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总结说：“……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第194页◎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
可见，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通过驳斥拉萨尔泛谈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言论，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
庸俗的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教授，包括“我们的”杜冈在内，经常谴责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忘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说他们“幻想”消灭这种不平等。我们看到，这种谴责只能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家先生们的极端无知。（注：对杜冈的批判，还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390—393页。——编者注）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
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第195页◎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弊病”，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以外，没有其他准则。所以就这一点说，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第196页◎
4.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接着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
只是现在我们才可以充分地认识到，恩格斯无情地讥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荒谬见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目前已经在令人难以置信地阻碍这种发展，而在现代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此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197页◎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指出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而把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当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极大地提高，以致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像夏洛克（注：夏洛克是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一个残忍冷酷的高利贷者。他曾根据借约提供的权利，要求从没有如期还债的商人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198、608。）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分配产品就无需社会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诺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巧克力糖、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不加任何监督。就是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在用这样的嘲讽来搪塞，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
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作品（注：指1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作家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于1862-1863年所写的《神学校特写》。——198、539。）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第198页◎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们的走卒，如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正是因为他们一味争论和空谈遥远的未来，而不谈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
其实，当博学的教授，以及附和教授的庸人和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谈到荒诞的乌托邦，谈到布尔什维克的蛊惑人心的许诺，谈到“实施”社会主义不可能做到的时候，他们指的正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是无论是谁都不仅没有许诺过，而且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实施”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因为这根本无法“实施”。
这里我们也就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这个问题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说“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不正确的一段话里已经谈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说将来也许很大，但现在在资本主义下来着重谈论它就很可笑了，把这个差别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许只有个别无政府主义者（在克鲁泡特金之流、格拉弗、科尔纳利森和其他无政府主义“大师”们已经“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或者如少数没有丧失廉耻和良心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格耶所说，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卫国战士以后，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丝毫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话）。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第199页◎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决不是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阶段之一。◎第200页◎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那么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极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措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通常的资产阶级观念，即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这种观念，是非常荒谬的；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
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会产生如下的结果：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代之以武装的工人群众（然后是人民普遍参加民兵）这样一种更民主的机器，但这仍然是国家机器。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制度，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做◎第201页◎到的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业等等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的机构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计算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会更好地工作。）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注：当国家的最主要职能简化为由工人自己来进行的这样一种计算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是“政治国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参看上面第4章第2节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当大多数人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开始独立进行和到处进行这种计算即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会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对它就绝对无法逃避、“无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第202页◎的工厂。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卑鄙丑恶现象和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都来实际地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独立地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时候，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可能还会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重实际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他们未必会让人跟自己开玩笑），以致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第203页◎
国家与革命（之四）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
国家对社会革命的态度和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像整个革命问题一样，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们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机会主义逐渐滋长而使第二国际在1914年破产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甚至当他们直接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竭力回避或者不加理会。
总的看来可以说，由于在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采取了有利于机会主义和助长机会主义的躲躲闪闪的态度，结果就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庸俗化。
为了说明（哪怕是简要地说明）这个可悲的过程，我们就拿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来说吧。◎第204页◎
1.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普列汉诺夫写了一本专门论述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的小册子，书名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于1894年用德文出版。
普列汉诺夫竟有这样的本事，能够论述这个主题而完全回避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现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整个国家问题！他的这本小册子有两部分特别突出：一部分是历史文献，其中有关于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思◎第204页◎想演变的宝贵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关于无政府主义者与强盗没有区别这样拙劣的议论。
这两个主题拼在一起十分可笑，很足以说明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时期的全部活动，因为在1905—1917年，普列汉诺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理主义者（注：学理主义者指盲目地拘守某种学理，崇尚空谈，脱离实际的人，意思同“教条主义者”相近。——205。），半庸人。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怎样极其详尽地说明了自己在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的观点。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写道：“我们〈即恩格斯和马克思〉那时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那时离〈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激烈斗争的形势下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和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两个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关于总委员会会址迁往纽约、关于巴枯宁派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等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大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代表大会就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伟大任务就是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当组织政党，以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和达到消灭阶级的最终目的。大会从理论上、组织上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活动，并把该派首领米·亚·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胜利，为后来建立各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奠定了基础。——205。）闭幕才两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页。——编者注）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
但是在谈“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回避整个国家问题，不理会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发展，那就必然会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因为机会主义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不提我们刚才所指出的那两个问题。光是这一点，已经是机会主义的胜利了。◎第205页◎
2.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考茨基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无疑比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要多得◎第205页◎多。难怪有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玩笑说，在俄国读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国还多（附带说一说，在这个玩笑里含有比开这个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历史内容：俄国工人在1905年对世界最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最优秀的著作表现了空前强烈的、前所未见的需求，他们得到的这些著作的译本和版本也远比其他各国多，这样就把一个比较先进的邻国的丰富经验加速地移植到我国无产阶级运动这块所谓新垦的土地上来了）。
考茨基在俄国特别出名，是因为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通俗的解释，还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施坦进行了论战。但是有一个事实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而如果想要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机最尖锐时期怎样堕落到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和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那又不能放过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考茨基在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米勒兰和饶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施坦）之前，表现过很大的动摇。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捍卫革命无产阶级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曙光》（注：《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第1期曾刊登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略论最近一次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批评了卡·考茨基在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206。），曾不得不同考茨基进行论战，把他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注：指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的代表791名。俄国代表团由24名代表组成，在大会上分裂为以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为首的多数派和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少数派。代表大会注意的中心问题，是与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的瓦尔德克-卢梭政府这一事件有关的“夺取公共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了卡·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其中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的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俄国代表团多数派投票赞成考茨基的这个含糊其词的“橡皮性”决议案，少数派支持茹·盖得提出的谴责米勒兰主义的决议案。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建立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的社会党国际局和在布鲁塞尔设立国际局书记处的决议。——206。）上提出的决议叫作“橡皮性”决议，因为这个决议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闪闪的，调和的。在德国的书刊中还刊载过一些考茨基的信件，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击伯恩施坦之前有过很大的动摇。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义更重大得多，这就是：现在，当我们来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经过的时候，就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本身来看，从他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来看，我们也看到，他恰恰是在国家问题上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
我们拿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来说。考茨基详细地驳斥了伯恩施坦。但是下面的◎第206页◎情况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指责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此后，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资产者千百次地重复这种指责，用以攻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尔什维克）。而且伯恩施坦还特别谈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企图（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枉费心机）把马克思对公社的教训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观点混为一谈。伯恩施坦特别注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编者注）
伯恩施坦非常“喜爱”这句名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书里至少重复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机会主义的见解。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Sprengung——炸毁，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施坦看来，似乎马克思说这句话是告诫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象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还有比这更严重更不像样的了。
而考茨基在详尽驳斥伯恩施坦主义（注：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207。）的时候是怎样做的呢？
他不去分析机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歪曲。他引证了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然后就说：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但一般说来它是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仅此而已。至于伯恩施坦把同马克思的真正思想完全相反◎第207页◎的东西硬加在马克思的身上，以及马克思从1852年起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负有“打碎”国家机器的任务（注：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0-691页）。——208。），考茨基却只字不提。
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问题上的最本质的差别被考茨基抹杀了！
考茨基在“反驳”伯恩施坦时写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德文版第172页）
这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一切根本问题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这40年当中，教导无产阶级应当打碎国家机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当机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用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问题来偷换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的问题，把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具体形式这种“无可争辩的”（也是争不出结果的）庸俗道理当作护身符！！
在马克思和考茨基之间，在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准备这一任务所持的态度上，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再拿考茨基后来一部更成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驳斥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著作来说。这就是他那本论“社会革命”的小册子。作者在这里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制度”的问题作为自己专门的研究课题。作者发表了许多极宝贵的见解，但是恰恰回避了国家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到处都在谈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只限于此，也就是说，考茨基选择的说法是向机会主义者◎第208页◎让步的，因为他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得政权。恰巧马克思在1872年认为《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中已经“过时的”东西（注：指1872年6月2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229页）。——209。），考茨基却在1902年把它恢复了。
在这本小册子里，专门有这样一节：“社会革命的形式与武器”。其中既讲到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又讲到国内战争，又讲到“现代大国的强力工具即官僚和军队”，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公社已经给了工人什么教训。可见，恩格斯告诫人们特别是告诫德国社会党人不要“盲目崇拜”国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问题说成这样：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实现民主纲领”。接着他叙述了纲领的各条。至于1871年在以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上所提出的一些新东西，他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考茨基用下面这种听起来好像“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来搪塞：
“不言而喻，在现行制度下我们是不能取得统治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要进行持久的和深入的斗争来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毫无疑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马吃燕麦和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真理一样。所可惜的是他通过“深入的”斗争这种空洞而浮夸的言词回避了革命无产阶级的迫切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对民主的态度与以往非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深入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考茨基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向机会主义让步，但他在口头上却气势汹汹地向它宣战，强调“革命这个思想”的意义（如果怕向工人宣传革命的具体教训，那么试问这种“思想”还有多大价值呢？），或者说“革命的理想主义高于一切”，或者宣称英国工人现在“几乎与小资产者不相上下”。◎第209页◎
考茨基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时并存的可以有……各种形式上极不相同的企业：官僚的〈？？〉、工会的、合作社的、个人的”……　“例如，有些企业非有官僚〈？？〉组织不可，铁路就是这样。在这里，民主组织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工人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由这个议会制定工作条例并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有些企业可以交给工会管理，另外一些企业则可以按合作原则来组织。”（1903年日内瓦版俄译本第148页和第115页）
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它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训作例子来说明的倒退了一步。
从必须有所谓“官僚”组织这一点看来，铁路同大机器工业的一切企业，同任何一个工厂、大商店和大型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根本没有区别。在所有这些企业中，技术条件都绝对要求严格地遵守纪律，要求每个人十分准确地执行给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不然就会有完全停产或损坏机器和产品的危险。在所有这些企业中，工人当然要“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但是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是资产阶级议会机构式的议会。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仅仅“制定条例和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像思想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框子的考茨基所想象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构的”“管理工作”，可是这个机构却不会是“官僚的”机构。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第210页◎
考茨基完全没有弄清楚马克思的话：“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编者注）
考茨基完全不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不是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结合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措施来根除官僚制，它能够把这些措施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人民的民主完全实现。
考茨基在这里暴露出来的仍然是那个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对官僚制的“迷信”。
现在来研究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即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的小册子（好像没有俄文版本，因为它是在1909年我们国内最反动的时期出版的（注：卡·考茨基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关于长入革命的政论）》的俄译本是1918年出版的。——211。））。这本小册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它不像1899年所写的反对伯恩施坦的小册子那样泛谈革命纲领，也不像1902年写的小册子《社会革命》那样不涉及社会革命到来的时间问题而泛谈社会革命的任务，它谈的是那些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革命纪元”已经到来的具体情况。
作者明确地指出，阶级矛盾一般在尖锐化，而帝国主义在这方面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在西欧“1789—1871年的革命时期”之后，东方从1905年起也开始了同样的时期。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说革命为时过早了。”“我们已经进入革命时期。”“革命的纪元开始了。”
这些话是说得非常清楚的。应当把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当作一个尺度来衡量一下，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答应要做什么，在战争爆发时它（包括考茨基本人）又堕落到多么◎第211页◎卑鄙的地步。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写道：“目前的形势会引起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很容易把我们〈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看得比实际上温和。”事实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比它表面看来要温和得多，要机会主义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虽然如此明确地说革命纪元已经开始，但是就在他这本自称为专门分析“政治革命”问题的小册子里，却又完全回避了国家问题。
所有这些回避问题、保持缄默、躲躲闪闪的做法加在一起，就必然使他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德国社会民主党，以考茨基为代表，好像是在声明说：我仍然坚持革命观点（1899年）；我特别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我承认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到来（1909年）；但是，一涉及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我还是要从马克思在1852年所说的话向后倒退（1912年）。
在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中，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的。◎第212页◎
3.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潘涅库克以“左翼激进”派的一个代表的资格出来反对考茨基，在这个派别内有罗莎·卢森堡、卡尔·拉狄克等人，这个派别坚持革命策略，一致确信考茨基已经转到“中派”立场而无原则地摇摆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这个看法已经由战争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在战时，“中派”（有人称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是错误的），即“考茨基派”，充分暴露了它的丑态。
潘涅库克在一篇谈到了国家问题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第30年卷(1912)第2册）里，说考茨基的立场是“消极◎第212页◎的激进主义”立场，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论”。“考茨基不愿看到革命的过程。”（第616页）潘涅库克这样提出问题，就接触到了我们所关心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
他写道：“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为了国家政权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强力工具去消灭和取消〈Aufl?sung——直译是解散〉国家的强力工具……　只有当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国家组织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终止。多数人的组织的优越性的证明，就是它能消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组织。”（第548页）
潘涅库克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在措辞上有很大的缺点，但是意思还是清楚的，现在来看一看考茨基怎样反驳这种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
考茨基写道：“到现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就在于前者想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却想破坏国家政权。潘涅库克则既想这样又想那样。”（第724页）
如果说潘涅库克的说法犯了不明确和不具体的毛病（他的文章中其他一些与本题无关的缺点，这里暂且不谈），那么考茨基倒恰恰是把潘涅库克指出的具有原则意义的实质抓住了，而就在这个根本的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上，他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完全转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对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所作的说明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即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第213页◎不懂得实现这个消灭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工人的组织组成的、公社那种类型的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将用什么来代替它以及无产阶级将怎样利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定革命无产阶级应利用国家政权，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利用现代国家来使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准备；无政府主义者则否定这一点。
在这场争论中，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潘涅库克而不是考茨基，因为正是马克思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使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考茨基离开马克思主义而转到机会主义者那边去了，因为正是机会主义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破坏国家机器的思想在他那里完全不见了，而他把“夺取”解释成简单地获得多数，这也给机会主义者留下了后路。
考茨基为了掩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就采用了书呆子的办法：“引证”马克思本人的话。马克思在1850年曾说必须“坚决使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掌握之下”（注：这句话出自《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0页）。《告同盟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底写的，1885年恩格斯把它作为附录发表在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214。）。考茨基就得意洋洋地问道：潘涅库克是不是想破坏“集中制”呢？
这不过是一种把戏，正像伯恩施坦说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都主张用联邦制代替集中制一样。
考茨基的“引证”是牛头不对马嘴。集中制无论在旧的国家机器或新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都是可能实现的。工人们自愿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这就是集中制，但这要以“完全破坏”常备军、警察和官僚这种集中制的国家机构为基础。考茨基采取了十足◎第214页◎的欺骗手段，回避了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社的言论，却搬出一些文不对题的引证来。
考茨基继续写道：“……也许是潘涅库克想要取消官吏的国家职能吧？但是，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说在国家管理机关内了。我们的纲领不是要求取消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　现在我们谈的并不是’未来的国家’的管理机构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而是在我们夺取国家政权以前〈黑体是考茨基用的〉我们的政治斗争要不要消灭〈aufl?st——直译是解散〉国家政权。哪一个部和它的官吏可以取消呢？”他列举了教育部、司法部、财政部、陆军部。“不，现有各部中没有一个部是我们反政府的政治斗争要取消的……　为了避免误会，我再说一遍：现在谈的不是获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将赋予’未来的国家’以什么样的形式，而是我们作为反对党应该怎样去改变现今的国家。”（第725页）
这显然是故意歪曲。潘涅库克提出的正是革命问题。这无论在他那篇文章的标题上或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都讲得很清楚。考茨基跳到“反对党”问题上去，正是以机会主义观点偷换革命观点。照他的意思：现在我们是反对党，到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再专门来谈。革命不见了！这正是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
这里所说的不是反对党，也不是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正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破坏“管理机构”和整个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对“各部”的“盲目崇拜”，试问，为什么不可以由——譬如说——拥有全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设立的各种专家委员会去代替“各部”呢？
问题的本质完全不在于将来是否保留“各部”，是否设立“各种专家委员会”或其他什么机构，这根本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它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浸透了因循守旧的恶习）呢，还是破坏它并用新的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第215页◎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完全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他提出的官吏问题，清楚地表明他不理解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说：“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们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缚、限制、阉割和弄得残缺不全。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公职人员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环境的腐蚀（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是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的趋势。
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甚至无产阶级的公职人员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官吏在社会主义下也还会存在，官僚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选举产生，还可以随时撤换，并且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编者注）
实质上，考茨基用来反驳潘涅库克的全部论据，特别是考茨基说我们无论在工会组织或在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这个绝妙的◎第216页◎理由，证明考茨基是在重复过去伯恩施坦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理由”。伯恩施坦在他那本背叛变节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前提》中，激烈反对“原始”民主的思想，反对他所称为“学理主义的民主制度”的东西，即实行限权委托书制度，公职人员不领报酬，中央代表机关软弱无力等等。为了证明这种“原始”民主制度的不中用，伯恩施坦就援引了维伯夫妇所阐述的英国工联的经验（注：指悉·维伯和比·维伯的著作《产业民主》（德文版和俄文版的书名译为《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217。）。据说，工联根据自己70年来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137页）的条件下发展的情形，确信原始的民主制度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度，即与官僚制相结合的议会制代替了它。
其实，工联并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而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奴役下发展的，在这种奴役下，对普遍存在的邪恶现象、暴虐、欺骗以及把穷人排斥在“最高”管理机关之外的现象，自然非作种种让步“不可”。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从公社所采取的实际措施中看到了一个转变。机会主义者因为胆怯，因为不愿意与资产阶级断然决裂而害怕这个转变，不愿意承认这个转变；无政府主义者则由于急躁或由于根本不懂得大规模社会变动的条件而不愿意看到这个转变。“根本用不着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我们没有各部和官吏可不行啊！”——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满身庸人气，实际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创造力，而且还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像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革命一样）。
“只需要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不着探究以往无产阶级革◎第217页◎命的具体教训，用不着分析应当用什么来代替和怎样代替要破坏的东西。”——无政府主义者（当然是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的优秀分子，而不是那些追随克鲁泡特金之流的先生去做资产阶级尾巴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所以他们就采取拼命的策略，而不是为完成具体的任务以大无畏的精神同时考虑到群众运动的实际条件来进行革命的工作。
马克思教导我们要避免这两种错误，教导我们要以敢于舍身的勇气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教导我们要具体地提问题：看，公社就是通过实行上述种种措施来扩大民主制度和根绝官僚制，得以在数星期内开始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我们要学习公社战士的革命勇气，要把他们的实际措施看作是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立即可行的那些措施的一个轮廓，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破坏官僚制。
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缩短工作日，使群众能过新的生活，使大多数居民无一例外地人人都来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完全消亡。
考茨基继续写道：“……群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问题上让步，或用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去代替敌视无产阶级的政府……　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即无产阶级对敌对政府的胜利〉都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　因此，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政府的主宰。”（第726、727、732页）
这真是最纯粹最庸俗的机会主义，是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第218页◎这与1847年《共产党宣言》宣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编者注）比较起来，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考茨基只得去同谢德曼、普列汉诺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统一”了，因为他们都赞成为争取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而斗争。
我们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斗争，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政府。这二者有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只得成为列金和大卫之流，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亲密伙伴了，因为他们完全赞同为争取“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争，为“取得议会多数和争取一个主宰政府的全权议会”而斗争，——这是一个极为崇高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下，一切都可以为机会主义者接受，一切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子。
我们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不是去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去推翻资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别，在德国有《社会主义月刊》派（注：《社会主义月刊》派是围绕《社会主义月刊》杂志而形成的集团。
《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19。）（列金、大卫、科尔布以及其他许多人，其中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斯陶宁格和布兰亭），在法国和比利时有饶勒斯派（注：饶勒斯派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905年该党和盖得派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社会党领导中占优势的饶勒斯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219。）和王德威尔得，在意大利党（注：指意大利社会党。
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但是，意大利社会党基本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意大利社会党积极支持保卫苏维埃俄国的运动，1919年宣布参加共产国际。1921年1月15-21日在里窝那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处于多数地位的中派拒绝同改良派决裂，拒绝完全承认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该党左翼代表于21日退出代表大会并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219。）内有屠拉梯、特雷维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国有费边派和“独立党人”（即“独立工党”（注：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56、219。），实◎第219页◎际上始终依附于自由派的党），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无论在议会工作中或在党的政论方面都起着很大作用而且往往是主要作用的先生，都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露骨的机会主义。在这些先生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矛盾”的！！他们在实质上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重大的区别。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公社的经验不仅被忘记了，而且被歪曲了。他们不仅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时候快到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而他们对“夺取政权”的理解，则给机会主义留下无数的后路。
当着国家，当着军事机构由于帝国主义竞赛而强化的国家已经变成军事怪物，为着解决究竟由英国还是德国、由这个金融资本还是那个金融资本来统治世界的争执而去屠杀千百万人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歪曲和避而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注：手稿上还有下面这一段：
第七章 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
这一章的题目非常大，可以而且应当写几卷书来论述它。这本小册子自然就只能涉及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政权方面的任务直接有关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了。”（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第220页◎
第一版跋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8、9月间写成的。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7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提纲。但这一章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书第2册（《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只好长时间拖下去了；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
　　　　作　者
1917年11月30日于彼得格勒
1918年在彼得格勒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116页◎第221页◎
革命的任务（1917年9月6日〔19日〕）
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大多数居民都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只有当它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时候，才能保证革命的事业，和平、自由以及劳动群众争取土地的事业顺利、和平、迅速、稳妥地获得胜利。
我国革命的进程在实践中使我们看到了这些动摇。我们决不要对社会革命党（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和孟什维◎第222页◎克党抱幻想，我们要坚定地走我们的无产阶级的道路。贫苦农民的穷困，战争和饥荒的惨状，这一切愈来愈明显地向群众表明：无产阶级的道路是正确的，必须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
小资产阶级希望同资产阶级“联合”、同资产阶级妥协，希望能够“平静地”等待“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注：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1917年3月2日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一直拖延选举的准备工作。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不得不于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
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7、96、222、312、333、338、363、386、389、404、505、532、578、615、706、761。），等等。他们这些“和平的”希望都被革命的进程残酷无情地打破了。科尔尼洛夫叛乱（注：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发生在1917年8月的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头子是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为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但是在叛乱发动后，他既害怕科尔尼洛夫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也镇压小资产阶级政党，也担心人民群众在扫除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把他扫除掉，因此就同科尔尼洛夫断绝了关系，宣布其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
叛乱于8月25日（9月7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三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按照列宁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时，并不停止对临时政府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仆从的揭露。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和水兵响应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号召，奋起同叛乱分子斗争，三天内有15000名工人参加赤卫队。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8月31日（9月13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审判。——107、222、275、312、331、435、630。）是最近的一个惨痛的教训，是在各地的资本家和地主欺骗工农、军官欺骗士兵等等的千万个小教训上又添上的一个大教训。
在军队、农民和工人中间，不满、愤慨和怨恨的情绪日益增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的“联合”什么都答应而又不兑现，这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擦亮了他们的眼睛，推动他们走上起义的道路。
社会革命党人中间的左派反对派（斯皮里多诺娃等）和孟什维克中间的左派反对派（马尔托夫等）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在这两个党的“党务会议”和“代表大会”中已经占40％。而在下层，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中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大多数都是“左派”。
科尔尼洛夫叛乱教育了群众，使群众学到了好多东西。
我们还无法知道，现在苏维埃能不能走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前面去，从而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或者苏维埃仍旧在原地踏步，从而使无产阶级起义必不可免。
这一点现在还无法知道。
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人们尽一切可能不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帮助的办法就是解释我们的纲领，说明它的全民性质，说明它是绝对符合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以下各节就是我们解释这个纲领的一次尝试。
我们要尽量把这个纲领带到“下层”去，带到群众中去，带给职员、工人和农民，不仅要带给受我们影响的群众，而且特别要带给受社会革命党人影响的群众，带给没有党派倾向的和无知的群众。我们要尽量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能独立判断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并向民主会议（注：指全俄民主会议。
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1582人。这次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竭力压缩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名额，而扩大各小资产阶级组织和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名额，从而使自己在会上占了多数。例如城市自治机关在会上有300名代表，地方自治机关有200名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合作社有120名代表，而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有230名代表。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9月20日（10月3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了成立常设机关——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职能的决定。这是企图造成俄国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的假象。而根据临时政府批准的条例，预备议会仅仅是它的谘询机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建议，不顾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并在10月7日（20日）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宣布退出。预备议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被赤卫队解散。——223、236、277、289、629。）、苏维埃、政府派遣自己的代表团。这样一来，不管民主会议的结果如何，我们的工作总不会徒劳无益。无论对于民主会议，无论对于立宪会议的选举或者一切政治活动，我们的工作都是有用处的。
生活教导群众认识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策略的正确性。从4月20日到科尔尼洛夫叛乱，“时间虽十分短促，而经历却非常丰富”。
群众的经验，被压迫阶级的经验，使他们自己在这段时期内学会了很多东西，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完全离开了◎第223页◎群众。只要能让群众来讨论极其具体的纲领，这一点一定会在这种纲领中如实反映出来。◎第224页◎
同资本家妥协的危害性
1.如果照旧让资产阶级的代表（即使人数不多）掌握政权，让阿列克谢耶夫、克列姆博夫斯基、巴格拉季昂、加加林这样一些显然是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将军掌握政权，或者让那些在资产阶级面前完全软弱无力但却善于效法波拿巴的克伦斯基之流掌握政权，那就是对饥荒敞开大门，对资本家蓄意加速、加深的必不可免的经济崩溃敞开大门，另一方面，也就是对军事崩溃敞开大门，因为军队痛恨大本营，他们决不会热心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此外，如果照旧让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军官掌握政权，他们一定会像在加里西亚和里加干过的那样，故意给德国人开放战线。只有根据下面的新原则建立新政府，才能防止这一点。在有了4月20日以来的全部经验以后，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照旧同资产阶级妥协，不管是怎样的妥协，那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公然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第224页◎
政权归苏维埃
2.全部国家政权应当根据一定的纲领并且在政府完全对苏维埃负责的条件下整个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各地苏维埃应当立刻改选，这既是为了吸收人民在内容极其丰富的最近几◎第224页◎个星期来的革命中所取得的全部经验，也是为了消除有些地方一直没有纠正的极不公正的现象（如选举时不按比例、不平等，等等）。
在还没有民主选举的机关的地方和在军队中，全部政权应当完全转归地方苏维埃和它们选出的委员，或者转归必须由选举产生的其他机关。
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应当把工人和革命军队，即经实际证明能够镇压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军队，无条件地和普遍地武装起来。◎第225页◎
给各国人民以和平
3.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即同时向各交战国的政府和工农群众）提出马上根据民主条件缔结全面和约，马上签订停战协定（哪怕停战3个月也好）。
民主和约的主要条件是放弃兼并（侵占），这并不是说各个强国收回自己失去的东西，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唯一正确的理解是：无论在欧洲或者殖民地，每一个民族毫无例外地都有自己决定成立单独的国家或者加入任何别的国家的自由和可能。
苏维埃政府既然提出媾和条件，自己就应当立刻履行这些条件，就是应当公布并且废除我们至今受之约束的秘密条约，即沙皇签订的准许俄国资本家掠夺土耳其和奥地利等国的秘密条约。其次，我们有义务立即满足乌克兰人和芬兰人的要求，保证他们以及俄国境内的一切非俄罗斯民族有充分的自由，直到分离的自由；对于整个亚美尼亚也要采取同样的原则，我们必须撤离亚美尼亚和我们所占据的土耳其领土，等等。◎第225页◎
这样的媾和条件是不会受到资本家欢迎的，但一定会得到各国人民热烈的赞同，一定会激起他们的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热情高涨和对拖延掠夺战争的一致愤恨，这样，很可能会立即停战并同意开始和谈。因为，工人反对战争的革命正在各地不可遏止地发展着，而要推进这个革命，决不能空谈和平（一切帝国主义政府早就用空谈在欺骗工人和农民，我们的克伦斯基政府也不例外），只有同资本家决裂并提议媾和才能做到。
如果任何一个交战国连停战都不同意（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么，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战争就成为真正被迫进行的战争，成为真正的正义战争和防御战争。单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对这一点的认识，就会使俄国在军事方面强大好多倍，特别是在同掠夺人民的资本家完全决裂以后；更不用说，到那时候我们方面进行的战争将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成为同一切国家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行的战争了。
在这里必须特别提醒人民，不要相信资本家的话。他们说：要是我们同英国及其他国家的资本家结成的目前这种掠夺性的同盟一旦破裂，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就会使俄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害。一些胆子最小的人和小市民有时就信以为真。其实这完全是谎话，因为“盟国的财政援助”是让银行家发财，它对俄国工人和农民的“援助”不过是绳索对被吊的人的援助（注：双关语，俄文“поддерживать”一词，既有“援助”的意思，也有“吊住”的意思。——编者注）。俄国有足够的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不过要做到正确地分配这些产品，必须摆脱掠夺人民的地主和资本家。至于说到俄国人民可能受到来自目前的盟国方面的军事威胁，有人推测，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会把他们的军队同德国◎第226页◎军队联合起来进攻提出公正和约的俄国，这种推测显然是荒谬的；至于英国、美国和日本，即使它们向俄国宣战（这是它们万难做到的，因为这样的战争极不得人心，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瓜分亚洲，特别是由于掠夺中国而发生了物质利益的冲突），也不会使俄国受到它在同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作战时所受到的损失、所遭到的灾难的百分之一。◎第227页◎
土地归劳动者
4.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宣布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在立宪会议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把这些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地主的耕畜和农具也应当交给这些农民委员会支配，以便无条件地首先交给贫苦农民无偿地使用。
绝大多数农民在历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来自各地的数以百计的委托书中（在《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是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日报），1917年5月9日（22日）-1918年1月在彼得格勒出版，编辑为瑙·雅·贝霍夫斯基。该报代表社会革命党右翼的观点，敌视十月革命。因进行反革命宣传被苏维埃政权查封。——227、349。）所载的根据242份委托书写成的综合委托书中也可以看到）早就要求采取的这些措施，是绝对迫切需要的。农民在“联合”内阁（注：联合内阁即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于1917年5月5日（18日）成立。这届内阁是四月危机的产物。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于1917年4月18日（5月1日）照会盟国政府，声称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同它们签订的一切条约。消息传出后，群众自发地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4月20日和21日（5月3日和4日），游行示威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工人和士兵运动。临时政府为了给人以改弦更张的假象，免去了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和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的职务，并建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组织联合政府。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违背了它3月1日（14日）通过的关于苏维埃不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于5月1日（14日）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关于苏维埃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为了谈判组成联合政府的条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5月2日（15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以多数票批准了执行委员会的决定。5月5日（18日）达成了关于新政府席位分配的协议，有5名社会党人参加联合内阁。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司法部长帕·尼·佩列韦尔泽夫（劳动派）、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财政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维·米·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人）、邮电部长伊·格·策列铁里（孟什维克）、劳动部长马·伊·斯柯别列夫（孟什维克）、粮食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人民社会党人）、国家救济部长德·伊·沙霍夫斯科伊（立宪民主党人）、国家监察长И.В.戈德涅夫（十月党人）和正教院总监В.Н.李沃夫。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联合内阁，拯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甘愿做它的奴仆和卫士。关于联合内阁，可参看列宁的《革命的教训》一文（本卷第94-108页）。——70、75、102、227、235。）时期已经尝够了拖延的苦头，再不能容许丝毫拖延了。
凡是拖延实行这些措施的政府，应当被看作反人民的政府，理应被工人和农民的起义推翻打垮。相反地，只有实行这些措施的政府，才是全民的政府。◎第227页◎
防止饥荒和消除经济破坏
5.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对生产和消费实行工人监督。5月6日以来的经验已经证明，不采取这项措施，一切改良的诺言和尝试都无能为力，而饥荒和空前未有的灾难则一星期比一星期迫近，威胁着全国。
必须立刻把银行、保险事业以及各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石油、煤炭、冶金、制糖等）收归国有，同时必须无条件地取消商业秘密，并且规定由工人和农民严格地监督一小撮资本家，因为他们一向靠国家订货发财，而又拒绝公布报表，逃避合理的利润税和财产税。
这些措施对于平均分担战争重负说来是绝对公平合理的，对于防止饥荒说来是刻不容缓的，这些措施并不剥夺中农、哥萨克和小手工业者一个戈比的私有财产。只有制止资本家的掠夺行为，禁止他们故意停止生产，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实行粮食同工业品的正常交换，并且把富人隐藏起来的数十亿纸币收回国库。
不实行这些措施，就不能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因为地主的土地大部分都抵押给银行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最近通过的决议中（《工人报》（注：《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3月7日（20日）-11月30日（12月13日）在彼得格勒出版，8月30日（9月1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波·奥·波格丹诺夫、库·安·格沃兹杰夫、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伊·格·策列铁里、尼·谢·齐赫泽、涅·切列万宁等。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63、76、228、246。）第152号），不仅承认政府的措施（如提高粮价使地主富农发财）“极端有害”，不仅承认“政府所设的调节经济生活的各中央机关不起任何作用的事实”，甚至还承认这个政府“违犯◎第228页◎法律”。执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一自供，再一次表明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是十分罪恶的政策。◎第229页◎
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
6.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的叛乱得到了以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4、37、79、88、96、135、229、236、276、282、365、389、476、582、627。）为首的整个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支持。这已经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注：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1917年5月16日（29日）第67号发表《没有兼并》一文的事。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于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在彼得格勒创刊，最初称《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从3月2日（15日）第3号起成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起初有：波·瓦·阿维洛夫、弗·亚·巴扎罗夫、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约·彼·戈尔登贝格和格·弗·策彼罗维奇。由于编辑部内部意见分歧，阿维洛夫、邦契-布鲁耶维奇和策彼罗维奇于4月12日（25日）退出了编辑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费·伊·唐恩、弗·萨·沃伊京斯基、А.А.郭茨、伊·瓦·切尔内绍夫随后进入编辑部。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后，该报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7年8月1日（14日）第132号起，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的名称出版。决定该报政治方向的是当时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联盟的代表人物。
十月革命后，该报由布尔什维克领导。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即从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起，该报更换了编辑部成员，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正式机关报。1918年3月该报迁至莫斯科出版。从1923年7月14日起，成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38年1月26日起，改称《苏联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80、229、235、302、805。）公布的事实完全证实了。
可是，在彻底镇压这种反革命方面，甚至在清查反革命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如果不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也决不可能在这些方面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不管是什么委员会，不掌握国家政权，就不能彻底查清和逮捕罪犯，等等。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逮捕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头子（古契柯夫、米留可夫、里亚布申斯基、马克拉柯夫等），取缔反革命组织（国家杜马和军官联合会等），把这些组织的成员交给地方苏维埃监视，解散反革命军队，使“科尔尼洛夫式的”叛乱不致在俄国必然重演。
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彻底地公开地调查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案件和其他一切案件，哪怕是资产阶级起诉的案件；只有这样的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才会号召工人完全服从它和协助它。
资本家利用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数百万金钱，霸占最大的印刷厂和大部分报纸，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有效地消除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必须封闭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报纸（《言语报》（注：《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229、259、282、373、814。）、《俄罗◎第228页◎斯言论报》（注：《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230。）等），没收它们的印刷厂，宣布由国家垄断报纸的私人广告业务，即由苏维埃发行的、向农民讲真话的政府报纸登载私人广告。只有这样才能够而且一定能够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走这个用来任意造谣诬蔑、欺骗人民、把农民引入迷途、筹划反革命活动的有力工具。◎第230页◎
革命的和平发展
7.目前在俄国民主派面前，在苏维埃面前，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面前，出现了革命史上极为罕见的机会，也就是保证立宪会议如期召开而不再拖延、保证国家不致遭到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崩溃、保证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
如果苏维埃现在把国家政权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执行上述纲领，那么，苏维埃就不仅会得到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即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而且会激起军队和大多数人民的极大的革命热情，没有这种热情就不能战胜饥荒和战争。
现在如果苏维埃本身不动摇，就根本谈不到对苏维埃的任何抗拒。没有一个阶级敢于掀起反对苏维埃的暴动，地主和资本家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已经受到教训，面对苏维埃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他们会和平地交出政权。只要工人和农民起来监视剥削者，对抗拒者采取没收全部财产和短期拘留的惩治办法，就足以制止资本家抗拒苏维埃纲领的行动。
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看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第230页◎政党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么从4月20日运动到科尔尼洛夫叛乱这段时间革命发展的全部进程表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最尖锐的国内战争。不可避免的崩溃将使这一战争日益迫近。人们的理智能够考虑到的事实和理由都说明，这次战争的结局一定是工人阶级在贫苦农民的支持下取得彻底的胜利，使上述纲领得以实现；然而这可能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流血战争，会使好多万地主、资本家和同情他们的军官丧命。无产阶级将不惜任何牺牲以挽救革命，而不实行上述纲领就不能挽救革命。但是如果苏维埃抓住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那么无产阶级一定会全力支持苏维埃。
载于1917年9月26日和27日（10月9日和10日）《工人之路报》第20号和第21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48—157页◎第231页◎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之一）
（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篇著作在印成小册子以前，它的最后两章《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曾发表于1917年10月1日（14日）《工人之路报》第25号。——232。）（1917年9月10—14日〔23—27日〕）
饥荒逼近
不可避免的灾难威胁着俄国。铁路运输已经十分混乱，而且愈来愈混乱，不久就会全部停顿。工厂需要的原料和煤的运送将要停止。粮食的运送也要中断。资本家一直故意在暗中破坏（危害、停止、破坏和阻挠）生产，指望空前的灾难能使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破产，使苏维埃和所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团体瓦解，这样就便于恢复君主制和恢复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无限权力。
规模空前的灾难和饥荒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报纸都无数次地谈到这一点。各政党、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通过的无数决议也都承认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同它作殊死的斗争，人民必须“英勇努力”以防止毁灭，等等。
大家都在谈论这一点，都公认这是事实，都决定这样去做。
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做。
革命已经半年了，灾难更加逼近，大批人员失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国内有足够的粮食和原料，但是却不见商品，国家因食品不足、劳动力缺乏而面临灭亡的危险，就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样◎第232页◎的危急关头，却又有大批人员失业！革命（有人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可是，暂时称之为腐朽的革命也许更公道些）半年来，既有民主共和制，又有许许多多傲然自命为“革命民主的”团体、组织和机关，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来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我们正愈来愈快地接近崩溃，因为战争是不等人的，它在人民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混乱正在不断加剧。
其实，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和思索一下，就会相信，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办法是有的，并且十分简单明了，完全切实可行，用人民的力量完全能够办到，没有采取这些办法，只是因为，纯粹是因为实行这些办法将触动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闻所未闻的利润。
情况确实如此。可以保证，任何一次演说，任何派别的报纸的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会议或机关的任何一个决议，都十分明确地承认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基本的主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计算和调节，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正确调配劳动力，爱惜人民的力量，杜绝力量的任何浪费，节约力量。监督，监察，计算，——这就是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首要办法。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大家公认的。然而这也正是人们所不敢做的，他们唯恐侵犯地主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唯恐侵犯地主和资本家靠抬高物价和军事订货（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战争“服务”）而得来的空前的惊人的巨额利润，这种利润谁都知道，谁都看到，谁都为之惊叹不已。
可是国家方面丝毫没有实行稍微认真的监督、计算和监察。◎第233页◎
政府不起任何作用
国家的任何监督、监察、计算以及要调整好这项工作的任何尝试，在各地不断遭到暗中破坏。只有幼稚到了极点的人才不懂得，只有虚伪透顶的人才假装不知道，这种暗中破坏是从哪里来的，是用什么手段进行的。因为银行家和资本家的这种暗中破坏，这种对任何监督、监察、计算的破坏，都是同民主共和的国家形式相适应的，同“革命民主”机关的存在相适应的。资本家老爷们很好地领悟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一切赞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在口头上都承认的，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在他们的朋友占据了部长、副部长等职位之后，就立刻把它忘掉了。这个真理就是：用民主共和的管理形式代替君主制的管理形式，丝毫也不会触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经济本质，相反地，只要把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利润的斗争方式改变一下，在民主共和制下照样可以顺利地保持这种利润，如同在专制君主制下一样。
当前有一种最新的、适应民主共和制的暗中破坏监督、计算、监察的手段，就是资本家在口头上“热烈”拥护监督“原则”，承认它的必要性（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坚持要“逐渐地”有计划地“由国家正规地”实施这种监督。其实，这种好听的词句不过是用来掩盖他们对监督的破坏，把监督化为乌有，使之有名无实，成为儿戏，把任何切实认真的步骤都搁置起来，建立各种非常复杂庞大、毫无生气的官僚监督机关，而这些机关完全依赖资本家，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也不可能做。
为了不致空口无凭，我们可以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第234页◎找出一些证人。正是他们在革命头半年内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参加了“联合政府”（注：联合内阁即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于1917年5月5日（18日）成立。这届内阁是四月危机的产物。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于1917年4月18日（5月1日）照会盟国政府，声称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同它们签订的一切条约。消息传出后，群众自发地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4月20日和21日（5月3日和4日），游行示威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工人和士兵运动。临时政府为了给人以改弦更张的假象，免去了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和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的职务，并建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组织联合政府。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违背了它3月1日（14日）通过的关于苏维埃不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于5月1日（14日）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关于苏维埃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为了谈判组成联合政府的条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5月2日（15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以多数票批准了执行委员会的决定。5月5日（18日）达成了关于新政府席位分配的协议，有5名社会党人参加联合内阁。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司法部长帕·尼·佩列韦尔泽夫（劳动派）、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财政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维·米·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人）、邮电部长伊·格·策列铁里（孟什维克）、劳动部长马·伊·斯柯别列夫（孟什维克）、粮食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人民社会党人）、国家救济部长德·伊·沙霍夫斯科伊（立宪民主党人）、国家监察长И.В.戈德涅夫（十月党人）和正教院总监В.Н.李沃夫。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联合内阁，拯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甘愿做它的奴仆和卫士。关于联合内阁，可参看列宁的《革命的教训》一文（本卷第94-108页）。——70、75、102、227、235。），因此，他们在俄国工农面前，要对纵容资本家、对资本家破坏任何监督负政治责任。
在“革命”民主派的所谓“全权”（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机关中的最高机关（即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注：　　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1917年5月16日（29日）第67号发表《没有兼并》一文的事。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于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在彼得格勒创刊，最初称《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从3月2日（15日）第3号起成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起初有：波·瓦·阿维洛夫、弗·亚·巴扎罗夫、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约·彼·戈尔登贝格和格·弗·策彼罗维奇。由于编辑部内部意见分歧，阿维洛夫、邦契-布鲁耶维奇和策彼罗维奇于4月12日（25日）退出了编辑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费·伊·唐恩、弗·萨·沃伊京斯基、А.А.郭茨、伊·瓦·切尔内绍夫随后进入编辑部。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后，该报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7年8月1日（14日）第132号起，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的名称出版。决定该报政治方向的是当时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联盟的代表人物。
十月革命后，该报由布尔什维克领导。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即从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起，该报更换了编辑部成员，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正式机关报。1918年3月该报迁至莫斯科出版。从1923年7月14日起，成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38年1月26日起，改称《苏联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80、229、235、302、805。）1917年9月7日第164号上，登载了一个处理监督问题的专门机关的决议，这个专门机关也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的，并且是由他们把持的。这个专门机关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经济部”。它的决议正式承认，“政府所设调节经济生活的各中央机关不起任何作用”是事实。
难道还有什么证据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亲手签字的这个文件更能证明他们政策的破产吗？
早在沙皇制度下人们就认为有调节经济生活的必要，并且为此也建立了一些机关。可是在沙皇制度下，经济破坏不断加剧，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革命共和政府的任务，本来是要立刻采取重大的坚决的措施来消除这种经济破坏现象。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刚一成立，就在5月6日的告全国人民的郑重宣言中，答应并保证实行国家监督和调节。那时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以及所有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都赌咒发誓说，他们不仅对政府的行动负责，而且他们所掌握的“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正在实际监视和检查政府的工作。
从5月6日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在这漫长的4个月中，俄国因实行帝国主义的荒谬“进攻”而葬送了几十万士兵，在这期间经济破坏和灾难飞速逼来，夏季无论在水运方面，还是在农业和矿山勘探等等方面本来完全有可能做出许多事情，但是4个月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不得不正式承认政府所设的监督机关◎第235页◎“不起任何作用”！！
而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正好是在9月12日民主会议（注：指全俄民主会议。
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1582人。这次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竭力压缩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名额，而扩大各小资产阶级组织和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名额，从而使自己在会上占了多数。例如城市自治机关在会上有300名代表，地方自治机关有200名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合作社有120名代表，而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有230名代表。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9月20日（10月3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了成立常设机关——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职能的决定。这是企图造成俄国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的假象。而根据临时政府批准的条例，预备议会仅仅是它的谘询机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建议，不顾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并在10月7日（20日）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宣布退出。预备议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被赤卫队解散。——223、236、277、289、629。）召开的前夕），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俨然以政界大人物的姿态侈谈什么只要同工商界的基特·基特奇（注：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这里用作工商界大亨的代称。——236、299。）之流，即同里亚布申斯基、布勃利科夫、捷列先科之流搞联合，以代替同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4、37、79、88、96、135、229、236、276、282、365、389、476、582、627。）的联合，事情还能补救！
试问，怎样来解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种惊人的盲目呢？是否应该把他们看作政界的黄口小儿？他们是由于极端鲁莽幼稚，才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是真心诚意而犯了错误，还是由于占据了部长、副部长、总督、委员等等许多职位，就必然产生一种特殊的“政治”盲目症？◎第236页◎
监督办法是众所周知和轻而易举的
这里可能发生一个问题：也许监督的办法和措施是一种极端复杂困难、没有经过试验、甚至人们都不知道的事情吧？也许监督之所以迟迟没有实行，是因为立宪民主党、工商业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的国家要人虽然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用了半年的时间来探求、研究、发现监督的措施和办法，但这个任务过于困难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吧？
唉！的确有人竭力想“蒙蔽”那些不识字的闭塞无知的农民以及那些不动脑筋而轻信别人的庸人，就把事情说成这样。其实，甚至沙皇政府，甚至“旧统治当局”在建立军事工业委员会（注：军事工业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组织是根据1915年5月第九次全俄工商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其目的是把供应军火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动员工业企业为战争需要服务，在政治上则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并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除讨论经济问题外，还提出了建立得到国家杜马信任的政府等政治问题。大会选出十月党人亚·伊·古契柯夫（任主席）和进步党人亚·伊·柯诺瓦洛夫为首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开始在委员会内建立工人团。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对工人团的选举进行了抵制。在244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有76个委员会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工人团的委员会则只有58个。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内组织了以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为首的工人团。1917年二月革命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曾试图利用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专家来整顿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遭到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反抗。1918年7月24日，军事工业委员会被撤销。——8、236。）时就已经知道监督的基本措施、主要办法和途径：把居民按各种职业、工作目的、劳动部门等等联合起来。可是沙皇政府害怕居民联合起◎第236页◎来，所以极力限制和故意排斥这种众所周知、轻而易举、完全可行的监督办法和途径。
各交战国在遭到极端严重的战争灾难和不同程度的经济破坏和饥荒时，早已拟出、决定、采用并试行过一系列的监督办法。这些办法归结起来，总不外是把居民联合起来，建立或鼓励各种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由国家派代表参加，受国家的监察等等。所有这些监督办法都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讲过许多，写过许多。各个参战的先进国家所颁布的有关监督的法律已经译成俄文，或者在俄国报刊上已作详细介绍。
假如我们的国家真正想切实认真地实行监督，假如它的机关不是甘当资本家奴才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国家只要从大量可供选用的监督办法中把已经知道、已经采用过的办法随手拿来就行了。这里的唯一障碍，也是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向人民所隐瞒的障碍，始终在于：实行监督就会暴露资本家的骇人听闻的利润，就会损害这些利润。
为了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任何一个愿意把俄国从战争和饥荒中拯救出来的真正革命政府的纲领问题）解释得更加明白，我们把这些最主要的监督办法列举出来，逐一加以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政府不是为了开玩笑才叫作革命民主政府，那它只要在成立的头一星期中，颁布法令（作出决定、发布命令）来实施最主要的监督办法，规定认真的而不是儿戏的惩罚办法，来处分那些用欺骗手段逃避监督的资本家，并号召居民自己来监视资本家，监视他们是否诚实执行有关监督的各项命令，只要这样，监督早就在俄国实现了。
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监督办法：◎第237页◎
(1)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
(2)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
(3)取消商业秘密；
(4)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
(5)强迫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或者说鼓励加入并且对此实行监督。
现在我们把这些办法逐一地加以考察，看看它们在用革命民主手段来实行的条件下究竟具有什么意义。◎第238页◎
银行国有化
大家都知道，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谈“调节经济生活”而避开银行国有化问题，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用华丽的词句和事先就拿定主意不准备履行的漂亮诺言来欺骗“老百姓”。
要监督和调节粮食的运送以至食品的生产和分配，而不监督和调节银行的业务，那是荒谬可笑的。这就像只抓偶然碰到的“几个戈比”，而闭眼不看成百万的卢布。现代银行同商业（粮食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长合在一起，以致不“插手”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然而，国家“插手”银行也许是一种非常困难复杂的事情吧？有人常常就是竭力拿这一点来吓唬庸人，而这样做的当然是资本家◎第238页◎及其辩护人，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
其实，银行国有化决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绝对没有任何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困难，障碍完全来自一小撮富人谋求卑鄙的私利。人们常常把银行国有化同没收私有财产混为一谈，这应当归咎于散布这种混乱概念的资产阶级报刊，因为它们一心想欺骗公众。
银行所支配和银行所汇集的那些资本的所有权，是有印制和书写的凭据为证的，这些凭据就叫作股票、债券、期票、收据等等。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即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时，这些凭据一个也不会作废，一个也不会改变。谁的存折上有15个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旧是15卢布的所有者，谁有1　500万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然握有1500万卢布的股票、债券、期票、货单等等。
那么，银行国有化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在于对各单个银行及其业务不可能实行任何真正的监督（即使取消了商业秘密等等），因为无法查出它们在编制资产负债表、虚设企业、成立分行、冒名顶替等等时所采取的种种极复杂、极纷繁、极狡猾的手段。只有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这种合并本身丝毫也不改变财产关系，再说一遍，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才有可能实行真正的监督，当然，同时还要采取上述其他各种措施。只有实行银行国有化，才能使国家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流动的来去方向、流动的方式和时间。只有监督银行，监督这个资本主义周转过程的中枢、轴心和基本机构，才能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好对全部经济生活的监督，做好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才能做到“调节经济生活”，否则这必将仍然是欺骗老百姓的一句部长式的空话。只有把各个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第239页◎银行，对它的业务进行监督，再采取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措施，才能真正征收到所得税，才不致发生隐瞒财产和收入的事情，而现在的所得税在极大程度上都落空了。
银行国有化只需颁布一项法令，银行经理和职员自己就会付诸实施。不需要国家设立任何特别机构和采取任何特别的准备步骤，这项措施只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一举”实现。因为资本主义既然发展到了通用期票、股票、债券等等的程度，那它也就恰好在经济上造成了实行这种措施的可能性。这里剩下的事情只是合并帐务。如果革命民主国家作出决定：立刻用电报通知在每个城市中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会议，在各州和全国范围内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代表大会，以便立刻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那么这一改革在几星期内就可以完成。当然，那些经理和高级职员会进行抗拒，竭力欺骗国家，故意拖延等等，因为这班老爷将会失去他们收入特别多的职位，再不能施展他们获利特别大的欺诈手段，全部实质就在于此。可是，合并银行并不会有丝毫技术上的困难，如果国家政权不只在口头上是革命的（即不怕破除一切因循守旧的积习），不只在口头上是民主的（即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一小撮富人的利益），那么，只要颁布一项法令，用没收财产和监禁的办法来惩治那些对事情稍有拖延和企图隐瞒文据报表的银行经理、董事和大股东；只要——比如说——把那些穷职员单独组织起来，并给他们中揭发富人的欺骗和拖延行为的人发奖金，银行国有化就可以极顺利极迅速地实行。
银行国有化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众，而不是对于工人（因为工人很少同银行有来往），好处是非常大的。劳动将大大节省，假定国家仍保持银行原有职员的数量，那就是说，在使银行得到普遍利用方面，即在增加分行数目，银行业务◎第240页◎便利公众等等方面会有极大的进步。正是对小业主，对农民来说，信贷将变得非常方便和容易。国家也就第一次有可能首先是考察一切主要的金融业务，不准加以隐瞒，接着监督这种业务，然后调节经济生活，最后是获得几百万以至几十亿的巨款，用于国家经办的大规模的业务，而不必再向资本家老爷们支付巨额“佣金”，作为他们的“酬劳”。正因为这样，而且只因为这样，一切资本家、一切资产阶级教授、整个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为它效劳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都怒火万丈地叫嚣反对银行国有化，臆造出几千个借口来反对这个极简单而又极必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即使从国家“防御”的观点，即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有极大的好处，它可以大大地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
这里也许会有人反驳说：像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却没有想要实行银行国有化呢？
我们回答说：因为，这两个国家虽然一个是君主国，一个是共和国，可是二者都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既然是这样的国家，在实行它们所必需的改革时就要采用反动官僚的手段，而我们在这里说的则是革命民主的手段。
这个“小小的差别”有极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个差别，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照例不”想的。“革命民主”一语在我国（特别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里）几乎成了一句口头禅，就像“感谢上帝”这句话一样，即使不是愚昧到相信上帝的人也常常会说的，或者像“可敬的公民”这个称呼，有时甚至也用来称呼那些《日报》（注：《日报》(《Денр》)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12年在彼得堡创刊。孟什维克取消派参加了该报的工作。该报站在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立场上批评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从1917年5月30日起，成为孟什维克的机关报，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241、325。）或《统一报》（注：《统一报》（《Единство》）是俄国孟什维克护国派极右翼集团统一派的报纸，在彼得格勒出版。1914年5-6月出了4号。1917年3-11月为日刊。1917年12月-1918年1月用《我们的统一报》的名称出版。编辑部成员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柳·伊·阿克雪里罗得、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尼·瓦·瓦西里耶夫、列·格·捷依奇和尼·伊·约尔丹斯基。该报持极端沙文主义立场，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用下流报刊的手法攻击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16、31、241、292。）的撰稿人，虽然几乎人人都看得出来，这些报纸是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创办和出钱维持的，因而所谓的社会党人参加这些报纸本身是很少有“可敬”之处的。◎第241页◎
如果不是把“革命民主”当作公式化的装饰门面的词句，当作口头禅来用，而考虑到它的意义，那么要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就要真正重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少数人的利益，要做一个革命者，就要最坚决最无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过时的东西。
无论在美国或德国，无论是政府或统治阶级，就我们所知，根本不追求“革命民主”这个称号，而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追求这个称号（其实是玷污这个称号）。
在德国一共只有四个全国性的私人大银行，在美国只有两个。对于这些银行的金融大王来说，用私下的、秘密的、反动的手段而不是革命手段，用官僚手段而不是民主手段来实行联合，比较容易，比较方便，比较有利；他们收买国家的官吏（这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成了通例），保持银行的私有性质，这正是为了保守业务秘密，正是为了从国家那里赚取亿万“超额利润”，正是为了确保金融诈骗勾当。
无论美国或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都是给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农民）建立了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了天堂。这些国家的调节就是把工人“勒紧”到挨饿的地步，就是保证（在私下用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
这种办法在共和制的帝国主义的俄国也完全可能实行，而且正在实行，不仅米留可夫之流和盛加略夫之流在实行，克伦斯基同捷列先科、涅克拉索夫、别尔纳茨基、普罗柯波维奇等等也在实行，他们也是用反动官僚手段来掩护银行的“不可侵犯”，掩护它们获取暴利的神圣权利。最好还是说真话吧：有人想在共和制的俄国用反动官僚手段来调节经济生活，可是，由于“苏维埃”的存在，“常常”难以实行，第一个科尔尼洛夫曾想驱散“苏维埃”，没有成功，第二个科尔尼洛夫又会竭力设法来驱散它的……◎第242页◎
这就是真话。这句朴实的真话虽然很辛辣，但对人民的启发却比说什么“我们的”、“伟大的”、“革命的”民主等等动听的谎话要有益得多。
银行国有化将会大大有助于保险事业的一并国有化，也就是把一切保险公司合并成一个，把它们的活动集中起来，受国家的监督。只要革命民主国家颁布一项有关法令，责令各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大股东各自认真负责地毫不迟延地实行这种合并，那么，通过保险公司职员代表大会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实现这种合并。保险事业方面的几亿资金是资本家投入的，全部工作是由职员进行的。把这一事业统一起来，就可以减低保险金，使所有投保者能够获得许多便利，并大大减轻他们的负担，在原有人力和资金的条件下可以增加投保者的数目。除占据肥缺的一小撮人的因循守旧和自私自利以外，决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阻碍这种改革，而这种改革又能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节省国民劳动，为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调节经济生活”又开辟一些极为重要的途径。◎第243页◎
辛迪加国有化
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前的旧的国民经济体系不同，它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顺便说一句，要是没有这一点，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技术上都是不能实现的。由银行统治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了最高峰。银行和各大工商业部门不可分割地长合在一起。一方面就是说，不采取步骤对工商◎第243页◎业辛迪加（糖业、煤业、铁业、石油业等等辛迪加）实行国家垄断，不把这些辛迪加收归国有，而只把银行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就是说，要认真调节经济生活，就要把银行和辛迪加同时收归国有。
就举糖业辛迪加这个例子来说吧。这个辛迪加在沙皇制度下就已经建立起来，那时已把许多设备好的工厂合并为一个极大的资本主义联合组织，自然，这个联合组织充满了最反动的、官僚的气息，它保证资本家获得骇人听闻的高额利润，使职员和工人处于绝对无权的、卑贱的、受压制的、奴隶的地位。国家在那时就已经对生产实行监督和调节——有利于资本巨头和富人的监督和调节。
这里要做的事情，只是发布一些简单的法令，规定召开职员、工程师、经理、股东的代表大会，采用统一的报表，由工会实行监督等等，从而把反动官僚方式的调节变为革命民主方式的调节。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件事情至今还没有做！！事实上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在制糖业方面仍旧用反动官僚方式进行调节，一切都是老样子，浪费国民劳动，因循守旧，停滞不前，让鲍勃凌斯基之流和捷列先科之流大发其财。应当号召发挥独立主动精神，向民主派而不是向官僚号召，向工人和职员而不是向“糖业大王”号召，要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联合”这些糖业大王的计划来模糊人民的意识，这本来是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几天之内一举做到的。然而正因为同富人实行联合，政府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不起任何作用”也就完全不可避免了。（注：写到这里时，我在报纸上看到克伦斯基政府正在实行糖业垄断，实行的方式自然是反动官僚的方式，不召开职员和工人的代表大会，不明文公布，也不制裁资本家！！）◎第244页◎
再拿石油业来说吧。资本主义先前的发展已经使石油业在极大程度上“社会化”了。两三个石油大王——就是他们操纵着几百万以至几亿资金，靠剪息票为生，从那个在事实上、技术上、社会意义上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并且已经由数百数千个职员、工程师等经营着的“事业”中获取惊人的利润。石油工业国有化是可以立即实行的，而且是革命民主国家必须做的事情，在国家经受极大的危机，必须千方百计节省国民劳动和增加燃料生产的时候，尤其如此。当然，官僚式的监督在这里不会有丝毫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情况，因为“石油大王”无论对付捷列先科之流、克伦斯基之流、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或斯柯别列夫之流，都像对付沙皇的大臣一样容易，对付的办法就是拖延、推托、许诺，以至直接和间接地收买资产阶级报刊（这就是所谓“舆论”，而这种“舆论”是为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所“重视的”），收买官吏（那些在原封未动的旧国家机构中被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留任原职的官吏）。
要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就必须从官僚制度转到民主制度，而且要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来实行这种转变，就是说，要向石油大王和股东宣战，用法令规定，如果他们拖延石油业国有化，隐瞒收入或报表，暗中破坏生产，不采取增产措施，就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处以监禁。应当唤起工人和职员的主动性，立刻召集他们开会和举行代表大会，只要建立起全面的监督并增加了生产，就分出一部分利润给他们。如果能在1917年4月立刻就采取这种革命民主的步骤，那么作为世界上液体燃料储量最丰富国家之一的俄国，就能够在夏季利用水运在供给人民必需数量的燃料方面做出许许多多的事情。
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或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立◎第245页◎宪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都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玩弄了一套官僚主义的改良把戏，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不敢采取。仍然是那些石油大王，仍然是那种停滞，仍然是工人和职员对剥削者的憎恨，仍然是这一基础上的瓦解，仍然是对国民劳动的侵占，一切都和沙皇制度下一样，改变的只是“共和国”各办公厅发文和收文上的名称！
至于煤炭工业，它在技术上和文化上同样“具备”了实现国有化的“条件”；掠夺人民的煤业大王在管理上也同样卑鄙无耻，工业家公然怠工、公然破坏和停止生产的桩桩事实有目共睹。甚至孟什维克部长的报纸《工人报》（注：《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3月7日（20日）-11月30日（12月13日）在彼得格勒出版，8月30日（9月1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波·奥·波格丹诺夫、库·安·格沃兹杰夫、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伊·格·策列铁里、尼·谢·齐赫泽、涅·切列万宁等。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63、76、228、246。）也承认了这些事实。那又怎么样呢？除了举行几次工人代表和煤业辛迪加强盗的代表各占“半数”的旧的反动官僚式的会议，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没有采取，丝毫也没有想到要建立唯一切实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那些危害国家、停止生产的煤炭工业家！怎么可以这样呢？要知道，我们“大家”都主张“联合”，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就是同工商界“联合”，而联合就意味着把政权留在资本家手里，让他们横行无忌，让他们阻碍事业，把一切都归罪于工人，使经济破坏加剧，从而准备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第246页◎
取消商业秘密
如果不取消商业秘密，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督，要么仍旧是空洞的诺言——立宪民主党人用它来愚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又用它来愚弄劳动阶级；要么可能完◎第246页◎全用反动官僚的办法和措施来实现。尽管这一点对任何不抱成见的人来说十分明显，尽管《真理报》（注：《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月15日（28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正式下令封闭《真理报》。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23、90、176、247、421、429、578、622、817。）一直坚持取消商业秘密（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1—172、285、286—288、364—366、367—369、370—372页。——编者注）（为资本效劳的克伦斯基政府封闭《真理报》，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件事），但无论是我们的共和政府或是“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对真正监督的这一首要条件连想也没有想过。
这正是实行任何监督的关键。这一点正是那些掠夺人民并暗中破坏生产的资本家的最敏感之处。正因为这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就害怕触及这一点。
资本家通常提出的、小资产阶级不加思索一再重复的理由，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绝对不容许取消商业秘密，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各企业对市场的依赖，使商业帐目和商业周转（当然银行周转也在内）必须保持“神圣不可侵犯”。
凡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种理由或类似理由的人，都是自己甘愿受骗，又在欺骗人民，他们闭眼不看现代经济生活中两个众所周知的极其重大的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大资本主义，这是银行、辛迪加、大工厂等等的经济特点。第二个事实就是战争。
现代大资本主义到处都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正是它消除了商业秘密的任何合理性，使商业秘密成为虚伪的东西，成为只是掩盖大资本的金融诈骗行为和惊人利润的手段。大资本主义经济，就其技术本性来说，是社会化的经济，就是说，它为千百万人工作，它通过自己的各种业务把成百、成千、成万个家庭直接或间接地连在一起。这并不是小手工业者或一般农民的经济，他们根本不记商业帐，所以取消商业秘密同他们没有关系！◎第247页◎
在大经济中，它的业务反正有几百人以至更多的人知道。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在这里并不是为生产或交换的需要服务的，而是为投机买卖和用极不正当的手段牟取暴利，以及真正的诈骗行为服务的。大家知道，在股份企业中这种诈骗行为特别流行，而且用伪造得足以欺骗公众的报表和资产负债表非常巧妙地掩盖起来。
如果说在那些生产本身还没有社会化、还是分散零星的小商品经济中，即在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中，保持商业秘密是必不可免的，那么在大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护这种秘密，便是保护真正一小撮人的特权和利润而损害全体人民。既然规定股份公司必须公布报表，那就是说，法律也已经肯定了这一点，不过这种监督（这在一切先进国家以及俄国都可以实行）正是反动官僚式的监督，这种监督不是擦亮人民的眼睛，而是不让人民知道股份公司业务的全部真相。
按革命民主方式行事，就应该立刻颁布另一种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要求大企业和富人有最完备的报表，让任何一个公民团体（在民主的意义上说已达到相当人数的团体，譬如1000或10000选民）有权审查任何一个大企业的一切文据。这样的办法只要有一项法令就完全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联合会，通过各政党来调动人民对监督的主动性；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监督成为认真的和民主的监督。
此外还要考虑到战争。现在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不是为“自由市场”服务，而是为国家、为战争服务。所以我已经在《真理报》上说过，用不可能实施社会主义这一理由来反驳我们的人是撒谎，是彻头彻尾的撒谎，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要现在立刻直接实施社会主义，而是要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86—288页。——编者注）。◎第248页◎
为“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直接或间接地同军事订货有关的经济）在法律保护下一直在盗窃国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和反对取消商业秘密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非是盗窃国库的帮手和庇护者。
为了战争俄国现在每天耗费5000万卢布。每天5000万，这个数目大部分是付给军火商的。在这5000万中每天至少有500万，也许有1000万以至更大的数目成了资本家和同他们有某种勾结的官吏们的“正当收入”。特别是那些为军事订货提供贷款的大公司和大银行，在这里赚取了闻所未闻的利润，它们大发横财就是靠盗窃国库，因为这种乘战争灾难的“机会”，乘几十万、几百万人死亡的“机会”来欺诈和掠夺人民的行为，决不能叫作别的。
关于这种从军事订货中获得的可耻的利润，关于银行隐匿的各种“保证书”，关于靠物价飞涨发财的是些什么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社会上”也用嘲笑态度谈论着这些事，甚至那些通常避而不谈“不愉快的”事实、绕开“棘手”问题的资产阶级报刊，对这点也明确无误地多次提到。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说，都忍气吞声，都听任政府冠冕堂皇地谈论“监督”和“调节”！！
革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们真是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那他们就应该立刻颁布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责成军火商和商人公布报表，未经当局允许不得擅自丢弃他们所经营的业务，用没收财产和枪毙（注：我有一次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指出过，只有在剥削者为了维护剥削而用死刑来对付劳动群众的时候，才能认为反对死刑的理由是正当的。（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90—93页。——编者注）不用死刑来对付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这是任何革命政府都未必能做到的。）来惩治那些隐瞒实情和欺骗人民的人，组织来自下面的、民主的检查和监督，即由人民自己，由职员联合会、工人联合会以及◎第249页◎消费者团体等等实行检查和监督。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完全称得上是被吓倒的民主派，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重复所有被吓倒的市侩的话，说什么采用“过严的”办法，资本家就会“逃走一空”，说没有资本家“我们”就不行，说也许英法百万富翁也会因此“见怪”，而他们本来是“支持”我们的，如此等等。使人觉得，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从未试行过的东西，是“乌托邦”。其实早在125年以前，在法国就有过真正的“革命民主派”，他们真正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他们真正依靠同样有这种真诚信念的人民群众，——这些人能够建立起对富人的革命监督，并且获得了举世钦佩的结果。而在这125年中，资本主义发展了，建立起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等，这就使工人和农民对剥削者，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真正民主监督的措施要容易和简单百倍。
就实质来说，监督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谁监督谁，就是说哪一个阶级是监督阶级，哪一个阶级是被监督阶级。直到现在，在我们共和制的俄国，在所谓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参与下，仍旧承认地主和资本家是监督者，仍旧让他们当监督者。结果，资本家激起人民公愤的掠夺行为就必然出现，资本家故意维持的经济破坏现象也就必不可免。应当不怕打破旧的，不怕大胆建设新的，坚决彻底地实行由工人和农民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监督。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最害怕的事情。◎第250页◎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之二）
（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篇著作在印成小册子以前，它的最后两章《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曾发表于1917年10月1日（14日）《工人之路报》第25号。——232。）（1917年9月10—14日〔23—27日〕）
强迫参加联合组织
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联合组织，例如强迫工业家参加联合组织，在德国已经这样做了。这里丝毫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过错，共和制的俄国在这方面也是完全陷于停滞状态，这两个不那么可敬的政党还在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和布勃利科夫之流，或者和捷列先科及克伦斯基跳起卡德里尔舞（注：卡德里尔舞是一种有四人参加、分为两对的民间舞蹈，在欧洲颇为流行。——251。）供俄国“消遣”。
强迫辛迪加化，一方面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推动，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地使阶级斗争成为有组织的斗争，使联合组织的数量增加，名目繁多，作用增大。另一方面，强迫“联合化”又是任何一种稍微认真的监督办法和任何一种节省国民劳动的办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例如，德国的法律责成当地或全国的制革工厂主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由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个联合组织的董事会，进行监督。这种法律丝毫没有直接（指法律本身）触动财产关系，没有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没有预先决定，这种监督是用反动官僚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还是用革命民主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
这种法律可以而且应当在我国立即颁布，哪怕一个星期的宝贵时间也不要失掉，让社会环境本身去规定实施法律的更具体的方式、速度以及监督法律实施的办法等等。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国家并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专门的考察以及事先的调查，◎第251页◎只要有决心同那些“不习惯”这种干预、不愿意丧失超额利润（按老规矩经营又不受监督而得来的）的资本家的某些私人利益断绝关系就行。
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并不需要任何机构，任何“统计”（切尔诺夫曾想用“统计”来代替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因为这种法律应当由工厂主或工业家本身，由现有的社会力量来实施，并由现有的社会（即不是政府的，不是官僚的）力量加以监督，不过这种社会力量一定要来自所谓“下层等级”，即来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因为这些阶级的英勇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纪律，在历史上总是比剥削者高出无数倍。
假定我国有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它规定每个生产部门中凡是雇用工人两个以上的工厂主和工业家都必须立刻参加县和省的联合组织。首先要责成工厂主、经理、董事、大股东始终如一地执行法律（因为这些人都是现代工业真正的领袖、真正的主人）。如果他们规避立刻执行法律的工作，就把他们当作逃避兵役者加以惩办，并实行连环保，各人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担保，大家对一人负责，一人对大家负责。其次，所有职员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他们也必须成立一个团体，所有工人和工会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联合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最完备、最严格和最详细的报表制度，而主要是把购买原料、销售产品、节省国民财力和人力方面的业务联合起来。分散的企业联合为一个辛迪加，就能大大节省，这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也是一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的例子说明了的。应当再重复一遍，联合成一个辛迪加，这本身丝毫不改变财产关系，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这一点必须再三强调，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一直在“吓唬”中小业主，说社会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想“剥夺”他们；这种说法显然是骗人的，因为社会党人就是在完◎第252页◎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我们说的始终只是最紧迫最必要的办法，这些办法在西欧已经实现了，凡是稍微彻底一点的民主派都应当立刻在我国采取这些办法，以便同日益逼近的不可避免的灾难进行斗争。
如果要小的和极小的业主都参加各种联合组织，那无论在技术上或者文化上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的企业非常分散，技术简陋，业主本人又不识字或无知识。然而正是这些企业可以不包括在这项法律之内（我们在上面假设的例子中已经指出了），即使不把它们联合起来，更不用说联合得晚一些，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障碍，因为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在生产总额中的比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这些企业通常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依赖大企业的。
有决定意义的只是大企业，这种企业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已经具备了“联合化”所必需的手段和人力，所缺少的只是革命政权调动这些人力和手段所必需的严厉无情地对待剥削者的那种坚决果断的主动精神。
国家愈缺乏受过技术教育的人才和一般知识分子，就愈迫切需要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坚决地下令实行强迫联合，而且要从大的和最大的企业开始，因为正是联合才能节省知识分子，才能充分使用和更合理地调配这些力量。既然沙皇政府统治下的穷乡僻壤的俄国农民，努力排除政府所造成的无数障碍，也能在1905年以后，在成立各种联合组织方面大大跨进一步，那么现在大工商业和中等工商业的联合自然就能够在几个月内实现，或者还要快些，只要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能强制执行，能依靠“下层”即民主派、职员、工人的支持和参加，使他们从中得利受益，并且号召他们起来实行监督。◎第253页◎
调节消费
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节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了很普通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俄国也不例外，也采用了面包配给证。
然而，正好用这个例子，我们也许可以把对付灾难的反动官僚办法同革命民主办法作一个最鲜明的对比，前一种办法力求局限于最微小的改革，而后一种办法要名副其实，首要任务就是强制地同过时的老一套决裂，尽可能加快事情的进展。
采用面包配给证，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任务，它所要做到的只有一点（至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把现有粮食分配得让大家够吃。规定最高消费量的远不是一切食品，而只是几种主要的“大众”食品。如此而已。别的就再也不管了。官僚式地统计现有存粮，按人口分配，规定定量，付诸实施，这样就算完事。奢侈品是不涉及的，因为这些东西“反正”很少，“反正”很贵，“人民大众”是买不起的。所以在无一例外的所有交战国中，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无可争辩地可以说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消费的模范国家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富人一直不受任何消费“定量”的限制。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大家”谈起来都是加以嘲笑的。德国社会党的报刊（有时甚至是资产阶级的报刊），不管德国军营般森严的书报检查机关如何横暴，经常登载一些短评和消息，报道富人的“菜单”，披露富人在某某疗养地（凡是……有钱的，都可以托病到那里疗养）可以无限制得到白面包，富人吃◎第254页◎的是难以见到的珍馐佳肴，而不是大众食品。
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害怕损坏资本主义的基石，雇佣奴隶制的基石，富人经济统治的基石，害怕发挥工人以及所有劳动者的主动性，害怕“煽起”他们的要求；这样的国家除了面包配给证，其他什么也不需要。这样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采取任何一个步骤，都不会忽略自己的反动目的：巩固资本主义，不使它受到损害，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尤其在调节消费方面，仅仅采取一些使人民不致挨饿所绝对必需的办法，而决不打算真正调节消费，就是说，并不想监督富人，并不想把战时更多的负担加到那些在和平时期养尊处优、享有特权、饱食终日的富人身上。
用反动官僚办法解决战争向人民提出的任务，就只限于实行面包配给证，平均分配那些生活绝对必需的“大众”食品，一点也不放弃官僚主义和反动性，就是说，一点也不放弃自己的目的：不调动穷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平民”）的主动性，不容许他们监督富人，更多地为富人留下享受奢侈品的漏洞。在所有国家中，重复一句，甚至在德国，更不消说俄国了，这样的漏洞是留得很多的，“老百姓”在挨饿，而富人却到疗养地去，除官方规定的很少一点定量外，还得到各种“补贴”，而且不许别人对自己监督。
在刚刚完成了反对沙皇制度、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的俄国，在按实际政治制度来说一下子就成了民主共和国的俄国，大家看到富人可以轻易躲过“面包配给证”的限制，这特别使人民感到刺眼，特别引起群众的不满、恼怒、痛恨和愤慨。他们这样做非常容易。他们“暗地里”用特别高的价格，尤其是“依靠交情”（这种交情只有富人才有），就能得到一切，而且数量很大。人民却在挨饿。调节消费受到最狭窄的官僚反动的框框的限制。政府方面丝毫没有想到，丝毫没有设法根据真正革命民主的原则来进行这种调节。◎第255页◎
“大家”都吃到排队买东西的苦头，可是……可是富人却派仆人去排队，甚至雇用专门的仆人来做这件事！这也叫作“民主制度”！
在国家经受空前的灾难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充分贯彻对消费的监督；第二，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要他们无报酬地在这些消费合作社中从事文书之类的劳动；第三，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使战争的重负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实行监督，要使富人的消费受到居民中贫苦阶级的监督。
在这方面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在组织人民中最贫苦阶级实行监督方面表现真正的革命性，就能大大推动现有的每个知识分子努力工作，就能发挥全体人民真正的革命干劲。然而现在，共和制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俄国的部长们，和他们在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同行一样，说些“为人民利益共同劳动”、“调动一切力量”这样的漂亮话，可是人民到底还是看到了、感受到了、觉察到了这些话的虚伪性。
结果是踏步不前，瓦解现象日趋严重而无法控制，灾难日益逼近，其原因在于：按照科尔尼洛夫方式，按照兴登堡方式，按照一般帝国主义方式来让工人服军事苦役吧，我国政府无法做到，因为革命的传统、记忆、痕迹、习惯和制度还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之中；真正认真地沿着革命民主的道路前进几步吧，我国政府又不愿意，因为它完全依赖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搞“联合”，生怕触犯资产阶级事实上的特权，这样就把它浑身上下都束缚住了。◎第256页◎
政府破坏民主组织的工作
我们探讨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各种办法和方法。我们处处都看到了，以民主派为一方，以政府以及支持政府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为另一方，彼此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证明这些矛盾不仅我们说存在，而且在实际上存在，为了证明这些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已为具有全民意义的冲突所实际证实，只要提一下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历史中两个特别典型的“总结”和教训就够了。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历史是一个教训。彼舍霍诺夫“当权”和垮台的历史又是一个教训。
上述各种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实质上就是要从各方面鼓励（直到强迫）居民，首先是民主派即大多数居民“联合化”，也就是说首先鼓励被压迫阶级，鼓励工人和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联合化”。为了克服战争所带来的空前的困难、重担和灾难，居民自己已经自发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沙皇政府曾千方百计地阻挠居民自动地和自由地“联合化”。但在沙皇君主制崩溃后，民主组织便在俄国各地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自发的民主组织，即各种供给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燃料会议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进行了克服灾难的工作。
在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全部历史中，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自称为共和的革命的政府，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革命民主派全权机关”的名义支持的政府，竟反对民主组织，并且搞垮了这些组织！！
帕尔钦斯基由于进行这个斗争，臭名传遍了俄国。他藏在政府◎第257页◎背后进行活动，而不在大庭广众公开出面（所有立宪民主党人也喜欢以这种方式活动，乐意推出策列铁里来“对付人民”，自己却在暗中包办一切重要事情）。帕尔钦斯基阻挠和破坏了自发民主组织的一切重大措施，因为任何一项重大措施都不能不“损害”基特·基特奇之流的无限利润和专横气焰。而帕尔钦斯基正是基特·基特奇之流的忠实卫士和奴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这是报上公布过的事实——帕尔钦斯基竟公然撤销自发民主组织的指令！！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全部历史（他“当权了”好几个月，而且正是在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当“部长”的时候），完全是一部讨好资本家、为了资本家的卑鄙私利而践踏民意、破坏民主派决定的见不得人的丑史。自然，报纸上能够发表的只是帕尔钦斯基“功绩”的极小一部分，要把他阻挠克服饥荒的罪行彻底查清，只有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政府才能做到，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会把帕尔钦斯基及其同类人物的案件毫不隐匿地提交人民审判。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帕尔钦斯基只是一种例外，他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吗……　可是问题正在于：帕尔钦斯基不是例外，而是通例；赶走了帕尔钦斯基，情况丝毫也没有改善；代替他的只是一些名字不同的帕尔钦斯基罢了；资本家的全部“影响”，为讨好资本家而破坏克服饥荒的全部政策，仍丝毫没有触动。因为克伦斯基之流不过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屏风而已。
对这一点的最明显的证明，就是粮食部长彼舍霍诺夫退出内阁。大家知道，彼舍霍诺夫是个最最温和的民粹派。可是他在组织粮食工作方面很想老老实实地做些事情，同民主组织取得联系，把它们作为依靠。彼舍霍诺夫的工作经历和退出内阁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极温和的民粹派分子，这个“人民社会”党党员（注：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同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15、258。），虽然决心同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还是不得不退出内阁！原◎第258页◎因是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讨好资本家、地主和富农而提高了粮食的固定价格！！
请看玛·斯米特在9月2日《自由生活报》（注：《自由生活报》(《Свободная　Жизнь》)即《新生活报》（见注76）。1917年9月2-8日（15-21日）《新生活报》被临时政府封闭期间，曾用这个名称继续出版。——259。）第1号上对这个“步骤”及其意义的描写吧：
“在政府决定提高固定价格的前几天，全国粮食委员会里曾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右派代表罗洛维奇这个顽固维护私人商业利益、激烈反对粮食垄断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人，洋洋得意地当众宣布，据他所知，粮食的固定价格很快就要提高了。
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回答说，他丝毫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只要革命还在俄国进行，决不会有这种事，不同民主派的全权机关经济委员会和全国粮食委员会商量，政府无论如何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也同意这个声明。
但是，可惜！事实对这个反声明作了非常严酷的修正：言中的不是民主派的代表，而是有产者的代表。关于准备侵犯民主派权利这件事，他消息很灵通，而民主派的代表连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也愤慨地加以否认。”
总之，无论工人代表或农民代表，都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名义明确地申述了自己的意见，而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却反其道而行之！
罗洛维奇这个资本家的代表对于民主派不知道的那些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这正像我们常常看到而且现在还能看到的情形一样：资产阶级报纸《言语报》（注：《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229、259、282、373、814。）和《交易所小报》（注：《交易所小报》(《Биржёвка》)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纸《交易所新闻》的别称。该报于1880年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每周出两次，后来出四次，从1885年起改为日刊，1902年11月起每天出两次。这个报纸的特点是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1905年该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曾改用《自由人民报》和《人民自由报》的名称。从1906年起，它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实际上继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1917年10月底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259。）对于克伦斯基政府中所发生的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
这种消息灵通说明什么呢？显然说明资本家有自己的“门路”，并且在事实上掌握着政权。克伦斯基是一个傀儡，他们要怎样使用他，就怎样使用他，要什么时候使用他，就什么时候使用他。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成了一小撮富人利润的牺牲品。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怎样回答这种令人愤慨的嘲◎第259页◎弄人民的行为呢？也许他们已经发表了告工人和农民书，宣告干这种事情的克伦斯基及其同僚只配进监狱吧？
根本没有这回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仅仅以他们所把持的“经济部”的名义通过了一项我们已经提到的虚声恫吓的决议！他们在这个决议中声称，克伦斯基政府提高粮食价格是一种“有害的办法，使粮食工作以及全国经济生活遭受莫大的打击”，说实施这些有害的办法是公然“违反”法律的！！
这就是妥协政策的结果，这就是向克伦斯基讨好并想对他“宽恕”的政策的结果！
政府讨好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富人，采取这种对整个监督工作、粮食工作和整顿摇摇欲坠的财政的工作有害的办法，就是违反法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继续谈论同工商界达成协议，继续同捷列先科磋商，继续宽恕克伦斯基，只是通过了一纸决议表示抗议，但就是这个决议也被政府若无其事地束之高阁了！！
这里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一个真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人民和革命，而布尔什维克才是群众（甚至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群众）的真正领袖。
这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才能肃清克伦斯基之流所造成的混乱现象，才能恢复被克伦斯基及其政府所破坏的粮食、供给等等的民主组织的工作。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极其明显地看出，布尔什维克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即做好粮食和供给工作、满足工人和农民的迫切需要这样的利益，这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动摇的、不坚决的、真正叛卖性的政策正好相反，他们的政策竟使国家干出了提高粮价这种可耻的事情！◎第260页◎
财政破产和挽救的办法
提高粮食固定价格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价格的提高意味着更多地滥发纸币，物价更加高涨，财政紊乱加剧，财政破产逼近。大家都认为，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制性借款，它使工人这一部分最贫困的居民境况尤其恶化，它是财政混乱的主要祸害。
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支持的克伦斯基政府恰恰采用了这种办法！
要认真克服财政紊乱和必不可免的财政破产，除用革命手段同资本的利益决裂，组织真正民主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对资本家的监督之外，也就是除前面我们所说的办法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滥发纸币就是鼓励投机，让资本家靠投机大发横财，并且给亟需扩大的生产造成莫大困难，因为材料、机器等等的价格日益昂贵，不停地飞涨。富人把投机得来的财富隐瞒起来，那该怎么办呢？
可以对数额很大和极大的收入征收税率很高的累进所得税。继其他帝国主义政府之后，我国政府也实行了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多半是落空的，是一纸空文，因为第一，货币贬值愈来愈快，第二，收入来源愈是靠投机，商业秘密保守得愈严，隐瞒收入也就愈厉害。
要使税收实际可靠，不致落空，就必须实行实际的而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监督。如果监督仍然是官僚式的，那就不可能对资本家实行监督，因为官僚本身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管是君主国也好，共和国也好，整顿财政完◎第261页◎全靠实行“劳动义务制”，而实行的办法就是让工人服军事苦役或者说沦为军事奴隶。
反动官僚式的监督是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和美国这两个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把战争重担转嫁给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唯一手段。
我国政府政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闹翻，不破坏同它的“联合”，就不得不实行反动官僚式的监督，同时为了不断欺骗人民，又把这种监督叫作“革命民主的”监督，这样就激起了刚把沙皇制度推翻的群众的愤怒和痛恨。
其实，只有采取革命民主的办法，把工农被压迫阶级，把群众联合在各种团体中，才能对富人实行真正的监督，才能最有效地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
现在正在大力鼓励用支票流通的办法来防止滥发纸币。这种办法对穷人没有意义，因为穷人反正是过一天算一天，一星期就完成一次“经济周转”，把挣来的很少几个钱又还给资本家。对于富人，支票流通则有巨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和取消商业秘密之后，支票流通就能够使国家真正监督资本家的收入，真正抽他们的税，真正使财政体系“民主化”（同时加以整顿）。
但是这里的障碍正是那种害怕侵犯资产阶级特权、害怕破坏同它的“联合”的心理。因为不采取真正革命的办法，不使用极严厉的强制手段，资本家就不会服从任何监督，不会公开自己的收支情况，不会向民主国家“申报”储藏的纸币。
联合在各种团体中的工人和农民，只要把银行收归国有，实行一切富人都必须依法执行的支票流通的办法，取消商业秘密，规定没收隐瞒收入者的财产，等等，就能非常容易地使监督成为真正的和普遍的监督，正是这种对富人的监督，能使国库发行的纸币从那◎第262页◎些拥有和隐藏纸币的人手中回交国库。
为此就必须有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派的革命专政，就是说，为此民主派就必须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关键。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愿意做的事，他们打着“革命民主”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实际上支持资产阶级的反动官僚政策，而资产阶级总是遵循下列原则：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nous le déluge”)（注：“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据说出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在位时横征暴敛，榨取全国钱财来维持宫廷奢侈生活，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曾说他这一辈子已经足够，死后管它洪水滔天。——263。）！
我们平常甚至没有察觉到，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反民主的习惯和成见是如何深刻地侵蚀了我们的心灵。某个工程师或银行家公布工人的收支情况，公布关于工人工资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材料，被认为是非常合理合法的事情。谁也不认为这是侵犯工人的“私生活”，是工程师在“侦探或告密”。资产阶级社会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和工资看作自己的公开帐簿，任何一个资产者都有权随时查看，随时揭露工人如何“奢侈”、如何“懒惰”等等。
可是，如果反过来进行监督呢？如果职员、办事员和仆役的团体应民主国家的邀请来检查资本家的收支情况，公布这方面的材料，协助政府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那又会怎样呢？
那资产阶级就会大嚷大叫地反对“侦探”，反对“告密”了！“老爷”监督仆役，资本家监督工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认为被剥削劳动者的私生活并不是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有权要求每个“雇佣奴隶”报帐，有权随时公布他的收支情况。而被压迫者要监督压迫者，要查清他的收支情况，要揭露他的奢侈生活——哪怕在战争期间，在这种奢侈生活已经直接引起了前线军队的饥饿和死亡的时候——啊，那可不行，资产阶级是不容许“侦探”和“告密”的！
问题归结起来还是在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的制度是不可调和的。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害◎第263页◎怕走向社会主义，那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第264页◎
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
以上所说的，很容易引起那些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流行的机会主义思想侵蚀的读者的反驳，说这里描述的实质上多半不是民主的措施，而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了！
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常见的（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流行的反驳，是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的司徒卢威式的辩护。他们说什么我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实施”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奴仆（虽然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125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即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从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
那些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转到他们那边去了）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不懂得（从他们这种意见的理论根据来看）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因为，懂得这些东西的人决不会不承认，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
大家都在谈论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无非是垄断资本主义。
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由“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而这个糖业辛迪加又使我们亲眼看到垄断资本主义怎样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什么是国家呢？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组织，例如在德国便是容克（注：容克是德语Junker一词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容克从16世纪起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19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35、264、300、525。）和资本家的组织。所以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谢德曼、伦施◎第264页◎等人）称之为“军事社会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得简明些，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
如果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大企业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面向全体人民。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整个企业。但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或者是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
——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
或者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那就不能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或者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像普列汉诺夫、唐恩、切尔诺◎第265页◎夫那样，借口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施”社会主义等等来非难这些步骤，那就必然会滚到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那边去，即用反动官僚手段来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民主的”要求。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我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也就在这里。
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些步骤为技术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约和决定：在农民的耕作业中“实行”大机器经济固然不行，在糖业生产中要取消大机器经济也是不行的），就不能前进。
害怕前进，那就意味着后退，而克伦斯基之流先生们在米留可夫之流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欣然赞赏下，在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愚蠢帮助下，正是这样做的。
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抱着◎第266页◎学理主义的态度，即根据他们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来看待的。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
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什么是普遍劳动义务制呢？
这就是在最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是朝着按照某一总计划来调节整个经济生活的方向，朝着节省国民劳动、防止资本主义加以滥用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在德国，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是容克（地主）和资本家，所以它对工人来说必然成为军事苦役。
可是这一制度如果由革命民主国家来实行，那么请想一想，它会有怎样的意义呢？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实行、调节、指导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步骤，在保持充分民主的条件下，除非对群众施加空前未有的暴力，决不可能从这样的步骤退到资本主义去。◎第267页◎
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
既然谈到战胜日益逼近的灾难的办法问题，我们就得说明一下另外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之间、罪恶的掠夺战争和正义的民主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上面已经指出，我们所描述的一切战胜灾难的办法，会大大加◎第267页◎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换句话说，会大大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不把侵略战争变为正义战争，不把资本家为了本身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变为无产阶级为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那么这些办法就不能实施。
情况确实如此。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同时取消商业秘密和实行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不仅可以大大节省国民劳动，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而且会使居民中的劳动群众即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大家知道，在现代战争中，经济组织是有决定意义的。在俄国，粮食、煤、石油、铁都很充足，在这方面，我国的状况比欧洲任何一个交战国都好。如果在用上述办法消除经济破坏时，发挥群众在这方面的主动性，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俄国就能利用自己的革命和自己的民主制度把整个国家的经济组织水平大大提高。
假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同那些阻挠一切监督办法、暗中破坏生产的资产阶级搞“联合”，而在4月间就使政权转归苏维埃，并且不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玩弄“更换阁员的把戏”，用在争取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分享部长、副部长等等官位，而是把力量用来领导工农实行他们对资本家的监督，领导工农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战争，那么俄国现在就会成为一个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造的国家，成为一个土地归农民、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而这是现代生活极其重要的经济基础）会超过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
实现了银行国有化的国家，它的防御能力即军事实力超过银行留在私人手里的国家。土地由农民委员会掌握的农民国家，它的军事实力超过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国家。
人们常常拿法国人在1792—1793年所表现的英勇爱国精神◎第268页◎和奋勇作战的奇迹作例证。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了当时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奇迹的物质条件，即历史经济条件。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是以真正革命民主主义者那种迅猛、果敢、坚韧和忘我的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这就是那些用“神奇的”速度挽救了法国，把它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加以革新的物质经济条件。
法国的例子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点就是：要使俄国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要使俄国也出现群众英勇奋斗的“奇迹”，就必须用“雅各宾式的”无情手段（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雅各宾派（山岳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1793-1794年实行了雅各宾专政，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击退外国武装干涉的法令。——269。）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在经济上革新俄国，改造俄国。这在20世纪不是光靠推翻沙皇制度（法国在125年前就已经不限于此了）就能办到的。这甚至也不是光靠用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我们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农民！），光靠把土地转归农民就能办到的。因为现在是在20世纪，只有对土地的统治，而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造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
18世纪末，法国在物质方面即生产方面的革新是同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同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当时民主派还没有同无产阶级分开，无产阶级几乎还同民主派融合在一起），同向一切反动势力宣布的无情战争联系着的。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都充满了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战争，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不是在1792—1793年，而是过了很多年，在国内反动势力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仑的反革命专政才把法国进行的战争由防御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
俄国的情况怎样呢？我们继续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战争◎第269页◎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是同其他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遵照沙皇同英国等国的资本家签订的秘密条约进行的，这些条约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别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利沃夫、亚美尼亚等等。
只要俄国还没有提出缔结公正的和约，还没有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仍然是非正义的、反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社会性质和它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由敌军盘踞在什么地方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堕落到了无知农夫的庸俗水平）。决定战争社会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
引导群众去参加履行秘密条约的掠夺战争，还指望群众表现热情，这是不可能的。革命俄国的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罪恶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能打消群众的这种信念，群众对战争的罪恶性质的认识反而日益提高了。俄国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了！
这里怎么谈得上群众拥护战争的热情呢！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彼此紧密联系着的。没有人民在果敢地实现伟大的经济改造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就不能使国家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而不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不向各国人民提出缔结民主的和约，不用这种办法把侵略的、掠夺的、罪恶的战争变为正义的、防御的、革命的战争，就不能激发群众的英勇精神。
只有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完全彻底地同资本家断绝关系，才能挽救我们的革命，挽救我们这个被帝国主义的铁钳钳制着的国家。◎第270页◎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
目前俄国的民主派要想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就应当同无产阶级结成最紧密的联盟，一起前进，支持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进行的斗争。
分析了同规模空前的不可避免的灾难作斗争的办法问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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