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的这种议论同列金的议论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它的虚伪和怯懦。考茨基事实上是支持和袒护列金之流背弃革命活动的卑鄙行为的，不过，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偷偷摸摸地，不明确表示意见，用种种暗示来敷衍，只是不断地既向列金鞠躬，也向俄国人的革命行为致敬。这种对待革命者的态度，我们俄国人只是在自由派那里才经常看到：自由派时刻准备承认革命者的“勇敢”，但同时他们丝毫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极端机会主义的策略。有自尊心的革命者决不会接受考茨基的这种“赞扬”，他们一定会愤怒地唾弃对问题的这种提法。如果当时不存在革命形势，如果当时没有必要宣传革命行动，那么，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行为就是不妥当的，他们的策略就是不正确的。但愿列金和考茨基这样的骑士们至少有◎第501页◎勇气来得出自己的看法，但愿他们把它直率地谈出来。
如果说俄国和塞尔维亚的社会党人的策略值得“赞扬”，那么为德国、法国等“强大的”党的与此相反的策略作辩护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行为，犯罪的行为。考茨基故意用“实际后果”这个含混不清的用语掩盖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这些强大的党当时都害怕政府解散它们的组织，没收它们的经费，逮捕它们的领袖。这就是说，考茨基是用革命策略会引起令人不快的“实际后果”这一理由来为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辩护的。难道这不是糟蹋马克思主义吗？
据说，有一位8月4日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在柏林的一次工人集会上说：不然我们就会被逮捕起来。而当时工人们大声回答他说：“啊，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假如没有别的信号向德国和法国工人群众传达革命情绪和必须准备革命行动的思想，那么，一个议员因敢于讲话而被捕这件事，就会起很好的作用，成为要求各国无产者团结起来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号召。要达到这种团结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站得高、能看到政治全局的议员就更应当带头做起了。
不仅在战时，而且无疑在任何政治形势尖锐化的时刻（更不用说群众起来采取某些革命行动的时刻了），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也总是要用解散合法组织、没收经费和逮捕领袖以及诸如此类的“实际后果”来进行威胁的。那该怎么办呢？能像考茨基那样以此为理由去为机会主义者辩护吗？但这样做就无异于赞美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行为。
对于社会党人，结论只能有一个：“欧洲”各党的纯合法主义、唯合法主义已经过时了，帝国主义以前那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这种合法主义变成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的基础了。必须建立秘密的基地，即秘密的组织和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作为◎第502页◎合法活动的补充，同时也不放弃任何一个合法的阵地。至于怎样做到这一点，只要我们愿意走这条路，只要我们意识到必须走这条路，那经验会告诉我们的。俄国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2-1914年已经证明，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在法庭上比别人表现得更加坚定并被沙皇政府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的工人代表穆拉诺夫清楚地表明，除能当部长的（从韩德逊、桑巴、王德威尔得到休特古姆和谢德曼，这后两个人也完全“能当部长”，只是人家没有让他们由门厅再往里走罢了！）议会活动外，还有非法的和革命的议会活动。让科索夫斯基和波特列索夫之流去赞赏或容忍奴才们的“欧洲式的”议会活动吧，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诉工人说，像这样的合法活动，像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的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只应该受到鄙视。
九
现在我们来作一个总结。
第二国际破产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欧洲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大会上通过的庄严的决议。但是，这种意味着机会主义完全得胜、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变成了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破产，正是第二国际整个历史时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产物。这个时代--从西欧完成资产阶级的和民族的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代--的客观条件产生并培育了机会主义。这个时期，我们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中看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这种分裂总的说来正是由于机会主义而发生的（英国、◎第503页◎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俄国）；我们在欧洲的另一些国家中看到各个派别之间由于同样的原因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瑞士）。这场大战所造成的危机，揭开了帷幕，打破了常规，割破了早已熟透了的脓疮，表明了机会主义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就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因此，在组织上把这种成分从工人政党中彻底清除出去，已经不可避免了。帝国主义时代不容许在一个党内同时存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和工人阶级中由于“自己”民族的“大国”地位的特权而分享一点油水的半小市民式贵族。说机会主义是不走“极端”的统一的党中的“合法派别”，这种旧理论现在已成为对工人的最大的欺骗和妨害工人运动的最大的障碍了。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露骨的机会主义，不像这种中庸理论这么可怕和有害，因为后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为机会主义的行为辩护，用种种诡辩来证明革命行动不合时宜，等等。这个理论的最著名的代表和第二国际的最著名的权威考茨基，已经表明自己是头号伪君子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在拥有百万党员的德国党内，凡是多少忠诚、多少有觉悟和多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无不愤懑地唾弃这种为休特古姆和谢德曼之流所热情维护的“权威”。
无产阶级群众（他们的旧领导层大概有将近十分之九的人已经投靠了资产阶级）在沙文主义猖獗的情况下，在戒严和战时书报检查的压力下，处于四分五裂和束手无策的境地。但是战争所造成的日益扩大、日益深化的客观革命形势，正在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情绪，正在锻炼和教育一切最优秀、最有觉悟的无产者。像俄国1905年初由“加邦请愿事件”（注：指1905年1月9日流血事件。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工人于1月9日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请愿那天，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起点。--269、504。）引起的那种群众情绪的急遽转变，在今天不仅是有可能发生，而且可能性愈来愈大；当时俄国在几个月里，有时甚至在几个星期里就从落后的无产阶级阶层中涌现出◎第504页◎跟着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前进的百万大军。我们不可能知道，在这次战争之后不久或在战争期间是否会爆发强大的革命运动等等，但不管怎么样，只有按照这个方向进行的工作，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工作。国内战争的口号是能够概括和指导这一工作的口号，是能够促使一切愿意帮助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反对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人联合和团结起来的口号。
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分子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彻底分裂，是由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准备好了的。一些人无视这个历史，激昂慷慨地反对“派别活动”，因而无法理解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的多年斗争中形成的这一实际的建党过程，这种人是在给工人运动大帮倒忙。在参加目前这场战争的所有“大”国当中，俄国是在最近经历了革命的唯一的国家。尽管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革命的资产阶级内容不能不造成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派别同无产阶级派别的分裂。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有联系的组织（而不像1883-1894年那样仅仅是一种思潮）已存在了大约20年（1894-1914年），在这整个时期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别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一直在进行着斗争。1894-1902年这个时期的“经济主义”（注：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本版选集第1卷第261-271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同上，第289-457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505、543、733。），无疑是属于后一种派别。它的思想体系中的许多论据和特征--“司徒卢威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用“群众”作借口来为机会主义辩护等等--同现在考茨基、库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极为相似。提醒现在这一代社会民主党人，让他们能看到过去的《工人思想报》（注：《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Мысль》)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505。）和《工人事业》杂志（注：《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505。）同现在的考茨基的类似之处，是大有好处的。
以后一个时期（1903-1908年）的“孟什维主义”，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是“经济主义”的直接继承者。在俄国革命时期，它◎第505页◎所奉行的策略，客观上等于让无产阶级依附自由派资产阶级，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倾向。再往后一个时期（1908-1914年），孟什维主义思潮的主流产生了取消主义，当时这个思潮的阶级作用变得非常明显，就连孟什维主义的优秀代表也不断地反对《我们的曙光》集团的政策。而就是这个最近五六年来唯一在群众中不断进行活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派别，在1914-1915年的战争中成了社会沙文主义派！而且这种现象是发生在专制制度依然存在、资产阶级革命还远未完成、百分之四十三的居民还压迫着大多数“异”族的这样一个国家里。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及极少数工人贵族能够“享受”“自己”民族的“大国”地位特权的这种“欧洲”式的发展，在俄国也不能不表现出来。
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整个历史为他们实行“国际主义的”、即真正革命的和彻底革命的策略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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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这篇文章排完字的时候，报上发表了考茨基和哈阿兹同伯恩施坦的联名“宣言”（注：指爱·伯恩施坦、胡·哈阿兹和卡·考茨基的联名宣言《当务之急》。该宣言发表于1915年6月19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39号，俄译文发表于1915年6月25日《我们的言论报》第123号。--506。）。他们看到群众在向左转，于是便准备同左派“讲和”，当然，讲和的代价是同休特古姆们保持“和好”。真不愧为娼妓！
载于1915年9月《共产党人》杂志（日内瓦）第1-2期合刊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23-277页◎第506页◎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之一）
（1915年7-8月）
*（注：《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这本小册子写于1915年7-8月，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召开的前夕。小册子是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合写的，列宁撰写了小册子的主要部分（第1章和第3、4章的一部分），并且审订了全书。小册子还在书末作为附录收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和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最初于1915年8月用俄文和德文出版，并且散发给了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代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后，小册子又在法国用法文出版，并在挪威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上用挪威文全文发表。列宁还曾多次尝试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但未能实现。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由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于1918年在彼得格勒出版。--507。）
初版（国外版）序言
战争已经进行一年了。我们党在战争刚一开始时就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中确定了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是在1914年9月拟定，1914年11月1日在我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注：见本卷第403-410页。--编者注）第33号上发表的（事先曾分发给各中央委员和我们党在俄国国内的负责代表，并征得他们同意）。以后在第40号（1915年3月29日）上又刊载了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决议（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3-169页。--编者注），这些决议更准确地阐述了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策略。
目前俄国群众的革命情绪在显著地增长。在其他国家里，尽管大多数已经站到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在压制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还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群众革命情绪增长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出版一本小册子，总结一下社会民主党对这场战争的策略。在全文刊印上述党的文件的时候，我们对这些文件作了一些简要的说明，尽量考虑到文献中◎第507页◎和党的会议上提出过的赞成资产阶级策略或无产阶级策略的一切主要论据。◎第508页◎
第二版序言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5年夏天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荷兰、瑞士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509、573、727。）召开前夕写成的。小册子还用德文和法文出版过，并译成挪威文在挪威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机关报上全文发表过。小册子的德文版是秘密运到德国的柏林、莱比锡、不来梅及其他城市，由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拥护者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派在当地秘密散发的。法文版是在巴黎秘密印刷，由法国的齐美尔瓦尔德派在当地散发的。俄文版传到俄国的份数非常有限，因此在莫斯科，工人们采用了手抄的办法。
现在我们把这本小册子作为文件全文重印出来。读者应该时刻记住，小册子是在1915年8月写成的。而读到涉及俄国的地方，尤其要记住这一点，记住俄国当时还是沙皇的俄国，罗曼诺夫的俄国……◎第509页◎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原则和1914-1915年的战争
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
社会党人一向谴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暴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消灭战争，再就是我们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必要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是，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别地研究每次战争。历史上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任何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却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由于帮助破坏了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了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而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因此，对目前这场战争，必须研究它的历史特点。
近代战争的历史类型
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从那时起到巴黎公社◎第510页◎为止，从1789年起到1871年为止，战争的类型之一是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的、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换句话说，这些战争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在于推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摧毁这些制度，推翻异族压迫。因此这些战争是进步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一切正直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以及一切社会党人，总是希望对推翻或摧毁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的极端有害的基础起了促进作用的那个国家（即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例如，在法国的历次革命战争中，有过法国人掠夺和侵占他国领土的因素，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这些战争的根本历史意义，因为这些战争破坏或震撼了整个旧农奴制欧洲的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在普法战争中，德国掠夺过法国，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次战争的根本历史意义，因为这次战争使数千万德国人民摆脱了封建割据状态，摆脱了俄国沙皇和拿破仑第三这两个专制君主的压迫。
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的区别
1789-1871年这个时代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和革命的回忆。在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以前，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社会党人就这种时代的战争所说的“防御性”战争的合理性，一向就是指这些目标，即对中世纪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革命。社会党人所说的“防御性”战争，向来就是指这个意义上的“正义的”战争（威·李卜克内西有一次就用过这个用语）（注：指威·李卜克内西在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511。）。社会党人过去和现在都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保卫祖国”或“防御性”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正义的。譬如说，假如明天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这些战争就都是“正义的”、“防御性的”战争，而不管是谁首先◎第511页◎发动进攻。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希望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
但是假定说，一个拥有100个奴隶的奴隶主，为了更“公平地”重分奴隶，而和一个拥有200个奴隶的奴隶主开战。显然，在这种场合使用“防御性”战争或“保卫祖国”的概念，从历史上说是一种伪造，实际上不过是狡猾的奴隶主对平民百姓、小市民和愚昧无知的人的欺骗。现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当前这场奴隶主之间为巩固和加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中，就是这样利用“民族”观念和保卫祖国的概念来欺骗人民的。
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
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目前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一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人们所歪曲，他们不是单方面地加以运用，就是寻找借口说这场战争还可能具有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意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20世纪才达到的。过去，不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推翻封建主义，然而现在，旧的民族国家已经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资本主义使集中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都掌握在辛迪加、托拉斯这些资本家亿万富翁的同盟手中，几乎整个地球已被这些“资本大王”所瓜分，他们或者采取占有殖民地的形式，或者用金融剥削的千万条绳索紧紧缠绕住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和竞争已经被追求垄断、抢夺投资场所和原料输出地等等的意向所代替。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由原先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最大的民族压迫者了。资本主义已经由进步变为反动，它使生产力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第512页◎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作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最大的奴隶主之间为保存和
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
为了说明帝国主义的意义，我们把所谓“大”国（即在大规模的掠夺中卓有成效者）瓜分世界的一些确切数字列举如下：
奴隶主“大”国瓜分世界的情况
附图：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789-1871年间大多曾率领其他民族为◎第513页◎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民族，今天，在1876年以后，由于它们的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过度成熟”，已经变为全球大多数居民和民族的压迫者和奴役者。从1876年起到1914年止，6个“大”国抢占了2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抢占了比整个欧洲大一倍半的面积！6个大国奴役着5亿以上（52300万）的殖民地居民。这些“大”国平均每4个人奴役着“它们的”殖民地的5个居民。同时大家知道，殖民地是用火与剑抢夺来的，殖民地居民受着野蛮的虐待，他们遭受着各式各样的剥削（如资本输出、租借等、商品销售中的欺骗行径、对“统治”民族当局的强制服从，等等）。英法资产阶级欺骗人民说，他们是为了各民族和比利时的自由而战，实际上他们是为了保存他们抢夺来的大量殖民地而战。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肯把自己的殖民地“公平合理地”分给德国帝国主义者一些，德国帝国主义者就会立刻退出比利时等地。目前形势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这场战争中，殖民地的命运取决于大陆上的战争。从资产阶级的公平和民族自由（或民族生存权）的观点来看，德国反对英国和法国无疑是对的，因为它殖民地“分得少”，它的敌人所压迫的民族比它所压迫的要多得多，而在它的盟友奥地利那里，被压迫的斯拉夫人享有的自由无疑比在沙皇俄国这个名副其实的“各族人民的牢狱”里享有的自由多些。但是德国本身并不是在为解放其他民族，而是在为压迫其他民族而战。社会党人决不应当帮助一个较年轻较强壮的强盗（德国）去抢劫那些较老的因吃得过多而撑坏了肚子的强盗。社会党人应当利用强盗之间的斗争，去把他们统统打倒。为此，社会党人应当首先向人民说明真相，也就是说，指出这场战争从三种意义上说是奴隶主为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第一，这是一场要通过更“公平地”瓜分从而更“和睦地”剥削殖民地来加强对殖民地的奴役的战争；第二，这是一场要在“大”国国内巩固对异族的压迫的◎第514页◎战争，因为无论奥地利或俄国（俄国比奥地利要厉害得多，糟糕得多）都是专靠这种压迫来维持，并且靠战争来加强这种压迫的；第三，这是一场要巩固雇佣奴隶制并延长其寿命的战争，因为无产阶级已被分裂，已被压制下去，资本家则得到各种好处：发战争财，煽起民族偏见，强化反动势力，--目前这种反动势力在一切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制最完善的国家里也开始抬头了。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
〈暴力手段〉的继续”
这是论述军事问题最深刻的著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的一句名言（注：引自卡·克劳塞维茨《论战争和用兵的遗著》第1卷第1编第1章第24节。--515。）。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公正地把这一论点看作考察任何一场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
用这个观点来考察当前这场战争就会看到，英、法、德、意、奥、俄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几十年来，几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推行掠夺殖民地、压迫其他民族、镇压工人运动的政治。当前这场战争所继续的，正是这种政治，也只能是这种政治。尤其是在奥地利和俄国，无论平时的政治还是战时的政治都是奴役其他民族，而不是解放其他民族。相反，在中国、波斯、印度和其他附属国里，近几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唤起千百万人争取民族生存、摆脱反动“大”国压迫的政治。在这种历史基础上进行的战争，即使在今天也可以是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的、民族解放的战争。
只要把目前这场战争看作各“大”国及其国内的主要阶级所推行的政治的继续，就可以立刻看出，那种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可以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的看法是极端反历史的、骗人的和虚伪的。◎第515页◎
比利时的例子
三协约国（现在是四协约国（注：意大利于1915年退出同盟国而加入协约国，使三协约国成为四协约国。三协约国见注235。--516。））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俄国是普列汉诺夫及其一伙）最爱援引比利时的例子。可是这个例子正好说明他们错了。德帝国主义者无耻地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这和其他交战国随时随地所做的一样，只要需要就践踏一切条约和义务。我们姑且假定，一切愿意遵守国际条约的国家都向德国宣战，要求德国撤出比利时并赔偿它的损失。假如是这样，社会党人当然会站在德国的敌人一边。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三协约国（或四协约国）”并不是为了比利时而进行战争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只有伪君子才会隐瞒这一点。英国正在抢夺德国的殖民地和土耳其，俄国正在抢夺加里西亚和土耳其，法国在力争得到阿尔萨斯－洛林、甚至莱茵河左岸地区；同意大利签订了分赃条约（瓜分阿尔巴尼亚和小亚细亚）；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正在进行一笔交易，同样是为了分赃。在各国现在的政府所进行的目前这场战争的条件下，不帮助扼杀奥地利或土耳其等，就不能帮助比利时！这跟“保卫祖国”有什么关系呢？？这正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特点，正是历史上已经过了时的反动资产阶级的政府间为压迫其他民族而进行的战争的特点。谁为参加这场战争辩护，谁就是要使帝国主义对各民族的压迫永世长存。谁宣传要利用各国政府目前的困难来为社会革命而斗争，谁就是在维护真正是一切民族的真正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第516页◎
俄国在为什么而战？
在俄国，最新型的资本帝国主义已经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充分显露了身手，但是总的说来，在俄国占优势的还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在俄国那样对国内的多数居民进行这样的压迫：大俄罗斯人只占人口的43％，即不到一半，而其余一切民族都被当作异族看待，没有任何权利。在俄国的17000万人口中，有近1亿的居民遭受压迫，没有权利。沙皇政府进行战争是为了夺取加里西亚并彻底扼杀乌克兰人的自由，是为了夺取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等地。沙皇政府把这场战争看作是转移人们对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注意力和镇压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一种手段。现在，俄国平均每两个大俄罗斯人压迫着两三个无权的“异族人”。沙皇政府还力图通过这场战争增加俄国所压迫的民族的数量，巩固对他们的压迫，从而破坏大俄罗斯人本身争取自由的斗争。既然有可能对其他民族进行压迫和掠夺，经济停滞就会持续下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以对“异族人”的半封建的剥削作为收入来源，而不是靠发展生产力。因此，从俄国方面来说，这场战争就具有特别反动和反民族解放的性质。
什么是社会沙文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从这一思想进一步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战时放弃阶级斗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等等。实际上社会沙文主义者所推行的是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策，因为他们实际上不是在反对异族压迫这个◎第517页◎意义上主张“保卫祖国”，而是维护这些或那些“大”国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权利”。社会沙文主义者重复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鬼话，似乎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各民族的自由和生存而进行的，这样他们就投到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了。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中间，有人为某一参战大国集团的政府和资产阶级辩护和粉饰，也有人像考茨基那样，认为所有交战大国的社会党人都有同样的权利“保卫祖国”。社会沙文主义既然实际上是在维护“自己的”（或任何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优越地位、掠夺和暴力，也就完全背叛了一切社会主义信念和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208的决议。
巴塞尔宣言
1912年在巴塞尔一致通过的关于战争的宣言，正是指1914年爆发的英德两国及双方现在的盟国之间进行的战争。宣言明确宣布，对于以大国的帝国主义掠夺政策为基础、“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和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这种战争，是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它辩护的。宣言明确宣布，战争“对各国政府”（毫无例外）是危险的，指出各国政府都害怕“无产阶级革命”，非常明确地举了1871年公社和1905年10月至12月事件即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例子。因此，巴塞尔宣言正是针对当前这场战争制定了各国工人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斗争策略，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巴塞尔宣言重申斯图加特决议的主张，认为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当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也就是利用战争给各国政府造成的困难和群众的愤慨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第518页◎
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政策，他们用资产阶级解放的观点为这场战争辩护，他们主张“保卫祖国”，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内阁等等，等等，是对社会主义的直接背叛；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这种背叛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已经在欧洲的大多数党内取得了胜利。
歪曲地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
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以普列汉诺夫为首）援引马克思在1870年的战争中的策略；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伦施、大卫之流一类的人）援引恩格斯1891年的言论：一旦同俄法两国发生战争，德国社会党人有义务保卫祖国（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3-298页。--编者注）；最后，那些想使国际沙文主义调和并合法化的考茨基一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谴责战争，可是从1854-1855年到1870-1871年和1876-1877年，每当战争终于爆发的时候，他们总是站在交战的某一方。
凡此种种引证都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令人愤慨的歪曲，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就像吉约姆一伙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来为无政府主义辩护一样。1870-1871年的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在战胜拿破仑第三之前，是具有进步历史意义的，因为拿破仑第三和沙皇一道，多年来一直压迫德国，使德国一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但是战争一转变为对法国的掠夺（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坚决地谴责了德国人。而且在这次战争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赞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拒绝投票赞成拨款，劝告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同◎第519页◎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而要捍卫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利益。把对这一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和民族解放意义的战争的评价套用到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上来，这是对真理的嘲弄。至于1854-1855年的战争以及19世纪的一切战争，情况就更是如此，因为当时既没有现代的帝国主义，又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的客观条件，在所有交战国内也没有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就是恰恰没有巴塞尔宣言针对大国间的战争据以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那些条件。
谁现在只援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步时代的战争的态度，而忘记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编者注）这句恰恰是适用于资产阶级反动和衰亡时代、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话，谁就是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就是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偷换社会主义的观点。
第二国际的破产
1912年，全世界社会党人在巴塞尔庄严宣告，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欧洲大战是各国政府“罪恶的”和最反动的行为，它必然引起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从而势必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战争爆发了，危机到来了。可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不实行革命的策略，却实行了反动的策略，站到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第二（1889-1914年）国际的破产。我们应当弄清引起这种破产的原因，弄清产生社会沙文主义的原因，以及社会沙文主义的力量从何而来。◎第520页◎
社会沙文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
在第二国际存在的整个时期内，每个社会民主党内都进行着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斗争。这一斗争在许多国家里引起了分裂（英国、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深信不疑：机会主义代表着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政策，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着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的利益，而反对无产者群众、被压迫群众的利益。
19世纪末的客观条件特别加强了机会主义的力量，使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变成了崇拜这种合法性，在工人阶级中间造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官僚和贵族阶层，把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
战争加速了发展进程，使机会主义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使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的秘密联盟变成了公开的联盟。同时军事当局到处实行戒严，压制工人群众，工人群众原来的领袖几乎全部倒向资产阶级。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同一个，那就是人数很少的特权工人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人所捍卫的是自己的特权地位，是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靠掠夺其他民族、靠它的大国优越地位等等而攫取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的“权利”。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同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自己的”政府摆脱困境，而不是利用它的困难推进革命。如果从总体上来观察一下欧洲国家，如果不是注重个别人物（哪怕是最有威望的人物），那么就可以发现，恰恰是机会主义派别成了社会沙文主义的主要◎第521页◎支柱，而从革命者的阵营中几乎到处都比较一贯地发出了对这个派别的抗议。如果以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情况为例，那么就可以发现，国际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而国际机会主义当时就已经是拥护帝国主义的了。
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就是工人同“自己”
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就是分裂
国际的革命工人阶级
在过去，在大战以前，机会主义虽然往往被看作是一种“偏向”和“极端”，但仍然被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合法的组成部分。战争表明将来不可能再是这样了。机会主义已经“成熟”，已经充分地起到了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特使的作用。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已成为十足的伪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个例子。在一切重要场合（例如8月4日的投票）机会主义者都要提出自己的最后通牒，而实现这种通牒则靠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靠他们在工会理事会等机构里面的多数。现在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实际上就是让工人阶级服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是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压迫其他民族和争夺大国特权，就是分裂所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
不管在某些场合同在许多组织中占优势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会多么困难，不管把机会主义者清除出工人政党的过程在各个国家里会多么不同，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将取得成果。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正在死亡；正在复兴的社会主义，按照法裔社会党人保尔·果雷的恰当说法，“将是革命的、不调和的和敢于造反的”（注：1915年3月11日瑞士社会党人保·果雷在瑞士洛桑作了题为《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和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的专题报告。当年，他把报告印成了小册子。详见列宁的《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10-18页）一文。--522。）。◎第522页◎
“考茨基主义”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注：司徒卢威主义者即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锐敏地看出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460、523。）或“布伦坦诺主义”（注：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过工人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522。）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投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年考茨基在要求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像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使命。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
“考茨基主义”的这种根本的虚伪性，在不同的国家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荷兰，罗兰－霍尔斯特虽然拒绝保卫祖国的思想，却坚持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的统一。在俄国，托洛茨基虽然也拒绝这◎第523页◎种思想，却同样坚持同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我们的曙光》153集团的统一。在罗马尼亚，拉柯夫斯基虽然把机会主义看作国际破产的祸首而向它宣战，同时却又欣然承认保卫祖国的思想是合理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哥尔特、潘涅库克）曾经称之为“消极的激进主义”的祸害的表现，这种祸害的实质就是在理论上用折中主义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对机会主义俯首帖耳或者说软弱无能。
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革命的
社会民主党的口号
战争无疑造成了最尖锐的危机，空前加剧了群众的灾难。这场战争的反动性质，各国资产阶级为了以“民族”观念掩饰其掠夺目的而编造出的无耻谎言，这一切在客观的革命形势下正在不可避免地激起群众的革命情绪。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充分意识到这种情绪，加深和发展这种情绪。能够正确地表达这个任务的只有一个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战时任何彻底的阶级斗争，任何认真执行的“群众行动”的策略，都必然引向这一步。我们无法知道，触发一场强大的革命运动的将是列强之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还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它将发生在战争期间，还是发生在战后，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一贯地和不屈不挠地进行工作。
巴塞尔宣言直接举了巴黎公社即变政府间的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例子。半个世纪以前，无产阶级力量还太弱，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所有交战国内的革命运动还不能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一部分巴黎工人迷恋于“民族观念”（1792年的传统），这是马克思当时就指出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也是公社◎第524页◎失败的原因之一。从公社失败以来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能够削弱当时革命的那些条件已经消失，在今天，如果一个社会党人甘心拒绝以巴黎公社战士的精神去从事活动，那是不可宽恕的。
战壕联欢的例子
所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报纸都报道了各交战国士兵甚至在战壕内联欢的事例。军事当局（德国和英国的）所颁布的严禁这种联欢的命令证明，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联欢有重大的意义。既然在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上层中机会主义完全占统治地位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报刊、第二国际的所有权威都支持社会沙文主义的情况下，还能发生联欢的事例，这就向我们表明，只要朝这个方向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哪怕只有所有交战国的左派社会党人进行工作，那么缩短目前这场罪恶的、反动的和奴隶主的战争，组织国际的革命运动，是非常可能的。
秘密组织的意义
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这场战争中都因其社会沙文主义而出了丑（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一样），其出丑的程度并不亚于机会主义者。这场战争的一个有益的结果无疑是：它将把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齐打垮。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场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拒绝利用哪怕是最小的合法机会来组织群众和宣传社会主义，但是必须屏弃◎第525页◎崇拜合法性的思想。恩格斯写道：“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注：见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2页）。--编者注）在这里恩格斯正是暗示要进行国内战争，暗示在资产阶级破坏合法性以后我们必须破坏合法性。危机表明，在所有的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国家里，资产阶级都在破坏合法性，因此不建立秘密组织来宣传、讨论、评价和准备各种革命斗争手段，就不能把群众引向革命。例如在德国，社会党人所做的一切堂堂正正的事情，都是违背卑鄙的机会主义和伪善的“考茨基主义”的意愿的，而且都是秘密进行的。在英国，印发号召人们不去参军的传单，就要被送去服苦役。
认为当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可以否认秘密的宣传方式，可以在合法报刊上嘲笑这些方式，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
主张自己的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胜利的人和主张“不胜不败”口号的人，同样都是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革命的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自己的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会使它更易于被推翻。资产者相信由各国政府发动的战争也必定会作为各国政府间的战争告终，并且希望能这样。只有他们才会认为，要所有交战国的社会党人都主张所有“自己的”政府失败的想法，是“可笑的”和“荒谬的”。其实，正是这种主张才符合每个觉悟工人内心的想法，符合我们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第526页◎战争而进行的活动的要求。
毫无疑问，一部分英国、德国和俄国的社会党人所进行的认真的反战宣传，“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政府的“军事力量”，但这种宣传正是社会党人的一大功绩。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他们没有别的生路，只有用革命推翻“自己的”政府；他们应当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利用这些政府在目前这场战争中的困难。
关于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
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往往反映他们已经开始对战争发出抗议，表示愤慨，开始认识到战争的反动性质。利用这种情绪，是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他们应当最热情地参加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一切运动和一切游行示威。但是他们不能欺骗人民，不能传布这样一种思想：似乎不进行革命运动也可以实现没有兼并、没有民族压迫、没有掠夺、不含现在的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新战争萌芽的和平。这样欺骗人民，只会有利于各交战国政府的秘密外交和它们的反革命计划。谁希望得到持久的和民主的和平，谁就应该拥护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关于民族自决权
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中用来欺骗人民的一个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用“民族解放”的观念来掩盖战争的掠夺目的。英国人答应给比利时自由，德国人答应给波兰自由，等等。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场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压迫者为巩固和扩大这种压迫而进行的战争。◎第527页◎
社会党人不同一切民族压迫作斗争，就不能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因此，他们必须要求各压迫国家（特别是所谓“大”国）的社会民主党承认和维护各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而且是政治上的自决权，即政治分离权。大国的或拥有殖民地的民族的社会党人如果不维护这种权利，那就是沙文主义者。
维护这种权利不但不会鼓励形成小国家，相反，这会促使更自由更大胆因而更广泛更普遍地形成更有利于群众和更适合经济发展的大国家和国家联盟。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则应当无条件地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包括组织上的）统一而斗争。主张一个民族同另一民族在法律上分离的思想（鲍威尔和伦纳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注：民族文化自治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鲍威尔和卡·伦纳制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崩得分子都提出过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列宁对民族文化自治的批判，另见《论“民族文化”自治》（《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180-184页）、《论民族自决权》（同上，第25卷第223-285页）等著作。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89-358页）也批判了民族文化自治。--346、528、565。））是一种反动的思想。
帝国主义是少数“大”国不断加紧压迫全世界各民族的时代，因此，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就不可能为反帝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语）（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6页。--编者注）无产阶级如果容许“本”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点点暴力行为，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第528页◎
第二章　俄国的阶级和政党资产阶级和战争
俄国政府有一点是不落后于它的欧洲伙伴的：它也能够像它们那样大规模地欺骗“自己的”人民。无比庞大的撒谎和欺骗机器在俄国也开动了起来，其目的就是用沙文主义毒害群众，就是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沙皇政府是在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是在无私地保卫“斯拉夫同胞”等等。
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热烈支持沙皇政府的黩武政策。他们理所当然地在期待着能从瓜分土耳其和奥地利的遗产中得到巨大的物质利益和特权。他们已经在一系列会议上预先设想了沙皇军队获胜时大量金钱源源流入他们口袋的情景。而且反动派十分清楚地懂得，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推迟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和延缓新的革命在俄国爆发的话，那只能是一场使沙皇获胜的对外战争。
城市“中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等广大阶层，也沾染了沙文主义，至少在战争开始时是如此。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7、162、241、255、271、389、408、449、529。），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支持沙皇政府。立宪民主党在对外政策方面早就是政府党了。沙皇外交已经不止一次用来进行大规模政治欺骗的泛斯拉夫主义，已经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了。俄国的自由派已经退化为民族◎第529页◎主义自由派。它正在与黑帮进行“爱国主义”竞赛，任何时候都乐于投票拥护军国主义、海上霸权主义等等。在上一世纪70年代，德国“自由思想”自由派陷于瓦解，从中分离出一个民族主义自由派政党。目前在俄国自由派阵营内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俄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彻底地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已得到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机会主义者认为俄国的自由派仍然是俄国革命的动力，他们的这种观点已被实际生活所粉碎。
统治集团在资产阶级报刊和僧侣等等的协助下，在农民中也煽起了沙文主义情绪。但是随着士兵从战场不断返回，农村中的情绪无疑会变得不利于沙皇君主政府。同农民有联系的各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没有能抵挡住沙文主义的浪潮。劳动派（注：劳动派是指劳动团的成员。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244、271、286、291、297、530。）在国家杜马中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可是，通过自己的领袖克伦斯基的口，他们却发表了一篇对君主政府特别有利的“爱国”宣言。“民粹派”的所有合法报刊总的说来都尾随自由派。甚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即加入了社会党国际局（注：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设在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实际上不再存在。--530。）的所谓社会革命党（注：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于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285、408、468、530、581。），也顺应了这个潮流。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鲁巴诺维奇先生，已经作为一个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出面了。在“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注：协约国社会党伦敦代表会议于1915年2月14日召开。出席代表会议的有英、法、比、俄四国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和和平主义派的代表：英国独立工党的詹·凯尔－哈第、詹·拉·麦克唐纳等，英国社会党、工党、费边社的代表；法国社会党的马·桑巴、爱·瓦扬、让·龙格、阿·托马、阿·孔佩尔－莫雷尔，法国劳动总联合会的莱·茹奥；比利时社会党的埃·王德威尔得等；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维·米·切尔诺夫、马·安·纳坦松（博勃罗夫）、伊·阿·鲁巴诺维奇。伊·米·马伊斯基代表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出席了代表会议。
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问题有：(1)民族权利问题；(2)殖民地问题；(3)保障未来和平问题。
布尔什维克未被邀请参加代表会议。但是，李维诺夫受列宁委托为宣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而出席了代表会议。这篇宣言是以列宁拟定的草案为基础写成的。宣言要求社会党人退出资产阶级政府，同帝国主义者彻底决裂，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政府，谴责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为。在李维诺夫宣读宣言过程中，会议主席打断了他的发言并取消了他的发言权，声称会议宗旨不是批评各个党。李维诺夫交了一份书面宣言给主席团以后退出了代表会议。这篇宣言后来刊登于1915年3月2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列宁对这次代表会议的评论，见《关于伦敦代表会议》和《谈伦敦代表会议》两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0-162页和第179-181页）。--530。）上，这个党有半数代表投票赞成一项沙文主义的决议（另一半代表弃权）。沙文主义者在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刊物（《新闻报》（注：《新闻报》(《Новости》)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日报），1914年8月-1915年5月在巴黎出版。--530。）等等）中占有优势。“来自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即同工人阶级没有联系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在这场战争中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产。克鲁泡特金、布尔采夫和鲁巴诺维奇的可悲的命运是非常值得深思的。◎第530页◎
工人阶级和战争
俄国唯一没有沾染上沙文主义的阶级是无产阶级。战争开始时发生的个别过火行动只牵涉工人中最愚昧无知的阶层。工人参加莫斯科反对德国人的粗暴行动一事被过分夸大了。整个说来，俄国工人阶级对沙文主义是有免疫力的。
这种情况可以从国内的革命形势和俄国无产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
1912-1914年标志着俄国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的开始。我们又一次亲眼看到了一场举世无双的伟大的罢工运动。1913年参加群众性革命罢工的人数，按最低估计有150万人，1914年则超过了200万人，接近1905年的水平。战争前夜，彼得堡的形势已发展到发生了首批街垒战的地步。
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履行了自己对国际的义务。国际主义的旗帜在它的手中从未动摇过。我们党早就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集团和机会主义分子决裂了。机会主义和“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主义”没有成为我们党的脚镣。这种情况帮助了我们党去履行革命的义务，正像同比索拉蒂的机会主义党决裂帮助了意大利的同志一样。
我国的总的形势不容许“社会党的”机会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盛行。在俄国，我们在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然而它们对政治上积极的工人阶层的影响却很小。工人和职员的特权阶层在我国力量非常微弱。在我们这里没有形成对合法性的盲目崇拜。战前，取消派（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切列万宁和马斯洛夫等领导的机会主义政党）在◎第531页◎工人群众中没有得到任何真正的支持。第四届国家杜马的所有6名工人代表，都反对取消主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合法工人报纸的发行份数和捐款情况无可置辩地证明，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是反对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
战争爆发后，沙皇政府逮捕和放逐了成千的先进工人--我们的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这种情况，再加上国内实行戒严、我们的报纸被封闭等等，使运动受到了阻碍。然而我们党的秘密革命工作依然继续进行着。我们党的委员会在彼得格勒出版了秘密报纸《无产者呼声报》（注：《无产者呼声报》(《ⅡролетарскийГоло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15年2月-1916年12月在彼得格勒出版，共出了4号。最后一号被警察没收，抢救出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份。该报创刊号曾刊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532。）。
国外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在彼得格勒翻印出来，并送往各省。出版了各种秘密传单，有的甚至散发到兵营中去。在城郊的各个僻静地方，工人举行秘密集会。最近在彼得格勒爆发了五金工人的大罢工。我们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就这些罢工事件印发了几篇告工人书。
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工人党团和战争
1913年在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杜马代表中间发生了分裂。一方是齐赫泽领导的7名拥护机会主义的代表。他们是由7个非无产阶级省份选出的，这7个省计有214000工人。另一方有6名代表，他们全部是由俄国工业最发达的中心地区的工人选民团选出的，这些地区计有1008000工人。
引起分歧的主要问题是：实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还是实行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实际上分歧主要表现在议会以外的群众工作方面。在俄国，如果进行这项工作的人想要坚持革命立场的话，那他就必须秘密地进行。齐赫泽党团（注：齐赫泽党团是指以尼·谢·齐赫泽为首的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孟什维克党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团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全面支持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对齐赫泽党团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见《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有自己的路线吗？》（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70-275页）、《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同上，第28卷第296-300页）等文。--532、717。）仍然是反对秘密工◎第532页◎作的取消派的最忠实的同盟者，它在同工人的一切谈话中和在一切会议上，都袒护取消派。由此就发生了分裂。6名代表组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一年来的工作无可争辩地表明，俄国的绝大多数工人是拥护这个党团的。
战争爆发时，分歧表现得非常明显。齐赫泽党团局限于议会活动。它没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因为它要是投赞成票就会引起工人对它的极大的愤慨。（我们已经看到，在俄国甚至小资产阶级劳动派也没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但是它也没有对社会沙文主义提出过异议。
贯彻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采取了与此不同的做法。它深入到工人阶级中间去进行反战工作，它向俄国广大的无产者群众进行了反帝国主义宣传。
这个党团赢得了工人的热烈拥护，这使政府大为惊慌，它不得不公然违犯自己颁布的法律，逮捕了我们的代表同志并判处他们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沙皇政府在逮捕我们的同志的第一个正式文告中写道：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某些成员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立场，他们的活动的目的，是要通过用秘密传单和口头宣传进行的反战鼓动来动摇俄国的军事力量。”
对王德威尔得提出的“暂时”停止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这一人所共知的号召，只有我们党通过中央委员会作了否定的答复。现在从沙皇驻比利时公使库达舍夫公爵的证词中已经得知，这个号召不是王德威尔得一个人起草的，而是同这位沙皇公使一起拟定的。取消派的领导核心赞同王德威尔得，在报纸上正式宣称它“在自己的活动中不抵制战争”。
沙皇政府首先指控我们的代表同志说，他们在工人中宣传了◎第533页◎这个对王德威尔得的否定的答复。
沙皇检察官涅纳罗科莫夫先生在审判中举出德国和法国社会党人作为我们的同志的榜样。他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成了政府的朋友。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了，然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愁容骑士们却没有这样做……　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党人一起都忘记了自己同其他阶级的纷争，忘记了党派纠纷，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旗帜下面。”他说，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们却遵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并没有这样做……
这次审判向人们展示了我们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广泛地进行秘密反战宣传的动人图景。当然，沙皇法庭“查出来的”远远不是我们的同志们在这方面的全部活动。但是仅仅所查出的活动已经说明，我们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做了多么大量的工作。
在审判中，宣读了我们的一些小组和委员会所散发的反对战争和拥护国际主义策略的秘密号召书。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和全俄国的觉悟工人都有联系，并且尽力去帮助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价这场战争。
哈尔科夫省工人的杜马代表穆拉诺夫同志在法庭上说：
“我知道，我被人民派到国家杜马里来不是为了坐杜马的安乐椅，我到过许多地方，去了解工人阶级的情绪。”他在法庭上承认，他担负了我党秘密鼓动员的任务，并在乌拉尔的上伊谢季工厂和其他地方组织过工人委员会。这次审判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在战争爆发后，为了进行宣传而几乎走遍了全俄国，说明穆拉诺夫、彼得罗夫斯基、巴达耶夫等人组织了许多次工人大会，在会上通过了反对战争的决议，等等。
沙皇政府用死刑恫吓被告。因此，他们在法庭上并不是都表现得像穆拉诺夫同志那样勇敢。他们竭力使沙皇检察官难于给他们◎第534页◎定罪。这一点现在正被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卑鄙地用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工人阶级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议会活动？
休特古姆和海涅、桑巴和瓦扬、比索拉蒂和墨索里尼、齐赫泽和普列汉诺夫都承认议会活动。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同志们也承认议会活动，同沙文主义者决裂的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同志也承认议会活动。议会活动有各种各样。一些人利用议会舞台是要讨好自己的政府，或者至多不过像齐赫泽党团那样自居清白。另一些人利用议会活动，则是为了做彻底的革命者，为了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履行自己作为社会党人和国际主义者的职责。一些人的议会活动使他们坐上部长的安乐椅，另一些人的议会活动则使他们坐监牢，被流放，服苦役。一些人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另一些人则在为无产阶级服务。一些人是社会帝国主义者，另一些人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之二）
（1915年7-8月）
*（注：《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这本小册子写于1915年7-8月，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召开的前夕。小册子是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合写的，列宁撰写了小册子的主要部分（第1章和第3、4章的一部分），并且审订了全书。小册子还在书末作为附录收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和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最初于1915年8月用俄文和德文出版，并且散发给了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代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后，小册子又在法国用法文出版，并在挪威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上用挪威文全文发表。列宁还曾多次尝试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但未能实现。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由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于1918年在彼得格勒出版。--507。）
第三章　重建国际
应当怎样重建国际呢？不过，先要谈一谈不应当怎样重建国际。
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的方法
哦，一切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战争一爆发，他们就为国际操尽了心。一方面他们要人相信：说国际◎第535页◎破产，这是“夸大其词”，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请听考茨基是怎样说的。他说：国际不过是“和平时期的工具”，这个工具在战时自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注：考茨基的这段话及下页第一段中的话均引自他的小册子《国际观点和战争》（载于1915年《我们的事业》杂志第1、2期）。--536。）另一方面，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找到了一个摆脱现状的非常简单的方法，--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国际的方法。这个方法确实不复杂：只需要等待战争结束，而在战争结束以前，各国的社会党人应当保卫自己的“祖国”和支持“自己的”政府。到战争结束以后，则应当互相“赦免”，承认大家做得都正确，承认在和平时期我们应当像兄弟一样和睦相处，而在战时我们就应当恪守某项某项决议，号召德国工人消灭自己的法国兄弟，号召法国工人消灭自己的德国兄弟。
在这一点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维克多·阿德勒以及海涅是完全一致的。维克多·阿德勒写道，“在我们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之后，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彼此斤斤计较”。（注：列宁引自维·阿德勒《希望的闪光》一文（载于1915年2月14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第45号））。--536。）考茨基断言，“直到现在为止，任何一方严肃的社会党人都没有认为人们必须为”国际的命运“担忧”。普列汉诺夫说，“握沾有无辜被杀害者的鲜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手是不愉快的”。但是他又立即提出“赦免”，他写道，“使感情服从理智在这里将是完全适当的。为了自己的伟大事业，国际应当接受即使是事后表示的懊悔”。海涅在《社会主义月刊》（注：《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407、492、536。）中称王德威尔得的行为是“勇敢的和不屈不挠的”，说他是德国左派的榜样。（注：列宁引自沃·海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人民中》一文（载于1915年7月8日《社会主义月刊》（第13期））。--536。）
总之，当战争结束时，只要任命一个由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组成的委员会，转眼间就会拟定出一个合乎互相赦免精神的“一致同意的”决议。争端就将圆满地被掩盖起来。他们将不是帮助工人去了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是要用有名无实的纸上的“统一”去欺骗工人。于是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伪君子的联合，就将被说成是国际的重建。◎第536页◎
无庸讳言：如此“重建”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同样愿意这样做。他们都同样不希望他们国家的工人群众能够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他们都同样愿意互相掩饰罪过。除“国际”伪善专家考茨基所提出的办法之外，他们谁也提不出任何别的办法。
然而，对于这种危险性，人们几乎没有认识。战争爆发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许多重建国际联系的尝试。我们不打算谈伦敦和维也纳的代表会议（注：指德国和奥匈帝国社会民主党人于1915年4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赞同德、奥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为战争辩护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并且声称这同工人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的国际团结并不矛盾。--537。），当时那些态度明确的沙文主义者聚在一起，是为了帮助自己“祖国”的总参谋部和资产阶级。我们要谈的是卢加诺（注：卢加诺代表会议是指1914年9月27日在瑞士卢加诺召开的意大利和瑞士两国社会党人联合代表会议，参加这次联合代表会议的有意大利社会党人扎·塞拉蒂、康·拉查理、奥·莫尔加利、菲·屠拉梯、维·莫迪利扬尼、安·巴拉巴诺娃等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罗·格里姆、保·普夫吕格尔等。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召开的第一次试图恢复国际联系的社会党人代表会议。
卢加诺代表会议的决议采纳了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中的一些论点。但是会议没有支持布尔什维克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使“自己的”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不赞成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决裂。代表会议号召社会党人采取各种办法，反对把战争继续扩大到其他国家，并委托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意大利社会党执行委员会一起筹备召开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来讨论国际局势。--537。）和哥本哈根的代表会议（注：哥本哈根代表会议即1915年1月17-18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瑞典、挪威、丹麦和荷兰社会党的代表。会议通过一个决议，建议中立国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敦促本国政府在交战国之间充当调停人和加速恢复和平。--537。）、　国际妇女代表会议（注：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于1915年3月26-28日在瑞士伯尔尼举行。这次代表会议是根据《女工》杂志国外组织的倡议，在当时担任妇女社会党人国际局主席的克拉拉·蔡特金的直接参与下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英国、德国、荷兰、法国、波兰、俄国、瑞士的妇女组织的29名代表。代表会议的全部筹备工作是由伊·费·阿尔曼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等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列宁还为会议起草了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20-222页）。
但是代表会议的多数代表受中派影响，她们不讨论战争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而只限于讨论蔡特金的《关于妇女社会党人维护和平的国际行动》的报告。这个问题的决议案是蔡特金在英国和荷兰代表参与下起草的，具有中派主义性质。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而否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提出的列宁起草的决议草案。--537。）和国际青年代表会议（注：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于1915年4月4-6日在伯尔尼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保加利亚、德国、荷兰、丹麦、意大利、挪威、波兰、俄国、瑞士、瑞典共10个国家的青年组织的代表。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战争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任务。代表会议是在中派分子罗·格里姆的影响下组织和筹备的。
为了利用代表会议来团结青年国际主义分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派伊·萨法罗夫参加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把一份包含有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问题的基本论点的决议草案提交会议审查。这一草案是根据列宁为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写的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20-222页）拟的。但是代表会议没有通过这个决议，而通过了根据中派的精神写的决议。
代表会议选出了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局，通过了关于出版社会主义青年的国际机关刊物《青年国际》杂志的决议，并决定每年庆祝国际青年节。--537。）。这些会议都具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它们完全没有看到上述的危险性。它们没有制定出一条国际主义者的战斗路线。它们没有向无产阶级指出社会沙文主义者“重建”国际的方法对于无产阶级的危险性。它们至多不过重复一下旧的决议，而没有向工人指出，如果不进行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社会主义事业是没有希望的。它们至多是在原地踏步。
反对派内部的情况
毫无疑问，一切国际主义者最关心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内部的情况。曾是第二国际中最强有力的、居领导地位的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给了这一国际工人组织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但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反对派。在欧洲的大党中，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那些仍然忠于社会主义旗帜的同志们首先发出了响亮的抗议声。我们高兴地读了《光线》杂志（注：《光线》杂志(《Lichtsrahlen》)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左派集团--“德国国际社会党人”的机关刊物（月刊），1913-1921年在柏林不定期出版。尤·博尔夏特任该杂志主编，参加杂志工作的还有安·潘涅库克、安·伊·巴拉巴诺娃等人。--537。）和《国际》杂志（注：《国际》杂志(《DieInternationale》)是罗·卢森堡和弗·梅林创办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与理论问题的刊物。该杂志第1期于1915年4月出版，刊载了卢森堡的《国际的重建》、梅林的《我们的导师和党机关的政策》、克·蔡特金的《为了和平》及其他文章。这期杂志在杜塞尔多夫印刷，印了9000份。杂志纸型曾寄给伯尔尼的罗·格里姆，由他翻印向瑞士及其他国家传播。该杂志于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复刊。希·特勒上台后作为非法刊物继续秘密出版，至1939年停刊。
在《国际》杂志周围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于1916年组成了国际派，即斯巴达克派。国际派和“德国国际社会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反对派。--458、538、689。）。我们更高兴地听说，在德国，人们在散发秘密的革命呼吁◎第537页◎书，例如《主要敌人在本国》这样的呼吁书。这说明在德国工人中还保持着社会主义精神，在德国还有能够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人。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最明显地反映了当今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我们在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三个派别：机会主义的沙文主义者，他们的堕落和叛变，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达到像在德国那样的程度；考茨基的“中派”，他们在这里除了充当机会主义者的奴仆，根本没有能力扮演任何别的角色；左派，它是德国的唯一的社会民主派。
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德国左派的情况。我们把德国左派看作我们的同志，看作一切国际主义者的希望。
他们的情况怎样呢？
《国际》杂志说得很对，德国的左派还处于动荡之中，还将发生巨大的重新组合，他们的内部有比较坚定的分子，也有不够坚定的分子。
不言而喻，我们俄国国际主义者丝毫也不想干涉我们的德国左派同志的内部事务。我们知道，只有他们自己才完全有权根据时间和地点的条件来确定自己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方法。我们认为，我们的权利和义务仅仅是开诚布公地说明我们对情况的看法。
我们深信《国际》杂志的社论的作者说得十分正确，他断言，考茨基的“中派”比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更有害于马克思主义事业。现在谁抹杀意见分歧，现在谁假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向工人宣传考茨基主义所宣传的东西，谁就是在麻痹工人，就比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而使工人不得不自己去辨别是非的休特古姆和海涅之流更为有害。
考茨基和哈阿兹最近竟同“领导机关”对抗起来，这样做是迷◎第538页◎惑不了任何人的。他们和谢德曼分子之间的分歧不是原则性的分歧。一些人认为，兴登堡和马肯森已经胜利了，因此现在已经可以放手抗议兼并了。另一些人认为，兴登堡和马肯森还没有胜利，因此应当“坚持到底”。
考茨基派反对“领导机关”的斗争只是做给别人看的，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够在战争发生后对工人掩饰原则性的争论，用一千零一个以模模糊糊的“左的”精神起草的冗长的决议把问题掩盖起来。而起草这样的决议，第二国际的外交家们都是能手。
十分明显，德国反对派在反对“领导机关”的困难斗争中，也应当利用考茨基派的这种非原则性的对抗。但是，检验任何一个国际主义者的试金石，应当仍然是看他是否对新考茨基主义持否定态度。只有反对考茨基主义，只有懂得即使在自己的领袖实行假转变之后“中派”在原则问题上仍然是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盟友的人，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对国际中所有的动摇分子持何种态度，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分子--主要是带有和平主义色彩的社会党人--在中立国和在某些交战国中都有（例如在英国有独立工党（注：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7、492、539、727。））。这些分子可以成为我们的同路人。和他们搞好关系来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记住，他们仅仅是同路人，他们在重建国际的主要和根本的问题上不会拥护我们而会反对我们，他们会拥护考茨基、谢德曼、王德威尔得和桑巴。在国际会议上我们决不能把自己的纲领局限在这些分子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否则我们自己就会成为动摇不定的和平主义者的俘虏。例如，在伯尔尼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上就是这样。持克拉拉·蔡特金同志的观点的德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实际上起了“中派”的作用。这次妇女代表会议所谈的，仅仅是特鲁尔斯特拉的荷兰机会主义党的代表和独立工党(I.◎第539页◎L.P.)的代表所能接受的东西。我们不要忘记，在“协约国”沙文主义者伦敦代表会议上，独立工党曾投票赞成王德威尔得的决议案。我们对独立工党在战时对英国政府所作的英勇斗争表示最大的敬意。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党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而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举起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而明确地向工人说明我们是怎样看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提出群众革命行动的口号，即把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变为国内战争时代的起点。
不管怎样，在许多国家里都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俄国、斯堪的纳维亚（霍格伦同志所代表的有影响的一派）、巴尔干（保加利亚的“紧密派”（注：紧密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因主张建立紧密团结的党而得名，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紧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季·布拉戈耶夫，后来的领导人为格·约·基尔科夫、格·米·季米特洛夫、瓦·彼·柯拉罗夫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紧密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9年，紧密派加入了共产国际并创建了保加利亚共产党。--493、540。））、意大利、英国（英国社会党（注：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因此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在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费·罗特施坦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1920年该党的绝大多数地方组织加入了英国共产党。--492、540。）的一部分）、法国（瓦扬自己在《人道报》（注：《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起初是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493、540。）上也承认，他收到过许多国际主义者的抗议信，但是这些信他一封也没有全文发表）以及荷兰（论坛派（注：论坛派是1907-1918年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称谓，因办有《论坛报》而得名。领导人为戴·怀恩科普、赫·哥尔特、安·潘涅库克、罕·罗兰－霍尔斯特等。1907-1909年，论坛派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反对该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1909年2月，《论坛报》编辑怀恩科普等人被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开除。同年3月，论坛派成立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论坛派基本上持国际主义立场，但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持错误观点，个别领导人在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斗争中不够彻底，受到过列宁的批评。1918年11月，论坛派创建了荷兰共产党。--540。））等国家中，都有这样的人。团结这些马克思主义分子（不管起初他们的数量多么少），以他们的名义让人们回忆回忆现在已被忘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言论，号召各国工人同沙文主义者决裂并站到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到目前为止，一些制定出所谓“行动”纲领的会议，只是比较完全或不够完全地宣布了纯粹和平主义的纲领。马克思主义不是和平主义。争取尽速终止战争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在号召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下，要求“和平”才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所谓民主的和平只能是小市民的空想。真正的行动纲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因为只有这种纲领能够完全而清楚地向群众解答所发生的事情，阐明什么是帝国主义以及如何同它作斗争，公开声明机会主义已使第二国际破产，公开号召建立一个没有机会主义者参加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只有那◎第540页◎种足以表明我们相信自己、相信马克思主义并宣布要同机会主义作殊死斗争的纲领，才能保证我们迟早赢得真正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三国际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就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决裂了。现在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又变成了沙文主义者。这只能使我们更加相信，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是必要的。我们确信，今天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丝毫不亚于过去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决裂时社会党人同后者之间的分歧。机会主义者莫尼托尔在《普鲁士年鉴》（注：《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Jahrbücher》)是德国保守派的政治历史和文学月刊，1858-1935年在柏林出版。--495、541。）上说得很对，目前的统一有利于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因为它迫使左派服从沙文主义者，妨碍工人弄清争论的实质，妨碍工人建立自己的真正工人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政党。我们深信，在目前情况下革命者的首要职责，就是同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决裂，这恰恰像过去为了尽快教育落后工人并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而必须同黄色分子、反犹太主义者和自由派工会等决裂一样。
我们认为，第三国际就应当建立在这样的革命基础上。对我们党来说，不存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是否合适的问题。对我们党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对我们党来说，现在存在的只是能否在最近时期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这一决裂的问题。
十分明显，要创立一个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就必须在各个国家里都准备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德国这个工人运动历史最悠久、工人运动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是举足轻重的。最近的将来会表明，创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条件是否已经◎第541页◎成熟。如果已经成熟，我们党一定会高兴地参加这样一个清除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第三国际。如果没有成熟，这就表明，为了完成这种清除工作，还需要一个稍长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党就将成为旧国际内的极端的反对派，直到在各个国家里都具备一定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为止。
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最近几年在国际舞台上会有怎样的发展。但是我们确切知道并且确信不疑的是，我们党将朝着上述方向在我们的国家内，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中间不懈地工作，并将通过我们日常的全部工作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国际的俄国支部。
在我们俄国，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集团也不乏其例。这些人将反对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我们知道，普列汉诺夫是和休特古姆站在同一基本立场上的，并且现在已经向休特古姆伸出亲善之手。我们知道，阿克雪里罗得领导的所谓“组织委员会”（注：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是1912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俄国孟什维克的领导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在沙皇政府方面为战争辩护。组委会先后出版过《我们的曙光》、《我们的事业》、《事业》、《工人晨报》、《晨报》等报刊。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委会的职能即告终止。除了在俄国国内活动的组委会外，在国外还有一个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这个书记处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伊·谢·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组成，持和中派相近的立场，实际上支持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书记处的机关刊物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1915年2月-1917年3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0号。--542、697、707。）正在鼓吹俄国土地上的考茨基主义。这些人借口工人阶级的统一，鼓吹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并通过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统一。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当前俄国工人运动的全部情况可以使我们完全相信，有觉悟的俄国无产阶级将一如既往地同我们党站在一起。
第四章　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历史及其现状
上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策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30年来◎第542页◎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深入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就不能正确了解这一策略和我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向读者提醒党的历史中的一些主要事实。
社会民主党作为一种思想派别，产生于1883年。那时，“劳动解放社”（注：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543。）在国外第一次针对俄国的情况系统地阐述了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在90年代以前，社会民主派一直是一个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没有联系的思想派别。90年代初期社会运动的高涨、工人的风潮和罢工运动，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同工人阶级的斗争（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积极的政治力量。也就是从这时起，社会民主党开始分裂为“经济派”（注：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本版选集第1卷第261-271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同上，第289-457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505、543、733。）和“火星派”（注：火星派即《火星报》的拥护者。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前的《火星报》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201、543。）。
“经济派”和旧《火星报》
（1894-1903年）
“经济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它的政治实质可归结为如下这样一个纲领：“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司徒卢威主义”，这种主义所“承认”的是完全抹掉了任何革命性而合乎自由派资产阶级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借口俄国工人群众落后，希望“和群众一道前进”，而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范围局限为进行经济斗争和在政治上支持自由派，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独立的政治任务和任何革命任务。
旧《火星报》（1900-1903年）为捍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胜利地进行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觉悟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切优秀分子都站到了《火星报》方面。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前的几年内提出了一项最彻底的和不妥协的纲领。1905年革命期间的阶级斗争和群众的行动证明了这个纲领是正确的。“经济派”迁就群众◎第543页◎的落后性。《火星报》则培养了能领导群众前进的工人先锋队。社会沙文主义者目前所持的论据（必须考虑群众，帝国主义的进步性，革命者的“幻想”，等等），全部都是经济派曾经提出过的。早在20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见到过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司徒卢威主义”这种事情了。
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
（1903-1908年）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使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新的派别斗争，这个斗争是过去的斗争的直接继续。“经济主义”变成了“孟什维主义”。捍卫旧《火星报》的革命策略的斗争则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
在急风暴雨般的1905-1907年，孟什维主义是受自由派资产者支持的、在工人运动中传播自由派资产阶级倾向的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主义的实质就是使工人阶级的斗争适应自由派的需要。与此相反，布尔什维主义提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任务是：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和背叛，发动民主主义的农民进行革命斗争。而工人群众，如孟什维克自己也屡次承认的那样，在革命时期的所有重大行动中都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
1905年革命考验、加强、深化和锻炼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彻底革命的策略。各阶级和各党派的公开行动，不止一次地暴露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和自由派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
（1908-1914年）
反革命时期以完全新的形式又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策◎第544页◎略和革命策略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孟什维主义中的主流派不顾它的许多优秀分子的反对，掀起一股取消主义思潮，即放弃争取在俄国实行另一次革命的斗争，放弃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轻蔑地嘲笑“地下组织”，嘲笑共和国的口号等等。《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合法著作家集团（波特列索夫先生、切列万宁先生等）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原有的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核心，这个核心得到了想使工人放弃革命斗争的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百般支持、吹捧和宠爱。
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注：一月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也称布拉格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有20多个党组织，即几乎所有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组织的代表参加，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列宁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起草了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会议肯定俄国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宣布取消派的所作所为已使他们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他们清除出党。代表会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草案。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它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这次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新型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对巩固党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关于一月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545。）把这个机会主义集团开除出党，并且不顾许多国外的大小集团的疯狂反对，恢复了党。在两年多（1912年初至1914年中）的时间里，两个社会民主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个是1912年1月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另一个是“组织委员会”。后者拒不承认一月代表会议，并企图按另一种方式即通过与《我们的曙光》集团保持统一去恢复党。两种工人日报（《真理报》（注：《北方真理报》是《真理报》在1913年8月1日（14日）-9月7日（20日）期间使用的名称。《真理报》用这个名称共出了31号。
《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在不同时期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尼·尼·巴图林、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康·斯·叶列梅耶夫、米·伊·加里宁、尼·伊·波德沃伊斯基、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马·康·穆拉诺夫等。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积极参加了《真理报》的工作。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328、331、389、545。）和《光线报》（注：《光线报》(《Луч》)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2年9月16日（29日）-1913年7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37号。该报主要靠自由派捐款维持。对该报实行思想领导的是组成原国外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尔·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亚·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鼓吹建立所谓“公开党”的机会主义口号，反对工人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企图修正党纲的最重要的论点。列宁称该报是叛徒的机关报。
1913年7月11日（24日）起，《光线报》依次改用《现代生活报》、《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等名称出版。--351、545。）以及它们的后继者）之间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两个社会民主党党团（真理派或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和以齐赫泽为首的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之间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真理派”始终忠于党的革命传统，支持开始高涨的工人运动（特别在1912年春季以后），把合法组织和秘密组织、报刊和鼓动结合起来，从而把觉悟的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团结到自己的周围；而取消派--它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只是通过《我们的曙光》集团进行活动--则依靠自由派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支持。
工人团体对两党报纸的公开捐款，是适合俄国当时条件的（同时是唯一可以公开实行的、人人都可以自由核查的）交纳社会民主党党费的形式，它清楚地证明了“真理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是无产阶级，而取消派（以及他们的“组织委员会”）◎第545页◎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下面就是关于这些捐款的简要材料，　这些材料详尽地刊载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注：指《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关于现代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论文集。第2册》一书，该书于1914年7月由党的波涛出版社出版。文集收载了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反对取消派的文章。此处列宁是指他写的《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和《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两篇文章，其中载有关于工人捐款的详细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04-312页和第418-426页）。--546。）一书中，并摘要登载在1914年7月21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莱比锡人民报》（注：《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日报），1894-1933年出版。该报最初属于该党左翼，弗·梅林和罗·卢森堡曾多年担任它的编辑。1917-1922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22年以后成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546。）上。
1914年1月1日至5月13日，分别捐款给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的（真理派的）日报和取消派的日报的捐款次数和捐款总额如下：
　　　　　　　真　理　派　　　　　　取　消　派
　　　　捐款　　　捐款总额　　　捐款　　　捐款总额
　　　　次数　　（单位卢布）　　次数　　（单位卢布）工人团体……2873　　　　18934　　　671　　　　5296非工人团体……713　　　　2650　　　453　　　　6760
由此可见，到1914年，我们党已经把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团结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周围。1913年全年，工人团体给真理派捐款2181次，给取消派捐款661次。1913年1月1日至1914年5月13日，工人团体给“真理派”（即我们党）捐款5054次，给取消派捐款1332次，即占20.8％。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
（1914-1915年）
1914-1915年的欧洲大战，使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在这场世界范围的危机中检验自己的策略。这场奴隶主之间的战争的反动性和掠夺性，从沙皇政府方面看，要比从其他各国政府方面看更加明显得多。尽管如此，取消派的主要集团（在俄国，除了我们党，它是唯一有重大影响的集团，因为它和自由派有广泛的联系）还是转向了社会沙文主义！这个《我◎第546页◎们的曙光》集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独占合法地位，在群众中鼓吹什么“不抵制战争”、希望三协约国（现在是四协约国）获胜、谴责德国帝国主义犯了“滔天罪行”等等。自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曾多次表现出毫无政治气节，曾多次转向机会主义者，现在他更加坚决地采取了这种立场，从而博得俄国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称赞。普列汉诺夫已经堕落到宣称沙皇政府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并在意大利的官方报纸上发表谈话，极力怂恿意大利参战！！
这就完全证明，我们对取消主义的评价和把取消派的主要集团开除出党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取消派的现实纲领和他们的方针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一般的机会主义，而且在于他们维护大俄罗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大国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这是执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方针。这是一部分激进派小资产者、极少数特权工人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盟。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无论取消派，无论某些国外集团（普列汉诺夫的、阿列克辛斯基的、托洛茨基的，等等），或所谓“民族的”（即非大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承认我们的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我们挨了数不清的咒骂，其中最常听到的罪名就是“盗用名义”和“分裂主义”。我们对此的回答就是举出经得起客观检查的确凿数字，证明我们党团结了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如果考虑到在反革命时代进行秘密活动的各种困难，这个数目就不算小了。
如果说在俄国不清除《我们的曙光》集团就可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基础上达到“统一”，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为数众多的反对◎第547页◎者甚至在他们彼此之间都没有实现统一呢？自1912年1月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三年半了，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的反对者虽然很想建立一个与我们相对立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来。这个事实为我们党作了最好的辩护。
同我们党进行斗争的各社会民主派别的整个历史，是一部崩溃和瓦解的历史。在1912年3月它们曾经一致“联合起来”咒骂我们。然而到1912年8月，当反对我们的所谓“八月联盟”（注：指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取消派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上成立了反党的八月联盟，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共29名，29人中只有3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一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八月联盟成立后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328、548。）建立起来的时候，它们就开始分崩离析了。一部分派别脱离了它们。它们无法建立起一个党和中央委员会。它们只建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以恢复统一”。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委员会不过是俄国取消派集团的一个不中用的掩蔽物。在1912-1914年俄国工人运动和群众罢工异常高涨的整个时期内，整个“八月联盟”中只有《我们的曙光》集团是能够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唯一集团，这个集团的力量来源于它和自由派的联系。1914年初，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正式退出了“八月联盟”（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参加这个联盟），联盟的领袖之一托洛茨基则非正式地退出了联盟，又建立了他自己单独的集团。1914年7月的布鲁塞尔代表会议在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的参加下建立了所谓“布鲁塞尔联盟”（注：布鲁塞尔联盟（七三联盟）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联盟，由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崩得分子和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代表在布鲁塞尔“统一”会议结束后组成。
布鲁塞尔“统一”会议是根据社会党国际局1913年十二月会议的决定于1914年7月3-5日（16-18日）召开的。按照这个决定，召开会议是为了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但是，早在1914年夏天，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埃·王德威尔得访问彼得堡时，就同取消派的首领们商定：社会党国际局将不是充当调停者，而是充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仲裁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知道，布鲁塞尔会议所追求的真正目的是要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但是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如拒绝参加，将会使俄国工人无法理解，因此还是派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代表团由伊·费·阿尔曼德（彼得罗娃）、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卡姆斯基）和伊·费·波波夫（巴甫洛夫）三人组成。列宁当时住在波罗宁，同代表团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指示代表团要采取进攻的立场，要牢牢记住社会党国际局是调停者，而不是法官，这是十二月会议决议宣布了的，谁也别想把别人意志强加于布尔什维克派代表参加布
鲁塞尔会议的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外，还有10个团体和派别。会议充满着尖锐斗争，不得不把已通过的议程搁置一边。机会主义分子对列宁拟定的条件进行恶毒攻击。普列汉诺夫说这不是实现统一的条件，而是“新刑法条文”。王德威尔得声称，即使这些条件在俄国得到赞同，国际也不允许付诸实施。考茨基以社会党国际局的名义提出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案，断言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不存在妨碍统一的任何重大分歧。由于通过决议一事已超出会议的权限，布尔什维克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参加表决。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案仍以多数票通过。布尔什维克拒绝服从布鲁塞尔会议决议。
布鲁塞尔联盟没有存在多久就瓦解了。--494、548。）来反对我们，拉脱维亚人没有参加这个联盟，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派）也立即脱离了这个联盟。这个联盟在战争爆发后便瓦解了。《我们的曙光》杂志、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以及高加索社会民主党领袖阿恩，都成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鼓吹最好让德国失败。组织委员会和崩得庇护社会沙文主义者，维护社会沙文主义原则。齐赫泽党团虽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在俄国，甚至连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都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但仍然是《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忠实盟友。我们的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第548页◎和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对齐赫泽党团十分满意。在巴黎，创办了《我们的言论报》（其前身是《呼声报》），其主要参加者是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他们想把空泛地捍卫国际主义和要求同《我们的曙光》杂志、组织委员会或齐赫泽党团无条件地统一这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报纸在出版了250号以后，自己不得不承认已经解体：编辑部的一部分人倾向我们党，马尔托夫仍然忠于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公开谴责《我们的言论报》（注：《我们的言论报》(《НашеСлово》)是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15年1月-1916年9月在巴黎出版，以代替被查封的《呼声报》。--456、549。）犯了“无政府主义”（正如德国的机会主义者大卫之流、《国际通讯》杂志（注：《国际通讯》杂志(《InternationaleKorrespondenz》)是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周刊。1914年9月底-1918年10月1日在柏林出版。--549。）、列金之流指责李卜克内西同志犯了无政府主义一样）；托洛茨基宣称和组织委员会决裂，但又愿意和齐赫泽党团一道走。下面就是齐赫泽党团的一位领袖阐述的该党团的纲领和策略。契恒凯里1915年在奉行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方针的《现代世界》杂志（注：《现代世界》杂志(《СовременныйМир》)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906年10月-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编辑为尼·伊·约尔丹斯基等人。孟什维克格·瓦·普列汉诺夫、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等积极参加了该杂志的工作。　布尔什维克在同普列汉诺夫派联盟期间以及在1914年初曾为该杂志撰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世界》杂志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刊物。--549。）第5期上写道：
“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本来能够制止自己国家的军事行动而没有这样做，这是暗地希望该党不仅让自己，而且让自己的祖国断送在街垒上，或者是拿无政府主义的望远镜观察近在咫尺的事物。”（注：1915年《现代世界》杂志第5期第148页。托洛茨基在不久前宣称，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高齐赫泽党团在国际中的威信。毫无疑问，契恒凯里也将同样卖力气地去提高托洛茨基在国际中的威信……）
短短几句话将社会沙文主义的实质表达得淋漓尽致：既是在原则上为主张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又是嘲笑--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允许下--宣传和准备革命的行动。问题根本不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能否制止战争，也不在于革命者究竟能否担保革命胜利。问题在于：是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还是真要“断送”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怀抱里。◎第549页◎
我们党的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前产生，并在这次革命和尔后的反革命时期壮大起来的。俄国的落后使我国出现异常多的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和各国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前的巩固，则使我国一些典型的自由派几乎完全拜倒在“合理的”、“欧洲式的”（非革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党的脚下。俄国工人阶级不得不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30年的坚决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政党。世界大战的过程使欧洲的机会主义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而使我们的民族主义自由派和社会沙文主义取消派的联盟得到了巩固；这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党在今后也必须沿着我们原来的彻底革命的道路前进。
1915年8月在日内瓦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印成单行本；
第2版序言载于1918年出版的小册子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19-363页◎第550页◎
论欧洲联邦口号
（1915年8月10日〔23日〕）
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其中5号有附刊。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实际上该报的领导者是列宁。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反动年代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1907-1914年），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展开了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布尔什维克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该报在俄国国内和国外传播很广，影响很大。--463、551、706。）第40号上曾报道说，我们党的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决定把“欧洲联邦”口号问题推迟到报刊上讨论了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之后再来解决。（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3页。--编者注）
我们的代表会议上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争论，只涉及政治一个方面。其部分原因也许是因为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把这个口号直截了当地表述为政治口号（宣言说：“当前的政治口号……”），同时，宣言不但提出了共和制的欧洲联邦，而且还特地着重指出，“如果不提以革命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制度”，这个口号便是毫无意义的和欺骗性的。（注：见本卷第408页。--编者注）
在对这个口号作政治评价的范围内反对这样提出问题，例如，认为这个口号会模糊或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口号，那是完全错误的。真正民主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政治革命，无论何时，无论在何种情形和何种条件下，都不会模糊或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口号。相反，它们总是在促使社会主义革命早日到来，为它扩展基础，吸引更多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参加社会主义斗争。另一方面，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免的，不能把社会◎第551页◎主义革命看作是一次行动，而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剧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
但是，如果说同以革命推翻欧洲三国最反动的君主制度（以俄国君主制度为首）联系起来提出的共和制的欧洲联邦这一口号，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是无懈可击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一口号的经济内容和经济意义问题。从帝国主义的经济条件来看，即从“先进的”和“文明的”殖民大国的输出资本和瓜分世界这一点来看，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
资本已经变成国际的和垄断的资本。世界已经被少数几个大国即依靠大规模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而强盛起来的国家瓜分完毕。欧洲四个大国英、法、俄、德，共有25000-30000万人口和将近700万平方公里土地，而它们所占领的殖民地却有近5亿（49450万）人口和6460万平方公里土地，即差不多占全球面积的一半（全球面积除两极地区外，共有13300万平方公里）。此外还有亚洲三个国家，即中国、土耳其、波斯，现在正遭到日、俄、英、法这四个进行“解放”战争的强盗的分割。亚洲这三个可以称之为半殖民地（其实它们现在十分之九已经是殖民地）的国家，共有人口36000万，土地145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差不多等于全欧洲面积的一倍半）。
其次，英、法、德三国在国外的投资不下700亿卢布。保证从这笔相当可观的款项上每年能够得到30亿卢布以上的“正当”收益的，是百万富翁们的全国委员会即所谓的政府。这些委员会拥有陆军和海军，把“亿万富翁”的子弟“安置”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充当总督、领事、大使、各种官员、牧师和其他吸血虫。◎第552页◎
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程度的时代，少数几个大国对地球上将近10亿人口的掠夺，就是这样组织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只能这样组织。能够放弃殖民地，放弃“势力范围”，放弃资本输出吗？谁这样想，谁就是把自己降低到牧师的水平，这些牧师每礼拜天都向富人宣扬基督教的崇高教义，劝他们周济穷人……每年如果不能拿出几十亿卢布，至少也拿出几百卢布。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根据别的基础、别的原则进行瓜分。一个亿万富翁只能“按资本”所占比例同别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而且还要多一点，要让最大的资本得到比它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样的基础上“公平地”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注：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蒲鲁东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思想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2、553。），便是小市民和庸人的痴想。瓜分只能“按实力”进行。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而变化的。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增强要比英法快两三倍；日本要比俄国快十来倍。而要测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实力，除了战争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战争同私有制的基础并不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平衡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中的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经常遭到破坏的均势。
当然，资本家之间和大国之间缔结暂时的协定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资本家之间的协定，也是可能的……协定的内容是什么呢？仅仅是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不让他们被日本和美国夺走，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于当前这种瓜分殖民地的状况感到极端委屈，而它们近半个世纪以来实力增强之快，远非落后的、君主制的、已经◎第553页◎开始老朽的欧洲所能比拟。与美国相比，欧洲整个说来意味着经济上的停滞。在现代经济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把反动势力组织起来去阻碍美国的更为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联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使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完全消失以前，世界联邦（而不是欧洲联邦）是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作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第一，因为它是和社会主义交融在一起的；第二，因为它会造成一种曲解，以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并且会使人曲解这样的国家和其余国家之间的关系。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胜利的社会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它将日益集中该民族或各该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同还没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作斗争。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可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比较长期而顽强的斗争，便不可能有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下的自由联合。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并根据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上以及在会议以后对这个问题的反复讨论，中央机关报编◎第554页◎辑部得出如下的结论：欧洲联邦口号是不正确的。
载于1915年8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4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64-368页◎第555页◎
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
*（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写在《哲学》笔记本中，在《拉萨尔〈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之间，由于其中有引自《形而上学》的引文，所以有理由认为它是在列宁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著作以后写的。因此，《谈谈辩证法问题》是1914-1915年列宁研究哲学问题的独特总结。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辩证规律，形而上学的和辩证的发展观；分析了绝对和相对，抽象和具体，一般、特殊和个别，逻辑和历史等等范畴；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性质；指出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556。）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看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一书第3篇（《论认识》）开头所引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0页。--编者注）），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为此绞尽脑汁，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注：见列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13页）。--编者注））。
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作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当作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
在数学中，＋和－，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正电和负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第556页◎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术语的差别在这里并不特别重要。在一定意义上二者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在“自己运动”中、自生发展中和蓬勃生活中的世界一切过程，就要把这些过程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按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它的泉源、它的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上帝、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按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僵死的、平庸的、枯燥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注意：顺便说一下，主观主义（怀疑论（注：怀疑论是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和能否认识表示怀疑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产生于公元前4-3世纪古希腊奴隶制发生危机的时代，其创始人是皮浪，最著名的代表是埃奈西德穆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古代怀疑论者从感觉论的前提出发，得出不可知论的结论。他们把感觉的主观性绝对化，认为人不能超出他自己的感觉范围，不能确定哪一种感觉是真的。他们宣称，对每一事物都可以有两种互相排斥的意见，即肯定和否定，因而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是不可靠的。他们要人们拒绝认识，对事物漠不关心，说这样就可以从怀疑中解脱出来，而达到心灵恬静即“无感”的境界。
在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哲学家米·蒙台涅、皮·沙朗和皮·培尔曾利用怀疑论来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教会。照马克思的说法，培尔“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并宣告“无神论社会的来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相反，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布·帕斯卡却用怀疑论反对理性认识，维护基督教。
18世纪，怀疑论在大卫·休谟和伊·康德的不可知论中得到复活，戈·恩·舒尔采则试图使古代怀疑论现代化。新怀疑论十分明确地声称达到科学认识是不可能的。马赫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的其他唯心主义哲学流派都利用怀疑论的论据。--90、557。）和诡辩论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说来，相对只是相对，因而排斥绝对。◎第557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
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茹奇卡是狗（注：伊万是俄国最常见的人名。茹奇卡是俄语中看家狗的常用名字。--558。）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施韦格勒译，第2卷第40页，第3篇第4章第8-9节：“因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房屋。”--“ονγàραυ(ε?ημευειυα?τωαοιχιαυπαρà　τà(τιυà(οιχ?α(.”）。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过渡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这里已经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概念的因素、胚芽了。这里已经有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因为我们在说伊万是人，茹奇卡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就把许多特征作为偶然的东西抛掉，把本质和现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
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很像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第558页◎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胚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本来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过渡、转化、相互联系。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不论是黑格尔（见《逻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中现代的“认识论者”、折中主义者、黑格尔主义的敌人（他不懂黑格尔主义！）保尔·福尔克曼（参看他的《认识论原理》第……页（注：此处见保·福尔克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理及其与当代精神生活的联系》一书第2版第35页。列宁关于该书的札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43-344页。列宁在作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摘要时，也指出了类似的地方（同上，第207页和第219-220页）。--559。））都把认识看作一串圆圈。
哲学上的“圆圈”：［是否一定要以人物的年代先后为顺序呢？
　　　　　　　　　　　　　　　　　　　　　　　　　　　　　不！］
古代：从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
文艺复兴时代：　笛卡儿对伽桑狄（斯宾诺莎？）。
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
　　　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整体的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第559页◎过程和发展。
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狄慈根）（注：überschwenglich可译为“过分的”、“过度的”、“无限的”、“过火”等等。这个词是约·狄慈根在分析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物质和精神等等之间的关系时使用的一个字眼（例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419-420、423页）。列宁也在自己的一些著作中使用它来揭示对概念的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理解。例如，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发展了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作的表述，他写道：“狄慈根在《漫游》中重复说，物质这个概念也应当包括思想。这是胡涂思想。因为这样一来，狄慈根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物质和精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对立就会失去意义。至于说到这种对立不应当是’无限的’、夸大的、形而上学的，这是不容争辩的（强调这一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狄慈根的巨大功绩）。这种相对对立的绝对必要性和绝对真理性的界限，正是确定认识论研究的方向的界限。如果在这些界限之外，把物质和精神即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对立当作绝对的对立，那就是极大的错误。”（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57页）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也谈到真理的辩证性质（同上，第39卷第42页）。--560。）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无实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
载于1925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5-6期合刊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5-311页◎第560页◎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
（1916年1-2月）
1.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用垄断代替了竞争，从而创造了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因此，在西欧和美国，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政府、剥夺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经提上日程。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使群众的处境日趋恶化--在经济方面，是托拉斯的建立和物价高涨；在政治方面，是军国主义发展，战争频繁，反动势力加强，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的掠夺不断加剧和扩大。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必将实现充分的民主，因而，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即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任何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能在目前和在革命时期以及革命胜利以后，用自己的全部行动证明它们将做到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在自由结盟的基础上--没有分离自由，自由结盟就是一句谎话--建立同它们的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当然，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将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第561页◎但那只是在取得最终胜利和彻底得到巩固的社会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时候的事。
2.社会主义革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会战，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进行的一系列的会战，这些会战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会掩盖、遮挡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像不实现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而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革命的斗争，就不能作好战胜资产阶级的准备。
如果从民主纲领中删去一条，例如删去民族自决这一条，借口这一条在帝国主义时代似乎“不能实现”，或者说是“一种虚幻”，那同样是错误的。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实现的论断，可以从绝对的、经济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从相对的、政治的意义上来理解。
在第一种场合，这个论断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第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诸如劳动货币或消灭危机等等，是不能实现的。但如果认为民族自决也同样不能实现，那就完全不对了。第二，即使只举1905年挪威从瑞典分离的例子，也足以驳倒认为民族自决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实现”的论断。第三，如果德国和英国稍微改变一下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相互关系，则今天或明天成立波兰、印度等新国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否认这一点是可◎第562页◎笑的。第四，金融资本为谋求向外扩张，会“自由”收买和贿赂最自由的民主共和的政府以及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独立”国家的由选举产生的官吏。金融资本的统治，也和任何资本的统治一样，是政治民主方面的任何改革所不能消灭的；而自决则完全是属于政治民主方面的。但是，政治民主作为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更自由、更广泛和更明显的形式，它的作用是这种金融资本的统治根本无法消除的。因此，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关于政治民主的某一种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的一切说法，归结起来，就是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和整个政治民主的一般的、基本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判定。
在第二种场合，这个论断是不完全和不确切的。因为不单是民族自决权，就是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如果说它们“可以实现”，那也只能是不充分地、残缺不全地得到实现，而且是罕见的例外（如1905年挪威从瑞典分离）。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立即解放殖民地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经过多次革命，也是“不能实现”的。然而，社会民主党绝不因此而拒绝为实现这一切要求立即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拒绝这种斗争只会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恰恰相反，必须用革命的而不是改良的方式表述并且实现这一切要求；不要局限于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的框框，而要打破这个框框；不要满足于议会中的演讲和口头抗议，而要发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扩大和加强争取实现任何根本的民主要求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直接的冲击，也就是说，直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可以因大罢工、街头游行示威、饥民骚乱、军队起义或殖民地暴动而爆发，也可以因德雷福斯案件（注：德雷福斯案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563。）或萨韦纳事件（注：萨韦纳事件发生在阿尔萨斯的萨韦纳市。1913年11月，由于一个普鲁士军官粗暴侮辱阿尔萨斯人，该市爆发了当地居民（大多数是法国人）反对普鲁士军阀压迫的怒潮。--563。）之类的任何政治危机，或者因就被压迫民族的分离问题举行的全民投票等等而爆发。◎第563页◎
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的加剧不会使社会民主党放弃为争取民族分离自由而进行的“空想的”（像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斗争，而是相反，会使社会民主党加紧利用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各种冲突，作为发动群众性行动和反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导火线。
3.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同联邦制的关系
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鼓动分离的充分自由，以及由要求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分离问题。因此，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并不就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愈接近充分的分离自由，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制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而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充分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张集中制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宁愿爱尔兰和英国结成联邦，而不愿爱尔兰受英国人的暴力支配。（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页和第40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3页）。--编者注）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正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方面应当向群众说明伦纳和◎第564页◎奥·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注：民族文化自治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鲍威尔和卡·伦纳制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崩得分子都提出过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列宁对民族文化自治的批判，另见《论“民族文化”自治》（《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180-184页）、《论民族自决权》（同上，第25卷第223-285页）等著作。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89-358页）也批判了民族文化自治。--346、528、565。）这个主张的反动性，另一方面应当要求解放被压迫民族，不是说一些泛泛的、模棱两可的言词，不是唱一些内容空洞的高调，不是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而是明白确切地规定政治纲领，并且在政治纲领中要特别考虑到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的伪善和胆怯。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4.对民族自决问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提法
不仅民族自决这个要求，就是我们最低民主纲领中的所有各点，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就已经由小资产阶级提出来了。而且小资产阶级直到现在还在空想地提出这一切，因为他们看不见民主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和这种斗争的激化，相信“和平的”资本主义。那种欺骗人民的并且为考茨基分子所维护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建立各平等民族和平联盟的主张，就是这样的空想。同这种小市民的机会主义的空想相反，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应当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只限于发表一些泛泛的、千篇一律的、任何一个和平主义的资产者都会加以重复的反对兼并、赞成一般民族平等的言词。对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感到特别“不愉快的”问题，即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国家疆界问题，无产阶级不能回避，不能默不作声。无产阶级不能不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一个国家的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说，要为自决权而斗争。无产阶级应◎第565页◎当要求受“它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否则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会始终是一句空话，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的信任和阶级团结都将无从谈起，那些维护民族自决、却闭口不提受“他们自己的”民族压迫并被强制地留在“他们自己”国家内的民族的改良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的假面具就始终不会被揭穿。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特别维护和实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与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充分的无条件的（包括组织上的）统一。否则在资产阶级的种种诡计、背叛和欺骗下，就不可能捍卫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经常把民族解放的口号变成欺骗工人的手段：在对内政策上，它利用这些口号去同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达成反动的协议（如在奥地利和俄国的波兰人同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压迫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在对外政策上，它竭力同相互对垒的帝国主义大国之一相勾结，来实现自己的掠夺目的（巴尔干小国政策等等）。
争取民族自由、反对某一帝国主义大国的斗争，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被另一“大”国利用来达到它的同样的帝国主义目的，这种情况并不能使社会民主党拒绝承认民族自决权，正像资产阶级屡次利用共和制口号来达到政治欺骗和金融掠夺的目的（例如在罗马语国家），并不能使社会民主党人放弃共和制的主张一样。（注：不用说，如果认为从自决权中似乎会得出“保卫祖国”的结论，因而否认民族自决权，那是很可笑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1914-1916年间也同样有理由，即同样不严肃地拿民主派的任何一个要求（如拿它的共和制要求）和反对民族压迫的任何一种提法作借口，为“保卫祖国”辩护。马克思主义肯定在欧洲某些战争中，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或加里波第战争中保卫祖国，而否定在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两种结论都是在分析每次战争的具体历史特点后得出的，而决不是从什么“一般原则”或者从纲领的某一条文中得出的。）◎第566页◎
5.民族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
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马克思认为一切民主要求，毫无例外，都不是绝对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反封建制斗争的历史表现。在这些要求中，每一项要求在某种情况下都能成为或者会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工具。在这方面，把政治民主要求之一，即民族自决单独挑出来，同其余的要求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对的。在实践上，无产阶级只有使自己争取一切民主要求（包括共和制的要求）的斗争服从于自己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保持住自己的独立。
另一方面，同那些借口“为了社会革命”而“否定”民族问题的蒲鲁东主义者相反，马克思主要着眼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而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6页。--编者注）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正是从德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利益出发，马克思在1848年要求德国民主派一旦获得胜利以后宣布和实现受德国人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自由。（注：这一论点是恩格斯在《布拉格起义》一文中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95页）。列宁从弗·梅林出版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遗著》一书中引用了这一论点，而该书没有注明《布拉格起义》一文的作者是谁。--567。）正是从英国工人革命斗争着想，马克思在1869年要求爱尔兰从英国分离，他并且补充说：“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页，第32卷第398-399、625-626页。--编者注）。马克思正是通过提出这样的要求，真正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了英国工人。正是◎第567页◎这样，他做到了用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革命方法来抵制机会主义者，抵制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还没有实现爱尔兰“改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正是这样，马克思做到了与叫嚷小民族的分离自由是空想的、不能实现的，叫嚷不但经济集中而且政治集中都是进步的那些资本辩护士针锋相对，不是从帝国主义的角度来坚持这种集中是进步的，坚持各民族不是在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在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基础上的接近。正是这样，马克思做到了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也用群众的革命行动抵制那种口头承认而且往往是假装承认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态度。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它所暴露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的伪善的奥吉亚斯牛圈（注：奥吉亚斯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568。），鲜明地证实了马克思这个政策的正确性，这个政策应当成为所有先进国家的榜样，因为现在每个先进国家都在压迫其他民族。（注：常常有人借口马克思对某些民族（如1848年的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持否定态度，来否认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必须承认民族自决，例如，最近德国的沙文主义者伦施在《钟声》杂志[《钟声》杂志(《DieGlock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亚·李·帕尔乌斯办的刊物（双周刊），1915-1925年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出版。--568。]第8期和第9期上就是这样说的。但这是不对的，因为在1848年，从历史上和政治上都有理由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马克思反对前者而维护后者[这里说的是恩格斯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2-342页）。列宁是从弗·梅林出版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遗著》中引用这篇文章的，而该书没有注明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568。]，这是对的。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总的民主利益。在1848年和以后的年代，总的民主利益首先就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
6.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
在这方面，应当把国家分为三大类：
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第568页◎运动在这里早已结束。这些“大”民族每一个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这些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和19世纪英国无产阶级对爱尔兰的任务是一样的。（注：在某些没有参加1914-1916年战争的小国，如荷兰和瑞士，资产阶级竭力利用“民族自决”的口号为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辩护。这是促使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否定自决的原因之一。人们维护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即否定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但用的论据不正确。结果，在理论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而在实践上则表现出某种小民族的狭隘性，忘记了被“大国”民族奴役的各民族的亿万居民。哥尔特同志在他的《帝国主义、大战和社会民主党》这本出色的小册子中，不正确地否定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他正确地运用了这个原则，因为他要求荷属印度立即实行“政治的和民族的独立”，并且揭露了拒绝提出这个要求并为这个要求而斗争的荷兰机会主义者。）
第二，欧洲东部：奥地利、巴尔干、特别是俄国。在这里，20世纪使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特别发展起来，使民族斗争特别尖锐起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在这里，特别困难而又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阶级斗争汇合起来。
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所有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人口共达10亿。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的刚刚开始，有的远未完成。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正是承认自决权；社会党人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如有机会，还要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第569页◎
7.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
帝国主义时代和1914-1916年的战争，特别提出了在各先进国家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任务。社会沙文主义者，也就是说，那些把“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应用于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以此粉饰这场战争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在民族自决问题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相当露骨的资产阶级奴仆，他们借口帝国主义和政治集中是进步的而赞成兼并，否认自决权，说它是空想的、虚幻的、小资产阶级的，等等。属于这一类的，有德国的库诺、帕尔乌斯和极端机会主义者，英国的一部分费边派（注：费边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为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492、570、670。）和工联（注：工联即英国及其自治领的工会。工联成员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联领导人大多数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工联思想家们否认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实际上把工人政党的作用等同于工联的议会代表团。--570。）领袖，俄国的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等。
另一类是考茨基分子，其中也包括王德威尔得、列诺得尔及英法等国的许多和平主义者，他们主张同前一类人讲统一，而且在实践上和他们完全一致，他们维护自决权纯粹是口头上的和伪善的，因为他们认为要求政治分离自由是“非分的”（“zuvielverlangt”，这是考茨基在1915年5月21日《新时代》杂志（注：《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28、371、442、462、570、615、691、706、740。）上用的字眼），他们不坚持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采取革命的策略，反而抹杀他们的革命义务，为他们的机会主义辩护，帮助他们欺骗人民，对于把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强制地留在本国版图内的国家疆界问题，他们恰恰避而不谈，等等。
这两类人同样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糟蹋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解不了马克思用爱尔兰的例子说明的策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迫切性。◎第570页◎
至于讲到兼并，这个问题由于战争而变得特别迫切了。但是，什么是兼并呢？不难理解，反对兼并，要么就是归结为承认民族自决，要么就是停留在主张维护现状和敌视一切暴力、甚至革命的暴力的和平主义言词上。这种言词根本是虚伪的，是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8.无产阶级在最近将来的具体任务
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将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剥夺银行和实行其他专政措施。资产阶级，特别是费边派和考茨基分子类型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时刻将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阻止革命，强使革命止于有限的民主目标。在无产者已经开始冲击资产阶级政权基础的情况下，如果说一切纯民主要求都会在某种意义上起阻碍革命的作用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宣布和实现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自由（也就是它们的自决权）却非常迫切需要，就像1848年德国的或1905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获得胜利而迫切需要它一样。
然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还要经过5年、1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当务之急是要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使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无法留在工人政党内，使他们不能取得1914-1916年这样的胜利。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如果英国社会党人不要求各殖民地和爱尔兰有分离的自由；德国社会党人不要求殖民地、阿尔萨斯人、丹麦人和波兰人有分离的自由，不把直接的革命宣传和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也扩大到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方面去，不利用萨韦纳这类事件在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中进行最广泛的秘密宣◎第571页◎传、举行街头游行示威和组织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俄国社会党人不要求芬兰、波兰、乌克兰等有分离的自由，如此等等，--这样的社会党人的言行就同沙文主义者一模一样，就同沾满了血污的帝国主义君主政府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奴仆毫无二致。
9.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对自决的态度
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决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早在1903年的代表大会（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定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1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的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的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的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见本版选集第4卷第135页）--572。）上就表面化了。这次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并且不顾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反对，把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第9条列入了这个纲领。此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以党的名义再提议把第9条从我们党的纲领中删掉，或代以其他条文。
在俄国，被压迫民族占全国人口57％以上，总数超过1亿人；这些民族多半居住在边区；这些民族的一部分在文化上高于大俄罗斯人。在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是特别野蛮，具有中世纪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因此，在俄国，为了完成自己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必须承认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从俄国自由分离的权利。我们党在1912年1月重建后，在1913年通过了一项决议（注：指列宁起草并由1913年9月23日-10月1日（10月6-14日）在波罗宁举行的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60-62页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05-407页）。--572。），这项决议再次肯定了自决权，并且对其具体含义作了如上的解释。1914-1916年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资产阶级中间和机会主义社会党人（鲁巴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和《我们的事业》杂志（注：《我们的事业》杂志(《НашеДе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主要刊物（月刊），1915年1月起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1914年10月被查封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共出了6期。--572、717。）等等）中间的猖獗，更加促使我们坚持这个要求，并且认为否定这个要求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支持大俄罗斯沙◎第572页◎文主义和沙皇制度。我们党声明，它对这种反对自决权的言行决不承担任何责任。
波兰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的最新表述（波兰社会民主党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荷兰、瑞士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509、573、727。）上的宣言）包含下列一些思想：
这个宣言痛斥德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把“波兰地区”看作将要到来的赔偿赌博中的抵押品，“剥夺波兰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可能”。“波兰社会民主党坚决而严正地提出抗议，反对重新瓜分，反对把一个完整的国家肢解成几部分……”　宣言斥责那些把……“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事业”交给霍亨索伦王朝的社会党人。宣言深信只有参加这一即将到来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打碎民族压迫的枷锁和消灭一切形式的异国统治，保证波兰人民能够在各民族的联盟中作为平等的一员获得全面的自由发展”。宣言认为这场战争“对波兰人”来说是“双重的骨肉相残的战争”（1915年9月27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注：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S.K.)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执行机构，在1915年9月5-8日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成立。组成委员会的是中派分子罗·格里姆、奥·莫尔加利、沙·奈恩以及担任译员的安·伊·巴拉巴诺娃。委员会设在伯尔尼。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之后不久，根据格里姆的建议，成立了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参加扩大委员会的是同意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决议的各党的代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参加扩大委员会的是列宁、伊·费·阿尔曼德和格·叶·季诺维也夫。
《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KomissionzuBern.Bulletin》)是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机关报，于1915年9月-1917年1月在伯尔尼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出版，共出了6号。--573、742。）第2号第15页；俄译文见《国际和战争》文集第97页）。
这些论点同承认民族自决权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它们的政治措辞比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纲领和决议更加含糊不清。如果尝试用确切的政治措辞来表达这些思想并确定它们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那就会更清楚地表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否认民族自决是错误的。
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承认民族自决的决议（注：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承认民族自决的决议说：“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的、民族的或其他的专制制度压迫的一切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为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斗争。”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分析了这个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59-263页）。--573。），应当根据上述各条作一些补充，指出：(1)这一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迫切；(2)一切政治民主要求（其中包括这一要求）都有政治条件和阶级内容；(3)必须区分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具体任务；(4)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第573页◎子承认自决是不彻底的，纯粹口头上的，因而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是伪善的；(5)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大国民族（大俄罗斯人、英美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等）的社会民主党人，如不维护受“他们的”民族压迫的那些殖民地和民族的分离自由，实际上就是和沙文主义者一致；(6)必须使争取实现这一要求和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的斗争，服从于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直接的群众革命斗争。
把某些小民族的观点，尤其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反对波兰资产阶级用民族主义口号欺骗人民，结果却走到了错误地否定自决的地步）的观点搬到第二国际中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是用蒲鲁东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而在实践上则意味着不由自主地支持大国民族的最危险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附言：在刚刚出版的1916年3月3日的《新时代》杂志上，考茨基公开向最肮脏的德意志沙文主义的代表奥斯特尔利茨伸出基督徒的和解之手。但为了向兴登堡和威廉二世效劳，却承认俄属波兰有这种自由，考茨基否认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的被压迫民族有分离自由，这是考茨基主义自我揭露的再好不过的事例！
载于1916年4月《先驱》杂志第2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4-268页◎第574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 之一）
哥本哈根列宁像
A Lenin statue is placed at Arbejdermuseet in Copenhagen
（1916年1-6月）
*（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一书是列宁在1916年上半年写的。根据马·高尔基的倡议，1915年12月在彼得格勒成立的孤帆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题为《战前和战时的欧洲》的通俗丛书，并委托在巴黎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编辑这套丛书。波克罗夫斯基约请列宁撰写这套丛书中带导言性质即关于帝国主义的一种，列宁接受了这一建议。
列宁很早就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他在1895-1913年写的一系列著作中都揭示和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所具有的个别特征。他还非常注意论述资本主义的最新书籍的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于领导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从1915年中开始，在伯尔尼集中力量认真研究有关帝国主义的问题。他从148本书籍（德文书106本，法文书23本，英文书17本和俄文译本两本）和刊登在49种不同的期刊（德文34种，法文7种，英文8种）上的232篇文章（德文206篇，法文13篇，英文13篇）中作了共约50个印张的摘录、提要、笔记等等（这些资料于1939年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书名在苏联首次出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列宁研究、检验和科学地分析了浩瀚的实际资料，为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作了准备。
1916年1月，列宁在伯尔尼开始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2月列宁移居苏黎世，继续研究帝国主义问题和撰写此书。他除了利用苏黎世州立图书馆的藏书外，还从其他城市借阅一些书籍。1916年6月19日（7月2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完稿，列宁把手稿挂号寄给了波克罗夫斯基。）
（注：高尔基在1916年9月29日给波克罗夫斯基的信里说，列宁的这本书“的确很出色”，可单独出版。然而孤帆出版社编辑部中的孟什维克却对列宁的书稿作了不少修改，如删去了对卡·考茨基和尔·马尔托夫的尖锐批评，把列宁原用的“发展成为”一词（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改为“变成”，“反动性”一词（“超帝国主义”论的反动性）改为“落后性”等等。1916年11月，《年鉴》以《最新资本主义》这一书名刊登了该书的出版预告。1917年中这本书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通俗的论述）》的书名在彼得格勒出版，书中附有列宁回国后于1917年4月26日写的序言。列宁1920年7月为本书法文版和德文版写的序言，对本书内容作了一些重要的概括和补充。
1935年，本书首次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书名并按照列宁手稿全文刊印于《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9卷。
在我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早在1925年2月就出版过以《帝国主义浅说》为书名的中译文单行本。--575。）
序　言
现在献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是1916年春天我在苏黎世写成的。在那里的工作条件下，我自然感到法文和英文的参考书有些不足，俄文参考书尤其缺乏。但是，论述帝国主义的一本主要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书（注：指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该书于1902年在伦敦出版，列宁曾于1904年翻译过。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对它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摘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450-484页），指出该书“一般说来是有益的，特别有益的是它有助于揭露考茨基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虚伪之处”（同上，第105页）。列宁在利用霍布森这部著作中的大量事实材料的同时，批判了他的改良主义的结论和暗中维护帝国主义的企图。--575。），我还是利用了的，而且我认为是给了它应得的重视。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因此，我不但要极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理论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而且在表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要的意见时，不得不极其谨慎，不得不用暗示的方法，用沙皇政府迫使一切革命者提笔写作“合法”著作时不得不采用的那种伊索式的--可恶的伊索式的--语言。
在目前这种自由的日子里，重读小册子里这些因顾虑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说得走了样的、吞吞吐吐的、好像被铁钳子钳住了似的地方，真是感到十分难受。在谈到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谈到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第575页◎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谈到工人运动的这种分裂是同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相联系的等等问题时，我不得不用一种“奴隶的”语言，现在，只好请关心这类问题的读者去看我那些即将重新刊印的1914-1917年间在国外写的论文。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第119-120页（注：见本卷第682页。--编者注）上的一段文字。当时为了用书报检查通得过的形式向读者说明，资本家以及转到资本家方面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同他们进行的斗争是很不彻底的）怎样无耻地在兼并问题上撒谎，怎样无耻地掩饰自己的资本家的兼并政策，我不得不拿……日本做例子！细心的读者不难把日本换成俄国，把朝鲜换成芬兰、波兰、库尔兰、乌克兰、希瓦、布哈拉、爱斯兰和其他非大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
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有助于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0
作　者
　1917年4月26日于彼得格勒◎第576页◎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德文版于1921年出版，法文版于1923年出版。这篇专为法文版和德文版写的序言先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题刊载于1921年10月《共产国际》杂志第18期。--577。）　一
我在俄文版序言里说过，1916年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现在我不可能把全文改写一遍，而且改写也未必适当，因为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据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各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
不改写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无益处，因为他们根据这本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认为合法的书的例子可以看到，甚至像在目前的美国或在法国，在不久以前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被逮捕之后，还是有可能和有必要利用共产党人还保有的一点点合法机会，来揭露社会和平主义观点和“世界民主”幻想的极端虚伪性。而在这篇序言中，我只想对这本经过检查的书作一些最必要的补充。　二
本书证明，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第577页◎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所有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
我在说明1876年和1914年瓜分世界的情况（第6章）以及说明1890年和1913年瓜分世界铁路的情况（第7章）时所引用的，正是这样一些驳不倒的综合材料。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结果，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最显著的标志。本书前几章说明了铁路是怎样同大生产，同垄断组织，同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银行，同金融寡头联系在一起的。铁路网的分布，这种分布的不平衡，铁路网发展的不平衡，是全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结果。这种结果表明，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在上述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以小业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资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骗工农的口号，都早已成为过去的东西。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第578页◎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他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三
君主制的德国强迫签订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1918年11月13日，德国爆发革命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579。），以及后来美、法这些“民主的”共和国和“自由的”英国强迫签订的更残暴得多、卑鄙得多的凡尔赛和约（注：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订。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579。），给人类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它们把帝国主义雇用的文丐，把那些虽然自称为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却歌颂“威尔逊主义”（注：威尔逊主义指美国总统伍·威尔逊（1913-1921年）的一套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装扮起来的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1913年威尔逊就任总统以后，进行了一些无损于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改革”，实行了关税法、累进所得税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同时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一方面发表“中立”宣言和“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说，另一方面加紧向拉丁美洲扩张。1917年美国参战后，他又叫嚷“以战争拯救世界民主”。1918年1月8日，他提出了所谓“十四点”和平纲领。在巴黎和会上，他参与制定了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并积极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要求。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谈到了威尔逊主义的实质和威尔逊政策的破产（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12-213页）。--579。），硬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可能得到和平和改良的反动小市民，全都揭穿了。
英德两个金融强盗集团争夺赃物的战争留下的几千万尸体和残废者，以及上述这两个“和约”，空前迅速地唤醒了千百万受资产阶级压迫、蹂躏、欺骗、愚弄的民众。于是，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
第二国际的巴塞尔宣言（注：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12年11月24-25日举行。这是第二国际在巴尔干战争爆发、世界大战危险日益迫近的形势下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555名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有6名。
代表大会只讨论了一个问题，即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威胁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当天，来自巴登、阿尔萨斯和瑞士各地的工人及与会代表在巴塞尔明斯特教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战集会。11月25日，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正在酝酿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侵略目的，号召全世界工人积极展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并建议社会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407、454、518、579、728。）在1912年所估计的正是1914年爆发的这样的战争，而不是一般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也有革命的战争），--这个宣言现在仍是一个历史见证，它彻底揭露了第二国际英雄们的可耻破产和叛变行为。
因此，我现在把这篇宣言转载在本版的附录里，并且再次请读者注意：这篇宣言中确切、明白、直接地谈到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的那些地方，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总是想方设法避开，就像小偷躲避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第579页◎　四
本书特别注意批判“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思潮，在世界各国代表这一思潮的是第二国际的“最有名的理论家”和领袖（在奥地利是奥托·鲍威尔及其一伙，在英国是拉姆赛·麦克唐纳等人，在法国是阿尔伯·托马等等，等等），以及一大批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神父。
这个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国际瓦解、腐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
考茨基及其同伙的这类观点，正好完全背弃了这位著作家在几十年里，特别是在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伯恩施坦、米勒兰、海德门、龚帕斯等人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时所捍卫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因此，现在“考茨基派”在全世界都同极端机会主义者（通过第二国际即黄色国际（注：指伯尔尼国际。
伯尔尼国际是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1919年2月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伯尔尼国际的领袖是卡·亚·布兰亭、卡·考茨基、爱·伯恩施坦、皮·列诺得尔等。他们力图恢复已于1914年瓦解的第二国际，阻挠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防止成立共产国际。他们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1921年2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退出伯尔尼国际，成立了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1923年5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580。））和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在政治实践上联合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的一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不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义”的理论错误。所以要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和平主义和一般“民主主义”在全世界还十分流行，这些思潮虽然丝毫不想冒充马克思主义，但是完全同考茨基及其一伙一样，也在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所以，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同这些思潮作斗争，把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小业主和程度不同地处在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者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第580页◎　五
关于第八章--《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有必要说几句话。在本书正文中已经指出：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是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协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581。）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主要代表人之一的希法亭，在这个问题上，比露骨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英国人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现在，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的分裂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这两派之间的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事实也同样暴露出来了：在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于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285、408、468、530、581。）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德国，谢德曼分子和诺斯克及其一伙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斯巴达克派（注：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该派曾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斯巴达克派这一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成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581、689、721、742。）；在芬兰、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国也是如此。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根据战前的价格和战前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本输出的收入每年有80-100亿法郎。现在当然更多得多了。
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第581页◎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capitalist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注：凡尔赛派是指法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胜利后在凡尔赛成立的以阿·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府的拥护者。凡尔赛派对公社战士实行极为残酷的镇压，是巴黎公社最凶狠的敌人。1871年后，凡尔赛派一词成了灭绝人性的反革命派的同义语。--582。）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
　　　　　　　　尼·列宁
　　　　　　1920年7月6日◎第582页◎
在最近15-20年中，特别是在美西战争（1898年）（注：美西战争是指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发动的战争。1898年4月，在古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美国借口其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口被炸沉而对西班牙宣战，向西属殖民地发动进攻。7月，西班牙战败求和，12月在巴黎签订和约。西班牙将其殖民地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古巴形式上取得独立，实际上成为美国的保护国。列宁称这场战争为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583、705。）和英布战争（1899-1902年）（注：英布战争亦称布尔战争，是指1899年10月-1902年5月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19世纪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了并吞这两个黄金和钻石矿藏丰富的国家，英国发动了这场战争。由于布尔人战败，这两个国家丧失了独立，1910年被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583、705。）之后，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政治学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了。1902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作者所持的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这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今天的立场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1910年，在维也纳出版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不止一次地引用过鲁·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列宁在肯定这本书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的同时，也批评了作者在帝国主义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和结论（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369-375、694-695页）。--583。）（俄译本1912年在莫斯科出版）。虽然作者在货币理论问题上有错误，并且书中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实质上，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特别是报刊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章中所谈的，以及各种决议，如1912年秋的开姆尼茨（注：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于1912年9月20日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的决议。该决议谴责帝国主义政策，强调争取和平的重要性。决议指出：“虽然只有通过铲除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才能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产物，但不能放弃任何旨在减少其一般性危险作用的工作。党代表大会决心尽一切可能促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保卫和平。党代表大会要求通过国际协定来结束军备竞赛，因为它威胁和平，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党代表大会希望，党员同志要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为扩大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工会和合作社组织而奋斗，以便更强有力地反对专横跋扈的帝国主义，直到它被打倒为止。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使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保障各国人民的持久和平、独立和自由。”--455、583。）和巴塞尔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谈的，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者所阐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
下面，我们准备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作一个简要的、尽量通俗的阐述。至于非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尽管这还是值得一谈的。所引资料的出处及其他注释并◎第583页◎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感兴趣的，所以放在本书的最后。（注：在本选集中，这些已分别移至当页正文下面作为脚注。--编者注）
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
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现代工业调查提供了说明这一过程的最完备最确切的材料。
例如在德国，每1000个工业企业中，雇用工人50人以上的大企业，1882年有3个，1895年有6个，1907年有9个。每100个工人中，这些企业的工人分别占22人、30人、37人。但是生产集中的程度要比工人集中的程度大得多，因为在大企业中劳动的生产率要高得多。蒸汽机和电动机的材料可以说明这一点。拿德国所谓广义的工业（包括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在内）来说，情况如下：在3265　623个企业中，大企业有30588个，只占0.9％。在1440万工人中，它们的工人占570万，即占39.4％；在880万蒸汽马力中，它们占有660万马力，即占75.3％；在150万千瓦电力中，它们占有120万千瓦，即占77.2％。
不到1％的企业，竟占有总数3/4以上的蒸汽力和电力！而297万个小企业（雇佣工人不超过5人的），即占总数91％的企业，却只占有7％的蒸汽力和电力！几万个最大的企业就是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算不了什么。
德国在1907年雇用工人1000人和1000人以上的企业，有586个。它们的工人几乎占总数的1/10（138万），它们的蒸汽力和电◎第584页◎力几乎占总数的1/3（32％）。（注：数字是根据1911年《德意志帝国年鉴》[《德意志帝国年鉴》即《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Aalendes　Deutschen　Reichs　für　Gesetzgebung,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是德国杂志，1868-1931年先后在慕尼黑、莱比锡和柏林出版。--585。]察恩的文章综合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货币资本和银行使极少数最大企业的这种优势变成更强大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压倒优势，就是说，几百万中小“业主”，甚至一部分大“业主”，实际上完全受几百个金融富豪的奴役。
在另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北美合众国，生产集中发展得更加迅猛。美国统计把狭义的工业单独列出，并且按全年产值的多少把这种企业分成几类。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业有1900个（占企业总数216180个的0.9％），它们有14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550万的25.6％），产值为56亿美元（占总产值148亿美元的38％）。5年之后，即1909年，相应的数字如下：3060个企业（占企业总数268491个的1.1％），有20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660万的30.5％），产值为90亿美元（占总产值207亿美元的43.8％）。（注：《美国统计汇编（1912年）》第202页。）
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而这3000个大型企业包括258个工业部门。由此可见，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所以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谈一下。但是，我们首先应当消除一个可能产生的误会。
美国的统计材料说：在250个工业部门中有3000个大型企业。似乎每个部门只有12个规模最大的企业。◎第585页◎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并不是每个工业部门都有大企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联合制，即把不同的工业部门联合在一个企业中，这些部门或者是依次对原料进行加工（如把矿石炼成生铁，把生铁炼成钢，可能还用钢制造各种成品），或者是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起辅助作用（如加工下脚料或副产品，生产包装用品，等等）。
希法亭写道：“联合制把各种行情拉平，从而保证联合企业有更稳定的利润率。第二，联合制导致贸易的消除。第三，联合制使技术改进有可能实现，因而与'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的企业〉相比，能够得到更多的利润。第四，联合制使联合企业的地位比'单纯'企业巩固，使它在原料跌价赶不上成品跌价的严重萧条〈营业呆滞，危机〉时期的竞争中得到加强。”（注：《金融资本》俄译本第286-287页。）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海曼写了一部描述德国钢铁工业中“混合”（即联合）企业的专著，他说：“单纯企业由于原料价格高、成品价格低而纷纷倒闭”。结果是：
“一方面剩下几个采煤量达几百万吨的大煤业公司，它们紧密地组成一个煤业辛迪加；其次，是同它们有密切联系的、组成钢铁辛迪加的一些大铸钢厂。这些大型企业每年生产40万吨〈一吨等于60普特〉钢，采掘大量的矿石和煤炭，生产钢制品，有1万个住在工厂区集体宿舍中的工人，有的还有自己专用的铁路和港口。这种大型企业是德国钢铁工业的典型代表。而且集中还在不断地发展。某些企业愈来愈大；同一工业部门或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结合为大型企业的愈来愈多，而且有柏林的6家大银行作它们的靠山和指挥者。德国采矿工业确切地证实了卡尔·马克思关于集中的◎第586页◎学说是正确的；诚然，这里指的是用保护性的关税和运费率来保护采矿工业的国家。德国采矿工业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剥夺的地步了。”（注：汉斯·吉德翁·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企业》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256、278-279页。）
这就是一个诚实的（这是一个例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势必得出的结论。必须指出，他把德国似乎看得很特殊，因为德国工业受到高额保护关税的保护。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加速集中，加速企业家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等等的形成。特别重要的是，在自由贸易的国家英国，集中同样导致垄断，尽管时间稍晚，形式也许有所不同。请看赫尔曼·莱维教授根据大不列颠经济发展材料写的专著《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中的一段话：
“在大不列颠，正是企业的巨大规模和高度技术水平包含着垄断的趋势。一方面，由于集中的结果，对每一企业必须投入大量资本，因此，新企业在必要资本额方面面临着愈来愈高的要求，这就使新企业难以出现。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一点更重要），每个新企业要想同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大型企业并驾齐驱，就必须生产大量的过剩产品，而这些产品只有在需求异常增加的时候才能有利地销售出去，否则这种产品过剩就会使价格跌到无论对新工厂或各垄断同盟都不利的程度。”英国和那些有保护关税促进卡特尔化的国家不同，在这里，企业家垄断同盟卡特尔和托拉斯，多半是在互相竞争的主要企业的数目缩减到“一两打”的时候才产生的。“集中对产生大工业垄断组织的影响，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注：赫尔曼·莱维《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1909年耶拿版第286、290、298页。）
在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经济学◎第587页◎家都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官方学者曾经力图用缄默这种阴谋手段来扼杀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经济学家们正在写大堆大堆的著作，叙述垄断的某些表现，同时却继续齐声宣告：“马克思主义被驳倒了。”但是，英国有句谚语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重视事实。事实证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主义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间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是20世纪初。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垄断组织的形成”的历史的综合性著作中，我们看到有下面几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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