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汤总部军队卖渡，从他那一区来了一批人，竟然带了十二个地雷，预备炸掉我们的隧道，幸好被我侦破，才没有酿成大祸。我在各处都布有眼线，甚至在河的另一边，所以他们还没有过河前，我就已经接到消息了，并且判定他们会从十二支河那边过来。他们过来后便向潼关隧道走去，我就派一个班在那儿守着，给他们来个瓮中捉鳖。如果这些地雷在隧道中爆炸，就会有好几天无法通车子了。
当时日军有一个构想，预备兵分两路围攻重庆，一路从汤恩伯战区压迫过来，突破潼关，一直到宝鸡；另一路由都匀、独山直上，计划以两个钳形攻势由两面围攻重庆。我判断日军知道要拿下重庆并不容易，因为当时他们的空军已经损耗太大，而且日军要把空军主力放在太平洋的战区上，所以在大陆本土作战的日军航空队没有什么力量；而我国的空军力量大大增加，尤其是中美合作的混合连队也编练成功。基于此，日军就改从地面压迫我们空军基地，使空军基地逐步后退，如果能够把我们的空军基地压迫到第二线，对他们的地面作战就有利了。否则如此长距离的兵分两路，只会削弱实力。
当日军到达陕川、灵宝，快要到达潼关时，我这一个营就奉命调预备队连去守十二支河。那时候我们的军装是以粗布制成，经纬之间又不密，我们的子弹袋也是以布做成，像个网子，如果没有子弹夹，子弹就漏出来，我们就干脆把旧军装用三层叠起来，做成弹袋，弥补原有之弹袋。我们常常上身脱光，扛着步枪与大刀在十二支河布防，日军因此不敢靠近。
日军战车第三师驻防该地，想打下潼关，不过潼关的地形无法让战车作战，只有河边才适合，所以我就在河边设立反战车设施。我的部队里每一个士兵都受过战车肉搏战的训练，我们把步枪插在战车履带里面，让履带断掉，然后再用急速手榴弹（又名摩洛托夫鸡尾酒，也就是将酒瓶装满机油，并放进白磷或黄磷，当磷接触空气时会自动燃烧）丢进战车透气孔，等汽油流下去之后，白磷（黄磷）接触空气就会燃烧，战车自然也会燃烧起来，引擎一旦着火，战车也就毁了。
当时我这个营又要守潼关车站与河防，又要抽调一个连去守十二支河，还要抽调兵力去保护炮兵阵地与师部，真是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营指挥所在河防后面，靠近十二支河附近，两边都可以照顾，不过，我的位置在各连指挥部，换句话说，我是到处跑。
日军在风陵渡装置了一个二百八十厘米（二十八公分）的臼炮（几乎等于重迫击炮），它是两截引发，钻到地底下后经过碰撞就打开第一段引发，另一个延期信管则是在炮弹钻到地下后再引发，爆炸的威力可以把整个工事翻过来。其中有一发炮弹就打到我们的营指挥所下面，幸好那颗炮弹因为太旧了，也没有炸开。每当日军对我们展开炮击后，我们就收集那些破弹片去换钱买肉，这一颗未爆炮弹钻在地底六公尺深，我们好不容易把它拔出来，没想到这时师长派人来，说要拿炮弹回去师部鉴定，我们眼看着几十斤的肉飞掉了。不过这颗炮弹仍有引爆的危险，所以我就提醒他们搬运时要特别注意，他们也很小心地抬回去。他们把炮弹抬回师部后，技术人员就把炮弹解体。过了一个多礼拜，师长请我去师部吃饭，我虽然自己吃了一顿肉，但是心里很难过，因为原本要给弟兄们吃的肉被他拿走了。
十二支河有一个团擅自退却下来，预备坐火车往后方撤退。当时我的部队负责守车站，很快地，我接到一个阻止任何由第一战区撤退下来的军队的命令。当火车抵达车站后，我自己化妆成一个士兵，另外还带着一个兵，扛着步枪、上了刺刀，直接去找那位团长，向他报告：“我们这儿是第一师第三团部队，我们团长想请团长到车站休息一会儿、谈一谈。”起先他还不想下车，我跟他说反正距离火车启动还有一段时间，他就跟我们一起走了，另一个士兵在前面带路，我就在后面跟着。到了车站下面，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势力范围后，我就下令：“押起来！”士兵们就把这位团长抓起来。我把全营的机关枪集合起来，摆在车站，对着火车，那位团长被抓后，所有机关枪都出现了，我就对那位团长说：“报告团长，请部队不要乱动。”他就下令部队不要动。我跟他说：“我不会为难你，只希望部队赶快回去，是汤长官有通知来，我们这边不会做任何报告，请搭原车回去吧。”他听后就回去了。我在处理这类事情时，态度都是很客气，所以从来没有与人结怨。
陆军第一师(6)
我守潼关时，负责调查来往客商。他们赶了一天的路，非常辛苦，晚上住在旅店里面，检查的人如果态度不好，这些客商当然会在背地里抱怨。我的原则是凡是客商住在旅店里，叫了姑娘的，我就不去查。其实那些姑娘就是我训练过的，她们趁客人熟睡后，起来搜查客人的行李，或是在与客人交谈时，套他们的话。那些姑娘也不敢不检查，有一次她们有人没有查，我马上就找老鸨，告诉他有一位姑娘没有尽到检查的责任，老鸨觉得很怀疑，我告诉老鸨，那个客人就是我派去的。经过一两次之后，她们再也不敢不查了。当时查出很多红丸、白面、化学品、燃烧品、子弹枪械、西药及其他违禁品。抗战期间物资缺乏，如果查到西药或其他走私货，能够网开一面的我就网开一面，不过要立刻通知税务机关加以课税。我的眼线分布不很广，我们要抓违禁品或走私时，绝对不会影响别人甚至错抓。我和洪帮弟兄相处得非常好，虽然我不在帮，但是他们都叫我二哥，对我很尊敬。经过我连上，就会和我们一起用餐。那段时期很有意思。
（五）日常生活与思想教育
抗战时，军队里面只有杠子头馍馍可吃，我们用包谷面做成一长条，切成四段，然后每人拿一段吃，味道还不错，但是因为没有油脂，到后来每个人都便秘。所以我就规定士兵每天要喝一定分量的水。那时候又缺乏盐，我发现黄河边上有一块地，含有硝化钠，我们就用这种土来取代，制造硝盐，这种盐吃了会泄肚子，刚好以此来平衡我们因缺乏油脂所造成的便秘。黄河边上还有一种榆（ 钱）树，它结的果子就像樱桃一样，但是果实本身是扁的，吃起来的味道像扁豆。因为伙食很不好，我在报到时体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战胜利后，我瘦到一百一十二磅。
那时候我们每隔十天就到山上打柴，可是上面有一个禁令，距离山脚四十里外处不可以打柴，要在四十里以内打柴，所以我就规定每个人至少要挑三十五斤木柴。我通常都挑七十五斤，有时候可以挑到一百斤，有一个班长可以挑一百二十斤，所以我们每打一次柴，收获都非常丰富。上面发下来的包谷米要磨成粉，我们就去借磨，在那时候，我事前必备好一套政治教育，所以每一次去推磨，就是对老百姓政治教育的时候。我先用这套教材训练士兵，让每一个士兵都能够演讲，当我们去民间借磨时，士兵还在演讲中穿插小曲表演，讲的讲、唱的唱，与附近百姓打成一片，所以老百姓都很乐意借推磨给我们用。
我当连长时养了一条母狗，它的名字叫“汉奸”。（这点和外国人的做法不同，外国人习惯以自己所喜欢的人的名字作为宠物的名字，有一次，一位美国老太太写信来问我，是否可以“美龄”作为她所饲养的爱犬的名字，以示尊敬。后来我回复她一封信，告诉她我并没有替她问母亲，因为中国人认为此举非但不是尊敬，而且还是一种侮辱，她也回了一封信谢谢我，她没想到东方的习惯完全不一样。后来我也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继母，她听了之后笑了一笑，说：“外国人不懂，她也是好意，我不会责怪她，不过你回复她一封信很对。”）这只“汉奸”很会招蜂引蝶，每一只公狗到了我们连上，我们就将它留下，经过一个星期的观察，确定没有生病后，我们烹而食之，这是我们肉食的来源。
后来我就想到牛，因为北方种麦，刚长出麦苗时，牛群会去吃麦苗，麦苗被牛咬过后，反而会从一根变成两根，所以乡下人喜欢牛群到田里吃麦苗，牛也因此长得肥。接着我们就计划养牛。起初我编了一首歌，士兵们在吃饭时拿筷子敲着桌子念：“肚子饿，馍馍香，吃太饱，肚子胀。……每人每天省一口，一月省下买头牛。”结果我们真的做到了，把剩下的包谷面拿去换钱，买了一只小牛，把小牛养大后卖给屠夫，由屠夫宰杀。我们从一头牛开始，最后养了二十几头牛，后来我当营长时，全营都有肉吃，甚至于卖给肉贩后，还可以跟他交换不同的肉品。别的部队只想到养猪、种菜，我们的做法则不同，牛肉卖掉后，想买什么菜都可以，而且牛肉也可以换猪肉。部队开拔时，牛羊可以跟着部队走，但是别的部队开拔时，要先把他们种的菜吃掉，而猪仔也跟不上部队行进的速度。后来大家都放弃养猪了。本来上面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养猪、种菜，但是我没有照着做。到后来，我们的伙食都改善了，而且也成立了福利社，我们所贩卖的香烟特别便宜。此外，我也派人游泳渡过黄河对岸，偷日本人的东西，一种是医药，那时候我们的医药真是非常缺乏，连阿司匹灵、奎宁、纱布都没有；一种是保险套，每个士兵分得两个，得以解决生理问题。我们在敌后进进出出，如入无人之境。
陆军第一师(7)
我所带领的部队很活跃、很生动，士兵们生活很愉快，而且很受尊敬。我从来不打骂他们，所以大家向心力很强。那时候部队逃兵的情况非常严重，按编制是一百五十一人，结果连上不但没有逃兵，还多了两个人，共有一百五十三人，有两个逃兵逃到我们这里后就不肯走了。我的士兵如果家里有急事要回去，我们都会列队欢送；如果家里有喜事，我们还会挑有月光的晚上举办月光晚会。这些士兵都是乡下人，都会演地方戏、唱小曲，例如秦腔、河南梆子，大家轮流表演，所以我们连里面真是生气蓬勃。民国三十三年，青年军运动发起，我被调到青年军。我接到命令离开第三团第二营时，从营部到火车站的路上，老百姓沿路欢送，每隔几步就摆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了三杯高粱酒，我就一路喝到火车站。
（六）胡宗南将军
胡宗南将军是老一派军人的脑筋，总是要别人吃苦，他不知道运用他人的智慧。父亲把许多留学回来的军官派到胡将军处，可是他大部分都没有好好运用。他不接受留学生，所以当他看到我能够如此吃苦与实干时，非常惊讶，尤其是在我做了一次加强排对坚固工事（碉堡）的攻击演习之后。那次的参观位置是在炮目线（炮的位置到目标）边上的高地，我们打了一发迫击炮，这一发迫击炮一直升空，也许是炮弹放置时间久了，推进药力不够，结果在空中直接掉下来，刚好风向朝我们吹，这发迫击炮就偏到高地上来，我一见状就立刻喊：“卧倒！”所有参观者都卧倒了，只有胡长官站在那儿动也不动，我就转身站在他的前面一起卧倒，刚好炮弹落下爆炸，有一位号兵的耳朵被削掉了。从那次之后，胡将军就对我另眼相看，后来他逢人便提到此事，并说：“纬国这孩子不错，很沉着。”他也很器重我，时常找我去聊聊天。
赴印度受训(1)
（一）行前诤言
我原来担任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营长，后来调到团部当副团长（升中校）。民国三十四年初又调到青年军二○六师六一六团第二营任营长，地点在汉中。我离开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时，胡长官为我饯行，那次有好几位师长参加，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席间我讲了一句话：“半个鬼子一根毛。”因为当时日军的战力可以说已经到了尾声，日本早晚会投降，如果国军要转移攻势，很可能是从我们这个正面（黄河以南）向东截断敌人的补给线，然后包围日军。同时我们在陕西还有三个游击师，一个游击师即使没有一个师的力量，至少也有一个团或一个旅的力量，这些也够日军瞧的了。只要把平汉路、津浦路挖断，日军就进不去，所以游击师捣乱日军的力量足足有余。而中共借抗战的机会一直扩张实力，所以是“一根毛”，当时我一再强调，虽然毛泽东尚未形成气候，可是日本一旦投降，我们一定要快刀斩乱麻，一次就把延安的共军彻底消灭，绝不能容忍。
（二）任职青年军
民国三十三年二月，我调任陆军第一师第三团少校营长。三十四年那年，上级原本要调我为第三团副团长，后来父亲指示下来，把我调到青年军，担任青年远征军二○六师六一六团第二营少校营长。当时青年军动员，父亲就把我先动员起来了。
我到青年军之前，除了先接受干部训练外，还曾经到印度去。当时西安有一个访问团到印度，我便随着访问团到印度去，我被派职为新一军参谋，暗中的使命则是去调整英美两方面的感情，因为英美的部队首长非常不和谐。当时英军的远东区负责人是蒙巴顿，美军则是史迪威，两人都非常骄傲，不过蒙巴顿的风度很好，而且他很有才干，值得骄傲。但是史迪威就不同了，连美军都在背地里称呼他为“Vinegar Joe”。史迪威少年得志，后面又有马歇尔替他撑腰，所以难免心高气傲。我的任务就是在英军美军之间做协调，希望他们能够相处融洽。
我们到印度的第一站是加尔各答，而训练中心则在蓝姆迦，我自己则又抽空去参加战车保养班，学习如何修理战车。那一次受训，我把战车里外的机械都弄懂了，我能够自己单独把十八辆战车拆散、修理、重装，也就是所谓的大翻修。战车炮有一个自动平衡器（战车瞄准目标，不论战车如何移动，战车炮所瞄准的角度不变，就是因为有自动平衡器的关系），这种自动平衡器不大，只有一个小方盒大小，蓝姆迦中心只有一位中尉是经过五角大厦批准，被允许拆除自动平衡器的，别的美军还不能拆。有一次，有一个自动平衡器坏了，那位中尉把它拆开修理后，竟然装不回去，我就自告奋勇要帮他装自动平衡器。我跟他说：“你信不信，凭我的知识来猜想，我判断这个平衡器是利用地心引力，里面有若干机械下坠，经过地心引力的作用，能够维持角度不变。如果我说的是对的，我来帮你把它修复。”那位中尉说：“你说对了，里面机械的道理的确是如此，但是我不能让你来修，因为我是此地唯一被允许修理自动平衡器的人。”我向他承诺不会将此事外泄，他最后答应让我修理。我没有花多少功夫就把自动平衡器修好，当我把它装在战车上时，那位中尉对我说：“Perfect！”结果他就打电报到五角大厦建议，在中国方面只有我可以参与战车炮自动平衡器的修护工作。五角大厦也核准了，所以那位中尉就把这件事情交给我负责了。
战车上有一个分速箱，如同汽车上有一个分速器一样。战车轮轴是以固定的方向旋转，转到分速箱时，再经由分速箱的齿轮，使左右两边的轮子转速不同，以便转弯。汽车上的分速器比较简单，战车上的分速箱则相当麻烦。有一次，战车的分速箱坏了，我也凭自己对机械的知识来判断，负责修复的人也同意让我参与分速箱的修理工作。就这样，我慢慢地接触了一些新的科技，而且很快地进入状况。凡是机械的东西，在战车上可以用的，在飞机上、火炮上也可以用，这方面的知识，我在战车保养班中增进了很多。
赴印度受训(2)
访问团有十一位将官，我们到印度之前，父亲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派遣高级将领为访问团，代表国家到印度去，你们每一个人要降一级。”我本来是少校，就降为上尉，结果其他人都没有降级。最妙的事情是原来访问团的团长因为军务的关系被胡宗南将军留下，无法与我们一起去，结果就由副团长带队，换句话说，副团长就变成团长了。我是访问团的副官，这位团长对我说：“你是委员长的公子，你怎么可以做副官呢？”我说：“你也是留德的，我也是留德的，你一定知道，在德国一个副官是如何精挑细选出来的，如果你说我不能当副官，是不是太侮辱我了。”他说：“你还是委员长的公子啊！你自我介绍时，一定要说是委员长的公子，不能说是副官。”我也没有理会他。当我们抵达加尔各答时，对方将领来接机，下飞机后，因为我是副官，所以走在最前面，我自我介绍时说：“蒋纬国上尉，访问团副官。”然后带队团长下来，我就向对方介绍：“这位是访问团团长。”结果他竟然说：“我不是团长。”对方就问：“团长呢？”他说：“团长没来，我是副团长。”对方说：“团长没来，你就是团长了。”他还一再改变说他是副团长，不是团长，当场就出现了辩论的景况。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们赶快上车吧！”才结束了一场困窘。
出国前，访问团的每个成员可以做一套新的军装，质料有呢制品和卡其布制品，由我们自己选择。抗战时大家都穷，能够借此机会做一套呢军装是很不错的，所以大家都争取做呢军装。我做的是卡其布军装，因为加尔各答很热。果不其然，到了加尔各答后，他们每个人都汗流浃背，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军装店里去买两套卡其布军装。可是他们居然不到更衣室更换，就在柜台旁边当场脱衣裤，弄得店里的女职员都跑光了，实在是很不好意思。
为了解决团员的生理需求，我在每位团员房间的枕头下，放了两个保险套，以免感染性病，结果他们竟然要我带路，我加以拒绝：“我也是第一次到加尔各答来，这种事情总要你们自己去做，怎能叫我带路呢？很抱歉，我今天晚上还有饭局，不能陪你们去。”在住进旅馆之前，我还叮嘱过他们，不要穿着睡衣睡裤在旅馆内走动、串门子，结果他们还是这样做，旅馆其他的客人看了都摇头，还有好几个人在走廊上大声谈话，最后旅馆服务人员来制止。真是丑态百出。
我方驻在印度的军队是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廖耀湘）、炮四团和炮五团。父亲到蓝姆迦训练中心视察时，部队举行了一次演习，刚开始是炮兵试射，有一个中国翻译，翻译的人就是青年军团员。青年军是征召大学生入伍，没有加以军事训练，一部分就编入军队，另一部分就派到海外当翻译官。试射在英文中是“Fire Registration”，他翻译成“现在炮兵开始注册”。父亲是炮兵出身的，而那天我也被派为父亲旁边的特别说明官，父亲就问我：“什么是炮兵注册？”幸亏我反应快，马上明了其中的错误，就跟父亲说：“翻译的人不是军人，是入伍的青年军，他们没有经过军语训练，早晚会出问题。”从这一个例子来看，军语本身并不简单。再举一个例子来说，EENT对医护人员来说就是耳重新训练，父亲后来也下令实施军语训练。
青年军二O六师
（一）灭蝇运动
到青年军第二○六师报到之前，我先到重庆见父亲，再到汉中向第二○六师报到。我刚到差时害了痢疾，一天泻了七八次，后来病好了之后，知道痢疾的可怕性，便下决心要消灭苍蝇。我在军队里发起灭蝇运动，由部队做好苍蝇拍，发给每一个士兵，起初规定每个士兵每天要交十个苍蝇，后来规定每天五个、二个、一个，依次递减，到最后已无苍蝇可打，士兵就把包楮面搓小、弄黑，权充苍蝇交差。于是我们就从自己的营房扩大到别的地区，在别的村子也发动灭蝇运动。
此外，我们自己挖深坑作为便坑，旁边摆一大堆土，每一个人解手后，就把土盖在上面，等到深坑填平后，我们再另外挖坑，所以我们那里绝对没有苍蝇去吃排泄物。等我们这个村子附近的苍蝇都打光了之后，我们就到邻村去打，后来别的村子，都发动打苍蝇，所有村子的苍蝇都绝迹了。百姓很感激我们，我要老百姓继续持续灭蝇运动，绝对不要认为西北应该有苍蝇，而不做任何努力。由此可知，苍蝇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主动去消灭它就可以了。
（二）收服回教兵
我到汉中第二○六师报到后，发现每一个连里面都有两三个回教兵，我就向师长方先觉报告，如此编排非常不方便，因为回教徒不吃猪肉，我们也没有钱为他们买牛肉，而且这些回教兵每人身上都有一把小刀，经常到街上闹事，不如集中管理。师长说：“这些回教兵刚来时是一个队，为了方便管理才在每个连编派两三个，几乎是全连的人在看管这两三个人，你再把他们集中起来，那可不得，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刀子。”我就请师长先把他们集合起来，看看我能不能制服他们。我对这些回教兵说：“各位弟兄，我知道各位在各连的生活起居习惯不同，非常不方便，我很想把你们编成一个连，我也向师长建议了，我这个营里面有步枪第一连、第二连、第三连，重兵器连只有武器没有兵，如果你们能够依我一句话，我愿意把你们集合在我的重兵器连下，从指导员到排长、连长，都是回教徒。以前师长要你们把身上配刀缴出来，你们不肯缴，现在我非但不要你们把刀缴出来，我还要训练你们，我唯一的条件是如果你不会用刀，你就不配带刀，因为你不会用刀，挨刀反而是你。现在你们派出一个人来，只要能够刺伤我，我就不管你们，如果刺不着我，你们就得听我的，接受我的训练。”
他们推选了一个人出来，可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动手，因为万一伤了营长，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我就叫他把枪上的刺刀套上刺刀鞘来刺我，只要刺刀鞘碰到，我就算输了。起先他还是有一点不好意思，我就说你再不动手，我就要下重手了，所以他就冲上来刺我，结果我轻轻一带，他的刺刀就到了我的手里，人也摔了出去，全队的人拍手叫好。我要他们再挑一个比较好的人，结果他们挑了一个高大健壮的人出来。我看他的动作就知道他也不是一个高手，他和我交手时，我一手抓他，另一手一拖，就把那位大汉甩了出去，刀又落在我的手里。其他回教兵也顾不了纪律，连喊带跳地说：“营长好！营长好！”我就喊：“立正！”部队立正后，我就转身向师长报告：“报告师长，演习完毕，请求师长下决心，可不可以把他们集中一起，派到我们营里？”师长说：”马上带走！”就这样，这些回教兵就成了我营里重兵器连的士兵了，连指导员是武宦宏。后来，这个连纪律很好，也不在外闹事了。
（三）庆祝抗战胜利
我随身带着一个小无线电，有一天我从小无线电中听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广播日本投降，那时候部队里还没有人知道。那天营部刚好发饷，我就叫营行政副官把所有人的薪饷及福利社的钱通通拿来买鞭炮及酒，汉中集上的酒和鞭炮差不多都被我们买来了。士兵们说：“营长发疯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等到正式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们这个营就开始放鞭炮，晚上庆祝喝酒，别人买不到酒的都到我们营福利社来买，我不仅把原先所有买酒及鞭炮的钱都赚回来，而且还有盈余给士兵发双饷，每个士兵都很高兴。
装甲兵之建立
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定都南京后，国民政府于次年三月一日举行第一次大阅兵，当时就有第一支战车队参加阅兵行列，这一支战车队是由北伐军第一师第一团的搜索连改编而成，单独成军的。战车队原来就隐藏在上海税警总队，由宋子文负责，武器则是买英国制造的Gart on Lioyd（枪战车），只有机枪没有炮。
装甲兵刚成军时只有一个营，下设三个连。一个连有三个排，每排有五辆战车，加上连长、副连长各有一辆，共计十七辆。三个连有五十一辆战车，加上营长、副营长各有一辆，所以装甲兵的编制内一共有五十三辆战车。第一位战车营营长是彭克定。彭氏为湖北人，黄埔一期毕业。后来装甲兵编入第一百师，师长是邱清泉。
抗战时，国内有两个战车团，胡宗南将军率领的是战车第二团。所谓两个团，事实上是两个营。后来在抗战后期，我们在印度预备编练七个战车营，其中有一个战车第一营，就是参加瓦鲁邦战役的战车营，后来还成立一个战车第七营，是最后的补充营，中间还有几个营预备陆续成立，但因战争结束未成立。
等到徐蚌会战时装甲兵有三个战车团，以及一个装炮团和装汽团。
装甲兵在三个不应该用装甲兵的地方打过三次漂亮的仗，第一次是昆仑关战役，这是一场山地作战，很成功，但也很艰苦；第二次是森林作战，由战车第一营与其他支援的部队，从缅北的瓦鲁邦攻破日军十八师团部指挥所。青年远征军新一军辖第三十八师，师长为孙立人，还有新二十二师，师长是廖耀湘，该次战役是战车营在原始森林开林辟路时发现一条很粗的电缆，一看就知道是日军的通信线，于是就循着主缆找到日军第十八师团部指挥所的位置，不仅攻下指挥所，而且还拿到师团的大印。整个新一军在那次战役中很顺利，接着就打败缅甸的日军，救出英军。第三次是在汉头海边，也就是古宁头大战，那是场很艰苦的作战，也是一场很光辉的胜利。
进入装甲兵(1)
（一）教导总队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父亲把我调到装甲兵教导总队第四团当中校团副，从此与装甲兵结下不解之缘。当时石祖黄为装甲兵教导总队总队长。教导总队起先只有一个参三缺，而他预定的参三处处长是明世绩，陆军十期的，毕业后留美。不过明世绩当时在华北，职务尚未调开，所以石祖黄就暂时把我安置在第三处，职位是代理处长，阶级是中校。
我的第一件差事就是拟一份干部教育计划。当时我就问石祖黄，这份教育计划的对象是吸收年轻人加以训练成为干部还是旧干部回笼，他说要训练旧干部，这些干部都是尉级官，再加上少数的少校。我觉得很奇怪，便问：“这些人都是军校毕业的，而且也有作战经验，应该是非常成熟的，怎会需要干部教育呢？”石祖黄说：“不然，抗战期间很多军校毕业的干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很多干部都是从士兵升上来的，所以虽然是尉官、校官，但是都没有受过军官教育与训练。”后来我才知道石祖黄的想法是，自己如果没有训练过干部，这些干部就始终不是属于自己的。后来我也发现哥哥办的干部教育也是为了要把那些人变成自己的人，并不是真正注重军事教育，而且他们也让被训练的人知道，要跟着他才会有前途。所以我的教育计划做好之后，派不上用场，后来石祖黄叫别人重做，我也看出了其中的不同。
父亲规定石祖黄每周都要去见他一次，专谈装甲兵的事情，父亲知道要培养装甲兵，一定要用国家的力量来培养，绝不是以“国防部”的力量就可以达成的。当时父亲对装甲兵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但是石祖黄对装甲兵却是一无所知，父亲问不出所以然来，非常着急，所以就借着我回家的机会问我有关装甲兵的问题。我这个装甲兵是土透土透的，我在部队里不声不响，就是不要让他们认为我喝了几杯洋水之后，就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我也不会假传圣旨。我在装甲兵里面谨守本分，但是装甲兵有任何缺点，我都会向父亲报告。父亲再交给陆军总部，由陆军总部加以改进。总之，像石祖黄这样不懂装甲兵的人来指挥装甲兵是不行的。
后来，经过白崇禧的介绍，徐庭瑶接替石祖黄担任装甲兵司令。徐庭瑶是白崇禧的人，属于新桂系，他自己是安徽人，那时候桂系在安徽的势力很大，有一句话说：“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安徽天高三尺。”徐庭瑶那时虽然当了装甲兵司令，但是他还是脱离不了与新桂系的关系。而且他对装甲兵的现代化与机械化也是一窍不通。徐庭瑶曾经参加过昆仑关战役，但是他对装甲兵新的战略战术（机动）所知不多，他将装甲兵当步兵用。
当时本来要成立战车第四团，我被调任为战车第四团中校团副。在筹备期间，既没有团长，也没有副团长，完全由中校团副当家。我的另一个任务为装甲兵教导总队驻沪代表，负责把散居在印缅战场的装甲部队接回上海，重新加以整修，也就是将所有的战车大翻修。我在沪江大学外面的空地上搭上棚子，进行临时收容与修理的工作；同时我也筹划装甲兵的服装，从破烂的军装变成漂亮的呢夹克，吸引了很多沪江大学的女学生，装甲兵有好几对结婚的新人，对象都是沪江大学的女学生。
在驻沪代表任内，上级也没有给我任何经费。我们一共只有三个人，分别是负责幕僚、行政与技术，把这项任务全部承担下来。这些战车就是而后编为战车第一团的战车，全部是美制的，型号是M3A3，使用三七炮，在当时来说，已经非常进步。我在美国受训时，使用的是M3A1，到印度受训时，才看到M3A3。后来因为人力、战车都未达到需求标准，上级认为无法编成第四团，所以就将战四团与战一团合并，不成立战四团，改为充实战一团，并派我为战一团中校团副。我就带着新翻修好的美国战车到战一团，地点在徐州。
当时与我一起去报到的还有一位上尉成家复，交通大学毕业，非常优秀，当时他也正预备要分发，我就找他一起到战一团，他也欣然同意，那时候他还很单纯。不过，他太太是共产党员，所以他后来也参加了共产党，撤离大陆时没有离开。
进入装甲兵(2)
我们到第一团报到的时候，看到有人正在团长办公室内翻动抽屉，那个人穿了一条短裤和一件汗背心，背心上还破了两个大洞，我以为是勤务兵乱翻长官的东西，觉得很奇怪，我就站在那儿不动，看他究竟要做什么。后来他看到我们时，就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一听这种口气，就知道他是一位长官，而不是勤务兵。我说我是蒋纬国，这位是成家复。他说：“很好啊！欢迎你们！”那时候我还不晓得他究竟是什么人，便试探地问：“我们是向团长来报到的。”他说：“我就是团长。”我们这才知道他就是战一团团长谌志立少将。
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少校技术员带了一位士官，手上拿了一碗机油和战车引擎活塞进来。他向团长报告：“因为机油的号码不对，所以活塞杆打断了。”第一团使用的是美国战车，结果用了日本战车的机油，我走过去在油里捞了一下后，便向团长报告：“美国战车用的是五十号机油，这个是四十号机油，虽然相差十度，只是浓度较稀一点；机油较稀一点时，顶多温度高一点，但是不至于会把活塞杆打断。活塞杆会被打断，多半是有一个汽缸的程序不对，刚好是逆方向，以八个汽缸的力量来对一个汽缸，活塞杆当然会被打断，我想与这位技术员去看一看。”团长同意后，我便与技术员前往勘察。汽缸里面有一个分电盘，电线通过时，分电盘会控制汽缸爆发的时间，我一看便找出其中有一条线接错了。这件事情传开后，第一团成员对我是另眼相看，他们知道我不是外行，不是因为“国防部”的命令就可以来接团副职位的。从此以后，我在战车第一团的工作非常顺利，而且我与他人相处也很热诚，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对阶级低的人没有摆过架子，对长官则毕恭毕敬，团长也很喜欢我。
我到战车第一团后，就把战车第一团重新教育，彻底从头来过。我把所有官兵按照编制调查专长，发现共有一千一百余种专长，其中六百余种是属于后勤的，五百余种是属于作战的。只要有一种专长，我就开一个训练班，重新加以训练，就这样把装甲兵重新改造。后来我又把老婆的金项链当掉，筹了一点钱，跟着宋子文所特派的小组，由江杓带队，到太平洋去看美军的剩余物资。我把两栖登陆军（LVT）全部搜罗来，编了两个大队，附编在战车第一团，为而后新编两栖部队（海军陆战队）开了先锋。因为我当时觉得大陆的局势极为不妙，如果不早做准备是来不及的。这就是所谓的战争指导，“先战至上，先胜致胜”，否则临时光凭血肉之躯、感情用事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刚开始，第一团还有日本战车，体积比较小。有一次，中共打下徐州的九里山后，把几门山炮推到山顶上，用山炮炮轰徐州机场，有一位空军上尉被弹片击中脑部，我刚好站他旁边，他的脑浆溢出，沾满了我的背部，到今天想起来，仍然感觉那些脑浆还在我背上，非常不好受。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吃猪脑。中共的作战速度非常快，我就自己领队，把日本战车开进两栖登陆车，并且把一连的人运过黄河，绕到敌人的背后，把两栖登陆车的门打开，小战车立刻向敌人进攻，我方步兵接着占领山头。如果九里山落在敌人手中，我们的机场就不保了，徐州本身也受威胁。
在战场上，我充分发挥运动家的精神，我把战争看成是一场竞赛，也训练我的官兵要发挥这种精神。因为这样，大家就不觉得害怕，反正只要事前按部就班地侦察清楚，计划确实，等到执行时，踏踏实实地去执行，就无往不利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把机动的观念输入到每一个官兵的思想里面。
很快地，第一团有了副团长的缺，我就升上副团长，时间是民国三十五年一月。
（二）战一团团长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我升为战一团团长。其间发生了一个插曲，公文中原来写明是“战车第一团谌志立少将另有任用，遗缺由该团蒋纬国上校原阶升充”。送到父亲那边以后，父亲将“上”字圈起来，改为“中”字，结果我是上校副团长升为中校团长。我向来对职位的高低没有特别注重，只要上级指派，我就全力以赴，所以我对降级一事觉得无所谓，如何使战一团上轨道才是重要的事。
进入装甲兵(3)
特种兵团的编制是少将，不论是任官、授阶或受职都由父亲亲自来颁授，那时候有五个团长同时授阶，分别为战一团、战二团、战三团、装炮团、装汽团。我们传统的习惯是授印，我向父亲分析并建议改为授旗，因为授印是授权，世界各国都采用授旗，其意义是在授责，心理上的感受不一样，与授权不同。父亲同意我的分析，并接受我的建议，将仪式改为授旗，那一次也是国军第一次改用授旗仪式，我们团里面也都改以授旗为仪式，不过可惜国军并没有普遍做到。过去授勋的对象是一个人，如果是团体行动，就把勋带挂在旗上，我们从外国军旗上的勋带就可以知道该团的战绩，我们战一团也开始实施这个制度。
三十六年七月沂蒙山区被中共部队占领，徐州也落在中共手里，山东等于已经沦陷。美援总署有几个仓库位于该地，我就派了一个卡车的部队，以及一个战车排掩护，突穿到敌人后方抢救物资。我们抢救了十几辆卡车的皮夹克，袖子是呢制品，内里是毛制品，穿起来还蛮舒服的，我把那些皮夹克发给战一团每位官兵以及战二团每位军官一人一件，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装甲兵一营有三个战车连，另外还有勤务单位。当时政治指导员也要每人一辆战车，但是我们在装备上并没有这种编制，而且队上也争取不到，所以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上战车，就要充当车长，一方面作政战，另一方面还要参加战斗。而且他们要先接受车长的训练，如果能够指挥该战车上枪炮的运用，以及明了战车路线，我就把副连长的战车让给他们，让他们执行副连长的职务。换句话说，我们就用副连长兼政治指导员，或是指导员兼副连长。我还告诉他们，如果考试不及格，就不能在战车上担任职务，要负责后方补给、伤患照顾等事，并负责后方指挥所的各种事务。他们也接受了这种分配，后来大部分政战人员都在后方负责后勤，因为他们无法进入状况，战车里面不仅温度高，气味也难闻，呼吸很困难，同时待在里面的时间也很久，再加上天气热，一次战斗下来，有人甚至口吐白沫，躺在地上，非常疲劳；同时，他们也不懂机械方面的知识，无法配合作战。不过，他们虽然负责补给事务，但仍然在第一线，称为前方整补。
战斗时，士兵们大半是上身受伤，因为他们在打得眼红后，喜欢从炮塔盖子里面钻出来，一不小心就受伤了。每位官兵都有二块血型牌，上面写明兵籍号码及血型，一块带在身上，还有一块在官兵阵亡后取下，列入伤亡统计，这种就叫做“坟墓勤务”。官兵埋葬的确实位置，都要在地图上标出，等到战斗完毕，再去收尸。
许多制度建立好以后，官兵的士气都很高。有一次我们进行夜战，有关的地形与路线，我们都在白天侦察好；我在后方点两堆火堆，战车则向后对准火堆来决定自身的位置。作战开始时，每个士兵手上都有一张大比例尺的地图，所以他们都知道自身的位置，再加上我们在白天已经先侦察好地形，每一辆战车都知道自己的路线。到了目的地后，我用无线电下令炮弹齐发，这时步兵在旁边跟进，我一下令停止，战车火力一停，步兵就向前冲锋，进入敌阵。那一次夜战相当成功，敌人也没想到战车居然参加了夜战。
（三）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
我当了装甲兵上校参谋长之后，徐庭瑶指定吴文芝当副参谋长，他也是陆军十期的。徐庭瑶曾经保送过一批人到美国学装甲兵，大都是陆军九期至十一期的，所以他手里面有一些筹码。我虽然是参谋长，但是他并不重用，样样事情都让吴文芝操纵，后来甚至明升暗降，把我调为副司令，吴文芝升为参谋长。事前我一点都不知情，父亲也不知道，因为升为副司令不需要元首批准。
（四）装甲兵司令部副司令
徐庭瑶将军有一批自己培养的第十期及十一期的军校学生，吴文芝是其中之一，徐将军为了要升吴文芝为参谋长，就把我升为副司令，事实上，我变成上有司令，下有参谋长，反而没有实权，不过从不跟他们争。
国共战争(1)
很多人把八年抗战胜利视为战争的结束。我从第一师调到青年军时，曾经讲过一句话：“半个鬼子一根毛，日本的战力已经到了尾声，中日战争随时可以结束了，胜利随时可以来临，但是这‘一根毛’必须注意。”
当时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值得回忆。在重庆江水的另一边有一个黄山，有一天父亲约了岳军先生商谈中日战后的情形。依照规定，当他们在谈话时，身边的随从人员是不能靠近的，一定要在听不见距离之外，而我是唯一跟在他们后面走的人。当他们的话题结束时，我对父亲说：“父亲，我有一点意见，可不可以说？”父亲朝我看了一下，张伯伯在旁边就说：“你让他讲嘛！”父亲说：“你说好了。”我就向父亲和张岳军先生提出我的看法：“日军的问题小，而中共的问题大，虽然中共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一旦中共变成政治问题里的军事问题时，情况就非常麻烦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准备接收对日作战的胜利，另一方面要立即发起歼灭中共的行动。我建议把散布在各战区的战车部队统统集中起来，把中共一股一股的打掉。即使是三个月内不能歼灭，半年之内也要达到目标，如果拖延半年以上，国际间就会说我们是内战。国际间通常把内战国家的政治地位看低，认为该国政治不稳定，而事实上，正是国际上在制造我们内部的纠纷。所以我们必须要用速战速决的方式。日军攻打我国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如果我们对中共也无法速战速决的话，将来的情况一定不得了。”岳军先生非常赞同我的说法，他说：“纬国，你讲得不错的。”父亲听了之后说：“我也有同样的看法。”
后来国军把装甲部队与步兵编成十个快速纵队。我写一份书面报告，很扼要地向父亲报告：“我们的十个所谓的快速纵队都是‘十不能’，所以不能发挥任何力量，应该还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另一方面，每一个纵队配一个战车营的做法是不伦不类的。当年德国把全国的装甲部队集中起来，变成九个装甲师；法国战车营总数比德国多，每一个步兵师配一个战车营，结果法国不能进行快速作战，因为战车要迁就步兵的速度。现在我们虽然有十个快速纵队，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把战车营配属到步兵师里，而我们的战车营都是轻战车。轻战车讲求速度，一旦配属到步兵师里，速度自然无法发挥；另一方面，轻战车装甲薄，敌人使用一般的反装甲武器就可以将它打穿，战车要迁就步兵的慢速度，不就正好给敌人当炮靶。所以从编组上来看，我们已经打败仗了。像这样编组的快速部队，既不快速，又不能发挥战车的作战力量，再加上后勤支援也不能配合快速的要求，与其编成十个快速纵队，没有一个可以发挥作用，倒不如编成三个，使国家的力量足够支援，从工兵、兵工、通信各方面加以配合。”
父亲拿到这份报告时，整个战略局势都变了。父亲在那个时候也忙于政治方面的指导以及经济方面的复苏，有关野战方面的指导，都是国防部在负责。而国防部的高级军官身边有中共潜伏，所以变成了国防部的命令正本给中共，副本给国军的情形，国军的战力遂大不如前，快速纵队不是被歼灭就是自己崩溃。
当时薛岳将军在徐州剿共总部，团长和我认为快速纵队是一个打击部队，要拿来作战略预备队，所以多次建议把第一快速纵队收回，放在徐州附近，随时可以出击，结果薛长官将快速纵队一直从徐州摆到碾庄，而且主力都在碾庄。三十七年元旦那天，各部队长都到剿共总部向薛长官拜年，我那时候是装甲兵教导战一团副团长，团长带我一起去。本来我是不用去的，但是团长非要带我去不可，他说：“我不带你去的话，你还是要单独去一次。与其如此，不如我们一起去。”我就跟着团长一起到剿共总部。那天薛长官非常高兴，我和团长赴剿共总部之前，曾经一再建议他，千万不要在薛长官面前说这件事，因为我们已经建议过好几次，而薛长官一直都没有采纳。到了剿总之后，或许是过年的气氛所影响，团长又憋不住地向薛长官建议把快速纵队抽回来，更糟的是，他在建议时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他说：“这样才合用兵之道。”薛长官听毕，当场一拳捶在桌上，他说：“我大小战役打了多少次，我还要你来教训吗！”说完就往里头走，本来那天大家拜年开开心心的，结果这么一来就变成不欢而散了。
国共战争(2)
元月二日，中共发起攻势，从沂蒙山区打下来，一直到兰陵镇。元月三日那天，快速纵队的补给线就在兰陵镇被切断了。补给线是前方战斗部队与后方补给基地联通的一条交通线，它既是救命线，也是逃命线。补给线一旦断掉，再怎么强大的军队都会变成强弩之末，装备再好，等到随身携带的弹药用完后，也就弹尽粮绝了。中共切断我们的补给线，黄伯韬 的军队无法撤回，当时为了撤退，一个战车上堆几十个步兵，结果驾驶员看不到路，很多都掉进坑里，所以战车也牺牲很多，炮兵则是全部牺牲了。
徐州会战
徐蚌会战后，军队到了陈官庄被包围，防卫兵团从平汉路过来援救从徐州撤出被包围在陈官庄的部队，邱清泉就在里面。（我们所谓的徐蚌是靠近津浦路的这一面，从南京出去都是走津浦路，到了宿县，从宿县下车后再到蚌埠）结果防卫兵团到了双堆集附近又被包围，形成上下被包围的局面。
我们在蚌埠时，新总部长官是刘峙，他是个老好人，直接指挥的则是杜聿明。那天我到前方视察，单枪匹马坐了一部吉普车，看见上面有一架飞机投下一个空投包，后面有两条黄色飘带，我就跟驾驶说：“我们去捡那个空投包。”我们将车停在公路旁边，还没等它着地，我就一手把两条飘带接住了，拿起来一看是老先生的笔迹，上面写着：胡长青同志亲启。胡长青是军长，本来我是要去看装甲部队的，接到空投包后我就直接到军部去，一见到胡长青，就跟他说：“军长，包子还是热的呢，还没有着地我就接过来了。”他打开一看，信里写着：限时打下包家集。
我回去跟刘总司令报告时说：“如果我们绕道而过去打双堆集，包家集自然就拿下了，保不住双堆集，共军留着包家集也没有用，自然就会撤兵。”他说：“你爸爸的脾气你还不晓得啊，他说要打下包家集就是要打包家集的。”我向刘总司令解释是因为我们给父亲的情报是包家集挡住我们的去路，所以要我们限时攻下，结果他还是坚持要打包家集。我就说：“好，如果要打包家集，就由我去打，你不要再牺牲这么多团了，你给我一个步兵营，我再加一个战车连，保证半小时之内拿下包家集。”他还是不肯。我就请刘总司令把步兵营交给其他师营，自己带着人员绕到包家集后面。我认为后面一定有地道，我用战车去压地道，把地道压垮，再在地道口点燃干辣椒，用烟把地道里面的人熏出来，轻易地把包家集拿下。但是已经耽误好几天，如果刘总司令愿意照我的方法做，我们老早就把包家集拿下，双堆集也早就突围了。
事后我们回到南京，王老虎（王书铭）亲自向父亲报告投粮的状况，他跟父亲报告说他在三千英尺的高度投粮，事实上我看他最低限度也有六千英尺，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是在九千英尺投的粮。王老虎还说他自己在空中亲自督导，其实不然。军队被包围时，我自己飞了一架侦察机（联络机）L4，去看看包围圈里装甲兵的情形，我还空投一把胡琴，投到陈官庄的包围圈内。那时候战车第一团的团长赵志华喜欢唱京戏、拉胡琴，我就写了一个突围计划，内容包括如何突围、如何掩护、如何打开缺口、突围部队如何走、打通缺口的部队怎么做、炮兵怎么使用以及炮兵突围的时机，每一步我都写得很清楚，塞在胡琴里面。我的飞机保持在八百到一千英尺的高度，我回来时机身翅膀是带着八个洞回来的，不过等到他突围出来后，我才知道他没有收到那把胡琴。后来我们到了后方以后，我还把这份突围计划作为指参教育的教材，教导官兵正确的突围方法。
徐蚌会战时，我的装甲部队战车连配属给空降纵队（降落伞纵队），预备做重点攻击。当时前方状况也不太好，结果空降部队司令带着部队撤退到后面，没有告诉我们战车部队。那时候只有空降部队有手提通话器，使用短波，距离只有一公里左右，结果我的无线电频道与他的手提通话器相合，我听到他下命令要把车队撤走，就跳上吉普车，绕到他必经的一条路，他看到我，就叫部队停下，还对我说：“蒋参谋长，你在这儿干什么？”我说：“我在等你啊！”他很怀疑地问：“你怎么知道我要到这里呢？”我说：“是你们自己告诉我的，你拿有线电通话器明语通话，我收得到，共军也收得到。”他听了脸都红了，就说：“我们只是两个部队位置移动一下。”我说：“您尽管换，我的战车始终在前面没有动，我在此地要请示一下司令，我们的战车部队要怎么移动？”他说：“你们不准备动就好，我们只是两个团换一换。”就这样阻止了他带部队偷溜。
撤退经过
徐蚌会战后，有人提议把装甲兵调到广西、福建，果真如此的话，国军撤退时，装甲兵一个都撤不出来。我发现有这么一个阴谋时，就去请示父亲：“要让装甲兵先撤到海南岛还是直接撤到台湾，或是分成两部分走，一部分从海南岛出来，一部分直接到台湾。”父亲就说：“直接到台湾好了，装甲兵不必绕那么一大圈，因为现在没有必要去那边作战，重点还是集中在上海，到上海后再出来，当然是到台湾。”我得到命令后，就把徐庭瑶将军及司令部先送到台湾，并且在安置陆军总部的营区里，那时候他们想出来，就巴不得先上船。
装甲兵撤退时，政府只给我撤二个船次的钱，而事实上我撤出了二十八个船次的装甲兵。这些钱就是我每次破获谍案后，上级给我的奖励，我拿这些钱来雇船撤退装甲兵，船公司看见装甲兵就像看见大财主一样。到了台湾以后，我就用剩下的钱，在中正东路买了三百坪的地，中正东路就是现在的八德路，那边本来都是稻田、水田，当时的地价是七块半新台币一坪，我就是凭着这三百坪地起家的。现在这个地区增值很快，一坪都要上百万了，我是在官价七千块的时候卖给我一个朋友的。他替CAT盖一个修车场，需要三百坪土地，因为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就算他半价，卖他一坪三千五百块，半卖半送。我先后搬了三次家，越搬越远，现在搬到外双溪附近的山区。地也越搬越大，房子也从一层楼变成二层楼，换来换去，都没有加一个铜板。现在这个房子很漂亮，我这个人是一家一当通通摆上去的，我不留给后人，他们自己去努力，给他们一点点，够他们生活就好了。
装甲兵在台湾(1)
（一）争取美援
民国三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麦克阿瑟将军来台访问，上级决定做一次战车旅攻击演习，请他参观。我认为麦帅战争经历丰富，连战车师的攻击都已经看过很多了，更何况是战车旅的攻击，如此一来，不仅吸引不了他的注意，而且还劳民伤财。当时“国防部”准备五十万支援我们，我告诉“国防部”，我们连一毛钱都不需要，而且我建议“国防部”只做一个示范，不做演习。我把所有履带车辆（包括战车、搜索车、装甲炮兵）集合起来，请麦帅来参观履带车辆如何通过稻田，因为美军认为台湾都是稻田，不能使用战车，如果我们示范成功，就可以博得美军顾问团决定继续支援装甲部队。
平时我就训练装甲兵的士官，教导他们驾驶战车通过稻田的技巧，例如如何转换方向，如何在停止后再度起步，如何通过田埂，如何从稻田开回道路。事实上，我们在驾驶战车时，如果加油略猛，履带就会打滑，越陷越深，战车就无法行驶。操典上说战车绝对不能进入稻田，那次我们示范之后，麦帅说：“我在西点军校的时候，教官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武器要在一个好的战士手里，才能发挥最高度的性能’，没想到美国战车在中国人手里就能够通过稻田，以后我们知道在台湾一样可以使用装甲部队，我们应该给予十足的支援。”所以后来装甲部队非常顺利得到美援。
另外一次，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史敦普（Fielx B.Stump）到台湾来，同样的，我们也要举行一次演习。我建议做小演习即可，而且只作战斗前一段的演习。史敦普上将到装甲第一师师长室休息时，我给他一份营的每周作息表，表上明白写出该日每一营的科目及位置，并且请他随便挑选一个营来做测试。他指了一个战车营后，我就用无线电下令该营集合，集合完毕之后，我给予该营官兵一个状况：“台北市已经被敌人的空降部队包围，现在正在激战中，需要我们立刻增援，台北的卫戍师指挥所位置在某地，我们要立即报到。本营为先头部队，其余全师听命继续跟进。该营立刻动员。”该营在营集合场集合时，我陪着史敦普上将去看该营的驻地，营的驻地已经把每位士兵的行李堆放在一处，整个营区的后方勤务都已经整理妥当。史敦普上将发现有缺车的情况，我就用石灰在地上画一个框，战斗车不能缺少，其他勤务车如果有缺少的，就把东西分别放在其他车辆上，使该营的后勤补给不至于缺乏。我公布第一个报告点之后，士兵们就很快地上车出发，然后我就陪着史敦普上将搭直升机，从空中看该营的行军纪律，发现纪律相当好。我们抵达第一个报告点之后，我就派了一个人坐吉普车先赶过去，等到该营抵达后宣布演习停止。然后我和史敦普上将就坐直升机回台北。
当天下午“国防部”举办一个接待会，史敦普上将与几位随员把我们大大地称赞了一番。他说：“我没有见过有如此快速的部队动员与如此良好的行军纪律，这个部队是一支好部队。”日后美军对我们装甲部队的支援加强了很多。不过，他到别的部队视察时，情况却不是如此。
（二）向一九一七年告别
来台后的几年时间，我都在努力改变装甲兵的思想以及整个陆军的思想，就开始了陆军的机动化与建军。
回顾历史，英国人在一九一八年以战车的机动性转变了整个的作战观念。英军先以机械化部队进攻，再以摩托化部队攻击，最后以步兵完成接收，占领据点，因此打赢了第一次大战，但是英国在战后却没有发展装甲，反而是德国在第一次大战后走上了机动建军的路线。一九二八年，德国国防部派古德里安正式开始研究组织装甲兵，同年，我国的战车队已经成军，纳入陆军行列。所谓阅兵，除了展示军力外，就是告知民众，我们已经有哪些军队成军，不仅仅是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也不是在设计场上做试验，而是已经交给野战部队，经过多次的试验之后，在野战演习中经历各种科目的演习，证明可用之后，再纳入军中，也就是所谓的成军。而且德国———全世界闻名的闪电战的主人，在一九二八年才刚刚开始研究，古德里安也是从步兵中调出来的，所以被调派带领运输连，目的在先让他与机械接触。当时德军的运输连尚未机械化，仅仅是摩托化（原名汽车化），摩托化与机械化都讲求快速，但是摩托化的战斗兵要下车以后才能战斗，而机械化的战斗兵在战车上就可以射击。
装甲兵在台湾(2)
日军发现装甲兵比我军晚，抗战期间，日军将战车视为步兵的重武器，美国也是同样的情形，所以在美国的建军中有步兵战车，后来又向国会争取骑兵战车预算，实在是煞费苦心。美军如果要另外成立装甲兵，国会恐怕不会通过，所以美军退而求其次成立骑兵战车，可以说是美军在挣扎中争取建立装甲兵。直到一九四○年，美军才成立了装甲兵训练中心，换句话说，他们当时尚未开始进行装甲兵的干部教育，只是少数几位将领有装甲兵思想。那年我刚好到美国，他们留我在装甲兵训练中心，帮他们建立装甲第一师。美国到现在为止，其装甲师里的装甲步兵尚未机械化，因为其装甲步兵车不是一个战斗部队，称为APC（Armer Personel Carier），就是装甲人员运输车，车子里面没有火力。到今天为止，我还没看到美国的装甲步兵战车成军。美军有一个最大的痛楚就是样样事情都要向国会争取预算，这种偏激性的民主，对于建军一事来讲，妨碍很大，而我们“中华民国”却在高唱削减国防预算，实在是文人误国。
根据我在学理上的了解与直接参与装甲兵的有关事项，我发现装甲兵本身以及使用装甲兵的军团与军队有许多错误，将校没有新的完整的地面教育，就无法正确使用装甲兵。装甲部队配属给陆军之后，陆军不懂得使用，这就是我在大陆上所看到的艰苦与痛心的一面。没想到，到台湾以后，这个观念还存在，刚到台湾时，装甲兵司令徐庭瑶将军竟建议，陆军将所有的战车与装甲车沿着台湾海岸，每五十里放置一辆，把战车变成了堡垒，成为敌人的标靶。其实他可以把装甲部队集中起来放在后方，敌人从任何方向来袭时，装甲部队都可以应战，而且还可以突袭，发挥的效果更大。
民国四十七年，我接任装甲兵司令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湖口举行一次大典———“向一九一七年告别”，参加者包括每一辆战车车长和各级重要指参。典礼由陆军总司令彭孟缉将军主持，我还在典礼中做了一次报告。战车有机动与火力两大功能，但是，在一九一七年之前，世界各国还维持步兵战车的观念，战车只是步兵单位里的重武器，随伴步兵作战，所有一切都以步兵的速度为准，所谓战车只不过是加了装甲的炮兵而已。战车原本有很好的越野机动功能，却没有发挥，反而跟着步兵一起走，以步兵的速度为速度，在当时的步兵反战车武器之下，已无生存机会。而速度本身是一个物理性的基本因素，能否发挥机动力，则要视其运用方法，因此就变成一个思想的问题，如果硬要战车放弃速度，放弃机动，那么要战车何用？一九一七年之后，英国人领悟了这一点，于是骑兵思想开始抬头，到了一九一八年，将战车脱离步兵，发挥其战场的机动性。另一方面，战车的火力也只有在机动的运用下才能发挥，所谓机动就是主动争取一个新的位置，可以在新的位置上制敌，而且敌人一时间还找不到我们，所以能够产生奇袭的功效。英国人因为发挥了战车的优点，所以在一九一八年把德国人打败，赢得胜利，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不过，胜利的同盟国并未检讨胜利的原因，反而是战败的德国再三研究战败的原因，领悟出装甲机动的重要性。所以，德国从此成立了第一个战车连，开始发展装甲兵，时间为一九二九年，首任连长为古德宁。战车连以战车为主，其他装备与人员都必须配合战车的速度、机动的性能与越野的要求，就这样，德国发展了新的思想，不再以步兵为地面作战之王。因为一九一七年之前，战车是步兵里的附属及支援武器，属于步兵的一部分。战车的首要功能在其机动力很强，如果它属于步兵的武器，在机械方面就算有再高的速度也无法发挥其效能。但是他们一旦放弃了战车，矛盾思想就变成矛克盾了，因为战车无法发挥其机动力，速度又不快，再厚的钢板也会被敌人的武器打穿，因此在战场上，胜利的保障是在其机动力。
装甲兵在台湾(3)
所谓“向一九一七年告别”，也就是以上许多建军备战方面的新的观念与新的做法。当年的陆军总司令刘安祺将军特别欣赏这一点，因为我有完整的理论与思想，进而提出实际行动方面的建议，并且获得刘将军的大力支持。在建军方面，不是装甲兵司令的力量可以达成，而是要使整体的陆军走上新的道路。
装甲兵与后勤
为了配合装甲兵的思想，装甲兵的后勤观念要完全改变。过去谈后勤，都是从后方向前方追补，但是一旦装甲兵机动起来，后方无法得知真正的第一线部队身在何处，所以一定要战斗体向后方领取补给品，如此就要将载重车编在装甲兵，由装甲兵管制，因为装甲兵知道补给点在何处，而补给点不知道装甲兵在何处。这种新的观念，使得建军备战的训练中呈现新的编组与新的面貌，而人事训练及人事配置都必须达到精简的目标。举例来说，通常随着车辆的增加，必须增加人力，如果我们能够增加车辆的载重量，就不用增加人力，自然可以精简人事；以车辆保修而言，一辆车子必须配有兵工人员、兵工零件，车辆愈多，就愈需要更大的后方空间，才能设置各种后勤设施，所以有关人员的编制，应该重新加以研究。那时候美军的车辆有很多种，从四吨半的吉普车到半吨、一吨半的车辆，甚至九吨的载重车都有，我们就必须重新计算一下，需要废除哪一些东西，保留哪一些东西。后来一直到联勤成立军车制造厂后，新车的设计工作才由该厂负责。而联勤也一直以最低的成本来获得最好的收获。步兵能够找到战场上极为隐蔽的目标，使装甲部队里的主角———战车不至于被敌人突击而导致毁坏，所以需要装甲步兵，而装甲步兵的战车必须能够使人员在车上发挥步兵的功能。换句话说，步兵和战车合起来成为装甲兵。步兵、战车、炮兵，再加上配合机动作战的通信，以及所有的战斗支援勤务（包含工兵、兵工、通信、运输、卫勤、化学兵等七种），都要配合机动的速度。战车能发挥多少程度的机动性，所有的勤务就要发挥同样程度的机动性，这些配合都冠以装甲二字。总之，“装甲”并不是指装上铁甲，而是指机动性。
兵工包括所有的修护，就名为保养，分为一级到五级。一、二级为预防保养，如果做得好就可以保持机动运作，一级是使用者的责任，所以要给使用者所有的工具，二级是支援一级的，也就是提供零件及维修工具，所以二级保养配属在连的保养组里。常常有些长官动不动就骂官兵，认为他们没有把他的办公室的东西处理好，其实是这些长官没有使用者负责保养的观念，也不会向单位里的维修部门申请，即使是命令式的申请也不会。这种责任的区分，感受上的区分，一般的中国长官是不具备的。在部下的面前，中国的长官都是神仙、上帝；在长官的面前，中国的部下都是白痴、笨蛋。
陆军的责任编制是层级相隔的，军团有完整的后勤设施，其中的重保养营负责四级保养；军是以若干个师编成的，只管作战，不管行政；师兼管行政与作战；团只管作战；营兼管行政与作战；连以下只管作战。三级保养属于师里面的兵工营，兵工营有三个连，第一连支援第一团，以下类推，它负责战场保养。因为师兼管行政与作战，不能浪费任何时间，所以三级保养是直接换零件，将零件送到重保养营修理，否则无从机动。保养也是为了配合机动的需要。
五级保养则在后方，又称基地保养，它包括某一种程度的制造，例如零件制造。五级保养把总成修好后，就送到前方。总成就是各个单元，例如变速箱、引擎。所以在装甲部队里面，所有的野战勤务都要配合机动作战。通信也是一样，在固定地点通信的效果虽然好，但是如果在机动时无法发挥，这种通信就没有用处。
我们常常骂人“过河拆桥”，装甲部队做的就是过河拆桥的工作。战斗时，工兵带着一条桥的桥材随时搭桥，等到装甲部队通过后，立刻把桥收起来，这种桥轻快到走在路上是一种车子，往河里开便是一条船，把这些船连接起来就变成一条桥，以便装甲兵通过，装甲兵一过去，桥又变成船，开到岸上后又变成车子。如果无法机动，就会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
装甲兵带动陆军朝向机动化发展，所以装甲兵必须重新改组成为装甲师与装甲旅两种部队，与陆军打成一片，正式被视为陆军的一部分，再也不被视为特种机构，这是中国建军的一个发展。
装甲兵教育
对于全陆军的干部教育，从指参学院就已经开始改变了。当时“老总统”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凡任指参者，必先习得高两个阶层的用兵修养。”所以在陆军官校里面，不论那一种兵科，都要学战斗营的营连战术，学过营连战术之后，才能成为一个好排长。所谓战斗营，包括步兵营与战车营，所以训练的干部，不会发生步兵不懂战车、战车不懂步兵的情况，他们全部都是在一个机动作战之下，可以适时发挥步兵与战车的长处。这是我这几年来对于建军的一些努力，过程相当辛苦。
“老总统”具有骑兵的机动思想与炮兵的火力思想，他一再强调机动与火力，这也是地面作战非常重要的成败因素。我们要以战术的速度来比赛，而不是以机械的速度来比赛，否则永远没完没了。现在整个部队的思想仍然是以前的步兵思想，所谓运动、射击，也只是运动的速度机动而已。事实上，机动就是因为战机而动。假定没有目的，即使走得快也没有用。因战斗之机而动是战斗之机动；因战术之机而动就是战术之机动；因战略之机而动则为战略之机动。其他事项自然会融入教材中，所以要从手册、典令的修正，到学校教案的修正及部队实质的演练、修正等方面，来着手建立新军。
装甲兵有三个副司令，其中之一兼任装甲兵学校校长。我没有担任过装甲兵学校校长，但是我是主导装甲兵观念思想的人，我透过学校训练干部，再透过干部训练部队。这样我才能有一个完全客观的立场来指导他们，否则我会胶着在学校行政上面。要改变装甲兵的思想不是那么容易，虽然我不在装甲兵学校当校长，但是我把改变干部思想的任务交代下去，先由装甲干部着手改变。当时在陆军总部添设了一个装甲兵室，属于幕僚单位，由我兼任室主任，三个副司令之一兼任副主任，装甲兵有一位副司令兼任装甲兵学校校长，经常亲自到学校督导，我则检查所有教案。我把所有在大陆时期所犯的错误，全部集结起来，作为教材，让学生了解这些惨痛的教训。
总之，在中国的建军史上，我已经尽了心力了。后来我带着部队作战的需求，到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当校长，开始了我的干部教育的生涯，前后长达十八年。
装甲兵机动化
父亲虽然是炮兵出身，但是他对战车的思想却很前进，他也是一位把炮兵的机动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炮兵用在步兵乎？用在支援骑兵乎？是一步一需乎？是机动作战乎？我们要求战斗性的机动、战术性的机动、战略性的机动，依照所需的时间到达预定的地点，在该时间与地点比敌人强，能够发挥火力，才能够克服敌人，才能够以寡敌众。战车是一个兼具机动性与火力的武器，再加上防护力，以及在战场上的震撼力，合并起来成为装甲兵。战车对于步兵的震撼力是无法形容的，我曾经亲自在战车里面面临敌人的机枪扫射，只听到咚咚作响，因为那些机枪对战车一点威胁都没有，其他如迫击炮、七五炮对战车也造成不了威胁，即使是一五五炮，除非是直接命中，否则其破片顶多把履带打断。
装甲兵原来有五个总队，一个总队等于一个团，但是我们将最上一级称为装甲兵旅，我是旅长。那时候三个总队是装甲总队，第四个是装炮总队，第五个是装汽总队。在作战时，以战车为主的部队先打出去，一般的步兵师跟不上，所以由装汽跟上去，步兵就搭载在我们的车子上，由摩托化的部队接收机械化的战果，再由步兵部队来接收摩托化的战果，一步一步地递补上去，由步兵再交给地方政府。这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战车部队一上去之后就接着超越，他们打过以后再整顿，第二个装甲部队超越，接着第三个装甲部队又超越，而汽车化的步兵继续保持装甲部队打开的缺口，让后续的装甲部队再超越进去。步兵接收装甲部队的成果后再超越。
用装甲兵的是军、军团，虽然陆军的观念不只是步兵，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军团与军里面只有步兵，所有的长官们都是从步兵出身，他们的观念就是不讲速度，所以装甲部队交给他们去指挥并不是很适合。就算长官了解装甲兵，其指挥所幕僚（军与军团参谋）没有受过相当的训练，他们负责事前技术与参谋作业室，都没有符合装甲兵的需求，所以装甲部队在大陆上被糟蹋，不知不觉地就跟着步兵一起败下阵来。到了台湾后，我亲自参加一次演习，我们装甲师配属在军里面，没想到军部的幕僚分配装甲部队集中的地方只有四公里直径的圆圈，这种场地连战车营都放不下，更不用说装甲师了。
湖口事件(1)
“湖口事件”的主角赵志华赵副司令是个很内向的人，不过，不论是在战场上或是在平时教育训练各方面他的表现都不错。那次出事情，完全是因为他患了精神分裂症。他是黄埔第十期的学生，装甲兵科班出身，所以凡是有困难的任务都是派他去。尤其到了台湾以后，每次演习时，他都挑重担，所以他功劳苦劳都有。但是赵志华从来没有得过奖，连个纪念章都没有。在缅甸瓦鲁班作战时，就是他这个营建立的功劳，他是营长，可是论功行赏时就没轮到他。等到我到了装甲兵之后，几次想追溯替他请奖、请勋，都没有成功。
我们两人感情很好，相互知心，我跟他的家人就像一家人一样。我常到他家去，谈谈以往的事情，谈谈装甲兵今后的发展，都谈得很投机。我一直注意他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所以我经常在他旁边，也指定了两名军官，万一发现不正常的事情，要有一个人留在他旁边，另一个找最近的电话打电话通知我。
在这里我说一句超出我想说的话，步兵有一种传统性，总不愿意把功劳落在特种兵身上，他们总认为他们是主兵，其他的只是配属而已。等到有功时，如果功在装甲兵就显得步兵无功，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发挥整体功能，才能得到成就，所以不应该分家。一场仗打下来，胜利了，不论是炮兵、通信兵、运输兵、工程兵都有贡献，步兵是一个指挥单位的主力，不论是一个师、一个军，其他配属单位都在同一指挥之下，何必妒忌别人的功劳。
当我离开装甲兵时，我还特别告诉接任的人：“志华是个很内向的人，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他从来也与人无争，但内心里总是有些不愉快，你们又是同期的同学，你要特别照顾他。”装甲兵那时有三个副司令，赵志华是十期的，另外两个是九期的，其中一个是赵国昌，他是副司令兼装甲兵学校校长，另一个是鲍勋南，他是副司令兼陆军总部装甲兵室的副主任，我则兼陆军总部装甲兵室主任。换句话说，在陆军总部，我的身份是特种幕僚，在部队里我是装甲兵司令，但是司令不能专驻在一个地方，所以装甲兵室有一个副主任；此外，装甲兵学校是在我指挥之下，所以我派一位副司令兼任。
新司令接任以后就被派到石牌高级兵学研究班受训，总队要有一个代理的人。我以前的做法是把赵国昌从装甲兵学校拉回来代理司令，因为装甲兵学校自然有副校长可以主其事。新司令去受训时，也是让赵国昌代理，并向总部报备，但是他又在临走时说了一句话，他说：“国昌兄在学校比较忙，司令部的事情还要请志华兄多照顾。”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既然报备是以赵国昌代理，就应该让他全权处理，加上这么一句话，赵国昌还好意思过来吗？其实就在同一营区里，赵国昌要过来很方便，可是他这么一说，赵志华在实质上就变成代理司令了。
有一天装甲兵司令部要到各单位作装备检查，他们在湖口装甲第一师检查完后，部队就在大操场集合，并在司令台前就地坐下，赵志华是带队的人，装备检查时带了一小组成员。最后他向部队训话。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精神分裂症突然发作了，以前这种情形也没有发生过，我也只是预防，没想到那次真的发生了。
他对部队说的第一段话是讲过去的历史，还有他跟装甲兵及装一师的关系；第二段是讲过去打的仗，这两段都是用感性的方式和听训的官兵拉关系；到了第三段他就说：“台北发生了政变，我们的领袖在台北遇难，被包围，我们现在要赶快到台北去救领袖，装一师有谁愿意跟我走，我们马上就出动，到台北去勤王。”结果底下没有人反应，他说了好几遍，还是没有人反应。
他站在司令台的桌子后面讲话，这个司令台是我们用泥砖砌起来的，很原始，司令台前还有一个小型的演出场地，我们经常在晚上席地而坐，观赏小型表演，后面有一间窄长的房间，还有两个门，一个写着出将，一个写着入相，都用布帘挡着。到最后，他把手枪掏出来放在桌上，大家都不敢动。装一师的师长徐美雄少将坐在最前面，他脑子里想这件事情要处理妥当，不能流血，万一赵志华真要开枪，打死或打伤任何人，传扬出去对国军声誉影响很大。僵持一段时间之后，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战中校（朱宝康），一个是上士，站起来对赵志华说：“我们跟你走。”于是那位中校走在前面，上士就跟在后面，赵志华便绕到桌子前面跟他们握手，并拉他们上去。这两人上台后，猛一下地就把他抱住了，那时候枪在桌子上，赵志华也来不及反应，这时下面有人来接应，就当场把他逮捕了。
湖口事件(2)
赵志华被逮捕后，徐美雄师长对部队说：“部队保持原地不动，等我回来，谁都不准离开，宪兵，如果有人擅自离开，格杀勿论。”说完后便亲自用吉普车把赵志华押送到师长办公室，以师长办公室权宜为一个临时监禁的地方，命令宪兵把他看住。结果在这一段短短的十分种之内，有一个政战人员站起来就跑，宪兵赶快上子弹，打了两枪，但没打中他。这个政战人员跑到附近打电话，一个电话就打到第一军团通知军团司令罗友伦，这个政战人员跟罗司令说：“装一师叛变了，现在预备朝台北出发。”这实在是莫须有的，谎报就是从这个人开始。罗司令一接到这个报告，当然惊慌，于是马上就出动卡车，横摆在从湖口通往台北的公路上。其实他也是一时情急，过于天真，如果装一师真的叛变，战车可以离开马路，从旁边过去，在路上横摆卡车有什么用处呢？总之，一方面他们在马路上摆卡车阻绝战车通行，另一方面他们拿反装甲武器摆正两侧，多半是三七炮与火箭筒，准备在战车绕道时用反战车武器对付。事实上，装一师根本就没动，结果造成虚惊一场。
当时徐美雄打电话到台北找那位新司令，他还在受训，结果找不到他，所以他又打了一通电话给我。虽然我已经离开装甲兵，但是因为我与装甲兵的感情深厚，我听到这个消息，不论如何都会从侧面帮忙，于是我立刻跳上车赶到湖口，同时派我私人的吉普车到高兵班接那位新司令，请他赶快回湖口，并转告他，“湖口有事故，要你马上回去”。那时候我也不晓得实际情况是如何，到了湖口，才弄清楚了实际情形。我到了之后没有多久，那位新司令就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总司令刘安祺上将也到了。
刘总司令到了之后，由徐美雄做了一个简报，把经过情形报告了一下。简报完后，刘总司令回过头来问我：“纬国，你有什么建议没有？”我说：“就这件事情，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这件事情是因赵志华本人精神分裂而起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防还会有其他变故。我们的处置应该从三方面来作，第一，既然是因为赵志华精神分裂而引起的，所以应该马上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精神病院的设备与牢房是一样的，也是铁窗、铁栏，不过里面是软墙，因为怕病患失去意志控制，寻短见。我们把赵志华送到精神病院，传将出去，对于军誉没有损失，而且这件事非但不应该损失装一师的名誉，更不该损及全陆军的声誉，乃至三军的声誉。如果国际间报道装甲兵副司令要带着装一师叛变，人家就会说“中华民国”军队内部不稳定，尤其是最优历史背景的装甲第一师，这是我们不许可的，所以要以精神病患的方式来处理；第二，我们要暗中组织一个小组，要长期严密的调查，看他有没有预谋或同谋，至少要一年的时间，如果发现有预谋、同谋，是有组织的叛乱，我们还是要不惜一切，该抓的还是要抓，该办的还是要办；第三，这次是一个活生生的考验，我建议总司令犒赏装一师，因为装一师的不为所动，所以才能使这件事情局限于因精神分裂而产生的状况，当时师长处理得非常好，我建议总司令为师长以下的弟兄颁勋。这三点建议刘总司令完全同意，他说这三点也是他想说的。那时我的本职是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他说：“蒋校长的建议我非常同意，他的思考也很周密，很完整，就这样办理，等我回到总部再颁发命令。”赵志华则继续由徐师长看管，并且马上派人把他送到台北教导总部。部队解散后，我们就回台北了。
没有想到，第二天，刘总司令突然来一通电话叫我到总部（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属于陆军总部指挥）。我到了之后，刘总司令说：“老弟啊，都变了。”我说：“怎么了，发现新资料了吗？”他说：“不是的，这次他们蓄意的要把它报成湖口事件，我也没有办法扭转，现在总政战部把案子接过去，一大批政战人员论功行赏，一连串的就把这个案子说成是兵变，还说幸亏有政战人员，使部队不至于酿成大祸。”虽然我已离开装甲兵，有心人士还要藉机打击我。事情有这样的发展，实在是出人意料。
湖口事件(3)
过了十几年以后，我和父亲坐在澄清湖边，下午在阳台上喝茶，他突然说：“纬国，你不论是学术，不论是工作，都很努力、认真，一切成绩都很好，就是识人比较差一点。”我就说：“父亲说的对，识人的确是一件最难的事情。”父亲就没再接下来说了，我知道他一定有所指。后来吃过晚饭后，我又陪着父亲去散步，在散步中，父亲又说：“譬如说湖口出的这件事情，照理说赵副司令在你指挥下已经很久了，这样的人怎么还留他在装甲兵呢，你识人是不够的。”我说：“父亲说我识人较差，我完全承认，外面也有很多传说，说父亲会看相，个别召见下属时，听声音就知道这个人的品德，这些本事我都没有。不过，对赵志华这件事情，真相并非如外面所报道的。”父亲便问我实情，我说：“父亲如果不问我，我是不愿意说的。总司令知道这件事，我不会越级呈报，不过，父亲如果不问他实情，他也不会愿意说的。父亲要知道真正的实情，我可以做一个分析，至于对或错，父亲可以问刘总司令。”于是我就把整个情形与经过告诉父亲，并对父亲说明，我一直派两个军官随伴在他旁边，因为他从来没有精神分裂过，我只是预防，平时我对他很好，能够让他得到一点安慰，让他得到相当的温暖，也就没事了。
父亲问我：“你晓不晓得究竟是什么事让他在那天发作？”我说：“事情很简单。当年部队先过来台湾时，我已经预先为他们安排好官兵与眷属住的房子，尤其是高级干部，我都已经为他们买的买、顶的顶，后来他们只要自备两条小黄鱼（二两黄金），就能够把房子顶过来。再怎么困难，几年下来，也能够省二两黄金，不过他在买房子时还差三万台币，他就写了一份报告给那位新司令，请他转呈总司令，向总部借三万块钱，等到他买下这栋房子后，然后卖出去，再买一栋比较小的房子，这三万块钱就可以还掉，前后不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因为事情已经讲好了。可是这位新司令把他的报告放在桌上，没有替他转，他心里很不开心。”
我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我根本不必往总司令处转，我会把装甲兵自己的私房钱借给他，反正只是个周转。我们的福利金，光是十两黄金一条（大条）的就有二百七十四条，这些钱随时可以拿来替官兵救急。当时我离开装甲兵时，我继承的黄金、台币、美金全部移交，而且把以往所有官兵向上级借的钱（临时急用，先提一个月薪水，最多借两个月薪水，这是我们的限制）全部还掉，不要他们再归还了，处理完后我才离开装甲兵，没想到过了没多久，这些积蓄全部用光。
“湖口兵变”后，赵志华被关起来，后来病死在监狱。
我很希望我能担任一任步兵研究发展训练指挥司令，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个机会。那时候是罗友伦将军当研发训练指挥司令，他是一位好长官，不过他终究是步兵出身，幸好他很开明，而且我与罗司令私交不错，所以我经常在谈话时灌输他有关装甲兵的观念，还想尽办法劝说罗司令的儿子罗文山到装甲兵来。罗文山很努力。
装甲兵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台湾开始了整军备战的工作。
军制学(1)
我在检讨七十周年建军建校时，有一个重要发现，总理当年之所以要派父亲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就是因为父亲对军制有很深入的研究。尤其当朱执信先生过世后，总理说：“自从执信死后，介石是唯一的人。”父亲因为个性强才能贯彻始终，他对总理尽忠，但是总理有几次误会他，以为他和陈炯明吃味，父亲向总理表明：“您可以试试看用陈炯明，我可以走开，我不是来抢职务的。”一开始，父亲在陈炯明部队里当作战科长，他临走时，曾经一再提醒总理：“陈炯明必变。”事实证明，父亲的预料是没有错的。
父亲很注意军队的制度，他归纳为“管教养卫”。陆军的方式是一个阶层以作战为主，再高的一层则兼管作战与行政，如旅管作战，师兼管作战与行政，军只管作战，军团兼管作战与行政，像这样的体制，使一切都着眼于作战。有一句话叫：“军以战斗为主”，也有人翻译为“军以作战为主”。这两句话都是一样的，不过用“作战”二字较好。事实上，军队除了作战之外，也没有别的事。
谈到军制学时，有些是父亲的观念，有些是我的观念，到后来我们两人的观念已经无法确实分开，但是我不应该居功，即使是我先想到进而提出者，只要经过父亲再度思考并同意后，就应该视为父亲所提出的观念。所以，与其说这本访谈录是写我的一生，不如说是写父亲的一生，只是这件事与我有关，所以由我口述写出。虽然是我的自传，但也变成了父亲的别传。
（一）使命与任务
知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武力为中心之思想总体战”的人不多，同样了解“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涵义的人也不多。“老总统”提出这句话之后，并没有交给任何一个学术机构加以演绎出来，因此，始终没有任何下文。我总觉得这不是领袖的错误，而是高级幕僚的疏忽。
我从美军体制中，确实有了不少体会。美军不论是自己发现问题，或是接到上级的指示，甚至是下级的请求，只要产生一个任务，他们就会做一个mission analyze，我们翻译成任务分析。事实上，mission是使命，Task才是任务，如此翻译不知原因何在。父亲曾经讲过：“中国一般的干部只做两件事，一件是上级交办的，一件是下级请求的，自己只是一个转界站，从来不会自我产生一个mission（使命），这是很大的缺点。”因此我们就产生了使命和任务的区别。
后来郝柏村当了参谋总长之后，将二者合并，称为任务，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尤其他没有请示过“老总统”，就擅自更改。“老总统”曾经清楚规定过，而且美制里也说得明明白白：自己产生的谓之mission，上级交办的谓之task，根据自己的基本使命，再加上临时的task，例如工兵、通信兵有其原有的使命之外，一旦遇到非打斗不可的状况，还是要打斗，这就是临时的task。所以根据一般的状况与基本的使命，而产生了临时的任务。上级交下的任务，到了自己单位之后，要变成本单位的使命，然后根据使命，再交给所辖的各单位，使命就又变成任务。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观念，不可以破坏，一旦破坏，军中就无纪律可言了。
父亲一再强调，不可以只注意上级交代给下级的使命，自己也要产生使命。当时父亲讲了这篇训辞之后，情况好转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又慢慢“皮”掉了。
（二）责任制
从封建时代的帝王专制一直到现在，在上位者还是重视权威，闯了祸以后完全不负责任，结果变成由部下承担责任、长官专享功勋的情形。几千年来，在专制的体制之下，职责不明确，因此产生了父亲早年在大陆上所说的 “分层负责，逐级授权”的情况。父亲讲这句话无非是要我们建立一个制度，但是高级幕僚对于总裁统帅所说的话，却没有任何反应，样样事情都等着逐级授权。分层负责的观念是对的，但是逐级授权似乎有实行上的困难，而且，过去的情形是长官有权、部下有责，这一点是说不通的，如果采用逐级授权的方式，一旦长官不愿意授权，情况就很难处理。因此父亲后来又提出一个问题：逐级授权应该如何做，多少人会愿意将自己权利往外分呢？另一方面，授权令尚未送达时，责任已经产生，所以应该在制度上明定权随责来，当接到责任时，权利自动产生。为了这个事情，父亲与我谈论了个把月的时间。这些都是军制方面的事情，所以父亲非常谨慎，他只要一有空，就会找我一起讨论。我并不是说我有什么聪明才智，只是父亲提醒我之后，我会再去思考、组织，并且加以体会。当我想出一个点子之后，就向父亲汇报，父亲再以他的逻辑思维，来判断点子的好坏。就这样，我们逐次地确立起国军的军制。
军制学(2)
有一天，我拿了八个字到士林官邸去见父亲，他如获至宝。我说：“父亲说的‘逐级授权’是既不科学也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传令兵在半路死亡，或是迷了路，无法将授权书送达，即使有授权的事实也于事无补。另外还有很多原因可以造成权未授及，而责任已经开始的情形。”我跟父亲报告后，他完全同意。我跟父亲说：“权不是要等到授才有，而是要跟着责任一起来，并且要变成一个制度。”我还以民国二十年将授印制改为受旗制为例向父亲说明，所以父亲决定取消原来的八个字，但是国军没有一个人注意这件事情。这些决定在训辞里都有。新的八个字是“职责明确，权随责来”。“授”指的是授责，而不是授权，指派职务时，称为一般性的授责，也就是基本责任，在一般授责之下还有一个特定的授责，所以每一个职务都会产生一个责任，有了责任之后，权随责来，有多少责任就有多少权利，不必再等授权，也无须再等命令。形成制度之后，任何人都可以遵守，所以父亲高兴得如获至宝。起先我们还有一点争执，正在争执时，佣人刚好倒了一杯茶进来，我就以茶为例向父亲说明：“父亲如果授权给我喝这一杯茶，我爱喝则喝之，不爱喝则可以不喝，至于何时喝，如何喝，甚至不喝，都由我自己决定，假如父亲说：‘你负责把这杯茶喝掉，现在就喝掉。’我就没有任何选择，但是你既然给我这个责任，又不给我这个权，我如何去喝呢？我不就变成动辄得咎了吗？所以有多少责任就有多少权利。”
父亲那时候已经讲过一篇关于责任制度的训辞，责任制度就此开始。所谓责任制度包含了随责任一起来的权利，每个人的职责要在编制表上订定，凡是负何种责任的人，就有该种权利。责任制度是促进行政效率的重要观念，但是一般的长官都是爱权利不爱责任，这其实也是人之常情。后来父亲在几次演讲中，都特别强调责任制度，最后就产生了行政三联制。实施行政三联制之后，就有计划地执行考核。这点在父亲的思想上非常重要，可惜在建军建制时，我们的高级干部未能完全了解，所以在推行时没有认真执行。直到民国六十四年，父亲过世前，还命令人事行政局颁布一份训辞《人事考核要领》———对于责任制有非常清楚的说明。
有关责任制度，父亲曾经提出六字要诀，也就是职、责、学、术、绩、效，在《人事考核要领》训辞中也有明确的披露。有何种职务，就产生何种责任，要完成责任，就必须具备学问，不仅是学问，还包括技术，最后检查成绩，看看有何效果。父亲说：“同样一件事情，第一、甲做好了，乙也做好了，成绩相同，但是效果不同；第二、甲乙都做得很好，但是甲面面俱到，乙却把人得罪光了，下一次连做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父亲举这两个例子非常好，可以充分说明六字要诀。讲责任制度，六字要诀是非常重要的。而父亲从六字要诀中又产生出另一句至理名言———“凡任指参者，必先学得高两个阶层的用兵修养（凡任长僚者，必先习得大两个范围的工作学能）。”
（三）无形战力与有形战力
父亲曾经提出一个重要观念，即：“无形战力有三，一是学术，二是意志，三是纪律。”父亲毕竟是经过多年历练的人，再加上他非常具有理哲思维，所以能够提出这个重要观念，我觉得民主和专制的差别就在于长官有没有理智，他的思维理哲如果是科学的，这个长官就是好长官，没有什么危险性，就算是错了也一定有其不得已之处。父亲从来没有下过一个专横的命令，就是因为他具有思维理哲。他同时也要求我们要有行动理哲，行动理哲确立之后，便能增加不少工作效率。父亲还特别强调思维理哲是逆序式的，行动理哲则是顺序式的。以登高为例，登高时，一定是一步一步向上爬，不可能一步登上高峰，但是我们在思维时，一定是先想要不要到山顶，再退回来想如何到山顶，先建立条件、工具，成立部队，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没有做到前一步，就到不了下一步。但是，没有先做逆序式的思维，马上就做顺序式的施行，走到半山腰时才知道走错路，到那时，要退回来重头开始，既浪费时间精力，也失掉了时机。所以父亲强调逆序式的思维与顺序式的执行。而这些都需要以学术为基础，有了学术之后，先了解状况，再以学术分析状况，其决心才是客观的，才是有基础的、不会动摇的，否则就会把自己的私心放进去，这种计划一定是最笨的。所以父亲曾经指示我们：智慧的反面是自私。孟泽尔将军曾经对父亲说过德国参谋的一句座右铭———“无我”。因为“无我”，才能够对事不对人。
军制学(3)
父亲在与我谈话时，常常对于黄埔系的人“忠勇有余，而智能不足”耿耿于怀，所以父亲不断地举办训练班，派遣素质良好的干部出国留学，尤其是到德、日两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于军事干部的培植非常严格，而且这两个国家的民风就是踏实。当年日本邀请德国军事顾问到日本训练军队，德国考虑再三，预备派遣有名的大将到日本，最后有一位迈克尔少校向参谋本部建议：“什么人都不必去，也不必带一本书，只要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参谋本部问他有何能耐，他说出一套理论来：“我们人派得愈精愈多，人家只学得点点滴滴，我一个人去，向他们说明军事学的道理何在即可，道理弄懂了，就一通百通。其他的是要日本人自己建立军队，而不是德国人去帮日本人建立军队。”这是父亲一直鼓励我们、叮咛我们的地方，要我们通理，要我们了解理则。他写过一篇训辞，内容提及西方的逻辑学就是我们的理则学，而我们的理则学更包含西方的逻辑学，更甚于西方的逻辑学。逻辑学只是演绎与归纳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理则，就不能做到演绎与归纳。父亲鼓励我们要通理，所以我常常在想古人说过的一句话：“读书所以通理也。”究竟通些什么理呢？归纳起来有人之理、物之理、事之理，如果理不通，任何事情都无法实行。在历史的演进中，中国人逐渐地偏重到人之理，疏忽了物之理与事之理，而西方人则太偏重物之理，疏忽了人之理与事之理。中国人要恢复原有的理智，才能够真正通理，所以国父说：“学问救中国。”父亲则提出：“无形战力有三，一是学术，二是意志，三是纪律。”这是我与父亲多次讨论后所归纳出来的结论。当我们在讨论时，最为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道德是否为无形战力，父亲说：“无形战力就是精神力，就是心理力，但是如果没有道德作基础，很难达到要求。”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没有把道德纳入无形战力中，因为道德太抽象了，很难评量。
后来父亲做了一次演讲，主题就是无形战力，讲稿的原始设计也是我写的。既然讲战力，就要先从有形战力说起，先讲五项有形战力，再讲三项无形战力。五项有形战力为侦搜力、打击力、机动力、后支力、指通力。三项无形战力，如果没有学术作为基础，就没有所谓的道德标准了，所以学术第一，如果没有学术，意志的发挥也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不会持久。而意志有两种表现，一种是研判状况之后，下达一个决心，来表达意志，决心包括“六何”———何人（何力）、何事、何时、何地、何如、何为。前五何属于战术阶层，战略阶层则是何为，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甚至只要说明指派某个部队达成何种目的（何为）即可，其他都不必说明。古德里安元帅有一句口号，隆美尔也非常赞同，这个口号是“要把绿灯开到战场的尽头”。他们的做法是把最后的目标告诉部下，中间需要暂缓时，再开个黄灯，要部下停止时，才开红灯。我们中国的长官学问不够，无法做一个全程的策划，也不愿意把全程的计划告诉部下，部下走了一步之后，才告以下一步，所以一路都是红灯，等到长官研究之后，才接到下一个命令，但是长官又不能以最快的速度做决定，所以研判状况之后的整体性决心是很重要的。
第二种是状况有所变更时，是否要下达第二个决心，指挥官最困难之处就在于第一个决心是否要坚持到底，还是要即时调整决心，因为成与败就在于这一念之中，再加上如果情报系统不准确，或是拿到的情报报告不够及时，无法发挥作用，甚至于在制度上都要加以改革。这些事情，我跟父亲报告之后，他非常欣赏。本来是要一级一级呈报上去，我改成隔级呈报，举例来说，排长发现有敌人的五十辆战车之后，呈报给营长，连长在中间监听；连长如果不同意，再插进来表示意见，营长听了若干方面的报告之后，再加以研判，并向师长报告，同样的，旅长在中间监听，师部做了总研判之后，可以决定是否派遣反装甲部队迎战。部队反装甲武器与反装甲部队是两回事，部队里面所编装的反装甲武器，是属于战斗性质的，现在师里面的反装甲部队，则是属于战术性质的，即使武器一样，其性质也大不相同。但是我们在呈报的程序上，还是要逐级呈报，这种方式不但耽误时间，甚至还延误战机，使我方转而面临困境。现在已经步入机动作战的时代，但是国军整个的指挥方法却跟不上现代化的工具。不论战斗机动、战术机动或是战略机动，都与使用工具的技术有关，如果体会不够，连担任战斗员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军中的教育要重新来过。我在三十多年以前就已经向父亲提出建议，父亲也下令了，但是那群老将领无法体会父亲的意志，结果就一直拖延下来，再加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经过参谋本部，任何事情都要请示参谋总长裁决，换句话说，我们一路都遇到红灯，他们也不愿意开绿灯。而且郝柏村当参谋总长时不仅将计划程序弄混，也将计划格式弄混了。正确的格式应该是先做远程计划，远程计划是目标研究，我们要先认识目标，所以先要有一个目标分析；中程计划是为了要达到目标而设计的预算计划；近程计划则是以现有的东西应变。但是郝柏村将计划程序改为先做近程计划，再做中程计划，最后做远程计划，有所谓的三年计划、五年计划或是八年计划，完全不合乎思维理哲。
军制学(4)
总而言之，不论任何事，事前都要告诉部下如何做，而且要让他完全能遵守，按照指示来做，不要等到事后用处分的方式处理。事后处分是消极的纪律，事前能够建立制度，有所规划，有计划命令、联络工具、控制方法，来维持一个有效的纪律，这才是具体的，而不是建立在人守不守纪律上。像当年的波斯湾战争，联军的部队都集中在科威特西方，作势要夺取科威特附近两个小岛，有一部分的部队从海湾两栖登陆，另一边则直接打进科威特。没想到一大堆部队在六个星期的飞弹攻势之后，仅仅只是等于我们攻击以前的炮兵准备射击，到了结束前两天才下命令把这些部队排成一条线，然后再按照史帝芬计划，像关门一样地从上往下关下来，这几个部队如果走快十五分钟，或是走慢十五分钟，部队之间就会交叉起来。这种计划一开始执行，就要具备行军纪律，然后等到陆上作战发动，就像关门一样关下来，前后只用了十个钟头，这场战争就打完了。即使是一场演习，事前经过无数次排演，要能够做到这种地步，也不是我们能够胜任的。懂得的人看门道，一种是IP（即出发点，事前已经有详细的时间表，先头部队在何时到达，时间如果晚一点，横方向过来的部队就会受到阻碍）；另一种是RP（即分进点，分配部队达到地点）。这些在平时教育、部队训练、实际作为、时间管制、地图认识方面，都要注意。我到台湾后，时常向父亲提醒这些事，父亲去视察大演习时，也知道在IP及RP视察，父亲看了装甲部队之后，也非常满意。
有一次，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到台湾来视察，“国防部”原本预备做大演习，我提议让他看装甲兵部队，他到了我们的营房之后，我给他看了一张表，表上面写的是该周每一个单位、每位士兵应该做的事，我请他随便点一个营，他点了之后，原本这个营在演习场进行教练，我临时下令要他们回驻地集合。下达命令后，我就与那位总司令一起到驻地，看着部队集合，人与车分开，我所下达的科目是战备检查，总司令看到有些地方用石灰画一个框框，里面并没有车子，我向他说明凡是框框的地方就是“缺装”，应该要配属多少弹药，也都放置在该地。战备检查之后，我就下令：台北受到两个师的空降部队占领，本师（装甲第一师）从湖口立即向台北出发，到某地点与卫戍师取得联系，由卫戍师指挥，先头部队归营，立即出发。所有缺装的部分留下，自然有留守部队看管。我一吹哨子之后，部队就开始行进，我与太平洋陆军总司令一起坐上他的直升机，一路看部队的行军纪律。我事前已经派遣一位军官，乘坐一辆吉普车，赶到某地点，等部队正式到达后，下令演习终止。我则与那位陆军总司令则搭乘直升机回台北，参加在台北举行的酒会。在酒会中，那位总司令说：“我在美军里，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子的部队。”而且那位总司令在离开装甲兵营部之前，还看过官兵的营房，每一位士兵所属的箱子，也都放在一个房间里面，每个房间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由留守单位将箱子送回每位官兵的家中。他看了之后说：“这是美国所没有的。”父亲本人也看过几次装甲兵的演习，他对装甲兵可以说是完全放心。只可惜三军没有如此展开，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军如果没有干部训练，而且平时又没有军官团、士官团的活动，不断地温故知新的话，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想要让军队变成一个活体，在制度上就要使每一个人能够主动下决心采取行动，不要事事等待上级核示，否则绝对动不起来。所以我们的教育标准，也就是父亲所说的：凡任指参者，必先习得高两个阶层的用兵修养。一个二等兵如果了解全排的任务，也了解自己在全排的位置，他就能主动配合全排的需要，否则他主动不起来，而且士兵之间也很难协调，所以一定要先知道整体，然后再做局部的工作。从前的观念是知道一点就要做很大的工作，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推展新的教育形态时，受到哥哥的阻难，因为他无法体会军以战斗为主的重要性。
军制学(5)
有形的战力之外，需要有无形的战力，才能使有形的战力变成行动、事实与结果，否则光有无形的战力，根本无法发挥作战能力。父亲是一个非常讲究思想论、方法论与工具论的人，而这些都是成之于人，所以他对急躁性的黄埔教育深感有所欠缺，虽然忠勇有余，但是毕竟训练时间不够。
（四）战备与战略修养
三军大学首先由美方引进C3IS,我把它改成我们的C3IS。美方所说的C3是指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而我加上去的C3则是Contact、Confirm、Combat，而IS则是Intelligence System。美方的C3，我们翻译成“指管通情”制度，其实是错误的，美方的I应该是Information ，而不是Intelligence，我把System翻译成体制，因为System可能是软体（制度），也可能是硬体（工具），就好比音响设备吧，一组好的音响设备，需要具备良好的唱片、唱针、唱头、传音、接收、真空管、滤音、喇叭，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品质不佳，全部的音质就不对了。由此可知System是一个组织、制度。
以高射炮为例，它是在同一个时间内用很快的速度将很多炮弹射出，在立体空间中间，在同一个时间有很多炮弹爆炸，任何目标只要在同一个时间经过那个立体空间，一定会碰到爆炸的炮弹。这是一种思想。另外还有一种思想是，一发炮弹打上去，如果离目标太远，炮管立刻做修正，使第二发炮弹更接近目标，如果还太远，就再做修正，到第四发时，即使没有直接命中，但是距离已经很接近，炮弹爆炸时，炮弹里的钢珠及炮弹本身的破片，就能够把空中的物体炸掉。瑞典的炮弹工厂发明了一种炮弹，口径为四十厘米，里面有很多钢珠，外面有炮弹破片，弹头还有一个引信。这个引信非常敏感，完全以电脑操作，能够将讯息立刻传回炮阵地。这一发炮弹比大量发射的炮弹造价贵很多，“国防部”向哥哥报告时，分别有这种四十厘米的炮弹以及瑞士制造的三五炮弹。为此“国防部”还做了一次演习。演习时总共有六门三五快炮齐发，快炮以天网雷达（sky guard）与电脑相连，演习结束时，他们向哥哥报告：三五快炮总共发射一百四十余发，命中飞靶有十几发，平均十发炮弹命中一发。哥哥不懂其中的道理，发射一百四十余发，命中十几发，并不是指每十发可以命中一发，在飞弹的术语中有所谓的“一个猎杀（one killing）”，虽然几率是十几发炮弹命中目标，但是并不能保证只发十几发炮弹就能够有一发命中目标，这并不是几率问题。因为一个立体空间有纵深、长度和宽度，只要飞机或飞弹进入这个立方体，一定会命中十几发，并不是只打十几发就会命中一发的意思。换句话说，十几发炮弹的命中就称谓“一个猎杀”。反过来说，四○炮弹经过修正后，只要发射四发炮弹就会命中目标。但是他们只跟哥哥说四○炮弹比三五炮弹贵很多，却没有说四○炮弹只要乘以四，三五炮弹却要乘以一百四十。这两种炮弹同样都完成“一个猎杀”，四○炮弹只需要四发，三五炮弹却要一百四十发，二者价钱的差别，行家一听就懂，一想就通，而且这两种是不同的制度，一种是逐渐修正，击中目标；一种是集中火力，让目标自行来撞击。三五快炮的钢珠量不够，如果要使钢珠量足够，每一颗钢珠的体积一定比原来的小，即使打中目标，也无法发挥作用，因为引擎与座舱都有很厚的钢板保护。他们都不跟哥哥说明这些理论，结果买了一大堆的三五快炮，注定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
