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第159页◎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节选之一）
（1895年底--1899年1月）
*（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一书写于1895年底-1899年1月，这正是列宁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件在彼得堡被捕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舒申斯克村的时期。为了撰写这一著作，列宁查考了有关俄国经济的全部重要文献，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书刊，包括卷帙浩繁的各种统计资料，仅他在本书中提到和引用的著作就有近600种。这些书籍和资料是列宁在被监禁和流放的困难条件下通过各种渠道、首先是通过亲友的协作收集到的。列宁于1898年8月9日（21日）写完这本书的初稿，然后又进一步加工，于1899年1月30日（2月11日）完成全书的定稿。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章的手稿都经当时流放在米努辛斯克专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阅读和讨论过。本书的出版事务，列宁委托给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叶利扎罗娃。为争取时间，列宁决定采取分批付排的办法。对书的开本、字号和书中统计表的排版等，列宁都从方便读者的角度作了仔细的考虑。他尤其关心校对工作。本书的书名是在出版时确定的。列宁同意把自己原拟的书名作为副标题，同时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题目太大，曾建议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作书名。1899年3月底，本书在彼得堡出版，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初版印了24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当时它主要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同时也通过宣传员在工人小组中传播。1908年，本书经列宁校阅和补充后出了第2版。本卷翻译所依据的《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卷以第2版为底本，同时考虑了作者对第1版的所有意见。列宁为第2版所写的序言同第1版序言一起收进了本卷。--160。）
第二版序言（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版于1908年2-3月间出版。在这一版里，列宁根据新的统计资料对本书作了许多补充和修订，主要是：在第2章中增添了分析1896-1900年军马调查总结的一节（第11节）；引用了证明他先前所作的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的新事实，特别是工厂统计的新材料；分析了1897年人口普查的总结，更全面地揭示了俄国的阶级结构。在这一版里，还总结了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本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上进行的斗争。此外，初版为应付检查而使用的“学生”、“劳动人民的拥护者”等用语，都相应改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并且不再用“新理论”这一说法，而直接提马克思著作或马克思主义。据计算，在第2版里共增添了24条脚注，新写了两节，加了一个表，新写了8段正文并对原有文字作了3处大的补充，还作了约75处小的补充和修改。在第2版出版后，列宁对本书的修订仍未停止。列宁在第2版序言的脚注中曾提到，将来修订本书，准备把它分为两卷：第1卷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第2卷研究革命的总结和成果。列宁的一系列著作，包括1907年底写成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85-397页），都是研究1905-1907年革命的总结和成果的。--160。）
本书是在俄国革命的前夜，即在1895-1896年大罢工（注：指1896年5-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人运动高涨，1895-1896年间相继爆发大罢工，如1895年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工厂的罢工、同年秋季彼得堡托伦顿工厂的罢工和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的大罢工。其中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的影响最大。这次罢工的起因是工厂主拒绝向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1/2小时，提高计件单位，按时发放工资等。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1/2小时的法令。--139、160、276、316、761。）爆发后一个稍呈沉寂的时期中写成的。当时工人运动似乎平息下去了，实际上却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为1901年的示威运动（注：指1901年遍及俄国各地的罢工和“五一”示威。它们显示了俄国工人运动已由经济罢工发展到政治罢工和示威。在这一年发生的彼得堡奥布霍夫工厂的罢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厂方开除了一些参加“五一”罢工的工人，工人群众于5月7日举行抗议性罢工，提出开除为工人所痛恨的工头等要求。工人们对调来镇压的军警进行了持续三个小时的英勇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这次斗争创造了俄国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新形式，史称“奥布霍夫保卫战”。--160。）准备基础。
本书根据对种种统计资料进行的经济学上的研究和批判性的审查，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因而也分析了俄国阶级结构。这个分析，现在已为一切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政治行动所证实。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完全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这一点也显露出来了。本书论证了这两种现象的经济基础。
其次，革命现在日益显露出农民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存在着徭役经济的大量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或者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第160页◎众的有内在矛盾的阶级结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者倾向的对抗性。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不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下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为数甚少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小生产者不是完全破产变成雇佣工人或赤贫者，就是永远生活在无产阶级状况的边缘。本书论证了农民中这两种倾向的经济基础。
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
但必须善于应用它。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推论方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4页。--编者注）
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俄国革命在客观上可能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路线和结局。
或者是与农奴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旧地主经济保存下来，◎第161页◎慢慢地变成纯粹资本主义的“容克”经济（注：“容克”经济指从封建制演化到资本主义的普鲁士贵族地主经济。容克是德文Junker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容克从16世纪起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19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1850年3月颁布了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通过这些改革，容克不仅获得了大量赎金，而且掠夺了1/3的农民土地；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则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包括对自己庄园范围内的农民的审判权。列宁称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普鲁士式的道路。--162。）。从工役制（注：工役制是指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时用给地主干涉来代替交纳地租的制度。它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而其最主要基础是割地。--107、162、253、779。）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农奴制地主经济的内部改革。国家的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在长时期内还保持着农奴制的特点。或者是革命摧毁旧地主经济，粉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首先是大土地占有制。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小农经济的自由发展，这种小农经济由于剥夺地主土地有利于农民而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农奴制的痕迹消灭得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进行得愈迅速。换句话说：或者是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部分和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支柱；由此，自由主义君主派的资产者和地主将起主要作用，富裕农民将迅速地转向他们，农民群众状况恶化，他们不仅受到大规模的剥夺，而且还受到某些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62、298、531、689、707、723、741、762、783。）式的赎买办法的盘剥，反动统治的欺压和愚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将是近似十月党人（注：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主张用调整租地、组织移民、协助农民退出村社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曾同立宪民主党等结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162、749、762、783。）那一类型的政治家。或者是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相应的旧的“上层建筑”的一切主要支柱；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动摇的或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起主要作用；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下可能具有的最好环境中，生产力得到最迅速和最自由的发展；由此，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当然，这种或那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演进因素，可能有无限多样的结合，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本书的任务是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在革命时代，国家生活发展得如此迅速而急遽，以致在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中无法确定经济演进的巨大成果。一方面是斯托雷平先生们，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者（决不只是类似司徒卢威的立宪民主党人，而是全体立宪民◎第162页◎主党人），都在坚定地、顽强地和一贯地努力按第一种形式完成革命。我们刚刚经历过的1907年6月3日的政变（注：1907年6月3日的政变是指俄国沙皇政府在这一天发动的反动政变，史称六三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15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49.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163、729。），标志着反革命的胜利，他们力图保证地主在所谓俄国人民代表机关中占绝对优势。但是，这个“胜利”究竟牢固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的问题，何况争取革命的第二种结局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广大的农民群众也都比较坚决地、比较一贯地、比较自觉地力争达到这个结局。不管反革命怎样力图公开地使用暴力来窒息直接的群众性斗争，不管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力图用下流和伪善的反革命思想来扑灭直接的群众性斗争，这种斗争总是不顾一切地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爆发，虽然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上层分子（特别是“人民社会党人”（注：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163。）和劳动派（注：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163。）），显然沾染上了温和谨慎的市侩或官吏的背叛、莫尔恰林习气（注：莫尔恰林习气意思是阿谀逢迎，奴颜婢膝。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163、750。）和自满这种立宪民主党精神，这种斗争还是在“劳动派”政党（注：“劳动派”政党包括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63。）即民粹派政党的政策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这一斗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第一次进攻的最后结果如何，现在还不能断定。因此全面修订本书（注：这种修订可能要求写本书的续篇，要是这样，第1卷就只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第2卷研究革命的总结和结果。）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而且因为参加工人运动，肩负着党的直接责任，也使我无暇及此）。本书第2版还不能超出评述革命前的俄国经济这一范围。作者只是对文字进行了审查和订正，并以最新的统计材料作了最必要的补充。这些材料是：最近的马匹调查资料、收成的统计资料、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总结、工厂统计的新资料等等。
　　　　　作　者
　　　　1907年7月◎第163页◎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注：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版（1899年）中，本章标题是《向理论求证》。--164。）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才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普遍的扩展。因此，要弄清楚国内市场的基本理论原理，我们应当从简单商品经济出发来探索它如何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一　社会分工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分离开来，它们各自再分为一些小的和更小的部门，这些部门以商品形式生产专门的产品，并用以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进行交换。这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单独的和独立的生产部门的数量增加。这种发展的趋势是：不仅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的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变成专门的生产部门；而且不仅把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准备好以供消费的各个工序都变成单独的生产部门。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注：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三分之二的农户和五分之四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22、102、164、250、654、780。）、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在商品经济下，各种不同类的经济单位在建立起来，单独的经济部门的数量日益增多，执行同一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的数量日益减少。这种◎第164页◎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中的关键。马克思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交换价值，具有可以实现的、可以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成为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换句话说，仅仅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为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作为商品，即作为只有通过变为交换价值（货币），通过转让才变成使用价值的产品来生产的。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77-178页，俄译本第52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列宁在本书中所引用的《资本论》文字，都取自《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1872年第2版；第2卷，1885年版；第3卷，1894年版）。所有引文都是列宁自己翻译的。这里所说的俄译本是指丹尼尔逊的俄译本。--编者注）黑体是我们用的，以下引文中凡未另行注明者也都是我们用的）
不言而喻，上面所说的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的分离，制造业与农业的分离，使农业本身也变成工业，即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把产品的各种加工彼此分离开来，创立了愈来愈多的生产部门的那种专业化过程也出现在农业中，建立了日益专业化的种种农业区域（和农业系统（注：例如，伊·亚·斯捷布特在其《俄国的大田作业原理以及改进大田作业的措施》一书中，按照主要的市场产品来区分农业的经营系统。主要的农业系统有三：(1)大田作业的（按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说法是谷物的）；(2)畜牧业的（主要的市场产品是畜产品）和(3)工厂的（按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说法是技术的）；主要的市场产品是经过技术加工的农产品。见亚·斯克沃尔佐夫《蒸汽机运输对农业的影响》1890年华沙版第68页及以下各页。）），不仅引起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而且也引起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种商业性的（和资本◎第165页◎主义的）农业的专业化，出现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在国际分工中，也出现在改革后的俄国，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叙述。
可见，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因此，我国民粹派理论家把这种发展过程说成是人为措施的结果，是“离开道路”的结果等等，极力抹杀俄国社会分工的事实，或者极力削弱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十分自然的。瓦·沃·先生在其《俄国农业和工业的分工》（1884年《欧洲通报》（注：《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33、119、166。）第7期）一文中，“否认了”“社会分工原则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第347页），宣称我国的社会分工“不是从人民生活深处成长起来的，而是企图从外部硬挤进去”（第338页）。尼·-逊先生在其《论文集》中，关于出售粮食数量的增加发表了如下的议论：“这种现象也许意味着生产的粮食是在全国较平均地分配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渔夫现在吃到萨马拉的粮食，而萨马拉的农民则有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鱼佐餐。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1893年圣彼得堡版第37页）没有任何资料，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就在这里公开断定俄国没有社会分工！民粹派除了否认一切商品经济的基础--社会分工或宣布其为“人为的”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来建立俄国资本主义“人为性”的理论了。
二　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
因为在商品经济以前的时代，加工工业同采掘工业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是以农业为主，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商品经济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人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该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业，◎第166页◎因为这只是说，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交换和分工。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77页，俄译本第52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总之，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资本主义是不能设想的，并且谁都知道，这种现象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情况对国内市场问题的意义很大，因为它既与工业的演进，也与农业的演进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无论在他们纯理论性的论断中，或者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论断中，完全忽视了这一规律（关于这一规律在俄国表现的特点，我们将在下面第8章详细论述）。在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理论中，漏掉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小事：人口离开农业到工业中去，以及这一事实对农业的影响。（注：我们在《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02-231页。--编者注）一文中已经指出，西欧浪漫主义者和俄国民粹派对工业人口增加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一样的。）◎第167页◎
三　小生产者的破产
在此以前，我们研究的是简单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就是说，假定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简单商品生产者，而是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面--雇佣工人即劳动力的出卖者。小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以其丧失生产资料--土地、劳动工具、作坊等等为前提，就是说以其“贫困化”、“破产”为前提。有一种观点认为，小生产者的破产“使居民的购买力日益缩减”，使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日益缩小”（上引尼·-逊先生的书第185页，和第203、275、287、339-340页及其他各页。在瓦·沃·先生的大多数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观点）。这里，我们不来谈这个过程在俄国发展的实际资料，这些资料我们将在以后各章详细考察。现在是纯粹从理论上提出问题，就是说提出关于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时的一般商品生产的问题。上述两位著作家也是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他们只从小生产者破产这一事实断定国内市场的缩小。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这种观点所以顽固地残留在我国经济著作中只能解释为民粹派的浪漫主义成见（参看上面注释中所指的文章（注：指《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一文。--编者注））。他们忘记了，一部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游离”出来，必然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为前提；因而又以下列情况为前提：这些生产资料的新占有者以商品形式生产那些原先归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就是说扩大国内市场；这些新的占有者在扩大自己生产时，向市场提出对新工具、原料、运输工具等等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新占有者◎第168页◎日益富有，他们的消费就自然增多）。他们忘记了，对市场来说，重要的决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产者拥有货币；早先主要经营自然经济的宗法式农民，他们生活水平的降低与他们手中货币数目的增加完全相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的（即使是极有限的）生活资料的更大一部分。“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从土地上〉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的物质要素。”（《资本论》第1卷第77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0页。--编者注）“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同上，第77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2页。--编者注）因此，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与尼·-逊先生和瓦·沃·先生想从这个破产中作出的结论相反，是国内市场的建立，而不是缩小。如果同一位尼·-逊先生先验地宣称俄国小生产者的破产表明国内市场的缩小，而又引证我们刚才引证的马克思的相反论断（《论文集》第71页和第114页），那么，这只证明这位著作家有引用《资本论》的话来打自己耳光的卓越才能。
四　民粹派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理论
现在谈国内市场理论的下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的价值分为下列三部分：(1)第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即◎第169页◎补偿先前是以原料、辅助材料、机器和生产工具等的形式存在的，并且只是在成品的一定部分中再生产出来的价值；(2)第二部分补偿可变资本，即偿付工人的生活费；最后，(3)第三部分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通常认为（我们照尼·-逊先生和瓦·沃·先生那样来叙述这个问题），头两部分的实现（即找到相当的等价物，在市场上销售）并不困难，因为第一部分用于生产，第二部分用于工人阶级的消费。但是第三部分即剩余价值怎样得到实现呢？它又不可能为资本家全部消费掉！于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得出了结论：“获得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注：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列宁在90年代的著作中，常把“额外价值”与“剩余价值”并用，后来就只用“剩余价值”一词。--115、170。）的“困难的出路”。（尼·-逊《论文集》第2篇第15节整节，特别是第205页；瓦·沃·在1883年《祖国纪事》（注：《祖国纪事》杂志(《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是俄国刊物，在彼得堡出版。1820-1830年期间登载俄国工业、民族志、历史学等方面的文章。1839年起成为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839-1846年，由于维·格·别林斯基等人参加该杂志的工作，成为当时最优秀的进步刊物。60年代初采取温和保守的立场。1868年起，由尼·阿·涅克拉索夫、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扎·叶利谢耶夫主持，成为团结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加入编辑部，民粹派对这个杂志的影响占了优势。《祖国纪事》杂志不断遭到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1884年4月被查封。--41、99、170。）上发表的《市场的商品供应过剩》一文和《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圣彼得堡版第179页及以下各页）上述两位著作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必须有国外市场，是因为资本家不能用别的办法来实现产品。俄国国内市场由于农民破产和没有国外市场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而日益缩小，而国外市场又是很晚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年轻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请看，仅仅根据先验的（并且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见解，就宣布俄国资本主义没有根基和没有生命力已经得到了证明！
尼·-逊先生论述实现问题时，谈的显然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说（虽然他在自己的《论文集》中讲这个问题的地方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但是他根本不懂这个学说，并且正像我们马上就能看到的，把这个学说歪曲得面目全非。因此就发生了一件怪事，就是他的观点在本质上完全和瓦·沃·先生的观点相同，而瓦·沃·先生我们决不能责备他“不懂”理论，因为即使怀疑他只懂得一点点理论，就会是极大的不公平。两位作者都那样论述自己的学说，好像他们是第一个讲到这个问题，“靠自己的头脑”使问题◎第170页◎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两人神气十足地看也不看旧经济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而且两人都重复着被《资本论》第2卷详尽批驳了的旧错误（注：在这里，瓦·沃·先生那种越出一切著作常规的勇气特别惊人。瓦·沃·先生阐述了自己的学说并暴露出对正是论述实现问题的《资本论》第2卷毫无所知，但他立即毫无根据地宣称，他“在自己的体系中所采用的”正是马克思的理论！！（《理论经济学概论》第3篇《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资本主义规律〈原文如此！？！〉》第162页））。两位作者把整个产品实现问题归结为额外价值的实现，显然认为不变资本的实现并不困难。这个幼稚的观点包含着一个最严重的错误，民粹派实现学说的其后一切错误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事实上，在说明实现问题时，困难正在于说明不变资本的实现。为了得到实现，不变资本必须重新投入生产，而这只有其产品是生产资料的资本才能直接做到。假如补偿资本的不变部分的产品是消费品，那就不可能把它直接投入生产，而必须在制造生产资料和制造消费品的两个社会生产部类之间进行交换。全部困难正在这里，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却没有看到这种困难。瓦·沃·先生把问题说成这样，好像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消费，他一本正经地说：“落到少数人手里的大量物品，超过了目前发展水平下的机体消费能力〈原文如此！〉”（上引书第149页）；“产品过剩不是因为厂主俭朴和节欲，而是因为人的机体有局限性或者缺乏伸缩性〈！！〉，不能用剩余价值增长的速度来扩大自己的消费能力”（同上，第161页）。尼·-逊先生则竭力把问题说成这样，好像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好像他注意到了生产资料在实现问题中的作用和意义，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弄清楚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而被一系列的矛盾搞糊涂了。我们不想详细分析这一切矛盾（尼·-逊先生的《论文集》第203-205页），这◎第171页◎是一件枉费精力的工作（这件工作布尔加柯夫先生（注：不妨提醒现在的读者，布尔加柯夫先生以及下面常常引证的司徒卢威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1899年曾力图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他们却都顺利地从“马克思的批判家”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了。（第2版注释））在其《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一书中完成了一部分，见该书1897年莫斯科版第237-245页），况且要证明刚才对尼·-逊先生的论断所作的评价，只要分析一下他所作的最终结论就行了，这个结论是：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尼·-逊先生的这个结论（实质上是简单地重复瓦·沃·先生的结论）很清楚地表明，他既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的实现（即国内市场的理论），也根本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作用。事实上，这样把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有没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道理呢？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每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按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和按物质形态（生产资料，消费品，其中包括必需品和奢侈品）在市场上找到替换它的另一部分产品。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对外贸易撇开，因为把对外贸易扯在一起丝毫也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而只会拖延问题的解决，把问题从一国转移到数国。就是这位在对外贸易上找到了“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的尼·-逊先生，例如对工资问题是这样议论的：用直接生产者即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年产品，“能从流通中取得的只是在价值上与工资总额相等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第203页）。试问，我们这位经济学家从哪里知道，这个国家的资本家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讲，都恰好能够由工资来实现呢？他又从哪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要国外市场呢？显然，他是不能知道的，他只是撇开了国外市场问题，因为在议论可变资本的实现◎第172页◎时，重要的是以一部分产品去替换另一部分产品，至于这种替换是在一国内还是在两国内进行，则根本无关紧要。然而讲到额外价值，他却抛开这个必要前提，不去解决问题，而是干脆回避问题，谈论国外市场。产品在国外市场销售本身是要加以说明的，即要找到销售的那部分产品的等价物，找到能够替换销售部分的另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说道，在分析实现问题时，要“完全撇开”国外市场即对外贸易，因为“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资本论》第2卷第46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8-529页。--编者注）。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自以为指出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就对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的估计。其实，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估计是极为肤浅的，因为如果讲到实现的“困难”，讲到由此而产生的危机等等，就应当承认，这些“困难”决不单单对额外价值，而且对资本主义产品的各个部分都不仅是可能的，并且是必然的。这一种因各生产部门分配的不合比例而引起的困难，不仅在实现额外价值时，而且在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不仅在实现消费品产品时，而且在实现生产资料产品时，都经常发生。没有这种“困难”和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即各个单独的生产者为他们所不知道的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五　亚·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观点以及马克思对这些观点的批判
为了弄清实现的学说，我们应当从亚当·斯密谈起，因为这个◎第173页◎问题的错误理论是他创立的，而在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中，这种错误理论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亚·斯密把商品价格只分成两部分：可变资本（照他的术语是工资）和额外价值（他没有把“利润”和“地租”并在一起，所以实际上他把商品价格总共算成三部分）。（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1年第4版第1卷第75页。第1篇《论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和劳动产品在国民各阶层间进行分配的自然秩序》，第6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比比科夫的俄译本（1866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171页。）同样，他把全部商品，即社会的全部年产品也分成这样两部分，并把它们直接当作社会两个阶级--工人与资本家（斯密称作企业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1年第4版第1卷第78页，俄译本第1卷第174页。）
他究竟根据什么把价值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抛掉呢？亚当·斯密不可能不看到这一部分，但是他认为这一部分也该归在工资和额外价值中。下面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论断：“例如，在谷物的价格中，就有一部分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另一部分支付在谷物生产上使用的工人和役畜的工资或给养，第三部分支付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这三部分看来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谷物的全部价格。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即地租、利润和工资）。“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用，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工资和利润。”（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1年第4版第1卷第75-76页，俄译本第1卷第171页。）马克思称斯密这个理论是“令人惊异的”。“他的证明不过是重复同一个论断而已”。（第2卷第366◎第174页◎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13-414页。--编者注）斯密是在“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注：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本丢·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说，犹太教的当权者判处耶稣死刑，要求彼拉多批准。彼拉多在审问中得知耶稣是加利利人，就命令把他送往加利利的统治者希律那里。希律经过审讯，也无法对耶稣定罪，又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里。据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是由”本丢推给希律，希律又推给彼拉多“这句话演化而成的。--175。）”（第2版第1卷第61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7页。--编者注）。斯密在谈到农具的价格本身分为这三个部分时，忘记加上一句：还有制造这些农具时所使用的那些生产资料的价格。亚·斯密（继他之后的经济学家们也一样）错误地把资本的不变部分从产品价格中排除掉，是同错误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积累，也就是同错误地理解扩大生产即额外价值之转化为资本有关的。亚·斯密在这里也抛掉了不变资本，认为所积累的即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额外价值完全为生产工人所消费，就是说完全用作工资，而事实上，积累的那部分额外价值是用作不变资本（生产工具、原料和辅助材料）加上工资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7篇《积累过程》第22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第2节《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中批判了斯密（以及李嘉图、穆勒等）的这个观点，并在那里指出：在第2卷中“将表明，亚·斯密的这个为他的一切后继者所继承的教条，甚至妨碍了政治经济学去了解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基本的结构”（第1卷第612页）（注：这里指的是1872年汉堡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在该书以后的版本中，恩格斯删去了这句话。--175。）。亚当·斯密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把产品的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混同起来了：新创造的价值确实分为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而产品的价值，则除此而外还包括不变资本。马克思在分析价值时就揭露了这个错误，他确定了创造新价值的抽象劳动和把早先存在的价值在新形态的有用产品中再生产出来的有用的具体劳动之间的区别（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5-227页。--编者注）。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民收入问题时，阐明社会总资本◎第175页◎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斯密在谈到国民收入这个问题时，已经不能坚持他那个把不变资本从国家总产品中排除掉的错误理论了。“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括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纯收入是在先扣除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再扣除流动资本的维持费用之后，余下供他们使用的部分，或者说，是他们不占用资本就可以列入消费储备或用于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的部分。”（亚·斯密的书第2篇《论储备之本性、积累和使用》第2章，第2卷第18页；俄译本第2卷第21页）这样，亚·斯密把资本从国家总产品中排除掉，断定它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即（纯）收入；可是他却把资本包括在社会总收入中，把它同消费品（＝纯收入）分开。马克思就抓住了亚当·斯密的这个矛盾：既然资本不包括在产品中，资本又怎么能包括在收入中呢？（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355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02-404页。--编者注）在这里，亚当·斯密自己不知不觉地承认了总产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不仅有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而且还有不变资本。在接下去的议论中，亚当·斯密遇到了另一个在实现论中有巨大意义的极重要的区别。他说：“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显然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无论是为维持有用机器、生产工具和有用建筑物等等所必需的原料，还是为使这些原料转化为适当的形式所必需的劳动的产品，从来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这种劳动的价格，当然可以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可以把他们工资的全部价值用在他们的直接的消费储备上。”但是在其他各种劳动中，不论是（劳动）“价格”，“或者是”（劳动）“产品”，“都加入这个消费储备；价格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费储◎第176页◎备。”（上引亚·斯密的书）这里透露出必须把两种劳动区分开来的想法：一种劳动提供能够加入“纯收入”的消费品；另一种劳动提供“有用机器，生产工具和建筑物等等”，即提供那些决不能加入个人消费的物品。由此，他已经近于承认，要阐明实现问题就绝对必须区分两种消费：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投入生产）。纠正了斯密的上述两点错误（从产品价值中抛掉不变资本，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混同起来），才使马克思有可能建立起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实现的卓越理论。
至于说到亚当·斯密之后和马克思之前的其他经济学家，他们全都重复了亚当·斯密的错误（注：例如，李嘉图断言：“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产品都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用作计件工资，另一部分用作利润，第三部分用作地租。”（《李嘉图全集》季别尔译本1882年圣彼得堡版第221页）），并没有前进一步。因此，在关于收入的种种学说中充满着多么糊涂的观念，这一点，我们还要在下面谈到。在关于是否可能发生整个商品生产过剩的争论中，站在一方的李嘉图、萨伊、穆勒等人和站在另一方的马尔萨斯、西斯蒙第、查默斯、基尔希曼等人，所依据的都是斯密的错误理论，因此，按谢·布尔加柯夫先生公正的评论来说就是：“由于出发点不正确和问题本身的提法不正确，这种争论只会导致空洞的和烦琐的争吵。”（上引书第21页。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这些争吵的叙述：《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1894年圣彼得堡版第377-404页）
六　马克思的实现论
从以上所述自然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理论所依据的基本前提◎第177页◎是下面两个原理。第一个原理，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产品和个别产品一样，是由下面三个部分组成的：(1)不变资本，(2)可变资本，(3)额外价值。对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关于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的人来说，这个原理是不言而喻的。第二个原理，必须区分资本主义生产的两大部类：第Ⅰ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即用于生产消费、用于投入生产的物品的生产，不是由人消费而是由资本消费的物品的生产；第Ⅱ部类是消费品的生产，即用于个人消费的物品的生产。“仅仅这一划分，就比早先关于市场理论的一切争吵更有理论意义。”（上引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7页）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正是在现在，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需要把产品按其实物形式作这样的划分，而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时，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划分，根本不谈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呢？根据什么，我们能把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纳入完全建立在产品交换价值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研究中去呢？问题是：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时，关于产品在哪里和怎样出售，工人在哪里和怎样购买消费品，以及资本家在哪里和怎样购买生产资料的问题被撇开了，因为这个问题无助于这种分析并且与这种分析无关。那时我们所考察的只是各个生产要素的价值和生产的结果问题。而现在的问题正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品？资本家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扩大生产成为可能？因而这里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Stoffersatz。--《资本论》第2卷第38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7-438页。--编者注），因此把各种在社会经济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作用的产品加以区分，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注意到这些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的实现◎第178页◎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首先假定是简单再生产，即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的重复，没有积累。显而易见，第Ⅱ部类的（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是由本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来实现的（因为简单再生产的前提就是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任何一部分剩余价值都不转化为资本）。其次，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第Ⅰ部类）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必须交换成供制造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工人所需的消费品才能实现。另一方面，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第Ⅱ部类）不变资本，只有交换成生产资料，以便下年度重新投入生产才能实现。这样一来，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进行了交换：生产资料部类中的工人和资本家因而获得生活资料，而消费品部类中的资本家则销售了自己的产品并获得进行新的生产的不变资本。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这些交换部分应当彼此相等，即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与额外价值之和应该等于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相反，如果假定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就是说有积累，那么前者就应该大于后者，因为必须有生产资料的多余部分来开始新的生产。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谈简单再生产。我们这里还有一部分社会产品没有得到实现，这就是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它的实现，部分是通过本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例如煤和铁的交换，因为其中每一种产品都是生产另一种产品所必需的材料或工具），部分是通过直接投入生产（例如，为在本企业中重新用于采煤而开采的煤，农业中的种子等等）。至于积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其来源是生产资料的剩余（它们取自本部类资本家的额外价值），这种剩余也要求消费品中的部分额外价值转化为资本。这种追加生产怎样同简单再生产结合的问题，我们认为无须详加考察。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专门考察实现论，而为了说明民粹派经济学家的错误，为了能对国内市场问题作出一定的◎第179页◎理论结论，上面所说的就已经足够了。（注：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3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89-397页。--编者注），本篇详细地研究了积累、消费品之分为必需品与奢侈品、货币流通、固定资本的损耗等等。对没有机会阅读《资本论》第2卷的读者，可向他们推荐上引谢·布尔加柯夫先生书中关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叙述。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叙述较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叙述（《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第407-438页）令人满意，因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制定自己的图式时很不恰当地背离了马克思，并且对马克思的理论说明得不够；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叙述也较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叙述（《政治经济学原理》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281-295页）令人满意，因为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关于利润和地租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持有不正确的观点。）
在我们所关心的国内市场问题上，从马克思的实现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事实上我们看到，消费品（第Ⅱ部类）中的不变资本是在同生产资料（第Ⅰ部类）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进行交换。但是，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因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应该比消费品中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增长得快，而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应该增长得最快，它既要超过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的增长，也要超过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的增长。因此，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社会生产部类增长得快。可见，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但是，如果把这种“不依赖性”理解为生产消费完全脱离个人消费，那就错了：前者能够而且也应该比后者增长得快（其“不依赖性”也仅限于此）；但是不言而喻，生产消费最终总是同个人消费相关联的。马克思对这一点说道：“正如我们以前已经◎第180页◎说过的（第2卷第3篇）（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70-474、478-484页。--编者注），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马克思指的是经本部类资本家之间交换而实现的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之间会发生不断的流通……　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289页，俄译本第242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1页。--编者注）
这里所谓更多地使用不变资本，不过是用交换价值的术语来表达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为迅速发展的“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是由大生产和机器工业所需要的材料、机器、工具、建筑物和其他一切装备组成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创立大生产和机器工业时，其特点就是特别扩大由生产资料所组成的那部分社会财富，这是十分自然的……　“在这里〈即在制造生产资料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和野蛮人的区别，并不像西尼耳所认为的那样，仿佛野蛮人的特权和特性是有时随便耗费自己的劳动，而不能使他获得任何可以分解为（转化为）收入即消费资料的果实。区别在于：
(a)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而生产资料既不能以工资形式也不能以剩余价值形式分解为收入，而只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b)野蛮人在制作弓、箭、石槌、斧子、筐子等等的时候，非常明确地知道，他所花的时间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也就是说，◎第181页◎是用来满足他对生产资料的需要的，仅此而已。”（《资本论》第2卷第436页，俄译本第333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89-490页。--编者注）对自己同生产的关系的这种“明确的认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丧失殆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拜物教把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产品关系，因为每一种产品都变成了为不知道的消费者生产和必须在不知道的市场上实现的商品。因为对个别企业主来说，他所生产的物品的种类完全无关紧要（一切产品都提供“收入”），所以这种肤浅的、单个人的观点就被经济理论家用来说明整个社会，并且阻碍了认识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发展（因而也是国内市场的发展）主要靠生产资料，看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并且显然是有矛盾的。这是真正的“为生产而生产”，就是说生产扩大了，而消费没有相应地扩大。但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这正是一种同资本主义的本性本身和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其他矛盾相适应的矛盾。正是这种生产扩大而消费没有相应扩大的现象，才符合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有的社会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结构却不让人民群众利用这些技术成就。在资本主义固有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他们处于无产阶级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马克思在一些原理中也确认了这种矛盾，而民粹派却喜欢用这些原理来论证他们所谓国内市场在缩小、资本主义不先进等等的观点。下面是其中的几个原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第182页◎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资本论》第2卷第303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1页。--编者注）
“……实现……条件……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　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同上，第3卷第1部分第225-22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2-273页。--编者注）“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　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第3卷第1部分第232页，俄译本第19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9页。--编者注）“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注：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183、305。]爱·伯恩施坦在其《社会主义的前提》（1899年斯图加特版第67页）中引证的正是这一段。自然，我们这位从马克思主义转到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机会主义者赶紧声明说，这是马克思的危机论中的矛盾，马克思这种观点“同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没有多大区别”。而事实上，“矛盾”仅存在于下边两个方面之间：一方面是伯恩施坦的自负，另一方面是他的荒谬的折中主义和对马克思理论的不求甚解。伯恩施坦是何等地不懂得实现论，这从他十分可笑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似乎剩余产品的大量增长必然是有产者人数的增加（或者是工人生活福利的提高），因为请看，资本家本身及其“仆役”（原文如此！第51-52页）是不能把全部剩余产品都“消费”掉的！！（第2版注释））（第3卷第2部分第21页，俄译本第39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编者注）在所有◎第183页◎这些原理中，只不过是确认了上面讲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而已。（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这些原理同马克思自己对实现的分析相矛盾（1898年《世间》[《世间》杂志(《Мир　Божий》)是俄国文学和科学普及刊物（月刊），1892-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先后担任编辑的是维·彼·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费·德·巴秋什科夫，实际领导人是安·伊·波格丹诺维奇，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帕·尼·米留可夫、马·高尔基等。90年代中期，曾站在合法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同民粹主义作斗争，在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颇受欢迎。1898年刊载过列宁对亚·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的评论。1906-1918年以《现代世界》为刊名继续出版。--184。]第6期第123页《资本主义与市场》一文）。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他在分析实现时就已指出了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联系。）如果从《资本论》的这些地方得出结论，说什么马克思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实现额外价值的可能，说什么他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等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了。马克思在分析实现时指出：“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流通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1页。--编者注）；但是这个分析也指出了这种“限制”的真正性质，指出了消费品在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要比生产资料小些。其次，如果从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中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和不进步的等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是想逃避不愉快的但却是明显的现实，而躲到虚无缥缈的浪漫主义幻想中去。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资本主义唯一的矛盾，而资本主义没有矛盾就根本不能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证明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说明了它瓦解和向高级形态转化的条件和原因，--但这些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决不排除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相比起来的进步性。（注：参看《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02-231页。--编者注）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节选之二）
1895年底--1899年1月
*（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一书写于1895年底-1899年1月，这正是列宁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件在彼得堡被捕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舒申斯克村的时期。为了撰写这一著作，列宁查考了有关俄国经济的全部重要文献，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书刊，包括卷帙浩繁的各种统计资料，仅他在本书中提到和引用的著作就有近600种。这些书籍和资料是列宁在被监禁和流放的困难条件下通过各种渠道、首先是通过亲友的协作收集到的。列宁于1898年8月9日（21日）写完这本书的初稿，然后又进一步加工，于1899年1月30日（2月11日）完成全书的定稿。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章的手稿都经当时流放在米努辛斯克专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阅读和讨论过。本书的出版事务，列宁委托给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叶利扎罗娃。为争取时间，列宁决定采取分批付排的办法。对书的开本、字号和书中统计表的排版等，列宁都从方便读者的角度作了仔细的考虑。他尤其关心校对工作。本书的书名是在出版时确定的。列宁同意把自己原拟的书名作为副标题，同时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题目太大，曾建议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作书名。1899年3月底，本书在彼得堡出版，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初版印了24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当时它主要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同时也通过痹诠と诵∽橹写ァ?908年，本书经列宁校阅和补充后出了第2版。本卷翻译所依据的《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卷以第2版为底本，同时考虑了作者对第1版的所有意见。列宁为第2版所写的序言同第1版序言一起收进了本卷。--160。）
七　国民收入论
我们在阐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基本原理后，还应当简略地指◎第184页◎出这个实现论在国民“消费”、国民“分配”和国民“收入”等理论中的重大意义。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至今还是经济学家的真正绊脚石。他们对这个问题谈论和写作得愈多，由亚·斯密的基本错误所产生的糊涂观念也就愈多。我们在这里举几个这种糊涂观念的例子。
例如，值得指出的是，蒲鲁东在实质上重复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把旧理论作了略为不同的表述。他说：
“甲（指一切私有主，即企业主和资本家）用一万法郎开办企业，预先把它付给工人，工人则必须为此而生产产品。甲这样把自己的货币变成商品之后，他必须在生产终了时，例如一年以后，重新把商品变成货币。他把自己的商品卖给谁呢？当然是卖给工人，因为社会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企业主，另一个是工人。这些工人用提供自己的劳动产品而获得了满足其生活必需的工资一万法郎，而现在却必须偿付一万多法郎，即还必须偿付甲在年初就指望以利息和其他利润形式取得的附加额。工人只能靠借款来清偿这一万法郎，因此他就陷入日益沉重的债务和贫困之中。于是一定会发生下列两种情况之一：或者工人生产十而只能消费九；或者工人只把自己的工资付还企业主，但是这样，企业主本身就陷入破产和苦难的境地，因为企业主得不到资本的利息，这种利息终究不得不由他自己来偿付。”（迪尔《蒲鲁东传》第2卷第200页，转引自《工业》文集--《政治学辞典》条目选，1896年莫斯科版第101页）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还是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穷于应付的那个困难，即如何实现额外价值。蒲鲁东只不过用略为特殊的形式表述了这个困难。他这种特殊的表述更使我国的民粹派同他接近，因为民粹派正和蒲鲁东一样，认为实现的“困难”正在于实现额外价值（按蒲鲁东的术语是利息或利润），他们没有认识到◎第185页◎自己从旧经济学家那里承袭来的糊涂观念不仅妨碍着阐明额外价值的实现，而且也妨碍着阐明不变资本的实现，就是说，他们的“困难”在于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整个实现过程。
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个“理论”讽刺地说：
“蒲鲁东提出下面这个狭隘的公式，表明他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这个公式是：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息”。（《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79页，俄译本第698页，有错误）（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4页。--编者注）
马克思引了一个名叫福尔卡德的庸俗经济学家反驳蒲鲁东的一段话，这位福尔卡德“正确地概括了蒲鲁东只是从狭隘的角度提出的那个困难”，他说道，商品价格不仅包含超过工资的余额即利润，而且也包含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福尔卡德在反驳蒲鲁东时得出结论说：可见，资本家也不能用他的利润买回商品（福尔卡德自己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理解这个问题）。
同样，洛贝尔图斯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提供什么。洛贝尔图斯虽然特别强调“地租、资本的利润和工资是收入”（注：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社会问题的研究》1875年柏林版第72页及以下各页。）这一论点，但他自己根本没有弄清“收入”这个概念。他在陈述如果政治经济学遵循“正确的方法”（上引书第26页）其任务将会如何时，也讲到了国民产品的分配：“它〈即真正的”国民经济科学“，--黑体是洛贝尔图斯用的〉应当指出，国民总产品中的一部分如何经常用来补偿生产上使用的或损耗的资本，而另一部分作为国民收入如何用来满足社会及其成员的直接需要。”（同上，第27页）虽然真正的科学应当◎第186页◎指出这一点，可是洛贝尔图斯的“科学”却丝毫也没有指出这一点。读者看到，洛贝尔图斯只是逐字逐句重复亚当·斯密的话，看来他甚至没有觉察到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什么样的工人“补偿”国民资本？他们的产品怎样实现？关于这些，他只字不提。他把他的理论（这个由我提出来与以往理论相对立的新理论，第32页）概括成几个论点，首先这样开始谈到国民产品的分配：“就产品是收入来说，租〈大家知道，洛贝尔图斯所用的这个术语就是通常说的额外价值〉和工资是产品分解成的部分。”（第33页）这个十分重要的附带条件本来应当使他接触到最本质的问题，因为他刚刚说过，所谓收入是指用来“满足直接需要”的产品。可见，还有不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这些产品该怎样实现呢？但是，洛贝尔图斯在这里没有觉察到这种含糊的地方，并且很快忘记了这个附带条件就径直地谈论“产品分为三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第49-50页及其他各页）。这样一来，洛贝尔图斯实质上是重复了亚当·斯密的学说及其基本错误，丝毫也没有阐明收入问题。说要提出关于国民产品分配的完整而卓越的新理论的诺言（注：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社会问题的研究》1875年柏林版第32页：“……我不得不给这个关于卓越方法的概述，加上一个与这种卓越方法相适应的至少是关于国民产品分配的完整理论。”）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事实上，洛贝尔图斯并没有把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向前推进一步；他在给冯·基尔希曼的第4封社会问题书简（《资本》1884年柏林版）中长篇大论地谈什么货币是否应当列入国民收入，工资来源于资本还是来源于收入，这表明他对“收入”的概念是何等的自相矛盾。恩格斯形容这种议论说：它是“属于经院哲学的范围”（注：因此卡·迪尔说洛贝尔图斯提供了“分配收入的新理论”（《政治学辞典》，《洛贝尔图斯》条，第5卷第448页）是完全错误的。）（《资本论》◎第187页◎第2卷序言第XXI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3页。--编者注）。
关于国民收入的这种十分糊涂的概念，至今还在经济学家中占着完全的统治地位。例如，赫克纳在《政治学辞典》《危机》一条中（上述文集第81页）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第5节《分配》）时，认为卡·亨·劳的论断是“中肯的”，而劳只是重复亚·斯密的错误，把社会总产品分为几种收入。罗·迈耶尔在他写的《收入》一条（同上，第283页及以下各页）中引了阿·瓦格纳（瓦格纳也是重复着亚·斯密的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定义，并且坦白地承认“把收入和资本区分开来是困难的”，　而“最困难的是区分收益(　Ertrag)　和收入(Einkommen)”。
由此我们看到，过去和现在都在大谈其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对“分配”和“消费”注意不够的经济学家，丝毫也不能阐明“分配”和“消费”的最主要问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懂得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社会产品各个组成部分补偿的过程，就不可能谈“消费”。这个例子再一次证实，把“分配”和“消费”作为同经济生活中某些独立过程和现象相应的某些独立的科学部门划分出来，是多么荒谬。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结构。这些社会关系一经彻底阐明和彻底分析，各个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也就明确了，因而，他们获得的国民消费份额也就明确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而各种各样研究“分配”和“消费”的专家也丝毫没有向前推进一步的问题，由正是直接继承古典学派并对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产作了彻底分析的那个理论解决了。
单独提出“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问题是绝对得不到解决◎第188页◎的，这只能滋长一些经院式的论断、释义和分类，只有分析了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完全得到解决。并且，阐明了国民消费对国民产品的关系和如何实现这种产品的每个单独部分以后，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单独存在。剩下的只是给这些单独部分冠以名称。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必须把总收益(Rohertrag)和纯收益同总收入和纯收入区别开来。
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
总收入是总产品(BruttoproduktsoderRohprodukts)扣除了补偿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以后，所余下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因而，总收入等于工资（或要重新转化为工人收入的产品部分）＋利润＋地租。但是，纯收入却是剩余价值，因而是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扣除了工资以后所余下的、实际上也就是由资本实现的并与土地所有者瓜分的剩余价值和由这个剩余价值计量的剩余产品。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俄译本第695-69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0-951页。--编者注）
由此看来，阐明了实现过程，也就弄清了收入问题，解决了阻碍了解这个问题的主要困难：为什么“对一个人来说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5页。--编者注）？为什么由个人消费品构成的并◎第189页◎完全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产品还能包括从来不能成为收入的资本的不变部分？《资本论》第2卷第3篇对实现的分析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马克思在阐述“收入”问题的《资本论》第3卷最末一篇中，只是给了社会产品各个单独部分以名称和引用了第2卷中的这个分析（注：见《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7篇《收入》第49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俄译本第688-70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1-963页。--编者注）。马克思在这里也指出了阻碍以前的经济学家了解这个过程的一些情况（第379-382页，俄译本第698-700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3-956页。--编者注））。）。
八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
对上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理论，可能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理论是否和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没有国外市场的原理相矛盾？
必须记住：上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分析是从没有对外贸易这个假定出发的，这个假定已在上面指出，其必要性也在进行这种分析时说明了。显然，产品的输入和输出只会把事情搅乱，对阐明问题丝毫没有帮助。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国外市场扯来说明额外价值的实现：这样来谈国外市场根本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只是掩盖他们的理论错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使他们能够用这些错误“理论”支吾搪塞，而无须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发展的事实（注：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上引书中非常正确地指出：“直到现在，依靠农民市场的棉纺织业，还在不断发展，因此，这种国民消费的绝对缩减……”（这正是尼·-逊先生所说的）“……只是在理论上可以想象”。（第214-215页））。对他们来说，“国外◎第190页◎市场”不过是抹杀国内资本主义（因而也抹杀市场）发展的一种遁词，而且是更为方便的遁词，因为它还使他们可以不必去考察那些证明俄国资本主义争夺国外市场的事实（注：沃尔金《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71-76页。）。
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决不取决于社会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规律，而取决于下面几点：第一，资本主义只是超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国家。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原因是有历史特性的。民粹派未必能用“资本家不可能消费掉额外价值”的几句陈词滥调来把这个原因支吾过去。这里必须考察--如果他们真想提出国外市场的问题--对外贸易发展史，商品流通发展史。考察了这个历史，当然就不会把资本主义描述成偶然离开道路的现象了。
第二，社会生产各部分之间的比例（按价值和按实物形式），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必须有的假定，并且事实上只是从一系列经常波动中得出的平均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为不知道的市场而生产的各个生产者的孤立性，这种相适应经常遭到破坏。彼此互为“市场”的各种生产部门，不是平衡发展，而是互相超越，因此较为发达的生产部门就寻求国外市场。这决不像民粹派喜欢一本正经地断定的那样，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这只是说各个生产部门的发展不成比例。在国民资本另一种分配的情况下，同样数量的产品就能够在国内实现。但是，要使资本离开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去，这个部门就必须经过危机，因此有什么原因能够阻止受到这种危机威胁的资本家◎第191页◎不去寻求国外市场，不去寻求促进输出的补助费和奖金等等呢？
第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原有技术基础上的重复。地主的徭役经济、农民的自然经济和手工业者的手艺生产就是如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各个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世纪，无论在性质上或者在规模上都没有变化，不超出地主的世袭领地、农民的村庄或农村手艺人和小工业者（所谓手工业者）的附近小市场的界限。相反，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以至国家的界限。因为国家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已被商品流通所破坏，所以每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自然趋向使它必须“寻求国外市场”。
因此，必须寻求国外市场，决不像民粹派经济学家所爱描述的那样，是证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完全相反。这种需要明显地表明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
我们从这里看到，必须有国外市场的后两个原因也还是历史性的原因。要弄清这些原因，就必须考察各个单独的生产部门，它在国内的发展，它向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转化，--一句话，必须研究资本主义在国内发展的事实，而民粹派拿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都“不可能”这种毫无价值的（和毫无内容的）空话作掩护，乘机回避这些事实，是不足为怪的。
九　第一章的结论
现在我们把上面分析的那些与国内市场问题直接有关的理论◎第192页◎原理总括一下。
(1)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这一分工就是：各种原料加工（以及这一加工的各种工序）都一个个同农业分离，用自己的产品（现在已经是商品）交换农产品的各个独立的生产部门日渐形成。这样，农业本身也变成工业（即商品生产），其内部也发生同样的专业化过程。
(2)从上述原理直接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切正在发展的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规律：工业（即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增长得快，它使愈来愈多的人口脱离农业而转到加工工业中来。
(3)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即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标志着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而且是这一过渡的必要条件），建立了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这种建立过程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小生产者从中“游离”出来的生产资料转化为新占有者手中的资本，用来进行商品生产，因而自身也变成了商品。这样，甚至是这些生产资料的简单再生产现在也需要购买这些生产资料了（以前这些生产资料大部分是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部分是在家庭中制造的），就是说提供了生产资料的市场。其次，现在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变成了商品。另一方面，这种小生产者的生活资料变成了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即变成了企业主（无论是土地占有者、承包人、木材业者、厂主等都一样）雇用工人所花费的货币额的物质要素。这样，这些生活资料现在也变成了商品，即建立了消费品的国内市场。
(4)如果不弄清楚下面两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产品的实现（因而也包括额外价值的实现）是无法说明的：(1)社会产品，如同个别产品一样，按价值分解为三部分而不是分解为两部分（分解为◎第193页◎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而不像亚当·斯密和继他之后而在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政治经济学所教导的那样，只分解为可变资本＋额外价值）；(2)社会产品按其实物形式应当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上消费）和消费品（个人消费）。马克思确立了这些基本理论原理，就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过程，指出把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是完全错误的。
(5)马克思的实现论又阐明了国民消费和国民收入的问题。
由上述各点自然可以看出，国内市场问题，作为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问题无关的个别的独立问题，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不是单独提出这个问题的。国内市场是在商品经济出现的时候出现的；国内市场是由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建立的，而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决定了它的发展水平；国内市场随着商品经济从产品转到劳动力而日益扩展，而且只有随着劳动力变成商品，资本主义才囊括国家全部生产，主要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着愈来愈重要地位的生产资料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由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本身建立的，因为这个资本主义加深了社会分工，并把直接生产者分化为资本家和工人。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撇开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问题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的限度问题（像民粹派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是错误的。
因此，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何？
以下各章就是要考察答复这些问题的资料。◎第194页◎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现在我们把前几章中考察过的资料作一总结，并想说明一下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　商品流通的增长
大家都知道，商品流通先于商品生产，并且是商品生产产生的条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在本书中，我们把自己的任务只限于分析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料，因此不打算详细分析商品流通在改革后的俄国的增长这个重要问题。为了使人对国内市场的增长速度有一个总的认识，只要简短地指出下面这些情况就够了。
俄国的铁路网从1865年的3819公里增长到1890年的29063公里（注：上引《世界经济概述》。在1904年，欧俄（波兰王国、高加索与芬兰也在内）有54　878公里，亚俄有8351公里。（第2版注释）），即增加6倍多。英国迈出这样的一步用了较长的时间（1845年为4082公里，1875年为26819公里，增加了5倍），德国则用了较短的时间（1845年为2143公里，1875年为27981公里，增加了11倍）。每年敷设的铁路俄里数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变动很大：例如，在1868-1872年这5年中敷设了8806俄里，而在◎第195页◎1878-1882年这5年中只敷设了2221俄里。（注：瓦·米海洛夫斯基《俄国铁路网的发展》，1898年《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Труды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о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是俄国帝国自由经济学会的定期刊物，1765-1915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登载学会的研究结果以及各部门的报告和讨论的速记记录。--196。]第2期。）根据这种变动的幅度，可以判断资本主义需要多么庞大的失业工人后备军，因为资本主义时而扩大对工人的需求，时而又缩小对工人的需求。在俄国铁路建设的发展中，曾经有两个大高涨时期：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及90年代后半期。从1865年到1875年，俄国铁路网平均每年增加1500公里，而从1893年到1897年，平均每年增加大约2500公里。
铁路货运量如下：1868年为43900万普特；1873年为111700万普特；1881年为253200万普特；1893年为484600万普特；1896年为614500万普特；1904年为1107200万普特。客运增长的速度也很快：1868年为1040万人；1873年为2270万人；1881年为3440万人；1893年为4940万人；1896年为6　550万人；1904年为12360万人。（注：《军事统计汇编》第511页。尼·-逊先生《论文集》附录。《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67页。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Хинансо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Торговли)是沙皇俄国财政部的刊物（周刊），1883年11月-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1885年1月前称《财政部政府命令一览》。该杂志刊登政府命令、经济方面的文章和评论、官方统计资料等。--196。）第43期。1905年的《俄罗斯年鉴》1906年圣彼得堡版。）
水路运输的发展如下（全俄的资料）（注：《军事统计汇编》第445页。《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42页。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44期。）：
附图：◎第196页◎
欧俄内河货运量，1881年为89970万普特；1893年为118150万普特；1896年为155300万普特。运费在以上各年为18650万卢布、25720万卢布、29　000万卢布。
俄国的商船队在1868年有汽船51艘，装载量为14300拉斯特（注：拉斯特是俄国在20世纪初以前使用的商船容量单位，等于5.663立方米，重量约为两吨。--编者注），又有帆船700艘，装载量为41800拉斯特，而在1896年则有汽船522艘，装载量为161600拉斯特（注：《军事统计汇编》第758页和《财政部年鉴》第1编第363页。《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30页。）。
外海各港口商轮航运业的发展如下：在1856-1860年这5年间，出入的船舶数目平均每年为18901艘，装载量为3783000吨；在1886-1890年，平均每年为23201艘（增加23％），装载量为13845000吨（增加266％）。因此，装载量增加4/3倍。在39年间（从1856年到1894年），装载量增加了4.5倍；如果把俄国船舶和外国船舶区别开来，那么俄国船舶数目在这39年间增加了2.4倍（从823艘增加到2789艘），装载量增加了11.1倍（从112800吨增加到1368000吨），而外国船舶数目增加了16％（从18284艘增加到21160艘），装载量增加了4.3倍（从3448000吨增加到18267000吨）。（注：《俄国的生产力》，俄国对外贸易，第56页及以下各页。）我们指出，出入船舶的装载量在各个年份也有很大的变动（例如，1878年为1300万吨，1881年为860万吨），根据这种变动部分地可以判断对小工、码头工人等等的需求的变动。资本主义在这里也需要这样一大批人的存在，他们始终需要工作，准备一有召唤就着手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多么的不固定。◎第197页◎
对外贸易的发展，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来（注：《俄国的生产力》，俄国对外贸易，第17页。1904年的《俄罗斯年鉴》1905年圣彼得堡版。）：
　　　　　　　俄国居民数目　　　进出口总值　　　　人均对外
年　　代　　　(芬兰除外,　　　　(单位百万　　　　　贸易额
　　　　　　　单位百万)　　　　　纸卢布)　　　　(单位卢布)
1856-1860　　　　69.0　　　　　　314.0　　　　　　　4.55
1861-1865　　　　73.8　　　　　　347.0　　　　　　　4.70
1866-1870　　　　79.4　　　　　　554.2　　　　　　　7.00
1871-1875　　　　86.0　　　　　　831.1　　　　　　　9.66
1876-1880　　　　93.4　　　　　1054.8　　　　　　11.29
1881-1885　　　100.6　　　　　1107.1　　　　　　11.00
1886-1890　　　108.9　　　　　1090.3　　　　　　10.02
1897-1901　　　130.6　　　　　1322.4　　　　　　10.11
下面的资料使人对银行周转和资本积累的数额有一个总的认识。国家银行的放款总额，从1860-1863年的11300万卢布（1864-1868年是17000万卢布）增加到1884-1888年的62000万卢布，而活期存款总额则从1864-1868年的33500万卢布增加到1884-1888年的149500万卢布。（注：《俄国资料汇集》1890年版第109表。）信贷社和信贷所（农业的与工业的）周转额，从1872年的275万卢布（1875年是2180万卢布）增加到1892年的8260万卢布，1903年的18960万卢布。（注：《俄国资料汇集》1896年版第127表。）土地抵押贷款从1889年到1894年增加的数额如下：抵押土地的估价额从139500万卢布增加到182700万卢布，而贷款数额则从79100万卢布增加到104400万卢布。（注：《俄国资料汇集》1896年版第127表。）储金局的业务在80年代与90年代特别发展。1880年，这类储金局有75家，1897年则有4315家（其中有3454家是邮电储金局）。存款，1880年为440万卢布，1897年为27660万卢布。年底存款额，1880年◎第198页◎为900万卢布，1897年为49430万卢布。就资本的年增长额来看，特别显著的是1891年与1892年这两个荒年（5290万卢布与5050万卢布）以及最近两年（1896年为5160万卢布，1897年为6550万卢布）。（注：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6期。）
最近的资料表明储金局有了更大的发展。在1904年，全俄共有储金局6　557家，存户为510万，存款总额为110550万卢布。附带说一句，在我国，不论是老民粹派，还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机会主义者，都不止一次地发表很天真的言论（说得客气些），说什么储金局的增加是“人民”富裕的标志。因此，把俄国（1904年）与法国（1900年-1901年《劳动局公报》第10号的资料）的这些储金局的存款划分状况作一比较，也许不是多余的。
　　　　　　　　　　　　　　俄　　　　国
存　款　数　目　　　　存款数目　　百分比　　存款总额　　　百分比
　　　　　　　　　　　(单位千)　　　　　　(单位百万卢布)
25卢布以下者　　　　　1870.4　　　38.7　　　　11.2　　　　　1.2
25-100卢布者　　　　　967.7　　　20.0　　　　52.8　　　　　5.4
100-500卢布者　　　　1380.7　　　28.6　　　308.0　　　　31.5
超过500卢布者　　　　　615.5　　　12.7　　　605.4　　　　61.9
　　　共　　计　　　　4834.3　　　100　　　　977.4　　　　100
　　　　　　　　　　　　　　法　　　　国
存　款　数　目　　　　存款数目　　百分比　　存款总额　　　百分比
　　　　　　　　　　　(单位千)　　　　　　(单位百万法郎)
100法郎以下者　　　　5273.5　　　50.1　　　　143.6　　　　3.3
100-500法郎者　　　　2197.4　　　20.8　　　　493.8　　　　11.4
500-1000法郎者　　　1113.8　　　10.6　　　　720.4　　　　16.6
超过1000法郎者　　　1948.3　　　18.5　　　2979.3　　　　68.7
　　　　共　　计　　10533.0　　　100　　　4337.1　　　　100
这里有多少材料可以用来为民粹派、修正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辩护啊！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的存款也是根据存户的12类行业◎第199页◎和职业划分的。我们看到，存款最多的是从事农业与乡村手工业的人，达22850万卢布，这些存款增加得特别迅速。乡村正在开化，靠农夫破产去办工业日益变得有利。
还是回到我们眼前的题目吧。我们看到，这些资料证明了商品流通与资本积累的巨大增长。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投资场所怎样形成，商业资本如何转变为产业资本，即商业资本如何用于生产并在生产参加者之间造成资本主义关系，--这些在上面已经谈过了。
二　工商业人口的增长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工业如何循序渐进地同农业分离开来，这也已经考察过了，现在只须把这个问题作一总结。
　　　　　　　　　　　(1)城市的增加
我们所考察的这一过程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城市的增加。改革后时代欧俄（50个省）城市增加的资料如下（注：1863年的数字，引自《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1866年版第1卷）和《军事统计汇编》。奥伦堡省与乌法省城市人口的数字，是依据城市表改正过的。因此，我国城市人口总计为6105100人，而不是《军事统计汇编》所说的6087100人。1885年的资料，引自《1884-1885年度俄国资料汇集》。1897年的数字，引自1897年1月28日的人口调查（中央统计委员会出版的《1897年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1897年和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1编和第2编）。根据1897年的人口调查，城市的常住人口为11830500人，即12.55％。我们采取的是城市现有人口。应该指出：不能担保1863、1885、1897各年资料是完全同类的和可比的。因此，我们只限于比较最一般的关系并把大城市的资料划分出来。）：◎第200页◎
附图：
由此可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在不断地增长，这就是说，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在不断地进行着。（注：“具有农业性质的城市居民点的数目极少，而这些地方的居民数目，与市民总数比起来是非常小的。”（格里戈里耶夫先生的话，见《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2卷第126页））城市人口比其他人口增长快1倍：从1863年到1897年，全部人口增加了53.3％，农村人口增加了48.5％，而城市人口则增加了97％。在11年（1885-1897年）中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最低数目”，据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计算是250万人（注：1897年6月《新言论》第113页。），这就是说，每年有20万人以上。
大工商业中心的城市人口的增加，比整个城市人口的增加要快得多。居民在5万人以上的城市数目，从1863年到1897年，增加了两倍以上（从13个到44个）。在1863年，市民总数之中只有约27％（610万中的170万）集中于这种大中心；在1885年，则约有41％（990万中的410万）（注：格里戈里耶夫先生开列了一个表（上引书第140页），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在1885年，85.6％的城市，其居民皆不到20000人，这些城市的市民占市民总数的38％；12.4％的城市（660个当中的82个），其居民皆不到2000人，这些城市的市民只占市民总数的1.1％（9962000人当中的110000人）。），而在1897年，则已经有一半以上，大约53％（1200万中的640万）。因此，在60年代，城市人口的性质主要是由不很大的城市的人口决定的，而在19世纪90年代，大◎第201页◎城市却取得了完全的优势。14个在1863年是最大的城市的人口，从170万人增加到430万，即增加了153％，而全部城市人口只增加了97％。可见，大工业中心的巨大增长和许多新的中心的形成，是改革后时代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2)国内移民的意义
我们在上面（第1章第2节）已经指出，理论上得出工业人口由于农业人口减少而增长这一规律，是根据以下的事实：在工业中，可变资本绝对地增加（可变资本的增加，就是工业工人人数和全部工商业人口的增加），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马克思补充说：“因此，在农业中，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当我们面前的地区已经住满了人而且全部土地都已被人占用的时候，才能看到纯粹形态的工业人口增加的现象。这个地区的被资本主义从农业中排挤出来的人口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迁移到工业中心去，或者迁移到其他地域去。但是，如果我们面前的那个地区尚未全部土地被人占用，尚未完全住满人，那么，情况就根本不同了。这个地区的人口，从人烟稠密的地方的农业中被排挤出来以后，可以转移到这个地区的人烟稀少的那部分地区去“耕种新的土地”。于是有农业人口的增长，这种增长（在某一时期内）并不比工业人口的增长慢，如果不是更快的话。在这种场合下，我们看见两种不同的过程：(1)资本主义在旧的人烟稠密的地域或这一地域的一部分地区的发展；(2)资本主义在“新的土地”上的发展。第一种过程表现了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第202页◎系的进一步发展，第二种过程表现了新地区中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第一种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深度的发展，第二种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广度的发展。显然，把这两种过程混淆起来，就必然会得出关于人口离开农业转向工商业过程的错误认识。
改革后的俄国向我们展现的，正是这两种过程的同时出现。在改革后时代初期，即在60年代，欧俄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是人烟相当稀少的地区，因而俄国中部农业区域的人口就像巨流般地向这里移来。新的土地上新的农业人口的形成，在某种程度内也掩盖了与之平行进行的人口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为了根据城市人口的资料来清楚地说明俄国的这种特点，必须把欧俄的50个省分成几个类别。我们举出1863年和1897年欧俄9个地区的城市人口的资料。（注：见本卷第205页。--编者注）
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下面3个地区的资料：(1)非农业的工业地区（前两类的11个省，其中有两个首都省）（注：把我们所举出的非农业省同两个首都省列为一类是正确的，两个首都的人口主要由这些省的移民来补充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1890年12月15日圣彼得堡人口调查，该地共有726000农民与小市民；其中有544000（即3/4）是我们列为第一个地区的11个省的农民与小市民。）。这是人口向其他地区迁移很少的地区。(2)中部农业地区（第3类的13个省）。人口从这个地区移出的非常多，部分是移到前一地区，主要是移到下一地区。(3)农业边疆地区（第4类的9个省）--这是改革后时代的移民地区。从表中可以看到，所有这33个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同整个欧俄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比较起来，相差甚小。
在第一个地区，即非农业的或工业的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第203页◎百分比增长得特别迅速：从14.1％增长到21.1％。农村人口的增长在这里则很慢，--差不多比整个俄国慢一半。相反，城市人口的增长则大大超过平均数（105％与97％之比）。如果拿俄国同西欧工业国家比较（像我们常常做的那样），那就必须只拿这一地区同西欧工业国家比较，因为只有这一地区是同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大体相同的。
在第二个地区，即中部农业地区，我们看到另一种情景。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在这里很低，增长得比平均速度慢些。从1863年到1897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增加在这里都比俄国平均增加数低得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移民像巨流般地从这一地区去到边疆地区。根据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计算，从1885年到1897年，从这里移出约300万人，即人口总数的1/10强。（注：上引著作第109页。“在西欧现代史中，这个运动是无与伦比的。”（第110-111页））在第三个地区，即边疆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增加稍微低于平均增加数（从11.2％增加到13.3％，即100与118之比，而平均增加数则是从9.94％增加到12.76％，即100与128之比）。然而城市人口的增长在这里不仅不比平均数低些，而且比平均数高得多（130％与97％之比）。可见，人口异常急剧地离开农业而转向工业，不过这一点却被农业人口因有移民而大量增加的现象掩盖了：在这一地区内，农村人口增加了87％，而俄国的平均增加数则为48.5％。就个别省份看来，这种人口工业化过程被掩盖的现象还更加明显。例如，在塔夫利达省，1897年城市人口的百分比仍然与1863年一样(19.6%)，而在赫尔松省，这种百分比甚至降低了（从25.9％降到25.4％），虽然这两省城市的增长比首都的增长稍微◎第204页◎
附图：
各类所包括的省份：(I)圣彼得堡与莫斯科；(II)弗拉基米尔、卡卢加、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与雅罗斯拉夫尔；(III)沃罗涅日、喀山、库尔斯克、奥廖尔、奔萨、波尔塔瓦、梁赞、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坦波夫、图拉、哈尔科夫与切尔尼戈夫；(IV)阿斯特拉罕、比萨拉比亚、顿河、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奥伦堡、萨马拉、塔夫利达、赫尔松与乌法；(V)库尔兰、里夫兰与爱斯兰；(VI)维尔纳、维捷布斯克、格罗德诺、科夫诺、明斯克与莫吉廖夫；(VII)沃伦、波多利斯克与基辅；(VIII)维亚特卡与彼尔姆；(IX)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与奥洛涅茨。◎第205页◎慢一些（增加131％与135％，而两个首都省则增加141％）。因此，新的土地上新农业人口的形成，又引起非农业人口的更大的增长。　 (3)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的增长
除了城市以外，具有工业中心性质的，第一是城市近郊，它们并非总与城市算在一起，它们包括日益扩大的大城市周围地区；第二是工厂村镇。这种工业中心（注：见上面第7章第8节和有关第7章的附录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475-482页和第557-562页。--编者注））在城市人口百分比极小的工业省内特别多。（注：关于科尔萨克早就指出的这种情况的意义，可参看沃尔金先生正确的评论。（上引书第215-216页））上面所举的各个地区城市人口资料表表明，在9个工业省中，城市人口百分比在1863年为7.3％，在1897年为8.6％。问题在于，这些省的工商业人口，主要并非集中于城市，而是集中于工业村。在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及其他各省的“城市”中间，有不少城市的居民人数是不到3000、2000、甚至1000的，而许多“村庄”单是工厂工人就有2000、3000或5000。《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的编者说得对（第2编第191页），在改革后时代，“城市开始更加迅速地增长，同时还有一种新类型的居民点在增长，这是一种介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间类型的居民点，即工厂中心”。上面已经举出了关于这些中心的巨大增长以及它们所集中的工厂工人人数的资料。我们看到，这种中心在整个俄国是不少的，不仅在各工业省，而且在南俄都是这样。在乌拉尔，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最低，在维亚特卡与彼尔姆两省，1863年为3.2％，1897年为4.7％，但是请看下面“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相应数量的例子。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城市人口为◎第206页◎6400人（1897年），但是根据1888-1891年地方自治局（注：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1864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地方自治局的经费来源于对土地、房屋及工商企业征收的不动产税。从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地方自治局在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地方自治局的经济措施--举办农业展览、设立农事试验站、发展农业信贷等，有利于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巩固，对贫苦农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地方自治局所组织的统计工作对研究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到19世纪70年代，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行政单位有欧俄34个省和顿河军屯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有欧俄43省。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在地方上的支柱。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108、207、251、369、632。）人口调查，该县工厂地带的居民为84700人，其中有56000人完全不从事农业，只有5600人主要靠土地取得生活资料。在叶卡捷琳堡县，根据地方自治局人口调查，65000人是无土地的，81000人则只有割草场。这就是说，单是这两个县的城市以外的工业人口，就比全省的城市人口还要多（1897年为195600人！）。
最后，除了工厂村之外，具有工业中心性质的还有工商业村，它们或者居于大手工业地区的首位，或者因为地处河岸或铁路车站附近等等而在改革后时代迅速发展起来。这种村庄的例子，在第6章第2节已经举出了一些，而且我们在那里已经看到，这种村庄和城市一样，把人口从乡村吸引过来，它们的特征就是居民的识字率通常比较高。（注：在俄国，成为很大居民中心的村庄之多，可以根据《军事统计汇编》下列（虽然是陈旧的）资料看出来：欧俄25个省在60年代居民超过2000的村有1334个。其中有108个村，其居民为5000-10000人，有6个村，其居民为10000-15000人；有1个村，其居民为15000-20000人；有1个村，其居民超过20000人。（第169页）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一切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引起了未被正式列为城市的新工业中心的形成。“城市与乡村间的差别正在消失：在日益成长的工业城市近旁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工业企业与工人住宅移到了市郊和城市附近；在日益衰落的小城市近旁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这些小城市与周围村庄的日益接近，也因为大工业村的发展……　城市居民区与农村居民区的差别，由于很多过渡区域的形成而正在消灭。统计学早已承认了这点，抛开了关于城市的历史法律概念，而代之以只根据居民人数来区分居民区的统计概念。”（毕歇尔《国民经济的发生》1893年蒂宾根版第296-297页和第303-304页）俄国的统计在这方面也大大落后于欧洲的统计。在德国和法国（《政治家年鉴》第536页和第474页），列入城市的是居民超过2000的居民点；在英国，是城市类型的卫生区域，即也包括工厂村等等。因此，俄国的“城市”人口资料，完全不能和欧洲的相比。）我们再举沃罗涅日省的资料作例子，以便表明把城市的与非城市的工商业居民区加以比较的意义。沃罗涅日省的《汇集》提供了关于该省8个县村庄分类的综合表。这些县里的城市为8个，人口为56149人（1897年）。而在村庄中，有4个村庄◎第207页◎很突出，它们共有9376户，居民达53732人，即比城市大得多。在这些村庄中有商店240家，工业企业404个。总户数中有60％完全不种地，有21％雇人或按对分制种地，有71％既无役畜又无农具，有63％全年购买粮食，有86％从事手工业。把这些中心的全部人口列入工商业人口之内，我们不但没有夸大甚至还减少了工商业人口的数量，因为在这8个县中，共有21956户完全不种地。反正，在我们所举出的农业省份中，城市以外的工商业人口并不比城市中的少。
　　　　　　　　　　(4)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
但是，把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同城市加在一起，也还远没有把俄国全部工业人口包括无遗。流动自由的缺乏，农民村社的等级闭塞状态，完全说明了俄国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俄国，不小的一部分农村人口应当列入工业人口之内，这一部分农村人口靠在工业中心做工而取得生活资料，每年要在这些工业中心度过一部分时光。我们说的是所谓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从官方的观点看来，这些“手工业者”是仅仅赚取“辅助工资”的种地的农民，大多数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都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个观点。了解上述一切情况以后，这个观点的站不住脚，就不需要再详细地证明了。不管对于这个现象有怎样不同的看法，然而毫无疑问，这个现象反映了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注：尼·-逊先生完全没有看出俄国人口工业化的过程！瓦·沃·先生看出了这一点并承认道：外出做零工的现象的增长反映了人口的离开农业（《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第149页）；然而他不但没有把这个过程添入他对于“资本主义的命运”的认识总和中去，而且极力用以下的埋怨来掩盖这个过程，说什么“有些人认为这一切是很自然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吗？而瓦·沃·先生能想象没有这种现象的资本主义吗？〉，而且差不多是合乎心愿的”（同上）。是合乎心愿的，而且不须加什么“差不多”，瓦·沃·先生！）城市所提供的◎第208页◎关于工业人口人数的概念，由于这个事实而改变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出来。在卡卢加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大大低于俄国的平均百分比（8.3％和12.8％之比）。但是，该省1896年的《统计概述》，根据身分证资料，算出了外出工人出外做工的月数。我们看到，总共为1491600个月；以12来除，得出外出人口为124300人，即“约占总人口的11％”（上引书第46页）！把这些人口加到城市人口（1897年为97900人）上去，工业人口的百分比就很大了。
当然，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有一部分登记在城市现有人口人数之内，或包括在上述非城市工业中心的人口之内。但只是一部分而已，因为这种人口具有流动性质，各个中心的人口调查很难把他们计算进去；其次，人口普查一般在冬季进行，而大部分手工业工人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下面就是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一些主要省份的这方面的资料（注：《1880年和1885年发给莫斯科省农民人口的居民证》。《1897年特维尔省统计年鉴》。日班科夫《1892-1895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1896年斯摩棱斯克版。日班科夫《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1887年科斯特罗马版。《普斯科夫省农民的副业》1898年普斯科夫版。莫斯科省百分比的错误，未能加以改正，因为没有绝对数字。科斯特罗马省只有各县的资料，而且只是百分比，因此我们不得不取各县的平均数，于是我们也就把科斯特罗马省的资料单独列出来。根据计算，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外出工业者中间，全年离家的有68.7％；秋冬两季离家的有12.6％；春夏两季离家的有18.7％。必须指出，雅罗斯拉夫尔省的资料（《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是不能与前面的资料比较的，因为它们是根据神父等等的陈述，而不是根据关于身分证的资料。）：
附图：◎第209页◎
各地都是春季发出的身分证最多。因此，暂时离家的工人，大部分未列入城市人口调查之内。（注：大家知道，例如，在圣彼得堡近郊，夏季人口增加极多。）但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这些临时的市民列为城市人口，而不列为农村人口：“全年或一年大部分时间都依赖在城里做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家庭，有更多的根据认为它们的定居点是城市而不是乡村，因为城市保证它们的生存，而乡村只不过有亲属与赋税的联系。”（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1897年卡卢加版第2篇第18页。）这些赋税的联系直到现在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来：从外出做零工的科斯特罗马人那里，“业主很少能从它〈土地〉身上取得很小一部分赋税，他们出租土地，常常只是为了让租地人在土地周围筑起篱笆来，而一切赋税则由业主自己缴纳”（德·日班科夫《农妇国》1891年科斯特罗马版第21页）。我们看到，《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一再指出外出的手工业工人这种必须为他们离开农村和放弃份地而偿付赎金（注：赎金指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民为赎取份地每年交纳的款项。按照改革的法令，农民的宅地可以随时赎取，而份地则须经地主与农民自愿协议或地主单方面要求始可赎取。份地的赎价是将每年代役租按6％的年利率加以资本化得出的，例如，每年代役租为6卢布，赎价就是100卢布。所以农民所赎取的在名义上是土地，实际上也包括人身自由在内，赎价远远超过了份地的实际价格。在赎取份地时，农民先付赎价的20-25％（如果地主单方面要求赎地，则农民不付这笔费用），其余75-80％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然后由农民在49年内加利息分年偿还政府。因此赎金实际上成了前地主农民交纳的一种沉重的直接税。由于农民赎取份地的最后限期为1883年，赎金的交纳要到1932年才最后结束。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沙皇政府慑于农民运动的威力，从1907年1月起废除了赎金。--70、210、348。）的情形。（第28、48、149、150、166页及其他各页）（注：“外出做零工……是把城市的不断发展过程掩盖起来的一种形式……　村社土地占有制，以及俄国财政与行政生活的各种特点，不容许农民像西欧那样容易地转变为市民……　法律的线索维持着他〈外出做零工的工人〉与乡村的联系，但就其职业、习惯和趣味讲来，他实质上完全属于城市了，并且往往把这种联系看作一种负担。”{1896年《俄国思想》[《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К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53、211。]第11期第227页]这说得很对，但是对于一个政论家来说还不够。为什么作者不坚决主张流动的完全自由，主张农民离开村社的自由呢？我国自由派还怕我国民粹派。他们是用不着怕的。
为了比较，请看一看同情民粹派的日班科夫先生的议论：“到城市去做零工，可以说是防止我们的首都与大城市的剧烈增长以及防止城市与无土地的无产阶级增长的避雷针〈原文如此！〉。不论在卫生方面或社会经济方面，外出谋生的这种影响都应当认为是有益的：只要人民大众没有完全脱离作为外出做零工的工人某种保证〈他们要用金钱才能赎买这种”保证“啊！〉的土地，这些工人就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工具，同时建立工农业村社的希望也依然保存着”[1890年《法学通报》（《法学通报》杂志(《Юрид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俄国莫斯科法学会的机关刊物（月刊），1867-1892年在莫斯科出版。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和谢·安·穆罗姆采夫等。为杂志撰稿的主要是莫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在政治上主张进行温和的改革。--211。]第9期第145页}。保存小资产阶级的希望，事实上难道不是有益的吗？至于说到“盲目工具”，那么欧洲的经验以及在俄国所看到的一切事实都表明，这种评语对于与土地和宗法式关系仍然保持着联系的工人，比对于断绝了这种联系的工人，更加适用得多。同一个日班科夫先生的数字与资料表明，外出“到彼得堡谋生的人”，比在某些“森林”县份定居的科斯特罗马人更有知识，更有文化，更开展。）◎第210页◎
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外出做各种零工的工人人数不下500-600万。实际上，在1884年，欧俄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达467万张（注：列·韦辛《外出做零工在俄国农民生活中的意义》。《事业》[《事业》杂志(《Дело》)是俄国学术性文艺月刊，1866-1888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继承《俄罗斯言论》月刊的进步传统，关注社会问题，反对农奴制残余；在文学艺术上提倡现实主义，反对“纯艺术”论。由于沙皇政府和书刊检查制度的压制，1884年起转为温和的自由派杂志。--211。]1886年第7期和1887年第2期。），而身分证收入从1884年到1894年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由330万卢布增加到450万卢布）。在1897年，整个俄国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为9495700张（其中欧俄50个省占9333200张）。在1898年，为8259900张（欧俄占7809600张）。（注：《1897-1898年缴纳消费税的各种行业和印花税票统计》1900年圣彼得堡版，无定额税管理总署出版。）欧俄过剩的（同当地的需求比较）工人人数，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为630万人。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第3章第9节第174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09页。--编者注），11个农业省所发出的身分证数目超过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200万对170万）。现在我们可以添◎第211页◎上6个非农业省的资料：柯罗连科先生计算这些省的过剩工人为1287800人，而发出的身分证数目则为1298600张。（注：这6个省份是：莫斯科（1885年的旧资料）、特维尔（1896年）、科斯特罗马（1892年）、斯摩棱斯克（1895年）、卡卢加（1895年）与普斯科夫（1896年）。材料来源如上述。是关于各种外出许可证（男女合计）的资料。）这样，在欧俄17个省（11个黑土地带省和6个非黑土地带省）中，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有300万过剩的（对当地的需求而言）工人。而在90年代，这17个省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为330万张。在1891年，这17个省提供了身分证总收入的52.2％。因此，外出工人人数大概超过了600万。最后，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大部分是陈旧的）使乌瓦罗夫先生作出这样的结论，谢·柯罗连科先生的数字与真实情况相近，而500万外出工人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能的”。（注：1896年7月《公共卫生、法医学和实用医学通报》。米·乌瓦罗夫《论外出做零工对俄国卫生状况的影响》。乌瓦罗夫先生汇总了20个省126个县的资料。）
现在试问：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与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尼·-逊先生很大胆和完全错误地断言：“绝大多数的农民外出做零工正是做农业零工。”（《论文集》第16页）尼·-逊先生所引证的查斯拉夫斯基，讲话就谨慎得多，他没有举出任何资料，只限于一般地推测各种工人外出的地区的大小。而尼·-逊先生的铁路客运资料却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非农业工人主要也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他们乘火车的要比农业工人多得多。（注：参看上面第174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09-210页。--编者注）脚注。）相反，我们认为，多数（虽然不是“绝大多数”）外出工人大概是非农业工人。这种看法，第一是根据身分证收入分布资料，第二是根据韦辛先生的资料。弗列罗夫斯基根据1862-1863年度“各◎第213页◎种捐税”收入分布（身分证收入占三分之一强）资料，早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外出谋生的最大的运动出自首都省与非农业省。（注：《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年圣彼得堡版第400页及以下各页。）如果我们拿11个非农业省来看，--我们在前面（这一节的第2点）已经把这些省份合为一个地区，从这些省份外出做零工的绝大多数是非农业工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省份的人口在1885年仅占整个欧俄人口的18.7％（1897年占18.3％），而身分证收入在1885年却占42.9％（1891年占40.7％）。（注：身分证收入的数字，引自1884-1885年度和1896年的《俄国资料汇集》。在1885年，身分证收入在欧俄每1000居民为37卢布，而在11个非农业省份每1000居民则为86卢布。）另外还有许多省也有非农业工人外出，所以我们应该认为，农业工人占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半数以下。韦辛先生根据各种外出做零工占优势的情况把欧俄38个省（占各种外出许可证总数的90％）加以分类，得出下面的资料（注：本表最后两栏是我们加上的。列入第一类的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弗拉基米尔、沃洛格达、维亚特卡、卡卢加、科斯特罗马、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彼尔姆、圣彼得堡、特维尔与雅罗斯拉夫尔等省；列入第二类的是喀山、下诺夫哥罗德、梁赞、图拉与斯摩棱斯克等省；列入第三类的是比萨拉比亚、沃伦、沃罗涅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顿河、基辅、库尔斯克、奥伦堡、奥廖尔、奔萨、波多利斯克、波尔塔瓦、萨马拉、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塔夫利达、坦波夫、乌法、哈尔科夫、赫尔松与切尔尼戈夫等省。应该指出：这种分类有不正确的地方，把外出做农业零工的意义夸大了。斯摩棱斯克、下诺夫哥罗德与图拉3省，应当列入第一类（参看《1896年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农业概况》第11章。《1895年图拉省省志》第6篇第10页：外出做零工者人数为188000人，--而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只有50　000剩余工人！--其中北部6个非黑土地带县份有107000外出做零工者）。库尔斯克省应列入第二类（上引谢·柯罗连科的书：7县的外出者大部分是去做手工业零工，其余8个县的只是去做农业零工）。可惜韦辛先生没有提供各省的外出许可证数目资料。）。◎第213页◎
附图
“这些数字表明，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发展得厉害些……　其次，从所引用的数字可以看出，随着所属的类别的不同，外出谋生的期间也各异。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势的地方，外出的期间就长得多。”（1886年《事业》第7期第134页）
最后，上述对缴纳消费税等等的各种行业的统计，使我们能够把发出的居民证数目，按欧俄全部50个省区别开来。对韦辛先生的分类作上述修正，并将1884年未列入的12个省也按这三类区别开来（奥洛涅茨省与普斯科夫省列为第一类；波罗的海沿岸与西北部各省，共9省，列为第二类；阿斯特拉罕省列为第三类），我们就可看到这样的情景：
　　　　　　　　　　　　　　　　　发出的居民证的总数
省　　　　别　　　　　　　　　　　1897年　　　　1898年（注：顺便讲一讲，这些资料概述的作者（上引书第6章第639页）说明，1898年身分证发出数目减少的原因，是由于歉收和农业机器的推广使夏季工人外出到南部各省的人数减少了。这个说明根本讲不通，因为发出的居民证数目减得最少的是第三类，减得最多的是第一类。1897年与1898年的登记方法可以相比吗？（第2版注释））
一、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势
的17个省…………………　　　4437392　　　3369597
二、过渡性质的12个省………　　　1886733　　　1674231
三、外出做农业零工占优势的
　　21个省……………………　　　3009070　　　2765762
　　50个省总计　　　　　　　　　9333195　　　7809590◎第214页◎
根据这些数字，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要多得多。
因此，毫无疑问，人口的流动性在俄国非农业地带要比在农业地带大得多。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应当比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多，他们至少有300万人。
一切材料都证明，外出做零工的情况有巨大的与日益加剧的增长。身分证收入从1868年的210万卢布（1866年为175万卢布），增加到1893-1894年度的450万卢布，即增加1倍多。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数目，在莫斯科省从1877年至1885年增加了20％（男的）与53％（女的）；在特维尔省从1893年至1896年增加了5.6％；在卡卢加省从1885年至1895年增加了23％（而外出的月数增加了26％）；在斯摩棱斯克省从1875年的100000增加到1885年的117000，1895年增加到140000；在普斯科夫省从1865-1875年的11716增加到1876年的14944，1896年增加到43765（男的）。在科斯特罗马省，1868年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每100男子中占23.8，每100妇女中占0.85，而在1880年则占33.1与2.2，等等，等等。
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注：日班科夫《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第36页及以下各页。科斯特罗马省外出零工县份识字男子的百分比为55.9％；在工厂县份为34.9％；在定居（森林）县份为25.8％；识字妇女分别为3.5％，2.0％，1.3％；学生分别为1.44％，1.43％，1.07％。外出零工县份中儿童也有在圣彼得堡读书的。）及觉悟（注：“识字的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确更好地和更自觉地求医治病”（同上，第34页），因此传染病在他们中间不像在“文化很低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乡中那样厉害。），使他◎第215页◎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注：“就生活设备来说，外出零工县份大大超过农业地区和森林地区……　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衣服清洁、美观、卫生得多……　儿童们比较清洁，所以他们中间很少看到疥疮和其他皮肤病。”（同上，第39页。参看《1892-1895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第8页）“外出零工乡村与定居乡村截然不同：住宅、衣服、一切习惯、娱乐，与其说像农民生活，不如说像市民生活。”（《1892-1895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第3页）在科斯特罗马省外出零工乡里，“你在半数人家中可以看到纸、墨水、铅笔与钢笔”（《农妇国》第67-68页）。）。“头等的动因”，即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风度与浮华，吸引农民外出；他们寻找“更好的地方”。“彼得堡的工作与生活被认为比乡村的轻松。”（注：《农妇国》第26-27页和第15页。）“一切乡村居民都被叫作乡下佬；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毫不认为这个称号是对自己的侮辱，他们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埋怨父母不把他送到圣彼得堡去读书。不过要附带说明，这些土里土气的乡村居民远不如纯农业地区的乡村居民那样土里土气：他们不自觉地模仿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外表与习惯，首都的光辉间接地也投射在他们身上。”（注：《农妇国》第27页。）在雅罗斯拉夫尔省（除了发财的例子），“还有其他原因驱使每个人离开家庭。这就是舆论，那些没有在彼得堡或其他地方居住过而只是从事农业或做某种手艺的人，一辈子都被人称为牧人，这种人很难找到老婆”（《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2编第118页）。外出到城市去，可以提高农民的公民身分，使他们跳出乡村根深蒂固的宗法式的与人身的依附关系及等级关系的深渊（注：例如，使科斯特罗马农民登记为市民的原因之一，就是“可能的体罚，这种体罚对于衣著华丽的到彼得堡谋生的人比对于土里土气的村民更为可怕”（《农妇国》第58页）。）……　“人民中间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增长，是助长外出的首要因素。从农奴制依附下的解放，最精干的一部分农村人口早已与城市生活的接触，老早就在雅罗◎第216页◎斯拉夫尔省的农民中间唤起了一种愿望：保卫自己的’我’，从乡村生活条件所注定的贫困与依附状况中解脱出来，过富足的、独立的与受人尊敬的生活……　靠外出做零工生活的农民感到自己自由些，同其他等级的人平等些，因而农村青年日益强烈地渴望到城市去。”（《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2编第189-190页）
外出到城市，削弱了旧的父权制家庭，使妇女处于比较独立的、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与定居的地区比较起来，索利加利奇与楚赫洛马的家庭”（科斯特罗马省外出做零工之风最盛的两个县），“不仅在家长的宗法权力方面，而且在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方面都薄弱得多。对于12岁就被送到彼得堡去的儿子，当然不能希望他们如何热爱父母，如何依恋父母的家庭；他们不自觉地变成世界主义者了：’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注：《农妇国》第88页。）“过惯了不受丈夫支配与帮助的生活的索利加利奇妇女，与农业地带受践踏的农妇完全不同：她们是独立自主的……　殴打虐待老婆在这里是罕见的事情……男女平等差不多在一切地方与一切方面都反映出来。”（注：1890年《法学通报》第9期第142页。）
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不仅提高了外出雇佣工人的工资，而且也提高了留在当地的工人的工资。
这个事实的最突出表现，是下面这样一个普遍现象：非农业省份比农业省份的工资高，吸引了农业省份的农业工人。（注：参看第4章第4节（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38-239页。--编者注）。）下面是卡◎第217页◎卢加省的有趣资料：
　　县　　别　　　　外出男性工人　　　　每月的工资(单位卢布)
(以外出做零工的　　　对全体男性　　　　　外出工　　农村年工
　人数为标准)　　　人口的百分比　　　　　业　者
　　　　一、　　　　　　38.7　　　　　　　9.0　　　　5.9
　　　　二、　　　　　　36.3　　　　　　　8.8　　　　5.3
　　　　三、　　　　　　32.7　　　　　　　8.4　　　　4.9
“这些数字完全说明了……下列现象：(1)外出做零工对农业生产中工资的提高有影响，(2)外出做零工吸引走了人口中的优秀力量。”（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第2篇第48页。）不仅货币工资提高了，而且实际工资也提高了。在100名工人中有60人以上外出做零工的县份内，一个全年雇农的平均工资为69卢布或123普特黑麦；在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占40-60％的县份内，平均工资为64卢布或125普特黑麦；在外出做零工的工人不到40％的县份内，平均工资为59卢布或116普特黑麦。（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第1篇第27页。）在这几类县份中，诉说缺乏工人的通讯的百分比是依次降低的：58％-42％-35％。加工工业中的工资高于农业中的工资，“根据很多通讯员先生的评述，手工业促进了农民中间新的需求的发展（茶、印花布、靴、钟表等等），提高了需求的一般水平，于是对工资的提高产生影响”（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第1篇第41页。）。下面就是一位通讯员的典型评述：工人“始终很缺少，其原因是城市附近的居民被娇养惯了，他们都在铁路工厂做工或在那里做事。卡卢加附近及其市场，经常聚集着四周的居民，他们出卖鸡蛋、牛奶等等，然后在酒馆中狂饮；其原因是所有的人都想多拿钱不干事。当农业工人，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情，大家都想到城市去，在那里当无产阶级和游民；乡村则感到缺乏有能力的健康的工人”（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第1篇第40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这种对外出做零工的评价，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第218页◎称之为民粹派的评价。例如，日班科夫先生指出，外出的工人不是过剩的工人，而是由外来的农民所代替的“必要的”工人，他认为，“很明显”，“这种相互代替是很不利的”。（注：《农妇国》第39页和第8页。“这些真正的〈外来的〉农民，是否会以其富裕的生活状况，给与那些不是视土地而是视外出谋生为其生活基础的本地居民以清醒的影响呢？”（第40页）作者叹息道：“然而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了相反影响的例子。”这个例子如下。沃洛格达人买了土地，生活过得“很富裕”。“我曾经问过其中的一个人，既然他家里很富裕，为什么还把儿子送到圣彼得堡去？我得到的回答是：’事情是这样，我们并不穷，但是我们这里很土气，他学别人的样，自己也想去受教育，其实他在我们家里已经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了。’”（第25页）可怜的民粹派呵！甚至富裕的购买土地的农夫-庄稼汉的例子，也不能使那个青年“清醒过来”，他竟要去“受教育”，以逃开“保证其生活的份地”，这怎能不令人伤心呢！）日班科夫先生，对谁很不利呢？“京都的生活使人们养成许多低级的文明习惯，尚奢侈和浮华，白白地〈原文如此！！〉耗费许多金钱”（注：《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第33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在这种奢侈等等上的支出大部分是“白费的”（！！）（注：1890年《法学通报》第9期第138页。）。赫尔岑施坦先生直率地悲叹“表面的文明”、“恣意的放荡”、“纵情的欢宴”、“野蛮的酗酒与廉价的荒淫”等等。（注：1887年《俄国思想》不是《俄罗斯通报》（《俄罗斯通报》杂志(《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俄国文学和政治刊物，1856年由米·尼·卡特柯夫在莫斯科创办，起初为双周刊，1861年起改为月刊。该杂志初期持温和自由派立场，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1862年起变成了反动势力的喉舌。1887年卡特柯夫死后，该杂志曾迁到彼得堡出版，1906年停刊。--219。），而是《俄国思想》第9期第163页。）莫斯科统计学家们从大批外出做零工的事实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采取办法以减少外出谋生的需要”。（注：《1880年和1885年发给莫斯科省农业人口的居民证》第7页。）卡雷舍夫先生谈到外出做零工的问题时说道：“只要把农民土地使用面积增加到足以满足其家庭最主要的〈！〉需要，就可以解决我国国民经济中这个最严重的问题。”（注：1896年《俄国财富》2第7期第18页。这样，“最主要的”需要应由份地去满足，而其余的需要，显然应由从“感到缺乏有能力的健康的工人”的“乡村”中所得到的“当地工资”来满足！）◎第219页◎
这些好心肠的先生们，谁也没有想到，在谈论“解决最严重的问题”之前，必须关心农民流动的完全自由，即放弃土地和退出村社的自由，在国内任何城市公社或村社随意居住（不缴纳“赎”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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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居民离开农业，在俄国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这一点部分地被国内移民掩盖了）以及城市近郊、工厂村镇与工商业村镇的发展上，并且也表现在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现象上。所有这些在改革后时代已经和正在向纵深和宽广两方面迅速发展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旧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三　雇佣劳动使用的增长
在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雇佣劳动的普遍程度差不多具有最大的意义。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时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是：国民经济的全部劳动力，只有经过企业主的买卖后，才能应用于生产。这个趋势在改革后的俄国是怎样表现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尽力详细地考察过了，现在应当把这个问题作一总结。首先把前几章所引证的劳动力出卖者人数的资料计算在一起，然后（在下一节）再叙述劳动力购买者的总数。
全国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劳动人口，是劳动力出卖者。据计算，这种人口约有1550万成年男工。（注：《欧俄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统计资料汇编》（1894年大臣委员会办公厅出版）的数字，为15546618人。这个数字是这样得到的：假设城市人口等于不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人口；成年男性农民人口减少了7％（4.5％服兵役，2.5％在村社中服务）。）第2章中曾经指出，下等◎第220页◎农户无非是农村无产阶级；同时曾经指出（第122页脚注（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50页。--编者注）），这种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的形式将在下面加以考察。现在把前面列举的各类雇佣工人作一总计：(1)农业雇佣工人，其数目约为350万人（欧俄）。(2)工厂工人、矿业工人和铁路工人，约为150万人。总计职业雇佣工人共500万人。其次，(3)建筑工人，约为100万人。(4)从事木材业（伐木、木材初步加工、运木等等）、挖土、修筑铁路、装卸货物以及工业中心的各种“粗”活的工人。这些工人约为200万人。（注：我们在上面看见，单是木材工人就有200万。从事上述后两种工作的工人人数，应当大于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总数，因为一部分建筑工人、小工、特别是木材工人，是本地工人，而不是外来工人。我们看见，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工人人数不下300万人。）(5)被资本家所雇用在家中工作的以及在未列入“工厂工业”的加工工业中做雇佣工作的工人，其人数约为200万。
总计--约有1000万雇佣工人。除去其中大约1/4的女工与童工（注：我们看见，在工厂工业中，妇女与儿童占工人总数1/4强。在采矿工业、建筑业与木材业等等中，妇女与儿童是很少的。相反，在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中，妇女与儿童大概比男子多些。），还有750万成年男性雇佣工人，即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一半左右。（注：为了避免误解起见，我们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决不奢望这些数字得到统计上的确切证明。我们只想大概表明一下雇佣劳动形式的多样化和雇佣劳动者人数的众多。）在这一大批雇佣工人中，有一部分已完全与土地断绝关系，专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里包括绝大多数的工厂工人（无疑也包括绝大多数的矿业工人与铁路工人），其次包括一部分建筑工人、船舶工人与小工；最后，还包括不小一部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工人以及为资本家进行家庭劳动的非农业中心的居民。另外很大一部分雇佣工人尚未与土地断绝关系，他们◎第221页◎的支出一部分是以他们在很小一块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来抵补，因而他们形成了我们在第2章中极力详述过的那一类有份地的雇佣工人。前面的叙述已经指出，所有这一大批雇佣工人主要是在改革后的时代出现的，现在还继续迅速地增长着。
重要的是指出我们的结论在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相对人口过剩（或失业工人后备军人员）问题上的意义。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雇佣工人总数的资料，特别明显地暴露了民粹派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错误。正如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评论集》第38-42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46-151页。--编者注））已经指出的，这种错误在于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尼·-逊先生及其他人）大谈资本主义使工人“游离出来”，但不想研究一下俄国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具体形式；其次，在于他们完全不懂得大批后备工人对我国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他们凭着对“工厂”工人人数发表几句抱怨的话和进行一些奇怪的算法（注：我们回忆一下尼·-逊先生关于“一小撮”工人的议论以及瓦·沃·先生下面这种真正古典的算法（《理论经济学概论》第131页）。在欧俄50个省中，计有属于农民等级的成年男工15547000人，其中“被资本所联合起来的”为1020000人（工厂工业中的863000人及铁路工人160000人），其余的是“农业人口”。在“加工工业完全资本主义化”之下，“资本主义工厂工业”雇用了两倍的人手（不是7.6％，而是13.3％；其余的86.7％的人口“则依然耕种土地，将在半年内没有工作”）。看来，注解只能削弱经济科学与经济统计的这个出色例子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变成了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能、错误、无根据等等的论据。事实上，如果对小生产者的剥夺没有造成千百万的雇佣工人群众，使他们随时准备一有号召就去满足企业主在农业、木材业与建筑业、商业、加工工业、采矿工业、运输工业等等中最大限度的需求，那么，俄国资本主义永远也不能发◎第222页◎展到目前的高度，而且连一年也不能存在。我们说最大限度的需求，是因为资本主义只能是跳跃式地发展，因而需要出卖劳动力的生产者人数，应当始终高于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平均需求。我们刚才计算了各类雇佣工人的总数，但是我们这样做决不是想说资本主义能够经常雇用这全部工人。不管我们拿哪类雇佣工人来看，这种经常的雇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在千百万流动的与定居的工人中间，有一部分经常留在失业后备军内，这种后备军在危机年代，或在某一区域某种工业衰落的情况下，或在排挤工人的机器生产特别迅速地扩展的情况下，达到很大的数量；有时候则降到最低限度，甚至往往引起个别年份国内个别区域的个别工业部门的企业主抱怨工人“缺乏”。由于完全没有比较可靠的统计资料，即使大致算出通常年份的失业人数，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疑问，这个数目应当是很大的，不论是上面多次指出的资本主义工业、商业与农业的巨大波动，或者是地方自治局统计所肯定的下等农户家庭收支中的通常亏空，都证明了这一点。被驱入工业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农民人数的增加，以及对雇佣劳动的需求的增加，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至于谈到雇佣劳动形式，那么它们在各方面都还被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和设施所缠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忽视这种多样性，将是重大的错误。谁要像瓦·沃·先生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给自己划定了一个容纳100万-150万工人的角落而不超出这个角落”（注：1896年《新言论》(《新言论》杂志(《Новое　Сло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4-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1897年春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等出版。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办利奇和马·高尔基等。杂志刊载过恩格斯的《资本论》第3卷增补和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等著作。1897年12月被查封。)第6期第21页。），他就会陷入这种错误。这里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而只是大机器工业。但是，在这里把这150万工人圈定在一个特别的似乎与雇佣劳动其他领域没有任何联系的“角落”里，这是多么随◎第223页◎心所欲和多么不合情理呵！事实上，这种联系是很密切的，为了说明这种联系，只须举出现代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特点就够了。第一，货币经济是这种制度的基础。“货币权力”充分表现在工业中与农业中，城市中与乡村中，但是只有在大机器工业中它才得到充分发展，完全排挤了宗法式经济的残余，集中于少数大机关（银行），直接与社会大生产发生联系。第二，劳动力的买卖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即使拿农业中或工业中的最小的生产者来看，你就会看到，那种既不受人雇又不雇人的生产者是例外的情况。但是，这些关系也只有在大机器工业中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与以前的经济形式完全分离。因此，某一位民粹派认为极小的“角落”，实际上体现着现代社会关系的精髓，而这个“角落”的人口即无产阶级，才真正是全部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前卫和先锋。（注：如果作相应的改变，那就可以说，大机器工业中的雇佣工人与其余的雇佣工人的关系，就像维伯夫妇所说的英国工联主义者与非工联主义者的关系一样。“工联主义者约占全部人口4％……　据工联计算，在自己队伍中以体力劳动为生的成年男工占20％左右。”但是“工联的成员……照例总是每一部门的一批最优秀的工人。因此，他们对其余工人群众的道德和精神的影响，是同他们的人数完全不能相比的。”（悉·维伯和比·维伯《不列颠工联主义运动史》1895年斯图加特狄茨版第363、365、381页））因此，只有从这个“角落”中所形成的关系的角度去考察整个现代经济制度，才有可能认识清楚各种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基本相互关系，从而考察这种制度的基本发展方向。相反，谁要撇开这一“角落”而从宗法式小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经济现象，那么历史进程就会把他或者变为天真的梦想家，或者变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大地主的思想家。
四　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
为了总括上面叙述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引证的资料，我们只谈◎第224页◎欧俄工人流动的情况。以业主陈述为基础的农业司出版物（注：《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第5编，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谢·亚·柯罗连科编，1892年圣彼得堡农业和农村工业司出版。），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情况。工人流动的情况，使人对劳动力国内市场如何形成有一个总的认识；我们在利用这一出版物的材料时，只是力求把农业工人的流动与非农业工人的流动加以区别，虽然该出版物所附的表明工人流动的地图上并未作出这种区别。
农业工人最主要的流动情况如下：(1)从中部农业省份移到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2)从北部黑土地带省份移到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同时从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又有工人移到边疆地区（参看第3章第9节和第10节）（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07页和212页。--编者注）。(3)从中部农业省份移到工业省份（参看第4章第4节）（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38-239页。--编者注）。(4)从中部与西南部农业省份移到甜菜种植区域（甚至有一部分加里西亚工人也移到这里）。
非农业工人最主要的流动情况如下：(1)主要从非农业省份、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从农业省份移到首都与大城市。(2)从上述地区移到弗拉基米尔省、雅罗斯拉夫尔省及其他各省工业地区的工厂中。(3)移到新工业中心或新工业部门，以及非工厂的工业中心和其他区域。这里是指移动到下列各处：(a)西南各省甜菜制糖厂；(b)南部矿业地区；(c)码头工作地区（敖德萨、顿河畔罗斯托夫、里加等等）；(d)弗拉基米尔省及其他各省的泥炭采掘业地区；(e)乌拉尔矿业区；(f)渔业地区（阿斯特拉罕、黑海与亚速海等等）；(g)造船业、航运业、伐木及流送木材等等部门；(h)铁路工作等等部门。◎第225页◎
工人的主要流动情况就是如此，雇主通讯员指出这些流动对于各地工人的雇用条件发生相当重大的影响。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这些流动的意义，我们拿工人移出和移入的各个地区的工资资料与之作一对比。我们只举出欧俄28个省，根据工人流动的性质把它们分为6类，于是得到下面的资料（注：其余各省均略去不计，以便不让那些对所研究的问题不能提供任何新东西的资料使叙述复杂起来；况且，这些省份不是与工人主要的、大批的流动无关（乌拉尔、北部），便是有民族学上的和行政法律上的特点（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特许犹太居住区各省、白俄罗斯各省等等）。资料取自上面引证过的出版物。工资数字系各省的平均数；夏季日工工资是播种、割草、收获三个时期的平均数。这些区域（第1类--第6类）包括下列各省：(1)塔夫利达、比萨拉比亚与顿河；(2)赫尔松、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萨马拉、萨拉托夫与奥伦堡；(3)辛比尔斯克、沃罗涅日与哈尔科夫；(4)喀山、奔萨、坦波夫、梁赞、图拉、奥廖尔与库尔斯克；(5)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卡卢加、科斯特罗马、特维尔与下诺夫哥罗德；(6)圣彼得堡、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与弗拉基米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节选之三）
（1895年底--1899年1月）
*（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一书写于1895年底-1899年1月，这正是列宁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件在彼得堡被捕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舒申斯克村的时期。为了撰写这一著作，列宁查考了有关俄国经济的全部重要文献，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书刊，包括卷帙浩繁的各种统计资料，仅他在本书中提到和引用的著作就有近600种。这些书籍和资料是列宁在被监禁和流放的困难条件下通过各种渠道、首先是通过亲友的协作收集到的。列宁于1898年8月9日（21日）写完这本书的初稿，然后又进一步加工，于1899年1月30日（2月11日）完成全书的定稿。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章的手稿都经当时流放在米努辛斯克专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阅读和讨论过。本书的出版事务，列宁委托给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叶利扎罗娃。为争取时间，列宁决定采取分批付排的办法。对书的开本、字号和书中统计表的排版等，列宁都从方便读者的角度作了仔细的考虑。他尤其关心校对工作。本书的书名是在出版时确定的。列宁同意把自己原拟的书名作为副标题，同时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题目太大，曾建议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作书名。1899年3月底，本书在彼得堡出版，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初版印了24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当时它主要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同时也通过宣传员在工人小组中传播。1908年，本书经列宁校阅和补充后出了第2版。本卷翻译所依据的《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卷以第2版为底本，同时考虑了作者对第1版的所有意见。列宁为第2版所写的序言同第1版序言一起收进了本卷。--160。）　　这个表向我们明显地指出了那个建立劳动力国内市场、从而也建立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过程的基础。资本主义关系最发达的两个主要区域，吸引了大量工人。这两个区域就是农业资本主义区域（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与工业资本主义区域（首都省与工业省）。在人口外移的区域，在中部各农业省，工资是最低的，这些省份不论在工业中还是在农业中资本主义都极不发达（注：于是，农民就大批地离开宗法式经济关系最厉害的、工役制及原始工业形式保存最多的区域，跑到“基础”完全瓦解了的地区去。他们逃离“人民生产”，不听那紧跟在他们后面的“社会”呼声。在这一片呼声中，听得最清楚的有两种声音：“束缚得太少呀！”--这是黑帮分子索巴开维奇（索巴开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粗暴蛮横，厚颜无耻，嗜财如命，是愚蠢贪婪的农奴主的典型。--226。）的恫吓的叫声；“没有充分保证份地”，--立宪民主党人马尼洛夫（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讲究虚伪客套。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的马尼洛夫精神一语即由此而来。--226、474。）客气地纠正他说。）；在人口移入的区域，各种工作的工资都增高了，货币工资对工资总额的比例也增高了，即货币经济由于排挤自然经济而得到加强。人口移入最多（和工资最高）的区域与人口移出（和工资最低）的区域之间的中◎第226页◎附图：◎第227页◎间区域，则表现出上面已经指出过的工人相互代替的现象：工人移出的数目过多，以致移出的地区发生工人不足的情况，因而从更“低廉”的省份吸收外来工人。
实际上，我们表中所表明的人口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人口的工业化）和工商业农业即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工业化）这两个方面的过程，把上面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国内市场形成问题的全部叙述总括起来了。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建立，是由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与工业中的平行发展（注：理论经济学早已确定了这个简单的真理。马克思更不用说了，他曾经直接指出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是建立“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过程（《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0页。--编者注），第24章第5节）；我们来看看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本性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11章和第3篇第4章中，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最显著的特点，指出这一过程与城市增长和工业发展的过程是平行的。），是由于一方面形成了农业企业主与工业企业主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农业雇佣工人与工业雇佣工人阶级。工人流动的主要潮流表明了这种过程的一些主要形式，但还远不是其全部形式；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指出，这种过程的形式在农民经济中与在地主经济中是各不相同的，在商业性农业的不同区域中是各不相同的，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各不相同的，等等。
这一过程被我国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者歪曲和混淆到什么程度，这在尼·-逊先生所著《论文集》第2篇第6节里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一节有这样一个特出的标题：《社会生产力的再分配对于农业人口的经济地位的影响》。请看尼·-逊先生是怎样设想这种“再分配”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力的每一次提高，都使相应数量的工人被’游离’出来，他们被迫去另谋生◎第228页◎计；然而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在一切生产部门，这种’游离’遍布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这些工人除了转向他们暂时还未失掉的生产工具，即转向土地之外，是没有其他出路的……”（第126页）“我国农民并未失掉土地，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力量投在土地上。他们失去工厂中的工作或被迫抛弃其家庭副业时，除了加紧耕种土地之外，看不到其他的出路。一切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都肯定了耕地扩大的事实……”（第128页）
你们瞧，尼·-逊先生知道一种十分特别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而且是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家难以想象的。尼·-逊先生的资本主义不使人口离开农业转向工业，也不把农民分裂为对立的阶级。完全相反。资本主义把工人从工业“游离”出来，而且“他们”只得转向土地，因为“我国农民并未失掉土地”！！这种“理论”在诗意的混乱中把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过程独创地“再分配”了一下，而这种“理论”的基础，就是前面叙述中所详细分析过的一般民粹派的笨拙方法：把农民资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混淆起来，忽视商业性农业的增长，拿“人民”“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厂工业”分离的童话，来代替对资本主义在工业中的各种循序出现的形式与各种表现的分析。
五　边疆地区的意义。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
在第1章中已经指出了把资本主义国外市场问题同产品的实现问题联在一起的理论的错误。（第25页（注：参看本卷第190-192页。--编者注）及以下各页）资本主义之所以必须有国外市场，决不是由于产品不能在国内市场实现，而◎第229页◎是由于资本主义不能够在不变的条件下以原有的规模重复同样的生产过程（如像在前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生的那样），它必然会引起生产的无限制的增长，而超过原有经济单位的旧的狭隘的界限。在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一个生产部门超过其他生产部门，力求越出旧的经济关系区域的界限。例如，我们拿改革后时代初期的纺织工业来看。这种工业在资本主义关系上有相当高度的发展（工场手工业开始过渡到工厂），完全占领了俄国中部的市场。但是如此迅速增长的大工厂已经不能满足于以前的市场范围；它们开始到更远的地方，到移居新罗西亚、伏尔加左岸东南地区、北高加索以及西伯利亚等地的新的人口中间给自己寻找市场。大工厂力求超出旧市场的界限，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些旧市场的区域内，更大数量的纺织工业产品一般说来就不能消费了呢？这是否意味着，例如，工业省份与中部农业省份一般说来就不能吸收更大数量的工厂产品了呢？不是的。我们知道，农民的分化，商业性农业的增长以及工业人口的增加，过去和现在都继续扩大这个旧区域的国内市场。但是，国内市场的这种扩大却被许多情况（主要是还保留了阻止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旧制度）所阻止。厂主当然不会等待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在其资本主义发展上赶上纺织工业。厂主是立即需要市场的，如果国民经济其他方面的落后使旧区域内的市场缩小，那么他们将在其他区域、其他国家或老国家的移民区内去寻找市场。
但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移民区呢？上面已经指出，根据马克思的意见，这一概念的基本特征如下：(1)移民容易获得的未被占据的闲地的存在；(2)业已形成的世界分工即世界市场的存在，因而移民区可以专门从事农产品的大宗生产，用以交换现成的工业品，即“在另外的情况下必须由他们自己制造的那些产品”（见◎第230页◎上面第4章第2节第189页脚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27页。--编者注））。在改革后时代住满了人的欧俄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正是具有这两个特点，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来，它们是欧俄中部的移民区，--这一点已经在另一地方讲过了。（注：“……完全由于它们，由于这些人民生产形式，而且以它们为基础，全部南俄才开发出来并且住上了人。”（尼·-逊先生《论文集》第284页）“人民生产形式”这一概念是多么广泛与丰富呵！它包括了一切应有尽有的东西：宗法式的农业，工役制，原始的手艺，小商品生产，我们在上面关于塔夫利达省和萨马拉省的资料中看见过的（第2章）农民村社内部的典型资本主义关系，以及其他等等。）移民区这个概念更可以应用于其他边疆地区，例如高加索。俄罗斯在经济上“征服”这个地方，比政治上要迟得多，直到现在这种经济上的征服还没有完全结束。在改革后时代，一方面对高加索进行大力开发（注：参看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1期上彼·谢苗诺夫先生的文章和1897年6月《新言论》上瓦·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移民广泛开垦土地（特别在北高加索），为出售而生产小麦、烟草等等，并从俄罗斯吸引了大批农村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几百年的当地“手工业”遭到排挤，这些当地“手工业”在输入的莫斯科工厂产品的竞争下日益衰落。古老的兵器制造业，在输入的图拉的和比利时的制品的竞争下衰落了，手工制铁业在输入的俄罗斯产品的竞争下衰落了，而对铜、金银、陶土、油脂和碱、皮革等等的手工加工业，也都是如此（注：见《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2卷中K.哈季索夫的文章和《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5编中П.奥斯特里亚科夫的文章。）；所有这些产品，俄罗斯工厂都生产得便宜些，它们把自己的产品运到高加索去。角骨杯制造业，由于格鲁吉亚封建制度及其传统性宴会的没落而衰落了。软帽业也因为欧洲式服装代替亚洲式服装而衰落了。装当地酒的皮囊与酒罐制造业也衰落了，因为当地所产的酒首次拿去出卖（使酒桶业◎第231页◎发展起来），并且获得了俄罗斯市场。这样，俄国资本主义把高加索卷入世界商品流通之中，消灭了它的地方特点--昔日宗法式闭塞状态的残余，--为自己的工厂建立了市场。在改革后初期居民稀少的或者与世界经济甚至历史隔绝的山民所居住的地方，已经变成了石油工业者、酒商、小麦与烟草工厂主的地方，而库庞先生（注：库庞先生（库庞是俄文купон的音译，意为息票）是19世纪80-90年代俄国文学作品中用来表示资本和资本家的借喻语。这个词是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在随笔《罪孽深重》中使用开的。--232。）也就无情地把自豪的山民们富有诗意的民族服装脱去，给他们穿上欧洲仆役的制服了（格·乌斯宾斯基）。与高加索的加紧开发及其农业人口急剧增长的过程并行的，还有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业的过程（这一过程被农业人口的增长掩盖了）。高加索的城市人口，从1863年的35万人增加到1897年的90万人左右（高加索全部人口从1851年到1897年增加了95％）。至于在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等地，过去和现在都发生着同样的过程，这点我们就无须赘述了。
这样，自然也就发生一个问题：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呢？采用国家的政治界限，那是太机械的解决办法，而且这是否是解决办法呢？如果中亚细亚是国内市场，波斯是国外市场，那么把希瓦与布哈拉归在哪一类呢？如果西伯利亚是国内市场，中国是国外市场，那么把满洲归在哪一类呢？这类问题是没有重要意义的。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资本主义的这种特性，在改革后的俄国已经非常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并且继续表现出来。
因此，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的过程表现在两方面：资本主义向深度发展，即资本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工业在现有的、一定的、闭关自守的领土内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向广度发展，即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扩展到新的领土。根据本书的计划，我们差不多只叙述这个◎第232页◎过程的前一方面，因此我们认为特别必须在这里着重指出，这个过程的另一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对开发边疆地区与扩大俄国领土的过程进行稍微充分的研究，就需要有专门的著作。我们在这里只须指出，由于俄国边疆地区有大量空闲的可供开垦的土地，俄国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特别有利的情况。（注：正文中指出的情况也有另外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为人久居的旧领土内向深度的发展，由于边疆地区的开发而受到阻碍。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以及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的解决，由于资本主义能容易地向广度发展而暂时延缓。例如，最先进的工业形式与半中世纪的农业形式同时存在，无疑是一种矛盾。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在改革后初期所占领的领土界限以外没有地方可以扩张，那么资本主义大工业与农村生活古老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等等）之间的这个矛盾，就一定会迅速导致这些制度的完全废除，导致俄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扫清。但是，在被开发的边疆地区寻求并找到市场的可能（对于厂主），出外到新土地上去的可能（对于农民），削弱了这个矛盾的尖锐性并延缓了它的解决。不用说，资本主义增长的这种延缓，等于是为它在最近的将来有更大和更广泛的增长作准备。）不必说亚俄，就是在欧俄也有这样的边疆地区，它们由于距离遥远，交通不便，在经济方面同俄罗斯中部的联系还极端薄弱。例如，拿“遥远的北方”--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来看，该省辽阔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还没有怎样开发。当地主要产品之一木材，直到最近主要是输往英国。因此，从这方面说来，欧俄的这一区域就成为英国的国外市场，而不是俄国的国内市场。过去俄国企业家当然嫉妒英国人，现在铁路敷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他们兴高采烈起来，预见到“边疆地区各种工业部门中的精神振奋与企业家的活动了”（注：《俄国的生产力》第20编第12页。）。◎第233页◎
六　资本主义的“使命”
最后，我们还要对著作界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使命”问题，即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问题作出总结。承认这种作用的进步性，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的消极面和黑暗面，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所必然具有的那些揭示这一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矛盾，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叙述事实的每一阶段上都力求详细指明这一点）。正是民粹派竭尽全力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就是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人，正是他们犯了过低估计（有时是抹杀）俄国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的毛病，他们掩盖农民的分化、我国农业演进的资本主义性质、具有份地的农村雇佣工人与手工业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掩盖资本主义最低级最恶劣的形式在著名的“手工”工业中完全占优势的事实。
资本主义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可以用两个简短的论点来概括：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但这两个事实是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各种极不相同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大机器工业时代才会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这个高级阶段以前，还保持着手工生产与原始技术，这种技术的进步纯粹是自发的，极端缓慢的。改革后的时代，在这方面与以前各个俄国历史时代截然不同。浅耕犁与连枷、水磨与手工织布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犁与脱粒机、蒸汽磨与蒸汽织布机的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所支配的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没有一个不曾发生这样完全的技术改革。这种改革的过程，根据资本主义的本质，只能通过一系列的不平衡与不合比例来进行：◎第234页◎繁荣时期被危机时期所代替，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引起另一工业部门的衰落，农业的进步在一个区域包括农业的一方面，在另一区域则包括农业的另一方面，工商业的增长超过农业的增长，等等。民粹派著作家的许多错误，都来源于他们企图证明这种不合比例的、跳跃式的、寒热病似的发展不是发展。（注：“我们看一看……即使我们把英国沉入海底并取其地位而代之，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东西。”（尼·-逊先生《论文集》第210页）英国和美国的棉纺织工业，满足了世界消费的2/3，其所雇用的工人仅有60余万。“由此可见，即使我们获得了最大一部分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也还不能够使用它现在正不断使之丧失职业的全部劳动力。事实上，与几百万整月整月坐着没有事干的农民比较起来，英国和美国的区区60万工人又算得了什么呢。”（第211页）
“以前有历史，现在没有了。”以前，纺织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农民的分化，商业性农业及农业资本主义的增长，人口的离开农业而转入工业，“成百万农民的”转入建筑业、木材业及其他各种非农业的雇佣劳动，大批人口的迁移到边疆地区，以及这些边疆地区的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以前的事情，现在不再有这类事情了！）
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特点，是生产资料（生产消费）的增长远远超过个人消费的增长。我们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这个现象在农业与工业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这个特点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实现的一般规律所产生的，是与这个社会的对抗性质完全适应的。（注：对生产资料的意义的忽视和对“统计”缺乏分析的态度，使尼·-逊先生作出下述经不住任何批判的论断：“……在加工工业部门中，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产生的新的价值，最多不会超过4-5亿卢布。”（《论文集》第328页）尼·-逊先生以三分税和摊派税的资料作为这个计算的根据，没有想一想这类资料能否包括“加工工业部门中的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此外，他采用了未包括（根据他自己的话）采矿工业的资料，并且只把额外价值与可变资本算作“新价值”。我们的理论家忘记了，在生产个人消费品的工业部门中，不变资本对于社会也是新价值，同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采矿工业、建筑业、木材业、铁路建筑等等）中的可变资本与额外价值进行交换。如果尼·-逊先生不把“工厂”工人人数与加工工业中按资本主义方式被雇用的工人总数混淆起来，那么他就会容易看出自己计算的错误。）◎第235页◎
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劳动社会化，表现在下列过程中。第一，商品生产的增长本身破坏自然经济所固有的小经济单位的分散性，并把小的地方市场结合成为广大的国内市场（然后结合成为世界市场）。为自己的生产变成了为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本主义愈高度发展，生产的这种集体性与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就愈剧烈。第二，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和工业中都造成了空前未有的生产集中以代替过去的生产分散。这是我们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特点的最明显和最突出的但决非唯一的表现。第三，资本主义排挤人身依附形式，它们是以前的经济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俄国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显著，因为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在我国不仅曾经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现在还继续存在）于农业中，并且还存在于加工工业（使用农奴劳动的“工厂”）、采矿工业及渔业中（注：例如，在俄国渔业主要中心之一的摩尔曼斯克沿岸，“古老的”与真正“万古神圣的”经济关系形式，就是在17世纪已经完全形成而直到最近差不多没有改变的“分成制”（分成制是俄国北方捕捉海兽和鱼类的劳动组合中的经济关系形式。在这种劳动组合里，生产工具属于主人，工人对主人处于依附地位。主人通常分得捕获物的2/3，而工人们只能分得1/3，并且还不得不把自己这一份低价让给主人，由主人用生活用品抵偿。--236。）。“分成制渔工同其主人的关系并不只限于捕鱼的时候；相反，这些关系包括了分成制渔工的一生，他们终身在经济上依附自己的主人。”（《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1874年圣彼得堡版第2编第33页）幸而资本主义在这个部门中大概“对自己过去的历史抱着轻蔑的态度”。“垄断……正被使用自由雇佣工人捕鱼的资本主义组织所代替。”（《俄国的生产力》第5编第2-4页））等等。与依附的或被奴役的农民的劳动比起来，自由雇佣工人的劳动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是一种进步的现象。第四，资本主义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这种人口流动是以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所不需要的，在这些经济制度下也不可能有较大的规模。第五，资本主义不断减少从事农业的人口的比例（在农业中最落后的社会经济关系形式始终占着统治地位），增加大工业中心数目。第六，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居民对联盟、联合的需要，并使这些联合具有一种与◎第236页◎以前的各种联合不同的特殊性质。资本主义破坏中世纪社会狭隘的、地方的、等级的联盟，造成剧烈的竞争，同时使整个社会分裂为几个在生产中占着不同地位的人们的大集团，大大促进了每个这样的集团内部的联合。（注：参看《评论集》第91页注脚85；第198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68页和第330-332页。--编者注））第七，上述一切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旧经济制度的改变，必然也会引起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经济发展的跳跃性，生产方式的急剧改革及生产的高度集中，人身依附与宗法关系的一切形式的崩溃，人口的流动，大工业中心的影响等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生产者性格的深刻改变，而俄国调查者们有关这方面的观察，我们已经指出过了。
我们再来谈谈民粹派经济学。我们曾经不断同这一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进行论战，现在可以把我们与他们的意见分歧的原因概述如下。第一，民粹派对正在俄国进行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理解，以及他们对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关系结构的观念，我们不能不认为是绝对错误的，而且在我们看来，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忽视农民经济（不论是农业的或手工业的）结构中的资本主义矛盾。其次，至于说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快慢的问题，那么这完全要看把这种发展同什么东西相比较。如果把俄国前资本主义时代同资本主义时代作比较（而这种比较正是正确解决问题所必要的），那就必须承认，在资本主义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把这一发展速度与现代整个技术文化水平之下所能有的发展速度作比较，那就确实必须承认，俄国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缓慢的。它不能不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与资本主义不相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生产◎第237页◎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6-207页。--编者注）。最后，我们与民粹派的意见分歧的最深刻原因，可以说是对社会经济过程基本观点的不同。在研究社会经济过程时，民粹派通常作这种或那种道德上的结论；他们不把各种生产参加者集团看作是这种或那种生活形式的创造者；他们的目的不是把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部总和看作是利益不同与历史作用各异的这些集团间的相互关系的结果……　如果本书作者能为阐明这些问题提供若干材料，那么他就可以认为自己的劳动不是白费的了。
1899年3月底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1-14、17-52和507-553页◎第238页◎
非批判的批判（1900年1-3月）
*（注：《非批判的批判》一文是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帕·尼·斯克沃尔佐夫恶意攻击《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所作的答复。列宁于1900年1月他的流放期将满的时候在舒申斯克村开始写这篇文章，而于1900年3月从流放地返回后写完。文章刊登在1900年5月和6月《科学评论》杂志上。它是列宁出国以前在俄国合法刊物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239。）（评1899年《科学评论》（注：《科学评论》杂志(《Нау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是俄国科学杂志（1903年起是一般文学杂志）。1894-1904年在彼得堡出版。开始为周刊，后必为月刊，杂志刊登各派政论家和科学家的文章，1900年曾把列宁列入撰稿人名单。它曾发表过列宁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1898年）、《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年）、《非批判的批判》（1900年）等著作。--239。）第12期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论文《商品拜物教》）
“丘必特发怒了”（注：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最高的天神和司风雨雷电之神，据说他性情暴戾，动辄发火，一动怒就投掷轰雷和闪电。在俄语中，丘必特这个词也用来比喻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人。--239、378。）……　大家早就知道，这种景象是很可笑的，威严的雷神的暴怒实际上只能引人发笑。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再一次证实了这个旧真理，他用了一大堆精选过的“愤怒”词句来攻击我那本论述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形成过程的书。
　　　　　　　一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庄严地教训我说：“要叙述整个过程，就必须说明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仅仅求证实现论，是完全不必要的。”为什么在一本专门分析国内市场资料的书中，求证国内市场的理论竟是“不必要的”，这始终是我们这位威严的丘必特先生的秘密，他所谓“说明自己的理解”，“是指”……从《资本论》中摘引一些多半与事情不相干的话。“可以责难作者陷入了辩证的〈这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机智的范例！〉矛盾，即他立意要考察一个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怎样形成的〉，但在求证理论之后，却得出这个问题完全不存在的结论。”斯克沃尔佐夫先生非常满意他的这种责难，三番五次地加以重复，看不见或不愿看见这种◎第239页◎责难是建立在重大的错误上面的。我在第一章末尾说过：“国内市场问题，作为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问题无关的个别的独立问题，是完全不存在的。”（第29页）（注：见本卷第194页。--编者注）怎么，批判家不同意这一点吗？不，他是同意的，因为他在前一页说我的说法是“对的”。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要大叫大嚷，力图抛弃我的结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呢？这也始终是一个秘密。在本书论述理论问题的开头一章末尾，我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我感兴趣的题目：“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何？”（第29页）（注：见本卷第194页。--编者注）批判家是否认为这些问题不值得研究呢？不，他宁愿回避我给自己提出的那个题目，而指出了其他一些题目，这些题目丘必特命令我必须进行研究。在他看来，必须“叙述农业和工业中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也必须叙述农民独立生产者所生产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即指出上述每一个社会劳动部门中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大小”（第2278页）。要知道这不过是一句响亮而毫无内容的空话！在叙述农业中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以前，必须首先弄清楚农业究竟如何变为资本主义农业并变到什么程度，是在农民那里还是在地主那里，是在这一区域还是在那一区域等等。不弄清楚这一点（我在自己的书中也就要弄清这一点），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所鼓吹的叙述就仍然是些陈词滥调。在谈论工业中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那一部分产品之前，必须首先弄清俄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业在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并变到什么程度。我整理手工工业一类的资料，也就是想弄清◎第241页◎这一点；威严的批判家对这一切庄严地闭口不谈，而极其郑重地要我踏步不前，要我空谈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的毫无内容的老调！俄国究竟什么样的农民算是“独立生产者”的问题，也需要切实加以研究，我在自己的书中也正是打算进行这种研究。如果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他就不会这样胡说八道，说什么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些范畴搬到“农民独立生产者”经济上面去。一句话，只有在弄清了我指出的问题以后，研究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所提出的题目才有可能。在修正我的问题提法的幌子下，威严的批判家后退了，从分析具体的和有历史特点的现实，后退到简单地抄录马克思的话。
此外，决不能对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下的攻击不置一词，这个攻击最能说明我们这位批判家的手法。桑巴特教授指出（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说），德国的输出落后于德国工业的发展。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解释道：“这些资料恰好证实了我对市场的理解。”这岂不是很妙吗？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议论证明了一句名言：风马牛不相及。人们争论实现论，而资本主义却和农奴制一样靠剩余劳动生存！如果这种举世无双的攻击再加上一些威严的吆喝，我们就会看到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批判”的全貌了。
但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在第2279页和第2280页中，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为了说明我的“不理解”，从第1章的几个地方摘录了一些话，抓住个别词句中的个别字眼，大叫大嚷说：“找到，交换，国内市场的理论，找到替换物，最后是补偿！我不认为这种定义的确切性会证明伊林先生对马克思’出色的’实现论有清楚的理解！？”其实这种批判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嘲笑过的“批判”一模一样；有人拿起一本《乞乞科夫奇遇记》，开始“批判”道：“嚏-嚏-科夫，啊嚏，啊嚏……　啊，真可笑！找到，交换……　我不认◎第241页◎为这是清楚的……”（注：这里是套用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中的话。车尔尼雪夫斯基抨击当时所谓机智的批评家说，他们的“全部技能往往只是：抓住所评论的书的不正确的文句，然后重述它几遍；如果书的标题不完全恰当，那就连带嘲笑标题；如果可能，就挑选跟标题或作者姓氏音近或义近的词，重述几遍，同时掺和一起……　总之，用这个十分简单的药方，对于《死魂灵》的机智的评论可以写成下面的样子。抄下书的标题《乞乞科夫奇遇记或死魂灵》之后，就干脆这么开始：’嚏！嚏！科夫的发冷（在俄语中”发冷“与”奇遇“谐音），--读者，您不要以为我在打喷嚏，我不过是把果戈里先生新长诗的标题念给您听，这位先生如此写作，只有黑格尔一个人懂得他。……’”--242。）啊，这是多么毁灭性的批判！
我在本书第14页（注：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中说过：按实物形式划分产品，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时，并不必要，但是在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后一种场合（也只有在后一种场合）所谈的正是产品实物形式的补偿。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硬说我“不理解”马克思，对我的“自由翻译”作了严厉的判决，认为“必须详细地引证《资本论》”（其实引文中所讲的正是我说明过的），猛烈攻击我的这样几句话：“现在”，即在分析社会资本而不是单个资本的再生产时，“问题正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品？资本家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扩大生产成为可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把这段话用黑体标出，然后写道：“在我用了黑体的地方，实际上是伊林先生的实现论，而不是马克思的实现论，这种理论和马克思的任何理论都毫无共同之处。”（第2282页）话说得好厉害！但是我们看看论据是什么。论据当然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引证来的话，其中有这样几句：“他直接摆出〈原文如此！〉（注：顺便谈一下译文。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从我的书中引证了以下一句话：”……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它们〈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第19页（见本卷第183页。--编者注）），于是就严厉地训斥我说：”伊林先生……并没有注意译文的不当，而原文却很简单很明白：’als ob nur die absolute Konsumptionsfhigkeit der Gesellschaft ihre Grenze bilde’。“（第2286页）这个（完全正确的）译文有什么不好，批判家没有说明。而要说明他的严格精神，只要把他的译文举出两三行就够了。第2284页：”如果每年正常的再生产表现为已知的数量，那么这也表现为……“（原文为：istdamitauchunterstellt）；第2285页：”问题首先是关于简单再生产。其次将表现为〈原文为：Fernerwirdunterstellt〉不仅是产品按其价值来交换“等等。总之，毫无疑问，善良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坚信：unterstellen意思是表现，wirdunterstellt是将来时。
至于威严的批判家的文笔，我就不谈了，他甚至用这样的句子来款待读者：”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等于农业性工业。“（第2293页））的问题是这样的：在生产中消耗的资本怎样按其◎第242页◎价值由每年的产品来代替，这种代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结论是：“我认为这已充分表明，伊林先生拿来冒充马克思理论的实现论和马克思的分析毫无共同之处”等等。我只想再问一句：这岂不是很妙吗？我所说的和马克思的引文中所说的，究竟有什么差别呢？这始终是威严的批判家的秘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的致命罪过在于“自由翻译”，或者也许像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该文另一个地方所说的（第2287页），在于我用“自己的话”叙述马克思。只要稍微想一想吧！用“自己的话”叙述马克思！“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于背诵和引证《资本论》，不管恰当不恰当……就像尼古拉·-逊先生所干的那样。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证实我的后一种意见。我说过，资本主义“只是广泛发展了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在另一地方又说过，“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威严的丘必特大发雷霆说，“在什么条件下才出现资本主义……这是每一个稍微识几个字的读者都知道的”（原文如此！），此外，他还说了“伊林先生的资产阶级眼界”以及其他一些使发怒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论战增色的妙语。接着就从马克思那里引证了两段话：第一段讲的正是我所讲过的（劳动力的买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第二段讲的是流通方式产生于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相反（《资本论》第2卷第93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33页。--编者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为他用这最后一段话彻底驳倒了他的论敌。事实上，他用别的问题偷换了我提出的问题，从而证明了他引证不当的本领。我在被指责的地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资本主义是商品流通的结果，也就◎第243页◎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历史相互关系。而从《资本论》第2卷（专门论述资本流通问题的一卷）引证的一段话讲的是什么呢？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流通的关系；马克思在这个地方（第2卷第93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32页。--编者注）反对经济学家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运动的三种典型的经济形式对立起来；马克思说，这是不对的，因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同发展阶段所固有的流通方式，马克思并在最后批评了这些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眼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抓住马克思的最后一句话，反复重述，即使是反对一个没有想谈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相互关系的论敌，也要这样做。我们让读者自己判断一下：这里究竟是谁“不理解”，哪一种书刊才会有这类攻击。在一阵威严的吆喝声中，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不仅使出了“偷换的一手”，而且完全回避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在我的书中反复讲过很多次，着重指出了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先行者。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于这一点似乎一点也不反对（从他对这一点避而不谈来判断）。既然如此，那么他针对我的资本主义是商品流通的结果这种说法发出的叫嚣，究竟有什么意思呢？难道商业资本不是表现商业的发展，即没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流通的发展吗？这些问题又始终是发怒的丘必特的秘密。
为了结束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我那本书的理论部分的“批判”，我还要考察几处《商品拜物教》一文中满篇都是的威严吆喝和重大错误。◎第244页◎
我在书中说：“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取决于……资本主义只是超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国家。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原因是有历史特性的。”（第26页）（注：见本卷第191页。--编者注）威严的丘必特“批判”说：“我这个读者并没有看出这个原因有历史特性。这种言论完全没有根据”（第2284页）等等。既然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历史的先行者，那么“这个原因有历史特性”难道还需要说明吗？
对抽象的资本主义理论来说，只存在发达的和完全形成了的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是略去不提的。
“伊林先生……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产品……而求助于国外市场。”（第2286页）对于读过我的《评论集》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读者，我就用不着说明这又是用上述手法玩弄的把戏了。这里从马克思那里引证的话是：“……对外贸易仅仅是以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不同的物品来替换本国的物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8页。--编者注）结论是：“每一个识字的人，除了那些批判地思维的人，都会懂得：马克思所讲的和伊林先生的理论正好是相反的，在国外市场上用不着找到’销售的那部分产品的等价物’，即’能够替换销售部分产品的另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第2284页）啊，高明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伊林先生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特点不谈，因而把它变为有计划的生产（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无疑就是生产的计划性），最后在国内顺利地实现了同一数量的产品。”（第2286页）“批◎第245页◎判家”的这种新手法，就是把似乎资本主义能保证经常的比例性这个思想硬加在我的头上。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但这不是“只是从一系列经常波动中得出的平均数”的那种比例性了（我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的地方所说的正是这一点）。我坦率地说：比例性（或适应）是理论上“假定”的，事实上它“经常遭到破坏”，要使一种资本分配由另一种资本分配代替而造成比例性，就“必须经过危机”（所有用了黑体的字，都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的第26页（注：见本卷第191页。--编者注）上）。批判家引证论敌说资本主义必须经过危机来建立经常遭到破坏的比例性的那一页和那一节，却硬说这个论敌把资本主义变为有计划的生产，试问，对于这样的批判家，该作何感想呢？？
　　　　　　　二
现在我们谈谈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文章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是专门批判我那本书中引证和分析的实际资料的。在这里，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专门研究的问题范围内，我们是否能够遇到一些稍微严肃的批判呢？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和国内市场建立的基本过程，--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我的话说，“而单纯的’分工’，大概不是社会分工，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　批判家这样“滥用讽刺”，暴露了自己连社会分工和作坊内分工的起码差别都不懂：第一种分工造成（在商品经济情况下，--这是我直截了当◎第246页◎地指出的条件，所以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提到印度公社的分工，是和这位作者从马克思那里引证毫不相干的词句的可悲缺点有关）单独的商品生产者，他们独立地和互不依赖地生产各种用以交换的产品。第二种分工并不改变生产者和社会的关系，只改变他们在作坊中的地位。根据这个原因，就我的判断，马克思也有时讲“社会分工”（注：在《资本论》专门论述工场手工业问题的第1卷第12章中单独有一节，标题为：《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在这一节的开头马克思说道：“现在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的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362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9页。--编者注））把这句话同我们发怒的丘必特的攻击对照一下，不是很有教益吗？），有时只讲分工。如果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有不同的看法，那他应该阐述和说明自己的意见，但不应该发出威严而无谓的责难。
“分工决不是工场手工业的显著标志，因为工厂中也存在着分工。”
很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但是难道我只拿这个标志来区分工厂和工场手工业吗？如果批判家愿意稍微认真地分析一下我对“工场手工业的显著标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决不像乍一看去那样简单）的理解是否正确，那么他能够闭口不谈我在同一节中所说的一段话吗？在那里我直截了当地说：“马克思所认为的工场手工业这一概念的基本标志，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评论集》第17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9页。--编者注））列举过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347页。--编者注）在《评论集》中，分工只是作为许多标志中的一个标志提到的。因此，读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文章，对于我的观点，只能得到完全歪曲的概念，而对于批判家自◎第247页◎己的观点，却根本得不到任何概念。
其次。我在那本书中把许多所谓“手工”业列入俄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还是一个创举；我自然决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特别是因为我是从某种专门的观点去研究它的）。因此，我预先就期待别人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我有更充分的理由和更大的兴趣这样做，因为俄国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见解（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437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505-506页。--编者注）脚注）。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他的“批判”就其简短而威严来说，完全可以说是一种高明的教训：不能限于“机械地开列某一生产部门在某些年度的雇佣工人数目和生产总额”（第2278页）。如果这个教训不是指我书中专门论述工厂统计问题的那一部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这一点只字未提），那么它一定是指论工场手工业的那一章，因为这一章多半都是实际资料。怎样才能做到不用这些资料也能解决问题，这个秘密威严的批判家并没有揭示出来，因此我要继续坚持下列意见：宁肯被人指责叙述枯燥，也不愿使读者认为我的观点是根据对《资本论》的“引证”，而不是根据对俄国资料的研究。既然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我的计算是“机械地”开列，那是不是说，他认为我在第6章后半部根据这些资料所作的并且在第7章第12节重复过的结论是错误的？是不是说，他不同意这些资料表明了以(1)技术、(2)经济和(3)文化的特殊结构为特征的特殊的手工业结构？威严的丘必特在他的“批判”中对这一点没有说出只言片语，这个“批判”除去恶狠狠的吆喝，毫无内容可言。这未免不足吧，可敬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第248页◎
现在我们谈谈农民的赋税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我说过：赋税过去是交换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现在商品经济已经站稳了脚根，赋税的这种意义就“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于这一点大肆攻击，使用了一大堆可怜又可怕的词句，如“商品拜物教”、把一切结合起来、“万能”、商品生产的威力等等，但是，唉！有力的词句只不过掩饰威严的批判家无力推翻我所作出的结论。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写道：“甚至伊林先生在许多方面与之相似的考茨基先生”……（不幸的“考茨基先生”竟和“商品拜物主义者”“相似”，这就表明他完全不懂《资本论》并且同被“资产阶级眼界”压服的伊林先生相似了！他挨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拳能不能恢复过来呢？）……“他也说：农民的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提高了农民对货币的需要。”（第2288页）好极了，威严的批判家先生，但这同在农民的货币支出中，赋税同其他各种需要的支出比较起来起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毫不相干。这个问题考茨基并没有触及，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再次显露出引证不当的卓越才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提出的第二个反驳是：“这个甚至根据家庭收支资料都不能解释的基本问题可以归结为：无马户从哪里拿25个卢布去交税”（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把货币支出的25％，即100个卢布中的25个卢布，干脆改为25个卢布！），“有马户又从哪里拿10个卢布去交税？--决不能归结为：在农民全部货币支出中，赋税占收入〈？〉多大比重”。（第2290页）我劝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去领取优秀发明的专利证吧，因为他发明了一个根本消灭论敌的最新最容易的“科学批判”方法。您的论敌在一本数百页的书里的一页上顺便提出了赋税支出在全部货币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问题；您只要把这个地方引一下，把别的问题悄悄加在论敌头上，您就能够辉煌地证明论敌是“商品拜物主义者”，这个无赖竟没有想到没有◎第249页◎马的贫苦农民从哪里去拿25个卢布！其次，您对该书谈赋税同收入的比例、收入的构成和来源的其他几页可以撇开不谈，这样还证明了论敌的“资产阶级眼界”。真的，去领个专利证吧，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下面还有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怎样利用这种发明的一个例子。我要请读者注意：这种“科学批判”的法宝是独一无二的。
问题还是发生在谈关于农民赋税问题的家庭收支资料的第101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30-131页。--编者注）上。我指出了赋税在农民的货币支出中的作用之后继续说：“如果我们谈的不是赋税在交换发展中的作用，而是赋税同收入的比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比例是极高的。改革（注：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和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租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
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像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67、100、250。）前时代的传统如何沉重地压在现在的农民身上，这可以从现存的赋税吞掉了小农甚至有份地的雇农总支出的1/7这一点极明显地看出来。除此以外，赋税在村社（注：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三分之二的农户和五分之四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22、102、164、250、654、780。）内部的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农民愈富裕，则赋税在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小。无马户所纳的税同自己的收入比较起来，几乎是多马户的3倍（见上面的支出分配表）……”　每一个读者，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他所读的书，自然就会产生下列问题：既然家庭收支表包括的不仅是不同村社的农户，而且甚至是不同县份的农户，那我为什么要说村社内部的赋税分配呢？也许这里分配的不均衡是偶然的，也许这种不均衡是由于不同县份或不同村社（这些县份或村社的农户被用来编制典型的家庭收支表）的每俄亩份地的课税不同？为了消除这种不可避免的不同意见，我在上面那段话后面，紧接着就解释说：“……我们所以说村社内部的赋税分配，是因为如果按每俄亩份地计算各种赋税额，那么它们差不多是均衡的……”　如果批判家想核实这几句话，那他只◎第250页◎要把第96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26页。--编者注）的表（每一农户的各种赋税额）与第102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32页。--编者注）的表（每一农户的份地数量）对照一下，就会很容易地相信：的确，根据家庭收支资料看来，虽然这些有家庭收支表的农户属于不同村社甚至不同县份，但每一俄亩份地的各种赋税额差不多是均衡的。
现在大家来欣赏一下批判家先生是用什么手法来消灭自己论敌的。他抓住我用了黑体的关于计算每一俄亩份地的税额的几句话；没有注意到（原文如此！）这几句话仅仅同家庭收支资料有关；硬说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每俄亩份地的税额在全体俄国农民中差不多是均衡的，他根据这个“结论”得意洋洋地谴责我不熟悉地方自治局（注：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1864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地方自治局的经费来源于对土地、房屋及工商企业征收的不动产税。从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地方自治局在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地方自治局的经济措施--举办农业展览、设立农事试验站、发展农业信贷等，有利于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巩固，对贫苦农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地方自治局所组织的统计工作对研究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到19世纪70年代，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行政单位有欧俄34个省和顿河军屯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有欧俄43省。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在地方上的支柱。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108、207、251、369、632。）的统计出版物，并且举出两个表来证明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即在不同的村社、乡、县份内，每俄亩份地的税额是远远不均衡的。耍完这套把戏之后，批判家还补充道：“实际上，在一个得到同样面积份地的村社内部，税额不是差不多均衡，而是完全均衡。全部问题在于：伊林先生不知道他自己谈的是什么样的村社。为了结束伊林先生滥用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情况”等等……（第2292页）　我非常想知道，在科学书刊中能不能找到这类批评的另一个例子。
了解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用来“证明”我引用的家庭收支资料完全“无用”的手法之后，看来我们可以不提批判家用来对使用家庭收支资料本身表示不满的那些有力的（和无力的）词句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要求提供大量的家庭收支资料，他大概又要说一些不相干的话，因为我使用的记述具体农户的材料，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大量的。有关具体农户家庭收支情况的文献，我在被批判◎第251页◎的那一节一开头就已指出，如果批判家能够补充或修正我所指出的东西，那我自然只有感谢他。但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善于“批判”，而不涉及问题的本质！我曾经打算根据家庭收支资料和“大量资料”，把没有马的和有一匹马的农户的家庭人口、播种面积、租地数量和牲畜头数的平均数作一比较，来证明家庭收支表的典型性（我的书第102页（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32页。--编者注）），而威严的批判家把这种打算简单地称为“怪事”。什么原因，不知道。也许和一位“批判家”认为乞乞科夫这几个字很可笑的原因是一样的吧？家庭收支表“不是典型的，因为粮食的秋卖春买在沃罗涅日省很少见到，至于在整个俄国”，这种出卖粮食似乎已被尼古·-逊先生证明了。（第2291页）无怪乎伟大的灵魂是互相了解的这句话说得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帕维尔·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看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尼古拉·-逊先生的论断同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之间有矛盾的时候，解决问题毫不含糊，一口咬定是资料不典型，而不是尼古·-逊先生的话不对或太一般。其次，粮食的秋卖春买问题，和我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完全没有使用过的家庭收支表是否典型的争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三
在对偷换手法作了一番费力不讨好的说明以后，终于令人愉快地见到了一个切实的反驳，尽管这个反驳也是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显然认为极有说服力的威严吆喝（“拜物教”，“完全不理解”）◎第252页◎表述的，尽管关于批判家自己的观点，我们很少看到直接的叙述，而更多要靠推测。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说得非常对，我的观点“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全部著作”。
为了更鲜明地刻画出我们的意见分歧，我要把表达两个对立观点的极端说法对比一下。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大概认为（这至少可以从他的反驳中看出），农民在解放时得到的土地愈少，为此而付出的钱愈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愈迅速。我认为正相反，农民在解放时得到的土地愈多，为此而付出的钱愈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广泛、愈自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愈高，国内市场就愈大，生产中采用机器就愈迅速，总之，俄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同美国的经济发展愈相似。我只指出两个我认为可以证明上述意见是正确的情况：(1)由于地少税重，在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地主经济中的工役制度有所发展，这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注：顺便谈谈。这个论点[工役制（工役制是指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时用给地主干涉来代替交纳地租的制度。它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而其最主要基础是割地。--107、162、253、779。）是农奴制的残余]是我在自己书里直接提出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没有谈到这一点，却抓住我说的工役制实质上是从《罗斯法典》起就保存下来的这句话，大发雷霆：又是从克柳切夫斯基那里来的引文，又是12世纪的国内市场，又是商品拜物教，又断言我认为“商品生产从《罗斯法典》起〈原文如此！〉就是历史上创造奇迹和阐明一切的基础”（原文如此！！）。这显然还是“啊嚏--啊嚏”之类的批判，这种批判我似乎在文章开头谈得已经太多了。），而根本不是资本主义；(2)在我国边疆地区，农奴制根本不存在或者最薄弱，农民受地少、服工役和税重的痛苦最少，那里的农业资本主义也最发达。为了分析“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条件，就必须作这样的对比，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却如此威严而又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忽视了这些条件。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我国农民经济中发生的经济过程的陈腐透顶的观点，在他关于移民和关于资本主义破坏了中世纪壁垒的◎第253页◎言论中也暴露了出来。我把帕维尔·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同尼古拉·-逊先生作了对照，难道不对吗？他们两人都用一些反对“重视”移民观点的极其简单和一味否定的指责来“解决”移民问题。但是要知道，这种结论只对那些满足于完全抽象的……陈词滥调的最原始的……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是适用的。“重视”移民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从本来意义上理解这几个字，那么一个头脑健全、神志清醒的经济学家难道会不重视每年的移民吗？如果从资本主义这个特殊意义上理解这几个字，那么第一，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曲解了我的意思，因为在他所引证的地方我讲的正好相反。第二，一个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研究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特点（而不仅是详细引证并且往往是胡乱引证马克思的话）的经济学家，一定要提出这样的问题：移民在俄国究竟发生什么影响？我没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但我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指出的地方说过，我关于农民分化问题的结论是和古尔维奇先生的结论完全一致的。（注：顺便谈谈古尔维奇先生。这位著作家因著有两部书和为杂志撰稿而闻名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蛮横无理和蔑视一切的态度对待这位著作家的“结论”，只不过暴露了他自命不凡而已。）此外，我在该书其他地方也不止一次地谈到过移民问题。也许我这个观点不对，但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或补充，完全用威严的吆喝掩盖问题的本质。其次，我的话使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据以断定，“商品拜物主义者现在相信自己物神的创造奇迹的力量了”（原文如此！！）。这真是可以说“消灭了”！然而，最尊贵的批判家先生，您是不是否定我的看法呢？为什么不把您们的真正看法告诉人们，不去分析哪怕一个县的资料呢？要知道这对于专门研究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人是理所当然的！我还要保留◎第254页◎这个意见，不管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使用怎样骇人的字眼（拜物教，创造奇迹的力量），而这些字眼是能把所有的人都吓住的，这一点谁会怀疑呢？（注：我说过：“在资本主义以前，农业在俄国对一些人来说是老爷的事情，是贵族的消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义务，是租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79页。--编者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从我的这句话看出，“原来整个社会形态，即农奴生产方式，不过是贵族的消遣”。不，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这还决不是“原来”，因为我在别的地方指出，“农奴制经济乃是某种程度合理的和完美的制度”（第129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61页。--编者注）），我在这里只是说明了这种制度的标志中的一个标志。在地主经济中有“贵族的消遣”的因素，凡是记得“农奴制乡村或盘剥性乡村的奥勃洛摩夫（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伊·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255、504、664。）们”（第152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89页。--编者注））这类著名典型的人，都会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也指出了这一点，“贵族的消遣”这种说法就是统计中提出的（第148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85页。--编者注））；甚至俄国农业机器制造业发展中某一时期的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地主竟想从国外雇请工人和订购机器（第130页和第153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62页和第191页。--编者注）），这无非是“贵族的消遣”。“何时何地资本主义把世袭领主〈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毫无道理地认为这个范畴只适用于”农奴制形成以前的“时代；它也适用于农奴制时代〉和依附农民转变为从事工业者，可惜伊林先生没有讲到。”（第2293页）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的第2章、第3章，特别是第4章都谈到了，那里谈的正是农业转变为工商企业。很可能，我对这一过程的意见需要补充和修正；我不怀疑一切严肃和内行的批评家都能给予补充和修正，然而可惜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却用简单的威严的吆喝完全掩盖了问题的本质。这未免不足吧！）
最后一个问题，这是可以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谈谈事情的本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关于农民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分类问题。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专门研究过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现在也还在研究，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他发表一些以事实为根据的意见来阐明这个争论不休和极有价值的问题。我说过：“我们一开始就驳斥了按份地的分类法，而一律采用按殷实程度（按役畜；按播种面积）的分类法”；其次，我还指出：在我国地方◎第255页◎自治局统计中极为通用的按份地分类法是完全不中用的，因为实际生活破坏了（村社内部）份地的平均占有，这只要回想一下出租份地、抛弃份地、购买和租种土地、工商企业和雇佣劳动同农业结合这样一些人所共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就够了。“经济统计必须把经营的规模和类型作为分类的根据。”（第60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85页。--编者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批判”如下：“伊林先生不满意农民统计资料的按份地分类法。统计资料的分类法有两种〈原文如此！〉。一种是历史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把每个纳税人拥有同一数量份地的村社〈！〉汇总为一个整体；另一种是事实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把具有同一数量份地的农户汇总为一个整体，不管这些农户属于什么样的村社。历史的分类法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了从农奴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表明了上面也探讨过的这个题目的其他论点……　“伊林先生提出的分类法完全搞乱了对我国农民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条件的历史理解。伊林先生的提议倒适用于手工业调查〈原文如此！〉，像德国所做的那样。”（第2289页）这就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他的专业对象和想“引证”马克思而又无法引证的问题进行的典型的批判。试问：这些关于村社的“历史”分类法的议论，同我说的按户资料分类法有什么相干呢？现代按户资料分类法用什么奇妙的手段可以“完全搞乱”早已查明的关于村社的历史资料呢？要知道，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只是就他背弃历史来说，才有权在这个问题上使用“历史的”这个字眼，因为如果按每个纳税人份地数量进行的村社分类法是属于40年前的历史，那么在我们眼前日益迅速发生的事情也都是历史了。其次，完全不能解释的是，既然任何人都◎第256页◎知道有许多分类法，有按播种面积、按役畜、按劳力、按雇工、按房产以及其他等等的分类法，那么一位研究地方自治局统计并总是以预言家口吻谈一切事物的人，又怎么能写出“分类法有两种”（按份地的村社分类法和按份地的农户分类法）呢？既然争论的问题正在于按份地的分类法是不是事实的分类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怎么能这样武断和毫无理由地宣称只有按份地的分类法才是“事实的”分类法呢？我根据许多县份的情况指出：各农户之间的份地分配直到现在比较起来还是十分“平均”的（在不同县份或各类县份，20％的富裕户，占人口26-30％，占份地29-36％），而产业、役畜、播种面积、改良农具等等事实的经济指标的分配，各地毫无例外地都非常不平均。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只是想方设法来批判甚至摧毁我的论点，但一句话也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当然，我不是一个统计学专家，一点也不妄想去解决分类问题。但是我认为，对于地方自治局统计的基本问题（而按户调查资料的分类方法问题，像我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的地方指出的，正是一个基本问题），有权利甚至有义务讲话的，决不只是一些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学家，而且还有一切经济学家。不能设想，一个研究俄国实际经济情况的经济学家能够不使用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因此，如果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和经济学家的工作各走各的路，那么它们两者都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按份地的分类法不是令人满意的事实的分类法，这一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学家们自己也部分地承认了，他们提供了一些按役畜和按播种面积的分类法，这些方法我在自己的书里也采用了。正是在现在，当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特别强调问题的重要性而其他派别的经济学家们也都不否认的时候，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就特别必要了。然而斯克沃尔佐夫◎第257页◎先生不是去进行批判，而是发表下面那种冠冕堂皇但是毫无内容的言论：“需要汇总对农民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行详细计算的地方自治局汇编，以便每个想要的人都可以拿到这么一本汇编，来检查伊林先生、波斯特尼柯夫和古尔维奇的’结论’。”（第2292页）是的，当然“需要汇总”，但是要使这些话不流于空谈，要使汇总真正能够回答现代俄国经济制度和这个制度的演进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就必须提出和全面讨论关于汇总方法的基本问题，而且这种讨论一定要在整个著作界进行，而不能仅仅在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学家们中间进行，尤其是不能在某个地方自治机关统计局的四壁之内进行。这个问题我在自己书里已经提出来了，并且试图加以解决。至于解决得是否正确，当然不由我来判断，不过我有权利作出如下结论：不管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怎样威严，但是他对这个问题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而是毫无理由地维护常规惯例，维护1885年就已经陈腐了的观点（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5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83-84页。--编者注）脚注2，在那里，我引证了瓦·沃·先生《新型的地方统计出版物》一文，他在文中承认：“必须使数字资料不是同村或村社这种形形色色农民经济类别的聚合体联系起来，而是同这些类别本身联系起来”，我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瓦·沃·先生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关于这些形形色色类别的资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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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简单谈一谈“正统思想”，这样做不会是多余的，因为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扮演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这样，尽可能准确地明确我自己的立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成为迫不及待的事情了。我一点也不想把波·阿维洛夫先生同斯克沃尔佐◎第258页◎夫先生相提并论，不过我觉得有必要谈谈前者在同一期《科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地方。波·阿维洛夫先生在附言的末尾说道：“伊林先生拥护’正统思想’。不过我觉得对于正统思想，也就是单纯地解释马克思，还有许多地方……”（第2308页）我认为我用了黑体的那几个字大概是笔误，因为我完全肯定地说过，我所说的正统思想决不是指单纯地解释马克思。正是在波·阿维洛夫先生所谈的那篇文章里，在“算了吧，还是让我们留’在正统思想的标志下面’吧！”这句话之后，紧接着就说：“我们决不相信：正统思想容许把任何东西奉为信仰，正统思想排斥批判的改造和进一步的发展，正统思想容许用抽象公式掩盖历史问题。如果有正统派的学生犯了这种确实严重的错误，那么责任完全是在这些学生身上，而绝不能归罪于性质正好与此相反的正统思想。”（1899年《科学评论》第8期第157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78页。--编者注））可见我直截了当地说过：把某种东西奉为信仰，排斥批判的改造和发展，是严重的错误，然而要改造和发展，“单纯地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拥护所谓“新的批判潮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拥护所谓“正统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在于：两者是想在不同的方向上改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派想始终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改变了的条件和各国当地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另一派想抛弃马克思学说中若干相当重要的方面，例如，在哲学上不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而是站在新康德主义（注：新康德主义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流派，19世纪60年代产生于德国，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特别流行。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等人。1865年李普曼首次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新康德主义因此而得名。新康德主义因此而得名。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伊·康德，屏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进一步发展它的认识论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他们宣称自然科学已证明物质可以归结为抽象的数学公式，因此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数学和逻辑这种“思维结构”，康德的“自在之物”只是人的思维的“极限概念”。他们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不存在客观规律性。新康德主义者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　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应是康德的伦理学。他们鼓吹所谓“伦理社会主义”，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又无法达到的一种共同生活的“道理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柯夫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对新康德主义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7-254页和本版选集第2卷）。--259。）方面，在政治经济学上是站在那些硬说马克思的某些学说“有片面性”的人们方面，等等。第一种人因此指责第二种人是折中主义，在我看来，这种指责是完全有根据的。第二种人称第◎第259页◎一种人为“正统派”，使用这个用语时决不能忘记，这个用语是论敌在论战中提出来的，“正统派”并不拒绝一般批判，而只是拒绝折中主义者的“批判”（这些人所以有权利称为“批判”的拥护者，只是因为在哲学史上康德及其信徒的学说都被称为“批判主义”、“批判哲学”）。在同一篇文章中，我还提到了一些著作家（第1569页脚注和第1570页脚注（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66-67页。--编者注））。在我看来，他们是彻底地完整地而不是折中主义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这种发展的贡献，不论在哲学方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或者在历史和政治方面，都比桑巴特或施塔姆勒（注：参看亨·库诺先生（他的论文有一部分译载于1899年的《科学评论》）对施塔姆勒提出的公正评论、Б.李沃夫的《社会规律》（同上）和《科学评论》答应在1900年译载的萨迪·贡特尔先生那篇文章。）要大得不可比拟，但是许多人现在认为简单地重复这两个人的折中主义观点是一大进步。我未必用得着再来说明：折中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目前已经集结在爱·伯恩施坦周围。关于我自己的“正统思想”问题，我只简短地谈这几点意见，一则因为这和我论文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二则因为我没有可能详尽地发挥第一种人的观点，只能请有兴趣的人去查看德国书刊。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人的争论不过是德国人的争论的反应，不知道德国人的争论，就不能对争论的本质获得十分确切的认识。◎第260页◎（注：在我看来，最近在我国书刊“开始表现出来”的那种“新的”“批判的”思潮正可归结为这种折中主义（参看司徒卢威发表在《生活》[《生活》杂志(《Жизнь》)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7-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从1899年起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实际领导者是弗·亚·波谢，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等。该杂志刊登过列宁的《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和《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两文。在小说文学栏发表过马·高尔基、安·巴·契柯夫、亚·绥·绥拉菲莫维奇、伊·阿·布宁等的作品。该杂志于1901年6月被沙皇政府查封。1902年4-12月，该杂志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波谢、维·米·韦利奇金娜等组织的生活社在国外复刊，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了6期，另外出了《〈生活〉杂志小报》12号和《〈生活〉杂志丛书》若干种。--260。]1899年第10期和1900年第2期上的论文；杜·-巴拉诺夫斯基发表在《科学评论》1899年第5期和1900年第3期上的论文）。前者5年多以前在其《评述》中就开始“表现了”他对折中主义的爱好，而在这一著作发表之后，我们立即着手（承蒙司徒卢威记得住）使公众“睁开眼睛”看看在他的见解中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混淆起来（这里指列宁自己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这篇著作（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中对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批判。--261。）。）
（注：所以，奇怪的是听到了司徒卢威这样的话：“干脆闭起眼睛不看对马克思学说进行的所谓〈也许不是所谓吧？--弗·伊·注〉’资产阶级的’批判，而重复和转述马克思学说，现在这不仅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生活》第2期第305页）不仅“干脆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甚至不看包括极端反动的学说在内的最荒谬的学说，当然是绝对有害的。这是老生常谈。但是，不是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明确的世界观，这是一回事；匍匐在资产阶级科学面前，重复马克思“有片面性”等等这类具有十分明确意思和意义的词句，这是另一回事。其次，如果说到“重复和转述”，那么重复和转述柏姆-巴维克和维泽尔、桑巴特和施塔姆勒本身，难道先天地比重复和转述马克思更值得注意吗？司徒卢威竟然能够（请注意，在俄国书刊中）发现重复马克思的“害处”（原文如此！），难道过去和现在就没有看出非批判地重复时髦的资产阶级“科学”的时髦修正的害处吗？得出这样的观点和这样不可宽恕地“闭起眼睛不看”现代的“思想动摇”，离开马克思主义是多么遥远啊！司徒卢威在他的文章末尾表示了一个特别的愿望，要我对所谓的“批判”所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我的答复是：目前我特别关心的是哲学中和政治经济学中现代折中主义的思潮问题，我还没有失去将来对这一思潮提出系统分析（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这一思潮作了系统的分析。列宁这部重要哲学著作于1908年写成，1909年在莫斯科出版。--261。（的希望；而追赶折中主义的每一条“基本错误”和“基本矛盾”……我（请尊贵的“批判家”宽恕我！）实在没有兴趣。因此，我暂时只能表示一个相反的愿望：让新的“批判思潮”完全明确地表现出来，不要只作暗示。这一点进行得愈快愈好，因为这样思想混乱就愈少，公众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对马克思进行资产阶级批判的新“思潮”之间的差别。）
载于1900年5月和6月《科学评论》杂志第5期和第6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563-585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年8月）
某地（注：《工人事业》杂志的单行本增加了“（俄国境内）”几个字。--俄文版编者注）17个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如下的决议，并决定把它公布，交全体同志讨论
近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出现了一种离开俄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的倾向，即离开由党的创始人和先进战士们--“劳动解放社”（注：指劳动解放社。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择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59、148、262、283、494、761。）成员宣布过，又由90年代俄国工人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宣布过的原则的倾向。下面所引的《信条》，旨在表明某些（所谓的“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观点，它试图系统而明确地叙述“新观点”。这个《信条》的全文如下。
西欧存在过行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这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全部历史，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资产阶级必须争得自由的形式和力求摆脱束缚生产的行会规章，所以它（资产阶级）就成了革命的因素；它在西欧各国都是从主张liberté,fraternité,égalité，（自由、博爱、平等），从争取自由的政治形式开始活动的。但是，正如俾斯麦所说的，它争得了这种形式，却给了自己的对手即工人阶级一张将来必须兑现的期票。在西欧，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争得过民主制度，而只是坐享其成。有人可能会反驳我们，说工人阶级参加过革命。但是从历史上加以考证就会推翻这种意见，因为正当1848年西欧确立宪法的时候，工人阶级还只是城市手工业者，还只是小市◎第262页◎民民主派；工厂无产阶级当时几乎还不存在，而大生产中的无产阶级（如霍普特曼所描写的德国织工，以及里昂的织工），还是一群粗野的人，只会骚动，根本不能提出什么政治要求。1848年的宪法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是由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手艺匠争得的。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手艺匠与手工工场工人，印刷工，织工，钟表匠等等）从中世纪起，就习惯于参加各种组织，参加互助储金会、宗教团体等等。西欧熟练工人中间至今还保持着这种组织精神，这也就使他们同工厂无产阶级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要组织工厂无产阶级既很难又很慢，他们只能加入所谓loseOrganisation（临时组织），而不能参加订有规章的永久性组织。这些手工工场的熟练工人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比较容易和完全可能进行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又有可能把那些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受到训练的工人吸收来有计划地组织这个斗争。在这种背景下，西欧就形成了理论的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它以议会政治斗争为出发点，其前途（只在表面上近似布朗基主义，成因的性质则完全不同）一方面是夺取政权，另一方面是Zusammenbruch（崩溃）。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在比利时、法国，特别是在德国，工人组织政治斗争非常容易，而组织经济斗争则感到困难重重，意见纷云。直到现在，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比较起来（除开英国不说），仍然异常薄弱，极不稳定，到处都laissentàdésirerquelquechose（尚嫌不足）。在政治斗争的精力尚未消耗殆尽之前，Zusammenbruch曾是一个必要的、起组织作用的Schlagwort（流行提法），它本应起巨大的历史作用。在研究工人运动时所能得出的基本规律就是阻力最小的路线。在西欧，这样的路线就是政治活动，而《共产党宣言》表述出来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是运动当时所应采取的最合适不过的形式。但是，由于目前政治活动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政治运动已经搞得过于紧张，以至难以进展，甚至无法进展（近来选票数目增长得很慢，集会的群众情绪冷淡，书报上的论调低沉），另一方面，由于议会活动软弱无力，以及无组织的和几乎无法组织的工厂无产阶级愚昧群众走上舞台，所以，在西欧造成了现在称为伯恩施坦主义的东西，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工人运动从《共产党宣言》发表时起到伯恩施坦主义出现时止的发展时期是一种最合事物逻辑的进程，把这全部进程加以细心研究，就能像天文学家那样准确地断定这个“危机”的结局。这里说的当然不是伯恩施坦主义的成败问题，因为这并没有多大意义；这里说的是党内早已逐渐发生的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第263页◎
这种变化不仅使党更加努力进行经济斗争，巩固经济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促使党改变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持过分死板的看法），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党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也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党将承认社会；党的狭隘小团体的、多半是宗派主义性的任务，将扩大为社会的任务，而它的夺取政权的意图，就会变成适应现代实际情况和根据民主原则改变或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以求最有效最充分地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各种各样的权利）。“政治”这一概念的内容，就会扩大得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而目前的一些实际要求就会具有更大的份量，就会引起比以前更大的注意。
从上面关于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述中，不难得出对于俄国的结论。我们这里阻力最小的路线，绝对不在政治活动方面。不堪忍受的政治压迫虽然使人们不得不时常谈到这种压迫，并专心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它却始终不会推动人们采取实际行动。在西欧，力量薄弱的那部分工人，一卷入政治活动就在其中成长壮大起来，我国的情形却与此相反，力量薄弱的工人面对很沉重的政治压迫，不仅没有什么实际的办法来同这种压迫作斗争，从而求得本身的发展，而且还经常为这种政治压迫所窒息，甚至发不出纤弱的幼芽。更何况我国工人阶级又不像西欧战士那样具有组织精神的传统，所以我们这里的情景将会十分悲惨，连那些认为每增加一个工厂烟囱就是一件莫大幸事的最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感到沮丧。进行经济斗争也很困难，极其困难，但它终究还是可能进行的，并且群众自己也已经在实际进行了。俄国工人既然能在经济斗争中学习如何组织，并能时时刻刻在这个斗争中触及政治制度问题，他们就终究会建立起称得上工人运动形式的一种东西，建立起某个或某些最适合俄国实际情况的组织。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俄国工人运动还处在原始状态中，还没有建立起任何形式。罢工运动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因此还不能称为俄国运动的固定形式，至于不合法组织，单从数量来看，也是不值得注意的（更不必说这种组织在现时条件下有什么益处了）。
情形就是这样。此外，还有饥荒和农村破产现象助长着破坏罢工的行为，因而也就更难把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提到比较过得去的程度……试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究竟能有什么办法呢？！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还处在一种可怜的状态。他们现在的实际任务还很渺小，而他们的理论知◎第264页◎识--由于不是用作研究的工具，而是当作活动的公式，--甚至对执行这些渺小的实际任务也没有什么价值。而且，从他人手中接过来的这些公式，从实践的意义来说也是有害的。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西欧工人阶级是在已经打扫干净的政治活动场所行动的，因此也就过分藐视了其他一切非工人的社会阶层所进行的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只要有人对带有自由主义政治性质的社会现象稍表关注，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就会表示反对，他们忘记了，许多历史条件使我们不能成为西欧那种马克思主义者，而要求我们拿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一种适合俄国条件并且为俄国条件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每个俄国公民都缺乏政治感觉和政治嗅觉，这一点显然不能靠对政治的高谈阔论或者向根本不存在的势力呼吁来求得弥补。政治嗅觉只能用教育来培养，就是说，只有参加俄国的现实生活（尽管它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性的）才能得到。在西欧，“否定”曾是（一时）适宜的，在我国就有害了，因为由一个有组织有实力的团体提出否定是一回事，而由没有组织起来的散漫的一群人提出否定，又是另一回事。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路只有一条：参加，也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且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以“否定者”的身分出现了，这种否定削弱了他本应用在政治激进主义方面的那一份精力。这一切暂时还不可怕，可是，如果阶级公式妨碍俄国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实际生活，并且使之远离各个反对派集团，结果就会使所有在争取法的形式时只好不同尚未提出政治任务的工人阶级携手合作的那些人受到重大损失。俄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那种以政治空谈来掩盖的政治上的天真，可能使他们上一个大当。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赞成这种观点。但是，无疑总会有人赞成这种思想的。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并且告诫全体同志务必防止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既定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组织一个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的、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当前任务的独立的工人政党。
上面引录的《信条》，第一，是“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述”，第二，是“对于俄国的结论”。
首先，《信条》作者们对于以往西欧工人运动的看法就是完全◎第265页◎不正确的。说西欧工人阶级没有参加过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和政治革命，这是不正确的。宪章运动（注：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国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266、749。）的历史，1848年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就是一种反证。“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这句话，是完全不正确的。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正当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欧文主义、“傅立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注：“真正的社会主义”，亦称“德国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赫·克利盖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德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他们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一些范畴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改造，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实现真正的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他们还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拒绝进行政治活动，从小市民的利益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对在德国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用超阶级的“博爱”和“人性”等道德说教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266。）等等）流行的时候出现的，所以《共产党宣言》立即出来反对非政治的社会主义。甚至当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全副理论武装（《资本论》），并且组织了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注：指国际工人协会。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23、95、266。）的时候，政治斗争也绝不是一种流行的实践（当时在英国有狭隘的工联主义，在罗马语国家有无政府主义和蒲鲁东主义（注：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地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266、289、653、700。））。在德国，拉萨尔的伟大历史功绩，就是他使工人阶级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变成了独立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信条》作者们企图把这两种斗争形式分开，就是一种最拙劣最可悲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
其次，《信条》作者们对于西欧工人运动的现状以及作为这个运动旗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持有完全不正确的见解。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竭力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注：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266、284、294、494、582、654、717、762。），按照广大公众特别是《信条》作者们通常所了解的含义来说，就是企图缩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者的党，而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谴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派别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但是每次都遭到忠实地恪守革命国际社会民主党原则的党的谴责。我们深信，把机会主义观点搬到俄国来的一切企图，也会遭到绝大多数俄国◎第266页◎社会民主党人同样坚决的回击。
与《信条》作者们所说的相反，也根本谈不到西欧工人政党有什么“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承认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40年代就已经驳斥了否认经济斗争的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4-161页。--编者注）。
过了20年左右，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在1866年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工会和经济斗争的意义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确切地指明了经济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党人和工人既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当时在英国工人中间有过这种表现），也不要对这种斗争的意义估计不足（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中间，特别是在拉萨尔派（注：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267、714。）中间，有过这种表现）。决议认为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工会不仅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而且是必然的现象；认为工会对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的日常斗争和消灭雇佣劳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决议认为工会不应该仅仅注意“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不应该回避工人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工会不应该抱着“狭小的”目的，而应该争取千百万被压迫工人大众普遍的解放。从那时起，各国工人政党已经不止一次提出，将来当然还会不止一次提出一个问题：在某个时候是否应该偏重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或者偏重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但是总的或原则的问题，现在还是同马克思主义原先提出的一样。至于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信念，则早已深入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血肉之中了。其次，历史经验又确凿地证明，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第267页◎
工人政党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更谈不到有什么重大变化。就是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也指明了一个正确的立场，一方面反对夸大政治的意义，反对密谋主义（布朗基主义（注：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马克思和列宁高度评价布朗基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同时坚决批判他们的密谋策略，指出：布朗基主义企图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是完全错误的。--151、268、493、653、692、704、735。）等等），另一方面又反对轻视政治，或者把政治缩小为对社会进行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修补（无政府主义，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注：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企图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主要代表为约·卡·洛贝尔图斯和斐·拉萨尔。洛贝尔图斯主张由普鲁士王朝制定工资标准，实施社会改革，以逐步实现土地和资本的国有化。拉萨尔主张工人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抹杀国家的阶级性，企图加强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对讲坛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的影响。--268。），教授社会主义等等）。无产阶级应该努力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作“反动的一帮” （注：指拉萨尔派的一个论点：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个论点写入了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哥达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这个论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15页）。--268。），恰恰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应该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应该成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或种族的保护者，成为一切被压制的宗教以及无权的女性等等的保护者。《信条》作者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只是证明他们力图抹杀无产阶级斗争的阶级性质，用所谓空洞的“承认社会”来削弱这个斗争，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的思潮。我们深信，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会坚决屏弃这种曲解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的观点。由于《信条》作者们关于西欧工人运动的前提不正确，他们得出的“对于俄国的结论”就更不正确了。
硬说俄国工人阶级“尚未提出政治任务”，这只能证明他们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无知。1878年成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注：“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是俄国工人阶级最早的革命政治组织之一，1878年底在彼得堡成立。创建人是钳工维克多·奥布诺尔斯基和木工斯捷潘·哈尔图林。会员和同情者各约200人。协会只吸收工人参加，其活动是秘密的。协会的纲领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阶级，工人争得政治权利和自由是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纲领号召俄国工人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道进行阶级斗争，并提出协会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个纲领也还带有民粹主义影响的某些痕迹。协会在彼得堡各工厂进行革命宣传，领导并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1880年2月15日，它出版了俄国最早的秘密工人报纸《工人曙光报》创刊号。此后不久，报纸的印刷厂被破坏，协会也由于主要成员被捕而停止活动。--268。）和1875年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注：“南俄工人协会”是俄国第一个工人革命政治组织，1875年7月间由革命知识分子叶·奥·扎斯拉夫斯基在敖德萨创立。协会有会员60人，同情者150-200人。协会章程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到工人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指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工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承认，并且和70年代前半期一些民粹主义纲领截然不同，提出了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的问题。但是这个章程总的说来还未摆脱民粹主义的世界观。协会成员阅读和传播革命书刊，积极参加组织罢工，并试图在南俄其他工业城市开展协会的活动。协会于1875年底-1876年初被沙皇政府破坏。--268。），就已经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政治自由的要求。经过80年代的反动时期以后，工人阶级又在90年代不止一次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断定“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这也只能证明他们完全不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任务。《信条》作者们自己提出的纲领，显◎第268页◎然是想使工人阶级“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参加”下去争取“法的形式”。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就等于大大阻碍并降低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我们认为这两个概念是一样的）。仅仅是这样一个纲领能够出现一事，就足以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位先进战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表示的忧虑是多么有根据。他在1897年底谈到有可能出现这种前途：
“工人运动不越出工人和企业主间的纯经济冲突的狭小范围，它本身整个说来也就缺乏政治性质，而无产阶级先进部分在为政治自由斗争的时候，就会追随由所谓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小组和派别。”（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第19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对《信条》所表述的整个思想体系坚决宣战，因为这种思想会直接使上述的前途得以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极力设法实现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下面所说的另一种前途：
“另一种前途就是社会民主党把俄国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独立政党，它在争取自由的时候一方面要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因为（注：以下无手稿。--俄文版编者注）将来会有这种派别）并肩战斗并结成联盟，另一方面要把知识界中最热爱人民的最革命的分子直接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或者引导他们前进。”（同上，第20页）
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写这段话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声明清楚地表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持这种观点的。固然，有一家彼得堡工人报纸，即《工人思想报》（注：《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怎么办？》（见本卷第290-458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269、275、283、306。），好像同意了《信条》作者们的思想，竟令人遗憾地在发刊词（1897年10月创刊号）中发表◎第269页◎了一种根本错误的、同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思想，说“运动的经济基础”可能“由于力求牢记政治理想而模糊起来”。但是同时彼得堡另一家工人报纸，即《圣彼得堡工人小报》（注：《圣彼得堡工人小报》(《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Рабчий　Листок》)是俄国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报纸。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2月（报上印的是1月）在俄国油印出版，共印300-400份；第2号于同年9月在日内瓦铅印出版。该报提出要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广泛的政治结合起来，并强调必须建立工人政党。--270、319。）（1897年9月第2号），却坚决主张，“只有组织坚强而且人数众多的工人政党，才能推翻专制制度……”，工人“组成强有力的政党”，“就能使自己和整个俄国从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还有一家报纸，即《工人报》（注：《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秘密报纸，波·李·埃杰尔曼、巴·卢·图恰普斯基、尼·阿·维格多尔契克等任编辑，在基辅出版。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8月出版；第2号于同年12月出版（报纸上印的日期是11月）。图恰普斯基曾受编辑部委派出国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得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等给报纸撰稿的许诺。《工人报》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有联系。《工人报》参与了1898年3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报》的印刷所被警察破获和捣毁，已编好待发排的第3号没能出版。1899年该报试图复刊，没有成功。--270、291。），在第2号（1897年11月）的社论上写道：“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是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俄国工人运动要是成为具有共同名称和严密组织的统一而严密的整体，就会使自己的力量增加十倍……”“各个单独的工人小组应当组成一个共同的政党。”“俄国的工人政党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当时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赞同《工人报》的这种信念，下面的事实就是证明：1898年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并且承认《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可见，《信条》作者们竟从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达到了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上明文确定了的发展阶段大大倒退了一步。现在，俄国政府的残酷迫害使党的活动暂时削弱，使党的正式机关报停刊，因此，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要竭力使党彻底巩固起来，制定党纲，恢复党的正式机关报。像上面分析过的《信条》那样的纲领竟能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现在存在着一种思想动摇，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把《宣言》中所阐述的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基本原则着重说明一下。第一，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自始至终都要成为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阶级运动”。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的座右铭，应当是不仅要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而且要帮助工人进行政治斗争；不仅要针对当前的经济要求进行鼓动，而且要针对一切政◎第270页◎治压迫进行鼓动；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设法继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同时要保卫它，使它不致像许多“时髦理论”（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时髦”理论了）那样常常被曲解和庸俗化。现在社会民主党应当全力以赴地到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中去进行活动，同时不应该忘记，随着运动的扩大，一定会有家庭工人、手工业者、农村工人以及千百万破产的饥寒交迫的农民加入它所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队伍。
第二，“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用自己健壮的肩膀承担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社会民主党既然把推翻专制制度作为当前任务，它就应当做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而且仅仅为了这一点也必须从各方面援助俄国居民中所有的民主分子，吸引他们来做自己的同盟者。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其余一切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只有同这样一个政党结成同盟并且给它援助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第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派别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继承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事业和传统；社会民主党把争取政治自由当作全党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向着老'民意党'（注：民意主义指民意党的学说和主张。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毁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64、139、271、284、294、471、726、764。）的光荣活动家早已明确提出的目标前进”。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传统，要求社会民主党现在集中全力来组织党，加强党内纪律并发展秘密活动的技术。如果说老“民意党”的活动家在俄国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当时拥护这些为数不多的英雄的社会阶层十分狭小，运动的旗帜也根本不是革命的理论，那么社会民主党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一定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以便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第271页◎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作斗争，直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
我们请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和一切工人小组都来讨论上面引用的《信条》和我们的决议，并且明确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便消除各种意见分歧，促进组织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事业。
各团体和各小组的决议，可以报告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139、272、298、765。），该联合会按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决议第10条的规定，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并且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注：在《指南》中缺最后一段。--俄文版编者注）
1899年12月在国外印成单行本附于《工人事业》杂志第4-5期合刊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第272页◎
我们的纲领（为《工人报》写的文章）
（不早于1899年10月）
*（注：《我们的纲领》是列宁在流放中为《工人报》写的一组文章中的一篇。1899年崩得中央委员会试图恢复《工人报》时，编辑部曾先后建议列宁参加编辑和撰稿。由于《工人报》复刊未成，这组文章当时也就没有发表。--273。）
目前国际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凡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打算出版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人，都应该以明确的态度对待这个不仅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才关心的问题。
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说明了雇用工人、购买劳动力怎样掩盖着一小撮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厂主、矿山主等等对千百万贫苦人民的奴役。它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怎样使小生产逐渐受大生产的排挤，怎样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必然。它教导我们透过那些积习、政治手腕、奥妙的法律和诡辩的学说看出阶级斗争，看出形形色色的有产阶级同广大的贫苦人民、同领导一切贫苦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主◎第273页◎义社会。
我们现在要问，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施坦周围、在这一时期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给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借用一些落后理论的片言只语，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无休止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党人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让步的理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的最时髦的“批评”作了无情的批判（注：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和《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两篇文章中对爱·伯恩施坦的批判。--274。），他做得完全正确。现在连德国工人的代表人物也屏弃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注：指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
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于1899年10月9-14日举行。代表大会就“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问题通过决议。关于这一决议的内容，参见注158。--274。）。
我们知道，说这些话会受到百般的责难，有人会大叫大嚷，说我们想把社会党变成一个“正统教徒”会，迫害那些背弃“教条”、具有独立见解等等的“异端分子”。我们熟悉所有这些时髦的刻薄话。不过这些话一点也不正确，也毫无意义。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第274页◎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此我们很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
在俄国运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的纲领时，究竟会产生哪些主要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为经济斗争（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和政治斗争（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办《工人思想报》（注：《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怎么办？》（见本卷第290-458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269、275、283、306。）的那些人大概可以包括在内）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从而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忠实拥护者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的忠实拥护者，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组织纯经济性的工会来引诱工人离开“政治”，离开社会主义。俄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取某种类似的办法，因为它总是设法给人民小恩小惠，确切些说，假仁假义地施与人民小恩小惠，目的只是使人民不去考虑自己毫无权利和备受压迫的状况。如果工人不能像德国工人和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而要想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在俄国，不但工人而且全体公◎第275页◎民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俄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制即无限君主制的国家。沙皇独自颁布法律，任命官吏，监督官吏。因此，看来好像俄国沙皇和沙皇政府不从属于任何阶级，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官吏都来自有产者阶级，而且都受大资本家的支配。大资本家可以任意驱使各个大臣，可以为所欲为。俄国工人阶级受着双重压迫：他们受资本家和地主的抢劫和掠夺，为了使他们不能反抗，警察还把他们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们的嘴堵住，对一切试图维护民权的人进行迫害。每次反对资本家的罢工都会引起军警对工人的袭击。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既然彼得堡一个城市的工人在社会党人的帮助不大的情况下能够很快地迫使政府让步--颁布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注：指1896年5-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人运动高涨，1895-1896年间相继爆发大罢工，如1895年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工厂的罢工、同年秋季彼得堡托伦顿工厂的罢工和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的大罢工。其中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的影响最大。这次罢工的起因是工厂主拒绝向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1/2小时，提高计件单位，按时发放工资等。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1/2小时的法令。--139、160、276、316、761。），那么整个俄国工人阶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领导下就一定能够通过顽强的斗争获得无比重大的让步。
俄国工人阶级即使得不到其他任何阶级的帮助，也能单独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工人并不是孤立的。人民毫无权利，强盗官吏横行霸道，也激怒了一切对限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行为不能容忍的比较正直的知识界人士，激怒了受迫害的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俄国的教派信徒，激怒了受官吏和警察欺压而又无处投诉的小商人、小企业主和小农。所有这些居民集团是无力单独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的，但是只要工人阶级举起斗争的旗帜，他们就会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伸出援助的手。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旦成为一切争民权、争民主的战士的领袖，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将在我们的报纸上系统而全面◎第276页◎地发挥这些观点。我们深信，这样做我们就能沿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3日（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89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6个组织的9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1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2名，崩得的代表3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亚·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
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宣言》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把争取政治自由和推翻专制制度作为社会民主工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把政治斗争和工人运动的总任务结合了起来。宣言指出：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这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即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所必须走的第一步。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一直斗争到社会主义全胜为止（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6页）。
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270、277、286、319、765。）所指引的道路前进。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0-164页◎第277页◎
对华战争（1900年9-10月）
俄国正在结束对华战争。动员了许多军区，耗费了亿万卢布，派遣了数以万计的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仗，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不过，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水淹和枪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而俄国政府以及奉承它的报纸，却庆祝胜利，欢呼英勇的军队的新战功，欢呼欧洲的文化击败了中国的野蛮，欢呼俄罗斯“文明使者”在远东的新成就。
在这一片欢呼声中，只是听不到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觉悟工人的声音。但是，这次新的胜利征战的重负，都落在劳动人民的肩上，从他们中间抽人到遥远的地方去，为了弥补庞大的开支，向他们征收了重税。那么，社会党人对于这次战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这次战争对谁有利呢？俄国政府的政策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试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国政府首先想使人相信，它并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它只是在平定暴乱，制服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虽然没有宣战，但是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因为战争毕竟是在进行。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袭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第278页◎么引起的呢？主战派说，这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这种掠夺政策通常叫作殖民政策。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要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不发达、还多少保留着宗法式生活特点的国家，它们可以向那里销售工业品，牟取重利。为了让一小撮资本家大发横财，各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连年不断的战争，把士兵整团整团地开到有损健康的热带国家去送命，耗费了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量钱财，迫使当地居民奋起反抗，或者使他们濒于饿死的境地。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印度土著的抗英起义（注：指1857-1859年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起义。1857年5月10日，德里东北密拉特城的西帕依部队首先举行起义，随即攻占了德里。不久，印度中部、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以及一部分封建主也参加了起义。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封建主的背叛，这次起义于1859年在英军镇压下遭到失败。但它仍迫使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政策方面作了若干让步。--279。）和印度的饥荒，以及现在英国人对布尔人的战争（注：英布战争，亦称布尔战争，指1899年10月-1902年5月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19世纪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了并吞这两个黄金和钻石矿藏丰富的国家，英国发动了这场战争。由于布尔人战败，这两个国家丧失了独立，1910年被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279。）。
欧洲资本家贪婪的魔掌现在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无怪乎出现了瓜分中国的议论。如果按照真实情况，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第279页◎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这些基督教徒建立功勋的时候，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竟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俄国专制政府在1900年8月12日致各国的照会中宣称：俄国军队占领牛庄并且开入满洲境内，是临时性措施；采取这些措施，“完全是由于必须击退中国叛民的侵略行动”；“绝对不能说明帝国政府有任何背离自己政策的自私计划”。
帝国政府多么可怜啊！它简直像基督教徒那样毫无私心，人们竟冤枉了它，简直太不公平了！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承包人、工程师和军官派到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以温顺出名的中国人的愤怒。修筑中东铁路，每天只付给中国工人10戈比的生活费，难道这就是俄国毫无私心的表现吗？
但是，我国政府为什么要对中国实行这种疯狂的政策呢？这种政策对谁有利呢？它对一小撮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大亨有利，对一小撮为亚洲市场生产商品的厂主有利，对一小撮现在靠紧急军事订货大发横财的承包人有利（有些生产武器、军需品等等的工厂正在拼命地干，并且增雇成百上千的日工）。这种政策对一小撮身居军政要职的贵族有利。他们所以需要冒险政策，是因为借此可以飞黄腾达，建立“战功”而扬名于世。我国政府为了这一小撮资本家和狡猾的官吏的利益，竟然毫不犹豫地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沙皇专制政府这一次也和往常一样，表明自己是甘愿对资本家大亨和贵族卑躬屈膝的昏官政府。
侵略中国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支激增，◎第280页◎捐税加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权力扩大，工人的生活状况恶化，农民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闹饥荒，--这就是对华战争能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的好处。俄国的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的地位，不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它们就不敢登载任何东西，因此，在对华战争中人民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没有确切的材料，但是，这次战争的费用高达几亿卢布，这是没有疑问的。有消息说，政府按照一项没有公布的指令，一次就拨出军费15000万卢布，而目前的战费开支每三四天就要耗掉100万卢布。政府肆意挥霍钱财，但是给饥饿农民的救济金却一扣再扣，斤斤计较每一个戈比，不愿意把钱用在国民教育上，它和一切富农一样，从官办工厂的工人和邮政机关小职员等等的身上榨取血汗！
财政大臣维特曾宣称，1900年1月1日以前，国库尚存闲置现款25000万卢布，但是现在这笔钱已经没有了，都投入了战争，政府正在发行公债，增加捐税，因财政拮据而缩减必要的开支，停止修筑铁路。沙皇政府面临破产的危险，但它仍然拼命实行侵略政策，这不但需要大量资金，而且有卷入更可怕的战争的危险。进攻中国的欧洲列强，已经在分赃问题上争吵起来了，谁也不能断定这次争吵会怎样收场。
沙皇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政策不仅侵犯人民的利益，而且还竭力毒害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凡是只靠刺刀才能维持的政府，凡是不得不经常压制或遏止人民愤怒的政府，都早就懂得一个真理：人民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必须设法把这种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别人身上去。例如煽起对犹太人的仇恨，卑鄙的报纸中伤犹太人，说犹太工人似乎不像俄国工人那样受资本和警察政府的压迫。目前报刊上又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说什么俄国士兵去打仗是如何兴高采烈，如此等等。◎第281页◎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也同样遭到俄国人民所遭到的苦难，他们遭受到向饥饿农民横征暴敛和用武力压制一切自由愿望的亚洲式政府的压迫，遭受到侵入中华帝国的资本的压迫。
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从人民群众所处的那种政治上的愚昧无知中挣脱出来。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煽起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使人民更加贫困，使人民受到更深的毒害和更大的压迫。沙皇政府不仅把我国人民变成奴隶，而且还派他们去镇压那些不愿做奴隶的别国人民（如1849年，俄国军队曾镇压匈牙利革命）。它不仅帮助俄国资本家剥削本国工人，把工人的双手捆起来，使他们不能团结自卫，而且还为了一小撮富人和显贵的利益出兵掠夺别国人民。要想打碎战争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锁，唯一的办法就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结束政府的专制统治，迫使政府不要光照顾宫廷奸党的利益。
载于1900年12月《火星报》创刊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19-323页◎第282页◎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年11月初）
俄国社会民主党不止一次地声明过，俄国工人政党的当前政治任务应该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这一点在十五六年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即“劳动解放社”（注：指劳动解放社。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择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59、148、262、283、494、761。）的成员声明过；两年半以前，1898年春，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成员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作过这一声明。虽然有过不止一次的声明，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问题，现在又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运动中有许多人，对上述问题的解答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他们说经济斗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们把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缩小和限制这些任务，他们甚至声称，要在俄国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言论，只是人云亦云，工人只要进行经济斗争就行了，政治可以让知识分子联合自由派去搞。新信条（臭名远扬的《信条》（注：133《信条》是经济派于1899年写的一个文件。它极其明显地表明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信条》的作者叶·德·库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成员。
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收到他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条》之后，于1899年8月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经济派的这个文件和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本卷第262-272页）。与会者17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所以也称17人抗议书。《抗议书》引用了《信条》的全文。--283、305、601。））的这个最近的声明，竟公开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还很幼稚，并且完全否定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工人思想报》（注：《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怎么办？》（见本卷第290-458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269、275、283、306。）（特别是《增刊》（注：《〈工人思想报〉增刊》是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编辑部于1899年9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特别是其中署名尔·姆·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公开散布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怎么办？》（见本卷第290-458页）中对这本小册子进行了批判。--283、309、601。））所谈的，实质上也是这个意思。俄国社会民主党现在正处于动摇时期、怀疑时期，甚至到了自我否定的程度。一方面，工人运动正在脱离社会主义：有人在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但是有关整个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和政治任务，却根本不向工人解释，或解释得很不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也在脱离工人运动：俄国社会党人又在纷纷议论，说反对政府的斗争应该由知识分子单独进行，因为工人只◎第283页◎能进行经济斗争。
我们认为，这些可悲的现象，是由三种情况造成的。第一，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活动初期，只进行一些小组宣传工作。等到我们转向群众鼓动工作的时候，有时不免陷入另一极端。第二，在活动初期，我们不得不经常同民意党人（注：民意主义指民意党的学说和主张。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毁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64、139、271、284、294、471、726、764。）进行斗争，来保卫我们存在的权利。民意党人把“政治”理解为脱离工人运动的活动，把政治缩小到只进行密谋活动。而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这种政治的时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竟笼统地把政治推到了次要地位。第三，当社会民主党人分散在地方工人小组内进行活动的时候，没有很好地重视，必须组织革命政党来统一各地方小组的一切活动，并正确地安排革命工作。工作分散占优势的情况，自然同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情况是有关联的。
上述的一切情况，使大家热中于运动的一个方面。“经济派”（注：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本卷第262-272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见本卷第290-458页）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284、291、473、542、762、785。）（如果可以说是一个“派”的话）企图把这种狭隘观点，提高为一种专门的理论，为此他们就企图利用那种打起新的旗帜传播旧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注：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266、284、294、494、582、654、717、762。），时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种企图的危险性就是削弱了俄国工人运动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个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之间的联系。而我们运动的最迫切任务，就是要巩固这种联系。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维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为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注：参看马克思的《协会临时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页、第17卷第475页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4页）。--96、284、537。）这一伟大遗训。各国都经历过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联系、各行其是的时期，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削弱◎第284页◎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所有的国家里，只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奠定了二者的牢固基础。但是，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在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必要性，在理论上早就讲过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结合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形成。这个形成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各种动摇和怀疑，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
从过去的历史中，我们得出的教训是什么呢？
整个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最迫切任务是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是集中在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上的。另一方面，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思想脱离劳动阶级先进人物的现象，在俄国要比其他国家厉害得多，因此俄国革命运动必然软弱无力。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随着运动的发展，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场所会越来越广，工作的方面会越来越多，需要越来越多的搞运动的人集中力量去解决宣传和鼓动的日常需要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局部任务。这种现象完全是合乎规律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现象迫使我们特别注意，要使局部的活动任务和个别的斗争手段不致成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要使准备工作不致成为主要的和唯一的工作。
促进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组织，是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谁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的地位，不使一切局部任务和个别斗争手段从属于这个任务，谁就会走上错误的道路，并给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他◎第285页◎们号召革命者依靠某些脱离工人运动的密谋小组的力量，去同政府作斗争；第二种人，他们经常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内容和范围，他们认为只有在工人生活中的特殊时刻，只有在庄严的场合，用“政治”来款待工人才是可能和适当的，他们过分注意把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化为要求专制制度作个别让步，而不太注意把这些要求变成革命工人政党反对专制制度的有计划的坚决的斗争。
“组织起来！”《工人思想报》用各种调子一再向工人这样宣传，“经济派”的一切拥护者也一再向工人这样宣传。我们当然完全同意这个呼吁，但是一定要补充一句：不但要组织互助会、罢工储金会和工人小组，而且要组织政党，组织起来同专制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就不能去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工人运动就会软弱无力，只靠一些储金会、工人小组和互助会，工人阶级永远不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使自己和全体俄国人民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奴隶地位。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表明它能够推举出这样的人物，最近五六年来俄国工人所广泛开展的斗争，表明工人阶级中蕴藏着无穷的革命力量。它表明，追求社会主义、追求政治觉醒和政治斗争的工人，不仅没有因为政府的疯狂迫害而减少，而且还增加了。我们的同志在1898年召开的代表大会（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3日（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89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6个组织的9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1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2名，崩得的代表3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亚·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
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宣言》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把争取政治自由和推翻专制制度作为社会民主工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把政治斗争和工人运动的总任务结合了起来。宣言指出：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这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即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所必须走的第一步。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一直斗争到社会主义全胜为止（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6页）。
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270、277、286、319、765。），正确地提出了任务，不是人云亦云，不是只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憧憬……　我们把党的纲领问题、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以后，就应该坚决着手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对我们纲领的基本原则的看法，已经讲过了，详细阐述这些原则，不是本文的任务。关于组织问题，我们打算在最◎第286页◎近几号报纸上写一些文章。这是我们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我们大大落后于俄国革命运动的老一辈活动家；我们应该坦白承认这一缺点，应该想尽一切方法使我们的活动更加秘密，有系统地宣传活动准则以及蒙蔽宪兵和躲避警察耳目的方法。我们应该培养一些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的组织，大到可以使我们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之间进行严密的分工。至于策略问题，我们只能在这里谈这样一点：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取得最大的成绩。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某一次的罢工也能够变成政治示威，变成对政府的一次政治胜利。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个别地区的起义也能够发展成胜利的革命。我们应当记住，为满足个别要求，为取得个别让步而同政府展开的斗争，不过是和敌人的小小接触，不过是小小的前哨战，决战还在后面。我们面对着一座强大的敌人堡垒，从那里向我们发射出雨点般的炮弹和枪弹，夺去了我们的优秀战士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夺取这座堡垒。只要我们能够把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和俄国革命者的一切力量联合成一个党，并能使俄国一切生气勃勃和正直的人都倾向于这个党，我们就一定能够拿下这座堡垒。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实现俄国工人革命家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伟大预言：“等到千百万工人群众举起筋肉条条的拳头，士兵刺刀保卫着的专制枷锁就会被粉碎！”（注：工人革命家彼·阿·阿列克谢耶夫的这句话出自他1877年3月10日（22日）在彼得堡沙皇法庭上发表的演说。这篇演说于1877年第一次刊登在伦敦的《前进》杂志上，后来经许多秘密报刊转载，在俄国工人中广为流传，对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287。）
载于1900年12月《火星报》创刊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3-338页◎第287页◎
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901年）
提纲：
(1)无政府主义在产生以来的35-40年中（从巴枯宁和1866年国际代表大会（注：1866年国际代表大会即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共有60名代表，分别代表总委员会和协会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大会接受了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提出的、由总委员会制定的议事日程。大会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在大会上宣读。《指示》很重视工会，不仅把它看作“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的中心，而且看作工人阶级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而斗争的组织中心。掌握大会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指示》，他们就议程的各点提出了自己的广泛纲领，特别是激烈地反对工会。但是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讨论的大多数问题上获得了胜利。--288。）算起是这样。从施蒂纳算起，那还要早很多年）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这类空话已经流行了2000多年。(α)不懂得剥削的根源；(β)不懂得社会在向社会主义发展；(γ)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
(2)对于剥削的根源的了解。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无政府主义对此一窍不通。
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维护小私有制和小农经济。
无所谓多数（注：即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少数服从多数。--编者注）
否认政权有统一的和组织的力量。
(3)不懂得社会的发展--大生产的作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
（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第288页◎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
(4)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荒谬地否认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
不懂得组织和教育工人的作用。
把片面的、割断了联系的手段当作万应灵丹。
(5)在欧洲的现代史中，曾经在罗马语国家盛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提供了什么东西呢？
--没有任何学理、任何革命学说和理论。
--分散工人运动。
--在革命运动的实验中彻底失败（1871年的蒲鲁东主义（注：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地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266、289、653、700。），1873年的巴枯宁主义（注：巴枯宁主义是以米·亚·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巴枯宁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及其特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代表，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他们认为国家是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实行小生产者公社的完全自治，并把这些公社联合成自由的联邦（按巴枯宁主义者的说法就是实现“社会清算”）。巴枯宁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否定工人阶级的一切不直接导致“社会清算”的斗争形式，否认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而主张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去领导群众骚乱。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巴枯宁主义在当时经济上落后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南部和瑞士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中得到传播。在巴枯宁主义影响下，也形成了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一个派别。1873年，巴枯宁主义在西班牙起义中遭到彻底破产（参看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1-579页）。--289。））。
--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
载于1936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7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38-341页◎第289页◎
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901年）
提纲：
(1)无政府主义在产生以来的35-40年中（从巴枯宁和1866年国际代表大会（注：1866年国际代表大会即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共有60名代表，分别代表总委员会和协会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大会接受了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提出的、由总委员会制定的议事日程。大会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在大会上宣读。《指示》很重视工会，不仅把它看作“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的中心，而且看作工人阶级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而斗争的组织中心。掌握大会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指示》，他们就议程的各点提出了自己的广泛纲领，特别是激烈地反对工会。但是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讨论的大多数问题上获得了胜利。--288。）算起是这样。从施蒂纳算起，那还要早很多年）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这类空话已经流行了2000多年。(α)不懂得剥削的根源；(β)不懂得社会在向社会主义发展；(γ)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
(2)对于剥削的根源的了解。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无政府主义对此一窍不通。
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维护小私有制和小农经济。
无所谓多数（注：即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少数服从多数。--编者注）
否认政权有统一的和组织的力量。
(3)不懂得社会的发展--大生产的作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
（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第288页◎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
(4)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荒谬地否认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
不懂得组织和教育工人的作用。
把片面的、割断了联系的手段当作万应灵丹。
(5)在欧洲的现代史中，曾经在罗马语国家盛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提供了什么东西呢？
--没有任何学理、任何革命学说和理论。
--分散工人运动。
--在革命运动的实验中彻底失败（1871年的蒲鲁东主义（注：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地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266、289、653、700。），1873年的巴枯宁主义（注：巴枯宁主义是以米·亚·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巴枯宁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及其特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代表，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他们认为国家是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实行小生产者公社的完全自治，并把这些公社联合成自由的联邦（按巴枯宁主义者的说法就是实现“社会清算”）。巴枯宁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否定工人阶级的一切不直接导致“社会清算”的斗争形式，否认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而主张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去领导群众骚乱。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巴枯宁主义在当时经济上落后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南部和瑞士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中得到传播。在巴枯宁主义影响下，也形成了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一个派别。1873年，巴枯宁主义在西班牙起义中遭到彻底破产（参看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1-579页）。--289。））。
--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
载于1936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7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38-341页◎第289页◎
怎么办？（之一）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的写作工作早在1901年春天就开始了，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曾预告要出这本书。后来由于情况变化，列宁修改了原定计划，直到1901年秋天才正式撰写。1902年1月列宁写完了这本书，2月撰写了序言。3月10日，《火星报》第18号登出了该书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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