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的对外政策
3.由于客观条件，现在对外政策提到了首要地位；新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是为了瓜分资本主义赃物，为了扼杀弱小民族而同英法等帝国主义强国勾结起来进行战争的政府。◎第38页◎
新政府屈从于俄国资本及其强有力的保护者和主子即世界上最富有的英法帝国主义资本的利益，违反由兵工代表苏维埃代表俄国绝大多数民族十分明确地表达出来的愿望，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去制止各民族为资本家的利益而互相残杀。它甚至不公布那些明明具有掠夺内容（瓜分波斯，抢劫中国，抢劫土耳其，瓜分奥地利，夺取东普鲁士，夺取德国殖民地等等）、明明把俄国和英法帝国主义强盗资本联结在一起的秘密条约。它承认沙皇政府缔结的这些条约；数百年来，沙皇政府比其他专制魔王掠夺和压迫了更多的民族，它不仅压迫大俄罗斯民族，而且玷污和腐蚀大俄罗斯民族，使它变成屠杀其他民族的刽子手。
新政府在承认这些可耻的掠夺性条约以后，违反由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俄国大多数民族明白提出的要求，不向交战的各国人民建议立刻停战。它只是用一些冠冕堂皇、有声有色、但毫无内容的宣言和词句来敷衍搪塞，这样的宣言和词句在资产阶级的外交家口里，一向是用来欺骗被压迫人民中轻信而幼稚的群众的。
4.因此，新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不配享有丝毫信任，不仅如此，向它继续提出要求，要它表达俄国各族人民的和平意志，要它放弃兼并等等，实际上也只是欺骗人民，让人民空抱不能实现的希望，阻碍人民觉醒，间接使人民容忍战争继续打下去，而这一战争的真正社会性质，则不是由善良的愿望决定的，而是由进行战争的政府的阶级性质，由这个政府所代表的阶级同俄、英、法等等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联系，以及由这个阶级所实行的真正的实际政策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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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和它的
阶级意义
5.我国革命最主要的特点，最需要慎重对待的特点，就是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天内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所谓两个政权并存，就是说有两个政府同时存在：一个是主要的、真正的、实际的、掌握全部政权机关的资产阶级政府，即李沃夫之流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补充的、附加的、“监督性的”政府，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机关，但是它直接依靠显然是绝大多数的人民，依靠武装的工人和士兵。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的阶级根源和它的阶级意义在于：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不仅推翻了整个沙皇君主制，不仅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已经到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这样的专政（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武装的居民群众的直接力量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6.俄国革命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显然得到大多数地方苏维埃信任的彼得格勒兵工代表苏维埃，竟自愿把国家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自愿把首位让给临时政府，同它达成支持它的协议，而自己则只是充当监视和监督立宪会议的召开（召开的日期，临时政府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宣布）的角色。
这种史无前例的异常独特的情况，使两种专政交织在一起：一种是资产阶级专政（因为李沃夫之流的政府是一种专政，就是说，是既不依靠法律，也不依靠预先表示出来的民意，而是依靠暴力夺◎第40页◎取的一种政权，而且这种夺取是由一定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来实现的）；另一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工兵代表苏维埃）。
毫无疑问，这种“交织”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一国之内决不能有两个政权。其中必有一个要化为乌有。现在，俄国的整个资产阶级已经在各处拚命用各种办法排除、削弱和消灭兵工代表苏维埃，以求建立资产阶级的单一政权。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只是反映了革命发展中的一个过渡时刻，这时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还没有到达“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这种过渡的不稳定的局面的阶级意义（以及阶级原因）在于：我国革命也同其他一切革命一样，要求群众有高度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来同沙皇制度作斗争，同时一下子就把数量空前的普通人卷进了运动。
一切真正的革命，其科学的和实际政治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积极、自动和有效地参加政治生活，参加国家制度建设的“普通人”非常迅速地、急剧地增加起来。
俄国就是这样。俄国正在沸腾。在政治上沉睡了10年、因受沙皇制度残酷压迫和替地主工厂主做苦工而在政治上受压抑的千百万群众，现在已经觉醒过来并渴望干预政治了。这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小业主，小资产者，即处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那些人。在欧洲各国中，俄国是最富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
汹涌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吞没了一切，它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思想上压倒了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是说，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感染了和俘虏了非常广大的工人群众。
小资产阶级过的生活是业主式的，不是无产阶级式的（就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而言），所以它在生活上依赖资产阶级，在思想◎第41页◎方式上也跟着资产阶级走。
对资本家即对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这就是俄国群众的政治现状的特点，这就是在欧洲一个最富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以革命速度产生出来的现象。这就是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之间达成“协议”的阶级根源（我要强调说：我所指的，不是形式上的协议，而是事实上的支持，默默达成的协议，轻信地不觉悟地让出政权）；这种协议给了古契柯夫之流一块肥肉，给了他们真正的政权，而苏维埃所得到的只是克伦斯基之流的许诺、尊敬（暂时的）、恭维、空话、保证和奉承。
俄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较少，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这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
一切民粹主义党派，一直到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都始终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组织委员会（注：组委会分子指俄国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拥护者。
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是1912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俄国孟什维克领导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在沙皇政府方面为战争辩护。组委会先后出版过《我们的曙光》、《我们的事业》、《事业》、《工人晨报》、《晨报》等报刊。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委会的职能即告终止。除了在俄国国内活动的组委会外，在国外还有一个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这个书记处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伊·谢·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组成，持和中派相近的立场，实际上支持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书记处的机关刊物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1915年2月-1917年3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0号。——6、15、42。）的党（齐赫泽、策列铁里等等）也是一样；非党的革命者（斯切克洛夫等）同样随波逐流，或者没有抵挡住、没有来得及抵挡住这种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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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情况中产生的策略特点
7.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注重客观事实，注重群众和阶级，而不是注重个别人物等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上述实际情况的特点必然造成当前策略的特点。
这种特点提出了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酸醋和苦汁掺入到革命民主词句的甜水中去”（这是我们党中央委员泰奥多罗维奇同志昨天在彼得格勒全俄铁路职工代表会议（注：全俄铁路职工代表会议于1917年4月6-20日（4月19日-5月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次会议在妥协主义政党领导下，采取了护国主义立场，声明完全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代表会议选举了执行委员会并通过了关于政治问题和关于整顿铁路运输的实际问题的委托书。布尔什维克伊·阿·泰奥多罗维奇是在4月8日（21日）的会议上发言的。《统一报》说他的发言给代表会议带来一些不协调的空气。——42。）上说的，这句话说◎第43页◎得非常中肯）。要进行批评，说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错误，训练和团结觉悟的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成员，使无产阶级从“普遍的”小资产阶级狂热中解脱出来。
这好像“只是”一种宣传工作。其实这是最实际的革命工作，不如此就不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因为目前革命所以停顿，所以被空话阻塞而在“原地踏步”，并不是由于外界的阻碍，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使用暴力（古契柯夫暂时还只是威胁说要使用暴力来对付士兵群众），而是由于群众的轻信的不觉悟。
只有同这种轻信的不觉悟作斗争（斗争的方法只能是并且应当是用同志的态度在思想上进行说服，指出实际生活的经验等），我们才能从猖獗一时的革命空话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扬群众在地方上大胆坚决的首创精神，促使他们自动地去实现、发展并巩固自由、民主和全部土地归全民所有的原则。
8.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府的经验创造了两种保持对人民压迫的方法。第一种是使用暴力。尼古拉·罗曼诺夫一世（刑棍尼古拉）和尼古拉二世（血腥的尼古拉）已把这种屠杀方法淋漓尽致地表演给俄国人民看了。但是还有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已被受过多次大革命和群众革命运动“教训的”英法资产阶级修饰得非常精巧。这种方法就是欺骗，恭维，说空话，无数的许诺，小恩小惠，小处让步，大处不放等等。
俄国当前的特点就是从第一种方法极其迅速地转到第二种方法，从用暴力压迫人民转到恭维人民，用诺言欺骗人民。猫儿瓦西卡边听边吃31。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把持着政权，维护资本的利润，为了俄国资本和英法资本的利益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同时用空洞的诺言、堂皇的宣言、娓娓动听的声明来敷衍齐赫泽、策列铁◎第43页◎里、斯切克洛夫这类“厨子”的高谈阔论，尽管这些“厨子”在那里不断地威胁、劝告、央求、恳请、要求、慷慨陈词……猫儿瓦西卡边听边吃。
这种轻信的不觉悟和不觉悟的轻信，必然会日益消失，特别是对无产者和贫苦农民更是这样，因为实际生活（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教他们不要信任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应该”教导人民信任资产阶级。无产者应该教导人民不信任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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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护国主义和它的阶级意义
9.“几乎把一切”都吞没了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它的最大最鲜明的表现要算是革命护国主义了。正是革命护国主义是俄国革命向前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死敌。
谁在这一点上失足而不能自拔，谁就谈不上革命。不过群众的失足和领袖不同，因此，他们的解脱方法也不一样，他们是经过另一条发展道路、经过另一种方法求得解脱的。
革命护国主义一方面是群众受资产阶级欺骗的结果，是农民和一部分工人轻信的不觉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小业主的利益和观点的反映，因为小业主从兼并和银行利润中得到一定的好处，他们“神圣地”保卫着以残害其他民族来腐蚀大俄罗斯人的沙皇制度的传统。
资产阶级欺骗人民，利用了高尚的革命自豪感，把事情说成似乎由于革命的这一阶段，由于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准共和国代◎第44页◎替了沙皇君主国，战争的社会政治性质在俄国方面就发生了变化。人民也就相信了（暂时地相信了）这种谎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旧的偏见，即认为除了大俄罗斯民族以外俄国的其他民族都是大俄罗斯人的某种私有财产或世袭领地。沙皇制度卑鄙地腐蚀大俄罗斯民族，使大俄罗斯人习惯于把其他民族都看成一种下等人，“理应”受大俄罗斯支配，这种腐蚀作用是不能一下子就消除的。
我们要善于向群众说明，决定战争的社会政治性质的，不是某些个人、集团以至某些民族的“善良愿望”，而是进行战争的那个阶级的地位，那个阶级的政治（战争是这一政治的继续），资本这一在现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的种种联系，国际资本的帝国主义性质，俄国在财政、银行、外交上对英法等国的依赖等等。要巧妙地用群众易懂的话说明这个道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谁也不能不出差错地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宣传的方向，确切些说，我们宣传的内容，应该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不管用多么漂亮的话，用怎样的“实际”理由来辩护，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都是背叛社会主义，都是彻底背弃国际主义。
“打倒战争”的口号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估计到当前任务的特点，没有估计到必须用另一种方法去对待广大群众。我看，这个口号就同“打倒沙皇”的口号一样，“想当年”笨拙的鼓动家带着“打倒沙皇”的口号贸然闯到农村，结果挨了一顿打。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拥护者是真心诚意的——不是指个人，而是指阶级来说，也就是说，他们所属的阶级（工人和贫苦农民），在兼并和扼杀别的民族方面确实得不到什么好处。这与资产者和“知识分子”先生们的情况不同，这些人明明知道不放弃资本的统治就不能放弃兼并，却还要用漂亮的词句、无边无际的许诺、多不胜数的担保来无耻地◎第45页◎欺骗群众。
护国主义广大拥护者把问题看得非常简单平常，他们说：“我并不愿意兼并，但是德国人向我‘闯过来了’，因此我维护的是正义的事业，而完全不是什么帝国主义的利益。”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向他再三解释，告诉他问题不在于他个人的愿望，而在于群众的、阶级的、政治的关系和条件，在于战争同资本利益、同国际银行网的联系等等。只有这样反对护国主义，才是严肃的，才有希望取得成效——也许不会很快取得，但这种成效会是牢固而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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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结束战争？
10.战争不是“凭愿望”就能结束的。靠单方面的决定是结束不了战争的。像一个护国派士兵所说的“把刺刀往地上一插”，是结束不了战争的。
靠各国社会党人的“协议”、全世界无产者发起的“行动”、各国人民的“意志”等等，是结束不了战争的。所有这类充满在护国派、半护国派、半国际主义派报纸的文章中的词句，所有这类充满在无数的决议、号召书、宣言以及兵工代表苏维埃的决议中的词句，无非是小资产者的空洞的、天真的、善良的愿望而已。关于“表达各国人民的和平意志”、关于无产阶级轮番发起革命行动（继俄国无产阶级之后，按“顺序”该是德国无产阶级）等等词句，是最有害不过的了。这一切都是路易·勃朗主义，都是甜蜜的幻想，都是玩“政治运动”游戏，实际上是再现关于猫儿瓦西卡的寓言。
虽然战争确实只有利于资本家强盗，只会使他们发财，但战争◎第46页◎并不是由资本家强盗的恶念造成的。战争是由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资本的发展、全世界资本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的。不推翻资本的权力，不把国家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中，就不能跳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争得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
1917年二、三月的俄国革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开端。这次革命迈出了停止战争的第一步。但是只有迈出第二步，即把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才能保证停止战争。这将是在全世界“突破战线”——突破资本利益的战线的开始；无产阶级只有突破这条战线，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的惨祸，给人类带来持久和平的幸福。
俄国革命既然创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也就把俄国无产阶级推上了这种“突破”资本“战线”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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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革命中兴起的一种新的国家类型
11.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目前还没有为人们所理解，这不仅表现在大多数人还不明白苏维埃的阶级意义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而且表现在他们还不明白苏维埃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确切些说，是一种新的国家类型。
最完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类型是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权力属于议会；国家机器，管理的机构和机关，和往常一样，有常备军、警察以及实际上从不撤换、拥有特权、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
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革命时代，产生了一种更高类型的民◎第47页◎主国家；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这种国家从某些方面来看已经不成其为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编者注）。这就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它以人民自己的直接武装代替了脱离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巴黎公社的实质就在于此。资产阶级的著作家们曾谩骂和诽谤巴黎公社，错误地认为巴黎公社打算立刻“实施”社会主义。
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开始建立的正是这种国家类型。由全俄人民代表立宪会议或由苏维埃会议统一起来的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共和国，现在在我国已经出现了。它的出现是由于千百万人民的主动，是由于人民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动地创立民主制度，既不等待立宪民主党人的教授先生们拟定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法律草案，也不等待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中的老学究和老顽固（如普列汉诺夫先生或考茨基）放弃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承认在任何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有国家和国家政权。
与普列汉诺夫先生和考茨基之流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上述时期需要的，不是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那样的国家。
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和旧类型的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如下：
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回到君主国是非常容易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整个压迫机器——军队、警察、官吏仍然原封不动。而公社和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则打碎并铲除这个机器。
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限制并压抑群众自主的政治生活，不让群众自下而上地直接参加全部国家生活的民主建设。工兵代表◎第48页◎苏维埃则与此相反。
工兵代表苏维埃再现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马克思曾把这种国家类型叫作“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编者注）。
通常有人反驳说：俄国人民还没有条件“实施”公社。这是农奴主的论调，他们也曾经说过：农民还没有条件享受自由。凡是在经济现实中和在绝大多数人民的意识中还没有绝对成熟的改革，公社即工农代表苏维埃都没有“实施”，也不打算“实施”，而且也不应当实施。经济破坏和战争造成的危机愈深，就愈需要最完善的政治形式，以便更容易地医治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可怕的创伤。俄国人民的组织经验愈少，就愈应当坚决着手人民自己的组织建设，而不是专靠一批资产阶级政客和占据“肥缺”的官吏去做。
我们愈迅速抛弃普列汉诺夫先生和考茨基之流的冒牌马克思主义的旧偏见，愈热心帮助人民立刻在各地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使其支配全部生活，李沃夫之流先生们愈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人民就会愈容易选中（通过立宪会议，如果李沃夫迟迟不召开立宪会议，那就不通过它）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人民自己进行新的组织建设，起初难免不犯错误，但是犯错误而不断前进，总比等待李沃夫先生召集法学教授来草拟关于召开立宪会议、关于永远保存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和扼杀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法律要好。
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并做好宣传，那么，不仅无产者而且十分之九的农民也会起来反对恢复警察，反对从不撤换的、拥有特权的官吏，反对脱离人民的军队。新的国家类型的实质就在这里。
12.用民兵代替警察，这是在整个革命进程中产生出来并正在◎第49页◎俄国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改革。我们应该向群众说明，在大多数通常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这种改革往往只是昙花一现；资产阶级，甚至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阶级，也总是恢复专制制度下的那种脱离人民、受资产者指挥、惯于多方压迫人民的旧式警察。
不让警察恢复，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全民的民兵，把它和军队融合起来（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从15岁到65岁（可以大体上以此为少年和老人参加的年龄标准）的男女公民，人人应当参加民兵。资本家应当按照雇佣工人和仆人等等在民兵中执行公务的天数付给他们报酬。不仅要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政治生活，而且应当吸引她们参加经常的人人要担任的公务，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就连完备而稳固的民主制度也无从谈起。至于护理病人、照料流离失所的孩子、注意饮食卫生等等的“警察”职能，除非妇女享有实际上的而不是纸上的平等，是根本不能完满实现的。
不让警察恢复；发动全体人民的组织力量来建立人人参加的民兵，——这就是无产阶级为捍卫、巩固和发展革命而应当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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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纲领和民族纲领
13.现在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俄国农村在最近是否会展开强大的土地革命。我们无法知道，农民中近年来确已加深的阶级分化，即一部分人成为雇农、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另一部分人成为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资本家和小资本家），究竟达到了◎第50页◎怎样的程度。这样的问题，要靠实际经验，也只能靠实际经验来解决。
但是，为了俄国农民土地革命的利益，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不仅绝对必须立即提出土地纲领，而且绝对必须宣传那些立刻可以实现的实际措施。
我们应当要求全部土地国有化，就是说，把全国一切土地收归国家中央政权所有。这个政权应该规定移民用地的数量等等，定出保护森林、改良土壤等等的法律，严禁土地所有者（国家）和租地者（农户）之间有任何中介行为（严禁土地转租）。但是支配土地的权力以及规定地方上占用土地的条件，都应完全由各区域和各地方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掌握，而绝不应操在官僚、官吏的手里。
为了提高粮食生产的技术和增加产量，为了发展合理化的大农场和对它们实行社会监督，我们应当在农民委员会内部争取把没收来的地主田庄都改建成大规模的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苏维埃负责监督。
社会革命党人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词藻和政策，特别是什么“消费”土地份额、“劳动”土地份额以及“土地社会化”等等空谈；与之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说明，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小经济制度决不能使人类摆脱群众生活贫困和遭受压迫的状况。
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一定要立刻把农民代表苏维埃拆散，但它应当说明，必须组织单独的雇农代表苏维埃和单独的贫苦农民（半无产者）代表苏维埃，或者至少要组织这种阶级地位的代表，作为总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单独的党派，举行单独的定期会议。否则，民粹主义者说到农民时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甜言蜜语，就会成为富裕农民欺骗贫苦群众的护身符，而富裕农民只不过是资本家的一个变种而已。◎第51页◎
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按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或完全是官吏的腔调进行宣传，劝告农民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不要夺取地主土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与之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号召农民立刻自动地实行土地改革，并根据当地农民代表的决定立刻没收地主土地。
同时，特别重要的是坚持必须增加食品生产，以供应前方士兵和城市，严禁任何损坏牲畜、工具、机器和建筑物等现象发生。
14.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应当坚持宣布并坚持立刻实行的，就是一切受沙皇制度压迫、被强迫并入或被强迫留在俄国疆界内的各大小民族，即被兼并的民族，都享有同俄国分离的充分自由。
没有真正实现分离的自由，任何放弃兼并的声明和宣言都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或是小资产阶级的天真愿望。
无产阶级政党力求建立尽可能大的国家，因为这对劳动者是有利的；它力求各民族彼此接近以至进一步融合，但是它不想通过暴力，而只想通过各民族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兄弟般的自由联合来达到这个目的。
俄罗斯共和国愈民主，它组建成为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愈顺利，各民族劳动群众自愿趋向这种共和国的力量就愈大。分离的完全自由，最广泛的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详尽规定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办法，——这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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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的国有化
15.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决不能提出“实施”社会主义的目的。
但是，只有躲在“准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资产阶级诡辩家，才会以这个真理为借口，替那种不执行实际上业已成熟的迫切革命措施的拖延政策进行辩护，而这类措施在战时已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了，因为这是同日益逼近的经济的彻底崩溃和饥荒作斗争所绝对必要的。
实行土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刻加以监督等等措施，决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应当绝对坚持实现这些措施，并尽量用革命方法来实现。这些措施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经济上完全可以实现；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不可能医治战争的创伤，不可能防止即将临头的破产；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会不去侵犯那些正是靠“战争”大发横财的资本家和银行家的空前的高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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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国际的状况
16.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义务正是在现时特别突出地提到了首要地位。◎第53页◎
现在，只有懒汉才不拿国际主义发愿起誓，连沙文主义护国派，连普列汉诺夫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连克伦斯基也都自称为国际主义者。所以无产阶级政党更有责任把真正的国际主义和口头上的国际主义作一个鲜明、确切、清晰的对照。
只向各国工人发表宣言，空口担保自己忠于国际主义，企图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各交战国革命无产阶级发起行动的“顺序”，硬要在各交战国社会党人之间订立关于革命斗争的“协议”，忙于召开社会党代表大会以开展和平运动，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主张、企图或计划，无论它们的炮制者怎样真诚，但从客观意义来看，都只是空话，至多不过是天真的善良愿望，只能为沙文主义者欺骗群众打掩护。在玩弄议会欺诈手段方面最圆滑、最老练的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早就打破了纪录，他们一方面高喊空前响亮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词句，同时又极其可耻地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加入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内阁，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或公债（像齐赫泽、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近来在俄国所做的那样），反对本国的革命斗争等等。
好心肠的人常常忘记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严峻而又险恶的环境。这种环境容不得空谈，而且会嘲弄天真甜美的愿望。
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
除此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欺人之谈和马尼洛夫精神（注：马尼洛夫精神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54。）。
战争爆发两年多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所有国家都造成了三种派别；谁要是离开现实的基础，不承认这三种派别的存在，不对它们进行分析，不为真正的国际主义派进行彻底斗◎第54页◎争，他一定会软弱无力，束手无策，陷入错误。
三种派别如下：
(1)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这些人同意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首先是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
这些人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各国正式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大多数都是这样。这就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先生之流，德国的谢德曼之流，法国的列诺得尔、盖得、桑巴等，意大利的比索拉蒂之流，英国的海德门、费边社分子（注：费边社分子即费边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为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322-327页和第26卷第278-284页）。——55、110。）和“拉布分子”（指“工党”的领袖们）（注：拉布分子即英国工党党员，列宁在这里指工党领袖。工党于1900年成立，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从1924年起，工党领导人多次组织政府。——55。），瑞典的布兰亭之流，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和他的党，丹麦的斯陶宁格和他的党，美国的维克多·伯杰及其他“保卫祖国派”等等。
(2)第二派即所谓“中派”，这些人摇摆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之间。
所有“中派”分子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说他们赞成和平，赞成对政府多方施加“压力”，从多方面“要求”本国政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赞成各种各样有利于和平的运动，赞成没有兼并的和约等等，同时也赞成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和平。“中派”赞成“团结一致”，反对分裂。
“中派”是小资产阶级的善良空话的王国，口头上是国际主义，实际上是胆怯的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者讨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派”不相信用革命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必要性，不宣传革命，不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而捏造各种最卑鄙的——听起来好像是绝顶“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来躲避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者。他们是那些客观上被资产阶级收买（用优厚的工资、荣耀的职位等◎第55页◎等）的工人阶层和集团，他们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帮助他们为瓜分资本主义的赃物而进行争斗。
“中派”是一些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的环境等等败坏了的守旧派，是习惯于待遇优厚的职位和“安稳的”工作的官吏。从历史上和经济上来讲，他们并不代表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只是代表工人运动从过去的阶段即从1871—1914年的阶段向新阶段的过渡；过去的阶段给了无产阶级许多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一门艺术方面，这门艺术就是广泛而又广泛地进行缓慢的、坚持不懈的、有系统的组织工作；从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创了社会革命的纪元那时起，新阶段的到来在客观上就成为必然的了。
“中派”的主要领袖和代表卡尔·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有威望的人物，是彻底毁坏马克思主义、毫无气节、从1914年8月起就非常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的典型。“中派”就是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和帝国国会中的所谓“工作小组”（注：工作小组是德国的中派组织，由一些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议员组成，1916年3月成立。领导人为胡·哈阿兹、格·累德堡和威·迪特曼。工作小组出版《活页文选》，1916年4月以前还在《前进报》编辑部中占优势。中派分子被排除出《前进报》以后，工作小组把在柏林出版的《消息小报》作为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得到柏林党组织中多数的支持，是1917年4月成立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核心。——56。），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和整个所谓“米诺利特”（少数派）（注：米诺利特（法文Minorité的音译，意为少数派）即龙格派，是1915年形成的法国社会党内的少数派，社会改良主义者让·龙格的拥护者。该派持中派观点，对社会沙文主义者采取妥协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和平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后，该派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继续奉行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合作的政策，支持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1920年12月在图尔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龙格派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拒绝服从，另行成立一个党，仍称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56。），英国的菲力浦·斯诺登、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注：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56、219。）的其他许多领袖以及一部分英国社会党（注：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费·罗特施坦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56。）的领袖，美国的莫里斯·希尔奎特以及其他许多人，意大利的屠拉梯、特雷维斯、莫迪利扬尼等，瑞士的罗伯特·格里姆等，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之流，俄国的组织委员会的党——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齐赫泽、策列铁里等等。
自然，个别人有时会不知不觉地从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转到“中派”立场，或者从后者转到前者。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随意转到另一个阶级，但阶级是各不相同的；同样，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派别随意转到另一派别，虽然有人力求融合各个派别，但政治生活中的派别是各不相同的。◎第56页◎
(3)第三派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根据列宁倡议建立的国际组织，于1915年9月4日，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在出席代表会议的左派社会党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这一名称，则是1915年11月该组织出版刊物《国际传单》时开始正式使用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最初参加者即9月4日会议的出席者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瑞士代表弗·普拉滕，德国国际社会党人组织主席尤·博尔夏特，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扬·安·别尔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卡·伯·拉狄克，瑞典代表卡·霍格伦，挪威代表图·涅尔曼。9月4日这次会议听取了列宁关于世界战争的性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报告，制定了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宣言草案。在代表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批评了多数代表的中派和半中派观点，提出了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叛卖行为和指出积极进行反战斗争的必要性等决议案。他们的决议案被中派多数所否决，但是经过斗争，决议案中的一些重要论点仍写入了代表会议的宣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对宣言投了赞成票，并在一个特别声明中指出了宣言的不彻底性。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声明，它将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宣传自己的观点和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独立的工作。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选举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组成的领导机关——执行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理论刊物——德文《先驱》杂志共出了两期，发表了列宁的几篇文章。在1916年4月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代表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力量有所发展，它在40多名代表中占了12名，它的一系列提案得到半数代表的赞成。1917年初，随着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公开背叛，列宁向左派提出了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决裂的问题。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建立本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参看列宁的《第一步》和《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2-52页）等文。——57、640。）（我们把他们1915年9月发表的宣言作为附录转载于后，使读者能够就原件了解这一派别的产生）。
这一派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既同社会沙文主义也同“中派”彻底决裂。他们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和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他们的原则是“主要的敌人在本国”。他们坚决反对社会和平主义者的甜言蜜语（社会和平主义者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梦想不打破资本的枷锁和统治而获得永久的和平），反对利用种种借口来否认因这次战争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的、适当的和及时的。
这派最有名的代表，在德国是“斯巴达克派”即“国际派”（注：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因此该派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57、649、758。），卡尔·李卜克内西就是它的成员。卡尔·李卜克内西是这一派别和真正无产阶级的新国际的最有名望的代表。
卡尔·李卜克内西号召德国工人和士兵把枪口转向本国政府。卡尔·李卜克内西曾在国会（帝国国会）的讲台上公开发出这一号召。随后他又到柏林一个最大的广场——波茨坦广场上，向示威群众散发秘密印成的传单，号召“打倒政府”。他被逮捕并被判处苦役。他现在被关在德国的苦役监狱里，在德国少说也有几百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反对战争而被监禁。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他的演说和信件中，不仅同他本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即谢德曼之流、列金之流、大卫之流，等等）作无情的斗争，而且同他本国的中派即同他们的齐赫泽、策列铁里（即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之流）作无情的斗争。
在110个议员中，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奥托·吕勒两个人破坏了纪律，破坏了同“中派”和沙文主义者的“团结一◎第57页◎致”，反对全体议员。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除他以外，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像罗莎·卢森堡（她也是“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和领袖之一）所正确形容的那样，已变成了一具发臭的死尸。
德国另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团体是不来梅的《工人政治》（注：《工人政治》杂志（《Arbeiterpolitik》）是德国科学社会主义杂志（周刊），以约·克尼夫和保·弗勒利希为首的不来梅左翼激进派（该派于1919年并入德国共产党）的刊物，1916-1919年在不来梅出版。为杂志撰稿的有尼·伊·布哈林、昂·吉尔波、亚·米·柯伦泰、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安·潘涅库克、卡·拉狄克和尤·米·斯切克洛夫等人。杂志反对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沙文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杂志广泛介绍了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发表过列宁的几篇文章和讲话。在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期间，它刊载过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和《国家与革命》两著作的一些章节。——58。）。
堪称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在法国有洛里欧和他的朋友们（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已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以及在日内瓦出版《明日》杂志（注：《明日》杂志（《Demain》）是法国国际主义者、作家昂·吉尔波创办的文艺评论性和政治性刊物（月刊），1916年1月-1919年先后在日内瓦和莫斯科出版（1917年1-4月休刊）。为它撰稿的有作家罗曼·罗兰、斯·茨威格等。该杂志反对沙文主义，宣传齐美尔瓦尔德的纲领，刊载过列宁的一些文章和讲话。从1919年9月起，成为法国共产主义者莫斯科小组的刊物。——58。）的法国人昂利·吉尔波；在英国，有《工联主义者报》（注：《工联主义者报》（《The Trade-Unionist》）是英国带国际主义倾向的工会报纸；1915年11月至1916年11月在伦敦出版。——58。）及英国社会党和独立工党的部分党员（如罗素·威廉斯，他曾公开号召同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分裂），有苏格兰的国民教师社会党人马克林，他因从事反战的革命斗争而被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判处苦役，因同一罪名而入狱的还有几百个英国社会党人。他们，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美国，有“社会主义工人党”（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合并而成的，1876年7月在费拉德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当时称美国工人党，1877年起改用现名。绝大多数党员是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同本地工人联系很少。19世纪70年代末，党内领导职务由拉萨尔派掌握，他们执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政策，不重视在美国工人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一部分领导人热衷于议会选举活动，轻视群众的经济斗争，另一些领导人则转向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党的领导在思想上和策略上的摇摆削弱了党。90年代初，以丹··德莱昂为首的左派领导该党，党的工作有一些活跃。从90年代末起，宗派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又在党内占了上风，表现在放弃争取实现工人局部要求的斗争，拒绝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工作，致使该党更加脱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倾向于国际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党内一部分最革命的分子退出了党，积极参加建立美国共产党。此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了一个人数很少、主要和知识分子有联系的集团。——58。）以及机会主义“社会党”（注：美国社会党是由美国社会民主党（尤金·维·德布兹在1897-1898年创建）和以莫·希尔奎特、麦·海斯为首的一批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联合组成的，1901年7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该党社会成分复杂，党员中有美国本地工人、侨民工人、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该党重视同工会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纲领，参加选举运动，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反垄断的斗争方面作出了贡献。后来机会主义分子（维·路·伯杰、希尔奎特等）在党的领导中占了优势，他们强使1912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屏弃革命斗争方法的决议，以威·海伍德为首的一大批左派分子退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内形成了三派：支持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只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派，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少数派。1919年，退出社会党的左派代表建立了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社会党的影响下降。——58。）内那些从1917年1月开始出版《国际主义者周报》（注：《国际主义者周报》（《The Internationalist》）是美国左翼社会党人的报纸，1917年初由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在波士顿出版。——58。）的人；在荷兰，有出版《论坛报》的“论坛派”（潘涅库克、赫尔曼·哥尔特、怀恩科普、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后者曾是齐美尔瓦尔德的中派，现在已转向我们）（注：论坛派是1907-1918年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称谓，因办有《论坛报》而得名。领导人为戴·怀恩科普、赫·哥尔特、安·潘涅库克、罕·罗兰-霍尔斯特等。1907-1909年，论坛派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反对该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1909年2月，《论坛报》编辑怀恩科普等人被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开除。同年3月，论坛派成立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论坛派基本上持国际主义立场，但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持错误观点，个别领导人在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斗争中不够彻底，受到过列宁的批评。1918年11月，论坛派创建了荷兰共产党。
《论坛报》(《De Tribune》)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的报纸，1907年在阿姆斯特丹创刊。从1909年起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从1918年起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1940年停刊。——58。）；在瑞典，有青年党或左派党（注：瑞典青年党或左派党是列宁对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称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年党人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加入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7年5月，他们组成了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1921年，该党在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接受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并改名为瑞典共产党。——58。），党的领袖有林德哈根、图雷·涅尔曼、卡尔松、斯特勒姆、塞·霍格伦，霍格伦曾在齐美尔瓦尔德亲自参加建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工作，现因进行反战的革命斗争而被判罪入狱；在丹麦，有特里尔和他的朋友们，他们退出了以斯陶宁格大臣为首的完全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丹麦“社会民主党”（注：丹麦社会民主党原为第一国际的支部，1871年创立，1872年被政府解散。1876年该党重建，称为社会民主同盟，1884年起定名为丹麦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在丹麦工人运动中影响很大，但是改良派在党的领导中处于优势。1884年起是国会党。1889年参加第二国际。20世纪初，以弗·伯格比尔、Е.安森、托·斯陶宁格为首的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势力有了加强。1913年该党代表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站在维护“国内和平”的立场上。1918-1919年，在丹麦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党内左派退出，于1920年参与创建丹麦共产党。——58。）；在保加利亚，有“紧密派”（注：紧密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因主张建立紧密团结的党而得名，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和它对立的派别叫宽广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宽广社会党人）。紧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季·布拉戈耶夫，后来的领导人为格·约·基尔科夫、格·米·季米特洛夫和瓦·彼·柯拉罗夫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紧密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9年，该派加入共产国际并创建了保加利亚共产党。——58。）；在意大利，最接近国际主义的是党的书记康斯坦丁诺·拉查理和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注：《前进报》(《Avanti!》)是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日报），1896年12月在罗马创刊。1926年，该报被贝·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查封，此后在国外不定期地继续出版。1943年起重新在意大利出版。——58。）的编辑塞拉蒂；在波兰，有拉狄克、加涅茨基和其他由“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统一起来的社会民主◎第58页◎党的领袖；此外还有罗莎·卢森堡、梯什卡和其他由“总执行委员会”（注：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和总执行委员会都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关。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之二）
（注：有关《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一著作写作和出版情况，见《后记》（本卷第69-71页）。——37。）
（1917年4月10日〔23日〕）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4月，该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由于党的领导成员扬·梯什卡等人在策略问题上发生动摇，1911年12月该党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在国外的总执行委员会，称为总执委会派；另一派拥护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称为分裂派。分裂派主要包括华沙和洛兹的党组织，同布尔什维克密切合作，赞同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1916年该党两派合并。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59。）统一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瑞士，有一些左派，他们草拟了举行“全民投票”的理由书（1917年1月）同本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作斗争，1917年2月11日，他们在特斯举行的社会党苏黎世州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原则上革命的反战决议（注：指《关于修改军事问题的决议的建议》。这个决议是由列宁拟定、以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名义提交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代表大会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52页）。——59。）；在奥地利，有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左派青年朋友，其中一部分人常在维也纳的“卡尔·马克思”俱乐部内活动，极其反动的奥地利政府现已查封了这个俱乐部，这个政府还因弗·阿德勒英勇地——但欠考虑地——枪击首相而对他进行迫害；以及其他等人。
问题不在于细微差别，就是在左派中也有不同的细微差别。问题在于派别。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在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要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是不容易的。这样的人很少，但是只有他们才代表社会主义的整个未来，只有他们才是群众的领袖，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
在社会民主党人以至所有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在帝国主义战争这种环境中客观上必然要起变化。谁如果只限于向资产阶级政府“要求”缔结和约或“要求”它“表达各国人民的和平意志”等等，他在实际上就是堕落到改良派的立场。因为战争问题在客观上只能用革命手段来解决。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摆脱战争而缔结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可以使各国人民从发“战争”财的资本家老爷们亿万利息的盘剥下解放出来。
可以而且应当要求资产阶级政府实行各种各样的改良，但是不能陷入马尼洛夫精神和改良主义去要求那些与帝国主义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和阶级斩断这些联系；而不斩断这些联系，用战争反对战争的一切议论都只是空洞的骗人的词句。◎第59页◎
“考茨基派”即“中派”是口头上的革命家，实际上的改良主义者，是口头上的国际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帮凶。
————◎第60页◎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破产——必须建立第三国际
17.齐美尔瓦尔德国际一开始就站到动摇的、“考茨基派的”、“中派的”立场上，这就使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不得不立刻划清界限，分离出来，发表自己的宣言（在瑞士用俄文、德文、法文刊印）。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主要缺点，它破产（因为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破产了）的原因，就是在同社会沙文主义、同以在海牙（荷兰）的王德威尔得、胡斯曼等等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旧国际彻底决裂的问题上，在这样一个实际决定一切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动摇不定。
在我国还有人不知道，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就是考茨基派。而这正是一个不能不考虑到的基本事实，现在西欧已经都知道这个事实。就连沙文主义者，德国的极端沙文主义者海尔曼，即极端沙文主义的《开姆尼茨报》的编辑兼由帕尔乌斯出版的极端沙文主义的《钟声》（注：这里说的《开姆尼茨报》指《人民呼声报》。
《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1891年1月-1933年2月在开姆尼茨出版。1907-1917年担任该报主编的是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恩·海尔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钟声》杂志(《Die Glock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亚·李·帕尔乌斯办的刊物（双周刊），1915-1925年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出版。——60。）的撰稿人海尔曼（自然也是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是热烈主张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的人），也不得不在报刊上承认，中派或“考茨基派”和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就是一个东西。
到1916年底和1917年初，这个事实被完全确认了。虽然昆塔尔宣言（注：指《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告遭破产和受迫害的人民书》。这个宣言号召工人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没有兼并的和约的斗争，要求社会党议员拒绝支持帝国主义政府的军事政策。宣言发展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的思想，指出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制止战争的唯一手段，但是对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和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明确的口号避而未提。——60。）斥责了社会和平主义，但整个齐美尔瓦尔德右派，整个齐◎第60页◎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方面去了，如：考茨基之流在1917年1月和2月的一系列演说；法国的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致投票赞成社会党的和平主义决议（1916年12月通过）和“劳动总联合会”的和平主义决议（注：列宁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的第三篇《法国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的和平主义》里专门批判了法国社会党和劳动总联合会的这些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233-238页）。这两项决议都欢迎美国总统伍·威尔逊以调解人身分敦请各国“公开说明自己关于结束战争条件的意见”，即敦请各国缔结帝国主义的和约来结束帝国主义战争。
法国社会党是由1902年建立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和1901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合并而成的，1905年成立。在统一的社会党内，改良派居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党领导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该党党内有以让·龙格为首的同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妥协的中派，也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革命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法国社会党内公开的改良派和中派同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1920年12月举行的图尔代表大会上，革命派取得了多数地位。代表大会通过了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并创立了法国共产党。改良派和中派退党，另行建立一个独立的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一名称。
劳动总联合会（工会总同盟）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成立于1895年。总联合会长期受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影响，其领袖们仅承认经济斗争，不接受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总联合会的领导核心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实行阶级合作，鼓吹“保卫祖国”。——61。）（劳动总联合会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该决议也是在1916年12月通过的）；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也是这样，他们全党采取了社会和平主义的立场，而屠拉梯本人在1916年12月17日的演说中，甚至“滑到了”（当然不是偶然的）用民族主义词句掩饰帝国主义战争的地步。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荷兰、瑞士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61、639。）和昆塔尔代表会议（注：指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
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代表会议）于1916年4月24日在伯尔尼开幕，以后的会议于4月25-30日在瑞士的一个山村昆塔尔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波兰、塞尔维亚和葡萄牙等国的4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3名代表、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2名代表和社会革命党左翼的3名代表。
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为结束战争而斗争；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鼓动和宣传；议会活动；群众斗争；召集社会党国际局。
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会议前做了大量工作，左翼力量在这次会议上比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有所增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共有代表12名，而在某些问题上可以获得12-19票，即几乎占了半数。这反映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国际主义的变化。在昆塔尔会议期间，列宁主持了一系列左派会议，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列宁成功地把左派团结了起来，以便在会议上同考茨基主义多数派进行共同的、有组织的斗争。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制定并提出了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包括了列宁的基本原则。代表会议的右派多数，被迫在一系列问题上追随左派，但他们继续反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
会议围绕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态度问题展开了极其激烈的斗争。列宁参加了关于召集社会党国际局问题的委员会。经过左派的努力，会议对一项谴责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但不反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作了如下补充：社会党国际局一旦召集，即应召开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来讨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代表的共同行动的问题。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为争取和平而斗争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告遭破产和受迫害的人民书》。由于法国议会党团少数派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代表会议上声明指出这种行为同社会主义、同反战斗争是不相容的。
尽管昆塔尔会议没有通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建立第三国际等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仍然称这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是前进的一步。昆塔尔代表会议促进了国际主义分子的团结。后来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倡议，这些国际主义分子组成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核心。——61。）的主席罗伯特·格里姆，在1917年1月，同他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格雷利希、普夫吕格尔、古斯塔夫、弥勒等）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在1917年1月和2月举行的各国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两次会议上，有一些国家的左派国际主义者，如国际青年组织书记和出色的国际主义报纸《青年国际》（注：《青年国际》杂志(《Jugend-Internationale》)是靠拢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1915年9月-1918年5月在苏黎世出版，威·明岑贝格任编辑。列宁在《青年国际》一文中对它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287-291页）。
1919-1941年，该杂志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61。）的编辑明岑贝格，我党中央的代表季诺维也夫，波兰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代表卡·拉狄克，“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哈特施坦等，曾正式痛斥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行为。
俄国无产阶级得到的很多；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人阶级都还没有机会像在俄国那样发挥出那么大的革命力量。但是多得者应当多予。
再不能容忍齐美尔瓦尔德的泥坑了。再不能为了齐美尔瓦尔德的“考茨基派”而同普列汉诺夫之流、谢德曼之流的沙文主义国际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了。应该立刻同这个国际断绝关系。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应该是为了了解情况。◎第61页◎
正是我们，正是现在，应当毫不迟延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国际，或者确切些说，我们应当不怕公开承认，这个国际已经建立并且在活动了。
这就是我在上面一一提到的那些“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他们，只有他们，才是革命国际主义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
如果说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为数尚少，那么就请每个俄国工人问一问自己：在1917年二、三月革命的前夜，俄国的觉悟的革命者多不多呢？
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主张和政策。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宣布”国际主义，而在于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不要对订立协议和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抱希望。只要帝国主义战争继续打下去，国际间的往来就会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军事专政的铁钳钳住。不得不容忍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附加的政府的“共和主义者”米留可夫，在1917年4月也没有准许瑞士社会党人、瑞士社会党（注：指瑞士社会民主党。
瑞士社会民主党（在瑞士法语区和意大利语区称瑞士社会党）成立于1870年，加入过第一国际，1888年重新建立。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有很大势力，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6年秋，该党右翼（格留特利联盟）从党内分裂出去。以罗·格里姆为首的多数党员采取中派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立场。党内左派则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该党左翼增强。左派于1920年12月退出该党，1921年3月同1917-1918年出现的一些共产主义团体一起组成了瑞士共产党（现称瑞士劳动党）。——62。）书记、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国际主义者弗里茨·普拉滕进入俄国（虽然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是来探望妻子的亲属的，又因他在里加参加过1905年的革命，为此坐过俄国的监狱，并为获准出狱曾向沙皇政府缴纳过保释金，他来是想取回这笔保释金的。），既然“共和主义者”米留可夫竟能够在1917年4月的俄国做出这种事来，那么现在资产阶级关于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等等的诺言、词句和宣言究竟有什么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英国政府拘留托洛茨基应当怎样解释呢？不让马尔托夫离开瑞士，想把他骗到英国，使他遭到同托洛茨基一样的命运，这又应◎第62页◎当怎样解释呢？
我们不要陷入幻想，不要自己骗自己。
既然事实证明，一些忠于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连从斯德哥尔摩进入我国都得不到许可，连他们的信件都不准寄来（尽管战时书报检查机关是完全可以用最严密的手续来审查这些信件的），那么，“等待”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或会议就无异是背叛国际主义。
我们党不应当“等待”，应当立刻建立第三国际，这样一来，在德国和英国监狱中的千百个社会主义者就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了；成千上万正在举行罢工和示威而使威廉这个恶棍和强盗畏惧的德国工人，就可以在秘密传单上看到我们的决定，看到我们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并且只是对他）的兄弟般的信任，看到我们现在也决心同“革命护国主义”作斗争；他们看到了这一切，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的革命国际主义信念了。
多得者应当多予。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俄国这样的自由。我们利用这种自由，不是为了鼓吹支持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革命护国主义”，而是要勇敢地、忠实地、本着无产阶级的和李卜克内西的精神去建立第三国际，建立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叛徒以及“中派”这些动摇分子势不两立的国际。
18.根据上述情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绝对谈不到统一的问题，就不必多费唇舌了。
宁可像李卜克内西那样只剩下两个人——这就是说和革命无产阶级在一起——也丝毫不能有同组织委员会的党，同齐赫泽和策列铁里统一的想法，因为这些人甘愿同《工人报》（注：《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3月7日（20日）-11月30日（12月13日）在彼得格勒出版，8月30日（9月1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波·奥·波格丹诺夫、库·安·格沃兹杰夫、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伊·格·策列铁里、尼·谢·齐赫泽、涅·切列万宁等。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63、76、228、246。）的波特列索夫结成联盟，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投票赞成公债（注：俄国临时政府为了抵补不断增加的战争支出和支付外国贷款的利息，发行了数达60亿卢布的战争公债，即所谓“自由公债”。1917年4月7日（20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21票对14票通过了积极支持发行“自由公债”的决议案。执行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反对发行公债，提出了详细阐明自己立场的决议案。有一些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执委会成员也投了反对票。问题提交苏维埃全会讨论，结果2000名代表赞成发行公债，123名代表反对。在苏维埃全会讨论前，各个党团内预先进行了讨论。——63。），他们已经堕落到“护国主义”的立场了。
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注：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一个信徒请求耶稣准许他回家埋葬了父亲再跟随耶稣外出行道，耶稣就用这句话回答了他。意思是：要专注于自己的信仰，把其他一切置之度外。——63。）◎第63页◎
谁想帮助动摇分子，首先要自己不动摇。
————◎第64页◎
我们党应当用什么名称，在科学上才是正确的，在政治上才是有助于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
19.现在谈一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名称问题，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
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社会民主党在下面主要两点上歪曲和背叛了这个宣言：(1)工人没有祖国，因此，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是背叛社会主义；(2)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被第二国际歪曲了。
“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曾经屡次——例如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这一点，恩格斯在1894年又更通俗地重复谈过这一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5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9—490页。——编者注）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是我的第一个论据。
第二个论据：我们党（社会民主党人）的名称的后半部，在科学上也是不正确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反◎第64页◎对任何国家的。
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领袖们，像普列汉诺夫先生、考茨基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歪曲了。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是必需的，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考茨基之流不同）这种国家并不是指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而是指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1905年和1917年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国家。
我的第三个论据是：现实生活，革命，实际上已经在我国创立了这种新“国家”，虽然它还处在幼弱的萌芽状态，可是这种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这已经是群众的实践问题而不只是领袖们的理论了。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是由脱离人民的武装队伍来控制群众。
我们这个诞生中的新国家也是国家，因为我们需要武装队伍，需要最严格的秩序，需要用暴力来无情地镇压君主派和古契柯夫—资产阶级的一切反革命尝试。
但是，我们这个诞生中的新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在俄国许多地方，这种武装队伍就是群众自己，就是全体人民，而不是那些居于人民之上、脱离人民、拥有特权、实际上从不撤换的人。
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看通常是资产阶级的那种民主，这种民主通过旧的君主制的管理机关即警察、军队和官吏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要向前看正在诞生的新的民主，这种民主已经不成其为民主，因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而武装的人民是不能自己统治自己的。
民主这个词用于共产党，不仅仅在科学上不正确。这个词在目◎第65页◎前，在1917年3月以后，已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他们自由、大胆、自动地建设新的东西——工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即“国家”的唯一政权，一切国家“消亡”的前驱。
我的第四个论据，就是应当考虑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
现在的形势已和1871—1914年不同，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意识地容忍了“社会民主”这个不正确的、机会主义的用语。因为当时，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历史把缓慢的组织教育工作提上了日程。此外别无他法。无政府主义者当时（现在还是）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根本错误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时局作了错误的估计，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形势：英国工人被帝国主义的利润所腐蚀，巴黎公社遭到失败，德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刚刚（1871年）胜利，半农奴制的俄国仍然沉睡不醒。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估计了时局，了解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了解了要慢慢开始社会革命的任务。
我们也应该了解新时代的任务和特点。我们决不要重蹈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覆辙，马克思在谈到这些人时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4页。——编者注）
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在客观上就必然产生帝国主义战争。战争使全人类濒临深渊，使全部文化濒于毁灭，并且不知还会使多少百万人走向粗野和死亡。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
当这个革命开始的时候，当这个革命怯懦地、不坚决地、不自觉地、对资产阶级过分信任地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大多数的（这◎第66页◎是真情，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领袖、“社会民主党”议员、“社会民主党”报纸——要知道影响群众的正是这种工具——背叛了社会主义，出卖了社会主义，跑到“本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群众惶惑不安，糊里糊涂，受了这些领袖的欺骗。
我们如果仍旧沿用这个同第二国际一样腐朽了的陈旧名称，就是鼓励这种欺骗，助长这种欺骗！
就让“许多”工人去真诚地理解社会民主党吧。现在是学习区别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时候了。
主观上，这些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是无产阶级群众最忠实的领袖。
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却是这样：我们党的旧名称便于人们欺骗群众，阻碍运动前进，因为群众在每种报纸上，在每个议会党团中处处见到那些说话最响亮、行动最引人注目的领袖，而这些人“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都“主张”同社会主义的叛徒，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他们都拿着“社会民主党”所开的旧期票要求兑现……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会把我们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混淆起来……”
为什么我们不怕同社会民族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混淆起来，不怕同法兰西共和国激进社会党人（注：指法国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激进社会党（全称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该党于1901年6月成立，作为派别则于1869年形成。该党宗旨是一方面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免受教权派和保皇派反动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基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党内大资产阶级影响加强了。党的领袖曾多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67。）这个用资产阶级手段欺骗群众最高明最狡猾的资产阶级政党混淆起来呢？“……群众已经习惯了，工人已经‘爱上了’自己的社会民主党……”
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但正是这个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把明天的革命任务，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把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把包围着无产者的那帮“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家伙对实际事业的破坏都丢开不管了。◎第67页◎
这是墨守成规，不求进取和因循守旧的理由。
而我们是要改造世界。我们要结束这场有数万万人卷进去、有千百亿资本利益纠缠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而这场战争除了进行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用真正民主的和约来结束的。
可是我们又自己怕自己。我们还舍不得脱掉那件“穿惯了的”、“可爱的”脏衬衫……
现在已经是丢掉脏衬衫、穿上整洁的衣服的时候了。
1917年4月10日于彼得格勒◎第68页◎
后 记
由于经济破坏和彼得堡各印刷厂窝工，我这本小册子已经过时了。小册子是在1917年4月10日写成的，今天已经是5月28日了，可是还没有出版！
小册子是作为一个行动纲领草案来写的，准备在我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合法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
由于中央内部在对革命的估计、革命的前途以及党的任务问题上有分歧，根据中央的一致决定，全党在代表会议召开以前，围绕列宁的《四月提纲》，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公开争论。这样，地方组织就有可能预先讨论议程中的问题，并弄清普通党员对它们的态度。出席代表会议的有151名代表，他们代表78个大的党组织的约8万名党员。出席会议的还有前线和后方军事组织的代表，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芬兰和爱沙尼亚等民族组织的代表。这次代表会议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因而起到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代表会议的议程是：目前形势（战争和临时政府等）；和平会议；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修改党纲；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同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联合；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立宪会议；组织问题；各地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列宁是主席团的成员，他领导了会议的全部工作，作了目前形势、修改党纲和土地问题等主要报告，发言20多次，起草了代表会议的几乎全部决议草案。斯大林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以《四月提纲》为基础，规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的路线，确定了党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波·加米涅夫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副报告，他和阿·伊·李可夫企图证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尚不成熟，认为只能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苏维埃监督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注：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格·列·皮达可夫反对各民族有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的口号。他们的错误观点受到了会议的批判。在讨论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时，会议通过了格·叶·季诺维也夫提出的继续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里和参加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的错误决议案，列宁投票反对这一决议案。代表会议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维·巴·诺根、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伊·捷·斯米尔加、斯大林、Г.Х.费多罗夫共9人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30-456页。——24、69、435、617、702。）召开以前，用来宣传我的一些观点。小册子曾经用打字机打了若干份，在会前和会上发给一些党员，也总算起了它的一部分作用。现在，1917年4月24—29日的代表会议已经开过了，代表会议的决议也早已公布（见《士兵真理报》（注：《士兵真理报》(《Солдатская 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4月15日（28日）在彼得格勒创刊。它起初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军事组织的机关报，从1917年5月19日（6月1日）第26号起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的机关报。发行50000-75000份，其中一半送往前线。1917年七月事变后被临时政府查封。1917年7-10月改用《工人和士兵报》和《士兵报》的名称出版，并一度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起恢复原名。1918年3月，根据俄共（布）中央决定，《士兵真理报》以及《农村贫民报》、《农村真理报》停刊，由《贫苦农民报》代替。——69。）第13号增刊），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我的小册子有不少地方成了这些决议的初稿。
现在我只希望在涉及这些决议的场合，小册子对阐明这些决议多少会有些帮助。另外我还想谈两个问题。
在第27页上我建议，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注：见本卷第61页。——编者注）。代表会议没有同意我这个意见，因此我不得不对关于国际的决议案投反对票。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代表会议犯了错误，事变的进程会很快地纠正这个错误。我们留在齐美尔瓦尔德，也是在推迟第三国际的建立（虽然这违反我们的意愿）；我们不摆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死亡的齐美尔瓦尔德这个沉重的包袱，就是间接地阻碍第三国际的建立。
现在我们党的处境（在全世界所有工人党的面前）正是要求我◎第69页◎们必须立即建立第三国际。现在除了我们，谁也做不到这一点，而拖延是有害的。如果我们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我们就能立刻放手去建立第三国际（同时，只要情况允许，还可以利用一下齐美尔瓦尔德）。
可是现在，由于代表会议的错误，我们只好消极地等待，至少要等到1917年7月5日（即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召开的日子；只要它不再来一次延期，就是万幸！它已经延期一次了……）（注：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原定于1917年5月31日召开，后一再延期，最终于1917年9月5-12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国社会党左派（瑞典左派、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由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统一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奥地利左派、斯巴达克派、丹麦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中派（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瑞士社会民主党、芬兰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党、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保加利亚独立工会）和社会沙文主义派（以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首的俄国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派代表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宁投了反对票，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应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断绝关系，立即着手组织第三国际。他只同意为了解情况而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代表布尔什维克出席会议的是瓦·瓦·沃罗夫斯基和尼·亚·谢马什柯。代表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主要议程有：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报告；罗·格里姆事件（指原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格里姆充当瑞士部长阿·霍夫曼的密使，在俄国进行有利于德国帝国主义的单独媾和的试探一事）；对斯德哥尔摩和平代表会议的态度；为在各国争取和平和开展齐美尔瓦尔德运动而斗争。由于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非常复杂，会议的决议和宣言也就具有模棱两可的妥协性质。
沃罗夫斯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波兰社会民主党，要求代表会议表明对俄国孟什维克的态度。他指出，孟什维克作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成员，派代表参加了俄国卡芬雅克式的人物亚·费·克伦斯基的政府，应对这个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罪行负完全责任。一些代表对与会的布尔什维克表示支持，但以胡·哈阿兹为首的多数派借口对俄国情况不熟悉，拒绝就这个问题通过决议。
代表会议的宣言号召各国工人举行反对战争和保卫俄国革命的国际总罢工，但是没有写进革命社会民主党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各交战国政府遭到失败等口号。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声援被捕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弗·阿德勒以及囚禁在克伦斯基监狱中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亚·米·柯伦泰等。
关于这次代表会议，可参看《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64-266页）。——70。）
不过，代表会议闭幕后我党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登在5月12日《真理报》第55号上的一项决议把错误纠正了一半。决议说，如果齐美尔瓦尔德去同部长们商量问题，我们就退出齐美尔瓦尔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66页。——编者注）我愿表达如下希望：一旦我们召开“左派”（即“第三派”，“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见上面，第23—25页（注：见本卷第57—60页。——编者注））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另一半错误将会很快得到纠正。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1917年5月6日成立的“联合内阁”（注：联合内阁即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于1917年5月5日（18日）成立。这届内阁是四月危机的产物。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于1917年4月18日（5月1日）照会盟国政府，声称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同它们签订的一切条约。消息传出后，群众自发地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4月20日和21日（5月3日和4日），游行示威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工人和士兵运动。临时政府为了给人以改弦更张的假象，免去了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和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的职务，并建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组织联合政府。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违背了它3月1日（14日）通过的关于苏维埃不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于5月1日（14日）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关于苏维埃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为了谈判组成联合政府的条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5月2日（15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以多数票批准了执行委员会的决定。5月5日（18日）达成了关于新政府席位分配的协议，有5名社会党人参加联合内阁。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司法部长帕·尼·佩列韦尔泽夫（劳动派）、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财政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维·米·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人）、邮电部长伊·格·策列铁里（孟什维克）、劳动部长马·伊·斯柯别列夫（孟什维克）、粮食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人民社会党人）、国家救济部长德·伊·沙霍夫斯科伊（立宪民主党人）、国家监察长И.В.戈德涅夫（十月党人）和正教院总监В.Н.李沃夫。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联合内阁，拯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甘愿做它的奴仆和卫士。关于联合内阁，可参看列宁的《革命的教训》一文（本卷第94-108页）。——70、75、102、227、235。）。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好像更是过时了。
其实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一点也没有过时。它的一切论述都是以阶级分析为依据的，这种分析对交出6个部长给10个资本家部长做人质的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来说，像火一样可怕。既然小册子的一切论述是以阶级分析为依据的，它就没有过时，因为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加入内阁，只不过稍微改变了一下彼得格勒苏维埃同资本家政府协议的形式，而我在小册子第8页上曾有意强调，“我所指的，不是形式上的协议，而是事实上的支持”（注：见本卷第42页。——编者注）。◎第70页◎
事情愈来愈清楚：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不过是资本家的人质，“革新了的”政府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根本不想而且也不会履行自己的任何漂亮诺言。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在政治上已经自杀，他们已经成了资本家实际扼杀革命的帮手。而克伦斯基则已堕落到对群众使用暴力的地步（参看小册子第9页：“古契柯夫还只是威胁说要使用暴力来对付群众”（注：见本卷第43页。——编者注），而克伦斯基竟已经来实现这种威胁了……）（注：指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1917年5月11日（24日）发布命令，颁发《士兵权利宣言》一事。这个宣言实际上取消了士兵群众在二月革命中争得的权利。为了对付拒绝进攻的士兵和军官，宣言规定：长官在战时可以对不执行命令的下属使用武力。在发布命令的同时，克伦斯基动手解散一些团队，并把“煽动抗命”的军官和士兵送交法庭审判。——71。）。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已经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在政治上自杀。这一切，人民是会看得愈来愈清楚的。
联合内阁只是我的小册子简要分析过的我国革命根本阶级矛盾发展中的过渡现象。这种现象不会长久存在。不是后退到全面的反革命，就是前进到使政权转到另外的阶级手中。在革命时期，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环境中，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
尼·列宁
1917年5月28日于彼得堡
1917年9月由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50—185页◎第71页◎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件文献。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5月4-28日（5月17日-6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由各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军队农民组织选出的代表1115名，其中社会革命党人537名，社会民主党人103名（大部分是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团只有9人），人民社会党人4名，劳动派分子6名，无党派人士136名（其中由米·瓦·伏龙芝组织的14名“无党派人士集团”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党派背景不详的329名。列入大会议程的有联合临时政府问题、粮食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土地问题等。
代表大会成了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争夺农民群众的舞台。在大会的主要问题——土地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列宁十分重视农民代表大会，直接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工作。他以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义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和他发表的讲话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革命党人为了避免他们自己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遭到否决，不得不在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决议草案中写上“一切土地应当毫无例外地交土地委员会管理”（第2条）。大会表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赞成社会党人参加联合政府，主张把战争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和在前线发动进攻，同意社会革命党人关于把土地问题拖延到召开立宪会议时再解决的主张。大会选出了由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72、80。）
（1917年5月）
1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
（5月17日〔30日〕以前）
1.地主的和私人的所有土地，以及皇族和教会等等的土地，都应该立即无偿地交给人民。
2.农民应该通过农民代表苏维埃立即有组织地夺取当地的全部土地，从经济上加以支配，这丝毫不妨碍立宪会议或全俄苏维埃会议（如果人民把中央政权交给这种苏维埃会议的话）将来对土地制度作最后的决定。
3.土地私有制应该根本废除，即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只应属于全体人民。土地应该由地方民主机关来支配。
4.农民应该拒绝资本家、地主和他们的临时政府的意见，不同当地的地主达成立即支配土地的“协议”；全部土地如何支配的问题应该由当地多数农民的组织决议来确定，而不能由多数人（即农民）同少数人、而且是同极少数人（即地主）达成协议来确定。
5.不仅地主现在和将来会千方百计地反对把全部地主土地◎第72页◎无偿地交给农民，而且资本家也会这样做，后者拥有巨大势力，因为他们有钱，还能够通过报纸，通过许多习惯于资本统治的官吏、职员等等来影响目前还无知的群众。因此，不消除农民群众对资本家的信任，不建立起农民同城市工人的紧密联盟，不把全部国家政权完全交给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地主的全部土地就不能彻底地、牢靠地无偿交给农民。国家政权由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掌握，对国家的管理不是通过警察、官吏和脱离人民的常备军，而是通过全民的、工农都参加的武装民兵，只有那样，才能保证实现全体农民所要求的上述的土地改革。
6.农业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即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畜和农具而靠部分雇佣劳动来取得生活资料的农民，应该尽一切力量单独成立苏维埃，或者在全体农民苏维埃中成立单独的小组，以便与那些必然想同资本家和地主勾结的富裕农民进行斗争，捍卫本身的利益。
7.由于战争的缘故，俄国同一切交战国及许多中立国（非交战国）一样，因缺乏劳动力和煤铁等而受到经济破坏、灾难和饥饿的威胁。只有由工农代表监督和指导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分配，才能拯救国家。因此，必须立即作好准备，使农民代表苏维埃同工人代表苏维埃达成协议，以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换取农具、鞋子、衣服和其他物品，不要通过资本家，不要让资本家管理工厂。为了同一目的，应该鼓励把地主的耕畜和农具交给农民委员会共同使用。同样，还应该鼓励根据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在农艺师指导下把各个大的地主田庄改建成用优良农具共同耕作的示范农场。
1917年5月印成文件（供代表大会代表使用）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36—137页◎第73页◎
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注：这里选收了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一篇讲话。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6月3-24日（6月16日-7月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90名，代表305个工兵农代表联合苏维埃，53个区、州和省苏维埃，21个作战部队组织，8个后方军队组织和5个海军组织。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和支持它的一些小集团，当时在苏维埃中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代表。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有革命民主和政权问题、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立宪会议的筹备问题、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等12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会上号召加强军队纪律、在前线发动进攻、支持临时政府，并试图证明苏维埃不能掌握政权。在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讲到俄国没有一个政党准备单独掌握全部政权时，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即席声明说：“有的！”接着在自己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布尔什维克党时刻准备掌握全部政权。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大会讲台揭露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策略，对每个主要问题都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决议案。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下通过的代表大会决议支持临时政府，赞成前线的进攻，反对政权转归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了由320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绝大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大撤退》一文中列宁指出，这次代表大会非常清楚地表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已经退出革命（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78页）。——74、282、629。）
（1917年6月上旬）
1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
（6月4日〔17日〕）
同志们，在给我的短短的时间里，我只能谈一谈执行委员会报告人和随后几个发言人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问题，我想这样比较适当。
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出席的是什么会议，现在召开全俄代表大会的苏维埃是怎么一回事，有人在这里大谈特谈的革命民主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大谈特谈革命民主，是为了掩盖他们对革命民主的毫不理解和彻底背弃。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谈论革命民主，而又模糊这个机构的性质、阶级成分和它在革命中的作用，对这些问题一字不提，同时却想要取得民主派的称号，真是怪事。他们把整个西欧过去就有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纲领向我们描述一番，把现在所有资产阶级政府（我国政府也在内）都承认的改革纲领也向我们描述一番，同时又对我们谈论革命民主。他们是对什么人谈这些话呢？是对苏维埃。那我◎第74页◎就来问问你们，欧洲哪个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共和制的国家有类似苏维埃这样的机构呢？你们一定会回答说：没有。这种机构哪里也没有，也不可能有，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资产阶级政府以及人们向我们描述的、在所有国家里都提过几十次但仍然是一纸空文的改革“计划”；或者是人们现在向之发出呼吁的机构，即革命所创造的新型“政府”，这样的政府只是在革命最高涨的年代有过先例，例如1792年在法国，1871年也在法国，1905年在俄国。苏维埃，这是任何一个通常类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所没有的机构，而且是不可能与资产阶级政府并存的机构。这是一种新的、更民主的国家类型，我们在我们党的决议中把它叫作农民—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这样的共和国里，唯一的政权属于工兵代表苏维埃。如果认为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如果以为这是可以回避的问题，或者用现在有某种机构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并存来搪塞，那都是徒劳的。不错，它们并存着。但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空前多的争执、冲突和摩擦。正是这种情况使俄国革命刚一高涨、刚一前进就转向停滞和倒退，也就是目前在我国联合政府（注：联合内阁即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于1917年5月5日（18日）成立。这届内阁是四月危机的产物。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于1917年4月18日（5月1日）照会盟国政府，声称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同它们签订的一切条约。消息传出后，群众自发地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4月20日和21日（5月3日和4日），游行示威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工人和士兵运动。临时政府为了给人以改弦更张的假象，免去了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和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的职务，并建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组织联合政府。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违背了它3月1日（14日）通过的关于苏维埃不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于5月1日（14日）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关于苏维埃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为了谈判组成联合政府的条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5月2日（15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以多数票批准了执行委员会的决定。5月5日（18日）达成了关于新政府席位分配的协议，有5名社会党人参加联合内阁。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司法部长帕·尼·佩列韦尔泽夫（劳动派）、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财政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维·米·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人）、邮电部长伊·格·策列铁里（孟什维克）、劳动部长马·伊·斯柯别列夫（孟什维克）、粮食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人民社会党人）、国家救济部长德·伊·沙霍夫斯科伊（立宪民主党人）、国家监察长И.В.戈德涅夫（十月党人）和正教院总监В.Н.李沃夫。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联合内阁，拯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甘愿做它的奴仆和卫士。关于联合内阁，可参看列宁的《革命的教训》一文（本卷第94-108页）。——70、75、102、227、235。）中，在整个对内对外政策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因准备发动帝国主义进攻而出现的倒退。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通常的资产阶级政府，那就不需要农民、工人、士兵等等苏维埃，苏维埃不是被那些手里有军队、根本不理会克伦斯基部长高谈阔论的反革命将军解散，便是无声无息地死去。这些机构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不能后退，也不能停在原地，只有前进才能生存。这种国家类型不是俄国人臆想出来的，而是革命创造出来的，因为不这样，革命就不能胜利。在全俄苏维埃内部，必然会发生摩擦，发生党派争夺权力的斗争。但这将是以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来消除各种可能产生的错误和幻想（喧声），而不是靠部长们作报告，讲一些他们昨天说过的、明天要写的、后天要许诺的◎第75页◎东西。同志们，从俄国革命所创立的、现在面临着生死存亡问题的机构的角度看来，这是很可笑的。苏维埃不能再按照现在的样子存在下去。工人和农民又不是小孩子，竟要聚集在一起，通过一些决议，听取一些根本经不起实际检验的报告！这样的机构是向一种共和国过渡，这种共和国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建立一个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的坚强政权，这种政权在西欧还不能存在，而俄国革命没有这种政权就不能取得胜利，即不能取得对地主的胜利，对帝国主义的胜利。
没有这种政权，就谈不上我们自己会取得这样的胜利，并且愈深入地研究人们在这里向我们建议的纲领和我们面临的事实，一个基本的矛盾就愈突出。像报告人和其他发言人一样，人们都对我们说第一届临时政府（注：指1917年3月2日（15日）成立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同把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协议成立的，起初称“第一届社会内阁”，3月10日（23日）定名为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公爵（立宪民主党人）、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十月党人）、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财政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司法部长亚·费·克伦斯基（劳动派）、正教院总监В.Н.李沃夫、国家监察长И.В.戈德涅夫（十月党人）。——7、76、97。）真糟糕！可是以前，当布尔什维克，不走运的布尔什维克说“不给这个政府任何支持和信任”的时候，人们却纷纷责骂我们是“无政府主义”！现在大家都说上一届政府很糟糕，可是有准社会党人担任部长的联合政府又怎样呢？它和上一届政府有什么区别呢？难道空谈纲领、方案还谈得不够吗？难道这些东西还谈得不够吗？难道还不到采取行动的时候吗？从5月6日联合政府成立以来，一个月已经过去了。请大家看看事实，看看俄国和所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经济破坏的情形吧。造成经济破坏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资本家的掠夺。这才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这是报纸公开承认的事实，而且不是我们的报纸，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绝对不是，而是部长的《工人报》（注：《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3月7日（20日）-11月30日（12月13日）在彼得格勒出版，8月30日（9月1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波·奥·波格丹诺夫、库·安·格沃兹杰夫、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伊·格·策列铁里、尼·谢·齐赫泽、涅·切列万宁等。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63、76、228、246。）。这家报纸说：“革命”政府提高了工业用煤的订货价格！！（注：指1917年5月14日（27日）《工人报》第56号上《国家在危急中》一文中的话。列宁于1917年5月31日（6月13日）在《真理报》上发表《资本家在嘲弄人民》一文，对该文进行了详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01-204页）。——76。）联合政府丝毫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有人问我们，俄国是否可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立刻进行根本的改造。同志们，这都是丝毫无根据的托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正像他们经常阐述的那样：“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第76页◎动的指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编者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而且在战争期间也不可能有向纯粹社会主义过渡的纯粹资本主义，只有某种中间的、某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因为卷入资本家之间的罪恶战争的几亿人正面临着死亡。问题不在于答应进行一些改革——这是空话，问题在于采取我们现在需要采取的步骤。
如果你们要谈“革命”民主，那就请把这个概念同资本家内阁的改良主义民主区别开来，因为现在应当抛掉“革命民主”的空谈，不再拿“革命民主”来互相庆贺，而要按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科学社会主义教导我们的那样来作阶级评价。人们建议我们实行资本家内阁执政下的改良主义民主。从西欧通常的范例来看，这也许很好。可是，现在许多国家都处在灭亡的前夕，而那些实际措施，据前面发言的邮电部长公民说来，似乎复杂得简直难于实行，必须特别加以研究，其实这些措施是十分清楚的。他说，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表示决心要掌握全部政权。我回答说：“有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我们的党也不放弃这样做，它每一分钟都准备掌握全部政权。”（掌声，笑声）你们爱怎么笑就怎么笑，但是，如果部长公民向我们和右派政党都提出这个问题，那他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答。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在还有自由的时候，在逮捕和流放西伯利亚等等威胁——这些来自同我们的准社会党人部长们共事的反革命分子的威胁还只是威胁的时候，任何一个政党都会说：信任我们，我们就会拿出我们的纲领。
我们的代表会议在4月29日已经提出这个纲领（注：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30—456页）。——编者注）。可惜人们◎第77页◎不重视这个纲领，不按这个纲领去做。看来需要对这个纲领作一番通俗的解释。那就尽我所能，向邮电部长公民通俗地解释一下我们的决议，我们的纲领。关于经济危机，我们的纲领要求立刻——毫不拖延——公布资本家所获得的高达500—800％的骇人听闻的全部利润。这些利润并不是资本家在自由市场上，在“纯粹”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的，而是靠军事订货获得的。这才是真正需要而且可能实行工人监督的地方。这就是你们这些自称“革命”民主派的人应该代表苏维埃实行而且一夜之间就可以实行的措施。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是让人民看清什么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什么是真正玩弄帝国主义的把戏，玩弄人民财产、玩弄几十万人生命的行为。这几十万人明天就会因我们继续扼杀希腊而丧命。把资本家老爷们的利润公布出来吧，把50个或100个最大的百万富翁逮捕起来吧，哪怕是以软禁尼古拉·罗曼诺夫的优待条件拘留他们几个星期也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迫使他们提供各种线索，说出种种骗人的把戏、肮脏的活动、自私自利的勾当，而这些东西使我们国家甚至在新政府管理下每天也得损失千百万财富。这就是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破坏的基本原因，因此我们说：我国一切都是老样子，联合内阁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只是多了一大堆宣言和动听的声明而已。不管人们多么真诚，不管他们多么真诚地希望劳动者过好日子，但是情况并没有改变，掌握政权的仍旧是原来那个阶级。现在实行的政治并不是民主政治。
有人对我们说，要使“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民主化”。难道你们真不知道，这些话只有对俄国才是新鲜东西吗？在其他国家不是已经有几十个准社会党人部长向他们的国家许过这样的诺言吗？我们面前摆着的活生生的具体事实是，地方居民选举政权机关，而中央却硬要任命或批准地方政权机关的人选，从而破坏了起码的民◎第78页◎主。在这种情况下，试问这些诺言还有什么意义呢？资本家还在盗窃人民的财产。帝国主义战争还在进行。而有人却答应我们改革，改革，改革，这些改革在现在这个框框内根本不能实现，因为战争压倒一切，决定一切。有人说，战争并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你们为什么不同意这种说法呢？标准是什么呢？首先是看哪个阶级在当权，哪个阶级在继续做主人，哪个阶级在继续利用银行业务和金融业务赚取几千亿利润。这个阶级仍然是资本家阶级，因此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第一届临时政府也好，有准社会党人担任部长的政府也好，什么都没有改变：秘密条约还是秘密条约，俄国还是在为争夺两个海峡（注：指土耳其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两个海峡统称为黑海海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站在德国方面参战以后，英法于1915年同俄国签订一个秘密协定，允诺把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和黑海海峡划归俄罗斯帝国，以鼓励它把对德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废除了这一协定。——79。）而战，为继续贯彻利亚霍夫对波斯的政策（注：沙俄陆军上校弗·普·利亚霍夫以镇压高加索和伊朗民族革命运动的刽子手而臭名昭彰。1906年，他被派往伊朗北部，在那里积极执行了沙皇的反动政策，所以列宁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对波斯的政策。——79。）而战，以及其他等等。
我知道，你们不希望这样做，你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这样做，部长们也不希望这样做，因为不能希望这样做，因为这是杀害几亿人的生命。可是请看一看米留可夫之流和马克拉柯夫之流现在大谈特谈的进攻吧。他们完全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知道，这同政权问题，同革命问题有关。有人对我们说，应该把政治问题和战略问题区别开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可笑的。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4、37、79、88、96、135、229、236、276、282、365、389、476、582、627。）非常清楚现在提出的是政治问题。
至于说从下面发动的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可能导致单独媾和，这是诬蔑。如果我们掌握政权，那我们要实行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逮捕那些最大的资本家，割断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一切线索。否则，谈论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都是讲空话。我们所要实行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撇开各国政府，向各国人民宣布：我们认为所有的资本家都是强盗，不论是捷列先科——捷列先科丝毫不比米留可夫好些，不过比他稍微蠢些——还是法国的、英国的和其他一切国家◎第79页◎的资本家。
你们自己的《消息报》弄糊涂了（注：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1917年5月16日（29日）第67号发表《没有兼并》一文的事。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于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在彼得格勒创刊，最初称《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从3月2日（15日）第3号起成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起初有：波·瓦·阿维洛夫、弗·亚·巴扎罗夫、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约·彼·戈尔登贝格和格·弗·策彼罗维奇。由于编辑部内部意见分歧，阿维洛夫、邦契-布鲁耶维奇和策彼罗维奇于4月12日（25日）退出了编辑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费·伊·唐恩、弗·萨·沃伊京斯基、А.А.郭茨、伊·瓦·切尔内绍夫随后进入编辑部。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后，该报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7年8月1日（14日）第132号起，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的名称出版。决定该报政治方向的是当时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联盟的代表人物。
十月革命后，该报由布尔什维克领导。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即从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起，该报更换了编辑部成员，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正式机关报。1918年3月该报迁至莫斯科出版。从1923年7月14日起，成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38年1月26日起，改称《苏联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80、229、235、302、805。），不是提议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而是提议保持原状。不，我们不是这样理解“没有兼并”的和约的。甚至农民代表大会（注：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件文献。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5月4-28日（5月17日-6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由各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军队农民组织选出的代表1115名，其中社会革命党人537名，社会民主党人103名（大部分是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团只有9人），人民社会党人4名，劳动派分子6名，无党派人士136名（其中由米·瓦·伏龙芝组织的14名“无党派人士集团”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党派背景不详的329名。列入大会议程的有联合临时政府问题、粮食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土地问题等。
代表大会成了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争夺农民群众的舞台。在大会的主要问题——土地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列宁十分重视农民代表大会，直接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工作。他以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义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和他发表的讲话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革命党人为了避免他们自己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遭到否决，不得不在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决议草案中写上“一切土地应当毫无例外地交土地委员会管理”（第2条）。大会表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赞成社会党人参加联合政府，主张把战争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和在前线发动进攻，同意社会革命党人关于把土地问题拖延到召开立宪会议时再解决的主张。大会选出了由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72、80。）在这个问题上都比较接近真理，它谈到要建立“联邦”共和国（注：这里说的是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俄国未来政治制度的决议。——80。），意思就是说，俄罗斯共和国不想用新的或旧的方式压迫任何一个民族，不想靠强制办法同任何一个民族共处，不论是芬兰也好，乌克兰也好，而陆军部长却对芬兰和乌克兰百般刁难，造成不能容许和无法容忍的冲突。我们所希望的是一个有坚强政权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共和国，但是坚强的政权要靠各民族自愿协议才能建立起来。“革命民主”是庄严的字眼，如今却用到了以卑鄙的刁难使乌克兰和芬兰问题复杂化的政府身上！其实乌克兰和芬兰并不愿意分离，它们只是说，不要把实施起码的民主拖延到召开立宪会议的时候。
只要你们不放弃你们的兼并，就缔结不了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这实在可笑，像是耍把戏，欧洲每个工人都会嘲笑说：他们口头上说得很漂亮，号召各国人民打倒银行家，而自己却把本国银行家送进内阁去。逮捕银行家，揭穿他们的勾当，查出各种线索，——这些事情你们都不做，尽管你们拥有不容抗拒的权力机关。你们经历了1905年和1917年，你们知道，革命不是按照定单制造的，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是通过流血起义的艰苦道路实现的，而在俄国没有一个集团、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抗拒苏维埃政权。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这个革命如果立刻同一切资本家阶级决裂，立刻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那么在极短时期内就会得到法国人民和德国人民的赞同，因为这些国家快要灭亡了，因为德国已经陷于绝境而不能自拔，因为法国……
（主席：“您发言的时间到了。”）
再有半分钟我就结束……（喧声，会场上有人要求继续讲下◎第80页◎去，有人反对，有人鼓掌。）
（主席：“我向大会报告，主席团建议延长发言时间。谁反对？大多数赞成延长。”）
我刚才谈到，假如俄国的革命民主派不是口头上的民主派，而是实际上的民主派，那它就会推动革命前进，而不是同资本家妥协，不是空谈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而是取消俄国自己的兼并，并且公开宣告，它认为任何兼并都是犯罪和强盗行为。这样就能避免帝国主义为瓜分波斯和巴尔干而发动的使千百万人受到死亡威胁的进攻。这样就能开辟一条通向和平的道路，但这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它并不排除真正革命的战争。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并不像巴扎罗夫今天在《新生活报》（注：《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俄国报纸（日报），由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马·高尔基、谢列布罗夫、瓦·阿·杰斯尼茨基、尼·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弗·亚·巴扎罗夫、波·瓦·阿维洛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等。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81、282、332、357、373、501、527、554、814。）上提出的那样（注：指1917年6月4日（17日）《新生活报》第40号刊载的弗·亚·巴扎罗夫的《今后怎样？》一文。作者在文章中坚持所谓为挽救革命而继续单独进行战争的论点。——81。）；我们只是说：俄国现在的情况是，它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阶段的任务比想象的要容易一些。俄国的地理条件非常好，假如强国敢于凭资本及资本的掠夺利益来反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同它接近的半无产阶级即贫苦农民，假如强国敢于这样做，那对它们来说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任务。德国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在美国参战以后（美国想吞并墨西哥，而且大概很快就会同日本打起来），德国就陷于绝境，它将被消灭。法国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吃的苦头比谁都多，它的力量消耗殆尽。这个国家的饥荒虽然没有德国厉害，但人力的损失比德国大得多。如果你们第一步从限制俄国资本家的利润开始，使他们根本无法榨取几亿利润，如果你们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反对一切国家的资本家，并且直截了当地声明，你们决不同德国资本家以及一切直接或间接纵容他们或者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人进行任何谈判和发生任何关系，你们拒绝同法国和英国资本家谈判，那你们才能够在工人面前控诉他们。你们也就不会把◎第81页◎发给麦克唐纳出国护照这件事（注：指英国政府发给英国独立工党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去俄国的护照一事。麦克唐纳是应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邀请到俄国访问的，因英国海员工会拒绝为他开船而未能成行。——82。）看成一个胜利，麦克唐纳从来没有进行过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允许他出国，是因为他没有表现出反对英国资本家的革命斗争的思想、原则、实践和经验，而我们的马克林同志和其他几百个英国社会党人就是因为进行这种斗争而坐牢的，我们的李卜克内西同志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坐牢的，他被关在苦役监狱里就是因为他说过：“德国士兵们，向你们的皇帝开枪吧。”
临时政府的大多数成员在专门重新召集的第三届杜马中（不过我不知道这届杜马算是第三届还是第四届），每天都在准备并且扬言要把我们送去服苦役，而且司法部已经在拟订有关的新法律草案，其实，把帝国主义者资本家送去服苦役岂不更正确吗？马克林和李卜克内西才是把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思想付诸行动的社会党人。这就是必须向各国政府说的话，为了争取和平，必须向各国人民控诉各国政府。这样，你们就能使一切帝国主义政府陷于混乱的境地。现在你们自己却陷于混乱的境地了，因为你们一方面在3月14日向人民发表的和平号召书（注：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发表的《告世界人民书》。这个号召书是苏维埃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多数在要求停止战争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被迫在1917年3月14日（27日）的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第二天发表于《真理报》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号召书充满关于和平的华丽词句，但没有揭露战争的掠夺性质，没有提出争取和平的任何实际措施，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辩护。——82、343。）上说，“打倒你们的皇帝、你们的国王和你们的银行家吧”，但另一方面，我们虽然掌握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样一种人数众多、经验丰富、有强大物质力量的空前未有的组织，却同我们的银行家订立联盟，成立准社会党人联合政府，草拟一些在欧洲已经草拟了好几十年的改革方案。欧洲在嘲笑这种争取和平的斗争。只有苏维埃取得了政权并且采取革命行动的时候，欧洲人才能理解这种斗争。
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以阶级的规模、通过反对资本家而不经过流血的革命来采取停止帝国主义战争的步骤。这样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俄国。只要工兵代表苏维埃存在，俄国就始终是这样的国家。苏维埃不可能同普通类型的临时政府长期共存。◎第82页◎只有在不转入进攻的时候，苏维埃才会照旧存在。转入进攻是俄国革命整个政策的转变，即从期待和平，从由下面举行革命起义来准备和平转为恢复战争。从一条战线上的士兵联欢进到所有战线上的士兵联欢，从冒着服苦役的危险用面包皮同饥饿的德国无产者交换小折刀的自发联欢进到自觉的联欢，这就是已经显示出来的道路。
我们一经掌握政权，就要制服资本家，那时，战争就不是现在所进行的这种战争了，因为战争的性质是由哪个阶级进行战争来决定的，而不是由纸上写的东西来决定的。在纸上，要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但是，只要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在政府中占多数，那么无论你写什么，无论你说得多漂亮，无论有多少准社会党人部长，战争还是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大家都知道、都看到的。阿尔巴尼亚的例子，希腊和波斯的例子（注：1917年6月，意大利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宣布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受意大利事实上的保护。
同年6月11日，协约国在希腊策动政变，迫使反对参战的希腊国王君士坦丁一世逊位，而把曾被国王撤职的亲协约国的首相埃·威尼齐洛斯重新扶上台。希腊终于站在协约国方面参了战。
波斯（伊朗）在战争期间北部被俄军占领，南部被英军占领，完全丧失了独立。所有这些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都得到了临时政府外交工作人员的支持。——83。），都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攻击我们关于进攻的书面声明（注：指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和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委员会要求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首先提出前线进攻这一问题的声明。声明指出，这次进攻是由帝国主义盟国的资本巨头指使的，俄国反革命集团则指望借此把权力集中于军人、外交家集团和资本家集团手中，打击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和俄国民主派所争得的阵地。声明呼吁工人阶级、军队和农民注意国家面临的危险，要求大会立即回击反革命的进攻。声明中提出的建议被代表大会所否决。——83。），而关于具体例子，却没有一个人吭一声！答应拟订一些方案是容易的，可是具体的措施总是迟迟不采取。草拟关于没有兼并的和约的宣言是容易的，可是，阿尔巴尼亚、希腊和波斯的事例恰恰是在联合内阁成立以后发生的。《人民事业报》（注：《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先后担任编辑的有В.В.苏霍姆林、维·米·切尔诺夫、弗·米·晋季诺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亚·费·克伦斯基等。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农群众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该报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鼓动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以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83、151、283、501、554、799。）（这家报纸并不是我们党的机关报，它是政府的机关报，部长们的机关报）就这些事例写道：扼杀希腊是对俄国民主的嘲弄（注：指1917年6月1日（14日）《人民事业报》第63号的社论《希腊的“自决权”》中的话。——83。）。而米留可夫，就是那个被你们当作了不起的人物，其实不过是他们党里的一个普通党员，跟捷列先科没有任何区别的米留可夫，连他也写道，协约国的外交扼杀了希腊。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因此，不管你们多么想要和平，不管你们对劳动者的同情多么真诚，不管你们的和平愿望多么真诚（我完全相信，群众的和平愿望不可能不是真诚的），你们还是无能为力，因为除了进一步发展革命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能够结束战争。俄国◎第83页◎革命一开始，来自下层的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也就开始了。如果你们掌握了政权，如果政权转归革命组织并被用来进行反对俄国资本家的斗争，那时其他国家的劳动者就会信任你们，你们就可以提出媾和建议。那时我们的和平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保证，即从大量流血牺牲、陷于绝境的两个民族，从德国和法国得到保证。如果那时的形势使我们不得不进行革命战争（这一点谁也不知道，我们也不能担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们就会说：“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如果革命阶级掌握了政权，如果它真正消除了资本家对事务的任何影响，使他们无法扩大经济破坏，无法从经济破坏中获得几亿利润，那我们是不会拒绝进行战争的。”革命政权会毫无例外地向一切国家的人民解释说，各国人民都应该是自由的，德国人民不应该为保住阿尔萨斯和洛林而战，法国人民也不应该为保住法国的殖民地而战。因为法国如果为它的殖民地而战，那俄国有希瓦和布哈拉（注：希瓦是16世纪初在中亚阿姆河下游建立的一个封建国家（希瓦汗国），居民有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卡拉卡尔帕克人等，1873年被沙皇俄国征服，成为它的属国。
布哈拉是16世纪在中亚建立的一个封建国家（布哈拉汗国），居民有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等，1868年被沙皇俄国征服，成为它的属国。——84。），这也是类似殖民地的地区，那时就会开始瓜分殖民地了。怎样进行瓜分，按照什么标准呢？按照实力。而实力已经起了变化，资本家的处境就是这样：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出路。一旦你们取得革命政权，你们就可以通过革命道路来达到和平：向各国人民发出革命号召，用你们的例子来说明策略。那时在你们面前就会展开一条用革命方法取得和平的道路，你们就很有可能使几十万人免于死亡。那时你们就可以确信，德国人民和法国人民会声明赞成你们。而英国、美国、日本的资本家即使想要进行反对革命工人阶级的战争（资本家一旦被制服、被排除，监督权一旦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就会增加十倍），即使美国、英国、日本的资本家想要进行战争，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不可能。你们只要声明，你们不是和平主义者，你们要保卫自己的共和国，保卫工人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不受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侵犯，这样就足以保障和平了。◎第84页◎
这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关于进攻的声明具有如此根本性意义的原因。整个俄国革命史上的转折关头已经到来了。俄国革命的发生，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是帮了忙的，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为俄国同中国或印度差不多。可是不然，俄国除了有一个现在是地主和资本家占多数的政府外，还产生了苏维埃这种按力量来说是世界上从未听到过和看见过的代表机构，虽然你们参加资产阶级联合内阁就是在扼杀这个代表机构。而且俄国革命还做到了使来自下层的反对资本家政府的革命斗争在各个国家中都获得了极大的同情。现在的问题是：前进还是后退。革命时期停留在原地不动是不行的。因此，从政治、经济的意义来说，而不是从战略的意义来说，进攻是整个俄国革命的转折点。现在举行进攻，就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就是继续使几十万、几百万人为扼杀波斯和其他弱小民族而丧命，客观上就是这样，不管这个或那个部长的意志和认识如何。在贫苦农民的支持下把政权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手里，就是转到以人类历史上痛苦最少的最可靠的方式来进行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就是转到使革命工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取得政权和获得胜利的保障。（会场上一部分人鼓掌）
载于1917年6月15日和16日（28日和29日）《真理报》第82号和第83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37—249页◎第85页◎
论口号（1917年7月中旬）
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种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今天却已经失去任何意义，而且失去得如此“突然”，就像历史的急剧转变来得如此“突然”一样。
看来，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也会遇到某种类似的情况。在我国革命已经永远过去的一个时期里，比如在2月27日至7月4日，这个口号是正确的。现在，它显然已经不正确的。不懂得这一点，就根本不能理解当前的迫切问题。每一个口号都应当以一定政治形势的全部特点为依据。而当前，在7月4日以后，俄国的政治形势同2月27日至7月4日这段时期的形势是根本不同的。（注：这里说的是七月事变以后的形势。七月事变是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继四月危机和六月危机而发生的又一次危机，是达到全国性危机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
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1917年7月3日（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不赞成搞武装行动。7月3日（16日）下午4时，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7月3日（16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当时正在内沃拉村休息的列宁，闻讯后于7月4日（17日）晨赶回彼得格勒。7月4日（17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50多万人。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向游行的水兵发表了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首领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56人，伤650人。在人民意志表达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于5日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也发生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7月5-6日（18-19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武装起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86、103、275、293、435。）
那时候，即在过去的这一段革命时期，国内存在着所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无论在物质上或形式上都表明，国家政权处于不稳定的过渡状态。我们不会忘记，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
那时候，政权处于动摇不定的状态。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根据自愿达成的协议分掌政权。苏维埃是由广大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强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开辟并保障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在这条和平◎第86页◎发展的道路上最先迈出的、能够直接实现的一步的口号。这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2月27日至7月4日这段时期内，革命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当然也是最合乎愿望的，但是现在，革命的和平发展是绝对不可能了。
十分明显，不是所有拥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的人都充分考虑到这是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口号。说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不仅仅是指当时（2月27日至7月4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种较强的力量能够抗拒和阻碍政权归苏维埃。不仅仅是如此。说当时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甚至还指苏维埃内部各阶级间和各政党间的斗争在全部国家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能够最和平痛苦最少地进行。
人们对于后面这一点也是注意不够的。苏维埃按其阶级成分来说，是工农运动的机关，是工农专政的现成形式。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么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通过试行他们自己的措施受到批判。在苏维埃独掌全部政权的基础上，执政阶级和执政党的更迭本来是有可能在苏维埃内部和平地进行的；苏维埃内部的一切政党同群众的联系还可能仍然是牢固的，而不会削弱。我们丝毫不能忽视，只有苏维埃内部的各个政党同群众的这种最密切的、可以自由地扩展和深入的联系，才有助于和平地消除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政权归苏维埃，这本身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各阶级间的对比关系，也丝毫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但是这会及时地有力地促使农民离开资产阶级，靠拢工人，进而同工人联合起来。
如果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这对人民来说是最轻松、最有利的。这是一条痛苦最少的道路，所以在当时◎第87页◎是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争取这条道路的。但是现在，这个争取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斗争已经结束。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
我们所以说7月4日是一个转折点，正是因为在这以后客观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政权动摇不定的状态结束了。政权在决定性的地方已经转到反革命手中。在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和孟什维克党同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4、37、79、88、96、135、229、236、276、282、365、389、476、582、627。）妥协的基础上，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演变使它们实际上成了反革命屠杀的参与者和帮凶。小资产者不自觉地轻信资本家，因而在党派斗争的发展进程中堕落到自觉地去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地步。各党派关系发展的一个周期已告结束。2月27日，各阶级是一起反对君主制的。7月4日以后，反革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和黑帮（注：黑帮指沙皇俄国反动的君主派团体，如俄罗斯人民同盟、米迦勒天使长同盟、法制党、十月十七日同盟、工商党以及和平革新党等。他们力图保持旧的专制制度。这些党派和组织的成员通称黑帮分子。——88、97、135。）勾结在一起，半拉半吓地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拉了过去，把实际的国家政权交给了卡芬雅克分子，交给了在前线枪杀违抗命令者和在彼得格勒残杀布尔什维克的那帮军人。
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现在听起来好象是唐·吉诃德精神（注：唐·吉诃德精神意思是徒怀善良愿望而行为完全脱离实际。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一心要做一个扶危济困、锄暴安良的游侠骑士，但由于把现实中的一切都幻想成骑士小说中的东西，结果干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88。），或者是一种嘲笑。这个口号在客观上会欺骗人民，会使人民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现在也是只要苏维埃愿意取得政权或作出这种决定，它就可以取得政权，似乎在苏维埃内还有一些政党并没有因帮助刽子手而玷污了自己，似乎可以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只当作没有发生。
如果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会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过残杀布尔什维克、支持过在前线进行枪杀和解除过工人的武装而要实行所谓“报复”，“拒绝”支持他们去反对反革命势力，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样提问题首先是把市侩的道德观念强加在无产阶级头上（为了事业的利益，无产阶级不仅一向支持动摇的小资产阶◎第88页◎级，而且也支持大资产阶级）；其次（这是主要的）是像市侩那样企图用“道德说教”来模糊问题的政治实质。
问题的这一实质在于，用和平方法现在已经不可能取得政权了。现在能够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战胜目前实际的执政者，即依靠调到彼得格勒来的反动军队、依靠立宪民主党人和君主派的那帮军人卡芬雅克分子。
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革命的人民群众才能够战胜这些新的执政者，而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是：不仅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人民群众，而且要人民群众离弃已经背叛革命事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
谁把市侩的道德观念混杂在政治问题中，谁就会这样议论：就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过卡芬雅克分子解除无产阶级和革命部队的武装，犯了“错误”，但也应当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阻难”他们改正“错误”；要使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地倒向工人方面来。这种议论，如果不是对工人的又一次欺骗，也是一种幼稚的或简直是愚蠢的见解，因为小资产阶级群众倒向工人方面来，只是而且正是指他们离弃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现在只有宣布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唐恩和拉基特尼科夫是刽子手的帮凶，那才能算是改正“错误”。我们完全地无条件地赞成这样“改正错误”……
我们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应当作一补充：正是在革命中，我们随时会遇到看不清真正的政权在哪里这种情况，会遇到形式上的政权和实际的政权相分离的情况。这也正是一切革命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1917年3、4月间，人们不知道实际的政权是在政府手中，还是在苏维埃手中。
现在特别重要的是要使觉悟的工人冷静地观察一下革命的根◎第89页◎本问题：目前国家政权是在谁的手里。只要你想一想政权的物质表现是什么，而不把空话当作事实，那你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道，国家首先就是武装队伍以及监狱之类的物质的附属物（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7页。——编者注）。在目前，那就是士官生和特地调到彼得格勒来的反动的哥萨克，就是那些把加米涅夫等人关在监狱里的人，就是那些封闭《真理报》（注：《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月15日（28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正式下令封闭《真理报》。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23、90、176、247、421、429、578、622、817。）的人，就是那些解除工人和某一部分士兵武装的人，就是那些枪杀某一部分士兵的人，就是那些枪杀某一部分军队的人。正是这些刽子手掌握着实际的政权。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是没有实权的部长，是傀儡部长，是支持屠杀的那些政党的领袖。这是事实。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本人也许“不赞成”屠杀，他们的报纸战战兢兢地表白同屠杀没有瓜葛，那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这种政治外表的变化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
封闭彼得格勒15万选民的报纸，士官生因工人沃伊诺夫从印刷厂拿出《〈真理报〉小报》（注：《〈真理报〉小报》(《Листок<Правды>》)是布尔什维克合法日报《真理报》在遭受临时政府迫害时使用过的名称之一，1917年7月6日（19日）出了一号，以代替当天应出的《真理报》。——90。）就把他杀害（7月6日），这难道不是屠杀吗？这难道不是卡芬雅克分子干的勾当吗？有人会对我们说：无论是政府，还是苏维埃都“没有过错”。
我们回答说，这对政府和苏维埃来说就更糟糕，因为这说明它们等于零，它们是傀儡，并不掌握实际的政权。
人民首先应当十分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真相，应当知道实际上是谁掌握着国家政权。必须把全部真相告诉人民：政权掌握在那帮军人卡芬雅克分子（克伦斯基、某些将军和军官等）手里，而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整个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所有黑帮报纸，通过《新时报》（注： 《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90。）、《现代言论报》（注：《现代言论报》(《Живое Слово》)是俄国一种低级趣味的黑帮报纸（日报），1916年起在彼得格勒出版，А.М.乌曼斯基任编辑。该报最初称为《新小报》，1917年3月8日（21日）起改称《现代言论报》，1917年8月起改名《言论报》，后又改为《新言论报》。该报曾对布尔什维克掀起疯狂的诽谤运动。1917年10月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90。）等等进行活动的一切君主派都支持他们。
必须推翻这个政权。否则一切关于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话◎第90页◎都是空话，都是“欺骗自己，欺骗人民”。
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部长们以及他们的政党现在都拥护这个政权，因此必须向人民说明他们充当着刽子手的角色，并且说明这些政党在4月21日、5月5日、6月9日和7月4日犯了“错误”（注：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三次危机中的表现。
1917年4月18日（5月1日），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照会英、法两盟国政府，保证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这一照会引起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极大愤慨。他们于4月20-21日（5月3-4日）举行群众性集会和游行示威，抗议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既没有群众支持，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苏维埃完全能够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而不会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抵抗。但是，苏维埃中的妥协派多数却在这种形势下直接同资产阶级串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表示，只要临时政府对米留可夫照会作出“解释”，苏维埃就保证给它以支持。4月21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讨论了临时政府解释照会的公告，宣布“解释令人满意”，“事件已经结束”。随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妥协主义政党的代表于5月5日参加了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挽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
1917年6月初，为抗议临时政府拖延战争、准备在前线发动进攻以及粮食匮乏，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自发地上街游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在6月10日（23日）举行有组织的和平游行示威。这一决定引起临时政府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惊慌。为了阻挠这一游行示威，6月9日（22日）晚，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三天内禁止举行任何游行示威的决议。孟什维克领袖伊·格·策列铁里公然诬蔑准备在6月10日举行的游行示威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阴谋”，要求解除工人的武装。
在1917年的七月危机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7月4日群众游行示威是“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拒绝了群众向它提出的由它夺取全部政权的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还事先知道并同意临时政府派反革命的士官生和哥萨克部队对这次游行示威进行武力镇压。——91。）以后，在他们赞同进攻政策（这种政策预先就大体决定了卡芬雅克分子在7月的胜利）以后，是必然会有这种“结局”的。
必须改变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使鼓动工作考虑到当前革命的具体经验，特别是七月事变的具体经验，也就是说，应当清楚地指出人民的真正敌人是那帮军人，是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并且应当明确地揭露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一直起着刽子手帮凶的作用。
必须改变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必须说明，不推翻那帮军人的政权，不揭露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不使他们失去人民的信任，农民就绝对没有希望获得土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条件下，要达到这一步将是一个漫长的极其困难的过程，但是战争和经济破坏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这种“加速器”可以使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相当于一年。
对于以上论述，大概会有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是，现在谈坚决斗争就是鼓励分散地发动斗争，而这正好是帮助反革命势力；第二种反对意见是，推翻反革命势力，这意味着政权仍然转到苏维埃手里。
我们对第一种反对意见回答说，俄国工人已经有很高的觉悟，决不会在显然对自己不利的时刻受人挑拨。如果他们现在就起来斗争和反抗，那会对反革命有利，这一点是无庸争辩的。只有在广大群众中重新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才能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点也是无庸争辩的。但是只是一般地谈论革命高涨、革命高潮、西欧◎第91页◎工人的援助等等是不够的，必须从我们的过去得出明确的结论，必须考虑我们自己的教训。经过这样考虑就一定会提出同夺得了政权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口号。
第二种反对意见归结起来也是用过于一般的议论来偷换具体的真理。除革命的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推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正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有了1917年7月的经验以后，应当独立地掌握国家政权，否则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支持无产阶级，这是唯一的出路，而且我们已经回答过，哪些情况能够非常迅速地使这一点加快实现。
在这新的革命中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现苏维埃，但是不是现在的苏维埃，不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机关，而是同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机关。到那时候，我们也会主张按照苏维埃类型来组织整个国家，这是必然的。这并不是一般苏维埃的问题，而是同目前的反革命势力，同目前的苏维埃的背叛行为作斗争的问题。
用抽象的东西来偷换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现在的苏维埃由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而垮台了，完全破产了。现在，这些苏维埃像是一群被牵去宰割、在屠刀下咩咩哀叫的绵羊。现在，苏维埃在节节胜利的反革命势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一筹莫展。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可能被理解为“只是”号召把政权交给现在的苏维埃，如果这样说，如果号召这样做，那在目前情况下就是欺骗人民。而欺骗是最危险的行为。
从2月27日至7月4日这个俄国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的发展周期已告结束。新的周期开始了，在这个周期参加活动的不是旧的阶级、旧的政党、旧的苏维埃，而是在斗争烈火中更生的并在斗争中经过锻炼、训练和改造的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苏维埃。不◎第92页◎要向后看，而要向前看。应当运用新的即七月事变以后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来思考问题，而不应当运用旧的范畴来思考问题。在新的周期开始时，必须以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已经取得胜利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反革命势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它妥协，而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战胜它。当然，在这个新的周期，无论是反革命势力获得彻底的胜利，无论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遭到彻底的失败（不进行斗争），或是掀起新革命的新高潮，都还要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但是关于这一点，只能留待以后这些阶段分别出现时再谈了……
1917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喀琅施塔得委员会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6—13页◎第93页◎
革命的教训（1917年7月底）
一切革命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如果没有成熟，便不能发生真正的革命。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革命也是一样，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
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士兵和农民都应当仔细考虑俄国革命的教训，特别是现在7月底，在已经清楚地看出我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更应当如此。
一
我们看一看，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究竟是要得到什么？他们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大家知道，他们期待的是自由、和平、面包和土地。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不是给人们自由，而是开始恢复从前的专横。对前线士兵实行◎第94页◎死刑（注： 92 俄国临时政府于1917年7月12日（25日）在前线恢复死刑。按照沙皇时代战地法庭的样式，军队在师一级建立了“军事革命法庭”，其判决在公布以后立即生效，并必须立即执行。——95。），把擅自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送交法庭审判。捣毁工人报纸的印刷所。非法查封工人报纸。常常甚至没有提出任何罪名，或提出显然是诬告的罪名，就逮捕布尔什维克。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惩办布尔什维克并不是破坏自由，因为这只是根据一定的罪名惩办一定的人。这种反驳显然是故意胡说，即使个别人犯了罪，即使这种罪名已经由法庭证明和认定，那也不能因此而捣毁印刷所和查封报纸。如果政府公布一条法律，确认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它的方针和观点都是违法的，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谁都知道，自由俄国的政府根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这样做。
地主和资本家的报纸因布尔什维克进行反对战争、反对地主、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而疯狂地谩骂布尔什维克，甚至在还没有找到一条指控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罪名时，就公开要求逮捕和惩办布尔什维克，这是揭穿对布尔什维克的指控纯属诬陷的主要证据。
人民要求和平。而自由俄国的革命政府，却依然根据从前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了让俄国资本家掠夺别国人民而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秘密条约，又重新恢复了侵略战争。这些秘密条约一直没有公布。自由俄国的政府借词推托，始终没有向各国人民提议缔结公正的和约。
粮食没有了。饥荒又要来了。大家都看到，资本家和富人靠军事订货丧心病狂地盗窃国库（现在战争每天要耗费人民5000万卢布），靠抬高物价榨取空前多的利润，但是，在让工人认真地计算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简直什么也没有做。资本家愈来愈猖狂，把工人赶出大门，而且正是在人民苦于商品匮乏的时候。
大多数农民在许多次代表大会上响亮而明确地发表声明，宣布地主占有土地是不合理的，是一种抢劫。但是自称为革命的和民主的政府却一连好几个月都在愚弄农民，用诺言和拖延手段欺骗◎第95页◎农民。资本家一连好几个月不让切尔诺夫部长颁布关于禁止土地买卖的法律。而在这个法律终于公布出来之后，资本家又对切尔诺夫进行无耻的诽谤性攻击，并且直到现在还在攻击。政府在保护地主方面是这样的卑鄙无耻，竟开始把“擅自”夺取土地的农民送交法庭审判。
愚弄农民，劝他们等待立宪会议。资本家则一再拖延，推迟召开这个会议。现在，在布尔什维克的要求下，这个会议已定于9月30日召开，可是资本家又公开叫嚷，说这个期限“过于”短促，要求延期召开立宪会议（注：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1917年3月2日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一直拖延选举的准备工作。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不得不于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
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7、96、222、312、333、338、363、386、389、404、505、532、578、615、706、761。）……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注：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4、37、79、88、96、135、229、236、276、282、365、389、476、582、627。）的一些最有势力的党员，如帕宁娜，就公然鼓吹把立宪会议召开的日期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
解决土地问题要等到立宪会议召开。召开立宪会议要等到战争结束。结束战争要等到完全胜利。结果就是这样。在政府中占多数的资本家和地主简直是在嘲弄农民。
二
在推翻了沙皇政权的自由国家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在不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是未经任何人选举的沙皇和一小撮地主、资本家与官吏。
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只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在选举时，人民分属于不同的政党，一般都是每一个阶级分别组成自己的政党，例如，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都各自组成自己的政党。因此，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第96页◎
1917年2月27日推翻沙皇政权以后，在将近4个月中，俄国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是通过各个自由组成的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管理的。因此，要了解俄国革命的发展，首先必须研究主要政党的情况，这些政党维护哪些阶级的利益，所有这些政党的相互关系怎样。
三
在推翻沙皇政权以后，国家政权转到第一届临时政府（注：指1917年3月2日（15日）成立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同把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协议成立的，起初称“第一届社会内阁”，3月10日（23日）定名为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公爵（立宪民主党人）、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十月党人）、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财政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司法部长亚·费·克伦斯基（劳动派）、正教院总监В.Н.李沃夫、国家监察长И.В.戈德涅夫（十月党人）。——7、76、97。）手中。这个政府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即资本家所组成，而同他们连成一气的还有地主。资本家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占最重要的地位，它是资产阶级的执政党或者说政府党。
政权落到这个政党手中并不是偶然的，虽然当时同沙皇军队斗争、为争取自由而流血的根本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和农民，水兵和士兵。政权之所以落到资本家政党手中，是因为这个阶级拥有财富、组织和知识这些力量。在1905年以后，特别是在大战期间，俄国的资本家阶级以及同它勾结在一起的地主阶级在本身的组织方面取得的成绩最大。
立宪民主党一直是君主派政党，1905年是这样，从1905年到1917年还是这样。在人民战胜沙皇暴政以后，这个党就宣布自己是共和派政党了。历史经验表明，当人民战胜了君主制的时候，资本家的政党总是愿意成为共和派政党的，只要能够保住资本家的特权和它对人民的绝对统治。
立宪民主党在口头上拥护“人民自由”，实际上它拥护的是资本家，于是所有的地主、君主派和黑帮分子（注：黑帮指沙皇俄国反动的君主派团体，如俄罗斯人民同盟、米迦勒天使长同盟、法制党、十月十七日同盟、工商党以及和平革新党等。他们力图保持旧的专制制度。这些党派和组织的成员通称黑帮分子。——88、97、135。）马上就站到它那边去◎第97页◎了。报刊和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以后，所有资产阶级的报纸和所有黑帮的刊物都同立宪民主党人唱起了一个调子。一切君主派政党还不敢公开活动，于是在选举中，例如在彼得格勒的选举中，就支持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人在取得政府权力以后，便想方设法继续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战争，这个战争是同英法资本家签订掠夺性秘密条约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开始进行的。根据这些条约，俄国资本家在战争胜利后可以占领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对于人民，立宪民主党政府则用种种空洞的托词和诺言支吾搪塞，把对工农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切问题都推给立宪会议去解决，但是又不确定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
人民利用获得的自由，自动地开始组织起来。占俄国人口压倒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主要组织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在二月革命时已开始形成，二月革命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在俄国多数大城市和许多县城中，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的一切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就通过苏维埃联合起来了。
苏维埃的选举是完全自由的。苏维埃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组织即工农的组织。苏维埃是真正的大多数人民的组织。工人和穿着军服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了。
不言而喻，苏维埃能够而且应当把全部国家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除了苏维埃以外，国家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政权存在。只有这样，我国革命才能成为真正人民的、真正民主的革命。只有这样，真正争取和平、真正厌恶侵略战争的劳动群众，才能够开始坚定不移地实行结束侵略战争和实现和平的政策。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才能制裁那些大发“战争”横财而使国家遭到经济破坏和饥荒的资本家。但是，在苏维埃中，只有少数代表◎第98页◎拥护革命工人的政党，即拥护要求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多数代表则拥护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这两个政党不但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用苏维埃政府来代替，反而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并同它妥协，同它组织共同的政府。获得多数人民信任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就是革命从开始以来整整5个月内全部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
四
我们首先看一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然后再来探讨多数人民信任他们的原因。
五
在俄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同资本家妥协。
在1917年2月底，当人民刚取得胜利，沙皇政权刚被推翻的时候，资本家的临时政府就把克伦斯基当作“社会党人”拉到政府中去了。其实克伦斯基从来都不是社会党人，他不过是个劳动派分子（注：劳动派分子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劳动派（劳动团）的成员。劳动派于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有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派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劳动派站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方面。——8、38、99、319。），直到1917年3月才成为“社会革命党人”，因为这在当时已经没有危险了，而且还有好处。克伦斯基当时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副主席，资本家的临时政府马上就通过他来尽量拉拢和软化苏维埃。而苏维埃，也就是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第99页◎克，果然给软化了，他们在资本家的临时政府成立后马上就同意“支持它”，“只要”它履行自己的诺言。
苏维埃认为自己是检查和监督临时政府行动的机关。苏维埃的领袖们成立了所谓“联络委员会”（注：联络委员会是1917年3月8日（21日）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立的，成员有马·伊·斯柯别列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尼·苏汉诺夫、В.Н.菲力波夫斯基和尼·谢·齐赫泽（后又增加维·米·切尔诺夫和伊·格·策列铁里）。联络委员会名义上是要“影响”和“监督”临时政府的活动，但实际上它的作用却是帮助临时政府利用苏维埃的威信来掩饰其反革命政策，并制止群众进行争取政权转归苏维埃的革命斗争。1917年4月中，联络委员会被取消，其职能由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执行。——100、288。），也就是同政府联络、接洽的委员会。在这个联络委员会中，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领袖经常同资本家政府进行谈判，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不管部部长或非正式的部长。
整个3月间和几乎整个4月间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资本家一再拖延，支吾搪塞，竭力争取时间。在这个时期中，资本家政府没有为发展革命采取过任何一项比较认真的措施，连召开立宪会议这个由它直接承担的任务，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完成，没有向各地提出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成立中央的筹备委员会。政府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暗中恢复由沙皇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掠夺性国际条约，尽量小心谨慎、不露形迹地阻挠革命，什么都答应，什么都不执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联络委员会”里当了傻瓜，他们被动听的词句、诺言和“明天就办”的空话喂饱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像一篇著名寓言中的乌鸦（注：指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乌鸦和狐狸》。狐狸看到乌鸦噙着一块乳酪停在树上，就用各种赞美的词句诱骗它唱歌。乌鸦被恭维得忘乎所以，不禁张嘴大叫。乳酪立时从乌鸦嘴里掉了下来，被狐狸叼走。——100。）一样，经不起阿谀奉承，高兴地听信资本家所作的保证，说什么他们高度尊重苏维埃，未经苏维埃同意决不采取任何措施。
实际上，时间一天天过去，资本家政府并没有为革命做任何事情。但是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恢复了掠夺性的秘密条约，更确切些说，就是确认了这些条约，并且还同样秘密地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外交官进行谈判，使这些条约“起死回生”。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为作战部队的将军和军官建立反革命组织（至少使他们互相接近）奠定了基础。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开始把工业家、厂主组织起来，这些人在工人的压力下不得不一再让步，◎第100页◎但同时又开始暗中破坏生产，准备一到适当的时机就停止生产。
但是，把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组织到苏维埃中去的工作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被压迫阶级的优秀分子已经感觉到，尽管政府同彼得格勒苏维埃（注：指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成立的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
俄国二月革命中，彼得格勒各工厂企业先后选举了苏维埃代表。2月27日（3月12日）晚上，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了由1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孟什维克杜马党团的领导人尼·谢·齐赫泽当选为主席，劳动派分子亚·费·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马·伊·斯柯别列夫当选为副主席，委员中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彼·安·扎卢茨基。社会革命党最初反对组织苏维埃，后来向苏维埃派出自己的代表弗·亚·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弗·米·晋季诺夫。
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布它是工人和士兵代表的机关。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1917年6月）以前，它实际上是全俄的中心。3月1日（14日），有10名士兵和水兵代表被选进执行委员会，其中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亚·尼·帕杰林和安·德·萨多夫斯基，工人代表苏维埃从此改称工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齐赫泽、尤·米·斯切克洛夫、波·奥·波格丹诺夫、彼·伊·斯图契卡、彼·阿·克拉西科夫、格沃兹杰夫等。
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于2月28日（3月13日）发表了《告彼得格勒和全国居民书》，号召人民团结在苏维埃周围，把管理全部地方事务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它派遣特派员到全市各区建立人民政权机关。3月3日（16日），苏维埃成立了粮食、军事、城防、书刊等专门委员会。
尽管苏维埃的领导权掌握在妥协派手中，但是在革命工人和士兵的压力下它还是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如逮捕旧政权的代表，释放政治犯等。苏维埃还着手组织民兵，每1000名工人中有100人参加民兵。3月1日，苏维埃发布了《给彼得格勒军区卫戍部队的第1号命令》，规定军队在政治行动中服从苏维埃，各种武器转交给选举产生的连委员会和营委员会支配和控制，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命令只有在不和苏维埃的命令相抵触的情况下才予以执行等。
当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苏维埃手里。但是在关键时刻，3月1日夜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妥协派领导人却自愿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同意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临时政府。这种向资产阶级投降的行为，列宁在国外无法得知。他是在回到俄国后才获悉这一情况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236页）。——4、19、101。）达成了协议，尽管克伦斯基吹得天花乱坠，尽管有了“联络委员会”，这个政府仍然是人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群众已经感觉到，如果不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和平、自由、革命的事业就必然遭到失败。群众已经愈来愈愤怒了，愈来愈不能忍耐了。
六
群众的这种情绪在4月20—21日爆发了。运动是自发产生的，谁也没有作过准备。这个运动非常猛烈地反对政府，有一个团甚至全副武装出动，到玛丽亚宫去逮捕各部部长。大家都非常清楚，政府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苏维埃本来可以（而且应当）把政权拿到手，不会遇到任何方面的任何反抗。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支持摇摇欲坠的资本家政府，由于同政府妥协而更加束缚了自己，采取了更加危险的断送革命的步骤。
革命迅速地深刻地教育了各个阶级，这种速度和深刻程度在平时，在平静时期是不曾有过的。组织得最好、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方面经验最多的资本家学得最快。他们看到政府已经无法维持，于是就采取了其他国家资本家在1848年以后的几十年中用来愚弄、分裂和削弱工人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组织所谓“联合内阁”，即由资产阶级和背叛社会主义的倒戈分子联合组成共同的内阁。
在自由、民主和革命工人运动同时并存最长久的国家，如英国和法国，资本家曾多次利用这种手段，而且收到很大的效果。“社会◎第101页◎党人”领袖们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后，必然成为资本家的傀儡、玩物和挡箭牌，成为欺骗工人的工具。俄国“民主共和派”资本家所运用的正是这种手段。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马上就上了钩，于是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参加的“联合”内阁（注：联合内阁即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于1917年5月5日（18日）成立。这届内阁是四月危机的产物。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于1917年4月18日（5月1日）照会盟国政府，声称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同它们签订的一切条约。消息传出后，群众自发地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4月20日和21日（5月3日和4日），游行示威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工人和士兵运动。临时政府为了给人以改弦更张的假象，免去了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和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的职务，并建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组织联合政府。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违背了它3月1日（14日）通过的关于苏维埃不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于5月1日（14日）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关于苏维埃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为了谈判组成联合政府的条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5月2日（15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以多数票批准了执行委员会的决定。5月5日（18日）达成了关于新政府席位分配的协议，有5名社会党人参加联合内阁。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司法部长帕·尼·佩列韦尔泽夫（劳动派）、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财政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维·米·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人）、邮电部长伊·格·策列铁里（孟什维克）、劳动部长马·伊·斯柯别列夫（孟什维克）、粮食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人民社会党人）、国家救济部长德·伊·沙霍夫斯科伊（立宪民主党人）、国家监察长И.В.戈德涅夫（十月党人）和正教院总监В.Н.李沃夫。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联合内阁，拯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甘愿做它的奴仆和卫士。关于联合内阁，可参看列宁的《革命的教训》一文（本卷第94-108页）。——70、75、102、227、235。）也就在5月6日成了事实。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傻瓜们欢天喜地，沐浴在领袖入阁的荣耀的光辉中洋洋自得。资本家也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他们得到了“苏维埃领袖”这些反人民的帮手，得到了这些人支持“在前线发动进攻”即恢复已经中断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承诺。资本家知道这些领袖外强中干，知道资产阶级关于监督生产以至组织生产、关于实行和平政策等等诺言是永远不会兑现的。
结果正是这样。在革命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从5月6日到6月9日或18日，完全证实资本家的算盘打对了，他们的确毫不费力就愚弄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当彼舍霍诺夫和斯柯别列夫宣称要把资本家的利润100％拿过来，说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等等，用这些花言巧语欺骗自己又欺骗人民的时候，资本家却在不断地巩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内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制裁资本家。那些背叛了社会主义的部长已经成了转移被压迫阶级视线的留声机，而整个国家管理机关实际上仍然操在官僚（官吏）和资产阶级手中。臭名昭著的工业部副部长帕尔钦斯基就是这类机关的典型人物，他对任何反对资本家的措施都加以阻挠。部长们专事空谈，一切仍然照旧。
策列铁里部长更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革命的工具。当喀琅施塔得的革命者大胆地起来撤换政府任命的委员时，策列铁里就被派到那里去做“安抚”工作。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报纸上对喀琅施塔◎第102页◎得大肆进行恶毒的疯狂的造谣、诽谤和攻击，给它加上企图“脱离俄国”的罪名，并且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复这种无稽之谈，来吓唬小资产阶级和庸人。而策列铁里就是被吓坏了的愚蠢庸人中最典型的一个，他比谁都“老实地”落入了资产阶级攻击的圈套，比谁都卖力地“抨击和安抚了”喀琅施塔得，可是就不明白自己是当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奴仆。结果他成了同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成立如下一项“协议”的工具：喀琅施塔得的委员不能简单地由政府任命，而是由地方选举，政府批准。背离社会主义而投靠资产阶级的部长们就是把时间花在进行这类可耻的妥协上面。
凡是资产者部长不能出面替政府讲话的地方，如在革命工人面前或在苏维埃中，“社会党人”部长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等便出面讲话（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派去的），他们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拚命替内阁辩护，粉饰资本家，一次又一次地用诺言欺骗人民，劝大家等待，等待，再等待。
切尔诺夫部长尤其忙于同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僚作交易，直到7月间，直到在7月3—4日的运动后新的“政权危机”发生（注：这里说的是七月事变以后的形势。七月事变是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继四月危机和六月危机而发生的又一次危机，是达到全国性危机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
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1917年7月3日（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不赞成搞武装行动。7月3日（16日）下午4时，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7月3日（16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当时正在内沃拉村休息的列宁，闻讯后于7月4日（17日）晨赶回彼得格勒。7月4日（17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50多万人。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向游行的水兵发表了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首领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56人，伤650人。在人民意志表达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于5日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也发生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7月5-6日（18-19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武装起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86、103、275、293、435。），直到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切尔诺夫部长一直忙于办一件有益的、有趣的、深孚众望的事情，即“开导”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僚，劝他们至少要同意禁止土地买卖。禁止土地买卖的诺言是在彼得格勒全俄农民代表大会（苏维埃）上极其庄重地向农民宣布的。但是诺言仍旧是诺言。切尔诺夫无论在5月或6月都没有能履行这个诺言，直到7月3—4日，由于革命的浪潮自发地起来了，恰好立宪民主党人又退出内阁，这样他才有可能实行这项措施。但是就在当时，这也是一项孤立的措施，不能使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真正得到改善。
人民痛恨的古契柯夫未能完成的帝国主义反革命的任务，即◎第103页◎恢复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任务，这时由社会革命党新党员“革命民主派”克伦斯基在前线顺利地出色地执行了。克伦斯基在欣赏自己的口才，而那些把他当作小卒任意摆布的帝国主义者则恭维他，奉承他，崇拜他，因为他死心塌地为资本家服务，劝导“革命军队”同意恢复战争，以履行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条约，使俄国资本家能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利沃夫，得到埃尔泽鲁姆和特拉布宗（注：埃尔泽鲁姆即埃尔祖鲁姆，是土耳其东部山区的最大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俄国军队占领。特拉布宗是土耳其东北部的一个城市，黑海东岸的一个港口。——104。）。
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即5月6日到6月9日这个阶段，就这样过去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在“社会党人”部长的掩护和保卫下，加强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准备好了进攻，既要对外部敌人发动攻势，又要向内部敌人即革命工人进攻。
七
6月9日，革命工人的党，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在彼得格勒举行示威，使群众中日益增长的不可抑制的不满和愤怒有组织地表现出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被自己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协议所牵制，被帝国主义的进攻政策所束缚，感到自己在群众中失去了威信而非常恐慌。到处都发出反对游行示威的狂吠，而且这一次是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沆瀣一气。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行同资本家妥协的政策，在他们的领导下，小资产阶级群众转向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联盟的形势就完全确定了，并且非常明显。6月9日危机的历史意义和阶级意义就在这里。
布尔什维克取消了这次示威，他们决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引导◎第104页◎工人去同联合起来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作殊死的斗争。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了多少保持一点群众的信任，不得不定于6月18日举行总示威。资产阶级怒不可遏，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倒向无产阶级方面的表现，于是决定在前线发动攻势来麻痹民主派的行动。
果然，6月18日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口号即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在彼得堡的群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6月19日资产阶级和波拿巴主义者（注：所谓波拿巴主义（因法国两个名叫波拿巴的皇帝而得名），是指这样一种政府，这种政府利用资本家政党和工人政党之间的极端尖锐的斗争，竭力装作超越党派。实际上这种政府是替资本家服务的，它最善于用诺言和小恩小惠欺骗工人。）克伦斯基庄严宣布，就在6月18日前线发起了进攻。
这次进攻实际上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违背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恢复掠夺战争。因此，进攻一方面必然使沙文主义大大加强，使军权（因而也使政权）转到波拿巴主义者这一帮军人手中，另一方面必然对群众采取暴力，迫害国际主义者，取消鼓动自由，逮捕和枪杀反对战争的人。
如果说5月6日是用绳索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绑在资产阶级胜利的战车上，那么6月19日则是用锁链把他们当作资本家的奴仆锁住了。
八
由于重新挑起掠夺战争，群众的愤怒自然更加迅速更加激烈◎第105页◎地增长起来。7月3—4日，群众的愤怒爆发了，布尔什维克试图制止这种爆发，而且理所当然应该设法使它采取最有组织的形式。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被主人锁住了的资产阶级奴隶同意一切照办：同意把反动军队调进彼得格勒，同意恢复死刑，同意解除工人和革命军队的武装，同意非法逮捕、缉拿人犯和查封报纸。于是资产阶级在政府中不能完全掌握的而苏维埃又不愿意掌握的政权，就落到波拿巴主义者这一帮军人手中，当然，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地主和资本家是完全支持他们的。
一级一级滚下去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既然躺在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斜坡上，就不能不往下滚，一直滚到底。2月28日，他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答应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政府。5月6日，他们拯救了要垮台的资产阶级政府，甘愿做它的奴仆和卫士，并且同意实行进攻。6月9日，他们同反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对革命无产阶级大肆进行恶毒的攻击、造谣和诽谤。6月19日，他们赞同重新挑起掠夺战争。7月3日，他们同意把反动军队调来，这是向波拿巴主义者彻底交权的开端。一级一级地滚下去了。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落得这样可耻的下场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小业主即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造成的结果，欧洲的经验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九
当然，谁都看见过小业主怎样拚命挣扎，想“出人头地”，想做真正的业主，想上升到“大”老板的地位，即资产阶级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小业主或者是自己成为资本家（在100个小业主◎第106页◎中，至多有1个能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是破产，成为半无产者，最后成为无产者，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在政治上也是一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它的领袖们，总是想跟着资产阶级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们总是用诺言和保证来安慰自己的群众，说同大资本家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可是，他们顶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资本家对劳动群众中的少数上层分子作些小小的让步，而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成为金融大王手中的顺从的工具。这是英国和法国的经验多次证明了的。
俄国革命的事态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它所造成的极深刻的危机的影响下发展得非常迅速，俄国革命的经验即1917年2月到7月的经验，非常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地位不稳定这一条老真理。
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劳动群众要挣脱战争、饥荒和地主资本家奴役的铁钳，就只有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完全决裂，认清他们的叛徒嘴脸，拒绝同资产阶级实行任何妥协，坚决站到革命工人这边来。只有革命工人（如果贫苦农民支持他们的话）才能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引导人民无偿地夺取土地，获得完全的自由，战胜饥荒，消除战争，达到公正的持久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