阶级进攻的面前动摇了，从我们的队伍中逃跑了。整个资产阶级及其所有帮手都因此而欢天喜地，幸灾乐祸，高喊布尔什维克政府已经瓦解，预言布尔什维克政府必将覆灭。
同志们！不要相信这些谎话。这些退出的同志不仅抛弃了托◎第356页◎付给他们的岗位，而且还违反了我党中央要求他们至少等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党组织作出决定后再退出的明确决定，他们的行为和逃兵一样。我们坚决斥责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我们深信，一切身为我党党员或同情我党的觉悟的工人、士兵和农民也都会坚决斥责这种逃兵行为。
可是，我们声明，我党几个上层分子的逃兵行为一分钟也不会，丝毫也不会动摇拥护我们党的群众的团结，因而也不会动摇我们的党。
同志们总还记得，其中两个逃兵，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还在彼得格勒起义以前就有过逃兵行为和工贼行为，因为他们不仅在1917年10月10日那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中央会议上投票反对起义，而且竟在中央作出决定以后，鼓动党的工作人员反对起义。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些不敢站到工人方面来、更多地倾向于资产阶级方面的报纸（如《新生活报》（注：《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俄国报纸（日报），由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马·高尔基、谢列布罗夫、瓦·阿·杰斯尼茨基、尼·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弗·亚·巴扎罗夫、波·瓦·阿维洛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等。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81、282、332、357、373、501、527、554、814。））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一起大喊大叫起来，说什么我们党“瓦解了”，“起义破产了”，如此等等。可是实际生活很快就驳倒了一些人的谎话和诬蔑，另一些人的怀疑、动摇和怯懦。利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破坏彼得格勒起义的行为所掀起的“风波”，原来不过是杯水风波而已，群众的伟大热情，千百万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前线，在战壕中和在农村里所表现的伟大英勇精神，好像火车抛弃木屑一样，轻而易举地抛弃了这些逃兵。
让一切信念不坚定的分子，一切动摇分子，一切怀疑分子以及一切被资产阶级吓倒、听信于资产阶级直接间接的帮手的叫喊的分子去惭愧吧。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他各地的工人和士兵群众中没有发生丝毫动摇。我们的党团结得像一个人，坚定地捍卫着苏维埃政权，捍卫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第357页◎利益！
资产阶级的下流作家和那些被资产阶级吓倒的人齐声责备我们，说我们不肯让步、不愿和解，说我们不愿意同别的政党分掌政权。同志们，这都是谎话！我们曾经建议，而且还在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我们分掌政权。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可见并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开始了谈判，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我们又在谈判中作了种种让步，甚至有条件地同意容纳彼得格勒市杜马这个科尔尼洛夫分子巢穴的一部分代表。如果万恶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如果士官生这些资本家和地主的子弟，像他们上星期日在彼得格勒所干的那样，像他们现在打算再干的那样（这已由破获普利什凯维奇阴谋和昨天即11月3日在他那里搜获的文件证实了），还试图反抗人民的意志，那么人民首先就要铲除这个巢穴。但是，那些站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背后，通过他们来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先生们，却把我们的让步说成是软弱的表示，乘机向我们提出新的最后通牒。阿布拉莫维奇和马尔托夫两位先生出席了11月3日的会议（注：指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就建立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问题进行谈判的会议。——358。），并提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停止逮捕，不停止查封资产阶级报纸，就不进行任何谈判。
我们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拒绝接受这个显然出自卡列金、资产阶级、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的拥护者的最后通牒。普利什凯维奇阴谋，以及第17军某部的代表于11月5日来到彼得格勒，说要向彼得格勒进攻，对我们进行威胁（这种威胁是可笑的，因为这些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先头部队已被击溃，在加契纳附近溃散了，而其中大部分都拒绝反对苏维埃），所有这些事件都表明，阿布拉莫维奇和马尔托夫两位先生的最后通牒，实际上是由谁发出的，他们这些人实际上是为谁服务的。
但愿全体劳动者都能沉着而坚定！苏维埃中的少数派被资产◎第358页◎阶级吓倒了，不管他们抱着怎样“良好的愿望”，事实上都是科尔尼洛夫分子手中的傀儡，我们党决不会向他们提出的最后通牒让步。
我们坚持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即由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掌握政权的原则；我们过去同意，并且现在仍旧同意同苏维埃中的少数派分掌政权，但这个少数派必须诚心诚意地服从多数，并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批准的，采取渐进的、然而是坚定不移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可是，对于那些没有群众拥护，实际上只有科尔尼洛夫分子、萨文柯夫分子、士官生等拥护的知识分子集团所提出的最后通牒，我们是决不会屈服的。
但愿全体劳动者都能沉着而坚定！我们的党，苏维埃中多数派的党是团结一致地保卫着他们的利益的，而千百万城市中的工人、前线的士兵和农村中的农民一如既往地拥护我们的党，决心无论如何要使和平成功，使社会主义胜利！
载于1917年11月7日（20日）《真理报》第18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67—71页◎第359页◎
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
今天，11月18日星期六，我在农民代表大会（注：指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召开的，1917年11月11-25日（11月24日-12月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第一届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企图阻挠大会的召开，但没有得逞。出席大会的有各省、县农民苏维埃和各方面军、集团军、军、师农民委员会的代表330名（据11月18日（12月1日）的统计），其中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名、布尔什维克37名、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65名。会议议程包括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粮食问题和其他问题。
代表大会左翼同右翼之间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立场不坚定，影响了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在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代表大会关于政权问题的决议里，包含了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关于成立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要求，但是这项决议承认成立政府是为了实现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并规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要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合并。
11月15日（28日）下午，代表大会讨论并批准了大会主席团关于它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共同拟定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合并的条件的报告。然后，大会全体代表前往斯莫尔尼宫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合并的报告，还通过了承认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人监督法令的决议。
在土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以平均使用土地的原则为基础的决议。
代表大会委托主席团于11月26日（12月9日）召开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非常代表大会的代表全部参加了第二次代表大会。——360。）上发言时，有人当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立刻作了答复。这个问题以及我的答复必须立即让所有读者都知道，因为，从形式上说，我只是以个人名义讲话，而实质上我是代表整个布尔什维克党讲话的。
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讲话中提到工人布尔什维克同目前许多农民所信任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355、360、389、402、426、431、499、511、563、646、764。）的联盟问题时作过论证，这个联盟可以成为“真诚的联合”，真诚的联盟，因为雇佣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没有根本相悖的地方。社会主义完全能够满足两者的利益。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因此，无产者同被剥削劳动农民之间的“真诚的联合”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相反地，以被剥削劳动阶级为一方同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联合”（联盟），由于两者的利益是根本相悖的，不可能是“真诚的联合”。
我说过：假定政府中布尔什维克占多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少数，甚至只有一个农业人民委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是不是能够实现真诚的联合呢？
能够，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反对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右派社会◎第360页◎革命党人和护国派）的斗争中固然决不调和，但在就有关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四件文献。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5-27日（11月7-9日）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举行，有一些县和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根据代表大会开幕时的统计，到会代表共649人，按党派分，有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人160人，孟什维克72人，统一国际主义者14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7人。
根据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本应在9月中旬召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这个决议实行怠工。他们打算用民主会议来代替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只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坚持，中央执行委员会才不得不于9月23日（10月6日）通过决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日期先定在10月20日（11月2日），后来改为10月25日（11月7日）。10月21日（11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开会讨论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并委托列宁就政权、战争、土地等问题作报告。
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晚10时40分开幕。当时赤卫队、水兵和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正在冲击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列宁因忙于领导起义，没有出席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被选进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有列宁、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尼·瓦·克雷连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14名布尔什维克，还有波·达·卡姆柯夫、弗·亚·卡列林、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1名乌克兰社会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主席团，他们把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为阴谋，要求与临时政府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在断定代表大会的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之后，退出了大会。10月26日（11月8日）凌晨3时许，代表大会听取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关于占领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报告，随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会议在凌晨5时15分结束。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0月26日（11月8日）晚9时开始。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以绝大多数票（有1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代表大会组成了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政府名单上全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人，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3人，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1人。代表大会还决定，农民苏维埃和部队组织的代表以及退出大会的那些集团的代表可以补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前线废除死刑、在军队中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立即逮捕前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等决定。10月27日（11月9日）凌晨5时15分，代表大会闭幕。——338、355、361、364、629。）所批准的土地纲领中纯社会革命党的条文的问题进行表决时则应当弃权。例如，土地平均使用和在小业主中间重分土地就属于这样的条文。
布尔什维克在表决这样的条文时弃权，丝毫没有违背自己的纲领。因为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对工厂实行工人监督，接着是剥夺这些工厂，实现银行国有化，建立调节国内整个国民经济的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人们必须同意被剥削劳动农民小农提出的过渡办法，只要这些办法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我说过：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1899—1909年），他多次肯定，大农业的国家和小农业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在人民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表决这类条文时，我们布尔什维克必须弃权，因为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农民）同意实行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等等条件下，土地平均使用不过是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办法。无产阶级硬性规定这样的过渡办法是荒谬的；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它在选择这些过渡办法的时候，必须向被剥削劳动农民小农让步，因为这些办法不会危害社会主义事业。
当时有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费奥菲拉克托夫同志）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在立宪会议中，农民希望通过关于土地平均使用的法律，而资产阶级反对农民，如何解决取决于布尔什维克，这时布尔什维克将采取什么态度？”
我回答说：在实行了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等等措施、社会主义事业有了保障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工人同被剥削劳动◎第361页◎农民的联盟，必须投票赞成农民，反对资产阶级。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在投票的时候，可以提出自己的特别声明，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等等，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弃权，那就是由于局部的意见分歧而出卖自己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布尔什维克在这种情况下决不会出卖农民。只要政权掌握在工农政府手里，只要实行了工人监督，实行了银行国有化，建立了指导（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工农最高经济机构等等，土地平均使用等办法是决不会危害社会主义的。
这就是我的答复。
尼·列宁
载于1917年11月19日（12月2日）《真理报》第194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98—100页◎第362页◎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1917年12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
1.过去把召集立宪会议（注：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1917年3月2日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一直拖延选举的准备工作。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不得不于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
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7、96、222、312、333、338、363、386、389、404、505、532、578、615、706、761。）的要求列入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立宪会议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因为以克伦斯基为首的帝国主义共和国在建立预备议会（注：预备议会是根据全俄民主会议主席团1917年9月20日（10月3日）的决定，由参加会议各集团分别派出名额为其人数15％的代表组成的常设机关。（指全俄民主会议。
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1582人。这次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竭力压缩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名额，而扩大各小资产阶级组织和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名额，从而使自己在会上占了多数。例如城市自治机关在会上有300名代表，地方自治机关有200名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合作社有120名代表，而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有230名代表。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9月20日（10月3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了成立常设机关——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职能的决定。这是企图造成俄国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的假象。而根据临时政府批准的条例，预备议会仅仅是它的谘询机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建议，不顾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并在10月7日（20日）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宣布退出。预备议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被赤卫队解散。——223、236、277、289、629。）。——288、363。）时，曾用许多违反民主制的办法搞了假选举。
2.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
3.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
4.按照1917年10月中旬提出的名单召集我国革命中的立宪会议，就是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不可能正确表达人民的意志、特别是劳动群众的意志的情况下召集立宪会议。
5.第一，只有在各党派名单符合人民真正分属于这些名单所反映的各党派的实际情况时，比例选举制才能真正表达人民的意志。在我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从5月到10月在人民中特别是在农民中最受拥护的党是社会革命党16，它在1917年10月中旬提出了统一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但是在1917年11月，即在◎第363页◎立宪会议选举以后，会议召开之前，这个党发生了分裂。
因此，立宪会议的当选代表的比例，即使在形式上也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符合大多数选民的意志。
6.第二，立宪会议当选代表的比例之所以不符合人民意志，特别是不符合劳动阶级的意志，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根源，不是形式上、法律上的根源，而是社会经济的根源，即阶级的根源，这就是在进行立宪会议选举时，绝大多数人民还无法知道在1917年10月25日，即在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提出以后开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十月苏维埃革命的全部规模和意义。
7.十月革命为苏维埃夺取了政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了政治统治权，并把它交给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我们看到这次革命正经历着自身循序发展的各个阶段。
8.革命是从10月24—25日在首都取得胜利开始的，当时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无产者和政治上最积极的那部分农民的先锋队——第二次代表大会（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四件文献。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5-27日（11月7-9日）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举行，有一些县和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根据代表大会开幕时的统计，到会代表共649人，按党派分，有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人160人，孟什维克72人，统一国际主义者14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7人。
根据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本应在9月中旬召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这个决议实行怠工。他们打算用民主会议来代替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只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坚持，中央执行委员会才不得不于9月23日（10月6日）通过决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日期先定在10月20日（11月2日），后来改为10月25日（11月7日）。10月21日（11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开会讨论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并委托列宁就政权、战争、土地等问题作报告。）
（注：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晚10时40分开幕。当时赤卫队、水兵和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正在冲击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列宁因忙于领导起义，没有出席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被选进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有列宁、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尼·瓦·克雷连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14名布尔什维克，还有波·达·卡姆柯夫、弗·亚·卡列林、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1名乌克兰社会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主席团，他们把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为阴谋，要求与临时政府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在断定代表大会的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之后，退出了大会。10月26日（11月8日）凌晨3时许，代表大会听取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关于占领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报告，随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会议在凌晨5时15分结束。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0月26日（11月8日）晚9时开始。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以绝大多数票（有1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代表大会组成了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政府名单上全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人，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3人，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1人。代表大会还决定，农民苏维埃和部队组织的代表以及退出大会的那些集团的代表可以补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前线废除死刑、在军队中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立即逮捕前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等决定。10月27日（11月9日）凌晨5时15分，代表大会闭幕。——338、355、361、364、629。），使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优势，掌握了政权。
9.然后，在11月和12月间，革命席卷了军队和农民的全体群众，这首先表现为撤销和改选旧的上层组织（集团军委员会、省农民委员会、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等），这些组织所代表的是革命已经走过的、妥协的阶段，即资产阶级的阶段，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阶段，因此这些组织必然要在更深更广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退出舞台。
10.直到现在，即1917年12月中旬，被剥削群众的这种改造自己组织的领导机关的强大运动还没有结束，而还没有闭幕的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注：指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
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于1917年12月12-30日（1917年12月25日-1918年1月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次大会是根据莫斯科枢纽站和彼得格勒枢纽站铁路工会的倡议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共300名左右，其中半数以上是布尔什维克。列宁被选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大会听取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讲话、关于粮食状况的报告、关于工会建设的报告和关于普遍成立地方铁路代表苏维埃的报告。出席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拥护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认为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帮助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对它表示不信任。大会选派78名代表出席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定于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召开的全国铁路员工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364。）就是其中的一个阶段。
11.因此，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俄国各种阶级力量的划分情◎第364页◎况，在1917年11月和12月间，实际上根本不同于1917年10月中旬各党派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所反映的情况。
12.最近乌克兰的事件同样也说明（芬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的事件也部分地说明），在乌克兰拉达（注：乌克兰拉达（中央拉达）是1917-1918年乌克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的联合机关，1917年3月4日（17日）在有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以及各社会团体参加的乌克兰社会联邦党总委员会会议上成立。1917年6月，产生了称为小拉达的执行机关，主席是乌克兰资产阶级思想家米·谢·格鲁舍夫斯基，副主席是弗·基·温尼琴科和谢·亚·叶弗列莫夫。中央拉达在1917年3月9日（22日）的告乌克兰人民书中号召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6月10日（23日），它宣布乌克兰自治，建立了名为总书记处的政府，但很快就同临时政府妥协，赞成将自治问题搁置到召开立宪会议时再解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中央拉达于11月7日（20日）宣布自己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机关，1918年1月11日（24日）宣布乌克兰独立。1917年11月-1918年1月，中央拉达同苏俄人民委员会举行谈判，同时却支持阿·马·卡列金等白卫将军，并违背自己的诺言，不解决土地问题、工人问题及民族问题。中央拉达既向协约国寻求财政上的支持，又同德奥同盟进行秘密谈判。12月11-12日（24-25日）在哈尔科夫举行了乌克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中央拉达不受法律保护。乌克兰人民逐渐认清了中央拉达的反革命政策，于1917年12月-1918年1月在乌克兰全境举行了反对中央拉达的武装起义。1918年1月26日（2月8日）苏维埃军队占领基辅后，中央拉达逃往沃伦。次日，它与德奥同盟签订了叛卖性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并于3月1日与德奥占领军一起返回基辅，成了武装占领者操纵的傀儡。由于中央拉达无力镇压乌克兰的革命运动和往德国调运粮食，1918年4月29日德军指挥部将它解散，而以君主派地主、乌克兰盖特曼帕·彼·斯科罗帕茨基的傀儡政府代之。——365、397、407。）、芬兰议会等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同各该民族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阶级力量正在重新划分。
13.最后，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4、37、79、88、96、135、229、236、276、282、365、389、476、582、627。）和卡列金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工农政府的反革命叛乱所挑起的内战，使阶级斗争达到最尖锐的程度，使历史向俄国各族人民、首先是向工人阶级和农民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完全没有可能用形式上民主的方式来解决。
14.只有工农完全战胜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叛乱（其表现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运动）只有用武力无情地镇压这种奴隶主的叛乱，才能真正保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在革命中，事变的进程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已经使“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实际上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这个口号不考虑工农革命的成果，不考虑苏维埃政权，不考虑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200的决议等。全体人民已经完全明白，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
15.和平问题是人民生活中特别尖锐的问题之一。争取和平的真正革命斗争，在俄国只是在10月25日革命胜利以后才开始的，这个胜利产生的初步成果就是公布秘密条约（注：苏维埃政府从1917年11月10日（23日）起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陆续公布了俄国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英、法、德、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秘密条约。1917年12月-1918年2月出版了7部《前外交部档案秘密文件汇编》。秘密条约的公布，起了巨大的革命宣传作用。——341、365、444。），缔结停战协议，开始就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普遍和约进行公开谈判（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颁布以后，苏维埃政府就开始采取使交战国之间签订普遍的民主和约的实际步骤。1917年11月7日（20日），人民委员会发布特别命令，责成俄军最高总司令尼·尼·杜鹤宁将军向敌军司令部提出停止军事行动和开始和平谈判的建议。11月8日（21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向各盟国大使发出照会，建议在各条战线立即签订停战协定并开始和平谈判。11月9日（22日），协约国大使在彼得格勒美国大使馆开会，通过了不理睬苏维埃政府照会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委员会不得不与德国单独进行和谈。11月14日（27日），苏维埃政府收到了德国最高统帅部同意进行停战谈判的通知。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建议，谈判推迟5天开始，以便在这段时间内再次建议各盟国政府决定自己对媾和问题的态度。11月15日（28日），苏维埃政府向各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发出呼吁，建议它们参加和平谈判。这一呼吁没有得到盟国的回答。11月19日（12月2日），阿·阿·越飞率领的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抵达中立区，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在那里会见了包括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代表在内的德奥同盟的代表团。11月20-22日（12月3-5日），双方进行谈判，达成了临时停战10天的协议。苏维埃政府利用停战的机会，再一次试图把同德国的单独谈判变成签订普遍的民主和约的谈判。11月24日（12月7日），重新给各盟国大使发出建议参加谈判的照会。照会没有得到答复。12月2日（15日）双方恢复谈判，同日签订了停战28天的协定。停战协定中规定要召开的和平会议，于12月9日（22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幕。——365。）。
广大人民群众只有现在才真正地、充分地、公开地得到机会，看到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的政策，并研究它的结果。
在立宪会议选举时，人民群众是没有这种机会的。◎第365页◎
显然，就从这一方面来看，立宪会议当选代表的比例不符合人民在结束战争这个问题上的真正意志也是必然的。
16.上述所有情况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按照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以前、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存在的那些党派所提的候选人名单召集的立宪会议，必然同10月25日开始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这个革命的利益自然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何况这些形式上的权利由于立宪会议法没有规定人民有权随时改选自己的代表而已经遭到破坏。
17.凡是直接或间接想从形式上即法律上，想在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内来考察立宪会议问题，而不考虑到阶级斗争和内战，那都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和转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布尔什维克党的少数领导人因为不能正确评价十月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犯了这种错误。革命社会民主党应尽的责任就是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这种错误。
18.由于立宪会议的选举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被剥削劳动阶级的利益，因而产生了危机。唯一可能无痛苦地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是：让人民尽量广泛地、迅速地实际行使改选立宪会议代表的权利；立宪会议自己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这种改选的法令（注：指《罢免权法令》，该法令草案是列宁在1917年11月19日（12月2日）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02-103页），由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1日（12月4日）会议上提出。讨论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原则上同意罢免权，只有两人反对，一人未表示意见。草案随后交给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协商委员会最后定稿。定稿中对列宁的草案作了一些补充，如决定改选的权力不归苏维埃而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但是苏维埃可以根据相应选区半数以上选民的要求决定改选。协商委员会提出的法令草案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公布于11月23日（12月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3号。
根据罢免权法令，一些农民和军队的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罢免了立宪会议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代表，包括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帕·尼·米留可夫等。——366。）；立宪会议无条件地宣布承认苏维埃政权、苏维埃革命以及它在和平问题、土地问题和工人监督问题上的政策；立宪会议坚决站到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反革命势力的营垒中来。
19.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因立宪会议而产生的危机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要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反革命势力，而不管他们用什么口号和机构（即使是用立宪会议代表的资◎第366页◎格）作掩护。凡试图在这场斗争中束缚苏维埃政权手脚的行动都是帮助反革命的行为。
载于1917年12月13日（26日）《真理报》第213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63—167页◎第367页◎
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
（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是列宁1917年12月14日（27日）前后提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讨论的。——368。）（不早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
粮食的紧张情况，投机倒把、资本家和官吏的怠工以及整个经济破坏所造成的饥荒威胁，使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革命措施来同这种祸害作斗争。
为了使全国公民，首先是一切劳动阶级，能够在自己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领导下，立即从各方面，不惜采取最革命的手段来展开这种斗争并着手安排全国正常的经济生活，特制定下列条例：◎第368页◎
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
措施的法令草案
————
1.宣布一切股份企业为国家财产。
2.各股份公司的董事和经理以及一切属于富有阶级（即全部财产在5000卢布以上或每月收入在500卢布以上者）的股东，都必须继续有条不紊地经营企业的业务，执行工人监督的法令，向国家银行交出一切股票，并且每周向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报告本◎第368页◎人的活动情况。
3.国家的内债外债一律废除（勾销）。
4.债券和各种股票的小额持有者，即属于各劳动阶级的小额持有者的利益，完全予以保护。
5.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凡16岁至55岁的男女公民，都必须执行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或其他苏维埃政权机关所指定的工作。
6.规定下列办法作为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第一个步骤：凡属于富有阶级的人（见第2条）都必须备有劳动消费手册或劳动收支手册并如实登记，必须把上述手册送交相应的工人组织，或当地苏维埃及其机关，以便每周登记各人完成工作的情况。
7.为了正确地计算和分配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全国公民都必须加入某个消费合作社。粮食局、供给委员会和其他类似机关，以及铁路工会和运输工会，都必须在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领导下监督本法令的执行。特别是属于富有阶级的人，在组织和管理消费合作社的业务方面，必须执行苏维埃所指定的工作。
8.各铁路职工工会必须火速制定并立刻实行各种非常措施，以便更合理地安排运输工作，特别是粮食、燃料以及其他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的输送工作，首先要听从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嘱咐和指令，其次要听从苏维埃授予全权的机关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嘱咐和指令。
责成各地铁路工会协同当地苏维埃采取最积极的办法直至革命手段来坚决制止私贩粮食，并无情打击一切投机倒把分子。
9.各工人组织、职员联合会和地方苏维埃，必须立即促使即将关闭和即将复员的企业以及停产的企业转到进行有益的工作和生产必需品方面来，必须立即寻找订货、原材料和燃料。在没有接◎第369页◎到上级特别指令以前，各地工会和苏维埃无论如何不得拖延这项工作以及开展城乡产品交换的工作，必须严格遵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指示和命令。
10.凡属于富有阶级的人必须将其全部现金存入国家银行及其分行或储蓄所，每周取作消费用的数目不得超过100—125卢布（按照当地苏维埃的规定），而取作生产和商业用的数目，必须具有工人监督机关发给的书面证明。
为了监督本法令的切实执行，将颁布用现行纸币兑换其他纸币的条例，犯有欺骗国家和人民的罪行者，没收其全部财产。
11.凡不服从本法令者、怠工者、罢工的官吏以及投机倒把分子都应给予上述处分，并加以监禁或押送前线、强迫劳动。各地苏维埃及其所属机关，必须火速制定最革命的办法来对付这些真正的人民公敌。
12.工会及其他劳动者组织应协同地方苏维埃，组织若干流动检查小组，其中须有党和其他组织所推荐的最可靠的人参加，监督本法令的执行，检查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并把违反或规避本法令的犯罪分子交付革命法庭审判。
收归国有的企业中的职工应当竭尽全力，采取非常措施来组织好工作，巩固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人监督机关必须每周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报告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凡贻误工作和玩忽职守的犯罪分子，交由革命法庭制裁。
载于1918年11月《国民经济》杂志第11期（非全文）
全文载于194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6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76—179页◎第370页◎
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布尔什维克执政已经两个月了，但我们所看到的却不是社会主义的天堂，而是由混乱、内战和更大的经济破坏所造成的地狱。”资本家同他们的自觉的和半自觉的拥护者就是这样写，这样说，这样想的。
我们回答说，布尔什维克执政虽然才两个月，可是已经向社会主义迈出了一大步。只有那些不愿意联系起来看历史事件或者不善于联系起来评价这些历史事件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愿意看到，军队、农村和工厂里的各种不民主的制度，在几个星期内就几乎被彻底摧毁了。不经过这种破坏，便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不愿意看到，那种在拖延战争、用秘密条约掩饰掠夺和侵略的对外政策方面的帝国主义谎言，在几个星期内就被争取真正民主和平的真正革命民主的政策代替了。这一政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实际成果，即实现了停战和百倍地加强了我们革命的宣传力量。他们不愿意看到，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已经开始实行，而这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
有些人看不清历史的前景，他们被资本主义的陈规所束缚，他们被旧事物的急剧破灭、被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建筑崩溃◎第371页◎倒塌的折裂声、巨响和“混乱”（表面上的混乱）弄得目瞪口呆，他们被发展到极端尖锐程度的，即变成了内战的阶级斗争吓坏了，而这是唯一合理的、唯一正义的、唯一神圣的战争，这不是神父所说的神圣战争，而是凡人所说的神圣战争，即被压迫者要推翻压迫者，使劳动者从一切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神圣战争。实质上，所有这些受到束缚的、被弄得目瞪口呆的、被吓坏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手下的职员”，常常不自觉地以那种“道听途说”的、陈旧的、荒谬的、温情的、知识分子庸俗的关于“实施社会主义”的观念为指导，抓住社会主义学说的一鳞半爪，重复着被那些不学无术和一知半解的人所歪曲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且把这种“实施”社会主义的思想，甚至计划，硬加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头上。
这种思想是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相容的，更不用说这种计划了。我们一向就知道，并且反复地说过，社会主义是不能“实施”的；社会主义是在最激烈的、最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助产婆；同资产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相适应的，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这就是对某一阶级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特殊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而这种专政的前提和含意就是被抑制着的战争的状态，就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采取军事斗争措施的状态。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责备过公社，认为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在运用自己的武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时不够坚决。（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2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92—393页。——编者注）
实质上，知识分子对于镇压资本家的反抗而发出的这种种号◎第372页◎叫，说得“客气”一点，不过是旧的“妥协主义”的复活。如果使用无产阶级的直率的说法，那就得说：是继续向富人讨好的奴才行为，这就是反对现在工人对资产阶级、怠工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使用暴力（可惜还太弱，还不够坚决）的号叫的实质。一个妥协派的部长，好心肠的彼舍霍诺夫在1917年6月曾经宣布过：“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这个好心人甚至没有怀疑过，反抗确实应该被粉碎，它一定会被粉碎，用科学的语言来说，这种粉碎就叫作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就是镇压资本家的反抗，因而也就是系统地对整个阶级（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使用暴力。
富人的贪婪，肮脏的、狠毒的、疯狂的贪婪，他们的食客的那种惊惶万状和奴颜婢膝，这就是现在从《言语报》（注：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229、259、282、373、814。）到《新生活报》（注：《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俄国报纸（日报），由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马·高尔基、谢列布罗夫、瓦·阿·杰斯尼茨基、尼·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弗·亚·巴扎罗夫、波·瓦·阿维洛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等。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81、282、332、357、373、501、527、554、814。）的知识分子大肆叫嚣，反对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使用暴力的真正的社会基础。他们的叫嚣，他们的抱怨的话，他们关于“自由”（资本家压迫人民的自由）的虚伪叫喊等等的客观意义就是这样。假如人类能够来一次精彩的跳跃，一下子就跳到社会主义，没有摩擦，没有斗争，没有剥削者的切齿痛恨，没有剥削者用迂回办法维护或恢复旧制度的多种尝试，没有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对这种尝试作出的一次又一次的“回答”，那么，这些知识分子是“愿意”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食客，正如德国一句有名的谚语所说的，只要毛皮一刻不湿，他们“愿意”进水洗一洗。
当资产阶级和惯于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官吏、职员、医生、工程师等等采取最极端的反抗手段时，这些知识分子就吓坏了。他们怕得发抖，他们更加凄厉地哀号必须回到“妥协主义”上去。我们和所有被压迫阶级的真诚朋友对剥削者所采取的极端的反抗手段只能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并不期待通过商议和规劝，通过甜蜜的宣传或夸夸其谈的说教，而是通过生活的锻炼、斗争的锻炼，使无产阶级◎第373页◎成长壮大起来，掌握好政权。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并且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应该学会这一点，因为它不能立刻得到这种本领。必须在斗争中学到本领。只有严酷的、顽强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把这种本领教给无产阶级。剥削者的反抗愈激烈，被剥削者对他们的镇压也就愈有力，愈坚决，愈无情，愈有效。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拼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他最后的藏身之所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滋生（而且必然滋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厚颜无耻的肥壤沃土。
随着资产阶级及其食客们的反抗的加强，无产阶级和同它联合在一起的农民的力量也在增长。随着被剥削者的敌人——剥削者反抗的加强，被剥削者也在成长壮大、学习本事，并且从自己身上抛掉雇佣奴隶制的“旧亚当”（注：“旧亚当”意为旧的人。《旧约全书·创世记》说，亚当是上帝造的第一个人。——374。）。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真诚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才能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载于1929年1月22日《真理报》第18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96—199页◎第374页◎
怎样组织竞赛？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过去和现在耗费了无数的笔墨，来赞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私人进取心及其他绝妙的品质和魅力。他们责备社会主义者不愿意了解这些品质的意义和不顾“人的本性”。其实，资本主义早已把那种能使竞争在稍微广阔的范围内培植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的独立的小商品生产排挤掉了，而代之以大的和最大的工厂生产、股份企业、辛迪加和其他垄断组织。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意味着空前残暴地压制广大的、占绝大多数的居民，即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而且还意味着排斥竞赛，而代之以社会阶梯上层的金融诈骗、任人唯亲和阿谀逢迎。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现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在人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他们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
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
资产阶级的走卒和食客们把社会主义描写成生活千篇一律的、死气沉沉的、单调无味的军营。富人的奴才，剥削者的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总是拿社会主义来“吓唬”人民，然而，◎第375页◎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才注定了要过那种服苦役住军营的生活，从事永无休止、令人厌烦的劳动，过着半饥半饱、贫困不堪的日子。使劳动者摆脱这种苦役生活的第一步，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人监督，把银行收归国有。下一步便是把工厂收归国有，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同时又是产品销售合作社），以及由国家垄断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
只有现在才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开辟了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精神的可能性。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用真正的工人监督制服了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稍微直一点腰，可以挺起胸来，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来工作了。
用为自己劳动取代被迫劳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当然不能不发生摩擦、困难和冲突，不能不对那些顽固的寄生虫及其走卒采用暴力。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工人都不抱什么幻想。工人和贫苦农民成年累月地替剥削者做苦工，受到了剥削者无数的欺侮和凌辱，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由于他们经受了这些磨炼，他们知道要粉碎剥削者的反抗是需要时间的。工人和农民丝毫没有染上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老爷们、所有这些新生活派（注：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284、376、483、553、769、814。）和其他废物的幻想，这些人力竭声嘶地“高喊”反对资本家，“指骂”资本家、“痛斥”资本家，可是一到要真正行动，要把威胁变成事实，要在实践中真正去掉资本家的时候，他们就痛哭流涕，活像一只挨了打的小狗。
用全国广大范围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国际的、世界的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为自己的劳动取代被迫劳动，——这种伟◎第376页◎大的更替除需要采取“军事”措施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还需要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作出组织方面的即组织家的巨大努力。组织任务同采取军事措施无情地镇压昨天的奴隶主（资本家）及其奴才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的任务，已经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昨天的奴隶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奴仆们总是这样想，这样说：我们一向是组织者和长官，一向是发号施令的，我们仍旧要这样，我们不会听“老百姓”的话，不会听工人和农民的话，不会服从他们，我们要把知识变成保护富人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工具。
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的。从一己私利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奴主地主所豢养的食客和寄生虫，神父、录事、果戈里笔下的那类官吏、那些痛恨别林斯基的“知识分子”，对农奴制也是“恋恋”不舍的。可是剥削者及其知识分子奴仆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事业。工人和农民正在粉碎他们的反抗（可惜还不够坚决、果断和无情），而且一定会粉碎他们的反抗。
“他们”以为，社会主义革命赋予劳动者的那种伟大的、在世界历史上是真正豪迈的组织任务，“老百姓”即“普遍”工人和贫苦农民是负担不了的。那些惯于替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识分子自我安慰说：“没有我们不行。”他们厚颜无耻地盘算是不会实现的，因为有学问的人现在正在分化，正在转到人民方面，转到劳动者方面来，并且帮助他们粉碎资本奴仆们的反抗。而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是很多的，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就是最主要的任务，是尽量广泛◎第377页◎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劣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建设。
这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受到了陈规陋习、守旧心理、奴才习气，尤其是资本家的卑鄙私利的支持。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借掠夺来管理，借管理来掠夺。不，工人们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工人们在追求知识方面表现出非常大的热情，而且正是在现在表现出来，这证明无产阶级在这方面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迷误。凡是识字的、有识别人的本领的、有实际经验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组织家的工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傲慢蔑视态度谈论的“老百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是无穷无尽、源源不绝的。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对于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他们还不够坚决。革命不可能立刻在一生困于饥饿贫穷而不得不在棍棒下工作的千百万人身上培养出这些品质。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它的不可战胜性，正是在于它激发这些品质，破除一切旧的障碍，摧毁腐朽的桎梏，把劳动者引上独立创造新生活的道路。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工会或供给委员会、每个工厂委员会或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主要经济任务。
用被迫劳动者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即尽量躲避加重的担子，只求从资产阶级那里捞一把，——这种旧习惯必须破除。先进的有觉悟的工人已经开始了这场斗争，坚决反击有些新进厂的人（这样的人在战争时期特别多），因为他们现在对待人民◎第378页◎的工厂，对待已经变成人民财产的工厂，还像从前那样，一心想“多捞一把，然后溜之大吉”。一切有觉悟的、诚实的、有头脑的农民和劳动群众，在这场斗争中一定会站到先进工人这方面来。
既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建立，已经有了保障，那么，实行计算和监督，实行全面的、普遍的、包括一切的计算和监督，即对劳动数量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只要它们由作为最高国家政权机关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来实行，或者依照这个政权机关的指示和委托来实行，——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
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计算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只有工农群众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自愿地和诚挚地进行合作，共同对富人、骗子、懒汉和流氓实行计算和监督，才能清除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残余，清除人类的这些渣滓，清除这些无可救药的、腐烂的、坏死的部分，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
工人和农民们，被剥削劳动者们！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了！大家亲自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吧，这是唯一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社会主义胜利的保障，战胜一切剥削和一切贫困的保障！因为俄国有足够的粮食、铁、木料、羊毛、棉花和亚麻，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只是必须正确地分配劳动和产品，对这种分配建立切实可行的全民监督，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战胜那些人民的敌人——首先是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其次是骗子、懒汉和流氓。
对这些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劳动者的敌人要毫不宽容。必须同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殊死的斗争，向骗子、懒汉、流氓开战。这前后两种人，都是同胞兄弟，都是资本主义的儿女，都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产儿。在这种社会中，一◎第379页◎小撮人掠夺人民，侮辱人民。在这种社会中，贫困驱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流氓无赖、卖身投靠、尔虞我诈、丧失人格的道路。在这种社会中，必然使劳动者养成这样一种心理：为了逃避剥削，就是欺骗也行；为了躲避和摆脱令人厌恶的工作，就是少干一分钟也行；为了不挨饿，为了使自己和亲人吃饱肚子，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捞到一块面包也行。
富人和骗子是一枚奖章的两面，这是资本主义豢养的两种主要寄生虫，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应当由全体人民专门管制起来，只要他们稍一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规章和法律，就要无情地予以惩治。在这方面任何软弱、任何动摇、任何怜悯，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犯罪。
要使社会主义社会不受这些寄生虫的危害，就必须对劳动数量，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全民的、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自愿地积极地用满腔革命热情来支持的计算和监督。而要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即每个诚实、精明、能干的工人和农民完全能够做到和完全能够胜任的计算和监督，就必须唤起工农自己的、也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有组织才能的人，必须鼓励他们在组织工作方面实行竞赛，并在全国范围内把这种竞赛组织起来，必须使工人和农民清楚地懂得，应当向有学问的人请教是一回事，而应当由“普通的”工农来监督那些“有学问的”人所常有的懈怠是另一回事。
这种懈怠、大意、马虎、草率、急躁，喜欢用讨论代替行动，用空谈代替工作，干什么事都是开一个头但又半途而废，——这是“有学问的人”的特点之一，这根本不是由他们天性低劣，更不是由他们存心不良造成的，而是由他们的全套生活习惯、他们的劳动环境、疲劳过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反常分离等等造成的。
由于我们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可悲的、但在目前不可避免的特◎第380页◎点，由于工人对知识分子的组织工作缺乏应有的监督，因而产生了一些错误、缺点和失策，这些东西在我国革命的错误、缺点和失策中占了不小的地位。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他们应当克服这种毛病，他们一定会克服这种毛病。没有知识分子、专家这些有学问的人的建议和指导性的意见是不行的。任何一个有点头脑的工人和农民，对于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能抱怨工农对他们不够重视，对他们缺少同志式的尊敬。但是，建议和意见是一回事，组织实际的计算和监督又是一回事。知识分子往往能够提出极好的建议和意见，可是他们“笨手笨脚”到了可笑、荒谬和丢脸的地步，没有本事去实行这些建议和意见，切实监督怎样把言论变成行动。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来自“老百姓”即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实际组织工作者的帮助，没有这些人的领导作用，是绝对不行的。“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页。——编者注）这句话，显得尤其正确了，——在对富人和骗子切实进行惩治、限制，对他们充分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每一步，都比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更重要。要知道，“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注：见约·沃·哥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必须组织来自工农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必须反对知识分子所爱好的一切死套公式和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的企◎第381页◎图。无论是死套公式或者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都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毫无共同之点。在细节方面，在地方特征方面，在处理问题的方法、实现监督的方法以及消灭和制裁寄生虫（富人和骗子，知识分子中间的懒汉和歇斯底里人物等等）的手段方面，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
巴黎公社作出了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独立性、放手的行动、雄伟的魄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套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的伟大榜样。我们的苏维埃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但是苏维埃还有些“胆怯”，还没有放开手脚，还没有“渗透”到建立社会主义秩序这一新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工作中去。必须使苏维埃更大胆、更主动地去从事工作。必须使每个“公社”——每个工厂，每个乡村，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供给委员会——都能作为对劳动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这种计算和监督的纲领是简单明了的，谁都懂得的：它就是要使每个人都有面包吃，都能穿上结实的鞋子和整洁的衣服，都有温暖的住宅，都能勤勤恳恳地工作；不让一个骗子（其中也包括不愿做工的懒汉）逍遥自在，而是把他们关进监牢，或者给予最繁重的强迫劳动的处分；不让一个违反社会主义规章和法律的富人逃脱理所当然与骗子同样的命运。“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训条。这就是必须实际安排好的事情。我们的“公社”、我们的来自工农的组织工作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组织工作者，应当为这些实际成就而自豪（这里加上尤其二字，是因为知识分子太习惯于而且过分习惯于以自己的空泛的意见和决议而自豪）。
对富人、骗子和懒汉切实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成千上万种方式和方法，应当由公社本身、由城乡基层组织在实践中来创造和检◎第382页◎验。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可以保证具有活力，保证成功地达到共同的一致的目标，即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肃清骗子这种跳蚤和富人这种臭虫，等等。有的地方会监禁十来个富人、一打骗子、半打逃避工作的工人（在彼得格勒，特别是党的各个印刷所，有许多排字工人逃避工作，这同样也是流氓行为）。有的地方会叫他们去打扫厕所。有的地方在他们监禁期满后发给黄色身分证，使全体人民在他们改过自新以前把他们当作危害分子加以监视。有的地方会从十个寄生虫中挑出一个来就地枪决。还有的地方会想到把不同办法配合起来运用，例如，把富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骗子和流氓中的那些可以改正的人有条件地释放，使他迅速改过自新。方式愈多愈好，方式愈多，共同的经验就愈加丰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而实践也就愈容易创造出——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
看哪一个公社，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哪一个工厂，哪一个村子，没有挨饿的人，没有失业的人，没有有钱的懒汉，没有资产阶级奴才中的恶棍和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看哪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做的事情最多；看哪里为穷人建造新的好的住宅、安置穷人住进富人的住宅、按时供给穷人家小孩每人一瓶牛奶等方面做的事情最多；——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各个公社、村社、消费生产合作社和协作社以及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应当展开竞赛。正是应当通过这些工作让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实践中脱颖而出，并且把他们提拔上来，参加全国的管理工作。这样的人在人民中间是很多的。不过他们都被埋没了。必须帮助他们发挥才能。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在群众的支持下拯救俄国，拯救社会主义事业。
载于1929年1月20日《真理报》第17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00—211页◎第383页◎
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注：《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是列宁在芬兰度假期间写的。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这个草案拟了一个详细的法令草案，由粮食人民委员亚·格·施利希特尔签署，公布于1918年1月19日（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号。草案遭到了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的激烈反对，他们坚持合作社应该完全独立，不受苏维埃机关领导。人民委员会为了利用现有的合作社机构来开展商业工作和搞好对居民的粮食分配，不得不对合作社工作者作了一些让步。1918年3-4月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和粮食组织三方代表举行谈判，重新制定了法令草案。4月9日和10日，草案提交人民委员会讨论，经列宁作了补充和修改后通过。法令的第11、12、13条完全是列宁写的。4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法令，同时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指出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是妥协的产物，有一些重大缺点，因而是作为过渡性措施通过的。法令公布于4月13日《真理报》第71号和4月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5号。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对这个法令作了评价（见本卷第488-489页）。——384。）
由资本家争夺赃物而引起的战争，造成了空前的经济破坏。而罪恶的投机倒把活动和唯利是图的行为——特别是富有阶级的这种行为——使经济破坏更加严重，使几十万几百万人遭到饥饿失业的痛苦。现在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来救济饥民并且同投机倒把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因此工农政府制定下列条例，作为俄罗斯共和国的一项法律：
全国公民都必须参加当地的（村的、乡的、镇的，或包括城市某一部分、街道某一部分等等的）消费合作社。
各户可以自由联合组成消费合作社，但是每个社至少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户数属于非富有阶级（即工人、完全不用雇佣工人的农民等等）。
每个消费合作社除采购和分配产品以外，还要主持当地产品的销售。由消费合作社理事会设立若干供给委员会，如无有关的供给委员会的书面证明，不许运输任何产品。
现有的消费合作社一律国有化，并且必须无一例外地接受当地的全体居民入社。
私人可以不在当地货栈而到中心货栈购买产品，但是必须记入所属的地方消费合作社的账簿。
如无供给委员会的证明而私自运输、买卖产品者，应当没收其◎第384页◎全部财产，判处半年以上的监禁，并强迫劳动。
运输、买卖产品的证明书，应当一式两份，要有有关的供给委员会理事会理事至少三人签名；一份须交理事会存档。
每份证明书上都应写明：产品是由哪个消费合作社发出的，应当送交哪个消费合作社。
电报局对于供给委员会的电报优先拍发。
各供给委员会都应该在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监督下遵照它的指示办事。
除了对国外进口的商品可能作某些限制性规定以外，每人都可以通过他所属的消费合作社自由购得任何产品，不受任何限制。
为销售而生产的产品，必须售给当地供给委员会，不按限价，但法律规定了固定价格的除外。应付的产品价款，记入所有者在当地（村、乡、城市、工厂等等）人民银行分行的往来账户上。
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都必须组织若干监督、检查和指导小组来协助居民组成消费合作社（供给委员会），并检查它们的报表以及它们管理的全部事项。
给供给委员会的关于管理报表和文牍的指示另行发布。
载于1929年1月22日《消息报》第18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12—213页◎第385页◎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不晚于1918年1月3日〔16日〕）
*（注：《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的草案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1月3日（16日）会议上提出的。草案以多数票（有两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后，交协商委员会最后审定。《宣言》发表于1月4日（17日）《真理报》第2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号。1月5日（18日），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立宪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了《宣言》，并建议批准。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拒绝予以讨论。《宣言》于1月18日（31日）被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后来被写入1918年俄罗斯联邦宪法，作为它的第1篇。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宣言时，删去了原稿中涉及立宪会议的地方。
斯大林和尼·伊·布哈林参加了草案的起草：列宁手稿的第2部分中，有斯大林的修改；第4部分第2段是由布哈林起草、列宁审定的。——386。）
立宪会议决定：
（注：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1917年3月2日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一直拖延选举的准备工作。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不得不于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7、96、222、312、333、338、363、386、389、404、505、532、578、615、706、761。）
一
1.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
2.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
二
立宪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因此决定：
1.废除土地私有制。宣布全部土地连同一切建筑物、农具和其他农业生产用具均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财产。
2.批准苏维埃关于工人监督和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第386页◎令，以保证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统治，并作为使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完全为工农国家所有的第一个步骤。
3.批准将一切银行收归工农国家所有，这是使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压迫的条件之一。
4.为了消灭社会上的寄生阶层起见，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5.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武装劳动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彻底解除有产阶级的武装。
三
1.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使全世界都淹没在这次空前的罪大恶极的战争的血泊之中，立宪会议表示坚定不移的决心，要把人类从它们的魔掌中拯救出来，因此完全赞同苏维埃政权所执行的下述政策：废除秘密条约，组织目前交战国双方军队中的工农进行最广泛的联欢，无论如何都要用革命手段争取在各国人民之间缔结以自由的民族自决为基础的、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民主的和约。
2.为了同一目的，立宪会议坚持必须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政策彻底决裂，这种政策把不多几个特殊民族的剥削者的幸福建筑在对亚洲和一切殖民地以及小国亿万劳动人民的奴役之上。
立宪会议欢迎人民委员会宣布芬兰完全独立、开始从波斯撤出军队、宣布亚美尼亚有自决自由的政策（注：1917年12月6日（19日），芬兰议会通过了宣布芬兰为独立国家的宣言。12月18日（3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芬兰独立的法令。列宁亲自把法令文本交给了芬兰政府代表团团长、芬兰政府首脑佩·埃·斯温胡武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17年12月22日（1918年1月4日）批准了关于芬兰独立的法令。
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苏维埃政府根据12月2日（15日）俄国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停战协定，向波斯政府提出了关于制定撤退波斯境内俄军的总计划的建议。
1917年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土耳其属亚美尼亚”的法令》，并公布于1917年12月31日（1918年1月13日）《真理报》第227号。——387、759。）。
3.立宪会议认为苏维埃关于废除（取消）沙皇、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府所订立的债约的法令，是对国际银行资本即金融资本的第◎第387页◎一个打击，并深信苏维埃政权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国际工人奋起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获得完全胜利。
四
立宪会议是根据十月革命前各党所提的名单选出的，当时人民还不可能全体都起来反对剥削者，还不知道剥削者为保护他们的阶级特权而进行的反抗会多么激烈，还没有实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立宪会议认为，如果它同苏维埃政权对立起来，即使从形式的观点来看，也是根本不正确的。
而就问题实质来说，立宪会议认为，现在正是人民同剥削者进行最后斗争的时刻，任何政权机关都不能有剥削者立足之地。政权应当完全地、绝对地属于劳动群众和他们的全权代表机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立宪会议拥护苏维埃政权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并且认为它本身的全部任务就是规定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则。
同时，立宪会议力求建立俄国各民族劳动阶级的真正自由和自愿的、因而也是更加紧密和巩固的联盟，不过它的任务只限于规定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根本原则，而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自己的全权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独立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和在什么基础上参加联邦政府及其他联邦苏维埃机关。
载于1918年1月4日（17日）《真理报》第2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24—229页◎第388页◎
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
（1918年1月6日〔19日〕）
*（注：人民委员会1918年1月6日（19日）会议审议了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在会议前一天，列宁写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提纲初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51-452页）。在会议召开前，列宁又在初稿的基础上写成了法令提纲。会议逐条宣读和批准了提纲。根据人民委员会记录，对第2条所作的决定是：“通过，并指出穆斯林党团的一部分人也退出了”。对其余各条所作的决定是：“通过”。
1月6日（19日）深夜举行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以多数票（有2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了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列宁发表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同上，第242-246页）。列宁的草案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法令的基础。——389。）
俄国革命一开始就提供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个一切被剥削劳动阶级的群众组织，只有它才能领导这些阶级为争取它们政治上经济上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在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苏维埃一直在增加、发展和巩固，它根据本身的经验打消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形式的欺骗性，从实践中得出了结论：不同这些议会制形式以及一切妥协行为决裂，被压迫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解放。而这种决裂的表现，便是举行十月革命，把全部政权交给苏维埃。
根据十月革命前拟出的候选人名单选举的立宪会议（注：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1917年3月2日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一直拖延选举的准备工作。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不得不于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
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7、96、222、312、333、338、363、386、389、404、505、532、578、615、706、761。），反映了过去在妥协派和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4、37、79、88、96、135、229、236、276、282、365、389、476、582、627。）执政时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当时，人民在投社会革命党16候选人的票时，还不可能在拥护资产阶级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355、360、389、402、426、431、499、511、563、646、764。）之间进行选择。因此，这个应该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花冠的立宪会议，就不能不成为横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道路上的障碍。
十月革命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并通过苏维埃把政权交给了被剥削劳动阶级，因此引起了剥削者的拚命反抗，它对这种反抗的镇压充分显示出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劳动阶级根据经验确信：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已经过时，它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完全不相容，只有阶级的机关（如苏维埃）才能战胜有产阶级的反抗和◎第389页◎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全民的机关是办不到的。现在，反对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反对人民所争得的苏维埃共和国，支持资产阶级议会制和立宪会议，那就是向后倒退，就是要使整个工农十月革命失败。
在1月5日召开的立宪会议上，由于前面提到的情况，右派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切尔诺夫的党占了多数。当然，这个党拒绝讨论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关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提出的非常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建议，即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承认《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承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这样，立宪会议就割断了它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联系。因此，目前在苏维埃中显然占有绝大多数、并得到工人和大多数农民信任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退出这样的立宪会议，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在立宪会议外面，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正在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最激烈的斗争，它们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公开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说劳动阶级为了摆脱剥削而对剥削者的反抗进行必要的武力镇压是非法的暴行，它们替那些为资本服务的怠工分子辩护，甚至还赤裸裸地号召采取恐怖手段，而“一些不知名的团体”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手段了。因此，留在立宪会议的那部分人所起的作用，显然只能是给反革命分子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打掩护。
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解散立宪会议。
载于1918年1月7日（20日）《真理报》第5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39—241页◎第390页◎
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
（1918年1月7日〔20日〕—2月11日〔24日〕以前）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顾不得谈历史。是的，如果在某一个问题上过去和现在没有不可分割的直接的实际联系，那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关于不幸的和约，即极其苛刻的和约的问题，却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非加以说明不可。因此，我把1918年1月8日我就这个问题在我党近60名最著名的彼得格勒工作人员的会议上宣读过的提纲刊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