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选集》（四卷合集）
凡例
1.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此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在国外写的书信的日期均为公历。
2.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3.卷末注以一篇或一组文献为单位加注。重复出现的注共用一个注码。
4.凡未注明是编者注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凡脚注后注明是俄文版编者注的，都是指《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编者加的注。
5.《人名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
编者的话
1960年，《列宁选集》第1版编辑出版。1972年，又在这一版的基础上对所选文章作了部分调整，重新校订了译文，编辑出版了这部选集的第2版。在20年后的今天，《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60卷已经出齐，现在有必要也有可能重新编辑一部译文更准确、选材更合理、更符合新时期广大读者需要的《列宁选集》。
收入这一版的列宁著作，和前两个版本的《列宁选集》一样，大部分是全文，小部分是节选。这一版在选材上作了适当调整，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列宁的思想理论遗产的精华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理论贡献，同时又尽可能照顾社会各界广大读者的需要。为了帮助读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提高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本版选集酌量增收了列宁有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著述。从探索和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出发，还较多地增收了反映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献。
收入本版选集的列宁著作全部采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新译文。所有文章都按其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
这一版选集仍分为4卷，第1卷选收的是1894-1907年的著作，第2卷是1908-1916年的著作，第3卷是1917-1919年的著作，第4卷是1919-1923年的著作。
每卷正文之前刊有本卷的说明，正文之后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第4卷末尾附有第1-4卷的主题索引。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1992年9月
说明
本卷选载列宁1894年至1907年即投身革命初期、建党时期和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共27篇。
列宁开始革命活动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当时的俄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推动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由于沙皇专制制度未被触动，农奴制经济关系的残余依然大量存在，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遭到严重的阻碍，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许多国家。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抗日趋激烈，工人罢工的规模越来越大。但这时的工人运动还缺乏组织，缺乏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基本上是自发的。由于村社解体后农村阶级分化严重，广大农民身受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剥削。
马克思主义由于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劳动解放社的努力这时已经开始在俄国传播，但其范围只局限于分散的秘密小组，还没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民粹主义思想在俄国先进工人和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影响深广。80年代至90年代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抛弃了旧民粹主义的革命纲领，走上了与沙皇政府妥协的道路，利用合法刊物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成了妨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主要思想障碍。与此同时，俄国知识界还出现了一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潮，即合法马克思主义。它从马克思主义中取出某些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论点，极力颂扬资本主义。
1894年出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是列宁批驳自由主义民粹派、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全书分3编，第二编已散失。本卷选收了该书的第一编及第三编的一部分。第一编着重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领袖米海洛夫斯基的唯心史观和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米海洛夫斯基无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对唯物史观基本内容的概括以及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的实际运用，硬说马克思没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把唯物辩证法说成是黑格尔的三段式，说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是靠三段式得出的“历史必然性”，它所以得到广泛传播并不是因为它立足现实，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而是因为它向人们许诺了“美好的未来”。列宁为了批驳这些谬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阐述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原理，着重阐明了构成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基础的原理，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指明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
第三编节选的部分着重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策略、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阐释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纲领和策略，提出了工农联盟和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列宁指出，工人阶级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是推翻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领导力量。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帮助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认清历史使命，组织起来，把分散的经济斗争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附录三揭露了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合法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对马克思主义的阉割和曲解，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列宁指出，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同革命性结合了起来。
1895年8月5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与世长辞。为了悼念这位伟人，列宁撰写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列宁在文中扼要叙述了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对科学共产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建树的伟大功勋，对恩格斯的历史地位作了全面的科学的评价，指出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自由主义民粹派以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遗产”的继承者自居，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优秀传统。列宁在《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中驳斥了这种攻击，指出民粹派在有关俄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上都落后于60年代的启蒙派，而马克思主义者比民粹派更彻底、更忠实地保存“遗产”，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发扬光大。
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是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民粹派争论的焦点。这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更是如何认识俄国国情的问题，因而同俄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和领导权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民粹派经济学家断定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俄国得到发展，其理论根据是俄国国内市场日益缩小，国外市场对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俄国来说可望而不可即，资本家无法实现其全部剩余价值。列宁为了批判民粹派的这种错误理论，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巨著中全面考察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详尽分析了俄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生动具体地勾画了市场经济在俄国孕育发展的历程，揭示了市场经济早期的发展规律。本卷选收了这部著作的第一章和第八章。第一章是全书的引言，其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分工、关于简单商品生产和简单商品生产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关于由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建立国内市场等基本原理。第八章则根据统计资料，从商品流通、工商业人口、雇佣劳动的使用和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等方面，说明俄国当时国内市场的实际形成过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研究和解决俄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光辉典范，为后来布尔什维克制定纲领和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出版后，遭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斯克沃尔佐夫的攻击。列宁写了《非批判的批判》一文，驳斥了他的攻击，并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集结在伯恩施坦周围的那些修正主义者的错误，指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始终想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情况的变化和各国的特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后者则想抛弃马克思学说中的某些重要方面。
为了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政治鼓动工作，列宁在1895年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开始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这个协会的影响下，俄国各地相继成立类似的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彼此缺乏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政党。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一方面继续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努力肃清其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建党的途径，草拟和宣传党的纲领。列宁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逐渐趋于成熟。
列宁于1897年底在流放地写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专门论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纲领和策略的。列宁在其中阐明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争取民主的斗争的区别和联系，指出政治斗争不应当由密谋家而应当由依靠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来进行，强调革命理论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重要意义，第一次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见本卷第153页）。
1898年春，俄国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但是这次大会没有通过明确的纲领，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很快遭到沙皇政府的破坏，而地方党组织小组习气浓厚，组织涣散，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90年代中期出现的经济主义思潮在党内一时占了优势。这一思潮推崇西欧的伯恩施坦主义，迷恋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醉心于经济斗争，成了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又一严重障碍。这时正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列宁挺身而出，与经济派作了旗帜鲜明的斗争。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这篇声讨经济主义的檄文中批驳了经济派对西欧和俄国工人运动的错误分析以及他们提出的纲领，号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经济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列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原理，指出在无产阶级还没有获得政治自由时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放在第一位。列宁还强调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旗帜，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
《我们的纲领》一文精辟地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列宁在文中坚决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不完备和过时了的论调，明确宣布：“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见本卷第273-274页）。同时，他驳斥了修正主义者把坚持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教条主义的无理攻击，强调必须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在各国的具体应用是各不相同的，这个理论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1900年1月列宁流放归来，立即为创办党的机关报、实现他的建党计划而积极活动。经列宁近一年的多方努力，第一张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火星报》终于面世。《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是列宁为《火星报》创刊号撰写的社论。文中再次阐明了党的任务，并在总结了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教训后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全面论述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这是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列宁在书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对于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的重要意义，指出作为国际机会主义变种的俄国经济派贬低社会主义意识的作用，贬低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列宁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分析了工人运动中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相互关系，批判经济派崇拜自发性的错误，指出社会主义学说是由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创立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产生出工联主义意识，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应通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揭露来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列宁还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的革命联盟的思想，指出工人阶级应该领导一般民主运动，但工人阶级政党只有把反封建的民主斗争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列宁论证了建立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指出俄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秘密的、精干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这样才能结束革命队伍中思想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混乱。
在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党内就纲领草案中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民族问题是讨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一文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作了论述。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无条件地承认各民族争取民族自决的自由的斗争，但这并不意味必须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要求，应当使民族自决的要求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关于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问题，列宁在本版选集第2卷所收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和《论民族自决权》等著作中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
1903年7-8月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统一的纲领和章程，建立了中央机关。在这次会上，机会主义派处于少数派（即孟什维克）地位，而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布尔什维克）占了优势。这次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继续进行激烈的斗争。孟什维克的分裂和破坏活动造成了党内的严重危机。《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对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歧演变过程、派别形成的原因和会后斗争的发展情况作了详尽的分析，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形成的政治意义，指出这是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继续。本卷选收了这部书（原书由序言、附录和18节构成）的3节。第九节详细分析了这次会上关于党章第一条条文的争论。这场争论集中到一点，就是根据什么组织原则来建设党。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格的党，而孟什维克要建立的是一个组织涣散、没有定形、成分复杂的党。列宁在第十七节中剖析了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及其思想根源，批判了孟什维克鼓吹的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制，论证了组织统一对于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的重要性。第十八节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在党代表大会上和大会以后党内斗争曲折的辩证的发展过程。党内机会主义派在会后暂时占优势，但列宁深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列宁还着重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见本卷第526页）
1904年1月开始的日俄战争给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沙皇军队在战争中的惨败又使沙皇专制制度受到极其严重的打击。1905年终于爆发了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时期，科学地分析政治形势，准确地估量阶级力量对比，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至关重要。1905年4-5月间由布尔什维克倡议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同时由孟什维克召开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分别制定了各自的策略。列宁在这两个会议结束后不久写成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从理论上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批判了孟什维克的策略。列宁指明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争取民主共和制的途径和方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问题。列宁指出，俄国资产阶级由于所处的阶级地位必然害怕这场革命，思想动摇，力图同沙皇政府妥协，只有在俄国无产阶级这一先进的、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领导下，这场革命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越彻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越有保证，因此无产阶级应该而且能够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列宁指出，农民能够全心全意地最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它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反对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的观点，指出，举行人民武装起义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制的最重要的手段，组织武装起义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必须武装无产阶级和准备领导起义。列宁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社会民主党可以而且必须参加实行这种专政的临时政府，但要始终保持自己的阶级独立性。列宁在书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指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在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后，应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
在1905年革命中农民运动日趋高涨。如何评价和指导农民运动，成了十分紧迫的问题。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的态度》、《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等著作中进一步阐释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人对农民运动的性质和意义的歪曲。列宁指出，农民运动追求土地和自由，它是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侣，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全力支持农民起义，直至没收土地，帮助农民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权。社会革命党人从民粹派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农民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因为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只会加速和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认为，必须把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和农民反对农奴制的斗争联结起来，但决不能混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斗争。
十月全俄政治罢工预示着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为了加强党对迅猛发展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列宁立即回国，直接主持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工作。他写了《论党的改组》等10多篇文章，连续发表在布尔什维克合法机关报《新生活报》上。本卷所收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军队和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就是其中的3篇。列宁在这些文章中分析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后的革命形势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动向，阐明俄国无产阶级新的斗争任务，提出根据形势要求改组党的组织及各方面工作的方针。列宁指出，俄国的陆海军士兵已经觉醒，应当让军队同武装的人民结合起来，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彻底打倒反动势力；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鲜明的党性。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分析了当时党的报刊宣传状况，提出了党的出版物的原则，论述了党的文字宣传工作在党的整个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不同于党的其他工作的特点，阐明了党的宣传机构同党的关系、为党的出版物撰稿的党员作者和党的同情者同党的关系。列宁精辟地分析了写作活动的特点，指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最不能搞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最来不得公式主义（见本卷第664页）。同时，他又着重批判了那种打着“思想创作绝对自由”的旗号，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这篇文章对于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06年7月，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镇压了斯维亚堡等地举行的水兵和士兵起义，革命运动开始走向低潮。列宁在同年7、8月间写的《莫斯科起义的教训》、《游击战争》等文章中，比较全面地总结了1905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以及在这以后开展起来的游击斗争的经验。列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考虑斗争形式问题时应当遵循的两个原则：第一，反对一切抽象公式和学理主义方法，必须估计到随着运动的发展、群众觉悟的提高、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加剧，群众斗争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第二，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列宁驳斥了普列汉诺夫在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后所散布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的论调，指出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富于进攻精神地拿起武器。列宁针对孟什维克对游击活动的攻击指出，革命运动受到破坏，并不是由于游击活动，而是由于党软弱无力。在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发生国内战争的时代，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不仅应当参加这场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场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
在《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列宁强调必须向马克思这位无产者的理论家和领袖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直接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他拿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同孟什维克对俄国1905年革命的态度作对照，充分展示了马克思高度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不因革命一时失利而消沉的崇高品质，把普列汉诺夫等机会主义知识分子软弱无能、惯于忏悔、厌倦革命的表现揭露得淋漓尽致。
本卷收载的《〈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是一篇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文献。列宁在这篇序言中要读者特别注意的是如何科学地对待、正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列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别英美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不同情况给予分类指导为例，说明两位革命导师精通唯物主义辩证法，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突出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不愧为“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给战斗的无产阶级确定任务的典范”（见本卷第710页）。
1907年年中，沙皇政府控制了局势并转入进攻，6月2日逮捕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成员，翌日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同时颁布新的选举法，进一步限制工农的政治权利，保证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对第三届杜马的绝对控制。六三政变标志着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结束和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
在反动势力猖狂进攻，无产阶级大伤元气，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的形势下，如何对待即将举行的第三届杜马选举的问题，成了当时有争议的策略问题。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这届杜马的选举。列宁在《反对抵制》一文中批驳了抵制派的论据，阐述了社会民主党应当采取的策略。列宁指出，抵制并不是一种策略方针，而是策略手段，是否采取这种手段完全取决于客观条件。在革命进入高潮并能转入武装起义的情况下，抵制杜马曾是正确的策略。六三政变后，革命正处于低潮，不具备抵制杜马的客观条件，社会民主党应当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以争取有代表进入这个反动机构，以便利用它来同沙皇政府和立宪民主党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见本卷第750页）。
1905-1907年革命提供了大量有关农民运动、有关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经验材料。俄国社会民主党需要根据这些经验来修改自己的土地纲领。列宁为此撰写了《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这是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重要著作。本卷节选了该书的《结束语》和列宁在10年后写的《跋》。《结束语》对全书作了简明的总结。列宁指出，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这场革命的民族特点。俄国土地变革的实质是消灭农奴制度的经济支柱--地主土地占有制。消灭农奴制度可能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农奴主-地主农场缓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农场的道路；一条是用暴力来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的道路。列宁称前一条为普鲁士式的道路，后一条为美国式的道路。在俄国的具体条件下，要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包括地主土地和份地在内的全部土地的“地界”，扫除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关系。这种经济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无产阶级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最坚决地支持一切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尽量争取有利于本阶级的一切条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纲领只能是土地国有化。列宁着重批判了孟什维克提出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列宁在后来写的《跋》中进一步指出，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
写于1900年的《对华战争》一文，是列宁论述有关中国问题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列宁满怀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痛斥沙皇政府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起义、滥杀无辜的血腥罪行，号召俄国工人起来反对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结束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是列宁为当时准备出版的他的著作三卷集《〈十二年来〉文集》写的。序言结合收入文集的各篇著作简明地叙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内两派在1895年至1907年间围绕理论问题、党的纲领问题、组织问题、策略问题进行的斗争。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同一历史趋势的不同表现形式，了解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倾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对于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接受锻炼是十分必要的。《〈十二年来〉文集》所收各篇著作的写作时间跨度与本卷选集大体相当，列宁的这篇序言是指导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列宁著作的权威性文献。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之一）
芬兰Kotka市的列宁塑像
（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一书于1894年写成（第1编于4月完稿，第2、3编于夏天完稿）。1892-1893年列宁在萨马拉开始为写作此书作准备，他当时曾在萨马拉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中作过一些报告，批评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瓦·沃·（瓦·巴·沃龙佐夫）、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尤沙柯夫和谢·尼·克里文柯等人。这些报告是《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的准备材料。
这部书于1894年在彼得堡、莫斯科、哥尔克等地分编胶印出版，在俄国其他一些城市也传抄和翻印过。在国外，劳动解放社和其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也看到过这部著作。
这部书的第1、3两编的胶印本于1923年初在柏林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和列宁格勒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差不多同时发现，《列宁全集》俄文第1、2、3版就是根据1923年发现的胶印本刊印的。1936年发现了新的胶印本，上面有许多显然是列宁所作的文字修改。《列宁全集》俄文第4、5版是根据这个胶印本刊印的，还补上了前几版遗漏的列宁对附录一的统计表的说明。
这部书的第2编至今没有找到。--1。）（节选）
　　　（1894年春夏）
第一编
《俄国财富》（注：《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14-1917年3月《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1、98、219。）对社会民主党人发动进攻了。这个杂志的头目之一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在去年第10期上就宣布要对“我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一场“论战”。随后出现了谢·克里文柯先生的《论文化孤士》一文（第12期）和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学和生活》一文（1894年《俄国财富》第1期和第2期）。至于杂志本身对我国经济现实的看法，谢·尤沙柯夫先生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第11期和第12期）中已作了最充分的叙述。这些先生在他们的杂志上总是以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的表达者自居，其实他们是社会民主党最凶恶的敌人。现在我们就把这些“人民之友”，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策略仔细考察一下。
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最注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因此专门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分析。在概略地叙述了阐明这个学说◎第1页◎的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内容以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用这样一大段话开始了他的批判。
他说：“首先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他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同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他把那些早被遗忘或现在谁也不知道的经济学理论家搬出来，他对工厂视察员在各种报告中或专家在各种专门委员会上所陈述的证词中极其琐碎的细节也没有忽视；总之，他翻遍了数量惊人的实际材料，一部分用来论证，一部分用来说明他的经济理论。如果说他创立了’崭新的’历史过程观，用新的观点说明了人类的全部过去，总结了至今有过的一切历史哲学理论，那他当然会同样竭尽心力地做到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会真正重新审查并批判地分析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的大量事实。同达尔文比较一下--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经常作这样的比较--就会更加确信这种看法。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什么呢？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的相称著作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虽然这种文献数量很大，传播很广。”
这一大段话清楚地说明人们多么不理解《资本论》和马克思。他们被马克思论述中的巨大论证力量所折服，只得奉承他，称赞他，同时却完全忽视学说的基本内容，若无其事地继续弹着“主观社会学”的老调。由此不禁令人想起考茨基在他的一本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著作中所选用的一段很恰当的题词：
谁不称赞克洛普施托克的美名？◎第2页◎
可是，会不会人人都读他的作品？不会。
但愿人们少恭维我们，
阅读我们的作品时多用心！（注：见戈·埃·莱辛《致读者格言诗》。--编者注）
正是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当少称赞马克思，多用心阅读他的著作，或者最好是更认真思索自己所读的东西。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结合起来的范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光辉词句和空洞内容结合起来的范例。这个评语是十分公正的。马克思的这种逻辑力量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读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上述那一大段话，会以为这全部力量不过是用于最狭义的“经济理论”而已。为了更加渲染马克思表现自己逻辑力量的范围是狭小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着重指出“极其琐碎的细节”、“细心”、“谁也不知道的理论家”等等。这样一来，似乎马克思对于建立这些理论的方法，并没有提出任何值得一提的实质性的新东西，似乎他使经济学仍然停留在过去经济学家原有的范围以内，并没有将它扩大，并没有对这门科学本身提出“崭新的”见解。然而凡是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这完全不符合事实。由此不禁令人想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16年前同一个庸俗的资产阶级先生尤·茹柯夫斯基进行论战时对马克思的评论（注：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写的《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载于1877年10月《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3。）。那时，也许是时代不同，也许是感觉比较新鲜，不管怎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无论在笔调上或内容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编者注）〈原文是◎第3页◎Das ? konomische　Bewegungsgesetz--经济运动规律〉’，卡·马克思曾这样谈到他的《资本论》并严格地坚持了他的主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这样评论的。我们更仔细地来考察一下这个批评家也承认是严格地坚持了的主旨吧。这个主旨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
这句话本身就使我们碰到几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其次，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总是听见经济学家说：只有财富的生产才完全受经济规律支配，而分配则以政治为转移，以政权和知识界等等对社会的影响如何为转移--而这也就是《俄国财富》所属的那个圈子里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们喜爱的思想之一。马克思谈到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把这个规律叫作Naturgesetz--自然规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国如此众多的社会学家写了大堆大堆的著作，说社会现象领域根本不同于自然历史现象领域，因此，研究前者必须采用十分特别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既然如此，那对马克思的话又怎样理解呢？
发生这些疑问是自然的，必然的；当然，只有完全无知的人，才会在谈到《资本论》时回避这些疑问。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且先从《资本论》的同一序言中再引一句话，这句话就在上述那句话的稍后几行。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编者注）◎第4页◎
只要把序言里引来的这两句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而这个思想，正像我们听说的那样，是以罕见的逻辑力量严格地坚持了的。说到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两个情况。马克思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他说的，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得出他的结论的方法，这些方法，像我们刚才听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说的那样，就是“对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
现在我们来分析《资本论》的这一基本思想，它是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如此狡猾地企图加以回避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怎样才可以而且必须把这种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呢？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已经指出，从旧的（对俄国说来不是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看来，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一般社会，他们同斯宾塞们争论的是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等等。在这种议论中，这些主观社会学家所依靠的是如下这类论据：社会的目的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因此，正义要求有一种组织，凡不合乎这种理想的（“社会学应从某种空想开始”，--主观方法的首创者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绝妙地说明了他们的方法的实质）组织的制度都是不正常的，应该取消的。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可以看出，这位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只是使人的本性得到满足的社会，而完全不是什么社会形态，何况这些社会形态还可能是以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这种不合乎“人的本性”的现象为基础的。同样可以看出，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根本谈不上把社会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社会◎第5页◎学家既然认为事物有合乎心愿的，有不合乎心愿的，他就应当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即“找到实现如此这般理想的条件”，--这也是同一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的。）不仅如此，甚至谈不上什么发展，而只能谈由于……由于人们不聪明，不善于很好了解人的本性的要求，不善于找到实现这种合理制度的条件而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违背“心愿”的偏向，“缺陷”。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马克思自己曾这样描写过他对这个问题的推论过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第6页◎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从总体上来探讨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即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可以看作是社会各经济形态历史上演进的几个时代。”（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编者注）
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在这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直接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了下来；这样一来，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充分表现在《社会契约论》（注：《社会契约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主要著作之一，1762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力所剥夺，则人民有权进行革命，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卢梭的这部著作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就其社会观来说是唯心主义的。--7。）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体系中都是很明显的）中的结论，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社会成员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作一个由某种原则所贯串的一定的完整的东西，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情；恰恰相反，大◎第7页◎众是不自觉地适应这些关系的，而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系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在其中生活了很多世纪的交换关系，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解释。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因此，唯物主义关于思想进程取决于事物进程的结论，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其次，再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在这以前，社会学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总是难于分清重要现象和不重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主观主义的根源），找不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注：当然，这里说的始终是社会关系的意识，而不是其他什么关系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时，他们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只有这种概括才使人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之处，研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之处。
最后，第三，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第8页◎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演进看作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同时却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同达尔文相比是完全恰当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第9页◎想”。如果谁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些概括性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就已指出这些思想。而且这种比较不仅从外表方面（不知为什么，这一方面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感兴趣）看是正确的，就是从内容方面看也是正确的。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现在有人读了《资本论》，竟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还有比这更可笑的怪事吗！唯物主义在哪里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带着实在莫名其妙的神情问道。
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竟看不出那里对现代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看不出那里甚至对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也是在某◎第10页◎种某种生产关系中寻找并找到这些理论的根源的。
他读了《哲学的贫困》，竟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社会学的剖析，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看不出对蒲鲁东所提出的解决各种历史问题的办法的批判，是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看不出作者本人谈到应该在哪里寻找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时，总是举出生产关系。
他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个（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形态的范例，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范例。于是他坐下来拼命思索这个深奥的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凡熟悉马克思的人，都会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大概只有等到某个卡列耶夫的某本玄奥的历史著作在“经济唯物主义”这个条目内，用相应的号码标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著作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些著作吧。
而最可笑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说他没有“重新审查〈原文如此！〉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这简直可笑极了。试问这些理论十分之九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我有意举出这些合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心意的例子）。要知道，这样的理论，就其存在来说，已是无用的，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性来说，也是无用的。要知道，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末尾开始。既然你连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没有研究过，甚至还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还未能对任何一种社会关系进行认真的、实际的研究，进行客观的分析，那你怎么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过去任何一门科学都从形而上学开始，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还不善于着手研◎第11页◎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永远没有结果的一般理论。形而上学的化学家还不善于实际研究化学过程时，就臆造什么是化学亲和力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生物学家谈论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力。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议论什么是灵魂。这种方法是很荒谬的。不分别说明各种心理过程，就不能谈论灵魂：在这里要想有所进步，就必须抛弃那些什么是灵魂的一般理论和哲学议论，并且能够把说明这种或那种心理过程的事实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责备，正好像一个在什么是灵魂这个问题上写了一辈子“学术著作”的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连一个最简单的心理现象都解释不清楚，竟来责备一个科学的心理学家，说他没有重新审查所有关于灵魂的著名理论。他，这个科学的心理学家，抛弃了关于灵魂的哲学理论，直接去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基质（神经过程），而且，譬如说，分析并说明了某个或某些心理过程。于是，我们这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读这部著作时，称赞它，说过程描写得很好，事实研究得不错，但是并不满意。这位哲学家听见周围的人说那位学者对心理学有完全新的观点，有科学心理学的特殊方法，就激动起来，怒气冲冲地说：且慢，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这个方法呢？这部著作中不是“仅仅有一些事实”吗？其中不是丝毫没有◎第12页◎重新审查“所有关于灵魂的著名哲学理论”吗？这是完全不相称的著作呀！
在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来，《资本论》自然同样是不相称的著作。他看不出什么是社会这种先验的议论毫无用处，不懂得这种方法并不是研究问题和说明问题，不过是把英国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或俄国民主主义者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理想充作社会概念罢了。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历史哲学理论就像肥皂泡一样，一出现就化为乌有，至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丝毫没有促进人们对社会关系，即使是个别的但是现实的（而不是那些“适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作了科学的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责备马克思，说他从头开始，而不从尾开始；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从最终结论开始；从研究个别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于是他问：“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呵，好一个绝顶聪明的主观社会学家！！
如果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仅仅是对哪部著作论证过唯物主义这一问题疑惑不解，那也许还是小小的不幸。可是他，尽管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证，甚至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叙述（也许正因为他没有找到），却开始把这个学说从未企求过的东西硬加到它的头上。他引证了布洛斯所说的马克思宣布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的话，便毫不客气地推论下去，说这个理论企求“给人类解释其过去”，说明“人类的全部〈原文如此！！？〉过去”等等。这完全是捏造！这个理论所企求的只是说明资本主义一种社会组织，而不是任何别种社会组织。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就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虽然这些社会形态还没有经过专门的实际研究和详细分析，正像已为充分事实所证实了的种变说思想适用于整个生物学领域一样，虽然对某些动植物物种来说，它们变化的事实还未能确切探明。种变说所企求的完全不是说明“全部”物种形成史，而只是把这种说明的方法提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第13页◎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说明历史的方法。（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9-410页脚注(89)。--编者注）根据这一点可以判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采用的是多么机智、多么郑重、多么体面的论战手法，他首先歪曲马克思，把一些妄诞的企求强加给历史唯物主义，说它企求“说明一切”，企求找到“打开一切历史门户的钥匙”（这种企求当然立即遭到马克思极其辛辣的反驳，见马克思为答复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而写的“信”（注：指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31页）。这封信是马克思在1877年底读到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时写的，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抄寄俄国。恩格斯说：“这封信曾以法文原本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文于1886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上，随后又在俄国国内的报刊上发表过。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笔下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4页）--14。）），接着讥笑他自己所捏造的这种企求，最后，把恩格斯确切的意见（其所以确切，是因为这一次是摘录，而不是转述）引出来，即把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史（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编者注）等语引出来，于是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话把经济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缩得很小了！”要多么幼稚或多么自以为是的人，才会指望这种戏法不会被人识破呵！首先歪曲马克思，接着讥笑自己的捏造，然后引来确切的意见，便厚颜无耻地宣布这些意见把经济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缩小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讥笑办法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可从下述例子看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论证过它们。”（即没有论证过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据）“固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写一部历史哲学和哲学历史性质的著作，甚至也写成了（1845-1846年），但这部著作（注：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此书在他们生前未能全部出版，只发表了第2卷的第4章。1932年由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第一次用德文全文发表。--14。）从未刊印。恩格斯说：’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页。--编者注）”于是米海洛夫◎第14页◎斯基先生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科学社会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点被发现以及随后在《宣言》中被阐述的时候，据作者之一自己承认，他们做这样一件事情的知识是不够的。”
你看这种批评多么可爱！恩格斯说他们当时的经济“史”的知识不够，因此，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一般”哲学历史性质的著作刊印出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这点曲解成这样，好象“做这样一件事情”，如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点”，即作出《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制度所作的科学批判，他们的知识是不够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懂得概括全部历史哲学的尝试和科学地说明资产阶级制度的尝试之间的差别，或者是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知识还不足以批判政治经济学。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就太刻薄了，竟不让我们见识一下他断定这种不足所持的理由以及他自己的更正和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决定不发表他们的哲学历史著作，而集中全力来科学地分析一种社会组织，这只表明他们有高度的科学诚实态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决定加上几句话来对此加以挖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自己承认缺乏制定这些观点的知识，这只表明他的论战手法既不证明他聪明，也不证明他体面。
再举一个例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恩格斯，为了论证经济唯物主义这一历史理论，做了更多的工作。他有一部专门的历史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imAnschluβ)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这个’就’字真是妙极了。美国人摩尔根的书（注：指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一书。--编者注），出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经济唯物主义◎第15页◎原理许多年以后，同经济唯物主义完全无关。”于是他认为“经济唯物主义者附和了”这本书，同时，因为在史前时期没有阶级斗争，他们便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加上这样一个“更正”：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原始时代，起首要作用的人自身的生产即子女生产，和物质财富生产同样是决定的要素。
恩格斯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编者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宣称：“总之，在40年代末发现并宣布了一个崭新的唯物主义的和真正科学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对历史科学的贡献，同达尔文理论对现代自然科学的贡献一样。”随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重复说，但是这个历史观从未科学地论证过。“它不仅没有经过大量的和多样的实际材料的检验〈《资本论》是”不相称的“著作：其中只有事实和细心研究而已！〉，甚至没有用哪怕是批判和排斥其他历史哲学体系的方法来充分说明过。”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只是顺便说出的一些机智的尝试”，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大量重要问题，是可以完全回避的，尽管这些“机智的尝试”很机智地表明了“从空想开始的”社会学的空洞无物，尽管这部著作详细地批判了那种认为政治法律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暴力论”，亦即《俄国财富》的政论家先生们那么热心宣扬的“暴力论”。的确，对一部著作胡诌几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比认真分析哪怕是其中唯物主义地解决了的一个问题，要容易得多；何况这样做又很保险，因为书报检查机关大概永远也不会准许翻译这部书，米海洛夫斯基先◎第16页◎生也就不必为自己的主观哲学担心，可以把这部书叫作机智之作了。
更为突出和更有教益的（为说明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或赋予空洞以思想形式），是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评论。“《资本论》中有一些有历史内容的光辉篇页，但是〈这个”但是“妙极了！这甚至不是”但是“，而是有名的”mais“，译成俄语意思是”耳朵不会高过额头“（注：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其中写道，1876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在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社战士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mais’（即’但是’），就再也不说了。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是’就相当于俄国人所说的’耳朵不会高过额头’，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17、411。）〉这些篇页也是按照此书的主旨，仅限于一个一定的历史时期，它们并不是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过是涉及某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换句话说，《资本论》这部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对这个社会和它的上层建筑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宁愿回避这个分析：看呀，这里仅仅说到“一个”时期，而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则想概括一切时期，并且概括到根本不具体谈及任何一个时期。很明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为了概括一切时期而实质上不涉及任何一个时期，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些“光辉”而空洞的泛泛之谈。在用空话来支吾搪塞的技巧方面，谁也比不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原来只是因为他，马克思，“并不是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过是涉及某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所以不值得（单独地）从实质上涉及马克思的著作。多么深奥呀！“不是确立”，只“不过是涉及”！--的确，用空话来抹杀任何一个问题是多么容易呀！例如，既然马克思屡次说明，商品生产者的关系是法治国家公民权利平等和自由契约等等原则的基础，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以此来确立唯物主义呢，还是“不过是”涉及呢？我们的哲学家以他特有的谦逊，避免作实质性的回答，而直接从他的那些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的“机智的尝试”中作出结论。
这个结论如下：“在一种企求阐明世界历史的理论宣布40年以后，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对这一理论来说仍然是些不解◎第17页◎之谜，这是不足为奇的；而解开这些哑谜的钥匙，第一，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理论的人找到的；第二，是借助非经济因素找到的。’人自身的生产’这一术语，即子女生产，使人觉得有点可笑，而恩格斯却抓住这个术语，以便同经济唯物主义基本公式保持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可是，恩格斯不得不承认，人类的生活在许多世纪内都不是按照这个公式形成的。”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战手法的确一点也“不足为奇”！这一理论是说，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由于实际材料不够，过去没有可能把这个方法用来分析欧洲上古史的某些极重要的现象，例如氏族组织（注：氏族组织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氏族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由有血缘关系的亲族组成，内部严禁通婚。若干氏族为一个部落，若干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在氏族组织中，人们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生产资料公有，集体从事生产，产品平均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氏族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初为母权制，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逐步过渡到父权制。氏族组织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而解体。关于氏族组织，可参看马克思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28-571页）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75页）。--18。），因此，这个组织仍然是一个谜（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也没有放过机会来讥笑一下：咳，为什么这样，既然有科学的历史观，而古代史却是一个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从任何一本教科书里都可以知道，氏族组织问题是曾引起许多理论来加以说明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后来，摩尔根在美洲搜集的丰富材料，使他有可能分析氏族组织的实质，并得出如下的结论：对氏族组织的说明，不要在思想关系（例如法的关系或宗教关系）中，而要在物质关系中去寻找。显然，这件事实光辉地证实了唯物主义方法，如此而已。所以，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了非难这个学说，而首先提到解开最困难的历史之谜的钥匙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的人找到的时候，我们只能感到惊异，有些人多么不会辨别什么东西是在为自己辩护，什么东西是在痛斥自己。其次，我们的哲学家说，子女生产是非经济因素。可是您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读到他们一定是在谈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作唯物主义而已。他们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中也已表达◎第18页◎得十分明确）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说，对政治法律形式的说明要在“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怎么，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女生产关系是思想关系？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这一点的解释很独特，值得拿来分析一下。他说：“无论我们怎样玩弄子女生产这个术语，以图在它和经济唯物主义之间建立一种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无论它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怎样同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其他现象交织着，但它毕竟有它本身的生理根源和心理根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这一番子女生产有其生理根源的话，莫非是说给吃奶的孩子听的吗！？您为什么要顾左右而言他呢？〉而这使我们联想到，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不仅没有弄清楚历史，也没有弄清楚心理学。毫无疑问，氏族联系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已经失去它的意义。但关于直接的两性联系和家庭联系，却未必能同样有把握地这样说。固然，它们在整个日益复杂的生活影响下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只要有一定的辩证技巧就可以证明：不仅法律关系，就是经济关系本身也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我们不准备研究这一点，不过我们还是要举出遗产制度来说一说。”
我们的哲学家终于有幸由说空话（注：责备唯物主义者没有搞清楚历史，却不试图把唯物主义者对各种历史问题所作的许多唯物主义说明的任何一种拿来分析一下；或者说：本来是可以证明的，但我们不来研究这一点，--的确，像这样的手法，不是说空话又是什么呢？）进而谈到事实了，而这些事实是确定的，可以检验的，是不允许“顾左右而言他”轻易绕过问题实质的。我们且来看看，我们这位批评马克思的批评家是怎样证◎第19页◎明遗产制度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作为遗产传下来的，有经济生产的产品〈”经济生产的产品“！！这是多么通达！多么响亮！多么优雅的语言！〉，而遗产制度本身在一定程度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可是第一，作为遗产传下来的，还有非物质财富，这表现在关心用父辈精神教育子女上。”总之，子女教育列入了遗产制度！例如俄国民法中有这样一条：“双亲应努力进行家庭教育，培养他们〈子女〉的情操，并促进政府意图之实现。”我们的哲学家莫非把这一点叫作遗产制度吗？“第二，甚至专就经济领域来说，既然没有当作遗产传下来的生产的产品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那么同样，没有’子女生产’的产品，没有这种产品和与之直接结合着的复杂的紧张的心理，也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咳，请你们注意这句话：复杂的心理与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这简直妙极了！）总之，遗产制度所以是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上层建筑，是因为没有子女生产就不可能有遗产制！是呀，这真算是发现了新大陆！直到现在，大家都以为子女生产不大能够解释遗产制度，正如饮食的必要性不大能够解释财产制度一样。直到现在，大家都认为：如果说从前俄国在采邑制度（注：采邑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封建土地占有制。采邑是封建君主的财产，由君主暂时赐给军中供职人员或宫廷官吏使用。采邑制度的出现是与中央集权的形成和集中的军队的建立分不开的。在俄国，采邑制度出现于15世纪，至16世纪为鼎盛时期。从17世纪起，采邑和世袭领地这两种封建土地占有制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在1714年彼得一世颁布关于采邑世袭制法令以后，采邑完全成为贵族地主的私有财产。--20。）鼎盛时代，土地不能继承的话（因为当时土地只是被当作有条件的财产），那么，对这一事实的解释，需要在当时社会组织的特点中去寻找。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必认为，这件事实不过是由于与当时地主的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的心理还不够复杂。
我们可以把一句有名的格言改个样子来说：只要把“人民之友”刮一刮，就可以看出资产者的原形。的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一套关于遗产制度同子女教育、同子女生产心理等等相联系的议论，不就是说遗产制度也同子女教育一样是永恒的、必要的和神圣的吗！固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替自己留条后路，说“遗产制度在◎第20页◎一定程度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但这无非是想逃避明确回答问题的一种诡计，而且是一种手法拙劣的诡计。既然向我们只字不提遗产对竞争究竟依赖到什么样的“一定程度”，既然丝毫没有说明竞争与遗产制度之间的这个联系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那我们怎能领会这种意见呢？其实，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场上的转让是私有制的基础。例如，当原始印第安公社的全体社员还共同制造他们所必需的一切产品的时候，私有制就不可能产生。当分工渗入公社，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在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单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无论私有制或遗产，都是单独的小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和交换已在开始发展的那个社会制度的范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例子所证明的，恰巧和他所想要证明的相反。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举出一个事实，但这又是一种奇谈怪论！他继续修正唯物主义：“至于氏族联系，那么它们在各文明民族的历史中，确实有一部分已在生产形式影响的光线下褪色了〈又是一个遁词，不过是更加明显的遁词。究竟是什么生产形式呢？一句空话！〉，但还有一部分在它们本身的延续和普遍化中--在民族联系中发展了。”这样说来，民族联系就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遍化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社会历史的观念，显然是从给学生们讲的儿童故事中得来的。按这个陈腐浅陋的道理说来，社会历史是这样的：起初是家庭，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细胞（注：这是纯粹的资产阶级观念，因为分散的小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才占统治地位；这种家庭，在史前时期是根本没有的。资产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现代制度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身上。），然后家庭发展为◎第21页◎部落，部落又发展为国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郑重其事地重复这种幼稚的胡说，不过是表明（除其他一切外）他甚至连俄国历史的进程也一点都不了解。如果可以说古罗斯（注：指俄国古代的基辅罗斯（9-12世纪初）。--22。）有过氏族生活，那么毫无疑问，在中世纪，在莫斯科皇朝时代（注：即莫斯科国时期（15世纪末-17世纪）。--22。），这些氏族联系便不存在了，就是说，国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的联合上，而是建立在地域的联合上：地主和寺院接纳了来自各地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注：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三分之二的农户和五分之四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22、102、164、250、654、780。）
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在当时未必能说已有真正的民族联系：国家分成各个“领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公国还保存着从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管理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着自己单独的军队（地方贵族是带领自己的军队去作战的）、单独的税界等等。仅仅在近代俄国历史上（大约从17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续和普遍化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举出这两件事实，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给予我们的不过是标本的资产阶级的庸俗见解而已，其所以是庸俗见解，是因为他用子女生产及其心理来解释遗产制度，而用氏族联系来解释民族；其所以是资产阶级的，是因为他把历史上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范畴和上层建筑，当作同子女教育和“直接”两性关系一样普遍的和永恒的范畴。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主观哲学家一试图由空话转到具体事实，就立刻滚到泥坑里去了。他在这个不很干净的地方，大概感到很舒服：安然坐着，收拾打扮，弄得污泥浊水四溅。例如，他◎第22页◎想推翻历史是一系列阶级斗争事件这一原理，于是便以深思的神情宣称这是“走极端”，他说“马克思所建立的、以进行阶级斗争为目的的国际工人协会，并没有阻止住法德两国工人互相残杀和弄得彼此破产”，据他说，这也就证明唯物主义没有清除“民族自负和民族仇恨的邪魔”。这种断语表明，这位批评家丝毫不懂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非常实际的利益是这种仇恨的主要基础，丝毫不懂得把民族感情当作独立因素来谈，就是掩盖问题的实质。不过，我们已经看出，我们的哲学家对民族有多么深奥的认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会以纯粹布勒宁式的讥讽态度（注：布勒宁式的讥讽态度指卑劣的论战手法。维·彼·布勒宁是俄国政论家和作家，反动报纸《新时报》的撰稿人。他对一切进步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肆意诽谤。--23。）来对待国际（注：指国际工人协会。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23、95、266。），说“马克思是那个诚然已经瓦解但一定会复活的国际工人协会的首脑”。当然，如果像《俄国财富》第2期国内生活栏编者按小市民的庸俗见解所写的那样，把“公平”交换制度看作国际团结的极限，而不懂得无论公平的或不公平的交换始终都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前提和内容，不懂得不消灭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就不能停止国际冲突，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他一说到国际，就一味嘲笑。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真理：除非在每一个国家把被压迫者阶级组织团结起来反对压迫者阶级，除非把这些民族的工人组织团结成一支国际工人大军去反对国际资本，是没有办法来消除民族仇恨的。至于说国际没有阻止住工人互相残杀，那只要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提醒一下巴黎公社事变就够了，它表现了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待进行战争的统治阶级的真正态度。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全部论战中，特别令人愤慨的，正是他的手法。如果他不满意国际的策略，如果他不赞成那些使欧洲工人为之而组织起来的思想，那他至少应当直率而公开地批评这些策略和思想，说明他认为什么策略更适当，什么观点更正确。可是他◎第23页◎并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异议，只是在汪洋大海的空话中到处插入无聊的嘲笑。怎能不把这叫作污泥浊水呢？尤其是，如果注意到在俄国不允许公开为国际的思想和策略进行辩护，就更不能不把这叫作污泥浊水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时所使用的手法也是这样的：他不愿费神去诚实地和确切地表达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何一个论点，然后给以直率而明确的批评，却宁肯抓住他听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片断论据加以歪曲。请你们自己判断吧：“马克思太聪明，太博学了，所以他不会以为社会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思想就是他发现的……　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梯子的〉下级（注：谈到这个无聊的用语时，必须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挑出马克思（他太聪明，太博学，所以我们的批评家不能够直率而公开地批评他的任何一个论点），然后摆出恩格斯（”没有那么多创作才智的人“），再后摆出多少有点独立见解的人，如考茨基，以及其余的马克思主义者。试问这种分法有什么重大意义呢？如果批评家不满意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解说者，谁又妨碍他按照马克思学说来纠正他们呢？他丝毫没有这样做。显然，他本想说得俏皮一些，结果却平淡无奇。）的人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发明或发现的新东西，而是早已探明的真理“〉，或者说，他们对历来为探明这个真理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至多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很明显，这种说法的确能够影响一些初次听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批评家在这些人面前也就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曲解、讥笑和“战而胜之”（据说，《俄国财富》编辑部的同事就是这样来评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章的）。凡是稍微知道马克思的人，都能马上看出这种手法的全部虚伪和浮夸。尽可不同意马克思，但是决不能否认，是马克思万分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新就新在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论◎第24页◎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要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要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成果的那种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指明这个理想制度适合“人的本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制度作了科学的解释，把这个在欧洲和非欧洲各个国家表现得不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客观分析（他指明这个制度下的剥削的必然性）。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模仿者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的本性的断语。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他究竟怎样证明这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怎样反驳这一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头再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援引必然性的由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问题的曲解极为明显：他撇开这个理论的全部实际内容、全部实质，而把问题说成这样，似乎这整个理论归结起来就在于“必然性”一词（“在复杂的实际情况下不能只援引必然性”），似乎这个理论的证据就在于历史必然性是这样要求的。换句话说，他对学说的内容默不作声，只抓住它的名称，他自己竭力使马克思学说变成一枚“磨光了的金币”，现在却又加以讥笑。我们当然不去探究这种讥笑，因为这套把戏我们已经看够了。让他去翻筋斗，以博得布勒宁先生的欢心和满意吧（无怪乎布勒宁先生在《新时报》（注：《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25、692。）上抚摸了一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头顶（注：指维·彼·布勒宁1894年2月4日在《新时报》上写了一篇题为《批评随笔》的杂文，极力称赞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一事。--25。）），让他向马克思点头哈腰之后又悄悄地向马克思吠叫吧：“马克思同空想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即使没有这一点”，就是说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重申论战的理由，“也是单方面的”。我们只能把这种伎俩叫作吠叫，因为他◎第25页◎确实没有拿出一个实际的、确定的、经得起检验的异议来反对这场论战，所以（不管我们怎样乐于谈论这个题目，认为这场论战对解决俄国社会主义问题极为重要），我们简直无法回答这种吠叫，而只有耸耸肩膀说：
呵呀，哈巴狗，它敢向大象吠叫，想必是力量不小！（注：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象和哈巴狗》。审议讲一只小哈巴狗朝着一只大象狂吠乱叫，无理取闹，以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毫不费力地成为“大名鼎鼎的好汉”。--26。）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之后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议论，也是并不乏味的，因为它总算向我们打开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这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瓦·沃·先生一起在我国“文化界”的自由派人士中间博得的称号）的一部分真正的思想行囊。他谈到“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和个人活动的作用之间的冲突”时说，社会活动家如以活动家自居，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们是“被动者”，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窖里牵出来的傀儡”，--据他说，这就是从历史必然性思想得出的结论，因此，他称这个思想是“没有结果的”和“模糊不清的”。也许不是任何一个读者都明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哪里弄来这套傀儡之类的胡说。原来，关于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喜爱的话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他写了那么一大堆纸张，说了无数的小市民感伤的荒唐话，想把这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观念和个人作用占上风。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据的）决定论会推翻他所如此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第26页◎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有什么保证能使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在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里？这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其他社会主义者解决得各不相同的另一个问题：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活动，应当怎样吸引群众参加才能取得重大的成果？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取决于对俄国社会力量的配置的看法，对构成俄国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看法，--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是只围着问题兜圈子，甚至不打算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以一定的解答。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人解答这个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是：俄国经济制度是资产阶级社会，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显然，严肃的批评应当是：或者反对那种认为我国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的观点，或者反对关于这种制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看法，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不想触及这些严肃问题。他宁愿用一些毫无内容的词藻来支吾搪塞，说什么必然性是一个太一般的括弧等等。是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任何一种思想，假若你把它当干鱼（注：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寓言故事《风干鲤鱼》。在本文中，干鱼被用来比喻没有思想内容的空洞提法。--27。）对待，先把全部内脏剜去，然后摆弄剩下的外壳，那都会成为一个太一般的括弧！这个掩盖现代真正重大而迫切问题的外壳，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喜爱的领域，因此，他特别傲然自得地强调说，“经济唯物主义忽视或不正确地阐述英雄和大众的问题”。看，关于当前俄国现实是由哪些阶级的斗争和在什么基础上构成的问题，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来想必是一个太一般的问题，于是他避而不谈。可是对于英雄和大众（不管这是工人大众、农民大众、厂主大众或是地主大众）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的问题，他却极感兴趣。也许这确实是个“有兴趣的”问题，但责备唯物主义者集中全力来解决直接有关劳动阶级解放的问题，那不过◎第27页◎表明自己是个庸人科学的爱好者而已。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结束他对唯物主义的“批评”（？）时，又一次企图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恩格斯认为《资本论》曾被职业经济学家默然抵制（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编者注），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恩格斯这一看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为了证明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还举了一个可笑的理由，说德国有许许多多大学！），他说：“马克思想到的决不是这类读者〈工人〉，他对科学界人士也是有所期待的。”这话完全不对，因为马克思十分懂得，很少有可能指望资产阶级科学界人士会持公正的态度和作出科学的批评，所以他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确。他在那里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dergroβetheoretischeSi)，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页。--编者注）
还有一套颠倒黑白的把戏，也是针对唯物主义的，而且完全是按照第一个公式套下来的。“这个理论〈唯物主义理论〉一直没有被科学地论证过和检验过。”命题就是如此，而证据则是：“恩格斯、考茨基和其他某些人的著作中（像在布洛斯的大作里那样）个别具有历史内容的很好篇页，本来没有经济唯物主义商标也行，因为〈请注意”因为“二字！〉实际上〈原文如此！〉这些篇页考虑到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虽然在这一和弦中经济的弦音占优势。”结论……是：“经济唯物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第28页◎
又是那套老把戏！为了证明这个理论没有根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首先是曲解它，硬说它荒谬到不愿考虑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其实完全相反，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注：这是在《资本论》和社会民主党人策略中完全明白表示出来而和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不同的地方。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不以经济方面为限的要求。1843年马克思在给预备出版的杂志[指《德法年鉴》杂志。
《德法年鉴》杂志(《Deutsch-Franzsische Jahrbücher》)是马克思和阿·卢格合编的德文刊物，1844年在巴黎出版。主要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卢格之间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杂志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第1-2期合刊）就停刊了。--29、93。]拟定纲领时写信给卢格说：“社会主义的原则，整个说来，仍然只是……这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同样地注意另一方面，即人的理论生活，因而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作我们批评的对象。……　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可见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subspecierei　publicae〔从政治角度〕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和社会真理。所以把最特殊的政治问题，例如等级制和代议制之间的区别的问题作为批判的对象，毫不意味着降低hauteurdesprincipes〔原则高度〕，因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用政治的言辞来表明人的统治和私有制的统治之间的区别而已。这就是说，批评家不但能够，而且应该接触这些政治问题（在道地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些问题是不值得注意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417页。--编者注））），接着又确认，“实际上”唯物主义者用经济“很好地”说明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这个事实显然击了的作者自己），最后作出结论说，唯物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这套颠倒黑白的把戏倒是很妙地站住脚了！
这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来“驳斥”唯物主义的一切。我再说一遍，这里没有任何批评，有的只是一堆空洞的妄自尊大的胡说。随便问一下什么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生产关系是其余一切关系的基础的观点，究竟提出过什么异议呢？他用什么反驳过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方法得出的社会形态以及这些形态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这一概念的正确性呢？他怎样证明那些即使是他提到的作者对各种历史问题所提出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不正确的呢？任何人都◎第29页◎一定会回答说：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没有举出任何反驳的理由，没有指出任何不正确的地方。他只是在那里兜圈子，竭力用空话掩盖问题的实质，并顺便捏造种种无聊的遁词。
当这样一位批评家在《俄国财富》第2期上继续反驳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很难指望他会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全部差别在于他那种颠倒黑白的发明能力已经穷尽，他在开始利用旁人的了。
首先他大谈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甚至说伽法尼电学也同经济唯物主义有联系，因为伽法尼的实验对黑格尔也“发生了影响”。真是惊人的机智！这样说来，也可以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中国皇帝联系起来了！这除了说明有人以胡说为乐事，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事物的历史进程的实质根本不可捉摸，经济唯物主义学说也没有捉摸住，虽然这个学说看来依靠两个基石，一个是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的发现，一个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
这样看来，唯物主义者所依靠的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就是说，唯物主义者把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建立在黑格尔的三段式上。我们又听到这种老一套的责难，说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辩证法，这种责难看来已被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用得够滥的了。这帮先生不能从实质上对这个学说提出任何反驳，就拼命抓住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攻击这个理论的起源，想以此动摇这个理论的根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毫不客气地采用了这种手法。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中的一章（注：指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编第13章《辩证法。否定的否定》，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9-183页。--编者注）成了他的借口。恩格斯在反驳攻击马◎第30页◎克思辩证法的杜林时说：马克思从未打算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来“证明”任何事物，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讨现实过程，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假使说，有时某种社会现象的发展符合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个黑格尔公式，那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在自然界中根本不是罕见的现象。于是恩格斯引证自然历史方面（麦粒的发育）和社会方面的例子，例如起初是原始共产主义，接着是私有制，然后是资本主义的劳动社会化；又如起初是原始唯物主义，然后是唯心主义，最后是科学唯物主义，等等。谁都明白，恩格斯立论的重心在于：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而坚持辩证法，选择例子证明三段式的正确，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罢了。既然已经断然声明，用三段式“证明”任何事物都是荒谬的，说谁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么，“辩证”过程的例子究竟能有什么意义呢？这不过是表露了学说的起源，难道还不明显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他说，不可把理论的起源当作理论的罪过。但是，要在恩格斯这段议论中发现超乎理论起源的东西，那显然就必须证明，至少有一个历史问题，唯物主义者不是根据有关事实，而是借三段式来解决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企图证明过这点吗？丝毫也没有。相反，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用实际内容把空洞的辩证公式充实到了这种程度，以至可以把这个公式从这个内容上去掉，就像从杯子上去掉盖子一样，并不会改变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把有关未来的问题作为例外，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既然如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什么又这样热心地和这个并不改变什么的盖子周旋呢？为什么说唯物主义者所“依靠”的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他为什么在攻击这个盖子时公然撒谎骗人，说他是在攻击科学社◎第31页◎会主义的“基石”之一呢？
我当然不会去探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怎样分析三段式的例子的，我重说一遍，因为这无论对科学唯物主义还是对俄国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曲解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态度，究竟有些什么根据呢？根据有二：第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第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玩了（或正确些说，从杜林那里剽窃了）一套歪曲捏造的手法。
关于第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读马克思主义文献时，常常碰见社会科学中的“辩证方法”，碰见社会问题范围（谈的也只是这个范围）内的“辩证思维”等等。由于头脑简单（如果只是简单那还好），他以为这个方法就是按黑格尔三段式的规律来解决一切社会学问题。他只要稍微细心一点看问题，就不能不确信这种看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辩证方法对形而上学方法（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无疑也属于这个概念）的态度，我们在下面将尽力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的议论为例加以说明。现在我们仅仅指出，凡是读过恩格斯（在同杜林的论战中。俄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或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各条注解和第2版《跋》；《哲学的贫困》）关于辩证方法的定义和叙述的人，都会看出根本没有说到黑格尔的三段式，而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演进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为了证明这一◎第32页◎点，我把《欧洲通报》（注：《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33、119、166。）1872年第5期上描述辩证方法的那一段话（短评：《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注：这篇短评是彼得堡大学教授伊·伊·考夫曼（伊·考-曼）写的。马克思认为它对辩证方法作了恰当的叙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5-217页。--33。））全部引来，这段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引证过。马克思在《跋》中说，他在《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被人们理解得很差。“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马克思为要更明白地叙述自己的方法，于是摘引了上述短评中描述这个方法的那一段话。短评说：在马克思看来，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要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在他看来，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现象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这些现象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社会关系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关系制度的规律。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精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制度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全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有制度的必然性，同时证明另一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从前一制度中生长出来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这一点，不管人们意识到或意识不到这一点。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请那些因为人抱有自觉的“目的”，遵循一定的理想，而主张把社会演进从自然历史演进中划分出来的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注意。）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样从属的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这个文化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换句话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客观现象。批判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把一定的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精确地研究清楚，使它们在相互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第33页◎的发展阶段，而且特别需要的是同样精确地把一系列已知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研究清楚。马克思所否定的正是这种思想：经济生活规律无论对于过去或现在都是一样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经济生活是与生物学其他领域的发展史相类似的现象。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与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提并论。更深刻的分析表明，各种社会机体和各种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根据这种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因而严格科学地表述了对经济生活的任何精确的研究所应抱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
这就是马克思从报章杂志对《资本论》的无数评论中挑选出来并译成德文的一段对辩证方法的描述，马克思这样做，是因为这段对辩证方法的说明，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十分确切的。试问，这里有一句话提到三段式、三分法、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等等胡说，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骑士姿态加以攻击的那些胡说吗？马克思紧接着这段描述之后还直截了当地说，他的方法和黑格尔的方法“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观念的发展，按照三段式的辩证规律，决定现实的发展。当然，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说得上三段式的作用，才说得上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马克思说，在我看来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物质的东西的反映”。因而全部问题归结为“对现存事物及其必然的发展的肯定的理解”：三段式只能起着使庸人们发生兴趣的盖子和外壳（“我卖弄起黑格尔的字眼来了”，--马克思在这个跋里说）的作用。现在要问，如果一个人想批判科学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一即辩证法，他无所不谈，甚至连蛤蟆和拿破仑都谈◎第34页◎到了，可就是不谈这个辩证法有何内容，不谈社会的发展是否真的是自然历史过程，把社会经济形态看作特殊的社会机体的唯物主义概念是否正确，对这些形态的客观分析的方法是否正确，社会观念是否真的不决定社会发展反而为社会发展所决定等等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判这个人呢？是否可以说只是由于他不理解呢？
关于第二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批判”辩证法以后，就把这种“借”黑格尔三段式进行论证的办法硬加到马克思头上，并且当然是洋洋得意地攻击这种办法。他说：“关于未来，社会内在规律纯粹是被辩证地提出来的。”（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例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必然使剥夺者被剥夺的论断，带有“纯粹辩证的性质”。马克思关于土地和资本公有的“理想”，“就其必然和毫无疑义来说，纯粹是维系在黑格尔三项式链条的最末一环上的”。
这个论据完全是从杜林那里拿来的，是杜林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一书（1879年第3版第486-487页）里运用过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字不提杜林。话又说回来，也许这套歪曲马克思的手法是他的独出心裁吧？
恩格斯给了杜林一个绝妙的答复，而且他也引述了杜林的批评，所以我们只引恩格斯的答复（注：以下引用的恩格斯的答复，见《反杜林论》第1编第13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9-174页）。引文是列宁亲自译成俄文的。--35。）就可以了。读者一定会看出，这个答复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
“杜林说：’这一历史概述〈所谓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产生〉（注：这个尖括号〈〉中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除了拄学术的拐杖之外不再拄辩证法的拐杖，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第35页◎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从16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恢复，但这已经是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高级形式了。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公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aufge hoben--这是黑格尔的专用术语〉，根据这种文字游戏，就是既被克服又被保存。
……这样，剥夺剥夺者，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仿佛自动的产物……　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黑格尔遁词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其实，马克思观念的混混沌沌的杂种，并不会使那些知道从黑格尔辩证法这个科学原理能够得出什么，或者不如说一定能得出谬论来的人感到惊奇。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的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成为事实的逻辑的根据……　马克思先生安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总之，--恩格斯总结说，--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的这种荒唐类比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的社会里，将存在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即黑格◎第36页◎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高的统一。（注：这段杜林观点的表述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完全适用，关于这点，他那篇《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的论文里还有下述一段可以证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反驳那位断言马克思是私有制辩护者的茹柯夫斯基先生时，曾指出马克思的这个公式并解说如下：”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两个尽人皆知的戏法搬到自己的公式中来，第一，这个公式是按黑格尔三段式规律造成的；第二，合题是以对立面（即个人所有制和公有制）的同一为基础的。可见’个人’一词，在这里具有一种特殊的、纯粹假设的，即辩证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意义，而丝毫也不能引为根据。“这是一个怀有最善良愿望的人在俄国公众面前替”热血志士“马克思辩护以反对资产者茹柯夫斯基先生时所说的话。他就是怀着这种善良愿望而把马克思说成这样：马克思把自己对过程的看法建立在”戏法“上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从这里吸取一个对他不无益处的教训：做任何一件事情单靠善良愿望都是有点不够的。）
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撇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奇地确实说对了。但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的不是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　他按照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把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给马克思。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劳动者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懂俄语也一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为译文完全准确〉，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第37页◎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俄文版第3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编者注）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这个混乱的杂种，这种从黑格尔辩证法中一定能得出的谬论，这个混沌世界，这个马克思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的深奥的辩证法之谜--这又是杜林先生的自由创造和臆想……
那么，--恩格斯继续说，--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791页和以后几页〈俄文版第64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5页。--编者注）及以下各页〉上，马克思概述了前50页〈俄文版前35页〉中所作的关于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剥夺这些直接生产者，即消灭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消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基础。这种消灭，这种从个人的分散的生产工具到社会的集中的生产工◎第38页◎具的转化，就构成资本的前史。劳动者一旦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生产资料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变为资本〉，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要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工具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东西，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成了和它一起并在它羽翼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混乱交织和阿拉伯式花纹在哪里呢？使一切差别化为乌有的那种概念的混淆在哪里呢？为信徒创造的辩证法奇迹和仿效黑格尔的逻各斯学说所玩弄的戏法--据杜林说，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在哪里呢？马克思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造成消灭自身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第39页◎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那么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好似命中注定的。
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
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由此可见，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或者断定，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的必然性，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第125页）
读者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段驳斥杜林的出色议论，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样断言，马克思把未来纯粹维系在黑格尔链条的最末一环上，断言对于未来的必然性的信念只能建立在信仰上（注：说到这里，我以为不妨指出：恩格斯的全部解释是载在他谈论麦粒、卢梭学说和其他辩证过程实例的那一章里的。看来只要把这些实例拿来和恩格斯（以及马克思，因为这本著作的手稿预先读给马克思听过）这样明白肯定的声明--根本谈不到用三段式来证明什么东西，或把这三段式的“假设成分”塞到现实过程的描述中，--对照一下，就完全可以明白，责难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辩证法，是荒谬绝伦的。）。
杜林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间的全部区别，只有下列两小点：◎40◎第一，尽管杜林一说起马克思就怒火万丈，但他毕竟认为必须在他那部《批判史》（注：指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编者注）的下一节里提到马克思如何在跋（注：指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0-218页。--编者注）中断然反驳了那种说他是黑格尔主义的责难，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十分明确地说明自己是怎样理解辩证方法的那段话（上面引过的那段话）却避而不谈。
第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第二个独到之处，是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动词时态的用法上。为什么马克思说到将来的时候使用现在时呢？--我们的哲学家洋洋得意地问道。可敬的批评家，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查任何一本语法书，它会告诉你，当将来的事情是必不可免和毫无疑义的时候，就要用现在时而不用将来时。但是，究竟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它是毫无疑义的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惊问道，他想装出非常激动的样子，把歪曲捏造的把戏弥缝起来。马克思对这点也给了十分确定的答复。可以认为这个答复不充分或不正确，但那就必须指明究竟什么地方不正确，为什么不正确，而不是胡诌一通，说这是黑格尔主义。
有一个时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本人知道这个答复是什么，而且还教训过别人。他在1877年写道，茹柯夫斯基先生尽可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理论是一种猜测，但是，他“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回避“马克思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劳动社会化问题。呵，当然咯！茹柯夫斯基在1877年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回避问题，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1894年却有这种道义上的权利了！也许是丘必特可做的，公牛不可做吧？！（注：据罗马神话，雷神丘必特变成一头公牛，拐走了腓尼基王阿革诺耳的女儿欧罗巴。这自然不是所有公牛都能做到的。“丘必特可做的，公牛不可做”一语即由此演变而来。--41。）
在这里我不禁想起曾经发表在《祖国纪事》（注：《祖国纪事》杂志(《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是俄国刊物，在彼得堡出版。1820-1830年期间登载俄国工业、民族志、历史学等方面的文章。1839年起成为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839-1846年，由于维·格·别林斯基等人参加该杂志的工作，成为当时最优秀的进步刊物。60年代初采取温和保守的立场。1868年起，由尼·阿·涅克拉索夫、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扎·叶利谢耶夫主持，成为团结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加入编辑部，民粹派对这个杂志的影响占了优势。《祖国纪事》杂志不断遭到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1884年4月被查封。--41、99、170。）上的一则关于对◎第41页◎这个社会化的见解的奇闻。该杂志1883年第7期载有一位局外人（注：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笔名。--编者注）先生《给编辑部的信》，这位先生也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样，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理论”是一种猜测。这位先生说：“其实，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劳动的社会形式不过是几百或几千工人在一个场所内磨着，锤着，转着，堆着，填着，拖着，以及还从事许多其他操作。这个制度的一般性质很可拿一句俗话来表示：’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谈得上什么劳动的社会形式呢？”
这立刻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算是把问题弄清楚了！“劳动的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一个场所内做工”！！既然连最优秀的俄国杂志之一都有这种奇怪见解，还居然有人要我们相信《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已为科学界所公认。的确，“公认的科学”既不能用稍为像样的东西来反驳《资本论》，于是就恭维它，同时继续表现极其无知，重复着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陈词滥调。我们必须稍微谈谈这个问题，好让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他按照自己的固定习惯而完全回避了的问题的实质。
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社会化，决不在于人们在一个场所内做工（这只是过程的一小部分），而在于随着资本集中而来的是社会劳动的专业化，每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人数的减少，单独的工业部门数目的增多；就是说，在于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例如，在手工纺织时代，小生产者自己纺纱并用它来织布，工业部门并不多（纺纱业和织布业合在一起）。一旦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单独的工业部门的数目就增加起来，纺纱业单独纺纱，织布业单独织布；这种生产单独化和生产集中使机器制造业、煤炭采掘业等等新部门相继出现。在每个现在已更加专业化的工◎第42页◎业部门里，资本家的人数日益减少。这就是说，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日益加强，生产者在结成一个整体。分散的小生产者各人兼干几种操作，所以不大依赖别人：例如一个手工业者自己种亚麻，自己纺麻和织布，几乎是不依赖别人的。正是在这种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下（也只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句俗话，也就是说，市场波动的无政府状态，才是有根据的。当劳动已因资本主义而社会化，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织布厂老板依赖纺纱厂老板；后者又依赖种棉花的资本家，依赖机器制造厂老板，依赖煤矿老板等等。结果任何一个资本家离了别的资本家都不行。显然，“人人为自己”这句俗话完全不适用于这样一种制度：这里已经是一人为大家工作，大家为一人工作（上帝已没有立足之地，不管他是作为天空的幻影，还是作为人间的“金犊”（注：据圣经传说，“金犊”是以色列人为了走出埃及而祈求祭司亚伦用黄金铸造的领路之神（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43。））。制度的性质完全变了。在存在分散的小企业的制度下，其中某个企业停工了，只影响社会少数成员，并未造成普遍的混乱，因而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不会激起社会的干涉。可是，如果一个属于非常专业化的工业部门，而且几乎是为全社会工作但又依赖全社会（为简单起见，我以社会化已达顶点时的情形为例）的大企业停工了，那么，社会其余一切企业都一定会停工，因为它们只能从这个企业取得必需的产品，只有有了这个企业的商品，才能实现自己的全部商品。这样，所有的生产就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同时每种生产又由资本家各自经营，以他的意愿为转移，把社会产品归他私人所有。于是生产形式就同占有形式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后者不能不适应前者，不能不也变成社会的即社会主义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祖国纪事》的机智的庸人却把一切归结为在一个场所内做工。真是胡说八道！（我所说的只是物质过程，只是生产关系的改变，没有涉及这一过程的社会方面，没有涉及工人的联◎第43页◎合、团结和组织，因为这是派生的现象，第二位的现象。）
我们所以不得不向俄国“民主主义者”解释这种起码的常识，是因为他们全身浸透了小市民思想，除小市民制度外，根本不能想象其他的制度。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吧。他拿什么来反驳马克思在作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本身使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到来的结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呢？他是不是证明了在实际上（在商品的社会经济组织条件下）社会劳动过程不是日益专业化，资本和企业不是日益集中，整个劳动过程不是日益社会化呢？没有，他没有举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反驳这些事实。他是不是动摇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种不能与劳动社会化相容的无政府状态的论点呢？他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他是不是证明过一切资本家的劳动过程联合为一个社会劳动过程的现象能同私有制和平共居呢？是不是能想出除马克思指明的出路外，还可找到其他摆脱矛盾的出路呢？没有，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一点。
他究竟靠什么来进行批评呢？靠颠倒黑白、歪曲捏造，靠无非是耍花招的滔滔不绝的空话。
批评家预先说了一大堆关于历史的三段一贯的步骤的废话，然后煞有介事地质问马克思：“以后又怎样呢？”也就是说，在他所描写的那个过程的最后阶段以后，历史将怎样前进呢？试问，对这种手法又能叫作别的什么呢？请注意，马克思一开始从事写作活动和革命活动，就十分明确地表示过他对社会学理论的要求：社会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写现实过程，如此而已（例如参看《共产党宣言》论共产党人的理论标准（注：指《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下述原理：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44。））。他在《资本论》里极严格地遵守了这个要求，即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当他证明了这个组织在我们眼前的实际发展具有什么样的趋势，◎第44页◎这个组织必然会灭亡而转变为另一更高的组织时，他就结束了自己的分析。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避而不谈马克思学说的全部实质，却提出他的“以后又怎样呢？”这个极其愚蠢的问题，并故作高深地补充说：“我应当坦白地承认，我不完全懂得恩格斯的答复。”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我们却应当坦白地承认，我们完全懂得这种“批评”的精神和手法！
或者再拿这样一段议论来说吧：“在中世纪，马克思所说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甚至在经济关系方面，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因素。除它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但马克思所解释的辩证方法〈莫非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歪曲的辩证方法吗？〉却不主张研究这些东西……　所有这些公式显然不能表现出历史现实的全貌，甚至也不能表现出它的局部情况，而只能满足人们喜欢把任何事物都想象为有它的过去、现在、将来的那种爱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您的歪曲捏造的手法也单调得令人作呕！他在马克思的只求表述资本主义现实发展过程的公式（注：马克思所以把中世纪经济制度的其他特征撇开不谈，是因为这些特征属于封建社会形态，而马克思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按其纯粹状态来说，确实是从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和他们的个人劳动所有制开始的（例如在英国）。）里，先偷偷塞进用三段式证明任何东西的意图，然后断定马克思的公式不符合这个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强加于它的计划（第三阶段恢复的只是第一阶段的一个方面，而把其余各方面略去了），并随随便便地作出结论说：“这个公式显然不能表现出历史现实的全貌！”
同这样一个甚至不能（用恩格斯评杜林时所用的字眼）破例作出准确引证的人，难道可以进行严肃的论战吗？甚至不打算证明这个公式不对在哪里，就硬要大家相信这个公式“显然”不符合现实，◎第45页◎难道这值得加以反驳吗？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批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实际内容，却就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练习自己的机智。譬如说，恩格斯在反驳杜林先生的“永恒真理”时说，“今天向我们宣扬”三种道德，即基督教封建主义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可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自己的道德论（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2-133页。--编者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这一点说道：“我认为历史分期的一切三分法，正是以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为基础的。”多么深奥啊！可是，谁不知道，考察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发展过程，总会在这个现象中发现过去的遗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呢？譬如说，难道恩格斯曾想断言道德史（其实他谈的只是“现在”）只限于上述三个阶段吗？难道曾想断言封建主义道德以前没有奴隶制道德，奴隶制道德以前没有原始共产主义公社的道德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认真批评恩格斯用唯物主义观点阐明现代各派道德思想的尝试，却拿最空洞的词藻来款待我们！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批评”一开始就声明他不知道在哪一部著作里叙述过唯物主义历史观，说到这种“批评”手法，提一下这位作者曾经知道这些著作之一并对它作过比较正确的评价，也许不无益处。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这样评《资本论》的：“如果去掉《资本论》的笨重无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盖子〈真是咄咄怪事！为什么在1877年”黑格尔辩证法“是”无用的“，而在1894年唯物主义却成了依靠”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那么，不管这部著作其他长处如何，我们也能看出这部著作很好地研究了解决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第46页◎物质条件的关系这个总问题所必需的材料，并且为一定的领域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所谓“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思想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的问题，唯物主义学说也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定的解决。我们再往下看吧：
“老实说，全部《资本论》〈黑体是我用的〉研究的是一经产生的社会形式怎样日益发展，怎样加强自己的典型特征，怎样使各种发现、发明、生产方式的改进、新的市场和科学本身从属于自己，使之同化，怎样迫使这些东西为自己服务，最后，这个形式又怎样经受不住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
真是变得叫人吃惊！在1877年，“全部《资本论》”是对一定社会形式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难道唯物主义不正是以物质条件说明社会形式吗？），而在1894年，却甚至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在哪部著作里去找这种唯物主义的叙述了！
在1877年，《资本论》是“研究”“这个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可不是吗？〉怎样经受不住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请注意这点！）；而在1894年却变成根本没有任何研究了，资本主义形式经受不住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的信念“纯粹”维系在“黑格尔三段式的最末一环上”了！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对于这个社会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的分析，将永远〈黑体是我用的〉是这位作者的逻辑力量和渊博学识的纪念碑”；而在1894年，他却宣称唯物主义学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经过科学的检验和论证！
真是变得叫人吃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70年代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因为自由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而对自由“嗤之以鼻”，曾同那些竭力掩盖俄国生活中的对抗性的“高头大额的自由派”作过斗争，而且幻想过◎第47页◎农民革命，但现在它已经完全变质了，产生了庸俗的小市民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认为农民经济的进步潮流给人以“振奋人心的印象”，而忘记了这种潮流带来（和引起）的是农民大批地被剥夺；第二，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维护“热血志士”（即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不受自由派批评家的攻击为己任，而且是那样专心致志，竟没有发觉马克思的方法和他自己的方法互不相容。可是有人向他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社会学之间的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恩格斯的文章和书就说明了这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说明了这点（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里往往可以看到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非常中肯的批评），--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不去认真地重新考虑问题，反而索性放肆起来。他现在不是欢迎马克思（像他在1872年和1877年所表现的那样）（注：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当时写的两篇文章：《关于马克思的一本书的俄文版》（1872年4月《祖国纪事》杂志第4期）和《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1877年10月《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48。），而是躲在居心叵测的赞词后面向他乱吠，并且大叫大嚷地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愿以“保护经济上的最弱者”为满足，不愿以货栈、农村改良、手工业博览馆和手工业劳动组合等等善良的小市民的进步办法为满足，而仍然想作“热血志士”，主张社会革命，要训练、领导并组织真正革命的社会分子。
讲了这一小段追述往事的插话以后，看来可以把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理论的“批评”的工作结束了。我们试把批评家的“理由”归纳起来作一总结。
他想要摧毁的学说，第一是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二是依据辩证方法的。
关于第一点，批评家首先说他不知道在哪部著作中叙述过唯物主义。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这种叙述，于是自己捏造一套什么是唯物主义。为了使人觉得这个唯物主义有过分的企求，他捏造说唯物主义者企求说明人类的全部过去、现在和将来；可是后来，◎第48页◎批评家查阅了马克思主义者原来的声明，发现他们自己认为只是说明了一个社会形态，于是批评家就断定唯物主义者缩小了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说这样他们就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为了向人说明制定这个唯物主义的方法，他便捏造说唯物主义者自己都承认他们的知识不足以制定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承认（在1845-1846年）对经济史的知识不够，虽然他们从未刊印这部证明他们知识不够的著作。演了这样一些前奏之后，批评家就以如下的批评款待我们：《资本论》被推翻了，因为它只涉及一个时期，而批评家是需要各个时期的；因为《资本论》并不确立经济唯物主义，不过是涉及经济唯物主义。这些论据大概很有份量并且很重要，所以只得承认唯物主义从未被科学地论证过。接着又用这样一件事实来反驳唯物主义，说有一个与这个学说完全无关的人，完全在另外一个国家研究了史前时期，也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其次，为了表明把子女生产扯到唯物主义上面去是完全不正确的，表明这不过是玩弄字眼，于是批评家就来证明经济关系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这位严肃的批评家在这里为了教训唯物主义者所作的指点，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深刻的真理：遗产制度非有子女生产不行，复杂的心理是同这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的，子女是以父辈的精神来教育的。顺便我们也知道了民族联系就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遍化。批评家在继续他的关于唯物主义的理论钻研时，察觉到马克思主义者许多论据的内容都是说在资产阶级制度下群众遭受压迫和剥削是“必然”的，这个制度“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连忙宣称：必然性是个太一般的括弧（如果不说清楚人们究竟认为什么是必然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是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批评家还说，马克思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是“单方面的”，可是只字不提这些唯心主义者的观点是怎样对◎第49页◎待主观方法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怎样对待这些唯心主义者的观点的。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基石--辩证方法，那只须这位大胆的批评家一推，就把它推翻了。而且这一下是推得很准的：批评家大卖气力来驳斥似乎用三段式可以证明什么东西的见解，可是闭口不谈辩证方法决不是三段式，不谈它恰恰是社会学中的唯心主义方法和主观主义方法的否定。另一下是专推马克思的：批评家在奋勇的杜林先生的帮助下，把一个不可思议的胡说偷偷加在马克思头上，似乎马克思在用三段式证明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然后批评家就得意洋洋地来攻击这个胡说。
这就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的辉煌“胜利”的史诗！观察这些胜利，岂不是“大有教益”（布勒宁）吗？
这里还不能不涉及一点，这虽然与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没有直接关系，但对弄清楚批评家的理想和他对现实的理解，却是极为重要的。这就是他对西欧工人运动的态度。
上面已经引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说法，他说唯物主义在“科学”上（也许是在德国“人民之友”的科学上吧？）站不住脚，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说，这个唯物主义“在工人阶级中间确实传播得很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究竟怎样解释这个事实呢？他说：“至于经济唯物主义在所谓横的方面获得成就，即它以未经批判地检验过的形式广为传播，那么，这种成就并不是侧重于科学方面，而是侧重于未来的远景所确定的日常生活实践方面。”未来的远景所“确定”的实践这一拙劣词句的意思，不外是说唯物主义所以得到传播，不是因为它正确地说明了现实，而是因为它离开这个现实，转到远景方面去了。接着又说：“这种远景对领会它的德国工人阶级所要求的，对热情关心德国工人阶级命运的人们所要求的，既不◎第50页◎是知识，也不是批判的思考。它要求的只是信仰。”换句话说，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所以能广为传播，是因为这个学说答应给工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只要稍微知道一点社会主义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历史，就可看出这种解释是极端荒谬和虚伪的。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第51页◎产阶级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写道：“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编者注），并且马克思严格地执行了这个纲领。谁都知道，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是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考察的只是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谁都知道，在未来的远景方面，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所写的东西多得多，他们极详细地描绘了未来的社会，想以这种制度的美景吸引人类，说那时人们不需要有斗争，那时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是建立在剥削上，而是建立在合乎人的本性条件的真正进步原则上。尽管有一大批叙述过这种思想的极有才华的人物和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大机器工业还未把工人无产阶级群众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涡，只要工人无产阶级斗争的真正口号还未发现，他们的理论始终是脱离生活的，他们的纲领始终是脱离人民的政治运动的。发现这个口号的是马克思，是很久以前（1872年）曾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评为“不是空想主义者，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枯燥的学者”的马克思。马克思发现这个口号，根本不是靠指出什么远景，而是靠科学地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说明在这个制度下剥削的必然性，探讨这个制度的发展规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当然可以对《俄国财富》的读者武断说，领会这种分析既不需要知识，也不需要思考，可是，我们已经看出他本人对这种分析所探明的起码真理一窍不通（我们将会看到，他那位经济学家同事更是如此（注：指谢·尼·尤沙柯夫。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的第2编里着重批评了这个民粹派分子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71页）。--52。）），所以他的这种说法自然只能使人付之一笑。不容置辩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发展起来，工人运动也就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展开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企图回避唯物主义在工人中间取得成就的真正原因，其手法是对这个学说如何对待“远景”作了与事实真相根本不符的介绍，现在他又开始用最庸俗的小市民的方式来嘲弄西欧工人运动的思想和策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实在举不出一个理由来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因劳动社会化而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论据，可是他却非常放肆地讥讽说，“无产者大军”正在准备剥夺资本家，“随后任何阶级斗争都会停止，天下就会太平，人间就会幸福”。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一条比这简单得多和正确得多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要“人民之友”更详细地指出“明白的和确定不移的”实现“合乎心愿的经济演进”的道路，那时这些人民之友就一定会“被召去”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见《俄国财富》第11期尤沙柯夫先生《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可是暂时……暂时工人还应当等待一下，应当指望人民之友，不要抱着“没有根据的自信心”来独立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我们这位作者想彻底摧毁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就声色俱厉地痛斥“这个几乎可以容纳在袖珍词典里的科学”。的确，这还了得：科学居然◎第52页◎是只值几文钱的可以放在口袋里的社会民主主义小册子！！有些人只是因为科学教导被剥削者独立进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教导他们拒绝任何掩盖阶级对抗并想独揽一切的“人民之友”，才重视科学，因而才用庸人们觉得有失体面的廉价出版物叙述这个科学。请看，这些人盲目自信到了何等地步！如果工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人民之友”，那就会是另一回事了，那时，“人民之友”就会拿出真正的、大部头的、学院式的和庸人的科学给他们看，就会把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组织详细地介绍给他们，只要……工人们同意等待，不抱着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自己起来斗争就行了！
　　　　　　　----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之二）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批评”的第二部分，已经不是反对马克思的理论，而是专门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谈这一部分以前，我们必须稍微离开一下本题。原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如他在批评马克思时不但没有打算确切地叙述马克思的理论，反而完全歪曲了这个理论一样，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也是肆无忌惮地加以歪曲。必须恢复真相。要做到这一点，最方便的办法是把俄国从前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对照一下。讲到前一种思想时，我且借用一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1892年《俄国思想》（注：《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К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53、211。）第6期上发表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也谈到马克思主义（并且--说来会使他惭愧--是以庄重口气谈到的，没有涉及那些只有按布勒宁方式才能在受检查的刊物上谈论的问题，也没有污蔑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是同马克思主义对立地--如果不是对立地，至少也是同它平行地--叙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当然丝毫不想侮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说，不想把他算作社会主义者，也丝毫不想侮辱俄国社会主义者，把他们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等看待：我只是认为他们和他的论证程序实质上是一样的，差别◎第53页◎只在于信念的坚定、率直和一贯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叙述《祖国纪事》的思想时写道：“我们向来把土地属于耕作者和劳动工具属于生产者作为道德的政治的理想。”出发点看来是极其善意的，充满了极其善良的愿望……　“我国还存在着的中世纪劳动形式（注：作者在另一地方解释道：”所谓中世纪劳动形式，指的不仅是村社土地占有制、手工业和劳动组合组织。所有这些无疑都是中世纪形式，但土地或生产工具属于劳动者的种种形式也应当算作中世纪形式。“）已大大动摇了，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完全取消这些形式，以迎合任何一种学说，不管是自由派的还是非自由派的。”
真是奇怪的议论！要知道，无论什么“劳动形式”，只在它被别的什么形式代替时才会动摇；而我们的这位作者甚至没有（而且他的同道中也没有一个人）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些新形式，以及弄清旧形式被这些新形式排挤的原因。更奇怪的是这段议论的第二部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取消这些形式，以迎合一种学说。”“我们”（即社会主义者，--请看上述附带说明）拥有什么手段来“取消”劳动形式，即改造社会各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呢？难道根据一种学说来改造这些关系的想法不是荒谬的吗？我们再听下去：“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一定要从本民族内部培育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但也不是要把西方文明连同一切腐蚀它的矛盾整个儿搬到我们这里来：必须尽可能从各处采纳长处，至于长处是自己的或别人的，那已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实际上方便不方便的问题。看来，这是这样简单明了，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的确，这是多么简单呵！从各处“采纳”长处，于是万事大吉！从中世纪形式中“采纳”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而从新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中“采纳”自由、平◎第54页◎等、教育和文化。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在这里了如指掌：社会学从空想--土地属于劳动者所有--开始，并指出实现合乎心愿的事情的条件：从四面八方“采纳”长处。这位哲学家纯粹形而上学地把社会关系看作是这些或那些制度的简单的机械的组合，看作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简单的机械的联结。他从这些现象中抽出一种现象，即中世纪形式中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以为可以把它移植到任何别的形式中去，就像一所房子上的砖可以砌到另一所房子上一样。但这不是在研究社会关系，而是糟蹋应该研究的材料，因为在现实中这种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并非像你所设想的那样单独和独立地存在着，这不过是当时生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土地为大土地占有者即地主所瓜分；地主把这种土地分给农民，以便剥削他们，于是土地好像是实物工资，它为农民提供必需品，使农民能够为地主生产剩余产品；它是一种使农民为地主服劳役的手段。为什么作者没有考察这种生产关系体系，而只抽出一种现象，因而使这种现象完全被歪曲了呢？这是因为作者不善于考察社会问题：他（再说一遍，我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议论只是当作例子，来批评整个俄国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打算说明当时的“劳动形式”，把这些形式看作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看作一定的社会形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根本不懂得辩证方法，而辩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
他根本没有想到旧劳动形式被新劳动形式排挤的原因问题，于是在谈论这些新形式时便重复着完全同样的错误。在他看来，只要指出这些形式“动摇着”土地属于耕作者的制度（总的说来，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并斥责这多么不符合理想就够了。他的议论又是十分荒谬的：他抽出一种现象（土地被剥夺），却没有把它当◎第55页◎作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另一种生产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商品经济则必然引起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造成不平等，使一部分人破产和另一部分人发财。他指出了多数人破产的现象，却忽略了少数人发财的现象，从而使自己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他把这种手法居然还叫作“寻求有血有肉的生活问题的答案”（1894年《俄国财富》第1期），实则恰恰相反，他不能也不愿说明现实和正视现实，于是可耻地避开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样的生活问题，而躲入天真的空想领域中去；他把这叫作“寻求理想地处理迫切复杂的现实生活问题的答案”（《俄国财富》第1期），实则他根本没有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一真正的现实。
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从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毫无意思地抽出个别要素，从中世纪社会形态中抽出这个，从“新”社会形态中抽出那个，如此等等，然后用这些东西给我们臆造了一个乌托邦。显然，建立在这上面的理论，不能不与现实的社会演进相脱离，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并不是由这儿那儿采纳来的要素构成的社会关系，而是决定农民和富农（善于经营的农夫）、手工业者和包买主、工人和厂主之间关系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我们的空想主义者所完全不了解的。他们想按自己的理想来改造这些他们所不了解的社会关系的企图和努力不能不遭到失败。
在“诞生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社会主义问题在俄国的情形，概括说来就是如此。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批评以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观方法开始的；他们不以指出和斥责剥削现象为满足，他们力求说明这种现象。他们看见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是多数人破产和少数人发财的历史，目睹小生产者的大量遭受剥夺与普遍的技术进步同时◎第56页◎存在，发现商品经济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发展并巩固起来，这两个绝对相反的潮流就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产生和加强起来，所以他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他们所遇见的是必然使大众遭受剥夺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这一信念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实践纲领。这个纲领归结起来就是加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加入无产者阶级反对有产者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俄国从最偏僻的乡村到最新式完善的工厂的经济现实的主要内容。怎样加入呢？答案又是由现实本身提示给他们的。资本主义已使主要工业部门达到大机器工业的阶段；它从而使生产社会化了，造成了新制度的物质条件，同时造成了新的社会力量--工厂工人阶级，即城市无产阶级。虽然这个阶级遭受的资产阶级剥削，按经济实质来说，和俄国全体劳动群众遭受的剥削是同样的，但是这个阶级在谋求自身解放这个方面却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它同完全建立在剥削上面的旧社会已经没有丝毫联系；它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本身就把它组织起来，迫使它开动脑筋，使它有可能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社会民主党人自然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个阶级身上，把自己的纲领归结为发展这个阶级的阶级自觉，把自己的全部活动都用来帮助这个阶级起来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直接政治斗争，并吸引俄国全体无产阶级投入这个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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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看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怎样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他用什么来反对他们的理论观点，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
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被批评家说成下面的样子：
似乎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真理在于：按照历史必然性的内在◎第57页◎规律，俄国一定会使具有一切内部矛盾和大资本吞并小资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而脱离土地的农夫一定会变成无产者，一定会联合起来，一定会社会化，于是万事大吉，幸运的人类就可坐享其成了”。
请看，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的理解同“人民之友”毫无区别，只是对未来的想法有所不同：他们大概完全不注重现在，而只注重“远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思就是这样，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完全相信，他们对未来的预见没有一点空想成分，一切都是按照严格科学的训条衡量过的”；最后说得更加明白：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并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
总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陈腐最庸俗的责难，这种责难是所有那些丝毫不能从实质上反驳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人早已用过了的。“马克思主义者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
这完全是撒谎和捏造！
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竟然认为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根据理论符合一定的即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这一点，而是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而且他们也不能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这种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自己就十分明确地说过对理论的这种要求，并且以此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第58页◎
当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任意反驳这些话，说他“亲耳”听到的恰恰是信奉抽象的历史公式。可是，就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真从他的交谈者口里听到各种荒谬的胡说，那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或其他任何人又有什么相干呢？这除了证明他很幸运地挑中了自己的交谈者，还能证明什么呢？当然，很可能这位机智哲学家的这些机智交谈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等等，可是，谁不知道现在（这早已被人看出）任何一个坏蛋都喜欢穿上“红”衣服呢？（注：我写这段话是假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确实听到有人说过信奉抽象的历史公式，他一点也没有撒谎。但我认为他绝对需要就此附带声明一句：我是人云亦云而已。）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此明达，竟不能把这种“乔装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辨别清楚，或者说，如果他如此深知马克思，竟没有看出马克思十分着重提出的这个衡量他的全部学说的标准（把“我们眼前发生的现象”表述出来），那不过又证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聪明而已。
不管怎样，他既然在报刊上开始同社会民主党人论战，他就应当针对这样一批社会主义者，他们早已用这个名称，而且只有他们用这个名称，所以决不能把别人同他们混淆起来，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著作界代表--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小组（注：指劳动解放社。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择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59、148、262、283、494、761。）。如果他这样做了，--显然，任何一个稍微正派的人都应当这样做，--并且读过第一本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即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那么，他在头几页上就会看到作者以小组全体成员名义所写的那个毫不含糊的声明：
“我们决不想用一个伟大名字的威望〈即马克思的威望〉来庇护自己的纲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懂俄文吗？您懂得信奉抽象◎第59页◎公式和判断俄国的事情上不靠马克思的任何威望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吗？
您把有幸偶尔从您的交谈者那里听来的断语，当作马克思主义者的断语，而把社会民主党的一位卓越成员以整个团体名义在刊物上发表的声明置之不理，您懂不懂您这样做是不老实呢？
往下还有更加明确的声明：
普列汉诺夫说：“我再说一遍，在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估计当代俄国现实的问题上可能发生意见分歧”；我们的学说是“运用这个科学理论来分析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初次尝试”。
看来，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
或许，你们以为作者在作这样的声明时，实际上所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吧？但这是不对的。他当时要回答的问题是：“俄国是不是应当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可见这个问题完全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是按我国各种哲学家的主观方法提出的，这些哲学家或者是把长官的政策，或者是把“社会人士”的活动，或者是把“适合人的本性的”社会理想一类的胡说，当作这种应当不应当的标准。现在要问，如果是一个信奉抽象公式的人，那会怎样回答这类问题呢？他大概会谈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马克思理论的一般哲学意义，每个国家经过某某阶段的不可避免性，如此等等。
而普列汉诺夫是怎样回答的呢？
他是像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回答的那样回答的：◎第60页◎
他把应当不应当这个无聊的、只能使主观主义者发生兴趣的问题完全撇在一边，始终只谈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谈这些关系的现实演进。因此，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提得不正确的问题，而是回答说：“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装作行家的样子，大谈什么信奉抽象的历史公式、必然性的内在规律等等荒诞无稽的鬼话！而且把这叫作“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战”！！
我真不懂，如果他是论战家，那谁又是空吠者呢？！
谈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上述那段言论时，还不能不指出：他把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叙述成这样，似乎他们认为“俄国一定会使它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显然，在这位哲学家看来，俄国还没有“它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位作者想必赞成俄国资本主义只包括150万工人的看法，--我们在下面还会碰到我国“人民之友”的这种幼稚思想，他们把其余一切剥削自由劳动的现象不知归到哪里去了。“俄国一定会使具有一切内部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而脱离土地的农夫一定会变成无产者。”真是越说越糟！这样说来，岂不是俄国就没有“内部矛盾”了吗？直截了当地说，也就是没有一小撮资本家对人民大众的剥削了吗？没有大多数居民破产和一小撮人发财了吗？农夫还只是将要脱离土地吗？试问，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是什么呢？不正是农民大量遭到剥夺，其强度是世所未见的吗？该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当众说出这种话来。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有这种勇气说：“马克思谈的是现成的无产阶级和现成的资本主义，而我们还需要创造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俄国还需要创造无产阶级？！在俄国，只有在俄国，才能看到群众穷得走投无路，劳动者横遭剥削，它的贫民生活状况往往被拿来同英国相比（而且比得合情合理）；千百万人民忍饥挨饿是经常的现象，而粮◎第61页◎食输出却在日益增加。在这样的俄国，竟没有无产阶级！！
我认为，为了这些经典式的词句，应当给健在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建立一座纪念碑！（注：不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也许还要试图抵赖，说他决不是想说俄国根本没有无产阶级，而只是想说俄国没有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吧？是不是？那您为什么不把这一点说出来呢？其实全部问题就在于：俄国无产阶级究竟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组织所特有的无产阶级呢，还是别的什么无产阶级？既然您在整整两篇文章中对这个最关紧要和重大的问题只字不提，宁肯胡说八道，乱扯一通，那又该怪谁呢？）
不过我们在下面还会看到，“人民之友”惯用的策略，就是假装看不见俄国劳动者痛苦不堪的状况，硬说这种状况仅仅有点“不大稳定”，只要“文化界”和政府作些努力，就可以把一切引上正道。这些骑士们以为只要他们闭眼不看劳动群众状况所以不好，并不是因为这个状况“不大稳定”，而是因为劳动群众遭受一小撮剥削者的最无耻的掠夺，只要他们像鸵鸟一样把脑袋藏起来，不看这些剥削者，那么，这些剥削者就会消失。社会民主党人告诉他们，这是不敢正视现实的可耻的怯懦心理。社会民主党人把这一剥削事实作为出发点，并说这一事实只能用俄国社会的资产阶级组织把人民大众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解释，只能用俄罗斯国家这个无非是资产阶级统治机关的阶级性质来解释，因此，唯一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当社会民主党人对他们这样说的时候，这些“人民之友”就大哭大叫起来，说社会民主党人想使人民丧失土地！！想破坏我国人民经济组织！！
我们现在来谈谈这至少是不体面的全部“论战”中最令人愤慨的地方，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的“批评”（？）。谁都懂得，社会主义者和鼓动家在工人中间的活动不能在◎第62页◎我国的合法报刊上开诚布公地讨论，受检查的正派报刊在这方面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保持应有的缄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忘记了这个起码的规矩，恬不知耻地利用他对读者说话的垄断权来诬蔑社会主义者。
不过，就是不利用合法报刊，也会有办法来对付这个放肆无礼的批评家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故作天真地说道：“据我所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分为三类：旁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过程的旁观者）、消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减轻分娩的痛苦“。他们”对种地的人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和希望放在那些已经失去生产资料的人的身上“）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公然主张使农村进一步破产）。”
这是什么话？！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以这样一种对现实的看法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者，即他们认为现实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摆脱这个社会的唯一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难道批评家先生不知道吗？他究竟用什么办法，根据什么理由，把他们同那种荒唐的庸俗见解混为一谈呢？他有什么权利（当然是道义上的权利）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词用于那些显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基本原理的人，用于那些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以一个单独团体的名义发表过意见、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过任何一种单独纲领的人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给自己留下了很多后路，来为这种恶劣手法作辩护。
他用上流社会纨袴子弟的轻浮态度讥讽说：“也许这不是一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却自认为是并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宣布的呢？在彼得堡的自由派和激进◎第63页◎派的沙龙里吗？在私人的书信里吗？就算是这样吧。那就请您在自己的沙龙里，在自己的通信中去同他们交谈吧！可是要知道您是在报刊上公开地反对那些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公开（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表过意见的人的。而且您明知道只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团体用这个名称，不能把别的什么人同这个团体混为一谈，您却敢宣称您是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论战！（注：我现在来谈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举出的一个事实。凡是读过他文章的人都会承认，他把斯克沃尔佐夫先生（《饥荒的经济原因》的作者）也列为“马克思主义者”。可是，这位先生本人并不这样称呼自己。只要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著作有最起码的了解就可以知道，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这位先生不过是一位极庸俗的资产者罢了。他不懂得，他为之拟订进步方案的社会环境是资产阶级的环境，因此连农民经济中确实可以觉察到的一切“技术改良”，也都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是改善少数人状况而使多数人变成无产者，--既然如此，那他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既然不懂得他对之提出方案的国家是一个只能拥护资产阶级和压迫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那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像一个被揭发了的学生那样躲躲闪闪，拼命向读者证明说：这与我毫不相干，我是“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真是妙极了！我们乐于相信在您眼里除庸人和坏蛋外，没有别的人，但这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有什么相干呢？“在现时”，在不仅社会主义的活动，而且任何稍许独立的和正直的社会活动都要招来政治迫害的时候，有一个在这一或那一旗帜（民意主义（注：民意主义指民意党的学说和主张。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毁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64、139、271、284、294、471、726、764。）、马克思主义、或者甚至是立宪主义的旗帜）下真正工作的人，就会有几十个假借这种名义来掩饰其自由派怯懦心理的清淡家，也许还会有几个简直是专谋私利的卑鄙家伙，这谁不知道呢？只有最卑鄙龌龊的家伙，才会把各种肮脏分子玷污了（而且是不声不响地）其中某一派的旗帜这一事实拿来归罪于这一派，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全部叙述从头到尾都是曲解、歪曲和捏造。我们在◎第64页◎上面已经看见，社会民主党人作为出发点的那些“真理”，被他完全歪曲了，被他说成另外一个样子，其实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那样叙述过，而且也不可能那样叙述。如果他叙述了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现实的真正见解，他就不能不知道：能与这种见解“相适应的”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的发展，组织并团结无产阶级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政治斗争。可是他还留了一手。他装着受了委屈的样子，伪善地指天誓日，并油滑地说：“我很乐意听到这点，但我不懂你们抗议的是什么。”（他在《俄国财富》第2期上就是这样说的）“你们仔细读读我对消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就会知道我是说：从伦理观点看来，没有什么可反驳的。”
这当然不过是再次搬出从前那些可怜的遁词而已。
请你们说说，你们会把这样一个人的行为叫作什么：他说他在批评社会革命民粹派（另外一种民粹派还未出现，--我是拿这样一个时期来说的），同时却说出下面一类的话：
“据我所知，民粹主义者分三类：第一是彻底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完全接受农夫的思想，完全按照农夫的愿望把笞刑和打老婆的风气普遍化，总之是奉行皮鞭刑棍政府的万恶政策，这种政策也曾叫作人民政策；其次是胆怯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并不关心农夫的意见，只是企图通过结社之类的方法，把不合俄国国情的革命运动搬到俄国来，--可是，假如不是道路很滑，容易使胆怯的民粹主义者滚向彻底的民粹主义者或勇敢的民粹主义者的话，从伦理观点看来，是没有什么可反驳的；最后是勇敢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在充分地实现善于经营的农夫的人民理想，因而去耕田种地，以便过十足的富农生活。”一切正派的人当然会把这叫作卑鄙庸俗的嘲弄。假如说这种话的人不能在同一报刊上受到民粹主义者的驳斥，假◎第65页◎如这些民粹主义者的思想至今只是秘密地叙述过，因此，许多人对于这种思想都没有一个确切的了解并容易相信关于民粹主义者的任何一种说法，那么，大家都会同意这种人是……
不过，也许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还没有完全忘记这里应当安上一个什么字眼。
　　　　　　　　　----
然而，已经够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诸如此类的诽谤还有很多，可是，我不知道还有哪种工作会比在这污泥浊水中折腾，把散在各处的暗示收集起来加以比较，从中找出哪怕是一条稍微像样的反驳意见，更加讨厌，更加徒劳，更加吃力的了。
够了！
　　　　　　1894年4月
第三编（节选）
…………
当时，在60年代，农奴主的势力已经衰退，他们遭到了虽然不是最后的但终究是决定性的失败，不得不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反之，自由派抬起了头。进步、科学、善良、反对虚伪、人民利益、人民良心、人民力量等等自由主义词句风靡一时，现在，在这特别灰心失望的时刻，我国激进主义的无病呻吟家在他们的沙龙里，我国自由主义的清谈家在他们的纪念宴会上和他们的报章杂志上所呕吐出来的也是这些词句。自由主义者原来很有势力，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了“新秩序”，--当然还不是完全改造，但终究是在相当程度上改造了“新秩序”。虽然当时俄罗斯也还没有“公开的阶级斗◎第66页◎争的亮光”，但终究比现在亮一些，所以连那些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宁愿梦想美好的未来而不愿说明丑恶的现在的劳动阶级思想家，也不能不看到自由主义的后面隐藏着富豪，不能不看到这种新秩序就是资产阶级的秩序。农奴主被逐出舞台，他们没有转移大家对当前更紧迫的问题的注意，没有妨碍大家按新秩序的纯粹（比较起来说）形态来观察新秩序，所以大家才有可能考察这一点。我国当时的民主主义者虽然善于指摘富豪的自由主义，可是不善于了解它和科学地说明它，不善于了解它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下的必然性，不善于了解这个新的生活方式比旧的农奴制的生活方式进步，不善于了解这个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他们只是“唾弃”这种“自由”和“人道”的秩序，认为资产阶级性是一种偶然现象，期望“人民制度”中间还会出现另一种社会关系。
历史果然向他们昭示了另一种社会关系。没有完全被改革（注：32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和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租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
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像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67、100、250。）（被农奴主的利益弄得残缺不全的改革）打垮的农奴主已经（暂时）复活起来，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关系以外的另一种社会关系是什么东西，并且用一种肆无忌惮、毫无理性和残暴至极的反动行为表明了这种关系，以致我国民主主义者胆怯了，屈膝了，不仅不向前进，把他们那种只善于感觉而不善于了解资产阶级性的幼稚的民主主义改造为社会民主主义，反而倒退到自由派那里去，现在他们竟自夸起来，说“所有严肃正派的报刊”都赞同他们的诉苦声……即我想说的他们的理论和纲领。看来教训是非常发人深思的：旧时社会主义者关于人民生活的特殊方式、人民的社会主义本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偶然性等幻想，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了；看来现在已经可以正视现实并公开承认：俄国除开资产阶级的和过时的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其◎第67页◎他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除了经过工人运动，是不能有别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可是，这些民主主义者什么也没有学会，于是小市民社会主义的幼稚幻想就让位于小市民进步办法的实际清醒主张了。
现在，这些冒充劳动者利益代表的小市民思想家的理论简直是反动的了。他们抹杀现代俄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对抗，硬说可以用一般的、照顾到一切人的“振兴”、“改良”等等措施来办妥一切，硬说可以调解和统一。他们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国家描绘成一种凌驾于各阶级之上从而适宜于并且能够给被剥削群众以某种重大真诚帮助的东西。
最后，他们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劳动者为了本身的解放必须自己进行斗争，必须进行殊死的斗争。例如，在“人民之友”看来，仿佛他们能独自把一切安排妥贴。工人可以放心。你看，甚至有一个技师也到《俄国财富》编辑部来了，他们几乎完全拟好了一个“把资本主义推行到人民生活中去”的“计划”。社会主义者应该坚决彻底地同一切小市民的思想和理论决裂，--这就是应该从这次进攻中得出来的主要的有益的教训。
请注意，我是说同小市民思想决裂，而不是同“人民之友”及其思想决裂，因为同从未有过联系的东西是说不上决裂的。“人民之友”只是这类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的一个流派的代表。我所以在这里作出必须同整个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同整个旧时俄国农民社会主义思想决裂的结论，这是因为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吓坏了的旧思想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的这次进攻，推动他们特别充分而突出地把小市民思想描绘了出来。我们把这种思想同现代社会主义、同有关俄国现实的现代资料加以对照，就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思想已经衰竭到什么程度，它已经丧失了任何完整的理论基础，堕落成了可怜的折中主义，堕落成了最平庸的文化派◎第68页◎机会主义的纲领。有人会说，这不能怪整个旧社会主义思想，而只能怪这些从未被任何人算作社会主义者的先生们；但我觉得这种异议是毫无根据的。我到处竭力指明旧理论的这种堕落的必然性，到处竭力少用一些篇幅来专门批判这些先生，而尽量多用一些篇幅去批判俄国旧社会主义的一般基本原理。如果社会主义者认为我把这些原理叙述得不正确，或不确切，不透彻，那我只好恭请诸位先生，请你们自己把这些原理叙述出来，把这些原理好好地说透彻吧！
老实说，再没有人比社会民主党人更乐于有机会同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了。
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乐意回答这些先生们的“论战”吗？难道你们以为不是他们公开、坚决而激烈地挑战，我们会来干这种事情吗？
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不尽力克制自己就能阅读、反复阅读和仔细阅读这种用官场自由主义词藻和小市民说教拼凑而成的令人作呕的东西吗？
要知道，现在只有这班先生在论证和叙述这种思想，那总不能怪我们吧。同时还请注意，我是说必须同小市民的社会主义思想决裂。我们分析过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无条件是反动的，因为它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而出现的。
其实这里丝毫没有社会主义气味，就是说，所有这些理论根本没有说明劳动者受剥削的原因，因而绝对不能有助于劳动者的解放，其实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反映和拥护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那我们就一定会用另一种态度对待它们，就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工人阶级应该怎样对待小资产阶级及其纲领呢？不注意到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我们俄国表现得特别厉害，因为这里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发展程度◎第69页◎较低），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它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就是说，它反对中世纪时代和农奴制度的一切残余；它是反动的，因为它极力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力图阻止和扭转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例如，所谓禁止转让份地（注：份地是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留给农民的土地。这种土地由村社占有，分配给农民使用，并定期重分。--70、101、782。）一类的反动要求，也和其他许多监护农民的办法一样，通常都是用保护劳动者的漂亮借口作掩护的；而事实上这些要求显然只能使劳动者的状况恶化，同时阻挠他们的解放斗争。必须把小资产阶级纲领的这两个方面严格区别开，所以在否定这些理论具有任何社会主义性质时，在反对它们的反动方面时，不应当忘记这些理论的民主主义部分。现在我用实例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对小市民理论的完全否定，不仅不排斥它们纲领中的民主主义，反而要求更加坚持民主主义。前面已经指出小市民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理论中总是利用的三个基本论点：缺少土地，税款过重，受行政机关压迫。
要求铲除这些祸害，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因为这些祸害丝毫不能说明剥夺和剥削，铲除这些祸害丝毫不会触动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可是铲除这些祸害，就会清除加重这种压迫的中世纪破烂，使工人易于直接同资本进行斗争，因此，这种举动，作为民主主义的要求，定会得到工人最坚决的支持。一般说来，税款和赋税是只有小资产者才能特别重视的问题，但在我们这里，农民税款在许多方面不过是农奴制的残余：例如，应当立即无条件地废除的赎金（注：赎金指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民为赎取份地每年交纳的款项。按照改革的法令，农民的宅地可以随时赎取，而份地则须经地主与农民自愿协议或地主单方面要求始可赎取。份地的赎价是将每年代役租按6％的年利率加以资本化得出的，例如，每年代役租为6卢布，赎价就是100卢布。所以农民所赎取的在名义上是土地，实际上也包括人身自由在内，赎价远远超过了份地的实际价格。在赎取份地时，农民先付赎价的20-25％（如果地主单方面要求赎地，则农民不付这笔费用），其余75-80％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然后由农民在49年内加利息分年偿还政府。因此赎金实际上成了前地主农民交纳的一种沉重的直接税。由于农民赎取份地的最后限期为1883年，赎金的交纳要到1932年才最后结束。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沙皇政府慑于农民运动的威力，从1907年1月起废除了赎金。--70、210、348。）就是如此；那些只落到农民和小市民身上而与“贵人”无关的赋税就是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始终会支持这种要求：铲除这些造成经济政治停滞的中世纪关系的残余。缺少土地的问题也是如此。我已在前面详细地证明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叫喊的资产阶级性质。例如，农民改革用割地（注：割地是指俄国1861年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果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1/3（草原地区为1/2），就从1861年2月19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地也可以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代替这一要求。--70、101、773、780。）的办法直接替地主抢劫了农民，直接（夺去◎第70页◎农民土地）和间接（巧妙地隔开份地）地为这一巨大反动势力效了劳，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社会民主党人将最坚决地要求把夺自农民手中的土地立即归还农民，把地主的地产（这个农奴制度和农奴制传统的支柱）剥夺干净。后一种要求与土地国有化相吻合，其中并不含有任何社会主义的东西，因为已在我国形成的农场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只会更迅速更蓬勃地发展起来，但这一要求在民主主义意义上说来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唯一能够彻底打垮高贵地主的办法。最后，当然只有尤沙柯夫先生和瓦·沃·先生之流才会把农民的无权说成是农民被剥夺和被剥削的原因，但行政机关对农民的压迫不仅是明显的事实，并且不是简单的压迫，而是公然把农民看作“贱民”，认为他们命该受高贵地主的支配，让他们享受一般公民权利（例如迁徙权（注：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现任农业大臣叶尔莫洛夫先生在《歉收和人民的灾难》一书中反对移民时所表现的纯粹俄罗斯式的农奴主的厚颜无耻。他说，从国家观点看来，不能认为移民是合理的，因为欧俄地主还很需要空闲人手。--真的，农民生在世上，不是为了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寄生的地主及其“显贵的”走卒，又是为了什么呢？））只是一种特别的恩惠，任何一个庞巴杜尔（注：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像。“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71、470。）都可以把他们当作关在贫民习艺所里的人来摆布。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无条件地赞同这种要求：完全恢复农民的公民权利，完全废除一切贵族特权，取消官僚对农民的监护，给予农民自治权。
一般说来，俄国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徒，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该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在自己的活动中始终不应忘记民主主义的巨大重要性。（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普列汉诺夫说得很对：我国革命家有“两种敌人，一种是还没有完全根除的陈腐偏见，一种是对新纲领的狭隘理解”。见附录三（本卷第81页。--编者注）。）◎第71页◎
俄国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比西欧），它像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身上，阻碍着一切等级和一切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不主张反对一切农奴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等级制度、官僚制度的斗争对于工人有巨大的重要性。必须向工人十分详细地指明：这些制度是多么可怕的反动力量，它们在怎样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怎样欺压劳动者，怎样把资本阻滞在它的中世纪形式中，这种形式对劳动的剥削并不亚于现代工业形式，而且给解放斗争增添了极大的困难。工人应当知道，他们不推倒这些反动支柱（注：事实上在治理俄罗斯国家的我国官僚是特别厉害的反动机构，它还不大为我国革命者所注意。这种主要靠平民知识分子补充的官僚，按其出身及其活动的使命和性质来说，都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性质，但专制制度和高贵地主的巨大政治特权，却赋予他们特别有害的品质。他们是见风使舵的人，把兼顾地主和资产者的利益看作自己的最高任务。他们是犹杜什卡(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72。)，利用自己同农奴主的感情和联系来欺骗工农，借口“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和对他们实行“监护”以免受富农和高利贷者的压迫，而采取各种办法把劳动者压低到“贱民”的地位，使他们受农奴主-地主的宰割，从而更加无法抵御资产阶级的进攻。他们是最危险的伪君子，很有西欧反动专家的经验，巧于用爱人民的词藻来掩饰他们阿拉克切耶夫式的贪欲（阿拉克切耶夫式的贪欲意思是极端的专横和残暴。阿·安·阿拉克切耶夫是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权臣，推行反动的警察制度，用极端残暴的手段对付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和任何要求自由的表现。--72。）。），就根本无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因为只要这些支柱存在，俄国农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支持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永远摆脱不了闭塞无知、担惊受怕的状况，只能作绝望的挣扎，而不能进行明智顽强的抗议和斗争。因此，同激进民主派一道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反动的等级和机构，是工人阶级的直接责任，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使工人阶级明了这种责任，同时又要时时刻刻使工人阶级记住：反对这一切制度的斗争，只是作为促进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手段才是必要的；工人需要实现一般民主主义要求，只是为了扫清道路，以便战胜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即资本，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纯粹◎第72页◎民主主义的制度，但它在我们俄国却特别倾向于牺牲自己的民主主义，而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压迫工人，更加厉害地阻止工人运动的出现。
以上所述，看来足以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如何对待专制制度和政治自由，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近来特别加强起来的、力求把一切革命者的派别“统一”和“联合”起来争取政治自由的思潮了（注：指民权党。
民权党是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1893年夏成立。参加创建的有前民意党人奥·瓦·阿普特克曼、安·伊·波格丹诺维奇、亚·瓦·格杰奥诺夫斯基、马·安·纳坦松、尼·谢·丘特切夫等。民权党的宗旨是联合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力量为实现政治改革而斗争。该党发表过两个纲领性文件：《宣言》和《迫切的问题》。1894年春，民权党的组织被沙皇政府破坏。大多数民权党人后来加入了社会革命党。--73、139、764。）。
这是一个颇为新奇而独特的思潮。
它所以新奇，是因为“联合”的建议不是来自某个集团或某几个纲领明确而且有某些相似的集团。如果是这样，联合问题就会是每一个别场合的问题了，就会是准备统一的各个集团的代表能够解决的具体问题了。那也就不会有特别的“统一”思潮了，但这个思潮是有的，而掀起这个思潮的无非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离开了旧立场而没有走上任何新立场，这就是说反专制制度的战士直到现在所依靠的理论显然已在崩溃，因而也使斗争所需要的团结条件和组织条件遭到破坏。这些“统一派”和“联合派”的先生们想必以为创立这样一种理论是最容易的事情，只要把它全部归结为反对专制制度和要求政治自由，至于其余一切社会主义问题和非社会主义问题，可以避开不谈。显然，这种幼稚的错误观点，在一开始进行这类统一的尝试时，就一定会不攻自破。
这种“统一”思潮所以独特，是因为它反映着战斗的革命的民粹主义转变为政治激进民主主义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之一，这个转变（过程）我在上面已经尽力描述过了。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集团，只有在制定一个抛弃旧时俄国独特发展论的偏见的、提出民主主义要求的坚定纲领时，才能在上述旗帜下巩固地统一起来。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创立这样一个民主主义政党当然是有益的前进步骤，而且他们为反对民粹主义所进行的工作会促成这种进◎第73页◎步，有助于根除一切偏见和神话，使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聚集起来，由其余的集团组成一个民主主义政党。
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能同这个政党“统一”，因为他们认为工人必须独立地组织成一个单独的工人政党，但是工人对民主主义者反对反动机构的一切斗争，都会极力给以支持。
民粹主义已经堕落为最平庸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理论，“人民之友”就是这种堕落的非常明显的例证。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某些人犯了多么重大的错误，他们只向工人传播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思想，却不同时向工人说明我国社会关系的对抗性（由于这种对抗性，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主张政治自由），不同时向工人说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是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有些人喜欢责备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似乎要独享马克思的理论，可是又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接受的。试问，既然我们俄国劳动者遭受剥削根本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组织，而是由于缺少土地、税款过重和受行政机关压迫，那么，向工人解释价值形式、资产阶级制度的实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又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阶级斗争理论甚至不能说明工人对厂主的关系（我国资本主义是由政府人为地培植起来的），那么，向工人（更不必说向那不属于已经形成的工厂工人阶级的“人民”大众了）解释阶级斗争理论，又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想在我国寻找一条避开资本主义、避开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无产阶级而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那么，又怎能接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及其关于无产阶级具有通过资本主义来组织共产主义的革命作用的结论呢？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号召工人争取政治自由，就等于号召工人◎第74页◎替先进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因为不能否认（值得注意的是连民粹派和民意党也不否认），政治自由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不能改善工人的状况，它只能……只能改善同这个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条件。我说这些话是反对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者的，他们不接受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却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因为他们根据经验确信只有在工人中间才可以找到革命分子。这些社会主义者使自己的理论同实践相抵触，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诱使工人抛弃自己的直接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任务。（注：必须发动工人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结论可以从两方面得出：或者把工人看作争取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战士，那就得把政治自由看作便利工人斗争的条件之一。社会民主党人就是这样看的。或者把工人单单看作是在现代制度下受苦最深、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并能最坚决地反对专制制度的人。但这也就等于要工人作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尾巴，而资产阶级激进派是不愿看见在全体“人民”一致反对专制制度的后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的。）
当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抗因受农奴制度的压制而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农奴制度激起了全体知识分子一致的抗议和斗争，从而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国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民主主义，以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之间没有深刻分歧的时候，产生上述错误是很自然的。现在，当经济发展已有长足的进步，甚至从前否认俄国有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人也承认我国恰恰是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时候，对这一点已经不可能有任何错觉了。“知识分子”的成分，也和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社会成分一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如果说，在后者中间起统治和支配作用的是资本家，那么，在前者中间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人数日益迅速增加的一帮野心家和资产阶级的奴仆，也就是那些心满意足、毫无梦想、深知本身要求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激进派和自由派不仅不否◎第75页◎认这一事实，反而极力强调它，煞费苦心地证明它不道德，斥责它，极力想粉碎、耻笑……和消灭它。这种想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自己的资产阶级性而感到羞惭的天真妄想，正像小市民经济学家想用资产阶级使人民破产，使大众贫困、失业和饥饿（援引“哥哥”的经验）来恐吓我国资产阶级的意图一样，是很可笑的；这样审判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思想家，就跟判决把狗鱼投到河里去（注：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狗鱼》。狗鱼因危害鱼类而受到审判。胡涂法官听从了和狗鱼狼狈为奸的检察官狐狸的建议，判决把狗鱼投到河里淹死。--76。）一样。除此而外，还有这样一种自由派和激进派“知识分子”，他们滔滔不绝地大谈其进步、科学、真理、人民等等，他们喜欢怀念60年代，说当时没有争执、消沉、灰心和冷淡，大家的心都热中于民主主义。
这些先生由于他们固有的天真，怎么也不愿意了解当时的一致是由当时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这样的条件不会回来了。当时大家都同样受到农奴制度的束缚，其中有积了一点钱而想过快活日子的农奴主的管家，也有仇恨地主老爷勒索、干涉和打断他的经营的善于经营的农夫，也有地主家中的无产仆人，以及被卖给商人去盘剥的破产农夫；当时受到农奴制度压迫的还有商人兼厂主，有工人，有手工业者，有工匠。当时在所有这些人之间只有一种联系，就是他们都敌视农奴制度，而超出这种一致就是最剧烈的经济对抗了。只有完全沉醉于甜蜜梦想的人才会至今还看不见这种已经有了这么大发展的对抗，才会在现实生活要求斗争，要求每个不愿替资产阶级当自愿的或非自愿的走卒的人都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时候，还在泣求这个一致的时代重新到来。
如果你们不轻信关于“人民利益”的花言巧语，而去深究一下，那就会看出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些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梦想用各种天真的进步办法来改善、维持和恢复自己的（他们说是“人民的”）经济，他们绝对不能了解，在现存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所有这些进步办法只会日益加深大众的无产阶级化。我们不能◎第76页◎不感谢“人民之友”，因为他们大大帮助了我们认清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性质，从而更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我国小生产者的小资产阶级性的理论，因为他们必然使那些把俄国社会主义者迷惑了这么久的旧幻想和神话加速破灭。“人民之友”已把这些理论用得又脏又破又烂，使俄国信奉这些理论的社会主义者非要二者择一不可：或者重新审查这些理论，或者将它们完全抛弃，让那些洋洋得意地向全世界宣告富裕农民购置改良农具的先生（他们煞有介事地要你们相信必须欢迎那些在赌桌跟前坐腻了的人）去独自享用。他们不仅这样煞有介事地谈论“人民制度”和“知识分子”，并且还大言不惭地谈论远大的理想和对生活问题的理想提法！……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臆想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立脚点，才能指望工作获得成效。同时，他们的理论工作的方向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和一贯发展，凡是这种对抗被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把它揭示出来。理论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给以完备的说明，应当指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
这种以详细研究俄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理论，应当解答无产阶级急需解答的问题，--如果这种理论合乎科学要求，那么，无产阶级反抗思想的任何觉醒都必然会把这种思想引上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制定这种理论的工作越有进展，社会民主主义就成长得越快，因为最机灵的现代制度的保护者也没有力量来阻止无产阶级思想的觉醒，其所以没有力量，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把生产者剥夺得越来越厉害，使无产阶级和它的后备◎第77页◎军越来越壮大，同时社会财富也在不断增大，生产力大大发展，资本主义造成劳动社会化。虽然制定这种理论还要做很多工作，但社会主义者完成这个工作是有把握的，因为唯物主义，即要求任何纲领都是对现实过程的确切表述的唯一科学方法，已在他们中间传播；因为接受这种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功，连我国自由派和民主派都大为震惊，于是他们那些厚本的杂志--照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也办得不再是枯燥无味的了。
我这样强调社会民主党人理论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决不是想说，这个工作比实际工作更重要（注：恰恰相反。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始终应放在第一位，因为第一，理论工作只是解答实际宣传鼓动工作提出的急需解答的问题；第二，社会民主党人往往由于客观情势所迫，不得不只做理论工作，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每一可以进行实际工作的机会。），更不是想把后一工作推延到前一工作完成以后。只有“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崇拜者或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如果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给国家寻找“另外〈除现实道路而外〉的发展道路”，那么，实际工作也只有在天才的哲学家发现和指明了这“另外的道路”时才有可能进行；反过来说，这种道路一旦被发现和指出来，理论工作就结束了，而那些应当把“祖国”引上“新发现的”“另外的道路”的人的工作也就开始了。可是，如果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去反对横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道路上的现实的真正敌人，那么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条件下，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就会融合在一起，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把这个工作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
　　　研究，宣传，组织。◎第78页◎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当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成果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当思想领导者。
这样提出任务，就能保障社会民主党人避免各种社会主义者团体所常犯的毛病，即避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只要以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过程作为学说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标准，那就不会有教条主义：只要把任务归结为协助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因而“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使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领导者成为不需要的人物，那就不会有宗派主义。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尽管对各种理论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但他们的政治活动方法，自从这一派产生以来，就始终没有改变过，并且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是要协助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和组织起来，把工人运动从目前这种分散的、缺乏指导思想的抗议、“骚动”和罢工的状态，改造成整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作为这种活动的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信念：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注：代表俄国未来的人是农夫，--农民社会主义的代表，最广义的民粹主义者曾经是这样想的。代表俄国未来的人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是这样想的。在一篇手稿里曾这样表述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其所以是天然的代表，是因为俄国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如果把正在灭绝的农奴制经济残余撇开不谈，实质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生产者大众所受的剥削是小规模的、零散的、不发达的，而工厂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则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的。◎第79页◎在前一场合，这种剥削还被各种中世纪形式、各种政治上、法律上和习俗上的附加成分、各种狡猾手段所蒙蔽，妨碍劳动者和他们的思想家看出压在劳动者身上的制度的实质，妨碍他们看出哪里是出路和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制度。反之，在后一场合，剥削已经十分发达，并且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任何扰乱真相的枝节成分。工人们已经不能不看出：是资本在压迫他们，必须同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进行斗争。他们这种目的在于满足最迫切的经济需要以改善本身物质状况的斗争，必然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必然会成为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阶级的战争，即反对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到处都在压榨和压迫劳动者的那个阶级的战争。所以工厂工人不过是全体被剥削群众的先进代表；为了使他们在有组织的坚忍不拔的斗争中实现自己的代表作用，根本不必用什么“远景”来引诱他们，只要求简单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地位，说明压迫他们的那个体系的政治经济制度，说明阶级对抗在这个体系下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工厂工人在整个资本主义关系体系中所处的这种地位，使他们成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战士，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才能造成进行这场斗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在其余一切地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低级的形式下，这种物质条件是没有的，因为这里的生产分散为成千上万极小的经济单位（它们在最平均的村社土地占有制形式下仍然是分散的经济单位），被剥削者多半还有一点点产业，因而被束缚在他们所应当反对的资产阶级体系上。这就使得那些能够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的发展受到阻碍，遇到困难。分散的单独的小规模的剥削把劳动者束缚在一个地点上，使他们彼此隔绝，使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一致性，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无法了解压迫的原因不在于哪个个人而在于整个经济体系。反之，大资本主义必◎第80页◎然割断工人同旧社会、同一定地点、同一定剥削者的任何联系，使他们联合起来，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使他们处在有可能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地位。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自己的全部活动都集中在工人阶级身上。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间成立坚固的组织，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时，俄国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完
写于1894年
附录三
我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是指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来说的。说到这一点，不能不指出，我国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合法报刊上叙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简直把马克思主义缩小和曲解得不成样子。这是什么叙述！真难以设想，要怎样糟蹋这个革命学说，才能使它躺到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普罗克鲁斯提斯床上（注：出典于希腊神话。强盗普罗克鲁斯提斯把所有落到他手里的过路客强按在一张特制的床上，身材比床长的就剁去腿脚，比床短的就抻拉身躯。--81。）！我国的政论家却掉以轻心，正在做这类手术：经他们叙述的马克思主义大概就成了这样一种学说，它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私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怎样经历着辩证的发展，怎样变为自己的否定，然后又怎样社会化。他们郑重其事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纳入这一“公式”，不谈它的社会学方法的一切特点，不谈阶级◎第81页◎斗争学说，不谈研究的直接目的--揭露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以帮助无产阶级来推翻这些形式。毫不奇怪，得出的必然是一种这样暗淡和狭隘的东西，以致我们的激进派也要为贫乏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惋惜。当然呵！如果在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的横行时代，可以完整地、确切地和充分地叙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彻底说出来，那么，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就不成其为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了！如果我国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真的懂得马克思主义（即使是根据德文书刊），他们也许会羞于在受检查的报刊上这样糟蹋马克思主义。既然无法叙述这个理论，你们就免开尊口，或者交代一下，说你们远没有道出全部内容，说你们把最重要的东西都略去了。但为什么只叙述一些片断，却大喊大叫狭隘性呢？
要知道，这样只会闹出只有俄国才能有的笑话来，把一些根本不懂阶级斗争，不懂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必然对抗，不懂这种对抗的发展，不懂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的人算作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把一些直接提出资产阶级方案的人，也算作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他们有时也说过“货币经济”及其“必然性”等等一类字眼就行，而承认这些字眼是马克思主义者专用的字眼，是需要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样的机智的。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注：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俄国的社会关系是对抗性的关系，这几乎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可是还没有人试把这些关系当作根据来进行这种批判。）和革命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编者注）。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第82页◎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就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
“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编者注）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也就是说，善于客观地说明这个斗争是一定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要提出“斗争口号”，就必须十分详细地研究这一斗争的每种形式，考察它由一种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时的每一步骤，以便善于随时判定局势，不忽略斗争的总性质和总目的--完全地和彻底地消灭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
试把“我国著名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他的“批评”中叙述过和攻击过的那套平庸的胡说，同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怎么竟会有人认为自己是“劳动阶级的思想家”，却又只限于……摆弄“磨光了的金币”，--我国政论家抹去马克思理论的全部精华，就把它变成了这样的金币。◎第83页◎
试把那些最初也想做劳动者思想家的我国民粹派的著作，即论述我国整个经济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包括农民的历史和现状的著作，同这个理论的要求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社会主义者怎么能满足于只是研究和描写灾难并就这种灾难进行说教的理论。农奴制度不是被看作产生了某种剥削、某些对抗阶级、某些政治、法律等等制度的一定经济组织形式，而只是被看作地主的横行霸道和对待农民的不公平。农民改革不是被看作某些经济形式和某些经济阶级的冲突，而是被看作尽管愿望极其善良但错误地“选择了”“不正确道路”的长官的措施。改革后的俄国被说成是偏离正道因而给劳动者带来灾难，而不是有了某种发展的一定的对抗性生产关系体系。
不过，现在这个理论已经信誉扫地，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俄国社会主义者越是迅速了解在现代知识水平上，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革命理论，越是迅速集中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把这个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运用于俄国，革命工作的成功就会越可靠越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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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清楚地说明“人民之友”先生们号召知识分子从文化上影响“人民”来“创立”正常的真正的工业等等，是怎样败坏着现代“俄国贫乏的思想界”，我们且引证那些与我们的思想方式根本不同的人们，即民意党嫡系后裔的“民权党人”所作的评论。请看1894年“民权党”出版的小册子《迫切的问题》。
有一类民粹主义者说：“不管怎样，即使在广泛自由的条件下，俄国也不应该放弃它的足以保证〈！〉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独立地位的经济组织。”他们还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有步骤地、有计划地进行的经济改革。”民权党人给了这类民粹主义者有◎第84页◎力的驳斥之后接着说：
“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辩护人，更不是资产阶级理想的崇拜者，但是假如厄运要人民有所抉择：或者是在地方官热心保护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改革’，不受资产阶级的侵犯；或者是在政治自由基础上，也就是说，在保证人民能有组织地保护自己利益的条件下，使资产阶级存在，那么，我们认为人民选择后者是绝对有利的。现在我国并没有进行要取消人民的貌似独立的经济组织的’政治改革’，可是存在着到处都照例认为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东西，这种政策表现为极粗暴地剥削人民的劳动。现在我国既没有广泛的自由，也没有狭隘的自由，可是存在着各立宪国家的大地主和资本家已不再梦想追求的对等级利益的袒护。现在我国没有’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社会人士绝对不准参与国家管理，可是存在着要求政府用万里长城来防护自己利益的纳伊杰诺夫、莫罗佐夫、卡兹、别洛夫一流的先生，以及居然要求1俄亩可以得到100卢布无息贷款的’我国忠诚贵族’。他们应邀参加各种委员会，他们讲什么，人们都洗耳恭听，他们的意见在国家经济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可是，有谁在什么地方替人民说话呢？不就是那些地方官吗？不是正在为人民筹划成立农业劳动队吗？现在不是有人公然无耻地说，给人民份地只是为了要他们纳税和服役吗？沃洛格达省省长在他的通令中不就是这样说的吗？这位省长不过是表述和大声地说出了专制制度（或者正确些说，官僚专制制度）在自己的政策中必然实行的办法罢了。”
不管民权党人对“人民”（他们想要维护他们的利益）的看法，对“社会”（他们继续认为它是保护劳动利益的值得信任的机关）的看法是怎样的模糊，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民权党”的成立是前进了一步，而前进的方向，是要彻底抛弃“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第85页◎的错觉和幻想，是要大胆承认现实的道路，并在这种道路的基础上寻找进行革命斗争的成份。这里明白地显露了要成立民主主义政党的意向。我只说“意向”，是因为可惜民权党人并没有始终不渝地贯彻他们的基本观点。他们仍在谈论要同社会主义者联合和结盟，而不愿了解：把工人卷入单纯的政治激进主义运动，不过是使工人知识分子脱离工人群众，使工人运动软弱无力，因为工人运动只有在各方面充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在同反资本仆役的政治斗争融合为一体的反资本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是强有力的。他们不愿了解：要达到一切革命分子“联合”的目的，最好是使各种利益的代表人物（注：他们自己也反对相信知识分子的神通广大，他们自己也说必须使人民自己参加斗争。但为此必须把这个斗争同一定的日常利益联系起来，因而必须把各种利益区别开来并将它们分别引入斗争……　如果拿一些只有知识分子才了解的赤裸裸的政治要求来遮掩这些不同的利益，那岂不是又向后倒退，又只限于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斗争吗？而这种斗争的软弱无力是刚才承认过了的。）分别组织起来，并由这个和那个政党在一定的场合采取共同行动。他们现在还把自己的党叫作“社会革命党”（见“民权党”1894年2月19日宣言），虽然他们以纯粹政治改革为限，小心翼翼地回避我国“可恶的”社会主义问题。一个这样热烈号召人们丢掉错觉的党，本来不应该在自己的“宣言”上一开头就给人造成错觉，本来不应该在只有立宪主义的地方谈论社会主义。可是，再说一遍，不注意民权党人是由民意党人而来的，就不能评价民权党人。因此不能不承认，他们用纯粹政治纲领来论证同社会主义无关的纯粹政治斗争，是前进了一步。社会民主党人竭诚希望民权党人获得成功，希望他们的党成长和发展起来，希望他们同那些站在现存经济制度的基地上（注：（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地上），而不是站在必须否定这个制度和无情反对这个制度的基地上。），其日常利益真正和民主主义◎第86页◎有着极密切联系的社会分子更加密切地接近起来。
“人民之友”的调和主义的、畏首畏尾的、感伤幻想的民粹主义，将因遭到两面夹攻而无法长久支持下去：一方面是政治激进派攻击他们，因为他们居然对官僚表示信任，不了解政治斗争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攻击他们，因为他们虽然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懂劳动者受压迫的原因和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却企图以几乎是社会主义者的名义出来说话。
1894年胶印出版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02-170、249-264和290-296页◎第87页◎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5年9月7日〔19日〕以后）
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
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注：见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纪念杜勃罗留波夫》。--编者注）
1895年新历8月5日（7月24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了。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因此，要了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必须清楚地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对现代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现代经济制度在造成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他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社会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第88页◎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前，将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消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目标就应该对准这种基础。而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观点，现在已为正在争取自己解放的全体无产阶级所领会，但是当这两位朋友在40年代参加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当时的社会运动时，这样的见解还是完全新的东西。当时许多有才能的或无才能的人，正直的或不正直的人，都醉心于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醉心于反对皇帝、警察和神父的专横暴戾的斗争，而看不见资产阶级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工人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当时有许多幻想家，有时甚至是一些天才人物，都以为只要说服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相信现代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就很容易在世界上确立和平和普遍福利。他们幻想不经过斗争就实现社会主义。最后，几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脓疮，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个脓疮如何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扩大。因此，他们都设法阻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的名字和生平，是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本与我们其他一切出版物一样都是以唤醒俄国工人的阶级自我意识为目的的文集（注：指《工作者》文集。
《工作者》文集(《Работник》)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不定期刊物，由劳动解放社编辑，1896-1899年在日内瓦出版，读者对象为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成员。列宁是出版这个文集的发起人。1895年5月，他在瑞士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商谈了出版这个文集的问题。1895年9月回国以后，他又多方设法为这个文集提供物质支援和组织稿件。到1895年12月被捕为止，他除为文集撰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外，还给文集编辑部寄去了别人写的几篇通讯。这个文集一共出了6期（3册）；另外，还出了附刊《〈工作者〉小报》10期。--89、139。）中，应该简要地叙述◎第89页◎一下现代无产阶级两位伟大导师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活动。
恩格斯1820年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巴门城。父亲是个工厂主。1838年，由于家庭情况，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不得不到不来梅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从事商业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对科学和政治的研究。当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对哲学的钻研，使他更前进了。当时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学说，于是恩格斯也成了黑格尔的信徒。黑格尔本人虽然崇拜普鲁士专制国家，他以柏林大学教授的身分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黑格尔对于人类理性和人类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世界是不断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那些不愿与现实调和的学生得出了一种想法，即认为同现状、同现存的不公平现象、同流行罪恶进行的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既然一切都是发展着的，既然一些制度不断被另一些制度所代替，那么为什么普鲁士国王或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极少数人靠剥夺绝大多数人发财致富的现象，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却会永远延续下去呢？黑格尔的哲学谈论精神和观念的发展，它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它从精神的发展中推演出自然界、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思想的发展，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大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恩格斯说：“没有德国哲学，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页。--编者注）），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面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第90页◎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　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用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的意向、观念和法律。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又夺走了大多数人的财产，将它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生产力的发展正在消灭私有制，即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这种发展本身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的那个目标前进的。社会主义者就是要了解，究竟哪种社会力量因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使这种力量意识到它的利益和历史使命。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恩格斯是在英国，是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结识无产阶级的；1842年他迁到这里，在他父亲与人合办的一家商号中供职。在这里，他并不是只坐在工厂的办事处里，他常常到工人栖身的肮脏的住宅区去，亲眼看见工人贫穷困苦的情景。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亲身的观察，他还阅读了他所能找得到的在他以前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切著作，仔细研究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这种研究和观察的成果，就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编者注）一书。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一再提到必须帮助无产阶级。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第91页◎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除了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这就是恩格斯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书的基本思想。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体能思考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领会，但在当时却完全是新的。叙述这些思想的著作写得很动人，通篇都是描述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情景。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从此，到处都有人援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它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描述。的确，不论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还没有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这么鲜明，这么真实。
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他在曼彻斯特同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发生联系，并开始在英国社会主义出版物上发表文章。1844年他在回德国的途中路过巴黎时认识了马克思，在此以前他已经和马克思通过信。马克思在巴黎时，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生活的影响也成了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两位朋友合写了一本书：《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68页。--编者注）。这本书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早一年出版，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了。“神圣家族”是给哲学家鲍威尔兄弟及其信徒所取的绰号。这班先生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践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第92页◎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在他们看来，能够进行这种斗争和关心这种斗争的力量当然是无产阶级。还在《神圣家族》一书出版以前，恩格斯就在马克思和卢格两人合编的《德法杂志》（注：指《德法年鉴》杂志。
《德法年鉴》杂志(《Deutsch-Franzsische Jahrbücher》)是马克思和阿·卢格合编的德文刊物，1844年在巴黎出版。主要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卢格之间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杂志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第1-2期合刊）就停刊了。--29、93。）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页。--编者注）一文，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
1845年到1847年，恩格斯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度过的，他一面从事科学研究，同时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德籍工人中间进行实际工作。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秘密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 （注：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并对章程第1条作了修改，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公布的《共产党宣言》。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除伦敦外，巴黎、布鲁塞尔、瑞士、德国也有同盟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践完全证实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同盟的观点的正确性。1850年9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因策略分歧而分裂，中央多数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伦敦迁往科隆。在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后，同盟于1852年11月17日宣布解散。同盟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许多盟员后来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93、642。）发生了联系，“同盟”委托他们把他们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阐述出来。这样就产生了1848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286页。--编者注）。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1848年的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然后蔓延到西欧其他国家，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回国了。他们在莱茵普鲁士主编在科隆出版的民主派的《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93、462、541。）。这两位朋友成了莱茵普鲁士所有革命民主意向的灵魂。他们尽一切可能保卫人民和自由的利益，使之不受反动势力的侵害。大家知道，当时反动势力获得了胜利。《新◎第93页◎莱茵报》被迫停刊，马克思因侨居国外时丧失普鲁士国籍而被驱逐出境，而恩格斯则参加了人民武装起义，在三次战斗中为自由而战，在起义者失败后经瑞士逃往伦敦。
马克思也迁居伦敦。恩格斯不久又到他在40年代服务过的那家曼彻斯特商号去当办事员，后来又成了这家商号的股东。1870年以前他住在曼彻斯特，马克思住在伦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保持最密切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差不多每天都通信。这两位朋友在通信中交换意见和知识，继续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1870年恩格斯移居伦敦，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为止，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共同精神生活。这种共同的精神生活的成果，在马克思方面，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在恩格斯方面，是许多大大小小的作品。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则在笔调明快、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理论，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从恩格斯的这些著作中，我们举出下面几种：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它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注：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指《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364页。--94。）。可惜只有概述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那一小部分译成了俄文（《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1892年俄文版使用的书名。恩格斯的这一著作也是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94。）1892年日内瓦第2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俄译本1895年圣彼得堡第3版）（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75页。--编者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俄译本附有格·普列汉诺夫的注释，1892年日内瓦版）（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7-254页。--编者注），一篇论俄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文章（注：指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3-57页）。这篇文章是维·维·查苏利奇以劳动解放社的《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编辑部的名义约请恩格斯撰写的，刊载于1890年2月和8月出版的该评论集第1集和第2集。--94。）（俄译文刊登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注：《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Лемократ》)是俄国文学政治评论集，由劳动解放社于1890-1892年在伦敦和日内瓦用俄文出版，总共出了4集。第1、2、3集于1890年出版，第4集于1892年出版。参加《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工作有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等。这个评论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94。）第1集和第2集上），几篇关于住宅问题的精彩文章（注：指恩格斯1872-1873年在莱比锡《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三篇文章：《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和《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这几篇文章后来以《论住宅问题》为标题出了单行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9-550页）。--94。），以及两篇篇幅虽小，但价值极大的论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第94页◎格斯论俄国》，维·伊·查苏利奇的俄译本，1894年日内瓦版）（注：指恩格斯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629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4-510页）。--95。）。马克思还没有把他那部论述资本的巨著整理完毕就逝世了。可是，这部著作的草稿已经完成，于是恩格斯在他的朋友逝世后就从事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艰巨工作。1885年他出版了第2卷，1894年出版了第3卷（他没有来得及把第4卷（注：指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列宁按照恩格斯的提法把这部著作称为《资本论》第4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写道：“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2卷和第3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4卷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95。）整理好）。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总的说来这是十分公正的。他在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我拉第二小提琴。”（注：见1884年10月15日恩格斯给贝克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9页）。--编者注）他对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
1848-1849年的运动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并没有只限于从事科学工作。马克思在1864年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注：指国际工人协会。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23、95、266。），并在整整十年内领导了这个协会。恩格斯也积极地参加了该会的工作。“国际工人协会”依照马克思的意思联合全世界的无产者，它的活动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就是在70年代“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起的团结的作用也没有停止。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精神领导者所起的作用，可以说◎第95页◎是不断增长的，因为工人运动本身也在不断发展。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党人的顾问和领导者。无论是受政府迫害但力量仍然不断迅速增长的德国社会党人，或者是落后国家内那些还需仔细考虑斟酌其初步行动的社会党人，如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社会党人，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他们都从年老恩格斯的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库中得到教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籍，非常关心俄国的情况，以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并一直同俄国的革命者保持联系。他们两人都是由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所以他们仇恨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这种直接的政治情感、对政治专横与经济压迫之间的联系的深刻理论认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们在政治方面异常敏感。因此，俄国少数革命者所进行的反对强大的沙皇政府的英勇斗争，总是得到这两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最表同情的反响。相反，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可疑的，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当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注：参看马克思的《协会临时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页、第17卷第475页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4页）。--96、284、537。），--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教导的。而无产阶级要争取经济上的解放，就必须争得一定的政治权利。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俄国政治革命对于西欧的工人运动也会有巨大的意义。专制的俄国向来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1870年的战争（注：指1870年的普法战争。--96。）造成了德法之间长期的纷争，使俄国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当然只是增加了专制俄国这一反动力量的作用。只有自由的俄国，即既不需要压迫波兰人、芬兰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及其他弱小民族，也不需要经常挑拨德法两国关系的俄国，才能使现代欧洲摆脱战争负担而松一口气，◎第96页◎才能削弱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加强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因此，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自由。俄国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永垂不朽！
载于1896年《工作者》文集第1-2集合刊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12页◎第97页◎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
在1897年《俄国财富》2第10期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转述明斯基先生对“辩证唯物论者”的批判时写道：“他〈明斯基先生〉一定知道，这些人根本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并且坚决拒绝遗产”（第179页），也就是说，拒绝瓦·罗扎诺夫先生1891年在《莫斯科新闻》（注：《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从1859年起改为日报。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98、631。）上郑重拒绝了的“60-70年代的遗产”（第178页）。
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俄国学生们”（注：这是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代称。--编者注）的这个批评中，有很多谎话。诚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是“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这种谎话的唯一制造者，也不是这种谎话的第一个制造者，--这种谎话很早就由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代表者攻击“学生们”时反复说过了。我记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开始与“学生们”激烈作战时还没有想到这种谎话，别人在他以前就捏造出来了。后来他才认为必须附和这种谎话。“学生们”在俄文书刊中把自己的观点发挥得愈彻底，他们对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讲得愈周详，则在敌对刊物上就会愈少见到有人切实反驳新派别的基本论点。这些基本论点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进步的，民粹派把小生产者理想化是荒谬的，必须到俄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物质利益中去寻找对于社会思想流派和法律政治制度的解释。人们不提这些基本论◎第98页◎点，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宁愿不谈这些基本论点，同时却编造出越来越多的谎言来诋毁新派别。在这类谎话--“拙劣的谎话”中，也有这样一种流行说法，说什么“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说什么他们同俄国社会中优秀先进部分的优秀传统脱离了关系，说什么他们割断了民主主义的线索，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由于这类流言蜚语广为传播，我们不得不对它们详加考察并予以驳斥。为了使我们的论述不致使人觉得毫无根据，我们一开始就从历史和著述方面把两个“农村政论家”作一对比，以说明“遗产”问题。我们附带声明一下：我们的论述只限于经济学和政论方面的问题，在全部“遗产”中只考察这些问题，而把哲学、文学、美学等方面的问题撇开不谈。
一　“遗产”代表之一
30年前，即在1867年，《祖国纪事》杂志（注：《祖国纪事》杂志(《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是俄国刊物，在彼得堡出版。1820-1830年期间登载俄国工业、民族志、历史学等方面的文章。1839年起成为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839-1846年，由于维·格·别林斯基等人参加该杂志的工作，成为当时最优秀的进步刊物。60年代初采取温和保守的立场。1868年起，由尼·阿·涅克拉索夫、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扎·叶利谢耶夫主持，成为团结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加入编辑部，民粹派对这个杂志的影响占了优势。《祖国纪事》杂志不断遭到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1884年4月被查封。--41、99、170。）开始刊载斯卡尔金所写的标题为《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的一些政论性特写。这些特写在1867-1869年这三年当中陆续发表出来。1870年，作者把这些特写收集起来，以同样的标题出了单行本。（注：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共451页）。我们没有可能找到这几年的《祖国纪事》，所以只能利用这个单行本（马克思阅读斯卡尔金的《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一书时作过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1卷第119-138页）。把马克思的摘要和列宁的《我们拒绝什么遗产？》相对照可以看出，他们对这本书的事实材料和结论的态度是一致的。--99）。）读一读这本现在几乎完全被人忘却了的书，对于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即“遗产”代表同民粹派分子和“俄国学生们”的关系问题，是很有益处的。这本书的书名是不确切的。作者自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解释说，这本书的主题是“首都”同“乡村”的关系问题，即关于乡村◎第99页◎的政论性特写，他没有打算专门谈论首都。这就是说，他也许打算过，不过认为这不方便：像我所能够的那样去做，我不愿意，像我所愿意的那样去做，我又不能够，--斯卡尔金引证一个希腊作家的话来说明这种不方便。
让我们简短地叙述一下斯卡尔金的观点。
我们从农民改革（注：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和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租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
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像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67、100、250。）开始谈起，因为直到现在每个愿意叙述自己关于经济学问题和政论问题的一般观点的人，都必定要把这个问题作为起点。在斯卡尔金的书中，农民改革问题占有很大篇幅。斯卡尔金大概是第一个这样的作家，他根据广泛的事实和对整个农村生活的详细考察，系统地表明农民在实行改革后的穷困状况，他们生活恶化的情形，以及他们在经济、法律和生活方面的新的依赖形式，一句话，表明一切从那时以来为许多研究与记述所十分周密而又详尽地指出和证明过的东西。现在这一切真实情况已不是什么新东西了。但在当时它们不仅是新的，而且还引起自由派一帮人的猜疑，因为他们担心：指出这些所谓“改革的缺点”，是否意味着对改革以及对被掩盖着的农奴制的谴责。斯卡尔金的见解所以更加值得注意，还因为作者是改革时期的人（他也许甚至还参加了改革。我们手头没有任何关于斯卡尔金的历史文献资料和传记材料）。因此，他的见解是根据对当时的“首都”和当时的“乡村”的直接观察，而不是根据书斋里对书本材料的研究。
在斯卡尔金对农民改革的见解中，首先使听惯了民粹派关于这个题目的甜言蜜语的现代读者特别注意的，是作者的头脑非常清醒。斯卡尔金在观察改革时一点也不欺骗自己，一点也不把改革理想化，他把改革看作是地主和农民双方之间的一种协定，因为在此以前他们是在某种条件下共同享用土地，而现在他们分开了，与此同时双方的法律地位也改变了。决定分开的方式和每方所得土◎第100页◎地的数量的因素，是双方的利益。这些利益决定了双方的意愿，而哪一方有可能直接参加改革和实际发挥实现改革的各种问题，也就决定了这一方占有优势。斯卡尔金对改革的了解正是如此。关于改革的主要问题，即关于份地（注：份地是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留给农民的土地。这种土地由村社占有，分配给农民使用，并定期重分。--70、101、782。）和缴款的问题，斯卡尔金谈得特别详细，他在自己的许多特写中屡次谈到这些问题（斯卡尔金的书包括11篇具有独立内容的特写，在形式上很像单篇的农村通信。第一篇特写是1866年写的，最后一篇是1869年写的）。斯卡尔金的书中关于所谓“少地的”农民的说明，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当然没有什么新颖的地方，但是在60年代末，他的论证则是既新鲜又可贵的。当然，我们不去重述这些论证，我们只指出斯卡尔金在说明现象方面的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胜过了民粹派。斯卡尔金不是说“地少”，而是说“农民份地被割去的太多”（第213、214页及其他许多页；参看第三篇特写的标题），说法令所规定的最大份地要少于实有的份地（第257页），并且举出农民对改革的这一方面的非常突出和典型的意见（注：“他〈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这样割去了我们一部分土地，使我们没有这块割地就活不下去；我们自己的土地被他们的田地从四面八方包围住了，使我们连牲口都赶不出去；现在你还得为份地特别付钱，也要为割地[割地是指俄国1861年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果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1/3（草原地区为1/2），就从1861年2月19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地也可以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代替这一要求。--70、101、773、780。]特别付钱，并且要多少就得付多少。”一个以前缴纳代役租（代役租是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实物或货币，也指沙皇政府向国家农民、皇族农民征收的一种税，这种税起初按人口征收，后来改为按土地和手工业收入征收。在农民改革以后，代役租逐渐为赎金所代替。--101。）的有经验和识字的农夫对我说：“这算什么改善生活！加在我们身上的代役租和以前一样，而土地却被割去了一部分。”）。斯卡尔金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和论证是非常详细、有力的，对于一位非常温和、冷静、按其一般观点来看无疑是资产阶级著作家说来甚至是很激烈的。像斯卡尔金这样一个著作家也这样坚决地谈论这个现象，可见这个现象非常刺目。关于缴款太重，斯卡尔金也谈论得非常坚决和详细，并用大量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我们在第三篇特写（1867年）的副标题下面读到：“过高◎第101页◎的赋税是他们〈农民〉穷困的主要原因”，而且斯卡尔金指出赋税高于农民种地所得，他引证《税务委员会报告》中关于俄国赋税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间的分配材料，原来下层阶级担负了全部赋税的76％，上层阶级只担负了17％，而西欧赋税分配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地方对于下层阶级都要有利得多。在第七篇特写（1868年）的副标题下我们读到：“过重的货币税是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表明，新的生活条件是如何立刻要求农民出钱、出钱、再出钱，《法令》是如何把废除农奴制需要农民补偿地主这一条规定下来（第252页），代役租的最高数额是如何“根据地主及其管事和村长所提供的原本材料、　即完全任意编造出来的和一点也不可靠的材料而规定的”（第255页）。因此，委员会算出的平均代役租，要高于实际的平均代役租。“农民除缴纳沉重的税款以外，还丧失了几百年来所享用的土地。”（第258页）“如果土地的赎金不是根据代役租的资本化，而是根据土地在解放时期的真正价值来估计，那么赎金就会很容易交付，甚至不需要政府协助，也不需要发行信贷券了。”（第264页）“按照2月19日法令的精神，赎金应当减轻农民的负担和改善农民的生活，实际上却往往使农民受到更大的压迫。”（第269页）我们引证这些话--它们本身并没有多大意思，而且一部分已经陈旧了--是为了表明，一个敌视村社（注：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三分之二的农户和五分之四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22、102、164、250、654、780。）并在很多问题上像十足的曼彻斯特派（注：曼彻斯特派是19世纪上半叶主张贸易自由和废除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如谷物法等）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自由贸易主义的拥护者。其活动中心是英国大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今曼彻斯特学派的是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102。）分子那样发表意见的著作家，是多么慷慨激昂地为农民的利益说话。指出如下一点很有益处，即民粹派的几乎所有有益而不反动的论点与这位曼彻斯特派分子的论点是完全吻合的。不言而喻，既然斯卡尔金对改革抱有这种观点，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像民粹派分子过去和现在那样醉心于把改革甜蜜地理想化，说什么改革批准了人民生产，说它超过了西欧的农民改革，说它把俄国好像变成了一块白板等等。斯卡尔金不仅没有◎第102页◎说也不会说这一类话，而且甚至直接说，我国农民改革比之西欧是在对农民更加不利的条件下实行的，它所带来的好处也少于西欧。斯卡尔金写道：“如果我们问一问自己，那就会直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农奴解放在我国就不像本世纪头25年在普鲁士和萨克森那样迅速、那样与日俱增地表现出良好结果来呢？”（第221页）“在普鲁士，和在德国各地一样，要赎的不是农民早已依据法律成为其财产的份地，而是农民必须向地主尽的义务。”（第272页）
我们现在从斯卡尔金所评价的改革的经济方面转而来谈法律方面。斯卡尔金坚决反对连环保（注：连环保是每一村社的成员在按照向国家和地主交清捐税和履行义务方面互相负责的制度。这种奴役农民的形式，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还保存着，直到1906年才最终取消。--103。）、身分证制度以及农民“村社”（和小市民社团）对其成员们的宗法式权力。在第三篇特写中（1867年），他坚决主张废除连环保、人头税和身分证制度，主张必须实行平等的财产税制度，用免费的和无期限的证明来代替身分证。“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没有在国内实行身分证税的。”（第109页）大家知道，这种税只是在1897年才被废除了。我们在第四篇特写的标题下读到：“村团和城市杜马在发送身分证和征收外出税方面是十分专横的……”“连环保是宽裕的业主和正经的庄稼人必须替游手好闲的人和懒汉拖着的沉重枷锁。”（第126页）对于当时就已经看得出来的农民分化现象，斯卡尔金想以上升者和下降者的个人品质来解释。作者详尽地描写住在圣彼得堡的农民在领取身分证和延长身分证期限方面的困难，并且驳斥一些人的如下异议：“谢天谢地，这一大群无地的农民没有登记要到城市里来，没有使没有不动产的城市居民的人数增加……”（第130页）“野蛮的连环保……”（第131页）……“试问，能否把身处这种地位的人叫作有公民自由权利的人呢？　这不也就是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glebae adscripti)（注：指古罗马帝国时代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不管种这些土地怎么亏本，他们也不能离开。--103。）吗？”（第132页）人们把罪过归到农民改革上去。“但是立法把农民从地主的羁绊下面解放出来以后，没有想出什么办法◎第103页◎来使农民摆脱村团和注册处的羁绊，这难道应归罪于农民改革吗？……　农民既不能决定自己居住的地方，又不能选择自己的职业，公民自由的标志何在呢？”（第132页）斯卡尔金十分正确和中肯地把我们的农民称为“定居的无产者”（注：斯卡尔金非常详细地表明了这个定义（无产者）不仅第一部分是正确的，而且第二部分也是正确的。他在自己的特写中把大量篇幅用于对农民的附属地位及其穷困情况的描述，用于对雇农的艰苦状况的描述，用于对《1868年饥荒情况的描述》（第五篇特写的标题），以及用于对农民受盘剥受侮辱的种种表现的描述。就像在90年代一样，在60年代也曾有闭口不谈和否认饥荒的人。斯卡尔金激烈地反对这种人。自然，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引证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第231页）。在第八篇特写（1868年）的标题下我们读到：“把农民束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就阻碍他们生活的改善……　阻碍外出做零工现象的发展。”“除农民无知和受不断增加的赋税压榨外，阻碍农民生产发展、因而阻碍农民福利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农民被束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把人手束缚在一个地方并用坚固的纽带把土地村社束缚起来，这本身就是对劳动、个人进取心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非常不利的条件。”（第284页）“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己更有利的地方，他们好像停留在从农奴制度挣脱出来就走了进去的那种拥挤不堪的、像牲畜一样混杂在一起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第285页）由此可见，作者是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考察农民生活的这些问题的，虽然如此（更确切些说：正因为如此），他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把农民束缚起来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和农民本身的害处。这个害处（我们补充一句）对于最下层农民，对于农村无产阶级，是特别大的。斯卡尔金很中肯地说道：“法律关心不使农民仍旧没有土地，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农民自身对于这个问题的关心，比任何立◎第104页◎法者都要强烈得多。”（第286页）“农民除被束缚于自己的份地和村团以外，即使临时外出做些零工，也由于连环保和身分证制度而要受到许多限制，支付许多花费。”（第298页）“据我看来，如果采取……一些措施使农民易于离开土地，很多农民就会摆脱当前的困境。”（第294页）在这里斯卡尔金所表示的愿望是与民粹派的种种方案截然相反的，民粹派的那些方案就是要把村社固定下来，禁止转让份地等等。从那时起，许多事实充分证明斯卡尔金是完全正确的：继续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和保持农民村社的等级制的闭塞状态，只能使农村无产阶级的状况恶化，阻碍全国的经济发展，丝毫也不能保卫“定居的无产者”避免最坏的盘剥和依赖地位，避免工资和生活水平下降到最低限度。
从上面的引证中读者已经能够看出，斯卡尔金是反对村社的。他从个人财产、个人进取心等等角度出发反对村社与重分制（第142页及以下各页）。斯卡尔金反驳拥护村社的人说，“古来的习惯法”已经过时了：“在一切国家里，随着农村居民与文明环境的接近，习惯法便丧失其原始的纯洁性，遭到毁损和歪曲。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村社的权力渐渐变成豪绅和乡村文书的权力，结果这个权力不但不去保护农民，反而成了束缚他们的沉重的羁绊。”（第143页）--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它已为30年来的无数事实所证实。斯卡尔金认为，“父权制的家庭，村社的土地占有制，习惯法”，已经被历史无可挽回地判决了。“谁愿意永远给我们留下这些过去几世纪的可敬纪念物，谁就因此证明，他们更善于空想，而不能深入现实和了解不可抵挡的历史进程。”（第162页）斯卡尔金在发表了这个事实上是正确的意见之后，接着又进行了一些带有曼彻斯特派气味的激烈抨击。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写道：“村社的土地使用制使每个农民陷入对整个村团奴隶般的依赖地位。”◎第105页◎（第222页）这样，斯卡尔金便把从纯粹资产阶级观点对村社的极端仇视与对农民利益的坚定保护结合在一起了。斯卡尔金决没有对村社的仇视与那些主张用暴力消灭村社并强制实行另外的土地占有制度的愚蠢方案结合在一起，--这些方案通常是现代反对村社的人编造出来的，他们主张粗暴地干涉农民生活，并且完全不从农民利益出发来反对村社。相反，斯卡尔金强烈抗议把他算作拥护“用暴力消灭村社土地使用制”（第144页）的人。他写道：“2月19日的法令非常英明地让农民自己……从村社土地使用制过渡到……分户耕种制。的确，除农民自己外，谁也不能真正决定这种过渡要在什么时候实行。”因此，斯卡尔金反对村社，只是由于他认为村社阻碍经济发展，阻碍农民退出村团（注：村团即村社，见注12。--106。）和离开土地，这与“俄国学生们”现在仇视村社的原因是一致的。这种仇视，与捍卫地主自私的利益，与捍卫农奴制度的残余和精神，与捍卫对农民生活的干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注意到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现代民粹派习惯于只把《莫斯科新闻》这个阵营看作村社的敌人，而很愿意装作不懂得有另一种对村社的仇视。
斯卡尔金对农民穷困状况的原因的总看法，是认为所有这些原因都在于农奴制度的残余。斯卡尔金描写了1868年的饥荒情况后指出：农奴制度的拥护者幸灾乐祸地谈论着这次饥荒，说饥荒的原因在于农民放荡，在于废除了地主的保护等等。斯卡尔金激烈地反对这些观点。他说：“农民穷困的原因是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第212页〉，而不是废除农奴制度的结果；这是使我国大多数农民处于接近无产阶级的地位的一般原因”；接着斯卡尔金把上述对改革的意见又讲了一遍。攻击分户是荒谬的：“分户虽然给农民的物质利益带来暂时的损失，但它却拯救了农民的个人自由和农民家庭的尊严，即人的最高福利，没有这种福利，任何文明成就都不可能◎第106页◎达到”（第217页）。接着斯卡尔金正确地指出了人们攻击分户的真正原因：“许多地主过分夸大分户所产生的害处，把农民穷困的某些原因所产生的结果都归到分户上面，正如归到酗酒上面一样，而地主们自己却不愿意承认这些原因是由于他们才产生的。”（第218页）有人说，现在人们对农民的贫困大写特写起来，而以前却没有人写过，可见农民的状况是恶化了；斯卡尔金回答这些人说：“要想通过对农民状况的今昔对比来判断农民从地主权力下面解放出来的结果，那就应该在农奴制度统治的情况下，把农民的份地分割得像现在所分割的一样，并且把改革后的一切赋役加在农民身上，然后再来看一看他们怎样忍受这种状况。”（第219页）这是斯卡尔金见解中极其突出和重要的特点，他把农民状况恶化的一切原因都归结为农奴制度的残余，即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工役（注：工役制是指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时用给地主干涉来代替交纳地租的制度。它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而其最主要基础是割地。--107、162、253、779。）、代役租、割地、农民无人身权利和不能更换住所。至于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制度本身、改革后的经济制度本身可能包含农民贫困的原因，这一点斯卡尔金不仅没有看到，而且也根本不会想到，因为他深信，只要把农奴制度的这一切残余彻底铲除，普遍幸福就会到来。他的观点正好是否定的观点：只要铲除农民自由发展的障碍，只要铲除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束缚，我们这个美好世界上的一切就会更加美好。斯卡尔金说：“在这里〈即在对待农民方面〉国家政权只有一条路：逐渐地和始终不懈地把那些使我国农民陷入现在这样愚钝和贫困的境地并且不让他们站立起来的原因铲除干净。”（第224页，黑体是我用的）对于那些为“村社”辩护（即主张把农民束缚在村团中或份地上），认为不然就会“产生农村无产阶级”的人，斯卡尔金的答复在这方面是极其值得注意的。斯卡尔金说：“只要我们回想一下我国有多么广阔的土地因为没有人耕种而荒废起来，这个反驳就不攻自破了。如果法律对我国劳动力的自然分配不◎第107页◎加限制，那么在俄国只有那些职业乞丐或者是不可救药的堕落分子和酒鬼才会成为真正的无产者。”（第144页）--这是18世纪经济学者和“启蒙者”的典型观点，他们相信，只要农奴制及其一切残余一废除，就会在大地上建立起普遍幸福的王国。也许民粹派分子会蔑视斯卡尔金，说他不过是一个资产者。不错，斯卡尔金固然是一个资产者，但他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代表，而民粹派分子的思想体系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在许多方面是反动的。至于农民那些与整个社会发展要求始终一致的实际的和现实的利益，这个“资产者”却比民粹派分子捍卫得更好些！（注：反过来说，凡是我们在民粹派那里遇到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实际措施，就其内容说来，完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措施，即正好对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是对其他什么发展有利的措施。只有小资产者才能捏造理论，说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减少赋税，实行移民，发放信贷，提高技术，整顿销售等等措施，是为什么“人民生产”服务的。）
为了结束对斯卡尔金观点的评述，我们要补充几句。他反对等级制度，主张一切等级只有一个法庭，“在理论上”同情不分等级的乡政权，热烈拥护国民教育、特别是普遍教育，拥护自治和地方自治机关（注：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1864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地方自治局的经费来源于对土地、房屋及工商企业征收的不动产税。从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地方自治局在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地方自治局的经济措施--举办农业展览、设立农事试验站、发展农业信贷等，有利于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巩固，对贫苦农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地方自治局所组织的统计工作对研究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到19世纪70年代，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行政单位有欧俄34个省和顿河军屯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有欧俄43省。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在地方上的支柱。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108、207、251、369、632。），拥护广泛的土地信贷、特别是小额信贷，因为农民极其需要购买土地。“曼彻斯特派”在这里又出现了：例如，斯卡尔金说，地方自治局的和城市的银行是“宗法式的或原始的银行形式”，这些银行应当让位于具有“一切优越性”的私人银行（第80页）。提高土地价值，“只能在我们各省的工商业活动十分活跃的情况下才能办到”（第71页）等等。
我们来作总结。就斯卡尔金观点的性质说来，可以把他叫作资产者-启蒙者。他的观点很像18世纪经济学家的观点（当然是经过俄国条件的三棱镜而有相应的折射），而且他把60年代“遗产”的◎第108页◎一般“启蒙”性质表达得相当清楚。像西欧的启蒙者和60年代的大多数著作家一样，斯卡尔金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充满着强烈的仇恨。这是“启蒙者”的第一个特征。俄国的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最后，“启蒙者”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农民在启蒙者时代还没有完全解放，或者刚刚得到解放），他们真诚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想要促进这一事业。这三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60年代遗产”的本质。重要的是要着重指出，在这个遗产里没有任何民粹派的东西。俄国有不少著作家，就其观点说来，是符合上述特征的，而且与民粹派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要一个著作家的世界观中有上述特征，人们总公认他是“保持了60年代传统”的著作家，完全不管他对民粹主义采取什么态度。当然，谁也不会想到要说，例如，不久前才举行过寿辰庆祝会的米·斯塔秀列维奇先生由于反对民粹派或对民粹派提出的问题采取了冷淡态度，便是“拒绝了遗产”。我们所以拿斯卡尔金作例子（注：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斯卡尔金在对村社的敌视态度上和声调上都不是60年代的典型人物。但是这里的问题决不仅仅在于村社。问题在于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而斯卡尔金也赞同的那些观点。至于他的声调，也许的确不是典型的，因为它是稳健的、温和的、渐进的，等等。难怪恩格斯把斯卡尔金叫作温和的保守分子[温和的保守分子是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给斯卡尔金的评语（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25页脚注）。--109。]。然而如果拿一位具有更典型的声调的遗产代表来考察，那么，第一，由于种种原因这样做会是不方便的，第二，拿他来同现代民粹主义比较，会使人产生误会。（这里说的“具有更典型的声调的遗产代表”是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在谈到19世纪60年代思想遗产时援引斯卡尔金，是出于应付书报检查的考虑。他在1899年1月26日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109。）按我们任务的性质说来，声调（与一句谚语说的相反）不构成音乐，而且因为斯卡尔金的声调不典型，所以他的“音乐”，即他的观点的内容，就更加突出。我们感到兴趣的正是这个内容。我们也只打算在观点的内容方面（决不是在作者的声调方面），把遗产代表和现代民粹派分子作一个比较。），正因为他毫无疑问是“遗产”的代表，同时又是民粹◎第109页◎派捍卫的旧制度的死敌。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斯卡尔金是一个资产者。关于这个评语，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相当多的证明，但是必须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往往极端不正确地、狭隘地、反历史地了解这个词，把它（不区分历史时代）同自私地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应忘记，在18世纪启蒙者（他们被公认为资产阶级的先驱）写作的时候，在我们的40年代至60年代的启蒙者写作的时候，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不论在西欧或俄国，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幸福生活，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幸福生活，他们确实没有看出（从某种程度上说还不可能看出）从农奴制度产生出来的那个制度中的各种矛盾。难怪斯卡尔金在其书中的一个地方引证了亚当·斯密的话。我们看到，他的观点以及他的论据的性质在许多方面都在重复这位先进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的论点。
如果我们把斯卡尔金的实际愿望一方面和现代民粹派分子的观点作比较，另一方面和“俄国学生们”对它们的态度作比较，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学生们”将始终支持斯卡尔金的愿望，因为这些愿望代表着进步社会阶级的利益，代表着整个社会在目前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迫切利益。而民粹派对斯卡尔金的这些实际愿望或者对他的问题提法所作的修改都很糟糕，都遭到“学生们”的反对。学生们“攻击”的不是“遗产”（这是荒谬的捏造），而是民粹派分子加到遗产上面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些加上去的东西。◎第110页◎
二　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
现在我们就从斯卡尔金转到恩格尔哈特吧。他的《农村来信》也是关于农村的政论性质的特写，所以他的书在内容上甚至在形式上都很像斯卡尔金的那本书。恩格尔哈特比斯卡尔金有才能得多，他的农村来信写的也生动得多、形象得多。他这本书里没有像《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一书的饱学的作者那样的长篇大论，但是却有更多中肯的评述和其他一些形象。无怪乎恩格尔哈特的书在广大读者中受到如此持久的欢迎，并在不久以前还再版过，而斯卡尔金的书则几乎完全被人忘却了，虽然恩格尔哈特的信在《祖国纪事》上开始发表只不过是在斯卡尔金的书出版两年以后。因此，我们根本不需要向读者介绍恩格尔哈特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只简要地说明他的观点的两个方面：第一，整个“遗产”所特有的、尤其是恩格尔哈特和斯卡尔金所共有的观点；第二，民粹派所特有的观点。恩格尔哈特已经是一个民粹派分子，但是他的观点中还有这么多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特点，这么多被现代民粹派所抛弃或改变了的东西，以致很难把他归到哪一边，是归到没有民粹派色彩的整个“遗产”代表一边呢，还是归到民粹派分子一边。
使恩格尔哈特与“遗产”代表相接近的，首先是他那十分清醒的见解，对现实的简单而直接的说明，对一切坏东西--一般是“基础”的坏东西，特别是农民的坏东西--的无情揭露，而把“基础”加以虚伪的理想化和掩饰，则是民粹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恩格尔哈特的民粹主义，虽然表现得很微弱和胆怯，但与他以巨大的才能所描绘的农村现实的图景还是发生了直接的尖锐◎第111页◎的矛盾；如果一个经济学家或政论家把恩格尔哈特所举出的材料和观察结果拿来论证自己关于农村的判断（注：附带讲一下：这不仅是非常有意义的和有教益的，而且也是一个经济学家-研究者的完全正当的方法。如果学者们相信调查表的材料，即相信许多往往带有成见，很少了解情况，没有形成自己完整见解，没有搞通自己观点的业主们所写的答复和意见，那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一个观察精细，绝对诚实，很好研究了自己所讲的东西的人在整整11年中所收集的材料呢？），那么从这种材料中是不可能得出民粹派的结论的。把农民及其村社理想化，是民粹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分子，从瓦·沃·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都非常卖力地要对“村社”加以理想化和粉饰。恩格尔哈特则丝毫没有进行这种粉饰。与关于我国农民的村社倾向的流行说法相反，与拿这种“村社倾向”来反对城市的个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现象等等流行做法相反，恩格尔哈特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小农的惊人的个人主义。他详细地表明，我们的“农民在财产问题上是最极端的私有者”（第62页，引自1885年版），他们忍受不了“大伙一起工作”，他们由于狭隘的个人动机和利己打算而仇视这种工作，因为在大伙一起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怕多干活”（第206页）。这种害怕多干活的情形，简直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可以说甚至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例如，作者说：住在一个房间里、共同操持家务并有亲属关系的一些农妇，每个人只擦自己用过饭的那一小块桌面，或者每个人轮流为自己的婴儿挤牛奶（怕别人把牛奶藏起来），每个人单独给自己的婴儿煮粥。（第323页）恩格尔哈特这样详细地说明了这些特点，用这样多的例子证实了这些特点，因此不能说这些事实是偶然发生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恩格尔哈特是一个根本不行的和不值得相信的观察者，或者关于我国农夫的村社倾向和村社品质的◎第112页◎奇谈是把从土地占有形式中抽象出来的特点（而且还把从这种土地占有形式中抽象出来的它的国库-行政方面）都搬到经济上去的空洞捏造。恩格尔哈特说明，农夫在其经济活动方面的趋向是当富农：“每个农民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富农倾向”（第491页），“农民中间充满着富农理想”……“我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农民身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剥削倾向很严重”……“每个人都以当狗鱼而骄傲，并力图吞掉鲫鱼。”农民的趋向决不在于“村社”制度，决不在于“人民生产”，而在于最普通的、为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小资产阶级制度。这一点恩格尔哈特作了很好的说明。富裕农民的趋向是做生意（第363页），以粮换工，购买贫穷农夫的劳动力（第457、492页及其他各页），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善于经营的农夫变为农村资产阶级，--这是恩格尔哈特作了描写并且十分确凿地证明了的。恩格尔哈特说：“如果农民不转向劳动组合的经济，而是每户单独进行经营，那么即使是在土地很多的条件下，种地的农民当中也会有无土地者和雇农。我还要说，我认为将来农民贫富的差别比现在还要大。虽然是在村社的土地占有制之下，但还会有许多实际上没有土地的雇农与'富人'同时存在。我虽有土地所有权，但是我既没有资本也没有农具来耕种，那么它对于我和我的孩子们又有什么用呢？这等于把土地交给瞎子，向他说，吃吧！”（第370页）“劳动组合的经济”带着一种可悲的讽刺孤零零地呈现在这里，就像一种善良的无罪的愿望，它不仅不是从关于农民的材料中产生出来的，而且甚至是为这些材料所直接驳斥和排除的。
使恩格尔哈特与没有任何民粹派色彩的遗产代表接近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相信农民贫困的主要和根本原因是农奴制度的残余以及它所特有的法规。只要扫除了这些残余和这种法规，事情就好办了。恩格尔哈特对法规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无情地嘲笑想凭◎第113页◎借上面的法规来造福于农夫的任何企图，他的这种态度与民粹派对“领导阶级的理性和良心、知识和爱国主义”（尤沙柯夫先生在1896年《俄国财富》第12期第106页上的话）的期望，与民粹派关于“组织生产”的空洞计划等等形成了极其尖锐的对立。我们提醒一下：对于在磨房里不准出卖伏特加酒这项关心农夫“利益”的规则，恩格尔哈特进行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对于1880年几个地方自治机关所颁布的不准在8月15日以前种黑麦的强制性决定，--这项决定也是因为考虑到农夫的利益而制订出来的，--他是多么愤怒，说这是坐在书斋里的“学者”对“千百万庄稼汉”的经济的粗暴干涉（第424页）。恩格尔哈特指出了禁止在针叶树林中吸烟，禁止在春天打狗鱼，禁止在“5月”砍白桦树，禁止捣毁鸟窠等等规则和命令，然后讽刺地说道：“……关心农夫始终是知识分子主要操心的事。谁是为自己而生活呢？大家都是为农夫而生活呀！……农夫是愚蠢的，不会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果谁也不去关心他们，那他们就会把所有的树林都烧光，把所有的鸟都打死，把所有的鱼都捕光，把土地毁坏，连自己也整个死掉。”（第398页）读者，请您说，这个著作家会不会至少同情一下民粹派分子所喜爱的关于禁止转让份地的法律呢？他会不会像《俄国财富》的一位台柱那样说出上述那一类话来呢？他会不会赞成同一杂志的另一位台柱尼·卡雷舍夫先生责难我们的省地方自治机关（是在90年代呀！）“找不到地方”“为组织农业劳动而进行不断的、大规模的、大量的投资”（注：1896年5月《俄国财富》第5期。卡雷舍夫先生所著关于省地方自治机关在经济措施上的开支一文。第20页。）这种观点呢？
我们再指出一个使恩格尔哈特和斯卡尔金相接近的特点，这◎第114页◎就是恩格尔哈特对许多纯粹资产阶级的愿望和措施所采取的那种不自觉的态度。不是说恩格尔哈特力图粉饰小资产者，捏造出某种借口（类似瓦·沃·先生那样）来反对把这种称号应用到某些企业主身上去，--完全不是。恩格尔哈特是一个实践农业主，他只醉心于经济上的各种进步和改良，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改良的社会形式最好不过地推翻了他自己关于资本主义在我国不可能发展的理论。例如，我们回忆一下，他如何醉心于在自己的经济中对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揉麻、脱粒等等）而获得的成绩。恩格尔哈特仿佛也没有料想到，用计件工资代替计时工资是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所采取的最流行的方法之一，资本主义经济用这个方法可以加强劳动强度和增加额外价值（注：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列宁在90年代的著作中，常把“额外价值”与“剩余价值”并用，后来就只用“剩余价值”一词。--115、170。）额。再举一个例子。恩格尔哈特嘲笑了《农业报》（注：《农业报》(《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沙皇政府国家产业部（1894年起改为农业和国家产业部）的报纸，1834-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两号，1860年起改为每周出版一号，同时每月出版两期附刊《农村小报》。该报主要刊登有关农业的政府法令、经济时评、新闻报道等，在地主和富农阶层中很有影响。--115。）的“停止轮流出租田地，利用雇农劳动组织经济，采用改良的机器、工具、畜种，实行多圃制，改善草地和牧场等等”这一纲领。恩格尔哈特大叫道：“其实这一切不过是老生常谈！”（第128页）。然而恩格尔哈特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所实行的正是这个纲领，他正是由于利用雇农劳动组织经济才在自己的经济中取得了技术改进。还有，我们看到，恩格尔哈特是多么直率、多么正确地揭露了善于经营的农夫的真正趋向；但这丝毫也没有妨碍他肯定说：“所需要的不是各种工厂，而是小规模的〈黑体是恩格尔哈特用的〉农村酒坊和油坊”以及其他等等（第336页）。这就是说，“所需要的”是使农村资产阶级向技术性农业生产过渡，--这种过渡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农业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征兆之一。这就表明，恩格尔哈特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实践农业主。议论不要资本主义也可能进步是一回事，亲自经营是另外一回事。恩格尔哈特既抱定合理组织自己的经济的目的，就为周围环境的力量所迫而不得不采取纯粹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把自己关于“雇◎第115页◎农”的一切理论上的抽象的疑问搁在一边。斯卡尔金在理论上是作为一个典型的曼彻斯特派分子来发议论的，他既根本看不见自己议论的这种性质，也根本看不见自己的议论是与俄国资本主义演进的需要相适应的。恩格尔哈特在实践中不得不作为一个典型的曼彻斯特派分子来行动，这与他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和他相信祖国将走一条特殊的道路的热望背道而驰。
然而恩格尔哈特确实是这么相信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他叫作民粹派分子。恩格尔哈特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俄国经济发展的真正趋向，并且开始否认这个发展的矛盾。他竭力证明农业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能发展，证明“我国没有雇农”（第556页），--然而他自己却十分详尽地推翻了我国工人工资很高的说法，他自己表明在他那里做工要养活全家的牧工彼得所领得的工资是多么微薄，除了吃饭以外一年只领得6个卢布来“购买油、盐、衣服”（第10页）。“即使这样，人家还很羡慕他，我如果不要他，马上就会有50个人愿意来顶替。”（第11页）恩格尔哈特在指出自己经营的成绩和工人熟练地使用耕犁时洋洋得意地叫喊道：“耕地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愚昧无知、不好好干的俄国农民。”（第225页）
恩格尔哈特虽然用自己的经营和自己对农民个人主义的揭露推翻了关于“村社倾向”的一切幻想，但他却不仅“相信”农民可能向劳动组合经济过渡，而且还表示“确信”事情将来一定会这样，我们俄国人正是要完成这个伟大事业，要采用新的经营方法。“我国经济的独特性或独创性就表现在这里。”（第349页）现实主义者恩格尔哈特变成了浪漫主义者恩格尔哈特，这个浪漫主义者以对未来的“独特性”的“信心”来补偿自己经营方法中和他所观察到的农民经营方法中完全不存在的“独特性”！从这样的信心到恩格◎第116页◎尔哈特身上所具有的（虽然是极个别的）极端民粹主义的特点，到与沙文主义近似的狭隘民族主义（恩格尔哈特在战争问题上对一个地主证明说：“连欧洲我们也能打垮”，“而且欧洲的农夫将会拥护我们”（第387页），甚至到把工役制理想化，其间只有一步之差！是的，恩格尔哈特曾经把自己书中这样多的美好篇章用来描写农民受压制和受侮辱的状况，用来描写农民以劳动作抵押去借贷钱粮而不得不在最坏的人身依附的条件下几乎无偿地给人家劳动的情形。（注：请回忆一下这样一个情景：村长（即地主的管事）在农民自己的麦子熟得快要落地的时候叫他去做工，只要一提不去做工就要在乡里“脱裤子”，农民就不得不去。）--就是这个恩格尔哈特甚至这样说：“如果医生〈这里说的是医生对农村有好处，农村需要医生。--弗·伊·注〉有自己的庄园，农夫可以靠做工来抵偿医药费，那就好了。”（第41页）这用不着解释了。
整个说来，把上述恩格尔哈特世界观中正面的特点（即与没有一点民粹派色彩的“遗产”代表所共有的特点）与反面的特点（即民粹派的特点）加以比较，那么我们应当承认，前者在《农村来信》的作者那里占绝对优势，后者则仿佛是外来的、偶然加进去的、从外面吹进去而与该书的基调不合的东西。
三　“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是否得到了好处？
也许读者会问：你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什么东西呢？“遗产”这◎第117页◎个概念包含什么内容，上面已经下过定义，而“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则还没有下过任何定义。
我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观点体系，它包含以下三个特点：(1)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因此便有“遏止”、“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破坏”历代基石的意图和愿望以及诸如此类的反动狂叫。(2)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人们并不认为必须把现代科学所制定的关于各个社会阶级及其冲突的概念应用于俄国经济关系。农民村社被看作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因此便产生了对“基石”的理想化。在农民中间否认和抹杀任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矛盾，否认这些矛盾与它们在资本主义工农业中的更发展的形式有联系。(3)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否认这种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这就使人把这些因素看作是一种能“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瓦·沃·先生）、“越出轨道”（尼·-逊、尤沙柯夫诸位先生）等等的力量。
我们所理解的“民粹主义”就是这样。因此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正如一切“俄国学生们”使用它一样，他们反对的是整个观点体系，而不是这一观点体系的个别代表。当然，这些个别代表之间有差别，有时是不小的差别。这些差别谁也没有忽视。但是，上述世界观方面的特点则是民粹主义一切极不相同的代表，比方说，从……尤佐夫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所共有的。尤佐夫、萨宗诺夫、瓦·沃·和其他先生们，在自己观点中除了上述否定的特点而外，还有其他一些否定的特点，而这些否定的特点，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现在《俄国财富》的其他撰稿人则是没有的。当然，否定狭义的民粹派分子与一般的民粹派分子之◎第118页◎间的差别是不对的，但是忽视所有一切民粹派分子的基本社会经济观点在上述基本要点方面相一致，那就更不对了。既然“俄国学生们”所驳斥的正是这些基本观点，而不只是离开这些基本观点走到更坏方面去的“可悲的偏向”，那么他们显然完全有权利在广义上使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他们不仅有权利这样做，而且也不能不这样做。
当我们讲到民粹主义上述基本观点的时候，我们应当首先确认，“遗产”与这些观点毫不相干。有许多无庸置疑的“遗产”代表和继承者，他们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根本没有提出资本主义问题。根本不相信俄国和农民村社等等的独特性，根本不认为知识界和法律政治制度是一种能够使历史“越出轨道”的因素。我们在上面拿《欧洲通报》（注：《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33、119、166。）的出版者兼编辑作例子，可以在别的方面指责他，但决不能责备他破坏了遗产的传统。相反，有些人的观点是符合上述民粹主义基本原则的，并且直接公开地“拒绝遗产”，--至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指出过的那位雅·阿布拉莫夫先生，或者尤佐夫先生都是这样的人。“俄国学生们”所反对的民粹主义，在（以法律用语来说）“发现”遗产的时候，即在60年代，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当然，民粹主义的胚胎、萌芽，不仅在60年代，而且在40年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有了（注：不妨参看一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所著《俄国工厂》一书（1898年圣彼得堡版）。），--不过我们现在对民粹主义的历史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们认为重要的，再说一遍，只是确定：上述意义上的60年代的“遗产”与民粹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就是说，就观点的实质说来，它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有非民粹派分子的“遗产”继承者，也◎第119页◎有“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当然，也有继承“遗产”或自命为继承“遗产”的民粹派分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谈到遗产与民粹主义的联系，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种联系提供了什么东西。
第一，民粹主义比遗产前进了很大一步，因为民粹主义把遗产继承者部分地还不能（在当时）提出，部分地由于他们所固有的狭小眼界而一直都没有提出的问题提到了社会思想界面前来解决。提出这些问题是民粹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并且由于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作了（不管是什么样的）解答，从而在进步的俄国社会思想流派中占据先进的地位，这也是十分自然和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毫无用处，因为这种解答所根据的是西欧早就抛弃了的落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对俄国历史和现实中最重要事实的忽视。当俄国资本主义及其固有的矛盾还不够发展的时候，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粗浅批判还能站得住。但是民粹主义绝对不能满足俄国资本主义当前的发展，不能满足我们关于俄国经济历史和现实的知识的现状，不能满足当前对社会学理论提出的要求。民粹主义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主义问题，而现在则成为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因为它使社会思想发生混乱，助长停滞现象和各种亚洲式的东西。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反动性质，使现在的民粹主义甚至具有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它连那种只限于忠实地保持遗产的世界观都不如。（注：在上面评经济浪漫主义的文章中我已经指出，我们的论敌表现出惊人的近视，他们把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这些用语理解为论战性抨击，其实这些用语具有完全确定的哲学历史意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85页。--编者注））我们现在力求通过对上述民粹主义世界观的三大特点的逐一分析，来◎第200页◎说明情况确实如此。
第一个特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一提出来，人们很快就弄清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民粹派分子则宣布这种发展是退步，是错误，是偏离了仿佛为民族全部历史生活所规定的道路，偏离了仿佛为历代基石所视为神圣的道路等等。启蒙者热诚地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民粹派却不相信；启蒙者满怀历史乐观主义和蓬蓬勃勃的精神，民粹派则悲观失望和垂头丧气，因为他们认为，事情愈像现在这样下去，就愈糟糕，新的发展所提出来的任务就愈难完成，于是他们便号召“遏止”和“阻止”这个发展，提出落后便是俄国的幸福这种理论等等。民粹派世界观的这一切特点，不仅与“遗产”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和它正相抵触的，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是“偏离道路”，是衰落等等，就会歪曲俄国整个经济的演进过程，歪曲我们眼前所发生的“更替”现象。民粹派分子一心要遏止和制止资本主义对历代基石的破坏，便干出了历史上惊人的荒唐行为，他们忘记了：在这个资本主义后面，除了同样的剥削，再加上使劳动人民的状况恶化的各种各样的盘剥和人身依附而外，除了社会生产方面、因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而外，是没有别的什么东西的。民粹派分子从自己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同资本主义作战，便把任何历史现实主义都抛弃了，总是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对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虚构加以比较。60年代的“遗产”热诚地相信当时社会发展的进步性，把无情的仇恨倾注在旧时代的残余上，确信只要把这些残余扫除干净，一切都会尽如人意，--这个“遗产”不仅与上述民粹派的观点毫不相干，而且是正相抵触的。
民粹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相信俄国的独特性，把农民和村◎第121页◎社理想化等等。关于俄国的独特性的学说，使民粹派分子抓住西欧的一些过时的理论不放，使他们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对待西欧文化的许多成就；民粹派分子安慰自己说，虽然我们没有文明人类的某些特点，但是“我们命中注定要”向世界表明新的经营方法等等。民粹派分子不仅不把西欧进步思想界对资本主义及其一切现象的分析用之于神圣的俄罗斯，反而竭力想出一些借口不对俄国资本主义作出人们曾对欧洲资本主义作出过的结论，民粹派分子奉承从事这种分析的人，同时……同时却始终心安理得地当这些人毕生所反对的浪漫主义者。一切民粹派分子共同主张的关于俄国独特性的学说，也是不仅与“遗产”毫无共同之处，甚至和它正相抵触。相反，“60年代”力图欧化俄国，相信俄国会吸收全欧的文化，关心把这个文化的各种设施移植到我们这个一点也不独特的土地上来。任何关于俄国独特性的学说，都完全不符合60年代的精神和传统。民粹派对农村的理想化和粉饰，更不符合这个传统。这种虚伪的理想化不顾一切地要把我们的农村看作某种特别的东西，看作某种与前资本主义关系时期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其他农村制度根本不同的东西；这种理想化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的遗产的传统处于极端矛盾之中。资本主义愈往前愈深入地发展，任何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所共有的矛盾在农村中表现得愈厉害，则民粹派分子关于农民的“村社倾向”、“劳动组合心理”这类甜言蜜语与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这一事实之间的对立就愈来愈尖锐，继续用农民眼光观察事物的民粹派分子就愈加迅速地从感伤的浪漫主义者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因为小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中正在变成商品生产者。对农村的虚伪的理想化与关于“村社倾向”的浪漫主义的梦想，使民粹派分子对于农民在当前经济发展下的真正需要采取了极其轻率的态度。在理论上尽可以大谈基石的◎第122页◎力量，但是在实践中每个民粹派分子都清楚地感觉到：扫除旧事物的残余，扫除至今还把我国农民从头到脚紧紧束缚住的改革前的制度的残余，正是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给其他什么发展开辟道路。宁肯停滞，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进步，--这实质上就是每个民粹派分子对农村的看法，当然，远不是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像瓦·沃·先生那样天真直率，敢于公开直接地说出这个意思。“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己更有利的地方，他们好像停留在从农奴制度挣脱出来就走了进去的那种拥挤不堪的、象牲畜一样混杂在一起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遗产”代表之一就是这样从他所特有的“启蒙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注：这里指的是斯卡尔金。列宁引用的是他的书中的话（见《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285页）。--123。）“宁肯让农民继续停留在他们因循守旧的宗法式的生活方式中，也不要在农村中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每个民粹派分子实质上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事实上，大概没有一个民粹派分子敢于否认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连环保、禁止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是与现代经济现实、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及其发展处于最尖锐的矛盾中。否认这个矛盾是不可能的，但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民粹派分子像害怕火一样地害怕这样提出问题，害怕这样把农民的法律状况与经济现实、与当前的经济发展加以对比。民粹派分子顽固地相信并不存在的、由他们浪漫主义地空想出来的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因此他们打算阻止现在这个循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的发展。对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连环保、农民有权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等问题，民粹派分子不仅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十分担心“基石”（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的基石）的命运；不仅如此，民粹派分子甚至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地步，竟对警察禁止农民出卖土地的措施表示欢迎。对这样的民粹派分子可以用恩格尔哈特的话来说：“农夫是◎第123页◎愚蠢的，不会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果谁也不去关心他们，那他们就会把所有的树林都烧光，把所有的鸟都打死，把所有的鱼都捕光，把土地毁坏，连自己也整个死掉。”民粹派分子在这里已经是直接“拒绝遗产”，变成反动的了。同时请注意一下：随着经济的发展，摧毁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日益成为农村无产阶级的迫切需要，然而对于农民资产阶级来说，由此产生的不方便却决不是太大的。“善于经营的农夫”很容易在别的地方租到土地，在别的村庄开设店铺，随时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作买卖。但是对于主要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农民”来说，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就等于大大地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活动，就等于不可能找到较有利的雇主，就等于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当地总是出价较低并想尽一切盘剥方法的买主。民粹派分子既然沉醉于浪漫主义的梦想，不顾经济的发展而一心要支持和保护基石，于是他们自己便不知不觉地沿着这个斜坡滑了下去，一直滑到那些全心全意渴望保持和巩固“农民与土地的联系”的大地主的身边。只要回忆一下农民村社的这种等级制闭塞状态怎样产生了雇用工人的特殊方法就够了：工厂主和农庄主把自己的管事派到各个农村去，特别是派到欠了很多债的农村去，以便最便宜地雇到工人。幸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无产者的“定居生活”（所谓外出做农业零工的作用就是这样），逐渐地以自由雇用来排斥这种盘剥。
民粹派中间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把工役理想化，这个事实也同样明显地证实了我们认为现代民粹派理论是有害的这个论点。我们在上面曾经举出了一个例子，说明恩格尔哈特如何犯了一个民粹主义的罪过，竟写出要是能在农村发展工役“那就好了”这样的话来！我们在尤沙柯夫先生著名的农业中学计划中也看到了同样◎第124页◎的情况。（1895年《俄国财富》第5期）（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8-24页和第450-479页。--编者注）与恩格尔哈特一同办杂志的瓦·沃·先生，在一些严肃的经济论文中也同样沉醉于这种理想化，他断言：农民战胜了似乎愿意实行资本主义的地主；但糟糕的是农民给地主耕种土地，所得的报酬是从地主那里“租到”土地，--这就是说，他完全恢复了农奴制度下所采用的那种经营方法。这是民粹派分子对我国农业问题持反动态度的最突出例子。你们在每个民粹派分子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只不过表达得不那么突出罢了。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在讲我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害处和危险，因为，你们瞧，资本主义用雇农来代替独立的农民。资本主义的现实（“雇农”）与关于“独立”农民的虚构是对立的，因为虚构建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农民占有生产资料这一点上，可是却谦虚地闭口不谈占有这些生产资料要付出比这些生产资料的成本多一倍的代价；这些生产资料是为工役服务的；这种“独立”农民的生活水平极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会把他们算作赤贫者；这种“独立”农民除了绝望的贫穷生活和智力迟钝而外，还有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所必然带来的人身依附。
民粹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联系。这个特点与上述两个特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只有在社会学问题上缺乏现实主义才能产生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错误性”和“越出轨道”的可能性的学说。民粹主义的这个观点也是与60年代的“遗产”和传统没有丝毫联系的，相反，而是与这些传统正相抵触的。从这个观点自然便产生出民粹派分子对于改革前的俄国生活法规的许多残余所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遗产”代表者所绝对不能同意的。为了说明这种◎第125页◎态度，让我们利用一下维·伊万诺夫先生在《笨拙的捏造》（1897年9月《新言论》（注：《新言论》杂志(《Новое　Сло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4-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1897年春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等出版。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办利奇和马·高尔基等。杂志刊载过恩格斯的《资本论》第3卷增补和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等著作。1897年12月被查封。--126、223、763。））一文中所发表的精彩意见。作者讲到博博雷金先生的著名小说《改弦易辙》，并且揭穿他不了解民粹派分子与“学生们”之间的争论。博博雷金先生借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民粹派分子的口来斥责“学生们”，说他们梦想建立“具有不堪忍受的专制法规的兵营”。维·伊万诺夫先生就此指出：
“他们〈民粹派分子〉不仅没有把不堪忍受的专制'法规'当作自己论敌的'梦想'来谈论，而且只要他们依然是民粹派分子，就不能而且也不会这样谈论。他们在这方面与'经济唯物主义者'的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我们这里所保存下来的旧法规残余，据民粹派分子看来，可以作为法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民粹派分子所以看不见这种旧法规是不堪忍受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为'农民的灵魂（统一而不可分的灵魂）'正在向法规方面'进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确信'知识界'、'社会'或'领导阶级'已经具备或定将具备完美的道德。他们责备经济唯物主义者不去偏爱'法规'，而相反地去偏爱以没有法规为基础的西欧制度。经济唯物主义者的确断言：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旧法规残余，在一个已经转入货币经济的国家里，变得日益'不堪忍受'，因为货币经济无论在全国各个居民阶层的实际状况方面，还是在它们的智力和道德方面，都引起了无数的变化。因此他们深信：产生国家经济生活中有益的新'法规'所必需的条件，不可能从适合于自然经济和农奴制度的法规残余中发展起来，而只能在西欧和美洲先进国家那样广泛和普遍地没有这种旧法规的环境中发展起来。民粹派分子与他们的论敌所争论的'法规'问题就是这样。”（上引书第11-12页）民粹派分子这种对“旧法规残余”的态度，可说是民粹派对“遗产”传统的最明显的背离。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这种遗产的代表的特点是对旧法规◎第126页◎的所有一切残余进行坚决无情的谴责。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学生们”同60年代的“传统”和“遗产”要比民粹派分子接近得多。
民粹派除了上述非常严重的错误之外，在社会学方面缺乏现实主义这一点，也使得他们在思考和议论社会事务和问题时，采取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说是知识分子狭隘的自以为是，或者甚至可说是官僚主义的思维。民粹派总是这样议论：“我们”应当给祖国选择什么道路；如果“我们”让祖国走这样的道路，那就会遇到什么样的灾祸；如果我们避开欧洲老婆婆所走的那条危险道路，如果我们既从欧洲又从我们历来的村社制度中“吸收好的东西”，那“我们”就能保证使自己获得什么样的出路，以及其他等等。因此，民粹派分子对于各个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创造历史的社会阶级的独立趋向采取完全不信任和轻视的态度。因此，民粹派分子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大谈（忘记了他们的周围环境）各种各样空洞的社会计划，从什么“组织农业劳动”起到使我们的“社会”努力于“生产村社化”为止。“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注：马克思《神圣家族》第120页，别尔托夫的译本，第23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编者注）），--这些话表达了哲学历史理论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对这种哲学历史理论，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了解和不能了解的。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是采取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看作是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是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第127页◎过在既定道路上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可以削弱）这些历史创造者独立和自觉活动的条件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虽然民粹派比启蒙者的“遗产”前进了一大步，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感伤的批判，他们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以致在一系列有关社会生活的最重要问题上民粹派都落后于“启蒙者”。把民粹主义归入我国启蒙者的遗产和传统，归根到底是不好的：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发展向俄国社会思想界所提出的那些新问题，民粹派并没有解决，而仅仅在这些问题上发出了一些感伤的和反动的悲叹，至于那些还是由启蒙者所提出来的旧问题，民粹派却用自己的浪漫主义堵塞了解决的道路，从而拖延了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
四　“启蒙者”、民粹派分子和“学生们”
现在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上述比较作一总结。我们试图扼要地说明标题中所指出的各个社会思想流派的相互关系。
启蒙者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不见它所固有的矛盾。民粹派分子害怕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矛盾。“学生们”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些矛盾充分发展，美好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都竭力支持、加速和促进循着这条道路往前发展，扫除一切妨碍和阻止这个发展的障碍。相反，民粹派则竭力遏止和阻止这个发展，害怕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障碍消灭掉。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第128页◎派别都具有可以叫作历史乐观主义的特点：事情愈是像现在这样快地进行下去，那就愈好。相反，民粹派则自然会陷入历史悲观主义：事情愈是像现在这样进行下去，那就愈糟。“启蒙者”根本没有提出改革后发展的性质问题，仅仅限于向改革前制度的残余作斗争，仅仅限于给俄国的西欧式发展扫清道路这一消极任务。民粹派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它是从资本主义具有反动性的观点出发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不能完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民粹派分子总是反对那些从“文明统一”的观点出发力求使俄国全盘欧化的人。他们之所以反对，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局限于这些人的理想（这样的反对倒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当前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发展方面走得这样远。“学生们”是从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的观点出发来解决俄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全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并且从无家产的生产者的观点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而对这个遗产作了补充。启蒙者没有挑出任何一个居民阶级作为自己特别注意的对象，他们不仅一般地谈论人民，甚至一般地谈论民族。民粹派分子希望代表劳动者的利益，然而没有指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特定集团；事实上他们总是站在小生产者的观点上，而资本主义则使小生产者变为商品生产者，“学生们”不仅以劳动者的利益为标准，而且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完全特定的经济集团，即无家产的生产者。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在其愿望的内容上与资本主义所创造和发展的那些阶级的利益相适应；民粹主义在其内容上则与小生产者阶级即在其他现代社会阶级中占据中间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相适应。因此，民粹主义对“遗产”的矛盾态度，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民粹派观点内容本身的必然结果。我们曾经看到，启蒙者观点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热烈追求俄国欧化，而民粹派分子只要依然是民粹派◎第129页◎分子，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追求。
因此，归根到底我们就得出了我们在上面个别场合曾不止一次指出过的结论：学生们是比民粹派分子彻底得多、忠实得多的遗产保存者。他们不仅不拒绝遗产，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驳斥那些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顾虑，这些顾虑使民粹派分子在很多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拒绝接受启蒙者的欧洲理想。当然，“学生们”保存遗产，不同于档案保管员保存旧的文件。保存遗产，还决不等于局限于遗产，所以“学生们”除了捍卫欧洲主义的一般理想而外，还分析了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并从上述特有的观点出发评价了这个发展。
五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最后我们再回过来谈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考察一下他对我们关心的问题所作的论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声称这些人（学生们）“根本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并且坚决拒绝遗产”（上引书第179页），而且还宣称“他们〈同各种极不相同的流派的其他人物一起，连阿布拉莫夫先生、沃伦斯基先生、罗扎诺夫先生也在内〉非常凶恶地攻击遗产”（第180页）。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讲的是哪一种遗产？是《莫斯科新闻》过去和现在都郑重表示拒绝的60-70年代的遗产（第178页）。
我们已经表明：如果谈的是现代人所承受的“遗产”，那就要区别两种遗产：一种遗产是启蒙者的遗产，是绝对敌视改革前的一切的人的遗产，是拥护欧洲理想和广大群众利益的人的遗产。另一种遗产是民粹派的遗产。我们已经表明，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人保存了“60年代的传统”并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发表的种种意见完完全全是以混淆这两种根本不同的遗产为根据的。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会不知道这个区别，所以他的做法不仅完全肯定是荒唐的，而且是诽谤性的。《莫斯科新闻》是不是专门攻击了民粹主义呢？根本没有：它同样地甚至更厉害地攻击了启蒙者，而与民粹主义格格不入的《欧洲通报》对于它来说，则是和民粹派的《俄国财富》一样的敌人。当然，同那些最坚决地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例如同尤佐夫先生，《莫斯科新闻》当然在许多方面是会有意见分歧的，但是它未必会去凶恶地攻击他，而且终究会因为他与愿意保持遗产的民粹派分子不同而称赞他。阿布拉莫夫先生或者沃伦斯基先生是否攻击过民粹主义呢？根本没有。前者本人就是民粹派分子；他们两人都攻击过启蒙者。“俄国学生们”是否攻击过启蒙者呢？他们是否曾经拒绝过嘱咐我们绝对仇视改革前的生活方式及其残余的那种遗产呢？不仅没有攻击过，反而揭露过民粹派分子因对资本主义怀有小资产阶级的恐怖心理而力求支持这些残余中的若干东西的企图。他们是否曾经攻击过把一切欧洲理想遗留给我们的遗产呢？不仅没有攻击过，反而揭露过民粹派分子为代替全欧理想而在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上编造各种古怪的蠢话。他们是否曾经攻击过嘱咐我们要关心劳动居民群众利益的那种遗产呢？不仅没有攻击过，反而对民粹派分子进行了如下的揭露：民粹派分子对这些利益的关心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竭力把农民资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混淆起来）；民粹派分子不是意现有的东西，而是幻想也许会有的东西，所以这些关心就变得没有什么用处了；民粹派分子的关心是极端狭隘的，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第131页◎注能够正确地评价使这些人易于或难于获得自己关心自己的可能性的条件（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不同意这些揭露是正确的，而且他既然是个民粹派分子，自然不同意这些揭露。但是，说那些事实上仅仅“凶恶地”攻击了民粹主义的人是“凶恶地”攻击了“60-70年代的遗产”，却不知道他们之所以攻击民粹主义是因为它不能按照这个遗产的精神并且与它毫无矛盾地来解决改革后的历史所提出来的新问题，--说这样的话就是直接歪曲事实。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极其可笑地愤慨说，“学生们”很乐意地把“我们”（即《俄国财富》的政论家们）同“民粹派分子”及其他与《俄国财富》无关的人们混为一谈（第180页）。这个想把自己从“民粹派分子”当中划分出来同时却又保存民粹主义一切基本观点的奇怪企图，只能引人发笑。谁都知道，一切“俄国学生”都在广义上使用“民粹派分子”和“民粹主义”这两个名词。至于各个民粹派分子之间有许多不同的色彩，这是谁也不曾忘记和否定的：例如，不论是彼·司徒卢威也好，或恩·别尔托夫也好，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没有把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瓦·沃·先生“混为一谈”，而且就是同尤沙柯夫先生也没有“混为一谈”，这就是说，没有抹杀他们观点上的差别，没有把一个人的观点硬加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彼·伯·司徒卢威甚至直接指出了尤沙柯夫先生的观点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观点的区别。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混为一谈，这是一回事；把虽然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有所不同但在“学生们”所反对的基本和主要论点上意见一致的著作家们概括起来归入一类，这是另一回事。对于“学生们”来说，重要的根本不是指出那些使一位尤佐夫先生与其他民粹派分子有所不同的观点的毫无用处，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驳斥尤佐夫先生、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及所有民◎第132页◎粹派分子共同的观点，这就是说，要驳斥他们对俄国资本主义演进的态度，驳斥他们从小生产者观点出发对经济问题和政论性问题的议论，驳斥他们对社会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的不理解。这些特点是曾经起过很大历史作用的那一个社会思想流派的共同财产。在这个广大的思想流派中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色彩，有右翼和左翼，有堕落到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等等的人，也有未犯这种罪过的人；有对“遗产”的许多遗训抱轻视态度的人，也有尽可能（即在民粹派分子看来是尽可能）捍卫这些遗训的人。没有一个“俄国学生”否认过各种色彩之间的这些区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能揭露他们中间有任何人把一种色彩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硬加在另一种色彩的民粹派分子身上。但是，既然我们反对的是这一切不同色彩所共有的基本观点，那我们有什么必要去谈论整个流派中的局部差别呢？这真是毫无道理的要求！一些著作家虽然远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意见一致，但对俄国资本主义、对农民“村社”、对所谓“村团”万能的看法却是一致的。这一点早在“学生们”出现之前很久就在我国书刊中不只一次地指出过了，不仅指出过，而且还赞美为俄国的幸福特征。广义的“民粹主义”一词，也在“学生们”出现之前很久就在我国书刊中使用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在一个杂志社中与“民粹派分子”（狭义的）瓦·沃·先生共事多年，而且和他共同具有上述见解的基本要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虽然在80年代和90年代反对过瓦·沃·先生的个别结论，否认他对抽象社会学领域的探索的正确性，可是无论是在80年代还是在90年代，他都附带声明说，他的批判决不针对瓦·沃·先生的经济著作，他同意这些著作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看法。因此，现在在发展、巩固和传播民粹主义（广义的）观点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的《俄国财富》的台柱们，以为只要简单声明一下，说他们不是“民粹派分子”（狭义的），◎第133页◎说他们完全是一种特殊的“伦理社会学学派”，就可以摆脱“俄国学生们”的批判，那么，这样的手法当然只能引起大家对这些如此勇敢同时又如此爱耍外交手腕的人的公正嘲笑。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其论文的第182页上还提出了如下一个反对“学生们”的罕见论据：卡缅斯基先生恶毒地攻击民粹派分子（注：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897年9月《新言论》杂志第12期上用笔名恩·卡缅斯基发表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文。--134。）；这原来“证明他生气了，而他是不应该这样的〈原文如此！！〉。我们'主观主义的老头子'和'主观主义的青年'一样，可以允许自己犯这个毛病，而不至于自相矛盾。但是'完全可以因其严峻的客观态度而自豪'〈一个”学生“的话〉的学说，其代表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这是什么东西呵？！如果人们要求对社会现象的看法要根据对现实和实际发展进行严峻客观的分析，--那就应该由此得出这些人不该生气的结论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极！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是否听说过《资本论》这一名著被公正地认为是社会现象研究中采取严峻客观态度的出色典范之一？许多学者和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著作的主要的、基本的缺点就在于它的严峻的客观态度。然而在这部罕见的科学著作中你们却能够找到这样多的“热忱”，这样多的反对落后观点代表者、反对作者深信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各社会阶级的代表者的热烈而又激昂的论战性文字。这位作者虽然以严峻的客观态度指明，例如，蒲鲁东的观点是法国小资产者的见解和情绪的自然的、明白的、必然的反映，但是他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愤怒“攻击了”这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自相矛盾”呢？如果某种学说要求每个社会活动家要以严峻的客观态度分析现实以及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各阶级间的关系，那怎么能够由此作出结论，说社会活动家不应当同情这个或那个阶级，说他◎第134页◎“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里谈应该不应该，简直是可笑的，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已经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和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这个阶级发展的人表示愤怒，等等，等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使用的这个微不足道的手法只是表明，他到现在为止对于决定论和宿命论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个极其起码的问题都没有弄清楚。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资本正在走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原文如此！！〉问题在于怎样去迎接它。”（第189页）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发现了新大陆，他指出了“俄国学生们”显然根本就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俄国学生们”与民粹派分子可以说根本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迎接”俄国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只能有两种态度：或者认为它是一种进步现象，或者认为它是一种退步现象；或者认为它是在真正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或者认为它偏离了真正的道路；或者从被资本主义摧毁的小生产者阶级的观点来评价它，或者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无家产的生产者阶级的观点来评价它，在这里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注：我们自然不是讲这样一种迎接态度，即根本不认为必须遵循劳动的利益，或者不懂得和弄不清楚“资本主义”一词所表现的概括。不管这里所说的社会思想流派在俄国生活中多么重要，但它们同民粹派分子与其论敌的争论毫不相干，所以不应当把他们牵涉进来。）因此，既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驳斥“学生们”所坚持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的正确性，那就是说，他采取了民粹派的态度，这种态度他在自己以前的文章中多次十分明确地表达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前和现在都丝毫没有补充和改变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旧观◎第135页◎点，他仍然像以前一样是一个民粹派分子。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天呀，他可不是民粹派分子！他是“伦理社会学学派”的代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请不要谈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将要带来的〈？〉未来的〈？？〉福利吧。”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不是民粹派分子。他只是完全重复了民粹派分子的错误和他们不正确的议论方法。我们已经向民粹派分子反复讲过多少次：这种“关于未来”的问题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未来”，而在于前资本主义关系的现实的、已经发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带来的（而不是将要带来的）变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问题搬到了“未来”，因而实质上就恰好承认“学生们”所反对的论点已经得到证实。他认为下面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即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实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给旧的社会经济关系带来任何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这正是民粹派的观点，“俄国学生们”所反对的也正是这个观点，他们证明情形恰好相反。没有一本“俄国学生们”所出版的书不谈到或不指明：在农业中以自由雇佣劳动来代替工役，以工厂工业来代替所谓“手工”工业，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并且发生得非常快的）现实现象，而根本不只是“未来”现象；这种代替在各方面说来都是一种进步现象，它摧毁着墨守陈规的、长期停滞不前的、分散的小手工生产；它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创造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它在创造把这种可能性变成必然性的条件，也就是使那些被抛掷到“穷乡僻壤”的“定居的无产者”，使那些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定居的无产者变成流动的无产者，使那些盘剥极其残酷，人身依附形式繁多的亚洲劳动形式变成欧洲劳动形式；“欧洲的思◎第136页◎想情感方式，对于顺利使用机器来说，是和蒸汽、煤炭和技术同样必需的〈请注意：必需的。--弗·伊·注〉”（注：这是舒尔采-格弗尼茨在1896年《施穆勒年鉴》[《施穆勒年鉴》(《Schmollers Jahrbuch》)即《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Verwaltungund　Volkswirtschaftim DeutschenReich》)，是德国政治经济学杂志，1871年创刊，1877年起由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弗·霍尔岑多夫和路·布伦坦诺出版，1881年起由古·施穆勒出版。--137。]上发表的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的棉纺工业一文中的话。）等等。我们再说一遍，这一切每个“学生”都谈过和证明过，但这一切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志们”大概毫无关系，这一切写出来完全是为了反对与《俄国财富》“无关的”“民粹派分子”。要知道《俄国财富》是一个“伦理社会学学派”，其实质是打着新幌子偷运旧垃圾。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我们这篇文章的任务是驳斥在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上十分流行的捏造，说什么“俄国学生们”屏弃了“遗产”，与俄国社会优秀部分的优秀传统断绝了关系，等等。值得指出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重复这种陈词滥调时，他所说的实质上同那个与《俄国财富》“无关的”“民粹派分子”瓦·沃·先生所说的一模一样，但后者说的要比他早得多和坚决得多。读者，您是否读过这位作家3年以前即在1894年底在《星期周报》（注：《星期周报》(《Неделя》)是俄国政治和文学报纸，1866-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1868-1879年间曾因发表“有害言论”多次被勒令停刊。1880-1890年该报急剧向右转，变成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报纸，反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鼓吹所谓“干小事情”的理论，即号召知识分子放弃革命斗争，从事“平静的文化工作”。--137。）上为答复彼·伯·司徒卢威所著的一本书而发表的那些文章？应当承认，据我看来，您如果没有读过，那也毫无所失。这些文章的基本思想就是：似乎“俄国学生们”割断了贯穿着一切进步的俄国社会思想流派的民主主义的线索。现在，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斥责“学生们”背弃了《莫斯科新闻》所恶毒攻击的“遗产”时，他不是在重复着同样的东西吗？只不过在说法上稍微有些不同而已。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从事这种捏造的人是在颠倒是非，他们硬说“学生们”与民粹主义的彻底决裂，就表明他们与俄国社会优秀部分的优秀传统决裂。先生们，事情不是恰恰相反吗？这种决裂不是表◎第137页◎明把民粹主义从这些优秀传统中清洗出去吗？
载于189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林《经济评论集》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84-425页◎第138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7年底）
津巴布韦列宁像
*（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是1897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的，1898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首次出版，曾在俄国先进工人中广泛流传。小册子的手稿未找到，现只保存下来手稿的一个转抄本，抄录人不详。1902年和1905年，小册子在日内瓦先后出版了第2版和第3版，列宁为这两版写了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87-392页和第11卷第206-207页）。这本小册子还被编入1907年11月出版的列宁的《十二年来》文集。手稿转抄本和小册子第1版都收了传单《“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作为补充，但是1902、1905、1907年的版本没有收这份传单。--139。）
90年代后半期的特点，是在提出和解决俄国革命问题方面呈现异常活跃的气象。新的革命党民权党（注：指民权党。
民权党是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1893年夏成立。参加创建的有前民意党人奥·瓦·阿普特克曼、安·伊·波格丹诺维奇、亚·瓦·格杰奥诺夫斯基、马·安·纳坦松、尼·谢·丘特切夫等。民权党的宗旨是联合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力量为实现政治改革而斗争。该党发表过两个纲领性文件：《宣言》和《迫切的问题》。1894年春，民权党的组织被沙皇政府破坏。大多数民权党人后来加入了社会革命党。--73、139、764。）的出现，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和成绩的增长，民意党（注：民意主义指民意党的学说和主张。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毁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64、139、271、284、294、471、726、764。）内部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小组中以及秘密宣传中，引起了对纲领问题的热烈讨论。在秘密宣传中值得指出的有：“民权党”的《迫切的问题》和《宣言》（1894年），《“民意社”快报》（注：《“民意社”快报》(《Летучий　Йисток　“Группы　Народовольцев”》)是俄国革命民粹派组织民意社的刊物，1892-1895年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4期。--139。），“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139、272、298、765。）在国外出版的《工作者》（注：指《工作者》文集。《工作者》文集(《Работник》)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不定期刊物，由劳动解放社编辑，1896-1899年在日内瓦出版，读者对象为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成员。列宁是出版这个文集的发起人。1895年5月，他在瑞士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商谈了出版这个文集的问题。1895年9月回国以后，他又多方设法为这个文集提供物质支援和组织稿件。到1895年12月被捕为止，他除为文集撰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外，还给文集编辑部寄去了别人写的几篇通讯。这个文集一共出了6期（3册）；另外，还出了附刊《〈工作者〉小报》10期。--89、139。），在俄国国内出版主要供工人阅读的革命小册子的紧张活动，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注：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895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心小组，成员有10多个，其中5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核心。协会分设3个区小组。中心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70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了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95年12月8日（20日）夜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57人。但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核心（米·亚·西尔文、斯·伊·拉德琴柯、雅·马·科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狱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1896年1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协会仍领导了1896年5-6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896年8月协会会员又有30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从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39、318、763。）在1896年著名的彼得堡罢工（注：指1896年5-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人运动高涨，1895-1896年间相继爆发大罢工，如1895年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工厂的罢工、同年秋季彼得堡托伦顿工厂的罢工和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的大罢工。其中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的影响最大。这次罢工的起因是工厂主拒绝向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1/2小时，提高计件单位，按时发放工资等。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1/2小时的法令。--139、160、276、316、761。）时所进行的鼓动工作等等。)
在我们看来，现在（1897年底）最迫切的问题，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问题。我们着重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方面，是因为它的理论方面，看来已经渡过了最紧张的时期；当时，它根本不为对手们所了解，又有种种势力力图在新派别一出现时就把它压下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则热烈捍卫自己的基本原则。现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观点，在其主要的与基本的方面，已经充分阐明了。而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方面，关于它的政治纲领，关于它的活动方法，它的策略，却还不能这样说。我们觉得，正是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多误会和隔阂，妨碍着某些革命者与社会◎第139页◎民主党充分接近，这些革命者在理论上已经完全离开民意主义，而在实践上，或是由于客观力量所迫，到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甚至把自己在工人中间的活动放到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或者力图把民主主义任务当作全部纲领和全部革命活动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后一评语是适用于目前在俄国与社会民主党人同时活动的两个革命团体，即民意党和民权党的。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把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任务解释清楚，把我们下述看法的根据加以说明是特别适时的：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是现有三个纲领中最合理的纲领，反对意见多半是由于了解不够。
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践活动方面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的两种具体表现组织起来：一种是社会主义的表现（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是民主主义的表现（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我们刚才说大家知道。的确，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自从作为一个特别的社会革命派别出现时起，就始终十分明确地指出他们这一活动任务，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两种表现与内容，始终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一联系在他们所采用的名称上就已清楚地表现出来了。然而直到现在，你们还往往看见，有些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抱着一种极端谬误的观念，责难社会民主党人忽略政治斗争等等。我们现在就来稍微谈谈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践活动的这两个方面。
我们从社会主义活动谈起。自从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在彼得堡工人中间活动时起，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活动的性质，看来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140页◎人的社会主义工作，就是在工人中间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使工人正确了解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基础与发展，了解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了解这些阶级相互的斗争，了解工人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了解工人阶级对于正在没落的阶级和正在发展的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去和将来所应采取的态度，了解各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同宣传工作紧密相联的，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个鼓动工作在俄国目前的政治条件和工人群众的发展水平下，自然成为首要的工作。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要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自发斗争，参加工人为工作日、工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而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工人理解这些问题，使工人注意到各种极严重的舞弊行为，帮助他们把他们向厂主提出的要求表述得更明确、更切实，提高工人对自身团结的认识，提高作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一部分的全体俄国工人对自己共同利益和共同事业的认识。在工人中间成立小组，使它们与社会民主党人中心小组建立经常的秘密联系，印发工人书刊，组织各工人运动中心地点的通信工作，印发鼓动传单和宣言，训练有经验的鼓动员，--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活动方式大致就是这样。
我们的工作首先和主要是针对城市工厂工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分散自己的力量，而应当集中力量在工业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因为工业无产阶级最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智力上和政治上最发展，并且按其数量以及在国内巨大政治中心的集中程度来说，又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建立坚固的革命组织，是社会民主党首要的迫切任务，现在放弃这个任务◎第141页◎是极不恰当的。然而，我们虽然认为必须集中自己力量在工厂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反对分散力量，但我们丝毫无意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可以忽略俄国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其他阶层。根本不是这样。俄国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本身，使他们往往要同那些散布在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条件更恶劣得多的厂外工业无产阶级即手工业者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俄国工厂工人同农村居民也有直接联系（工厂工人往往有家在农村），所以他们也不能不同农村无产阶级即千百万的雇农和日工，以及那些拘守一小块土地，从事工役和寻求各种偶然“外水”，即同样是从事雇佣劳动的破产农民接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现在把自己的力量派到手工业和农业工人中间去工作，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们决不想忽视这些阶层，而要努力教育先进工人了解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的日常生活情形，使这些工人在同无产阶级中比较落后的阶层接近时，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俄国民主派，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也带给这些阶层。当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还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的时候，派遣鼓动员到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中去是不实际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工人既然有很多机会不知不觉地接触这些人，那就应该善于利用这种机会并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任务。因此，那些责难俄国社会民主党狭隘，说他们因为只注重工厂工人而有意忽视广大劳动群众的人，是极端错误的。恰恰相反，在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中间进行鼓动，是把整个俄国无产阶级唤醒起来（随着运动的扩大）的最可靠手段。在城市工人中间传播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的思想，就必然会使这些思想经过比较细小分散的渠道传播开来：为此必须使这些思想在较有锻炼的人们中间扎下较深的根，使俄国工人运动与俄国革命的这个先锋队完全领会。俄国社会民主党运用自己全部力量在工厂工人中间进行活动，同时决定支持俄国◎第142页◎那些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工作放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基地上来的革命者，但他们毫不隐讳，无论与其他革命派别订立什么样的实际联盟，都不能而且不应当在理论上、纲领上、旗帜上实行妥协或让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深信，现在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才是革命理论，才能作为革命运动的旗帜，他们将用全力来传播这个学说，使它不受曲解，反对任何想把还年轻的俄国工人运动同那些不确定的学说联系起来的行为。理论的判断证明，而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则表明：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现在我们来谈谈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主义任务和民主主义工作。我们再说一遍：这个工作与社会主义工作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的时候，不能避开政治问题，并且认为，想避开政治问题或者把它们搁置一边的任何做法，都是极大的错误，都是背离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同时还要在工人群众中间广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竭力使工人认识专制制度的一切活动表现，专制制度的阶级内容，推翻专制制度的必要性，如果不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社会制度民主化，就不可能为工人事业进行胜利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根据当前的经济要求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的时候，把这种鼓动与根据工人阶级当前的政治需要、政治困苦和政治要求进行的鼓动密切联系起来，例如进行鼓动反对那种在每次罢工、每次劳资冲突中都出现的警察压迫，反对对工人，作为俄国公民，特别是作为最受压迫最无权的阶级的工人所实施的权利限制，反对每一个与工人直接接触并使工人阶级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处于政治奴隶地位的专制制度的重要人物和走狗。在经济方面，没有一个工人生活问题不可以利用来进行经济鼓动，同样，◎第143页◎在政治方面，也没有一个问题不可以当作政治鼓动的对象。这两种鼓动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中是互为表里，密切联系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论前一种鼓动或后一种鼓动，都能唤起工人觉悟，组织他们，使他们遵守纪律，教育他们进行一致活动并为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因而也就使工人有可能在解决迫切问题和迫切需要方面试验自己的力量，使工人们有可能从敌人方面争得局部的让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使资本家不能不考虑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使政府不能不扩大工人的权利和接受工人的要求，使政府在怀有敌对情绪并由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所领导的工人群众面前经常胆战心惊。
我们已经指明社会主义的与民主主义的宣传和鼓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指明革命工作在这两方面是完全并行的。然而这两种活动和斗争也有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在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完全是孤立的，要同时反对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至多也只能得到（而且也远远不是时常都能得到）小资产阶级中间那些趋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帮助。而在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俄国工人阶级却不是孤立的；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级，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也仇视专制制度，并且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这里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的，还有资产阶级、有教养的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受专制制度迫害的民族或宗教和教派等等的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这里自然就发生一个问题：工人阶级对于这些分子应该抱什么态度？其次，工人阶级是否应当与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共同斗争？既然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政治革命在俄国应当先于社会主义革命，那◎第144页◎么岂不是应当与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联合起来进行反专制制度的斗争，而暂时把社会主义搁置起来，这不是为加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所必需的吗？
我们来分析这两个问题。
工人阶级这个反专制制度的战士对其他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社会阶级和集团所采取的态度，早已由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叙述的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原则十分确切地规定出来了。（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286页。--编者注）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进步的社会阶级去反对反动的社会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那些特权等级土地占有制的代表人物，反对官吏，支持大资产阶级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妄想。这种支持并不打算也不要求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原则作任何妥协，这是支持同盟者去反对特定的敌人，而社会民主党人给予这种支持，是为了更快地推翻共同的敌人，但他们并不打算从这些暂时的同盟者那里为自己取得什么，也不会让与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任何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教、被贱视的等级等等去争取平等权利。
在宣传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对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的支持，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人证明专制制度敌视工人事业时，将指明专制制度也敌视其他某些社会集团，将指明在某些问题上，在某些任务上，工人阶级和这些集团是一致的，等等。在鼓动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人将利用专制制度警察压迫的每一表现向工人们指明，这种压迫如何落在一切俄国公民头上，尤其是落在特别受压迫的等级、民族、宗教和教派等等的头上，这种压迫如何特别影响到工人阶级。最后，在实践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俄国社会民主◎第145页◎党人决心同其他派别的革命者结成同盟，以便达到某些局部目的，而这种决心已用事实多次证明过了。
这里我们也就谈到第二个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指出某些反政府集团与工人之间的一致时，始终要把工人划分出来，始终要解释这种一致的暂时性与相对性，始终要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因为它可能在明天就成为今天同盟者的敌人。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指出这点，就会减弱现在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我们回答说：指出这点，只会加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只有那些立足于已被认识的一定阶级的实际利益的战士，才是强而有力的；凡是把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起着主要作用的阶级利益蒙蔽起来，都只会削弱战士的力量。这是第一。第二，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应当使自己划分出来，因为只有它才是专制制度的彻底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只有它才不可能和专制制度妥协，只有工人阶级才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返顾地拥护民主主义。其他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不是绝对敌视专制制度，他们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向后返顾的。资产阶级不能不意识到专制制度阻碍工业与社会的发展，但它害怕政治和社会制度完全民主化，随时都能与专制制度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其本性来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会折服于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人民政策”（注：指1881-1882年内务大臣尼·巴·伊格纳季耶夫执行的政策。伊格纳季耶夫竭力愚弄自由派，用民主的把戏为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倒行逆施打掩护。他曾召集由大臣们所挑选的“有识之士”（贵族代表、地方自治局主席等）讨论关于降低赎金、调整移民和改革地方行政等问题。他还宣称，沙皇政府将召集僵的代表参与立法活动。所有这些骗人的把戏，都随伊格纳季耶夫的辞职而收场（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9-46页）。1882年5月，德·安·托尔斯泰接任内务大臣并兼宪兵司令，俄国从此开始了扼杀一切自由思想的反动时期。--146。）），为了巩固自己小私有者的地位而会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反对无产阶级。有教养的人，整个“知识界”，不能不起来反对专制制度摧残思想和知识的野蛮的警察压迫，但是这个知识界的物质利益把它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它的态度不彻底，使它为求得官家俸禄，或为分得利润或股息而实行妥协，出卖其反政◎第146页◎府的和革命的狂热。至于被压迫民族和受迫害宗教中间的民主分子，那么谁都知道，谁都看得见，这几类居民内部的阶级矛盾，要比每一类中的各个阶级共同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民主制度的一致性深刻得多，强烈得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无产阶级受到的政治压迫最厉害，这个阶级的地位不可能有丝毫改变，它既没有接近最高当局的机会，甚至也没有接近官吏的机会，也无法影响社会舆论。第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因此，把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活动与其他各个阶级和集团的民主主义溶合起来，就会削弱民主运动的力量，就会削弱政治斗争，就会使这一斗争不是那样坚决，不是那样彻底，而是比较容易妥协。反过来，把工人阶级作为争取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划分出来，就会加强民主运动，加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将带动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和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将推动自由派去与政治激进派接近，将推动激进派去同当前社会整个政治社会制度坚决断绝关系。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现在还要补充说：俄国一切真正的和彻底的民主主义者，都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让我们举例来说明我们的意思。我们就拿官僚这个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特殊阶层的机关来说，从专制的、半亚洲式的俄国起，到有文化的、自由的、文明的英国止，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不可或缺的官僚机关。与俄国的落后性及其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是人民在官吏面前完全无权，特◎第147页◎权官僚完全不受监督。在英国，人民对行政机关实行强有力的监督，然而即使在那里，这种监督也远不是完全的，官僚仍然保持着不少特权，他们往往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的公仆。即使在英国，我们也看到，有势力的社会集团总是支持官僚特权地位，不让这个机关完全民主化。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由于这个机关的完全民主化仅仅有利于一个无产阶级；于是连资产阶级最先进的阶层，也维护官吏的某些特权，反对一切官吏由选举产生，反对完全废除资格限制，反对官吏对人民直接负责等等，因为他们感觉到，这种彻底的民主化将被无产阶级利用来反对资产阶级。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俄国人民中许多各不相同的阶层，都反对专权独断、不对任何人负责、贪赃受贿、野蛮昏愦、过着寄生生活的俄国官吏，可是，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一个阶层会容许官吏机构完全民主化，因为其他一切阶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整个“知识界”）都与官吏有联系，都与俄国官吏有亲属关系。谁不知道，在神圣的俄罗斯，激进派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很容易变为帝国政府的官吏，他们以在官场范围内有所“裨益”而聊以自慰，他们以这种“裨益”来替自己的政治冷淡态度辩护，来替自己向刑棍和皮鞭的政府献媚辩护。只有无产阶级，才绝对敌视专制制度和俄国官吏；只有无产阶级，才与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这些机关没有任何联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根本敌视并坚决反对它们。
我们证明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是俄国民主运动的先进战士的时候，竟遇见一种十分流行而又十分奇怪的意见，似乎俄国社会民主党拖延政治任务和政治斗争。我们知道，这种意见与真实情况截然相反。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曾多次阐述过，而且早在最初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中，即“劳动解放社”（注：指劳动解放社。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择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59、148、262、283、494、761。）在国外出版的小册子和书籍中就已经阐述过，为什么有人竟◎第148页◎如此惊人地不了解呢？我们觉得，这一奇怪事实是由于下面三个原因产生的：
第一，是因为旧的革命理论的代表人物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他们拟定纲领和行动计划，总是根据抽象的观念，而不是根据对各个在国内活动、而其相互关系已由历史决定的现实阶级的估计。正因为人们没有用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来讨论那些支持俄国民主运动的利益，才能发生这种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忽略俄国革命者的民主主义任务的意见。
第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活动与民主主义活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结合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使它接近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把政治问题从“知识界的狭小书房”拿到街上去，拿到工人和劳动阶级中间去，把关于政治压迫的抽象观念，换成最使无产阶级痛苦的那些政治压迫的实际表现，而社会民主党就是根据这些表现来进行鼓动工作的。俄国激进派分子往往觉得，社会民主党人不直接号召先进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而提出了发展工人运动和组织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就是从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往后退，就是拖延政治斗争。可是，如果这里真有所谓后退，那就不过是法国俗语所说的那种后退：“为要远跳，必须后退！”
第三，误会所以发生，是因为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概念本身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比旧的革命理论代表人物的理解广泛得多。1895年12月9日《“民意社”快报》第4期，就具体证明了这个似乎不近情理的说法。我们衷心欢迎这个刊物，因为它表明在现代民意党人中间进行着一种很有成效的深刻的思◎第149页◎想工作，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纲领问题》一文（第19-22页）显然表明老民意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注：在第4期上发表的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不过是彼·拉·拉甫罗夫预定在《资料》[指老民意党人小组（彼·拉·拉甫罗夫、尼·谢·鲁萨诺夫等）于1893-1896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史料》。这部文集原拟出17册，实际出了4编5册。--150。]上发表的那封长信中的“摘录”而已。我们听说，今年（1897年）夏天，在国外发表了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全文以及普列汉诺夫的回答。可是我们无法看到这封信，也无法看到这个回答。《“民意社”快报》编辑部曾答应在第5期上发表编辑部对于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评论（见第4期第22页第1栏附注），但我们也不知道该期是否已经出版。）。彼·拉·拉甫罗夫谈到民意党人的纲领与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的关系时写道：“……这里有一点而且只有一点是重要的：在专制制度下面，离开组织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是否有可能组织强大的工人党呢？”（第21页第2栏）；在稍前一点（第1栏）也同样说：“……在专制制度统治下，组织俄国工人党，而不同时组织反对这个专制制度的革命党。”我们完全不懂彼·拉·拉甫罗夫认为十分重要的这些差别。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叫作“除了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之外的工人党”？？难道工人党本身不是革命党么？难道工人党不反对专制制度么？对于这个奇怪议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用下面这段话来解释：“建立俄国工人党的组织，是要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不同时组织政治密谋（注：黑体是我们用的。）来反对专制制度及其搞这种密谋（注：黑体是我们用的。）的一切条件而能做到这件事情，那么他们的政治纲领当然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适当纲领，因为工人的解放将能用工人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然而这是很成问题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第21页第1栏）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民意党人原来认为政治斗争与政治密谋是一回事！必须承认，彼·拉·拉甫罗夫的这些话，真是十分明显地指出了民意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斗争策略方面的基本区◎第150页◎别。在民意党人中间，布朗基主义（注：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马克思和列宁高度评价布朗基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同时坚决批判他们的密谋策略，指出：布朗基主义企图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是完全错误的。--151、268、493、653、692、704、735。），即密谋主义的传统非常强烈，以致他们只能把政治斗争设想为政治密谋这种形式。社会民主党人却没有这种观点狭隘的毛病；他们不相信密谋，认为密谋的时代早已过去，认为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就是极大地缩小了政治斗争的范围，这是一方面，同时这也意味着选择了最不适宜的斗争手段。谁都明白，彼·拉·拉甫罗夫所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西方的活动看成最好的榜样”（第21页第1栏），不过是辩论中的胡言乱语罢了。其实，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没有忘记俄国的政治条件，从来也没有梦想在俄国有可能公开建立工人党，从来也没有把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与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分开。但他们始终认为，这种斗争不应当由密谋家而应当由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党来进行。他们认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不应当是组织密谋，而应当是教育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遵守纪律，组织无产阶级，在工人中间进行政治鼓动，痛斥专制制度的一切表现，把警察政府的勇士们统统钉上耻辱柱，迫使这个政府实行让步。难道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活动不正是这样么？难道这个组织不正是依靠工人运动，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即反资本和反专制政府的斗争，而没有组织任何密谋，正是以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主义斗争结合成彼得堡无产阶级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为其力量泉源的那个革命党的萌芽么？难道“协会”的活动--尽管它活动的时间很短--不是已经证明，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是政府不得不考虑并急于对它作出让步的巨大政治势力么？1897年6月2日颁布的法令，无论按其匆忙施行或就其本身内容来说，都显然表明这是被迫对无产阶级实行的让步，这是从俄国人民的敌人手中夺得的阵地。虽然这个让步很小，虽然这个阵地不大，可是要知道，争得这个让步的工人阶级组织也并不大，并不坚固，成立不久，没有丰富的经◎第151页◎验和经费：大家知道，“斗争协会”只是在1895-1896年间才成立的，它对工人们的号召，只是通过胶印的和石印的传单。如果这样的组织至少包括了俄国工人运动一些最大的中心（圣彼得堡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区，南俄以及各重要城市，如敖德萨，基辅，萨拉托夫等等），拥有革命机关报，在俄国工人中间享有像“斗争协会”在圣彼得堡工人中间所享有的那种威信，那么这个组织就会成为目前俄国最大的政治因素，成为政府在其全部内外政策中不能不考虑的因素，--这难道可以否认么？一个组织，既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加强工人的组织和纪律，帮助工人为自己的经济需要而斗争，又接二连三地从资本手里夺得阵地，在政治上教育工人，不断地和勇往直前地攻击专制制度，消灭每一个使无产阶级感觉到警察政府魔爪的沙皇强盗，这样的组织就会是既适合我国条件的工人党组织，又会是反对专制制度的强大的革命党。预先来谈论这个组织为了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将采用什么手段，例如，它将采取起义，还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或者其他进攻手段，--预先来谈论这个问题，并且要在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是空洞的学理主义了。这就好像将领们尚未调集军队，动员军队去进攻敌军以前，就预先召集军事会议一样。当无产阶级军队在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领导下，勇往直前争取自身经济和政治解放的时候，这个军队自己就会给将领们指明行动的手段和方法。那个时候，而且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解决对专制制度实行最后打击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解决，正是取决于工人运动的状况，工人运动的广度，运动本身所造成的斗争手段，领导运动的革命组织的素质，其他各种社会分子对无产阶级和对专制制度的态度，国外国内的政治条件，--总而言之，取决于千百种条件，而要预先猜测这些条件，是既不可能又无益处的。◎第152页◎
因此，彼·拉·拉甫罗夫的下面一段议论，也是十分不正确的：
“如果他们〈社会民主党人〉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一定要不仅部署工人力量去反对资本，而且还要团结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去反对专制制度，那么不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怎样称呼自己，他们事实上是要采纳他们对手即民意党人的纲领。在村社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以及经济唯物主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对实际事业不太重要的、促进或妨碍在准备主要之点时规定局部任务和局部手段的一些细节而已。”（第21页第1栏）
这种说法，根本就不值一驳，怎么能说在俄国生活和俄国社会发展的各种基本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在理解历史的各种基本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只是牵涉到一些“细节”呢！早已有人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现在未必有再来证明这个真理的必要。阶级斗争的理论，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了解俄国历史，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估计俄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形，承认必须把革命斗争归结为一定阶级的一定利益，并分析这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等，都是十分重大的革命问题，把这些问题叫作“细节”，是绝顶荒谬的。从革命理论的老手方面听到这种言论，真是出人意料，我们简直要说这是失言。至于上面所引那段话的前半节，它的荒谬无理就更令人惊奇了。报刊上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是部署工人力量去反对资本（就是说，只进行经济斗争！），而不同时团结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去反对专制制度，--说这种话，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活动的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也许彼·拉·拉甫罗夫不承认那些在社会民主党人队伍里进行实际工作的人是“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吧？！或者（这也许更正确些）他把反专制制度的“斗争”只了解为反专制制度的密谋吧？◎第153页◎（参看第21页第2栏：“……问题是要……组织革命密谋”；黑体是我们用的）。也许彼·拉·拉甫罗夫认为谁不组织政治密谋，谁就是不进行政治斗争吧？我们再说一遍：这种观点完全合乎古老民意主义的古老传统，但它完全不合乎现代的政治斗争概念，也不合乎现代的实际情况。
关于民权党人，我们还要说几句话。在我们看来，彼·拉·拉甫罗夫说得完全对：社会民主党人“把民权党人当作比较直爽的人，并且决心支持他们，但是不与他们溶合起来”（第19页第2栏）；不过要补充一句：是当作比较直爽的民主主义者和只要民权党人以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可惜，这个条件与其说是真实的现在，不如说是所希望的将来。民权党人曾经表示愿意使民主主义任务摆脱民粹主义，并且根本摆脱与“俄国社会主义”的陈腐形式的联系，但他们自己还远未摆脱旧的偏见，远不彻底，因为他们竟把自己仅仅主张政治改革的党称呼为“社会〈？？！〉革命”党（见他们1894年2月19日发表的《宣言》）。《宣言》里说：“民权这一概念包括组织人民生产”（我们只能凭记忆引证），这就证明他们又在偷偷地运用那种民粹主义偏见。所以彼·拉·拉甫罗夫称他们为“戴假面具的政治家”（第20页第2栏），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可是，也许把民权主义看成一种过渡的学说会更正确些，它有不可否认的功劳，就是它以民粹派学说的独特性为耻而与民粹派中最可恶的反动分子公开进行争论，这些分子面对警察式的阶级专制制度竟然说什么人们期望的是经济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见“民权”党出版的《迫切的问题》）。如果民权党内除了那些从策略考虑而藏起自己的社会主义旗帜，戴上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假面具的（如彼·拉·拉甫罗夫所假设的那样，第20页第2栏）旧时社会主义者而外，确实没有别的人，那么这个党当然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第154页◎的。然而，如果在这个党内也有不戴假面具，而是真正的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非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那么这个党努力去同我国资产阶级中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接近，努力唤醒我国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等等这一阶级的政治自觉，它就会带来不少的好处。这个小资产阶级在西欧各处的民主运动中都起过相当的作用，它在我们俄国改革后的时代，已在文化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取得特别迅速的成就，它不能不感觉到警察政府进行压迫和恬不知耻地援助大工厂主、金融和工业垄断大王的事实。为此，民权党人必须力求和各个居民阶层接近，不要仍然局限于那个“知识界”，因为“知识界”由于脱离群众实际利益而软弱无力，这是连《迫切的问题》也承认了的。为此，民权党人就要抛弃那种想把各种社会分子融合起来并借口政治任务来排斥社会主义的企图，就要抛弃那种妨碍他们自己与人民中间资产阶级阶层接近的虚伪羞耻，就是说，不要仅仅谈论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的纲领，而且还要按照这个纲领去行动，唤醒并发展那些完全不需要社会主义，但日益感到专制制度的压迫和政治自由的必要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的阶级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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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很年轻，刚刚在走出那个以理论问题占主要地位的萌芽状态。它才刚刚开始展开实践活动。其他派别的革命者，已经不得不放下对社会民主理论和纲领的批评，而来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必须承认，后面这种批评与理论批评大不相同，有可能造出这样可笑的谣言，说圣彼得堡“斗争协会”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出现这样的谣言本身，也就证明那种指斥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政治斗争的流行责难是不正确的。出现这样的谣言本身，也就证明未被社会民主党人理论所说服的许多革命家已经开始被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说服了。◎第155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还有许许多多刚刚开始的工作要做。俄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它对知识、团结、社会主义、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自发追求，表现得日益明显、日益广阔。俄国资本主义在最近时期内达到的巨大进展，保证工人运动将会毫不停顿地扩大和深入。我们现在显然正处在资本主义周期的这样一个时期：工业“繁荣”，商业昌盛，工厂全部开工，无数新工厂、新企业、股份公司、铁路建筑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不可避免的破产（相当厉害）必定在这种工业“繁荣”以后接踵而来。这种破产将使大批小业主破落，把大批工人抛到失业者的队伍里去，从而在全体工人群众面前尖锐地提出早已摆在每个有觉悟有思想的工人面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民主主义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设法使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破产到来的时候更有觉悟，更加团结一致，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任务，能够回击现在赚得巨额利润而随时都想把亏损转嫁到工人身上的资本家阶级，能够领导俄国民主势力去进行决战，反对那束缚俄国工人和全体俄国人民手脚的警察专制制度。
总之，同志们，干起来吧！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满足正在觉醒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要组织工人运动，要巩固革命团体及其相互联系，要供给工人们宣传鼓动的书刊，要把散布在俄国各个地方的工人小组与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统一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工党！
“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彼得堡革命者正处在困难的时期。政府确实是动员了它的全◎第156页◎部力量来镇压产生不久就显示了很大威力的工人运动。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监狱已有人满之患。乱抓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男是女；逮捕工人，成批地把他们放逐。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消息，说警察政府疯狂地迫害它的敌人，愈来愈多的人遭到牺牲。政府决心不让俄国革命运动的新潮流发展壮大起来。检察长和宪兵们已经在夸耀，说他们把“斗争协会”摧毁了。
这种夸耀完全是谎话。尽管迫害重重，“斗争协会”还是屹然不动。我们非常满意地指出，大规模的逮捕已经发生了自己的作用，它已成为向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进行鼓动的有力工具，一批革命者倒下去，另一批新的人又带着新的力量站到为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体俄国人民而战的战士队伍里。斗争不可能没有牺牲。对于沙皇强盗的野蛮迫害，我们镇静地回答说：革命者牺牲了，--但革命必将胜利！
直到目前为止，加紧迫害只不过使“斗争协会”的某些活动暂时削弱，使代办员和鼓动员的人数暂时有所不足。现在正是感到这种暂时的不足，所以我们向一切觉悟的工人和一切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发出号召。“斗争协会”需要代办员。一切愿意从事任何一种革命活动，哪怕是极小范围内的活动的小组和个人，请把自己的愿望告诉同“斗争协会”有联系的人。（如果有的小组找不到这样的人，可以通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代为转达。这种情形可能很少。）需要做各种各样工作的人，革命者在革命活动中的分工愈严格，他们对秘密活动的方法和隐蔽的方式考虑得愈周密，他们愈是忘我地埋头于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和局部性的工作，总的事业就愈可靠，宪兵和奸细就愈难发现革命者。政府预先就撒下了密探网，而且不仅对准真正的反政府分子的基地，连那些有可能的和有嫌疑的地方也不放过。政府豢养◎第157页◎一批专事迫害革命者的奴仆，不断扩大和加强他们的活动，并且想出一些新办法，设置一批新的挑拨者，竭力用恫吓、伪造口供、假造签名和假文件等等手段来迫害被捕者。不加强和发展革命的纪律、组织和秘密活动，就不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而秘密活动首先就要求各个小组和个人实行专业分工，把统一联系工作交给“斗争协会”的为数很少的核心分子。革命工作的分工是十分繁杂的。需要有公开的鼓动员，他们善于向工人宣传，但是又不致因此受到法院的审判；他们要善于只说出甲的意思，使别的人说出乙和丙的意思。需要有散发书刊和传单的人。需要有工人小组的组织者。需要有散在各个工厂而能提供厂内各种情况的通讯员。需要有监视奸细和挑拨者的人。需要有设置秘密住所的人。需要有传递书刊、指示和进行各种联络的人。需要有筹集款项的人。需要在知识界和官吏中间有一批同工人、工厂生活和当局（警察、工厂视察机关等等）有接触的代办员。需要有同俄国和国外各城市进行联络的人。需要有能用各种方法翻印各种书刊的人。需要有保管书刊和其他物品的人，等等，等等。各个小组或个人担负的工作愈细小，就愈有可能深思熟虑地处理这些工作，保证工作不致失败，研究各种秘密工作的细节，采取各种办法麻痹宪兵的警惕性，使他们迷茫混乱，这样，工作的成功就愈有希望，警察和宪兵就愈难追踪革命者以及他们同组织的联系，革命政党就比较容易用他人来代替牺牲的代办员和党员，而不致使整个事业遭到损害。我们知道，实行这种分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其所以困难，是因为这要求每个人都要有极大的耐心，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求把全副精力贡献给一种不显眼的、单调的工作，它要求和同志们断绝来往，要求革命者把全部生活服从枯燥和严格的规定。但是只有这样，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才有可能用多年的时间从事革命事业的全面准备工◎第158页◎作，实现极其宏伟的事业。我们深信，社会民主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决不逊于前辈的革命者。我们也知道，按照我们所提出的这种方式，许多献身革命工作的人都将经历一段非常艰苦的准备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斗争协会”要收集有关这些愿意效劳的个人或小组的必要材料，考验他们适于执行什么使命。不经过这种预先的考验，就不可能在现代的俄国展开革命活动。
为了把这种活动方式推荐给我们的新同志，我们才把我们在长年经验中得出的一点体会介绍出来。我们深信，采取这种方式就能使革命工作的胜利获得最大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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