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乌托邦，应当坚持本阶级的独立性。这个阶级之所以能够奋不顾身地反对封建制度，正是因为它丝毫没有“落入”那种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彻底反对封建主，而且往往同封建主结成联盟的私有制的“网”。而农民“落入了”小商品生产的“网”；他们在顺利的历史情况下，能够做到完全消灭封建制度，但他们永远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却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
从19世纪80年代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看到为取得这种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一贯所作的努力。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
载于1924年《生活》杂志第1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129-134页◎第301页◎
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25周年而作）
（1913年1月3日〔16日〕）
去年，1912年11月，是法国的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即著名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作者逝世25周年。
这首歌已经译成欧洲各种文字，而且不仅仅是欧洲文字。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唱起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并且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世界各国的工人现在都在纪念欧仁·鲍狄埃。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活着，但都过着贫困的生活，就象《国际歌》的作者一生所过的一样。他在1816年10月4日生于巴黎。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才14岁，这首歌叫作《自由万岁！》。 1848年，他作为一个街垒斗士参加了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
鲍狄埃出身于贫穷的家庭，他一生中一直是一个穷人、一个无产者、起先靠包装箱子，后来靠绘制印花布图样维持生活。
从1840年起，他就用自己的战斗诗歌对法国生活中所发生的◎第302页◎一切重大事件作出反应，唤起落后的人们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一致，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
在伟大的巴黎公社（1871年）时期，鲍狄埃被选为公社委员。在3600张选票中，他得了3352票。他参与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公社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公社失败后，鲍狄埃被迫逃到了英国和美国。著名的《国际歌》就是他在1871年6月，也可以说，是在流血的五月失败之后的第二天写成的……
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公社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
1876年，在流亡中，鲍狄埃写了一首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在这首长诗中，他描绘了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工人生活，描绘了他们的贫困，他们的苦役劳动，他们遭受的剥削，以及他们对自己的事业的未来的胜利所抱的坚定信念。
公社失败以后过了9年鲍狄埃才回到法国，回来后立即参加了“工人党”（注：指法国工人党。
法国工人党是茹·盖得及其支持者根据1879年10月马赛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法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章程。1880年5月，盖得赴伦敦同马克思、恩格斯和保·拉法格一起制定了法国工人党的纲领草案。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最低纲领）。纲领的理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1880年11月召开的勒阿弗尔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纲领，并正式成立法国工人党。法国工人党后来与一些团体联合组成法兰西社会党。--303。）。1884年他的第一卷诗集出版了。1887年出版了第二卷，题名为《革命歌集》。
这位工人诗人的其他一些歌，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
1887年11月8日，巴黎的工人把欧仁·鲍狄埃的遗体送到拉雪兹神父墓地，在那里埋葬着被枪杀的公社战士。警察大打出手，抢走红旗。无数群众参加了这次没有宗教仪式的葬礼。四面八方都在高呼：“鲍狄埃万岁！”
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真正非人工所建造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最多不过几十人。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第303页◎有千百万无产者……
载于1913年1月3日《真理报》第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291-293页◎第304页◎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写的，发表于1913年3月1日（14日）《真理报》第50号。--305。）（1913年3月1日〔14日〕）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自马克思阐述这个学说以后，全世界的事态发展是不是已经证实了这个学说呢？
马克思首次提出这个学说是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从这时起，世界历史显然分为三个主要时期：(1)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年）；(2)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3)从这次俄国革命至今。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马克思学说在每个时期的命运。
一
在第一个时期的开头，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同我国民粹主义相似的社会主义：它们不懂得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原理，不能分别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并且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关于“人民”、“正义”、“权利”等等的词句来掩盖各种民主变革的资产阶级实质。◎第305页◎
1848年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所有这些喧嚣一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形式以致命的打击。各国的革命使社会各阶级在行动中显露出自己的面目。共和派资产阶级在巴黎1848年6月的那些日子里枪杀工人，最终证明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自由派资产阶级害怕这个阶级的独立行动，比害怕任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百倍。怯懦的自由派在反动势力面前摇尾乞怜。农民以废除封建残余为满足，转而支持现存秩序，只是间或动摇于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
巴黎公社（1871年）最终结束了资产阶级变革的这一发展过程；只是靠无产阶级的英勇，共和制这种最明显地表现出阶级关系的国家组织形式才得以巩固下来。
在欧洲所有的其他国家，比较错综复杂和不那么彻底的发展过程也导致同样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到第一个时期（1848-1871年）即风暴和革命时期的末尾，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一息。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国际（1864-1872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了。
二
第二个时期（1872-1904年）同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有“和平”性质，没有发生革命。西方结束了资产阶级革命。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
西方进入了为未来变革的时代作“和平”准备的阶段。到处都在形成就其主要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第306页◎学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构、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挑选和集结无产阶级的力量、使无产阶级作好迎接未来战斗的准备的过程，正在缓慢而持续地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里腐朽的自由派，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们把为伟大的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解释成放弃这种战斗。他们把改善奴隶的生活状况以便去同雇佣奴隶制作斗争解释成奴隶们为了几文钱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权。他们怯懦地宣扬“社会和平”（即同奴隶制讲和平），宣扬背弃阶级斗争，等等。在社会党人议员中间，在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员以及知识分子“同情者”中间，他们有很多信徒。
三
当机会主义者还在对“社会和平”赞不绝口，还在对实行“民主制”可以避免风暴赞不绝口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不管各种“文明”豺狼现在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命运如何，世界上的任何力量也不能恢复亚洲的旧的农奴制度，不能铲除亚洲式和半亚洲式国家中的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
有些人不注意群众斗争进行准备和得以发展的条件，看到欧洲反资本主义的决战长时间地推迟，就陷入绝望和无政府主义。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绝望是多么近视，多么懦弱。◎第307页◎
八亿人民的亚洲投入了为实现和欧洲相同的理想的斗争，从这个事实中应当得到的不是绝望，而是振奋。
亚洲各国的革命同样向我们揭示了自由派的毫无气节和卑鄙无耻，民主派群众独立行动的特殊意义，无产阶级和一切资产阶级之间分明的界限。有了欧亚两洲的经验，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
欧洲也跟着亚洲行动起来了，不过不是按照亚洲的方式。1872-1904年的“和平”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物价的飞涨和托拉斯的压榨已使经济斗争空前尖锐化，这甚至使那些受自由派腐蚀最深的英国工人也行动起来了。就是在德国这个最“顽固的”资产阶级容克国家里，政治危机也在迅速成熟。疯狂的扩充军备和帝国主义政策，使得目前欧洲的“社会和平”活像一桶火药。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解体和无产阶级的成熟的过程正在持续地进行。
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的这三大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载于1913年3月1日《真理报》第50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1-4页◎第308页◎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写的，发表于1913年3月《启蒙》杂志第3期。--309。）
（1913年3月）
马克思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极大的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某种“有害的宗派”。也不能期望有别的态度，因为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像期望厂主在应不应该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上会采取公正态度一样，是愚蠢可笑的。
不仅如此，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第309页◎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现在我们就来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来源以及它的三个组成部分。
一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18世纪末叶，在同一切中世纪废物，同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展开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因此，民主的敌人便竭尽全力来“驳倒”、败坏和诋毁唯物主义，维护那些不管怎样总是为宗教辩护或支持宗教的各种哲学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最明确最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主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知识是相对的。不管那些“重新”回到陈腐的唯心主义那里去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怎样说，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都出色地◎第310页◎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正如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质那样，人的社会认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设施（注：原文为“учреждение”，是指和一定理论观点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机构。--编者注）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看到，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二
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
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经济学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形◎第311页◎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彻底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表现着各个生产者之间通过市场发生的联系。货币意味着这一联系愈来愈密切，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资本意味着这一联系进一步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土地、工厂和劳动工具的占有者。工人用工作日的一部分来抵偿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则是无报酬地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资本压迫工人，使小业主破产，造成失业大军。大生产在工业中的胜利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但是在农业中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现象：资本主义大农业的优势日益扩大，采用机器愈来愈广泛，农民经济纷纷落入货币资本的绞索，由于技术落后而日益衰败和破产。在农业方面，小生产的衰败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它的衰败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资本打击小生产，同时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并且造成大资本家同盟的垄断地位。生产本身日益社会化，使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工人联结成一个有条不紊的经济机体，而共同劳动的产品却被一小撮资本家所占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愈来愈严重，危机日益加深，争夺市场的斗争愈来愈疯狂，人民群众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第312页◎
资本主义制度在使工人愈来愈依赖资本的同时，创造着联合劳动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商品经济的最初萌芽，从简单的交换一直到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到大生产。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无论老的或新的）的经验，使工人中一年比一年多的人清楚地看到了马克思这一学说的正确性。
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但是这一胜利不过是劳动对资本的胜利的前阶。
三
当农奴制被推翻，“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一下子就暴露出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和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但是最初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谴责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臆想较好的制度，劝富人相信剥削是不道德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能够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然而，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导致封建制度即农奴制崩溃的汹涌澎湃的革命，却日益明显地揭示了阶级斗争是整个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战胜农奴主阶级而赢得政治自由，没有一次不遇到拼命的反抗。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你死◎第313页◎我活的斗争，才在比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所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地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学说。
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只要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设施，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在支撑着，那他们总是会受旧事物拥护者的愚弄。要粉碎这些阶级的反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出一种力量，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可以（而且按它的社会地位来说应当）成为能够除旧立新的力量。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在全世界，从美洲到日本，从瑞典到南非，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正在不断增加。无产阶级一面进行阶级斗争，一面受到启发和教育，他们逐渐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偏见，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且学习怎样衡量自己的成绩，他们正在锻炼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不可遏止地成长壮大。
载于1913年3月《启蒙》杂志第3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41-48页◎第314页◎
亚洲的觉醒
（1913年5月7日〔20日〕）
中国不是早就被公认为是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席卷了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动乱也在加剧。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民主运动现在又遍及荷属印度（注：即印度尼西亚。--编者注），即爪哇岛及其他荷属殖民地，人口共达4000万。
这个民主运动的代表者：第一是爪哇的人民群众，他们在伊斯兰教旗帜下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第二是资本主义在已经习惯了当地风土人情的欧洲人中间培养的当地知识分子，这些欧洲人主张荷属印度独立；第三是爪哇和其他岛上的数量很多的华侨，他们从本国带来了革命运动。
荷兰马克思主义者万拉维斯泰因在描述荷属印度的这种觉醒时指出，荷兰政府历来的暴政与专横现在正遭到土著居民群众的坚决反击和抗议。
革命前夕常见的现象出现了：各种社团和政党以惊人的速度在产生。政府加以禁止，但却激起更大的怒火，激起运动更加蓬勃◎第315页◎的发展。例如，不久前荷兰政府解散了“印度党”（注：“印度党”即“东印度党”，是印度尼西亚的印尼－欧洲人（印度尼西亚人和欧洲人混血种）的政党，于1912年组成。因其纲领中反映了要求独立的愿望，成立后立即被荷兰殖民者所取缔。--316。），因为该党的章程和纲领提出了争取独立的要求。荷兰的“杰尔席莫尔达”（注：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这里用作警察专制制度的代名词。--316。）（顺便说说，教权派和自由派都是赞成他们的，因为欧洲自由主义已经腐朽了！）认为这是想脱离荷兰的罪恶要求！当然，被解散了的政党在改换了名称之后又恢复了活动。
在爪哇，产生了土著人的民族协会（注：指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联盟。该联盟于1912年成立，前身为“伊斯兰商业联合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联盟发展成为反对殖民统治的群众性组织。--316。），这个协会已有8万名会员，并组织了群众大会。民主运动的发展是不可遏止的。
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1905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工人以关切、兴奋的心情注视着全球各地各种形式的世界解放运动的这种气势磅礴的发展。被工人运动的力量吓坏了的欧洲资产阶级，投到反动势力、军阀、僧侣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怀抱里去了。但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以及亚洲各国年轻的、对自己力量充满信心、对群众充满信任的民主派，正在起来代替这些气息尚存但已日趋腐朽的资产阶级。
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载于1913年5月7日《真理报》第103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160-161页◎第316页◎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1913年5月10日〔23日〕）
把标题中的这两个词组作对比，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谁不知道欧洲先进，亚洲落后呢？但是用作本文标题的这两个词组却包含着一个辛辣的真理。
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全面、实行立宪、文明又先进的欧洲，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时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正在衰朽的资产阶级与一切已经衰朽的和正在衰朽的势力联合起来，以求保存摇摇欲坠的雇佣奴隶制。
在先进的欧洲，当权的是支持一切落后东西的资产阶级。当今欧洲之所以先进，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而是由于不顾资产阶级的反对，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使争取美好未来的百万大军日益壮大起来，只有它才能保持和传播对落后、野蛮、特权、奴隶制和人侮辱人现象的无情的仇视心理。
在“先进的”欧洲，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先进的阶级。而活着的资产阶级甘愿干一切野蛮、残暴和罪恶的勾当，以维护垂死的资本主义奴隶制。
欧洲资产阶级为了金融经纪人和资本家骗子的自私目的而支持亚洲的反动势力，这可以说是整个欧洲资产阶级已经腐朽的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第317页◎
在亚洲，强大的民主运动到处都在发展、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在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亿人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这个世界性的运动使一切懂得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达到集体主义的觉悟工人多么欢欣鼓舞！一切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对年轻的亚洲是多么同情！
而“先进的”欧洲呢？它掠夺中国，帮助中国那些反对民主和自由的人！
请看一笔很简单而又很有教益的帐吧。为了反对中国的民主派，已经签订向中国提供一笔新借款的契约，因为“欧洲”支持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为什么它要支持袁世凯呢？因为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借款数目将近25000万卢布，但要按100卢布折合84卢布的行市计算。这就是说，“欧洲”资产者实际付给中国人21000万卢布；而他们向公众则要去22500万卢布。你看，在几星期内，一下子就赚得1500万卢布的纯利！这岂不确实是一笔很大的“纯”利吗？
要是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借款呢？中国不是建立了共和制而国会中的多数又反对这笔借款吗？
啊，那时“先进的”欧洲就会大喊什么“文明”、“秩序”、“文化”和“祖国”！那时它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冒险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勾结起来扼杀“落后的”亚洲的共和制！
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
但整个年轻的亚洲，即亚洲数亿劳动者，却有着一切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而这一胜利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第318页◎国人民都解放出来。
载于1913年5月18日《真理报》第113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165-167页◎第319页◎
论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
短 评
（1913年5月）
取消派分子（注：取消派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孟什维克中出现的一个派别。他们背弃党纲上的革命要求和党的革命口号，企图取消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一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公开的工人党”，因而被称为取消派。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取消派清除出党。--320、328、369、457、669。）阿·叶尔曼斯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注：《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ша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320、492、524。）上用大量恶狠狠的话猛烈攻击我对他（和古什卡）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作用问题上的观点的批评（《启蒙》杂志（注：《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代替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而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A.A.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320、351、369。）第5-7期合刊）（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294-311页。--编者注）。
叶尔曼斯基先生破口大骂，并且一再回顾以前对他的“侮辱”（包括对1907年在圣彼得堡分裂社会民主党组织遭到失败的唐恩先生及其同伙的“侮辱”在内），力图以此来掩盖问题的真正实质。
但是我们仍然不允许叶尔曼斯基先生以回顾取消派不该受到的侮辱和失败来掩盖目前争论的实质，因为目前的争论涉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经常被人们用各种不同的理由一再提出来。
这就是用自由主义伪造马克思主义，以自由派的观点偷换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观点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取消派分子进行的全部争论的思想基础，我们将不厌其烦地把它阐◎第320页◎述清楚。
阿·叶尔曼斯基先生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伊林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叶尔曼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把工业组织的活动看成是'在全国范围内（甚至部分地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阶级斗争。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缺少全民性的和全国性的东西的基本特征：国家政权的机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55页）
这就是那个阿·叶尔曼斯基对问题实质的论述。他用尽一切可能做到的和不可能做到的办法来回避这个实质！不管他怎样责备我歪曲他的观点，骂我罪该万死，不管他怎样兜圈子，甚至以回顾1907年的分裂来“掩盖”自己，但是真理毕竟要占上风。
总之，我的论点是清楚的：全民性的东西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政权的机构。
我的愤怒的论敌，您不赞同这一观点吗？您不认为这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吗？
那么您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呢？您为什么不提出正确的观点来反对错误的观点呢？按照您的意见，断定全民性的东西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政权的机构，这只不过是引号里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您为什么不反驳我的错误，不一清二楚地、毫不含糊地说出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呢？
我们引用阿·叶尔曼斯基先生的紧接着上述引文的一段议论，读者就会得到对这些问题的清楚的答案。
“伊林希望俄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另外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希望它一定要改变整个国家制度。伊林希望这样，但是资产阶级不希望这样--而这一点当然也就是'取消派分子'叶尔曼斯基的过错，因为他以'自由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偷换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
这就是叶尔曼斯基先生这段议论的全文，这段议论能让人当◎第321页◎场看到这个回避问题的取消派分子的真面目。
这明摆着是回避问题。
我指出的全民性的东西的“基本特征”对不对呢？
阿·叶尔曼斯基先生本人不得不承认，我指出的正是问题的实质。
而阿·叶尔曼斯基先生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捉住，于是对这个问题避不作答！
“被捉住的”叶尔曼斯基先生为了避开我所指出的基本特征是否正确的问题，就从这个问题跳到伊林“希望”什么和资产阶级“希望”什么的问题上去。但是，不管叶尔曼斯基先生跳得多么勇敢，跳得多么不顾死活，还是掩盖不住他已被捉住这一事实。
我的可爱的论敌，既然我们是在争论阶级斗争概念，这同“希望”又有什么关系呢？！您自己本来应当承认：我是在斥责您以自由主义的概念偷换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我是在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基本特征”，按照这个概念，全民的阶级斗争包括国家政权的机构这个内容。
阿·叶尔曼斯基先生虽然气势汹汹，也不过是一个笨拙的论战家，因为他用自己本身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取消主义特别是他叶尔曼斯基的错误同自由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的联系！
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因此，正是应该详细地谈谈阶级斗争概念。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0页。--编者注）大家知道，对马克思的这句深刻的话，那些受自由主义思想奴役的机会主义者作了错误的理解，并且竭力作出歪曲的解释。例如，取消派的老大哥们“经济派”就属◎第322页◎于机会主义者之列。“经济派”认为，阶级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政治斗争。因此，“经济派”承认为争取每个卢布增加5戈比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却不愿看到更高级的、更发达的、全民族的为政治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因此，“经济派”只承认萌芽状态的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更发达的阶级斗争。换句话说，“经济派”只承认阶级斗争中那些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最能容忍的东西，而拒绝比自由派更进一步，拒绝承认更高级的、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阶级斗争。“经济派”就这样逐渐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经济派”就这样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概念。
其次，仅仅认为，只有阶级斗争发展到政治领域，它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发达的阶级斗争，那还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在政治中既可能只涉及细小的枝节问题，也可能深入一些，直到涉及基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发展到政治领域，而且还涉及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的机构时，那才是充分发达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
与此相反，当工人运动稍微巩固起来的时候，自由派已经不敢否认阶级斗争，但是力图缩小、削减、阉割阶级斗争的概念。自由派也准备承认政治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在这个领域内不包括国家政权的机构。是资产阶级的哪些阶级利益造成了这种对阶级斗争概念的自由主义的歪曲，这是不难理解的。
叶尔曼斯基先生在转述温和谨慎的官员古什卡的著作时与他一唱一和，竟没有看出（还是不愿看到？）对阶级斗争概念的自由主义的阉割，这时，我向叶尔曼斯基先生指出了他的这一根本的带有理论性的和一般原则性的过错。阿·叶尔曼斯基先生就大为生气，骂起人来，由于无法驳倒我的意见，他只能支吾搪塞，躲躲闪闪。
原来阿·叶尔曼斯基先生是一个十分笨拙的论战家，这时他◎第323页◎已原形毕露！他写道：“伊林希望这样，但是资产阶级不希望这样。”现在我们才明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观点的哪些特点造成了“希望”上的这种差异。
资产阶级“希望”削减阶级斗争，歪曲并缩小阶级斗争概念，磨钝它的锋芒。无产阶级“希望”这一骗局被揭穿。马克思主义者希望，那些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谈论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人，能揭露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概念的狭隘性，而且是出于私利的狭隘性；希望他们不只是引证数字，不只是为“巨大的”数字而高兴。自由派则“希望”这样来评价资产阶级及其阶级斗争：对这一斗争的狭隘性保持缄默，对这一斗争没有包括“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东西保持缄默。
阿·叶尔曼斯基先生是在以自由派的观点议论那些有趣的、但为古什卡先生缺乏思想地或盲目地统计出来的数字时被人捉住的。显然，这点一被揭穿，阿·叶尔曼斯基先生除了骂人和支吾搪塞以外，就别无办法了。
现在让我们从上面引用的阿·叶尔曼斯基的文章的话继续往下引：
“显然，事实上这里只有伊林一个人用自己的评定，同时还用〈！！〉法国大革命历史中作为学生学习样板的死板公式来偷换对事物的真实情况的研究。”
阿·叶尔曼斯基先生如此乱搅和，以至愈来愈无情地“毁灭”自己！他还没有发觉，这个对法国大革命的“死板公式”的愤怒攻击使他的自由主义暴露无遗！
亲爱的叶尔曼斯基先生，您该懂得（不管取消派是多么难以理解），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评定、评价事物的真实情况，而是用自由派的观点或者用反动的观点等来作评定和评价，那就无◎第324页◎法进行“对事物的真实情况的研究”！
叶尔曼斯基先生，您过去和现在都是用自由派的观点来评定善良的官员古什卡的“研究”的，而我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评定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此。您的批判的分析在国家政权的机构问题面前停住了，这样您就证明了您的阶级斗争概念的自由主义局限性。
需要证明的正是这一点。
您对法国大革命的“死板公式”的攻击使您露出了马脚，因为任何人都会懂得，问题不在于死板公式，也不在于法国的样板，比如当时在“死板公式和样板”的条件下，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罢工，特别是政治性的罢工。
问题在于：您成为取消派分子之后，已经不会运用革命的观点来评价社会事件了。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马克思决不用18世纪末的“死板公式和样板”来限制自己的思想，他总是运用革命的观点，评价（善良的叶尔曼斯基先生，要是您喜欢用更富于“学术味的”字眼，那就用“评定”吧！）阶级斗争时总是极其深刻，总是剖析它是否涉及“基本的”东西，总是无情地抨击任何怯懦的思想和任何掩盖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被阉割的、被私利歪曲了的阶级斗争的行径。
18世纪末的阶级斗争向我们表明，它是怎样变成政治性的斗争的，它是怎样达到真正“全民族的”形式的。从那时起，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都有了巨大的发展。旧时期的“死板公式”并没有阻止任何人去研究比如我在上面已经部分地提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总是要求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评价”，总是揭露自由派的歪曲、闪烁其词、胆怯的掩饰等等的贫乏。
我们向阿·叶尔曼斯基先生致意，因为他以忘我的精神十分◎第325页◎精采地说明，取消派由于丧失了用革命观点观察社会现象的能力，是怎样以自由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偷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的。
载于1913年5月《启蒙》杂志第5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246-252页◎第326页◎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
*（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写于1913年10-12月，并于同年11月7日（20日）、12月7日（20日）、12月23日（1914年1月5日）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启蒙》杂志第10、11、12期上。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列宁曾于1913年夏在瑞士的苏黎世、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等城市作过关于民族问题的专题报告，并于1913年秋在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上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长篇报告。--331。）
在俄国社会生活诸问题中，民族问题目前已经很突出，这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反动派的民族主义气焰嚣张，还是反革命资产阶级自由派转向民族主义（特别是转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其次是转向波兰、犹太、乌克兰以及其他的民族主义），甚至各个不同“民族的”（也就是非大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中民族主义的动摇思想日趋严重，发展到违反党纲的地步，--这一切都绝对要求我们比以往更加关注民族问题。
本文的目的，就是专门对马克思主义者和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这些涉及纲领的动摇思想从总的方面进行研究。我在《北方真理报》（注：《北方真理报》是《真理报》在1913年8月1日（14日）-9月7日（20日）期间使用的名称。《真理报》用这个名称共出了31号。
《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在不同时期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尼·尼·巴图林、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康·斯·叶列梅耶夫、米·伊·加里宁、尼·伊·波德沃伊斯基、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马·康·穆拉诺夫等。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积极参加了《真理报》的工作。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328、331、389、545。）第29号上（1913年9月5日《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447-450页。--编者注）谈过自由派在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犹太机会主义报纸《时报》（注：《时报》(《DiZait》)是崩得的机关报（周报），1912年12月20日（1913年1月2日）-1914年5月5日（18日）用依地文在彼得堡出版。--331、402。）发表的弗·李普曼先生的文章，对我这篇文章进行抨击。另一方面，乌克兰的机会主义分子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也批评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问题纲领（1913年《钟声》杂志（注：《钟声》杂志(《Дзвiн》)是合法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刊物（月刊），倾向孟什维克，1913年1月-1914年在基辅用乌克兰文出版，共出了18期。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В.П.列文斯基、弗·基·温尼琴柯、列·尤尔凯维奇（雷巴尔卡）、德·顿佐夫、西·瓦·佩特留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达·托洛茨基等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停刊。--331。）第7-8期合刊）。这两位著作家提到的问题很多，要回答他们，就非得涉及我们这个题目的各个方面不可。因此，我感到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先转载《北方真理报》的那篇文章。◎第331页◎
1.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
许多报纸都不止一次地提到高加索总督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黑帮反动主张，而在于它的羞羞答答的“自由主义”。顺便提一下，总督表示反对人为的俄罗斯化，即反对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高加索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自己就在竭力教儿童讲俄语，例如，在不一定要教俄语的亚美尼亚教会学校里就有这种情形。
俄国发行最广的自由派报纸之一《俄罗斯言论报》（注：《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332。）（第198号）指出了这一点，并且作了一个公正的结论：在俄国，俄语之所以遭到敌视，“完全是”由于“人为地”（应当说：强制地）推广俄语“引起的”。
该报写道：“用不着为俄语的命运担心，它自己会得到全俄国的承认。”这说得很对，因为经济流转的需要总是要使居住在一个国家内的各民族（只要他们愿意居住在一起）学习多数人使用的语言。俄国的制度愈民主，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愈有力、愈迅速、愈广泛，经济流转的需要就会愈迫切地推动各个民族去学习最便于共同的贸易往来的语言。
但是自由派报纸很快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证明它的自由主义不彻底。
该报写道：“就是反对俄罗斯化的人里面也未必会有人反对像俄国这样大的国家应当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只能是俄语。”
逻辑正好相反！瑞士没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是有三种语◎第332页◎言--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但是小小的瑞士并没有因此吃亏，反而得到了好处。在瑞士居民中，德意志人占70％（在俄国，大俄罗斯人占43％），法兰西人占22％（在俄国，乌克兰人占17％），意大利人占7％（在俄国，波兰人占6％，白俄罗斯人占4.5％）。在瑞士，意大利人在联邦议会经常讲法语，这并不是由于某种野蛮的警察法（在瑞士没有这种法律）强迫他们这样做，而纯粹是由于民主国家的文明公民自己愿意使用多数人都懂得的语言。法语之所以没有引起意大利人的仇视，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民族的语言，而不是靠令人厌恶的警察措施强迫别人接受的语言。
为什么民族成分复杂得多而又极端落后的“庞大的”俄国却一定要保留一种语言的特权，从而妨碍自己的发展呢？自由派先生们，情况不是正好相反吗？如果俄国想赶上欧洲，它不是应当尽量迅速、彻底、坚决地取消一切特权吗？
如果取消一切特权，如果不再强迫使用一种语言，那么所有的斯拉夫人就会很快而且很容易地学会相互了解，就不用担心在全国议会里使用不同的语言发言这一“可怕的”主张。经济流转的需要本身自然会确定一个国家的哪种语言使用起来对多数人的贸易往来有好处。由于这种确定是各民族的居民自愿接受的，因而它会更加巩固，而且民主制实行得愈彻底，资本主义因此发展得愈迅速，这种确定也就会愈加迅速、愈加广泛。
自由派对待语言问题也像对待所有的政治问题一样，活像一个虚伪的小商人，一只手（公开地）伸给民主派，另一只手（在背后）却伸给农奴主和警察。自由派分子高喊：我们反对特权；但在背后却向农奴主时而要求这种特权，时而要求那种特权。
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是这样的，不仅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它是最坏的，因为它带有强制性，并且同普利什凯维◎第333页◎奇之流有着血缘关系）是这样，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格鲁吉亚的以及一切其他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无论在奥地利还是在俄国，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高喊“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分裂工人，削弱民主派，同农奴主大做出卖人民权利和人民自由的交易。
工人民主派的口号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让资产阶级用各种“良好的”民族纲领去欺骗人民吧。觉悟的工人将这样回答他们：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在追逐金钱、互相争吵和人剥削人的世界，民族问题能够解决的话），那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
证据是：西欧的瑞士是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国家，东欧的芬兰是一个具有新兴文化的国家。
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采取完全自由和民主的办法解决各民族的政治自决问题，即各民族的国家分离权问题；颁布一种全国性的法律，规定凡是赋予某一民族任何特权、破坏民族平等或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措施（地方自治机关的、城市的、村社的等等），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时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要求取消这种违反宪法的措施，都有权要求给予采取这种措施的人以刑事处分。
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语言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而争吵不休，工人民主派则反对这样争吵，要求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即在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消费合作社组织、教育组织以及其他一切组织中，各民族的工人无条件地统一，并且完全打成一片，以对抗各种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有这样的统一，这样的打成一片，才能捍卫民主，捍卫工人的利益而反对资本（资本已经成为而且愈来愈◎第334页◎成为国际资本），捍卫人类向不容许任何特权、任何剥削现象的新的生活制度发展的利益。
2.“民族文化”
读者看到，《北方真理报》上的那篇文章通过一个实例即通过全国性的语言问题阐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和机会主义，说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有一只手伸给农奴主和警察。谁都知道，除了全国通用的语言问题外，在其他一系列类似的问题上，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表现也很阴险、虚伪和愚蠢（甚至从自由派的利益来看也是如此）。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任何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会在工人中起严重的腐蚀作用，都会使自由的事业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事业遭受极大的损失。尤其危险的是，资产阶级的（以及资产阶级－农奴主的）趋向是以“民族文化”的口号作掩护的。黑帮和教权派以及一切民族的资产者，都在大俄罗斯的、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等等民族文化的幌子下，干反动肮脏的勾当。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现代的民族生活，如果把口号同阶级利益和阶级政策加以对照而不是同空洞的“一般原则”、高调和空话加以对照，那么事实就是如此。
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而且常常是黑帮－教权派的）骗局。我们的口号是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
于是崩得分子（注：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于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国共产党（布）。--335、369、454。）李普曼先生失去克制而大打出手，写了一大段杀气腾腾的话对我大肆攻击：◎第335页◎
“凡是对民族问题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各民族共同的(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文化并不是非民族的(иннациональная)（注：Интер--在……之间；ин--非；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各民族间的，国际的；иннациональный--非民族的，非国民的，无民族的，无国民的。）文化（没有民族形式的文化）；非民族的文化，即既不应当是俄罗斯的，也不应当是犹太的，更不应当是波兰的，而只应当是纯粹的文化，这种非民族的文化是荒谬的；超越民族的思想只有适合工人的语言、适合工人生活的具体民族条件，才能成为工人阶级所亲近的思想；工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状况及其发展不应当漠不关心，因为通过民族文化，而且只有通过民族文化，工人才有可能参加'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然而对这一切，弗·伊·却不愿意知道……”
请仔细考虑考虑这个典型的崩得分子用来驳倒我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的议论吧。崩得分子先生非常自信，俨然以“了解民族问题”的人自居，把常见的资产阶级观点当作“大家早已知道的”真理奉献给我们。
是的，亲爱的崩得分子，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不是非民族的。谁也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谁也没有宣布过什么既不是波兰的，也不是犹太的，更不是俄罗斯等等的“纯粹”文化，可见你说了一大堆废话只不过是想转移读者的注意力，想用空话来掩盖事情的本质。
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崩得分子避而不谈这个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最起码的基本的道理，而“大谈”其空话，这实际上就是反对揭露和阐明阶级鸿沟，把阶级鸿沟◎第336页◎掩盖起来，使读者看不清楚。实际上，崩得分子和资产者的表现一样，因为资产者的整个利益要求散布对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
我们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抽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绝对是为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特别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语言平等，不会否认用母语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论战、向“本民族的”农民和小市民宣传反教权派的思想或反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必要性，这是用不着多说的，但是崩得分子却用这些无可争辩的道理来掩盖争论的问题，也就是掩盖问题的实质。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可否直接或间接提出民族文化的口号呢，还是说必须“适应”各地方和各民族的特点，用各种语言宣传工人的国际主义口号以反对民族文化这一口号。
“民族文化”这个口号的含义，不取决于这位知识分子的诺言或他想“说明”这个口号“是指通过它来推行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的善良愿望。这样看问题就是幼稚的主观主义。民族文化这个口号的含义，取决于这个国家同世界各国各阶级的客观相互关系。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就是一个事实（而且我还要重说一遍，资产阶级到处都在同地主和神父勾结）。气焰嚣张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麻醉、愚弄和分化工人，使工人听任资产阶级摆布，--这就是当代的基本事实。
谁想为无产阶级服务，谁就应当联合各民族工人，不屈不挠地同“自己的”和别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谁拥护民族文化的口号，谁就只能与民族主义市侩为伍，而不能与马克思主义者为伍。◎第337页◎
举个具体例子。大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能采纳大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吗？不能。这样的人应当请他到民族主义者那儿去，而不应让他呆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我们的任务是同占统治地位的、黑帮和资产阶级的大俄罗斯民族文化作斗争，完全用国际主义精神并通过同别国的工人结成最紧密的联盟，来培植那些在我国民主工人运动史上出现的幼苗。你的任务是同本国的大俄罗斯的地主和资产者作斗争，反对他们的“文化”，“适应”普利什凯维奇和司徒卢威之流的特点为国际主义而斗争，不是去鼓吹民族文化这一口号，不是让这个口号畅行无阻。
对于最受压迫最受欺凌的民族--犹太民族来说同样如此。犹太的民族文化，这是拉比和资产者的口号，是我们敌人的口号。但是犹太的文化中和犹太人的全部历史中还有别的成分。全世界1050万犹太人中，有一半多一点居住在落后的、半野蛮的加里西亚和俄国境内，这两个国家用暴力把犹太人置于帮会地位。另一半居住在文明世界，那里的犹太人没有帮会式的隔绝。那里犹太文化明显地表现出具有世界进步意义的伟大特征：它的国际主义，它对时代的先进运动的同情（犹太人参加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百分比，任何地方都高于犹太人在居民中所占的百分比）。
谁直接或间接地提出犹太“民族文化”的口号，谁（不管他的愿望多么好）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谁就在维护犹太的旧的和帮会的一套，谁就是拉比和资产者的帮凶。相反，犹太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同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以及其他民族的工人在跨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之中打成一片，并且为建立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既用俄语又用依地语），也正是这些犹太人不顾崩得的分离主义，继承了犹太人的优良传统，同时反对“民族文化”这一口号。◎第338页◎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崩得分子维护民族文化这一口号，并且根据这个口号制定出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一揽子计划和实践纲领，因此，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向工人传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
3.民族主义的吓人字眼--“同化”
同化（注：字面的意思是同类化，一律化。）问题，即失去民族特点，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清楚地表明了崩得分子及其同道者的民族主义动摇思想所产生的后果。
李普曼先生正确地转述和重复了崩得分子惯用的论据，更确切些说，转述和重复了崩得分子的手法，他把本国的各民族工人必须在统一的工人组织之中统一和打成一片的这个要求（见上面提到的《北方真理报》刊载的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叫作“同化的陈词滥调”。
关于《北方真理报》那篇文章的结尾，弗·李普曼先生说：“因此，要是有人问你属于哪个民族，工人就应该回答说：我是社会民主党人。”
我们的崩得分子认为这种说法俏皮极了。其实，这种立意反对彻底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口号的俏皮话和关于“同化”的叫嚣，正是他们的彻底自我揭露。◎第339页◎
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
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考虑到这两种趋势，因而首先要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允许在这方面存在任何特权（同时维护民族自决权，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其次要维护国际主义原则，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哪怕是最精致的）毒害无产阶级。
试问，我们的崩得分子向苍天高喊反对“同化”，他指的究竟是什么呢？这里他不会是指对民族采取暴力和某个民族应享有特权，因为“同化”二字在这里根本不适合；因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个人还是正式的统一整体，都非常明确而毫不含糊地斥责过哪怕是最轻微的民族暴力、压迫和不平等现象；还因为那篇遭到崩得分子攻击的《北方真理报》的文章，也十分坚决地阐明了这个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不。这里含糊其辞是不行的。李普曼先生在斥责“同化”时，他指的既不是暴力，也不是不平等，更不是特权。那么同化这一概念，除了一切暴力和一切不平等现象外，还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呢？
当然有。还有消除民族隔阂、消灭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等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趋势，这种趋势每过10年就显得更加强大，并且是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
谁不承认和不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压迫◎第340页◎或不平等现象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大骂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同化”，这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的市侩而已，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所有的崩得分子以及（我们就要看到的）列·尤尔凯维奇和顿佐夫先生之流的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都属于这类不值得尊敬的人物之列。
为了具体说清楚这些民族主义市侩的观点的十足反动性，我们引证三种材料。
反对俄国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化”喊得最厉害的是俄国的犹太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其中的崩得分子。不过，从上面引证的材料可以看到，全世界1050万犹太人中，约一半人生活在文明世界里，处在“同化”最多的条件下；只有俄国和加里西亚的被蹂躏的、无权的、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俄国和波兰的）压迫的不幸的犹太人，才生活在“同化”最少、隔绝得最厉害，甚至还有“犹太区”（注：“犹太区”是沙皇俄国当局在18世纪末规定的可以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区域，包括俄罗斯帝国西部15个省，以及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一些地区，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废除。--341。）、“百分比限额”（注：“百分比限额”是指沙皇政府从1887年起实行的限制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录取犹太人学生的办法。根据规定，在所谓“犹太区”内，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录取的犹太人学生不得超过学生总数的10％，在“犹太区”外限定在5％以内，在莫斯科和彼得堡限定在3％以内。--341。）以及其他普利什凯维奇式的种种好处的条件下。
卡·考茨基和奥·鲍威尔说，文明世界的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被同化得最厉害。加里西亚和俄国的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很遗憾，他们（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而是由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过错）在这里还是帮会。这就是那些完全了解犹太人历史并且考虑到上述种种事实的人所作的无可争辩的论断。
这些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只有犹太的反动市侩才会高喊反对“同化”，他们想使历史的车轮倒转，想让历史不要从俄国和加里西亚的制度走向巴黎和纽约的制度，而是想让历史开倒车。
在世界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犹太优秀人物，其中出现过全世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先进领袖，他们从未高喊过反对同化。只有◎第341页◎那些肃然起敬地注视犹太人“后背”（注：“后背”一词出自圣经中摩西见耶和华只能看到后背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33章）。--342。）的人才高喊反对同化。
在现代先进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同化过程的规模一般究竟有多大，以北美合众国的移民材料为例就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概念。1891-1900这10年，欧洲有370万人去那里，而1901-1909这9年，就有720万人。根据1900年的统计调查，合众国有1000多万外国人。而纽约州活像一个磨掉民族差别的磨坊，根据这份统计调查，这里有78000多奥地利人，136000英国人，20 000法国人，480000德国人，37000匈牙利人，425000爱尔兰人，182000意大利人，70000波兰人，166000俄国移民（大部分是犹太人），43000瑞典人等等。在纽约州以巨大的国际规模发生的过程，现在也在每个大城市和工厂区发生了。
谁没有陷进民族主义偏见，谁就不会不把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过程看作是极其伟大的历史进步，看作是对各个偏僻角落的民族保守状态的破坏，对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就拿俄国和大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态度来说吧。自然，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都会坚决反对骇人听闻的对乌克兰人的侮辱，都会要求保证他们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但是，如果削弱目前存在的乌克兰无产阶级同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在一国范围内的联系和联盟，那就是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甚至从乌克兰人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任务”来看，这也是愚蠢的政策。
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自称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幸的马克思！），他就是推行这种愚蠢政策的榜样。尤尔凯维奇先生写道：1906年索柯洛夫斯基（巴索克）和卢卡舍维奇（图恰普斯基）断言，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俄罗斯化了，因此它不需要另立组织。尤尔凯维奇先生根本不打算举出任何一件涉及问题实质的事实，而是抓住这一点对他们二人进行攻击，完全以最低级、愚蠢和反动◎第342页◎的民族主义精神，歇斯底里地狂叫什么这是“民族的消极性”，是“对民族的背弃”，扬言这些人“分裂了〈！！〉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尤尔凯维奇先生硬说，现在我们这里，尽管“工人的乌克兰民族意识增强了”，但是有“民族意识的”工人还是少数，多数人“仍然处于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这位民族主义的市侩大声疾呼，我们的任务“不是跟着群众走，而是率领群众前进，向他们说明民族的任务（民族事业）”（《钟声》杂志第89页）。
尤尔凯维奇先生的所有这些议论完全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议论。但是，甚至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中一些人想使乌克兰获得完全平等和自治，另一些人想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看来，这种议论也是不值一驳的。反对乌克兰人谋求解放的意愿的是大俄罗斯和波兰的地主阶级以及这两个民族的资产阶级。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有能力抵抗这些阶级呢？20世纪的头10年已经作出实际的回答，只有率领民主主义农民的工人阶级才是这种社会力量。如果真正的民主力量获得胜利，民族暴力就不可能存在，而尤尔凯维奇先生则竭力分裂这种真正的民主力量，从而削弱它，因此他不仅背叛了民主派的利益，而且背叛了本民族即乌克兰的利益。只有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无产者统一行动，才可能有自由的乌克兰，没有这种统一行动，就根本谈不上这一点。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受资产阶级民族观点的限制。在南部即乌克兰，已有好几十年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较快的经济发展过程，乌克兰把数以几万、几十万计的大俄罗斯农民和工人吸引到资本主义农场、矿山和城市中去了。在这些地方，大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和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同化”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而这一事实肯定是进步的。资本主义把大俄罗斯或乌克兰愚蠢、保守、死守在穷乡僻壤的不开化的庄稼汉变为流动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的生活◎第343页◎条件既打破了大俄罗斯特有的民族狭隘性，也打破了乌克兰特有的民族狭隘性。假定说，大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以后要划国界，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俄罗斯工人和乌克兰工人“同化”的历史进步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和美国的民族界限的磨掉有其进步性一样。乌克兰和大俄罗斯愈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愈广泛愈迅速，那么资本主义将会更加有力地把国内各地区的各民族工人和各邻国（如果俄罗斯成了乌克兰的邻国的话）的劳动群众吸引到城市、矿山和工厂里去。
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的所作所为，活像是一个十足的资产者，而且是一个狭隘愚蠢、鼠目寸光的资产者即市侩，他为了乌克兰的民族事业的一时成就而将两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彼此交往、联合、同化的利益置之脑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跟着他们跑的尤尔凯维奇和顿佐夫先生之流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说，首先是民族的事业，然后才是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我们说，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事业，因为它不仅能保证劳动的长远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利益，而且能保证民主派的利益，而没有民主，无论是自治的乌克兰，还是独立的乌克兰，都是不可思议的。
最后，在尤尔凯维奇先生层出不穷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奇谈怪论中，还应当指出下面一点。他说，乌克兰工人中有民族意识的是少数，“多数人仍然处于俄国文化的影响下”(бiльшiстьперебувае щепiд впливомросiйсько?культури)。
在谈到无产阶级时，这种把整个乌克兰文化同整个大俄罗斯文化对立起来的做法，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最无耻的背叛，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效劳。
我们要告诉一切民族的社会党人：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普利什凯◎第344页◎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兰同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等等一样，也有这样两种文化。如果说多数乌克兰工人处于大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那么我们就确凿地知道了，除了大俄罗斯神父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外，还有大俄罗斯的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在产生影响。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前一种“文化”作斗争时，总是要把后一种文化区别开来，并且要告诉自己的工人们：“必须用全力抓住、利用、巩固一切机会，同大俄罗斯的觉悟工人相交往，阅读他们的书刊，了解他们的思想，乌克兰的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和大俄罗斯的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都要求这样做。”
一个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俄罗斯压迫者的仇恨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忘乎所以，以致对大俄罗斯工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事业也仇恨起来，哪怕只有一点儿，哪怕仅仅采取疏远态度，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会滚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如果一个大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哪怕只是一分钟忘记了乌克兰人对于完全平等的要求，或者忘记了他们享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那么他同样也会滚入民族主义的泥潭，并且不仅会滚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而且还会滚入黑帮民族主义的泥潭。
只要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他们就应该一同通过组织上最紧密的统一和打成一片，维护无产阶级运动共同的文化或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以绝对宽容的态度对待用何种语言进行宣传的问题和在这种宣传中如何照顾一些纯地方的或纯民族的特点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任何鼓吹把一个民族的工人同另一个民族的工人分离开来的论调，任何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同化”的言论，任何在涉及无产阶级的问题时把某个◎第345页◎民族文化当作整体同另一个据说是整体的民族文化相对立等等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应该与之作无情的斗争。
4.“民族文化自治”（注：民族文化自治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鲍威尔和卡·伦纳制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崩得分子都提出过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列宁对民族文化自治的批判，另见《论“民族文化”自治》（《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180-184页）、《论民族自决权》（同上，第25卷第223-285页）等著作。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89-358页）也批判了民族文化自治。--346、528、565。）
“民族文化”这个口号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意义重大，不仅是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思想内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宣传，而且还因为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一整套纲领是以这个口号为依据的。
这个纲领主要的、根本的缺陷，就在于它竭力要实现最精致、最绝对、最彻底的民族主义。这个纲领的实质是：每一个公民都登记加入某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整体，有权强迫自己的成员纳税，有本民族的议会（国会），有本民族的“国务大臣”（大臣）。
这种思想用到民族问题上，正如蒲鲁东思想用到资本主义上一样。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基础--商品生产，而是清除这个基础的各种弊端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是“确立”交换价值，使之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正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也没有弊端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
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他的理论把交换和商品生产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而“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和纲领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同样是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清除其中的暴力、不公正等等现象。
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第346页◎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各民族通过高度统一而达到融合，我们亲眼看到，每修筑一俄里铁路，建立一个国际托拉斯，建立一个国际工人协会（就其经济活动来说，以及就其宗旨和意向来说是国际性的），这种融合都在加强。
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重视这个社会，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不要把这种承认变成替民族主义辩护，因此应该极严格地仅限于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进步东西，因此不能因为这种承认而让资产阶级思想模糊了无产阶级意识。
群众从封建沉睡状态中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为争取人民主权、争取民族主权而斗争，这是进步。因此，在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维护最坚决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项任务多半是消极的。可是无产阶级不能超出这项任务去支持民族主义，因为超出这项任务就属于力图巩固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积极”活动了。
冲破一切封建桎梏，打倒一切民族压迫，取消一个民族或一种语言的一切特权，这是无产阶级这个民主力量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正在为民族纠纷所掩盖和妨碍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绝对利益。然而，超出这些受一定历史范围的严格限制的界限去协助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而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里有一条界线，这条界线往往是很细微的，而崩得分子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却把它全忘光了。
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是绝对正确的。为一切民族发展，为笼统的“民族文化”而斗争是绝对不正确的。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没有充分发展的民族运动的实例，提供了一些由若干小民族组成大民族或损害某些小民族而组成大◎第347页◎民族的实例，也提供了一些民族同化的实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是笼统的民族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性，由此而产生了难解难分的民族纠纷。无产阶级不仅不维护每个民族的民族发展，相反，还提醒群众不要抱这种幻想，无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流转的最充分的自由，欢迎民族的一切同化，只要同化不是强制性的或者依靠特权进行的。
在某种“公正”划定的范围内巩固民族主义，“确立”民族主义，借助于专门的国家机关牢固而长期地隔离一切民族，--这就是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基础和内容。这种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是彻头彻尾虚伪的。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不这样做就站到反动的民族主义市侩一边去了。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的布隆代表大会（注：指1899年9月24-29日在布隆（现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民族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反映不同观点的两个决议案：一个是总的说来主张民族区域自治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另一个是主张超地域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决议案。代表大会一致否决了民族文化自治纲领，通过了一个承认在奥地利国家范围内的民族自治的妥协决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339-341页《关于奥地利和俄国民族纲领的历史》一文）。--348、382。）上（1899年）讨论民族文化自治草案时，几乎没有注意对这个草案从理论上加以评价。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提出了以下两个反对这一纲领的论据：(1)它会加强教权主义；(2)“它导致的后果就是使沙文主义永世长存，把沙文主义搬进每一个小团体，每一个小组”（见布隆代表大会正式德文记录第92页。这个记录有犹太民族主义政党“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注：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成立于1906年。该党的纲领基础是要求犹太人民族自治，即建立有全权决定俄国犹太人政治制度问题的超地域的犹太议会（因此该党亦称议会派）。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思想上同社会革命党人接近，并同他们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348。）出版的俄文译本）。
毫无疑问，目前世界各国，一般含义的“民族文化”即学校等等，都处于教权派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的绝对影响下。崩得分子为“民族文化”自治进行辩护，说民族的确立会使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成为不带任何不相干的意图的纯粹斗争，这是很明显很可笑的诡辩。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重大的阶级斗争都首先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进行的。把教育部门从这个领域分出来，首先，这是◎第348页◎一种荒谬的空想，因为要学校（以及笼统的“民族文化”）脱离经济和政治是不行的；其次，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每走一步都迫使消除荒谬陈腐的民族隔阂和偏见，而把学校教育这一类事业分出来恰恰会保持、加剧、加强“纯粹的”教权主义和“纯粹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
在股份公司里，不同民族的资本家坐在一起，不分彼此。在工厂里，不同民族的工人在一起工作。当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使教育这一类事业“不受国家管理”交给各个民族管理，恰恰是企图把社会生活的可以说是最高的意识形态领域同使各民族打成一片的经济分开，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中，对“纯粹”民族文化的存在或教权主义和沙文主义在民族中的培植都是极为有利的。
“超地域的”（非地域的，同某一民族所居住的地域无关的）或“民族文化的”自治计划付诸实施，只能意味着以民族划线分割教育事业，即分民族办教育事业。只要清楚地想想著名的崩得计划的这种真正本质，就足以了解这个计划的十足反动性了，即使从民主派的观点来看这个计划也是极其反动的，更不用说从无产阶级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了。
只要举出学校教育“民族化”的一个例子和一个草案，就可以清楚地说明问题的实质。北美合众国在全部生活中直到现在仍然划分为北方诸州和南方诸州；前者自由传统和反对奴隶主斗争的传统最多，后者奴隶占有制的传统最多，经济上压制黑人、文化上歧视黑人（黑人中44％是文盲，白人中6％是文盲）等等对黑人迫害的残余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在北方诸州，黑人和白人是合校上课的。在南方则有专门的--“民族的”或种族的，怎么称呼都行--黑人学校。看来，这倒是学校“民族化”的唯一实例。◎第349页◎
东欧有一个国家直到现在还有可能发生类似贝利斯案件（注：贝利斯案件是沙皇政府和黑帮分子迫害俄国一个砖厂的营业员犹太人门·捷·贝利斯的冤案。贝利斯被控出于宗教仪式的目的杀害了信基督教的俄国男孩A.尤辛斯基，而真正的杀人犯却在司法大臣伊·格·舍格洛维托夫的庇护下逍遥法外。贝利斯案件的侦查工作从1911年持续到1913年。黑帮分子企图利用贝利斯案件进攻民主力量，并策动政变。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外国社会活动家则仗义执言，为贝利斯辩护。1913年9-10月在基辅对贝利斯案件进行审判。俄国许多城市举行了抗议罢工。布尔什维克还作好准备，一旦贝利斯被判刑，就在彼得堡举行总罢工。贝利斯终于被宣告无罪。--350。）的事情，那里的犹太人被普利什凯维奇先生们贬到比黑人还不如的地位。这个国家的内阁不久前拟了一个犹太学校民族化的草案。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反动的空想未必能够实现，奥地利的小资产者的空想也是如此，这些人对实现彻底的民主主义、对终止民族纠纷已经绝望了，于是就在学校教育方面给各民族重重设防，使各民族不会因为分校而发生纠纷……然而各民族之间却“确定地”要发生一种“民族文化”反对另一种“民族文化”的永无休止的纠纷。
奥地利的民族文化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著作家杜撰出来的，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自己都没有把它当真。但是俄国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各民族的一些市侩机会主义分子，例如崩得分子、高加索的取消派以及俄国各民族左派民粹派政党代表会议（注：指1907年4月16-20日在芬兰举行的俄国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有社会革命党和各民族内与社会革命党相近的政党的代表。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每年召开一次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大会、关于组织专门的秘书处来执行会议的决议、关于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创办秘书处的定期机关刊物等决议。《1907年4月16-20日俄国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会议记录》于1908年由圣彼得堡议会出版社出版。--350。），却都把它纳入了纲领。（顺便说一下，这个代表会议在1907年召开，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在俄国社会革命党和波兰社会爱国派、波兰社会党（注：这里说的波兰社会党是指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弗腊克派）（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341页）。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该党内占了优势。他们反对皮尔苏茨基分子的民族主义及其恐怖主义和密谋策略，认为只有在全俄革命运动胜利基础上才能解决波兰劳动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问题。1906年11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
（注：波兰社会党-“左派”主张同全俄工人运动密切合作，可是它力图把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除民族主义派别外的所有派别机械地联合起来。在1908-1910年期间，它主要通过工会、文教团体等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它不接受孟什维克的在反对专制制度斗争中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的论点，可是与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他们反对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1916年的昆塔尔会议。该党欢迎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12月，该党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
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在战争期间，以皮尔苏茨基为首的一批领导骨干脱离该党。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该党转而对德奥占领者采取反对立场，开展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1919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的波兰社会党和原奥地利占领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350、764。）弃权的情况下通过的。弃权--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社会党人在涉及民族纲领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所采用的一种极其典型的方法！）在奥地利，正是“民族文化自治”的最主要的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在自己的书中，用专门一章来论证对犹太人不能提出这个纲领。而在俄国，正是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应声虫崩得采纳了这个纲领（注：崩得分子常常激动万分地否认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都采纳了“民族文化自治”的事实，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事实彻底揭露了崩得所起的真正作用。崩得分子之一马宁先生在《光线报》[《光线报》(《Луч》)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2年9月16日（29日）-1913年7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37号。该报主要靠自由派捐款维持。对该报实行思想领导的是组成原国外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尔·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亚·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鼓吹建立所谓“公开党”的机会主义口号，反对工人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企图修正党纲的最重要的论点。列宁称该报是叛徒的机关报。）
（注：1913年7月11日（24日）起，《光线报》依次改用《现代生活报》、《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等名称出版。--351、545。]上试图重申其否认，恩·斯科宾则对他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启蒙》杂志（《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代替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而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A.A.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320、351、369。）第3期]。但是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在《钟声》杂志上（1913年第7-8期合刊第92页）引用《启蒙》杂志（第3期第78页）上恩·斯科宾关于“崩得分子同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集团一起，早就维护民族文化自治”这段话时，竟加以歪曲，删去了这句话中的“崩得分子”几个字，并以“民族权利”一语偷换了“民族文化自治”一语，对此，我们只能感到惊奇！！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不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一个对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它的纲领极其无知的人，而且是一个为了维护崩得利益而干脆捏造引文的人。崩得和尤尔凯维奇先生们的情况不妙啊！）。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历史用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实践揭露了鲍威尔的荒谬杜撰，同样，俄罗斯的伯恩施坦分子（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别尔嘉耶夫之流）也用自己从马◎第350页◎克思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迅速演变的事实揭露了德国伯恩施坦派（注：伯恩施坦派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派思想体系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派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派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派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351、486。）的实际思想内容。
无论是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是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把“民族文化”自治纳入自己的纲领。然而，一个最落后的国家里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许多冒牌的社会主义市侩集团却采纳了它，以便用精致的形式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中去。这个事实本身很清楚地说明了问题。
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奥地利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那就不能不恢复常常被崩得分子所歪曲的真相。在布隆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出一个纯粹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这是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这个纲领的第2条说：“居住在奥地利的每一个民族，不论其成员所居住的地域，组成一个自治团体，完全独立地管理本民族的（语言的和文化的）一切事务。”维护这个纲领的不仅有克里斯坦，而且还有颇具威信的埃伦博根。但是这个纲领被否决了，没有一票赞成。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是拥护地域原则的，即主张不建立任何“与民族成员的居住地域无关”的民族集团。
已通过的纲领的第3条写道：“同一个民族所居住的各自治区◎第351页◎域共同组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参看1913年《启蒙》杂志第4期第28页（注：这里指的是发表在《启蒙》杂志上的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该文第4章引用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布隆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纲领的条文（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16-317页）。参看注135。--352。））显然，这个折中的纲领也是不正确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萨拉托夫省的德意志移民村社、里加或罗兹城郊的德意志工人区和彼得堡附近的德意志人的居住区等等合起来组成俄国境内的德意志人“统一民族联盟”。显然，社会民主党人不能要求干这种事，不能巩固这种联盟，虽然他们当然丝毫不否认在这个国家成立任何联盟的自由，包括成立任何民族的任何村社联盟的自由。但是，按国家法律把俄国各地的和各阶级中的德意志人等单独组成统一的德意志民族联盟，这种事只有神父、资产者、市侩等等人才会干，社会民主党人是决不干的。
5.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最惯用的手法，就是以奥地利作例子。我在《北方真理报》（注：见本卷第332-335页。--编者注）（《启蒙》杂志第10期第96-98页）上发表的那篇遭到机会主义分子攻击（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在《新工人报》（注：《新工人报》(《НоваяРабочая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3年8月8日（21日）-1914年1月23日（2月5日）代替《现代生活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36号。《新工人报》的实际编辑是费·伊·唐恩。--352、369。）上，李普曼先生在《时报》上）的文章中肯定地说：既然在资本主义世界民族问题一般地说有解决的可能，那就只有一种解决办法，这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为了证明这一点，我顺便举了瑞士的例子。
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机会主义分子都不喜欢这个例子，都企图驳倒这个例子或缩小其意义。据说，考茨基曾经说瑞士是个例外，◎第352页◎说瑞士有完全独特的分权制，有独特的历史，有独特的地理条件，说那里操外国语的居民居住分散，情况非常特殊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过是企图回避论争的实质罢了。当然，瑞士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它是个例外。但是奥地利和俄国也属于这样的例外（或落后，--考茨基补充说）。当然，在瑞士，正是独特的、不寻常的、历史形成的条件和生活条件，才保证了它比那些同它接壤的多数欧洲邻国有更多的民主。
可是，既然我们所谈的是一个应该借鉴的榜样，那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在现代条件下，那些已经根据彻底的民主原则建立了某种机构的国家，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例外。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难道因此就不该坚持一切机构都应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吗？
瑞士的特点在于它的历史、它的地理条件和其他条件。俄国的特点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从未有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国家的各方面都非常落后，这种落后客观上要求必须冒着种种失利和失败的危险，特别迅速、特别坚决地向前迈进。
我们是以无产阶级的观点为依据来制定民族纲领的；从什么时候起选个榜样必须选坏的而不该选好的？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在彻底实行民主主义的国家里才能实现民族和平（既然一般地说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在任何情况下难道不都是不可争辩、不可反驳的事实吗？
既然这是无可争辩的，那么机会主义分子坚持要以奥地利而不以瑞士为例，就是地道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手法，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总是抄袭欧洲的坏宪制，而不是抄袭好宪制。
瑞士通行三种国语，然而法律草案在付诸全民投票时，是用五种文字刊印的，也就是除了用三种国语外，还用了两种“罗马语族的”方言。根据1900年的调查，在瑞士的3315443个居民中有◎第353页◎38651人操这两种方言，即占1％强。军队中军官和士官“享有用母语同士兵讲话的最大自由”。在格劳宾登和瓦利斯两个州（各有居民10万多一点），这两种方言是完全平等的（注：见勒内·昂利《瑞士与语言问题》1907年伯尔尼版。）。
试问，我们是应该宣传并且维护一个先进国家的这种生动的经验呢，还是应该从奥地利人那里抄袭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试验过的（奥地利人自己也还没有采纳的）像“超地域自治”一类的杜撰出来的东西呢？
鼓吹这种杜撰出来的东西就是鼓吹按民族分校，就是鼓吹非常有害的观点。而瑞士的经验表明，在整个国家实行彻底（仍然是相对而言）民主主义的条件下保证高度的（相对而言）民族和平，在实践上是可能的并且已经实现了。
对这个问题有研究的人们说：“瑞士不存在东欧那样的民族问题。这个词汇（民族问题）在这里甚至都无人知哓…… 瑞士的民族斗争早在1797-1803年间就终止了。”（注：见爱·布洛赫尔《瑞士的民族》1910年柏林版。）
这就是说，法国大革命时代不仅用最民主的方式解决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一些首要问题，同时还顺便地“解决了”民族问题。
俄国境内有的县份甚至一个县的一部分的20万居民中就有4万人操两种方言并且希望在本地区享有使用语言方面的完全平等，现在就让谢姆柯夫斯基和李普曼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机会主义分子去试试作出论断，说这个“唯独瑞士的”解决办法不适合于这些地方吧！
宣传民族和语言的完全平等，就可以把每个民族的彻底的民◎第354页◎主分子（即只是无产者）单独分出来，可以不按民族，而是根据他们对一般国家制度进行深入和重大改善的愿望把他们联合起来。反之，宣传“民族文化自治”（尽管个别人和个别集团出于好意），就是离间民族，并且实际上是促使一个民族的工人同该民族的资产阶级接近（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都采纳了这个“民族文化自治”）。
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同完全平等的原则是分不开的。我在《北方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对这个原则的表述几乎同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召开的会议作出的更确切的正式决定的表述完全一样。这个决定要求“宪法中还要加一条基本法律条款，宣布任何一个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
李普曼先生试图嘲笑这个提法，他问道：“怎样才能知道什么是少数民族的权利呢？”民族学校使用“自己的教学大纲”的权利，是否属于这些权利之列呢？少数民族要有多大才有权设自己的法官，自己的官员，开办使用母语的学校呢？李普曼先生想从这些问题中作出必须要有“积极的”民族纲领的结论。
其实，这些问题清楚地表明，我们这个崩得分子用所谓细节问题的争论作掩护，正在偷运着多么反动的货色。
在自己的民族学校里有“自己的教学大纲”！…… 可亲的民族社会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学校教学大纲，比方说，大纲要求实施绝对的世俗教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背离这个共同的大纲（至于用某些“地方性的”课程、语言等等作补充的问题，可由当地居民决定）。可是，根据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而交给各民族管理的原则，我们工人就得允许各“民族”在我们的民主国家中把人民的钱财花在办教权派的学校上！李普曼先生自己不知不觉清楚地说◎第355页◎明了“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性！
“少数民族要有多大？”这一点连崩得分子心爱的奥地利纲领也没有确定，这个纲领说（比我们的更简短更不清楚）：“对于少数民族的权利，帝国议会将颁布一项特别法律加以保障。”（布隆纲领第4条）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为什么谁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来质问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呢？这个法律究竟应该保证什么样的少数民族有什么样的权利呢？
因为一切明白事理的人都懂得，纲领中规定细节问题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可能的。纲领只能确定一些基本原则。这里所说的基本原则在奥地利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决定也直接表述了这条原则。这条原则就是不容许存在任何民族特权和任何民族不平等。
为了给崩得分子解释清楚问题，我们举一个具体例子。根据1911年1月18日的学校普查材料，圣彼得堡市国民“教育”部所属的初等学校有学生48076人。其中犹太学生396人，也就是说，不到1％。其次，罗马尼亚学生2人、格鲁吉亚学生1人、亚美尼亚学生3人等等（注：列宁引用的这个材料摘自统计汇编《1911年1月18日进行的帝国初等学校一日普查。第1编，第2册，圣彼得堡学区。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诺夫哥罗德省、奥洛涅茨省、普斯科夫省和圣彼得堡省》1913年圣彼得堡版第72页。--356。）。能不能制定一个包罗这些各种各样的关系和条件的“积极的”民族纲领呢？（自然，在俄国，彼得堡还远不是民族成分最“复杂的”城市。）看来，连崩得分子这样的研究民族“微妙问题”的专家也制定不出这样的纲领。
然而，如果在国家宪法中有一项规定不得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基本法律条款，那么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要求废除这样的命令，例如，规定不得用公费雇专门教员讲授犹太语、犹太史等等的命令，或者规定不向犹太、亚美尼亚、罗马尼亚孩子乃至一个格鲁吉亚孩子提供公家场所听课的命令。在平等的基础上满足少数◎第356页◎民族的一切合理公正的愿望决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而且谁也不会说，宣传平等是有害的。相反，宣传按民族分校，例如，宣传在彼得堡专门为犹太孩子办犹太学校，那就是绝对有害的，而且为所有的少数民族，为一两个或两三个孩子办民族学校简直是不可能的。
其次，在任何一项全国性的法律中，都不可能规定究竟什么样的少数民族才有权开办专门学校或聘请讲授补充课程的专门教员等等。
相反，关于民族平等的全国性的法律，完全可以在各地区议会、各城市、各地方自治机关、各村社等等的专门法令和决定中，详细地加以规定并加以发展。
6.中央集权制和自治
李普曼先生在自己的反驳意见中写道：
“以我国的立陶宛、波罗的海边疆区、波兰、沃伦、俄国南部等地为例，--你们到处都可以发现杂居的居民；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个大的少数民族。不管分权制实行得怎样广泛，到处（主要在城市公社中）都可以发现各种不同的民族居住在一起，正是民主主义把少数民族完全交给多数民族支配。然而，大家知道，弗·伊·是反对瑞士联邦实行的那种国家联邦制和无限分权制的。试问，他为什么要举瑞士作例子呢？”
我为什么举瑞士作例子，上面已经说明了。同时也说明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只有在不背离平等原则的彻底的民主国家中，通过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可是在上面的一段引文中，李普曼先生还重复了一条最流行的（也是最不正确的）◎第357页◎反对意见（或者怀疑意见），这种意见通常是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的，因此值得加以分析。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有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始终坚持建立更大的国家。它将始终反对中世纪的部落制度，始终欢迎各个大地域在经济上尽可能达到紧密的团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域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广泛地开展起来。
资本主义生产力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要求有广阔的、联合和统一成为国家的地域，只有在这样的地域里，资产者阶级，还有和它必然同时存在的死对头无产者阶级，才能各自团结起来，消灭一切古老的、中世纪的、等级的、狭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以及其他的隔阂。
关于民族自决权，即关于民族享有分离和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权利，我们还要专门来谈。（注：见本卷第369-402页。--编者注）但是，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然而，决不能忘记，我们维护集中制只是维护民主集中制。在这方面，所有的市侩和民族主义市侩（包括已故的德拉哥马诺夫），把问题搅乱了，这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花时间来进行◎第358页◎澄清。
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以及有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我们这里人们总是把集中制同专横和官僚主义混为一谈。俄国的历史自然会引起这种混淆，然而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仍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举个具体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罗莎·卢森堡在她的长篇文章《民族问题和自治》（注：《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Przeglad Socjaldemokratyczny》)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罗·卢森堡积极参加下办的刊物，于1902-1904年、1908-1910年在克拉科夫出版。--359、372。]1908年和1909年克拉科夫版。）中犯有许多可笑的错误（下面将要谈到），其中一个错误特别可笑，这就是她试图说明自治的要求只适用于波兰。
然而，请先看看她是怎样给自治下定义的。
罗莎·卢森堡承认（她既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必须承认），一切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最重要的和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决不应该由各区域的自治议会掌管，而只能由全国性的中央议会掌管。属于这类问题的有：关税政策、工商法、交通和联络工具（铁路、邮局、电报、电话等）、军队、税制、民法（注：罗莎·卢森堡在发挥自己的思想时谈得很细，例如，她还谈到（而且谈得很对）离婚法（上述杂志第12期第162页）。）和刑法、教育的一般原则（例如，关于绝对的世俗教育、关于普及教育、关于最低教学大纲、关于学校的民主制度等等的法律）、劳动保护法、政治自由法（结社权）等等，等等。
根据全国性的立法，由自治议会掌管的是纯粹地方性的、区域性的或纯粹民族方面的问题。罗莎·卢森堡在发挥这个思想时也谈得十分详细（甚至过于详细），她指出了例如建设地方铁路（第◎第359页◎12期第149页）、地方公路（第14-15期合刊第376页）等等。
非常明显，如果不保证每一个在经济和生活上有较大特点并且民族成分不同等等的区域享有这样的自治，那么现代真正的民主国家就不可能设想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集中制原则，不仅不会因为实行这样的（地方的和区域的）自治而遭到破坏，反而会因此能够民主地而不是官僚主义地得到贯彻。没有这种既促进资本集中、生产力发展，又促进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团结的自治，那么，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会有极大的阻力。这是因为，对纯粹地方性的（区域的、民族的等等）问题实行官僚主义的干预，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特别是在大的、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上实行集中制的障碍之一。
因此，当读到我们杰出的罗莎·卢森堡非常严肃地用“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竭力证明自治要求只适用于波兰，而且只是作为一种例外的时候，是很难叫人不发笑的！自然，这里并没有一点对“自己教区”的爱国主义，这里只有“实际的”考虑……例如对立陶宛的考虑。
罗莎·卢森堡以维尔纳、科夫诺、格罗德诺和苏瓦乌基四省为例，力求使读者（也使她自己）相信，这些省份居住的“主要”是立陶宛人，她还把这些省份的居民加在一起，结果是立陶宛人占全体居民的23％，如果再把日穆奇人（注：日穆奇人是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居住在立陶宛西部的古立陶宛部落热迈特人的称呼。--360。）同立陶宛人加在一起，则占居民的31％，就是说不到1/3。结论自然就是关于立陶宛自治的想法是“无根据和人为的”（第10期第807页）。
凡是了解我们俄国官方统计方面存在的人所共知的缺点的读者，立刻就会发现罗莎·卢森堡的错误。为什么要以立陶宛人只占百分之零点二(0.2%)的格罗德诺省为例呢？为什么要以整个维尔◎第360页◎纳省而不是只以该省的立陶宛人在居民中占多数的特罗基一县为例呢？为什么要以整个苏瓦乌基省为例，确定立陶宛人占该省居民的52％，而不以该省一些立陶宛人居住的县份，即以7个县中立陶宛人占居民72％的5个县为例呢？
在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和要求时，不用“现代的”，不用“资本主义的”行政区划，而用俄国中世纪的、农奴制的、官方官僚制的行政区划，而且用的是最粗线条的行政区划形式（用省而不是用县），这是很可笑的。非常明显，不废除这些区划，不代之以真正“现代的”区划、真正符合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官家的、不是官僚制度的、不是守旧势力的、不是地主的、不是神父的要求的区划，那么就谈不上在俄国进行什么比较认真的地方改革，同时，现代资本主义的要求，无疑会包括居民的民族成分要尽可能统一的这项要求，因为民族性、语言统一对于完全控制国内市场和经济流转的完全自由是一个重要因素。
崩得分子麦迭姆重犯罗莎·卢森堡的这个明显的错误，他想证明的不是波兰的那些“例外”特征，而是民族地域自治原则行不通（崩得分子是拥护民族超地域自治的！），这实在令人惊奇。我们的崩得分子和取消派分子搜集了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错误和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思想，并且囊括的一定是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中最坏的东西：从崩得分子和取消派分子的著述中摘录的只言片语凑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标准的社会民主主义垃圾博物馆。
麦迭姆用教训的口吻说：区域自治对于区域和“边疆区”是适合的，而对于拥有50万到200万居民、面积相当于一个省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这样的州就不适合了。“这就不是区域自治，而是普通的地方自治…… 在这种地方自治之上必须建立真正的区域◎第361页◎自治……”同时这位作者还斥责了对旧的省和县的“破坏”。（注：弗·麦迭姆《关于俄国民族问题的提法》，1912年《欧洲通报》杂志[《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362。]第8期和第9期。）
事实上，保留中世纪的、农奴制的、官方行政的区划就是“破坏”和损害现代资本主义条件。只有满脑子是这种区划精神的人，才会“故作博学的专家的姿态”，动脑筋把“地方自治”同“区域自治”对立起来，考虑什么按照死板公式大区域应推行“区域自治”，小区域应推行地方自治。现代资本主义完全不需要这些官僚死板公式。为什么不仅不可能成立拥有50万居民的民族自治州，甚至拥有5万居民的民族自治州也不可能，为什么这一类的州在合适的情况下，在经济流转需要的情况下，不能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同毗邻的大大小小的州联合成统一的自治“边疆区”，--这一切始终是崩得分子麦迭姆的一个秘密。
我们要指出，社会民主党布隆民族纲领完全立足于民族地域自治，它提出“废除历代的皇朝封地”，而把奥地利划成若干“以民族为界”的州（布隆纲领第2条）。我们是不想走这么远的。毫无疑义，统一的居民民族成分，是实现自由的、广泛的、真正现代化的商业周转的最可靠的因素之一。毫无疑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都不会去保护奥地利的皇朝封地和俄罗斯的省和县（后者不像奥地利皇朝封地那样糟糕，但毕竟还是很糟糕的），都不会否认必须尽可能地用按居民的民族成分划分区域的办法来代替这些旧的划分办法。最后，毫无疑义，建立拥有清一色的、统一的民族成分的自治州，哪怕是最小的自治州，对于消灭一切民族压迫都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散居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这个民族的成员都会“倾向”这些州，同它们交往，同它们组◎第362页◎成各种自由联盟。所有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辩的，只有从顽固的官僚主义观点出发，才会对这一切提出异议。
居民的民族成分是极重要的经济因素之一，但它不是唯一的，在其他诸因素中也不是最重要的。例如，城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起着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用，但是任何地方的城市，波兰的也好，立陶宛的也好，乌克兰的也好，大俄罗斯等地的也好，居民的民族成分都是十分复杂的。由于考虑“民族”因素而把城市同那些经济上倾向城市的乡村和州分割开来，这是荒谬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完全绝对地以“民族地域”原则为立足点。
因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所规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奥地利的办法要正确得多。这个会议在民族问题上提出了如下的原则：
“……必须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当然，不是指波兰一地，而是指俄国各个区域）“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并且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居民民族成分等等的估计，确定地方自治地区和区域自治地区的区划”（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61页。--编者注）（不是按照现在的省界、县界等）。
这里是把居民的民族成分和其他条件（首先是经济条件，其次是生活条件等等）相提并论的，这些条件应该作为确定与现代资本主义相适应而不是与官场习气和亚洲式的野蛮状态相适应的新区划的根据。只有当地居民才能够完全准确地“估计”所有这些条件，而国家的中央议会将根据这种估计来确定自治区域的区划和自治议会的管辖范围。◎第363页◎
我们还要研究一下民族自决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的一大帮机会主义分子--既有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也有崩得分子李普曼，还有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都在“推广”罗莎·卢森堡的错误。下一篇文章，我们将专门探讨这个被这“一大帮”搅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注：这里列宁说的是他准备写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该文写于1914年2-5月，载于1914年4-6月《启蒙》杂志第4、5、6期（节选见本卷第369-402页）。--364。）。
载于1913年11月和12月《启蒙》杂志第10、11、12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120-154页◎第364页◎
致阿·马·高尔基（1913年11月13日或14日）
亲爱的阿·马·：
您这是干的什么事呀？简直糟透了，真的！
昨天我从《言语报》（注：《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241、365、389。）上读了您对袒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叫嚣”的回答（注：马·高尔基在1913年9月22日《俄罗斯言论报》第219号发表了《论卡拉玛卓夫气质》一文，以抗议莫斯科艺术剧院把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小说《魔鬼》改编成剧本。由于资产阶级报刊袒护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又在1913年10月27日《俄罗斯言论报》第248号上发表了题为《再论卡拉玛卓夫气质》的答辩文章。
高尔基的这篇文章被摘录转载于10月28日（11月10日）《言语报》第295号，但缺少列宁在信中全文抄录的最后一段。次日，取消派《新工人报》第69号全文转载了高尔基的这篇文章。--365。），本来感到很高兴，今天取消派的报纸来了，却登出了《言语报》上您的文章中所缺少的一段话。
这段话是这样的：
“至于'寻神说'，应当暂时〈仅仅是暂时吗？〉搁下，那是一种徒劳无益的事：没放东西的地方，没什么可找。没有播种，就不会有收获。你们没有神，你们还〈还！〉没有把它创造出来。神，不是找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生活不能虚构，而是创造的。”
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是“暂时”的！！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是为了要用造神说代替它！！
瞧，您竟写出这样的东西来，这岂不是太糟糕了吗？
寻神说同造神说、建神说或者创神说等等的差别，丝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谈寻神说不是为了反对一切的鬼神，不是为了反对任何思想上的奸尸（信仰任何神都是奸尸，即使是最纯洁的、最理想的、不是寻来而是创造出来的神，也是如此），而是要蓝鬼不要黄鬼，这比根本不谈还要坏一百倍。
在最自由的国家里，也就是完全不适合以“民主、人民、舆论和科学”作号召的国家里，--在那些国家（美国、瑞士等等）里，人们◎第365页◎正是特别热心地用这种纯洁的、精神上的、创造出来的神的观念来麻痹人民和工人。这正是因为，任何宗教观念，任何神的观念，甚至任何对神的谄媚，都是民主派资产阶级能特别容忍地（甚至往往是心甘情愿地）予以接受的无法形容的下流货色，--正因为如此，这是最危险的下流货色，是最可恶的“传染病”。群众识破千百万种罪恶、坏事、暴行和肉体的传染病，比识破精巧的、精神上的、用最漂亮的“思想”外衣装扮起来的神的观念要容易得多，因而前者的危害性比后者也就小得多。奸污少女的天主教神父（我刚才偶然在一张德文报纸上读到这件事）对于“民主制”的危害，比不穿袈裟的神父，比不相信拙劣宗教的神父，比宣传建神和创神的、有思想修养的、民主主义的神父要小得多。这是因为揭露、谴责和赶走前一种神父是容易的，而赶走后一种神父就不能这样简单，揭穿他们要困难一千倍，没有一个“脆弱的和可悲地动摇的”庸人会同意“谴责”他们。
您知道小市民的（你说俄国的，为什么是俄国的呢？意大利的就好些吗？？）灵魂的“脆弱性和可悲的动摇性”，但您却拿最甜蜜的、用糖衣和各种彩色纸巧妙地包裹着的毒药来诱惑这种灵魂！！
真的，这太糟糕了。
“我们这里代替自我批评的自我侮辱已经够多的了。”
可是，造神说难道不就是一种最坏的自我侮辱吗？？一切从事造神的人，甚至只是容许这种做法的人，都是在以最坏的方式侮辱自己，他们所从事的不是“实际活动”，而恰巧是自我直观，自我欣赏，而且，这种人“直观”的是自“我”身上种种被造神说所神化了的最肮脏、最愚蠢、最富有奴才气的特点。
不从个人角度而从社会角度来看，一切造神说都正是愚蠢的小市民和脆弱的庸人的心爱的自我直观，是“悲观疲惫的”庸人和◎第366页◎小资产者在幻想中“自我侮辱”的那种心爱的自我直观（您关于灵魂的说法很正确，只是不应当说“俄国的”，而应当说小市民的，因为无论犹太的、意大利的、英国的，都是同一个鬼，卑鄙的小市民在任何地方都同样丑恶，而在思想上奸尸的“民主派小市民”则加倍丑恶）。
我一边读您的文章，一边反复思索为什么您竟会出现这种笔误，然而不得其解。怎么回事呢？是您自己也不赞成的那篇《忏悔》（注：《忏悔》是马·高尔基1908年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受造神说影响比较严重。--367。）的残余表现？？是它的余波？？
或者是由于另外的原因，例如是您想离开无产阶级的观点而去迁就一般民主派的观点这种不成功的尝试？也许是为了同“一般民主派”谈话您故意像同孩子说话那样奶声奶气（请原谅我的措辞）？也许是“为了”向庸人们作“通俗的说明”，您想暂时容忍他的或者他们的（庸人的）偏见？？
但是，要知道，无论从哪种意义和哪个方面来说，这种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我在前面写过，在民主国家里，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以“民主、人民、舆论和科学”作号召，是完全不适当的。在我们俄国又怎样呢？？这种号召也不完全适当，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庸人的偏见。对某种笼统得模糊不清的号召，在我国，甚至《俄国思想》杂志（注：《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右翼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宣传民族主义、“路标主义”、僧侣主义，维护地主所有制。--367、379。）的伊兹哥耶夫也会举双手表示赞成。为什么要提出这类口号呢？？这类口号您倒是可以很好地同伊兹哥耶夫主义区分开来，可是读者做不到。为什么要给读者蒙上一层民主的薄纱，而不去明确地区分小市民（脆弱的、可悲地动摇的、疲惫的、悲观的、自我直观的、直观神的、造神的、姑息神的、自我侮辱的、糊里糊涂的无政府主义的（这个词真妙！！）等等，等等）
--和无产者（他们善于做真正的精神奋发的人；善于把资产◎第367页◎阶级的“科学和舆论”同自己的“科学和舆论”，资产阶级民主同无产阶级民主区分开来）呢？
您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真叫人难受。
您的 弗·伊·
附言：挂号寄出的长篇小说，收到没有？
的确，您要认真地治疗一下，这样冬天就能动身而不致得感冒（冬天感冒很危险）。又及。
您的 弗·乌里扬诺夫
从克拉科夫发往卡普里岛（意大利）
载于1924年3月2日《真理报》第51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360-363页。◎第368页◎
论民族自决权（节选）
（1914年2-5月）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第9条，近来引起了（我们在《启蒙》杂志（注：《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代替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而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A.A.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320、351、369。）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注：见本卷第331-364页。--编者注））机会主义者的大举进攻。俄国取消派分子（注：取消派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孟什维克中出现的一个派别。他们背弃党纲上的革命要求和党的革命口号，企图取消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一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公开的工人党”，因而被称为取消派。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取消派清除出党。--320、328、369、457、669。）谢姆柯夫斯基在彼得堡取消派报纸（注：《新工人报》(《НоваяРабочая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3年8月8日（21日）-1914年1月23日（2月5日）代替《现代生活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36号。《新工人报》的实际编辑是费·伊·唐恩。--352、369。）上，崩得分子（注：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于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国共产党（布）。--335、369、454。）李普曼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分别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极力攻击这一条，用极端轻蔑的态度鄙视这一条。机会主义对我们马克思主义纲领进行这种“十二个民族的侵犯”（注：“十二个民族的侵犯”原来是指1812年拿破仑第一对俄国的进攻。据说拿破仑当时统率着一支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操12种不同语言的军队。这里是借喻机会主义各派对马克思主义纲领的一致打击。--369。），无疑同现在的各种民族主义偏向有密切联系。因此，我们认为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是切合时宜的。不过我们要指出，上述的机会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拿出过什么独立的论据：他们都只是重复罗莎·卢森堡在1908-1909年间用波兰文写的一篇长文《民族问题和自治》的论点。所以我们在本文中要对罗莎·卢森堡的“新奇”论据给予最多的注意。
1.什么是民族自决？
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所谓自决，首先自然就得提出这◎第369页◎个问题。应当怎样理解自决？是从权利的各种“一般概念”得出的法律定义中去寻找答案呢，还是从对民族运动所作的历史－经济的研究中去寻找答案？
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和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甚至没有想到要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借嘲笑马克思主义纲领“不清楚”来敷衍了事，由于头脑简单，看来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民族自决问题不仅在1903年通过的俄国党纲中谈到了，而且在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决议中也谈到了（我将要在适当地方详细谈到这一点）。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使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曾多次宣称这一条似乎太抽象、太形而上学的罗莎·卢森堡，自己却犯了这种抽象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正是罗莎·卢森堡老是泛泛地谈论民族自决（甚至非常可笑地空谈怎样去认识民族意志），而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事情的本质究竟是在于法律的定义，还是在于全世界民族运动的经验？
明确提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问题，立刻就会把罗莎·卢森堡的论据驳倒十分之九。民族运动并不是首先在俄国发生，也不是俄国一国特有的现象。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语言的统一和无阻碍的发展，是实现真正自由广泛的、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周转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第370页◎
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
因此，如果我们要懂得民族自决的意义，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那就必然得出如下结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至于为什么只能把自决权理解为作为单独的国家生存的权利，而作别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这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我们下面再谈。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罗莎·卢森堡如何企图“避开”成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有深刻经济原因的这个必然的结论。
考茨基的小册子《民族性和国际性》（《新时代》杂志（注：《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28、371、442、462、570、615、691、706、740。）1907-1908年卷第1期附刊，俄译文载于1908年里加出版的《科学思想》杂志（注：《科学思想》杂志(《НаучнаяМысль》)是俄国孟什维克派的刊物，1908年在里加出版。--371。）），罗莎·卢森堡是很熟悉的。她知道，考茨基（注：1916年，列宁在准备再版本文时，在此处加了一条注释：“请读者不要忘记，考茨基在1909年以前，在出版他那本卓越的小册子《通向政权的道路》以前，曾经是机会主义的敌人，他转而维护机会主义只是1910-1911年的事，到1914-1916年才变得异常坚决。”--俄文版编者注）在这本小册子的第4节里详细地分析了民族国家问题，并且得出结论说，奥托·鲍威尔“低估了建立民族国家趋向的力量”（见上引小册子第23页）。罗莎·卢森堡自己引用了考茨基的话：“民族国家是最适合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经济上进步的，不同于中世纪的、前资本主义等等时代的〉条件的国家形式，是使国家能最容易完成其任务〈即保证资本主义最自由、广泛、迅速发展的任务〉的国家形式。”这里应当再补充考茨基的一个更确切的结论，这个结论◎第371页◎就是：民族复杂的国家（即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所谓多民族国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仍然是内部结构不正常或者说发育不完全的〈落后的〉国家”。不言而喻，考茨基所说的不正常，完全是指还不能做到最适应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要求。
现在我们要问：罗莎·卢森堡对考茨基的这些历史－经济的结论，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呢？这些结论正确不正确呢？是考茨基的历史－经济理论正确，还是鲍威尔的那个基本上是心理学的理论正确？鲍威尔的明显的“民族机会主义”，他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张，他对民族主义的迷恋（如考茨基所说“有时强调民族因素”），他“过分夸大民族因素而完全忘记国际因素”（考茨基），这一切同他低估建立民族国家这一趋向的力量有什么联系呢？
罗莎·卢森堡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她没有看出这种联系。她没有仔细地考虑鲍威尔理论观点的整体。她甚至完全没有把民族问题上的历史－经济理论同心理学理论加以对比。她只是对考茨基提出了如下的反驳意见。
“……这种'最好的'民族国家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在理论上加以发挥和在理论上加以维护倒很容易，但是不符合实际。”（1908年《社会民主党评论》（注：《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PrzegladSocjaldemokratyczny》)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罗·卢森堡积极参加下办的刊物，于1902-1904年、1908-1910年在克拉科夫出版。--359、372。）第6期第499页）
罗莎·卢森堡为了证实这个大胆的意见，接着就大发议论说，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使小民族的“自决权”成为虚幻的东西。她大声疾呼地说：“对那些形式上独立的门的内哥罗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来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瑞士人来说，能够真正谈到'自决'吗？他们的独立不就是'欧洲音乐会'上政治斗争和外交把戏的产物吗？！”（第500页）最适合条件的，“并不是考茨基所认定的民族国家，而是强盗国家”。然后她就列举了几十个数字，说明英法等国所属殖民地面积的大小。◎第372页◎
看了这些议论，不能不对作者不通事理的本领表示惊奇！摆出一付了不起的架势教训考茨基，说什么小国在经济上依赖大国，说什么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用强盗手段征服其他民族而互相斗争，说什么存在着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这是一种可笑的幼稚的卖弄聪明的行为，因为所有这些都和问题毫不相干。不仅小国，就是俄国这样的国家在经济上也完全依赖“富裕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势力。不仅巴尔干的几个蕞尔小国，就连19世纪的美国在经济上也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已经说过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3页。--编者注）。所有这些，考茨基和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都十分清楚，但是同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问题是牛头不对马嘴。
罗莎·卢森堡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民族经济独立自主问题偷换了民族政治自决，即民族国家独立问题。这种聪明的做法，正像一个人在讨论议会（即人民代表会议）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应拥有最高权力这个纲领要求时，竟扯到大资本在资产阶级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下都拥有最高权力这种十分正确的见解一样。
毫无疑问，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亚洲，大部分或者处于“列强”殖民地的地位，或者是一些极不独立和备受民族压迫的国家。可是，这种尽人皆知的情况难道能够丝毫动摇下面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吗？这就是在亚洲只有日本，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地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我们不知道，亚洲是否来得及在资本主义崩溃以前，也像欧洲那样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体系。但是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唤醒了亚洲，在那里也到处◎第373页◎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亚洲的实例证实了考茨基的观点，而推翻了罗莎·卢森堡的观点。
巴尔干各国的实例也推翻了她的观点，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在巴尔干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正是随着在这个半岛上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才形成起来的。
所以，无论是全体先进文明人类的实例也好，巴尔干的实例也好，亚洲的实例也好，都同罗莎·卢森堡所说的相反，而证明考茨基的论点绝对正确：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规”，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一种例外。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这当然不是说，这种国家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能够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这只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趋向的强大的经济因素。这就是说，从历史－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所谈的“民族自决”，除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意义。
至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看来，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支持“民族国家”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要求，下面将要详细地谈到。现在，我们只是阐明一下“自决”这一概念的定义，不过还应当指出，罗莎·卢森堡是知道这个概念（“民族国家”）的内涵的，而拥护她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如李普曼、谢姆柯夫斯基、尤尔凯维奇之流，连这一点也不知道！◎第374页◎
2.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绝对要求应用到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上来，那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必须把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看根本不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严格区别开来。一个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当时民族运动第一次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它通过报刊和参加代表机关等等途径，以不同方式把一切阶级的居民卷入了政治。另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所处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形成、宪制早已确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大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叫作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
前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由于争取政治自由，特别是民族权利的斗争的开展，民族运动方兴未艾，人数最多、最“难发动的”居民阶层--农民投入这个运动。后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没有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时发达的资本主义使完全卷入商业周转的各个民族日益接近，杂居在一起，而把跨民族联合起来的资本同跨民族的工人运动的对抗提到第一位。
当然，这两个时代没有被一堵墙隔开，而是由许多过渡环节联系在一起；同时各个国家在民族的发展速度、居◎第375页◎民的民族成分、居民的分布等等方面仍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着手考察某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罗莎·卢森堡的议论中最大的弱点。她拼命用一套反对我们纲领第9条的“厉害”字眼来点缀自己的文章，喋喋不休地说它“笼统”、“死板”，是“形而上学的空谈”等等。这位著作家既然如此高明地斥责形而上学的观点（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就是反辩证法的观点）和空洞抽象的观点，我们自然也就应该期待她给我们作出一个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研究问题的榜样。这里所说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20世纪初和一个特定的国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罗莎·卢森堡想必应当这样提出问题：俄国究竟处在什么历史时代？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民族问题和民族运动究竟有哪些具体特点？
可是罗莎·卢森堡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民族问题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俄国究竟是什么问题，俄国在这方面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在她的文章里根本找不到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文章告诉我们：巴尔干的民族问题跟爱尔兰的不同；马克思怎样估计1848年具体环境下的波兰人和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整页都是引证马克思的话）；恩格斯怎样估计瑞士林区各州反对奥地利的斗争以及1315年的莫尔加滕战役（整页都是摘引恩格斯的话和考茨基的有关评注）；拉萨尔认为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是反动的，等等。
这些意见和引证谈不上有什么新颖之处，但不管怎么样，对读者来说，再次回顾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用什么方法分析各国的具体历史问题，还是颇有兴味的。只要重读一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摘录来的那些大有教益的话，就会十分明显地看到罗◎第376页◎莎·卢森堡把自己置于何等可笑的境地了。她娓娓动听又怒气冲冲地鼓吹必须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分析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民族问题，但是她丝毫没有打算确定一下，20世纪初的俄国究竟是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什么历史阶段，这个国家的民族问题究竟有哪些特点。罗莎·卢森堡举出一些别人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问题的例子，好像是故意在强调：善良的愿望往往铺成地狱，好心的忠告往往被用来掩饰不愿意或不善于实际运用这些忠告。
请看一个大有教益的对照。罗莎·卢森堡在反对波兰独立的口号时，引用了她在1898年所写的一篇证明“波兰工业发展”迅速是由于能向俄国推销工厂产品的著作。不用说，从这里丝毫也不能得出什么有关自决权问题的结论，这只不过证明旧的贵族波兰已经消失，如此等等。但罗莎·卢森堡总是悄悄地把笔锋一转，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说什么促使俄国同波兰结合的诸因素中，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纯经济的因素现在已经占了优势。
可是，我们的罗莎一谈到自治问题时，尽管她的文章标题叫《民族问题和自治》，是泛指的论题，她却开始证明唯独波兰王国应该有自治权（见1913年《启蒙》杂志第12期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注：见本卷第331-364页。--编者注））。为了证明波兰应有自治权，罗莎·卢森堡剖析了俄国国家制度的各种特征，显然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既有生活习俗的，也有社会学方面的特征，认为它具有构成“亚洲式的专制制度”这一概念的全部特征（《社会民主党评论》第12期第137页）。
大家知道，如果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纯属宗法制的特征，即前资本主义的特征还占优势，商品经济极不发达，阶级分化还极不明显，那么上述那种国家制度就具有极大的牢固性。如果在国家制度◎第377页◎显然带有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里，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按民族划分的区域，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愈迅速，它同前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厉害，这个先进区域脱离整体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因为联结这个区域和整体的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而是“亚洲式的专制制度的”关系。
可见，罗莎·卢森堡甚至在俄国政权的社会结构同资产阶级波兰作对比的问题上，也完全不能自圆其说。至于俄国民族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问题，她甚至根本没有提出来。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一下。
3.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特点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
“……虽然'民族自决权'原则有伸缩性，纯粹是老生常谈，显然不但适用于俄国的各个民族，而且同样适用于德国和奥地利、瑞士和瑞典、美洲和澳洲的各个民族，但是我们在当今任何一个社会党的纲领内，都找不到这个原则……”（《社会民主党评论》第6期第483页）
罗莎·卢森堡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纲领第9条时就是这样写的。她说纲领的这一条“纯粹是老生常谈”，要我们接受这种见解，而她自己恰巧是犯了这种错误，因为她竟可笑地大胆地宣称这一条“显然同样适用于”俄德等等国家。
我们的回答是：罗莎·卢森堡显然下决心要使自己的文章成为供中学生做习题用的逻辑错误大全，因为她的这一论断完全是胡说八道，完全是对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的嘲笑。
如果不是像小孩子那样，而是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来解释马◎第378页◎克思主义的纲领，那就不难看出，这个纲领是同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有关的。既然如此（而且无疑是如此），那么，这个纲领“显然”“笼统地”适用于一切有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场合，是一种“老生常谈”等等。罗莎·卢森堡只要稍加思索，也显然会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纲领仅仅适用于确有民族运动存在的场合。
罗莎·卢森堡只要把这些明显的道理思索一下，就会很容易地知道，她说的话是多么荒谬。她责难我们提出的是“老生常谈”，她用来反驳我们的论据是：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国家的纲领里没有民族自决的条文。好一个聪明绝顶的论据啊！
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加以比较，把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也加以比较，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各现代国家无疑具有共同的资本主义本性和共同的发展规律。可是，这样的比较必须作得适当。这里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弄清所比较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否可比。例如，只有十分无知的人，才会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土地纲领拿去同西欧的土地纲领“作比较”（如叶·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在《俄国思想》杂志（注：《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右翼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宣传民族主义、“路标主义”、僧侣主义，维护地主所有制。--367、379。）上所作的那样），因为我们的纲领所回答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地改革问题，而西欧各国根本谈不到这样的改革。
民族问题也是这样。这个问题在西欧大多数国家里早已解决了。在西欧各国的纲领里寻找并不存在的问题的答案，这是可笑的。这里罗莎·卢森堡恰恰忽视了最主要的一点：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早已完成的国家和没有完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别。
这种区别正是全部关键的所在。由于罗莎·卢森堡完全忽视了这种区别，她那篇宏论也就成了一套空洞无物的老生常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