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例如，法国大革命的几次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大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法国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只有诡辩家才会以一种战争可能转化为另一种战争为理由，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被用作通向诡辩法的桥梁，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的办法，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在某一事物的环境和发展中对它进行具体分析。
至于说1914-1916年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会转化为民族战争，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代表向前发展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它在客观上力图把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其次还因为两个联盟的力量相差并不很大，而且国际金融资本到处造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但是，也不能宣布说这种转化是不可能的。假如欧洲无产阶级今后20来年还是软弱无力，假如目前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拿破仑那样的人获得胜利，而许多有生命力的民◎第693页◎族国家遭到奴役，假如欧洲以外的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也能维持20来年，比如说没有由于发生日美战争而转到社会主义，那就可能在欧洲发生伟大的民族战争。这将是欧洲倒退几十年。这种可能性不大。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其次，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方面进行的民族战争不仅很有可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土耳其、波斯），有将近10亿人口，即世界人口一半以上。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或者已经很强大，或者正在发展和成熟。任何战争都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它们的民族解放政治的继续。这种战争可能导致现在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也可能不导致，这要取决于许多情况。
例如，英法两国为了争夺殖民地打过七年战争（注：指1756-1763年以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为一方和以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瑞典、西班牙为另一方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海上进行的战争，史称七年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之一是，英国获得了法属北美殖民地并确立了在印度的优势，成为海上霸主。--694。），也就是说，进行过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无论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和原始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还是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可能发生）。法国被打败，并且丧失了自己的一部分殖民地。几年以后，又发生了北美合众国反对英国一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注：指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694。）。法国和西班牙当时自己仍占据着今天美国的某些部分，但出于对英国的仇恨，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却同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的合众国缔结了友好条约。法军同美军一起打英国人。我们看到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竞争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附带因素，这同我们在1914-1916年战争中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奥塞战争中，民族因素同决定一切的帝国主义竞赛相比，没有多大的意义）。由此可见，死板地运用帝国主义这◎第694页◎个概念，并且由此得出“不可能”发生民族战争的结论那是多么荒谬。比如波斯、印度和中国联合起来进行反对某些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可能性很大，因为它是从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至于这种战争是否转化为目前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这要取决于很多具体情况，担保这些情况一定会出现，那是很可笑的。
第三，即使在欧洲也不能认为民族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发生。“帝国主义时代”使目前这场战争成了帝国主义战争，它必然引起（在社会主义到来以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它使目前各大国的政策成了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但是，这个“时代”丝毫不排斥民族战争，例如，小国（假定是被兼并的或受民族压迫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它也不排斥东欧大规模的民族运动。例如，尤尼乌斯对奥地利的判断是很有见地的，他不仅估计到“经济”因素，而且估计到特殊的政治因素，指出“奥地利没有内在的生命力”，认为“哈布斯堡王朝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组织，而只是由几个社会寄生虫集团组成的松散的辛迪加”，“奥匈帝国的灭亡在历史上不过是土耳其崩溃的继续，同时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要求”。至于某些巴尔干国家和俄国，情况也并不好些。如果各“大”国在这场战争中都弄得筋疲力竭，或者如果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则完全可能发生民族战争，甚至胜利的民族战争。帝国主义大国的干涉实际上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都能实现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轻率地”说：小国反对大国的战争是没有希望的，那就必须指出：没有希望的战争也是战争；其次，“大国”内部的某些现象--如发生革命--可以使“没有希望的”战争成为很“有希望的”战争。
我们所以详细地分析所谓“再也不可能有民族战争”这个不正◎第695页◎确的论点，不仅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第三国际只有在非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因此，“左派”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漠不关心，那当然是极其可悲的。而且这个错误在政治实践中也是极其有害的：人们会从这一错误出发去进行“废除武装”的荒谬宣传，因为似乎除了反动的战争以外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战争；人们从这一错误出发会对民族运动持更荒谬的和简直是反动的漠视态度。当欧洲的“大”民族--压迫许多小民族和殖民地民族的民族--的成员，以貌似学者的姿态声称“再也不可能有民族战争”的时候，这种漠视态度就是沙文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能性很大，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诚然，为了取得胜利，或者需要被压迫国家众多居民（我们举例提到的印度和中国就有几亿人口）的共同努力，或者需要国际形势中某些情况特别有利的配合（例如，帝国主义大国由于大伤元气、由于彼此打仗和对抗而无力进行干涉，如此等等），或者需要某一大国的无产阶级同时举行起义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列举的情况中的最后一种对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最理想和最有利的）。
不过必须指出，如果责难尤尼乌斯对民族运动漠不关心，那是不公正的。他至少已经指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罪过之一，就是对喀麦隆一个土著领袖因“叛变”（显然是因为他在战争爆发时企图举行起义）而被处死刑一事默不作声，他在另一个地方还专门（向列金先生、伦施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仍把自己算作“社会民主党人”的坏蛋们）强调指出，殖民地民族也是民族。他极其肯定地说：“社会主义承认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和自由的权利，都有独立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国际社会主义承认自由、独立、平等的民族的权利，但是，只有它才能建立这样的民族，只有它才能实现民族自决权。而这个社会主义的口号〈作者说得很正确〉也和其他一切口号◎第696页◎一样，不是为现存的事物辩护，而是指出道路，促使实行革命的、改造的、积极的无产阶级政策”（第77页和第78页）。因此，谁要是认为一切左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像某些荷兰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囿于狭小的眼界和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连社会主义下的民族自决也加以否认，那就大错特错了。荷兰人和波兰人犯这个错误的特殊的根源，我们在别处还要谈到。
尤尼乌斯的另一个错误论断，同保卫祖国问题有关。这是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尤尼乌斯使我们更加深信，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唯一正确的：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无产阶级反对保卫祖国，是因为这场战争具有掠夺、奴役和反动的性质，是因为有可能和有必要用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来对抗帝国主义战争（并竭力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尤尼乌斯一方面很好地揭露了目前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它不同于民族战争；可是另一方面，又犯了非常奇怪的错误，企图牵强附会地把民族纲领同目前这场非民族的战争扯在一起！这听起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资产阶级拼命叫喊外国“入侵”，以便欺骗人民群众，掩盖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而带有列金和考茨基色彩的官方社会民主党人为了讨好资产阶级，特别热心地重复着这个“入侵”的论据。考茨基现在向那些天真而轻信的人保证说（包括通过俄国的组委会分子（注：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是1912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俄国孟什维克的领导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在沙皇政府方面为战争辩护。组委会先后出版过《我们的曙光》、《我们的事业》、《事业》、《工人晨报》、《晨报》等报刊。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委会的职能即告终止。除了在俄国国内活动的组委会外，在国外还有一个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这个书记处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伊·谢·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组成，持和中派相近的立场，实际上支持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书记处的机关刊物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1915年2月-1917年3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0号。--542、697、707。）斯佩克塔托尔），他从1914年年底就转到反对派方面来了，然而他却继续援引这个“论据”！尤尼乌斯竭力驳斥这个论据，举了一些历史上极有教益的例子，来证明“入侵和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历史上，并不像官方的神话所说的那样，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两者互为手段和表现的”。例子是：法国波旁王朝曾请求外国入侵以反对雅各宾党人，1871年，资产者曾请求外国入侵以反对巴黎公社。◎第697页◎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
“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8页。--编者注）
尤尼乌斯在引证1793年的例子时写道：“法国大革命是一切时代的典型例子。”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因此，历来的经验证明，不是戒严状态，而是唤起人民群众的自尊心、英雄气概和道德力量的忘我的阶级斗争，才是保卫国家、抵御外敌的最好办法。”
尤尼乌斯的实际结论是：
“是的，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在严重的历史危机时保卫自己的国家。而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重大罪过，也正在于它在1914年8月4日的宣言里庄严地宣布：'我们决不会在危急时刻不起来保卫我们的祖国'，同时却又自食其言。它在最危急的时刻没有起来保卫祖国。因为在这个时刻它对祖国的首要义务是：向祖国指出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真实内幕，揭穿掩盖这种危害祖国行为的爱国主义的和外交的种种谎言；大声地明确地声明，对德国人民来说，这场战争无论胜负都是灾难；竭力反对用实行戒严来扼杀祖国；宣布必须立即武装人民，让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坚决要求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断（连续）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保证人民代表机关对政府、人民对人民代表机关的严格监督；要求立刻废除对一切政治权利的限制，因为只有自由的人民才能胜利地保卫自己的国家；最后，要用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1848年的原来的真正民族的纲领，用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纲领，即统一的大德意志共和国的口号，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纲领--旨在保存奥地利和土耳其，也就是保存欧洲和德国反动势力的纲领。这就是应当在全国面前展开的旗帜，它才是真正民族的、真正解放的旗帜，而且既符合德国的优良传统，也符合无产阶级的国际阶级政策”……　“可见，所谓祖国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难以兼得，是悲剧性的冲突促使我们的国会议员怀着'沉重心情'站◎第698页◎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方面，这纯粹是一种想象，是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虚构。相反地，无论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的阶级利益都是完全协调的，因为无论战争或和平都要求极其有力地展开阶级斗争，极其坚决地维护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尤尼乌斯的论断就是如此。这些论断显然是错误的，我国沙皇制度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奴仆普列汉诺夫和契恒凯里先生，也许甚至还有马尔托夫和齐赫泽先生，都会幸灾乐祸地抓住尤尼乌斯的话，不去考虑理论上的真理，而是考虑如何脱身、灭迹、蒙蔽工人，因此，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来说明尤尼乌斯的错误的理论根源。
他建议用民族纲领来“对抗”帝国主义战争。他建议先进阶级要面向过去，而不要面向未来！1793年和1848年，无论在法国、德国或整个欧洲，客观上提上日程的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这种客观的历史情况相适应的，是“真正民族的”纲领，即当时民主派的民族的资产阶级纲领，在1793年，资产阶级和平民中最革命的分子曾经实行过这种纲领；而在1848年，马克思也代表整个先进的民主派宣布过这种纲领。当时在客观上同封建王朝战争相对抗的是革命民主战争、民族解放战争。那个时代的历史任务的内容就是这样的。
现在，对欧洲各先进的大国来说，客观情况不同了。要向前发展--如果撇开可能的、暂时的后退不说--只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从向前发展的观点看来，从先进阶级的观点看来，客观上能够对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战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战争的，只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也就是说，首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国内战争，因为没有这种战争，就不能真正前进，其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战争。所以说，有些布尔什维克（好在◎第699页◎只是个别的，并且立即被我们抛到号召派（注：号召派是指《号召报》集团的拥护者。《号召报》集团是1915年9月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持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该集团于1915年10月-1917年3月在巴黎出版周报《号召报》。《号召报》的领导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伊·布纳柯夫、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等。--700。）那边去了）准备采取有条件地保卫祖国的观点，即在俄国革命胜利和共和制胜利的条件下保卫祖国的观点，他们虽然忠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词句，却背叛了它的精神；因为卷入欧洲各先进大国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俄国，即使有共和制的形式，它进行的也还是帝国主义战争！
尤尼乌斯说阶级斗争是对付入侵的最好手段，这只是运用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一半，他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一步之后，马上又偏离了这条道路。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说阶级斗争是对付入侵的最好手段，这无论对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或对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正确的。正因为这对任何阶级压迫来说都是正确的，所以这太一般化，因而用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场合就不够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只有这种阶级斗争才会使欧洲（整个欧洲，而不是一个国家）避免入侵的危险。要是在1914-1916年间存在“大德意志共和国”的话，那它还会进行同样的帝国主义战争。
尤尼乌斯几乎得出了正确的答案和正确的口号：要进行争取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但他似乎害怕彻底说出全部真理，而向后转了，陷入了在1914、1915、1916年间进行“民族战争”的幻想。如果不从理论方面，而纯粹从实践方面来看问题，那么尤尼乌斯的错误也是很明显的。德国的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包括农民在内的各个阶级，都是拥护战争的（在俄国大概也是这样，至少是大多数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以及很大一部分贫苦农民，显然都被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所迷惑）。资产阶级武装到了牙齿。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成立共和国、建立常设国会、由人民选举军官（“武装人民”）等等的纲领，实际上就是“宣布”（具有不正确的革命纲领的！）革命。◎第700页◎
尤尼乌斯在这里说得完全对：革命是不能“制造”的。革命在1914-1916年间提上了日程，革命潜伏在战争中，并从战争中发展起来。应当以革命阶级的名义“宣布”这一点，大胆地彻底地指出它的纲领：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而在战争时代，没有反对反动透顶的、罪恶的、使人民遭受无法形容的灾难的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这是不可能的。应当周密考虑出系统的、彻底的、实际的、不论革命危机以何种速度发展都是绝对可行的、适合于日益成熟的革命的行动。我们党的决议中已经指出这些行动：(1)投票反对军事拨款；(2)打破“国内和平”；(3)建立秘密组织；(4)举行士兵联欢；(5)支持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6页。--编者注）所有这些步骤的顺利实现，必然会导致国内战争。
宣布伟大的历史性的纲领，毫无疑问，有巨大的意义，但不是宣布旧的、对1914-1916年来说已过了时的德国民族纲领，而是要宣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纲领。你们资产者为了掠夺而打仗；我们一切交战国工人向你们宣战，为社会主义而战，--这就是没有像列金、大卫、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盖得、桑巴之流那样背叛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在1914年8月4日的国会演说中应当讲的内容。
看来，尤尼乌斯的错误可能是由双重错误的想法造成的。毫无疑问，尤尼乌斯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坚决拥护革命策略的，不管普列汉诺夫先生们对尤尼乌斯的“护国主义”怎样幸灾乐祸，都抹杀不了这个事实。对于这种可能的和很有可能的诽谤，必须立即直截了当地给以回击。
但是，第一，尤尼乌斯没有完全摆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即使◎第701页◎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环境”，那些人害怕分裂，害怕彻底说出革命的口号。（注：尤尼乌斯谈到“胜利还是失败”这个问题时的议论，也有同样的错误。他的结论是：二者都不好（破产、军备扩充，等等）。这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而是和平主义的小资产者的观点。如果说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预”--虽然，无论尤尼乌斯或“国际”派的提纲都谈到这一点，可惜太一般化了--那就必须从别的观点提出问题：(1)不冒失败的危险，能不能进行“革命干预”？(2)不冒同样的危险，能不能打击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3)我们不是向来都说，而反动战争的历史经验不是也表明，失败会促进革命阶级的事业吗？）这种害怕心理是错误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消除而且一定会消除这种心理。他们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过程中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他们正在坚决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同本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作斗争，他们同马尔托夫和齐赫泽这班先生的重大的、原则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因为马尔托夫和齐赫泽这班先生（和斯柯别列夫一样）一只手摇着旗帜，向“各国的李卜克内西”致敬，另一只手却和契恒凯里和波特列索夫亲热拥抱！
第二，看来，尤尼乌斯想实现一种同孟什维克的臭名昭著的“阶段论”相类似的东西，想从革命纲领“最方便的”、“通俗的”、能为小资产阶级所接受的那一头做起。这好像是打算“蒙哄历史”，蒙哄那些庸人。据说，谁也不会反对保卫真正祖国的最好办法，而真正的祖国就是大德意志共和国，保卫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民兵、常设国会等等。据说，这样的纲领一旦被采纳，它便会自然而然地导致下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
大概就是这种推论自觉或半自觉地确定了尤尼乌斯的策略。不用说，这种推论是错误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令人感觉到他是一个孤独者，他没有一批秘密组织中的同志，而秘密组织是习惯于透彻地考虑革命口号并经常用这些口号教育群众的。不过这种缺点--忘记这一点是很不对的--并不是尤尼乌斯个人的缺点，这◎第702页◎是德国所有左派的软弱性造成的，因为他们被考茨基的虚伪、学究气、对机会主义者的“友好”这些卑鄙的东西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尤尼乌斯的拥护者虽然孤独无援，但是已经能够着手印发秘密传单并同考茨基主义作战了。他们也一定能够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载于1916年10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1辑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15页◎第703页◎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1916年8月9日〔22日〕以前）
机会主义（以社会沙文主义形式出现的）对欧洲工人运动取得的异常可鄙的胜利，是否同帝国主义有联系呢？
这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根本问题。现在我们有可能而且应当来分析这个根本问题，因为我们在我们党的出版物上已经充分证明了如下两点：第一，我们这个时代和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第二，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及其相同的思想政治内容。
首先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确切和完备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垄断制表现为五种主要形式：(1)成立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生产集中达到了产生这种资本家垄断同盟的阶段；(2)大银行占垄断地位，3-5家大银行支配着美、法、德三国的全部经济生活；(3)原料产地被各托拉斯和金融寡头占据（金融资本是同银行资本融合的垄断工业资本）；(4)国际卡特尔开始（在经济上）瓜分世界。这种国际卡特尔的数目已超过100个，它们控制着整个世界市场，并且“和睦地”进行瓜分（在战争还没有重新瓜分它以前）。资本输出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现象，和非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输出不同，它同从经济上、◎第704页◎从政治和领土上瓜分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5)从领土上瓜分世界（瓜分殖民地）已经完毕。
帝国主义，作为美洲和欧洲然后是亚洲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截至1898-1914年这一时期已完全形成。美西战争（注：美西战争是指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发动的战争。1898年4月，在古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美国借口其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口被炸沉而对西班牙宣战，向西属殖民地发动进攻。7月，西班牙战败求和，12月在巴黎签订和约。西班牙将其殖民地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古巴形式上取得独立，实际上成为美国的保护国。列宁称这场战争为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583、705。）（1898年），英布战争（注：英布战争亦称布尔战争，是指1899年10月-1902年5月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19世纪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了并吞这两个黄金和钻石矿藏丰富的国家，英国发动了这场战争。由于布尔人战败，这两个国家丧失了独立，1910年被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583、705。）（1899-1902年），日俄战争（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1905年8月23日（9月5日）俄国和日本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战后，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705。）（1904-1905年）以及欧洲1900年的经济危机，--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里程碑。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这首先表现在腐朽的趋势上，这种趋势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一切垄断所特有的现象。共和民主派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君主反动派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差别所以日益消失，正是因为两者都在活活地腐烂着（这决不排除资本主义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或在某些时期内惊人迅速的发展）。第二，资本主义的腐朽表现在以“剪息票”为生的资本家这一庞大食利者阶层的形成。英、美、法、德四个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各拥有1000-1500亿法郎的有价证券资本，就是说，各国每年的收入都不少于50-80亿法郎。第三，资本输出是加倍的寄生性。第四，“金融资本竭力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是帝国主义的特性。行贿受贿之风猖獗，各种各样的巴拿马案件（注：法国的巴拿马案件是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一个大的贪污贿赂案。1879年法国为开凿穿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成立了巴拿马运河公司，由苏伊士运河建筑师费·莱塞普斯任董事长。1881年工程开工，由于管理不善和贪污舞弊，公司发生资金困难。公司负责人乃向政府和有关人员行贿，以进行股票投机。1888年公司破产，几十万股票持有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1893年议会大选前，这一贿赂事件被揭露，受贿者有总理、部长、议员等多人，结果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潮。为掩盖真相，法国政府匆忙宣告被控的官员和议员无罪，只有一些次要人物被判罪。1894年该公司改组；1903年公司把运河开凿权卖给了美国。后来“巴拿马案件”一词就成了官商勾结进行诈骗的代名词。--623、705。）层出不穷。第五，同兼并密切联系着的那种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特别是极少数“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削，使“文明”世界愈来愈变成叮在数万万不文明的各族人民身上的寄生虫。罗马的无产者靠社会过活；现在的社会靠现代无产者过活。西斯蒙第这个深刻的见解，马克思曾特别加以强调（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0页。--编者注）。帝国主义稍微改变了这种情况。帝国主义大国无产阶级中的特权阶层，部分地也依靠数万万◎第705页◎不文明的各族人民过活。
不难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即辩护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之为“交织的现象”），其含义也是一样。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定义，就不免要同卡·考茨基完全抵触，因为他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断定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一种政策，是“工业”国力图兼并“农业”国的企图（注：“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或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考茨基于1914年9月11日在《新时代》杂志[《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28、371、442、462、570、615、691、706、740。]上发表的论文））。考茨基的这个定义在理论上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是工业资本的统治，而是金融资本的统治，恰恰不单是力图兼并农业国，而是力图兼并一切国家。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来，把政治上的垄断制和经济上的垄断制割裂开来，为他的庸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如“废除武装”、“超帝国主义”之类的谬论扫清道路。捏造这种理论的全部用意和目的，无非是要掩饰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从而为同帝国主义辩护士即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讲“统一”的理论辩护。
考茨基的这种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我们已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其中5号有附刊。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实际上该报的领导者是列宁。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反动年代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1907-1914年），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展开了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布尔什维克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该报在俄国国内和国外传播很广，影响很大。--463、551、706。）和《共产党人》杂志（注：《共产党人》杂志(《Коммунист》)是列宁创办的，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资助杂志的格·列·皮达可夫、叶·波·博什共同出版，尼·伊·布哈林参加了杂志编辑部。杂志于1915年9月在日内瓦出了一期合刊，刊载了列宁的三篇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曾打算把《共产党人》杂志办成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机关刊物，为此力求吸收波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卡·拉狄克）和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杂志的工作。可是在杂志筹办期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布哈林、皮达可夫、博什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杂志创刊以后，分歧愈益加剧。这些分歧涉及对民主要求的作用和整个最低纲领的作用的估计。而拉狄克也与布哈林等结成联盟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根据列宁的提议，《共产党人》杂志只出这一期就停刊了（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07-309页）。《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随后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来代替这个刊物。
关于《共产党人》杂志的创办以及处理同布哈林、皮达可夫、博什之间的分歧问题，可参看列宁1916年3月（11日以后）、1916年5月（6-13日之间）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1916年5月21日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1916年6月（17日以前）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和1916年11月30日给伊·费·阿尔曼德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270-275、315-318、328-332、350-353页）。--706。）上详细论述过了。我们俄国的考茨基主义者，以阿克雪里罗得和斯佩克塔托尔为首的“组委会分子”（注：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是1912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俄国孟什维克的领导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在沙皇政府方面为战争辩护。组委会先后出版过《我们的曙光》、《我们的事业》、《事业》、《工人晨报》、《晨报》等报刊。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委会的职能即告终止。除了在俄国国内活动的组委会外，在国外还有一个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这个书记处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伊·谢·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组成，持和中派相近的立场，实际上支持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书记处的机关刊物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1915年2月-1917年3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0号。--542、697、707。），包括马尔托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托洛茨基，都认为◎第706页◎最好避开不谈考茨基主义这一思潮的问题。他们不敢维护考茨基在战时所写的东西，而只是吹捧考茨基（如阿克雪里罗得所写的一本德文小册子，组织委员会曾答应要用俄文出版）或援引几封考茨基的私人信件（如斯佩克塔托尔）来敷衍了事。考茨基在这些信件中硬说他属于反对派，而狡猾地试图完全否认自己的一切沙文主义言论。
应当指出，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这种无异于粉饰帝国主义的“见解”，不仅比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倒退了（虽然希法亭本人现在极力维护考茨基，维护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统一”！），而且比社会自由派约·阿·霍布森也倒退了。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丝毫不想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是他在1902年的著作（注：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1902年伦敦版。）中却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深刻得多的定义，对帝国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得多的揭露。请看这位著作家（在他那里几乎可以找到考茨基的一切和平主义的和“调和主义的”庸俗论调）对于帝国主义寄生性这一极重要的问题所发表的言论吧：
霍布森认为，有两种情况削弱了旧帝国的力量：(1)“经济寄生性”；(2)用附属国的人民编成军队。“第一种情况是经济寄生习气，这种习气使得统治国利用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达到本国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关于第二种情况，霍布森写道：
“帝国主义盲目症的最奇怪的症候之一〈这种关于帝国主义者的”盲目症“的调子从社会自由派霍布森口中唱出来，比从”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口中唱出来更加适当〉，就是大不列颠、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所抱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是大不列颠。我们征服印度帝国的大部分战斗都是我们用土著人编成的军队进行的；在印度和近来在埃◎第707页◎及，庞大的常备军是由英国人担任指挥的；我们征服非洲的各次战争，除了征服南部非洲的以外，几乎都是由土著人替我们进行的。”
瓜分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将同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格兰南部、里夫耶拉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也会有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家臣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从事运输和易腐坏产品最后加工的工人。主要的骨干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作为贡品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向我们展示的前途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这样一批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额的贡款，并且利用这种贡款来豢养大批驯服的家臣，他们不再从事大宗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而是替个人服务，或者在新的金融贵族监督下从事次要的工业劳动。让那些漠视这种理论〈应该说：前途〉、认为这个理论不值得研究的人，去思考一下已经处于这种状态的目前英格兰南部各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吧。让他们想一想，一旦中国受这种金融家、'投资者'〈食利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潜在富源汲取利润，以便在欧洲消费，这套方式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当然，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变化也难以逆料，所以不能很有把握地对未来作出某种唯一的预测。但是，现在支配着西欧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是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如果这些势力不遇到什么抵抗，不被引上另一个方面，它们就确实会朝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方向努力。”
社会自由派霍布森看不到，只有革命无产阶级，而且只有采取社会革命的形式，才能实行这种“抵抗”。正因为如此他才是社会自由派！不过，他早在1902年就精辟地分析了“欧洲联邦”问题（请考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注意！）以及各国伪善的考茨基主义者所极力掩饰的种种事实的意义，即：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道，正是朝着靠剥削亚非两洲以建立帝国主义欧洲的方向而共同努力的；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一部分，他们被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所收买，已◎第708页◎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现在战胜了（能长久吗？）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之间的这种极深刻的经济联系，我们不仅在一些论文中，而且在我们党的一些决议中都一再指出过。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说，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的考茨基主义者却喜欢回避这个问题！例如，马尔托夫还在他所作的几次专题报告中就进行过诡辩，他的那番话登载在《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上（1916年4月10日第4号），原文如下：
“……如果那些在智力发展方面最接近于'知识界'的最熟练工人竟也难免离开革命社会民主党而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那么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事业是很糟糕的，甚至是没有希望的……”
玩弄一下“难免”这个愚蠢字眼和某种“偷天换日”的把戏，就把某些工人阶层转到机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事实回避过去了！而组织委员会的诡辩家们要回避的正是这一事实！他们用考茨基主义者希法亭以及其他许多人目前所炫耀的“官场的乐观主义”来支吾搪塞，说什么客观条件能保证无产阶级的统一和革命派的胜利！说什么他们都是些对无产阶级抱“乐观主义的人”！
其实，所有这些考茨基主义者，如希法亭、组委会分子以及马尔托夫之流，不过是……对机会主义抱乐观主义罢了。实质就在这里！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产儿，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产儿，而不仅仅是欧洲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产儿。当然，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迟早--早50年或迟50年，从这一范围来看，这是一个小问题--“会”统一起来，而且革命社会民主党“必然”会在无产阶级中获得胜利。但是，考茨基主义者先生们，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你们现在在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中向机会主义者献◎第709页◎媚讨好，而这些人对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说来是异己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奴仆、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不摆脱这些人，工人运动就始终是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你们鼓吹同机会主义者，即同列金、大卫之流，同普列汉诺夫、契恒凯里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统一”，这在客观上就是掩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利用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得力代理人去奴役工人。革命社会民主党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它正在到来而且必定到来，正在实现而且必定实现，但是这一胜利完全是反对你们的，它将是击败你们而取得的胜利。
当代工人运动中的两种倾向，甚至是两个党派，在1914-1916年间显然已经在全世界分道扬镳。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数十年内，大约从1858年到1892年，在英国仔细地考察过这两个党派。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没有活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最早也只能说是在1898-1900年间开始的。但是英国的特点是，它从19世纪中叶起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1)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就这两点来说，英国当时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分析这一例外时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现象和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胜利（暂时的胜利）之间的联系。
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8页。--编者注）恩格斯在◎第710页◎1872年9月21日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黑尔斯(Hales)在国际联合会委员会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波，投票谴责马克思，因为他说过“英国工人领袖被收买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521页。--编者注）。马克思在1874年8月4日写信对左尔格说：“至于说到此地〈英国〉的城市工人，遗憾的只是那帮领袖都没有进入议会。不然这倒是摆脱这帮混蛋的一条最可靠的道路。”（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37页。--编者注）恩格斯在1881年8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里说到了“被中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中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8页。--编者注）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说：“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1889年12月7日写信对左尔格说：“……这里〈英国〉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respectability)……连我认为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物汤姆·曼也喜欢谈他将同市长大人共进早餐。只要把他们同法国人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革命有多么良好的影响。”（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8页。--编者注）他在1890年4月19日的信中说：“运动〈英国的工人阶级的运动〉暗中向前发展着，席卷了愈来愈广大的阶层，而且往往是那些至今处于停滞状态的、处于最低层的〈黑体是恩格斯用的〉群众，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突然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认识到原来正是他们自己才是一支伟大的◎第711页◎运动着的力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91页。--编者注）恩格斯在1891年3月4日写道：“分崩离析的码头工人工会失败了，战场上将只剩下一些富足的因而也是胆怯的'旧的'保守的工联……”（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4页。--编者注）　他在1891年9月14日写道：在工联纽卡斯尔代表大会上，反对八小时工作制的旧工联主义者失败了，“而资产阶级报纸承认资产阶级工人政党遭到了失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51页。--编者注）（所有的黑体都是恩格斯用的）
恩格斯曾把他数十年来反复说明的这些思想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他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版所写的序言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这个序言中谈到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谈到了“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和“广大工人群众”相对立。工人阶级中间只有那些“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英国在1848-1868年间的特权地位所提供的“长期的利益”，而“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　“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特权地位……”　“新”工联即非熟练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的成员'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在英国被称为“所谓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情愿把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这种性质淹没在他们的自由主义海洋里，因而使他们的这种性质受到宽恕的人们当中……”（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0-287页。--编者注）
我们之所以特意相当详细地摘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坦率的言论，是想使读者能够全面加以研究。这些言论是必须研究的，是值◎第712页◎得细细玩味的。因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客观条件要求我们在工人运动中所采取的策略的关键，正是在这里。
考茨基在这里也企图“把水搅浑”，用同机会主义者调和的甜言蜜语来偷换马克思主义。坦白的、天真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如伦施之流）说德国进行战争是为了破坏英国的垄断，考茨基在同他们论战时，用来“纠正”这种明显的谎话的是另一种同样明显的谎话。他用娓娓动听的谎话代替厚颜无耻的谎话！他说，英国的工业垄断早就被打破了，早就被破坏了，因此已无可破坏也无须再破坏了。
这种论据的虚伪性何在呢？
第一，就在于避而不谈英国的殖民地垄断。而我们已经看到，恩格斯早在34年以前即1882年，就非常明白地指出了这种垄断！如果说英国的工业垄断已被破坏，那么其殖民地垄断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变本加厉了，因为全世界被瓜分完毕了！考茨基用甜蜜的谎言作幌子，偷运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小市民的货色，妄说“没有什么东西要通过打仗来争夺”。恰巧相反，现在对资本家来说不仅有要通过打仗来争夺的东西，而且如果想要保存资本主义，他们不能不打仗，因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不用暴力手段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就不能得到比较老的（又比较弱的）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享有的那些特权。
第二，为什么英国的垄断使机会主义在英国（暂时）获得了胜利呢？因为垄断提供超额利润，即超过全世界一般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利润的额外利润。从这种超额利润中，资本家可以拿出一部分（甚至是不小的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建立某种同盟（请回忆一下维伯夫妇所描写的英国工联同它们的雇主的有名“同盟”吧），即一国的工人同本国资本家共同反对其他国家的同盟。英国的工业垄断早在19世纪末叶就被破坏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破坏◎第713页◎得怎样呢？是不是一切垄断都消失了呢？
如果情况是这样，考茨基的调和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理论”倒会有些根据了。但问题就在于情况并不是这样。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每个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以及每家大银行，都是一种垄断组织。超额利润并没有消灭，它仍然存在。一个享有特权的财力雄厚的国家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剥削仍然存在，并且更加厉害了。极少数富国--就独立的和真正庞大的“现代”财富来说，这样的国家只有四个，即英、法、美、德--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亿以至数十亿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亿人民“驮着走”，为瓜分极丰富、极肥美、极稳当的赃物而互相搏斗着。
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政治实质就在于此，考茨基对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加以掩盖，而不是加以揭露。
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能够每年拿出一两亿法郎，在经济上收买“自己的”工人中间的上层分子，因为他们的超额利润大概有10亿之多。至于这点小恩小惠怎样分配给工人部长、“工人议员”（请回想一下恩格斯对这个概念的精辟分析）、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工人代表（注：指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工人代表--工人团。
军事工业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组织是根据1915年5月第九次全俄工商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其目的是把供应军火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动员工业企业为战争需要服务，在政治上则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并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开始在委员会内建立工人团。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对工人团的选举进行了抵制。在244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有76个委员会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工人团的委员会则只有58个。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内组织了以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为首的工人团。1917年二月革命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曾试图利用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专家来整顿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遭到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反抗。1918年7月24日军事工业委员会被撤销。--714、727。）、工人官吏、狭隘行业工会工人以及职员等等，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在1848-1868年间，以及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只有英国享有垄断；因此机会主义能在英国得势数十年；当时任何其他国家既没有最丰富的殖民地，也没有工业垄断。
19世纪的最后30多年，是向帝国主义新时代过渡的时期，这时享有垄断的已经不是一国的金融资本，而是为数很少的几个大国的金融资本。（在日本和俄国，对军事力量的垄断，对极广大领土和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条件的垄断，部分地填补了，部分地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由于这种不同的◎第714页◎情况，从前英国的垄断能够存在几十年而无人争夺。现代金融资本的垄断却遇到了疯狂的争夺；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开始了。从前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被收买、被腐蚀几十年。现在这就很难办到了，甚至办不到了，但是每一个帝国主义“大”国都能够而且正在收买人数较少的（与1848-1868年间英国的情况相比较）“工人贵族”阶层。从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用恩格斯的寓意极深的话来说--只能在一国内形成（因为当时只有一国拥有垄断），但是能维持很久。现在“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里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和典型的现象，但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赃物而进行疯狂斗争，这种党未必能在许多国家里得势很久。因为，托拉斯、金融寡头和物价高涨等等虽然提供了收买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可能性，但是，对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打击、压迫、摧残和折磨却愈来愈厉害。
一方面，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力求把少数享有特权的最富的民族变为叮在他人身上的“永久”寄生虫，靠剥削黑人和印度人等等来“安享清福”，用装备着精良的杀人武器的最新军国主义来压服他们。另一方面，比以前遭到更厉害的压迫和承担着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痛苦的群众，却力求摆脱这种桎梏，推翻资产阶级。当前工人运动的历史必将在这两种趋势的斗争中逐渐展开。因为前一种趋势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经济上“有根据的”。在一切国家里资产阶级都已经产生、养育和保有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像意大利的比索拉蒂之流的成形的、十足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党，同波特列索夫、格沃兹杰夫、布尔金、齐赫泽、斯柯别列夫之流的半成形的所谓的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重要的是，工人贵族阶层分离出去而投靠资产阶级的过程，在经济上已经成熟并且已经完成了，而这种经济事实，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动，要为自己找◎第715页◎到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形式，是不怎么“费劲”的。
在上述经济基础上，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设施，如报刊、议会、各种社团和代表大会等等，就替那些恭顺驯良的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职工们，创造了一种同他们获得的经济上的特权和小恩小惠相适应的政治上的特权和小恩小惠。在内阁或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在议会和各种委员会中，在“堂堂正正的”合法报纸编辑部或同样堂堂正正的“唯资产阶级之命是听的”工会理事会中安排有油水的和稳当的职位，这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用来诱惑和嘉奖“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代表人物及其拥护者的手段。
政治民主制的机构也是循着这一方向运转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没有选举；没有群众是行不通的，而在印刷发达和议会制盛行的时代，要让群众跟自己走，就必须有一套广泛施展、系统推行、周密布置的手法，来阿谀奉承、漫天撒谎、招摇撞骗、玩弄流行的时髦字眼、信口答应工人实行种种改良和办种种好事，--只要他们肯放弃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我把这套手法叫作劳合－乔治主义，因为英国大臣劳合－乔治是在一个拥有“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典型国家里玩弄这套手法的一位最高超最狡猾的代表。劳合－乔治是一个第一流的资产阶级生意人和滑头政客，是一个颇有声誉的演说家，他善于在工人听众面前乱吹一通，甚至讲一些最最革命的词句，他善于向驯良的工人大施恩惠，如许诺实行社会改良（保险等等），他出色地为资产阶级服务（注：不久以前，我在一种英文杂志上读到劳合－乔治的一位政敌托利党人（指英国保守党人。保守党是英国大资产阶级和大土地贵族的政党，于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基础上形成。在英国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保守党继续维护土地贵族利益，同时也逐步变成垄断资本的政党。保守党在英国多次执掌政权。--716。）写的一篇文章：《托利党人眼中的劳合－乔治》。战争擦亮了这位政敌的眼睛，使他看到劳合－乔治是资产阶级的一名多么出色的帮办！托利党人已经同他和解了！），并且正是在工人中间替资产阶级服务，正是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资产阶级影响，即在一个最有◎第716页◎必要而最难于在精神上征服群众的地方传播这种影响。
试问，劳合－乔治同谢德曼、列金、韩德逊、海德门、普列汉诺夫以及列诺得尔之流是否有很大的区别呢？有人会反驳说，在后者中间有些人会回到马克思的革命社会主义方面来。这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从政治上即从大的方面来看，这是一种程度上的微不足道的区别。在今天的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中间可能有个别人会回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但是社会沙文主义或机会主义（这是一回事）的流派却不会消失，也不会“回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这个政治流派，这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事实是，“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这种政治现象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已经形成了，不同这些政党（或集团、流派等等，反正都是一回事）展开坚决无情的全面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反对帝国主义，也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俄国的齐赫泽党团（注：齐赫泽党团是指以尼·谢·齐赫泽为首的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孟什维克党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团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全面支持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对齐赫泽党团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见《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有自己的路线吗？》（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70-275页）、《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同上，第28卷第296-300页）等文。--532、717。）、《我们的事业》杂志（注：《我们的事业》杂志(《НашеДе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主要刊物（月刊），1915年1月起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1914年10月被查封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共出了6期。--572、717。）、《劳动呼声报》（注：《劳动呼声报》(《ГолосТруда》)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16年接替被查封的《我们的呼声报》在萨马拉出版，共出了3号。--717。）以及国外的“组委会分子”，都无非是这样的党的变种罢了。我们根本不能设想这些党派会在社会革命以前消失。恰巧相反，这个革命愈迫近，爆发得愈猛烈，革命进程的转变和飞跃愈急剧，革命的群众潮流反对机会主义的小市民潮流的斗争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也就愈大。考茨基主义根本不是什么独立的流派，因为它无论在群众中间或在投靠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中间，都没有根基。但是考茨基主义的危险，就在于它利用过去的观念，竭力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第717页◎调和，坚持前者和后者的统一，从而提高后者的威信。群众已经不再跟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走了：劳合－乔治在英国工人大会上受到了斥责，海德门退出了党，列诺得尔和谢德曼之流，波特列索夫和格沃兹杰夫之流全靠警察来保护。考茨基主义者暗中维护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行为，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考茨基派惯用的诡辩之一，就是以“群众”为借口。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脱离群众和群众组织！可是请想一想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吧。英国工联这些“群众组织”在19世纪曾经拥护资产阶级工人政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因此就同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调和，而是揭露它。他们没有忘记：(1)工联组织直接包括的只是无产阶级的少数。无论当时在英国或现在在德国，无产阶级中参加组织的人数不超过1/5。决不能认真设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把大多数无产者包括到组织中去。(2)--这是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参加组织的人数，而在于这个组织所采取的政策的客观实际意义：这个政策是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服务，即为群众从资本主义下得到解放服务呢，还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代表少数人同资本主义调和？这后一种情况正是19世纪的英国和现在的德国等等的真实情况。
恩格斯把“最低层的群众”即真正的多数同旧工联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分开，同享有特权的少数分开，并且向这个没有沾染上“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的真正多数发出号召。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于此！
我们不可能（谁也不可能）估计到，无产阶级中间究竟有哪一部分人在现在或将来会跟着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走。这只有斗争才能说明，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后解决。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主张保卫祖国的人”只代表少数。因◎第718页◎此，我们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下到和深入到真正的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我们揭穿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实际上背叛和出卖群众的利益，揭穿他们维护少数工人暂时的特权，揭穿他们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影响，揭穿他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代理人，从而教育群众认清自己的真正的政治利益，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休战交替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为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斗争。
向群众说明必然而且必须同机会主义分裂，通过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来教育他们进行革命，依据战争的经验揭穿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一切丑恶行径而不把它们掩盖起来，--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中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试就这条同考茨基主义截然相反的路线的主要特点作一概括的说明。
载于1916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69-85页◎第719页◎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1916年8月9日〔22日〕以前）
*（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列宁在通信中称之为《论废除武装》）是用德文写的。根据列宁1916年8月间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本文应写于1916年8月9日以前。本文原拟在瑞士、瑞典和挪威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刊物上发表，但是当时没有刊登出来。同年9月，列宁用俄文加以改写，以《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为题发表于1916年12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71-181页）。本文最初的德文原稿到1917年9月和10月，才在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青年国际》杂志的第9期和第10期上发表出来。杂志编辑部给文章加了如下按语：“现在，当列宁成为一位大家谈得最多的俄国革命活动家的时候，下面登载的这位钢铁般的老革命家的一篇阐明他的大部分政治纲领的文章，会引起人们特殊的兴味。本文是列宁1917年4月离开苏黎世前不久送交本刊编辑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这一标题看来是《青年国际》杂志编辑部加的。--720。）
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瑞士，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编造的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谎言作斗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人主张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中的“民兵制”或“武装人民”这项旧条文，而代之以“废除武装”的新条文。《青年国际》杂志（注：《青年国际》杂志(《Jugend-Internationale》)是靠拢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于1915年9月-1918年5月在苏黎世出版，威·明岑贝格任编辑。列宁对它的评价，见《青年国际（短评）》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287-291页）。1919-1941年，该杂志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720。）已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在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主张废除武装的编辑部文章。很遗憾，罗·格里姆最近的提纲（注：指罗·格里姆拟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该提纲载于1916年7月14日和17日《格留特利盟员报》第162号和第164号。由于瑞士被卷入战争的危险日益增大，瑞士社会民主党内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根据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1916年4月的委托，该党著名活动家格里姆、古·弥勒、沙·奈恩、保·伯·普夫吕格尔等分别在《伯尔尼哨兵报》、《民权报》、《格留特利盟员报》上发表文章或提纲，表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列宁密切注视这场争论的发展。他对争论材料的批注，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720。）也对废除武装这一思想作了让步。《新生活》杂志（注：《新生活》杂志(《NeuesLeben》)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月刊），1915年1月-1917年12月在伯尔尼出版。该杂志宣传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观点，从1917年初起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720。）和《先驱》杂志（注：《先驱》杂志(《Vorbote》)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理论机关刊物，用德文在伯尔尼出版，共出了两期：1916年1月第1期和同年4月第2期。该杂志的正式出版人是罕·罗兰－霍尔斯特和安·潘涅库克。列宁参与了杂志的创办和把第1期译成法文的组织工作。杂志曾就民族自决权和“废除武装”口号问题展开讨论。杂志刊载过列宁的《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两文。--720、770。）展开了讨论。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
一
基本的论点是：要求废除武装，就是最明确、最坚决、最彻底地表示反对任何军国主义和任何战争。
可是，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基本错误恰恰在于这个基本论点。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任何战争。
第一，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革命战争的反对者。各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反动透顶了，所以我们认◎第720页◎为这个资产阶级现在进行的战争是反动的、奴隶主的、罪恶的战争。而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例如，受这个资产阶级压迫和支配的民族或殖民地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国际”派（注：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该派曾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斯巴达克派这一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成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581、689、721、742。）的“提纲”第5条中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20世纪这个“猖狂的帝国主义”世纪的历史，充满了殖民地战争。但是我们欧洲人，压迫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帝国主义者，从自己固有的卑鄙的欧洲沙文主义出发称之为“殖民地战争”的，往往是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战争或民族起义。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恰恰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扩大和加剧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势必经常产生民族战争。尤尼乌斯在自己的小册子里赞成上述“提纲”，并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都会导致同这个大国竞争的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介入，因此，任何民族战争也会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个论点也是不正确的。这种情形是可能的，但并不总是如此。在1900-1914年间，许多次殖民地战争走的就不是这条道路。如果我们声称，例如在当前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假如这场战争将以各交战国打得筋疲力竭而告结束），“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如中国同印度、波斯、暹罗等国联合进行的反对大国的战争，那简直是可笑的。
否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任何可能性，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且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我们属于压迫欧洲、非洲、亚洲等数亿人的民族，我们应当对各个被压迫民族说，它们进行反对“我们”这些民族的战争◎第721页◎是“不可能的”！
第二，国内战争也是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是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意味着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会有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直接承认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编者注），他说得完全正确。他指的正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进行自卫以反对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
只有在我们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会成为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恰恰回避或掩饰最重要的事情，即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最艰巨、最需要进行的斗争，那么，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便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不革命的。“社会”神父和机会主义者总是情愿幻想◎第722页◎未来的和平社会主义，而他们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们不愿设想，不愿考虑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
我们决不应该受别人的言词的欺骗。例如，很多人痛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因为露骨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用这个概念来遮盖和掩饰资产阶级在这场强盗战争中所说的谎话。这是事实。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不再考虑政治口号的意义。认可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意味着认为这场战争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正义”战争，--如此而已，再没有别的意义。因为在任何战争中都不排除入侵。否定被压迫民族方面在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或者否定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方面在它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个加利费的战争中“保卫祖国”，那简直是愚蠢的。
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大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育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产生和培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因此就可能有而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
二
此外，还要补充下面这个一般的考虑。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获得有关武器的知识，学会使用武器，占有武器，那它只配被压迫，◎第723页◎被虐待，被人当作奴隶对待。我们如果不想变成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之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奴隶制之上，压迫阶级总是武装起来的。不仅现在的常备军，而且现在的民兵，连瑞士的民兵也不例外，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装。我认为，这个基本的道理用不着加以说明。只要指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罢工时都出动军队就够了。
武装资产阶级以反对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任何革命的念头。我们说：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这种策略是由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所准备、奠定和教给的。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如果说当前的战争在反动的社会神父和动辄哭泣的小资产者中间只会引起恐怖和惊慌，只会使他们厌恶一切使用武器的行为，厌恶死亡和流血等等，那么，相反地我们则说：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就是永无终结的恐怖。如果说当前这场在一切战争中最反动的战争正在进行准备，使这个社会以恐怖而终结，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陷于绝望。现在大家都看到，正是资产阶级自己在准备一场唯一正当的革命战争，即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废除武装的说教、“要求”（正确些说，是梦想），客观上正是绝望的表现。◎第724页◎
如果有谁认为这是一种“灰色的理论”、“干巴巴的理论”，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注意两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一方面是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的十二月起义。
资产阶级的事业就是发展托拉斯，把儿童和妇女赶进工厂，在那里折磨他们，腐蚀他们，使他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我们不“支持”这种发展，不“要求”这种发展，我们反对这种发展。但是怎样反对呢？我们知道，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是进步的。我们不愿意倒退到手工业，倒退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妇女从事家务劳动。要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且要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
这一论断只要相应地改变一下，就可适用于现在人民的军事化。今天，帝国主义的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不仅使全体人民而且使青年军事化。明天，它也许要使妇女军事化。对此我们回答说：那更好！快点前进吧！军事化进行得愈快，反对资本主义的武装起义就来得愈快。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没有忘记巴黎公社的例子，那么怎么会被青年的军事化等等所吓倒而灰心丧气呢？这并不是什么“理论”，也不是什么幻想，而是事实。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竟无视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实，开始对帝国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使这些事实重演表示怀疑，那就真会使人感到绝望。
有一位看到过巴黎公社的资产者，1871年5月曾在一家英国报纸上写道：“如果法兰西民族都是妇女，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啊！”（注：这段话见于1871年5月英国《每日新闻报》，普·奥·利沙加勒《1871年公社史》曾经引用（见该书1962年三联书店版第211页）。--725。）在公社时期，妇女和13岁以上的儿童同男子并肩战斗。在未来的推翻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妇女决不会坐视武装精良的资产阶级去枪杀武装很差或手无寸铁的工人，她们会像1871年那样，再次拿起武器，而且从目前“被吓倒了的”或灰心丧气的民族中，正确些说，从目前与其说是被各国◎第725页◎政府破坏不如说是被机会主义者破坏的工人运动中，虽然迟早不定，但无疑会产生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可怕的民族”的国际同盟。
现在军事化正在深入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军事化成为一切。帝国主义就是大国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因此它必然导致包括小国和中立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进一步军事化。对此无产阶级的妇女该怎么办呢？？　只是咒骂任何战争以及和军事有关的一切，只是要求废除武装吗？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决不会甘心充当这种可耻的角色。她们会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快长大了。人家会给你枪。你要拿起枪来，好好地学习一切军事方面的东西--这是无产者所需要的，这并不是为了去打自己的兄弟，像在当前这场掠夺战争中所做的那样，像社会主义的叛徒劝你去做的那样，而是为了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不是靠善良的愿望，而是用战胜资产阶级和解除它的武装的办法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
谁由于当前的战争而拒绝进行这种宣传--恰恰是这种宣传，--那他就最好干脆别说什么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社会革命、以战争反对战争的大话。
三
主张废除武装的人反对武装人民，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这个要求似乎容易导致对机会主义让步。我们已经考察了废除武装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关系这一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废除武装的要求同机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不能接受这个要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和它必然产生的幻想会削弱和冲淡我◎第726页◎们同机会主义的斗争。
毫无疑问，这个斗争已提上了国际的议事日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齐美尔瓦尔德（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荷兰、瑞士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509、573、727。）和昆塔尔（注：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于1916年4月24日在伯尔尼开幕，以后的会议于4月25-30日在瑞士的一个山村昆塔尔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波兰、塞尔维亚和葡萄牙等国的4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3名代表、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2名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左翼的3名代表。
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为结束战争而斗争；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鼓动和宣传；议会活动；群众斗争；召集社会党国际局。
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会议前做了大量工作，左翼力量在这次会议上比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有所增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昆塔尔会议上共有代表12名，而在某些问题上可以获得12-19票，即几乎占了半数，这反映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国际主义者的变化。在昆塔尔会议期间，列宁主持了一系列左派会议，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列宁成功地把左派团结了起来，以便在会议上同考茨基主义多数派进行共同的、有组织的斗争。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制定并提出了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包括了列宁的基本原则。代表会议的右派多数被迫在一系列问题上追随左派，但他们继续反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
会议围绕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态度问题展开了极其激烈的斗争，列宁参加了关于召集社会党国际局问题的委员会。经过左派的努力，会议对一项谴责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但不反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作了如下补充：社会党国际局一旦召集，即应召开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来讨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代表的共同行动的问题。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为争取和平而斗争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告遭破产和受迫害的人民书》。由于法国议会党团少数派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代表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这种行为同社会主义、同反战斗争是不相容的。
尽管昆塔尔会议没有通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建立第三国际等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认为这次代表会议的工作仍然是前进的一步。昆塔尔会议促进了国际主义分子的团结。这些国际主义分子后来组成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核心。--727。）的主要缺点之一，第三国际的这些萌芽可能遭到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关于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甚至没有公开地提出，更不用说在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这个意义上加以解决了。机会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暂时取得了胜利。在所有大国中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第一，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列金、阿尔伯·托马以及桑巴、王德威尔得、海德门、韩德逊等先生们公开的、无耻的因而危险比较小的社会帝国主义。第二，隐蔽的、考茨基主义的机会主义，如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派和“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注：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是德国的中派组织，由一些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议员组成，1916年3月成立。领导人为胡·哈阿兹、格·累德堡和威·迪特曼。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曾出版《活页文选》，1916年4月以前还在《前进报》编辑部中占优势。中派分子被排除出《前进报》以后，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把在柏林出版的《消息小报》作为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得到柏林党组织中多数人的支持，是1917年4月成立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核心。--727。），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迈耶拉等人，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注：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7、492、539、727。）的其他首领，俄国的马尔托夫、齐赫泽等人，意大利的特雷维斯和其他一些所谓左派改良主义者。
公开的机会主义公开地直接地反对革命，反对正在开始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爆发，同政府直接结成联盟，尽管这种联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参加政府起到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注：指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工人代表--工人团。
军事工业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组织是根据1915年5月第九次全俄工商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其目的是把供应军火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动员工业企业为战争需要服务，在政治上则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并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开始在委员会内建立工人团。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对工人团的选举进行了抵制。在244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有76个委员会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工人团的委员会则只有58个。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内组织了以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为首的工人团。1917年二月革命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曾试图利用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专家来整顿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遭到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反抗。1918年7月24日军事工业委员会被撤销。--714、727。）（在俄国）止。隐蔽的机会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更有害得多，更危险得多，因为他们用娓娓动听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与“和平”口号，把他们为自己同前一类人结成联盟和实行“统一”作辩护的行为掩盖起来，并且说得头头是道。反对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应当在无产阶级政治的一切领域内，即在议会活动、工会、罢工和军事等等领域内进行。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对革命的具体问题以及当前战争同革命的联系的一般问题闭口不谈，加以掩盖或者在不触犯警察禁令的条件下◎第727页◎“加以回答”。尽管在这场战争之前不久人们曾无数次非正式地指出过并且在巴塞尔宣言（注：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12年11月24-25日举行。这是第二国际在巴尔干战争爆发、世界大战危险日益迫近的形势下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555名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有6名。
代表大会只讨论了一个问题，即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威胁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当天，来自巴登、阿尔萨斯和瑞士各地的工人及与会代表在巴塞尔明斯特教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战集会。11月25日，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正在酝酿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侵略目的，号召全世界工人积极展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并建议社会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407、454、518、579、728。）中又正式明确地指出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但他们还是这样做！废除武装的要求的主要缺点，恰恰在于它避开了革命的一切具体问题。也许主张废除武装的人赞成进行一种不要武装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吧？
其次，我们决不反对争取改良的斗争。我们不想忽视这样一种令人失望的可能性，即尽管群众的不满和骚动多次爆发，尽管我们很努力，但是仍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产生革命，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人类还会经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我们赞成的是那种也应当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改良纲领。假如我们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完全让给机会主义者，而自己却躲到某种“废除武装”的幻境中去，逃避可悲的现实，那他们只会感到高兴。“废除武装”就是逃避丑恶的现实，而决不是反对这种现实。
在这样的纲领中，我们大概会这样说：“在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认可保卫祖国，这完全是用资产阶级的谎言去败坏工人运动。”这样具体地回答具体问题，比要求废除武装和拒绝“任何”保卫祖国，在理论上更加正确，对于无产阶级要有益得多，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会更加感到难以忍受！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所有帝国主义大国，即英、法、德、奥、俄、意、日、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反动透顶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力图统治世界，所以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只能是反动的战争。无产阶级不仅应当反对一切这样的战争，而且应当希望'自己的'政府在这样的战争中遭到失败，并利用这种失败去举行革命起义，--如果以阻止战争为目的的起义没有成功的话。”
关于民兵制问题，我们要说：我们不赞成资产阶级的民兵制，而只赞成无产阶级的民兵制。因此，我们不仅不用一个人和一文钱◎第728页◎去帮助常备军，而且不去帮助资产阶级的民兵，即使在美国、瑞士、挪威等这样的国家里也应当如此，况且我们亲眼看到：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例如瑞士）内，特别是从1907年和1911年以来，民兵愈来愈普鲁士化，它已堕落到被用来镇压罢工者。我们可以要求：由人民选举军官，废除一切军法，外国工人和本国工人享有同等权利（这一条对于像瑞士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无耻地剥削愈来愈多的外国工人，使他们处于无权的地位）；其次，给予国内比如每一百居民以建立学习军事的自由团体的权利，自由选举教官，由国家支付薪金，等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为自己而不是为奴隶主去学习军事，而这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俄国革命证明，革命运动的任何一次胜利，哪怕是局部的胜利，比如夺取了某个城市、某个工厂区、某一部分军队等等，都必然迫使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恰恰要实现这样的纲领。
最后，单靠纲领当然永远不能战胜机会主义，要战胜它只能用行动。破产了的第二国际的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就在于，人们言行不符，昧着良心提倡虚伪和讲革命空话（请看考茨基之流今天对待巴塞尔宣言的态度）。废除武装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产生的，并且能够影响社会环境，而不仅是某个人的古怪想法，显然，这种思想来源于个别小国的狭小的、例外的“安静”生活条件，这些国家置身于世界的流血战争之外，并且希望这样继续下去。且看挪威那些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我们国小兵少，我们无法反对大国（因此也就无法反对别人强迫我们去同某一大国集团结成帝国主义联盟……），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偏僻的一隅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执行与世无争的政策，我们要求废除武装，成立有约束力的仲裁法庭，保持“永久”（大概是比利时那样的吧？）中立等等。◎第729页◎
小国想站在一旁；小资产阶级企图远远离开世界上的大搏斗，利用自己的某种垄断地位来维持消极守旧的状态，--这就是使废除武装的思想能够在某些小国内收到一定的成效并得以传播的客观社会环境。当然，这种企图是幻想的和反动的，因为帝国主义总是要把小国卷进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漩涡。
试以瑞士为例。它的帝国主义环境客观上决定了工人运动的两条路线：机会主义者力图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把瑞士变成一个民主共和制的联盟，以便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游客身上捞取利润，并且得心应手地、安静地保持这种“安静的”垄断地位。我们瑞士的真正社会民主党人则力图利用瑞士的相对的自由和“国际”地位，来帮助欧洲各国工人政党中革命分子的亲密联盟获得胜利。值得庆幸的是瑞士没有“自己独立的”语言，而是讲三种世界语言，即与它毗邻的各交战国的语言。如果瑞士党的两万个党员每周都能交纳两个生丁的“战时特别税”，那我们每年就能得到两万法郎，--这个数目就足以使我们用三种语言为各交战国的工人和士兵定期出版各种印刷品，并且不顾各国总参谋部的禁令广为散发，说明关于工人日益愤慨、他们在战壕中联欢、他们希望用革命方式利用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等事实真相。
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像《哨兵报》（注：《哨兵报》(《LaSentinelle》)是纳沙泰尔州（瑞士法语区）瑞士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机关报，1890年创刊于绍德封。1906-1910年曾停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持国际主义立场。1914年11月13日该报第265号曾摘要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730。）、《民权报》（注：《民权报》(《Volksre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苏黎世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日报），1898年在苏黎世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刊登过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消息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文章。--493、730。）、《伯尔尼哨兵报》（注：《伯尔尼哨兵报》(《BernerTagwa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于1893年在伯尔尼创刊。1909-1918年，罗·格里姆任该报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该报发表过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及其他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从1917年起，该报公开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493、730。）这几家优秀的报纸都已经在这样做，只可惜还做得不够。只有通过这样的活动，阿劳党代表大会（注：指1915年11月20-21日在阿劳举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瑞士社会民主党对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态度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瑞士社会民主党内的三派--反齐美尔瓦尔德派（赫·格雷利希、保·伯·普夫吕格尔等）、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拥护者（罗·格里姆、厄·保·格拉贝等）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拥护者（弗·普拉滕、恩·诺布斯等）--展开了斗争。格里姆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建议瑞士社会民主党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并赞同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政治路线。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以洛桑支部名义对格里姆的决议案提出修正案，建议承认展开群众性的反战革命斗争是必要的，并声明只有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在格里姆的压力下，洛桑支部撤回了这个修正案，可是由瑞士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组织选派参加代表大会并拥有表决权的布尔什维克莫·马·哈利东诺夫重新把它提了出来。格里姆及其拥护者从策略上考虑支持了修正案。结果，左派的修正案以258票对141票的多数被通过。--730。）的出色的决议才不致仅仅是一个出色的决议。只要提出一个问题就够了：“废除武装”的要求是不是符合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这种方针？
显然，不符合。废除武装客观上符合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狭隘民族的、受小国眼界限制的路线。废除武装客观上是小国地地◎第730页◎道道民族的、特殊民族的纲领，而决不是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性的纲领。
载于1917年9月和10月《青年国际》杂志第9期和第10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86-97页◎第731页◎
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之一）
（1916年8-9月）
*（注：《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原来准备和格·列·皮达可夫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起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3辑发表。关于这一点，该文集第2辑曾有预告，并且正因为如此，在文章引言部分里写了“上面刊载的彼·基辅斯基的文章”等语（见本卷第733页）。这篇文章虽因文集第3辑未能出版而在当时没有发表，但在侨居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和国际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中仍广为人知。这是因为文章写完后，很快就抄寄给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如尼·达·基克纳泽、维·阿·卡尔宾斯基、伊·费·阿尔曼德等人。现在还保存有这篇文章当时的手抄稿和一份经列宁修改过的打字稿（参看列宁1916年10月（5日以后）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和1916年10月底-11月初给基克纳泽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434-438、452-453页）。--732。）
“如果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自己不败坏自己，那就谁也败坏不了它。”每当马克思主义的某一重要理论原理或策略原理取得胜利或者才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每当除了公开的真正的敌人，还有一些朋友也向马克思主义“扑来”，拼命地败坏（注：此处用的是外来词“компрометироватъ”，该词来自法语的“compromettre”。--编者注）--用俄语来说就是玷污--它，把它歪曲得面目全非的时候，我们总是回想起和注意到这句名言。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上，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的胜利，出现了一种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即当时的“经济主义”或“罢工主义”，“火星派”如果不同它作长期斗争，就不能捍卫无产阶级理论和政策的基础，反击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遭遇也是这样。它在1905年的群众性工人运动中取得了胜利，其原因之一是它在1905年秋天，在俄国革命进行最重要的搏斗的时期正确地运用了“抵制沙皇杜马”的口号（注：指抵制布里根杜马一事。关于布里根杜马，见注115。--732。）。可是在1908-1910年间，它却不得不经历--并且通过斗争战胜--那种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当时阿列克辛斯基等人大吵大嚷，◎第732页◎反对参加第三届杜马。（注：这里说的是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见注107）。--733。）
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承认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指出它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深刻联系，这不但遇到一些严肃的反对者，也遇到了一些不严肃的朋友，对他们来说，帝国主义这个字眼已经成了“时髦的东西”，他们把这个字眼背得烂熟，向工人灌输糊涂透顶的理论，重犯旧“经济主义”的一系列旧错误。资本主义胜利了，因此用不着在政治问题上动脑筋了，老“经济派”（注：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本版选集第1卷第261-271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同上，第289-457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505、543、733。）在1894-1901年间就是这样推断的，他们甚至反对在俄国进行政治斗争。帝国主义胜利了，--因此用不着在政治民主问题上动脑筋了，当代的“帝国主义经济派”就是这样推断的。上面刊载的彼·基辅斯基的文章，就是这种情绪和这种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的标本，它第一次试图把自1915年初起在我们党某些国外小组内出现的思想动摇作一稍微完整的书面叙述。
在当前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危机中，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并站在革命国际主义方面，如果“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在他们中间传播开来，那就是对我们这个派别和我们党的一个最严重的打击，因为这会从内部，从它自己的队伍中败坏党，把党变成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者。因此，我们必须从彼·基辅斯基文章中数不胜数的错误里至少找出几个最主要的错误来加以详细讨论，尽管这样做“枯燥乏味”，常常不得不十分浅显地重复那些细心而善于思考的读者早在我们1914年和1915年的文献中就已知道和明白了的起码道理。
我们先从彼·基辅斯基议论的“中心”点谈起，以便使读者能够立刻抓住“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这个新派别的“实质”。◎第733页◎
1.马克思主义对战争和“保卫祖国”的态度
彼·基辅斯基自己相信并且要读者相信，他只是“不同意”民族自决，即我们党纲的第9条。他非常气忿地试图驳回对他的如下指责：他在民主问题上根本背离了全部马克思主义，在某个根本问题上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用意恶毒的引号是彼·基辅斯基加的）。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我们的作者一开始谈论他仿佛是在局部的个别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时，当他一拿出论据和理由等等时，就立刻可以发现，他恰恰完全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就拿彼·基辅斯基文章中的第2条（即第2节）来说吧。我们的作者宣布，“这个要求〈即民族自决〉会直接〈！！〉导致社会爱国主义”，他还解释说，保卫祖国这个“背叛性的”口号是“可以完全符合〈！〉逻辑地〈！〉从民族自决权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在他看来，自决就是“认可法国和比利时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他们正在拿起武器保卫这种独立〈法国和比利时的民族国家的独立〉，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做'自决'拥护者仅仅在谈论的事情……”　“保卫祖国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武器库中的货色……”　“我们实在无法理解，怎么能同时既反对保卫祖国又主张自决，既反对祖国又保卫祖国。”
彼·基辅斯基就是这样写的。他显然没有理解我们关于反对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个口号的决议。我们只好把这些决议中写得一清二楚的地方提出来，再一次把这些明明白白的俄语含义讲清楚。◎第734页◎
1915年3月，我们党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以《关于保卫祖国的口号》为题的决议。这项决议一开始就说：“当前战争的真正实质就在于”什么什么。
这里讲的是当前战争。用俄语不能说得比这更清楚的了。“真正实质”这几个字表明，必须把假象和真实、外表和本质、言论和行动区别开来。关于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说法，把1914-1916年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为瓜分殖民地和掠夺他国领土等等而进行的战争伪装成民族战争。为了不致留下歪曲我们观点的一丝一毫的可能性，决议还专门补充了一段话，论述“真正的民族战争”，“特别〈请注意，特别不是仅仅的意思！〉是1789-1871年间发生的”民族战争。
决议说明，这些“真正”的民族战争，“其基础”“是长期进行的大规模民族运动，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斗争，推翻民族压迫……”（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4-165页。--编者注）
看来，不是很清楚了吗？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是由帝国主义时代的种种条件造成的，这就是说，它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例外的现象，不是违背一般常规的现象。在这场战争中讲保卫祖国就是欺骗人民，因为这不是民族战争。在真正的民族战争中，“保卫祖国”一语则完全不是欺骗，我们决不反对。这种（真正的民族）战争“特别是”在1789-1871年间发生过。决议丝毫不否认现在也有发生这种战争的可能性，它说明应当怎样把真正的民族战争同用骗人的民族口号掩饰起来的帝国主义战争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为了加以区别，必须研究战争的“基础”是不是“长期进行的大规模民族运动”，“推翻民族压迫”。◎第735页◎
关于“和平主义”的决议直截了当地说：“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积极意义，这种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像〈请注意这个”像“〉1789-1871年期间那样为推翻民族压迫……而进行的战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8页。--编者注）如果我们不承认民族战争在今天也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党1915年的决议会不会把1789-1871年间发生过的战争作为例子来谈论民族战争，并且指出我们并不否认那种战争的积极意义呢？显然不会。
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是对我党决议的解释或通俗的说明。在这本小册子的第5页上写得非常清楚：“社会党人过去和现在”都只是在“推翻异族压迫”这个意义上“承认保卫祖国或防御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正义的”。举了一个例子：波斯反对俄国“等等”，并且指出：“这些战争就都是正义的、防御性的战争，而不管是谁首先发动进攻。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希望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注：见本卷第511-512页。--编者注）
小册子是在1915年8月出版的，有德文和法文版本。彼·基辅斯基对它很熟悉。无论彼·基辅斯基或任何别的人，都从没有向我们表示过异议，既没有反对关于保卫祖国的口号的决议，也没有反对关于和平主义的决议，也没有反对小册子中对这些决议的解释，一次也没有！既然彼·基辅斯基从1915年3月起并没有反对我们党对战争的看法，而目前，在1916年8月，却在一篇论述自决的文章中，也就是在一篇仿佛是关于局部问题的文章中暴露出对整个问题的惊人无知，那么试问，我们说这位著作家根本不懂马克◎第736页◎思主义，这是不是诽谤他呢？
彼·基辅斯基把保卫祖国的口号叫作“背叛性的”口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告诉他，谁如果只机械地重复口号，不去领会它的意义，对事物不作深入的思考，仅仅死记一些词句而不分析它们的含义，那么，在这样的人看来，任何口号都是而且将永远是“背叛性的”。
一般地说，“保卫祖国”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不是经济学或政治学等等领域中的某种科学的概念呢？不是的。这只是替战争辩护的一种最流行的、常用的、有时简直是庸俗的说法。仅仅如此而已！庸人们可以替一切战争辩护，说什么“我们在保卫祖国”，只有这种行为才是“背叛性的”，而马克思主义不会把自己降低到庸俗见解的水平，它要求历史地分析每一次战争，以便弄清楚能不能认为这次战争是进步的、有利于民主或无产阶级的，在这个意义上是正当的、正义的等等。
如果不善于历史地分析每一次战争的意义和内容，保卫祖国的口号就往往是对战争的一种庸俗的不自觉的辩护。
马克思主义作了这样的分析，它指出：如果战争的“真正实质”，譬如说在于推翻异族压迫（这对1789-1871年间的欧洲来说是特别典型的），那么，从被压迫国家或民族方面说来，这场战争就是进步的。如果战争的“真正实质”是重新瓜分殖民地、分配赃物、掠夺别国领土（1914-1916年间的战争就是这样的），那么保卫祖国的说法就是“欺骗人民的弥天大谎”。
怎样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怎样确定它呢？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应当研究战前的政治，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治。如果政治是帝国主义的政治，就是说，它保护金融资本的利益，掠夺和压迫殖民地以及别人的国家，那么由这种政治产生的战争便◎第737页◎是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政治是民族解放的政治，就是说，它反映了反对民族压迫的群众运动，那么由这种政治产生的战争便是民族解放战争。
庸人们不懂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他们只会说什么“敌人侵犯”，“敌人侵入我国”，而不去分析战争是因为什么、由什么阶级、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进行的。彼·基辅斯基完全降低到这种庸人的水平，他说：看，德国人占领了比利时，可见，从自决观点看来，“比利时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是正确的”；或者说：德国人占领了法国的一部分领土，可见，“盖得可以得意了”，因为“打到本民族〈而不是异族〉居住的领土上来了”。
在庸人们看来，重要的是军队在什么地方，现在打胜仗的是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重要的是双方军队可能互有胜负的这场战争是因为什么而进行的。
当前这场战争是因为什么而进行的呢？这一点在我们的决议中已经指出来了（根据交战国在战前几十年中实行的政治）。英、法、俄是为了保持已夺得的殖民地和掠夺土耳其等等而战。德国是为了夺取殖民地和独自掠夺土耳其等等而战。假定德国人甚至拿下巴黎和彼得堡，那么这场战争的性质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呢？丝毫不会。那时德国人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胜利后推行的政治--是夺取殖民地，统治土耳其，夺取异族的领土，例如波兰等等，而决不是要对法国人或俄国人建立异族压迫。当前这场战争的真正实质不是民族战争，而是帝国主义战争。换句话说，战争的起因不是由于其中一方要推翻民族压迫，而另一方要维护这种压迫。战争是在两个压迫者集团即两伙强盗之间进行的，是为了确定怎样分赃、由谁来掠夺土耳其和各殖民地而进行的。
简单地说，在帝国主义大国（即压迫许多别的民族，迫使它们◎第738页◎紧紧依附于金融资本等等的大国）之间进行的或同它们结成联盟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6年间的战争就是这种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是欺人之谈，是替战争辩护。
被压迫者（例如殖民地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即实行压迫的大国而进行的战争，是真正的民族战争。这种战争在今天也是可能的。遭受民族压迫的国家为反对实行民族压迫的国家而“保卫祖国”，这不是欺人之谈，所以社会主义者决不反对在这样的战争中“保卫祖国”。
民族自决也就是争取民族彻底解放、争取彻底独立和反对兼并的斗争，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拒绝这种斗争，--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直到起义或战争为止。
彼·基辅斯基以为他是在反对普列汉诺夫，据他说，正是普列汉诺夫指出了民族自决同保卫祖国的联系！彼·基辅斯基相信了普列汉诺夫，以为这种联系确实像普列汉诺夫所描绘的那样（注：参看格·瓦·普列汉诺夫1914年在巴黎出版的《论战争》一书。书中写道：“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承认国内各民族有自决权。难道它承认这一点是从每一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可以并且应当对自己祖国的命运漠不关心这种考虑出发的么？”--739。）。彼·基辅斯基既然相信了普列汉诺夫，于是就害怕起来了，认为必须否认自决，以便摆脱普列汉诺夫的结论……　对普列汉诺夫太轻信了，同时也太害怕了，可是普列汉诺夫到底错在哪里，却一点也没有考虑！
社会沙文主义者为了把这场战争说成是民族战争，就拿民族自决作借口。同他们斗争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要指出这场战斗并不是为了民族解放，而是为了确定由哪一个大强盗来压迫更多的民族。如果竟然否认真正为了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战争，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歪曲。普列汉诺夫和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拿法国的共和制作为借口，来替“保卫”法国共和制、反对德国君主制辩护。如果像彼·基辅斯基那样推论，那么我们就应当反对共和制或反对真正为了捍卫共和制而进行的战争！！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拿◎第739页◎德国的普选制和普遍识字的义务教育作借口，来替“保卫”德国反对沙皇制度辩护。如果像基辅斯基那样推论，那么我们就应当或者反对普选制和普遍识字的教育，或者反对真正为了维护政治自由使之不被剥夺而进行的战争！
卡·考茨基在1914-1916年间的战争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著作和言论将永远是马克思主义的典范。1910年8月26日，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注：《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28、371、442、462、570、615、691、706、740。）上曾就日益迫近的战争写道：
“德英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其争端将不是民主制度，而是世界霸权，即对全世界的剥削。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是不应当站在本国剥削者方面的。”（《新时代》杂志第28年卷第2册第776页）
这是精彩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它同我们的表述完全一致，它彻底揭穿了离开马克思主义而去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今天的考茨基，它十分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战争的原则（我们还要在刊物上谈到这个表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既然有争取民主的斗争，也就可能有争取民主的战争；民族自决只是民主要求之一，它和其他民主要求根本没有任何区别。简单地讲，“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拒绝在民主的战争中“保卫祖国”，即拒绝参加民主的战争，这是荒谬的，这跟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把“保卫祖国”的概念运用于帝国主义战争，即把帝国主义战争说成是民主的战争，从而粉饰帝国主义战争，这就等于欺骗工人，投到反动资产阶级方面去。◎第740页◎
2.“我们对新时代的理解”
引号里的这句话是彼·基辅斯基说的，他常常提到“新时代”。然而遗憾的是，在这里他的论断也是错误的。
我们党的一些决议说，这场战争是由帝国主义时代的一般条件造成的。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指出了“时代”和“这场战争”的相互关系：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具体地评价每一次战争。为什么在各大国之间--其中有许多国家在1789-1871年间曾经领导过争取民主的斗争--竟会而且必然会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即按其政治意义来说是极端反动的、反民主的战争呢？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一般条件，即各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已变为帝国主义的一般条件。
彼·基辅斯基完全曲解了“时代”和“这场战争”之间的这种关系。照他说来，要具体地谈，就是谈论“时代”！这恰巧不对。
1789-1871年那个时代，对于欧洲说来是一个特殊时代。这是无可争辩的。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一般条件，就不能了解对于那个时代来说特别典型的任何一次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不是说，那个时代的一切战争都是民族解放战争呢？当然不是。这样说是极其荒唐的，是用可笑的死板公式代替对每一次战争的具体研究。在1789-1871年间，既发生过殖民地战争，也发生过压迫许多其他民族的反动帝国之间的战争。
试问，能不能从先进欧洲（以及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新时代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现在只可能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呢？作这样的论断是荒谬的，这是不善于把某一具体现象和该时◎第741页◎代可能发生的各种现象的总和区别开来。时代之所以称为时代，就是因为它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和战争，这些现象和战争既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既有大的也有小的，既有先进国家所特有的也有落后国家所特有的。像彼·基辅斯基那样只是泛泛地谈论“时代”，而回避这些具体问题，这就是滥用“时代”这个概念。为了不作无稽之谈，我们现在从许多例子中举出一个例子。但是首先必须指出，有一个左派集团，即德国的“国际”派（注：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该派曾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斯巴达克派这一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成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581、689、721、742。），曾经在《伯尔尼执行委员会公报》（注：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S.K.)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执行机构，在1915年9月5-8日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成立。组成委员会的是中派分子罗·格里姆、奥·莫尔加利、沙·奈恩以及担任译员的安·伊·巴拉巴诺娃。委员会设在伯尔尼。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之后不久，根据格里姆的建议，成立了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参加扩大委员会的是同意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决议的各党的代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参加扩大委员会的是列宁、伊·费·阿尔曼德和格·叶·季诺维也夫。
《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KomissionzuBern.Bulletin》)是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机关报，于1915年9月-1917年1月在伯尔尼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出版，共出了6号。--573、742。）第3期（1916年2月29日）中发表了一个提纲，并在第5条中作了如下一个显然错误的论断：“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中分析过这个论断（注：见本卷第692-697页。--编者注）。这里只须指出，虽然一切关心国际运动的人老早就熟悉这个论点（我们早在1916年春天伯尔尼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注：指1916年2月5-9日在伯尔尼举行的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德国、俄国、意大利、挪威、奥地利、波兰、瑞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22名代表。会议的组成表明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左派，但是多数与会者仍是中派。
列宁积极地参加了会议的工作，起草了《关于召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和代表团关于会议代表资格条件的建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40-242页），并代表布尔什维克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声明反对邀请卡·考茨基、胡·哈阿兹和爱·伯恩施坦参加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
会议通过了《告所属政党和团体书》。这封通告信采纳了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修改意见，谴责了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以及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等行为，指出必须支持工人运动和组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但没有提出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决裂的要求。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代表在表决时声明，虽然他们并不是对通告信的每一条都感到满意，但还是投赞成票，因为它比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决议前进了一步。
会议也讨论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召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通过了它的一系列条文，同时确定了召开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日期。--742。）上就反对过这个论点），可是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派别重述过这个论点，接受过这个论点。彼·基辅斯基在1916年8月写他那篇文章时，也没有说过一句同这种论断或类似论断精神一致的话。
之所以必须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如果有人发表过这种论断或类似论断，那才谈得上理论上的分歧。既然没有提出过任何类似的论断，那我们只好说：这并不是对“时代”的另一种理解，不是什么理论上的分歧，而只是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只是滥用了“时代”这个词。
例如，彼·基辅斯基在他那篇文章的开头写道：“它〈自决〉岂不是同在火星上免费得到10000俄亩土地的权利一样吗？对于这个问题，只能十分具体地，同对今天整个时代的估计联系起来加以回答。要知道，在发展当时那种水◎第742页◎平的生产力的最好形式--民族国家的形成时代，民族自决权是一回事，在这种形式即民族国家形式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民族自决权则是另一回事。在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确立的时代与民族国家正在灭亡、资本主义本身也处在灭亡前夜的时代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抛开时间和空间而作'泛泛'之谈，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
这段议论是歪曲地运用“帝国主义时代”这一概念的标本。正因为这个概念是新的和重要的，所以必须同这种歪曲作斗争！有人说民族国家的形式已经成为桎梏等等，这是指什么呢？是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指德国、法国和英国，由于这些国家参加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才首先成为帝国主义战争。在这些过去特别是在1789-1871年间曾经引导人类前进的国家里，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已经结束了，在这些国家里民族运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要想恢复这种运动只能是荒谬绝伦的反动空想。法兰西人、英吉利人和德意志人的民族运动早已结束，在那里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已获得解放的民族变成了压迫者民族，变成了处在“资本主义灭亡前夜”、实行帝国主义掠夺的民族。
而其他民族呢？
彼·基辅斯基像背诵记得烂熟的规则那样，重复说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具体地”谈问题，但他自己并不运用这条规则。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特意提供了具体回答的范例，可是彼·基辅斯基却不愿意把我们的错误给我们指出来，如果他在这里发现了错误的话。
我们的提纲（第6条）指出，为了具体起见，在自决问题上至少应当区分三类不同的国家。（显然，在一个总的提纲里不能谈到每一个别的国家。）第一类是西欧（以及美洲）的各先进国家，在那里，民族运动是过去的事情。第二类是东欧，在那里，民族运动是现在的事情。第三类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那里，民族运动在很大程◎第743页◎度上是将来的事情。（注：见本卷第568-569页。--编者注）
这对不对呢？彼·基辅斯基本应把他的批评指向这里。然而他甚至没有觉察到，理论问题究竟何在！他没有看到，只要他还没有驳倒我们提纲（第6条）中的上述论点（要驳倒它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正确的），他的关于“时代”的议论就像一个人“挥舞”宝剑而不出手攻击。
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同弗·伊林的意见相反，我们认为，对于多数〈！〉西欧〈！〉国家来说，民族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岂不是说，法兰西人、西班牙人、英吉利人、荷兰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的民族运动并没有在17、18、19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完成吗？在文章开头，“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概念被曲解成这样：似乎民族运动已经完成，而不仅是在西欧各先进国家里已经完成。同一篇文章的结尾却说，正是在西欧国家“民族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岂不是思想混乱吗？
在西欧各国民族运动是早已过去的事情。在英、法、德等国，“祖国”已经唱完自己的歌了，已经扮演过自己的历史角色了，也就是说，在那里，不可能再有进步的、能唤起新的人民群众参加新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民族运动了。在那里，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问题，不是从封建主义或从宗法制的蒙昧状态过渡到民族进步，过渡到文明的和政治上自由的祖国，而是从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过度成熟的“祖国”过渡到社会主义。
东欧的情况则不同。譬如，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来说，只有梦幻中住在火星上的人才会否认：这里的民族运动还没有完成，◎第744页◎这里还正在唤醒民众掌握本族语言和本族语言的出版物（而这是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交换彻底渗入最后一家农户的必要条件和伴随物）。在这里，“祖国”还没有唱完自己的全部历史之歌。在这里，“保卫祖国”还可能是保卫民主、保卫本族语言和政治自由、反对压迫民族、反对中世纪制度，而今天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说什么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则是撒谎，因为他们实际上保卫的并不是本族语言，不是本民族发展的自由，而是他们作为奴隶主的权利、他们的殖民地、他们的金融资本在别国的“势力范围”等等。
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民族运动的历史比在东欧还要年轻一些。
所谓“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帝国主义时代是指什么；俄国的“特殊”地位（彼·基辅斯基的文章第2章第4节的标题）以及并非俄国一国的“特殊”地位究竟何在；民族解放运动在什么地方是骗人的鬼话，在什么地方是活生生的和具有进步意义的现实，--对于这一切彼·基辅斯基一无所知
3.什么叫作经济分析？
反对自决的人的种种议论的焦点，就是借口说在一般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它“不能实现”。“不能实现”这几个字，常常在各种各样的和不明确的意义上被使用。因此，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要求像在任何一次理论争论中都必须做到的那样：弄清楚所谓“不能实现”是什么意思。我们不仅提出了问题，还作了解释。说一切民主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实现”，是指不经过多次革命在◎第745页◎政治上难以实现或者不能实现。
说自决不能实现是指在经济上不可能，那是根本不对的。
我们的论点就是如此。理论分歧的焦点就在这里，这是我们的论敌在任何稍微严肃一点的争论中都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
现在就来看一看彼·基辅斯基关于这个问题是怎样议论的吧。
他坚决反对把不能实现解释为由于政治原因而“难以实现”。他直接用经济上不可能这层意思来回答问题。
他写道：“这是不是说，自决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实现，如同劳动货币在商品生产下不能实现一样呢？”彼·基辅斯基随即回答说：“是的，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谈的正是'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这两个社会范畴之间的逻辑矛盾，如同劳动货币和商品生产这另外两个范畴之间存在着的逻辑矛盾一样。帝国主义是自决的否定，任何魔术家都无法把自决和帝国主义结合起来。”
不管彼·基辅斯基用以挖苦我们的“魔术家”这个字眼多么吓人，我们还是应当向他指出，他根本不懂什么叫作经济分析。“逻辑矛盾”--当然，在正确的逻辑思维的条件下--无论在经济分析中或在政治分析中都是不应当有的。因此，在恰恰应当作经济分析而不是作政治分析的时候，搬出一般“逻辑矛盾”来搪塞，这无论如何是不适当的。无论经济因素或政治因素都属于“社会范畴”。可见，彼·基辅斯基虽然一开始就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是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自决不能实现，如同劳动货币在商品生产下不能实现一样），可是后来他实际上只是兜圈子，而没有作出经济分析。
怎样证明劳动货币在商品生产下不能实现呢？通过经济分析。这种分析也同一切分析一样，不容许有“逻辑矛盾”，它运用的是经济的而且仅仅是经济的（而不是一般“社会的”）范畴，并且从中得◎第746页◎出劳动货币不能实现的结论。在《资本论》第1章中，根本没有谈到什么政治、政治形式或一般“社会范畴”，这里所分析的只是经济因素，商品交换和商品交换的发展。经济分析表明（当然是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在商品生产下劳动货币不能实现。
彼·基辅斯基根本不想进行经济分析！他把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同它的政治趋势搅在一起，这一点从他那篇文章第一节第一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来。这句话是：
“工业资本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商业借贷资本的合成物。借贷资本曾为工业资本效劳。现在资本主义克服了各种形式的资本，产生一种最高级的、统一的资本即金融资本，因此，整个时代都可以称为金融资本时代，而与这种资本相应的对外政策体系便是帝国主义。”
从经济上来看，这整个定义都毫无用处，因为全是空话，而没有确切的经济范畴。但是现在我们不可能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重要的是彼·基辅斯基把帝国主义称为“对外政策体系”。
第一，这实质上是错误地重述考茨基的错误思想。
第二，这纯粹是而且仅仅是给帝国主义下的政治定义。彼·基辅斯基想用帝国主义是“政策体系”这个定义来回避他曾经答应要作的经济分析，当时他说过，自决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实现，即在经济上不能实现，如同劳动货币在商品生产下不能实现“一样”！（注：彼·基辅斯基是否知道，马克思用一个多么不礼貌的字眼来称呼这样的“逻辑手法”？我们决不对彼·基辅斯基使用这个不礼貌的字眼，但不得不指出：把恰恰在进行争论的东西、恰恰还须要加以证明的东西随心所欲地塞进某一概念的定义中去，--马克思把这称之为“骗子手法”。
再说一遍，我们不对彼·基辅斯基使用马克思的这个不礼貌的用语。我们只是揭示他的错误的根源。（以上的文字在手稿上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考茨基在同左派争论时说：帝国主义“仅仅是对外政策体系”◎第747页◎（即兼并政策体系），决不能把资本主义的某一经济阶段，某一发展梯级称为帝国主义。
考茨基错了。当然，作字眼上的争论是不明智的。禁止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使用帝国主义这个“字眼”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要进行讨论，就必须把概念弄清楚。
从经济上来看，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的“时代”，问题不在于字眼）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即这样一个阶段，此时生产已经达到巨大的和极为巨大的规模，以致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就在于此。垄断既表现为托拉斯、辛迪加等等，也表现为大银行的莫大势力、原料产地的收买和银行资本的集中等等。一切都归结于经济垄断。
这种新的经济即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就是从民主转向政治反动。民主适应于自由竞争。政治反动适应于垄断。鲁·希法亭在他的《金融资本》一书中说得好：“金融资本竭力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
把“对外政策”和一般政策分开，或者甚至把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的想法。帝国主义无论在对外或对内政策中，都同样力求破坏民主，实行反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主义无疑就是对一般民主即一切民主的“否定”，而决不是对种种民主要求中的一个要求即民族自决的“否定”。
帝国主义既然“否定”民主，同样也“否定”民族问题上的民主（即民族自决）。所谓“同样”，也就是说它力求破坏这种民主。在帝国主义时代实现这种民主与在帝国主义时代实现共和制、民兵制、由人民选举官吏等等，在同样的程度、同样的意义上更加困难（同垄断前资本主义相比）。根本谈不上“在经济上”不能实现。◎第748页◎
大概，使彼·基辅斯基在这里犯错误的还有这样一个情况（除了完全不懂经济分析的要求而外）：从庸人的观点看来，所谓兼并（即在违反居民意志的情况下吞并异族地区，即破坏民族自决）也就是金融资本向更广阔的经济领土“扩展”（扩张）。
不过，用庸人的概念是不能研究理论问题的。
从经济上说，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为了垄断一切，不仅要从国内市场（本国市场）上，同时还要从国外市场上，从全世界上把竞争者排除掉。“在金融资本的时代”，有没有甚至在别国内排除竞争的经济上的可能性呢？当然有，这种手段就是使竞争者在金融上处于依附地位，收买其原料产地以至全部企业。
美国的托拉斯是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表现。为了排除竞争者，托拉斯不限于使用经济手段，而且还常常采取政治手段乃至刑事手段。但是，如果认为用纯粹经济的斗争方法在经济上不能实现托拉斯的垄断，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地，现实处处证明这是“可以实现”的：托拉斯通过银行破坏竞争者的信用（托拉斯老板就是银行老板，因为收买了股票），托拉斯破坏竞争者的原料运输（托拉斯老板就是铁路老板，因为收买了股票），托拉斯在一定时期内把价格压低到成本以下，不惜为此付出数以百万计的代价，以便迫使竞争者破产，从而收买他的企业和原料产地（矿山、土地等等）。
这就是对托拉斯的实力和对它们的扩张所作的纯经济分析。这就是实行扩张的纯经济的途径：收买企业、工厂、原料产地。
一国的大金融资本也随时可以把别国即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竞争者的一切收买过去，而且它向来就是这样做的。这在经济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并且屡见不鲜。你们在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里随时都可以◎第749页◎看到这样的说法，例如：阿根廷实际上是英国的“商业殖民地”，葡萄牙实际上是英国的“附庸”，等等。这是对的，因为在经济上依附英国银行，对英国负有债务，当地的铁路、矿山、土地被英国收买，等等，--这一切都使上述国家在经济意义上被英国所“兼并”，但是并没有破坏这些国家的政治独立。
这些国家的政治独立就叫作民族自决。帝国主义力图破坏这种独立，因为在实行政治兼并的情况下，经济兼并往往更方便，更便宜（更容易收买官吏、取得承租权、实行有利的法令等等），更如意，更稳妥，--就像帝国主义力图用寡头政治代替一般民主一样。但是说什么在帝国主义时代自决在经济上“不能实现”，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彼·基辅斯基用一种非常随便和轻率的方法来回避理论上的困难，用德语来说这叫作“信口开河”，即青年学生在饮酒作乐时常有的（也是很自然的）胡吹乱扯。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他写道：“普选制、八小时工作制以至共和制，从逻辑上说都是和帝国主义相容的，尽管帝国主义极不喜欢〈！！〉它们，所以实现起来就极为困难。”
诙谐的字眼有时可以使学术著作增色，假如在谈论一个重大问题时，除了这些字眼，还从经济和政治方面对种种概念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决不反对所谓帝国主义并不“喜欢”共和制这种信口开河的说法。彼·基辅斯基用信口开河代替这种分析，掩盖缺乏分析。
“帝国主义不喜欢共和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共和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可能形式之一，而且在现代条件下是最民主的形式。说帝国主义“不喜欢”共和制，这◎第750页◎就是说帝国主义和民主之间有矛盾。很有可能，彼·基辅斯基“不喜欢”或者甚至“极不喜欢”我们的这个结论，但这个结论是不容置疑的。
其次，帝国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这一矛盾是怎样一种性质的呢？是逻辑矛盾还是非逻辑矛盾呢？彼·基辅斯基用“逻辑”这个字眼时，却没有想一想，因而也没有觉察到，这个字眼在这里恰好是用来替他掩盖他所谈论的问题（既掩盖读者的耳目，也掩盖作者的耳目）！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同政治的关系，帝国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内容同政治形式之一的关系。在人的推论中出现的一切“矛盾”，都是逻辑矛盾；这是空洞的同义反复。彼·基辅斯基用这种同义反复来回避问题的实质：这是两种经济现象或命题之间的“逻辑”矛盾(1)？还是两种政治现象或命题之间的“逻辑”矛盾(2)？或者是经济现象或命题同政治现象或命题之间的“逻辑”矛盾(3)？
要知道，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因为提出的是在某种政治形式下在经济上不能实现还是可以实现的问题！
彼·基辅斯基如果不避开这个实质，他大概就会看到，帝国主义同共和制之间的矛盾，是最新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同一般政治民主之间的矛盾。因为彼·基辅斯基永远也不能证明，有哪一项重大的和根本的民主措施（由人民选举官吏或军官、实行最充分的结社集会自由等等），与共和制相比，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较小一些（也可以说，更为帝国主义所“喜欢”）。
所以我们得出的正是我们在提纲中所坚持的那个论点：帝国主义同所有一切政治民主都是矛盾的，都是有“逻辑”矛盾的。彼·基辅斯基“不喜欢”我们的这个论点，因为它打破了彼·基辅斯基的不合逻辑的结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些人仿佛要驳斥某些论点，其实暗中恰恰搬出这些论点，说什么“帝国主义不喜欢共和◎第751页◎制”，这难道能够令人容忍吗？
其次，为什么帝国主义不喜欢共和制呢？帝国主义怎样把自己的经济同共和制“结合起来”呢？
彼·基辅斯基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不妨向他提一下恩格斯讲过的下面一段话。这里谈的是民主共和国。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在这种管理形式下财富能不能实行统治呢？就是说，问题正是关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矛盾”。
恩格斯回答说：“……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公民之间的〉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9页。--编者注）
这就是对于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的问题所作的经济分析的范例，而自决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的问题，只是这个问题的一小部分！
民主共和国“在逻辑上”是同资本主义矛盾的，因为它“正式”宣布富人和穷人平等。这是经济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共和制之间存在着同样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被加深和加剧了，因为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使一切政治自由都更加“难以”实现。
资本主义怎样和民主结合起来呢？通过间接地行使资本的无限权力！为此可以采取两种经济手段：(1)直接收买；(2)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在我们的提纲中，这一点是用如下的话表述的：在资产阶级制度下，金融资本可以“随意收买和贿赂任何政府和官吏”。）◎第752页◎
既然商品生产、资产阶级、货币权力统治一切，因此在任何一种管理形式下，在任何一种民主制度下，收买（直接的或通过交易所）都是“可以实现”的。
试问，在帝国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垄断前的资本主义以后，我们所考察的这种关系起了什么变化呢？
唯一的变化就是交易所的权力加强了！因为金融资本是最大的、发展到垄断地步的、同银行资本融合起来的工业资本。大银行正在同交易所融合起来，吞并交易所。（在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常常谈到交易所的作用下降，但这只是从任何一个大银行本身就是交易所这个意义上说的。）
其次，既然一般“财富”完全能够通过收买和通过交易所来实现对任何民主共和国的统治，那么，彼·基辅斯基怎么能断言拥有亿万资本的托拉斯和银行的巨大财富，不能“实现”金融资本对别国，即对政治上独立的共和国的统治而不陷入可笑的“逻辑矛盾”呢？？
怎么？在别国内收买官吏“不能实现”吗？或者“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这仅仅是与本国政府结成联盟吗？
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了剖析和通俗地说明10行糊涂文字，需要写大约10个印刷页。我们不能这样详尽地分析彼·基辅斯基的每个论断--真的，他没有一个论断不是糊涂的！--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主要的问题已经作了分析。剩下的我们将大略提一下。◎第753页◎
4.挪威的例子
挪威在1905年即在帝国主义最猖狂的时代，“实现了”似乎是不能实现的自决权。因此，“不能实现”的说法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也是可笑的。
彼·基辅斯基想反驳这一点，他挖苦我们是“唯理论者”（同这有何相干？唯理论者仅限于下论断，而且是抽象的论断，而我们指出了最具体的事实！彼·基辅斯基使用“唯理论者”这个外国字眼，恐怕正如他在自己文章的开头以“精炼的形式”提出自己的见解时使用“精炼的”这个词一样……怎样说得更委婉一些呢？……一样地不那么“恰当”吧？）。
彼·基辅斯基责备我们说，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现象的外表，而不是真正实质”。那么我们就来考察一下真正实质吧。
反驳一开始就举了一个例子，说颁布反托拉斯法的事实并不能证明禁止托拉斯是不能实现的。完全正确，只是例子举得不恰当，因为它是驳斥彼·基辅斯基的。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治。任何政治措施也不能禁止经济。不管波兰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形式，不管它是沙皇俄国的一部分还是德国的一部分，不管它是自治区还是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这都不能禁止或消除波兰对帝国主义列强金融资本的依附和后者对波兰企业股票的收买。
挪威在1905年所“实现”的独立，仅仅是政治上的独立。它并不打算触及也不可能触及经济上的不独立。我们的提纲所说的正是这一点。我们指出，自决仅仅涉及政治，因此甚至提出经济上不能实现的问题，也是错误的。而彼·基辅斯基却搬出政治禁令对经◎第754页◎济无能为力的例子来“反驳”我们！“反驳”得太妙了！
其次。
“单凭一个甚至许多个关于小企业战胜大企业的例子，还不足以驳倒马克思的如下正确论点：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都伴随着生产的积聚和集中。”
这个论点也是以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为根据的。选择这样的例子，是为了转移人们（读者和作者）对争论的真正实质的注意。
我们的提纲指出，从劳动货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那种意义上来说自决在经济上不能实现，是不正确的。能够证明劳动货币能够实现的“例子”一个也举不出来。彼·基辅斯基默认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因为他转而去对“不能实现”作另外的解释。
他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为什么不公开地、确切地提出自己的论点，说“自决就其经济上的可能性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它是同发展进程相抵触的，因而是反动的或者只是一个例外”呢？
因为作者只要一公开说出他的相反的论点，立刻就会揭穿自己，所以他只好遮遮掩掩。
无论我们的纲领或爱尔福特纲领（注：爱尔福特纲领是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领导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页）。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249、755。），都承认经济集中和大生产战胜小生产的规律。彼·基辅斯基隐瞒了一个事实，即两者都不承认政治集中或国家集中的规律。如果这同样是或者也算是一个规律，那么彼·基辅斯基为什么不加以阐述并建议把它补充到我们的纲领中去呢？他既然发现了国家集中这个新规律，发现了这个具有实际意义的、可以使我们纲领消除错误结论的规律，却又让我们保留一个不好的和不全面的纲领，他这样做对吗？
彼·基辅斯基对这个规律没有作任何表述，也没有建议要补充我们的纲领，因为他隐隐约约地感到，那样一来他就会成为笑◎第755页◎柄。如果把这种观点公开表现出来，除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规律之外又提出一个大国排挤小国的“规律”（与前一规律联在一起或相提并论），那时，人人都会对这种“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妙论哈哈大笑！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只向彼·基辅斯基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带引号的经济主义者不谈现代托拉斯或大银行的“瓦解”，不谈这种瓦解是可能的和能够实现的呢？为什么甚至一个带引号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大国瓦解是可能的和能够实现的，并且这还不仅是一般瓦解，而是例如，“小民族”（请注意这一点！）从俄国分离出去（彼·基辅斯基论文的第2章第4节）呢？
最后，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们的作者扯到哪里去了，为了向他提出警告，我们必须指出，我们大家都公开承认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规律，谁也不怕把“小企业战胜大企业”的个别“例子”叫作反动现象。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反对自决的人敢把挪威同瑞典分离叫作反动现象，虽然从1914年起我们就在著作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53-259页。--编者注）
只要还保持着例如手工作业台，大生产就不能实现；认为使用机器的工厂可以“瓦解”为手工工场，那是极端荒谬的。建立大帝国的帝国主义趋势完全可以实现，并且在实践中常常通过一些在政治意义上独立自主的国家建立帝国主义联盟的形式来实现。这种联盟是可能的，它不仅表现为两国金融资本的经济结合，同时也表现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军事“合作”。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民族斗争、民族起义和民族分离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并且已见诸行动，甚至变得更加剧烈，因为帝国主义不是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第756页◎民群众民主意向的增长，而是加剧这种民主意向和托拉斯的反民主意向之间的对抗。
只有从“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即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才可以忽视帝国主义政治中的下列特殊现象：一方面，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告诉我们一些事例，依靠金融联系和经济利益能使政治上独立的小国卷进大国之间的斗争（英国和葡萄牙）。另一方面，破坏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比自己的帝国主义“庇护者”软弱得多的小民族方面的民主制，结果不是引起起义（如爱尔兰），便是使整团整团的官兵投向敌方（如捷克人）。在这种情况下，从金融资本的观点来看，为了不使“自己的”军事行动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给予某些小民族以尽可能多的民主自由乃至实行国家独立，这不仅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对托拉斯，对它们的帝国主义政治，对它们的帝国主义战争，有时是直接有利的。忘记政治的和战略的相互关系的特点，不管适当不适当，一味背诵“帝国主义”这个记得烂熟的词，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
关于挪威，彼·基辅斯基告诉我们说，第一，它“向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这是不对的，这种错误只能用作者的信口开河满不在乎和对政治问题的不重视来解释。挪威在1905年以前不是独立国家，它只享有非常广泛的自治权。瑞典只是在挪威同它分离以后才承认挪威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挪威“向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那么瑞典政府就不可能在1905年10月26日向外国宣布，它现在承认挪威是一个独立国家。
第二，彼·基辅斯基用许多引文来证明：挪威朝西看，瑞典则是朝东看；在前者“起作用”的主要是英国金融资本，在后者--是德国金融资本，等等。他由此便得出一个扬扬得意的结论：“这个例子〈即挪威〉完全可以纳入我们的公式”。◎第757页◎
请看，这就是“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逻辑典范！我们的提纲指出，金融资本可以统治“任何”国家，“哪怕是独立国家”，因此，说什么从金融资本的观点来看“不能实现”自决的一切论断，都是糊涂观念。人们给我们列举一些材料，这些材料都证实我们的关于别国金融资本无论在挪威分离以前或在挪威分离以后都始终起作用的论点，--他们却以为这是在驳斥我们！！
谈金融资本因而忘记政治问题，难道这就是谈论政治吗？
不是。政治问题决不会因为有人犯了“经济主义”的逻辑错误就不再存在。英国金融资本无论在挪威分离以前或分离以后，都一直在挪威“起作用”。德国金融资本在波兰同俄国分离以前，曾经在波兰“起作用”，今后不管波兰处于怎样的政治地位，德国金融资本还会“起作用”。这个道理太简单了，甚至叫人不好意思重申，但是，既然有人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忘记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关于挪威的这种或那种地位、关于挪威从属瑞典、关于分离问题提出之后工人的态度等政治问题，会不会因此就不存在了呢？
彼·基辅斯基回避了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刺痛了“经济派”。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些问题以前存在，现在仍然存在。在实际生活中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不承认挪威有分离权的瑞典工人能不能当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呢？不能。
瑞典贵族当时主张对挪威发动战争，牧师们也是如此。这一事实并不因为彼·基辅斯基“忘记”读挪威人民的历史就不存在。瑞典工人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可以劝告挪威人投票反对分离（挪威于1905年8月13日就分离问题举行了全民投票，结果368200票赞成分离，184票反对分离，参加投票的约占有投票权的人数的80％）。可是，如果瑞典工人像瑞典贵族和瑞典资产阶级那样，否认挪威人有不通过瑞典人、不顾及瑞典人的意愿而自行解决这一问◎第758页◎题的权利，那他们就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就是决不容许留在社会民主党内的恶棍。
对我们的党纲第9条就应该这样来运用，而我们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者”却试图跳过这一条。先生们，你们要跳过去，就非投入沙文主义的怀抱不可！
而挪威工人呢？从国际主义的观点看来，他们是否必须投票赞成分离呢？根本不是。他们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可以投票反对分离。他们只有向反对挪威有分离自由的瑞典黑帮工人伸出友谊之手，才是违背了自己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义务。
有些人不愿意看到挪威工人和瑞典工人的地位之间的这一起码差别。不过他们既然避开我们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的这一极其具体的政治问题，他们也就揭穿了自己。他们默不作声、借词推托，从而让出了阵地。
为了证明在俄国也可能发生“挪威”问题，我们特意提出一个论点：在纯军事的和战略的条件下，单独的波兰国家即使现在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彼·基辅斯基想要“争论”一下，但是却没有作声！！
我们再补充一句，根据纯军事和战略的考虑，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某种结局下（如瑞典并入德国，德国人取得一半胜利），甚至芬兰也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但这并不会破坏金融资本的任何一种业务的“可实现性”，不会使收买芬兰铁路和其他企业股票的事情“不能实现”。（注：如果在当前战争的一种结局下，在欧洲建立波兰、芬兰等新国家完全“可以实现”（同时丝毫不会破坏帝国主义的发展条件和它的实力，反而会加强金融资本的影响、联系和压力），那么，在战争的另一种结局下，建立匈牙利、捷克等新国家同样也“可以实现”。英帝国主义者现在已经在谋划自己一旦取得胜利时如何实现这第二种结局。帝国主义时代既不会消灭各民族要求政治独立的意向，也不会消灭这种意向在世界帝国主义关系范围内的“可实现性”。超出这一范围，则无论俄国的共和制或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巨大的民主改革，不经过多次革命就“不能实现”，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巩固。彼·基辅斯基对于帝国主义同民主之间的关系，简直是一窍不通。）◎第759页◎
彼·基辅斯基想用惊人之语来掩饰他所讨厌的政治问题，这是他整篇“议论”的一大特色。他说：“……每一分钟〈在第1章第2节的末尾，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着〉达摩克利斯剑（注：达摩克利斯剑出典于古希腊传说：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一世用一根马尾系着一把利剑挂于自己的宝座上方，命羡慕他的权势和尊荣的达摩克利斯坐在宝座上。达摩克利斯顿时吓得面色苍白，如坐针毡，赶快祈求国王恩准离座。后来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剑来譬喻时刻存在的威胁或迫在眉睫的危险。--760。）都可能掉下，断送'独立'工场〈”暗指“小小的瑞典和挪威〉的生机”。
照这么说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想必是这样的：尽管瑞典政府曾把挪威从瑞典分离出去叫作“革命措施”，但挪威这个独立的国家总共不过存在了10来年。既然我们读过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并且把他的意思“理解”为“每一分钟”--要说就把话说到底！--小国都可能消失，那么我们又何必去分析由此而产生的政治问题呢？又何必去注意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经济主义”，把自己的政策变成了对道地的俄国沙文主义者的言论的随声附和呢？
俄国工人在1905年争取共和国，想必是犯了莫大的错误，因为无论法国的、英国的或其他什么国家的金融资本，早就动员起来要反对它，如果它出现了的话，“每一分钟”都可能用“达摩克利斯剑”将它砍掉！
“最低纲领中的民族自决要求……不是空想的：它并不同社会发展相抵触，因为它的实现并不会妨碍社会发展。”（注：见尔·马尔托夫《从“民族自决权”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一文（1916年1月17日《我们的呼声报》）。--760。）彼·基辅斯基在其文章中作了关于挪威的“摘录”的那一节里，反驳马尔托夫的这段话。其实他的“摘录”一再证实下面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挪◎第760页◎威的“自决”和分离并没有阻止一般的发展，特别是金融资本业务的扩大，也没有阻止英国人对挪威的收买！
我们常常见到这样一些布尔什维克，例如1908-1910年间的阿列克辛斯基，他们恰恰在马尔托夫讲得正确的时候去反对他！这样的“盟友”千万不能要！
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之二）
（1916年8-9月）
*（注：《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原来准备和格·列·皮达可夫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起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3辑发表。关于这一点，该文集第2辑曾有预告，并且正因为如此，在文章引言部分里写了“上面刊载的彼·基辅斯基的文章”等语（见本卷第733页）。这篇文章虽因文集第3辑未能出版而在当时没有发表，但在侨居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和国际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中仍广为人知。这是因为文章写完后，很快就抄寄给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如尼·达·基克纳泽、维·阿·卡尔宾斯基、伊·费·阿尔曼德等人。现在还保存有这篇文章当时的手抄稿和一份经列宁修改过的打字稿（参看列宁1916年10月（5日以后）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和1916年10月底-11月初给基克纳泽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434-438、452-453页）。--732。）
5.关于“一元论和二元论”
彼·基辅斯基指责我们“对要求作了二元论的解释”，他写道：
“国际的一元论的行动，被二元论的宣传所代替。”
统一的行动是同“二元论”的宣传相对立的，--这听起来似乎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可惜，我们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我们就必须说，这和杜林的“一元论”一样，是口头上的“一元论”。恩格斯在反对杜林的“一元论”时写道：“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页，黑体是列宁用的。--编者注）
这就是说，只有那些在客观现实中是统一的事物、属性、现象和行动，才可以称为“统一的”。而我们的作者恰巧忘记了这件“小事情”！
第一，他认为我们的“二元论”就在于：我们向被压迫民族工人首先提出的要求（这里只是就民族问题而言），不同于我们对压迫民族工人的要求。
为了审查一下彼·基辅斯基在这里的“一元论”是不是杜林的◎第761页◎“一元论”，必须看一看客观现实中的情况是怎样的。
从民族问题的角度来看，压迫民族工人和被压迫民族工人的实际地位是不是一样的呢？
不，不一样。
(1)在经济上有区别：压迫民族的资产者用一贯加倍盘剥被压迫民族工人的办法取得超额利润，压迫国家的工人阶级有一部分人可以从中分享一点残羹剩饭。此外，经济资料表明，压迫民族工人当“工头”的百分数要比被压迫民族工人高，压迫民族工人升为工人阶级贵族的百分数也大（注：例如，可参看古尔维奇论美国移民和工人阶级状况的一部英文著作（《移民与劳动》）。）。这是事实。压迫民族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多数居民）的勾当。
(2)在政治上有区别：与被压迫民族工人比较，压迫民族工人在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占特权地位。
(3)在思想上或精神上有区别：压迫民族工人无论在学校中或在实际生活中，总是受着一种轻视或蔑视被压迫民族工人的教育。例如，凡是在大俄罗斯人中间受过教育或生活过的大俄罗斯人，对这一点都有体会。
总之，在客观现实中处处都有差别，就是说，在不以个人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中，到处都有“二元论”。
既然如此，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彼·基辅斯基的所谓“国际的一元论的行动”这句话呢？
这是一句响亮的空话，如此而已。
国际实际上是由分别属于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组成◎第762页◎的，为了使国际的行动统一，就必须对两种不同的工人进行不同的宣传：从真正的（而不是杜林式的）“一元论”观点看来，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只能这样谈问题！
例子呢？我们（两年多以前在合法刊物上！）已经举了关于挪威的例子，而且任何人也没有试图反驳我们。在从实际生活中举出的这一具体事例中，挪威工人和瑞典工人的行动所以是“一元论的”、统一的、国际主义的，只是由于瑞典工人无条件地坚持挪威的分离自由，而挪威工人则有条件地提出关于这次分离的问题。如果瑞典工人不是无条件地赞成挪威人的分离自由，那他们就成了沙文主义者，就成了想用暴力即战争把挪威“留住”的瑞典地主们的沙文主义同谋。如果挪威工人不是有条件地提出分离问题，即社会民主党党员也可以投票和宣传反对分离，那挪威工人就违背了国际主义者的义务，而陷入了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挪威民族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实行分离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挪威资产阶级（也同各国资产阶级一样）总是力求分裂本国和“异国”的工人！因为在觉悟的工人看来，任何民主要求（其中也包括自决）都要服从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譬如说，挪威同瑞典的分离势必或者可能引起英德之间的战争，由于这种原因，挪威工人就应当反对分离。而瑞典工人作为社会党人，只有在一贯地、彻底地、经常地反对瑞典政府而拥护挪威分离自由的情况下，才有权利和有可能在类似的场合进行反对分离的宣传。否则，挪威工人和挪威人民就不相信而且也不能相信瑞典工人的劝告是诚恳的。
反对自决的人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只会拿一些僵死的抽象概念来敷衍了事，而不敢彻底分析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的提纲已经具体指出，在纯军事和战略的种种条件一定◎第763页◎的配合下，波兰新国家现在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注：见本卷第562页。--编者注）。无论波兰人或者彼·基辅斯基，对这一点都没有表示过异议。但谁也不愿意想一想，从默认我们是正确的这一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为了教育俄国人和波兰人采取“统一的行动”，国际主义者决不能在两者中间进行同样的宣传。大俄罗斯（和德国）工人应当无条件地赞成波兰的分离自由，否则在目前他们实际上就成了尼古拉二世或兴登堡的奴仆。而波兰工人只能有条件地主张分离，因为想用某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胜利来投机（像“弗腊克派”（注：这里说的波兰社会党是指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弗腊克派）（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341页）。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该党内占了优势。他们反对皮尔苏茨基分子的民族主义及其恐怖主义和密谋策略，认为只有在全俄革命运动胜利基础上才能解决波兰劳动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问题。1906年11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
波兰社会党-“左派”主张同全俄工人运动密切合作，可是它力图把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除民族主义派别外的所有派别机械地联合起来。在1908-1910年期间，它主要通过工会、文教团体等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它不接受孟什维克的在反对专制制度斗争中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的论点，可是与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他们反对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1916年的昆塔尔会议。该党欢迎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12月，该党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
（注：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在战争期间，以皮尔苏茨基为首的一批领导骨干脱离该党。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该党转而对德奥占领者采取反对立场，开展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1919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的波兰社会党和原奥地利占领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350、764。）那样），那就意味着充当它的奴仆。这种差别是国际的“一元论的行动”的条件，不了解这种差别，就等于不了解为了采取“一元论的行动”来反对比如莫斯科附近的沙皇军队，为什么革命军队必须从下诺夫哥罗德向西挺进，而从斯摩棱斯克向东挺进。
第二，我们这位杜林式一元论的新信徒指责我们没有注意在社会变革时期“国际的各个民族支部的最紧密的组织上的团结”。
彼·基辅斯基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决将消亡，因为那时国家也将消亡。这句话仿佛是专为反驳我们而写的！但是我们曾经用了三行字（我们的提纲的第1条的最后三行）说得清清楚楚：“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将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注：见本卷第561-562页。--编者注）彼·基辅斯基在他的文章的第3节（第1章）中，用好几页篇幅所重复的正是这个真理，--当然是为了“反驳”我们！--而且在重复时加以歪曲。他写道：“我们设想并且从来就设想，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严格民主〈！！？〉集中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作◎第764页◎为一部分居民统治另一部分居民的机构将会消失。”这是糊涂观点，因为民主也是“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的统治，也是一种国家。作者显然不了解社会主义胜利后国家消亡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过程的条件是什么。
不过重要的还是他的有关社会革命时代的“反驳”。作者先拿“自决的信奉者”这个吓人的字眼骂了我们一顿，接着说：“我们设想这个过程〈即社会变革〉将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的统一行动，他们将打破资产阶级〈！！〉国家的疆界，拆掉界碑〈这同”打破国界“无关吗？〉，炸毁〈！！〉民族共同体并建立阶级共同体。”
请“信奉者”的严峻审判官恕我们直说：在这里讲了一大堆空话，可是根本看不到“思想”。
社会变革不可能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的统一行动，理由很简单：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居民，直到今天甚至还没有达到或者刚刚开始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关于这点我们在提纲第6条中已经讲了（注：见本卷第568-569页。--编者注），但是，彼·基辅斯基只是由于不经心或者不善于思考而“没有觉察到”，我们提出这一条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恰恰是为了驳斥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的言论。只有西欧和北美各先进国家才已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彼·基辅斯基在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一封信（注：指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1-354页）。列宁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中引用过这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6-57页）；列宁的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于1916年10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1辑。--765。）（《〈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Сборни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列宁创办的刊物，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日内瓦出版。文集总共出了两辑：1916年10月的第1辑和1916年12月的第2辑。两辑刊载了列宁的下列文章：《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论“废除武装”的口号》、《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青年国际》、《为机会主义辩白是徒劳的》、《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第3辑稿件虽已备齐，但因经费不足，未能出版。这一辑预定发表列宁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765。））中可以读到对这种实在的而不只是许愿的“思想”的具体说明：幻想什么“所有国家的无产者的统一行动”，就是把社会主义推迟到希腊的卡连德日（注：希腊的卡连德日意为没有限期。古罗马历法把每月初一称为卡连德日（亦译朔日）。罗马人偿还债务、履行契约等都以卡连德日为限期。希腊历法中根本没有卡连德日。因此，延缓到希腊的卡连德日，就等于说无限期地推迟，永无实现之日。--765。），也就是使它“永无实现之日”。
不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而是少数达到先进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无产者，将用统一行动实现社会主义。正因为彼·基辅◎第765页◎斯基不懂这个道理，他才犯了错误。在这些先进国家（英、法、德等国）里，民族问题早就解决了，民族共同体早已过时了，在客观上已不存在“全民族的任务”。因此现在只有在这些国家里，才可以“炸毁”民族共同体，建立阶级共同体。
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在我们（我们的提纲第6条中）列为第二类和第三类的国家里，也就是在整个东欧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情形就不同了。这里的民族通常还是受压迫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民族。在这些民族中客观上还有全民族的任务，即民主的任务，推翻异族压迫的任务。
恩格斯曾拿印度作为这些民族的例子，他说，印度可能要进行一次反对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编者注），--因为恩格斯同可笑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大不相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认为，在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不必采取一定的民主措施，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消灭各个地方的民族压迫。无产阶级将改造它取得了胜利的那些国家。这不能一下子做到，而且也不能一下子“战胜”资产阶级。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特意着重指出了这一点，而彼·基辅斯基又没有想一想，我们在谈到民族问题的时候强调这一点，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击退它的反革命企图的时候，不发达的和被压迫的民族不会等待，不会停止生活，不会消失。既然它们甚至可以利用1915-1916年的这场战争--它同社会革命比较起来不过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一次小小的危机--来发动起义（一些殖民地、爱尔兰），那么毫无疑问，它们更会利用各先进国家的国内战争这种大危机来发动起义。◎第766页◎
社会革命的发生只能是指一个时代，其间既有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的、革命的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平衡，而客观现实使我们看到，除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民族，还有许多在经济上不那么发达和完全不发达的民族。彼·基辅斯基根本没有从不同国家在经济上的成熟程度来考虑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所以说，他指责我们“臆想出”某地应实行自决，实行上是诿过于人。
彼·基辅斯基煞费苦心地反复重述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摘来的引文，说我们应当“不是从头脑中臆想出，而是通过头脑从现有的物质条件中发现”使人类摆脱这种或那种社会灾难的手段。每当我读到这些重复的引文时，总是不能不想起臭名昭著的“经济派”，他们是这样无聊地……咀嚼着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已在俄国获得胜利的“新发现”。彼·基辅斯基想用这些引文来“吓倒”我们，因为据说我们是从头脑中臆想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实行民族自决的条件！不过恰巧在同一个彼·基辅斯基那里，我们却读到了如下一段“不小心的自供”：
“单是我们反对〈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保卫祖国这一事实，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我们将积极反抗一切对民族起义的镇压，因为我们将以此同我们的死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彼·基辅斯基的文章的第2章第3节）
要批评一个有名的作者，要答复他，就不能不完整地引用他的文章的论点，哪怕是几个最主要的论点。但是，即使只是完整地引出彼·基辅斯基的一个论点，那也随时都可以发现，他的每一句话都有两三个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疏忽的地方！
(1)彼·基辅斯基没有注意到，民族起义也是“保卫祖国”！任◎第767页◎何人只要稍微思索一下，都会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因为任何“起义的民族”，都是为了“保卫”本民族不受压迫民族的压迫，都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语言、疆土和祖国。
一切民族压迫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遭受民族压迫的居民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如果说我们经常看到（特别在奥地利和俄国），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是空谈民族起义，实际上却背着本国人民而且针对本国人民，同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交易，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批评民族运动，而应当反对缩小这一运动、使之庸俗化和把它歪曲为无谓争吵。顺便指出，奥地利和俄国的很多社会民主党人都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把自己对许多细小的、庸俗的、微不足道的民族纠纷（例如，为了用哪种文字写的街名应当放在街名牌的上边、哪种文字应当放在下边而发生争吵和斗殴）所抱的正当的反感，变成否认支持民族斗争。我们不会“支持”摩纳哥某公国成立共和国的喜剧式的把戏，也不会“支持”南美洲一些小国或太平洋某岛屿的“将军们”实行“共和的”冒险，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在重大的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放弃共和国的口号。我们嘲笑而且应当嘲笑俄国和奥地利各民族间微不足道的民族纠纷和民族争吵，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支持民族起义或一切重大的反民族压迫的全民斗争。
(2)如果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起义是不可能的，那么彼·基辅斯基也就无权来谈论民族起义了。如果这种起义是可能的，那么他的一切关于“一元论”、关于我们“臆想出”一些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实现自决的例子等等无穷尽的空话，就统统不攻自破了。彼·基辅斯基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
如果“我们”“积极反抗对民族起义的镇压”（彼·基辅斯基“自◎第768页◎己”认为这是可能的事情），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行动是双重的，如果用我们这位作者所用的文不对题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二元论的”。(a)第一，遭受民族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同遭受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一起采取反对压迫民族的“行动”；(b)第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或其中有觉悟的一部分采取反对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和跟着它走的一切分子的“行动”。
彼·基辅斯基讲了许许多多反对“民族联盟”、民族“幻想”、民族主义“毒害”和“煽动民族仇恨”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这全是空话，因为作者既然劝告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我们不要忘记，作者认为这个无产阶级是一个了不起的力量）“积极反抗对民族起义的镇压”，他也就是在煽动民族仇恨，也就是在支持被压迫国家的工人“同资产阶级的联盟”。
(3)如果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民族起义是可能的，那么民族战争也是可能的。从政治上说，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重大差别。军事史学家把起义也看作战争，这是完全正确的。彼·基辅斯基由于不加思索，不仅打了自己的嘴巴，而且也打了否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有发生民族战争的可能性的尤尼乌斯和“国际”派的嘴巴。而否认这种可能性，就是否认帝国主义条件下民族自决的观点的唯一可以设想的理论基础。
(4)因为--什么是“民族”起义呢？就是力图实现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独立，即建立单独的民族国家的起义。
如果说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是一个了不起的力量（正如作者对帝国主义时代所预料的和应当预料的那样），那么，这个无产阶级下定决心，“积极反抗对民族起义的镇压”，这是不是对建立单独的民族国家的促进呢？当然是！◎第769页◎
我们这位大胆否认自决“可以实现”的作者居然说，各先进国家的觉悟的无产阶级应当促进这个“不能实现的”措施的实现！
(5)为什么“我们”应当“积极反抗”对民族起义的镇压呢？彼·基辅斯基只举了一个理由：“因为我们将以此同我们的死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个理由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死”这个有力的字眼，总之，在作者那里论据的力量被代之以严厉的响亮的词句的力量，被代之以“把木橛钉入资产阶级发抖的躯体”这类符合阿列克辛斯基风格的漂亮话。
但是，彼·基辅斯基的这个论据是不正确的。帝国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我们的“死”敌。这是事实。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忘记，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而帝国主义又比垄断前的资本主义进步。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支持的不是任何一种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并不支持反动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并不支持反动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起义。
这就是说，如果作者承认必须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起义（“积极反抗”镇压就是援助起义），那么他也就承认民族起义的进步性，承认在起义胜利后建立单独的新国家和划定新疆界等等的进步性。
作者简直没有一个政治论断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顺便指出，我们的提纲在《先驱》杂志379第2期上发表以后爆发的1916年的爱尔兰起义证明，说民族起义甚至在欧洲也可能发生，这决不是毫无根据的！◎第770页◎
6.彼·基辅斯基所涉及和歪曲了的其他政治问题
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指出，所谓解放殖民地就是实行民族自决。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容忍这种“健忘”就是容忍沙文主义。
彼·基辅斯基“反驳”说：
“就无产阶级这个词的本义来说”，在纯粹的殖民地“没有无产阶级”（第2章第3节末尾）。“既然如此，'自决'是向谁提出的呢？向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向费拉（注：费拉是阿拉伯国家的定居农民，农村居民中地位最低的被剥削阶级。--771。）？向农民？当然不是。社会党人〈黑体是彼·基辅斯基用的〉向殖民地提出自决口号，是荒唐的，因为向没有工人的国家提出工人党的口号，根本就是荒唐的。”
不管说我们观点“荒唐”的彼·基辅斯基多么气愤，我们还是不揣冒昧，恭恭敬敬地向他指出：他的论据是错误的。只有臭名昭著的“经济派”才认为，“工人党的口号”仅仅是向工人提出的。（注：我们劝彼·基辅斯基再读一读亚·马尔丁诺夫之流在1899-1901年间所写的东西。他在那里可以为“自己”找到许多论据。）不对，这些口号是向全体劳动居民、向全体人民提出的。我们党纲中的民主要求那一部分（彼·基辅斯基“根本”没有想一想它的意义），是专门向全体人民提出的，因此我们在党纲的这一部分里讲的是“人民”。（注：“民族自决”的某些可笑的反对者反驳我们的理由是：“民族”是被分成阶级的！我们常常对这些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我们在党纲民主要求那一部分里谈的是“人民专制”。）◎第771页◎
我们估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10亿人口，对于我们这个十分具体的说法，彼·基辅斯基根本无意反驳。在这10亿人口中，有7亿以上（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属于有工人的国家。但是，在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即使向那些没有工人而只有奴隶主和奴隶等等的殖民地国家提出“自决”，也不仅不是荒唐的，而且是必须的。彼·基辅斯基只要略微想一想，大概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同时也会懂得，“自决”向来就是“向”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这两种民族提出的。
彼·基辅斯基的另一个“反驳”是：
“因此，我们向殖民地只限于提出否定的口号，也就是说，只限于由社会党人对本国政府提出'从殖民地滚出去！'的要求。这个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实现的要求，会加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并不违背发展的趋势，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占有殖民地。”
作者不能或者是不愿意多少考虑一下政治口号的理论内容，这简直令人吃惊！难道因为我们不使用理论上精确的政治术语而只用一些鼓动词句，问题就会有所改变吗？说“从殖民地滚出去”，就是用鼓动的词句来避开理论的分析！我们党的任何一个鼓动员，在说到乌克兰、波兰、芬兰等等时，都有权对沙皇政府（“自己的政府”）说“从芬兰等等地区滚出去”，但是，头脑清楚的鼓动员都懂得，不能仅仅为了“加剧”而提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口号。只有阿列克辛斯基式的人物才会坚持用“加剧”反对某种祸害的斗争的愿望来为“退出黑帮杜马”这个“否定的”口号作辩护。
加剧斗争是主观主义者的一句空话，他们忘记了：为了说明任何一个口号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对经济现实、政治形势和这一口号的政治意义进行精确的分析。翻来复去说这一点，真叫人不好意思，但是既然非这样不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第772页◎
用鼓动性的叫喊来打断对理论问题的理论争辩，这种阿列克辛斯基式的手法我们见得多了，这是拙劣的手法。“从殖民地滚出去”这个口号的政治内容和经济内容有一点而且只有一点：给殖民地民族分离自由，建立单独国家的自由！彼·基辅斯基既然认为帝国主义的一般规律妨碍民族自决，使之成为空想、幻想等等，那么，怎能不加思索便认定世界上多数民族是这些一般规律中的例外呢？显然，彼·基辅斯基的“理论”不过是对理论的一种讽刺罢了。
在大多数殖民地国家里，都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都有金融资本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从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角度看来，“从殖民地滚出去”是一种“不科学”的，是已经被伦施、库诺等人自己“驳倒了”的“空想”要求，那又怎能向各帝国主义国家和政府提出这个要求呢？
作者在议论时没有动过一点脑筋！
作者没有想一想，所谓解放殖民地“不能实现”，仅仅是指“不经多次革命就不能实现”。他没有想一想，由于欧洲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解放殖民地是可以实现的。他没有想一想，“社会主义社会”不仅“不会占有”殖民地，而且也根本“不会占有”被压迫民族。他没有想一想，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问题上，俄国“占有”波兰或土耳其斯坦，这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没有差别的。他没有想一想，“社会主义社会”愿意“从殖民地滚出去”，仅仅是指给它们自由分离的权利，决不是指提倡它们分离。
由于我们把分离权的问题和我们是不是提倡分离的问题区别开来，彼·基辅斯基就骂我们是“魔术家”，为了向工人“科学地论证”这种见解，他写道：
“如果工人问一位宣传员，无产者应当怎样对待独立〈即乌克兰的政治独立〉问题，而他得到的回答是：社会党人争取分离权，但同时进行反对分离的◎第773页◎宣传，那么工人会怎样想呢？”
我想，我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十分明确的答复。这就是，我认为任何头脑清楚的工人都会想：彼·基辅斯基不善于思想。
每一个头脑清楚的工人都会“想”：正是这位彼·基辅斯基教我们工人喊“从殖民地滚出去”。这就是说，我们大俄罗斯工人应当要求本国政府滚出蒙古、土耳其斯坦和波斯，英国工人应当要求英国政府滚出埃及、印度和波斯等等。但是，难道这就意味着我们无产者想要同埃及的工人和费拉，同蒙古、土耳其斯坦或印度的工人和农民实行分离吗？难道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劝告殖民地的劳动群众去同觉悟的欧洲无产阶级实行“分离”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一贯主张各先进国家的觉悟工人同一切被压迫国家的工人、农民和奴隶最紧密地接近和融合。我们一向劝告而且还将劝告一切被压迫国家（包括殖民地）的一切被压迫阶级不要同我们分离，而要尽可能紧密地同我们接近和融合。
如果我们要求本国政府滚出殖民地--不用鼓动性的空喊，而用确切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要求它给予殖民地充分的分离自由，真正的自决权，如果我们一旦夺取了政权，我们自己一定要让这种权利实现，给予这种自由，那么，我们向现在的政府要求这一点而且我们自己在组成政府时将做到这一点，这决不是为了“提倡”实行分离，相反地，是为了促进和加速各民族的民主的接近和融合。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同蒙古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及人接近和融合，我们认为做到这一点是我们的义务和切身利益之所在，否则，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将是不巩固的。我们要尽量给这些比我们更落后和更受压迫的人民以“无私的文化援助”，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很好的说法来讲，就是帮助他们过渡到使用机器，减轻劳动，实行民主和社会主义。◎第774页◎
如果我们要求给予蒙古人、波斯人、埃及人以及所有一切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以分离自由，那么这决不是因为我们主张它们分离，而仅仅是因为我们主张自由的、自愿的接近和融合，但不主张强制的接近和融合。仅仅是因为这一点！
我们认为，在这方面，蒙古或埃及的农民和工人同波兰或芬兰的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唯一差别，就在于后者发展程度高，他们在政治上比大俄罗斯人更有经验，在经济上更加训练有素，等等。因此，他们大概很快就会说服本国人民：他们现在仇恨充当刽子手的大俄罗斯人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把这种仇恨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人和社会主义俄国身上，那就不明智了；经济的利益以及国际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本能和意识，都要求各民族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尽快地接近和融合。因为波兰人和芬兰人都是具有高度文化的人，所以他们大概很快就会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而波兰和芬兰的分离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可能只实行一个短时期。文化落后得多的费拉、蒙古人和波斯人分离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但是我们要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力求通过无私的文化援助来缩短分离的时间。
我们在对待波兰人和蒙古人方面，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差别。宣传民族分离自由同我们组成政府时坚决实现这种自由，同宣传民族的接近和融合，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矛盾”。---
---我们确信，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工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对于我们和彼·基辅斯基的争论（注：看来，彼·基辅斯基不过是继德国和荷兰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复“从殖民地滚出去”这个口号罢了，他不但没有考虑这个口号的理论内容和意义，而且也没有考虑俄国的具体特点。荷兰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局限于“从殖民地滚出去”这个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因为第一，对多数西欧国家说来，民族压迫的典型情况就是殖民地压迫，第二，在西欧各国，“殖民地”这个概念是特别清楚、明了和重要的。
而在俄国呢？它的特点恰恰在于：“我们的”“殖民地”同“我们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差别是不清楚、不具体和不重要的！
对于一个例如用德语写文章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忘记了俄国的这一特点，是情有可原的，对于彼·基辅斯基来说，这就不可原谅了。一个不但愿意重复而且还愿意思考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必须懂得，对俄国说来，试图在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之间找出某种重大的差别，那是特别荒谬的。）都会这样◎第775页◎“想”的。
一种主要的疑惑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彼·基辅斯基的文章：既然整个发展的趋势是民族融合，为什么我们要宣传民族分离自由，并且要在掌握政权时实现这种自由呢？我们回答说，其理由也同下面一点一样：虽然整个发展的趋势是消灭社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暴力统治，但是我们还是宣传并且在我们掌握政权时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而且是直接依靠暴力的统治。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并且击退它的反革命的尝试，必须建立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至凡是否认或仅仅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都不能当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然而不能否认，在某些情况下，作为例外，例如，在某一个小国家里，在它的大邻国已经完成社会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和平地让出政权是可能的，如果它深信反抗已毫无希望，不如保住自己的脑袋。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即使在各小国家里，不进行国内战争，社会主义也不会实现，因此，承认这种战争应当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唯一纲领，虽然对人使用暴力并不是我们的理想。这个道理只要作相应的改变(mutatismutandis)，同样可以适用于各个民族。我们主张民族融合，但是没有分离自由，目前便不能从强制的融合、从兼并过渡到◎第776页◎自愿的融合。我们承认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这完全正确），但是像彼·基辅斯基那样加以解释，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甚至现代帝国主义的托拉斯和银行，尽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到处同样不可避免，但在不同国家里其具体形式却并不相同。美、英、法、德这些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更加各不相同，虽然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这不过是苏兹达利城的拙劣绘画（注：苏兹达利是俄国弗拉基米尔省的一个县。该县所产圣像质量甚差，但售价低廉，因而大量行销于民间。--777。）而已。即使实际情况表明，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取得初次胜利以前，获得解放和实行分离的仅占现在被压迫民族的1/500，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全球取得最后胜利以前（也就是说，在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变动时期），实行分离的同样只占被压迫民族的1/500，并且时间极其短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劝告工人现在不要让压迫民族中不承认和不宣传一切被压迫民族有分离自由的社会主义者跨进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大门，这无论在理论上或政治实践上都是对的。因为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在实践中到底有多少被压迫民族需要实行分离，以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使得民主的形式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多样化。至于现在否认分离自由，那在理论上是极端虚伪的，在实践上则是替压迫民族的沙文主义者效劳，这一点我们每天都了解到、看到和感觉到。
彼·基辅斯基在给我们前面所引的那段话所作的脚注中写道：“我◎第777页◎们强调指出，我们完全赞成'反对暴力兼并……'的要求”。
我们曾经说过，这个“要求”等于承认自决，如果不把这个要求归结为自决，就不可能正确地确定“兼并”这个概念，对我们这个十分明确的说法，作者根本不置可否！大概他认为，为了进行争论只须提出论点和要求就够了，而不必加以证明吧！
他接着写道：“……总之，对一系列可以加强无产阶级反帝意识的要求，我们完全接受其否定的提法，何况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根本不可能找出相应的肯定的提法。反对战争，但是不赞成民主的和平……”
不对，从头到尾都错了。作者读过我们的“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这个决议（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第44-45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7页。--编者注）），看来，甚至同意这个决议，但显然并没有理解它。我们赞成民主的和平，只是提醒工人不要受人欺骗，似乎在现今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条件下，如决议中所说，“不经过多次革命”，民主的和平也能实现。我们宣告，“抽象地”宣传和平，即不考虑各交战国现有政府的真实阶级本质，尤其是帝国主义本质，那就是蒙蔽工人。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如果革命使我们党掌握了政权，党要立刻向各交战国建议缔结民主的和约。（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55页。--编者注）
彼·基辅斯基为了让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仅仅”反对自决，并不反对一般民主，竟说我们“不赞成民主的和平”。这岂不可笑？
我们不必再一一分析彼·基辅斯基所举的其他例子了，因为不值得浪费篇幅来反驳这些只会使每个读者付之一笑的、极为幼稚的逻辑错误。社会民主党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否定的”口号，只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反帝意识”，而不肯定地回答◎第778页◎社会民主党在自己执政时应当怎样解决有关的问题。不同某种肯定的解决办法配合起来的“否定的”口号，不会“加强”只会削弱意识，因为这样的口号是无谓的空谈，空洞的叫喊，没有内容的高调。
彼·基辅斯基不懂得“否定”或痛斥政治灾难和经济灾难的两种口号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一定的经济灾难是一般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不管它具有怎样的政治上层建筑；不消灭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就不可能消灭这些灾难，举不出任何一个例子来证明可能做到这一点。反之，政治灾难在于违背民主制，“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制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例外，在一个国家里实现它的这一部分，而在另一个国家里实现它的另一部分。作者又一次没有理解的，恰恰是可能实现一般民主的一般条件！
在离婚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请读者回忆一下，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中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是罗莎·卢森堡。她提出了一个完全合理的见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集中派要维护国内（州或边疆区等等）的自治，就必须坚持由全国政权即全国国会决定重大国务问题，关于离婚的立法就属于这样的问题。离婚的例子清楚地表明，谁现在不要求充分的离婚自由，谁就不配作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自由，被压迫的女性就会惨遭蹂躏，--虽然不难理解，承认有离开丈夫的自由，并不等于号召所有的妻子都离开丈夫！
彼·基辅斯基“反驳”说：
“如果在这种场合〈即妻子想离开丈夫〉，妻子不能实现自己的权利〈离婚权利〉，那么这种权利又有什么用处呢？或者，假使这一权利的实现取决于第三者的意志，或者更糟糕，取决于向这个妻子'求爱'的人的意志，那又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要争取宣布这样的权利吗？当然不是！”◎第779页◎
这一反驳表明，他根本不了解一般民主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使被压迫阶级不能“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的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常见的，不是个别情形，而是典型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离婚权多半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被压迫的女性在经济上受压迫，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管有什么样的民主，妇女始终是“家庭女奴”，是被关在卧室、育儿室和厨房里的女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选举“自己的”人民法官、官吏、教师、陪审员等等的权利，同样多半是不能实现的，其原因就是工人和农民在经济上受压迫。关于民主共和国，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的党纲“宣布”民主共和国为“人民专制”，虽然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很懂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最民主的共和国也只是导致资产阶级收买官吏，导致交易所和政府结成联盟。
只有根本不会思考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共和国毫无用处，离婚自由毫无用处，民主毫无用处，民族自决毫无用处！马克思主义者却懂得，民主并不消除阶级压迫，而只是使阶级斗争变得更单纯，更广泛，更公开，更尖锐；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一点。离婚自由愈充分，妇女就愈明白，使他们作“家庭奴隶”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无权。国家制度愈民主，工人就愈明白，罪恶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无权。民族平等愈充分（没有分离的自由，这种平等就不是充分的），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就愈明白，问题在于资本主义，而不在于无权。如此等等。
我们再说一遍：老是讲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真叫人不好意思，但是既然彼·基辅斯基不知道，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彼·基辅斯基关于离婚问题的议论，同组委会的一位国外书记谢姆柯夫斯基的论调（记得是在巴黎《呼声报》（注：《呼声报》(《Голос》)是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14年9月-1915年1月在巴黎出版，头5号用《我们的呼声报》的名称。列·达·托洛茨基在该报起领导作用。参加该报工作的也有几个前布尔什维克。该报采取中派立场。1915年1月《呼声报》被法国政府查封，接替它出版的是《我们的言论报》。--465、781。）上）如出一辙。后者议论道：不错，离婚自由并不等于号召所有的妻子都离开丈◎第780页◎夫，但是，如果你向一位太太证明说，夫人，别人的丈夫个个都比您的丈夫强，那就会造成同样的结果！！
谢姆柯夫斯基发表这种议论时忘记了，性情古怪并不违背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义务。谢姆柯夫斯基如果要使任何一位太太相信，别人的丈夫个个都比她的丈夫强，那谁也不会认为这就违背了民主主义者的义务；充其量人们只会说：在一个大党里难免有一些大怪人！但是假定有一个否认离婚自由的人，例如向法庭、警察局或教会控告要跟他离婚的妻子，而谢姆柯夫斯基却想替这个人作辩护，并把他叫作民主主义者，那我们相信，谢姆柯夫斯基在国外书记处的多数同事虽然是一些蹩脚的社会主义者，但甚至连这些人也不会支持他！
谢姆柯夫斯基和彼·基辅斯基都“谈论了”离婚，都暴露了对问题的无知，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因为离婚权也像所有一切民主权利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有条件的，有限制的，极其表面的，但是尽管如此，任何一个正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把否认这一权利的人叫作社会主义者，甚至不能把他们叫作民主主义者。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一切“民主制”就在于宣布和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实现得很少和附带条件很多的“权利”；不宣布这些权利，不立即为实现这些权利而斗争，不用这种斗争精神教育群众，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彼·基辅斯基不懂得这一点，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回避了一个和他所研究的专题有关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怎样消灭民族压迫呢？彼·基辅斯基讲了一些诸如世界将“洒遍鲜血”之类的空话（这与问题毫不相干），以此敷衍了事。实际上只有一点：社会主义革命什么都会解决！或者像赞成彼·基辅斯基的观点的人常说的那样：自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第781页◎社会主义制度下又是多余的。
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政治实践上是沙文主义的。这样看问题就是不了解民主的意义。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因此，说自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正像说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一样，是十分荒谬、十分糊涂的。
自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不比一般民主更加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说它是多余的，则一般民主也同样是多余的。
经济变革为消灭各种政治压迫创造必要的前提。正因为如此，当提出的问题是怎样消灭民族压迫时，拿经济变革来支吾搪塞，这是不合逻辑的，不正确的。不实现经济变革，就不能消灭民族压迫。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仅仅限于这一点，那就意味着陷入了可笑而又可怜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必须实行民族平等，宣布、规定和实现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大概除彼·基辅斯基一个人之外，所有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但是，正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们常常回避的问题：否认有成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不就是否认平等吗？
当然是的。因此，彻底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派宣布、规定并且要实现这一权利，不这样就没有走向各民族完全自愿的接近和融合的道路。◎第782页◎
7.结论。阿列克辛斯基的手法
我们这里分析过的远不是彼·基辅斯基的全部论断，要全部加以分析，就必须写出一篇比本文长四倍的文章，因为作者的论断没有一个是正确的。他文章中正确的东西（如果数字没有差错的话），只有一个提供了关于银行数字的脚注。其余的一切，全是胡说八道，其中夹杂着一些空话，如“把木橛钉入发抖的躯体”，“我们不仅要审判凯旋的英雄，还要把他们判处死刑，消灭他们”，“新世界将在痛苦万状的痉挛中诞生”，“这里要谈的不是证书和法律，不是宣布各族人民自由，而是确立真正自由的关系、摧毁世世代代的奴隶制、消灭一般社会压迫特别是民族压迫”等等。
这些空话掩盖和反映出两件“事情”：第一，它们的基础是“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思想”，这种“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同臭名昭著的1894-1902年间的“经济主义”一样，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对社会主义同民主制的关系一窍不通。
第二，我们在这些空话中亲眼看到阿列克辛斯基手法的再现，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专门谈一谈，因为在彼·基辅斯基的文章中有整整一节（第2章第5节：《犹太人的特殊地位》），完全是按照这种手法写的。
从前，还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就屏弃了阿列克辛斯基，当时他为了回答理论上的论据，竟装出一副鼓动家的姿态，大喊大叫，文不对题地使用了一些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之类的响亮词句。“看啊，这简直是嚎叫了”，--当时我们的代表们这样说。然而“嚎叫”并没给阿列克辛斯基带来什么好结果。◎第783页◎
现在我们看到，彼·基辅斯基也在照样“嚎叫”。他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提纲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论据，于是装出一副鼓动家的姿态，开始大喊大叫，讲一些关于犹太人遭受压迫的空话，虽然每一个多少能够思考的人都明白，无论一般犹太人问题或彼·基辅斯基的一切“喊叫”，都同论题根本没有一点关系。
阿列克辛斯基的手法决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
载于1924年《星》杂志第1期和第2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15-170页◎第784页◎
致伊·费·阿尔曼德（节选）
（1916年11月30日）
亲爱的朋友：关于“保卫祖国”问题，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有没有意见分歧。您认为我发表在《纪念马克思》文集上的那篇文章（注：指《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见本卷第1-9页）。--785。和我目前的说法有矛盾，但又没有具体地摘出任何一处文字，因此使我难以回答。我手头没有《纪念马克思》文集。当然我不能一字不差地记得我在那里是怎么写的。没有当时的和目前的文章的具体的引文，我无法答复您所提出的这种论据。
总的说来，我觉得，您的论断多少有些片面性和形式主义。您抓住《共产党宣言》上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编者注），似乎打算无条件地运用它，直到否定民族战争。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祖国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为推翻民族压迫而斗争的时代，或者确切些说，在这样的时期，祖国是一回事；在民族运动早已结束的时期，祖国则是另一回事。关于祖国和保卫祖国的原理不可能对“三种类型的国家”（我们关于自决的提纲第6条）（见本卷第568-569页。--编者注）都同样适用，◎第785页◎在一切条件下都同样适用。
《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没有祖国。
这是对的。但是，那里不仅仅指出这一点。那里还指出，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无产阶级的作用有些不同。如果只抓住第一个原理（工人没有祖国），而忘记了它同第二个原理（工人组织成为民族的阶级，不过这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编者注）的联系，这将是天大的错误。
这种联系是什么呢？我认为，这种联系就是，在民主运动中（在这样的时期，在这样的具体情况下）无产阶级不能拒绝支持这个运动（因而，也不能拒绝在民族战争中保卫祖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可是，同一个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地号召进行民族战争：马克思在1848年，恩格斯在1859年（恩格斯在《波河与莱茵河》这本小册子的末尾直接激发德国人的民族感情，直接号召德国人进行民族战争）。1891年，鉴于法国（布朗热）＋亚历山大三世反对德国的战争当时已迫在眉睫，恩格斯曾直接承认要“保卫祖国”。（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97-299页和第22卷第293-298页。--编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是今天说东，明天说西，头脑不清呢？不是的。依我看，在民族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891年真的应该在反对布朗热＋亚历山大三世的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会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战争。
顺便提一下：我说这些，是在重复我在驳斥尤里的文章（注：见本卷第734-739页。--编者注）中说过的东西。不知您为什么对这篇文章只字不提。我觉得，关于您在◎第786页◎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恰恰在该文中有一系列论点透彻地（或者几乎透彻地）说明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从苏黎世发往克拉伦（瑞士）
载于1949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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