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欧大陆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所包括的是一段相当确定的时期，大致是从1789年到1871年。这个时代恰恰是民族运◎第379页◎动以及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这个时代结束后，西欧便形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体系，这些国家通常都是单一民族国家。因此，现在到西欧社会党人纲领里去寻找民族自决权，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
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的战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只有瞎子才不能从这一串事变中看出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兴起，看出建立民族独立的和单一民族的国家的趋向。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俄国及其邻邦处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纲领上提出民族自决权这一条。
我们不妨从上面引自罗莎·卢森堡论文的那段话往下再摘一句：
她写道：“……特别是在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国家中进行活动并且认为民族问题对党具有头等意义的那个党的纲领里，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里，并没有包含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同上）
总之，她“特别”想拿奥地利的例子来说服读者。那就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看，举这个例子是否很有道理。
第一，我们要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完成这个基本问题。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1848年开始，1867年完成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差不多经历了半个世纪，那里始终是由大体上已经建立的资产阶级宪制统治着，而合法的工人政党也就是根据这个宪制公开进行活动的。
因此，就奥地利发展的内部条件来说（即从整个奥地利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奥地利各个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并没有产生飞跃的因素，而伴随这种飞跃的现象之一，则可能是建立独立的民◎第380页◎族国家。罗莎·卢森堡在进行比较时，设定俄国在这一点上处于同样的条件，于是她不仅作了这种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反历史的假设，而且不由自主地滑到取消主义立场上去了。
第二，奥地利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和俄国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完全不同，这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奥地利不仅是一个长期来以德意志人占优势的国家，而且奥地利的德意志人还曾经怀有想做整个德意志民族霸主的野心。对老生常谈、死板公式、抽象概念等等如此讨厌的……罗莎·卢森堡，也许肯赏脸回想一下，这种“野心”已经被1866年的战争粉碎了。在奥地利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德意志人竟留在1871年最终建成的独立的德意志国家外面了。另一方面，匈牙利人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尝试，早在1849年就被俄国农奴制的军队粉碎了。
于是就造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局面：匈牙利人和捷克人恰恰不倾向于脱离奥地利，而是倾向于保持奥地利的完整，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持民族独立，以免完全被那些更残暴更强悍的邻国破坏掉！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奥地利便形成两个中心的（二元的）国家，而现在又变成三个中心的（三元的：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国家。
俄国同这种情形有哪点相似的地方呢？我们这里的“异族人”是否因为怕受到更坏的民族压迫而情愿同大俄罗斯人联合呢？
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足以看出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拿俄国同奥地利来比较，是多么荒谬、多么死板、多么愚昧了。
在民族问题上，俄国所具有的特殊条件恰恰同我们在奥地利看到的相反。俄国是以一个民族即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大俄罗斯人占据着广袤的连片地区，人口约有7000万。这个民族国家的特点是：第一，“异族人”（总计占全国人口多数，即57％）恰◎第381页◎恰是住在边疆地区；第二，这些异族人所受的压迫比在邻国（并且不仅是在欧洲的邻国）要厉害得多；第三，这些居住在边疆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往往有一些同族人住在国界的另一边，他们享有较多的民族独立（只要提一下住在俄国西部和南部边界以外的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就够了）；第四，“异族”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往往高于国家的中部地区。最后，我们看到，正是在毗邻的亚洲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运动的阶段已经开始，这种革命和运动部分地蔓延到了俄国境内的那些同血统的民族。
可见，正是由于俄国民族问题的这些具体的历史特点，我们在当前所处的时代承认民族自决权，具有特别迫切的意义。
况且，就是从单纯事实方面来看，罗莎·卢森堡断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不承认民族自决权，也与实际不符。只要打开通过民族纲领的布隆代表大会（注：指1899年9月24-29日在布隆（现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民族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反映不同观点的两个决议案：一个是总的说来主张民族区域自治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另一个是主张超地域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决议案。代表大会一致否决了民族文化自治纲领，通过了一个承认在奥地利国家范围内的民族自治的妥协决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339-341页《关于奥地利和俄国民族纲领的历史》一文）。--348、382。）的记录，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罗辛族社会民主党人甘凯维奇代表整个乌克兰（罗辛人）代表团（记录第85页），波兰社会民主党人雷盖尔代表整个波兰代表团（记录第108页）都声明，这两个民族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把他们本民族要求民族统一、自由和独立的愿望，列在自己的要求之内了。可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虽然没有在自己的纲领里直接提出民族自决权，但是它完全容许党的某些部分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事实上这当然就是承认民族自决权！可见，罗莎·卢森堡把奥地利拿来作论据，实际上是在各方面反驳了罗莎·卢森堡自己。◎第382页◎
4.民族问题上的“实际主义”
机会主义者特别喜欢接过罗莎·卢森堡这样一个论据：我们纲领的第9条没有包含一点“实际的东西”。罗莎·卢森堡自己也非常欣赏这个论据，我们在她的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有时在一页之内一连把这个“口号”重复了8次。
她写道，第9条“对于无产阶级的日常政策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指示，对于民族问题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解决办法”。
她的这个论据还有这样的表述：第9条不是言之无物，就是要求必须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论据。
在民族问题上要求“实际”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是指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或者是指对每个民族分离的问题作出“是或否”的回答；或者是指民族要求能无条件地立即“实现”。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要求“实际”的这三种可能的含义。
在一切民族运动开始时很自然地充当运动首领（领导者）的资产阶级，把支持一切民族要求称为实际的事情。但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在其他问题上也一样），只有在一定的方向上支持资产阶级，而永远不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一致。工人阶级只是为了民族和睦（这是资产阶级不能完全做到的，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时候才能实现），为了平等，为了创造最好的阶级斗争环境，才支持资产阶级。因此，无产者恰恰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实际主义才提出了民族问题上的原则性政策，始终只是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希望本民族享有种种特权，或者◎第383页◎为本民族谋取特殊利益；这就叫作“实际”。无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任何特殊。要无产阶级讲“实际主义”，就等于迁就资产阶级，陷入机会主义。
对每个民族分离的问题都要作出“是或否”的回答吗？这似乎是一个很“实际的”要求。其实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是让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政策。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是以该民族分离还是以该民族取得同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而告终，这在理论上是不能预先担保的；无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保证本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阻碍这种发展，把无产阶级发展的任务推到“本”民族的任务后面去。因此，无产阶级就只提出所谓消极的要求，即要求承认自决权，而不向任何一个民族担保，不向任何一个民族答应提供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任何东西。
就算这是不“实际”吧，但这在事实上能最可靠地保证用尽可能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无产阶级只需要有这种保证，而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则需要保证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民族的处境如何（不管它们可能受到什么损害）。
资产阶级最关心的是某项要求是否“能实现”，--因此就产生了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勾结而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永远不变的政策。而对无产阶级重要的是巩固本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用彻底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
让机会主义者去说这不“实际”吧，但这是唯一实际的保证，是违背封建主和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意愿争取最大限度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和睦的保证。◎第384页◎
在每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看来，无产者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全部任务都是“不实际的”，因为无产者仇视任何民族主义，而要求“抽象的”平等，要求根本取消任何特权。罗莎·卢森堡不懂得这一点，糊里糊涂地赞美实际主义，这恰巧是为机会主义者，特别是为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机会主义让步大开方便之门。
为什么说是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让步呢？因为大俄罗斯民族在俄国是压迫民族，而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在被压迫民族中和压迫民族中的表现自然是各不相同的。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借口自己的要求合乎“实际”而号召无产阶级无条件地支持它的要求。最实际的莫过于直接说个“是”字，赞成某一个民族的分离，而不是赞成一切民族的分离权！
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主义。它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同时又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实际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只是盲从资产阶级要求的口号。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赞成民族分离权，就是赞成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说这种话的有罗莎·卢森堡，附和她的有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顺便说一下，他是在取消派报纸上就这个问题鼓吹取消派思想的唯一代表！
我们的回答是：不，在这里，正是资产阶级看重“实际的”解决，而工人看重在原则上划清两种倾向。在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反对压迫民族这一点上，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加以支持，而且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是最大胆最彻底的。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权力主张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第385页◎压迫民族谋求特权。
如果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分离权的口号，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考茨基早就提出这个论据来反对罗莎·卢森堡，而这个论据是无可争辩的。罗莎·卢森堡因害怕“帮助”波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而否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中提出的分离权，实际上就是帮助了大俄罗斯黑帮。她实际上是助长机会主义容忍大俄罗斯人的特权（甚至是比特权更坏的东西）的态度。
罗莎·卢森堡醉心于反对波兰民族主义，却忘记了大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而这个民族主义在目前恰恰是最可怕的，恰恰是资产阶级色彩较少而封建色彩较浓，恰恰是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同时要严格地区分出谋求本民族特殊地位的趋向，反对波兰资产者压迫犹太人的趋向，等等。
这在资产者和小市民看来是“不实际的”。但这是民族问题上唯一实际的、原则性的、真正有助于民主、自由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政策。
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分离权；从消除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和任何特殊地位着眼，来评价每一个关于分离的具体问题。
让我们看看压迫民族的地位。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能不能获得解放呢？不能。大俄罗斯居民（注：巴黎有一位名叫列·弗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用词。这位列·弗拉·是可笑的“superklug”（译成有讽刺意味的词，就是“自作聪明的”）。这个“自作聪明的”列·弗拉·大概打算写一部怎样从我们的最低纲领中（根据阶级斗争观点！）剔除“居民”、“民族”等等字眼的研究著作。）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反对这种压◎第386页◎迫。镇压被压迫民族运动的漫长历史，数百年的历史，“上层”阶级对这种镇压的不断宣传，造成了大俄罗斯民族的种种偏见，成了大俄罗斯民族本身解放事业的莫大障碍。
大俄罗斯黑帮有意支持和煽动这种偏见。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容忍或迎合这种偏见。大俄罗斯无产阶级不同这种偏见进行不断的斗争，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不能替自己扫清走向解放的道路。
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在俄国暂时还只是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我们，大俄罗斯无产者，不维护任何特权，当然也就不维护这种特权。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进行斗争，要把这个国家的各民族工人联合起来，我们不能保证民族的发展一定要经过某条道路，我们要经过一切可能的道路走向我们的阶级目标。
可是，不同一切民族主义进行斗争，不捍卫各民族的平等，就不可能走向这一目标。例如，乌克兰能不能组成独立国家，这要以千百种预先不得而知的因素为转移。我们不想凭空“猜测”，但坚决拥护这一毫无疑问的原则：乌克兰有成立这种国家的权利。我们尊重这种权利，我们不赞成大俄罗斯人有统治乌克兰人的特权，我们教育群众承认这种权利，否认任何一个民族享有国家特权。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切国家都经历过的那种飞跃中，为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而发生冲突和斗争是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我们无产者预先就宣布我们反对大俄罗斯人的特权，并且依照这个方针来进行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
罗莎·卢森堡因追求“实际主义”而忽略了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其他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主要实际任务，即进行日常宣传鼓动，反对任何国家特权和民族特权，主张一切民族有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同等权利；这种任务是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在目前）任◎第387页◎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住民主运动的利益和一切民族的一切无产者平等联合的利益。
让大俄罗斯人中的压迫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二者都要求明确地回答是或否，都责难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不明确”）去说这种宣传“不实际”吧。其实，正是这种宣传，只有这种宣传，才能保证对群众进行真正民主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教育。也只有这种宣传，才能保证俄国在它仍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时，有最大的民族和睦的可能，一旦出现分离为各民族国家的问题，又能保证最和平地（并且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无损害地）实行这种分离。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民族问题上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政策，我们现在研究一下大俄罗斯自由派对“民族自决”的态度和挪威同瑞典分离的实例。
5.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社会党机会主义分子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
我们已经看到，罗莎·卢森堡当作一张主要“王牌”用来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的就是如下这个论据：承认自决权等于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另一方面，罗莎·卢森堡说，如果把这种权利理解为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那么在纲领上就不需要专门列这一条，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根本反对任何民族暴力和不平等的。
第一个论据，正如考茨基差不多在20年前就不容争辩地指出过的那样，是把自己的民族主义嫁祸于人，因为罗莎·卢森堡害怕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在行动上却替大俄罗斯黑帮◎第388页◎民族主义张目！第二个论据实质上是胆怯地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承认民族平等是不是包括承认分离权？如果包括，那就是说，罗莎·卢森堡承认我们党纲第9条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如果不包括，那就是说她不承认民族平等。在这里，回避问题和支吾搪塞是无济于事的！
然而对于上述的以及一切与此类似的论据的最好检验方法，就是研究社会各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必须进行这种检验。必须从客观情况出发，必须考察各阶级彼此对于这一条文的态度。罗莎·卢森堡没有这样做，因而正好犯了她枉费心机地企图加在论敌头上的形而上学、抽象、老生常谈、笼统等等的错误。
这里所说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即俄国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应不应该考察一下俄国各统治阶级的立场呢？
“官僚”（恕我们用了这个不确切的字眼）和贵族联合会之类的封建地主的立场，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对民族平等和自决权，都采取了绝对否定的态度。他们的口号是从农奴制度时代拿来的旧口号--专制、正教、民族，他们所谓的民族只是指大俄罗斯民族。甚至乌克兰人也被宣布为“异族人”，连他们的母语也受到压制。
我们来看看“被召来”参加政权的俄国资产阶级吧，固然它在政权中所占的地位很有限，但总算是参加了政权，参加了“六三”立法和行政体制。十月党人（注：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268、389。）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跟着右派走，这是用不着多说的。可惜，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大俄罗斯自由派资产阶级，即进步党人（注：进步党人是俄国进步党的成员。该党是大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主的民族主义自由派政党，成立于1912年11月，它的核心是由和平革新党人和民主改革党人组成的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进步派”，创建人有纺织工厂主亚·伊·柯诺瓦洛夫、地方自治人士伊·尼·叶弗列莫夫、格·叶·李沃夫等。该党纲领要点是：制订温和的宪法，实行细微的改革，建立责任内阁即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列宁指出，进步党人按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这个党将成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党人支持沙皇政府，倡议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年夏，进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进步同盟”，后于1916年退出。1917年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的一些首领加入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又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时进步党本身实际上已经瓦解。十月革命胜利后，进步党前首领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389、471。）和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7、162、241、255、271、389、408、449、529。）的立场注意得太少了。然而，谁不研究这个立场，不仔细考察这个立场，那他在讨论民族自决权时就必然会犯抽象和武断的错误。
去年《真理报》（注：《北方真理报》是《真理报》在1913年8月1日（14日）-9月7日（20日）期间使用的名称。《真理报》用这个名称共出了31号。
《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在不同时期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尼·尼·巴图林、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康·斯·叶列梅耶夫、米·伊·加里宁、尼·伊·波德沃伊斯基、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马·康·穆拉诺夫等。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积极参加了《真理报》的工作。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328、331、389、545。）同《言语报》（注：《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241、365、389。）进行了论战，这个立宪民主党◎第389页◎的主要机关报虽然非常巧于玩弄外交辞令以逃避直接回答“不愉快的”问题，但终究被迫作了一些宝贵的自供。这场风波是1913年夏天在利沃夫召集的全乌克兰学生代表大会（注：指1913年6月19-22日（7月2-5日）在利沃夫举行的全乌克兰大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安排在伟大的乌克兰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革命民主主义者伊万·弗兰科的纪念日举行。俄国的乌克兰大学生代表也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会上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德·顿佐夫作了《乌克兰青年和民族的现状》的报告。他坚持乌克兰独立这一口号。--390。）引起的。首屈一指的“乌克兰问题专家”或者说《言语报》乌克兰问题撰稿人莫吉梁斯基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用许多最厉害的骂人字眼（“梦呓”、“冒险主义”等等）攻击乌克兰分立（分离）的主张，攻击民族社会党人顿佐夫所鼓吹而为上述代表大会所赞同的这个主张。
《工人真理报》（注：《工人真理报》(《Рабочая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1913年7月13日（26日）-8月1日（14日）代替被沙皇政府查封的《真理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7号。
关于《真理报》见注155。--390。）丝毫也不赞同顿佐夫先生的意见，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是个民族社会党人，说许多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但还是声明说，《言语报》的论调，或者更确切些说，《言语报》对于问题的原则提法，对一个大俄罗斯的民主派或愿意当民主派的人来说，是极不得体的，是不能容许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354-355页。--编者注）《言语报》可以直接反驳顿佐夫之流的先生们，但是一个自命为民主派的大俄罗斯人的机关报竟忘记分离自由和分离权，那是根本不能容许的。
过了几个月，莫吉梁斯基先生在利沃夫出版的乌克兰文报纸《道路报》（注：《道路报》(《Шляхи》)是乌克兰大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持民族主义立场，1913年4月-1914年3月在利沃夫用乌克兰文出版。--390。）上读到了顿佐夫先生的反驳意见，其中顺便提到“《言语报》的沙文主义攻讦只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受到了应有的指摘〈是痛斥吧？〉”，于是莫吉梁斯基先生便在《言语报》第331号上发表了一篇“解释”文章。莫吉梁斯基先生的“解释”就是一连三次重复说：“批评顿佐夫先生所提出的办法”，“与否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
莫吉梁斯基先生写道：“应当指出，'民族自决权'也不是什么不容批评的偶像〈听啊！！〉：民族生活的不良条件能引起民族自决问题上的不良倾向，而揭穿这种不良倾向并不就是否认民族自决权。”◎第390页◎
可见，自由派关于“偶像”的论调，是完全同罗莎·卢森堡的论调合拍的。显然，莫吉梁斯基先生是想回避直接回答一个问题：他究竟承认不承认政治自决权，即分离权？
于是，《无产阶级真理报》（注：《无产阶级真理报》(《Пролетарская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1913年12月7日（20日）-1914年1月21日（2月3日）代替被沙皇政府查封的《真理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34号。--391。）（1913年12月11日第4号）便向莫吉梁斯基先生和立宪民主党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217-219页。--编者注）
当时《言语报》（第340号）就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即编辑部的正式声明，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内容可归纳为下列三点：
(1)立宪民主党纲领第11条，直接地和明确地谈到了民族“自由文化自决权”。
(2)《言语报》断言，《无产阶级真理报》把自决同分立主义，即同某个民族的分离“彻底混淆了”。
(3)“立宪民主党人确实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见1913年12月20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2号上所载《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一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259-261页。--编者注））
我们先来看看《言语报》声明中的第二点。它向谢姆柯夫斯基之流、李普曼之流、尤尔凯维奇之流及其他机会主义者先生们明确地指出，他们大喊大叫，说什么“自决”的含义“不清楚”或“不明确”，实际上，即根据俄国各阶级相互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客观情况来看，只是简单地重复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言论而已！
当时《无产阶级真理报》向《言语报》的那些高明的“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提出了三个问题：(1)他们是不是否认在全部国际民主运动史上，特别是从19世纪中叶以来，民族自决始终都正是被理解为政治自决，即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呢？(2)他们是不是◎第391页◎否认1896年的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也是指这种意思呢？(3)他们是不是否认普列汉诺夫早在1902年谈到自决问题时，就把自决理解为政治自决呢？--当《无产阶级真理报》提出这三个问题时，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便哑口无言了！！
他们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因为他们无言可答。他们不得不默默承认《无产阶级真理报》绝对正确。
自由派大喊大叫，说什么“自决”这个概念不清楚，说社会民主党把自决同分离主义“彻底混淆了”等等，这不过是力图搅乱问题，不愿承认民主派共同确认的原则而已。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和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如果不是这样愚昧无知，就会羞于用自由派口吻来向工人说话了。
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吧。《无产阶级真理报》迫使《言语报》不得不承认，立宪民主党纲领上所谈的“文化”自决，恰恰就是否认政治自决的意思。
“立宪民主党人确实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无产阶级真理报》把《言语报》上的这些话当作我国立宪民主党人“恭顺”的范例，介绍给《新时报》（注：《新时报》(《Новое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392。）和《庶民报》（注：《庶民报》(《Земщина》)是俄国黑帮报纸（日报），国家杜马极右派代表的机关报，1909年6月-1917年2月在彼得堡出版。--392。）看，是不无原因的。《新时报》在第13563号上，当然没有放过机会来骂骂“犹太鬼子”，还向立宪民主党人说了各种挖苦的话，但是同时也声明：
“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是政治常识公理的东西〈即承认民族自决权，分离权〉，现在甚至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引起非议。”
立宪民主党人声明他们“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于是就在原则上站到同《新时报》完全一样的立场上去了。这也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民族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第392页◎导致他们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接近，在政治思想上和政治实践上依附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基本原则之一。《无产阶级真理报》写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学过历史，所以很清楚，在实际中运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抓走和不准'（注：”抓走和不准“出自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特写《岗亭》。书中的主人公梅穆列佐夫是俄国某县城的岗警。在沙皇军队的野蛮训练下，他丧失了人的一切优良天性，”抓走“和”不准“成了他的口头禅。梅穆列佐夫这个形象是沙皇专制警察制度的化身。--393。）这种古已有之的权利往往会导致什么样的--说得婉转些--'类似大暴行的'行动。”立宪民主党人很清楚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无限权力的封建根源和性质，但他们还是完全拥护这个阶级所建立的关系和国界。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很清楚，这个阶级所建立或所确定的关系和国界有很多是非欧洲式的，反欧洲式的（要不是听起来像是无端蔑视日本人和中国人，那我们就会说是亚洲式的）东西，但他们还是认为这些关系和国界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
这也就是迎合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向他们卑躬屈节，唯恐动摇他们的地位，保卫他们不受人民运动的攻击，不受民主运动的攻击。《无产阶级真理报》写道：“实际上这是迎合了农奴主的利益，迎合了统治民族最坏的民族主义偏见，而不是同这种偏见进行不断的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熟悉历史，并且奢望成为民主派，所以不敢明说（连试一试也不敢），现在已经成为东欧和亚洲特征的民主运动，力求按文明资本主义国家模样改造东欧和亚洲的民主运动，必定保持封建时代，即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具有无限权力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毫无权利的时代所确定的国界。
《无产阶级真理报》同《言语报》的论战中所提出的问题，决不只是什么文字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当前迫切的实际政治问题，1914年3月23-25日举行的最近那次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也证明了这一点。《言语报》（1914年3月26日第83号）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正式报道中说：◎第393页◎
“民族问题也讨论得特别热烈。得到尼·维·涅克拉索夫和亚·米·科柳巴金支持的基辅代表指出，民族问题是正在成熟的巨大因素，必须比以前更坚决地欢迎这个因素。可是〈这个”可是“恰恰同谢德林所说的那个”但是“，即”耳朵不会高过额头，不会的“一语（注：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其中写道，1876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社战士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mais“（即”但是“），就再也不说了。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是“就等于俄国谚语”耳朵不会高过额头“，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394。）相合〉费·费·科科什金指出，无论是纲领或过去的政治经验，都要求我们十分谨慎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原则'。”
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的这段极其精彩的言论，值得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民主主义者密切注意。（顺便指出，《基辅思想报》（注：《基辅思想报》(《КиевскаяМысль》)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文学报纸（日报），1906-1918年在基辅出版。1915年以前，该报每周出版插图附刊一份；1917年起出晨刊和晚刊。该报的编辑是А.尼古拉耶夫和И.塔尔诺夫斯基。参加该报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孟什维克，其中有亚·马尔丁诺夫、列·达·托洛茨基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394。）显然非常知情并且无疑是正确转述了科科什金先生的意思，这家报纸补充说，科科什金特别指出过国家“瓦解”的危险，当然，这是对论敌的一种警告。）
《言语报》的正式报道是用极圆滑的外交笔调写成的，为的是尽可能少撩起幕布，尽可能多地掩盖内情。但是从这篇报道中大体上还是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所发生的事情。熟悉乌克兰情况的自由派资产者代表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所提出的，正是民族政治自决的问题。否则，科科什金先生就用不着号召“谨慎对待”这一“公式”了。
在立宪民主党人纲领（参加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当然知道这个纲领）上所写的，恰巧不是政治自决，而是“文化”自决。可见，科科什金先生是捍卫这个纲领而反对乌克兰代表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是捍卫“文化”自决而反对“政治”自决的。非常明显，科科什金先生表示反对“政治”自决，指出“国家瓦解”的危险，把“政治自决”原则称为“有伸缩性的”（与罗莎·卢森堡的论调完全合拍！），也就是捍卫大俄罗斯的◎第394页◎民族自由主义，而反对立宪民主党内比较“左倾”或比较民主的分子，反对乌克兰资产阶级。
科科什金先生在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获得胜利了，这从《言语报》的报道里露了马脚的“可是”二字就可以看出来。大俄罗斯的民族自由主义在立宪民主党人中获得胜利了。难道这种胜利还不能促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那些开始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也害怕“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原则”的糊涂虫醒悟过来吗？
“可是”，我们现在要从问题的实质看看科科什金先生的思路。科科什金先生援引“过去的政治经验”（显然是指1905年的经验，当时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害怕失去自己的民族特权，又以自己的这种恐惧吓坏了立宪民主党），指出“国家瓦解”的危险，这就表明他十分清楚政治自决就是指分离权和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意思。试问，从民主派的观点，特别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科科什金先生的这种忧虑呢？
科科什金先生硬要我们相信，承认分离权就会增加“国家瓦解”的危险。这是遵循“抓走和不准”这一格言的警察梅姆列佐夫的观点。而从一般民主派观点来看，恰巧相反，承认分离权就会减少“国家瓦解”的危险。
科科什金先生的论调和民族主义者一模一样。民族主义者在他们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猛烈攻击了乌克兰的“马泽帕分子”。萨文科先生一伙惊呼，乌克兰运动有减弱乌克兰同俄国联系的危险，因为奥地利正利用亲乌克兰政策来加强乌克兰人同奥地利的联系！！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俄国不能用萨文科先生们怪罪于奥地利的那种方法，即让乌克兰人有使用母语、实行自治和成立自治议会等等自由的方法，去试一试“加强”乌克兰人同俄国的联系呢？
萨文科先生们的论调和科科什金先生们的论调完全相同，而且从单纯逻辑方面来看，也同样可笑，同样荒谬。乌克兰民族在某一国家内享有的自由愈多，乌克兰民族同这一国家的联系也就会愈加牢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看来，只有断然抛弃民主主义的一◎第395页◎切前提，才能否认这种起码的真理。试问，对一个民族来说，还能有比分离的自由，比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自由更大的民族自由吗？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个被自由派（以及那些因为头脑简单而附和他们的人）弄糊涂了的问题，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拿离婚问题来说吧。罗莎·卢森堡在她的论文中写道，中央集权的民主国家虽然完全可以容许个别部分实行自治，但是它应当把一切最重要的立法工作，其中包括有关离婚的立法工作，留归中央议会处理。这样关心用民主国家的中央政权来保障离婚自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反动派反对离婚自由，号召大家要“谨慎对待”，而且大喊大叫，说离婚自由就意味着“家庭瓦解”。而民主派认为，反动派是虚伪的，实际上他们在维护警察和官僚的无限权力，维护男性的特权以及对女性最沉重的压迫；实际上离婚自由并不意味着家庭关系“瓦解”，反而会使这种关系在文明社会中唯一可能的和稳固的民主基础上巩固起来。
指责拥护自决自由即分离自由的人是在鼓励分离主义，正像指责拥护离婚自由的人是在鼓励破坏家庭关系一样愚蠢，一样虚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拥护资产阶级婚姻所赖以维持的特权和买卖性的人，才会反对离婚自由，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否认民族自决即民族分离自由，只能意味着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和警察的治国方式，而损害民主的治国方式。
毫无疑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所造成的政客习气，有时也使议员或政论家极端轻率地，甚至简直荒谬地空谈某个民族的分离问题。可是，只有反动派才会被这种空谈所吓倒（或者假装被吓倒）。凡是拥护民主观点，即主张由居民群众解决国家问题的人，都很清楚，政客的空谈和群众的解决问题“有很长的距离”。居民群众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十分清楚地理上和经济上联系的意义，大◎第396页◎市场和大国家的优点，因此，只有当民族压迫和民族摩擦使共同生活完全不堪忍受，并且阻碍一切经济关系时，他们才会赞成分离。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和阶级斗争自由的利益恰恰是要求分离的。
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科科什金先生的论调都是极其荒谬的，都是对民主原则的嘲笑。但是这些论调也有某种逻辑，那就是大俄罗斯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逻辑。科科什金先生同立宪民主党的大多数人一样，也是这个资产阶级钱袋的奴仆。他维护资产阶级的一切特权，特别是它的国家特权；他同普利什凯维奇并肩携手，一起维护这些特权，不过普利什凯维奇更相信农奴制的棍棒，而科科什金之流知道这根棍棒已被1905年折裂而大受损伤，所以更多地指望使用资产阶级愚弄群众的手段，例如用“国家瓦解”这个魔影来恫吓小市民和农民，用“人民自由”同历史基础相结合的词句来欺骗他们，等等。
自由派敌视民族政治自决原则的实际阶级意义只有一个，这就是民族自由主义，就是维护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国家特权。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机会主义者，即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崩得分子李普曼、乌克兰小资产者尤尔凯维奇等，正是在目前，在六三体制时代极力反对民族自决权，他们实际上完全是跟着民族自由主义跑，而用民族自由主义思想来腐蚀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及其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工人最充分最紧密地团结一致，要求反击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所以社会民主党如果否认自决权，即否认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或支持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一切民族要求，都会背离无产阶级政策的任务，而使工人服从于资产阶级政策。在雇佣工人看来，不管谁是主要的剥削者，是大俄罗斯资产阶级还是异族◎第397页◎资产阶级，是波兰资产阶级还是犹太资产阶级，诸如此类，都是一样。在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雇佣工人看来，大俄罗斯资本家的国家特权也好，波兰资本家或乌克兰资本家说他们一旦拥有国家特权就会在人间建立天堂的诺言也好，都是无足轻重的。无论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或是在一个个的民族国家中，资本主义总是在向前发展，并且会继续向前发展。
在任何情况下，雇佣工人仍是剥削的对象，因此，反对剥削的斗争要有成效，无产阶级就必须不依赖民族主义，必须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无产阶级只要稍微拥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它的不信任，都会削弱各民族工人之间的阶级团结，都会把工人拆散而使资产阶级称快。否认自决权或分离权，在实践上就必然是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
10.结束语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自决权问题并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无论是1896年伦敦大会的决议也好，无论是自决权只能理解为分离权也好，无论是组织独立民族国家是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趋势也好，严格地说都不可能有什么争议。
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困难的情况是，俄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正在并肩奋斗，而且应当并肩奋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统一，抵抗一切资产阶级的和黑帮的民族主义影响。在被压迫民族中间，无产阶级组成独立政党的过程，有时要同该民族的民族主义作◎第398页◎非常激烈的斗争，致使一些人看不清远景，忘记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
但是，看不清远景这种现象只能是暂时的。各民族无产者共同斗争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应当从“克拉科夫的”观点，而应当从全俄的观点来提出政治问题。而在全俄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普利什凯维奇和科科什金之流。他们的思想影响极大，他们对异族人的迫害（因为异族人拥护“分立主义”，存有分离的念头）在杜马、学校、教会、营房以及千百种报纸中得到广泛宣传和实施。正是这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毒素毒化了全俄国的政治空气。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而使反动势力在全俄巩固起来，那是这个民族的不幸。怀念1849年和1863年仍是一种在起作用的政治传统，如果没有规模很大的风暴发生，这种传统还会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阻碍一切民主运动，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毫无疑问，不管被压迫民族（而被压迫民族的“不幸”，有时就在于人民群众被“本”民族解放的思想所迷惑）中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有时看起来多么合乎情理，但在实际上，从俄国阶级力量的客观对比来看，拒绝维护自决权就等于最凶恶的机会主义；就等于拿科科什金之流的思想来腐蚀无产阶级。而这种思想，实质上也就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思想和政策。
因此，如果说罗莎·卢森堡的观点作为波兰的、“克拉科夫的”一种特殊的狭隘观点（注：不难理解，全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大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民族分离权，决不排斥某个被压迫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宣传反对分离，正像承认离婚权并不排斥在某种场合宣传反对离婚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中一定会有愈来愈多的人嘲笑谢姆柯夫斯基和托洛茨基现在正在“挑起的”那种并不存在的“矛盾”。）起初还情有可原，那么到了现在，当民族主◎第399页◎义，首先是政府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到处盛行的时候，当这种民族主义在左右政治的时候，这种狭隘观点就不能原谅了。实际上，现在一切民族中的机会主义者都抓住了这种狭隘观点，他们躲避“急风暴雨”和“飞跃”的思想，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终结，并且追随科科什金之流的自由主义。
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同任何民族主义一样，会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这要看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哪些阶级占首要地位。1905年以前，我们几乎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反动派。革命以后，我国就产生了民族主义自由派。
事实上我国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科科什金），即当代整个资产阶级，也都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往后必然会产生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民主派。“人民社会”党（注：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该党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恢复组织。该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400。）创始人之一彼舍霍诺夫先生，在1906年《俄国财富》杂志（注：《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后来成为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和历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著名成员的政论家。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1906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217、400。）8月号上号召人们谨慎对待农夫的民族主义偏见的时候，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不管人家怎样诬蔑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把农夫“理想化”了，可是我们总是而且以后还要继续把农夫的理智和农夫的偏见，农夫反对普利什凯维奇的民主主义立场同农夫想跟神父和地主调和的倾向严格地区别开来。
无产阶级民主派现在就应当考虑到大俄罗斯农民的民族主义（考虑的意思不是对它让步，而是要同它作斗争），而且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概也要考虑到这一点。（注：波兰民族主义先由贵族民族主义变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然后又变成农民民族主义，如能探讨一下这一过程，那是很有趣的。路德维希·伯恩哈德在他写的《普鲁士的波兰人》（《Das　　polnischeGemeinwesenimpreussischenStaat》，有俄译本）一书中，自己站在德国的科科什金的立场上，却描写了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德国的波兰人组织了一种“农民共和国”，这就是波兰农民的各种合作社和其他种种团体都紧密团结起来，为民族、为宗教、为“波兰人的”领土而斗争。德国人的压迫使波兰人团结起来了，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团体，并且还把波兰贵族、波兰资产者和波兰农民群众中间的民族主义思想相继激发起来了（特别是1873年德国人开始禁止在学校里使用波兰文以后）。在俄国也有这种趋向，而且不仅关系到一个波兰。）1905年以后表现得十分明显的◎第400页◎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只要提一下第一届杜马（注：第一届国家杜马（维持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共有代表478名，其中立宪民主党人占1/3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布尔什维克抵制了这一届杜马的选举。
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向杜马提出了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了以“104人法案”著称的土地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土地份额平均使用土地。沙皇政府于6月20日（7月3日）发表声明，断然表示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可动摇，并于7月9日（22日）宣布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267、401。）中的“自治联邦派”，乌克兰运动和穆斯林运动的发展等等就行了），必然会使城乡大俄罗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加强起来。俄国的民主改革进行得愈慢，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迫害和撕杀也就会愈顽强，愈粗暴，愈残酷。同时，俄国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特殊反动性，将会在某些被压迫民族（它们在邻国有时享有大得多的自由）中间，引起（并加强）“分立主义”趋向。
这种实际情况就使俄国无产阶级负有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负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的各种民族主义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不管资产阶级如何力求造成民族隔绝，必须使各无产阶级组织极紧密地结成一个跨民族的共同体。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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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已经排好版以后，我收到了《我们的工人报》（注：《我们的工人报》(《НашаРабочая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4年5月3日（16日）-7月在彼得堡出版。--401。）第3号，在这份报纸上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谈到承认一切民族有自◎第401页◎决权，他写道：
“这个条文是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1898年）决议中机械地抄袭来的，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是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搬来的。从当时的争论中可以看出，1903年代表大会对于这个条文，正是按照社会党国际所赋予它的那种意思来解释的，即解释为政治自决，民族在政治独立方面的自决。民族自决这一原则既然是指领土独立权而言，也就根本不涉及在某一国家机体内部如何调整那些不能或不愿退出现有国家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
可见，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手头是有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的，并且很清楚自决这一概念的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含义。而崩得《时报》（注：《时报》(《DiZait》)是崩得的机关报（周报），1912年12月20日（1913年1月2日）-1914年5月5日（18日）用依地文在彼得堡出版。--331、402。）编辑部曾经让李普曼先生嘲讽纲领并宣称纲领不清楚。请把这两件事实对照一下吧！！崩得分子先生们的那种“党的”风气真是奇怪得很……　至于科索夫斯基为什么硬说代表大会通过自决条文是机械的抄袭，那就只有“真主知道”了。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是“想要反驳”，至于反驳什么，怎样反驳，为什么要反驳，为了什么目的而反驳，那他们是根本不清楚的。
载于1914年4-6月《启蒙》杂志第4、5、6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23-253、281-285页◎第402页◎
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
（1914年9月28日〔10月11日〕以前）
（注：《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第一个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对待已爆发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态度的正式宣言，刊载于1914年11月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在俄国国内和国外得到广泛传播。1915年2月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报纸《无产者呼声报》创刊号全文刊载了这一宣言。宣言还曾作为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待战争的态度的正式文件寄给了社会党国际局以及英国、德国、法国、瑞典和瑞士的一些社会党报纸和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1914年11月13日，瑞士社会民主党纳沙泰尔州组织机关报《哨兵报》第265号摘要发表了这篇宣言。--403。）
各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准备了几十年的欧洲大战终于爆发了。军备的扩张，在各先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争夺市场斗争的极端尖锐化，以及最落后的各东欧君主国的王朝利益，都不可避免要导致而且已经导致了这场战争。强占别国领土，征服其他国家；打垮竞争的国家并掠夺其财富；转移劳动群众对俄、德、英等国国内政治危机的注意力；分裂工人，用民族主义愚弄工人，消灭他们的先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当前这场战争唯一真实的内容、作用和意义。
社会民主党的责任，首先是揭露这场战争的这种真实意义，无情地揭穿统治阶级即地主和资产阶级为了替战争辩护而散布的谎言、诡辩和“爱国主义的”花言巧语。
一个参战国集团为首的是德国资产阶级。它愚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硬说它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自由和文化，是为了解放受沙皇政府压迫的各族人民，是为了摧毁反动的沙皇制度。而实际上正是这个充当以威廉二世为首的普鲁士容克的走狗的资产阶级，一直是沙皇政府最忠实的盟友和俄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敌人。实际上，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这个资产阶级都将同容克一道去全力支持沙皇君主政府反对俄国革命。
实际上德国资产阶级向塞尔维亚发动了强盗式的进攻，企图◎第403页◎征服塞尔维亚和扼杀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革命，同时把自己的主要兵力用来进攻比利时和法国这两个较自由的国家，以便掠夺较富有的竞争者。德国资产阶级一直在散布一种神话，说它所进行的是防御性战争，实际上它选择了它认为是进行战争最有利的时机来使用其经过改进的最新军事技术装备，抢在了俄法两国实现它们已经计划好、已经决定要实行的更新军备之前。
另一个参战国集团为首的是英法资产阶级。它们愚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硬说它们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自由和文化，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专制制度。而实际上英法资产阶级早就在用亿万巨款雇用和训练欧洲最反动最野蛮的君主政府--俄国沙皇政府的军队去进攻德国。
实际上英法资产阶级作战的目的是夺取德国的殖民地，打垮这个经济发展更为迅速的竞争国。为了达到这个高尚的目的，这两个“先进的”、“民主的”国家正在帮助野蛮的沙皇政府进一步扼杀波兰、乌克兰等，进一步镇压俄国的革命。
两个参战国集团在战争中都在掠夺，都表现出野蛮和无限残暴，谁也丝毫不比对手逊色，但是，为了愚弄无产阶级，为了转移他们对唯一真正的解放战争，即既反对“自己”国家的也反对“别人”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的注意力--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各国资产阶级都在用爱国主义的虚伪言词极力地宣扬为“自己”国家进行战争的意义，硬说他们竭力战胜对方，并不是为了掠夺和侵占领土，而是为了“解放”除自己本国人民以外的所有其他各国人民。
但是，各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愈是拼命地设法分裂工人，唆使他们自相残杀，愈是穷凶极恶地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而实施戒严和战时书报检查（这一切即使是在目前，在战争时期，也主要是为◎第404页◎了迫害“国内”敌人，其次才是为了对付国外敌人），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愈是要刻不容缓地负起责任，维护自己的阶级团结，捍卫自己的国际主义，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反对各国“爱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集团的猖獗的沙文主义。如果觉悟的工人放弃这项任务，那就是放弃自己对自由和民主的一切追求，更不要说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了。
我们不得不以极其难过的心情指出，欧洲最主要的一些国家的社会党，没有执行自己的这项任务，而这些党的领袖们的行为，特别是德国党的领袖们的行为，已经近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直接背叛了。在这一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关头，当今的第二社会主义国际（1889-1914年）的大多数领袖力图以民族主义来偷换社会主义。由于他们的这种行为，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不但没有起来反对政府的罪恶行径，反而号召工人阶级使自己的立场同帝国主义政府的立场一致起来。国际的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他们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重复“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爱国主义”）口号，为战争辩护，参加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内阁，等等。当代欧洲最有影响的社会党领袖和最有影响的社会党报刊所持的观点，都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决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对于这样玷污社会主义首先应该负责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是第二国际最强大和最有影响的党。（注：1914年8月4日，社会民主党党团和资产阶级代表在帝国国会中一起投票赞成给帝国政府以50亿军事拨款，从而支持了威廉二世的帝国主义政策。后来查明，在国会开会前社会民主党党团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曾反对给政府提供军事拨款，但是他们屈服于社会民主党党团机会主义者多数的决定，在表决时投了赞成票。--405。）但是也不能说法国的社会党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席位，（注：1914年8月4日，法国社会党人在议会中一致同意军事拨款，赞成戒严和实行战时书报检查，即禁止罢工、集会等等。8月底社会党人茹·盖得和马·桑巴，稍后还有阿·托马参加法兰西帝国政府（进入国防部）。在各部以及各城市自治机关中社会党人和工会领导人也积极支持资产阶级打这场战争。--405。）而这个资产阶级正是当年出卖自己的祖国、同俾斯麦勾结起来镇压公社的资产阶级。
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试图为自己支持战争的行为辩护，说他们这样做似乎是在反对俄国沙皇政府。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声明，我们认为这种辩护纯粹是诡辩。在我国，近几年来重新◎第405页◎掀起了强大的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运动。俄国工人阶级始终走在这一运动的前列。近几年来成百万人参加的政治罢工，提出了推翻沙皇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就在大战前夕，当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彭加勒访问尼古拉二世的时候，他在彼得堡的街头可以亲眼看到俄国工人筑起的街垒。为了使全人类摆脱沙皇君主制度这一耻辱，俄国无产阶级从来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在某种条件下可以推迟沙皇制度的灭亡，可以帮助沙皇制度反对俄国的整个民主派的话，那就是目前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是拿英、法、俄等国资产阶级的钱袋来为沙皇制度的反动目的服务的。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挠俄国工人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的话，那就是俄国沙文主义报刊不断地举出来让我们仿效的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行为。
就假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小到不得不放弃任何革命活动的程度，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决不能参加沙文主义阵营，也决不能采取那些使意大利社会党人完全有理由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玷污了无产阶级国际的旗帜的步骤。
我们的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蒙受而且还将蒙受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牺牲。我们的一切合法的工人报刊都被取缔。大多数工会被查禁，我们的许多同志被逮捕和流放。但是，我们的议会代表团--国家杜马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认为自己的不可推卸的社会主义职责是，不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甚至退出杜马会议厅以表示更强烈的抗议（注：战争开始时，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曾谋求同杜马中的孟什维克代表和劳动派代表采取共同的反战行动。同劳动派未能达成协议。同孟什维克党团则制定了共同的反对战争的宣言。1914年7月26日（8月8日），第四届国家杜马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批准军事拨款问题。会上宣读了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孟什维克党团共同制定的宣言。在表决军事拨款问题时，布尔什维克党团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退出了杜马会议厅。孟什维克党团采取了同样的行动。--406。）；认为自己的职责是谴责欧洲各国政府的政策是帝国主义政策。不管沙皇政府的压迫如何变本加厉，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已经印发了第一批秘密的反战号召书（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印发的一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秘密传单。--406。），履行了对民主运动和国际的职责。
如果说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少数派和中立国优秀的社会民主党◎第406页◎人为代表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因第二国际的这种破产而感到莫大的耻辱，如果说英法两国都有一些社会党人发出了反对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内的沙文主义的呼声，如果说譬如以德国《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Monatshefte》)（注：《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407、492、536。）为代表的、早已站在民族主义自由派立场上的机会主义者，正在完全理所当然地为自己战胜欧洲社会主义而欢欣鼓舞，那么，最能给无产阶级帮倒忙的，莫过于那些动摇于机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中派”之类），这些人极力闭口不谈第二国际的破产，或者用外交辞令来加以掩饰。
相反，应当公开承认这种破产，并了解破产的原因，以便能够建立起各国工人新的更巩固的社会主义团结。
机会主义者撕毁了斯图加特（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18-24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886名社会党和工会的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派了37名代表。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由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波·米·克努尼扬茨、马·马·李维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亚·谢马什柯、米·格·茨哈卡雅等人组成。
代表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
在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团结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在起草代表大会决议的各个委员会中进行的。列宁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委员会的工作。通过同奥·倍倍尔的直接谈判，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对倍倍尔的决议草案作了如下具有历史意义的修改，提出：“如果战争……爆发了的话，他们（指各国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编者）的责任是……竭尽全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醒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决议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后被代表大会一致通过。--407、454。）、哥本哈根（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0年8月28日-9月3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33个国家的896名代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亚·米·柯伦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
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合作社与党的关系、国际团结和工会运动的统一等问题。代表大会选出了5个委员会，列宁参加了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为了团结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倡议召开了出席大会的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
代表大会通过的《仲裁法庭与裁军》这一决议重申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各国社会党人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推翻资产阶级。决议还责成各国社会党及其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下列要求：必须把各国间的一切冲突提交国际仲裁法庭解决；普遍裁军；取消秘密外交；主张各民族都有自治权并保护它们不受战争侵略和暴力镇压。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反对战争的威胁。--407。）和巴塞尔代表大会（注：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12年11月24-25日举行。这是第二国际在巴尔干战争爆发、世界大战危险日益迫近的形势下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555名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有6名。
代表大会只讨论了一个问题，即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威胁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当天，来自巴登、阿尔萨斯和瑞士各地的工人及与会代表在巴塞尔明斯特教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战集会。11月25日，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正在酝酿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侵略目的，号召全世界工人积极展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并建议社会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407、454、518、579、728。）的决议，这些决议责成各国社会党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反对沙文主义，责成社会党人要以加紧宣传国内战争和社会革命来回答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挑起的任何战争。第二国际的破产是在那个已经过去了的（所谓“和平的”）历史时代的特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于近几年在国际中取得了实际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破产。机会主义者早就在为这一破产准备条件了：他们否定社会主义革命而代之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们否定阶级斗争及其在一定时机转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而鼓吹阶级合作；他们在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幌子下鼓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而忽视或否定《共产党宣言》中早已阐明的一条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即工人没有祖国；（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编者注）他们在同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局限于感伤主义的小市民观点，而不承认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必须以革命战争来反对所有国家的资◎第407页◎产阶级；他们把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变成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而忘记了在危机时代必须有秘密的组织形式和鼓动形式。在目前的危机时期，作为机会主义天然的“补充”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同样与无产阶级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观点相敌对的），其特征是同样恬不知耻、自鸣得意地重复沙文主义口号。
如果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如果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彻底失败的必然性，那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运动在现时期的各项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真正的国际团结。
每个国家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同本国的沙文主义作斗争。在俄国，这种沙文主义已经完全支配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7、162、241、255、271、389、408、449、529。））和部分民粹派直到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于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285、408、468、530、581。）和“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特别要痛斥像叶·斯米尔诺夫、彼·马斯洛夫和格·普列汉诺夫等所发表的、得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报刊赞同和被它们广泛利用的沙文主义言论。）
在现时情况下，从国际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无法断定两个参战国集团哪一个集团战败对社会主义为害最小。但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坚信，从俄国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观点来看，沙皇君主政府这个压迫欧亚两洲的民族和人口数量最多的、最反动最野蛮的政府战败为害最小。
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政治口号应当是建立共和制的欧洲联邦。但是，与只要能把无产阶级卷入沙文主义大潮流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的资产阶级不同，社会民主党人将要阐明：如果不提以革命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制度，这个口号便完全是欺骗性的和毫无意义的。
由于俄国最落后，由于它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国家◎第408页◎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仍然是实现彻底的民主改革所要求的三个基本条件：建立民主共和国（其中一切民族都享有充分的平等和自决权）、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在一切先进国家，战争已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提到日程上来。压在无产阶级肩上的战争负担愈沉重，无产阶级在当今的“爱国主义的”野蛮行为（它是在大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巨大技术成就的条件下发生的）带来的灾祸过去以后重建欧洲时应当起的作用愈积极，这一口号就愈是显得迫切。资产阶级正利用战时法律来封住无产阶级的嘴，这就向无产阶级提出一项任务--必须创立秘密的鼓动形式和组织形式。让机会主义者不惜用背叛自己信念的代价去“保全”合法组织吧，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利用工人阶级在组织方面的素养和联系，去创立适应于危机时代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秘密形式，使工人不是同自己国家的沙文主义资产阶级，而是同各国的工人团结起来。无产阶级的国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工人群众定将冲破一切障碍创立一个新的国际。机会主义目前的胜利是不会长久的。战争造成的牺牲愈大，工人群众就会愈加看清机会主义者背叛工人事业的行为，愈加认清把枪口转向各自国家的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必要性。
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是公社的经验所启示的，是巴塞尔决议（1912年）所规定的，也是在分析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后得出的。既然战争已经成为事实，那么，不管这种转变在某一时刻会遇到多大困难，社会党人也决不放弃在这方面进行经常不断的、坚定不移的、始终不渝的准备工作。
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无产阶级才能摆脱依附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的地位，才能以不同的形式比较迅速地迈出坚定的步伐，走向各◎第409页◎民族的真正自由，走向社会主义。
工人们在反对各国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斗争中的国际团结万岁！
清除了机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载于1914年11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19页◎第410页◎
辩证法的要素（1914年9-12月）
(1)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
(2)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
(3)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
(4)这个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倾向（和方面）。
(5)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6)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斗争或展开。
(7)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
(8)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第411页◎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
(9)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过渡。
(10)揭示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
(11)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深化的无限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
(12)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注：在列宁的手稿中，(11)和(12)原来是一条，后来列宁把该条的后半部分单列为(12)，两条之间用分号断开。此处是按手稿翻译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2页和第193页之间的插页）。--412。）。
(13)在高级阶段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
(14)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复归（否定的否定）。
(15)内容对形式以及形式对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16)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过渡。（15和16是9的实例）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可是这需要发挥和说明。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9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0-192页◎第412页◎
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节选）
（1914年11月）
（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一文是列宁为当时在俄国颇为驰名的《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的一个词条。列宁于1914年春在加里西亚的波罗宁着手撰写这一词条（1918年单行本的序言中误为写于1913年，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47页），后因忙于党的工作和《真理报》的工作而不得不中途搁笔。直到1914年9月他移居伯尔尼以后，才又重新动笔。整个词条于11月初完稿，11月4日（17日）寄给了编辑部。1915年出版的《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第7版）第28卷刊载了这一词条，署名为：弗·伊林。在书报检查的条件下，编辑部未刊出原稿中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两节，并对原文作了某些修改。词条附有《马克思主义书目》。1918年，波涛出版社根据《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的词条出版了《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单行本，但没有附《马克思主义书目》。《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全文于1925年第一次按手稿发表在俄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出版的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文集中。--413。）
序　言
现在用单行本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是我在1913年（根据我的记忆）为格拉纳特词典写的。原来文末附有相当详细的、多半是外文的、论述马克思的书目。这个书目没有编进本版。其次，词典编辑部考虑到书报检查，又把本文结尾阐述马克思的革命策略的部分删去了。可惜在这里我无法把结尾部分再加进去，因为原稿留在克拉科夫或瑞士我的某些文稿中。我只记得，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我还引用了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的两句话：“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编者注）这就是我们的孟什维克从1905年起就没有能理解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已完全背叛社会主义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尼·列宁
1918年5月14日于莫斯科◎第413页◎
马克思，卡尔　1818年公历5月5日生于特里尔城（莱茵普鲁士）。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犹太人，1824年加入新教。这个家庭是富裕的，有教养的，但不是革命的。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后，先后入波恩和柏林的大学攻读法学，但他研究得最多的是历史和哲学。1841年大学毕业时提交了一篇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就其当时的观点来说，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在柏林，他加入过“左派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圈子，这派人想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迁居波恩，打算当教授。但是当时政府实行反动政策，1832年撤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教授职务，1836年又拒绝让费尔巴哈进大学讲课，1841年又剥夺青年教授布鲁诺·鲍威尔在波恩的讲学资格，这样就迫使马克思放弃了当学者的前程。当时左派黑格尔派的观点在德国发展很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特别是从1836年起，开始批判神学，转向唯物主义，到1841年，唯物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完全占了上风（《基督教的本质》）；他的另一著作《未来哲学原理》于1843年问世。后来，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的这些著作时写道：这些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我们〈即左派黑格尔派，包括马克思〉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编者注）这时，一些同左派黑格尔派接近◎第414页◎的莱茵激进派资产者，在科隆创办了一个反对派的报纸《莱茵报》（注：《莱茵报》即《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ZeitungfürPolitik,HandelundGewerbe》)，是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怀有反对情绪的莱茵省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日报，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从1842年4月起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任该报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后，该报日益明显地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政府决定于1843年4月1日封闭《莱茵报》，而在此以前则对它实行特别严格的检查。鉴于该报股东企图使报纸改取温和态度，以取得政府的宽容，马克思于1843年3月17日声明退出该报编辑部。--415。）（1842年1月1日创刊）。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被聘为主要撰稿人。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该报主编，并从波恩迁居科隆。该报在马克思的编辑下，革命民主倾向愈来愈明确。所以政府起初对该报进行双重的，甚至是三重的检查，后来，在1843年1月1日决定干脆将其查封。马克思被迫在查封之前辞职，但该报并没有因此而得救，终于在1843年3月被查封。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主要文章，除后面列举的（见书目（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83-95页，本版选集未收入。--编者注））以外，恩格斯还曾提到论摩泽尔河谷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状况一文（注：指马克思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0-243页）。--415。）。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他发奋研究这门科学。
1843年，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同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马克思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同她订了婚。燕妮出身于一个反动的普鲁士贵族家庭。她的哥哥曾在1850-1858年这个最反动的时期任普鲁士内务大臣。1843年秋，马克思赴巴黎，此行的目的是和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年；左派黑格尔派，1825-1830年被监禁，1848年以后流亡国外；1866-1870年以后成为俾斯麦主义者）一起在国外创办一种激进的杂志。这个《德法年鉴》杂志（注：《德法年鉴》(《Deutsch-Franz?sischeJahrbücher》)是马克思和阿·卢格合编的德文刊物，1844年在巴黎出版。主要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卢格之间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杂志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第1-2期合刊）就停刊了。这一期《德法年鉴》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228、415。）只出了第1期。其所以停刊，是因为在德国秘密发行困难，加上马克思同卢格意见不合。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已经是一个革命家。他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编者注）；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
1844年9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到巴黎小住数日，他从◎第415页◎这时起便成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两人一起极其热情地投入当时巴黎各革命团体的沸腾生活（蒲鲁东的学说当时特别有影响，马克思于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并在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的尖锐斗争中创立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见后面的书目所载的马克思在1844-1848年这一时期的著作）。1845年，在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下，马克思作为一个危险的革命分子而被驱逐出巴黎。此后他迁居布鲁塞尔。1847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秘密宣传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并对章程第1条作了修改，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公布的《共产党宣言》。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除伦敦外，巴黎、布鲁塞尔、瑞士、德国也有同盟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践完全证实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同盟的观点的正确性。1850年9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因策略分歧而分裂，中央多数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伦敦改为科隆。在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后，同盟于1852年11月17日宣布解散。同盟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许多盟员后来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416。），参加了该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并起了突出的作用，他们受大会委托起草了1848年2月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
1848年二月革命（注：指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416。）爆发时，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他重返巴黎，并于三月革命（注：指1848年奥地利和普鲁士三月革命。--416。）后，又从巴黎回到德国科隆。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了《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NeueRheinische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416。）；马克思任该报主编。1848-1849年的革命事态的发展极好地证实了新的理论，后来世界各国所有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理论。得胜的反革命势力起初将马克思提交法庭审判（1849年2月9日宣告无罪），以后又把他驱逐出德国（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先到巴黎，在1849年6月13日游行示威（注：指1849年6月13日法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的游行示威。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为了取得天主教会对他的支持，公然出兵协助罗马教皇镇压意大利革命。山岳党遂在立法议会弹劾总统和内阁违宪，因为1848年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弹劾案被立法议会内的秩序党多数所否决。这次游行示威就是为此而举行的。秩序党内阁下令军队驱散了这次游行示威，并在这以后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416。）后又被驱逐出巴黎，此后他移居伦敦，直到去世。
流亡生活极端困苦，这一点从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1913年出版）（注：指191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德文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通信集（1844-1883年）》，共4卷。通信集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1500封，是他们的理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信集还提供了这两位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大量珍贵的生平资料和反映他们的组织活动和理论创作的丰富材料。列宁深入地研究了这部通信集，摘记了其中300封信的要点，摘抄了15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信，并为一部分摘要编了名目索引。根据列宁笔记编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提要》，已收入《列宁全集》第2版，列为第58卷。--416。）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及其一家饱受贫困的◎第416页◎折磨。如果不是恩格斯牺牲自己而不断给予资助，马克思不但无法写成《资本论》，而且势必会死于贫困。此外，当时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和所有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思潮，迫使马克思经常进行无情的斗争，有时还要反驳各种穷凶极恶的人身攻击（《福格特先生》（注：《福格特先生》这部抨击性著作是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尔·福格特写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的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97-754页）。--417。））。马克思竭力避开流亡者的圈子，写了一些历史著作（见书目）来详细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并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和《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1卷）这两部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见后面马克思的学说）。
50年代末和60年代民主运动复兴时期，马克思又投入实际活动。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了有名的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协会的第一个《宣言》（注：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14页）。--417。）以及许多决议、声明和公告都出自他的手笔。马克思把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统一起来，竭力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马志尼、蒲鲁东、巴枯宁、英国的自由派工联主义、德国拉萨尔右倾分子等等）纳入共同行动的轨道，并同所有这些派别和学派的理论进行斗争，从而为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制订了统一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在1871年巴黎公社--马克思对它曾经作过极其深刻、准确、出色而有影响的、革命的分析（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失败之后，在巴枯宁分子（注：巴枯宁主义是以米·亚·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巴枯宁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及其特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代表，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他们认为国家是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实行小生产者公社的完全自治，并把这些公社联合成自由的联邦（按巴枯宁主义者的说法就是实现“社会清算”）。巴枯宁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否定工人阶级的一切不直接导致“社会清算”的斗争形式，否认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而主张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去领导群众骚乱。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巴枯宁主义在当时经济上落后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南部和瑞士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中得到传播。在巴枯宁主义影响下，也形成了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一个派别。1868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建立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同盟申请加入第一国际遭到拒绝以后，巴枯宁主义者采取对国际总委员会的决定阳奉阴违的办法，表面上宣布解散这个组织，而实际却继续保留，并于1869年3月以国际日内瓦支部的名义把它弄进了国际。巴枯宁主义者利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在国际内部进行了大量分裂和破坏活动，力图夺取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权，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揭露和批判。1872年9月2-7日举行的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把巴枯宁和另一位巴枯宁派首领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19世纪最后25年间，巴枯宁主义者蜕化成了脱离群众的小宗派。--2、417。）使第一国际分裂之后，第一国际已无法在欧洲继续存在。在海牙国际代表大会（1872年）（注：指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激烈斗争的形势下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和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两个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关于总委员会会址迁往纽约、关于巴枯宁派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等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大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代表大会就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伟大任务就是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当组织政党，以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和达到消灭阶级的最终目的。大会从理论上、组织上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活动，并把该派首领米·亚·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胜利，为后来建立各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奠定了基础。--417。）以后，马克思把国际总委员会移至纽约。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空前大发展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向广度发展，以各个民族国家为基地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
在第一国际中的紧张工作和更为紧张的理论研究活动，完全◎第417页◎损坏了马克思的健康。他继续进行改造政治经济学和完成《资本论》的工作，为此大量收集新的资料，学习好几种语言（例如俄语），可是疾病使他没有能够写完《资本论》。
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的妻子去世。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静静地长眠于他的安乐椅中。他被安葬于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安息在妻子的身边。马克思的子女，有几个由于当时家境十分贫困，在童年时便死于伦敦。三个女儿爱琳娜、劳拉、燕妮，分别嫁给了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艾威林、拉法格、龙格。燕妮的儿子是法国社会党党员。
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法国所有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前，必须把他的整个世界观作一简略的叙述。
哲学唯物主义
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是路·费尔巴哈的信奉者，就是到后来他还认为，费尔巴哈的弱点仅仅在于他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和全面。马克思认为◎第418页◎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早“在18世纪，特别是在法国，就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一切形而上学〈意即与”清醒的哲学“相反的”醉熏熏的思辨“〉……的斗争”（《遗著》中的《神圣家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编者注）。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创造者、缔造者〉……　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编者注））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见该书，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中完全以马克思的这个唯物主义哲学为依据，并阐述了这个哲学，他写道：“……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如果要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Abbilder，意即映象，恩格斯有时还称为”印象“〉，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第419页◎念'的现实化的反映。”（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98-99、74-75、64页。--编者注）弗·恩格斯在叙述自己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看法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此书付排前，恩格斯重新阅读了他和马克思于1844-1845年写的论述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稿）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和第220页。--编者注）在其他任何意义上运用（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都只能造成混乱。马克思不但坚决驳斥了始终这样或那样地同宗教相连的唯心主义，而且坚决驳斥了现时特别流行的休谟观点和康德观点，即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批判主义和实证论，认为这类哲学是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的”让步，充其量是“把当众拒绝的唯物主义又羞羞答答地暗中接受过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编者注）。关于这个问题，除上面已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外，还可参看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谈到了著名博物学家托·赫胥黎发表的比通常“更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演讲，谈到了他认为“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脱离唯物主义”，但同时又斥责赫胥黎为不可知论、为休谟主义留下了“后路”。（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13页。--编者注）特别应当指出马克思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观点：“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第420页◎识。”（恩格斯《反杜林论》）（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编者注）这也就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必然向自由的辩证转化（如同尚未认识但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物的本质”向“现象”转化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更不要说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了），其主要缺点是：(1)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现在还应加上物质的电学理论）的最新发展；(2)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和全面地贯彻发展的观点；(3)他们抽象地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9页。--编者注）。
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他们认为，任何其他关于发展的原理、进化的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只能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革命）弄得残缺不全。“可以说唯有马克思和我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使其不致与包括黑格尔主义在内的唯心主义同被粉碎〉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这是在镭、电子和元素转化等等发现以前写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第421页◎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和第62页。--编者注）
恩格斯写道：“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就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213、239页。--编者注）
马克思接受并发展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一革命的方面。辩证唯物主义“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以往的哲学只留下了“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编者注）而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在称之为认识论的内容，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从不知到知的转化。
现在，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几乎完全深入社会的意识，但不是通过黑格尔哲学，而是通过另外的途径。不过，这个观念，按马克思◎第422页◎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而作的表述，要比一般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参看马克思1868年1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其中嘲笑施泰因的“死板的三分法”，认为把三分法同唯物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是荒谬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0页。--编者注）。）
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编者注）。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说：“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编者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423页◎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完整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编者注）（参看马克思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简短表◎第424页◎述：“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6页。--编者注））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第425页◎
阶级斗争
某一社会中一些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研究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才能科学地确定这些意向的结果。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251页。--编者注）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背景，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他们在总结当◎第426页◎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整个法国历史的锁钥。而当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取得了完全胜利、设立了代议机构、实行了广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选举制、有了供群众阅读的廉价的日报等等的时代，已经建立起势力强大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人联合会和企业主同盟等等的时代，更加清楚地（虽然有时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立宪的”形式）表明，阶级斗争是事变的推动力。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可以向我们表明，马克思怎样要求社会科学根据对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对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作出客观的分析：“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262页。--编者注）在一系列历史著作中（见书目），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0页。--编者注）。我们上面引证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测定历史发展的整个合力，分析了多么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第427页◎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各个过渡阶段。
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编者注）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所以马克思的分析也就从分析商品入手。
价　值
商品是这样一种物，一方面，它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另一方面，它能用来交换别种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或简称价值）首先是一定量的一种使用价值同一定量的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关系或比例。每天的经验都向我们表明，这种亿万次的交换，总是使各种极不相同的互相不可比的使用价值趋于彼此相等。这些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内总是可以彼此相等的不同物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它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人们通过交换产品，使各种极不相同的劳动彼此相等。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体系中，各个生产者制造各种不同的产品（社会分工），而所有这些产品在交换中彼此相等。因此，一切商品的共同的东西，并不是某一生◎第428页◎产部门的具体劳动，并不是某一种类的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即一般的人类劳动。表现在全部商品价值总额中的一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力，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亿万次交换的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因此，每一单个商品所表现的只是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的大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或者说，由生产某种商品即某种使用价值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人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0-91页。--编者注）一位旧经济学家（注：指18世纪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斐迪南多·加利阿尼。--429。）说过，价值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不过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只有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来看，并且只有从表现在大量的、重复亿万次的交换现象中的关系体系来看，才能了解什么是价值。“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编者注）马克思仔细分析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以后，就进而分析价值形式和货币。这里，马克思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货币价值形式的起源，研究交换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个别的偶然的交换行为（“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页。--编者注）：一定量的一种商品同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相交换）开始，直到一般价值形式，这时若干不同的商品同一种固定的商品相交换，最后到货币价值形式，这时金成为这种固定的商品，即一般等价物。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把由市场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遮蔽起来，掩盖起来。马克思极其详细地分析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而在这里（也如同在《资本论》开头的两章中一样）特别重要的是要看到，◎第429页◎抽象的、有时好像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再现了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资本论》第1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3页。--编者注）
剩余价值
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就转化为资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T（商品）--Д（货币）--T（商品），这就是说，卖出一种商品是为了买进另一种商品。相反，资本的一般公式是Д--T--Д，这就是说，买是为了卖（带来利润）。马克思把投入周转的货币的原有价值的这种增加叫作剩余价值。货币在资本主义周转中的这种“增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是这种“增殖”使货币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因为商品流通只能是等价物的交换；也不能从加价中产生，因为买主和卖主相互间的盈亏会抵销，而这里说的正是大量的、平均的、社会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现象。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编者注），它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创造过程。这样的商品是存在的。这就是人的劳动力。它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则创造价值。货币所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第430页◎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决定的。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力，就有权使用劳动力，即迫使他整天劳动，譬如说劳动12个小时。其实工人在6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内就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的产品，而在其余6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内则创造出资本家没有付给报酬的“剩余”产品或者说剩余价值。因此，从生产过程来看，必须把资本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耗费在生产资料（机器、劳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资本，它的价值（一下子或者一部分一部分地）不变地转到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耗费在劳动力上面的可变资本。这种资本的价值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中有所增加，创造出剩余价值。因此，为了表示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应当把剩余价值同全部资本相比，而应当把它只同可变资本相比。这种比例，马克思称作剩余价值率，例如，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它是6/6，即100％。
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是：第一，在一般商品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的情况下某些人手里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第二，存在双重意义上“自由的”工人，从他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或限制地出卖劳动力来说是自由的，从他们没有土地和任何生产资料来说也是自由的，他们是没有产业的工人，是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无产者”。
增加剩余价值可以有两种基本方法：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分析第一种方法时，展示了工人阶级为缩短工作日而斗争，以及国家政权为延长工作日（14-17世纪）和为缩短工作日（19世纪的工厂立法）而进行干预的壮观情景。《资本论》问世后，世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历史，又提供了成千成万件表明这种情景的新的◎第431页◎事实。
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考察了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个基本历史阶段：(1)简单协作；(2)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机器和大工业。马克思在这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基本的典型的特征揭示得多么深刻，从对俄国的所谓“手工”工业的考察提供了足以说明这三个阶段的前两个阶段的极其丰富的材料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而马克思在1867年所描写的大机器工业的革命作用，从那时到现在这半个世纪中在许多“新”国家（俄国、日本等等）里也都显示了出来。
其次，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是极其重要和新颖的。资本积累，就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不是用它来满足资本家的个人需要或嗜欲，而是把它投入新的生产。马克思指出，整个先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起）的一个错误就在于，它认为剩余价值在转化为资本时全部都用作可变资本。而事实上，剩余价值分为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变资本部分（在全部资本中）比可变资本部分增长得快，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资本积累加速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在一极造成富有，在另一极造成贫困，因而产生所谓“劳动后备军”，即工人的“相对过剩”或“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这种过剩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使资本有异常迅速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加上信用制度及生产资料方面的资本积累，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生产过剩危机的锁钥，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起初平均每隔十年一次，后来则间隔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比较不固定。必须把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同所谓原始积累区别开来。原始积累是强迫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侵占公有地，◎第432页◎实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保护关税制度等等。“原始积累”在一极造成“自由的”无产者，在另一极造成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
马克思曾用下面的一段名言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疯狂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私有者〈农民和手工业者〉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力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6-267页。--编者注）◎第433页◎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分析，也是极其重要和新颖的。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不是社会经济的零星部分，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总和。马克思纠正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上述错误，将整个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Ⅰ）生产资料的生产和（Ⅱ）消费品的生产，并通过他所列举的数字例证详细地考察了在以原有规模再生产的情况下和在积累的情况下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资本论》第3卷所解决的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平均利润率的问题。马克思把经济科学推进了一大步，这表现在他是根据普遍的经济现象，根据社会经济的全部总和来分析问题，而不是像庸俗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的“边际效用论”那样，往往只根据个别偶然现象或竞争的表面现象来分析问题。马克思先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然后考察了剩余价值之分为利润、利息和地租。利润（注：看来是笔误，应是“利润率”。--编者注）是剩余价值与投入企业的全部资本之比。“有机构成高”（即不变资本超过可变资本的数额高于社会平均数）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则高于平均利润率。资本之间的竞争，资本从一个部门自由地转入另一个部门，会使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利润率都趋向平均。一个社会的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是同商品的价格总量相符的，但由于竞争的影响，在各个企业和各个生产部门内，商品不是按其价值，而是按等于所耗费的资本加平均利润的生产价格出卖的。
这样，价格离开价值和利润平均化这一众所周知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就被马克思根据价值规律充分说明了，因为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是同价格总量相符的。然而价值（社会的）变为价格（个别◎第434页◎的），不是经过简单的直接的途径，而是经过极其复杂的途径，因为很自然，在完全靠市场联系起来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而不同方向的个别的偏离则相互抵销。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示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而既然产生剩余价值的只是可变资本，所以利润率（剩余价值与全部资本之比，而不只是与资本的可变部分之比）当然就有下降的趋势。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和阻挡或者说抵销这一趋势的许多情况。现在我们不再转述《资本论》第3卷中论述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那些引人入胜的章节，只谈最主要的--地租理论。由于土地面积有限，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土地又全被各个业主所占有，所以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取决于中等地的生产费用，而是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费用，不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中等条件，而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劣等条件。这种生产价格与优等地（或优等条件下）的生产价格的差别，就产生等差地租或者说级差地租。马克思仔细分析了这种地租，说明它来源于各块土地肥力的差别，来源于土地的投资量的差别，这就完全揭露了（并见《剩余价值理论》，那里对洛贝尔图斯的批评特别值得注意）李嘉图的错误。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只是由于从优等地依次向劣等地转移而产生的。实则相反，也有逆向的转移，也有某一类土地转变为别类土地的情况（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城市的发展等等），所以那个出名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极其错误的，是把资本主义的缺陷、局限性和矛盾归咎于自然界。其次，利润在工业的各个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平均化的前提，是竞争的完全自由，是资本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流动的自由。但土地私有制造成垄断，妨碍这种自由流动。由于这种垄断，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从而个别利润率较◎第435页◎高的农业的产品，就不加入完全自由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土地所有者作为垄断者有可能使价格保持在平均价格之上，而这种垄断价格就产生绝对地租。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级差地租是不可能消灭的，而绝对地租却可能消灭，例如在土地国有化的时候，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的时候就可能消灭。这种转变会打破私有者的垄断，会导致在农业中更彻底更充分地实行自由竞争。因此--马克思指出--激进派资产者曾在历史上多次提出土地国有化这一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但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却害怕这个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太接近于“触动”当代另一种特别重要和特别“敏感的”垄断，即一般生产资料的垄断。（马克思在1862年8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特别通俗简明地叙述了自己关于资本平均利润和绝对地租的理论。见《通信集》第3卷第77-81页。并参看1862年8月9日的信，同上，第86-8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6-270、276-277页。--编者注）讲到地租史的时候，还必须提到马克思对地租的转化过程所作的分析，即由工役地租（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在地主的土地上创造剩余产品）转化为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剩余产品，因受“经济外的强制”而将剩余产品交给地主），然后转化为货币地租（也是一种实物地租，即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转化为货币，在旧日罗斯称“代役租”），最后转化为资本主义地租，这时农民已为使用雇佣劳动从事耕作的农业企业主所代替。讲到对“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这种分析时，必须指出马克思关于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许多深刻的（对像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国家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思想。“不仅在由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的同时，必然形成一个无产的、为货币而受人雇用的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化之前就形成这个阶级。在这个◎第436页◎阶级刚刚产生，还只是偶然出现的时期，在那些较富裕的有交租义务的农民中间，必然有那种自己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习惯发展起来，正如早在封建时期，就有富裕的农奴自己又拥有农奴一样。因此，他们积累一定的财产并且本人转化为未来资本家的可能性也就逐渐发展起来。从这些旧式的、独立经营的土地占有者中间，也就产生了培植资本主义租佃者的温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村以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3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0页。--编者注）“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2页。--编者注）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人口因此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人口或制造业人口〈即非农业人口〉的队伍。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6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4-705页。--编者注）。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是小生产繁荣并成为典型形态的条件。但这种小生产只能同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相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法兰西阶级斗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编者注）。“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第437页◎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雾月十八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6页。--编者注）通常农民甚至把一部分工资交给资本主义社会，即交给资本家阶级，自己却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3页。--编者注）。“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谷物价格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的原因之一”（《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编者注）何在呢？在于农民把一部分剩余产品白白交给社会（即资本家阶级）。“因此，这种较低的价格〈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是生产者贫穷的结果，而决不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编者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块土地所有制，即小生产的标准形态，不断衰退、毁灭、消亡。“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合作社，即小农协作社，虽能起非常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只能削弱这个趋势，而不能消灭这个趋势；同时不应当忘记，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多，对贫苦农民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协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在工业方面一样，完全是以“生◎第438页◎产者的殉难历史”（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编者注）为代价来改造生产过程的。“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农业中，也和在现代的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553页。--编者注）
社会主义
从上文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劳动社会化通过无数种形式日益迅速地向前发展，在马克思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大生产与资本家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长以及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势力的巨大增长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这个转变的思想上精神上的推动者和实际上的执行者，就是资本主义本身培养的无产阶级。表现于多种多样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形式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要成为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生产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导致“剥夺者被剥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作◎第439页◎日缩短，完善的集体劳动代替残存的原始的分散的小生产，--这就是这种转变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彻底破坏了农业同工业的联系，但同时又以自己的高度发展准备新的因素来建立这种联系，使工业同农业在自觉运用科学和合理组织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在重新分布人口（既消除农村的荒僻、与世隔绝和不开化状态，也消除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反常现象）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准备着新的家庭形式，并为妇女的地位和青年一代的教育准备新的条件。在现代社会里，女工和童工的使用，资本主义对父权制家庭的瓦解，必然采取最可怕最痛苦最可憎的形式。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像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工人由各种年龄的男女搭配组合而成，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6-537页。--编者注）。工厂制度使我们看到“未来教育的幼芽……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同上）（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页。--编者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同样的历◎第440页◎史的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察未来，并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编者注），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状态，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因此，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工人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宣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编者注）。这些论断，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这时社会已分裂成相互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站在社会之上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的“权力”，社会就无法存在。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后，便成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恩格斯叙述了自己的和马克思的观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编者注）。甚至民主共和国这一最自由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丝毫不能消除这个事实，而只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之间的联系，对官吏和报刊的直接或间接的收买，等等）。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灭，从而也导致国家消灭。恩格◎第441页◎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编者注）“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编者注）
最后，关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待那些在剥夺者被剥夺时期还将继续存在的小农的态度问题，必须举出恩格斯表达马克思的思想的一段话：“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恩格斯《西方土地问题》，阿列克谢耶娃出版的版本第17页，俄译本有错误。原文载于《新时代》杂志29。）（注：《西方土地问题》即《法德农民问题》，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页。--编者注）◎第442页◎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早在1844-1845年，马克思就判明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之一，就是未能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情况和正确评价这一活动的意义，所以，马克思后来在从事理论写作的同时，毕生都十分注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的全部著作，特别是1913年出版的四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都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还远远没有收齐，没有汇集在一起，没有加以研究和整理。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一个最一般最简短的评介，着重说明，马克思正确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先进阶级只有客观地考虑到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到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到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据以制定正确的策略。这就是说，不应当把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看作是静态的，而应当看作是动态的，即不应当看作是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看作是处于运动之中（运动的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存在的经济条件中产生的）。而对运动，不仅要从过去的观点来看，而且要从将来的观点来看，并且不是像“进化论者”那样庸俗地理解，只看到缓慢的变化，而是要辩证地理解：“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通信集》第3卷第12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8页。--编者注）。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第443页◎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两个论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论述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时提出的，另一个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时提出的。前一个论点是：“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反抗思想（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页。--编者注）这就是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在以后几十年内，在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进行“未来战斗”的整个长时期内的纲领和策略。在这方面应当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许多论述，他们用英国工人运动的实例说明，工业的“繁荣”怎样引起“收买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13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01页。--编者注）、使无产阶级放弃斗争的尝试，这种繁荣怎样“起了败坏无产阶级的作用”（第2卷第21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25页。--编者注）；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资产阶级化”--“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英国〉，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第444页◎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第2卷第29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8页。--编者注）；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丧失“革命精力”（第3卷第12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4页。--编者注）；怎样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等待“英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第3卷第12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48页。--编者注）；英国工人运动怎样缺乏“老宪章派（注：宪章主义者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445。）的热情”（1866年；第3卷第30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99页。--编者注）；英国工人领袖怎样在变成“在激进派资产者和工人之间”的中间类型的人（关于侯里欧克，第4卷第20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76页。--编者注）；由于英国拥有垄断地位，而且只要这种垄断地位未被破坏，“不列颠工人也只能是这样”（第4卷第433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页。--编者注）。与工人运动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相联系的经济斗争的策略，在这里是以极其广阔的、全面的、辩证的、真正革命的观点来加以考察的。
关于政治斗争策略，《共产党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编者注）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支持了波兰主张“土地革命”的政党，　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注：克拉科夫起义是指1846年2月在波兰克拉科夫爆发的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的起义。这次起义是以波兰民主协会为首的各民族解放组织所策划的全波起义的一个部分。起义者于1846年2月20日占领了克拉科夫市，2月22日成立了波兰共和国国民政府。该政府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俄、普、奥三个占领国，宣布废除封建义务，并许诺土地归农民所有而不用交纳赎金。这次起义在沙皇俄国和奥地利的联合打击下很快遭到失败，克拉科夫于3月3日失陷。马克思在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37页）--445。）的政党”（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编者注）。马克思在1848-1849年支持了德国的极端革命民主派，而且以后也从没有收回他当时关于策略问题所说的话。马克思认为德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资产阶级当时只有同农民联合，才能完全实现它的任务〉，而与旧社会◎第445页◎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2页。--编者注）。下面就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所作的一个总结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是唯物主义从运动中并且不是只从运动的过去方面观察社会的榜样）：“……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害怕世界大风暴……毫无毅力，到处剽窃；……没有首创精神……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载于1848年《新莱茵报》，见《遗著》第3卷第21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3页。--编者注）大约过了20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第3卷第22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69页。--编者注）中指出，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宁愿要用奴役换取的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当1848-1849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以革命为儿戏的做法了（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要求人们善于在似乎是“以和平方式”准备着新革命的新阶段进行工作。马克思当时要求人们以怎样的精神进行这项工作，这可以从他对德国在1856年这一最黑暗的反动年代的形势所作的估计中看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10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4页。--编者注）在德国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一直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面。马克思当时所以认为拉萨尔“客观上是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第3卷第210◎第446页◎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8页。--编者注），其原因之一就是拉萨尔纵容了地主和普鲁士民族主义。1865年，恩格斯在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就他们将在报刊上共同发表的意见同马克思交换看法时写道：“在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里，代表工业无产阶级说话时只攻击资产阶级，而一字不提大封建贵族对农村无产阶级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第3卷第21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8页。--编者注）1864-1870年间，当德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剥削阶级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上面完成这个革命而斗争的时期即将结束时，马克思不仅斥责过同俾斯麦勾搭的拉萨尔，而且纠正过陷入“亲奥主义”和拥护分立主义的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当时要求实行革命策略：对俾斯麦和亲奥派同样地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迁就“胜利者”普鲁士容克，而不顾普鲁士军事胜利所造成的状况立刻恢复反对容克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34、136、147、179、204、210、215、418、437、440-441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51、353、370、419页和第31卷第40、48、55、376、408、418页。--编者注）。在国际1870年9月9日的那篇著名的宣言中，马克思曾事先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宜的起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85-294页。--编者注）；但当起义终于发生了的时候（1871年），马克思却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欢呼“冲天”的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7页。--编者注）。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同在许多其他形势下一样，革命行动的失败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的为害，要比放弃阵地、不战而降小，因为不战而◎第447页◎降会使无产阶级士气沮丧，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停滞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所以他在1877-1878年，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448。）颁布以后，严厉地斥责了莫斯特的“革命空谈”，但他同样严厉甚至更为严厉地痛斥了当时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中一时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因为这个党没有立刻表现出坚定性、坚决性、革命性和为对付非常法而转向不合法斗争的决心（《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397、404、418、422、42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54-55、64-65、89-90、101-102、105页。--编者注），并参看给左尔格的信）。
载于1915年《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第7版第28卷（有删节）；序言载于1918年莫斯科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书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47-82页◎第448页◎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1914年11月29日〔12月12日〕）
现在，关于民族，关于祖国，说的、议论的、叫喊的实在太多了！英国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大臣，法国无数“先进的”政论家（他们实际上和反动的政论家毫无二致），俄国许许多多官方的、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7、162、241、255、271、389、408、449、529。）的和进步党（注：进步党人是俄国进步党的成员。该党是大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主的民族主义自由派政党，成立于1912年11月，它的核心是由和平革新党人和民主改革党人组成的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进步派”，创建人有纺织工厂主亚·伊·柯诺瓦洛夫、地方自治人士伊·尼·叶弗列莫夫、格·叶·李沃夫等。该党纲领要点是：制订温和的宪法，实行细微的改革，建立责任内阁即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列宁指出，进步党人按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这个党将成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党人支持沙皇政府，倡议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年夏，进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进步同盟”，后于1916年退出。1917年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的一些首领加入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又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时进步党本身实际上已经瓦解。十月革命胜利后，进步党前首领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389、471。）的（直到某些民粹派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痞，都异口同声地赞美“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赞美民族独立原则的伟大。他们当中谁是卖身求荣、歌颂刽子手尼古拉·罗曼诺夫或者歌颂黑人和印度居民的蹂躏者的无耻之徒，谁是因为愚蠢无知或没有气节而“随波逐流”的庸俗市侩，真叫人无法分辨。不过，分辨这一点也没有多大意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很广很深的思潮，这个思潮的根源同大国民族的地主资本家老爷们的利益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为了宣传有利于这些阶级的思想，每年要花费成千上万的金钱。这副磨盘真不小，推动磨盘的水流来自四面八方：从顽固的沙文主义者缅施科夫起，直到由于机会主义思想或者由于没有气节而成了沙文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和马斯洛夫、鲁巴诺维奇和斯米尔诺夫、克鲁泡特金和布尔采夫为止。
让我们，大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也来明确一下自己对这一思潮的态度。我们作为位于欧洲最东部和亚洲很大一部分地区的一个大国民族的成员，是绝不应当忘记民族问题的巨大意义的，--特别是在这个被公正地称之为“各族人民的牢狱”（注：“各族人民的牢狱”这句话源出于法国作家和旅行家阿道夫·德·居斯蒂纳所著《1839年的俄国》一书。书中说：“这个帝国虽然幅员辽阔，其实却是一座牢狱，牢门的钥匙握在皇帝手中。”--449。）的国家里，特◎第449页◎别是当资本主义在欧洲最东部和亚洲正在唤醒许许多多“新的”大小民族的时候，特别是在沙皇君主政府驱使千百万大俄罗斯人和“异族人”拿起武器，按照贵族联合会（注：贵族联合会是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1906年5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1917年10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Н.Х.卡萨特金－罗斯托夫斯基公爵、Д.А.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450。）的利益和古契柯夫们以及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多尔戈鲁科夫、库特列尔、罗季切夫们的利益去“解决”一系列民族问题的时刻。
我们，大俄罗斯的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根本没有民族自豪感呢？当然不是！我们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正竭尽全力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祖国十分之九的居民）的觉悟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程度。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好的祖国感到无比痛心。而使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这些暴行在我们中间，在大俄罗斯人中间引起了反抗；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注：指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贵族革命家，因领导1825年12月14日（26日）的彼得堡卫戍部队武装起义而得名。在起义前，十二月党人建立了三个秘密团体：1821年成立的由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总部设在彼得堡的北方协会；同年在乌克兰第二集团军驻防区成立的由帕·伊·佩斯捷利领导的南方协会；1823年成立的由安·伊·和彼·伊·波里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三个集团的纲领都要求废除农奴制和限制沙皇专制。但是十二月党人害怕发生广泛的人民起义，因而企图通过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军事政变来实现自己的要求。1825年12月14日（26日），在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当天上午，北方协会成员率领约3000名同情十二月党人的士兵开进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他们计划用武力阻止参议院和国务会议向新沙皇宣誓，并迫使参议员签署告俄国人民的革命宣言，宣布推翻政府、废除农奴制、取消兵役义务、实现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会议。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尼古拉一世还在黎明以前，就使参议院和国务会议举行了宣誓。尼古拉一世并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到广场，包围了起义者，下令发射霰弹。当天傍晚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据政府发表的显系缩小了的数字，在参议院广场有70多名“叛乱者”被打死。南方协会成员领导的切尔尼戈夫团于1825年12月29日（1826年1月10日）在乌克兰举行起义，也于1826年1月3日（15日）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
沙皇政府残酷惩处起义者，十二月党人的著名领导者佩斯捷利、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孔·费·雷列耶夫、米·巴·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彼·格·卡霍夫斯基于1826年7月13日（25日）被绞死，121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数百名军官和4000名士兵被捕并受到惩罚。十二月党人起义对后来的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283、450。）、7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1905年创立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同时，大俄罗斯农夫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打倒神父和地主。
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注：列宁引自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序幕》（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5卷集）1949年莫斯科版第13卷第197页）。--450。）大俄罗斯人中的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些话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真正的爱，这种爱使他因大俄罗斯民众缺乏革命精神而忧心忡忡。当时，这种革命精神确实还没有。现在，这种革命精神也还不多，但毕竟是有了。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造就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提供为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暴行，大批的绞架和刑讯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对神父、沙皇、地主和资本家十足的奴颜婢膝。◎第450页◎
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正因为这样，我们特别痛恨自己奴隶般的过去（过去地主贵族为了扼杀匈牙利、波兰、波斯和中国的自由，经常驱使农夫去打仗）和自己奴隶般的现在，因为现在这些地主在资本家协助下又驱使我们去打仗，去扼杀波兰和乌克兰，镇压波斯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加强那玷污我们大俄罗斯民族声誉的罗曼诺夫、鲍勃凌斯基和普利什凯维奇们这帮恶棍的势力。谁都不会因为生下来是奴隶而有罪；但是，如果一个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反而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进行辩护和粉饰（例如，把扼杀波兰和乌克兰等等叫作大俄罗斯人的“保卫祖国”），那他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唾弃的下贱奴才了。
19世纪彻底的民主派的最伟大的代表、革命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6页。--编者注）所以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的大俄罗斯工人，希望大俄罗斯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和独立自主的、民主的、共和的、足以自豪的国家，按照平等这一人道的原则，而不是按照败坏伟大民族声誉的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正因为我们抱有这样的希望，所以我们说：20世纪在欧洲（即使是在欧洲的最东部）“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一切革命手段反对自己祖国的君主制度、地主和资本家，反对我们祖国的这些最可恶的敌人；大俄罗斯人“保卫祖国”，只能是希望沙皇政府在一切战争中遭到失败，这对十分之九的大俄罗斯居民为害最小，因为沙皇政府不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压迫这十分之九的居民，而且还使他们腐化堕落，寡廉鲜耻，让他们习惯于压迫异族人民，习惯于用一些貌似爱国的虚伪言词来掩饰自己可耻的行为。◎第451页◎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除沙皇制度以外，已经有另一种历史力量在它的卵翼下诞生和壮大起来，这就是大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它起着进步的作用，把一些广大的地区在经济上集中化，连为一体。但是，这种反驳并不能为我们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辩解，反而会更有力地证明他们的过错，--这些人只配称作沙皇和普利什凯维奇的社会主义者（就像马克思称拉萨尔派（注：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452。）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者那样（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页。--编者注））。姑且假定，历史解决问题的办法将有利于大俄罗斯的大国资本主义而不利于许许多多小民族。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全部历史就是暴力和掠夺、血腥和污秽的历史。我们也绝不是无条件地主张小民族独立；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我们当然拥护集中制，反对小市民的联邦制理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我们，民主主义者（更不要说社会主义者了），也不能帮助罗曼诺夫-鲍勃凌斯基-普利什凯维奇去扼杀乌克兰等等。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一项历史上进步的事业，但是，如果哪个“马克思主义者”打算根据这一点来证明社会党人应当帮助俾斯麦，那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未免太出色了！何况俾斯麦是通过把分散的、受其他民族压迫的德意志人联合在一起，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大俄罗斯的经济繁荣和迅速发展，却要求在我们国内消除大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这个差别往往被我们那些崇拜真正俄国的准俾斯麦的人所忘怀。
第二，如果历史解决问题的办法将有利于大俄罗斯的大国资本主义，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应当是：大俄罗斯无产阶级这一由资本主义造就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的社会主义作用将更加巨大。而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长期地用最充分的民族平等◎第452页◎和友爱的精神教育工人。因此，正是从大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必须长期教育群众，使他们以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最革命的态度去捍卫一切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的完全平等和自决的权利。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不是奴才心目中的那种自豪感）的利益是同大俄罗斯（以及其他一切民族）无产者的社会主义利益一致的。马克思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英国住了几十年，已经成了半个英国人，但是，为了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他仍然要求保障爱尔兰的自由和民族独立。
我们俄国土生土长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等人，在我们所谈的后一种设想的情况下，不仅会成为自己的祖国--自由民主的大俄罗斯的叛徒，而且会成为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兄弟团结即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
载于1914年12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08-112页◎第453页◎
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之一）
对于第二国际的破产，人们有时单从形式方面去理解，认为是交战国社会党之间的国际联系的中断，国际代表会议和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无法召开，等等。持这种观点的，有中立小国的某些社会党人，大概甚至还有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正式的党，以及机会主义者和他们的辩护人。在俄国报刊上，弗·科索夫斯基先生以值得深深感谢的坦率态度在崩得（注：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于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国共产党（布）。--335、369、454。）的《新闻小报》（注：《新闻小报》即《崩得国外组织新闻小报》(《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ЛистокЗаграничнойОрганизацииБунда》)是崩得的报纸，1911年6月-1916年6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1号。该报后来改名为《崩得国外委员会公报》继续出版。--454。）第8号上出来维护这种看法，而《新闻小报》的编辑部连一个字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这位作者的意见。可以预料，科索夫斯基先生这样维护民族主义，以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为辩护，定将促使许多工人彻底认清崩得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本质。
对于觉悟的工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庄严的信念，而不是便于掩饰各种小市民调和派和民族主义反对派意图的东西。觉悟的工人认为，国际的破产就是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18-24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886名社会党和工会的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派了37名代表。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由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波·米·克努尼扬茨、马·马·李维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亚·谢马什柯、米·格·茨哈卡雅等人组成。
代表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
在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团结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在起草代表大会决议的各个委员会中进行的。列宁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委员会的工作。通过同奥·倍倍尔的直接谈判，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对倍倍尔的决议草案作了如下具有历史意义的修改，提出：“如果战争……爆发了的话，他们（指各国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编者）的责任是……竭尽全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醒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决议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后被代表大会一致通过。--407、454。）和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注：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12年11月24-25日举行。这是第二国际在巴尔干战争爆发、世界大战危险日益迫近的形势下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555名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有6名。
代表大会只讨论了一个问题，即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威胁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当天，来自巴登、阿尔萨斯和瑞士各地的工人及与会代表在巴塞尔明斯特教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战集会。11月25日，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正在酝酿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侵略目的，号召全世界工人积极展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并建议社会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407、454、518、579、728。）上的演说、决议等等中所作的最庄严的声明。只有那些不愿意看到这种背叛，认为看到这种背叛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人，才会看不到这种背叛。如果以科学的态度，也就是从现代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就应当说，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它们中间为首的、第二国际中最大◎第454页◎和最有影响的德国党，已经倒向自己的总参谋部、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了。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所以，不能不对它尽量全面地加以分析。人们早就认为，战争虽然会造成种种灾祸和苦难，但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战争会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过时和僵死的东西。1914-1915年的欧洲大战也开始给人类带来明显好处：它向文明国家的先进阶级表明，在他们的政党身上一种令人恶心的脓疮已经成熟，从某处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
一
欧洲主要的社会党是否确实背叛了自己的一切信念和任务呢？这一点，不管是叛徒自己，还是那些确切知道--或者模糊地猜测到--自己将不得不同叛徒友好和和解的人，当然都是不喜欢谈论的。但是，不管第二国际的各种“权威”或他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同伙会感到多么不愉快，我们还是应当正视现实，直言不讳，向工人说明真相。
有没有可以说明社会党在战前和在预测这次战争的时候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任务和策略的事实材料呢？无疑是有的。这就是1912年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现在把它和同年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的决议（注：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于1912年9月20日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的决议。该决议谴责帝国主义政策，强调争取和平的重要性。决议指出：“虽然只有通过铲除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才能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产物，但不能放弃任何旨在减少其一般性危险作用的工作。党代表大会决心尽一切可能促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保卫和平。党代表大会要求通过国际协定来结束军备竞赛，因为它威胁和平，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党代表大会希望，党员同志要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为扩大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工会和合作社组织而奋斗，以便更强有力地反对专横跋扈的帝国主义，直到它被打倒为止。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使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保障各国人民的持久和平、独立和自由。”--455、583。）一起翻印出来，让大家回忆一下“已被忘记的”社会主义“言论”。前一个决议总结了各国大量的反战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在昨天的国际和今天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权威中，无论是海德门或盖得，无论是考茨基或◎第455页◎普列汉诺夫，没有一个敢向自己的读者提起这个决议，他们不是对决议只字不提，就是引用（象考茨基那样）其中次要的地方，而回避其全部重要内容；单是这一事实，就不能不叫作背叛。起先通过了最“左的”最革命的决议，后来又最无耻地忘记或抛弃这些决议，这是国际破产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同时又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证明今天只有那些无比幼稚、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地想使以往的虚伪永世长存的人，才会相信单靠一些决议就可以“纠正”社会主义运动，“矫正它的路线”。
可以说就在昨天，当海德门在战前转到维护帝国主义的时候，所有“正派的”社会党人都认为他是个疯子，没有一个人不是用轻蔑的口气来谈论他。可是现在，各国最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全都完全滚到海德门的立场上去了，他们之间只是在色彩和秉性方面稍有差异而已。因此，对于像《我们的言论报》（注：《我们的言论报》(《НашеСлово》)是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15年1月-1916年9月在巴黎出版，以代替被查封的《呼声报》。--456、549。）的作家们这样的人，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用在议会里使用的那种比较文雅的词句来评价和刻画他们的公民勇气，因为他们用轻蔑的笔调描写海德门“先生”，而用恭敬的（或者说谄媚的？）态度谈论--或者说避而不谈--考茨基“同志”。难道这种态度能够同尊重社会主义、尊重自己的整个信念相容吗？既然你们肯定海德门的沙文主义是虚伪的和极端有害的，那么，难道不应该把批评和攻击的矛头指向这种观点的更有影响、更加危险的辩护人考茨基吗？
最近，盖得分子沙尔·迪马在他的《我们希望什么样的和平》这本小册子里，可以说是最为详尽地表达了盖得的观点。这位“茹尔·盖得办公厅主任”（在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他是这样署名的）“引用”的当然是社会党人过去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声明（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大卫在其最近那本谈论保卫祖国的小册子中也在引用这类声明（注：指爱·大卫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保卫祖国》（1915年柏林版）。--456。）），而不是巴塞尔宣言！对于这个宣言，普列汉诺◎第456页◎夫也默不作声，却洋洋得意地宣扬沙文主义的庸俗观点。考茨基也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在引用巴塞尔宣言时略去了其中所有革命的地方（即其全部重要内容！），--大概是借口书报检查机关禁止……　警察和军事当局通过书报检查来禁止谈论阶级斗争和革命，这倒“正好”帮了社会主义叛徒们的忙！
也许，巴塞尔宣言不过是一个丝毫没有直接涉及当前这场具体战争的确切的历史内容和策略内容的空洞的宣言吧？
正好相反。巴塞尔决议比起其他决议来，恰恰是空话较少而具体内容较多。巴塞尔决议谈的正是这场已经发生的战争，正是1914-1915年爆发的这场帝国主义的冲突。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为争夺巴尔干，奥地利和意大利为争夺阿尔巴尼亚等地，英国和德国为争夺市场和殖民地，俄国和土耳其等国为争夺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而发生的种种冲突，--这就是巴塞尔决议在预言目前这场战争时所谈的内容。巴塞尔决议正是针对目前“欧洲列强”间的战争时指出，“丝毫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这场战争“辩护”！
然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我们就拿这两个最典型的、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用俄文写作，另一个的著作已由取消派译成俄文）、有威望的社会党人来看--现在却在寻找（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帮助下）各种“人民的”（或者确切些说，从资产阶级街头小报上抄来的所谓老百姓的）“理由”来为战争辩护，他们作出博学的样子，搬出大量经过歪曲的马克思的话，援引1813年和1870年的战争（普列汉诺夫）或1854-1871年、1876-1877年、1897年的战争（考茨基）的“实例”，--说实在的，只有那些没有丝毫社会主义信念、没有一点社会主义良心的人，才会“认真”对待这些理由，才会不把它们称之为闻所未闻的狡诈、伪善和对社会主义的糟蹋！让德◎第457页◎国党的执行委员会因梅林和罗莎·卢森堡的新杂志（《国际》（注：《国际》杂志(《DieInternationale》)是罗·卢森堡和弗·梅林创办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与理论问题的刊物。该杂志第1期于1915年4月出版，刊载了卢森堡的《国际的重建》、梅林的《我们的导师和党机关的政策》、克·蔡特金的《为了和平》及其他文章。这期杂志在杜塞尔多夫印刷，印了9000份。杂志纸型曾寄给伯尔尼的罗·格里姆，由他翻印向瑞士及其他国家传播。该杂志于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复刊。希·特勒上台后作为非法刊物继续秘密出版，至1939年停刊。
在《国际》杂志周围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于1916年组成了国际派，即斯巴达克派。国际派和“德国国际社会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反对派。--458、538、689。））如实地评价了考茨基而咒骂它吧，让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和海德门之流在“三协约国”（注：三协约国（三国协约）是指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个联盟的建立，始于1891-1893年缔结法俄同盟，中经1904年签订英法协定，而由1907年签订英俄协定最终完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协约国。--458。）警察的帮助下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自己的对手吧。--我们只须用翻印巴塞尔宣言来回答他们，因为这个宣言能使人们看清这些领袖的转变，--这种转变只能称之为叛变。
巴塞尔决议所谈的不是在欧洲曾经发生过的、在1789-1871年这一时代甚至是具有典型性的那种民族战争，人民战争，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反对过的革命战争，而是目前的这场战争，即在“资本帝国主义”和“王朝利益”的基础上，在两个参战大国集团即奥德集团和英法俄集团都奉行“侵略政策”的基础上发生的战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之流公然欺骗工人，他们重复各国资产阶级为了一己的利益而编造的谎言--资产阶级竭力把这场帝国主义的、争夺殖民地的、掠夺性的战争描绘成人民的、防御性的（对于任何一方都是防御性的）战争--并从历史上寻找非帝国主义战争的先例来为这场战争辩护。
关于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掠夺的、反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早已越出纯理论问题的阶段了。帝国主义就其所有主要特征而言，在理论上已被确定为垂死的、衰朽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为瓜分世界和奴役“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斗争；这些结论在所有国家的社会党人的大量报刊上已经成千遍地重复过；我们“盟国”的代表法国人德莱齐在《行将到来的战争》（1911年出版！）这本小册子里已经通俗地说明：这次战争从法国资产阶级方面来说也是掠夺性的。不仅如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已经在巴塞尔一致地正式地声明，他们确信行将到来的战争只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并由此作出了策略上的结论。因此，所谓民族策略和国际策略的区别还◎第458页◎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参看《我们的言论报》第87号和第90号上阿克雪里罗得最近的谈话）等等，这些论调都是应该断然加以驳斥的诡辩。这是诡辩，因为对帝国主义作全面的科学的研究是一回事（这种研究才刚刚开始，它实质上是没有止境的，就像任何科学都没有止境一样），而已经在社会民主党的成百万份报纸上和国际的决议中阐明了的、社会党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原则是另一回事。社会党不是争论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某些分队转到敌人方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称他们为叛徒，斥之为叛徒，而决不要“轻信”那些假话，说什么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说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和沙文主义者库诺都能够在这方面写出一本又一本的书，说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等等，等等。对于资本主义掠夺性的一切表现，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点中的一切细节的研究，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在细节问题上，学者们（尤其是学究们）是永远不会停止争论的。“根据这一点”就不向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就不去反对背叛了这一斗争的人，那是可笑的，--而考茨基、库诺和阿克雪里罗得等人不正是要我们这样做吗？
在战争爆发后的今天，谁也不敢试试，剖析一下巴塞尔决议并证明它是不对的！
二
但是，真诚的社会党人当初也许是预见到战争会造成革命形势才赞成巴塞尔决议的，而后来的事态推翻了他们的想法，革命已不可能发生，是吗？◎第459页◎
库诺（在《党破产了吗？》这本小册子和许多文章中）正是企图用这种诡辩来替自己转向资产阶级阵营的行为作辩护的；而且我们看到，以考茨基为首的几乎所有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通过暗示的形式提出了类似的“论据”。库诺断言，革命的希望已成幻想，而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死抱住幻想不放的。可是这个司徒卢威主义者（注：司徒卢威主义者即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锐敏地看出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460、523。）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所有在巴塞尔宣言上签过字的人抱有“幻想”，而是装作一个非常高尚的人，竭力把事情都推到潘涅库克和拉狄克这类极左派身上！
现在我们就从实质上考察一下所谓巴塞尔宣言的作者曾真诚地预期革命会来临，但后来的事态推翻了他们的想法这种论调吧。巴塞尔宣言说：(1)战争将造成经济和政治的危机；(2)工人将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一种罪恶，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王朝的野心，为了履行秘密外交协定而互相残杀”的犯罪行为；战争将激起工人的“憎恨和愤慨”；(3)社会党人的责任是利用上述危机和工人的上述情绪来“唤起人民和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4)任何一个“政府”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对自身造成危险”；(5)各国政府“害怕无产阶级革命”；(6)各国政府“应当回想一下”巴黎公社（即国内战争）和俄国1905年的革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明确的思想；它们没有保证说革命必将发生；这里的重点是准确说明事实和趋势。谁根据这些思想和论断就说预期的革命的到来已成幻想，谁就暴露了他对待革命采取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司徒卢威主义的、警察加叛徒的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第460页◎“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作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1905年的俄国，在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曾有过；但是，这种形势在上一世纪60年代的德国，在1859-1861年和1879-1880年的俄国也曾有过，当时却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观点，这种观点已多次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发挥而且被公认为无可争辩的了，而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这种观点已经特别明显地为1905年的经验所证实了。试问，1912年巴塞尔宣言在这方面所预料的是什么，在1914-1915年到来的又是什么？
当时所预料的是革命形势，它被简略地表述为“经济和政治危机”。这一革命形势是否到来了呢？毫无疑问，到来了。社会沙文主义者伦施（他在维护沙文主义方面要比库诺、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这些伪君子表现得更直率，更露骨，更诚实）甚至这样说：“我◎第461页◎们正经历着一场特殊的革命”（他的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战争》1915年柏林版第6页）。政治危机已经存在：任何一个政府也不敢担保明天会怎样，任何一个政府也摆脱不了财政破产、割让领土、被逐出自己国家（就像比利时政府被逐出比利时一样）的危险。所有的政府都坐在火山口上，所有的政府都自己在要求群众表现出主动性和英勇精神。欧洲的整个政治制度已被震撼，恐怕谁都不会否认我们已进入了（并且日益深入--我是在意大利宣战这天写到这一点的）巨大政治动荡的时代。如果说考茨基在宣战两个月之后（1914年10月2日在《新时代》杂志（注：《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28、371、442、462、570、615、691、706、740。）上）竟说什么“政府从来没有像在战争开始时这样强大，各政党从来没有像在战争开始时这样软弱”，这不过是考茨基为了讨好休特古姆们和其他机会主义者而伪造历史科学的例证之一。政府从来没有像战时这样需要统治阶级各政党意见一致，这样需要被压迫阶级“驯顺地”服从这种统治。这是第一；第二，即使“在战争开始时”，特别是在预期迅速取得胜利的国家内，政府仿佛具有无限威力，全世界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对革命形势的期待仅仅同战争“开始”时的情况联系起来，更不会把“仿佛如何”和实际如何等同起来。
至于说欧洲大战将无比残酷，这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看到和承认的。战争的经验愈来愈证实这一点。战争正在扩大。欧洲的政治基础日益动摇。群众处于极端的困苦之中，政府、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为隐瞒这种困苦状态而作的种种努力，愈来愈多地遭到失败。某些资本家集团从战争中获得了空前的惊人的高额利润。各种矛盾非常尖锐。群众内心忿忿不平，闭塞愚昧的阶层模糊地期待着友善的（“民主的”）和平，“下层”中开始发出怨声--这一切都已存在。而战争拖得愈久，打得愈激烈，各国政府本身就愈是会鼓励而且一定会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号召他们作出非凡的努力和自◎第462页◎我牺牲。这次战争的经验，也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人们的生活中的任何一次大灾难和任何一次转折的经验一样，使一些人茫然失措，意志消沉，却使另一些人受到教育和锻炼。而且大体说来，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除某些国家衰落和灭亡的个别情况外，后者的数量和力量要比前者更大。
缔结和约不仅不能“立刻”中止这一切灾难和各种矛盾的这种极度尖锐化，相反，在许多方面会使最落后的民众都能更加深切地感到和特别明显地看到这些灾难。
总之，革命形势在欧洲大多数先进国家和列强中已经存在。在这方面，巴塞尔宣言的预见完全得到了证实。如果像库诺、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否认这个事实或者不谈这个事实，那就是当面撒谎，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效劳。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其中5号有附刊。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实际上该报的领导者是列宁。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反动年代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1907-1914年），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展开了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布尔什维克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该报在俄国国内和国外传播很广，影响很大。--463、551、706。）（第34、40、41号）上，我们曾引用一些材料，说明那些害怕革命的人，那些基督教的小市民牧师、总参谋部、百万富翁们的报纸，都不得不承认，革命形势的种种征兆已经存在于欧洲。（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96-97、182-183、206-208页。--编者注）
这种形势是否能长久地持续下去，还会尖锐到什么程度？它是否会引起革命？这些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先进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发展及其向革命行动转变的经验才能告诉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幻想”，也谈不上什么幻想被推翻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保证过，正是目前这次（而不是下一次）战争，正是现在的（而不是明天的）革命形势将产生革命。这里所谈的是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委的和最基本的任务，即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第463页◎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
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和负责的社会党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敢怀疑以上这些就是各国社会党的任务；巴塞尔宣言并没有散布和抱有丝毫“幻想”，它所谈的也正是社会党人的这个任务，即唤起人民，“激励”人民（而不是像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考茨基那样用沙文主义麻痹人民），“利用”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效法公社和1905年10月-12月的榜样（注：指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的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和十二月武装起义。
十月全俄政治罢工是这次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交通运输部门、发电厂、邮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10月17日（30日）颁布了允诺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法”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格勒及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罢工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页）。
十二月武装起义是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最高点。1905年12月5日（18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代表会议表达工人的意志，决定宣布总罢工并随即开始武装斗争。次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通过了同样的决议。12月7日（20日），政治总罢工开始。12月10日（23日）罢工转为武装起义。起义的中心是普列斯尼亚区、莫斯科河南岸区、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和喀山铁路区。武装斗争持续了9天，莫斯科工人奋不顾身地进行战斗。但由于起义者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武器不足、同军队的联系不够、打防御战而没有打进攻战以及起义一开始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就遭逮捕等原因，莫斯科起义终于在沙皇政府从其他城市调来军队进行镇压之后遭到失败。1905年12月-1906年1月，继莫斯科之后俄国还有许多城市和地区举行了武装起义。这些零星分散的起义也都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关于十二月武装起义，参看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见本版选集第1卷第680-687页）。--464。）。当今的各个党不执行自己的这个任务，这就表明它们已经叛变，它们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它们已经放弃自己的作用，它们已经倒向资产阶级。
三
但是，第二国际最有名的代表和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这种事怎么会发生的呢？这个问题下面再详细谈，现在先考察一下“从理论上”为这种背叛辩护的言论。下面我们试就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些主要理论作一评述。普列汉诺夫（他主要是重复英法沙文主义者海德门及其新信徒的论据）和考茨基（他提出的论据要“精致”得多，表面看起来理论上要充实得多）可以算是这些理论的代表。
在这些理论中，最浅薄的恐怕就是“祸首”论了：人家进攻了我们，我们进行自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对欧洲和平的破坏者进行反击。这是各国政府的声明和全世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和黄色报刊的滥调的翻版。连如此陈腐庸俗的论调，普列汉诺夫也要狡猾地引用“辩证法”（这是这位著作家惯用的手法）来粉饰一番，说什么◎第464页◎为了估计当前的具体形势，首先须要找出祸首，予以惩罚；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则留待另一种形势到来时再去解决（见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战争》1914年巴黎版；并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呼声报》（注：《呼声报》(《Голос》)是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14年9月-1915年1月在巴黎出版，头5号用《我们的呼声报》的名称。列·达·托洛茨基在该报起领导作用。参加该报工作的也有几个前布尔什维克。该报采取中派立场。1915年1月《呼声报》被法国政府查封，接替它出版的是《我们的言论报》。--465、781。）第86号和第87号上对这种论调的重复）。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打破了纪录。这位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普列汉诺夫抽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的一句话，说德国人自己在战前就承认奥地利和德国是祸首，--这就够了。至于俄国社会党人多次揭露沙皇政府对加里西亚、亚美尼亚等地的侵略计划，普列汉诺夫却只字不提。对于经济史和外交史，哪怕是最近30年来的，他也一点都没有涉及，而这段历史确凿地证明：目前参战的大国集团，双方都是以侵占殖民地，掠夺别国的领土，排挤更有成就的竞争者并使其破产，作为他们政策的主要轴心。（注：一位不惜假装为社会主义者的英国和平主义者布雷斯福德所著《钢和金的战争》一书（19年伦敦版；书内标明的日期是1914年3月！），是一本很有教益的书。作者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民族问题一般说来已不占突出地位，已经解决了（第35页），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现代外交的典型问题”（第36页）是巴格达铁路[巴格达铁路是20世纪初人们对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波斯湾的铁路线（全长约2400公里）的通称。德国帝国主义为了向中近东扩张，从19世纪末就开始谋求修建这条铁路。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为此亲自访问了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1903年德国同土耳其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从科尼亚经巴格达到巴士拉的铁路的协定。这条铁路建成后可以把柏林、伊斯坦布尔、巴格达联系起来，使德国的势力延伸到波斯湾。这不仅威胁着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殖民统治地位，而且同俄国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利益发生矛盾。因此，英俄法三国结成同盟来反对德国。这条铁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尚未建成，它是由英法两国的公司于1934-1941年最后修建完成的。--465、623。]、供给这条铁路的铁轨、摩洛哥的矿山等等。作者很正确地认为，“现代欧洲外交史上最耐人寻味的事件”之一，　就是法国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一起反对凯约（在1911年和1913年）想同德国在共同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允许德国证券在巴黎交易所流通的协议的基础上讲和的企图。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阻止了这种协议（第38-40页）。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向较弱的国家输出资本（第74页）。）（注：英国依靠这种资本而获得的利润在1899年是9000-10000万英镑（吉芬），在1909年是14000万英镑（佩什），我们得补充一下：劳合-乔治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说中把利润算成2亿英镑，将近20亿卢布。卑鄙的伎俩，收买土耳其贵族的活动，替自己的子弟在印度和埃及觅取肥缺--这就是事情的实质（第85-87页）。一小撮人从扩张军备和战争中大发其财，拥护他们的是社会和金融家，而跟着拥护和平的人走的则是分散的民众（第93页）。一个今天还在高谈什么和平和裁军的和平主义者，明天就会成为完全依附于军火承包商的政党的党员（第161页）。如果三协约国占上风，它们就会夺取摩洛哥并瓜分波斯，三国同盟将会夺取的黎波里，巩固自己在波斯尼亚的地位，征服土耳其（第167页）。伦敦和巴黎在1906年3月借给了俄国数十亿的贷款，帮助沙皇政府镇压解放运动（第225-228页）；英国现在正帮助俄国扼杀波斯（第229页）。俄国已经燃起了巴尔干的战火（第230页）。--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难道不对吗？难道这一切都不是人所共知并为全世界社会民主党报纸重复过一千次的吗？一个英国的资产者在大战前夕就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这点了。而在上述这些简单的人所共知的事实面前，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关于德国负有罪责的理论，考茨基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前景”的理论，是多么不成体统的废话，多么使人难以忍受的伪善，多么娓娓动听的谎言啊！）◎第465页◎
辩证法（普列汉诺夫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而无耻地将它歪曲了）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著作家之一、思想上曾从黑格尔受到教益的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论战争》，《克劳塞维茨全集》第1卷第28页。参看第3卷第139-140页：“大家都知道，战争只是由政府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引起的；但是人们往往都以为，战争一开始，这些关系就告中断，随之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只受自身规律支配的状态。我们的看法相反：战争无非是政治关系在另一种手段介入的情况下的继续。”）。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作是有关列强（及其内部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继续。
普列汉诺夫的拙劣的沙文主义与考茨基的比较精致的、心平气和的、动听的沙文主义所持的理论立场，是完全相同的。考茨基在颂扬各国社会党人倒向“自己的”资本家的行动时说道：
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真正的国际主义就在于承认各国社会党人（包括同我国交战的国家的社会党人）都有这种权利……（见1914◎第466页◎年10月2日《新时代》杂志和该作者的其他文章）
这种无与伦比的论调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回答这种嘲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定制一枚奖章，一面有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另一面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肖像。要知道，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要确认：为了“保卫祖国”，法国工人应当向德国工人开枪，德国工人应当向法国工人开枪！
但是，假如我们细心地研究一下考茨基这种论调的理论前提，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发现，这正是克劳塞维茨在大约80年以前所嘲笑的观点：战争一开始，各个民族和各个阶级之间历史地形成的政治关系就会中断，随之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这时，“只有”进攻者和防御者，“只有”对“祖国的敌人”的抵抗！帝国主义列强对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许多民族的压迫，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为分赃而进行的竞争，资本分裂和镇压工人运动的意图--这一切都一下子从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视野中消失了，虽然他们自己在战前数十年中所描述的正是这种“政治”。
这两位社会沙文主义领袖还歪曲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作为自己的“王牌”论据：普列汉诺夫回忆起1813年普鲁士民族战争和1870年德国民族战争，考茨基则作出最博学的样子证明说，马克思解决过在1854-1855年、1859年、1870-1871年的战争中哪一方（即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还解决过1876-1877年和1897年的战争中的同样问题。一切诡辩家向来都爱采取这样的手法：引用一些情况分明完全不同的例子作为论据。他们向我们举出的以前的战争，都是历时多年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即反对异族压迫和反对专制制度（土耳其和俄国的）的运动的“政治的继续”。那时，除了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可以◎第467页◎预先号召各国人民进行这类战争，燃起民族的仇恨，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和1848年以后曾经号召去俄国作战那样，正如恩格斯在1859年曾经燃起德国人对他们的压迫者拿破仑第三和俄国沙皇制度的民族仇恨那样。（注：顺便说一下，加尔德宁先生在《生活报》[《生活报》(《Жизнь》)是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于1915年3月在巴黎开始出版，以代替当时被查封的《思想报》。该报后来迁到日内瓦出版，1916年1月停刊。--468。]上说，马克思在1848年曾经赞成进行一场革命战争来反对欧洲那些事实上已证明是反革命的民族，即“斯拉夫人，特别是俄罗斯人”，这是“革命的沙文主义”，但毕竟还是沙文主义。对马克思的这种指责，只不过是再次证明这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于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注：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285、408、468、530、581。]的机会主义（或十足的轻率，--更正确些应当说是：和十足的轻率）罢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始终赞成进行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民族。例如，如果社会主义1920年在美洲或欧洲取得胜利，假定那时候日本和中国促使本国的俾斯麦分子来反对我们（哪怕起初是在外交上反对），那我们就要赞成向它们进行一场进攻性的革命战争。加尔德宁先生，您觉得这很奇怪吧？那您就是罗普申一类的革命家了！）
把与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治的继续”，即把正在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同已经衰朽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了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相提并论，这就等于是把长度同重量相提并论。这就像是把罗伯斯比尔、加里波第、热里雅鲍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同米勒兰、萨兰德拉、古契柯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相提并论。如果不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赋予的权利，来代表曾经通过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使新兴民族的千百万人民走向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同时，如果不对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诡辩抱鄙视的态度，也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明明看到德国帝国主义者在扼杀比利时，看到英、法、俄、意等国的帝国主义者在勾结起来掠夺奥地利和土耳其，◎第468页◎却高谈什么“保卫祖国”。
社会沙文主义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基础的；我的国家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就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我的国家的失败会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就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到来。发挥这种司徒卢威主义理论的，在我国有普列汉诺夫，在德国有伦施等人。考茨基反对这种拙劣的理论，反对公开维护这种理论的伦施，也反对暗中坚持这种理论的库诺，可是他反对的目的，仅仅是要在更精致更狡猾的沙文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起来。
我们不必花许多时间来分析这种拙劣的理论。司徒卢威的《评述》一书是在1894年出版的，20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非常熟悉有教养的俄国资产者的这种“手法”，熟悉他们怎样披着清除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贯彻自己的观点和愿望。最近的事态特别明显地表明，司徒卢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他们妄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马克思主义，用拥抱，用仿佛承认马克思主义中除了“煽动性的”、“蛊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主义的”方面以外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和成分这种手段来杀死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直到争取改良的斗争，直到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笼统地”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承认资本主义要被一种“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因此很清楚，觉悟的工人必须密切注意以司徒卢威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数量很多，形式也很多。现在我们只指出主要的三种：◎第469页◎(1)科学的发展在提供愈来愈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去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假装承认它，却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圣的“偶像”。(2)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党内的发展，在支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改造”，使它能够为对机会主义作出各种让步进行辩护。(3)帝国主义时期是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享有特权的“大”民族瓜分世界的时期。从这种特权和压迫中得来的赃物，无疑会一星半点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工人阶级的贵族和官僚手中。这些阶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只占极少数，他们倾心于“司徒卢威主义”，因为司徒卢威主义可以为他们联合“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各民族被压迫群众的行为辩护。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论述国际破产的原因时还要谈到。
四
一种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就是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下面就是他本人对这个理论所作的最明白、最确切和最新的说明：
“英国保护主义运动的削弱，美国关税的降低，裁军的意图，战前几年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锐减，以及各金融资本集团日益紧密的国际交织--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考虑到：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第5期第144页）
“……目前这场战争的进程及其结局可能在这方面具有决定的意义。它◎第470页◎可能使金融资本家之间的民族仇恨也达到极点，使军备和军备竞赛的意图加强起来，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必不可免，从而完全毁掉超帝国主义的嫩芽。到那时，我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中所作的预见，将在极大程度上得到实现，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与之俱来的资本主义的道义上的衰亡〈直译是”经营失败，Abwirtschaftung“，破产〉都将大为发展……〈应当指出，考茨基用这种精心雕琢的词儿所指的不过是”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之间的中间阶层“，即”知识分子，小资产者，甚至小资本家“对于资本主义的”敌视“而已〉……　但战争也可能有另一种结局。它可能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战争的教训〈请注意这一点！〉可能加速在和平时期要等很久才能达到的那种发展。如果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即发展到各国之间达成协议，发展到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地步，那么战前曾使资本主义道义上日益衰亡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可能会消失。”资本主义的新的阶段自然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新的灾难”，“也许是更大的灾难”，但是“超帝国主义”“暂时”“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造成一个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期待的纪元”（第145页）。
他用什么办法从这个“理论”中得出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根据呢？
他用了下述这样一个对“理论家”来说是相当奇怪的办法：
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说：帝国主义以及它所产生的战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金融资本已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必须转向群众的革命斗争，因为比较和平地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则露骨地宣称：既然帝国主义是“必然的”，那我们也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考茨基扮演“中派”的角色，在两者之间进行调和：
他在《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这本小册子（1915年纽伦堡版）中写道：“极左派”想用社会主义同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对立起来”，就是说，“不仅要宣传社会主义（我们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针对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统治进行这种宣传），而且想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看来是很激进的，然而只能把那些不相信能立刻在行动上实现社会主义的人统统推到帝国主义阵营中去”（第17页，黑体是我们用的）。◎第471页◎
考茨基说什么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利用在德国--特别是在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不可能谈论革命行动的机会，“实现”断章取义。考茨基很清楚，左派是要求党立刻进行宣传并准备革命行动，而绝不是“立刻在行动上实现社会主义”。
左派根据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得出革命行动必然性的结论。考茨基却用“超帝国主义论”为机会主义者辩护，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仿佛机会主义者根本没有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只是“不相信”能立刻实现社会主义，期待着在我们面前“可能出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新“纪元”。这种“理论”可以归结而且也只能归结如下：考茨基是借助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新纪元的希望，来为机会主义者和各国正式的社会民主党违背巴塞尔决议的庄严声明而在目前风暴时期倒向资产阶级和放弃革命策略（即无产阶级策略）的行为辩护！
请注意，考茨基在这里不仅没有说明，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会产生而且必定产生这个新阶段，恰恰相反，他坦率地承认：就连这个新阶段“能否实现”的问题，我也还不能作出判断。确实，让我们看看考茨基所指出的那些走向新纪元的“趋势”吧。令人惊讶的是，作者竟把“裁军的意图”也算作是经济事实！这就是说，他想在天真的小市民空谈和幻想的掩护下回避那些同矛盾和缓论丝毫不相容的确凿事实。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顺便提一下，这个词根本表达不出他所要说的意思）是指资本主义矛盾的大大和缓。据说：“英国和美国的保护主义削弱了。”但这里哪有一点点走向新纪元的趋势呢？美国那种走到了极端的保护主义是削弱了，但保护主义却仍然存在，正像英属殖民地给英国的特权即优惠税率仍然存在一样。让我们回想一下，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当今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自由竞争已让位于资本家的垄断同盟，整个地球已被瓜分完毕。显然，这两件事实（和因素）都◎第472页◎确实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只有当资本能够畅行无阻地扩大殖民地和夺取非洲等地的无主的土地，而资本的集中还很薄弱，垄断企业即庞大到能够控制整个一个工业部门的企业还没有产生时，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种垄断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这个过程在英国和美国大概都还没有停止吧？就连考茨基也未必敢否认战争加速和加剧了这个过程）使以往的自由竞争成为不可能了，破坏了这种竞争立足的基础，而对世界的瓜分又迫使资本家从和平扩张转到用武装斗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如果认为两个国家中的保护主义的削弱就会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那就太可笑了。
再来看看几年来两个国家资本输出的减少问题。根据统计，例如根据1912年哈尔姆斯的统计，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各自在国外的资本约为350亿马克（约170亿卢布），而英国一个国家就比它们多一倍以上（注：见伯恩哈德·哈尔姆斯《世界经济问题》1912年耶拿版。乔治·佩什《大不列颠在各殖民地……的投资》，载于1910-1911年《皇家统计学会杂志》[《皇家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是英国杂志，1838年起在伦敦出版。--473、627。]第74卷第167页。劳合－乔治在1915年初的一次演说中估计英国在国外的资本是40亿英镑，即约800亿马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输出的增长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平衡的。至于资本积累的削弱，或国内市场的容量由于例如群众生活状况的大大改善而大为改变，那是考茨基连提也不会提的。在这种条件下，从两个国家几年来资本输出减少的事实中，无论如何不能得出新纪元到来的结论。
“金融资本集团日益紧密的国际交织”。这是唯一真正普遍的和确凿无疑的趋势，它不是近几年来才有的，也不是两个国家才有的，而是全世界的、整个资本主义的趋势。但是为什么这个趋势一定会产生裁减军备的意图，而不是以往那种扩张军备的意图呢？我◎第473页◎们可以举任何一个世界著名的“大炮”公司（和生产任何军事装备的公司）为例。就拿阿姆斯特朗公司来说吧。不久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注：《经济学家》杂志(《TheEconomist》)是英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刊物（周刊），1843年在伦敦创刊。该刊是伦敦西蒂的喉舌。--474。）（1915年5月1日）报道说，该公司的利润从1905-1906年度的606　000英镑（约600万卢布）提高到1913年的856000英镑和1914年的94万英镑（900万卢布）。这里金融资本的交织甚为密切，并且在日益增强；德国资本家“参与了”这家英国公司的事务；英国一些公司为奥地利制造潜水艇等等。国际上互相交织的资本正在做扩张军备和战争的大好生意。谁要以为各国资本联合和交织成统一的国际整体就可以产生裁减军备的经济趋势，谁就等于用希望阶级矛盾和缓的善良的小市民愿望去代替阶级矛盾的实际上的尖锐化。
五
考茨基以一种十足的庸人的态度来谈战争的“教训”，他把这些教训说成是对战争灾难的一种精神恐惧。例如，他在《民族国家……》这本小册子里写道：
“无庸置疑，也无须证明，最迫切地关心世界和平和裁减军备的阶层是存在的。小资产者和小农，甚至许多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并不能从帝国主义中得益，对这些阶层来说，战争和扩张军备带来的祸害会大于可能获得的利益。”（第21页）
这是在1915年2月写的！事实说明，一切有产阶级，直到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都已纷纷站到帝国主义者一边，而考茨基却和套中人（注：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474。）一样，做出一副异乎寻常的洋洋自得的神态，用一些甜言蜜语来抹杀这些事实。他不是根据小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根据◎第474页◎某些小资产者的言论来判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尽管这些言论不断地为他们的行动所推翻。这正和不是以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以那些赌咒发誓说现存制度充满基督教理想的资产阶级牧师的博爱言词来判断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样。考茨基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所采取的方法是抽去它的一切内容，只留下具有某种超自然、超世俗的意义的“利益”一词，因为它所指的不是现实的经济，而是关于普遍幸福的天真愿望。
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千万件事实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高谈矛盾的和缓，并提出“论据”说，矛盾的尖锐化会招致“不良的后果”。帝国主义就是有产阶级各阶层屈服于金融资本，就是五六个“大”国（其中多数现在都参加战争）瓜分世界。大国瓜分世界意味着，它们的一切有产阶层都从占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中获得利益，都从压迫其他民族、因自己属于“大”国和压迫民族而身居大有收益的职位和享有特权中获得利益。（注：恩·舒尔采说，到1915年，全世界的有价证券（包括国家的和市政的公债、工商业公司的典契和股票等等在内）总值是7320亿法郎。在这个数目中，英国占1300亿法郎，美国占1150亿法郎，法国占1000亿法郎，德国占750亿法郎，--这就是说，这4个大国共占4200亿法郎，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超过其他各国并对其他国家进行压迫和掠夺的那些领先的大国民族，获得了多么大的利益和特权（恩斯特·舒尔采博士《在俄国的法国资本》，　载于1915年柏林出版的《金融文汇》第32年卷第127页）。对于大国民族来说，“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掠夺其他民族而获得赃物的权利。俄国的帝国主义，如所周知，资本的色彩较淡，可是军事封建的色彩却较浓。）
现在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在资本主义平稳发展和逐步向新的国家扩展的比较平静、文明、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了，因为另一个时代已经到来。金融资本可以把某一个国家排挤出而且必将排挤出大◎第475页◎国的行列，夺走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对英国开战的德国就在这样威胁着英国），夺走小资产阶级所享有的“大国的”特权和额外的收入。这是已由战争证明了的事实。这是早已得到公认的、同一个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那本小册子中也承认过的那些矛盾尖锐化的实际结果。
而现在，当争夺大国特权的武装斗争已成为事实的时候，考茨基却规劝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说，战争是可怕的事情，裁军才是好事，这和基督教牧师在布道的讲坛上规劝资本家说，博爱是上帝的教诲、是灵魂的归依、是文明的道德规范如出一辙，其结果也一模一样。考茨基称之为导致“超帝国主义”的经济趋势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正是小资产阶级希望金融家不要去为非作歹的规劝。
靠资本输出吗？但是，输出到独立国家（如美国）去的资本已多于输出到殖民地去的资本。靠抢夺殖民地吗？但是，殖民地已全部被抢完而且几乎都在争取解放：“印度可能不再是英国的领地，而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帝国，将永远不会落在另一个外国的统治之下。”（上引小册子第49页）“任何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想使自己成为不靠国外供应原料的殖民帝国的任何企图，都一定会使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把它卷入无尽头的消耗战，不让它接近自己的目的。这种政策肯定会导致这个国家整个经济生活的破产。”（第72-73页）
这难道不是像庸人那样规劝金融家放弃帝国主义吗？用破产来恐吓资本家，就等于劝交易所经纪人不要到交易所去做投机买卖，因为“许多人都是这样倾家荡产的”。资本就是靠同它竞争的资本家和同它竞争的国家的破产获利，以实现更高程度的积聚，因此，经济竞争即在经济上促使对手破产的斗争愈尖锐、回旋余地愈“狭窄”，资本家就愈是力求辅之以军事手段来促使对手破产。向土◎第476页◎耳其之类的地区输出资本，可以像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那样十分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家比向自由的、独立的、文明的国家如美国输出资本要多获两倍的利润。这样的地区剩下的愈少，为控制和瓜分土耳其、中国等国的斗争就愈加剧烈。关于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理论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事实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而考茨基却把一切都变为庸俗的小市民的“说教”，说什么用不着大发脾气，更用不着为瓜分土耳其或抢夺印度而大动干戈，因为“反正长不了”，所以最好还是让资本主义和平地发展……　自然，用增加工资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和扩大市场，那就更好了：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按这种精神来劝导金融家，便成了牧师布道的一个最适当的题目……　好心的考茨基几乎完全说服了和劝住了德国金融家：用不着为争夺殖民地而同英国兵戎相见，因为这些殖民地反正很快就要获得解放！……
从1872年到1912年，英国对埃及的进出口额，比英国总的进出口额增长得慢。于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就进行说教：“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国同埃及的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第72页）“资本扩张的意图”“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能够实现得最好”。（第70页）
这是多么严肃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呀！考茨基出色地“修正了”这段不合理的历史，并“证明”说，当初英国人完全不必从法国人手中夺取埃及，德国金融家也根本用不着发动战争，进军土耳其和采取其他的措施来把英国人赶出埃及！所有这些都是误会，只不过是一场误会，只是因为英国人还没有领悟到：不对埃及采用暴力，而转向（为了按考茨基的办法扩大资本的输出！）“和平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方法◎第477页◎……
“如果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认为，自由贸易能完全消除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经济矛盾，这当然只能是他们的幻想。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民主制都不能消除这些矛盾。但是，我们大家关切的是，这些矛盾能用劳动群众遭受痛苦和牺牲最少的斗争形式来消除”（第73页）……
天哪，行行好吧！天哪，饶恕我吧！拉萨尔曾经问道：什么是庸人？他引了一位诗人的名言回答说：“庸人是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上帝发慈悲。”（注：出自德国诗人约·沃·歌德格言诗集《酬唱集》中的《悭吝》一诗。在这首诗里，歌德劝诫年轻人不要犹豫不决，不要成为灵魂空虚的怯懦的庸人。--478。）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糟蹋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他成了不折不扣的牧师。这位牧师在规劝资本家转向和平的民主，并且说这是辩证法：假如起先有过自由贸易，后来又有垄断和帝国主义，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有“超帝国主义”，就不能再有自由贸易呢？这位牧师在安慰被压迫的群众，把这个“超帝国主义”说得天花乱坠，尽管这位牧师甚至还不敢说这个东西能否“实现”！有些人维护宗教的理由是宗教可以安慰人，费尔巴哈正确地向他们指出了这种安慰的反动作用，他说：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在为奴隶主帮忙。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
1909年，考茨基在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资本主义矛盾在尖锐化（这一点谁都没有驳倒过而且是无法驳倒◎第478页◎的），承认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即新的“革命时期”的临近。他说，这不会是“过早的”革命，并且说，即使在战斗开始以前不能否认也有失败的可能，但是不考虑到起义有胜利的可能，那就是“直接背叛我们的事业”。
战争到来了。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了。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战争在持续下去，战场在日益扩大。考茨基正在一本又一本地写他的小册子，他驯服地遵从书报检查官的意旨，在小册子中不引用关于掠夺领土和战争的惨祸、关于军火商大发横财、关于物价高涨、关于被动员的工人遭受“军事奴役”等等方面的材料，却一味安慰无产阶级，--援引资产阶级还是革命和进步的阶级的那个时期，即“马克思本人”曾希望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获胜的那个时期的战争作为例子，用一行行一栏栏的数字来证明资本主义“可以”不要殖民地和掠夺，不要战争和扩张军备，证明“和平的民主”更为可取。考茨基不敢否认群众的苦难加剧和革命形势眼看就要真正到来的事实（这一点谈不得呀！书报检查机关不允许……），于是向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献媚，描绘出一幅会使人们“遭受牺牲和痛苦少”的新阶段的斗争形式的“前景”（他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　弗·梅林和罗莎·卢森堡由于这一点而称考茨基为娼妓是完全正确的。
1905年8月，俄国曾出现过革命形势。为了“安慰”愤懑的群众，沙皇答应召开布里根杜马（注：布里根杜马即沙皇政府宣布要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根据这些文件的规定，在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认为可以参加杜马选举并主张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267、479。）。如果说可以把金融家放弃扩张军备以及他们彼此间达成“持久和平的”协议叫作“超帝国主义”的话，那么布里根的立法咨议制度也就可以叫作“超专制制度”了。我们暂且假定，“交织”在几百个大企业中的成百个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家，明天会答应各国人民在战后裁军（我们暂且作这种假定，以◎第479页◎便探究从考茨基的拙劣的理论中可以得出哪些政治结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劝告无产阶级放弃革命行动，也是对无产阶级的直接背叛，因为没有革命行动，一切诺言、一切美好的前景只能是空中楼阁。
战争不仅给资本家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带来了进行新的掠夺（掠夺土耳其、中国等等）、接受价值数十亿的新订货、放出新的利息更高的债款等的灿烂前景。不仅如此，它还给资本家阶级带来很大的政治利益，因为它分裂和腐蚀了无产阶级。考茨基正在助长这一腐蚀，他为了同“自己”国家的机会主义者休特古姆们实行统一而赞美战斗的无产者的这种国际分裂！可是竟有人还不了解，老党统一的口号意味着一国的无产阶级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统一”和各国无产阶级的分裂……
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之二）
六
当上面这段文章写完时，5月28日出版的一期《新时代》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考茨基关于“社会民主党破产”的总结性的议论（他的一篇驳斥库诺的文章的第7节）。考茨基把他维护社会沙文主义的一切旧的诡辩和一个新的诡辩加在一起，并且自己作了如下的总结：
“有一种非常荒谬的说法：似乎这场战争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似乎在战争到来时只能作如下的选择：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似乎德国的、法国的、往往还有英国的社会党和无产阶级群众，对事情不加思考，只听到一小撮议员的一声号召，就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背叛了社会主义，从而导致史无前例的破产。”◎第480页◎
这是一个新的诡辩和对工人的新的欺骗：这场战争--请注意！--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
在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意义的问题上，考茨基的动摇简直令人吃惊，这位党的领袖总是小心翼翼地躲开巴塞尔和开姆尼茨代表大会的明确的正式的声明，就像小偷躲开他刚刚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考茨基在1915年2月写的《民族国家……》这本小册子中曾经断言，这场战争“归根到底还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第64页）。现在却作了新的保留：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请问，还有别的什么性质呢？
原来还带有民族的性质！考茨基是借助下面这种“普列汉诺夫式的”所谓辩证法得出这种令人惊奇的结论的：
“当前这场战争不仅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而且也是俄国革命的产物。”他，考茨基，早在1904年就预见到，俄国革命将使泛斯拉夫主义以新的形式复活起来，“民主的俄国必然会强烈地激起奥地利和土耳其统治下的斯拉夫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　那时波兰问题也将尖锐起来……　那时奥地利就会崩溃，因为目前把彼此趋向分离的分子束缚起来的那个铁箍将随着沙皇制度的崩溃而断裂”（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考茨基自己从他1904年的文章中引来的）……　“俄国革命……给了东方的民族要求以新的强有力的推动，使得在欧洲问题之外又加上了亚洲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当前这场战争中都正在强烈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统治阶级中占优势的则是帝国主义的倾向。”（第273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这是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范例！因为“民主的俄国”会激起东欧各民族追求自由的愿望（这是无可争辩的），所以当前这场战争，虽然不会使任何一个民族得到解放，而不管谁胜谁负都会使许多民族遭到奴役，那也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因为“沙皇制度的崩溃”将意味着奥地利由于其民族结构的不民主而瓦◎第481页◎解，所以暂时巩固起来的反革命的沙皇政府掠夺奥地利，使奥地利各民族遭受更加惨重的压迫，就使得“当前这场战争”不具有纯粹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利用所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具有民族目的的童话来欺骗愚昧的小市民和闭塞麻木的农民，所以一个学者，“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第二国际的代表，就有权用下述“提法”使群众容忍这种欺骗行为：统治阶级有帝国主义的倾向，而“人民”和无产阶级群众有“民族的”要求。
辩证法变成了最卑鄙最下贱的诡辩术！
当前这场战争的民族因素仅仅表现在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这一点在我们党的伯尔尼会议的决议中已经指出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4页。--编者注））。只有在塞尔维亚和在塞尔维亚人那里，我们才看到进行多年的、有几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当前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就是这一运动的“继续”。假定这个战争是孤立的，就是说它同全欧的战争，同英、俄等国的自私的掠夺的目的没有关系，那么一切社会党人都应当希望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获胜--这就是从当前的战争的民族因素中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绝对必需的结论。可是，现在为奥地利的资产者、教权派和将军们效劳的诡辩家考茨基，恰恰没有作出这个结论！
其次，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和歪曲的考察。塞奥战争这一民族因素对这场欧洲大战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的。如果德国获胜，它就会灭亡比利时，就会再灭亡波兰的一部分，可能还有法国的一部分等等。如果俄国获胜，它就会灭亡加里◎第482页◎西亚，就会再灭亡波兰的一部分以及亚美尼亚等等。如果“不分胜负”，那么以往的民族压迫就会继续存在。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即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百分之一左右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政治◎第483页◎的继续”。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即只能腐蚀各民族而不能解放各民族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三协约国“解放”塞尔维亚，其实是在把塞尔维亚的自由出卖给意大利帝国主义，以换取它对掠夺奥地利的帮助。
这一切是众所周知的，而考茨基为了替机会主义者辩护，竟无耻地加以歪曲了。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的、小市民的或其他的东西掺杂其间。因此，当帝国主义者分明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的目的，肆无忌惮地欺骗“人民群众”的时候，有人却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这种人不是愚蠢透顶的学究，就是吹毛求疵者和骗子。问题的整个实质就在于考茨基在帮助帝国主义者欺骗人民，他说，“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群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是民族问题，而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则是“帝国主义的倾向”（第273页），同时他还援引了“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第274页）这个似乎是辩证的论据来“充实”这一论点。毫无疑问，现实是极为纷繁复杂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种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有两股主要的和根本的潮流：这场战争的客观内容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的继续”，即“列强”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掠夺其他民族的“政治的继续”，而“主观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则是为了愚弄群众而散布的“民族的”词句。
考茨基一再重复一种陈腐的诡辩，说什么“左派”把事情描绘成“在战争到来时”只能作如下的选择：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这种诡辩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这是无耻的故意曲解，因为考茨基很清楚，左派所提出的是另外的选择：要么是党参加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欺骗，要么是宣传和准备革命行动。而且考茨基还知道，只是书报检查机关保护了他，才使德国的“左派”无法揭穿他那些为了逢迎休特古姆之流而散布的无稽之谈。
至于说到“无产阶级群众”和“一小撮议员”的关系问题，考茨基在这里提出一个陈腐不堪的反驳意见：
“我们不谈德国人，免得为自己辩护；可是谁会郑重地断言，像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人，在一天之内就成了帝国主义者而背叛了社会主义呢们先不谈议员和’领导机关’……〈这里考茨基显然是暗指罗莎·卢森堡和弗·梅林的《国际》杂志，因为这家杂志对领导机关的政策，即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的领导，如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的国会党团等等的政策表现出理所当然的轻蔑〉……可是谁又敢断言，只要一小撮议员下一道命令，就能使400万觉悟的德国无产者在24小时之内一起向右转，去反对他们从前所追求的目标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件事所证明的当然就不仅是我们党的可怕的破产，而且也是群众〈黑体是考茨基用的〉的可怕的破产了。假如群众真是这样一群无主见的傻瓜，那我们就可以让人家来埋葬我们了。”（第274页）
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最高权威卡尔·考茨基，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和一整套可怜的遁词把自己埋葬了。谁不了解这一点甚至感觉不到这一点，谁在社会主义方面就毫无希望；正因为这样，梅林和罗莎·卢森堡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在《国际》杂志上把考茨基之流当作最卑鄙的人物来对待，是做得唯一正确的。◎第484页◎
不妨想一想：当初能够多少自由地（就是说不至于立即被捕入狱，不会有被枪毙的危险）表示自己对战争的态度的，只有“一小撮议员”（他们有权自由地投票，他们完全可以投反对票--即使在俄国也不会因为投反对票而遭到殴打和迫害，甚至逮捕），一小撮官吏及记者等。现在考茨基却慷慨地把这个社会阶层的叛变和无主见推到群众身上，而正是这位考茨基多年来数十次地写文章谈到这个阶层同机会主义的策略和思想之间的联系！一般科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一条首要的最根本的准则，就是要求著作家去考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即大声疾呼地唤醒人们反对叛变的派别和不认为有叛变的派别）之间现在的斗争同过去整整数十年的斗争的联系。考茨基关于这一点却没有提到，甚至根本不想提出派别和思潮的问题。过去有过一些思潮，现在再也没有了！现在只有奴性十足的人一向当作王牌来使用的那些“权威”的鼎鼎大名了。因此，可以特别方便地互相援引，并以互相包庇的原则友好地掩盖自己的“罪过”。尔·马尔托夫在伯尔尼的一次讲演会上惊呼：既然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都……那怎么能说这是机会主义呢！（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阿克雪里罗得写道（《呼声报》第86号和第87号）：指责像盖得这样的人是机会主义者，应当格外慎重。考茨基也在柏林随声附和道：我不打算为自己辩护，但是……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杜鹃恭维公鸡是因为公鸡恭维了杜鹃。（注：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杜鹃和公鸡》。寓言说，公鸡和杜鹃互相吹捧对方的歌喉如何美妙。杜鹃为什么厚着脸皮夸奖公鸡，就因为公鸡夸奖了它。列宁借用这一寓言讽刺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互相标榜，互相包庇。--485。）考茨基像奴仆一样献殷勤，甚至去吻海德门的手，把他描绘成只是在昨天才投身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可是，在同一家《新时代》杂志和全世界数十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关于海德门的帝国主义，已经谈论多年了！如果考茨基有兴趣认真研究一下他提到的这些人物的政治履历，那他就一定会想起：在这些人的履历中不是有一◎第485页◎些特征和事件足以表明，他们倒向帝国主义不是“一天之内”而是几十年内酿成的结果吗？瓦扬没有当过饶勒斯派（注：饶勒斯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905年该党和盖得派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社会党领导中占优势的饶勒斯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7、486。）的俘虏吗？普列汉诺夫没有当过孟什维克和取消派的俘虏吗？盖得派（注：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与饶勒斯派的法国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盖得和相当大一部分盖得派分子转到了社会沙文主义方面，盖得、马·桑巴参加了法国政府。1920年，以马·加香为首的一部分左翼盖得派分子在建立法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7、486。）不是在典型的死气沉沉、庸碌无能、对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没有独立见解的盖得派的《社会主义》杂志（注：《社会主义》杂志(《LeSocialisme》)是法国社会党人茹·盖得创办和主编的刊物，1907年至1914年6月在巴黎出版。--486。）上当众死亡了吗？在米勒兰主义问题（注：1900年9月23-27日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讨论过米勒兰主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卡·考茨基提出的调和主义决议，其中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由于特别重要的情况“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法国社会党人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就利用这一条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府辩护。
关于米勒兰主义。--486。）上，在开始同伯恩施坦主义（注：伯恩施坦派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派思想体系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派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派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派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351、486。）作斗争的时候，以及在其他方面，考茨基本人（我们给那些十分恰当地把考茨基同海德门及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的人作个补充）没有表现出无主见吗？
但是，他丝毫也没有兴趣以科学态度去研究这些领袖的履历。他甚至也不打算考察一下，这些领袖现在是用他们自己的论据，还是捡起机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论据来为他们自己辩护？这些领袖的行为所以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特殊的影响，还是因为他们附和了别人的、真正“有影响的”、得到军事机构支持的派别即资产阶级派别？考茨基根本就没有着手研究这一问题；他唯一的兴趣，就是蒙蔽群众，用权威的鼎鼎大名来震聋群众的耳朵，不让他们明确地提出有争论的问题并全面地加以研究。（注：考茨基举出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像伦施和亨尼施之类的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者（更不用说机会主义者了）。他们举出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就是为了替自己的政策作辩护。他们是有权举出这些人的。他们说他们与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所采取的实际上是相同的政策，这是事实。然而，考茨基却是以轻蔑的口吻谈论伦施和亨尼施这些已经投靠帝国主义的激进派的。考茨基很感谢上帝，因为他不像这些税吏（这里是借用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8章的话，其中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　法利赛人在圣经中被认为是伪善者。--486。），他不同意他们，他仍然是个革命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事实上，考茨基的立场同他们是一样的。满嘴甜言蜜语的假仁假义的沙文主义者考茨基，要比呆头呆脑的沙文主义者大卫和海涅、伦施和亨尼施可恶得多。）
“……400万群众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一起向右转……”
这里没有一个字是正确的。德国党组织中的群众不是400万，◎第486页◎而是0万，况且代表这个群众组织（也像任何组织一样）的统一意志的，只是它的统一的政治中心，即背叛了社会主义的“一小撮人”。当时人们是向这一小撮人征询意见、号召进行投票表决的；只有他们能够投票表决，能够写文章等等。而群众却无人征询他们的意见。不仅不允许他们投票表决，而且把他们驱散和赶走，这完全不是“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而是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军事机构现实地存在着，这个机构里面没有领袖叛变的事，它把“群众”一个个地叫来，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要么去当兵（按照你的领袖们的劝告），要么被枪毙。群众无法有组织地行动，因为他们早先成立的组织，即以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的“一小撮人”为代表的组织，已经出卖了群众，而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还需要时间，需要有抛弃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组织的决心。
考茨基竭力想击败自己的对手--左派，硬把一些荒唐的东西加在他们身上，说他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了“回答”战争，“群众”应当“在24小时之内”制造出一个革命，实行“社会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否则“群众”就是表现出“无主见和叛变”。这纯粹是胡说，资产阶级和警察用他们编撰的文理不通的小册子“打击”革命者的时候，向来就是借助于这种胡说的，而现在考茨基却拿它来炫耀。考茨基的左派对手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构作斗争，是困难而长期的事情。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而这“一小撮”领袖却完全能够并且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国内和平”，反对为战争辩护，公开主张自己的◎第487页◎政府失败，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创办秘密报刊（注：顺便说一下，为此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报纸都停办，用这种办法来回答不许写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禁令。像《前进报》[《前进报》(《Vorw?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261、488。]那样接受不写这类内容的条件，是卑鄙和怯懦的表现。《前进报》由于这样做而在政治上死亡了。尔·马尔托夫的这句话是说对了。但是我们可以保留公开的报纸，只要我们声明这些报纸不是党的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它们只是为一部分工人的技术性需要服务的即非政治性的报纸。可以有评价战争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也可以有不作这种评价的公开的工人报刊，它不说谎话，但也不谈真情，--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
考茨基知道得很清楚，德国的“左派”所指的正是这样的行动，或者确切些说，类似的行动，但他们在实行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无法直接地公开地谈论这些行动。不惜一切代价为机会主义者辩护的愿望，使考茨基干出了前所未有的卑鄙勾当：他躲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背后，把明显的胡说硬加在左派头上，相信书报检查官会保护他不被揭穿。
七
考茨基耍尽各种手腕，故意避开一个学术上和政治上的重要问题，以此博得机会主义者的无限欢心，这个问题就是：第二国际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怎么会背叛社会主义的呢？
当然，我们不应当从某些权威的个人履历的角度来提出这个问题。将来为他们写传记的人研究问题应当包括这个方面，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现在所关心的绝不是这一点，而是要研究社会沙文主义思潮的历史根源、条件、意义和力量。(1)社会沙文主义是从哪◎第488页◎里来的？(2)什么东西给了它力量？(3)怎样同它作斗争？只有这样来提出问题才是严肃的，而把目标转移到“个人”身上，实际上不过是回避问题，耍弄诡辩家的手腕。
要回答头一个问题，就必须研究一下：第一，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否同社会主义运动中原先的某种思潮有联系？第二，从事实上的政治划分来看，社会党人现在分为社会沙文主义的反对者和拥护者，这种划分同历史上原先的划分有什么关系？
所谓社会沙文主义，我们是指肯定在当前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为社会党人在这场战争中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实行联合作辩护，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等等。十分明显，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政治内容同机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属于同一种思潮。社会沙文主义是机会主义在1914-1915年的战争环境中的产物。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战争使这种思想发展到了顶点，并且把在促成这种思想的一般的因素和起因中又加进了一系列特殊的因素和起因，用特殊的威胁和暴力迫使普通的分散的群众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这种情况自然使拥护机会主义的人增多，这种情况也充分说明为什么许多昨天的激进派倒向这个阵营。
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战争使这种联合具有特别突出和强制的性质。机会主义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各种特点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使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使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的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第489页◎命情绪。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直接继续和顶点，因为这是为维护大国民族的特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加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保住和巩固自己的即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希望和与此相适应的策略在战争时期的自然的继续，这就是当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注：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者多么重视“大国的”民族特权对于分裂工人、引诱他们离开社会主义的意义。英国帝国主义者柳卡斯在《大罗马和大不列颠》（1912年牛津版）一书中，承认在现代的不列颠帝国中有色人种没有充分的权利（第96-97页），并且指出：“在我们的帝国中，当白种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之间并不是同等的关系，白种工人倒像是有色人种工人的监工。”（第98页）--反社会民主党人帝国联盟的前任书记埃尔温·贝尔格尔在《战争爆发后的社会民主党》（1915年版）这本小册子中，赞扬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并且声称他们应当成为“纯粹的工人政党”（第43页），即“本民族的”、“德国的工人政党”（第45页），而不要有“国际主义的空想的”、“革命的”思想（第44页）。--德国帝国主义者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在论述国外投资的一本著作中（1907年版）（指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的《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一书（1907年柏林版）。--490。），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民族福利”（第438页），即抢夺殖民地，而称赞英国工人讲“现实主义”，例如，称赞他们反对外来移民。--德国外交官吕多费尔在一本论述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的书（指库·里茨勒尔（即吕多费尔）的《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一书（1913年柏林版）。--490。）中强调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资本的国际化丝毫也不能消除各国资本为争夺权势、争夺“股票的多数”而进行的激烈的斗争（第161页），而且指出，这场激烈的斗争把工人也卷了进去（第175页）。书上注明的日期是1913年10月，当时作者很明白地谈到：“资本的利益”（第157页）是现代战争的起因，“民族趋势”的问题正在成为社会主义的“难题”（第176页），各国政府用不着害怕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主义的游行示威了（第177页），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事实上已经愈来愈成为民族的了（第103、110、176页）。如果国际社会主义能使工人摆脱民族的影响，那么它就会取得胜利，因为单靠暴力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民族感情占了上风，它就会遭到失败（第173-174页）。）自然，习惯的力量，比较“和平的”演进所养成的墨守成规，民族偏见，对于形势的急剧转折的恐惧和怀疑，--这一切都曾作为附加的因素使机会主义以及用假话加以◎第490页◎掩饰的同机会主义的怯懦的调和（借口所谓同机会主义调和只是暂时的，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和理由）得到加强。战争改变了数十年来所形成的机会主义的面貌，把它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使它的流派数量更多，种类更加五花八门，使它的信徒的队伍扩大了，用许多新的诡辩丰富了他们的论据，可以说是使许多新的支流和小溪同机会主义的主流汇合起来，但主流并没有消失，而是相反。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以致这个资产阶级脓疮已经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了。
不愿意正视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人，抓住个别情况和“特殊案例”，说什么某某机会主义者成了国际主义者，而某某激进派分子倒成了沙文主义者。但是，这一点在各种思潮的发展的问题上根本不是什么郑重的论据。第一，工人运动中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即无产阶级和小市民中从“自己”国家的资本的特权中分享一点油水的少数上层分子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群众，反对全体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第二，两种思潮的思想政治内容也相同。第三，第二国际时代（1889-1914年）社会党人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的旧的划分，大体上是与现在分为沙文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新的划分相一致的。
为了认识刚才提到的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应当记住一条原则：在社会科学中（如同在整个科学中一样），研究的是大量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情况。就拿德国、英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保加利亚、瑞士、法国和比利时这10个欧洲国家来说吧。在前8个国家中，社会党人的新的划分（按国际主义）是与旧的划分（按机会主义）相一致的：在德国，机会主义的堡垒《社会主义月刊》杂志◎第491页◎(《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注：《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407、492、536。）已经成了沙文主义的堡垒。国际主义的思想得到极左派的支持。在英国，英国社会党（注：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因此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在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费·罗特施坦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1920年该党的绝大多数地方组织加入了英国共产党。--492、540。）内国际主义者约占3/7（根据最近的统计，赞成一项国际主义决议的有66票，反对的有84票），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工党（注：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492。）＋费边派（注：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为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492、570、670。）＋独立工党（注：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7、492、539、727。））中国际主义者不到1/7（注：人们通常只拿“独立工党”来同“英国社会党”作比较。这是不对的。不应当看组织形式，而要看实质。拿日报来说吧：日报有两种，一种是英国社会党的《每日先驱报》[《每日先驱报》(《The Daily Herald》)是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1912年4月起在伦敦出版。从1922年起该报成为工党的机关报。--492。]，另一种是机会主义联盟的《每日公民报》[《每日公民报》(《The Daily Citizen》)是英国工党、费边社和独立工党的机会主义联盟的机关报（日报），1912-1915年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492。]。这两种日报是进行实际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基本核心--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注：《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ша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320、492、524。）成了沙文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虽然叫喊得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即使根据1910-1914年这5年的经验也可以知道，他们是没有能力在俄国群众中间进行系统的宣传的。俄国国际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是“真理派”（注：指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创办合法日报《真理报》。关于《真理报》，见注155。--492。）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他们是1912年1月重新建立了党的先进工人的代表。
在意大利，比索拉蒂之流的纯粹机会主义的党（注：指意大利社会党。
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但是，意大利社会党基本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492。），已经成了沙文主义的党。代表国际主义的是工人的党。工人群众都拥护这个党；机会主义者、议员、小资产者则拥护沙文主义。在意大利，人们能够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自由地进行了选择，而选择的结果并不是偶然的，是与普通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阶级地位的差别相吻合的。
在荷兰，特鲁尔斯特拉的机会主义政党对沙文主义一概采取调和态度（不要被如下情况所迷惑：荷兰的小资产者同大资产者一样，特别憎恨最可能“吞掉”他们的德国）。培养出彻底的、忠诚的、热忱的和信念坚定的国际主义者的则是以哥尔特和潘涅库克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瑞典，机会主义者的领袖布兰亭，对于人们◎第492页◎斥责德国社会党人为叛徒这件事大发雷霆，而左派领袖霍格伦却宣称，在他的支持者中间，有些人正是这样看的（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在保加利亚，反对机会主义的“紧密派”（注：紧密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因主张建立紧密团结的党而得名，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紧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季·布拉戈耶夫，后来的领导人为格·约·基尔科夫、格·米·季米特洛夫、瓦·彼·柯拉罗夫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紧密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9年，紧密派加入了共产国际并创建了保加利亚共产党。--493、540。）在自己的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注：《新时代》杂志(《Ново　Време》)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派--紧密派的科学理论刊物，1897年在普罗夫迪夫创刊，后来迁到索非亚出版。1903年起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的机关刊物。该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是季·布拉戈耶夫。杂志曾于1916年2月停刊，1919年复刊。1923年被保加利亚政府查封。自1947年起，《新时代》杂志成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月刊。--493。））上撰文斥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干了坏事”。在瑞士，机会主义者格雷利希的支持者乐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辩护（见他们的机关报--苏黎世的《民权报》（注：《民权报》(《Volksre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苏黎世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日报），1898年在苏黎世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刊登过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消息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文章。--493、730。）），而激进得多的罗·格里姆的支持者则把伯尔尼的报纸（《伯尔尼哨兵报》（注：《伯尔尼哨兵报》(《BernerTagwa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于1893年在伯尔尼创刊。1909-1918年，罗·格里姆任该报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该报发表过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及其他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从1917年起，该报公开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493、730。））变成了德国左派的机关报。10个国家中只有法国和比利时两个国家例外，然而我们看到，就在这两个国家里，其实也不是没有国际主义者，只是国际主义者（部分地是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力量过于薄弱，受到压制；我们不要忘记，瓦扬自己在《人道报》（注：《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起初是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493、540。）上也承认，他从自己的读者那里收到过许多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信，但是这些信他一封也没有全文发表！
总的说来，就思潮和流派而言，不能不承认，正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了沙文主义。机会主义派在正式的党中的那种力量，那种貌似的强大从何而来？考茨基是很善于提出历史问题的，特别是在谈到古罗马之类的同实际生活离得比较远的事情时更是如此，可是现在，当事情涉及他本人的时候，却假惺惺地装作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事情是最明显不过的。给了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以巨大力量的是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府和总参谋部的联盟。在我们俄国，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常常这样看问题：机会主义者是社会党的一部分，在社会党内一向就有而且将来还会有处于两个极端的派别，问题只在于避免“走极端”，等等，等等，--一切庸人的箴言录中都是这样抄写的。
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在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第493页◎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当像赫罗斯特拉特（注：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494。）一样出名的机会主义者休特古姆明显地昭示了这个社会的、阶级的真理的时候，许多好心肠的人都惊叹不止。法国社会党人和普列汉诺夫也指责起休特古姆来，--可是王德威尔得、桑巴和普列汉诺夫如果照一照镜子，那么在镜子中看到的正是休特古姆，只是民族面貌稍微不同罢了。赞扬考茨基而又为考茨基所赞扬的德国中央委员们（“执行委员会”）也急忙谨慎、谦虚和客气地声明（没有指休特古姆的名），他们“不同意”休特古姆的路线。
这是可笑的，因为事实证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政策中，在关键时刻，一个休特古姆的力量要胜过一百个哈阿兹和考茨基（正如一家《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力量要胜过害怕同它分裂的布鲁塞尔联盟（注：布鲁塞尔联盟（七三联盟）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联盟，由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崩得分子和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代表在布鲁塞尔“统一”会议结束后组成。
布鲁塞尔“统一”会议是根据社会党国际局1913年十二月会议的决定于1914年7月3-5日（16-18日）召开的。按照这个决定，召开会议是为了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但是，早在1914年夏天，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埃·王德威尔得访问彼得堡时，就同取消派的首领们商定：社会党国际局将不是充当调停者，而是充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仲裁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知道，布鲁塞尔会议所追求的真正目的是要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但是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如拒绝参加，将会使俄国工人无法理解，因此还是派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代表团由伊·费·阿尔曼德（彼得罗娃）、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卡姆斯基）和伊·费·波波夫（巴甫洛夫）三人组成。列宁当时住在波罗宁，同代表团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指示代表团要采取进攻的立场，要牢牢记住社会党国际局是调停者，而不是法官，这是十二月会议决议宣布了的，谁也别想把别人意志强加于布尔什维克派代表参加布
鲁塞尔会议的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外，还有10个团体和派别。会议充满着尖锐斗争，不得不把已通过的议程搁置一边。机会主义分子对列宁拟定的条件进行恶毒攻击。普列汉诺夫说这不是实现统一的条件，而是“新刑法条文”。王德威尔得声称，即使这些条件在俄国得到赞同，国际也不允许付诸实施。考茨基以社会党国际局的名义提出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案，断言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不存在妨碍统一的任何重大分歧。由于通过决议一事已超出会议的权限，布尔什维克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参加表决。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案仍以多数票通过。布尔什维克拒绝服从布鲁塞尔会议决议。
布鲁塞尔联盟没有存在多久就瓦解了。--494、548。）的所有各个流派一样）。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休特古姆背后有一个大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总参谋部。它们千方百计地支持休特古姆的政策，而对休特古姆的反对者的政策却用尽一切办法，直到监禁和枪杀，来加以阻挠。休特古姆的声音可以通过千百万份资产阶级报纸传播出去（正像王德威尔得、桑巴和普列汉诺夫的声音一样），而休特古姆的反对者的声音却不能通过合法的报刊为人们所听到，因为有战时书报检查存在！
大家都同意，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但是对这一真理的意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好好想过的。机会主义是由合法主义培育起来的。1889-1914年时代的工人政党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是应该的。而当危机到来时，就必须转向秘密工作（要实行这种转变，必须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还要有各种军事计谋）。要阻止这◎第494页◎一转变，只要一个休特古姆就够了，因为，用历史哲学的语言来说，整个“旧世界”都支持休特古姆，--因为，用实际政治的语言来说，休特古姆会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一切作战计划泄露给资产阶级，过去一向如此，将来也会永远如此。
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党（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所做的只是休特古姆喜欢的事情，或休特古姆能够容忍的事情。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合法地去做。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有正当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活动都是违背它的中央机关的意见，背着它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进行的，都是违反组织纪律进行的，都是用派别活动形式以一个新党的匿名的新的中央机关的名义进行的。今年5月31日《伯尔尼哨兵报》上登载的德国“左派”的匿名的呼吁书（注：指卡·李卜克内西写的呼吁书《主要敌人在本国！》。该呼吁书刊登于1915年5月31日《伯尔尼哨兵报》第123号，标题是《强有力的警告》。--495。）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一个新的党正在发展、巩固和组织起来，就是真正工人的、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列金、休特古姆、考茨基、哈阿兹、谢德曼之流的旧的腐朽的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党。（注：有历史意义的8月4日投票之前所发生的事件，是非常典型的。正式的党用官场式的谎言掩盖了这一事件，说多数作出了决定，说大家一致投了赞成票。但是施特勒贝尔在《国际》杂志上揭穿了这一谎言，道出了真情。当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为两派，他们都准备好了最后通牒，即派别性的、分裂性的决定。一派是机会主义者，约30人，他们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投赞成票，另一派是左派，约15人，他们决定（不太坚决）投反对票。当没有任何坚定立场的“中派”即“泥潭派”同机会主义者一起投票时，左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于是……就服从了！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统一的”，这纯粹是谎话，它实际上掩盖了左派不得不服从机会主义者的最后通牒的真相。）
所以，机会主义者莫尼托尔在保守的《普鲁士年鉴》（注：《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ücher》)是德国保守派的政治历史和文学月刊，1858-1935年在柏林出版。--495、541。）上无意中泄露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真理，他说，假如现在的社会民主党向右转了，对于机会主义者（应读作：资产阶级）反倒有害，因为那样◎第495页◎工人就会离开这个党了。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正是目前这样的党，即把右派和左派联合起来的、以考茨基为正式代表的党，因为考茨基善于用圆滑的和“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辞令把宇宙万物调和起来。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精神，这是说给人民群众，说给工人听的；行动上是休特古姆主义，即在出现任何严重危机的时刻投靠资产阶级。我们说任何危机，是因为不仅在战争的情况下，而且在每次发生严重的政治罢工时，无论是“封建的”德国，还是“自由的议会制的”英国或法国，都会立刻以各种名义实行戒严。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怀疑的。
上面提出的如何同社会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由此就可以得到解答了。社会沙文主义是这样一种机会主义，它经过比较“和平的”资本主义的漫长时期已经如此成熟，如此巩固，如此厚颜无耻，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如此明确，同资产阶级和政府的关系已经如此密切，以致人们再也不能容忍这样的派别在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继续存在了。如果说在外省的小城市的平坦的人行道上行走穿薄底软鞋还可以将就的话，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时候就非穿有铁钉的厚底鞋不可了。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越过了局限于狭隘民族范围的比较和平的阶段。它随着1914-1915年的战争而进入了革命行动的阶段，因此同机会主义彻底决裂，把它从工人政党内部清除出去的时机，无疑已经成熟。
当然，这样规定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新时代向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任务，从中还不能直接看出，在各个国家，工人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从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党中分离出来的过程究竟会有多快，究竟会采取何种形式。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分离是不可避免的，而工人政党的全部政策必须以此作为出发点。1914-1915年这场战争是个非常巨大的◎第496页◎历史转折，使人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对待机会主义。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变成没有发生的事情，机会主义者在危机时刻成了工人政党内那些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分子的核心这个事实，既不能从工人的意识中，也不能从资产阶级的经验中以及整个当代的政治成就中抹掉。从整个欧洲来说，机会主义在战前可以说是处于少年时代。随着战争的爆发，它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不能重新回到“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了。由议员、新闻记者、工人运动的官吏、享受特权的职员和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所构成的整个社会阶层已经成熟了，这个阶层已经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长合在一起了，而资产阶级也完全能看清它的价值并加以“利用”了。既不能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也不能使它停住，--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做的，就是勇往直前，从预备性的、合法的、做了机会主义俘虏的工人阶级组织，变为革命的、能够不限于合法活动的、能够不受机会主义叛变的危害的无产阶级组织，发动无产阶级“为政权而斗争”、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
由此可见，那些用怎样对待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第二国际最有名的权威这一问题，来模糊自己的意识和工人的意识的人，对事物的看法是多么不正确。事实上，这里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这些人理解不了新的任务，那他们就只好站到一边去，或者像现在这样做机会主义者的俘虏。如果这些人能够摆脱“俘虏”的处境，那么他们要回到革命者的阵营未必会碰到什么政治上的阻难。想以个别人的作用问题来代替各种派别的斗争以及工人运动的时代的更迭问题，无论如何是荒谬的。◎第497页◎
八
工人阶级的合法的群众性组织，也许是第二国际时代社会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在德国党内，这些组织曾是最有力量的，所以1914-1915年这场战争在这里造成了最急剧的转变，提出了最尖锐的问题。很显然，要转向革命的行动，警察就会解散合法的组织，而旧的党，从列金起到考茨基都包括在内，为了保存现有的合法组织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不管怎样否认这一点，事实终究是事实。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组织，为了这碗红豆汤（注：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498。），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
就拿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卡尔·列金的《为什么工会的官员应当更多地参加党内生活？》（1915年柏林版）这本小册子来说吧。这是作者1915年1月27日在工会运动官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列金在他的报告中宣读了而且在小册子中也转载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文件，这个文件在其他场合战时书报检查机关是绝对不会通过的。这个所谓“为下巴尼姆区〈柏林近郊〉讲演人提供的资料”的文件，阐述了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表示了他们对党的抗议。文件中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有预见到、也没有可能预见到下面的一个因素：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全部有组织的力量竟会站到进行战争的政府的一边，这全部力量竟会被用来压制群众的革命劲头。”（列金的小册子第34页）
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文件中的下面这样一个论断也是正确的：◎第498页◎
“8月4日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投票表明，另一种观点，尽管它已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也只有不受经过考验的党的领导，只有违背党的机关的意志，只有在克服党和工会的反抗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贯彻。”（同上）
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如果8月4日社会民主党党团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么组织从外表看可能会被消灭，但其精神会继续存在，这种精神在实行非常法期间曾经鼓舞了党并且帮助了党去克服一切困难。”（同上）
列金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提到，他召集来听他的报告的那一伙“领袖们”，即那些被称为工会领导人、官员的人，听到上面这些话哄堂大笑起来。在危机的时刻可以而且应当建立秘密的（像在非常法时期那样的）革命组织--这一思想在他们看来是可笑的。而列金这条资产阶级最忠实的看家狗还拍着胸脯叫嚷说：
“这显然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破坏组织，以便让群众去解决问题。我毫不怀疑，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说得对！”--自称为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袖的资产阶级奴仆们齐声喊道。（同上，第37页）
这个场面是颇有教益的。这些人竟被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弄得如此腐败和神智不清，他们甚至不能理解必须有另一种组织即秘密组织来领导革命斗争的思想。他们竟至于认为似乎得到警察许可而存在的合法组织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似乎在危机时刻完全可以保存这种组织作为领导机构！请看，这就是机会主义的生动的辩证法：合法组织的单纯发展，愚蠢而诚实的庸人单纯记流水帐的习惯，使得这些诚实的小市民在危机时刻成了奸细、叛徒，成了群众革命劲头的扼杀者。这不是偶然现象。向革命组织过渡是必要的，已经改变了的历史情况要求这样做，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时代要求这样做，但是这种过渡只有越过旧领袖即革命劲头◎第499页◎的扼杀者，越过旧的党即摧毁这个党，才能实现。
反革命的小市民自然会嚎叫：“无政府主义！”正如机会主义者爱·大卫在责骂卡尔·李卜克内西时曾经嚎叫“无政府主义”一样。看来，在德国，只有那些被机会主义者责骂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才仍然是忠诚的社会党人。……
我们可以拿现代的军队为例。它是组织的一个好榜样。这种组织好就好在它灵活，同时能使千百万人具有统一的意志。今天，这千百万人还坐在自己家里，分散在全国各地，明天一声动员令下，他们就会集合在指定的地点。今天他们还趴在战壕里，有时一连几个月，明天他们又会以另一种方式去冲锋陷阵。今天他们奇迹般地避开枪林弹雨，明天他们又会在短兵相接中创造奇迹。今天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地下埋设地雷，明天他们又按照空中飞行员的指示向前推进几十里。有着同一目标、受同一意志鼓舞的千百万人，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斗争的需要而不断改变他们的交往方式和行动方式，改变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方法，改变他们的工具和武器，--这才是真正的组织。
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还不具备革命形势，还不具备足以引起群众的激愤、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条件，今天交给你的是选票，你就拿过来，好好地筹划，用它来打击自己的敌人，而不是用来把那些怕坐监牢而抓住安乐椅不放的人送到议会中去享受肥缺。如果明天你被剥夺了选票，而有人把步枪或精良的最新式的速射炮给你，那你就把这些用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接过来，不要去理睬那些害怕战争的感伤主义者的嘟囔抱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必须用火与铁来消灭，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获得解放；如果群众中愤恨和绝望的情绪日益强烈，如果具备了革命的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这些十分有用的用◎第500页◎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来对付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
不用说，这是不容易的。这须要进行艰巨的准备工作。这须要付出重大的牺牲。这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我们同样必须学会，而不经过错误和挫折是学不到本事的。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同参加选举之间的关系，犹如冲锋同演习、行军或趴战壕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这种斗争形式被提到日程上来并不是常有的事；但它的意义和它的影响将延续几十年之久。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采取这种斗争方式的那几天，会等于其他历史时代的几个二十年。
……拿卡·考茨基同卡·列金对照一下吧。
卡·考茨基写道：“当党还小的时候，任何反对战争的抗议，在宣传上所起的作用都相当于一次勇敢的行动。……最近俄国和塞尔维亚同志的行为就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党愈是强大，在它的各项决议的动机中宣传上的考虑和对实际后果的估计就愈是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给这两种动机以同等的重视就愈是困难，而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因此，我们愈是强大，在每次出现新的复杂的形势时我们中间就愈是容易发生分歧。”（《国际观点和战争》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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