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政府官员花了不计其数的时间在审查钱学森被扣押的文件上。在托运的行李中，有超过100本未分类的书籍，以及大量中文、德文和俄文的科学论文、政府文件和行业报告。所有这些都需要经过全国各地的顶尖航空专家的审查。光是将这些不同的文件分门别类就已经是一个大问题。1950年9月5日，3个从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赶来的人花了3天时间把这些文件制成微缩照片。调查人员开始将这些文件详细编目，这个“钱学森图书馆”仅是目录就足有26页。
在钱学森的行李中发现的最耐人寻味的物件是9大本整理得极其仔细的剪报本，足有400多页。剪报里是从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收集到的与美国原子能计划和核间谍案相关的信息。钱学森精心收集了美国历年来的间谍审判记录。他还保存了详细报道那些被控为苏联间谍或同情苏联革命者事迹的报刊文章。其中甚至还有关于间谍罪的立法讨论。这自然引起了调查人员的疑问。为什么这么关心原子能和与之相关的间谍案？行李中的物品显示出钱学森对俄国非常着迷，其中有许多向弗兰克?马利纳借来的外语笔记。钱学森会不会是一个间谍？
接下来，在评估钱学森的技术文献时，调查人员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他们很难确定这些文献中哪些是机密文件而哪些不是。一些部门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不错的个人资料库，但却对国家安全构不成什么威胁。另外的一些人则对钱学森的动机持负面看法。
来自海军研究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或许最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些文献对于敌人的重要性，同钱学森通过多年来接触美国军队战备建设所积累到的经验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1950年9月7日，移民局派出两名特工，在钱学森家中逮捕了他。事实上，几个星期以前，逮捕证就已经被签署。政府官员担心钱学森可能会潜逃出国，尤其是在威因鲍姆的伪证罪名指控被判成立、可能面临长达10年的监禁和2万美元的罚款之后。在此之前，钱学森的确曾经试图躲过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视，消失过一段时间。那时候，美国国务院甚至险些给墨西哥政府拍电报，请求他们在钱学森逃过边境的情况下协助抓捕。
当移民局官员来到钱学森家中时，很明显，钱学森根本就没打算逃跑过。钱夫人手里抱着女儿钱永真，为来访者打开门，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躲在墙角瑟瑟发抖”。然后钱学森就走了出来。一名特工几年后回忆道，钱学森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好吧，一切终于结束了。”
移民局的人对钱学森进行了常规的审讯，收集了尽可能多的个人信息。他们还问及钱学森与共产党的关系。钱学森重申，他从来都没有加入过共产党。这之后，两名特工以隐瞒党员身份、于1947年非法入境的罪名向钱学森提出指控。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向钱学森出具了逮捕证。
关于钱学森被捕的消息当天便迅速传开。钱学森的朋友弗兰克?高达德在从圣迭戈开车前往长滩的路上从车载收音机中听到了钱学森被逮捕的消息。“一听到那个消息，我们马上直接往他家开，心里想着：‘天哪，钱学森有麻烦了，我们能做点什么？’”
“在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神情，”高达德说，“他看着我的样子，说话的语气，都表明他的内心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他很懊恼自己被我看见身处此种境地之下。但他很有礼貌地对我表明了心境：‘非常感谢你们来看我，但现在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移民局特工簇拥着钱学森坐进一辆早已等候在侧的汽车，对他加以搜查，然后一直向南，朝着洛杉矶开去。汽车越过一座桥，来到圣佩德罗郊外。特米诺岛便位于东部的港口中。这个狭长的小岛原名“响尾蛇岛”。1950年，这个岛上已经有了一座联邦监狱，一座灯塔，几栋政府的办公楼，以及政府雇员的宿舍。大多数在这里关押的外国人都是偷越边境的墨西哥移民劳工，他们通常被关在里面摆满架子床的大房间里。
钱学森没有被关在那些拥挤的房间里。他的容身之处是一个带有独立洗手间的单人房间。一些房间有安着铁栏杆的窗户，可以从里面看到通往洛杉矶的隧道和圣佩德罗的居民区。
可以想象，当钱学森被押解到这里时，他是多么愤怒和恐惧。他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体验。他所有的一切——他的学位，获得的奖项，开创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功绩，与美国军方高官的交往——这些都救不了他。
调 查 2011-05-18 13:56:16 几年后，钱学森对他被关押的那段日子有过一次戏剧性的描述。他对一名记者说：“15天里，我一直被严密看押，不能和任何人说话。每天晚上，狱警每隔15分钟就打开一次电灯，让我得不到任何休息。这种折磨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便瘦了30磅。”
很难判断，在被关押于移民局监狱的这两周时间里，钱学森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李?杜布里奇几十年后回忆道，钱学森住在一个“相当舒服”的小单间里，有一张写字桌，采光也不错。然而，他的确与大多数亲友和同事分隔开来。身在欧洲的冯?卡门试图与钱学森通电话，但是未能获准。钱学森的家人几乎每天都来探视他。当他们来的时候，钱学森总是面带微笑，从牢房的窗户向他们挥手致意。
或许钱学森的确在此期间受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狱警可能真的让钱学森睡不好觉，对于他们来说，每晚借助手电筒的光线查看关押在牢房里的人的状况是一项常规工作。一名在监狱中待过几个小时的中国学生记得，这些狱警会把手电筒直接照上他的脸，确认他“还活着，没有自杀”。
加州理工学院校方一直在背后努力，争取早日释放钱学森。9月18日，钱学森写下一份声明，保证在没有得到杜布里奇和金博尔的书面许可的前提下，绝对不会离开美国。两天后，特米诺岛上的移民局官员对钱学森进行了审讯。
当被问及失去保密许可证和父亲来信这两件事对钱学森的影响时，钱学森回答道：
父亲来信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他一直希望我能够回到中国。他的健康状况不佳，我早已深知，但是我一直只顾自己的工作，因为我实在是太忙了。当你总是埋头于工作时，很难对个人情况加以审视和思考。但当我的保密许可证被吊销之后，我十分震动。这让我静下来考虑个人问题，便在此时，我开始想到，到底是要继续留在这个国家，还是应该回到中国？
当我看到美国和中国大陆政府之间可能会出现公开的敌对行动时，这让我更困惑了。
如果这种敌对事件确实发生，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给我的父亲寄钱，而他目前只能依靠我的供养。对于这种可能性，我深感不安。所以我的初衷是事先作些安排，让我父亲的生活来源不致中断，有所保障……事实上，我已经对沃特森教授提到过，我终究还是希望返回美国并继续在这里工作，但当然，我也对他表明，加州理工学院最好别指望我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返回日期。
在这次聆讯会之后，加州理工学院校方与地方总检察官办公室的官员一起召开了一场关于钱学森的会议。两天后，钱学森被交保释放，保释费高达15000美元。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不得不求助于钱学森的一位富翁朋友，才把这笔钱凑齐。后来，在接受报纸记者采访时，钱学森以玩笑的口吻谈及此事：“相对于普通绑架案1000～2000美元的标准赎金，我真的挺替自己骄傲的。”但在当时，钱学森却深感屈辱。
美国航空喷气发动机公司当时的副总裁威廉?齐舍是少数亲眼目睹了钱学森内心受伤之重的人之一。一天傍晚，他来到钱学森家中小坐，简短地跟钱学森说明秘密许可证被吊销的情况。齐舍一向把钱学森当成该公司最有价值的科学顾问之一，但此时此刻，他却不得不告诉钱学森，后者已经不能够再在本公司工作了。这时候，一向沉默寡言的钱学森突然抑制不住奔涌的感情，滔滔不绝地向齐舍倾诉了四五个小时。这让齐舍大为吃惊。
齐舍回忆道，看起来，钱学森正挣扎于父亲、祖国和师友几种力量的撕扯中。他很希望能回到父亲身边尽孝，但他也想要履行自己对冯?卡门所作过的承诺，终生追随其左右。最后，祖国对于钱学森依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对于钱学森来说，被儒家文化所浸淫的中华文明，是永远不会被苏联的影响而磨灭的。钱学森说：“中国永远是中国人的中国。”
钱学森刚出狱的时候，所有人都对他将迅速被宣告无罪一事充满乐观。其他一些大学甚至表示出雇用钱学森的兴趣。刚被释放不到一个星期，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便给杜布里奇写信，询问钱学森的状况。奥本海默与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也讨论过这件事。奥本海默说，冯?诺依曼“对钱学森所做的工作很感兴趣，并认为即使是在一个计算机可以解决航空问题的时代，像钱学森这样的人依然有其存在价值。
杜布里奇认为，“澄清”钱学森“名誉”的最佳途径是召开一个由工业就业评审委员会主持的听证会。然而，他也担心，要求评审委员会恢复钱学森的保密许可证是否是一件明智的事。杜布里奇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或许更好的办法是证明钱学森从来都未曾加入过共产党，而且从未试图窃取机密情报。毕竟，证明钱学森身为共产党员的证据非常牵强无力。对于钱学森在行李打包托运前曾试图将机密文件取出这一事实，杜布里奇也坚信不疑。
种种迹象显示，这件事将很快被画上句号，无人问津。然而，10月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美国移民局决定根据1950年出台的《颠覆活动管制法》（Subversive Control Act）将钱学森驱逐出境。原因是，移民局认为钱学森在上一次入境美国之前，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等 待（一） 2011-05-18 13:55:20 钱学森的律师格兰特?库珀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坚信钱学森的“无辜”，他决定提起上诉，申请驳回驱逐令。首次口头听证会按计划将于1951年9月17日在华盛顿举行，库珀准备在这次口头听证会上对此案提出质疑。与此同时，加州理工学院校方也在四处设法求援。此时此刻，钱学森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钱学森此时的生活圈子急剧缩小。他不再能够接触任何保密工作。但这还不是全部。钱学森被下了禁足令，出行范围不得超过洛杉矶市边界，这使他没办法参加许多科学会议，甚至连到附近的橘郡海滩去走走都不行。每个月，他都必须到洛杉矶的移民局向有关官员报告一次。移民局附近有一家咖啡馆，有时候，钱学森会在那里买上一些他喜欢的咖啡，作为一种心灵上的安慰。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工作，这个钱学森最老的朋友，又重新开始陪伴他左右。弗兰克?马布尔给冯?卡门写信说，钱学森已经认可了他的案子很难迅速得到解决的这一现实。尽管他对此并不开心，但至少心情平静多了。钱学森重新开始着手解决一些问题：时滞状况下的线性系统、火箭喷嘴的转换功能、长程火箭的自动导航、纯流体的特性、在卫星轨道上点火起飞、有加力燃烧的燃烧室特性。连续4个月中，钱学森每个月都提交一篇论文，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太空飞行的未来占据着钱学森的整个大脑。1952年5月2日，钱学森给冯?卡门写信说，他预见到，有朝一日，人类将可以在火箭飞船中旅行。在他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这些火箭。在高速飞行时，人力操作导航是不可靠的，但是计算机却能在大气干扰导致火箭轻微偏离轨道时立刻予以纠正。实际上，钱学森相信，计算机将迅速带来工程和工业效率的一场革命。
然而，尽管专注于这些问题，钱学森还是无法摆脱无时无刻不处在监视中的糟糕感觉。他后来说，政府派来的特工在大街上跟踪他，拆开他的邮件，闯入办公室和家中。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的通信地址数次变化，这似乎显示了他在此期间搬了几次家。钱学森后来说，为了躲过政府的监视，他前后搬到了4个不同的地方。根据《中国的蘑菇云》一书的描述，在钱学森家门外，常常可以见到一辆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的深色汽车。最后，钱学森甚至把一张沙发搬进了洗手间，这样才得以不受窥视地工作。
电话也成了一种骚扰工具。给钱学森打过电话的朋友之后会被联邦调查局盘问。不止一人收到过来自政府官员的电话，警告他们不要再拨钱学森的号码。尽管如此，钱学森家的电话依然经常响起，一天可能多达十几回。然而，一旦有人拿起听筒，对方却马上挂机。钱学森猜测，这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用来确认他是否真的在家的一种方法。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最初的记忆，便是他父亲怒气冲冲地拿起电话听筒时的样子。
钱学森的妻子蒋英也是严密监视的牺牲者。她本来可以到意大利去，成为一位著名的歌剧女主角，但现在，她却变成了一个美式家庭主妇，嫁给一个“荣誉受损”的男人。此外，每当离开家中，她也会成为特工跟踪的对象。当朋友们开车载着她在帕萨迪纳兜风时，有时候她会平躺在车座上，以使联邦调查局的人看不见她。她甚至不敢请人打扫房间，只怕把联邦调查局安插的奸细放进家来。几年后，蒋英回忆道：“那几年，我们精神紧张极了。”
钱学森想必知道，这种生活还将持续上几年。更多的调查，更多的听证会，更多每月一次对移民局的例行拜访。他不知道这种情形还将持续多久。然而，在这期间，他和他的妻子都把自己的情绪隐藏得很好。当访客进门时，钱学森总是装得一切正常。很少有人敢于跟他聊起驱逐出境的事，钱学森对此也几乎绝口不提。在没有客人造访的晚上，钱学森和妻子会设法自娱自乐。在家中，蒋英仍经常练习音乐，演唱歌曲。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听着古典音乐唱片——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交响乐是二人至爱——回忆以往共度过的美好时光。
日内瓦会谈 2011-05-18 13:52:23 1955年8月1日，日内瓦万国宫外，蜂拥而至的记者们焦急地等候着里面即将传出的历史性消息。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正在总统办公室中举行的谈判。谈判桌一边坐着美国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和他的3名助手。谈判桌的另一侧，则是中国大使王炳南和他的3名助手。会议室里不允许携带录音装置，速记员或记者也不得列席。讨论内容严格保密，直到30多年之后才慢慢解禁。这就是著名的“王炳南—约翰逊会谈”，中美双方就释放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展开的一系列高层谈判。
谈判被证明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尽管为日内瓦之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们还是有一种过去的经验全都派不上用场的感觉。”约翰逊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后来评论道：“以坚忍而言，自本杰明?富兰克林努力为美国独立战争争取到法国的财政援助以来，没有一位美国外交人员的表现可以与约翰逊此次所为相媲美。”
表面看起来，双方都彬彬有礼。两位大使都遵循着严格的谈判礼仪。一方先宣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每读一段都会加以翻译。随后双方开始轮流提出反驳，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以至于翻译竭尽全力才能跟得上辩论的速度。在王炳南和约翰逊发言或考虑接下来的行动时，他们的助手紧张地记着笔记，小声交流意见，随时将提供建议的纸条传给大使本人。
在第一轮会议中，约翰逊将一份列有41名滞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名单交给了王炳南，要求立即对这些人加以释放。作为回应，王炳南要求美国交出所有在美华人的名字和地址，并建议由印度驻美使馆对他们提供保护。约翰逊对此加以拒绝。
1955年8月8日，出乎所有人意料，王炳南在发言中提到了钱学森——这是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提到的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具体对象。王炳南表示，中国政府收到了一封钱学森寄来的表明他渴望返回中国的信。王炳南宣称，这封信充分表明，在美国还有许多中国科学家渴望返回祖国，但却无计可施。
事实上，美国政府此时已经在决定钱学森的去留问题上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1955年6月，国防部长向总统艾森豪威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内容便是关于如何解决想要归国的留美中国科学家问题的。国防部认定，在“二战”后前往美国留学的5000多名中国留学生中，只有110多人所拥有的技术知识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指出，在这110人中，除了两名中国科学家之外，其余已经全都被允许返回中国大陆。国防部仍对这两名科学家心存疑虑，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均与高度保密的国防计划有关。这两位科学家，一是参与胜利女神导弹（Nike Missile）项目研究的戴维?王（David Wang），另外一个就是钱学森。
美国国防部对放钱学森走这件事心存疑虑。然而，国防部官员们也承认：“他（钱学森）当时掌握的军事机密很可能已经被后续研究所超越，或者已经为苏联人所知。”
最后，是否放钱学森走的最终决定权交到了艾森豪威尔手上。（几年后，担任尼克松总统首席科学顾问的李?杜布里奇某次提及，艾森豪威尔可能从来都没听说过钱学森。他显然错了。）1955年6月12日，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秘书米尔德里德?奥斯伯森起草的一份政府备忘录中可以看出，总统的想法是“把他们全送回去算了”。第二天，1955年6月13日，艾森豪威尔决定放钱学森和戴维?王离开。到8月3日，国防部收回了所有的反对意见，美国政府开始为遣送钱学森归国而作各项准备。在一封日期显示为1955年8月4日的信中，美国移民局通知钱学森，他可以自由离开。当约翰逊坐在谈判桌旁的时候，对于所有这一切他都已经了然于胸。
在1955年8～9月间举行的无数次会谈后，美国和中国达成正式协议，遣返对方公民。
当钱学森获准离境的消息被公之于众后，媒体上纷纷猜测，这是否是一项交换条件。9月份，中国宣布再释放12名美国人，而钱学森的离境许可也正式生效。美国报纸在头版刊发社论，猜测整件事都不过是一场交易，可以想象，美国政府马上予以公开否认。
几十年后，在接受本书作者电话采访时，约翰逊自己也承认，钱学森的离开的确是一场交易的一部分。他指出，钱学森和其他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是用来交换美国在华滞留人员的“关键筹码”。
当钱学森整装待发之际，依然有人在暗中运作，努力想让他留下来。据皮尔斯回忆，冯?卡门曾经向他提过，有人告诉钱学森，如果他愿意到国会作证的话，他仍可留在美国。“但那对钱学森来说太丢脸了，他拒绝了。”皮尔斯写道。
几年后，周恩来评价王炳南—约翰逊会谈的结果说：“中美大使级会议……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也是有价值的。”
英雄般的欢迎（一） 2011-05-18 13:49:14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和他的家人手持三等舱船票，站在洛杉矶港口，等待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码头上挤满了记者，钱学森说道：“我不打算回来。我没理由再回来。我准备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能令他们活得快乐而有尊严的国家。我的归国之旅被这个国家（美国）所刻意阻挠。我建议你们去问问美国国务院，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于你们的政府和我自己，我无愧无怍。我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恨。我的动机只是寻求和平与幸福。”
登上轮船时，钱学森和他的家人摆好姿势让媒体拍照。照片里的钱学森身着西装领带，微微卷曲的头发向后梳着，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蒋英站在他的右边，一身深色小礼服，胸前装饰着一束绢花。前排是钱学森的两个孩子：7岁的钱永刚留着小平头，正咧嘴大笑，他穿着条纹衬衫和短裤，打着领结，外面罩着一件白色夹克衫。他旁边的是4岁的钱永真，留着童花头，穿一件白色小洋装，怀里抱着洋娃娃。他们看上去焕然一新，非常健康，而且十分美国化。如果忽略掉那些中国人的面部特征，几乎可以说这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标准美国家庭的样子。
许多人都对钱学森被遣返一事勃然大怒。“我宁愿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愿让他离开美国！”丹?金博尔在1950年左右对他的多位朋友如此说过，“他知道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了。不管在哪里，他都值5个师！”多年之后，当被问起这件事时，金博尔说道：“这是美国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了。与其说钱学森是个共产党员，还不如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们竟把他给逼走了。”
从9月底到10月第一周，钱学森一家一直待在船上。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如果他下了船，美国政府便不会对他的安全负责。
为了打破船上生活的单调乏味，钱学森一家同其他一些中国乘客交上了朋友。10月1日，这群人在船上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钱学森在庆祝活动中演奏长笛，蒋英和钱永刚、钱永真则演唱中国民歌。在钱学森的倡导下，这些人成立了一个名为“克利夫兰总统号联合会”的小型俱乐部。
10月8日清晨，克利夫兰总统号驶近香港。钱学森将脸紧紧贴近舷窗，逐渐认出了礁石和海岸线的轮廓。后来，钱学森写道：“我急切地向外张望，在美国居住了20年后，我终于回家了。”钱学森和所有中国乘客都登上小艇，直接开到九龙火车站。在那里，一大群记者早已等候在场。他们费了一番力气才挤进由一队警察把守的大房间。警察们成功地将记者挡在门外两小时，但最终，他们还是不得不屈从于媒体的需求。
据钱学森日后的回忆，当时，一下子便涌进了一大群记者。每个中国科学家都立时被4到5名记者包围起来，劈头而来的问题诸如： “你是否会从事原子弹火箭制造？”“你是不是用来交换美军飞行员的？”“你恨美国吗？”一份访谈记录显示出当时钱学森是多么不情愿与这些记者说话。
记者：你被扣押的那些文件怎么样了？
钱学森：此刻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记者：所有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希望回国吗？
钱学森：我无法回答。
记者：你能告诉我们，你还有哪些朋友没有被释放回国吗？
钱学森：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没有言论自由，我也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记者：美国领事馆派人来问过你什么吗？
钱学森：为什么你不自己去问问美国领事馆呢？
记者：你女儿是出生在美国吗？
钱学森（考虑片刻后）：是的。
记者：如果你女儿出生在美国，她仍是美国公民吗？
钱学森：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记者：你什么时候和你妻子结的婚？
钱学森：这个问题离题了。
记者：你曾受过监视吗？
钱学森：我不知道。
记者：你随身带着所有的书和行李吗？
钱学森：绝大部分。
记者：是否有一部分被扣押了？
钱学森：是的。
记者：哪些东西被扣押了？
钱学森：根据美国出口管理条例，你不允许带出任何无法从市面上买到的物品。
记者：那就是说，你的航空工程学笔记都被扣押了？
钱学森：所有的笔记，比如日记。
（一名中国记者用英语提了一个问题。）
钱学森（微笑着）：我认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说中国话。
记者：我只会说粤语和英语。
钱学森：我认为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应该学说普通话。
（众笑）
“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心态，就像我离开洛杉矶港时遇到的记者们一样！”钱学森写道，“我对这些人无话可说。当这些猎奇者们最终失望而归时，我们终于能够如愿上路。”
火车将钱学森和他的家人送到深圳，在那儿，有人看到了五星红旗。“是的，是我们的国旗！”钱学森回忆道，“在正午的阳光下，那么鲜艳夺目！我们全都立时肃然无声，许多人眼中含泪。现在，我们身在我们的祖国，我们骄傲的家乡——一片有着4000年绵延不绝的文化的土地。”
这时候，他们听到了大喇叭里传出的声音。“欢迎同胞！全国人民欢迎你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进入第三年。我们需要你们！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更美好更富足的生活而奋斗！”对钱学森的官方欢迎自此开始。中国科学院的代表们和其他官方科学协会的人都来到深圳欢迎钱学森。当回忆起那一时刻时，钱学森说：“多么大的不同！真是兄弟般的温暖！没有捕风捉影的记者，也没有鬼鬼祟祟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我们呼吸着纯洁、清新、健康的空气！”
英雄般的欢迎（二） 2011-05-18 13:47:26 接下来，钱学森开始四处观光游览，接受大家对他归国的欢迎。在深圳接受了简单的海关检查之后，钱学森登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火车几乎每过一个小镇都要停下来，在钱学森的描述中。“车窗外，车站上全然看不到垃圾。没有随地乱扔的报纸或烟头。对获得新生的祖国的这个第一印象令我非常欣喜。”
在广州，钱学森受到了明星般的待遇。当地精英人士前往站台欢迎，并在中国自然科学联合会广州分会设宴为他接风洗尘。钱学森还在众人陪伴下浏览了市容。值得一看的东西很多。但对钱学森来说，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对两座党史博物馆的参观游览。一所博物馆正在展出苏联的经济和文化成就，而另一所博物馆则反映了中国革命筚路蓝缕的开端。位于孔庙的后一所博物馆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故址，毛泽东曾在这里教书。钱学森惊讶于这里的简陋：教室里只有几张手工制作的粗糙长凳，毛泽东的卧室里，长凳上铺了几张木板就成了床。钱学森开始对共产主义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开始阅读毛泽东选集、新中国宪法和其他有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书籍。
又过了几天，10月13日，钱学森抵达上海。如今已经74岁高龄的钱父早已等在车站。深知儿子对艺术的爱好，钱家治送给钱学森的见面礼物是一组著名的中国画。这也是钱家治第一次得见自己的两个孙子孙女。刚开始时，沟通想必不那么容易，因为钱永刚和钱永真几乎听不懂中文。然而，这并不能影响一家人的天伦之乐。合家团圆的这一天，恰逢钱永刚的生日，一家人按照中国传统吃了象征长寿的面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